公平正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平正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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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治的本性，古罗马法学家塞尔苏斯有言：“法律乃公正善良之术。”自此以后，公平正义成为法律固有的属性。所谓“术”就是指一种技艺和工具，一方面，法律是一种实现公平正义的技艺，法谚云：“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所谓“艺术”，就体现了法律作为人们长时间智慧积累的结果，公平正义的实现也需要法律职业者不断提高自己的从业技术。另一方面，法律相对于公平正义而言具有工具价值，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重要手段。

公平正义是一切法律所追求的价值，是法律的精髓和灵魂。正义体现了某种秩序的内在要求，是构建普适性秩序的内在需要。换言之，法律作为行为规范，以调整社会关系为目的，必然以正义作为其基本价值。19世纪的《法国民法典》曾被称为是自然法的产物，反映了自然法的要求。波塔利斯指出，“实定法是永恒的正义的要求，一切立法者都不过是这种永恒正义的诠释者，否则一切法律都会具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他把法律作为自然道德法则中正义价值的一种体现。尽管现在我们对法律的最高价值究竟是什么，不同的学派仍然看法不一，但按照大多数人的看法，公平、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一方面，法律是公平之术。“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是非曲直，一准于法，法为评判是非曲直的准绳，其具有公平的特点，这就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也正体现为法律上相同情况相同处理，不同情况不同处理。只有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够在此基础上真正实现民主法治。可见，法律作为公平之术也是民主法治原则的当然要求。另一方面，法律也是正义之术。其在立法和司法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这就是说，在立法上要体现分配正义的要求，立法要本着公平的原则来配置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在司法上要体现正义的要求，当立法上的分配正义在现实生活中受到阻碍时，就需要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进行矫正。

“法律是公平正义之术”的说法，在今天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首先，既然公平是法律的最高目的，那么，立法中要以公平正义作为其追求目标，并据此配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立法为民就应当以立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正义是一切规则存在的正当性基础。我曾经参与了一些重要民事法律的制定，深感在立法中贯彻公平正义价值的重要意义。例如，《合同法》的重要目的是保障合同严守，而遵守合同就是交互正义的当然要求。《物权法》要全面保障物权，而按照洛克的看法，在没有财产权的地方，也就没有社会的正义。所以保障物权也就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应有之义。《侵权责任法》确立了不得损害他人，造成损害应予赔偿，这些都是千百年来流传的正义法则。《侵权责任法》强化对无辜的受害人提供充分的救济，并制裁不法行为人，这也是矫正正义的必然要求。现代民法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精神，强化对弱者的保护，其实也是实质正义的成分体现。所以，检验法律的规则究竟是“善法还是恶法”，说到底就是要判断其是否可以体现正义的价值。公平正义不仅在所有的价值中处于最高的位阶，而且，如果缺乏正义价值，相关的制度和规则就不可能在冲突利益之间作出合理的选择。因为在法律中可能存在多种价值，各种价值也可能相互冲突，但是，价值的位阶性就可以妥当地解决此种冲突。所以，公平正义价值能够指导立法中法典价值体系的统一性。

其次，公平正义价值也是司法活动的最高指导。在纠纷的解决方面，正义也是一项重要的原则。过去我国法院裁判中一直主张公平效率是司法的永恒价值。我认为，公平和效率价值存在一定的主次关系，公平是司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司法活动追求的目标，不能单纯为了追求效率而牺牲公平。不能以效率价值取代公平正义或者将其置于公平正义价值之上。正义是平衡各方利益、解决社会矛盾的基础。所谓司法为民，其实最根本的就是要维护司法公正，使得人民群众在每一个个案中真正感受到正义，而绝不能让不公正的司法审判伤害人民群众对正义的感受。“无私谓之公，无偏谓之正。”这就要求司法审判人员应当在司法裁判中做到公正司法，应当对各方当事人一视同仁，不得枉法裁判。平衡相互冲突的利益和矛盾必须考虑是否符合公平正义，这些都是司法裁判的当然任务。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永远是法治的价值和基本理念。只有秉持公平正义的理念，在立法中公平解决各种利益的冲突，合理分配各项权利，在司法过程中保护各项权利并妥善解决各项权利之间的冲突，才能将依法治国战略部署落到实处。（责任编辑/吴文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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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公平正义理念的丰富内涵，对于政法机关和广大政法干警而言，树立公平正义理念，必须准确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合法合理。公平正义的首要内容便是确保一切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法律是根据民主程序制定的，充分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本身就蕴含着公平正义的精神。政法机关严格执法，就是合乎了公平正义的形式要求。

同时，执法者还必须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一是权力行使应当符合法律赋予该项权利的目的。现实中，有的政法机关把法律赋予的行政处罚权作为创收渠道，为干警制定罚款指标；有的政法机关为保护本地利益争案件管辖权，等等。凡此种种，执法权力被用于法律规定之外的目的，这显然是，与公平正义相违背。二是案件与处理结果轻重幅度相当。对犯罪分子处罚的轻重应当与其所犯罪行轻重相当，罚当其罪，不能重罪轻罚，也不能轻罪重罚。行政处罚也是如此，畸轻畸重就违反了公平合理原则。三是同样情形同样处理。这一方面是法律自身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符合社会公众对公平合理的理解和期望，同时也有助于遏制执法权力的滥用、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律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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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平正义是“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以人为本”又称“人本主义”，要求一切社会治理活动应以人为中心来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全方位改造，以构建一种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良性社会秩序。“以人为本”强调尊重人的生命和价值，彰显人的主体地位，正如康德在哲学上得出的“人是目的”的结论：“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参见［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页）

中国自古就有类似的民本思想。早在商周时期便有“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思想；管子的“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业》），被认为是“以人为本”的词源；儒家的许多思想家也都有这种民本思想，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现代社会，“以人为本”要求每个作为主体的人应该被公平对待，尊严受到最基本的尊重，以有助于提升人的自由、价值、发展与人性的解放。“相同情况相同处理，不同情况不同对待”这样的形式平等是正义的要求，而增加“把人当目的”、“尊重他人为人”这样的实质要求（参见夏勇主编《法理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234页），才能真正确立公平正义的界限。对人的尊重集中体现在公平对待人的尊严价值，而对弱势群体的尊严的尊重是社会的底线正义，提升他们尊严的价值预期就是提升尊严在这个社会中的价值平均值与阈值。如农民工激情杀人已经不是少数个案，透过老板的欠账赖账等表象，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导致他们举刀杀人的直接动因其实是他们没有感受到作为人和作为劳动者所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尊重。

2. 公平正义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是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基石。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激化，是转型期中国的一个基本特点。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成员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征地拆迁、医患矛盾、环境污染、劳资纠纷、严重犯罪等问题不断凸显，使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总体来看，当前我国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其一，社会矛盾在局部地区激化，表现为某些极端社会冲突。某些原本是一般社会矛盾或普通案件最终却演变为非常极端的事件，如贵州的瓮安事件。其二，某些社会矛盾演化成对政府的仇恨，甚至是对公职人员的疯狂报复。这在杨佳袭警案中体现得极为清晰。其三，情绪有所升级，并外化为极端的行为。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近期发生的系列杀害学生、儿童案。

这些社会矛盾激化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显著的不满情绪。而公平正义是社会利益关系的一种平衡器，是缓解社会不满的解压阀，如何解决好社会不公问题，是实现转型期中国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当务之急。

3. 公平正义是政治、社会、经济层面顶层设计的指针。2014年3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公平正义的关键是社会制度的公平正义。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第一个正义原则是平等的自由原则，即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正义原则是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满足两个条件：（1）差别原则，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即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参见［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065页）。这些正义原则正是一个国家在制度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的基础。

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公民权利，包括个人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应受到公正的保障，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权利应作为一种优先规则。“平等的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将确保公民们自由而明智地凭借充分有效地实践其正义感，将正义原则应用到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社会政策之中。”（参见［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54页）这种对平等的自由的特别关注为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保障提供了理论依据。“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我国宪法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在这种正义观下，即使是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不能以社会整体之名任意剥夺他们的基本人权，酷刑和逼供更是应当被禁止。换言之，倘若公民的自由可以任意剥夺，基本人权可以以各种理由随意限制，那么公平正义也将荡然无存。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制度层面的正义问题。公正与效率的博弈贯穿于社会、经济各个层面。当下的中国，公平正义原则强调的是公正优先于效率，机会的公平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强调公平正义，便是要求社会、经济层面的机会均等优先于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正义的社会必须保证公民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市场机制和不平等分配。这便要求对弱势群体给予特别关注，“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反映了对弱势群体的偏重，表现出一种尽力通过倾斜或某种补偿使所有社会成员处于一种平等地位的愿景。最少受惠者作为社会弱势群体，亟需社会关心和帮助，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点。这在当下中国表现得尤为显著，如下岗工人、农民工、拆迁户等，他们往往对自身利益缺乏必要的保护能力，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容易在欠薪、拆迁等问题中因处于弱势而产生情绪，亟需制度层面的保障。可以说，社会良性治理的终极目标就在于实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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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在徐老师的辅导下，我认真地阅读了《让世界充满爱??同心共建和谐社会》这本书，我觉得里面的《尊重是公平正义的基石》最令人义愤填膺。

《尊重是公平正义的基石》讲了五个十六七岁的青年把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拖到山里一顿暴打将他拖到铁轨下然后逃离。最后，那位乞丐在送往医院的路程中丧命。

这时，我想起去年我在东北发生的与这件事截然相反两件事：有一次，我坐公交车，走到一半，有一个走路颤颤巍巍的老奶奶住着拐杖上来了，碰巧没有空座，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流露出焦急又无助的神情。我见了立刻起身，说：“老奶奶，到这里坐吧！”那个老奶奶先是一愣，又反应过来，颤巍巍的坐了下来，刚才的焦急又无助一扫而光，取缔它们的是满意和高兴……

还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乞丐倦缩在墙角睡午觉，与其说是睡午觉，不如叫作“偎灶猫”，连被子都蹬掉下来了。我赶紧走过去，把被子拉到他的身上，还嘱咐了几句：“以后睡觉盖好被，别冻着。”就匆匆的走了……

徐老师曾说过：“学会尊重人是做一个好学生的开始，而不会尊重人的学生不算学生。”所以，我们要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开始学会：“尊重是公平正义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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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诉工作中，只有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充分发挥审判监督的检察工作职能．加强对审判监督重要性的思想认识。有效创新不同的监督方式，大力强化审判监督的综合功效，才能够切实维护了刑事审判诉讼活动的公平正义。笔者结合“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执法为民的工作要点

公诉工作的重要职责是审判监督．执法为民的要点就是不断提高公诉案件的质量，实现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坚持做到一是既重实体监督，又重程序监督，既强调实体正义，又强调程序正义，确保实体、程序监督并重。二是既重抗诉监督，又重行为监督，通过抗诉纠正错误的判决裁定：同时加强对审判人员执法行为的监督，查办错误判决、裁定背后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纠正审判活动中的违法或不规范行为等。三是既重公诉监督，又重自诉监督，虽然刑事自诉案件较少，且属自然人的求刑行为。为无需侦查的特定轻微刑事案件，但目前自诉案件的审判监督几乎处于盲区状态，应当将其纳人刑事审判监督范畴，从而突破审判监督的瓶颈。强化抗诉监督手段

要努力突出“两个重点”。一是突出重点案件，把有罪判无罪。量刑畸轻畸重，法院改变罪名，法院裁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当事人涉法控告申诉尤其是多次上访的案件作为重点监督案件，必要时会同监所检察部门按检察一体化原则共同办案，对涉法案件按审判监督程序抗诉。体现抗诉监督的司法刚性。二是突出重点问题，将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轻刑化，罚金刑影响主刑．同罪不同罚等做为审判监督的重点问题。

落实三项机制。一是落实沟通协调机制，与人民法院在加强监督的同时更注重协作配合，坚持案件承办人针对个案，列席合议庭，主管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及时了解掌握审判动态，提供抗诉信息资源，充分表达检察机关的公诉主张，确保抗诉工作在监督与协作下顺畅开展。二是落实补强证据机制，在受案审查后，对影响定罪科刑的关键证据坚持查清查实，形成铁证，以其作为案件无论在任何诉讼环节都能办成铁案的基础。如果达不到这一诉讼标准，在退补重报环节严把受案关，以引导取证方式补足补强证据，为案件抗诉监督强化证据保障。三是落实抗诉说理机制。着重从案情证据、法律适用等方面向作出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当事人以及上级检察院、案件管辖党委、人大等领导，监督部门和社会群众阐述抗诉理由，尤其针对有被害人的量刑畸重的抗诉案件更注重从情与法的角度释法说理，做到以情、以理、以法服人抗诉，达到三个效果的统一。

三、增强非抗诉形式监督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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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保障　公平正义　医疗保险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目标纲要》中提出“初步形成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相结合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2005年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出，“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改善和增进国民的福利，维护了社会稳定。公平正义原则与社会保障制度有着天然的联系，其理念、制度规则及实施机制都与公平正义的精神密不可分。

一、社会正义及公平理论

罗尔斯对公平正义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提出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为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为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异原则相结合，这两个正义原则是在“无知之幕”的假定下得出的，并非具体针对某种制度或某种现实社会条件。“无知之幕”假设在原初状态，每个选择主体都不知道其他方的具体个别情况，为了避免自己选择到最坏结果而提供部分现有利益给最少受惠者，所有人只有通过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利益的方式才能够获得比其他人更好的生活，“社会契约”因此而达成。(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1988)罗尔斯成功的假定了一个场景，诱使其他人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利用人自私自利的本性激发了人们提高弱势群体生活状况的动机，维护了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三个方面的内容。(曹庆庆，2009)起点公平最普通的例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因身份、地位、金钱等因素的影响而享受不同的待遇。机会公平也称为过程公平，如果所有受到影响的公民在决定形成过程中有真正说话的机会，那么该程序就是公平的(乔治‘弗雷德里克森著，张成福，刘霞，张璋，孟庆存等译，2003)。结果公平则更加关注产生的结果，通过最终获得的奖励和报酬来体现付出的劳动和努力。

二、社会保障制度中体现的公平与正义

制度一般包括理念、规则和实施机制，理念阐述了制度的制定初衷和整个体系中贯穿的原则，规则将理念具体化，成为可以遵循操作的规范体系，实施机制则是将理念和规则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制度的一种，也由理念、规则和实施机制构成。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最为基础的部分，起到社会保障的主干作用，而医疗保险作为关系到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状况的重要保障力量，在社会保险各个分支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医疗保险中体现的公平正义，将是社会保障中体现公平正义的一个缩影，代表了社会保障中的公平正义。

1.社会保障理念中的公平正义之争

社会保障理念是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宗旨和价值，它主要回答“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保障”的问题，理念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灵魂。(崔凤，2005)社会保障理念实际上是建立社会保障要达到的目标和价值。社会保障制度以公平的社会财富为手段，以正义的社会行为为目标，以保护社会成员的权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张科，2009)社会保障制度调节了收入之间的差距，为生活在底层的弱势群体提供了生活保障，平衡了人们之间的福利需求，减缓了社会的不平等。

作为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一种重要途径，社会保障天然地追求公平，从单纯的平均主义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公平、正义、共享价值理念的倡导，充分体现了社会保障价值理念的理性回归。(刘振杰，2010)表面上看来，社会保障将某些人的财富进行了转移，依靠劳动和智慧所的的财富被剥夺，从而使遭受贫困、疾病、失业、灾害等困难的人得到救助，是不符合市场分配体制中的“多劳多得”和“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水平较好的人没有义务和责任为其他人提供帮助，即使是进行帮助也只是出于道德认识。表面上看来社会保障进行财富的转移是违背公平正义的。

实际上，首先，社会保障所进行的二次分配没有对原来的分配秩序起到重大的影响，只是在不影响其生活总体质量下的进行小小的调整，维持底层社会群体的最根本的生活需要，没有实现社会财富整体的不公平倒置。其次，按照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一定的财富对于需要的人来说效用是很大的，但对于生活充裕的富人来说只能带来很少的效用，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带来了社会总体效益的提升。第三，社会保障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同时，也提高了经济效率。社会公平的实现利于社会的稳定，而稳定的社会将会为市场提供良好的社会秩序，为经济效率的追求塑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从而使社会的人有条件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2.社会保障规则中的公平正义之争

社会保障制度规则是指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总和，是社会保障理念的体现，它主要回答“社会保障是什么样”的问题。(崔凤，2005)社会保障制度规则将社会保障理念具体化，以更具可操作性的方式，体现了理念中的公平正义。社会保障规则中的某些规定存在着一定的公平正义之争。

就医疗保险来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有着社会保险的强制性特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作为针对农民的医疗保障，本着自愿参加的原则，更大程度上属于互助共济。诺奇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提出正义意味着权利，而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引起人们的思考：医疗保险的强制性是否侵犯了个人权利，违背部分保险对象的意愿而强迫其放弃不参保的权利，也就是说，强制性原则是否非正义。

社会保险作为保险的一种，存在着“大数法则定律”，即在一定人群中患病的概率是一定的，参保人数的基数越高，制度运行的风险就越小，医疗保障功能就越强。医疗的供方和需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如果不实行强制原则，患病风险大的人更倾向于参保，而身体健康程度高、患病风险小的人则会拒绝参加，从而增加了医疗保险运行的风险性。自愿性容易导致部分保障对象在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时候拒绝履行保障义务，而在年老多病的时候享受社会保障带来的福利，这对于一直履行保障义务的人是不公平的。强制性的原则表面上看违背了个人对于接受保障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利，实际上是更大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在自己身体水平好的时候帮助患病的人减轻的负担，当自己患病的时候才有条件得到其他人的帮助。当将患病的概率乘以众多的人群基数时，整体的患病可能性将呈现稳定的状态，人的健康水平存在一定的周期性，不可能一直履行保障义务而享受不到被保障的好处。因此，医疗保险的强制性将潜在的风险和未来的成本进行分摊，使长短期的利益进行平衡分配，在更长远的时间范围内和更宽广的覆盖范围内实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3.社会保障实施机制中的公平正义之争

社会保障实施机制是社会保障制度发挥功能作用的过程，是将社会保障制度变为实践活动的过程。(崔凤，2005)实施机制将理念和规则转化为实际行动，实施机制的效果决定了社会保障初始目标能否实现。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如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基本上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在政府的主导作用下社区、企业、市场等不同程度的参与。社会保障实施过程中政府起到绝对的领导作用，不仅推动着社会保障的发展方向，也决定了其他主体的参与程度及参与形式。随着市场经济的优势不断体现，政府为主导甚至政府全权操控的形式是否能体现社会公平，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成为争议的话题，也就是说，采取政府主导的形式是否符合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要求。

就医疗保险来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明确指出“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2010年10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十四条、二十五条提出“国家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国家建立和完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体现了政府的组织、引导、支持责任等。

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实施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主要体现为三个优势：(1)政府在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长期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具有非营利性的特点，由其作为社会公益的代言人，有着天然的正义本质，政府在社会保障中承担主要的责任，防止社会保障向营利性和投机性方向转变，保持社会保障政策的稳定性；(2)私人市场的逐利性本质，不符合社会保障长期性的特征。社会保障的周期长，如养老保险要缴费几十年后才能享受到养老待遇，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制度规划是难以起到保障的作用的。私人市场与政府相比，难以保证长期的稳定性，虽然在处理一定事务时有很高的效率，但是完全由市场主导容易使社会保障这一公益事业成为营利的工具。而且私人市场的实力较为薄弱，一旦出现基金监管和运行风险，或者入不敷出，则容易推脱责任，使社会保障事业中断；(3)我国NGO、NPO组织及社区的发展现状难以承担起社会保障的任务。国外如泰国即实行社区范围内的医疗保险，以社区为筹资单位，通过群众集资建立医疗基金，从而支付社区内部的医疗、保健等服务。在我国，NGO、NPO的力量较为薄弱，影响范围也较小，政府对其也存在着不信任感，而社区作为主导力量的话统筹范围又过小，筹集的资金和覆盖的人群限制了抗击大病风险的能力。所以，政府可以充分调动市场、社区等的力量，发挥其在某些方面特有的优势，但是，政府的主导作用有利于控制社会保障的运行方向，具有更强的合理性。

三、社会保障制度中公平正义的欠缺及改进措施

社会保障制度是以保障社会公民的基本生活为目的的，但是任何制度的运行都会有违背制度设计初衷的行为出现，社会保障制度运行中公平正义的欠缺主要体现在制度实施方面，具体体现为保障范围、保障待遇、保障管理机制等方面，值得采取更为科学的方式进行阻止和修正。

1.社会保障范围内的公平正义缺失及改进

社会保障范围内的公平正义既包括覆盖范围的公平正义，也包括对保障对象的界定。就覆盖范围来讲，“应保不保”的问题影响了保障对象的公平性。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变迁，出现了更多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这是在原有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内所没有涉及的。如原有的医疗保险划分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三个保障体系相对独立，却没有包含日益增多的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以及在农村谋生的城市人，通过户籍制度的区分使得部分人成为社会保障范围的漏洞，对于没法参与任何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分支的人是不公平的。这就需要在修订相应制度政策的时候考虑到保障衔接，克服传统判定方法的局限性，体现覆盖范围的公平。

就保障对象的界定来讲，“不应保而保”的问题浪费了社会保障资源，影响了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公平。社会保障的公平正义要求对待所有符合条件的社会保障对象不论其身份、地位、历史背景等其他限制条件，只要符合社会保障范围的规定即可享受社会保障待遇。但是目前由于社会保障的运行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有些人通过伪造证明、瞒报、虚报等方式骗取社会保障待遇，而实际的实施过程却难以有效的甄别出来。对于“不应保而保”现象，如果能够制定科学的预防机制是可以进行规制的，如大连市采取“社区公共服务社”的方式，集中使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劳动能力的人群参与到社会服务中，从而将有隐形收入和隐性就业者甄别出来，起到很好的效果。这给社会保障中其他方面的监督与规制提供了借鉴意义，借助制度的约束及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提高违反规定的“机会成本”，维护社会保障的公平。

2.社会保障待遇的公平正义缺失及改进

社会保障为国民提供的待遇不应因社会成员的不同行业、职业、地域而有所偏颇。然而，实际的社会保障待遇存在着多种差距，城乡差距表现的最为明显，同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享受到的待遇也不尽相同。表1中表示了山东省青岛市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不同待遇。

由表可以推算出，如果一个农民和城镇居民因病住院同时花费了2万元，参合农民获得的补偿将是9325元，城镇居民获得的补偿将是13250元，且在任何一个住院花费的层次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都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高15％～20％的报销比例。虽然参合农民比城镇居民缴纳少一些的参保筹资额，但是患病的概率是类似的甚至更高，患大病也需要到更高层次的医院中进行治疗，报销比例的差距对于低收入的农民来说是更大的负担和不公平。当然，长期的城乡二元制对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消除社会保障待遇的不公平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且实现城乡间待遇的均等化不仅不可能，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不公平。但是，正是需要一种公平意识作为指导，才能够逐步缩减这个差距，缓解农民一直付出而生活困苦的局面，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3.社会保障实施中的管理机制的公平正义缺失及改进

提高社会保障管理效率，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是维护社会保障实施中社会公平的最大保证。目前有的政府作为唯一的参与主体，参与到社会保障的管理中，存在着专业化不够、人浮于事，财政投入难以保证等效率低下的现象。政府的主导作用不代表政府作为参与主体的一元性，可以通过发挥市场、社区、NPO、NGO等的作用，既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提高社会保障的效率，又通过引入各方面的监督，促使整个管理机制更加透明和高效。

多元主体引入社会保障的管理体系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新乡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引入商业保险后，财政供养人员从519人减少到56人，管理费用从每年1000万减少到300万元。(李华，杨中浩2009)通过将多元主体引入社会保障的管理机制中，提高了管理效率，提供更高效率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体现政府执政为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好方式。

四、结语

社会保障作为保障国民基本生活的制度或社会政策，能够增进社会福利，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增长。在建立“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只有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用公平正义的精神指导行政行为及政策法规，才能够将社会保障更加切合人民所需，为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提供利益维护机制，为社会成员提供福利机制，为全体公民提供稳定的后方保障。提升公平意识，强化正义理念，切实为全体公民提供合适的保障体系将是社会保障工作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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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科，论公平正义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J]，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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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乐空间》的时间背景设为2145年。当人类科技高度发达，在外星球生活已成为现实后，有钱人已全部移居至位于外太空的名为“极乐空间”的斯坦福圆环中。这些居住在太空的少部分人类，享有顶级的医疗条件，他们不用工作也不会生病。相比之下，地球却成了一座巨大的贫民窟。无权无势的穷人们被遗留在这里，没有人权的他们不仅受到机器人的严格管理，还从事着危险而繁重的工作，每天在水深火热中苟延残喘。影片主角麦克斯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从小便希望移民到“极乐空间”去。然而随着不可移民法案的颁布，他的梦想被彻底粉碎。

一次意外，使麦克斯受到严重的辐射，在没有任何医疗设施的地球他只能等死。不愿坐以待毙的麦克斯决定铤而走险，与当地武装分子合作，准备向“极乐空间”进发。由于虚弱的麦克斯已很难移动身体，因此他不得不接受身体改造，将自己变成了一名生化战士。经过精心策划，麦克斯决定绑架他的上司卡莱尔，并利用其身份信息通过“极乐空间”的大门。卡莱尔每周会乘坐其专属的无人驾驶飞机往返地球与“极乐空间”。这架飞机外形犀利，像跑车一样，机头还印有著名汽车品牌布加迪的标志。该机采用后置矢量发动机，可垂直起降，并能进行超声速飞行。

在卡莱尔有一次离开地球前往“极乐空间”时，麦克斯和武装分子首领斯派德准备劫持他。然而在绑架过程中，卡莱尔不幸中弹身亡。得知消息的“极乐空间”总帅德拉库特派出了拥有重型武器、装甲和无人机的军用运输机前来支援。一番交战后，麦克斯一行人侥幸逃脱。于是德拉库特放出数架无人机，在贫民区空中进行24小时不间断搜寻。这种圆盘形无人机采用四旋翼结构，体积小巧，内置高清摄像头，可清晰地R别出目标。在严密的监视下，麦克斯终于被发现了。无人机将视频实时回传给后方部队。随即，士兵们被派遣过来对麦克斯实施抓捕。经过激烈的战斗，麦克斯虽侥幸躲过一劫，但也意识到自己的时间所剩无几，必须马上前往“极乐空间”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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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知识产权法是调整知识产权人和知识产品使用者、传播者以及公众之间的规范的总称。知识产权法在对知识产品的确权、知识产品利益分配、权利的行使和限制等方面体现了公平正义价值取向。在知识产权实践中，公平正义价值取向也具有重要意义。

“价值”，一般是指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和的效用。根据马克思关于价值的观点，“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①] “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②] 马克思关于价值的一般定义对于理解法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法律制度与人存在一定的价值关系，法的价值便是人与法律之间的一种需要与满足的特定关系。法的价值有多方面，其中公平和正义价值是其重要方面。有学者指出：“对于任何法律制度而言，规则正义都是首要的或根本性的，离开了规则正义或制度正义，就不可能最大地实现社会正义。”[③] “法律条文不是孤立制定的，是立法者对社会上各种现存的利益加以综合平衡的结果，其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社会整体对公平和正义的理解。”[④]知识产权法也不例外，以条文形式体现的知识产权专门法律都体现了对公平与正义价值的追求。本文将对知识产权法蕴涵的公平正义价值作出初步探讨。

一、体现于从事智力创造自由的知识产权法公平正义精神

知识产权法的社会效用和目标是基于个人自由。从事创作、发明等智力创造或者说知识创造活动是宪法规定的一种公民的自由权利。这种权利和自由在知识产权法中得到了充分保障。具体体现为，在知识产权的专门法律中确立知识创造者在知识产权法中的合法地位。任何人只要进行了知识产权意义上的知识创造活动，都可以依照知识产权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取得相应的知识产权。也就是说，在通过知识创造取得知识产权这一点上，知识产权法对任何人给予了均等机会。

以著作权法为例，创作在著作权法中具有关键意义，但它是一种事实行为。创作既是产生作品的前提，也是确定作者身份的依据。在现实中，能够成为作者的范围十分广泛——无论是完全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人，只要创作了作品，均可成为作者。这种广泛性也是基于作品的范围十分广泛，众多作品涉及作者的范围也是很广泛的。在这里作者取得著作权法中作者身份的法律地位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独创性劳动的结果。不过，并不是任何人能够成为著作权法中的作者，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者是有条件限制的。例如，有关当事人应当具有创作能力，即掌握一定的文学、或知识并具备把这种知识以一定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力与技巧。如果没有创作能力，就谈不上作品和相应的著作权的产生。在专利领域也存在类似情况。

二、确保公平、合理分享社会知识财富的知识产权法公平正义精神

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平和正义，意味着知识产权法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对等以及权利义务的分配符合正义原则，并且意味着公平、合理分享社会知识财富。在公平与正义的范围内，可以使多元化的知识产权利益的结构实现有序化。知识产权法在各种利益之间特别是知识产权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求得平衡，需要引入公平和正义原则，以公平正义确定知识产权法中各种利益的归属，使利益主体各得其所，也就是使利益的分配实现各方都能够接受的程度。

（一）知识产权法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对等以达到知识财富的公平和合理分享

我们看到，知识产权法中存在不同的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这些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在知识产权法中是通过具体设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而得以实现的。知识产权法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既可以包含知识产权人的权利义务、知识产品使用者的权利义务，也可包括知识产权人与知识产品使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知识产权法中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对等确认，主要还是通过知识产权人的权利义务与知识产品使用者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对等来确定的。

从知识产权制度的宗旨出发，一方面，知识产权法是鼓励知识创新和促进知识扩散的重要法律制度，它授予专利权人、著作权人等知识产权人以专有权，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的主体和保护范围有不断扩大趋势，这是在新的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所必须考虑的。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在知识产权法中也存在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知识产权诸制度中，使用者都能通过该法律制度享有一定的权益。如果使用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也将无法得到保障，因为任何知识产权人在一个环境下是所有人，在另一个环境下则是使用者。知识创造离不开对他人已有成果的利用。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制度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在著作权人和使用者之间进行作品权益分享的制度。在不同的知识产权制度中，各种利益主体的地位都是独立的，他们根据知识产权的专门法律分别享有独占使用、授权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强制许可使用、合理使用等利益。从社会知识财富利用的角度来说，知识产权制度的很多设计就是为了确认、保障和促进知识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实现社会分配正义。

可以说，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资源社会分配正义的实现，是通过设定知识产权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来实现的，即通过确定知识产权人和其他主体的权利义务以分配立法者所追求的正义。在设定权利和义务方面，实现知识产权人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指导原则。利益平衡既反映了知识产权立法的政策目标，也是激励创新，促进知识的生产、扩散和使用的重要保障。美国《宪法》的知识产权条款[⑤] 就反映了这一思想。该条款提出了一个很明确的政策目标，即限制垄断权的惟一的目标是为了促进革新的进步。在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ity Studios 案[⑥] 中，法官斯特温斯指出：美国国会授予的垄断特权既不是无限的也不是主要地提供一个特殊利益。相反，授予有限的权利只是一个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实现了重要的公共目的。它旨在激励作者和发明者的创造性活动，手段是提供一个特定的报偿，且允许在有限的专有控制权届满后公众能够接近他们的天才产品。这一宪法政策目标通常被描述为在授予知识产权人和公众的权利之间的一个精妙平衡。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是实现和确保正义的手段。知识产权法通过平衡知识产权人和知识产权法中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分配正义。

知识产权法中权利配置和权利义务关系的设定，本质上是一种对知识资源的合理配置，反映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利益平衡思想。知识产权制度以权利义务的形式确立知识财产的分配模式、原则以及具体内容，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之上增进消费者福利和促进社会进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权利和义务所进行的分配就是实现对知识资源以及社会利益进行权威的、公正的分配，这种分配实质所体现的就是对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进行平衡和协调。”[⑦] 如果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通过协调知识独占和知识共享的冲突，实现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或者至少使两者趋向于平衡或者使两者利益平衡状况得到改善，那么从确保公平、合理分配和分享知识财富目的的角度看，知识产权法就实现了公平正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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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公平正义又是现代社会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一个社会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的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基本特征。和谐社会是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上，经济法与和谐社会找到了契合点，以公平正义为最高价值的经济法应当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理论支持和制度保障。

一、经济法保证经济公平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基础和前提

和谐社会应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均衡和协调的社会。利益上的差异和矛盾总是不可避免的，要使这种差异和矛盾不会导致社会冲突，就需要从资源占有和分配机制上加以调整，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强势群体的利益。具体地讲，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论是基于人类完全理性假设而主张国家对经济施行全面干预的传统经济法，还是基于人类有限理性假设而对主张国家经济实施适度干预的现代经济法。经济法在本质上乃是以公法介入私法；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结果。当中国经济法而从传统经济法向现代化经济法嬗变的时刻，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相对平衡无疑是其主旨与精髓。这种相对平衡至少要包括如下内容：

首先是竞争公平。竞争是效益之源，竞争是效益之母。正是由于竞争机制的良好运行，市场经济才能得以有序运行，并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使社会效益目标得以实现，要保证竞争机制的运行，就必须保证竞争公平，要解决好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应着重解决两个公平。其一机会公平，大家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样才能调动竞争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从而使利益驱动机制得以运行。其二规则公平，保证所有的运动员都遵守同样比赛规则。

其次是合理差别待遇。竞争机会的公平，并不必然导致结果的公平，这就需要伸出国家之手，施行合理的差别待遇制度，对失衡的利益予以矫正，从而恢复不同主体间特别是个体与国家、与社会利益的协调。在经济法领域，实行差别待遇原则，又分为宏观调整与微观调整。在宏观方面，又分为不同经济成份之间利益平衡与不同地区之间利益平衡。在微观方面，国家应制订相关法律和程序，通过各种途径保障低收入者的收入，为社会福利的实现筹集资金。

最后是分配公平。它是指对资源成果的分享公平，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将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分配给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问题。”分配公平的法律制度与措施应遵循经济法的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三者彼此联系，不可分离，责是基础，利是目标，权责相当，责利相谐，不能畸轻畸重，只有遵循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才能保障分配公平目标的实现。关于分配标准的选择，应根据我国现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将按劳分配作为最主要的分配标准，以按需分配和按资分配作为补充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分配公平内涵的实现。

二、经济法追求社会利益本位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价值支撑

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基础是社会利益的存在和被尊重。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无可厚非，但如果片面强调这一点，漠视社会整体利益，那么不仅对社会整体，即使是对个人而言也是极其有害的。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经济法是“社会本位”的法，这是经济法各种理论的共识。“社会本位”可以理解为社会整体利益至上。这一利益本位立场是生产社会化和法思想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的必然结果。在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对社会经济的调节主要依赖价值规律这只“无形之手”，市场主体遵循价值规律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保护平等市场主体的权利和利益，促使市场调节充分发挥作用。与此相适应，法思想也遵循个人本位。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垄断的形成，大量无序竞争扭曲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影响到经济的整体运行经济不时出现大起大落，形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市场调节所固有的缺陷日益显露。人们呼吁国家伸出“有形之手”干预经济生活，以保证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和稳定发展。同时，民法的契约自由、私权绝对原则导致个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激烈冲突这就促使法思想开始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在这种背景下孕育和诞生的经济法“为了填补市民法所剩留的空白状态”，“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国家站在全社会的高度，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出发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社会利益本位立场。”它把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自身延展到整个社会，“它的任务是既要对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的自由竞争状态进行调控，实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又要对具有扩张性、官僚性的政府经济行为进行控制防止因权力过度膨胀或权力至上而损害市场主体的利益，妨害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立场可以在各部门经济法中得到验证。首先是竞争法。竞争必然引发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这是由竞争的消极功能决定的。在自由市场经济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竞争的副作用难以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民法能充分维护市场主体的竞争权利。但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和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不正当竞争和垄断因其破坏公平竞争秩序、阻碍科技进步、损害消费者利益而越来越与社会整体利益相冲突。竞争法便应运而生。称为“经济宪法”的竞争法试图通过对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的规制，维护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竞争法追求的是维护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整个竞争秩序，而不是单个市场主体的竞争权利。其次是宏观调控法。市场对经济的调节具有被动性、滞后性的特点，是一种事后调节。这种事后调节导致信息不畅、供求失调、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为维护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和良性发展，克服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国家便开始运用一定的经济政策和手段引导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这就是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规制国家宏观调控行为的宏观调控法也只能是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最后是国家投资经营法。由于市场主体的唯利性，在任何时候市场经济中总存在着一些一般市场主体不愿或不能进入的领域，如公共设施的营建、社会公益事业和涉及国防安全和社会治安等，是法律予以禁止或限制随意进入的领域，而这些领域于社会公共利益而言又是必不可少的，国家便直接以投资者身份参与这些领域的经营活动。国家投资经营，其主要目的不是盈利，而是为了调节社会经济总体结构、维护社会公益。因此，国家投资经营法也只能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

三、经济法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权力（利）边界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制度保证

“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离开国家的经济职能和调节经济的法律，社会经济就会立即陷于崩溃”，这是当今时代的政治经济背景。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因为，如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能得到很好的处理，权力（利）边界没有合理划分，不仅市场的效率会遭受损失，更为严重的是，权力介入市场经济运行会直接导致社会不公平出现，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导致社会不和谐。

实际上，政府对经济活动介入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利益所驱动。而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权力（利）边界问题，传统的强调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私人自治的民商法无能为力。如何控制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就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经济法已经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已经在建立政府与市场的制度性关系上取得了成效。经济法可以详细而具体地规定政府部门在具体经济活动中的权力（利），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所要承担的责任，还可以规定政府要从职能型政府向提供生产信息、提供有公信力的认证、提供培训等服务型政府转换，这些都显示了经济法在“干预政府”方面的有益探索。即如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谐的腐败问题，其根本的一个源头即是权力可以轻易地进入市场，可以随便地对市场进行干预。对于腐败现象，除了体制内外加强监督制度建设和执行力度之外，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能够“制度化”地界定和划分，才能大大减少权力在市场上的“寻租”行为，减少腐败，从而保障社会真正的和谐。

经济法产生于纠正市场和政府失灵，这决定了经济法在其产生过程中，不仅有国家（政府）的作用，而且存在各种利益团体的参与，存在着在程序和机制上的社会性倾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部经济法的产生，不仅要遵循传统的立法机制，而且要充分地吸收社会各方面意见，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经过程序上充分的调研和公开的听证，以使包括政府各部门在内的利益能够充分表达和充分整合、协调。经济法为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其运行及宗旨实现过程中，不仅有国家的政策号召，有政府部门的组织实现机制，而且需要广大的社会中介机构，乃至社会团体的参与。例如高校、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等参与其中。这种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的配合与协调，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实施机制，以及政府部门实行的“问责制”，使得经济法作为一个国民经济运行层面上的“外在制度”法，从产生机制及运行和实施机制上都具备了解决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的品格。

参考文献:

[1](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53页

[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54页

[3](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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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从服务型政府到公共治理，政府的服务范围越来越宽泛，介入的社会事务越来越多，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同公民的需求和愿望有很大差距，作为利维坦的怪兽是不得不必须的罪恶，但随着民主进程的加快，传统的粗暴、强制性命令手段已不适应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进程，根据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制度延续，学者王绍光把政策议程的设置归为“关门模式、内参模式、上书模式、动员模式、借力模式、外压模式”。随着利益分化的加剧，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来，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日渐式微，内参模式成为常态，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耳闻，外压模式出现频繁。单一行政命令的动员型管理正转向多元化回应型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履行的职能越来越多，虽然有制度和技术层面的支撑，但“市场失灵”下的政府干预同样会陷入“政府失灵’的怪圈。作为理性治理方法的公共政策担负着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任，因此，公平、公正就是政策评估绕不过去的“卡夫丁”峡谷。和谐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利益表达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环节，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有助于公共政策问题的认定和保证政策的利益取向，也是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探究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利益表达所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才能保证公众利益诉求得以广泛表达，确保公共政策公平公正。权威专家俞吾金教授提出，公平正义是当代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还缺乏作为现代公平正义价值观念的支援意识的文化土壤。就分配正义而言，孔孟儒家主张政治的目的在于实现和保障民众的私利，公家之利则用于维持国家的运转及养老、救济、赈灾等社会福利，这些观念转化为历史上的土地、赋税、农商、教育、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就政治哲学而言，孔孟从“天”、“正名”和“民本论证政治合法性的根据，其中蕴含有公共责任意识和民权意识的萌芽。”因此，程序正义是前提，效果最优是目标。公共政策程序正义是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价与终止的过程中，依照宪法与行政法规的要求，按照法定的顺序、方式与步骤作出政策选择的行动。其内在价值在于确保政策选择不偏离公共性的方向，以及国家公共权力在决策过程中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社会秩序的自觉合理建构。

二、公共政策评估的方法演进

西方政策评估研究自19世纪末开始至现在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策效果评估阶段，自19世纪末到二战前夕，主要关注点是政策实施的效率与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第二阶段是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初，关注点是评估结果的价值和实用性分析；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关注点是政策价值取向，即政策所体现的社会公平、公正问题；第四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关注点是政策评估过程中的多方需求，多元互动，综合了对政策效率、政策公正性的共同关注。美国学者豪斯曾将西方政策评估方法划分为八类；近代以来，弗里曼和瓦斯康塞洛斯等人提出，评估的目标是为了增进社会福祉，促进社会公正、意识形态，特别是民主的发展，于是，他们提出了批判社会理论评估，执行过程中采取价值坚持和价值批判的立场，并拥护政治民主理念，与此同时，在社会价值观方面与利益相关者批判性地衔接，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评估，如响应式评估、参与式评估、民主审议评估等。我国对公共政策科学性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陈振明认为,公共政策评估方法主要有前后对比法、实验和准实验模型法、影子控制法等。徐家良认为,公共政策评估可以从定量分析方法、定性分析方法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三个方面去进行。公共政策评估除了项目验证等技术性的分析之外，还应从组织情景、组织理念、问题情景、社会目标、社会基本价值理念等方面对公共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价，强调复述、分析、批判、再复述、再分析等不断的辩证评价。

三、改进和提升评估的措施与手段

1956年，政策科学家拉斯韦尔把政策过程研究分解为情报、提议、规定、合法化、应用、终止和评估七个阶段，这种根据政策过程划分不同阶段的理论被称为阶段论或阶段模型。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又出现了制度性的理性选择理论、间断—平衡框架、政策评估框架、倡导联盟框架、大规模比较研究方法的因果漏斗框架和多源流分析框架等。保罗·萨巴蒂尔（Sabatier，PaulA）与汉克·C·简金斯·史密斯（Jenkins—SmithHankC）提出的倡导联盟框架较好地分析了导致政策变迁的演化路径，关注政策子系统中基于不同信念而结成的倡导联盟，同时注意联盟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政策子系统外部要素与环境相互作用而备受学界关注；此外，约翰、金登在1984年出版的《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出的多源流分析模型也非常适应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股溪流的并行与交汇，以焦点事件的触发机制为时机，用调查实验和定性分析，让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评估过程中，用多元的方法全面感知与把握政策效果，查找政策漏洞，修正与改善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转变政策制定和评估理念。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评估过程的个人、团体或组织。政策制定时要考虑到不同的支持联盟与焦点问题，要体现统治阶层的意志和公民的利益诉求，要及时地感知和搜素问题流，用科学的判断前瞻性的眼光来解决社会问题。例如，可以设立专门评估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各利益集团的代表所组成，委员会的成员并不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也不作为评估主体或客体出现，它的作用在于整个过程的具体工作上，避免人为因素导致评估结果丢失或瞒报。其次，完善制度，形成多方参与评估长效机制，强化评估组织的作用。对于政策的评估，要以法律形式确保其能够长效保持。不是一个偶然的公民或社团组织参与，也不是一个象征性的意见调查。而是作为一个考核政府的指标实实在在的把公平评估结果放入到社会管理实践中。目前，公共政策评估缺乏科学认识和认真态度，评估的工作方法与方式主要是以政府为主，评估成本意识不强，评估积极主动性孱弱，往往是花费大量时间金钱，评估结果多倾向与有利于政府自身的方向，造成评估结果的可信度下降。政策评估要达到更为科学、合理的程度，就要在政策评估的某些环节上，让普通的、非利益集团操控的人参与评估活动之中，即可称之为政策评估中的公民参与。⑨因此，要注重介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第三方中介组织，由官员、专家、学者、政策受益对象共同组成评估组织，通过权威性和广泛性的联盟，避免内耗造成能量场的散失，凝聚力与感召力不强的局面出现，用政治流和政策流的适时交汇来打开“机会之窗”，政策制定、实施、修正、终结各个阶段都进行跟进式评估，及时纠偏，努力提升政策评估的效用。再次，评估指标与方法要切合中国国情。制度生长的土壤具有共性和个性。西方的评估标准与技术是在后工业化时期和信息化时代基础上产生的，目前我国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在工业化向信息化跃进的阶段，用过高的评估标准和过于现代化的评估技术手段会不适应我国现代化的实际，所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政策评估指标体系，比如GDP的绩效增长与环境保护措施的同步进行，收入差距的缩小与人民幸福感指数的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产品提供的完善程度，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进程度等等，都必须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复次，评估信息化和常态化。目前的政策评估多是在实践中遇到了阻力和问题才进行听证、论证，没有建立信息库与常态化评估模式。应利用大数据时代信息化的优势，广泛搜寻与政策内容相关的关注信息，进行动态测评与数据采集，适时分析舆论倾向，少用价值判断引导，多用事实证据论证，用数据和事实验证，用丰富的信息资料内容来让政策对象理解政策，进行合理化评估；常态化的评估方式就要有健全的组织与人员，积极主动地形成惯例和制度，每出台一项政策就要注意配套相应的评估办法、评估标准和参与途径，充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行使好自身的权利与义务。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