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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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古代历史，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绘画又名国画，是现代人为区别于西洋画而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泛称。它包括卷轴画、壁画、年画、版画等各种各样的门类。有时特指以中国独有的笔墨等工具材料按照长期形成的传流而创作的绘画。中国画现分为三大画科：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又有工笔与写意两大种画法；有卷、轴、册、屏等多种装裱形式。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仅从已知独幅的战国帛画算起，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如果从内蒙古、甘肃、山东、新疆以及东北各地的原始岩画还有1986年发现于甘肃秦安大地湾原始地画看来，它的历史已不下于5000年。以汉族为主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画家和匠师，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丰富多彩的形式手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绘画。
我还知道一点古代绘画呢！中国绘画的最早遗迹可上溯到远古的岩画和繁荣于新石器时代彩陶器上的装饰纹样。黄河上中游是彩陶繁盛的地区。
篇2
关键词：古代音乐教育； 历史； 演进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5）04-153-001
一、夏商周时期：音乐教育的系统化和贵族化
音乐作为社会文化形态，在古代出现直接从劳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劳动号子。原始音乐广泛出现于宗教祭祀活动。夏商周时期出现学校的组织机构，确定了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对象等。《孟子》中：“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商朝的音乐歌舞是进行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统治阶级学习音乐教育，是为达到维护阶级统治的目的。周朝推崇礼乐执教，从对天神的祭祀转移到强调等级制度的社会道德规范。《周礼・春官・大司乐》提到：“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成均即为古代学校，大司乐即为中国古代的乐官。有学者将成均解释为“以音乐教育为重要内容的学校”[1]，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不涉及建立机构。并且成均之法解释为乐律学理论明显过于狭窄，具体参见刘勇的《“成均之法”辩》。[2]
二、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音乐教育思想的一枝独秀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史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璀璨时代。音乐教育突破周朝礼乐制度的刚性制约，私学逐渐在各地兴盛。在儒家、道家、墨家等学派中，最为重视音乐教化功能的是儒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是音乐教育的倡导者。孔子花费多年的心血整理古代文献资料，其中对于《诗经》的整理和教授，对于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的弘扬和践行，为中国音乐教育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孔子认为音乐具有重要的教化功能，能够培育美好的道德品质和提升人的精神生存世界。他将音乐作为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必备环节，列入教育课程，并视为君子成长必不可少的重要技能。孔子强调礼乐治国，将礼乐并重，并通过礼乐教育贯彻儒家学说“仁”的道德实质，实现教化民众，治理天下的政治功能。在《论语・阳货》中，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要求从礼仪的玉器、钟鼓等外在形式中发掘所承载的教化内涵。在这里，孔子对音乐实现了祛魅化和人文化的双重进程，消解音乐与巫术相联系、与鬼神相沟通的形而上的神秘功能，建构了音乐人文化的教化功能。孔子倡导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成为儒家经典的审美教育思想。
三、从汉代到明清时期：音乐教育专业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短暂而强大的秦朝推行刚性的法家治国理念，焚书坑儒，禁止私学。作为《六经》之一的《乐经》也随之亡于秦火，成为中国音乐史的一大损失。汉代统治者采纳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官学与私学并举，推动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儒家思想开始渗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成为中国民族心理的深层次价值结构。统治者高度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沿用秦代的乐府名称，设立了汉代的乐府，专门从事收集编纂各地民间音乐以了解人心向背、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进行演唱及演奏等工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纷争，客观上促使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大交流，导致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合流，异域音乐和中原音乐交融，从而形成丰富和多元的音乐文化。魏晋时期，清商乐兴盛。魏三祖曹操、曹丕、曹睿起设立专门管理清商乐的音乐机构，称为清商署。到盛唐时期，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统治者崇尚儒学，重视音乐教育功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音乐教育机构（太乐署、鼓吹署、清商署、教坊、梨园等）。太乐署机构庞大，主要成员包括乐官、乐正、博士以及助教，研究和演奏范围包括雅乐和燕乐。始建于唐高祖武德年间的教坊专门负责管理在宫庭中演出歌舞、散乐等的男女艺人，并负责宫廷俗乐的教习和演出事宜，其演奏内容以民间娱乐音乐为主。梨园是唐朝宫廷音乐水平最高的专业音乐机构。《新唐书・礼乐志》载：“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李隆基将宫廷中的歌舞伎集中在梨园，学习歌舞戏曲，以供宫廷宴乐。这成为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训练戏曲歌舞演员的培训场所。
宋元时期的音乐教育模式主要继承于唐代，设有太乐局、鼓吹局、大晟府、教坊、教乐所等音乐教育机构。在朝廷大宴、重大节日、皇帝游幸、赐大臣筵席等政府重要场合，由教坊演奏乐曲、剧目、歌舞之类。宋代宫廷音乐保持了唐代宫廷音乐的基本格局，雅乐是主导观念。在正殿进行典礼时，多用雅乐，在别殿设宴祝寿时，多用教坊乐。雅乐承载意识形态的社会教化功能，同样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明清时期，文化教育总体倾向于保守和僵硬。音乐教育成为技艺的传授，内在的音乐教化功能相对淡化。明朝朝廷的音乐、礼仪之事归于太掌寺管理。宫中的歌舞音乐之事归于教坊司管理。清代制度主要继承明朝，朝廷中主要是隶属于太常寺和礼部的乐部。宫廷的礼乐机构为升平署。统治者较为重视华夷之辨的正统问题，雅乐作为正统的一种表现载体，自然受到重视和扶持，因此雅乐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朝廷的典礼音乐为正式场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讲究政治形式和程序规范，逐渐失去活力。民间的娱乐音乐逐渐兴盛，出现了变雅为俗的要求，以戏曲为代表的娱乐形式逐渐普及，众多政府机构和富贵商人都蓄养戏班。
基金项目：咸阳师范学院专项科研基金项目（12XSYK065）。
参考文献：
[1]卢康娥.音乐教学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M]2008年1月，第28页
篇3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明；世界；贡献
印刷术让每个中国人都有机会去学习。这些古代经典被大量印刷，在唐朝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这样，平民百姓也能参加科举考试了，于是有了著名的中国式的成功故事，飞黄腾达。多少戏剧、小说，也都曾以此为题材。穷困的书生，日夜灯下苦读，背诵《四书》、《五经》，然后进京考试，后来成了总理，而不是百万富翁。中国发明的火药通过火器给全世界带来了影响；中国的罗盘等为全世界航海技术的进步产生了巨大贡献。中国古代文明对人类贡献历史，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酥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1.古典哲学。《四书五经》对中国周边国家如：韩国、日本、朝鲜等影响更大，这些国家都是中国文化圈的成员。启蒙运动中，法国伏尔泰便利用了中国儒家思想，伏尔泰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论、道德伦理、人性观念、社会法则等加以综合研究，建构了一套对西方社会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新的社会学说。明代王阳明的学说还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科技方面。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就是四大发明了。火药对于粉碎西方骑士阶层，建立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权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入推动了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展；指南针对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有决定作用。除此之外，比如九章算术、圆周率对数学的贡献；本草纲目，四诊疗法对医学的完善；地动仪、日月食的观测对天文的贡献。。。。。。。可以说，中国古代科技对世界早期科技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中国是古代世界科技中心。中国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的进步，近代化的开端，新航路的开辟，离不开指南针；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离不开造纸术和印刷术；而火药又成为砸碎封建城堡的利器，在现代战争中作用很大，就是航天也要用到。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彻底地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与古代及中世纪划分开来，比任何宗教、任何占卜术的影响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火箭也是中国首先发明的。 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动情地写道：“中国文献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和发现，考古证据或绘画实物证实中国的发明与发现比欧洲的或照搬采用的发明或发现一般往往领先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二项式系数排列，还是旋转运动与直线运动相互转移的方法，或是第一台时钟中的擒纵装置，或韧性铸铁犁铧，或植物学与土壤学的开创，或皮肤与内脏的关系，或天花痘苗接种的发现――不管你探究哪一项，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居世界第一。”李约瑟著的长达2000万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向世界生动详实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伟大创造及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与影响。
3.文化方面（狭义的）。中国的文化在明代以前一直是世界领先。中国的城市发展对世界也有很大影响，宋代以前，世界是许多国家学习中国的城市建造。中国中古的开放时代为世界各国培养了许多各方面的人才。在艺术门类内，中国的书法、国画、诗歌独树一帜。中国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系统的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推动作用。《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以及《聊斋志异》、《金瓶梅》等被译成多国文字，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文坛。德国文豪歌德在比较中西文学后曾感慨地说：“当中国人已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里生活呢！”中国琴棋书画对世界也有很大影响，尤其是中国文化圈内的国家。
4.交通方面。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连接了亚欧，促进了各地的交流。四大发明除火药是元朝军队带去的其它都是经丝绸之路传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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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玉文化 历史发展 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6-0100-02
在中国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玉文化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独特的、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重要文化。玉文化贯穿着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渗透到中国的经济、政治、宗教、伦理、美学和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中国人独具魅力的崇玉、尊玉、爱玉、佩玉、赏玉、玩玉观念。
一、新石器时期――巫神法器、宗族图腾
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已经进入人们的生活，生活Y料有较可靠的来源，人们开始定居生活，原始宗教和祭祀活动比较频繁。这一时期玉石器、玉器时有出现，玉制器具中片状玉占绝大多数，动物形象占很大比重。新石器时代，“玉石分化”已经完成。
1.巫神法器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器主要为生产工具和装饰性用品，制作简单，功能分明，如玉铲、玉斧注重的是玉器的使用价值，璧、璜、i、珠、管等注重的是玉器的审美价值。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万物有灵”的观念物化到“玉”，于是“玉”被赋予了超越现实的神秘力量，成为沟通天地鬼神的桥梁。由于用来制作玉器的工具相对简陋，玉器的制作相当耗时耗力，再加上开采工具和技术的局限，精美的玉料颇为难得，这一时期的玉器因珍贵少有而多数用于祭祀，宗教功能是其主要功能。
2.宗族图腾
原始社会玉被琢成鸟兽等各种图案，用于图腾崇拜，出现在一些原始的巫术礼仪活动中。史前时代的玉文化以北方的红山文化（距今5000-6000年）和南方的良渚文化（距今4000-5000年）最为发达。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都有图腾崇拜的功能。
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中，除常见的珠、璜、璧一类佩饰外，成组的鸟兽形的玉制品出现是其一大特点。红山时期的玉器雕琢上所出现的动物造型，大都风格质朴，豪迈奔放，抽象概括，讲求神似，体现出原始的动物图腾风格，比如C形龙。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玉礼器，包括玉璧、玉琮、玉璜等。龙首纹是良渚文化玉器上最早出现的纹饰，是良渚文化中晚期玉器上最通行的纹饰内容，也是玉梳背等一些玉器的造型源头。良渚文化玉器是图腾制度的产物，是纯巫术与的产物。
“玉文化”是“石文化”的延续和传承。在漫长的石器时代，人类从无意识地使用简单粗糙的旧石器到有意识地制作、使用精细的磨制石器，甚至开始工艺上的雕琢，“玉”的美学概念、宗教概念、政治概念初步建立，中国玉文化的序幕也由此拉开。
二、夏商周时期――祭祀重器、王权威仪
夏商时期进入了奴隶制社会，青铜器的发明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玉文化的发展。原本作为权力象征的圭、璋、钺、戈等玉器，逐渐演变成了祭祀的礼器和礼仪的仗器，成为王权政治的重要物质体现，为王室贵族专有。
1.祭祀重器
进入夏代之后，玉器制作技术随着青铜工具的出现而大为提高。夏代玉器的风格，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出土了不少圭、璋、琮、钺、七孔刀、戈、柄形器等玉礼器。与史前玉器相比，这一时期玉器的巫术风格淡化，更侧重于作为祭祀和礼仪用的礼器。
崇玉、尚玉成为殷商王朝重要的时代特征。殷商时代崇信鬼神，崇尚祭祀和厚葬。这一时期的玉器中，很多都蕴含着浓重的神鬼观念和宗教意识。商代盛行占卜，凡事大自祭祀、征伐、天时、年成、田猎，小至私人疾病、生育，无一不求神问卜，以此决定凶吉与行止。其中，交通鬼神过程中所用的器物就有玉器。“玉”被视为神物之后，其祭祀鬼神的神秘功能得到了加强。
2.王权威仪
殷商奴隶制王朝的礼器，开始成为国家政治典章和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实物载体，“玉”的制度化、人格化的功能得到强化。
西周时期，人们开始摆脱天命鬼神观念的束缚，肯定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价值。这一时期玉不再纯粹用于神秘的天地鬼神祭祀，而是开始与礼乐制度结合，以礼用玉，以玉节礼，逐渐使玉的使用与宗法、伦理、道德融合到了一起。周统治者在继承商代玉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将用玉等级化、礼仪化，使“玉”成为政治阶层“分贵贱，辨等列”的礼器，形成了该时期佩玉文化的一大特色。
经过夏商西周约一千五百年的发展，中国礼玉的种类日益齐全，服务于宗教和社会等级制的功能渐趋完备，被赋予浓厚的人文色彩，这为其后来玉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春秋战国时期――财富象征、寓德于玉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发生重大变革，铁器的使用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这也促进了这一时期玉器制作数量上和用途上的进一步拓展。同时，玉的功能被人为地规范化和礼仪化，出现了一系列具体细致的用玉制度，礼玉文化由此产生。春秋战国时期，玉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1.财富象征
春秋时，诸侯国的玉器工艺十分发达，诸侯贵族不仅继承了前朝佩戴玉制项饰和胸佩的习俗，而且作为相互之间酬谢和交际等方面的珍贵礼品。此时虽然已“礼崩乐坏”，但是，玉文化的发展非但没有受到破坏，反而受到各诸侯国的大力推崇。玉器在上层贵族间的广泛使用，使其成为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同时，这一时期 “君子比德于玉”的思想道德观念得到完善和加强，玉佩饰盛行，玉器的使用开始摆脱上层社会的垄断。东周时期，玉器盛行，玉被广泛应用到祭祀、装饰和丧葬等场合，等级森严的用玉制度也被打破，除上层王侯贵族外，平民百姓也掀起了用玉、佩玉的浪潮，社会上掀起了尊玉、爱玉的习俗。
2.寓德于玉
在“百家争鸣”的社会背景下，各学派各执一说、为己所用，对玉器的功能和价值进行了诠释和演绎。“玉德”理念始于西周，最早见于管仲的“九德”说，而后有孔子的“十一德”、荀子的“七德”、西汉刘向的“六美”，最终到东汉许慎的“五德”。儒家的奠基者孔子从“玉”的质地、色泽、声音、瑕瑜、器形等自然属性与君子的道德操守相比附，进一步阐述了“玉”和“君子”的密切关系，将“玉”道德化，“君子比德于玉”的理论创立，奠定了玉文化的核心理念。
在儒家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下，玉器从最初活跃于原始宗教活动的法器、祭祀鬼神的原始礼器，发展为上层阶级用以尊显身份地位、标志志向的佩饰，“玉”被赋予了高尚的道德观念和深厚的人文寓意，用玉制度进一步完善，礼玉思想进一步强化，尊玉之风由此盛行，“玉”的文化含量和文化意蕴得到进一步提升，使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而又独特的地位。
四、两汉到南北朝时期――事死如生、琼浆玉液、极盛而衰
秦始皇时期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秦代出土的玉器寥寥可数。秦朝玉器遗存量极少，只有著名的“传国玺”在史书中有记载，但实物无存。
汉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为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社会环境，玉器的制作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玉器雕琢技艺大大提高，日益精湛。汉武帝时，削弱诸侯王势力，强化中央集权，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在思想上确立了儒家的统治地位。儒家的用玉理论和礼玉制度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儒家推行孝道，汉代流行厚葬，葬玉之风极为盛行。
1.事死如生
西汉时，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礼制隆兴，祭祀频繁，提倡孝道与厚葬，帝王臣子们希望死后尸体能被长期保存，永世不朽，以玉护身能使尸体不朽之说应运而生，再加上道教“长生不老”思想深深植根于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这些都推动了汉代葬玉的空前发展。以玉器殓尸，成为汉代社会政治文化和礼仪文化的重要内容。汉代玉文化最具特色的就是葬玉制度的完备。汉代的葬玉主要有玉衣、玉塞、含玉和握玉等，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玉衣。玉衣是汉代皇帝和贵族的殓服，由金银丝等材料编缀玉片成人形，并著于死者身上，即所谓“金缕玉衣”。玉衣被列入了汉王朝的明文定制之中，具有最崇高的礼仪地位，成为国家的一项重大的政策，也是汉代政治用玉的集中反映。
2.琼浆玉液
玉作为一种天然矿产，其中的矿物元素也是中的组成部分。西汉时，由于受到南方楚国神仙思想的影响，以及北方燕齐地区重丹药、求长生的做法，两者合流形成盛极一时的神仙方术，加上帝王的肯定，上行下效。东汉时期，由于佛教和道教的兴起和冲击，玉被赋予了世俗宗教的观念，玉文化在功能上实现了传统性的突破。在神仙思想和道教炼丹术的影响下，当时人们不爱好琢玉，而盛行吃玉。尤其是魏晋时期玄风盛行，食玉可以健康长寿、长生不老的观念流行开来。
3.极盛而衰
三国初年，东汉帝国的崩溃，儒家因“不周世用”而式微，礼玉制度渐渐衰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民族大迁徙，社会动乱，统治阶级提倡俭朴，对玉器的使用加以限制。社会的动荡、军阀的割据、经济的萧条、手工业的衰败，这些都成为玉文化发展的严重障碍。中央政权势力衰弱，自顾不暇，无力兼顾和控制西域地区，因此，盛产于西域地区的玉石原材料的供应也得不到保障。此外，传统的儒家礼制艺术受到了玄学和佛学的冲击。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玉文化是一个低潮，出土玉器极少，而且都具汉代遗韵，有所创新者，唯有玉杯和玉盏。
秦汉的社会发展与思维的变化增强了玉的精神意义，上至君王下至平民，都视“玉”为高洁儒雅的圣物，“玉”的文化意义进一步加强，其文化内涵和品质得到沉淀和巩固。汉代的玉文化高度发达，逐渐走向了独立完整的文化体系，并展现出了独特的文化特征，成为中国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参考文献：
[1]张丽辉.中国玉文化的发展[J].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2）：118-120.
篇5
秦以前的历史被称为奴隶社会、原始社会和远古时代。中国秦汉以前的民族。显然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较确切地说，应是属于前古代民族的雏形。前古代民族当然包括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按照一般的理解，民族是在氏族部落特别是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形成的。传说中的尧、舜、禹，都是中国秦汉以前即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首领，也是为后人广为传诵的道德生活的榜样。他们不仅是中国汉族的先祖，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先祖，或者说是所有中国人的先祖。因为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抑或是所有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都是在他们当时所领导的氏族部落及其联盟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发展融合而成的。所以这里既可以把他们看成是汉民族的道德生活榜样，也可以把他们看成是少数民族的道德生活榜样，或者说是我们整个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榜样。由此开始，中国历史上已出现了民族和国家的雏形，同时也出现了民族道德的雏形。
唐朝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这一时期，我国各民族的道德生活和道德观念也经历了步步深入、日趋理论化、日臻完备的过程。当然，在这方面，汉族是比较突出的。在少数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的道德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发展程度是有很大差异的：有的程度高一些，有的程度低一些；有的有成文的伦理学著作，有的则没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循着历史的线索，这一时期少数民族通过成文的伦理学著作来反映他们的道德生活状况的情况并不多。具有代表性的有藏族史诗《格萨尔》、历史文献《礼仪问答写卷》中反映的道德生活状况，有维吾尔族学者阿布奈斯尔・阿尔-法拉比及其著作中所反映的道德生活状况，有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中所反映的道德生活状况等。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根据首都及疆域的变迁，又可再分为北宋与南宋，合称两宋。这个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道德生活状况，无论是从立体面还是从横向面来看，都是极不平衡的。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有维吾尔族学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通过《福乐智慧》、维吾尔族盲诗人阿合买提・尤格纳克通过《真理入门》所反映的道德生活状况，有彝族通过《宇宙源流》所反映的道德生活状况，有纳西族通过《崇搬图》所反映的道德生活状况等。
元朝，又称大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即蒙古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元朝时期，蒙古族统治者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在各民族上层特别是汉族地主武装的支持下，实现了中国空前的大统一。在统一过程中，先后降服畏兀儿与哈刺鲁，吞并西夏，征服金朝，招服吐蕃，平定大理，灭亡南宋，从而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由于蒙古族是元王朝的缔造者和执政者，所以在这一时期，其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在各少数民族中也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其他少数民族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则总是居于从属或次要的地位。在这一时期，较为突出的有蒙古族通过《元朝秘史》、《成吉思汗的箴言》、《十善法门正典》、《周易原旨》等所反映的道德生活状况，有藏族学者萨班・贡嘎坚赞通过《萨迦格言》所反映的道德生活状况，有维吾尔族学者贯云石及其著作中所反映的道德生活状况等。
篇6
关键词：文化；心理定势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3-0230-01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家在社会中的地位较为突出，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社会根基，体现为以人伦关系为文化特质，甚至达到了高度模式化的程度。儒家所推崇的礼、义、仁、智、信等道德规范，可以看做是对这一人伦关系模式化的理性表述，这种人伦关系和以其为基础建构的思想道德准则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圭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全部文化信息几乎都已经凝缩到基于人伦关系的家文化之中，乃至“国”与“家”已高度同构化，国家上层统治集团之间、统治阶层与民众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以家庭关系为基型。这种以自给自足的经济为主体的模式不仅影响到社会的经济结构，并且连同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分配方式和日常行为方式都深受其浸染。
中国古代家文化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从民族文化走出后，经历了漫长的宗族制时期，使得氏族公社的家长制逐渐延展为宗族制社会的家长制，宗族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发挥着建构与承继社会文化的作用，中国古代家文化的宗族文化特性就这样得以长期保留和传承。其突出特征在于以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为纽带的家长制习俗，宗族家长在家族（或家庭）中占据统治者地位。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秩序问题便必然和盘根错节的血亲关系紧密相连，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使得中国古代家庭伦理规范更加细致化、严格化、规范化。这种严密细致的家庭人伦规范有力地控制着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使整个社会和每个家庭都在它的既定准则下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从而使家文化和这种人伦秩序得以历史地延续和传承。与此同时，它又使得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规矩地各安其位，顺利地完成社会大家庭关系模式的心理建构。正如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三纲五常”的架构具有明确而清晰的指向，中国古代家文化的充分模式化也为中国古代文化观建立了现实依据和心理基础，它内化为主体的心理结构，构成文化主体的生命过程，形成其了基本的生命体验。
可以想象，当中国古人陷入困顿、颠沛流离之时，中国古代文化观中凝聚的那种强烈的家文化的归属意识，那种对父母、兄弟姊妹、至亲好友的强烈情感，其文化内涵自然而然地凸显出厚重的历史关系、割舍不断的亲缘情感、传统的家庭伦理模式，折射出整个古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根基。这也正是漂泊异地、羁旅思乡之作在中国古代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它构成了基本的回归母题。“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千载共鸣，“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期盼，“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慨叹与欣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沉痛，“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惆怅……都是中国古代艺术中反复咏叹、说之不尽的永恒文学主体，反射出中国古代文化观中的家文化心理定势。
这种家文化的心理定位与对家的依属感又外延为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强烈依附感和情感诉求。尽管各民族对国家的性质和内涵理解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具有一定地域疆界的空间，其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都是建立在其文化观的传统心理定势的基础之上，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规定着其不同的文化定位。如前所谈，家文化的同构放大是中国古代社会关系的特征，整体上是建构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根基。正如近代国学大师钱穆所说：“家庭的传袭几乎是中国人的宗教安慰。”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忧国爱国之情正是从爱家庭、重人伦的民族心理中延伸出而来的，很多爱国而又无力为国尽心尽力的文人墨客就常常在文学中表现他们渴望施展才华抱负，而又无可奈何的矛盾爱国情怀。
著名学者高凯征说过：“国对于中国古人还有世俗性的内涵，它现实地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和生命投入热情……它给已然栖居其中的人们一种仍然有待入住的期待……这种期待历史地说是来于中国古代人伦特质的循环性与序位阶梯性。而现实地说，则来于人们历史地形成的道法意识。”这种见之于人伦关系和民俗民风的实践经验确证着古代中国家文化的强大的潜意识作用，它不断地日常化，进而深深地潜藏于中国古代文化观之中，形成对中国古代文化（乃至于现当代文化）影响深刻的心理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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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初中历史；政治；制度；启发式教学；情景教学
引言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可以说是一种视角、一种串联教材部分内容的方法，这一角度来看，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这个话题提出来，并不是需要学生形成完备的知识体系，而是希望能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热情，要培养社会责任感、公民意识。学生需要了解我国政治制度从古到今的发展演变过程、认识不同时期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以及不同政治制度给我国发展和文明进程带来的影响。因此，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内容，必须进行精细地梳理和选择。
一、解读初中历史教学中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
纵观人类的文明史，在几千年中人类经过确立、改革不断对政治制度进行完善，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此过程中，既包括了人民群众揭竿而起的抗争，还包括统治者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一旦我们对历史上重要的事件和人物、政治制度进行深入的了解，进一步进行科学的解释和评价，便能体会到从人治到法治、专制到民主，是一个艰难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古代政治制度文明的演变发展包涵了相当广泛的内容。但是因为历史课程自身的基础性、普及性以还有发展性三大特点，历史课程应该占据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学生必修的课程地位，应该作为一门基础课程来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过去的中学历史课程，对于知识点的传授过于注重，课程结构太体系化、专业化，课程设置太过“偏”、“难”、“繁”、“旧”，历史知识体系划分为“经济”、“文化”、“政治”三大部分，其中政治文明的核心是阶级斗争。
二、教材中对我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内容筛选
在初中历史学科的完整教学过程中，涉及到了诸多我国古代的政治文明史的相关内容，教学目标中明确指出的就有如下几点：
（1）西周时期是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为诸侯的社会制度，在“分封制”下，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学生应当理解分封制的内容与含义，同时对分封制产生的影响进行适当了解。
（2）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包括建立县制、重农抑商、土地制度改革、强化法制等内容，其中的整治措施包括了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做法等等。通过若干有效措施提升了秦国的地位。
（3）秦兼并六国之后，秦始皇着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三公九卿制，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等职；在地方上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制定颁布了《秦律》。通过集权的手段稳定了其统治。
（4）列举汉武帝大一统的史实汉武帝时，西汉王朝进入全盛时期，社会经济繁荣，为推行和巩固大一统准备了物质基础；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为推行和巩固大一统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具体的整治措施包括了改革仕进，建立了地方向中央举荐人才的制度、推恩削藩等。通过前几代皇帝执政的经验教训，“兴建功业”，合理适时地调整了统治政策，西汉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大一统的局面，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得到巩固和加强。
（5）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设科考试用以选拔官吏的制度。通称科举制。始创于隋，形成于唐，延续至清末，存在了1300多年，隋炀帝时，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学业优敏即明经科，文才秀美即进士科。唐循隋制，仍行科举取士制。于进士科外，增设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常设科目。科举制度的建立与改革是我国历史上对于人才培养的一次创举。
其他类似的关于我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教学内容还包括贞观之治的内容与意义、忽必烈建立元朝时采用的政治制度、明清两朝为加强封建统治所采取的措施等等。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总结和归纳，不难发现，实际上我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经济、综合国力等等社会因素的变化过程。
三、我国古代政治文明内容教学方法初探
初中学生的年龄结构与心理成熟程度导致这一年龄段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恰当，合适的教学方法。本章中提出了启发式教学与情境教学两种方法的具体应用。
1.启发式教学方法
在秦始皇中央集权知识点的教学中，如果在新课开始时就抛出“什么是中央集权”这样的问题，很难让学生接受该概念。固有的实践经验与知识结构不足以让学生理解“中央集权”的具体含义。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这个问题可以用于抛砖引玉，无法解决的难题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力后，教师可以进一步提出启发性的问题作为“脚手架”：官僚机构的制定是中央集权的一大特点，那么秦朝管理机构是如何设置的？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阅读教学材料，学习地方郡县制、中央三公制等机构的具体设置。此后，继续引导学生回答郡县长官：三公是由谁任命的？具体的职权是什么？进而总结出“由中央任免郡县长官，由皇帝任免三公，虽然各司其职，但实际上是听命于皇帝”的结论。至此，“中央集权”的具体含义就显得呼之欲出了。
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产生或者消亡都存在自身原因，可以说，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大多存在着优势与不足，为了尽可能帮助学生理解、记忆，教师可以继续启发学生分析不同政治制度间的区别与共同点，以便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深度。
在进一步探索、启发的过程中，教师应当按照启发式教学方法中的技巧，再次设置“障碍”，课堂教学中，可以安排学生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尝试分析择郡县而弃分封的具体原因。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会逐渐认识到郡县制更加利于全力收归。通过上述分析，结合秦政府的组织结构图，学生们就可以解释“中央集权”的含义与意义了。
启发式教学的要点在于先设疑，后思考，教师可以将问题分解为具备逻辑联系、契合学生心理、关系逐层递进的小问题，抛出问题，启发思考，最终引导学生解决问题。学生的好奇心也保证了他们易于提出问题，诸如“政府组织中的九卿具备哪些权利”、“三公之中的承相地位是不是最高”的等等问题，可能这些问题并不重要，但是这些问题反映了学生的投入程度，能够体现出启发式教学方法的优势所在。
2.情景教学方法
三省六部制是始于隋朝、并且在唐朝快速发展的一种旨在有效加强皇权的政治管理制度。教材中重点陈述三省的不同职责范围，同时也对隋朝建立三省六部制的具体原因进行了分析，图片资料中显示了三省六部之间的具体关系。通过阅读教材，学生可以基本理解、掌握三省六部这一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但是这种单纯阅读的学习方式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激发思维的火花，同时，这种死板的教学也难以突出教师的引导作用。
在这个问题中，如果沿用上述递进提问的方法进行启发式教学，则可能出现问题梯度小，需要思考的信息不足的情况。这时，就有必要引入具体情境，进行情景教学了。
为了建立恰当的情景，教师可以提问:“如果唐朝初年时，某地区因自然灾害导致农民颗粒无收，地方官必须向朝廷申请免除赋税，中央处理这一事件的具体流程应当是什么样的？”且不考虑问题的真实性，或者问题与史实是否相符，利用创设情境的办法教学是初中历史课程教学的一个好方法，同时，这个问题中包含的情景具备很高的可操作性。
结合教材中的文字陈述以及三省六部制的具体图例，学生们可以尝试按照现有的理解给出合理的处理程序。如果学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注意到了门下三省、中书、尚书三者协同才能完成整个审议、决策、落实的处理过程，则可以说明学生已经比较透彻的理解了三省六部在处理政务时扮演的重要角色。
结语
通过文章中的论述与分析，不难看出，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化是遵循一定规律而且具有内在联系的。在进行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时，任课教师应当采取恰当的方法，尽可能帮助学生透彻的理解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同，初中历史教学中的人文信息渗透[J]，教育教学交流，2010.6
[2]汪小慧，浅谈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启发式教学方法[J]，新课程，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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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古代激励思想，当代企业管理，启示
在中国古代，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懂得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也在实践中逐步总结出如何让激励人才大量涌现的方法，从而产生了我国古代的激励思想。我国古代重视人才、激励人才的思想和方法是一套完整的体系，是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大潮中，企业的效益倍受市场经济的考验，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建立完整的管理机制是其必然。近年来，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此，用适当的激励方法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已成为当代管理的核心。这些文化遗产，对于现代企业组织选人、用人、增强凝聚力以及赏罚分明的管理方法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1、中国古代激励思想的基本内容
我国古代传统的激励思想，广泛的运用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既有精湛的哲理，又有生动的事例，方法灵活，形式多样，奇妙无穷。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惠民
孔子以前惠民思想已经流行。例如，周定王时卿刘康公说：“……惠所以和民也。……惠以和民则阜”（《国语·周语》中）。楚大夫申叔时说：“德以施惠，……莫不尽力以从上命”（《左传》）。到孔子时代，他把惠民作为仁政在经济方面的主要表现。孟子则认为“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孟子·梁惠王下》）。荀子提出“以正裕民”（《富国》），“庶人骇政，莫若惠之”（《王制》）。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惠民是统治者的良策，惠民思想是让老百姓“尽力以从上命”、“亲其上”、“死其长”的激励思想。他们用的是隆恩、养民，达到“务揽英雄之心，……通志于众”。这样就把统治者意志变成民的意志，收到暴力不能具有的绩效。
兵家的施惠思想表现在非常重视体恤士卒，主张将帅与士卒同甘苦，共命运。兵家非常重视士卒在战争中发扬主动的精神，把激励士气视为战守胜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兵家有《励军》、《励士》之作和视兵如己、爱兵如命的将帅。将帅爱兵施惠，如同儒家的惠民，都是激励思想的基点。
二、赏罚
人情有好恶，所以赏可以劝善，罚可以止恶，赏罚有激励的功能。韩非说：“设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所恶以禁其奸，故为刑罚以威之”。适当的刑罚可以充分发挥人的才能，所以它在传统激励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传统的赏罚标准是功过。以功行赏，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功，使赏有明确的统一的合理的标准。赏罚能否起到激励作用，关键在于是否做到该赏则赏、该罚则罚、赏罚适当，必要时辅之以厚赏、重罚。赏有信、罚有必是能产生激励绩效的重要条件。如果赏罚不信，必然是禁令不行。用行赏激励还必须注意不同层次、不同职业者的情况。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由于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不同，个人素质与性格的差异，各人追求的目标与要求也就不同，因此，中国古代特别注重根据激励对象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做到有的放矢。
三、教化与表率
教化在激励中的作用是赏罚不能代替的。对待相同的激励对象，由于运用的方法和手段的不同，也往往产生不同的效果。关于教化的作用，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颜渊》），即施以政、刑，使民可以不犯法，免于受刑，但不知有羞耻之心。政、刑对人是外部条件，是非持久性的外因；导之以德、礼，不仅可以免受刑罚，懂得廉耻，而且能自我完善。自我完善是内因起作用，具有激励的持久性、稳定性。“三王先教而后杀故事莫不功焉”，就是注重培养思想品德，树立起从善的信念，并辅之以刑罚，一切事情都会做好，说明施以道义教化在激励从善中的巨大意义。
2、古代激励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激励方法虽然大多都来自于对国家和军队的管理中，但表现为多注重“情”，强调心“治”，重视精神鼓励。最终实现对民“爱之如父母，则归之如流水”的目的。借鉴古代激励思想，当代企业管理者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有的放矢的管理。
2.1运用情感激励，培育良好的人际关系
所谓情感激励就是加强与职工的感情沟通，尊重、关心职工，建立平等和谐亲切的感情，让职工体会到温暖。人具有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感情因素对人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很大的影响。孙子曾说过：“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子兵法·地形篇》）。即把士兵看作自己的儿子，那么他们就会为你赴汤蹈火，生死与共。刘备三顾茅庐，用那份真诚感动了诸葛亮，诸葛亮感激涕零，用了一生的精力和智慧来报答刘备。诸葛亮也说过：“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矣”（《诸葛亮兵法·哀死》）。这些都表达了通过感情沟通，以心交心、增强归属心理、激励下属的思想。
“心治”是中国古代激励的重要特征。现在管理者也应该充分利用人性化管理，通过情感激励，使员工在激烈的企业竞争中为其努力拼搏、浴血奋战。这种主张靠领导者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化来影响群众达到目标，以心理情感为纽带的“德治”方式，体现着高超的管理艺术，受到无可比拟的巨大效果。在现代社会里，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利用人情感应来控制人的行为，是现代管理的高明之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激励成递减趋势，员工对精神、个人追求、社会价值等要求不断提高，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以人情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借鉴孔子提倡的仁治来调节组织内部员工关系，实现人和，以同员工的情感互动来达到交流、统一思想的目的，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社交情感需要，另一方面可以以情感为纽带把整个组织团结起来，这种情感需要的满足、人际关系的和谐、人情的浓郁，都将成为组织向心力的来源。
2.2运用表率激励，树立良好榜样
表率一般指领导者的带头作用。经营者的素质是指其品德、技术与能力的综合因素而言。作为领导者来说，品德好、为人公正，则是首要的条件，因为他的任务是领导大家一起前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我国古代十分推崇领导的榜样作用。孔子曾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管理者个人的举止行动其实就是下属模仿的对象，是无声的命令。可见，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古今皆然。在现代企业中，领导者的权威固然重要，但表率作用往往会起到更大的效果。表率做的好，员工就能得到强有力的感化、促进和带动。因此，企业领导者应努力提高自身的各种素质，加强自己的修养，从而达到组织中的人性化管理。身正正人，严于律己，这是古代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美德。企业领导者要做到大公无私，诚实守信，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楷模，激励职工向上、以搞好企业为己任的活榜样。
2.3运用赏罚激励，激发员工积极性
赏与罚共同构成对人的双向激励，两者不应偏废。古人认为要以赏为主，以罚为辅，加强正面激励。古语常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就是最常见的赏罚激励。“赏必行，罚必当”，即要求管理者要赏罚严明，善于通过奖赏和惩罚两种强化激励手段，以次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绩效。韩非也指出:“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偷赏，则功臣堕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韩非子·主道》）。只有做到恩威并施，赏罚分明，才能达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真正效果。
物质与精神奖励企业激励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应用中，往往还存在着奖惩的适度性、时效性、公平性及有效性等方面问题，尤其在惩罚方面，往往“人情”味太浓，力度不够，失去了应有的激励作用。因此，现代企业要完善奖惩制度，在奖励方面，要注意奖励的量度，把握好奖励时效，同时注意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充分发挥其激励效果；在惩罚方面，应严格按制度办事，既要做到惩罚及时、足量，也要与教育相结合，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做到赏罚分明，才能取得相应的激励效果。
2.4运用目标激励，激发员工动机
所谓目标激励，就是通过目标的设置来激发人的动机、引导人的行为，使被管理者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激励被管理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孙子曾指出“上下同欲者胜”（《孙子兵法》），将帅和士兵要确定同样的目标，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在现代企业的人事管理中，我们要通过目标的设置来激发动机，指导行为，使个人的需要与组织的目标结合起来，以激励他们的积极性。
因此，目标激励就是把企业的需求转化为员工的需求。为了解除这一需求给员工带来的紧张，员工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在员工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候，管理者还应当把成果反馈给员工。反馈可以使员工知道自己的努力水平是否足够，是否需要更加努力，从而有助他们在完成阶段性目标之后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目标。此外，管理者运用目标激励时还应注意一下几点：
①目标设置必须符合激励对象的需要。即要把激励对象的工作成就同其正当的获得期望挂钩，使激励对象表现出积极的目的性行为。
②提出的目标一定要明确可行。比如：“本月销售收入要比上月有所增长”这样的目标就没有“本月销售收入要比上月增长10%”这样的目标更有激励作用。
③设置的目标既要切实可行，又具有挑战性。目标难度太大，让人可望不可即；目标过低，影响人们的期望值，难以催人奋进。
2.4运用公平激励，树立和谐氛围
公平激励认为，员工的工作动机和积极性不仅受自己绝对报酬的影响，更重要的还受相对报酬的影响。员工总会把自己的贡献和报酬与一个和自己相等条件的人的贡献和报酬相比较。当这种比值相等时，就会有公平感，就心情舒畅，积极性高涨；反之，就会导致不满，产生怨气和牢骚，甚至出现消极怠工的行为。而中国古代就曾提出赏罚公平的原则，而且提出其关键在于要严明、公正。“严惩不避亲贵”(《韩非子》)，“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诸葛亮集》）都指出谁有功就赏谁，有过者即使是皇亲国戚也要严格惩罚。曹操有过，要“割发代首”；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历史典故都是赏罚公平的例子。这种对事不对人的公平态度非常值得现代企业学习。
此外，运用公平激励，还要做到努力满足激励对象的公平意识和公平要求。在现实社会中，不公平的现象较多。例如：由于地区、行业、单位、个人等条件的不同，加之制度和政策上的某些弊端，造成了人们在报酬上的较大差异，并因此引发了一些矛盾。公平激励，就应积极减少和消除不公平现象，但正确的做法不是搞绝对平均主义，而是领导者要做到公平处事、公平待人，不搞好恶论人，亲者厚、疏者薄。当然，世上没有绝对公平，在企业激励中最终追求的只能是相对公平。一方面，企业在工作量分配、报酬、绩效考核、任用、奖惩等诸多方面都必须注意其公平性，另一方面，在激励过程中也要注意对员工公平心理的引导。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激励思想有其独特的魅力，也极大地丰富了现代的管理理论。今天，我们要以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趋势来看待，充分汲取中国激励思想中的精华，不断地深入挖掘前人的激励管理思想，深入结合现行的管理方式，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理论融会贯通，立足于本国国情，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在实践中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方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1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3月版.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版.
3 诸葛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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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性观；人力资源管理；启示
人力资源一词最早由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管理实践》一书中提出。他认为，除人力资源外，其余资源均要受机械法则制约，都会不可避免的产生损耗，只有人力资源具有嬗变性，可以增大，在人类所有能够运用的资源中，只有人才能成长和发展。据此，德鲁克提出了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用人之长，注重培养”，并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也在实践中获得成熟和发展，并为众多企业所接受。
尽管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体系已较为完善，但由于其产生时间较短，部分理论只是一个概念，缺乏深度研究，比如对“人性”的研究。而“人性”恰是我国古代思想中诸子百家讨论的热点。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古代“人性”思想无疑会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发展有借鉴意义。
一、“性恶论”与“性善论”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
中国古代思想中，对人性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认识，其中，尤以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为代表。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人生来就有耳目之欲，声色之好，“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快”（《荀况・性恶》）。“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都是人的本性。如果按照人的本性行事，就要争夺而无谦让，互相残杀而无忠信，发生而无礼仪。荀子认为，人性的恶是可以改变的，君子与小人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而孟子主张人性生来就是善的，“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他认为，人和禽兽之所以不同，就在于人有仁义，有同情心，有生活秩序。仁、义、礼、智四端是人与生俱来的品质，人们只是受了物欲的障蔽，才丢失了这种本性。因此，孟子提出：“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也就是人应该不断的思考反省，存心养性。
中国古代的人性本位研究，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在其《企业的人性面》一书中提出的“XY”理论，正是基于对人性“善与恶”的假设。
麦格雷戈将传统的指挥和监督理论命名为X理论，指出X理论对人本性的假设是：人生来就懒惰，希望工作越少越好，因此总是设法逃避工作；人都缺乏责任心，愿意接受别人的指挥或指导，而不愿主动承担责任；人生来就以自我为中心，对组织的要求和目标漠不关心，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人习惯于守旧，反对变革，不求进取；只有极少数人才具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所需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人是缺乏理性的，一般不能控制自己，易受外界或他人的影响。X理论正是基于“性恶论”的一种人性假设。依照此假设，麦格雷戈指出，工人成为会说话的机器，而管理者必须实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才能有效管理。
与X理论相对照，麦格雷戈首次提出Y理论，该理论假设：人并不是生来就懒惰，要求工作和劳动是人的本能；外部控制和惩罚不是使人朝着组织目标努力的惟一办法，人对自己所赞同的工作目标不但不会消极抵制，而且会积极参与并能够实行自我指挥和自我控制；人们实现目标是为了获得自尊和自我实现价值满足；正常情况下，人不会选择逃避责任，逃避责任、缺乏雄心壮志通常是经验造成的，并非源于人的本性；绝大多数人在实现组织目标过程中，都有很好的创造力；在现代工业生活条件下，一般人的智慧潜能只是部分地得到发挥。基于此种假设，Y理论主张：管理者要因人而异地采用领导、协助和教育等方法，用启发与诱导代替命令和服从，用信任与关怀代替监督与惩罚。显然，Y理论正是基于“性善论”的一种人性假设，而其对人类行为特征的认识，至今仍影响着全球众多的企业家与管理者。
二、“以人为本”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充分阐释“人性”的基础上，基于对“人性”的认识，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
“以人为本”最早出现在《管子・霸言》篇中“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强，本乱则国危。”表明“人”在成就霸王之业中具有根本性作用。此处的“人”既指代人才，也包含国家的普通民众。《管子》多次提到要重视人才与民众，如《管子・霸言》中：“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得其半者霸。”《管子・权修》中：“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管子》强调“人”，是告诫君主要努力治理国家，使百姓满意，从而获得支持，王霸天下。无疑，对于当下面临全球金融危机压力，生存维艰的企业，《管子》重“人”的思想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与“王霸天下”一致，企业员工是支持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是企业产生、存在、发展、壮大的根本动力。因此，对于企业管理者，贯彻“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处于复杂社会状态条件下的有多种欲望的“复杂”人，在管理中贯彻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信任人的原则，重视开发人的精神素质，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企业员工而言，企业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应做到：
利益回报员工。物质报酬是衡量员工自我价值的尺度，是企业回报员工的最直接的方式。因此，企业应在自身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增加职工收入，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尊重员工人格。应把每个员工都作为有思想、有感情的个人来看待。尊重员工的人格、价值，营造一种宽松愉快的精神环境。充分信任员工，尊重下属的意见，公平待人，引导员工积极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
规划员工生涯。企业中的每个员工都处在成长的过程中，企业不应只着眼于如何用人，更要注重培养人。企业应把员工的兴趣、特长和企业需要相结合，恰当地参与员工职业生涯规划，使员工感到所从事的工作有吸引力和有意义，从而把个人需要和组织目标尽可能结合在一起，以潜力的充分挖掘、智慧和能力的充分发挥，推动企业的成长。
全员参与企业文化建设。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则格”（《论语・为政》）。德指道德教化，礼是典章制度，把教育与管理结合起来，人不仅会有羞耻心，而且能纠正自己的过失。人性中的一些弱点，或者说一些惰性因素，决定了人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来约束。然而，制度总有管理不到的地方，刚性约束的另一面是柔性的文化自律：要把文化融入到管理中，把制度管理与文化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文化是制度的灵魂，制度是文化的载体。制度要反映文化理念，要与文化理念保持一致。文化理念所鼓励、提倡的，制度要给予奖励；文化理念不鼓励、不提倡的，制度要进行规范和惩罚。即，制度管理主要是通过奖惩措施来直接规范员工行为，是对员工进行强制性的外部规范；文化管理则是通过影响员工思想尤其是价值观念使员工自觉自愿地规范自己的行为。可以说：制度管理属于“硬管理”，是管理的初级阶段；文化管理是“软管理”，是管理的高层次、高境界。通过文化管理，把硬性的制度加以软化，使刚性的制度富有弹性，让强制和外在约束变成自觉和自主管理，变防范、惩戒为充分信赖和不断激励。因此，全员参与企业文化建设，就是将企业员工明确置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最高地位，将企业文化中的各种理念、精神、执行政策与标准等及时的对员工进行解释，及时了解员工的意见，并积极反馈。从全员参与出发使其思想观念、精神状态适应新要求，重视员工参与管理，形成持久的向心力。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之所以能为今人所用，是因为管理既有因不同时代、背景而存有差异的个性问题，也有古今一贯、中外共通的共性问题。因此，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吸取营养、启迪智慧是理所当然，大势所趋。正如日本人力资源管理专家铃木博所言，“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许多原理，几乎都可以从中国历史上找到根据。”毋庸置疑，中国古代思想中对于“人性”的研究，蕴含着丰富的企业管理思想，这些管理思想对于现代管理者，尤其是中国的管理者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诸子百家思想，对于当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彼得・德鲁克.管理实践[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道格拉斯・麦格雷戈，韩卉译.企业的人性面[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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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强的王朝排行榜前十名
1.唐朝
这个共历21帝，享国289年的大一统中原王朝，是以长安为帝都，先后开创处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和大中之治等盛世的朝代，除此以外，还在经济、社会、文化和艺术方面呈现出多元化，开放性的特点，出现了万国来朝的局面。
2.汉朝
汉朝是继秦朝之后，分为西汉和东汉时期，共经历29帝王、享国405年的大一统王朝，汉朝期间加强中央集权、开辟了丝绸之路、在汉宣帝时期国力达到极盛，并先后经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孝宣之治、光武中兴、明章之治、永元之隆等盛世，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及强大帝国。
3.明朝
明朝这个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朝代，共传十六帝经历了276年，在明朝初期先后经历了洪武之治、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等治世，那是的明朝政治清明，国力强盛，并将君主专制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多民族国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公布，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4.清朝
清朝这个以爱新觉罗氏为统治者，共传十二代帝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先后平定三藩之乱，，完成全国统一，是小农经济社会生活更加繁荣稳定，综合国力远胜于汉唐，国家得到空前统一，疆域面积鼎盛时期达1470万平方公里的朝代。
5.秦朝
秦朝这个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等证券完成统一大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封建王朝，在建立王朝后，中央设三公九卿，地方行郡县制，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结束了中国五百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6.隋朝
隋朝这个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享国三十七年的大一统朝代，是由北周的丞相杨坚建立，定都大兴城，结束了中国长达近300年分裂局面的朝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进行了大改革，周边国家也是深受中国文化与制度的影响。
7.晋朝
晋朝这个被分为西晋、东晋两个时期的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共传十五帝享国155年的大一统王朝，晋朝虽然作为中国文化中衰时期，并在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有着较为长远的发展。
8.元朝
元朝这个由成吉思汗于1206年创立的大一统王朝，是共传五世十一帝的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建立王朝后先后向日本、缅甸、越南、爪哇等国家进行进攻，持续对外扩张，疆域范围超越历代，地方实行的行省制度，开创了中国先河。
9.宋朝
宋朝这个共经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经历十八代帝王，享国319年的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国土面积鼎盛时期达280平方公里，有着高度繁荣的文化教育、商品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并且朝代的兵变、民乱次数和规模在中国历史上相对较少。
10.周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