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柏拉图范文
时间：2023-03-30 14:21:4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苏格拉底柏拉图，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0-0085-03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现代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之父”柯尔伯格从初期提倡教师引导学生讨论道德两难故事，激发学生思考，旨在提高道德判断水平的“新苏格拉底法”转向后期主张师生共建自治的民主社区生活，共同制定和执行集体决议，以此建立学生公民意识，提升个人道德的“新柏拉图法”。两种德育方法皆通过道德气氛的营造，反对自然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调和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体现了柯尔伯格对教育目标——公正的坚持，对教育方法——对话的贯彻，有助于解决社会转型期价值多样化带来的德育主体的道德处境问题。
一、“新苏格拉底法”
“新苏格拉底法”（the new socrates's approach）又叫道德两难问题讨论法（the moral dilemma discussion approach），指由教师引导学生讨论道德两难故事，激发学生思考，由此提高道德判断水平的德育方法。柯尔伯格受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启发，认为道德训练产生于对话之中。具体操作上，首先根据道德判断测量结果进行分组；其次选择道德两难故事，对讨论做好准备；接着组织讨论，在讨论中教师给出引导；最后根据讨论过程记录进行总结。此种模式必须遵循两个原则。“第一，引起青少年对真正的问题情境产生真正的道德冲突、不确定性和意见分歧（相反，传统的道德教育强调承认的‘正确答案’，强调美德总会得到奖赏的信念）。第二，向青少年提供高于自身发展一个阶段的思维方式（相反，传统的道德教育倾向于在两者之间来化，或者求助于远远高于青少年水平的成人抽象说理，或者诉诸于低于青少年水平从而易被青少年拒绝的惩罚和谨慎措施）。”从中可见，柯尔伯格的用意是克服传统道德教育不按照青少年道德发展水平，或是走入成人抽象说理、或是跌进低幼水平灌输的弊端。在此前提下，厘清道德认知学派的逻辑脉络。在德育目标上，借鉴杜威学说，将发展作为道德教育的最高目的，明确道德教育以提升道德水平为旨归，摒弃价值澄清学派只澄清、不提升的教育方针。在德育方法上，主张对话促进道德水平。学生跟随教师指引，通过讨论道德两难问题，引发道德认知困惑，由此推动道德结构发生改组、重构。个体道德认知在矛盾冲突中迈入新台阶，失衡失序的道德结构重新获取新的平衡。他指出教师在指引学生进行讨论时，需提供高于学生原有水平1个阶段的观点与论据，通过“+1示范法”，诱发认知冲突，促进学生形成更高层次的道德判断。
二、“新柏拉图法”
1980年柯尔伯格总结了“新苏格拉底法”的不足，提出“新柏拉图法”（the new plato's approach），又称公正团体法（the just community approach）。他通过在女子监狱以及剑桥卡布里奇中学、纽约布鲁克莱恩中学、波士顿斯卡斯戴尔中学的实验，总结出公正团队的具体实施方略。公正团体一般由60~100名学生，5名教师组成。团体内部有自己的组织架构，包括议事委员会、顾问小组、集体会议和纪律委员会。团体每周组织一次约一个半小时到二个小时之间的集体会议，商定规则纪律，处理违纪事件，比如如何解决内部偷窃问题。公正团队的评定方法具体分为集体规范和机构评价两个要素。集体规范包括集体商议的普适价值，即需各位成员践行的品行目标，如关怀、尊重、信任等。机构评价要素分两个维度，机构评价的水平和团体评价阶段。柯尔伯格指出集体规范由规范的提出开始，经由规范的接纳与期望，进入规范的强化期。共分七个阶段，比较难理解的是期望与强化期。期望期，集体规范先是被接纳、被期望，继而被期望但不被遵守。强化期，体现为劝说与告发两种形式。集体规范先经由劝说越轨者遵守规范
被群体成员期望与维护，继而通过向群体告发越轨者而被期望与维护。
公正团体法是在认识到道德判断是界定道德行为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的前提下，主张给予每位成员民主参与的机会，一人一票，借助集体力量，在实践中提高个人素质。该方法的有效实施，关键在于教师。如会议议题是开设何种课程，教师开列六门课程让学生自主选择，结果学生投票的结果是取消学校要求开设的必修课。可见，公正团体的实施前提在于学生是否有能力承担责任，教师是否能够掌控全局。在道德两难法中，教师承担的任务是关注学生的道德推理，激发学生道德困惑，为学生提供更高一级的道德思维体验。这是属于典型的苏格拉底式的质疑者，既不灌输特定的道德内容，也不涉及具体的道德行为，只是纯粹的过程促进者。而在公正团体法中，教师转换为涂尔干式的社会牧师，或以色列集体农庄中的指导者。“就像牧师是上帝的诠释者一样，教师是他的时代和国家伟大的道德观念的代言人。”教师必须要有坚定的价值立场，以推动学生道德社会化、实践化的转换。
“新苏格拉底法”到“新柏拉图法”的转变，源于柯尔伯格认识到之前犯了心理学家的谬误，直接在道德实践中应用道德心理学理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实验是成功的，但就道德教育而言，效果尚待确证。他承认“道德两难问题讨论对于研究者是一种有效的工具，但对于教师和青少年却是无效的或无意义的”。所谓的“无效的或无意义的”，指涉形式与内容、理论与实践、知善与行善、真知与笃行的统一问题。从理论到理论，缺乏必要的实践验证，导致“新苏格拉底法”转向“新柏拉图法”。
三、启示
从“新苏格拉底法”到“新柏拉图法”，柯尔伯格始终坚持两个要义——“美德即公正，它基于对善的认知；道德教育是通过对话完成的。”两种德育方法均重视营造道德气氛，反对自然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调和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对于解决社会转型期价值多样化带来的德育主体的道德处境问题大有启发。
篇2
伽达默尔早期一直致力于柏拉图哲学研究，其哲学诠释学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伽达默尔回到柏拉图哲学，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重新发现柏拉图哲学的积极意义，同时在柏拉图的影响下不断建构起自己的哲学诠释学理论。伽达默尔追溯古希腊哲学的起点便是苏格拉底的“善”的问题，其问题的展开方式便是对话，而对话实现的条件便是语言，围绕柏拉图对话展开的是善、对话、逻各斯等一系列问题。
一、“善”的混合
伽达默尔在分析柏拉图哲学时，就已经意识到“善”的问题是柏拉图哲学乃至整个古希腊哲学思想体系的线索。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在为自己的辩护中提出了“善”的问题，他首先指出人的“无知”。他说：“这种无知，亦即不知道而以为自己知道，肯定是最应受到惩罚的无知。”[1]17进而通过对控告人的指责引出“善”的问题：“如果你们中间有人被认为拥有杰出的智慧、勇敢，或其他美德，但他们却使用这样的方法，那么这是一种耻辱。”[1]24可见，“善”的知识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是通过“认识你自己”而获得的，“自知者”才会获得“善”的知识。诚然，伽达默尔已经看到，与神话时代不同的是，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认识你自己”是认识人类自身的存在，这种人类的“善”自一开始就不是仅仅从理论上的考虑而提出的，这里已经有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萌芽。柏拉图在后期著作的论述中进一步将理念与现实分离，由此揭示了理念在现实事物中分有的困难。分有问题是作为理念的普遍性与个别事物的特殊性的内在矛盾而提出的，柏拉图在《巴曼尼得斯篇》中具体阐明了这种矛盾。伽达默尔认为，《巴曼尼得斯篇》仅仅是柏拉图对内在矛盾的澄明，而非对理念论的批判，柏拉图由具体事物对单一理念的分有转向了理念之间的分有，伽达默尔从这一转向中发现了柏拉图哲学中的诠释学价值。在《斐洞篇》中，苏格拉底说：“我并不热衷于使自己所说的话在听众心目中显得真实，以为那是次要的事，主要的是使我自己相信它。”[2]49在这里，苏格拉底就已经提出澄明自身存在的要求，这种要求后来表现为柏拉图在《斐莱布篇》中对混合中的“善”的探讨。
伽达默尔在此看到了一种以混合形式呈现的逻各斯的内在要求、一种“倾听”的哲学的内在本质，他说道：“我们所关注的唯一对象就是‘事情本身’，即‘真正善的东西’。”[3]柏拉图在吸收借鉴了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和谐观”和巴曼尼得斯的“一与多”的矛盾，提出理念数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了阿那克萨戈拉的“混合”与“分离”思想。对柏拉图来说，“善”存在于混合之中，“善”的混合作为一种真正的混合包含尺度与秩序，同时，这种混合作为事物的原因而被柏拉图提出，这与伽达默尔理解的前见是相对应的。在《斐莱布篇》中，苏格拉底就真正的推理和正确的意见、快乐相比何者更为优秀的问题展开了对话。在对话中，苏格拉底认为快乐同知识一样，“它们永远是一又是相同，既不会产生也不会消灭，它一经开始就永远存在，它是最确定的单一，然而它后来可以存在于有产生的无限多的事物中――它是一种可以同时在一与多中发现的相同的一。”[1]182
柏拉图提出通过数目和尺度来确定这个一“是什么”，而作为混合中的尺度和秩序可以是不同比例的，这恰恰展现了一与多的矛盾，柏拉图意在通过数来确定居间的东西，这就构成了柏拉图哲学系统的整体视域，而这也是柏拉图寻求灵魂和谐、宣传哲学教育的宗旨所在。“善”的问题在伽达默尔看来，既能反映出柏拉图哲学的一体性，又能作为构建哲学诠释学的范型，因为伽达默尔在“混合”之中看到了某种特殊的诠释学经验，而这种“混合”在理解的过程中表现为视域之间的融合。另外，在《巴曼尼得斯篇》中，巴曼尼得斯对少年苏格拉底的理念“分有”说的诘难促使柏拉图转向了理念之间的分有，从而转向了逻各斯的问题。巴曼尼得斯指出了理念“分有”的困难，却未否定理念论。他认为：“如若因为顾到现在刚讲的一切困难，以及其它类似的困难，否定有事物的相，如若他关于每一类事物不分别相，他将不能将他的思想向着任何处所转移，因为他否认每一类事物的相是恒久同一的，并且这样他完全毁灭了研究哲学的能力。”[4]同样地，伽达默尔认为“分有”说的困难仅仅揭示了一种数的结构，而这种数的结构“总是指向与某物的同存”[5] 。这种存在着“一”与“多”的矛盾逻各斯问题正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共同基础，亚里士多德正是由此出发区分了两个本体，并提出了实践的智慧。由此看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理解的实践智慧虽然直接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但从“善”的问题的始源性层面来看，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与柏拉图哲学有更深的渊源。
可见，“善”的问题构成了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乃至整个古希腊哲学视域的线索，而柏拉图所提出的混合问题，经过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改造后，成为其视域融合理论的要素。柏拉图对混合问题的揭示，或者说，对“善”的问题的探讨是通过对话的方式完成的，因此，柏拉图的对话也是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对话的开放性和问题意识
柏拉图是通过对话来表达他的哲学思想，因而对话在柏拉图哲学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柏拉图的对话以“善”的混合为起点，伽达默尔从这种混合中看到了一种特殊的诠释学经验：“我们被某种东西所支配，而且正是借助于它我们才会向新的、不同的、真实的东西开放。柏拉图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巧妙地把躯体的事物同精神食粮作了比较：如果我们能拒绝前者（例如，根据医生的建议），那末我们总是早已接受了后者。”[6]9在柏拉图对话中，苏格拉底总是试图引导对方在对话开始之前就某一方面达成一致，且不论对话双方是现实的苏格拉底与别人的对话，亦或是柏拉图在主观上的虚构，伽达默尔所要强调的是这种作为对话前提的“善良意志”，即承认对话双方的前见及地位。因此，对话总是要求“两者都具有相互理解的良好愿望”[7]20。在柏拉图的文本中，苏格拉底通过对话的方式，使得对方承认自己的“无知”，同时认识到“X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柏拉图的对话总是保持一种开放性，真理在这种开放的对话中发生。
在柏拉图对话中，作为引导者的苏格拉底在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对话理论中成为一种“问题意识”，伽达默尔尤其强调问题在对话中的优先性，正确问题的提出规定着理解的方向。他说：“作为柏拉图的学生，我特别喜欢有关苏格拉底同智者们争论、用他的问题使他们陷于绝望的描写。”[6]12柏拉图对话是作为文本形式而展现的，与现实的对话不同，文本对话是在读者主观内重构的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读者与文本之间存在着时间距离。由于时间距离所造成的疏异化阻碍了读者的理解，因而读者的问题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能够限制对话展开的范围，更能够引导对话展开的方向。正如苏格拉底在《斐洞篇》中强调的，“如果问题提得正确，人家是能完全正确地回答的。”[3]23问题意识在对话中作为引导者能够将对话结果引向众多可能性，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对话正是一种以合理的问题提出为起点，基于一与多的关系的辩证过程，“是一种伙伴之间平等地展开的商讨式的对话”[8]。无论是柏拉图的对话还是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对话，都是参与“善是什么”的问题。虽然有些苏格拉底的对话并未有直接的结果，却展现了这种活生生的文学形式的特征。对话双方就某一个问题达成共识，即获得双方的一致意见，这是对话发生的效用所在，这种一致意见介于对话双方之间，是一种无限可能性的存在。
诚然，伽达默尔在其早期对柏拉图对话的探讨中既揭示了柏拉图对话的伦理维度，同时也展现了对话在现实中的应用性。伽达默尔晚期论述“友谊”和“团结”等问题的文章正体现了这一方面。伽达默尔认为“友谊”具有三个特征：第一，朋友之间存在着互相被信任的真实关系；第二，朋友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第三，朋友之间的一方总是能在对方找到自身的存在，或者说赋予对方以存在，即从对方身上能够获得自我的认知。当然“友谊首先就是人们与自己的一致。人们需要这样的前提，才能与他人联系在一起”[9]。在这里，“与自己的一致”正是苏格拉底提出的“认识你自己”的诠释学内涵，即对前见的承认，或者说，对柏拉图提出的“善”的混合的承认。伽达默尔从柏拉图的对话中认识到，对话的真正价值并非在于发现双方的一体性，而是承认双方之间的差异，并实现不同视域之间的融合。这种一体性生活特征的三要素正是柏拉图理念论的三要素：存在、相同、相异，伽达默尔在柏拉图那里认识到对话正是“一体性”生活中的生存方式，对话不是为了找到双方的类似之处，而是为了沟通双方的差异，并以辩证法的方式获得自我存在与自我认知。因此，对于伽达默尔来说，即使在不同性格和不同政治观的人之间，对话也是可能的。这就表明了对话总是开放的，即问题始终保持敞开以及对话的结果存在着无限可能性。
在柏拉图对话中，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其他对话者，在对话的过程中都有将自己的思想完整表达出来，因而这也显现出了使得对话实现其意义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倾听”。“倾听”不仅是“听”自身的前见，与自身保持一致，同样是“听”对方的诉说。伽达默尔认为“听”与“观”不同，“倾听”的对象是在隐藏于文本背后不可见的东西，“如果倾听涵盖了人们可以想象的整个宇宙，它便意指语言。”[10]伽达默尔指明了被倾听的话语具有一定的意义，文本不能像话语那样，其意义在日常交往过程中能够配合语音语调、肢体动作完全表达出来，“他们缺乏对活生生的会话的明显校正”[7]21。在理解的过程中，向文本原意的追溯被伽达默尔视作极端情况看待的，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我们所理解并非文本的语文学含义，而是寄于文本中的意义，这种意义正是语言所具有的特性。在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中，逻各斯问题正是在话语的意义上而提出的，是柏拉图通过对话来阐明的。
三、指向现实的逻各斯
柏拉图对话涉及的是语言的问题，具体来说，便是逻各斯的问题。同样，伽达默尔的语言诠释学也是以此为主线，伽达默尔认为“能够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11]。在伽达默尔看来：“能够理解的东西，就是达乎语言的东西。”[7] 9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通过分有构成逻各斯，而逻各斯作为说出来的话语具有一种能够被“倾听”的特征，逻各斯是对事物的本质陈述。逻各斯作为话语，其意义是开放性的，同时，它总是指向个别的特殊的现实事物。显然，受柏拉图语言观的影响，伽达默尔充分意识到逻各斯与现实事物的分离。柏拉图在《巴曼尼得斯篇》中“分有”的困难正揭示了这一点，对于柏拉图来说，逻各斯是理念之间通过分有而构成的，因此，逻各斯总是指向具体的事物，而不是空的形式。由于理念的普遍性要求单一理念总是指向某一类事物，这就势必造成了个体事物对单一理念分有的困难，从而促使柏拉图转向了理念之间的相互分有。理念通过分有所构成的逻各斯则是作为一种总和数而存在，它具有单一理念所没有的意义，正是由于逻各斯，语言才能够显示出其整体的意义。
对于伽达默尔来说，理解在于把握整体意义，文本意义是一体的和连贯的，整体意义构成文本的视域和背景，唯有借助于此，文本中部分不易理解的内容才能够获得理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精心构筑的理想城邦正是其理念结构的一种假设。无论柏拉图的理念与个别事物以何种方式发生关联，都反映了柏拉图所认为的理念总是同感性世界存在着某种联系，理念之间的和谐使得逻各斯能够作为多中之一而存在，这依赖于灵魂的统治。柏拉图在《斐洞篇》中提出，话语作为一种表达方式总是在先地通过“说”而呈现出来。而主体倾听的过程同时就是理解的过程，主体通过理解自身而反思他者，又通过理解他者而反思自身。逻各斯内在地表现为“善”的，总是不断地处于趋近真实事物的过程中。伽达默尔注意到由逻各斯所构成的问题本身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允许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理解。正是由于这种语言的特性，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讨论因不断地否定、修正而趋向合理的辩证过程而成为真正的讨论。伽达默尔通过对柏拉图对话中出现的诸多不合逻辑之处进行现象学方法的解释，展现了真实的对话结构：真前见和假前见的交织就如同《斐莱布篇》中苏格拉底所言的知识考察之前状态是全部的快乐与理智的混合，而区分是在理解的过程中进行的。因此伽达默尔所注重的不是逻辑上的一致性，而是意义上的一致性。理解总是需要依据前见而进行，对前见的承认也为对话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在生活世界中，语言是作为个体的人进行沟通的媒介，通过将蕴含于人类共同语言中的一体性澄明出来，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纽带，而且是个体的人进行自我反思的必要条件。
依赖实践理性通过对话方式确定合理的一致意见，由此，伽达默尔在对话过程中融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虽然柏拉图在逻各斯问题上并没有深入到实践的范围，却触及了语言所具有的这种效用，亚里士多德随后深入其中，提出了实践哲学。可见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在逻各斯问题上，指出了语言与现实的关联，同时表明了逻各斯的开放性，这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铺平了道路。这种指向现实的逻各斯内在地表明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内在关联，无论伽达默尔是由亚里士多德哲学追根溯源而回归柏拉图哲学，或是由柏拉图哲学循序渐进而到达亚里士多德哲学，都表明了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是其整个古希腊哲学视域的初步架构。
篇3
1.背景
学生阅读教材并思考：“结合必修一及本课内容，归纳古希腊时期人文主义起源的背景。”①政治：城邦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发展；②经济：古希腊奴隶制经济繁荣；③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教师阐释：“人文思想是一种思想文化现象，思想文化主要由什么决定？政治、经济与文化是什么关系？”
设计意图：这一部分虽非课程标准要求的重点内容，却是学生理解的一个难点。为突破难点，教师应让学生结合必修一所学的知识和教材对古希腊人文主义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并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也为学生对智者学派、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先哲的政治设想的了解埋下伏笔。
2.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1）智者学派。提问：“什么是智者学派？关于智者学派，他们提出了哪些主张？”（展示材料并分析。）
“材料一：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也不知道他们不存在。――普罗泰格拉；材料二：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普罗泰格拉。”
提问：“这些材料体现了智者学派的哪些主张？”
这两则材料主要体现的是智者学派“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论断，具体表现：①人的感觉是判断标准；②制度、法律是人为产物。
让学生结合材料分析智者学派的主张，一分为二地评价智者学派，从而得出智者学派由于过分关注人的自然属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导致了当时雅典世风日下的局面这一结论。
（2）苏格拉底。学生首先归纳苏格拉底的主张，教师提问：“‘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中的思想力是什么意思？”
提问：“如何做到一个有思想力的人？”（展示材料）“熊和隐士成了好朋友。熊看到有苍蝇来打扰隐士睡觉，很生气。它抱起一块大石头砸向落在隐士额角上的苍蝇。苍蝇飞跑了，隐士的脑袋也成了两半。”思考：“熊究竟有没有美德呢？如果苏格拉底读到这个寓言，他会得出什么结论？”追问：“怎样获得知识？”继续追问：“苏格拉底的主张体现了他关注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小结：“苏格拉底认为有知识的人，就有美德；所以主观上你要认清自己是否具备知识；客观上知识是来自教育。”
思考：“如果让苏格拉底与普罗泰格拉对话，他们的观点有何异同？”
普罗泰格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而苏格拉底提出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一个是从关注神到关注人，一个关注什么样的人，追求真善美。
（3）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要求学生结合教材归纳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并进行分析。思考：“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更以学识渊博著称。他不仅青出于蓝而胜与蓝，处处皆有超过老师的成就，还对柏拉图的唯心论进行了批判。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说明他们关注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设计意图：关于智者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主张，是本课的重点也是学生理解的一个难点。教师主要通过让学生分析材料，步步设问，让他们对这些先哲的观点有较深刻的理解，并认识到他们关注的对象都是人，而智者学派关注的是自然的人，苏格拉底关注的是有道德的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注的是有理性的人。
3.古希腊时期人文主义的内涵与意义
学生归纳：古希腊时期的人文主义就是注重人和人性（主张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人的理性思考。
学生活动：如果普罗泰格拉、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他们四人中有一位被评为“感动雅典人物”，请结合他们的思想主张，为他写一份颁奖词。某学生所写的颁奖词如下：一个垂暮老人，一副疲惫的肩膀，支撑起的却是所有青年的精神世界，美德即知识，让他身上散发出圣洁的光芒，大街小巷是他在针砭时弊，侃侃而谈，被诬陷，被迫害，濒临死亡毅然不弯腰，就像死一千年不倒，倒一千年不朽的胡杨，永远屹立在我们的心中！
设计意图：新课程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与主动发现。古希腊先哲们的思想是本课的重点与难点，为此我设计了学生活动，为他们写颁奖词，营造人人参与的氛围，激发学生的灵感。只有学生自己参与了，他们的印象才深刻。
篇4
1、苏格拉底。
2、苏格拉底，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公民陪审员。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贤”，被后人广泛地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3、身为雅典的公民，据记载苏格拉底最后被雅典法庭以侮辱雅典神、引进新神论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判处死刑。尽管苏格拉底曾获得逃亡的机会，但他仍选择饮下毒槿汁而死，因为他认为逃亡只会进一步破坏雅典法律的权威。
（来源：文章屋网 ）
篇5
一、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的哲学基础
（一）德性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思想家关注自然事物，探讨宇宙的规律，苏格拉底则认为除了自然科学知识，还有一种关于人和人性的知识，他开始探究关于人的学问，关注知识与美德二者之间的关系。要探究关于人的知识，就是要“认识你自己”。我们所能探讨的知识是关于人的德性的知识，德性包括了正义、虔诚、忠诚、勇敢、公民义务等。从德性论角度看，苏格拉底将人们追究事物意义的视线从天上拉回了人间，具有了西方古典人文精神，实现了古典人文精神的一次大转向，他明确提出了我们不需要探讨自然事物的意义和本质，而应探讨“人”的意义。
（二）方法论 。苏格拉底将关于自然事物的本原放在括号内悬置起来，而关注德性知识，这具有现象学的意义。苏格拉底的助产术也就是强论证法或者说是诱导论证法具有很深远的意义，智者运动就是教人们如何用强论证战胜弱论证的，苏格拉斯诱导的概念主要是与政治哲学有关的，例如正义、德性等。苏格拉底用这种方法探讨了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公民不服从理论等公民政治哲学思想。
二、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思想
（一）德性政治本体与知识政治本体的结合。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的本体论是关于德性政治和知识政治的关系问题，试图回答人在政治生活中的本体意义。所谓“美德”就是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要追求的德性，将这种政治美德放在公民身上，认为公民要为城邦承担义务，履行责任。这种责任和义务要像“牛虻”，时时给当下的雅典城邦以刺激，因为雅典城邦已走向衰落，其标志就在于德性的衰败。知识政治本体，是关于城邦和公民政治生活中的德性的知识。德性本体和知识本体在公民和城邦政治生活中实现统一。
（二）城邦与公民：政治生活方式的双重主题。城邦与公民是苏格拉底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对这一核心的论述，回答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主题问题。关于城邦政治生活方式的探究，具有整体主义国家观的倾向，苏格拉底主张城邦至上，过以正义、节制等为原则的追求城邦美德的政治生活。在德性城邦与法治城邦的选择中，苏格拉底是以纯粹的古希腊人崇尚的公共德性为城邦生活的方式。
在关于公民政治生活方式的探究方面，苏格拉底认为公民的生活方式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卷入到政治生活的中心，追逐名利，正如一部分智者所教授的那样要热衷于城邦政治生活，学习演讲和辩论，热衷战争。另一种则是站在社会政治生活的边缘，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苏格拉底认为公民需要做一个积极的沉思者，而不是冷漠的，无望的，不承担责任和义务的旁观者，要探讨人间美德，关心政治、关注政治，要成为为城邦之善尽责任和义务的好公民。
（三）苏格拉底的“正义”观。在苏格拉底看来，正义就是知识，伦理是政治性的，而政治又是伦理性的。至高至大的美德是政治美德，苏格拉底将其看作是管理城邦事务的艺术，正是借助于这种艺术，人们才能成为优秀的政治家。正义是合乎法律的规定，无论是不成文的神的法律还是成文的人的法律都要考虑到正义，正义性并不只是立法的标准，而且是立法的共同本质。苏格拉底认为公民必须维护城邦法律的尊严，法律如契约，遵守法律就是遵守契约，破坏法律就是破坏契约。
正义也在于公民美德的教育，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既然就是知识，因此城邦应当注意培育公民的美德。他虽强调天赋，但并不否定后天教育，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负有培育美德责任的教师。他提出，绝大多数人都不是极善或极恶的，而是介于善良与邪恶之间，因此绝大多数人都需要教育和引导。他教育人们成为高尚、正直的公民，他说：“最幸福的人和达到最理想目的的人，是那些养成了普通公民具备的善良品质的人。这些品质就是所谓的节制和诚实。”
三、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对柏拉图及后世政治哲学的影响
苏格拉底被认为是政治哲学传统的奠基者和真正源头。他的一生都是“述而不作”的，他的思想直接体现在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著作之中，而且对整个西方的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西方世界称为古代思想家中的最伟大的人物。苏格拉底的方法论（助产术），知识本体与德性本体相融合的本体论，以及公民应该选择何种生活方式的思想，都对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苏格拉底的思想也通过柏拉图影响着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一个真正的城邦是一个追求正义和善的城邦，以追求德性为目标，应当选择的政治生活方式也是追求德性与知识的统一。希腊化时期城邦走向衰落，城邦式的公共德性已经破碎，人们向往、追求过个人宁静的生活，追求个体伦理德性的完善，苏格拉底的人文精神对希腊化时期和整个古典政治哲学思想也产生了影响。
参考文献
[1] 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2] [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M].上海：三联书店，1988.
篇6
一、说教材
《苏格拉底之死》选自长春版语文教材八年级下册阅读部分。主要通过对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时的语言、动作、神态的描写,及其周围人的言谈举止,表现了苏格拉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智慧。
二、学情分析
本课的授课对象是八年级学生,此前学生并未接触过苏格拉底这位西方哲学的奠基人,对他的为人和思想知之甚少。所以教学中要将苏格拉底及柏拉图的人生轨迹、思想主张向学生作以必要的介绍,以利于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三、教学目标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教学的指导思想是,致力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培养学生的语感,发展学生的思维和创新精神,养成学生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为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学生活和发展奠定语文基础。
据此我确定本课的教学目标如下:
1.知识与技能目标:了解苏格拉底的人生轨迹和主要学说。
2.过程与方法目标:透过人物的言行分析人物的性格特点,学习运用多种描写方法刻画人物形象。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领悟在苏格拉底身上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从中获得有益的人生启示,并形成有一定深度的思考和判断。
四、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知其人,听其言,观其行,认识苏格拉底这一伟大形象。
教学难点:初步了解苏格拉底的深邃思想。
五、教学方法
根据以上教学目标我在教学过程中运用以下教学方法:
1.学生自读与教师点拨相结合。让学生自读自思,辅以教师的点拨指导,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引导学生自学,让学生进入主动探求知识的过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学会学习的过程中达到自己会学。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前提下,强调动口动脑的能力,提高学生素质。
2.讨论法:讨论法是民主思想在课堂教学中的反映,有利于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表述能力。使学生在学习中相互合作,敢于质疑,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智力。
3.利用多媒体,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整合。创设教学情景,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学生乐学、爱学。
六、本课的具体教学过程如下:
首先课堂导入: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面对死亡,仁人志士,大义凛然,为了追求理想和真理,他们毫不畏惧,中国人如此,西方人亦如此,他们的死重于泰山。今天我们来学习《苏格拉底之死》,去认识一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表现出勇敢与智慧的人物――苏格拉底。(从中西方仁人志士对待死亡的态度谈起,意在引发学生的阅读期待)
接下来,让学生交流课前搜集的相关资料,简要介绍苏格拉底,并出示达维德的名画《苏格拉底之死》,使学生对苏格拉底的人生经历及主要思想有初步了解,为理解课文内容作铺垫。
第三步,朗读课文,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
学生自读课文,谈一谈对苏格拉底的认识,从整体上把握文章内容。
第四步,深入研读,理解苏格拉底的伟大形象。
1.抓住课文结尾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最准确的评价:最勇敢、也是最智慧、最正直。以此作为切入口,带起对课文的解读。这里柏拉图用词非常严密、准确,他强调苏格拉底是“我们这个时代”,“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勇敢、最智慧、最正直的人。
2.苏格拉底之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他是西方历史上(或许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因为思想和言论而被处死的哲学家。在当时,哲学家这个称呼意味着今天的思想家、科学家、知识分子之类的角色,所以,也可以说苏格拉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为真理而殉道的科学家,或因执著于真理而被处死的知识分子。他本人是述而不做,未留下只字片墨,这么一个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的人却能获得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从容赴死给他带来了广泛关注。和一切真正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思想家一样,苏格拉底的生活经历本身是更有力的因素。
3.请学生找出文中哪些地方体现出了苏格拉底的“最勇敢”,要求学生在文中画中能表现出苏格拉底“勇敢”的动作、语言、神态描写。
如:①面对死亡,苏格拉底在痛苦的同时感到快乐,并且认为是得到一种至上的幸福。沐浴后容光焕发,主动要求把毒药端过来,不留恋无意义的生命。
②兴致勃勃,没有慌乱,脸色和表情没有丝毫改变。目光沉稳,平静,没有丝毫厌恶的一口喝光。
告诉别人不要这样,一个人应该精神镇定地迎接他的末日,平静、坚强。
③当提及他的葬礼时,他“优雅”地笑了笑,指出被埋葬的只是肉体,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埋葬。
苏格拉底的死亡给他人带来的巨大痛苦,“会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在学生发言的过程中,教者适时点拨,从而使学生认识到本文表现苏格拉底这一人物形象时所运用的动作、语言、神态等描写方法。除正面描写之外,还要启发学生思考:写周围人的反应对表现苏格拉底的形象,有何意义?从而进一步认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对于表现人物性格(下转112页)(上接113页)的作用。
在此过程中,紧紧抓住周围人的“哭泣”来深入体会苏格拉底的性格特点。为此我设计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哭泣,苏格拉底劝说别人不要哭泣,可为什么对于典狱官的哭泣他却说是“慷慨地同我洒泪告别”?从而使学生深入认识苏格拉底的勇敢。
4.认识苏格拉底“最智慧”的一面。此处,可以先向学生讲述苏格拉底以造船为喻告诉弟子们什么是快乐的故事。
(弟子们到处寻找快乐,他们向老师询问:快乐到底在哪里?苏格拉底说,你们先帮我造一条船吧。弟子们只得暂时把寻找快乐的事放在一边,找来造船的工具,用了49天造好了一条独木舟。船下水那天,他们把老师请到船上,一起划着船唱着歌。苏格拉底问,孩子们,你们快乐吗?弟子们齐声回答,快乐极了。苏格拉底说:快乐就是这样,它往往在你为着一个目标忙得无法顾及其他的时候它就不知不觉地到来了)
苏格拉底想要告诉人们:充实的就是快乐的。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学生的思维引向深入:在面对死亡时,苏格拉底思考到了快乐与痛苦的关系,二者相生相伴。面对死亡能如此从容,本身也是一种智慧。从而使学生深入地体会苏格拉底“智慧”之所在。
5.认识苏格拉底“最正直”的特点:当有朋友劝他逃走时,苏格拉底从尊重法律的角度出发,不肯背叛他的信念,泰然领死。
这样,通过对苏格拉底“最勇敢、最智慧、最正直”三个方面特点的剖析,学生充分理解苏格拉底这一伟大形象,从而落实本课的教学重点。
6.探究临死前嘱托克里托还给阿斯克勒皮俄斯一只公鸡。
此处采用分组讨论的方式,让学生各抒己见,通过讨论使学生初步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主张。
最后进行课堂小结:本文作者通过写苏格拉底安静之死,塑造出了最勇敢、最智慧、最正直的哲人形象。生动圆满地诠释了“修养道德,寻求智慧”的主旨。
作业是让学生课后搜集并积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名言。
以上是我的说课内容,恳请各位专家、老师批评指正!
篇7
论文摘要：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分别从城邦的正义和灵魂的正义两个方面来阐述正义本身。而对于为什么当且仅当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才能说清楚正义问题，柏拉图并没有给出恰当的解释。同时，柏拉图也从城邦的正义想当然地过渡到了灵魂的正义，并进行了类比，认为两者结构相似、各个部分能够一一对应。这在逻辑论证的有效性上是值得怀疑的。这种类比本身也有不少的问题，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就哲学的严谨性上可以说问题很大。另外这种类比过后也会出现一些“剩余”，而这些在某些偏僻的角落里为柏拉图意识到了，但是却给忽略掉了。
几个世纪前才真正有学者认真地学习柏拉图的本原思想，他们从他的最早读本开始——立刻发现他非常地粗糙和不完善——如果没有后来2000年间的另一些大师，可以说我们的意识中绝对不会出现柏拉图如此光辉的形象。而且“柏拉图的正义理论之所以能激起人们的恒久兴趣，乃是因为他的视角，而不是其中的细节”。正因为如此，本文试图阐释柏拉图在城邦的正义与灵魂的正义的论证和解释当中所出现的问题。
一、城邦的正义
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城邦需要精心的谋划才能建立起来，而这种谋划之所以是好的谋划，乃是由于知识而不是无知。这种知识不是别的，它是治国的知识，因为它并不是用来考虑国家中某个特定方面的事情，而只是用来考虑整个国家大事，改进它的对内对外关系的。于是护国者的知识即智慧也作为一种美德就毋庸置疑了。说到勇敢只会让人想起为了保卫国家而上战场打仗的那部分人，即护卫者。可它到底是什么呢?柏拉图认为它就是一种保持，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即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害怕——的信念”。也就是说他们要象羊毛接受染色一样，最完全地相信并接受法律，使他们的关于可怕事物和另外一些事情的信念都能因为有良好的天性和得到教育培养而牢牢地生根，并且使他们的这种“颜色”不致被快乐、苦恼、害怕和欲望这些具有最强退色能力的碱水所洗退。节制是一种好的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具体来说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协调。”“它体现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上，贯穿于全体公民，把最强的、最弱的和中间的都结合起来，造成和谐，就像贯穿整个音阶，把各种强弱的音符结合起来，产生一支和谐的交响乐。”它就是那个能够使节制、勇敢、智慧在这个城邦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那个品质。按照那个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的前提，城邦的正义就只能是各个等级的人们各司其职，各行其事，各安其位，互不干涉，互不僭越。
柏拉图的所谓各个阶级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用简单明白的话来说就是：“只要统治者统治，工人们工作，而奴隶们被奴役，国家就是正义的。它的正义没有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整个国家的一种性能”。这样，“正义意味着保持自己的地位，节制意味着知道自己的地位。”因为任何一个阶层都不能僭越本阶层所要求你的本分职务，如果你是统治者，那你的任务就只能是遵循你作为一个统治者所应具有的职责，而不能关注被统治者的技艺。同样，被统治者被告知他们只能服从统治者的统治，不能对统治者所拥有的东西有所觊觎，否则他们就是不正义的。同时，在这四种德性中，没有一种是属于他所说的第三等级的。第三等级实际上只有听话服从的德性。因为他们仅仅要像其他人们一样节制，即承认别人作为统治者的地位，而他自己则是个被统治者就可以了。如果他不明白这一点，那他也是不节制和不正义的。因为不干扰别人作为统治者的统治，只埋头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正义。
其次，城邦及其正义是否合理，论证得含混不清。凭什么知识就存在于统治者身上，又凭什么勇敢就体现在卫国者身上，而普通百姓就只能具有欲望?而柏拉图同时又认为知识本身也是具有欲望的。“他假定自己可以使人满足或完满。如果城邦坚信自己满足了人的，人的也就被它毁灭了。”
柏拉图的正义观假定个体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而是一个秩序的一部分；不是要追求孤立之自我的幸福，而是要履行那种秩序中的特定职责。他拒绝给个体以权利，而这些权利恰恰是个体成为一个道德的人进而有能力获得美德的条件。在这里柏拉图为了那个普遍的东西，个体都给消解掉了。另外在后面关于不正义的论述中，《理想国》展现了一个城邦及其堕落的过程，其中普遍取代个别，城邦堕落，个人自私，个体沦为彼此孤立的单子。尽管柏拉图也试图弥合这两者的分离。因为他的论证也暗示，倘若知识存在，它一定对生活中的某项技艺或某种行为产生可见可感的影响。如果知识能在行为中表现出来并且指导行为，那普遍与个别就能联系在一起。但这个完美的城邦试图永远不变，因此无为，而在堕落的城邦中人们的行为又不靠知识引导。苏格拉底坚持知识在行为中表现，实则是希望弥合《理想国》二分法中的两部分。如果人要达到梦寐以求的完满，必须化言辞为行动。“但是实际上，柏拉图知道，他无法说服一个还没有开始哲学地思考的人：第五卷中意见的爱好者不能直接被告知相的知识，而是首先必须停止关注可见世界的东西。”
二、模糊的灵魂正义
紧接着城邦的正义的论证，柏拉图转向了个人的正义也可以叫灵魂的正义的论述。就像在许多其他地方一样，柏拉图在这里的论证可以说也使人迷惑。有时，苏格拉底的话表明，城邦中的正义仅仅是作为说明个人灵魂中的正义的类比；有时他的说明似乎又表示，城邦的正义一直是他的题目。论述目标的分离实际上是《理想国》的一个特点。如果对话只是一个延长的类比，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一点上柏拉图从他正在讨论的城邦机械地转向了个人的灵魂。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柏拉图又从大写的国家不正义去阐述个人的不正义，正如国家的正义已被用来阐释过个人的正义一样。”
也就是说，苏格拉底没有为他的类比提供论证，只是声称，因为一个城邦和一个灵魂都是正义的，必然存在一个被正义的灵魂和正义的城邦所共同拥有的独立的属性——正义。当需要从类比中提取出结论的时候——当主题转回到灵魂——他却长篇大论地说，他的探索在城邦中已经揭示出来的东西同样可以用于个人。如果城邦和灵魂类似，那么城邦就必然被看作一个整体。全体公民的善必须服从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城邦的善，因为在灵魂的情况中，只有整体的善才有意义。另外，在灵魂的情况中，全体一致比起不和谐同样更有利于一个个体，因此，这个对比使我们倾向于认可城邦中的和谐一致而非任何形式的不和。
他说，如果一个人在渴的时候他心灵上有一个东西把他拉开不让他饮，那么这个东西必定是一个另外的东西，一个不同于那个感到渴并牵引着他象牵引着牲畜一样去饮的东
西。因为同一事物以自己的同一部分在同一事情上不能同时有相反的行动。这样，一个人口渴但又不愿意喝水，肯定因为灵魂中有个东西吸引他喝水，还有另外一个东西阻止他喝。苏格拉底认为，阻止的力量来自理智，即用以思考、推理的部分；吸引的力量是灵魂的无理性或欲望部分，它用以“感觉爱、饿、渴等等物欲之骚动”。但是为什么一定是这样?也许人用理智思考如何恰当行事，阻止人们行动的反而是疾病。苏格拉底忽视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另外，柏拉图在这里有一个假定：“如果一个事物能够同时做出两个不同的行为，这1、事物必然有不止一个部分”。“灵魂在趋向一个目标的同时又避开它，这是在执行不同的行为。”灵魂有三个部分或者功能。“部分”这个词实在太模糊，柏拉图自己似乎也相当地不清楚灵魂的这些“部分”是一种什么样的划分。我们尚不清楚，正义是否以某种不可知的方式将人类灵魂的各种要素统一为一个整体，也许苏格拉底用正义掩盖了人内在的冲突。实际上，“灵魂三部分是在一起不可分割地发挥作用的，它们之所以在一起完全是因为他们共存的关系，而不是各自为政。”
柏拉图给我们，也给他自己留下一道不必要的难题，因为他没有划定灵魂和身体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我们已然看到，灵魂与身体的区别有时在于一方被激活，而另一方被主动赋予活力；有时区别在于一方是被激活的身体，一方或为思考功能或为自我运动的能力，但只属灵魂所有，与身体无涉。由于这些界限模糊不清，也由于他对灵魂本性的看法经常改变，因此我们才有关于灵魂与身体关系的不同说法。而对于灵魂究竟是什么可以说我们并不清楚。尤其“当柏拉图强调要摒弃身体之时，很难明白那不会消亡的何以就是个体灵魂。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周旋，但并没有解决”。
柏拉图所描绘的正义的生活仍然是空洞的，因为“他把所有的伦理工作都加在灵魂的管理者上，而不给这个管理者任何其他目标，就仅仅是管理”。在《斐多篇》关于灵魂驾驭马车的比喻中，最富有戏剧性的可能是，也是人们经常会感觉到的，是理性自身没有能力。没有马的话，车夫就会站在一个停止的马车上。没有外在于灵魂的筹算部分的一些欲望来开始，理性可能还在想，人应当做什么，但是不会超出想象。“理性能够在灵魂的整体利益基础上衡量一个人的欲望；对一些不理性的冲动提出忠告；鼓励那些有助于灵魂整体健康的冲动；但是它自身却没有运动的源泉。”而且，理性在什么基础上决定自己说些什么呢?这里的车夫或许是一个误导性的形象，因为车夫并非为了马的利益赶车。《理想国》中城邦和灵魂的类比还是把理性视为一个二级功能，为理性的审判描绘了一个更加特别的功能。
三、城邦的正义与灵魂的正义如何相似
1、类比存在的问题
国家与个体之间的相似类比中，即使我们从它们的内在精神中去理解它，也是有问题的。首先相似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误解，因为它暗示了国家与个人是分开的东西，可以分开来理解，也可以合起来比较。实际上，它们不是。“一个人不可能在人的意识与国家的意识之间划清界限。国家意识正是它的成员们作为成员去思考时的意识。”真正生存的只是组成社会的人。就社会本身而言，它并非一个真正存在的有生命的实体。有什么理由说社会的统一性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不是其他人身上?这就是问题的症结：这个共和国内的三个部分表面上进行竞争，难道它能维持其自身的统一吗?由此设想的社会同一性只是一种虚构。“人们称之为社会的总体或集体，它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这总体反映在个别人身上，也反映在真正生存的人身上。”显然柏拉图出于对社会理想的需要而扼杀了人。
苏格拉底的类比如果成立，就需要个人像城邦一样独立自足。但是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像城邦那样自立自足的。并且柏拉图又明确地说，“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这也就是说单个的人不是自足的。不能自立自足的个人怎么能够与自立自足的城邦在结构上那么相似甚至等同呢?柏拉图怎么能够在这个意义上作出类比呢?这颇为奇怪。而且，更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正是因为我们单个人不能那么自立自足，所以我们才会有爱、渴、饿等等欲望。而按照柏拉图的设想，作为一个整体的城邦却并不需要这些外向性的物欲就能够完善。如果把具有外向欲望的单个个人与不具有这种欲望就可能可以和谐完满的城邦类比，势必让人感觉荒唐。
而且我们从苏格拉底的论证本身也可以看出其论证的问题。他的论证如下：
因为，我们描绘的城邦是完全善的。(前提)
所以，它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结论一)
所以，“如果我们把定义城邦的智慧、勇敢、节制的特征放在一边，剩下的特征就是定义正义的特征”。(结论二)
首先，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在这个论证逻辑当中，即使前提是对的，这个论证也不能达到结论二。除非加上下面两个前提：第一，如果一个事物是善的，那么它就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这样才能得出结论一。第二，如果一个事物是善的，那么它就具有这四个德性，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德性。其次，如果城邦真的拥有这三种美德——统治者有智慧，士兵们勇敢，所有阶层就谁统治城邦观念一致，那么每个阶层都在各司其职，各尽所责，那就不再有什么剩下的美德。那还需要正义来做什么呢?即使退一步承认他的说法，那苏格拉底的意思好像也是说正义是三种美德的总称。正义就是完美的善，其它几种美德都是正义的表现形式。但是对于正义人们还是无从把握。我们可以称某种行为是智慧的、勇敢的，或者节制的，却找不到一种行为可以称之为正义。
2、不正当的跨越
在设定了一个理想的城邦的阶级结构和灵魂的动力结构有如此多的相似性后，苏格拉底宣称了他将德性的定义从一个领域转到另外一个领域的正当性。理性统治的灵魂是正义的，如此等等。从而，正义作为一种包含一切的德性，其本质是统一性：正义使一个人“由多完全地成为一”。柏拉图在这里是把那个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站得住脚的推理过程应用于伦理学范畴了，这种应用正当吗?Annas在《(王制)导论》中也提到说“苏格拉底的论证方法确实存在问题”。就像上文所分析的，苏格拉底假设，城邦中只存在四种美德，只要找出三种，剩下的那个就是正义。他继续自己的论证，俨然认为善可以分为有限的几部分，各个部分相互分离，彼此独立。其实他是在假设，善是几个组成部分的总和，各个部分相互独立又不丧失善的特性。如果善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特点都要在关系中确定——与其他部分以及与善的整体的关系。那苏格拉底的数学推理过程必然不成立。
苏格拉底通过常识和理论论述的混合来确证自己的定义。他将自己的定义归结为一个谚语式的禁令：“勿做好事之人”，然后声称，他满足了对他所寻求的德性的论证。苏格拉底也曾提到可能在他发现的三个部分中，会有“其他的部分在”。这暗示整个理论可能会比他的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更为复杂。心理实体的复杂性具有摧毁柏拉图理论的危险。那样的话，城邦和灵魂之间的类比丧失了；更坏的是，这一段首要的结论不再能够得出。同时，柏拉图的结论也说明了他的前提的荒谬，按照他的定义，因为在这里找不到一个真正完美的人。苏格拉底的正义的阐述本身就把正义从这个理想国放逐出去了。这样的话，“这种正义就只是一句空话，没有实际内容”。
尽管《理想国》坚持相信，存在着一种像理想的国家那样的最好的灵魂类型，它既体现了理想的狂暴，又体现了理想的安静；对这样一种完美地协调了所有好的动机的灵魂，但是后来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放弃了对它的诉求，同时他也放弃了理想城邦的希望。这种放弃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对他的这样的跨越之后的一种反思呢?
3、类比后的剩余
篇8
关键词：苏格拉底；道德；正义；法律
一、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伯里克利的黄金时期。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雅典开始由盛转衰，苏格拉底的后半生几乎都在这场战争中度过。苏格拉底亲历了雅典从强盛走向衰落的整个过程，他认为雅典的衰落，是人们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堕落导致的。面对雅典的衰落，苏格拉底把自己比作牛虻，以自己的智慧和对城邦的热爱，从两个方面努力，试图挽救衰落的雅典城邦。一方面，他提出一套完整的道德体系，希望以此匡正道德，改变人性。另一方面，他基于现实政体的各种不足，寄希望于德才兼备的政治人才来治理国家。
二、苏格拉底提出的一整套道德哲学体系，主要包含四大美德，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内涵，就是强调某种秩序。他希望人们重新回到某种秩序当中，遵守这种秩序，维护这种秩序。要使雅典恢复之前的繁荣强大，首先必须匡正社会道德，重建这种秩序，才能改良政治。
苏格拉底提出的道德体系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在与普罗泰戈拉辩论时，他问道：“美德像你所说的正义、自制、虔敬等等是一个单一的东西，这些不过是它的部分呢，还是所有这些是同一东西的不同名字？”如果“作为部分，他们是像脸上有嘴、鼻、眼、耳这样的部分呢，还是像金子的碎块那样部分和部分之间以及部分和全体之间除了有大小的差别外，没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是前者，人可以有这部分美德而没有那部分美德，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有一小块金子也就是有了金子，人具有某种美德也就有了全部美德。”[1]（P470）苏格拉底对几种美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讨论，确立了这几种美德的有机统一性。本质上它们都具有追求正义的理性，这种理性使各种美德有机统一在一起，相互联系，不能分离。
三、当时战乱频发，希腊城邦已走向衰落，整个社会表现出的是道德的缺失和人性的傲慢，整个社会已经偏离正义的轨道。苏格拉底清楚地认识到现实各种政体的种种弊端，依靠不义的政权来实现正义显然是不可行的。面对不义的城邦，苏格拉底始终坚持正义原则，追求正义。法律是人们相互之间订立的协议，在城邦中相对来说是比较正义的。他认为，在城邦中，法律就是最广泛的正义。尽管现实城邦存在各种不足，但是在城邦中追求正义首先就是要遵守和维护法律。
在苏格拉底看来，遵守法律能够使人们团结，使城邦强大。法是人们相互之间订立的协议，规定了人们彼此之间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遵守法律就是追求正义，坚持正义原则，就不能随意违背法律。即使法律会变化，也不能轻易看轻法律的价值。除非能按照正义的原则说服母邦，否则对于法律的任何裁决，都要坚定不移的执行。苏格拉底说的法，除了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之外，还包括其他一些没有成为明确法律条文的东西，比如孝敬父母，正直，诚实守信，知恩图报等等。
四、苏格拉底一生参加过三次战争，每次战争中他的思想和行动都充满了勇气。他的一生，始终用自己的言行践行对正义的追求，他提出的美德，在他身上都很好的体现出来。在申辩过程中，他始终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不因其他因素改变自己的原则。在申辩篇的最后，他说，“现在我该走了，我去死，你们继续活着。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主神知道。”他追求的不是生命的长短，而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临近死刑，面对克里托的营救，他首要考虑的，不是生或死的结果，而是正义与否的理性判断。面对法律的质问，“苏格拉底，你打算干嘛，你想采取行动来破坏我们的法律，损害我们的国家，难道能否认吗？如果一个城邦已经公布的法律判决没有它的威慑力，可以为私人随意取消和破坏，你以为这个城邦还能继续生存而不被吗？”[2]（P99-98）苏格拉底唯一做的，就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在不能说服陪审团的情况下，坚定执行判决，接受死刑。如果接受克里托等人的建议，逃离雅典，免于死刑，就违背了自己的原则，损害了法律，就是对国家的不正义。苏格拉底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脑袋里只有正义原则指导下的正义或不正义的抉择，至于世人看中的生与死，显得那么的无足轻重，这就是一代哲人超脱生死，始终遵守法律追求正义的至高精神。
参考文献：
[1]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柏拉图. 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柏拉图对话集[M]. 余灵灵 罗林平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
篇9
苏格拉底的经历和他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与孔子之于中国有某种相似之处。他们生活的年代相近，两人毕生都以教育为主要事业，在哲学思想上都重人生伦理而轻形而上学，分别成为中西人文思想的始祖。
我发现，直接用政治的分野来判断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往往不得要领。苏格拉底诚然是在雅典民主派当权期间被处死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站在贵族派一边。事实上，无论在民主政体还是贵族政体下，他都曾经甘冒杀身之祸，独自一人与民众大会或寡头政府相对抗，以坚持他心目中的正义。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还有比当时奴隶主两派的政治更高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哲学所追求的合理的人生。
现在，人们在追溯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思潮的源头时，一般追溯到苏格拉底。诚然，苏格拉底以前的希腊哲人，例如赫拉克利特与德谟克利特，在他们的著作残篇中也不乏人生智慧的格言，但苏格拉底确实是自觉地把哲学对象限制在人生问题范围内的第一人。他在法庭申辩时所说的“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一语，在我看来是道出了哲学的根本使命，这就是探索人生的意义，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哲学家是一些把生命的意义看得比生命本身更重要的人，他们一生孜孜于思考、寻求和创造这种意义，如果要他们停止这种寻求，或者寻求而不可得，他们就活不下去。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就是“必须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克力同》）。所以，当法庭以抛弃哲学为条件赦他的罪时，他拒绝了。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爱智慧甚于爱一切，包括甚于爱生命。
商务印书馆最近相继出版了柏拉图的《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和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的中译本，为我们了解苏格拉底其人和其思想提供了方便。研究者们一般认为，前者有把苏格拉底理想化的倾向，后者更符合历史事实。我倒觉得，作为哲学家的柏拉图，比作为军人的色诺芬，更能理解他们的这位哲学家老师。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更像一位哲学家。在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却显得有些平庸。例如，苏格拉底认为智慧即美德，这在前者笔下突出的是理想人格的锻造和心灵的自我享受，在后者笔下则往往把美德归结为节制，又把节制归结为获取最大快乐的手段。又如，苏格拉底之所以从容就义，色诺芬举出两点非常实际的考虑：免去老年的痛苦以及死后的声誉。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则以他特有的机智方式作一番推论：死后或毫无知觉，如无梦之夜一样痛快；或迁居彼界，得以和古来志士仁人相处，不必与为思想而杀人者打交道，实为无限幸福。他的结束语是：“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哲学家的幽默和达观，跃然眼前。
我并不主张对苏格拉底哲学作过高评价。他把哲学的注意力移向人生，诚然是一大功绩，但他进而把人生问题归结为伦理道德，视野又未免狭窄了。其实，人生意义问题的提出，是以绝对为背景的，哲学的智慧不在于就人生论人生，而在于以绝对为背景对人生意义作出说明。赫拉克利特说，智慧不等于知识，智慧在于认识，即绝对和永恒。苏格拉底却把智慧与知识等同起来，又把知识与美德等同起来，尽管他强调的是“关心自己的灵魂”，但是，如果像他那样把对于绝对的渴望从灵魂中排除出去，视为无用无谓之事，那么，灵魂就不成其为灵魂，而智慧也降为一种道德知识和处世之道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苏格拉底比起赫拉克利特来又是某种退步。不过，尽管如此，苏格拉底的“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一语仍不失为至理名言，是一个真诚的哲学家应有的信念，只是我们应该以更加广阔的眼光去省察人生。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资中筠，女，（1930― ）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专业之外旁涉中西历史文化，近年来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读《五人墓碑记》，我们多把注意力放在了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人身上，多把注意力放在了写作手法与特色的赏析上。其实，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张溥，是周顺昌，是“买五人之头而函之”的贤士大夫：吴默、文震孟、姚希。这些“士大夫”身上体现的正是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品格。
篇10
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人生之路贵在坚持》
首先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古希腊。开学第一天，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对学生说：“今天咱们只学一件最简单也是最容易做的事。每人把胳膊尽量往前甩。”说着，苏格拉底示范了一遍，“从今天开始，每天做300下，大家能做到吗?”学生们都笑了，这么简单的事，有什么做不到的!过了一个月，苏格拉底问学生们：“每天甩300下，哪些同学坚持了?”有90%的同学骄傲地举起了手。又过了一个月，苏格拉底又问，这回，坚持下来的学生只剩下八成。一年后，苏格拉底再一次问大家：“请告诉我，最简单的甩手运动，还有哪几位同学坚持了?”这时，整个教室里，只有一人举起了手。这个学生就是后来成为古希腊另一位大哲学家的柏拉图。这个小故事所蕴含的深刻含意是显而易见的。柏拉图的坚持使他获得了成功 。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布封曾经说过：“天才就是长期的坚持不懈。”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也曾说：“做学问，做研究工作，必须持之以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