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中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大国崛起中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甲型”从国外来到中国，在大陆引起了一阵又一阵恐慌：我们的体温是早上测完中午测，中午测完晚上测，每天午休还要学预防知识，好不容易放假却也因为这倒霉的甲流被否定了！咳！真是人心惶惶又“慌慌”啊。但是“甲流”高一尺，“中国”高一丈。我们的祖国成功进行了临床试验，用自己的实力与技术向国际证明了“甲流”疫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使中国成为了第一个可以应用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国家。

简单至极的新闻，但是意义非同小可。它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一个正在崛起、发展、强大的泱泱大国；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中国在发展、在前进。与中国，“甲流”是一个困难，但是它更是一个可以解决的困难。对于可以把“嫦娥”送上月球，把奥运会举办在北京，把世博会安家在上海，把亚运会落户在广州的中国来说，又有什么困难可以阻挡我们崛起、前进、拼搏的步伐呢？

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成为首个可应用“甲流”疫苗的国家；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成为了一个让全世界震惊的大国；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成就了一个在崛起而进步的中国！

篇2

目前，中国有三家国资背景的粮企：中储粮主要负责全国粮食的收购和储藏，中粮集团侧重粮食下游产品加工，而华粮集团则主要负责将东北粮食以散装物流的方式向关内运输。

近年来，中粮集团通过国际化战略布局，终于具备大粮商的实力，成为可与四大国际粮商"ABCD"（即、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比肩的全球性农业公司。

海外布局

去年12月23日，中粮国际有限公司宣布以亿美元收购来宝集团所持有的来宝农业49%股权，此前的2014年，中粮已经收购来宝51%的股份，由此，中粮全资拥有了来宝农业。

早在2011年，中粮集团首次布局海外粮源。并购澳洲塔利糖业，2014年2月和4月，中粮先后收购荷兰农产品及大宗商品贸易集团尼德拉51%的股权和香港农产品来宝集团旗下来宝农业51%的股权。两项收购耗资约30亿美元，是当时国内粮油食品行业规模最大的海外并购。随着两项收购，中粮成为财富强榜上排名上升最快的中国公司，由2014年的第401位上升至2015年的272位。

至此，中粮在营收上进一步逼近全球“四大粮商”。第四大粮商邦吉的年营收在570亿美元左右，而收购来宝农业后，中粮年营收大约可达550亿美元。

此外，中粮在大豆等油料作物的压榨能力、大米加工能力、小麦加工能力等指标上，不仅在国内大幅领先嘉吉、邦吉等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与市场第一的丰益国际也十分接近。

有分析认为，中粮的海外收购，进一步扩大了中粮的营收规模，可以促成其实现产业链全球布局。尼德拉集团在南美和欧洲的市场竞争力较强，来宝农业除了在南美、东欧有布局，范围还覆盖南非、澳大利亚等地区。尼德拉的优势在于对一手粮源的掌控和南美市场领先的种子业务。来宝农业在以南美、黑海为代表的粮源产地和以亚洲为代表的终端市场均布有油脂压榨厂和精炼厂，全球粮油加工能力有较强基础。

中粮前董事长宁高宁曾表示，这两起并购使中粮得以深入参与世界主要地区的粮油生产和采购平台。此前，中粮在海外买大豆，必须是找中间商、供应商订购，现在通过控股的尼德拉，就能从巴西、阿根廷的农民手中直接买到，在大豆的价格上，摆脱了中间商、供应商的掌控。

目前，中粮集团已经实现了在南美洲、北美洲、欧洲、亚洲等地的整体布局，在农产品大宗贸易产地美洲与消费终点站亚洲之间，形成了一条“中粮粮食走廊”，一个庞大的中粮全球产业链脉络已然成形。

在素有“世界粮仓”之称的巴西，中粮目前还拥有2家大豆压榨厂、4家糖厂、1家转运站，在巴西的谷物油籽经营量每年可以超过800万吨，粮源合计万吨，粮食仓储能力是181万吨，这些将为稳定国内粮食市场起到保障作用。

在目前全球的粮油产业链中，从大豆、玉米等农产品的上游种植一直到加工、销售，最终必须依赖大型码头来实现物流运转，巴西桑托斯港口是全球粮食贸易最重要的集散中心之一，在这里形成了全球农产品东西半球的重要流动，目前中粮旗下T12A和这两个码头，正是全球农产品价值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并购整合大戏

2013年，中粮集团与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公司（下称华粮集团）重组，由此获取了华粮集团的仓储和物流，中粮集团倾十年之力打造的全产业链，至此获得形式上的完整。

此后，中粮集团正式开启资产整合大幕。今年1月4日，中粮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中国食品以及中粮地产旗下华高置业签署了股权及债务转让协议，前者将旗下金帝食品公司以6.11亿元人民币出售给中粮地产。曾经的国产巧克力金帝“四连亏”的局面，让其母公司中粮集团开始谋划调整金帝的产业模式。而让金帝倍感凄凉的是，中粮地产接盘看中的也是其地产板块并不是巧克力本身。

除此之外，中国食品旗下的“福临门”食用油将被剥离出来，整合到中国粮油控股上市公司里，专业做米、面、粮、油等。

业内人士分析，中国粮油控股是做粮油加工，中国食品做小包装食用油销售，上下游不一致，2015年中国粮油控股油脂加工亏损，中国食品的小包装食用油赚钱，作为上市公司，中国粮油控股要把福临门拿过来。

福临门是国内第二大小包装食用油品牌，市场份额在15%左右，位列益海嘉里旗下的金龙鱼之后。2005年时福临门从中国粮油控股剥离到中国食品，成为中国食品重要的业务板块。

这只是中粮集团内部整合的一部分。中粮集团已经成立中国食品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投资平台，未来中国食品、蒙牛乳业、中粮肉食、我买网等会装入该平台。

中粮内部管理人士透露，按照中粮的全产业链发展计划，下一步将要对中粮国内粮油资产与收购的尼德拉、香港来宝农业的资产进行整合，并确保在年完成，而在这场整合中，预计将会提高中粮粮油主业的赢利和效率。

据不完全统计，在宁高宁主政的11年间，中粮集团发起了不下50起并购。目前资产超过719亿美元，个分公司和机构覆盖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仓储能力3100万吨，年经营总量近1.5亿吨，年加工能力8950万吨。

与此同时，中粮集团还形成了诸多品牌产品与服务组合，福临门食用油、长城葡萄酒、金帝巧克力、屯河番茄制品、家佳康肉制品、香雪面粉、五谷道场方便面、悦活果汁、大悦城ShoppingMall、亚龙湾度假区、中茶茶叶、金融保险等。

中粮集团内部人士透露，接下来，中粮方面将大致按粮油、食品、地产、金融等类别，采取“合并同类项”的办法，对11家上市企业进行拆分、整合。如果再加上集团的整体上市计划，这将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

全产业链战略

过去的中粮是国内的粮油巨头，尽管中粮在诸多细分领域位居第二，但从粮油全产业链的大格局上看，其仍称得上是中国第一粮商。但是如果与美国、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这四家操控了全球粮食交易的国际大粮商比，中粮还是一个小个子。

自从2004年宁高宁执掌中粮开始，提出了全产业链战略，集团就开始向食品领域的上下游挺进，并试图在全产业链模式的运作下，将小麦、稻米、玉米、油脂油料、糖、番茄、大麦、肉食等产业链有机地组织起来，实现了整个粮油食品从“从田间到餐桌”的畅通无阻。根据宁高宁的规划，成为国际农产品贸易全产业链巨头是中粮集团的终极目标。

宁高宁曾表示，“未来我们希望把全球化产业链建立起来，把全球质量最好、价格最低的粮食等农产品，用最有效率的物流、加工和服务，形成消费品，供应到所需要的国家，使中粮成为具有真正规模实力、运营实力、财务实力和竞争力的国际化公司。”

这种思路在尼德拉和来宝农业两项并购中可见一斑。其有助于中粮在全球最大的粮食产地南美、黑海等地区拥有的优质粮源，并把它们与拥有最大粮食需求的亚洲新兴市场建立联系。宁高宁说，这会“大大提升中粮的供应链效率”。

当然，并购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开始。摆在中粮眼前的棘手问题是盈利能力的下降。中粮集团旗下上市公司2015年上半年的业绩显示，除蒙牛乳业能够保持利润增长以外，其余上市平台均呈现净利润减少甚至亏损的局面，中粮集团目前的负债率已经高达以上。

这被外界认为是全产业链模式的危局。不过有业内人士指出，“不能在很短的时间段就给企业定性，中粮前期更像是资源积累，可能会存有扩张过快的问题，但随着内部整合梳理完成，这些问题都有望解决”。

中华粮网分析师焦善伟认为，中粮以其特有的身份，在打造全产业链的过程中，即使短期内会面临亏损或业绩下滑，也必须在粮油、食品加工领域，做一些长远的产业战略布局，而要完成这样的布局，完善全产业链，并不能要求企业在短期内一定要获利、赢利，是要根据企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来判断。

此外，由于中粮肩负保障粮食安全的重任，在有关方面对食用油市场价格进行宏观调控时，中粮也会率先主动降价，为稳定国内食用油市场价格，承受一定的经济损失。

对于外界更为关注的中粮主要业务的整体上市，设定的时间期限是2019年。中粮集团更大的目标是转型为一家公开上市的“全球性农业公司”，在国际市场上，有能力与四大国际粮商“ABCD”抗衡。

资料链接

美国的粮食国际战略

美国是世界上真正建立粮食国际战略体系的国家，作为全球第一粮食生产大国，其对世界粮价的话语控制权早就展开。为了垄断世界粮仓，建立粮食霸权，美国借助或实施了绿色革命和转基因革命、长期巨额农业补贴政策和新能源革命等一系列措施。

二战后，美国洛克菲勒家族主导了以化肥、农药和高产种子应用为标志农业技术革命。它大幅度增加了粮食产量，重要的是农业已经成为石油化学农业，石油能源成本所占总成本比重已经超过60%，主要包括化肥、农药和石油驱动的机械的能耗;更重要的是，这使美国弹药原料生产商转为化肥农药生产商（氮是高能炸药和化肥的基础原料），并直接形成了对世界杂交种子专利、农药专利的垄断，这些公司包括标准石油、陶氏、杜邦（先锋良种）和孟山都（迪卡）等。

当前，世界公认的拥有强大实力的转基因粮食巨头有三家属于美国的公司。这三家农业巨头公司孟山都、杜邦、陶氏化学控制了全球80%以上转基因种子的主要专利，包括玉米、大豆、水稻、小麦，甚至蔬菜、水果和棉花等。

在美国，给农产品定价的是农产品期货市场，但在幕后操纵期货市场的是美国特有的超级粮食经销商，它们被称为“大粮商”。美国农业综合体的基础奠定于世纪，与军工联合体相比，农业综合体更多地左右着美国的内政和外交。

美国内政外交的大前提是“以粮食为国家根本”，而不是核武器和金融。核武器不能使用，金融也会周期性地引起恐慌。如果全面观察美国的一系列举动，就能看到其世界战略的全貌。四大粮商擅长进行全球化的产业链布局，并形成一个价值传递链条，利用旗下注册于维京群岛、新加坡等避税天堂的贸易公司，将生产与加工环节的利润转移到贸易环节，实现避税，并将利润最大化。

早在1970年代，粮食外交和构建美国主导的粮食霸权就走向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地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这句鲜为人知的断言总结了美国的强权哲学，至少是那些躲在幕后决定着美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少数精英人物的强权哲学。

美国前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曾指出：“粮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国系在我们身上，它们就不会捣乱。”

为了控制全球农产品市场，美国长期实施巨额的农业补贴政策。美国国土辽阔，农业经营规模天然具有规模优势，但远不及美国的农业补贴重要。美国的农业补贴制度从大萧条时期的1933年就开始，仅在2008年，美国农业补贴就达到2900亿美元。分别相当于当年粮食价格的约30%和25%。也就是说，美国的小麦和玉米从政府补贴中获得了相应的价格空间和比较优势。实际上，众多粮食生产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农业竞争在本质上已经演变为小农生产与美国财政部的竞争。同时，美国农田长期有1/3处于休耕状态，以便控制粮价。由此，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农业国，它有大量休耕的土地。由此，美国政府每年拿出上千亿美元进行农业补贴。当其他后发国家拼命挤占自己耕地用来发展工业，从而制造出廉价消费品输往美国时，美国却减少了粮食出口，抬高了粮价。

数据显示，各类农业食品的集中度，近几十年来，都在迅速地向美国的粮食巨头集中。粮食巨人的触角不仅停留在加工环节，还进一步伸向投入环节。使得种子、化肥、农药、机械等多种生产性投入，都一步步走向集中。在北美，康纳格拉冷冻食品公司与杜邦公司，谷物巨头嘉吉与种子公司孟山都，诺华公司与粮油公司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已经形成了三个食物联合体，影响力扩张到全球。即使到了食物的销售环节，仍然在大公司的控制之下。

大量的粮食援助是美国常用的“手段”：在诸多非洲国家，接受粮食援助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为美国生产香蕉、可可等非农经济作物，这些国家的粮食生产因此荒废，沦为美国附庸。海地的悲剧即是一例：1995年前该国年产大米17万吨，可满足95%内需，但1995年向美国敞开大米贸易，比海地米便宜一半的美国米迅速占领市场，农民改行种别的，如今海地3/4的大米都来自美国。

美国将生物能源作为类似粮价遥控器的武器，能在控制粮价上更加游刃有余。2007年1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以谋求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石油的依赖，增加生物能源的利用份额。根据这项法案，美国政府计划在2022年前将生物燃料乙醇产量提高到360亿加仑/年。这标志着美国粮食战略与石油战略正式合流。玉米换石油，乙醇汽油替代方案，它的低效能比和环保问题已经被人质疑，而这方案本身，事实上就是制造世界范围内的粮食短缺。玉米拿去炼油了，预期供应不足，价格暴涨，随后带动小麦、大豆等农产品价格狂涨。从根本上，“市场上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人们买不起粮食”，这即是所谓“富国的汽车与穷国老百姓争夺口粮”计划。

至此，粮食能源化，能源粮食化，粮食等价于能源。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通过美元向世界征收铸币税，进而补贴美国的农业生产和免费获取石油，然后再通过粮食来生产汽油。石油、粮食与美元三者之间都建立了双向的链接关系，重构了美国金融帝国霸权的黄金三角。美国新能源法案开启了美国霸权的新时代。由此，粮食期货，将粮食定价掌握在华尔街的垄断金融资本手中。

篇3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曾经成功举办过“云上贵州”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痛客大赛、草根创新大赛等一系列大数据领域的专业赛事。

本届赛事分为挖掘赛、应用赛和系列分支赛，获奖项目和团队将分享400万元奖金。如果获奖项目落地贵州，还能申领相应的扶持基金，并根据项目发展实际需要，获得有针对性的服务以及产业优惠政策。

F州：2017年要全面建成人口健康信息基础平台

2月28日，贵州省乡镇卫生院远程医疗全覆盖暨人口健康信息化重点任务工作启动部署会在贵阳召开。会议通报了贵州省远程医疗、免疫规划和人口健康信息化工作进展，并对乡镇卫生院远程医疗、规范化数字预防接种门诊全覆盖及人口健康信息化重点任务进行了安排部署。

据了解，2017年人口健康信息化重点任务工作重点是：制定各地好本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方案；加强数据中心和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平台软件建设，实现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基础数据汇聚、共享、交换，支撑远程医疗协同、医药监管及预约挂号等重点应用服务。截至目前，贵州省199家县级以上公立医院已全部联通远程医疗网络，实现了省、市、县三级公立医院的互联互通。王忠说，要运用信息化、大数据和互联网手段全力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把加快人口健康信息化作为事关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发展的重大任务抓紧抓实，使广大人民群众和全体医务工作者感受到人口健康信息化的成效。

贵州省启动科技创新券发放申请工作

即日起，2017年度贵州省科技创新券发放申请工作启动，据悉，今年贵州省将分四批进行申请，每个企业每年最高可申请50万元。

据介绍，创新券申请条件为2015年1月1日以来向省内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科技创新服务单位购买服务或技术成果，已签订相关技术合同并经过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贵州省企业。

据悉，企业可进入贵州技术市场（http：//.cn/ ），通过实名注册认证后，登录创新券申报系统在线填报相关资料，并提供有关附件材料接受审核。

波音航空科普走进贵州助力苗族儿童放飞梦想

2017年2月27日，位于贵州省从江县加榜乡的加车小学的130多名学生上了一节别开生面的航空科普课。来自多彩贵州航空公司的机长和乘务员和波音的员工志愿讲师及北京的科普专家，共同与孩子们分享了关机、乘坐飞机旅行等有趣的知识，并且带领孩子们亲手制作飞机模型。孩子们放飞了手中的模型，也放飞了心中的梦想。

篇4

这就是为什么自2000年来跨国汽车巨头纷纷加快了在中国市场抢滩登陆的速度，中国汽车市场硝烟四起、群雄逐鹿的原因所在了。然而并非所有的“竞赛参与者”都值得可圈可点，中国汽车“舞台”上的表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过是更大的世界汽车“舞台”上的重复，除了一个小小的插曲，那就是通用汽车作为中国市场的“姗姗来迟”者，为何竟能成为成长最快的“红筹股”（从1999年的19798辆、市场占有率3%、排名第七，发展到2001年的58328辆，市场占有率8%，排名跃居第四，2002年销售更超出了26万辆）？

“姜还是老的辣”，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厂商在丧失在中国市场“先手”的情况下依然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拳”重新扳回了局面。 一、“遏制日本，必先称雄中国”与众不同的深远战略

大多数跨国汽车厂商在中国市场都是缺乏战略深远性的，其一是因为中国市场相对空白为了赚钱，日本厂商都是这一类，所以只要有可能就倾销老车型，只要有可能就依靠出口而非直接投资；其二是因为本土市场进入饱和而必须通过开拓中国市场加强其在全球的地位，欧洲厂商象大众就是属于这一类，所以只要有可能车型就决不创新（还要美其名曰适应中国国情），只要有可能就决不转让技术甚至也不想让中国人具有自主的研发能力。

然而通用汽车的战略则高屋建瓴得多，谋虑深远得多。众所周知，通用汽车是七八十年代“日美汽车大战”中受创最深的厂商，也是花了最多的代价进行调整的厂商（甚至不惜“屈尊纡贵”与丰田合资来筹备土星），所以痛定思痛，一直把日本看作“不死不休”的“头号大敌”，鉴于在北美市场和欧洲市场竞争已成胶着态势，颠覆性的变动势所不能，所以一直想用“围魏救赵”的“掏心战略”将战火烧向日本本土，这是九十年代以来通用汽车全球战略的精义。然而日本本土市场壁垒精严，多次努力均无明显果，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终于决定采用“出其所必趋，攻敌所必救”的“扼喉战略”，重新战略性的定义中国市场，把中国市场看作通用汽车“进可攻，退可守”的全球“马奇诺防线”，既可以牵制住日本人的手脚，也可以通过中国市场的成长抵消日本市场的地位，还可以在适当的机会作为“跳板”直接展开“东京战役”。 二、“武装中国”的超级本土化的方针

基于以上“遏制日本”的战略，所以在通用汽车的眼中，中国绝对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销售基地，更应当是“反日联合阵线”的“同盟军”，要想使中国这个“第三世界”的“同盟军”发挥作用，就必须彻底地“武装中国”，所以通用汽车在中国采取了比所有的跨国汽车公司的“本土化”加起来还要“本土化”的措施。

2.1培育中国自主的研发与生产能力

有句笑话叫做“炒股炒成股东，泡妞泡成老公”，跨国汽车巨子们无疑是心领神会的，他们想在中国卖车，却不想最终卖成中国车。日系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国的近邻和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国，作为在进口车占一半以上份额，日系车在中国汽车产业结构的涉入程度上却远较欧美系而低。论者常以为这是日本企业缺乏长远战略的表现，实则大缪不然，日本人这一手其实挺高，他用的是战国时代的“远交近攻”之策，在欧美早已实现本地化经营但在中国却采用强势的出口战略，以丰田（其竞争力可能比通用更为强大）为例，二十年来在全国的合资企业达到21家为每年大量进口的丰田车提供服务，然而竟没有整车厂！日本人的漏算之处在于中国人的古典谋略博大精深，“远交近攻”未必就不能破解，所以当中国人采取“以夷制夷”的时候，日本人也就乐不起来了，近两年不得不更深层次地卷入中国汽车产业链就成为必然。

通用的理解力则强得多，1997年通用汽车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就设立了本土的汽车设计中心，培养本土的设计人才，提高本土的设计能力，并率先给出“一年一个新车型”的承诺（反观桑塔纳一个车型用了11年之久）。近乎孤注一掷的15亿美元的巨额投入自然也不是吃素的，上海通用已经成为通用汽车全球五大JIT样板企业之一，不仅开发了自主的精益生产体系“SGM-GMS”，而且为泰国通用、印度通用完成了上百人次的培训工作，在通用的亚洲版图里已俨然有“旗舰”之势。

正因为如此，通用在中国能比战斗机飞得还快。上海通用从1997年6月成立到1998年12月第一辆“别克新世纪”成功下线，创造了我国汽车工业建设史上的有史以来的最高速度；连续推出别克GL8、GS、G等三款车型也只用了从1999年12月到2000年7月短短的8个月时间，新车型推出速度再创新纪录。

我们已经可以推断，在通用汽车的蓝图中，中国将成为亚洲汽车的设计和制造基地，这样在未来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时就不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而这一现象是八九十年代通用汽车拼尽全力进击日本市场也无“尺寸之获”的关键原因之一。

2.2与中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

引人注意的是，通用汽车进入中国以来，从未寻求对其本土合作伙伴寻求控股乃至独资的地位，所有六家合资公司的股权比例无一例外的都是50：50，保持一种对等的地位。

这不能不说是通用汽车从“大处着眼”的神妙手笔，因为自从中国放宽对外资企业的股权比例的限制之后，几乎所有的外资企业都通过增资来寻求控股或通过买断以成为独资（象大众每年开董事会都要把增资老调重弹）。而通用汽车能够敏感的认识到“美国出枪出钱、中国出人出力”战略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不能“见利忘义”，不能因为争夺“小利”而放弃共同的立场。

“国产化率”问题也极好地反应了通用在协调伙伴关系上的高明手腕，的确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存在着质次价高的弊端，但这只是产业发展初期必然会面临的问题，然而很多整车厂商借此完起了“猫腻”，大众不厌其烦的强调“本土采购的零部件成本比国际高出30%”，所以一直绷着劲死不肯降价；千呼万唤出来一个POLO，又以“POLO与其他车型不在一个生产平台所以零件的通用性差”为由，结果POLO的国有化率仅仅只有40%。反观通用，尽管国内采购成本比国际也高出20%，但他却聪明地提出“提高国产化能够加快适应性以及快速反应能力”，这种“以小求大”的策略比较而言自然更能得人心。

另外，通用高明的“义利之道”还充分反映在2000年12月12日正式下线的“赛欧”上，长此以来日欧系车厂一直惯于“抓大放小”，只对国库里的银子有兴趣，对百姓兜里的铜板没胃口，搞得“私车”每年都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老百姓对经济型轿车可谓是“想断了肠子和心肝肺”。通用则不然，尽管一方面也在闷头大赚高档车的钱，但它毕竟同时兼顾了老百姓的口袋和经济型车的开发，请设想一下，若没有赛欧的推动，不知POLO等经济车要到猴年马月才会落户中国。

2.3通过“国际化”来双向加强“本土化”

真正高明的“本土化”绝非一味的“本地化”，而是在“本地化”中注入“国际化”的元素，通用汽车就是深明本土化奥义的高手，他知道单纯靠通用来贴近中国的合作伙伴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让合作伙伴卷入国际汽车体系。

所以在2002年10月，上汽集团在通用汽车的积极推动下入股通用大宇，开创了本土汽车投资海外的先河；2002年11月，上海通用与通用凯米签定出口发动机协议，这也开创了本土汽车关键部件出口海外的先河。另外，更让“民族汽车产业”的坚定支持者欣喜若狂的是，上海通用居然向菲律宾出口了5000辆大别克，对多年来习惯于“引进”和“进口”这两个词汇的中国汽车行业这可是破天荒的事情。

如果这种高明的策略能够坚持下去，中国成为通用汽车最死心塌地的合作伙伴的日子必指日可待。

2.4“区域分割，鲸吞蚕食”的全面布局

虽然中国在行政上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中国市场却不能象行政一样简单地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这是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常犯的错误之一，中国的版图超过欧洲几十个国家的总合，人口也比整个北美洲还要多得多，日产、本田等日本企业在中国弄区区一个整车子公司就想“立马吴山第一峰”，岂不是咄咄怪事，无异于痴人说梦！

然而通用汽车则思虑周详得多，短短几年，通用汽车在中国的区域布局已经北抵沈阳，南至广州，西及重庆，东达上海，全面地覆盖了中国汽车消费的重点区域；不仅如此，通用从现状和发展的角度对不同的区域进行了不同产品布局（从中高档轿车、紧凑型轿车、休旅车、SUV到微型车），无论是区域组合还是产品组合都构成了强大的竞争优势，现在通用汽车凭借着上海通用、金杯通用和通用五菱已经可以大大地歇一口气了。 三、“冷、准、稳、敏、狠”的五大营销必杀技

光有战略还不够，当通用还在中国蹒跚学步的时候，大众就已经垄断了大部分的轿车份额和售后网点，拥有了众多的零部件配套厂商，然而不到6年的光景，通用凭借着犀利的战术就成为任何同行都望而生畏的“战神”。

3.1“冷”不丁推出主导的市场标准

营销的最高境界不在于“百战百胜”，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谁能制定标准，谁就能不战而胜，INTEL、MICROSOFT都是这方面的顶尖高手，通用与他们相比也绝不逊色。以赛欧为例，价格性能比就确立了这么一个标准，通用首先确定价格标准为10万元，这种对老百姓心理底线的精密洞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效果，在赛欧上市前大凡有厂家“出车”，媒体和购车族就会四处打听“是10万元左右的家庭轿车吗”，迄今为止10万元仿佛成了轿车驶入中国家庭的标准价位。其次通用确定了性能标准，1.6升排量、自动档、ABS、安全气囊等等配置使得怦然心动的老百姓们普遍产生“非此不嫁”的心态。通用这两步棋一走实际上就使得对手只能被牵着鼻子走，只能去跟赛欧比性能价格比，因为这已经是公认的经济车标准，而且标准就明明白白的在这里。所以“通用设个套，大家往里跳”，此后不仅出厂的新车大多以安装了ABC、安全气囊、自动档为卖点，就连老产品也不得不纷纷增加配置往赛欧看齐。

反观大众就绝无此境界，本来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跨国厂商，大众比任何对手都拥有制订标准的话语权，然而你看桑塔纳，既是公务车又是私家车还是出租车、既不是豪华车又不是经济车，既不能技术制胜也不能服务领先，整一个“四不象”的过渡产品，多年来不断没有形成标准，反而是任何人都可以攻击的靶子，所以不仅销售每况愈下，现在在大众的产品组合中定位也模糊得不得了。

3.2“准”确的市场调研体系

光“冷”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准”的话，“冷”可能就只是“冷清”。每一家厂商都在叫喊“以消费者为中心”，但如果没有准确的市场调研做保证的话，消费者只可能是“傀儡皇帝”。通用的调研体系可谓把“准”字做到了淋漓尽致，下表对通用的调研体系做了个“管中窥豹”的概括：

正是这种全面的体系使得通用的决策准确度相当之高，可以不打无把握之仗（别克上市仅价格调查就做了4000个样本，所以1999年销售自然很火），可以战则必胜。

3.3“稳”健的服务水平

其实各大车商在技术上的差异相当之有限，服务水平的高下将是市场决胜的“王牌”，通用在服务上的投入可谓是苦心孤诣，回报也是相当可观的，据国际权威汽车调研机构的报告，2001年上海通用汽车的服务满意度指数位列中国汽车企业之首。

和调研一样，服务如果不体系化其水平不可能真正得到提升。通用服务体系的第一层是对消费者的服务，通用汽车是中国第一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终端统一”的厂商（比如象价格这个老大难，通用就固执地“不允许经销商有任何理由的加价行为”），通用“统一”的连锁模式使得网络飞速扩张，现已能覆盖全国81个城市，拥有107家授权维修服务中心，其中3S店达到88家。

通用服务体系的第二层是对经销商的服务，通用的经销商服务有三个特色。一个是“周转车制度”，这样可以不占有经销商的流动资金，同时回避了价格调整的风险；一个是“当场兑现制度”，给予经销商的返利都是在提车时就当场兑现。一个是“多种奖励制度”，通用聘请了世界知名咨询公司对经销商进行评估，参考经销商的多项指标来定期打分，然后根据分值来确定给予经销商奖金多少。所以尽管上海通用在“单车返利额”不及包括奥迪和本田在内的同行，但由于商务政策的规范透明经销商仍是趋之若鹜。

通用服务体系的第三层是对销售人员的服务，上海通用有一个所谓“MOT大比拼”（MOT是MOMENT OF TRUTH的缩写，即真实一刻）活动，目的在于培训销售人员使得每一位消费者在踏进展厅的那一刻起就充分享受到诚实、专业的服务。“MOT大比拼”考核指标是销售人员工作的每一个方面，如“假想客户”模仿购车的全过程，每位销售顾问用30分钟时间完成从接待客户到与客户签约的过程等。

3.4“敏”锐的应变能力

当代的汽车行业已经进入“超竞争”的时代，单一的竞争优势已经不足以制胜，对市场的柔性适应能力更为重要，柔性生产方式（如JIT）为什么在汽车业最为流行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在市场上就更需要强有力的应变力了，通用就是这方面的“黑带大师”。

2002年1月28日，南京菲亚特公司宣布将新上市的1.3升、1.5升派力奥定价在8.49万元～10.99万元，这显然对刚刚上市不久的赛欧构成不小的威胁，1月29日上海通用就迅速做出反应推出9.28万元标准版赛欧，本来温度正高的赛欧更是烈火烹油，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就销售出2000多辆。无独有偶，4月18日广州本田推出29.8万元2.3升奥德赛多功能车，而就在同一天上海通用宣布将GL8标准型投放市场，定价为29.8万元(含运费)，这样GL8无论是品牌、价格都占据优势，其后上海通用又对顶级MPVGL8进行了两次改造（全面升级内饰、加配影音播出系统、定速巡航系统等），以保证别克GL8在性能价格比上的领先优势。广州本田不甘落后，于12月20日宣布停产老广本并将于翌年1月15日推出新款美版雅阁轿车，通用在12月26日宣布随着上海通用新款别克君威的下线，老别克G、DL与GS全线停产。这几次调整，速度之快、拿捏之准，令人叹而观止！

而反观做为“老大哥”的大众，欧洲人典型的慢条斯理在推出POLO时反应极为明显。当上海通用在2000年底赛欧下线的时候，大众不甘人后也宣称将在2001年8月推出POLO，到了2001年6月赛欧已经面市又变成了2001年年底，此后又屡经延期直到2002年6月POLO才让人一觅芳踪，比POLO喊得晚的派力奥都老早上市了，尽管这种“不懈的精益求精”在十年前曾经是优势，尽管这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在涵养上是值得尊重的，但时过境迁，这种“老爷车”速度现在哪里谈得上市场反应能力，无怪乎大众的市场占有率从极盛时期的60%下降到现在不足30%。

3.5凶“狠”的品牌传播

说实话通用进入中国之初品牌并不占优，拿别克来说其品牌影响力根本不敌口碑良好的欧系车和日系车，甚至连系出一门的凯迪拉克还远为不及。然而美国人的天性是热爱并善于自我表现的，和大众不一样（上海大众是那种再怎么能搂钱也只是一家一半秉承德国人平实风格和一半沿袭上海人不善声张的企业），通用登陆浸泡过各种舶来文化的上海后把美国公司的进取与强势文化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通过这几年的强势宣传，通用已经凛然有王者之气，据调查仅别克的品牌知名度已经从当初的10％上升到现在的80％以上。

上海通用还没有诞生时就开始了整合政府公关在内的综合传播，通用汽车抓住了中国政府渴望彻底提升中国汽车产业与国际接轨的愿望，抓住了上海政府进行浦东开发极须争取全球500强的首席公司通用作为跨国公司形象代言人的心理，文章做得之大令几乎同期落户广州的本田和落户长春的奥迪自叹不如。通用的魅力使得上海政府把通用项目列为“市府一号”工程，不仅在招商政策上竭尽所能地大开绿灯，就连一向严厉的公款购车政策也断然决定倾斜扶持。所以车还没有出来一辆，通用倒已经是誉满神州了，上海通用品牌推广中的这些特殊色彩，不仅“空前”而且估计也一定将是“绝后”的。

大手笔的“整合营销传播”是通用汽车的品牌推广最大之特色。通用不仅在各类电波、平面媒体上有着“一掷千金”的硬广告投入，更综合运用了各种软性的宣传工具，其一是“赞助行销”，通用以提供现金和车辆的形式赞助了国内多项重量级的体育运动和大型会议，中国奥申委独家汽车赞助商、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在京考察专用车、博鳌经济论坛专用车、九运会专用车和上海APEC会议专用车等等不一而足；其二是“体验行销”，上海通用曾经举行过多次类似于“齐驾驭共体验”的全国巡展大型活动；其三是“文化行销”，2001年10月上海通用与中央电视台清风车影共同合作组织了一次别克车绘活动，是中国车绘历史上的第一个脚印，这些经过整合过的营销传播很好地起到了“1+1>2”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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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WCG举办至今已有11载，颇有独领电子竞技大赛之势，受到广大游戏玩家的热烈追捧。而今年的WCG赛事和往年有所不同，除了专业的竞技比赛，三星电子旗下笔记本电脑还在全国8个城市IT卖场及6个城市大学校园中举行了产品专属赛事，为游戏发烧友提供了现场竞技平台。不仅如此，三星笔记本2012年度旗舰新品也在这期间闪亮登场，新一代9系列、Q470、700G等产品不仅让玩家们见识到了平时难得一见的国际顶尖多元化设备，同时也让消费者感受了便捷移动、非凡触控、时尚易用等多角度的娱乐体验。

从2D到3D，从简单到多元，是WCG顶级赛事的发展趋势。而本次全新亮相的新品型号也是承载着尖端科技与智能应用，向世人展现出其极具革命性的创新成就。三星新一代9系列笔记本拥有超纤薄机身，以及简约流畅的空气动力学设计理念，精湛工艺与奢华品质融会贯通，不失为高端商务人士的绝佳出行选择。

而定位于学生群体的三星Q470则凭借高性价比优势被业内列为年度最受欢迎笔记本范围之中，并且在网络中还形成了一股“靠谱”风潮。主流配置结合九大易用性特征让小Q迅速成为大学生群体中炙手可热的宠儿。人性化的设计理念配以极具前瞻性的“一键”智能操作应用，在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的今天，从细枝末节遵循用户感受，真正沿袭了以贴合消费者需求为根本的研发目的和品牌宗旨。

篇6

据华夏基金近日公告称，华夏大中华企业精选基金将在12月29日至1月18日发行，该基金是华夏基金为顺应资本市场全球化趋势，把握中国崛起机遇，重拳布局大中华企业而推出的战略性产品。投资者可在建行等各大银行、各大券商及华夏基金认购。

值得关注的是，该基金将由华夏基金副总经理、投资总监阳琨亲自担纲。阳琨认为，2016年低估值港股有望随着深港通政策的落地迎来一次性估值修复上涨，华夏大中华企业精选基金正是掘金2016年港股的优良工具，他自己也将出资100万元认购。

全球市场走向融合

大中华企业投资价值凸显

近几年中国加速崛起，在全球事务中影响力不断增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中国创新企业也在快速崛起，成为全球商业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如腾讯、阿里巴巴、京东，携程等优质中国公司，其主要业务和利润来源来自于大中华地区，在海外上市后保持了较快业绩增长，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投资热点。

由于海外资本市场上市门槛低、周期快、市场环境相对成熟，大量境内成长型优质公司纷纷登录境外资本市场，其中不乏很多全球领先的公司，但目前境内投资者投资全球市场的门槛仍然较高，投资地域壁垒的存在使得境内投资者在过去几年错失了太多中国企业成长的机会，无法分享其成长收益。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崛起，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资本市场全球化过程中的投资机会凸显。比如，2014年以来随着沪港通政策的落地，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联系紧密程度逐渐增强.长期来看，随着制度框架的完善，港股的内资化将成为必然趋势，尤其是2016年深港通政策如果能够如期实施，将会再次引发内地资金南下的热情，港股有望出现估值的一次性修复上涨。

华夏大中华企业精选基金拟任基金经理阳琨认为资本市场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A股市场和港股市场，欧美市场将逐渐走向融合。随着A股市场资金的进入，这些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会逐渐发生变化，进而带来市场风格的变化，并伴随着一系列资产的重新定价以及估值模式和估值体系的变化。长期而言，随着资本流动的开放，海外中资股的定价权必将属于中资投资机构。

借助华夏大中华企业精选基金，投资者可以顺应市场融合趋势，做前瞻性布局，把握定价权变化过程中的投资机会，突破地域壁垒，实现对优质中国公司的全球追踪。

纯正的大中华投资

本土思维全球视野

华夏大中华企业精选基金以A股为主要投资标的，其次重点投资港股，并适度布局优质的美国中概股，同时也会积极关注其他在海外交易所上市的中资股票。

阳琨表示：“我们坚信研究创造价值，只有对企业、业务有超越他人的认识，才能寻找到价格和价值的偏离，以期获取超额收益。中资金融机构对中资本土企业有着深入的研究，对中资企业的文化和业务模式的了解更为深入，具有外资机构难以比拟的优势。华夏大中华企业精选基金所投资企业的主要业务和利润来源来自于大中华地区，不会投资于非大中华企业。投资自己熟悉的领域，我们更有信心！”

据了解，华夏大中华企业精选基金的投资策略是，以本土思维研究企业价值，以全球视野寻找投资机会，多市场发掘价值洼地，寻找最有投资价值的企业。

具体看来，该基金在A股市场将重点布局受益于结构转型和调整的优质成长性行业，如智能制造、环保、新能源、芯片产业链等行业。在香港市场将重点布局在港交所上市的优质内地成长股，尤其是长期以来价值低估的中小市值股票，而在美股市场将重点布局市值相对较大（超过50亿美金）的中资全球龙头企业，如互联网、传媒、娱乐等发展较快的行业。

相较传统的A股基金，华夏大中华企业精选基金除A股市场外，还能投资海外优质大中华企业，有利于分散单一市场波动风险。相较传统QDII基金，华夏大中华企业精选基金不仅能投资在海外市场上市的中国企业，也能分享A股市场投资收益。此外，不同于已有的“大中华”类基金，华夏大中华企业精选基金除了可以投资海外大中华企业，其大部分资产仍将投资于中国内地市场。可以说，华夏大中华精选的投资结构和策略在市场中具有独特性和稀缺性，可以在境内外自由配置中国企业，基金经理也可在大类资产上自由进退，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可以根据境内外证券市场走势，灵活选择投资区域，寻找投资机会。

重塑投研体系

投资总监亲自担纲

华夏大中华企业精选基金将由华夏基金副总经理、投资总监阳琨亲自担任基金经理。资料显示，阳琨具有20年的证券从业经历，是业内最资深的公募基金经理之一，投资管理经验丰富，擅长对优质成长型公司的研究和挖掘。其目前管理的华夏兴华基金，自其2013年4月任职以来，截至2015年12月25日，累计回报率达到1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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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

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为何是一对孪生兄弟?

“崛起”似乎成为对中国想当然的定位｡随着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热播,崛起热更是有了历史的､比较的视角｡在全民大谈崛起之时,老外颇有些莫名惊诧｡《金融时报》刊文讽刺“中国的大国情结蠢蠢欲动”｡更有人不断寻找蛛丝马迹,为中国做出自己的诠释｡

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仅仅怪人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者说人家不懂我们文化?于是有“弃龙说”――不要再把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以免人家误会｡但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无论我们如何做人家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国还是不绝于耳｡常言道“菩提本非树,何处染尘埃”,也许自省比责怪更能展示中国文化｡

和平崛起,我们强调和平,人家盯住崛起;我们强调过程,人家想到结果｡

更何况,“崛起”似乎已成为大国的专有名词,其他国家的心里自然不是滋味儿｡其实,不崛起,又如何?崛起了,又怎样?瑞士､瑞典等国并不崛起,不是挺好的吗?日本､美国等国在快速上升时期,也并无“崛起”之类的议论｡一国在世界上受尊敬的程度,并非与国家强弱成正比,而是以其文明程度,尤其是国民素质为标尺｡

大谈“崛起”,难免让人为中国捏把汗――如果不能崛起,或者崛起过程不顺畅,怎么办?尤其重要的是:崛起后怎么办?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中国的国家利益,并非“崛起”目标所能涵盖｡如果对自然､历史和时代负债式崛起,便是崛起赤字｡若能使中国人和世界多数人从中国崛起中长远和最大限度得益,我们对崛起的解释才能使人信服｡

因此,“崛起”并非中国的发展目标――“三步走”也好,科学发展观也罢,都是对崛起目标的不同表达方式｡自以后,中国便丧失了其传统身份｡转型中的中国,无论崛起,还是复兴,都只是阶段性目标｡中国应以平常心看自己､看世界,使中国成为自我――中国崛起只是改善和提升的必要条件,是和谐世界的根本需要｡

大国兴衰律:自我实现的预言

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中国崛起,会给我们以启示｡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大国兴衰是有定则的,《大国崛起》似乎要阐释这种兴衰律｡其实,大国兴衰律不能穷尽大国衰落的定势,至少不能解答大国的气数和兴衰之周期,只是在偶然中追求必然――而且并非历史的必然｡重要的是,大国兴衰律的逆反命题并不成立:大国衰落原因并非崛起原因的反面｡换言之,竭尽全力避免崛起失误､小心翼翼避免重蹈衰落覆辙,并不能确保兴盛永世;大国崛起的神话难以诠释大国衰落的悲剧｡这就是国际政治的魅力之所在,也是世界历史的诡谲之处｡

大国兴衰,变化莫测,尽管有些看起来类似的方面,但绝非本质原因｡正如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样,大国兴衰史也是当代史｡对于《大国崛起》所阐释的道理,我们千万不能迷信｡

被神话的中国崛起

有关中国崛起有两种典型的解释:一是中国崛起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是中国崛起是全球化的杰作｡如果是前者,难以逃脱国家兴衰的定势;如果是后者,崛起只是一种幻觉｡比如,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只是全球化导致的全球藏汇于我的真实写照｡

历史上,美国崛起超越了西欧民族国家崛起的任何一种模式,是全球财富和创造力向美国的集中;今天,中国崛起也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大国崛起,而是全球产业向中国转移的结果｡

中国崛起,是一个被过度解释的概念,蕴涵了过多的期望与联想,急需软着陆｡

篇8

关键词：大国崛起；金融问题；资本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美国在短短的二百年里不论在经济还是在科技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离不开美国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与逐渐成熟。如今，作为多极化世界中一极的中国，对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强劲影响力日益彰显，本世纪前50年，是中国发展、崛起的大好时机，所以我们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探讨美国崛起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并分析我国在崛起中将会遇到的金融问题。

二、美国崛起带来的启示

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28.7%，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这一年，美国则刚刚渡过了荒蛮战乱的时代，百废待兴。而在此前3年的一天，也就是1817年2月25日，在纽约曼哈顿岛南端的一个经纪人办公室里，28名经纪人齐聚一堂，成立了纽约股票交易委员会，这就是纽约交易所的前身。

短短的80年，沧海桑田，攻守轮回，令今天的人们唏嘘不已。在中国，十九世纪早期的清朝，虽然国力仍然强盛，但闭关锁国的国策，加之腐朽落后的体制，已使其走向衰败成为必然。而当人们走近历史的深处，会不无惊讶地发现，1817年那个似乎毫不起眼的纽约的股票交易委员会，竟然是一粒光明的火种。今天，当我们来探究美国经济起飞背后的驱动力时，没有人能够否认，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以及其他的体制创新，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今天全球各个资本市场和金融中心的博弈背后是大国的博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博弈对大国博弈的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当历史翻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残酷的一页，进入到现代经济竞争的时代，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美国资本市场在美国经济的又一轮起飞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在旺盛的民用需求的推动下，迅速发展了二三十年。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因为民用需求趋于饱和而进入了滞胀阶段。无独有偶，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但是，随后硅谷一轮又一轮的高科技浪潮，使得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而欧洲和日本等国今天还未能走出低增长的困境。在这一切的背后，华尔街功不可没。

令全世界最为瞩目的是，在过去的30年中，从计算机、半导体、生物制药、网络、纳米等所有的高科技产业无一不从美国兴起，并引领美国经济实现了成功转型。而欧洲和日本在高科技领域只能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依靠模仿拼命追赶。在新经济的潮流中，这些国家被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是美国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形成的强大的发现和推动机制。欧洲银行协会主席、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沃特在访华时指出：“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来看，世界正在逐步走向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方面，欧洲已经落后。中国不要学习欧洲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而要尽快学习资本市场的模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欧洲在高新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并非由于欧洲科技水平低下，而是由于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于美国10年。”

所以，今天美国经济的强大，并不在于它的GDP总值位居世界第一，或它在高科技产业的一些领域独占鳌头，更为重要的是它的资本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强大的发现筛选机制和资源调配能力。

三、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金融问题分析

今天的中国经济，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人均GDP和美国相比仍然只是很小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成熟的、良性的资本市场是促使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实现生态平衡的关键；同时，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也决定了一个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度”。历史给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提供的深刻启示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并追赶发达国家的大国来说，资本市场的建设是一个基本国策，必须放在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我们需要把眼光放得更远，需要全面思考大国崛起之金融市场发展战略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对市场的问题我们就有可能看得更清楚。

第一个问题：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必将伴随着大国崛起而崛起，并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资金血液。2007年A股市场已经恢复了融资功能，尽管融资额创了历史新高，高于过去几大牛市顶部年度融资额之和，但目前它还仍只是“恢复”阶段。这个市场还没有健康、强大到“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资金血液”那种程度。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远，放到2020年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的长远发展目标上来看，那么我们就会看得更为清楚：大国的崛起，必将需要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做支撑；同时，一个健康、强大的金融市场的崛起，特别是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的崛起，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插上一双闪亮的翅膀。如果没有强大的金融市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将要延滞许久。

第二个问题：关于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发展问题。主要是创业板和风险投资、三板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债券市场、股指期货、外汇市场。此外，还有银行、保险、投行、利率市场、楼市，等等。这些实际上已经构成或即将构成中国金融市场的体系。

我们可以判断，多层次、立体化的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发展问题，将是今后十几年中国金融工作需要完成的战略任务，它们也将是中国政府建立强大的金融市场的努力方向。这是一项基础工作。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建立，必将在促进中国崛起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而国家的崛起，也必将需要强大的金融市场做支撑。那么对投资人来说，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立，将为我们提供更加丰富的投资品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老百姓投资品种和投资渠道过于单一的问题。对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机会，也意味着在将来的投资领域会有更多元的投资风格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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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殖民体系 后殖民体系 大国崛起

【作者简介】韦宗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中图分类号】D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6-0013-14

大国崛起是国际政治中的核心议题之一。一直以来，主流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大国崛起多持悲观看法，认为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下简称“和约”）创立现代国家体系以来，大国崛起往往伴随着冲突乃至霸权战争，和平的权力转移寥若晨星。1648年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看法，英国、法国（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德国（威廉一世和希特勒）以及日本等一个个大国的崛起无不伴随着“血雨腥风”。西方学者据此认为，在国家体系下（即西方学者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由于缺乏超越国家之上的权威来提供秩序与安全，国家间关系是恒久不变的“零和性质”，一国的权力和财富增长必然会引发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冲突与战争便不可避免。 基于这一理论逻辑，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崛起前景极为担忧，认为中国崛起很可能会引发中国与西方大国及既有秩序之间的矛盾乃至冲突，“大国政治悲剧”难以避免。

本文认为，将大国崛起时的战争与冲突归因于国家体系或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并进而以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预测大国崛起的“悲剧”，显然具有误导性，这过于“简约”。国家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大国崛起的“悲剧”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演绎或理论抽象，而是一个实证问题。具体地说，国家体系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含有丰富历史内容及边界的规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规范结构下，大国崛起的路径将截然不同，战争与冲突并非大国崛起的宿命。

一、国家体系、殖民体系与后殖民体系

1648年和约被广泛认为开启了现代国际关系，也是国家体系诞生的标志。波切尔（David Boucher）提出，和约“正式承认了欧洲现代国家体系并为其奠定了基础”，“确认了诸多国家行为体的正式平等地位和合法性，同时将均势原则确认为阻止霸权的机制”。霍尔斯蒂（Kal Holsti）也指出，“和约使得观念合法化，王朝不再受到等级控制而获得自主。它创造了一个可以让欧洲政治维持碎片化的架构。”摩根索宣称，和约“……使得国家成为现代国家体系的基石”，“国际法规则得以牢固确立”。斯普鲁特（Hendrik Spruyt）宣称，和约“正式承认了国家体系”。扎切尔（Mark Zacher）则认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了国家在其疆界内的最高权威或，终结了教会的跨国政治权威。”

近年来，上述观点正日益受到质疑。有学者指出，和约并没有确立国家原则，也没有由此创立一个基于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奥珊德（Andreas Osiander）通过对三十年战争及和约内容的详细分析，认为和约并没有确认任何国家的，更没有确立原则。针对被学者们视为国家原则获得明确确认的荷兰及瑞士独立，奥珊德指出，荷兰的独立是在1648年1月荷兰与西班牙国王签署的《明斯特和约》中确定的，但该和约不是1648年10月签署的和约的一部分。换言之，荷兰的独立在和约签署前已经获得确认。至于瑞士，早在和约签署前，瑞士也已经事实上获得了相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完全独立，若不是瑞士一个稍晚加入的州希望在和会上进一步确认其独立，瑞士甚至根本不想与和会发生任何关系。奥珊德还特别分析了神圣罗马帝国内各邦、自由城市的独立问题，指出尽管和约规定了诸侯邦、自由城市的实际领土管辖权以及对外结盟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获得了地位，因为根据和约，这一结盟权不能用来损害皇帝或帝国及其公共安全，而且1648年后欧洲其他行为体也并没有承认他们的地位。

奥珊德的批评细致入微，但过于苛刻。尽管从技术角度看，荷兰、瑞士的独立与和约的关系或许还可斟酌，但不可忽视的一个总体图景是，经过三十年战争及和约，中世纪以来的罗马教皇神权统治体制的世界论被正式抛弃，承认了新教与天主教享有同等权利，也为世俗国家的君主或国王行使境内的最高统治权（的一个重要标志）扫除了法律障碍。而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加剧了帝国境内的诸侯“割据”局面。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央集权式的民族国家，如荷兰、瑞士、法国、瑞典、英国、西班牙等，成为欧洲国际关系中的独立乃至主要行为体，对内行使最高统治权，对外享有结盟、宣战、缔约等独立权与平等权。从这个意义上说，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实际上开启了欧洲国家体系的新时代。

不过，这一“国家体系”与其当代含义有很大不同。自16世纪以来，经过博丹、格老秀斯、霍布斯等人的阐释，概念已经具有“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及平等权”两大基本含义。但由于直至一战以前，战争一直都被视为执行一国对外政策的合法政策工具，以武力获取领土以及征服非但未被视为非法，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还被视为一国拥有的显著标志。因而，在对外关系方面，这一观念更多是强调一国不受外来约束，必要时以武力开疆拓土的能力，而不是基于平等原则对他国的尊重。

从地理空间角度看，此时的国家概念仅限于欧洲一些大国，即便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诸侯邦也不能被视为具有完全的国家。至于欧洲之外的广大地区，则完全被排除在资格之外，它们反而是欧洲大国行使的对象及检验能力的场所。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先后以宗教及文明标准，将欧洲以外的世界视为可以合法占领（occupation）及征服（conquest）的囊中之物。甚至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启前的一个多世纪，即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欧洲近代海外殖民风气之先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就曾在罗马教皇的鼓励下，对新世界的“异教徒”进行征服，对其领土进行瓜分。1452年，罗马教皇尼古拉斯五世授权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令其享有进攻、征服、臣服撒拉孙人、异教徒以及所有基督敌人的权利。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向西班牙国王及王后颁发诏书，正式确立基督教对新世界的统治权，要求征服土著居民及其领土，并将所有新发现或尚待发现的土地的征服和统治权分别授予西班牙和葡萄牙。1495年，英国国王亨利七世也授权约翰·考伯特及其三个儿子探寻并发现世界上任何被异教徒占有的岛屿、国家或区域，令其加以征服、占领并纳入国王统治之下。 他们将这些占领或征服的目标大致分为两类：无主地和可征服的领地。所谓无主地，主要是指美洲大陆、澳大利亚以及一些土著人居住的岛屿。欧洲法学家及神学家认为，由于这些土著居民没有在其居住地区建立起有效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对其土地进行有效的利用，因而不能认为这些土著对居住地区拥有，这些地区属于“无主地”，欧洲人可以合法占领。再后来，特别是欧洲进入了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后，它们进一步将目光投向非洲、亚洲等已经拥有政治或政府组织形式、达到较高“文明阶段”的广大地区。在欧洲列强眼中，虽然这些地区不属于“无主地”，但由于它们依然没有达到欧洲的文明标准，不是“国际社会的大家庭”成员，因而其土地可以被视为征服和割让对象。 正是以宗教和文明标准为借口，欧洲国家不仅“发现”和“占领”了美洲新大陆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广大地区，而且在非洲、亚洲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殖民狂潮，建立起庞大的殖民体系。

显然，这一时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家体系），并不是当解的国家平等、独立的国际体系；相反，它是一个欧洲国家向外部扩张、占领、征服的不平等体系。它是欧洲国家消灭土著民族、占有其土地，征服“落后民族”、割让、吞并其领土的殖民体系，也是一种基于种族优越论、以武力夺取“落后民族”领土的欧洲列强体系。换言之，它是一个奉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不平等的殖民体系。

从时间上看，这一殖民体系始于地理大发现，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走向没落，而其消亡则迟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亚非独立浪潮。该体系的最大特征并不是国际关系学者宣称的“独立”，而是其不平等性和暴力性。它只承认欧洲国家（特别是欧洲大国）的领土，其余国家和地区则是殖民和征服的对象。它不仅不反对以武力夺取他国领土，相反还将这一能力视为国家拥有的重要指标。它隐含了这一推论：一个欧洲国家如果不能在欧洲之外以武力“开疆拓土”，那么其能力就要大打折扣。

随着殖民体系在二战后的最终瓦解，国际体系进入了后殖民体系时代。在后殖民体系时代，原则真正覆盖全球，国际体系不再是一些国家拥有，另一些国家被剥夺的不平等体系。《联合国》第二条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平等是联合国赖以成立的基本原则。其次，以武力夺取他国领土被明确禁止，行使不再意味着对“落后地区”或“弱小民族”的征服，而是对任何此种企图的“自卫”或在联合国授权下的集体防卫。《联合国》第二条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或政治独立。第五十一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到武力攻击时，在安理会采取必要行动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前，本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相对而言，这一体系至少在形式上确立了平等和独立，也明确废除了殖民掠夺和战争、并对武力使用施加了严格限制。

综上所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描绘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或国家体系，实际上涵盖了两个前后相继的次级体系：殖民体系和后殖民体系，尽管前者在时间起点上早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前者从地理大发现直至二战结束后，后者则自殖民体系瓦解后直至当今。前者的最大特征是不平等性和暴力性；后者则是独立与平等原则真正涵盖全球的体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将这两个阶段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或国家体系统称，实际上掩盖、模糊了其中存在的重大差异。

二、殖民体系与大国崛起

殖民体系是一个不平等、充满暴力的等级体系，也是将殖民掠夺与征服视为大国行使题中应有之义的弱肉强食体系。居于金字塔之上的是拥有巨大暴力能力和殖民能力的欧洲列强，居于金字塔中间的则是较弱一等的欧洲国家以及拥有或半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居于金字塔底层的则是完全丧失的亚非拉被征服、掠夺和占领的“落后民族”和“野蛮地区”。

这一体系下，大国的崛起与殖民掠夺密不可分，殖民掠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它往往以两种方式进行：一是欧洲列强对非欧洲地区的殖民征服和掠夺；二是欧洲列强之间因殖民矛盾而发生的殖民争夺或争霸战争。

历史上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欧洲列强的崛起之路无不伴随着海外殖民与扩张，伴随着对美洲、非洲和亚洲人民敲骨吸髓般的掠夺与剥削。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新大陆的发现者和近代殖民主义的开拓者。如同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美洲对欧洲和资本主义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自1492年第一次与美洲进行接触之后，“立刻开始了一个爆炸式的、大规模的对美洲国家和文明的毁坏，对贵金属的掠夺，对当地劳动力的剥削，以及欧洲人对美洲土地的占有。” 它们通过武力摧毁了印第安文明，杀戮了印第安人口，占领了它们的土地。与此同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还从美洲攫取了巨额的黄金、白银。据不完全统计，1561—1580年间，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有约85%来自美洲。从地理大发现到1640年间，至少有180吨黄金和17000吨白银被运往欧洲，而真实的数据可能至少是这一数量的一倍。此外，欧洲人从美洲的奴隶种植园及非洲奴隶贸易中也聚敛了巨额财富。 除了抢占了美洲新大陆，它们还将触角延伸到亚洲沿海地区，建立起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庞大殖民帝国。后起者荷兰、法国和英国如法炮制，也在美洲、亚洲和非洲建立起殖民帝国。特别是英国，通过十七至十九世纪一系列的殖民征服和殖民战争，建立起一个覆盖全球的日不落殖民帝国，占领了地球陆地面积的1/3，统治了全球人口的近1/3。广大的海外殖民地，不仅为欧洲列强的崛起提供了可供掠夺的资源（如葡萄牙、西班牙在美洲掠夺了大量的贵金属）和廉价的劳动力（非洲黑奴和亚洲苦力），为其国内日益增长的人口拓展了新的“生存空间”，还为其商品找到了广阔的外部市场，弥补了国内市场的不足，刺激了国内工业的发展。英国19世纪著名的殖民理论家威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就指出，由于工业经济体系的内在逻辑，仅靠自由贸易，英国的工业将难以为继，英国必须进行海外殖民才能维持经济增长和繁荣，才能避免国内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 美国学者布劳特甚至认为，西方世界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地理大发现后对美洲、非洲和亚洲人民的残酷殖民掠夺与盘剥，是殖民地人民的累累白骨和美洲等地的贵金属及种植园造就了西方世界的整体崛起。

随着一批批欧洲国家加入海外殖民饕餮盛宴，它们在征服掠夺亚非弱小、落后民族的同时，彼此之间因不可调和的殖民矛盾和殖民争夺而时常兵戎相见，战争频仍。如表一所示，通过一系列殖民战争，欧洲传统的殖民大国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先后被英国打败，被迫将大片殖民地割让给英国。英国成为这一系列殖民战争（除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最大赢家，占有了大片殖民地和重要的海上交通线，建立了一个日不落帝国。也正因为这些战争，老牌殖民大国西班牙、荷兰逐渐走向衰败，潜在挑战者法国也遭受重大挫败。英国取代西班牙、荷兰成为海外殖民大国，并逐渐获得了海上霸权地位。换言之，英国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和海上霸权国与殖民战争密不可分。

到19世纪末，随着德国、日本等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殖民瓜分的行列，要求分享“阳光下的地盘”。它不仅引发了19世纪末帝国主义在非洲和亚洲的瓜分狂潮，也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毕竟，可供殖民掠夺的土地越来越少，而参与殖民争夺的国家及其殖民欲求却日益上升，不可避免地导致后起大国与既有殖民大国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兵戎相见。殖民战争和争霸战争是殖民体系内在逻辑的延伸和大国崛起的必然产物。

即便美国的崛起被认为总体上是和平的，但事实上也与殖民战争和争霸战争有着不解之缘。尽管美国在其崛起过程中没有从事大规模海外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但通过对境内土著印第安人的杀戮和驱逐以及狂飙突进式的“西进运动”，美国占有了与其人口极不相称、令其他欧洲帝国相形见绌、具有洲际规模的广袤国土。换言之，美国是通过国内殖民替代了海外殖民，走上崛起之路的。而且，在世纪之交，美国与没落的西班牙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争，占有了西班牙在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殖民地，向欧洲老牌殖民帝国展示了肌肉，并通过参加两次世界大战而崛起为全球性大国。

不过，这一殖民体系也孕育了促使其自身最终走向灭亡的种子。首先是地理空间的限度。殖民体系的逻辑前提是有足够的地理空间可供大国殖民和掠夺。然而，随着欧洲国家经过几个世纪持续不断的占有和殖民，地球上的“无主地”和落后地区已经被占领和瓜分殆尽，不再有新的“无主地”或“落后地区”可供欧洲殖民和瓜分。殖民体系面临无地可殖的尴尬境地。这种基于对土地及其人口的物理占领的体系受到地球物理空间的限制。

其次是规范的普及。西方国家全球殖民的过程，也是规范由欧洲向全球扩散的过程。欧洲列强通过发现、占有和建立殖民地，来印证和强化其意识和地位，但同时也唤醒了亚非拉被掠夺和被剥削地区人民的和民族国家意识，极大促进了规范的拓展。当亚非拉国家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努力，在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中获得行使的能力时，就不再是少数西方国家的特权，而逐渐成为全球性规范，也成为亚非拉国家反对西方列强掠夺、侵略和干预的利器。规范的普及，从根本上动摇了殖民体系的根基和合法性，消解了西方国家以文明标准构建的等级体系，破除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殖民神话。

最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是殖民体系最终走向灭亡的加速器。这两场造成上亿人口死亡的世界大战，不仅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和灾难，使殖民国家陷入道德破产，无法再以文明传播者或文明标准制定者自居，同时也极大削弱了它们对亚非拉广大殖民地的控制能力，促进了亚非拉人民的觉醒，唤醒了它们的意识，加快了殖民体系的没落和最终的灭亡。

三、后殖民体系与大国崛起

如前所述，后殖民体系是一个规范在全球普及，各国至少在国际法意义上获得独立与平等的国家体系。它明确将殖民战争和殖民掠夺视为非法，并将国家单独及集体自卫权之外的武力使用权威由单个国家收归联合国安理会这一集体安全机制。在这一体系中，出现了防止大国通过武力实现崛起的三重保障。首先，规范保障。规范得到公认和全球普及。不再是少数西方大国的特权，而是不论大小、强弱之所有国家的普遍身份和权利。尽管冷战结束后，在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超越、弱化观念的声音和现象，但在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意识不是淡化了，而是强化了。在这一规范体系下，即便是打着人道主义旗号的军事干预，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下也不具有国际合法性。因而，很难想象一国会公然挑战规范，进行以开疆拓土为目的的军事入侵和占领。其次，国际法保障。《联合国》规定了所有成员国一律平等的原则，并明确规定除自卫及安理会授权的战争外，所有其他类型的战争都为非法。在此，除了自卫外，战争不再是单个国家可以自行其是的自由度量，而是联合国安理会这一集体安全机制的集体裁决。最后，制度保障。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这一集体安全机制，任何战争行为都必须获得安理会五常的集体同意或默认。而一旦发生侵略行为，通过安理会的授权，入侵者将面临国际社会的集体制裁，包括武力的行使。虽然这一集体安全机制在冷战时期因美苏之间的尖锐对立，其作用大打折扣，在冷战后也因人道主义干预问题而饱受诟病，但总的来说，它在制止侵略和限制使用武力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此外，由于规范普及和与之相伴随的民族主义的觉醒和复兴，使得历史上的征服战争变得极为困难甚至难以想象，因为任何征服和入侵必然遭到民族主义的誓死抵抗，军事入侵和占领的成本大大提升了；而军事技术革新、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使得任何大规模战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霸权战争，变得几乎不可能。因为这无异于自杀。

与先前的殖民体系相比，在这一平等的后殖民体系下，后起大国很难指望通过殖民掠夺或武力开疆拓土实现崛起，只能依靠内部发展及和平的对外贸易。在这一体系规范下，大国崛起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模式：贸易国的兴起 以及大国门槛的提高。在殖民体系下，由于海外殖民掠夺可以有效弥补国内资源和财富的不足，同时排他性的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国内市场的狭小，因而像诸如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土狭小、人口规模不大的国家，都可以通过强取豪夺、开疆拓土而崛起为全球性大国。在后殖民体系下，尽管海外贸易可以弥补一国国内市场的不足，但上述国家显然已被注定无法崛起为全球性大国。只有那些具有广袤国土面积、拥有可观人口规模（在人炸的今天，这意味着要拥有约一亿左右的人口）的洲级大国或巨型国家才可能成为拥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大国的门槛大大提高了。

另一方面，由于不能开疆拓土，大国崛起更多地依靠内部建设及自由贸易来积聚财富，这为贸易国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尽管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等人早在18世纪就意识到自由贸易对财富增长的重要性，并鼓吹建立一个基于自由贸易之上的“非正式帝国”，而不是建立排他性的殖民地， 但在殖民体系下，自由贸易受到排他性殖民地的顽强阻击，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当二战临近结束、欧洲老牌殖民大国已经被战争严重削弱时，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开始为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谋划，最终签署了基于自由贸易原则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自由贸易的实施提供了国际法依据，也为贸易国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虽然由于冷战开始阻挠了东西方贸易，但在西方国家内部，自由贸易原则基本上得到贯彻执行；而随着冷战在20世纪90年代的结束，自由贸易原则真正在全球得到贯彻。德国、日本在二战后的崛起某种意义上正是贸易国的崛起。而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也受益于自由贸易，一定程度上也属于贸易国的崛起。中印等新兴大国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本国人民的辛勤与汗水，通过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为世界打工”成为“世界的工厂”和“世界的办公室”而逐渐走上崛起之路。特别是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国内生产总值（GDP）跃居世界第二，而且由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一跃而成为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全球贸易大国。2012年，中国贸易总额仅比美国少156.4亿美元，达38，667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为47%。中国已是亚太诸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引擎之一。

后殖民体系为非西方世界的和平崛起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殖民体系下，西方世界凭借其坚船利炮和技术优势，将非西方世界变成其可以肆意妄为的“自家菜园”。西方世界的每一次重大技术革新，特别是军事技术的革新，都会激起西方世界新一轮殖民和瓜分的狂潮，给非西方世界带来更大的灾难和痛苦，把他们推向更深的殖民深渊和穷困潦倒境地。在后殖民体系下，技术进步除了增加军事威慑力外，更多地是用于和平目的，用于创造商机和改进普通民众的生活，用于增加一国的财富。而即便是军事威慑能力的增加，也无法转化为裸的暴力侵略和殖民掠夺，甚至不能用它来打开他国的市场和商机。在此背景下，那些具有广袤面积、巨大人口规模的非西方世界，如中国、印度、巴西等，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技术引进、模仿与创新，借助于规模经济，将最终在和平竞赛中赶上、超越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国土面积都相对狭小的传统西方强国，实现非西方世界的历史性崛起。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和平崛起，已经初步展示了非西方世界在这一体系下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与前景。

后殖民体系时代也是国际制度史无前例地大发展的时期。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关乎国际和平、国际金融与贸易稳定的国际制度先后创建起来。各国被编入一张相互依存的国际制度大网之中。这些制度的创立及演进，不仅颇为有效地维护了国际和平，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权力格局的演变，一些新的制度被创建起来，旧的制度也不断进行演进。如七国集团/八国集团、东盟、欧盟、亚太经合组织（APEC）、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的成立，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现有制度的改革等。这些国际制度既为渴求发言权及国际威望的国家提供了表达自身诉求的场所，也为约束少数大国的单边行为提供了集体保障，同时还为解决国际冲突和矛盾提供了非暴力工具。 某种意义上，二战后的“长和平”得益于该体系密集的国际制度网络。它与规范的普及和贸易国的兴起一道，为二战后大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保障。尽管仍无法杜绝战争，但相对于殖民体系，该体系为大国的和平崛起及国际和平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结 论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国际体系大致可以分为殖民体系和后殖民体系两个阶段。前者从地理大发现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获得殖民解放和国家独立，后者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延续至今。在殖民体系下，既是欧洲列强的特权，也是它们对欧洲以外地区“落后民族”进行野蛮殖民掠夺、占领和侵略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和依据。这一体系是一部分国家享有、大部分国家被剥夺的等级体系，也是大国通过武力掠夺、殖民而实现崛起的暴力体系。在后殖民体系下，平等第一次在法律上得以牢固确立并在实践中得到较好的贯彻。殖民掠夺和通过武力开疆拓土被视为非法，战争也被严格地加以限制。在这一体系下，国家的崛起只能通过内修政治、外兴贸易的方式和平实现，它为贸易国的兴起以及具有广袤国土或众多人口或两者兼备的国家的和平崛起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稠密的国际制度网络，也为约束大国的行为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为后起大国实现其抱负和提升国际威望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场所，也为大国国际威望等级的调整提供了制度化工具，从而更有利于大国在体系内的和平崛起。德国、日本在二战后作为经济巨人的崛起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在新世纪的群体性崛起，部分证明了后殖民体系的弹性及该体系下大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也预示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继续和平共处的可能前景。

篇10

引言

在如何对待中国崛起这一问题上，现实主义持何立场呢？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基于一种自觉的现实主义取向，我们应该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削弱中国日益显现的权力和影响力，而不仅仅只是对其进行简单的遏制。然而，在我看来，虽然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视角，但却不是现实主义的观点。许多理论以及由此衍生的政策方案都源自现实主义传统，但它们却不是异口同声。特别是，在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这一问题上，古典现实主义提出的政策建议完全不同于米尔斯海默所青睐的那些观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流派的现实主义者都会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后果持乐观的态度。如果中国崛起真的出现的话，他们不会依然乐观，尤其是古典现实主义者会对中国崛起保持着警觉。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崛起大国会随着能力的增强而变得野心勃勃，这种预期会引起其邻国及其潜在敌人的焦虑，因此古典现实主义者往往会满怀忧虑地观察着在国际体系中崛起的大国。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指出的那样，理解世界政治“最重要的因素”不是静态的实力分配，而是“随着时间推移的权力关系的动态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最终由于经济增长中的长期变动而发生变化的相对实力，成为了引发国际政治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变迁导致了相对实力的重新分配，继而使得世界政治中的实力与特权之间出现了一种背离的自然趋势，而这恰恰又会促使崛起的大国去挑战现状。我们知道，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难题就是应该如何去应对均势变化，而这在历史上通常是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的。

不过，在对待崛起大国的问题上，我认为尽管古典现实主义者会自然而然地保持着警惕和猜疑，但他们也能容得下崛起的大国。这种容纳主要植根于古典现实主义的三个核心原则：第一，承认实力的现实状况。实力的现实状况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世界；第二，应对那些维护现状者的想法另眼相看；第三，坚守“政治至关重要”以及“未来是白纸一张”的信条。而在最后一个原则上，古典现实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分歧甚大。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虽然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对无政府状态保持警觉，对均势非常敏感，但国家——特别是大国——在能够以及将会作出的战略选择上仍享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这些战略选择是由它们在作出选择时所处的情境来决定的，亦即，这些战略选择受到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影响。

为何担忧中国？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古典现实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忧虑重重。由于背负着普遍的现实主义包袱，即无政府状态下行为体具有了政治动机所显示的危险迹象，对可能发生的战争保持警觉，以及随之而来的征服或毁灭的预期，故古典现实主义者也往往会对广泛的潜在冲突来源感到担忧（例如，相对于自由唯物主义者而言，现实主义者更有可能认为民族主义对国家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至于在人性以及在人类行为发生本质上的进展或转变的可能性问题上，古典现实主义也往往有着某些悲观看法。

的确，较之于结构主义者，古典现实主义者甚至拥有更多的理由来担忧崛起大国所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像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一样的结构主义理论家强调生存是国家的目标——除此之外，国家想得到的或不想得到的东西都会不断变化。对此，推动了结构理论发展的米尔斯海默也同意这一点。一些国家也正是如米尔斯海默所期望的那样开展行动的，即便它们看起来像喝过以类固醇和安他非命混合的鸡尾酒的人那样精神亢奋，但是根据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这些国家的攻势行为并不是战争狂精神错乱的表现，恰恰是出于确保自身安全的动机而进行理性且平心静气的盘算的结果。另一方面，如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Carr）之类的古典现实主义者则将政治视为是利益上的冲突，其冲突结果由实力并最终由军事力量来决定，因而，许多战争的发生也并不是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结果，而只是为了确立军事上的主导地位。此外，古典现实主义者，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也都非常重视将人类建构成为非正式的政治行为者。摩根索认为，“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人生而为追求权力”。于是，除了安全之外，这种观点还强调人会觊觎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更为糟糕的是，他们都有着权力欲。

古典现实主义者同样认为，崛起大国往往是欲壑难填的。由于崛起大国随着能力的日益增强（和对拥有更大权力的预期），其自我界定的利益也会随之扩展，因此它们就成为了潜在不稳定的来源。古典现实主义还认为，崛起大国不仅追求安全，也追求地位、信誉甚至是来自别人的遵从。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权力总是相对的（这也是现实主义者界定权力的方式），崛起大国拓展的步伐难免“会踩到他人的脚趾”。然而，不幸的是，其他国家可能并不这样看，而且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即使它们没有受到伤害，但由于崛起大国至少意味着可能是一种威胁，所以它们也不得不对崛起大国保持着警惕。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各国往往意见不合——这不只体现在利益上，也体现在叙事、历史、合法性、公正以及对相对实力的评估上。因此，当现实主义者将大部分冲突归因于利益矛盾（崛起大国有着更大的野心，而其他国家则往往会忧虑其背后的动机）时就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螺旋式的冲突经常会不加区别地添加在这堆“易燃物”上。

以上所有这些也适用于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中国崛起和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回应。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它与其他一些大国接壤，与一系列安全问题缠结在一起，而且能源需求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政治摩擦的潜在来源。最为特别的是，它与重要的战略对手美国在经济上唇亡齿寒。中国因能进入美国市场而获利颇丰，而与之相对的是，中国所持有的大量美元则是支撑美元稳定的重要支柱，否则，在许多观察家看来美元会摇摇欲坠。

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指出，对于现实主义悲观论者而言，今日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它是崛起中的大国，而透过历史的长镜头来看，所有类型的崛起大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麻烦制造者。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后果来看，现实主义所认定的情形肯定令人悲观：虽然说国际协定要发挥作用越来越需要中国的参与，但战略对手之间的合作是脆弱的；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并不会阻止二者之间的政治冲突，更遑论阻止二者之间的战争爆发了；中国将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最终将挑战其他国家的利益。

不过，至关重要的是，虽然这些预测需要古典现实主义者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后果保持警醒，并预先考虑到随之而来日益增多的国际政治摩擦，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也许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不会阻止战争的爆发（一个普遍的现实主义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相互依赖是本应该避免的“坏事”。相反，相互依赖会带来相应的政治后果及政治选择，当然，这就需要对其进行政治评估了。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剧

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米尔斯海默毫不讳言，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相反，随着实力的增强，中国将成为一个谋求地区霸权的进攻性国家。这种应然的结果使得目前美国“接触中国”的政策误入歧途并且注定要失败。在他看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将寻求以美国支配西半球那样的方式称霸亚洲。有鉴于此，米尔斯海默敦促美国转变思维并尽其所能延缓中国崛起。

米尔斯海默将其理论建立在五个“基本原则”的假定之上。尽管一些古典现实主义者会发现第五尤其是第四个假定过于严格，但他的每一个假定都是有着充分理由的现实主义假定。（1）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说，国际社会是一个自助体系，其他国家如何行动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限定的；（2）国家不可避免地掌握了一定的进攻能力——因此，它们具有潜在的危险性；（3）意图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你永远不会确切地知道其他国家要做的事情，特别是在未来；（4）生存目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具体而言就是大国会竭尽所能维护与国内政治秩序的自主性；（5）理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国都是理性的行为体。

基于上述假定，米尔斯海默得出结论认为，出于确保自身安全的动机，国家认识到，在国际体系中最安全的位置就是成为地区霸主。全球霸主地位将会更加安全，但本质上来讲这是无法实现的。古典现实主义者也同意这个观点，正如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所言：“没有国家强大到足以建立世界霸权。”只有成为地区霸主才不会被别国征服，从而自身才是安全的。既然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那么国家就可以貌似合理地去谋求地区霸权，事实上，除此之外，还因为它们经过估算认为这是生存下来的最好机会。继而，国家也会很快认识到，确保生存的最好办法就是成为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而只有误入歧途的国家才会错失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霸主的机会。

然而，米尔斯海默主张中的致命缺陷是他未能区分成为霸权国家（being a hege—mon）与谋求霸权（bidding for hegemony）。确实，最为理想的情况可能是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霸主。根据他的理论：“生存是大国的头号目标”。因此大国谋求霸权的核心问题不是“如果我是霸主，我会更容易生存吗？”而是“如果我谋求世界霸权，我会更容易生存吗？”对于任何一个理性的大国而言，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根据第五个假定，大国都是理性的）——对于大国来说，谋求霸权是难得一见走向毁灭的道路之一。大多数大国极有可能生存下来，而大多数谋求霸权的大国却不会得以幸存。

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植根于生存目标与理性的假定之中，但诸多事实暴露了其观点中的矛盾。假如中国没有咄咄逼人地去谋求亚洲的主导权，中国的“生存”就真的岌岌可危吗？如果美国没有跨过太平洋奋力将“儒家幼儿”

（confucian baby）扼杀在摇篮里，美国就“生存”不下去吗？究竟是什么对这些大国的生存构成威胁呢？如果这些大国没有像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展开行动，考虑到它们的军事设施、核威慑力、经济实力、陆地规模和庞大的人口，它们的生存就真的岌岌可危吗？

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是否适用于当代国际政治，还需要考虑核武器所产生的影响。一方面，古典现实主义往往强调的是世界政治中变化的连续性，其并不对核武器能阻止国家用武力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抱有希望；但另一方面，核武器的存在，尤其是当核武器应用于大国政治时，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适用性，归根结底，这主要是因为国家的行为动机首先是生存的欲望。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说：“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能更不会彼此畏惧。”毫无疑问，正是“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使得大国之间更加不可能发生战争。这就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拥有可靠核威慑力量的中国是否会被迫通过谋求霸权的方式来确保生存呢？历史上貌似合理的谋求霸权的企图相比现在是否更加不切实际，是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弄巧成拙？为确保生存，美国是否必须立即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将谋求霸权的行动遏止于萌芽阶段呢？

故而，在美国如何处理美中关系这一问题上，米尔斯海默提出的政策方案是糟糕的、危险的且弄巧成拙的，也不合逻辑。在米尔斯海默看来，谋求霸权并不是出于什么雄心壮志、邪恶的动机或早已制定好的侵略计划，这一切无非是中国安全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方式。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衡量通过霸权而获取的安全收益是否与谋求霸权所要承担的风险相当。在此，就出现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周边环境是否看起来更类似于美国拥有过的周边环境或是那些已经尝试谋求霸权但却失败的国家所曾有的周边环境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周边环境非常拥挤。正如米尔斯海默指出的那样，中国与俄罗斯有着漫长的边界，而俄罗斯则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核力量。中国离日本也很近，在米尔斯海默的眼中，日本也是大国。米尔斯海默还注意到中日两国之间彼此相互猜疑。因此，如果受到威胁或挑衅，应考虑到日本有能力发展独立的核力量。中国也和印度接壤，印度是一个非常大的、新兴的且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过去，中国与印度也曾发生过战争，而且印度也具有类似中国那样的巨大经济潜力。中国还与越南接壤，越南虽不是一个大国，但也不是一个很容易就能被打败的国家，中越战争的历史也还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未统一的朝鲜（具有核能力）也是和中国有着共同边界的地区博弈参与者。

总之，如果中国是一个理性的行为体，其行为动机主要是为了生存，我们就没有足够理由相信它会谋求霸权。现实主义者所预计的中国谋求霸权的行为也会引起邻国和其他大国的敌对反应，而这又会导致中国并不愿看到的某种核扩散。因此，现实主义的根本问题依然是：采取这样的一系列行动对国家利益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就中国而言，倘若咄咄逼人地去谋求霸权，显然对其国家利益不利。值得注意的是，古典现实主义没有排除中国不会野心勃勃（或愚蠢）地进行谋求霸权的可能性。但是，上述这样的行为显然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是无法解释的。

现实主义者（古典的）做什么？

虽然古典现实主义对中国崛起的后果持谨慎和悲观态度，然而从其视角来看也可以认为，“接触”而不是“对抗”才是最明智的战略。这一立场源于古典现实主义的两个基本信条及由此而来的两个推论。首先，需要始终承认实力：无论是承认他国实力的真实状况还是承认自身实力所必然存在的限度。而与此相关的则是古典现实主义思想所推崇的一个看法，即要容纳下崛起的大国（正是在此基础上，现实主义者对空想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进行了指责）。其次，政治是至关重要的，而政治包括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亦即，国家所作出的决策既受到自身内部状况的影响，也受到其他国家所作出的决策的影响。尽管存在无政府状态且国家可能是依均势而行动的，但由于政治问题如此重要，而且政策是可以选择的，因而大国制定外交政策仍可以沿袭许多不同的轨迹。对于古典现实主义者来说，未来是白纸一张，因此明智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承认实力

古典现实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再清楚不过了，并且达成了高度的共识。摩根索在冷战高峰时——麦卡锡主义鼎盛时期——写道：“军事准备必须与包容性外交（accommodat—ing diplomacy）联手。”当时摩根索认为，苏联是美国面临的最为迫切的军事威胁（比当前中国的威胁更加现实，更加明确，也更加危险）。摩根索的冷战政策源自以下普遍的经验：“我们必须强大到足以抵抗侵略，聪明到足以包容不会侵犯自身利益的外国利益。”他敦促决策者牢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是无限的。因此，一国的政策必须尊重他国的力量和利益。

古典现实主义中承认实力和容纳崛起大国的思维根深蒂固。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卡尔和凯南是支持（在当时情况下）《慕尼黑协定》的，而这正源自他们的理论倾向。在凯南看来，捷克斯洛伐克是欧洲中部的国家。从长远来看，它的命运应由这一地区占据主导的国家来承担责任，而不是靠与这一地区占据主导的国家进行对抗来把握。故凯南认为，相比于毫无希望的抵抗，接受这个痛苦的事实会是一个更好的办法。在卡尔看来，正如他在第一版《二十年危机》中写到的：倘若1938年欧洲的权力关系状况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失去自身的一部分领土并最终导致其独立，那么更为可取的（撇开任何正义或不正义的问题）是展开一次圆桌谈判而不是进行一场战争。对此，因他们的当前意图而酿成的错误可能源于他们过多地从结构层次上进行了分析。在这一点上，凯南和卡尔均侧重于均势及其如何变化，以此为基础他们提出了建议。然而，纳粹德国却与他们所建议的不同，而且这种不同也是基于古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的认识上的原因，古典现实主义将历史、意识形态、内政和领导性质等作为核心变量，而结构现实主义却没有将这些作为核心变量来看待；另一方面，出于充分的传统的原因，摩根索反对《慕尼黑协定》。简单而言，他认识到，基于传统的原因，纳粹是性质不同并且更为危险的对手。作为一个古典现实主义者，他能够看到那里红旗飘扬，但狭隘的结构主义者却故意装作色盲而看不到这一点。

政治至关重要

较之于结构现实主义拒绝考虑政治，古典现实主义十分重视政治，在此，政治包括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而且他们甚至还考虑到了观念、规范以及合法性的因素。在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国内政治尤为重要。修昔底德在解释世界政治中的行为体如何采取行动时就考虑到了政体类型（以及政权内部的派别冲突）这些变量。吉尔平也高度重视国内政治和观念变量的影响。事实上，他强调现实主义者明确地将重点置于“国家情怀”和“政治价值观”之上。卡尔也非常认真地对待舆论的作用。摩根索和凯南都指出了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凯南最著名且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苏联行为的根源》就扎根于俄罗斯的内政、历史经验和俄罗斯人的性格特征。

如果国内政治是至关重要的（古典现实主义认为是这样），那么影响国内政治的因素——如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也同样至关重要。国际政治能够影响一国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上的平衡，其主要是通过如下的方式，即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创造（或排斥）机会使得他国国内的某些群体比其他群体受益更多，以及制定出某些貌似合理的大战略。此时，若对他国采用遏制和限制政策的话。就会使得这些群体失去通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而受益的机会，而且也强化他国在敌意上的负面认知，结果就会降低“好战”的外交政策的机会成本。结论：“白纸一张”的未来

国家（尤其是有操作空间的大国）选择的轨迹是不确定的，也是因时制宜的。中国尤其如此。摩根索认为：“现实主义将谨慎（即认真考虑替代性政治行为所带来的结果）视为政治中至高无上的美德。”而在凯南看来，接受权力的现实状况将推促国家重新界定国家利益。那么，在中国崛起的问题上，美国的替代性政治行动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几乎所有中国通和亚洲安全问题专家都认为，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轨迹是不确定的。中国既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可能会因谋求霸权而铸成大错。其中，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是影响上述选择的因素之一。对此，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做法就是要“确保中国不会成为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不过，其做法在逻辑上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此做法受结构主义的局限性所束缚。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还植根于空想主义——试图重新塑造一个大家所期望看到的世界，而不是尊重实力的现实状况。同时，从美国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个自我实现和弄巧成拙的预言。如果有事实证明（如有可能）美国根本没有能力来遏制中国的崛起的话，那么有关一个强大且怀有敌意的中国的崛起的预言肯定会因这样的尝试而得以实现。如果它偶然“成功”，那么美国在延缓中国崛起上所做的努力将会适得其反，这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代价高昂，二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三是使中国变得更加危险。

中国拥有超过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其中大部分是美元资产，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债务。这可能听起来不是一个好兆头，但中国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会对美国采取胁迫手段。中国已经发现自身（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可在未来的美元和美国经济中拥有相当可观的既得利益，而且，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如果削弱美元或美国的消费需求，中国将变成一个大输家。但是，如果在紧要关头中美双方的头脑不够冷静并且在美元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斗的话，两国都将共同受害。倘若美国制定了旨在扳倒中国的政策，不难想象，中国定会动用“金融核弹”来对美国的政策作出回应。因此，美国如若一味咄咄逼人地与中国展开对抗，必将会为此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即重大的美元危机，这将不仅仅严重伤害到经济，而且还会削弱美国的全球军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