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范文
时间：2023-04-09 23:29:4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对待传统教学方法和现代教学方法可采取的三种方案
为了上好每一节课，任课老师总是认真地备课，其教学手段的方式越来越多，那选择教学手段时要从教学的质量、学生的兴趣、情感交流、最终效果等来判断。课堂教学质量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方法。
方案一：采用传统教学手段。采用黑板与粉笔一对一或一对多地手把手来教导学生。（缺点是可能加重老师上课负担，一节课的内容可能需要拆分成两节课上。）
方案二：采用现代教学手段。教师可采用电视、投影仪或电脑等多媒体教学手段，实现教师与学生的教学操作过程可视化，丰富教学内容，节省了课堂时间，从而大大增加了学生的课堂辅导时间。（缺点是削弱了学生的操作能力和观察力。）
方案三：采用传统教学手段和现代教学手段相结合的方法。传统的教学手段和现代教学手段各有各的优势，选择教学手段并不是越高级越好。一节课往往需要多种手段有机结合，灵活使用。
笔者个人认为第三种方案最好，但是这种课备课时间长，达到的效果也未必如课前所想。笔者经验不足，仅仅以高一《经济生活》第二单元第七课第二框“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这一节课为例：这一课相当难，需要一个知识网络，因为网络能让学生了解知识点在网络中的相关位置。
（1）联想记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拓展知识和联系知识的能力。
（2）进行联系性复习和对比复习：能抓住主干知识，突出重点知识进行复习，防止概念混淆，有利于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的发展，从而提高解题能力。
这当中如果用多媒体呈现出知识网络，字体太小学生看不清楚，也容易产生不乐意抄的想法，如果用多媒体动画效果一个个内容放出来，又影响这节课的整体性，所以这个就需要用黑板+粉笔的传统教学，根据上课的内容一点点地把内容引出来，达到一个整体性效果。
为了引入公平的含义、使学生加深对公平的理解，就需要多媒体的帮助，通过一个“分粥”的动画来帮助学生理解。（内容是一个小团体同吃一锅粥，有3个动画效果： 其1是：拟定专人来分，结果是那个负责分粥的人，自己碗里的粥最多。对此，老师可以引导学生——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不公平的； 其2是：公选一个信得过的人来分，开始时基本公平，慢慢地，他自己以及会溜须拍马的人的碗里就多了起来；其3是：还是轮流分，但规定轮值分粥的那个人，自己必须最后才取剩下的那碗粥。这下粥天天都是不多不少一个样。）通过这种方式引入学生对于公平的理解就游刃有余，不需要耗费过多的时间在文字的解释上，把本来难以理解的内容简单化了。
本课的难点之一是公平的举措：保证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合理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合理比重以及对再分配的理解。如果用多媒体展示，达不到师生互动的效果，而使用黑板和粉笔却能一步步引导学生到达老师想要他们理解的程度，这个时候我个人觉得传统教学所体现的互动以及一对一或一对多地手把手来教导学生的作用就能大大体现。
“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内容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究内容，多媒体画面展示商家A、B的两种做法：A聘请员工为30块/小时无提成，B聘请员工为15块/小时有提成。请学生针对两种情况作出判断并说明理由，达到一个上课小，接着多媒体展示：老板一天赚1000元而员工一个月赚800元的数据。看到这个数据学生的积极性就会更加高涨，针对这些他们生活中很常见的现象作出热烈讨论。教师从而可以引导学生在理解效率重要性的同时通过知识网络联系公平深化课本知识，充分体现学生作为课堂主体的参与意识，激发学生对于社会问题的更深层次理解和探讨，通过创造一个充满积极情感的育人环境让他们能举一反三得知事理、明是非，体现我们所说的素质教育。
最后步骤回归课本，回到黑板，重塑知识网络，通过多媒体进行知识的巩固加强，进行课后练习，水到渠成。
篇2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认真领会和准确把握这些精神，对于明确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效率与公平问题关系到经济发展活力和社会稳定，是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实践证明，效率和公平不是对立的，是互为基础、互相促进的。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理论界和实践层面都在认真探索。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并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五大和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还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就确立了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基本原则，目的就是既要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以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又要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不稳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些论述，都既坚持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又增强了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矛盾和问题的针对性，是从实际出发对效率和公平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完善。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是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两个环节。初次分配是指在生产活动中，企业作为分配主体，将国民生产总值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生产要素的提供与报酬支付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初次分配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关系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生产要素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税收进行调节和规范，不直接干预。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主要通过税收、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等调节手段进行，重点调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职与退休人员之间的收入关系，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
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总原则，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合理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分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收入分配有利于充分调动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二是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价格机制、利益驱动机制下，初次分配收入存在一定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如果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过多，再分配很难纠正过来。因此在初次分配中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十分重要。除了初次分配的规则和秩序要规范，也就是分配过程要公平以外，还要高度重视机会公平，这涉及初次分配公平的基础条件，一是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一般来讲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收入也高；二是劳动机会的公平，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市场机制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保障公平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的必要条件。再分配具有社会公平功能，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就是要加大税收等经济杠杆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促进社会公平。当然，再分配也要注意促进效率。如果把再分配调节力度搞得过大，出现奖懒罚勤效应，就会既损害初次分配的公平性，从而也会损害效率，反过来影响再分配的调节能力和社会公平的功能。所以，只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促进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才能促进国民收入合理分配，最终既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篇3
关键词：扩大消费需求；社会公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良性互动
中图分类号：F1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党的十报告和中央“十二五”规划都指出，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扩大消费需求与实现社会公平具有内在联系，二者之间可以实现良性互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良性互动表现为：一方面，公平度的提高可以有力推动消费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的扩大可以有效促进公平度的提升。扩大消费需求与实现社会公平之间不是单向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双向决定”的关系，并且这种“双向决定”的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之中的。最终，扩大消费需求与实现社会公平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够有力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扩大消费需求能够有力保障社会公平的实现
扩大消费需求可以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长期动力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有效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
扩大消费需求可以让更多的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提升社会公平。以人为本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中国改革发展的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这种“分享”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人们消费水平的提升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整体上扩大消费需求的过程，就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分享”的过程，是普遍提升社会公平的过程。
扩大消费需求可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升公平的水准。我们谋求的公平，是建立在经济整体发展、社会整体进步基础之上的公平，它以经济持续健康的增长为前提。从社会生产周期来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真正的和持久的拉动力量。消费增长将带动投资相应的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力将逐渐由供给转向需求，由生产转向消费。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1]P94凯恩斯也认为：“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如果消费倾向一经减低，便成为永久习惯，则不仅消费需求将减少，资本需求亦将减少”。[2]P91因此，扩大消费需求，刺激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相反，消费不足会削弱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使投资增长得不到最终消费需求的支持，大量的社会产品价值难以实现，严重影响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进行。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被看作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就我国近些年的实际而言，消费率偏低、消费需求不足的态势是比较明显的。在部分领域投资过热，美、日、欧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有效地调动消费需求成为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更加公平的社会将构建在更加丰实的物质基础之上。
扩大消费需求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社会公平提供长效机制。更高水准的社会公平要求建立在更加合理的经济运行结构和更加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之上；科学合理的结构与模式能够推动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缓和并化解各种矛盾，不断改善公平状况。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过去那种投资推动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要付出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的，是无法持续的。提高国内消费需求，逐步把消费培育成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有利于转变投资为主导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改善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过分依赖外部需求，对外经贸的严重失衡，从长期看也是不可持续的。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贸易冲突难以避免的时候，有效提高国内消费需求和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显得尤为迫切。
二、实现社会公平能够有效推动消费需求的扩大
消费需求的大小不仅取决于人们的即期收入，而且取决于人们对未来收入与支出的预期。因此，要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就应该从增加现实收入、改善收入预期和削减未来支出三个方面入手；这三个方面无一例外地与实现社会公平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
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够提高全社会的最终消费率，扩大消费需求。过大的收入差距会通过市场规模来影响经济增长。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不难看出，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因为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增加赶不上收入的增加，而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比低收入者更快，但其消费增加在收入中的比重相对于低收入者来说却较小。因此，如果听任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快于低收入者，整个社会的最终消费率会降低，结果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过低的消费需求表现为市场不景气，进而会使投资收益率下降，影响高收入者的投资积极性，削弱经济增长的后劲。因此，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能够有效地提升整个社会的最终消费率，扩大消费需求。
更加公平的教育能够提高社会整体的收入水平，扩大消费规模。教育可以使社会地位不利者的素质得到提升，使其社会境遇得以改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受教育程度与人们的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直接相关联，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社会个体的发展基础和前提。使更多的人接受到相应的教育，将直接促进社会公平的日趋实现。教育也因此被看作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伟大的工具”。教育不公平将阻塞弱势群体改善命运的通道，损害公众对社会发展的预期，加剧现有的社会不公平。只有赋予每个人相同的受教育机会和权利，才能使社会成员自起点就感受和享有公平，并由此提升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消费规模的扩大也就水到渠成了。据各大银行的居民储蓄目的调查，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就此而言，教育公平能够减少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和农民家庭对未来支出的预期，有效扩大即期消费的规模。
更加公平健全的社会保障能够强化居民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促进消费。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社会保障已经成为支撑需求和消费，进而成为支撑市场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也已经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前提条件之一。政府的社会保障开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为这一开支一方面本身就可以创造需求，另一方面还会通过稳定居民对于未来的预期而促进居民消费。
三、扩大消费需求与实现社会公平之间良性互动的路径选择
扩大消费需求与实现社会公平是互为因果、相互制约并相互促进的，形成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够有效地解决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然，扩大消费需求、实现社会公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的产业政策、就业政策、收入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实施多种政策的组合，才能更好地达到预期目标。目前来看，尤其应着力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缩小收入差距。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部分社会成员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缩小收入差距首先应实施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在当代社会，就业不仅是谋生的必要手段，而且是人们参与社会的主要渠道。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其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第三，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充分启动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第四，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最后，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放宽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标准，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少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
其二，促进教育公平。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的教育不公平一方面表现为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另一方面表现为群众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实现教育公平，必须具备相应的投入保障机制，首先要明确教育投入的公共财政性质。现代社会中，教育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具有外部效应和公益性，其投入理应纳入公共财政的范围。其次要保障人们对教育产品的共享。这就一方面要保障实现教育资源在区域、城乡、校际间比较均衡的分布，另一方面要保障每个适龄儿童、少年都能上得起学。最后，教育投入要充分体现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和帮助。如果弱势群体不能从政府和社会获得应有的帮助，以摆脱其接受教育的预算约束，就不可能有真正公平的教育。
其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当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镇化的加速、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家庭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社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经济变迁和社会转型对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提出了新要求。特别是与城镇居民相比，目前农村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项目较少，标准和层次也比较初级；在城镇地区，社会保障水平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也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未来在缩小城乡保障标准和提高保障公平性方面仍有很大空间。要把社会保障制度建成保障人民生活、调节收入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建立社会保障财政投入的长效机制，调整财政投入结构；二是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与城乡统筹；三是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基本保障制度的设计，重点考虑中低收入人口和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需求；四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的筹资机制与补偿机制；五是改进社会保障的管理与服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2.
篇4
注重改善民生谱写美好生活
党的十七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定的基础上，对社会事业发展的目标、重点、政策，作出了新的部署。全面贯彻落实这些部署，满足人民新的期待，将为人们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积极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这是《报告》在社会建设方面提出的第一项任务，突出了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作出这样的安排，就在于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促进机会公平和社会公平，首先要在教育这个人生的起点上做到公平。《报告》提出要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重视高等教育。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目前高中阶段入学率已达60%，到2020年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是完全可能的。要使高、初中毕业生没有升上学的青少年全部进入职业学校，学会一门技能，做到人人有知识，个个有技能。要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育内容方式、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着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实施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战略建立体现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是人民群众极为关心的问题，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了以下要求。一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处理好的重大课题。与以往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相比，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分配制度上的重要发展。多年来，由于分配制度不健全，造成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低；由于部分行业垄断现象的存在，使本该通过税收上缴国家的垄断利润被这些行业的职工分得；由于机会不公平，使获得高赢利和高收入机会的企业和个人不是凭平等竞争而获得超高收入。由于初次分配中造成的分配差距过大，仅靠再分配的调节功能已难以使社会公平得到有效维护，特别是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仍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大大限制了税收在再分配中的调节功能。《报告》强调初次分配也要注意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就使分配调节功能前移，使初次分配即按生产要素分配中，体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减轻再分配环节的调节负担。初次分配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主要在于使各类生产要素在参与分配中能获得与其贡献相一致的合理比例。为此，要建立完善的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家市场。初次分配中增加劳动报酬，也是当前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一个重要方向。目前，企业具有收入分配的自主权，职工工资水平完全由代表资方利益的企业决策机构说了算，而相应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国家公布行业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工资线等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使劳动者在工资分配上处于被动地位，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多，企业尽可能压低工资也能雇到人，因此造成一线劳动工人二十几年工资未涨或很少上涨。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连劳动力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这种情况应尽快加以改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费用要强制缴纳，使农民工在劳动年龄能为退休后的养老费用积累资金。
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这是十七大提出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重大政策。目前，农村还有2000多万人尚未脱贫，这部分人口分布比较分散，大部分是因为自然环境恶劣或劳动能力较低，国家将通过实行低保政策，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要加强扶贫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城镇低收入者大部分是农民工和工作稳定性较差的从业人员。要通过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他们的收入。根本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加强技术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努力使部分低收入者成为中等收入者，尽可能减少低收入者的比重。四是整顿分配秩序，加大调节力度，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建立体现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必须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要求：“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要建立收入分配的阳光政策，使合法的收入得到保护，非法收入得到禁止，使每个人每个渠道的收入都能置于税收部门的监督之下。要加快推进电子货币工程，尽可能减少现金支付，加快有关收入透明化的立法，堵塞不合理收入的漏洞。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促进机会公平。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社会安全网。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发展公共服务的重点。《报告》提出了社保体系的总体框架，即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方面，重点是促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采取多种方式充实养老基金，提高统筹层次，同时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方面，要推进城镇职工、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提高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全国城市和农村各有2000多万人已享受到低保，要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完善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要解决好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健全廉租住房制度，稳定城市住房价格。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现行医疗卫生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淡化，二是药品流通秩序混乱，三是医疗保险覆盖面窄。《报告》提出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框架，包括建立四个体系，即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改革的方向是，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时，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坚持“三个原则、四个分开”，即：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实行政事、管办、医药、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重点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大医院与社区卫生组织双向转诊。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证群众基本用药，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把社会管理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基层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应当看到，社会管理在过去较长的时期内都是一个薄弱环节。随着改革的深化，许多社会管理的职能应由原来的单位承担转到社区承担。加强社区建设成为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多年来已出现一批模范社区和从事社区管理的模范人物，如武汉百步庭小区，长春市长期从事社区服务的谭竹青同志等，他们已经作出了表率。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注重改善民生谱写美好生活责任编辑：飞雪 阅读：人次
篇5
与此同时,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被逐步拉大。从统计数据看,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基尼系数估计在0.45~0.5之间,高于0.4的世界警戒标准。针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我国政府也正采取不同的方式缓解贫富分化并减轻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这充分说明在保障民生的前提下,促进收入分配相对公平,是现阶段的重要课题。当然,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手段有很多,在此,我们主要讨论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财政政策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和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对于切实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缩小收入差距,无疑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财政政策,就是指一国政府为了实现宏观经济的目标,通过一定方式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政府收支平衡的措施。财政政策的实施主体只能是各级政府,而其中中央政府的作用尤为突出。财政政策效果体现在政府收入、支出、预算平衡和外债、国债等财政工作的各个方面,相互配合,缺一不可。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全球日益复杂的经济形势,中国经济也面临新的挑战。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经济走势,同样进行着体制上的变革。后,我国逐步放弃了直接行政调控,转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经济手段为主的调控体系。
促进收入相对合理分配是现阶段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这体现着促进社会公平的精神,传递着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导向。在分配方面,是一个公平与效率相互协调,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问题,使尽可能多的人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的好处。因此,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等具体手段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完善社会保障、社会优抚和医疗卫生体系及住房保障、养老保障体系是缓解人们的后顾之忧,促进收入合理分配,实现和谐社会目标的有效措施。
众所周知,财政政策调节国民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通过一定工具起作用的,说到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指财政主体所选择的用以达到政策目标的各种财政手段,也就是财政的各个范畴。包括:税收、公共支出(包括财政补贴)、政府投资、国债等。相信大家对税收、政府投资、国债等工具都不陌生,它们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工薪阶层每月上缴固定的个人所得税,公民在投资理财过程中购买国债和政府投资的理财产品项目都有财政调节的影子;而公共支出相对来讲离个人稍有距离,因为公共支出是从社会整体出发的,满足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手段。而我国近年来对“三农”、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大力支持亦体现了在公共财政的框架下,财政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和对社会公平的推动。而我国作为一个拥有众多人口的农业大国,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与结构性失业问题,这种现状在短期内难有明显的改善。因此,对这一群体用财政手段构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存在着迫切的需要,而这也是通过公共支出来完成的。
财政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对个人和企业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货币上,体现在改变货币收入者实得货币收入或货币收入者实际购买力的变化上。对于前者,财政调节主要通过对居民个人征税,使其税后收入减少,或通过某种形式补贴如出口退税等使企业或个人实得收入增加;对于后者,财政调节主要通过货币的升值或贬值进行。而居民个人收入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其储蓄与消费行为,因为收入变化会使闲暇时间和工作时间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从而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者在工作与闲暇之间重新做出选择,这也在对社会产出进行着调节。例如,对个人征收消费税会直接影响个人消费支出,而开征利息税则会影响很多居民的储蓄行为,迫使公民对自己的消费和储蓄进行重新规划和安排;当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税率到一定程度,使工作时间相对价格低于闲暇时间相对价格时,会使大多数工薪阶层在工作与闲暇中重新做选择,产生减少工作时间而增加闲暇时间的替代效应。
篇6
关键词：财政政策：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9-0063-02
一、中国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恶化
我国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目标，和谐社会的经济标准中应重点考虑经济效率和分配公平，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经济现实中经济增长仍属于粗放型和收入分配状况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不断向着警戒线的方向恶化，并且目前有部分研究称我国基尼系数已超国际警戒线水平。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造成了现实矛盾的严重对立。
至2005年底，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还有二千三百六十五万人。按照人均每天消费一美元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仅次于印度，列世界第二位，需要扶持的贫困群体数量依然庞大。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夫威茨2005年10月向新闻界发表了他的“中国之行”考察感受，谈及更多的问题是贫富差距。他提到，用联合国定义标准，中国目前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2％，居世界第二位。沃尔夫威茨认为“中国减贫任务还非常艰巨。”全世界共有12亿人每天收人低于1美元，其中70％生活在农村，在中国则几乎是全部。
然而在贫困人口依然如此庞大的同时，中国的财富向富裕阶层集中的发展速度亦是惊人，2004年，中国富裕人士以12％的增速排名第二，这一增幅大大高于同一时期世界经济3.5％的增速和中国经济9.1％的增速。2005年，中国首500位富人的财富总额从5000亿元猛增至6000亿元，比上一年增幅达20％。在绝对贫困人口仍然居于世界第二位的同时，据美国高盛公司发表投资报告称，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速连续三年列世界首位。世界众多奢侈品巨头都把发展眼光投向了中国。据统计，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年支配收入的比率在1985年是1：2.57，到2004年为1：3.23，本应缩小的城农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以财政政策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必要性
目前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已经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这些问题容易引起部分社会成员心理失衡甚至利益冲突，对和谐社会构建形成了巨大的阻碍，主要体现在：
1，收入差距扩大速度过快，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拉开非常大的差距，形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是0.16,非常平均；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经达到0.40以上。
2，相对于收入分配来说，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这里的起点不公平是指由于政策和人为造成的后天因素，比如受教育的机会、健康的机会、迁徙的机会等等的不公平，这利，层层累计的不公平加剧了中国社会财富和资源分配不公的态势，并且直接加剧了社会现实矛盾，并且这种矛盾产生于中国今后最有影响力的青少年群体中。
3，过程的不公平最为严重，这表现在人的发展机会不是平等的，进入市场的机会不是平等的，从比较贫穷的阶层提升的机会不是平等的，这其中由政策因素引起的垄断企业职工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收入过高，庞大的国有资产所有权不能具体明确落实从而政府寻租现象普遍存在，证券、金融行业透明程度与监管力度不够等等是明显表现。
4，与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使得人人力资源转变成人力资本比例不高，形成高质量的富有创造力的人力资本更是极为缺乏。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使得投资和消费的比例不平衡，首先使得投资方向偏向于资源占有和物质资本形成而不是人力资本培育，同时两极化的社会结构使得消费增长有限。
5，垄断企业的财富分配比例过高成为社会严重不满弊病。垄断企业所垄断的资源，其实是属于全国人民的，拥有全国共有的资源并且财富分配比例数倍高于一般企业，还通过垄断价格聚敛全国人民财富消费，从资源、财富分配、消费上三重创伤经济秩序，并且成为社会不和谐主调之一。
6，资源获取不公平。这最明显地体现在土地资源的获取上。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商的高利润成为全国焦点，房地产质量投诉全国领先，消费纠纷全国前列，然而利润率仍然保持行业之首，这和其中各个环节缺乏公平基础大大有关。这其中资源获取环节是关键。
7，财政政策支撑不到位。2003年，有两组数字曾经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一是说，中国银行里的10万亿元的存款中，80％的财富为20％的人所拥有；一是说，富人们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总额的10％。税收问题的不公正可见一一般，为中国经济作出最主要贡献的中等收入劳动群体承担着国内最主要的税负功能，这严重打击普通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创业激情。
三、以财政政策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可行性
以财政政策来实现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可以分为两方面来进行，最为根本的是培养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因素，实现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作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主要因素从而体现其价值；从短期的结构调整来看，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和所得税、财产税、资源税等税收手段的健全以推进社会公平。
1，财政政策促进人力资本培育和技术创新
人力资本的培育上，一方面要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宏观上持续提升人力资本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续提升公共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另一方面要通过财政政策调节引导全社会进行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投入。在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同时，引导建立多层次的教育投入机制，从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控股型企业开始加强对于教育费用的支出引导全社会企业投资于人力资本培育，以贴息、税收减免等财政政策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
政府应加大对于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投入，尤其是加大对于处于研究与开发初级知识与创新生产的基础研发阶段，加大对高等院校和研发机构与技术创新有关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以促进研究开发活动中人力资本的创新能力。政策还直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的投入质量，增加可用于技术创新领域人力资本量，并提升技术创新领域人力资本效益回报，以加强人力资本进入高新技术领域的积极性。这首先要求政府加大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公共资源的投入，这些投^或是转化为直接的人力资本或是提高了人力资本在市场中的投资收益率，因而可以激发企业和个人积极投入人力资本的热情；同时大胆提高对于技术创新领域从业人员的待遇，奖励自主创新人才，补贴科学研究从业人员，引导全社会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热情。
财政政策也应作用于形成技术创新的激励导向，形成创新氛围，以通过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高回报使得经济投资
主体由资源抢占、物质资本投入转向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投入。比如，通过激励导向型的创新型,15-~激励税收政策、研发激励型的政府资助政策、激励型的政府技术政策，以刺激创新型人力资本形成，而非对于物质资本的占有和国有资源的抢占，创造出大量以人力资本收益为特征的中产阶级，有-效缩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
2，短期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
首先就是要加强对于基本民生的投入，加强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并保证公平秩序。然而，我们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现有的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改革，以不成功为多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住房的改革也在其中。这些改革实际上对于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实际上是大大增加了各方面的支出和费用，与社会公平的方向完全背离。政府的社会保险支出，应该通过财政政策提供相应的财力保障，这应该是对于社会的贫穷阶层更为有利，从而在实际上起到公平社会福利的作用。
财政政策另一个更为有力的调节手段是税收手段，通过所得税、财产税和资源税以保证社会公平。对于没有力法避免的不公平的资源占据和获取，可通过资源税进行调节，这其中，尤以土地、自然资源、垄断资源、教育资源、公共卫生资源等等最为重要。资源税的征取并合理使用是调节社会公平和财富收入不公的根本解决办法，然而资源税的启动必然触及到多方面利益团体的核心利益，制定和执行的难度较大，可行性实际上不高。所得税方面，据前文所述，暴利行业、富裕阶层所缴纳的税收比例过低应成为改革的重点，我国一直为人所病的简单从量个人所得税税收政策也应尽早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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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公平；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并且都会遇到的问题，也是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各个社会阶层最为关注的切身利益问题。造成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合理的因素又有不合理的因素。现实中，由合理因素（自然条件和市场竞争）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逐渐被人们所认同和接受，但由非合理因素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就需要政府从制度层面通过调节来避免。就调节而言，收入分配又有其特殊性，它一方面要求市场法则和市场机制对其进行促进效率的调节，另一方面市场法则和市场机制对其公平性（结果公平）方面的调节却是失灵的，即便是有了公平的竞争机制，也不可能将全体社会成员都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重新竞争，因此，市场对已经形成的财富差距的事实无法改变，这就需要政府出面进行干预、调节。总之，公平收入分配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政府的头上，而税收政策是政府进行调节的重要手段之一，也就是要充分发挥税收调控的调节作用，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公平性。
1 税收与分配公平
1.1 公平的要求
公平的内涵是公正、平等。税收影响收入分配公平的基本机制是通过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个人和不同种类的收入采取不同环节和不同的税负政策，从而使个人最终可支配的税后所得产生规模（总量）和结构的变动，以实现收入分配的结果（最终）公平。从经济学意义上，公平分为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税收公平原则对实现结果公平考虑的较多，具体可分为横向公平原则和纵向公平原则。税收的横向公平是指处境相同的纳税人（单位或自然人），政府课税应同等对待。换而言之，如果在征税前两个纳税人具有相同的福利水平，征税之后他们的福利水平也应是相同的。横向公平是解决同等收入（同等财产）的纳税人的税收公平问题。纵向公平是指收入（财产）较多的人要比收入（财产）较少的人负担较多的税收，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受益多的人要比受益少的人缴纳更多的税收。纵向公平主要是解决不同处境的纳税人的纳税公平问题。
1.2 公平的标准
税收公平原则既要满足税收的横向公平，又要满足税收的纵向公平，具体的衡量税收是否公平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机会原则。该原则以纳税人获利机会（也就是获得收入的机会）的多少来分配税收负担的原则，获利机会（收入机会）相同的人缴纳相同的税，获利机会（收入机会）不相同的人缴纳不同的税。获利机会（收入机会）的多少是由其拥有的资源禀赋决定的，纳税人拥有的资源为其取得收益（获利）提供了可能性，至于能不能获益以及获得多少收益，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从这一观点来看，机会原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从实践来看，机会原则的实施的困难颇多。对经济资源盈利机会的评估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倘若对每一项经济资源都去评估，然后确定其适用税率或应纳税额，征税将变得由简而繁，将大大增加征税的成本。
第二种观点，受益原则。受益原则也叫做利益说，该原则以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应根据个人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中获得利益的多少来分配税负的原则，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中获得利益多的人应多纳税，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中获得利益少的人应少纳税，不获益则不纳税。这种原则将税收看作是获得政府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补偿，这与微观上税收无偿性的本质相违背。从实践的角度看，纳税人获得利益的多少（也就是对消费者的效用）很难计量，受益原则在实践中很难实行，不能普遍采用，只是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在少数税种能适用，如车船使用税。就税收公平而言，受益原则只是提供了一种解决的办法。此外，受益原则无法解决政府转移支付的问题，低收入者从政府的转移支付中获益较多，如果因此要求低收入者多纳税，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
第三种观点，支付能力原则。该原则以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作为征税标准，税负能力较强的纳税人承担较重的税负，税负能力较弱的纳税人承担较轻的税负。政府以税收负担能力作为构建税制的原则，具有操作性强，能体现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而且这一原则也是迄今公认的比较合理且易于实行的标准。如何测量税收负担能力，理论上又有“客观说”和“主观说”之分。客观说是指纳税人的纳税能力按照其所拥有的财富、取得的收入、实际支出等客观因素来确定。由于纳税人收入和税收负担能力正相关，所以收入通常被认为是最能够反映纳税人税收负担能力的尺度。而主观说则强调纳税人对国家的牺牲程度，主张以纳税人因纳税而感受到的牺牲大小作为测度纳税能力的尺度。如果征税能使每一个纳税人所感受到的牺牲程度相同，那么，征税的数额也就同他们各自的纳税能力相符合，这样，税收制度才是公平的。
对税收公平，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要求。综合起来，公平原则要求税收的课征既能满足横向公平，又能满足纵向公平；根据支付能力原则，既要对处境相同的纳税人征收相同的税，又要对处境不同的纳税人征收不同的税，通过税收对收入的重新分配，实现社会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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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1.我国正从平均主义的社会向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转变。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小于0.2,此后逐渐扩大,1992年为0.376,现在为0.48,远远超出了0.4这一国际警戒线。我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的份额高达50%。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比在中国是10.6倍,而美国是8.4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2.城乡差距持续扩大,构成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体。1992年、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826元、171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784元、515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2.33∶1上升到2009年的3.33∶1,这一时期,城乡收入绝对差距由1042元上升到2009年的12,022元。如果考虑城乡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享受不同的补贴,城乡居民真实收入差距还会更大一些。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加大。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最高10%收入组与最低10%收入组之比为4.6∶1,而2007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74∶1。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看,最高20%收入户与最低20%收入户人均纯收入之比,由2004年的6.9∶1上升到2007年的7.3∶1。
3.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东中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1.09∶1∶0.91(以中部为1)扩大为2007年的1.52∶1∶0.78;同期,东中西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1.10∶1∶1.01扩大为1.46∶1∶0.94。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相差11,796.64元,2007年这一差距达到了13,610.39元;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相差7154.03元,2007年这一差距达到了7815.7元。
4.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问题更加突出。2004年最高收入的证券业职工平均工资为50,529元,最低收入的林业职工平均工资为6718元,二者相差6.52倍。2007年最高收入的证券业职工平均工资为142,979元,最低收入的畜牧业职工平均工资为9521元,二者相差14倍。对于社会反映比较多的电信、电力、石油和石化行业,在国家统计局2008年的统计年鉴中,分别统计在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这些行业2007年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44,442元、36,718元和39,041元,是当年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1.78倍、1.47倍和1.57倍。目前我国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打破吃“大锅饭”,废除平均主义,鼓励一部分人先富,适当拉开收入差距,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持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成了社会不同阶层对立、多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直接诱因。因此,加快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分好国民财富这块“蛋糕”,显得尤为重要。
二、分好国民财富的“蛋糕”
今年两会召开前夕,总理与广大网友交流时曾说:如果说把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看做是政府的责任,那么,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分好,那就是政府的良知。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总理的这番话,透露了中央高层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1.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努力形成合理的分配格局和规范的分配秩序。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我们更应把提高经济效率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稳定因素,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努力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且通过财税政策对高收入群体进行二次调节。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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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劳动收入的取得和分配是通过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完成的。劳动力市场对劳动收入的分配和调节有直接的影响。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它借助市场机制的调节实现其价值。同时，土地、资本、技术、信息、管理等生产要素也是产品生产不可或缺的条件，必然也要参与劳动收入的分配，各种要素按其在产品生产中贡献大小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劳动复杂、熟练程度高、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高的劳动获得的收入就应当高；劳动简单、熟练程度低、劳动强度低、无技术含量的劳动获得的收入必然就少，收入分配是必然有差异的，这符合劳动力作为商品受市场机制调节的客观要求。任何一种生产要素在产品生产中都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因而也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按劳分配和按要素贡献分配共同构成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结构，其主要的收入分配形式有工资收入、经营劳动收入、资本收入、风险收入、机会收入、技术和信息收入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非劳动收入是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贡献所获得的报酬，它与非法收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非劳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资本所有者凭借其投入的资本来获取收入，社会居民以个人财产进行投资或让渡资产使用权以获得一定的货币收入，生产者和经营者及时捕捉市场机遇，紧紧抓住房经营机会，获取市场应变能力的报酬。桉要素分配取决于不同生产要素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实际贡献，而不是所有制形式或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所有制形式只是决定收入分配的归属和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如果脱离了物质财富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所作出的实际贡献，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一、收入分配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
收入分配涉及人们的切身利益，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创造力和全社会的生提高生活质量，实现社会进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无论从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来看，凡是收入分配相对公平合理的时期，社会经济就发展得越好。比如：中国唐朝，实行轻徭薄赋，发展经济。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财富增加，国富民殷。实际上就是国家与人们在收入上的合理分配，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建国初期，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充分挖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但这种单一的收入分配方式容易使人产生平均主义思想，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已不适应中国的历史发展潮流。以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快速发展，劳动力市场逐步完善，人才流动越来越频繁。旧的按劳取酬的分配方式彻底打破，等级工资、效益工资、计时工资、计件工资、管理者年薪，风险收入，债券利息，股票红利纷纷出现，一种全新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形成，生产要素和非生产要素都投入生产并参与分配。使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平均每年的增幅都在8%左右，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发展时间最长，增长速度最快的世界奇迹。
二、收入分配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远古时，郑国和宋国打仗，宋国大将华元战前犒劳士兵，炖一大锅羊肉，每人一块，轮到车夫羊斟时，已分完了，羊斟没有吃上羊肉，嘴上不说，心里却想不通。次日交战，华元刚上战车，车夫羊斟驾车直奔郑国大营，华元问：“我们去哪里？”羊斟说：“分羊肉你说了算，去哪里我说了算。”结果，宋国大将华元被俘，宋军大败。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发生在中山国，中山国国君也炖了一大锅羊肉，和诸位大臣吃喝，却偏偏没有给司马子期大将军分羊肉吃，大将军想不通，直接投奔了楚国，把中山国的机密全给交代了，楚国大军瞬间赶到，中山国国君被迫逃亡。可见分配不公导致的后果有多惨重，直接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和国家的灭亡。
三、收入分配改革是解决社会公平和效率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和保证
收入分配改革就是要调节社会公平和效率，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谓公平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是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观评价，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的公平观是不同的。除了含有平等的意思之外，还包含有社会公正的内容，就是以社会多数人认定的公正为标准的相对平等，是社会价值和道德观念在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集中体现。而效率是指以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最多产品，尽可能地满足社会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资源是有限的。如何提高效率，以最少的投入，生产出社会急需的物质财富，这与收入分配的公平有密切的联系。公平和效率是收入分配中一对矛盾。过分的收入平等会降低效率，而过分的追求效率又会影响社会公平。政府为解决这个矛盾，就应该进行权衡和调整，使二者得到兼顾。当社会生产力落后，物质财富匮乏，人们生活困难时，就应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重点。发展生产，丰富财产物资，解决人们的生活需求。在财富越来越充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时，国家政策的调整方向是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以缓解社会矛盾，同时要促进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实现社会共同富裕。
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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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分配财富刻不容缓
近10多年来，收入分配向政府、企业（或雇主）倾斜，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普通居民与一般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增长缓慢。同时，收入分配秩序也存在着不规范的现象，灰色收入甚至黑色收入成为一部分人的重要收入来源，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特殊利益集团正在形成。这种格局造成的负面效应是严重的：
一方面，公众对社会公平认可度持续向低，不仅低收入群体不满意程度高，即使是既得利益阶层也普遍不满意。阶层心理对抗其实已经出现，不时爆发的、极端凶残的杀人个案、网络民意的反映等等，均表明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已经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使社会风险加速积累，维护稳定的成本急剧上升。
另一方面，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也直接影响到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消费结构与生活质量，进而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持续发展。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规模庞大，不仅民生难以继续改善，居民消费能力也无从提升，消费不能保持刚性增长，必定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态势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合理分配财富客观上不仅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实现国民共享发展成果的要求，而且是解决当前诸多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事实上，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也是亿万民众寄予厚望的重大改革。它的成败客观上决定着我国未来相当长时期发展的成败，应当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任务。
我认为，国家应当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收入分配的约束性指标与预期性指标，将民生福利保障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重要内容。如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将基尼系数降到0.45以内，2020年降到0.4以内；“十二五”期间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的增长不低于5个百分点，2020年将这一比重恢复到50%以上；确保财政支出每年用于民生福利部分的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增长3－5个百分点。
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认识误区
需要指出的是，在收入分配改革中，还未达成共识，仍然存在着不少认识误区：
1.历史发展阶段必然论。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无论采取什么措施，贫富差距及其扩大化都是这一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同时，收入差距还具有社会激励功能，只有有了差距，才能更好地激励人们主动、积极地追求财富的创造与增长，差距可以视为国家发展的内生动力。此类观点往往对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及隐藏在背后的财富分配不合理现象视而不见，同时将提高劳动报酬与增加国民福利看成是对国家竞争力的损害。
2.收入差距扩大可承受论。认为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仍处于公众可以承受的区间，当前的社会形势基本稳定，加上国家近几年来已经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还不可能出现大的社会对立与社会危机。因此，主张继续坚持以往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不轻易改变以往的财富分配方式，继续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政策取向必定继续有利于财富向资本与权贵倾斜，失衡的利益格局还会进一步走向失衡，失范的收入分配秩序还会进一步走向失范。
3．劳工成本比较优势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资源缺乏、技术不高、发展落后的中国而言，参与国际竞争只能依靠劳工成本低的比较优势，过去30年的成就是发挥这一优势的结果，现在仍然不能轻易放弃这一优势，以免造成资本外流，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事实上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真正依靠劳工成本低来赢得长久竞争力与竞争优势的。
4．做大“蛋糕”自然解决论。认为财富增长必然能够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其实质是将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对立起来。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又衍生出突出公平会损害效率论、劫富济贫论、只能通过增量改革论等。而现实却已证明，做大“蛋糕”虽有利于改善民生，却不能自动实现社会公平，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并不是一回事。广东是近30年来财富“蛋糕”做得最大的省份，但省内城乡、地区、行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却非常之大。在国际上，也曾经发生过一些国家在做大“蛋糕”后因未能分好“蛋糕”而迅速倒退的现象。这些均表明此类观点其实是不负责任并误导发展的片面取向，因为利益格局的调整不能仅仅是增量调整，而是必须同时调整财富分配的方式与结构。
5．初次分配市场决定论或者政府无为论。根据这种观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财富的分配份额决定于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劳动报酬取决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与人力资源市场的竞争，即使出现了收入差距，市场也能够自动修复，政府不应当也不能够介入初次分配，否则，不仅不起作用，反而会损害市场环境。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政府便可能放弃自己对初次分配的干预，或者对初次分配中的失衡现象采取消极态度。
上述认识误区，都会导致错误的判断，耽误收入分配改革的时机，最终酿成难以收拾的恶果。因此，在对待收入分配问题时，一定要客观、认真地分析当前的形势，正视收入分配领域中的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
采取一揽子措施合理分配国民财富
由于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以往多年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非一日之寒，要真正扭转失衡的利益格局和规范失范的收入分配秩序，也需要采取多管齐下的有效措施。一方面，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绝非推出单项制度安排或政策措施能够奏效，而是需要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同时发力，对产业结构、就业政策、劳动报酬结构、公共资源配置、税收政策以及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制度调整。这是一项需要综合利用立法、行政、市场、司法乃至道德手段等多种工具才能奏效的宏大系统工程，必须在普惠民生目标明确、公平分配思路清晰的前提下进行顶层设计，再在综合配套的条件下坚定有力、持续渐进地推进。
另一方面，初次分配应当是调整收入分配的重点，只有切实扭转劳动报酬严重偏低的状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分配格局失衡的现状，政府在初次分配中不仅应当有所作为，而且可以有大作为。然而，由于初次分配涉及到劳方、资方与政府三方的利益格局，必须考虑投资、就业、财富创造乃至现行路径依赖等多重因素，只能采取小步渐进、优化结构的方案。而第三次分配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均只能起到微调的作用，因此，再分配应当摆到整个收入分配改革的优先位置来加以重视，并通过合理的再分配来矫正与调节初次分配。就当前而言，收入分配改革的当务之急在于：
1．构建工资、社会保险、职业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改进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推进工资增长协商机制来促使劳动者报酬得到持续提高。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应实行全国统一比率，将标准统一提高到相当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50%左右的水准，以后伴随社会平均工资增长而自动增长。另一方面，以稳定的就业和有效的协商机制来促使工资正常增长。
2．打破垄断，变革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一方面，竞争性国有企业应当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垄断型国有企业应当接受更为严格的分配调控与规范。另一方面，在不同行业之间还应当有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来加以调节。
3．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加大对民生福利的投入，利用公共资源配置来缩小城乡、地区和群体之间的差距，并促使社会分配关系趋向合理。应当将民生福利投入的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列为刚性约束指标，并持续下去，以实现富民的目标。
4．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充分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综合功能。社会基本保障制度的健全，不仅能够解除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并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而且可以直接刺激消费，促使经济转型与持续发展。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质上是让城乡居民在普惠的条件下实现共享国家发展成果，它们两者之间相互关联，共同对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产生良性影响。
5．加快改进税收政策。包括尽快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改进企业经营与所得税制，规范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纳税，出台包括财产税或物业税及相应的消费税等在内的新税种，充分运用好税收杠杆来促进国民财富的合理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