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管县改革范文
时间：2023-03-29 05:30:0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省管县改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省管县；财政改革；行政改革
一.“省管县”改革的概况
1.“省管县”改革概述
我国目前的财政级次有中央、省、市、县、乡五层，存在着政府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事权财权划分不清晰等问题。如今“小政府大社会”的观念已成为共识，合并行政机构、减小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也是我国近十年行政改革努力的方向。为此，推进“乡财县管”和“强县扩权”改革，最终构建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体制的总体改革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省管县”改革作为解决政府级次过多的重要途径备受瞩目，且近十年已在部分地区实现突破性进展。比如浙江省和海南省，浙江省的改革偏重财政方面的省管县，而海南省的改革则偏重行政方面的省管县。上述两省已成为全国各试点省份效仿和学习的对象。湖北省、黑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江西省、安徽省、辽宁省等也在省内部分地区进行试点。
2.“省管县”改革的必要性
（1）完善分税制的需要
分税制改革的目标是按税种划分政府间收入来源。比如，在分税制实施得比较成功的美国，三级政府的财源分配的概况是：个人所得税、工薪税和社会保障税归联邦；销售税和公司所得税归州；财产税归地方。这样的划分符合各税种的具体特点，也符合分税分级财政的内在要求。而我国目前有五级政府，19个税种，19个税种要在五级政府之间合理划分很困难，这使得我国只能走大共享收入的道路，然而一味地扩大共享部分又会反过来影响分税分级财政基本框架的稳定。并且，现行分税制只是基本理清中央与地方二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其进一步完善的方向是明确省以下的收入分配模式，而省以下财政级次冗杂是完善分税制的重大阻碍。所以，减少政府级次成为进一步完善分税制的突破口。
（2）解决县乡财政风险的需要
一方面，目前的分税制只解决了中央和地方两者收入分配的问题，省以下的各级政府则仿照中央和地方在分配收入时“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的方式实行“倒轧帐”，层层向上集中，而基本事权却有所下放。针对一定的财政收入，在中央、省、市三级政府层层集中下，县乡政府势必面临一定程度的财政风险。另一方面，针对基层财政困难，国家有配套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然而由于省以下财力事权的划分不够清晰，使得中央划拨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在向下转移的过程中，每经过一级政府必然引发一定程度的流失，形成漏斗效应，造成基层政府不能如数拿到应得的资金。因此，减少财政级次也是理顺地方各级政府财政关系、解决县乡财政风险的必然要求。
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1.缺少统一部署
国家只在“十一五”规划提出，“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没有进行统一部署。所以，现在全国进行试点的省份进展参差不齐。浙江省是其中最早实行扩权强县改革的，也是实施的最好的，现如今已经基本实现省管县模式，取消市一级行政级次。而有些省份进展就比较缓慢，对于原本已经列入计划的“直管县”却因各种原因迟迟不能放权。
2.难以实现行政上的直管
很多试点只是实现了财政上的省直管，没有实现行政上的省直管。严格来讲，这样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因为如果只是实现财政上的省直管而行政上依然是由市管，县级政府会面临“两个婆婆”的局面。行政上的市管县意味着县级领导的任命权是由市级政府支配，县级政府在和省级政府交流沟通时，不可能不去考虑市级政府的需求，当遇到省级政府目标与市政府意愿有冲突时，还要面临对两者的权衡。这势必影响行政效率，也不能从根本上达到增强县级政府自的目的，也不能实现县级政府和市级政府的平等地位。 调研显示，河南省的大部分县在财政上已经实现省直管，很多县表示年终决算基本都可以直接到省里去结算，但在行政上还是由市来管理。由于县级领导的“乌纱帽”在市领导手中，所以县政府的一些决策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顾及市政府的要求。 --！>
3.来自市级政府的阻力大
“省管县”改革涉及到对市级行政机构既得利益的调整，引发市级政府的阻力，这也是改革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一些市级政府尽可能拖延改革步伐，并逐渐调整相关利益分配。例如，河南省某市近两年将原本属于该市所辖某县的油田划入该市管辖区域，将对财政收入贡献较大的企业或地区向市区管辖范围集中。也有地级市不愿意放弃审批、干部管理、人事任命这些权限，引发维护既得利益与利益重新分配之间的冲突，出现为维护原有利益格局而阻碍推进改革的现象。同时，由于实行省直管县后，地级市就不再管理原有的县级行政机构，由省直接管理，必然会出现一些多余的机构和人员，包括各个层次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很多地市级官员会担心省直管县以后他们的去留。
三.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思考
针对改革出现的以上问题，笔者有如下思考：
首先，国家针对改革需要做一个大致的部署，不必要规定统一的模式、统一的时间，国家需要做的是根据现行实施较好的范例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指导性的建议，提供大概的步骤和实施方案，并加大宣传，同时配合以适当的强制力，才能不至于让改革在阻力中停滞不前。地方可以在提供的有弹性的规划中发挥自身自主性，因地制宜地解决相关问题。
其次，解决好改革中出现的各方面阻力，实现行政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联动。这部分工作的重点是处理好市与县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合理分配二者的既得利益，可适当设置过渡期，以便减小来自市级政府的阻力；另一方面，要重新界定二者的事权，形成与财力相匹配的事权，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市级政府阻力，因为改革后市级财政的财权和财力必然减少，如果其事权也相应减少，就不会造成市级财政失衡。同时，逐步实行行政上的省直管模式，县级领导直接由省委直接任命，县级中层干部由县级自主任命，市级仅享有参谋建议权。对于该方面来自市级政府的阻力需要省委出面协调，以便改革可以顺利推进。（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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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省直管县 财政 改革
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当时行政体制与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而建立的“省一市一县”的三级行政区划；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市管县”体制的缺陷逐渐显现，出现了“小马拉大车”、“市刮县”等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问题。为了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和城乡统筹发展，为了减少行政层级和提高行政效能，中央提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任务。
改革内容为“三项不变，五项到县”，即市县既得利益、市对县的支持、债权债务不变。五项到县改革内容主要包括：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财政预决算、资金往来、财政结算。
1. 贵州省推行省直管县体制的可行性分析
1.1贵州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2011年全省生产总值5701.84亿元，比上年增长15.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726.22亿元，增长1.2%；第二产业增加值2334.02亿元，增长20.7%；第三产业增加值2641.60亿元，增长14.2%。我省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政府不再是配置市场资源的主体，需要从竞争性的市场领域退出，不再承担“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转而将其主要职能集中在提供市场信息、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等公共服务的层面。
1.2贵州交通网的日益完善
我省交通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有了极大的改善。铁路方面以贵阳为中心，黔桂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湘黔铁路四条铁路干线贯穿贵州，营运里程达1400多公里。另外，很多快速铁路都将经过贵州，不仅使贵州的经济将更上一个台阶，同时贵阳也将跃升为国家级的交通枢纽。公路通车里程从11.3万公里增加到15.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从678公里增加到2023公里。省内河航道里程33600多公里，航运量300多万吨。民用航空已然开通，贵阳龙洞堡大型机场在1997年建成通航，二期扩建将于2012年底完工。便捷的交通大大地缩短了省与县在时间、空间和心理上的距离，为我国政府行政层级的减少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基础。
1.3电子政务的迅速发展
在贵州，联接党政机关各级各部门的电子政务内网网络平台以初具规模；同时，以省政府办公厅为中心节点，以电子邮件系统（电话拨号）为传输枢纽连接全省9市、州、地，90%政府部门政务信息传输网络也形成。另外，电子政务外网以建设，电子政务在我省得到广泛应用。在积极建立电子政务的同时我省注重信息规划和安全措施的建设，建立了网络化的防病毒系统、入侵检测系统、安全审计系统等。电子政务的发展为我省建立省直管县提供了管理基础，为我省省管县提供了更方便，更快捷，更直接地掌握和管理县域各类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2. 贵州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难点问题
2.1行政管理体制与财政管理体制相冲突
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后，我省的行政管理体制仍是采取省管市，市管县，但财政管理体制则是省直接管理县。市级失去了对县级财政管理权，由于缺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配套跟进，市级仍然履行对县级的行政管理权。这就造成了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影响了现有的行政管理方式、权限和格局，给市县政府之间带来一定摩擦。实行财政“省直管县”后，市级的财权架空，无疑会影响到行政管理权的实施。省、市、县三级政府运行方式、工作方法、规章制度等还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管理体制。我省实行省直管县，大都是在财政上“省直管县”，而在行政关系依然是市管县，市县财政平行对省级财政，除部分事权直接下放到县以外，其他的人事管理权或绝大部分事权仍实行省管市、市管县体制。出现人权、财权、事权管理不一致，使市、县各级政府产生摩擦。
2.2横向协作问题
从短期看，由于市管县形成的地级市与县长期存在的领导与被领导、协商合作与竞争发展等关系。从长期看，由于市管县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逐步形成了特定的地理、风俗、族群等区域。如：黔东南州、黔南州及铜仁地区——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加快发展特色食品、民族药业、林纸一体化、特色农产品加工等绿色产业和水电、特色矿产资源加工，省管县以后，该地区地级政府是否继续支持这些民族企业发展以及省级财政拨款是否到位，都将影响甚至改变其的发展。
2.3省对县的“鞭长莫及”和县级政府可能出现的“山高皇帝远”的难题
我省省直管县后管理的辖区将由9个地级行政区增加到13个市辖区、7个县级市、56个县、11个自治县、1个特区，8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这样便导致了我省级管理范围扩大，管理半径延长，导致管理不到位的问题产生，给我省省级财政增加一定的压力和难度。
2.4管理机构和人员问题
尽管省直管县改革并不取消地级市，省还要设立相应机构管理县，县扩权后必然也要增设部门，在机构、人员及职位配置上都存在比较大的改革动力，但全省省直管县改革涉及众多个地级市，每一个地级市改革又牵涉到很多的干部， 如此多的干部安置特别级别高的干部的安置，还有众多机构和职位的处理，影响之大可想而知绝不容小视。省直管县改革不仅保留地级市大多数机构和人员，又要增设省级管理机构、人员和职位，还要扩大县级权力，将造成机构、人员膨胀和人民群众财政负担。
2.5“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与其它体制之间的矛盾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个矛盾是“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另一个矛盾是财政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以上两个方面的矛盾将导致市县谈判势力的不对等，最终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市卡县”现象，改革的效率将大打折扣。第三个方面的矛盾是“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与《民族区域自治法》之间的矛盾。由于实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所依据的法律层次低于《民族区域自治法》，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自治州的权限又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要求有一定的冲突，现阶段“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此采取了回避的办法，即民族地区暂不实行改革，维持原来的“市管县”财政体制，但这又会带来两套管理体制并行的新矛盾。
3. 改革难点的政策建议
3.1明确划分省和市、县的事权
首先，要建立与事权相对应的财政体制，以事权确定财权。在财政上实行省直管县，要求合理界定省级政府与县级政府的事权，因为，只有把事权划分清楚了，才能调整和规范省与 县的收支关系，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其次，稳步推进转移支付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建设，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完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基层财政困难问题。最后，要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对市级财政管理采取适当的灵活政策。市对县帮扶能力强的地方，市级事权可适当扩大；对改革过程中市级财政收 入受到较大影响的地方，省级财政可以酌情予以一定补助。
3.2要注意调动市、县两个层面的积极性
在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过程中，特别是在财政体制与行政体制的矛盾未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应注重调动和发挥地级市和县（市）的积极性，既不影响中心城市与地级市的发展建 （下转第211页）
（上接第207页）
设，又使县域经济 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迈新台阶。在改革过程中，不但要注意协调“省直管县”体制中县（市）同原上级市之间在利益关系、工作程序等方面的协调，减小体制变动两级财政和行政的负面影响，还要防止县乡政府短期逐利行为，避免改革试点出现一放就乱的情形。
3.3建立横向协作机制
在县级之间、地级市与县级之间建立起上下统一、横向协作的工作运行机制，以确保地方经济、产业、城镇建设等发展。我们要从体制上打破行政壁垒和各自为政的局面，下决心消除限制行政区域之间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根源。要按照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城镇建设的要求，建立健全县级之间、地级市与县级之间横向协作机构，明确权责，加大经费、人才、管理等方面的支持力度，确保其在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城镇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要积极创建横向协调发展综合试验区，加强县级之间、地级市与县级之问的横向协作，形成试验区与辐射区区域互动、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同时通过立法明确培育区域问、产业间统一市场的各种鼓励措施，引导资本、人力和技术资源在区域间、产业间合理流动，防止区域经济和产业统筹发展中的短期行为，力戒区域间、产业间争夺资源、资源重复配置、重复建设、竞争盲目无序等行为，使区域经济和产业合作在法律制度安排的引导下有效地推进。
3.4精兵简政，解决机构和人员问题
要把省直管县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结合起来，压缩、合并和取消有关领导机构和事业单位，减少机关行政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充实基层，改变高层人才过多、基层人才过少，高层和底层人才严重不对称的现象，确保各级政府全面履行好自己的职能。要将编余干部分流，或送到党校和行政学院储备与学习，或鼓励他们积极投身到市场经济大潮中，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将来是否划小省区，都应以采取上述措施、精兵简政为前提。
3.5破解“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与其它体制之间的矛盾
破解“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与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破解这一矛盾需要让“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与经济管理体制相吻合，也就是说需要经济管理体制作相应调整，也要实行“省直管县”，特别是在土地、项目审批等权限上做到市县平等，对于跨区域的项目则由省级政府协调即可否则就不可能杜绝市县掣肘情况的出现； 破解“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破解这一矛盾需要让“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相吻合，也就是说行政管理体制也要实行“省直管县”，市县政府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政府层级则是市县平行的《宪法》架构；破解“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与《民族区域自治法》之间的矛盾：虽然说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依据的法律层次低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现阶段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此采取了回避态度，但是民族地区的自治县的选择权也因此被剥夺。我们建议，不妨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县人大投票等方式由其自行决定是实行“省直管县”还是实行“市直管县”财政体制，然后再尊重其选择即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旦理顺了相关法律关系，“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必然会最终扩大到绝大部分民族区域。
（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筹经费项目，项目编号：10ZC03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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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海涛.直管县财政体制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管理方略完善[J].财政研究， 2011第9期.
[3] 贵州省财政厅关于实行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意见的通知，2009-06-30，
[4] 薛艳桃.贵州省电子政务建设研究，
2010-01-21，.
篇3
［关键词］“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县域公共产品供给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8-0122-02
1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优点及其存在的问题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是指：省、市、县行政管理关系由“省―市―县”三级管理转变为“省―市、省―县”二级管理。我国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为了减少行政管理层次,增强省级调控能力；是为了扩权,强县(市),使中央和省对县(市)财政的一些扶持政策和补助资金等能及时落到实处,真正做大县(市)一级。“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加大了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的支持力度,有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增加对欠发达县(市)转移支付的力度。不可否认,“县财省管”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但面对改革,我们不仅要看其成效,更要警惕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进行改革,更有效地促进“省直管县”改革。
1.1 与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矛盾
实行财政“省直管县”后,将市级的财权架空,无疑会影响到行政管理权的实施。省、市、县三级政府运行方式、工作方法、规章制度等还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管理体制。在已进行“省直管县”改革或试点的省份,大都是在财政上“省直管县”,而在行政关系依然是市管县,市县财政平行对省级财政,除部分事权直接下放到县以外,其他的人事管理权或绝大部分事权仍实行“省管市、市管县体制。出现人权、财权、事权管理不一致,产生了一些摩擦。
1.2 市对改革县的支持力度减弱
一些地方在地级市权力下放后将市级财政的财力更多地投向市区,帮扶县(市)发展的积极性有所降低,项目要求的配套资金迟迟不能到位或划拨给了另外地方,一些地级市不愿意再承担配套责任。
1.3 管理幅度扩大,给省级财政增加了压力
“省直管县”后,省管理幅度的扩大,给省级财政增加了压力,在管理中仍然存在着鞭长莫及的问题。加之有的省内县域经济不发达,县级财政困难比较普遍,并且情况各异,省财政能否及时、准确掌握各县市财政的实际情况并迅速作出反应,可能不如“市管县”来得及时和准确。同时,省级财政的政令传达成本也明显增加。
2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对县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分析
2.1 县级财政自扩大后,县域内无序开发、重复建设
“省直管县”后,市一级的财政管理环节减少了,客观上削弱了市对县的监督和约束力度,县级权力的扩张和自的增加,可能会使某些县搞“政绩和形象工程”,仅从自身角度和短期利益出发,制定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措施,采取盲目建设、无序开发等短期行为,造成一系列的不平衡,违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另外,我们知道,地方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财政税收在各级政府的分担程度决定的。一般来说,下级政府的财税权力越大,地方发展经济的内在激励效应越大,但也容易形成地方税收竞争的过度激烈。
2.2 “省直管县”并不一定能解决县财政困难
县财政困难是取消农业税后、县乡财政收入骤然减少而导致的一种相对“收不抵支”的财政现象。“市管县”本身并非县乡财政困难形成的根本原因,“省直管县”只能是减少财政层级,提高财政资金往来的速度,有助于中央政府财政政策的落实,本身并不能在收入、支出以及预算上发挥明显的作用,对于从根本上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贡献十分微弱。
2.3 “省直管县”无益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省直管县”对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作用相当有限,只能有助于解决省内(纵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省际、市际、县际等横向均等化无法发挥作用。“省直管县”确实改变了原有的资源分配格局,但是这种改进是相悖于均等化方向的。在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直管县获得的资源越多,意味着非直管县所获得的资源就越少。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而言,这些直管县本身的经济实力就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相对较强,因此政府的转移支付、项目安排等更应该向更不发达的“非直管县”倾斜,目前的这些做法只能使得“直管县”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改进程度更大,“非直管县”的基本公共服务变得更差,二者之间的差距更大,基本公共服务更加趋向于非均等化的方向发展。
2.4 权责不对等导致公共产品“公地悲剧”依然存在
推行“县财省管”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由权扩大,但是事权却并未得到同步下放。财权事权的不协调,使得县级政府在行政行为上受到重重约束,财权事权的剥离导致“有钱的没事做,要做事的没钱”,对公共产品的分配无法根据现实需求进行最终分配。而对公共产品的使用更是缺乏一个合理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根据财权与事权相结合的原则,在实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后,市级政府集中县财力的权力丧失,相应地,市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也将随之弱化。因此,涉及跨县的抗旱抗涝、卫生防疫、科技推广、农田水利建设、环境保护等支出责任难以落实到位,从而引发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缺位和区域性公共品供给短缺问题。
3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下改善县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对策探析
3.1 推动相应的行政体制改革
与财政改革同轨进行的应该是行政体制改革,这是解决县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制度前提。建立与财权下放相匹配的行政管理权使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更加符合当地实际,能更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易造成资源浪费的保障性前提。通过行政改革,实现规则体系的变化,加强规则体系的理性化和系统性,消除体系中相矛盾和冲突的方面,使规则建立在统一价值原则之上,从政府的绝对支配、全面干预转变成宏观引导并逐步引进市场调节。
3.2 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应实现多样性
一般而言,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有三大主体,即政府、企业、非营利性组织等民间组织。目前县域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主要是政府,在以GDP为首要目的的环境下,各级政府考核多注重经济发展指标,而对县域公共产品较少关注,最终导致县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失灵”。企业加入到公共产品供给活动中来,将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生产相分离,将一些公共产品转移给私营部门生产,政府作为聪明的购买者设定标准并选择相应产家。在竞争和压力下必然促成公共产品成本的减少和效率的提高。同时,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应该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更加活跃的主体。非营利性质是获得民间群众信任的基础,其更好地了解民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情况,并能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针对性的提供或是改善。
3.3 探索公共产品民主供给模式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和有限理性人假设,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并不是一个超脱于自身利益至上的大公无私的神灵,他们也有自利性。倘若这种公共权力不受制约,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就会背离“公共性”而转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牟取私利的工具。而民主是人民将一部分公共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运用规范和约束保障政府的公共权力始终运行在人民意志的轨道上。因此除了法制和道德等约束公共权力的力量,民主同样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制约力量。人民作为公共产品真正的主人拥有更多的权力自主表达对公共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以及供给的优先次序等问题的看法和意愿,这样就使得公共产品供给趋于更公平。这种兼顾了公平与效率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对解决公共产品供给困境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途径。
3.4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加快地方税制建设
我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构建透明有效的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对于财政资金的滥用与浪费建立领导问责制度,在“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下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同时,省级政府应赋予县市级政府完全支配本级主体税种收入的权利,鼓励地方政府培育税源,以经济的发展带动自身财政收入的增长,通过加快地方税制建设,增强县市级地方政府的财政自我供给能力,减少“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给省级政府带来的财政压力,提高省级政府扶持省内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能力,充分发挥“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庞明礼.对“省直管县”改革问题的理性反思［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2］张康之.公众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6,92.
篇4
[关键词] 县域 市管县 省直管县 体制改革
县域经济是以县(市)级行政区划规定的范围为管理对象，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经济，是具有区域性、层次性、开放性特点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备和健全的经济单元，是一个县(市)范围内的经济的总和，是区域经济的概念之一。县域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其经济活动内容的广泛性、综合性和丰富性。县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是功能较为完整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党的十六大首次把“壮大县域经济”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鲜明地提了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县域经济的发展空间广阔，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说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由之路。县级经济对国家政治的稳定、政权的巩固、经济的发展、小康的进程等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市管县体制的由来与存在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行地改市、市管县体制。这种管理体制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延续而来，强调中心城市对省级行政的产物。市管县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为了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落实。另外，由于当时农村以农业为主，交通和通讯不发达、行政辐射的面积有限，需要中心城市对县、乡进行面对面的指导和管理。从历史观点和中国国情分析，市管县体制有其有利一面，特别表现在某些市管县政府与市场力量等合力推动了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并解决了一地两府的矛盾。但对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格局的转变、城乡资源的整合和城乡社会协调发展却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严格地说，市管县的地级市政府是城市政府，它凭借政治资源优势弱化了县（市）政府公共权力，并沿用传统的城市剥夺农村的方式维持农村依附城市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固化了城乡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这种体制还人为地强化了中心城市对县（市）域经济的行政干预和人财物资源的索取，形成了城市与农村的不合理的竞争态势，使市县（市）关系紧张，与开放的市场经济背道而驰。同时，这种体制不仅增加了行政层次，拉长了行政距离，助长了、等级观念等不良作风，更为严重的是广大农民的民生之事得不到解决，人民群众不满意。长期以来，多数市管县的城市政府把经济建设强调到惟一的程度，把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作为硬指标硬任务，并作为官员、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一般而言，城市的经济增长决定某一区域的经济增长。城市与农村相比，农村除了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外，几乎没有其他可以用来创造收入的资本，而城市相对集聚了一切资源优势，增加投入且能在短期内形成国民收入，进而直接影响官员政绩。因此，市管县城市政府一般有很强烈的重城市、轻农村，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发展的偏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官员任期制和干部年轻化的年龄约束，助长了政绩短期行为，更进一步强化了市管县体制下的城乡分治倾向。在这种政绩行为诱导下，市管县的城市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有很大的难度。
二、省直管县的改革与县域经济发展
从全国百强县发展来看，这些百强县的发展有着内外的各种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对我们发展县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百强县发展的经验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突破传统市管县体制
2002年浙江入选中国百强县有26个，列全国之首，比第二位的江苏多9个。浙江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与浙江“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有关。从1994年以来，浙江实行省直管地同时直管县的模式，即“市县分治”，市只管区。地区一级财政只对省财政有结算关系，而且其预算内财政收入仅限于地级政府所在市，而与行政辖区内的县(市)没有对应的财政结算关系。预算内的财政结算，县(市)财政与省财政直接结算，对地级市没有上缴任务。少了地级市这一中间层级，避免了“市刮县”的现象，调动了县级党政干部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二是浙江给县(市)扩权。浙江省在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基础上，按照“能放都放”的原则，除人事权外，把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所有权都下放给县。权限下放，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很多经济权限按行政层次划分的束缚，有利于政策、制度执行的规范化，有利于优化投资软环境，促进了政府转变职能。2002年8月，浙江省委、省政府一举打破以往上级向下级“放权”采取的逐级让权的传统做法，省级政府行政部门绕开市级政府行政部门直接“放权”。全省共有17个经济强县(市)同时受到“扩权”的惠泽。“扩权”的范围包括12大类、313项具体的审批权限，几乎囊括了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所有方面，涉及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0多个政府部门。县里在经济管理权限上几乎和行政上级地级市“平起平坐”了。
2.深入实施工业立县战略，壮大县域经济实力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从本质上讲，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经济社会结构转换的过程。全国百强县强在哪?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工业相对发达。工业立县、工业强县战略，坚持抓项目建设，加快了县域经济规模扩张，大大增强了县域经济实力。许多经济强县的经验表明，工业发展快，县域经济才能发展快；工业强特别是骨干企业强，县域经济实力就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强县，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培植优势支柱产业和名牌产品。从全国看，县域经济就是特色经济，县域经济的实力来自特色所产生的竞争力。广东把发展壮大园区经济是提高县域工业聚集水平、培育新的增长点，实现集约发展的有效途径。县域工业发展一定进园区，不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污染老路。以资源引项目，以项目引资金，以存量引增量，采取园区招商、规划招商、重点项目招商、产业招商等方式，把乡镇企业、外来企业集聚到园区，保护环境，延长产业链，形成聚集型园区经济，推动形成簇群经济和块状经济。要求发展园区经济一定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和地理条件确定园区的功能定位，选准位置，搞好规划，正确招商引资，做到边建园区、边招商、边发展，开发一片，建成一片，投产一片，见效一片，滚动式发展，防止盲目圈地，浪费资源。
3.县域经济的产业发展要从多样化转向特色化，使区域特色块状经济成为县域经济增长的支柱
寻找市场，按市场需要生产，多样化的产业和产品结构，是20世纪80年代浙江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起步阶段的特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把小城镇建设与专业市场、乡镇工业园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的企业群和特色产业集聚区，有效地促进了县域产业从多样化转为特色化。特色块状经济的发展，孕育了相应的专业市场，达到了贸工一体化发展，以工兴贸、以场兴块，推进了二次创业的良好局面。像萧山、诸暨一样，浙江的绍兴、鄞州、慈溪、义乌等县市均有较好的特色块状经济。各地具有特色的块状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加快了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增强了县域经济的综合实力，极大地促进了浙江县域经济的高速发展。
4.坚持对外开放，借助外力求发展
县域内的资源是有限的。发展县域经济必须突破区域界限，在全省、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按市场经济规律配置资源，面向国际统筹规划，科学决策。加强与县外地区的经济联合与协作，才能加快了各种生产要素在县域内的集聚，促进县域经济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利用外资和吸引外资企业，拓宽自己的市场，离不开政府营造有利于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有序竞争的环境。世界500强有11家公司到顺德投资；有16家企业落户江苏太仓市。台湾十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厂商已有6家落户江苏昆山，笔记本电脑出货量已占全球的四分之一。为此，我省一些县(市)要尽快走出政府建设资金不足――对市场主体规费过重――市场主体设立减少――政府建设资金来源更少的恶性怪圈，不断改善经济环境，加速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提高对外开放度。通过招商引资，可以加快本地资源、资产与外地资金、技术、人才的有机融合，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5.坚持突出发展民营经济，不断增强县域经济活力
民营经济是县域最具活力的增长点。实践证明，哪个县民营经济发展快，那里的县域经济活力就强．经济规模膨胀就快。浙江省温州市在发展县域经济过程中，始终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壮大民营经济上．目前该市民营企业已发展到5万多家．其中注册资本超亿元的超过干家。去年民营经济总量达976亿元，占全市经济总量的80%以上，民营经济已成为温州经济的主体。只有把民营经济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做大做强民营经济，才能带动带活县域经济。把民营经济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基础。民营经济是集“民资、民智、民力”于一体的民本经济，是充满活力的经济，是植富于民的经济。浙江萧山区1万多家工业企业中，97%以上是民营企业；绍兴县工业结构以轻纺为主，企业结构以民营为主，工业销售的85%来自民营企业。因此只有转制搞活、放手发展、开放引进、发展壮大一批民营经济，并使其在县域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才能推动县域经济的快步发展。
6.通过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来实现
从1978年到1997年的20年中，浙江县域经济发展基本上是以农村工业化为主导。1998年，浙江针对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工业化的实际提出了加快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浙江县域经济发展进入了以城市化来提升工业化的发展新阶段。县域城市化建设突破了以建制镇为重点的小城镇建设时期的局限性，开始以县城和中心镇建设为重点，提高县域城市化的水平。各地实施了一系列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改革新举措，确立经营城市的新理念，运用市场机制的新手段，培育多元化的投资新主体，县域城市化建设取得了神奇的进展。如浙江的苍南县龙港镇，当初为五个小渔村，建设发展到今天已成了集聚了23万人口的经济发达，功能完善，设施齐全，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农民第一城”。以县城和中心镇建设为重点，城镇化提升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形成层次分明、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努力培育二、三产业，增强城镇产业支撑。积极引导农村工业向小城镇集中。强化城市经营理念，不断提高城镇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进一步完善劳务输出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加强农村劳动力实用技能培训，增强就业能力；规范劳务中介组织发展，建立通畅的劳务输出渠道。完善户籍管理、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政策，维护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薄贵利:稳步推进省直管县体制[J].中国行政管理,2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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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体制 市管县 省直管县
财政体制是确定国家财权财力在各级政府间如何划分的一种制度。1994年，我国进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基本确定了中央与省级单位之间的财政体制，但省以下财政体制过渡色彩仍十分浓厚，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在这样的局势下，省以下财政体制亟待改革，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由此被提上台面，自提出以来，便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和各级各地区地方政府的狂热追捧，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进行。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新问题开始出现，矛盾逐渐凸现出来。于是，对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社会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市管县财政体制使我国财政体系陷入困境，因此，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必须马不停蹄，全面推进，直接实现行政省直管县的目标。我们称之为“改革激进论”；有的人则认为，财政体制改革是一个敏感问题，是改革的“深入区”，并且，当前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只是在试点地区开展就出现问题，说明还不够完善，所以应当暂缓执行，我们称之为“改革缓行论”。显然，这两种认识都是很片面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我国当前财政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从市管县到省直管县有其特殊的规律存在，鉴于目前改革的大环境，我们应当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在系统总结我国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科学的分析我国为什么要进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又应当如何改革的问题。
一、我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分析：为什么要改革？
（一）省以下财政体制的现状与弊端
按照我国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要求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五级政府必然要求五级财政与之相配套。权限繁杂，机构臃肿，导致财政管理效率低下。而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市一级政府越来越明显的开始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宏观经济问题不够管，微观问题开始管不着，并且已经成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具体表现在：
1.财政管理层级多，管理效率低下。
市管县体制的设计，人为地制造出一个中间层级，使县级与省级财政之间的一些具体工作，诸如项目申报、指标下达、资金调度、政策措施传达等都必须有市一级从中中转，直接影响了财政管理的效率。
2.事权与财权划分不对称，县级财政困难。
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事权)不明晰，导致了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责任权限难以明确和细化。在财权方面，各级政府都强调自己本级政府的重要性，财力向上集中，最终必然是处于最基层的县乡支配较少的财力，但承担着大量具体的责任，在这种的情况下，县乡财政注定会举步维艰。
3.市县职责不明确，财政职能不能有效发挥。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市县职责变得模糊和相互交叉。地市一级政府与县级政府一样都是直接面向居民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基层政府，相应的财政职能具有相似性，设为上下两级政府，使财政运行成本加大，职能无法准确发挥出来。
4.市管县财政体制下城乡利益分配失衡。
市管县体制有着明显的倾向性――主要为市服务。因此，市的发展往往以牺牲县的整体财力为代价，从而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化，使城乡利益分配处于一种明显的失衡状态。
（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战略性管理体制创新，有利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加速县域社会城市化进程。
在市管县模式下，“市刮县”、“漏斗效应”等现象使得县级财政一直存在赤字。省直管县实质上是对公共行政权力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从根本上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省管县”的核心是“留利于县”，省县之间信息和资金的直达不仅杜绝了“截留”事件的发生,同时有利于省级财政宏观考虑对县级补助、扶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放权让利,扩权强县使县域经济的发展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可使县集中财力发展各种事业，县域经济发展由“快走”变为“快跑”。
2. 发挥财政分配机制的导向作用，逐步规范转移支付收入分配机制，实现城乡利益均衡。
省直管县之后，资金在途时间缩短，省级财政更加关注对县补助资金的使用效果，在实现公共支出均等化的前提下，会倾向于将补助资金投向效率高的县，在更高层次规划全省发展全局，避免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在资金政策等方面有效配置资源。此外，县与省对口部门之间的关系将因为业务联系而随之紧密起来，省管县后，财政政策直达县，避免了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政策曲解和工作延误；县级政府的困难能够及时准确地向省里汇报反映，以取得省级各部门的支持和重视，有利于缓解县级财政困难，优化财政支出。
3.统一部署、稳妥推进，实现财政体制过渡到行政体制的实质性进展，快速提升行政管理效率。
当前我国的政府五级架构式，是世界上政府层级最多的国家。这使得我国的行政管理支出远远高于其他各国,政府部门繁多导致的办事效率低下，“官多为患”和“人浮于事”等现象，使“简三成五”的行政体制改革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省直管县后，减少了市级中间管理环节，大大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增强了省级调控能力。“省直管县”、“乡财县管”等改革,对于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减少行政层级以及减轻财政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二、推进我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路径探析：如何改革？
根据财政部2007年第78号文件《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意见》的指示――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在政府间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资金往来、预决算、年终结算等方面，实现省财政与市、县财政直接联系。据此，我们认为，推进我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发挥中央宏观调控能力，重新定位市和县的功能，明确事权和财权的划分，着实增加县级财力。
通过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解决政府行政设置中越基层的政府承担越重的公共支出责任的困境。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应当遵守受益和效率的双原则。凡是较低一级政府能够行使的职能就尽量下放事权。因为基层政府具有信息优势，能根据居民的偏好，高效提供公共服务。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省以下财权划分各地都不一致。总的来说，上一级政府始终处于强势地位。要积极培育县级政府的主体税种，如房产税。同时扩大共享税的税种范围和分享比例，实行同源课税、分率计征的方式，使得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能稳定增长。
（二）建立纵向为主，纵横交错的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实现专项转移支付均等化，保障县级财政有效运行。
从长期来看，县级财政困境的解决不仅要依赖于省级的转移支付，同时需要从制度上着手。应逐步建立专项补助、税收返还、体制补助等制度，并完善过渡期转移支付计算方法，规范标准收支和财政补助系数的计算标准。短期内，建立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从新增财政收入中提取一定的比例直接用于对困难县的专项补助，以保障县级财政的正常运作。
（三）健全多级财政监督机制，构建抵御腐败风险的监督体系，以缓解县级财政困难。
省直管县改革扩大了县级政府财权。权力的扩张往往伴随的是腐败行为。监督和制约县级政府财权，是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基本要求。具体来说,实行省对县财政预算审查制度,从源头上加强对县级财政的监督；全面掌握县级财政基本情况,指导县财政管理与改革工作,促进县级财政科学、合理安排预算;建立科学合理的省对县考核指标体系,客观评价县级财政运行情况和努力程度;建立合理的省对县激励性财政机制,激发各地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内在动力。
（四）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为财政体制改革保驾护航。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涉及到多方的利益，各省各地方的基本情况千差万别，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要采取一些相应的配套措施：
1. 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使财政体制趋于扁平化。
财政的省直管县能否成功，需要相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可以借鉴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推行“强县扩权”，创新行政管理制度。首先，需要合理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些与市场发展相悖的权力必须从政府权力体系中消除。在此基础之上，省对市县同等对待，市县平级，才有可能减少市管县行政管理体制所带来的弊病，避免市级政府通过财政之外的其他手段，给县级政府施加压力，影响省直管县改革。
2.逐步调整行政区域，努力实现横向财政均衡。
行政区域划分涉及面更广，也非常复杂，从稳步发展和渐进改革的角度来看，不宜大规模的调整。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扩大了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和规模。为更有效管理县级部门，应该在条件适当的情况下，进行行政区域的逐渐调整。通过缩减省的管辖范围，缩减形成层级，使其管理的市县适当，提高对所辖市县的管理效率。
3. 明确“最优政府规模”，强化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责。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从社会需求的角度看，更迫切的意义在于通过扩权强化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县级政府作为基层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执行者和社会事务的具体管理者，应当把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制定有效政策引导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向县域流动，统筹配置各种资源，有效集中各项政策，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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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县镇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基础。广东省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县镇经济发展、社会事务管理与行政设置不匹配、“小马拉大车”问题突出。针对这些问题，广东省将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下放给县和镇，开展富县强镇、简政强镇事权改革。2009年11月9日，佛山市顺德容桂街道、南海狮山镇启动简政强镇事权改革试点，成为全省改革的先头部队。2009年12月，广东省正式出台实施《关于富县强镇事权改革的指导意见》，部署佛山、东莞市等地大胆开展试点，加快推进县镇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2010年6月，广东省印发《关于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特大镇可赋予县级权限等，其中对佛山在建村综合公共服务平台、公务员管理制度创新等方面提出“要迈出更大步伐”的要求。2010年11月，广东省印发《关于推广顺德经验在全省部分县（市、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从实际出发推广顺德区改革经验，深化县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在全省25个县（市、区）进行推广。2011年5月5日，《广东省县镇事权改革若干规定（试行）》正式公布，再次力推富县强镇、简政强镇事权改革。
近日出台的《广东省县镇事权改革若干规定（试行）》，将事权改革过程中上下级政府间的责权关系法定化，并对县级政府的委托和对镇级政府的赋权进行了明晰规定。这意味着广东省富县强镇事权改革的法律衔接顺利完成，事权改革从行政层面走向社会层面。
县级政府可享市级权限
此次出台的《规定》既是对此前简权放权试验精神的固化与延伸，也为县镇扩权扫清法律法规方面的障碍，还将以往分工不清晰的权限明晰化。
其中，第七条规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行使，但未具体明确分级管理权限的行政管理职权，除需由上级行政机关统一协调管理的事项外，由县级政府及其部门行使。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由省、地级以上市政府及其部门行使的行政管理职权，除需由上级行政机关统一协调管理的事项外，应当按照本规定依法调整由县级政府及其部门行使。这意味着，政府可以依据《规定》委托县级政府行使原来需要由省、地级市来行使的权力。对于过去没有执法权的镇级政府，省、市政府亦可以依照《规定》对其进行赋予。
特大镇可赋予县级职权
《规定》第七条明确：经省政府认定的具备一定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的特大镇，可以依法赋予其政府行使县级政府及其部门在经济发展、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民生事业等方面的部分行政管理职权。文件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等，不得调整由乡镇政府行使。
条例中还明确了特大镇的认定办法，即按此前出台的《关于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指导意见》执行。这意味着，只要被省政府认定为特大镇，将可获得更多事权，但赋权的大小各地可以灵活把握，地方有很大的自由权，报省政府批准即可。
专业性事务可交给社会组织
此外，《规定》还对社区事务责权进行了调整。《规定》第十七条显示：对涉及财务、审计、宣传培训、公益服务、资产评估、行业评比和机关后勤等专业性、技术性、事务性的工作，县镇政府可以通过委托或者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依法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对不属于社区行政事务范畴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县镇政府应当交由社区管理。
对未按照规定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规定》指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乡镇人民政府由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特大镇人民政府不依法行使职权，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省政府可以取消调整由其行使的行政管理职权。
5月27日，广东省政府通过《广东省第二批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依法将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下放给县级，扩权事项总计97项。至此，广东的县级政府将获得更多、更宽的管理权限，探索建立更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行政体制。
相关链接
6月1日起，广州市正式启动简政强区（县级市）事权改革，着眼后亚运时期城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要求，下放64项事权。此次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推进管理重心下移，重点推动城市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三个方面的事权改革，具体在产业发展、规划建设、国土房管、项目投资、城市管理、市场监管、民生事业等领域，进一步向区（县级市）下放管理权限，完善改革配套政策措施，确保事权放得下、接得住、干得好。与此同时，还将加快市、区（县级市）、街（镇）三级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和磋商机制，建立完善行政审批监督制约机制等。另外，广州市还将积极探索机关雇员管理和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探索引进竞争激励机制，建立体现公平原则的薪酬制度，努力解决事权下放后区（县级市）职能部门人员不足的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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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计划生育药具管理是计划生育工作重要环节，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为了满足广大育龄群众避孕节育和生殖健康的需求，使之能够用上安全、有效、便捷的药具，并促进药具品种的更新和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药具工作改革，切实转变思想观念，不断创新工作机制，以适应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需要。
【关键词】计划生育药具 管理现状 机制改革
本人就以自己工作经验简要谈谈基层药具管理现状及机制模式的改进：
一 计划生育药具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现状 药具宣传教育不够深入；培训和随访不能完全到位；用药具人数不断增多特别是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工作人员意识不强、服务技能偏低；从而使免费发放药具得不到有效传递；群众保健意识较差 。计划生育药具管理工作存在着五个性既从管理上来说具有基础性，从业务角度来说具有经常性，从工作难度来说具有技术性，从优质服务来说具有标志性，相对医疗卫生系统来说具有不可替代性宣传科学避孕知识、落实适宜的避孕措施、预防性疾病、提高夫妻生活质量、树立计生良好形象等。这些问题和现状的存在主要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生产力尚不发达，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特别是农村，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这既有传统文化观念的深远影响，也有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
二 计划生育药具管理模式应加改进 药具工作很重要，因此，药具工作，从教育的深入、发放的方式、使用的方法、工作的宣传等各方面，对我们计生药具管理工作队伍是一种强烈的挑战。
1 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生育药具管理机制： 新时代的计生工作，需积极探索计划生育药具管理新机制。首先，药具工作管理者，应转变思想，更新观念；二是动员群众，提高认识，让群众参与；三是适时制定适应于当地《计划生育药具管理与改革实施方案》，从而逐步建立药具管理新机制。
2 深化药具工作改革，建立药具工作新机制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人的管理；第二是对物的管理。对人的管理又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我们工作人员的管理，另一个是对我们服务对象的管理。
3 规范业务管理：计划生育药具管理工作要健全工作制度，完善工作流程，在药具调拨供应、发放管理、仓储保管、计划统计、质量监测等方面建立规范化服务体系。要增强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4 新模式的挑战：药具发放工作应做到五个结合：一是与孕检相结合，随时发放药具；二是与知情选择相结合，在抓长效措施的基础上让育龄群众结合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避孕方法；三是与最基层的管理相结合，随着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和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已是当务之急；四是与村民小组相结合，送药具上门，广泛开展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充分发挥基层计生专干的作用，做好药具发放的随访工作；五是与宣传教育相结合，结合“三下乡”、集中宣传等活动发放药具。在车站、商场等公共场所增设免费发放网点，以方便群众，也可消除大部分人不好意思的心理障碍。
5 规范药具管理，提高药具使用效益：一要加大培训力度。二要加大宣教力度，做宣传工作一是必须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否则宣传工作做不好，有了积极的心态我们才能够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窥一斑而见全貌，发挥其放大效应。二是要有积极的理念。宣传工作，积极跟创新有异曲同工的特点，我们宣传一定要想在前，赶在前，干在前。。四基层药具管理人员要经常深入基层，把握群众药具需求动向，以需求定计划。
6 提高基层队伍素质。一是实行人才选聘机制，调动优秀配备强有力的药具干部队伍；二是加强队伍培训，要对药具管理人员以政策法规、业务知识、操作技能等为主要内容进行集中培训。通过采取多层次不同形式的业务培训，提高药具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促进工作学习飞跃发展。
7 加强随访，跟踪服务：为充分发挥避孕药具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服务效能，在做好流通过程中质量监测的同时，扎实做好计划生育药具的跟踪服务工作：一是建立药具使用随访制度，对每个使用药具的育龄群众都进行跟踪随访，并做好记录，建立个人信息档案；二是建立药具使用反馈制度，及时收集对使用不同药具的育龄群众的意见，每年组织对育龄群众使用药具情况的调查分析，提出合理化建议。
8 提高药具管理人员业务水平 ：今后药具管理发放工作怎么发展，一定要有准确的定位，要有科学的安排，既能体现服务大局，又能够表现计生工作特色和亮点。有创新的工作。就药具而言，还要有创新的产品。
9 加大基层经费投入，争取财政加大对药具工作经费投入，确保药具工作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创新、人员培训、宣传教育等工作经费投入到位。
总之，计划生育药具管理工作要面对人口和计划生育药具工作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适应形势，坚持以人为本、按需服务，正视群众需求所发生的变化，逐渐形成“多种类、多渠道、个性化、人性化、广覆盖”的药具服务改革新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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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公务员（含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工作人员）实行国家现行的退休制度，暂停执行《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养老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退休的国家公务员的退休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国家公务员（含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工作人员）不再执行《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失业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
二、根据国家规定，调整本省养老、失业保险费率。养老保险费，用人单位按本单位从业人员月工资总额的20％缴纳，从业人员按其月工资的5％缴纳；失业保险费，用人单位按本单位从业人员月工资总额的2％缴纳，从业人员按其月工资的1％缴纳。
三、社会保险费改由地方税务机关征收，具体办法由省政府制定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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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的教育与过去相比较，无论是观念、内容、手段、方法和模式，都将产生质的变化，这对师范生的职业素质提出更高的新要求。他们除了要有良好的思想理论、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之外，还必须具备现代教育思想和现代教育技术，以便在未来的教学生涯中应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导教学，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培养学生。因此，在高校中给师范生开设“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程，使未来的教师具备较好的教育技术能力是必要的。本文以闽江学院为例，分析师范生“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教学现状，在后现代课程观视域下对该课程进行改革研究。
一现代教育技术课程现状
本校该课程的教师在对传统的教学经验总结的基础之上，根据具体的要求，提出新的教学方式，在这几年的教学实践中也得到了贯彻。但是“现代教育技术”课程还是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一）教与学本末倒置
一切以教为中心，以教为基础，先教后学。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丧失，教师不是教学的引导者，而是教学活动的主宰者。在这样的教学课堂中，原本应该有的双向教学过程，变成了教师单向的，教师讲授知识，学生跟在后面学习。这就导致学生亦步亦趋，最后摧毁了他们学习的自主性。
（二）师生关系不协调
1 师生关系过于紧张化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总是以严厉的面孔出现在学生面前，师生之间在情感上不能沟通，导致了师生之间在心灵上的相互封闭。
2学生不够重视
对于师范生来说，他们的教学经验不足，导致在课堂上学习的理论知识很难与实际相联系。而课堂上学习的现代教育技术又过于难，很难掌握好这些技术。作为一门公共课，由于以上的难题，更加导致师范生对本门课程不重视。 （三）教学过程封闭 1教学内容统一化 本课程选用的是陈琳主编的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教育技术》为教材。对于不同专业学科的师范生，并没有针对性，都一视同仁采用相同的教学内容。
2课时安排固定化
教师都是按部就班地按着相同教学进度表进行教学。本校教授该门课程的教师们通过对教材以及学生的分析，确定的教学内容及课时安排具体情况如下：第一章现代教育技术概述，2学时；第二章文字、图形、图像媒体及技术，6学时（讲授4学时、实验2学时）；第三章多媒体教学软件的设计与制作，6学时（讲授4学时、实验2学时）；第四章动画媒体及其技术，6学时（讲授4学时、实验2学时）；第五章视频媒体及其技术，6学时（讲授4学时、实验2学时）；第六章媒体及其技术，4学时（讲授2学时、实验2学时）；第七章多媒体教学环境及教学设计与评价，2学时。
（四）教学方法滞后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进行理论教学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比较单一，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而实践教学主要采用的是练习法进行的一边讲一边练习的教学模式，实践教学采用的教学模式效率相对比较高，但任课教师并没有在授课过程中结合学生具体的专业选择相应的教学内容进行教学。
（五）评价方式单一
评价方法简单化。对学生的学习评价由平时成绩(10%)、实践成绩(30%)和期末考试成绩(60%)三部分构成。我们可以从最终的成绩比例看出，本课程的成绩向理论知识内容为主的期末考试成绩倾斜，对学生实践能力及平时表现没有足够的重视。
二后现代课程观
多尔从生物学、物理学、哲学等理论中寻找灵感，对传统的以“泰勒模式”为典型的课程模式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认为后现代课程是生成的，并不是预先界定的；是不确定的，但却是有界限的。因此，多尔建构出后现代课程的“4R”标准，即丰富性( richness)、回归性(recursion)、关联性(recursion)、严密性( rigor)。 （一）丰富性 丰富性是指课程的深度、意义的层次、多种功能性或多重解释。他认为，学校中传授的主要学术性学科都有它们自身的历史背景、基本词汇和最终词汇，因此每门学科都以自己的方式显示丰富性。这种丰富性能创造各种领域以进行合作的、对话性质的探索。 （二）回归性 它是指通过与环境、与他人、与文化的反思相互作用形成自我感的方式。翻把这种回归性反思视为过程，提倡回归性的课程；并指出回归性课程没有固定的起点和终点。每个终点就是一个新的起点，每个起点来自于前一个终点。因此，这种课程自然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 （三）关联性 联系的概念对后现代转变性课程在两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教育方面和文化方面。前者可以称为是课程中的联系，后者则可以称为是除课程以外的联系。
（四）严密性
严密性是多尔“4R”标准中最重要的，它汲取了对现代主义来说是陌生的成分，即解释性与不确定性。其作用在于避免转变性课程滑入“蔓延的相对主义”或感情用事的唯我论。多尔强调不要过早或最终以一种观点的正确而结束课程，而是要将所有的观点投入多种组合之中。
三 “4R”：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改革的思维框架
从后现代课程观的“4R”标准出发，我们可以推演或者映射出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改革的思维框架，使其作为教师在本门课程教学过程中的一种启示或引导。
（一）丰富性：开发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不确定性和启发性的教学内容
长期以来，我校现代教育技术课程内容统一成一个标准，忽视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和差异性。首先，该门课程教学内容应具有动态性，随着时间与空间的移动，整个时代都在变化，更何况是一门课程；其次，这门课程教学内容应该具有针对性，要根据不同专业性质来规划具体的教学内容；最后，对于课程本身来说，具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基本概念，因此也应该要以自己的方式来丰富性地解释。
（二）回归性：破除传统教师主导，建构新型平等对话的师生关系
在多尔的后现代课程观里，要求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地对话，这就必然要求我们要舍弃目前课堂里普遍出现的教师是权威、主导者、主动者的情况，而应该是建立起师生之间平等对话的关系。本课程教学中，首先，教师是要当好主导者，将学生面对的具体实际的疑惑进行讨论，并且不要急于做出结论，而要加以引导，诱发学生找到真正的答案；其次，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当中，本身也是学习的主体，从教学中吸取经验，进行教学反思，不断积累教学经验。学生在教师的教，教师又在学生的学习反馈中得到经验，循环往复，在整个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不断地有新起点，不断地有新终点，回归于整个课程内容的学习，共同得到成长。
（三）关联性：重新有机地整合教与学的关系
多尔后现代课程观强调课程的关联性，它包含教育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内容。教育方面即是课程教学大纲所要求的教学内容，而文化方面则为课程教学内容以外的知识。传统的课堂一般只教授了教育方面的内容，很少会关联到文化方面的知识点。因此，对于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来说：要让学生学习课本中、教学大纲中既定的知识点，教师还要搜集大量的与本门课程相关的具体实际的材料、案例教授给以学生。重新有机地整合教与学的内容，不再单单只学习课本内容。
（四）严密性：探索新的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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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管体制改革总体进展情况
XX年月1月，省政府下发了《海南省水利工程管理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琼府〔XX〕15号)，我省水管体制改革工作全面展开。省政府分别于XX年6月、XX年9月召开水管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布置和推动水管体制改革工作。三年多来，在各市县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在广大水利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我省水管体制改革工作稳步推进，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目前，省松涛水利工程管理局(省属工程)和文昌等12个市县(占全省18个市县的2/3)已基本完成水管体制改革任务，其他6个市县已完成"两定"和"两费"测算工作，总体改革方案有待市县政府最后批复。
二、省属工程及市县工程改革进展情况
省松涛水利工程管理局是省水务局下属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经省编制委员会核定，该局定性为正处级准公益性水管单位。该局在职职工1657人(其中下属企业和派出所人员共237人)，占全省水管单位在职职工的26.3%。参与改革的职工共1430人，改革后定员1077人，需分流343人。松涛工管局的中层干部已通过竞争上岗，基层管区的人员已按编就位，166名职工已办理内部退休，177名分流人员已得到妥善安置，分流到下属施工企业参与工程维修养护或多种经营。经有关部门同意，按"以收代拨"方式解决公益性人员基本支出经费(其中年工资和各项社会保险金2375万元)。公益性维修养护经费605万元(省水利建设资金中每年安排300万元，"以收代拨"解决305万元)。
目前，文昌、琼海、定安、万宁、陵水、保亭、五指山、琼中、乐东、昌江、白沙、儋州等12个市县改革已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12 个市县政府已批复改革总体方案、"两定"和"两费"测算，并已逐步分解落实。12个市县纳入改革的水管单位共56个，在职职工2173人，定岗1990人，分流人员183人，财政补助公益性人员基本工资和社会保险金XX万元。
三、水管单位分类定性、定岗定员、经费测算
根据水管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各市县水务、财政、发展改革、编制、社保等部门通力合作，互相支持，通过大量细致工作，基本查清了全省18个市县国有水管单位和松涛工管局的基本情况，对全省水利工程规模、效益、资产价值以及水管单位的职工人数、财务收支、社会保障等有了全面了解。为各市县出台水管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
全省102个国有水管单位，已全部定性完毕，其中10个定性为公益性事业单位，91个定性为准公益性事业单位，1个定性为企业单位。改革前，全省水管单位职工8446人，其中在职6311人，离退休2135人。根据《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定岗标准》，改革后全省水管单位定员人数共4862人，比现有职工少1449人;参照现行事业单位工资和社会保障政策，改革后，每年公益性人员基本支出经费9096 万元;根据《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全省水利工程公益性部分维修养护经费4632万元。
四、两项经费落实情况
松涛工管局年供水、发电和多种经营收入5500万元，根据省政府有关意见，全部由松涛工管局支配使用，主要用于公益性人员基本支出和工程维修养护，松涛工管局两项经费已落实。根据各市县水管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文昌、琼海、定安、万宁、陵水、保亭、五指山、琼中、乐东、昌江、白沙、儋州等12个市县的水管单位公益性人员基本工资和保险金由市县财政负责，其中工资属于补质。全省水利工程公益性部分维修养护经费到位1403万元，其中省水利建设基金900万元(占省级水利建设基金的30%)，松涛工管局305万元，市县财政198万元。
五、管养分离情况
松涛工管局工程维修养护工作，主要由其下属的水利建筑安装公司负责，基本上实行管养分离。各市县维修养护资金还没有到位，实行内部管养分离。
六、人员分流及社会保障情况
松涛工管局和文昌、琼海等12个市县，改革后共分流526人。有几种安置方式：对于3年内达到退休年龄的，实行内部退休;部分职工分流到下属施工企业(如松涛工管局)，从事工程维修养护等建设安装工作;分流到水管单位内部农场(如文昌市东路水库管理处)或承包水库周边土地、水面从事多种经营;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水管单位分流人员，保留职工身份，由市县财政交纳社会保险金，自谋工作，本单位有人退休时，优先录用。
落实社会保障政策，是水管单位职工最为关心的问题。改革前，各水管单位缴交社会保障金的情况差别较大，松涛工管局、三亚市和琼海市等少数市县缴交较正常，大多数市县基本上没有缴交。改革前，全省水管单位累计拖欠社会保障金5056万元。通过与财政、社保等部门反复研究与协调，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区别不同情况落实社会保障政策：1995年前退休的职工，视为已交社会保险金;1995年至XX年退休的，由市县财政补交养老和医疗两项保险;在职和分流人员，从1995年起，补交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五项保险，其中1995年至XX年应缴交的保险金，待职工退休时，由市县财政负责逐个补交，XX年起，按年正常缴交;社会保险金中个人应缴交的部分，由个人负责补交。
七、水管单位职工工资拖欠情况
由于历史原因，改革前各市县每年拖欠水管单位职工工资3780万元(按近三年统计)。我省是经济欠发达省份，尤其是中部山区少数民族自治县，财政收入少，要补发以前拖欠的工资，难度实在很大。对此，多数水管单位职工比较理解，认为改革后财政负责社会保险金和保证一定的经济收入，解决了后顾之忧，已属不易，待今后经济发展了，希望能补发所欠工资。
八、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少数市县工作滞后
国务院批准《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已5年多，省政府批转《海南省水利工程管理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已3年多，但目前仍有少数市县尚未正式批复改革方案。有关市县政府及其水务部门对水管体制改革重要意义认识不到位，对国务院和省政府布置的水管体制改革工作没有紧迫感，是水管体制改革落后被动的重要原因。
2、"重建轻管"思想依然存在
有的市县热衷于上新项目、开新工程，重建设，轻管理;对推进水管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现有工程的效益，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3、部分市县改革不够深入
部分市县改革缺乏后劲，在政府批准改革总体方案、"两定"和"两费"测算后，市县水务局没能及时将改革推向深入，少数市县停滞不前，水管单位内部改革缓慢，人事劳动工资改革不配套，岗位、工资没有全面落实到个人，管理制度不健全，责任制不明确，水管单位内部运行机制不活。有的水管单位仍然处于"吃大锅饭"状态，没有真正完成按编定岗和人员分流任务。4、两项经费到位率低
落实公益性人员基本经费和公益性工程维修养护经费是水管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在市县政府批复的水管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对两项经费已作明确安排。从今年的落实情况看，各市县已按改革方案下拨了公益性人员基本支出经费。但相对档案工资而言，多数水管单位职工收入偏低，一般每月为600～800元，相当于档案工资的40%～60%，甚至有的是按最低工资线标准发放。除松涛工管局外，多数市县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经费不落实，尚未按改革方案筹措到位维修养护资金。
5、部分市县分流人员多
由于历史原因，部分市县水管单位严重超编，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管理成本高、效率低下。按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定岗标准》，定编后，有的水管单位分流人数多，难度大。如临高县菠莲灌区管理处，设计灌溉面积18万亩，在编职工210人，月工资50～100元;改革后，应定编80人，分流130人。
(二)明确任务、强化措施
1、坚定改革目标不动摇。根据《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和《海南省水利工程管理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并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我省水管体制改革任务要在今年底基本完成。全省18个市县和松涛工管局必须批复改革总体方案和"两定"、"两费"测算，各水管单位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责任制。XX年足额落实"两费"的水管单位比例应达到1/2，其他暂时不能足额到位的，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有分步到位的承诺文件和分年度到位的实施计划，其中XX年到位50%，XX年到位80%，XX年到位于100%。
2、强化水管体制改革责任制。水管体制改革是国务院和省政府确定的一项重要改革，也是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省政府要求各市县政府切实将水管体制改革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以地方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水管体制改革责任制，对于未能按时完成改革基本任务的，要实行责任追究。
3、做好进度计划安排。各市县政府应以XX年底基本完成改革任务为时间节点，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调整改革进度计划，明确各时间段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并逐步落实。尚未正式批复改革总体方案的市县，必于8月底之前批复改革总体方案、"两定"和"两费"测算，并抓紧分解落实，确保在XX年财政预算中安排"两项"。各市县于今年11月完成水管体制改革验收和总结工作。省水务局在12月完成全省水管体制改革验收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