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文明，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五千年后的今天，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中华儿女的行为是否越来越有“古贤之风”呢？是否不辱我国文明古国的称号呢？是否为外国人所赞赏呢？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不必说离我们身边很远的地方，就看看我们经常走的大街吧，常可以看到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士嚼着口香糖，味道嚼尽之后，一个“重磅炸弹”从“炮台”发射了出去；一群红发少年吸着烟，吸完了，“一颗原子弹”冲了出来。我国老是说文明出行，文明出行，难道这就是文明出行？

再来看看外国人对我们中国的态度，我们中国发一封电子邮件到美国，肯定发不出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原来发给美国的都是垃圾邮件，美国一气之下，封锁了中国对美国的邮件渠道！

篇2

一、 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过程

在中国学术界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文明的开始，大致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那时，郭沫若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研究方法，来探索中国的古代社会，应是这方面研究的先导，后于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而20年代后期开始的安阳殷墟发掘，则是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起点。在50年代，主持安阳殷墟早期发掘工作的李济，依据殷墟的发掘成果，写出了《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而在50年代初，梁思永发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则点明了龙山文化时期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

1959年，在徐旭生倡导下，开始了夏文化的探索，并在豫西发现了二里头文化。在此后的20年里，发表了10多篇文章，或是从二里头遗址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或是探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等问题。

在1978年前后，两个方面的学术探索，对后来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蓬勃开展，有直接的联系。

一是唐兰发表《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一文。

另一个是在探索夏文化的过程中，在中原地区发现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

这两方面探索的进展，分别引发了学术大讨论。李学勤适时地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看法。同时，在中原地区发掘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取得重大收获。

1983年，夏鼐在日本作了“中国文明的起源”的学术演讲。后来，日本和中国分别出版了《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明确了二里头文化至殷墟商文化时期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特点，并根据当时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指明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范围与大致的地域范围。

至1986年，辽西地区、长江下游地区、江汉地区、海岱地区、中原地区及甘肃东部地区的一系列新发现，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开拓了视野，由此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这些新看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内涵。同时也引发了一场讨论，观点交锋的或不交锋的学术讨论。后来出版的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是那些新观点的主要代表。

近20年来，从考古学上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大体上是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这两本书的内容基础上深入展开的。同时，还引进了现代西方学者对文明、文明起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20世纪里，发表的有关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文章约有1000篇。从各个时间段发表的文章数量的角度，也可以了解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情况。

在1978年以前，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论文仅有一二十篇。

1978年至1983年，这方面的探索开始多一点，约有50篇论文。

1984年至1986年，这方面的探索明显地活跃起来，每年发表的有关论文约有20多篇，一些专著、论文集也先后问世。

1987年以后，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异常活跃，每年发表的相关的论文都在四五十篇以上，并且逐年增加。其中1996年有80多篇，1998年、1999年分别达到了近100篇。

这些数字也表明了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活跃情况和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课题的学术生命力状况。

总的来看，近20年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新时期。

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几种主要取向

在发表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近1000篇论文、一二十部著作中，其研究方法有多种多样，提出的学术观点有许许多多，有些则是对有关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其中，数量比较多的、形成主流的研究取向，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 是对经典著作所确定的“文明”、“国家”等概念的理解，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这种研究取向的论文数量，占有较大的比例。

第二种 是与世界上其他几个文明起源中心的比较研究，或是引进现代西方学者对“文明”、“国家”、“酋邦”等概念的研究成果，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三种 主要根据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自身特点，来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模式等，提出了许多术语。

第四种 力图通过文明起源研究，解决夏商周三代之前尤其是解决距今6000年左右至距今4000年左右这一阶段的社会形态与特点等问题。或是通过研究文明的早期发展，解决三代的社会形态与特点等问题。

三、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几种主要途径

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探索的途径有很多，如果要作归纳概括的话，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 通过研究文明因素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如文字、城址、宫殿、礼制建筑、青铜器、玉器、礼乐器、埋葬制度，甚至是王权、神权，以及“王室”文化因素，等等，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二种 着重研究文明的本质特征，如私有制、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复杂社会、国家政权机构等，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三种 着重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的模式和特点，如原生文明、次生文明、文化交流产生文明，多元一统、神权与王权并重、区域文明化进程的特点，等等。

第四种 探索文明形成的动力、机制与背景。如农业发展、环境变化、文化传播、治理洪水、战争、祭祀、对财富的贪欲等对文明形成的作用。

第五种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尤其是探索传说时代的社会状况，力图将文献研究和考古学研究进行整合。

除了这五种探索途径外，其他的还有很多。不一一介绍。

四、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的几种主要看法

近20年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形成的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或初级文明社会）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 是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这是因为目前从考古学上能够将中国文明社会形成说得比较清楚的，仍然是二里头文化。

第二种 在龙山文化晚期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这主要是考古发现表明，许多文明因素在各地的龙山文化晚期已经形成。

第三种 在距今四五千年间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这大致是以各个主要区域内龙山文化形成的年代为代表。其中，中原地区的陶寺文化开始出现高层次的文化内涵应是一个重要的界线。

第四种 在距今5000年前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这主要是以红山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仰韶文化晚期等发现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为代表。

第五种 约距今6000年，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持这种观点的文章，数量很少。

五、通过研究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有哪几个方面的收获

应该说，收获是很多的。不过，对有的收获，目前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而下面的这几项收获似可以肯定的。

首先是开阔了视野。通过比较研究，认识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通过讨论，各研究者之间，互相得到启发，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的形成初步的共识。

第二、对一些概念加深了认识，如对“文明”、“国家”等概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第三、发现了一大批距今四五千年或五千多年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丰富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内涵，这至少是将中国的一些文化成就向前推进了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如果说过份一点，那就是将中国文明的形成时间向前推进了几百年。

第四、对几个主要区域，即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比较优越的区域，其文明起源进程，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其中，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也越来越明显，对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龙山时代形成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分布格局，龙山时代中原的陶寺文化及年代晚于它的二里头文化所显示出来的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作用等，都是不可能被低估的。

第五、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尤其是公元前1万年以来或者是距今6000年以来至秦统一前的社会特征与特点，发展阶段等问题，加深了认识。

第六、确立了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文明。这在18年前，夏鼐已经指明，并得到举世公认。

篇3

关键词:黑格尔 汤因比 中国文明观 评价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5-

黑格尔与汤因比作为西欧不同时代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他们对中国悠久的文明都做了考察。由于他们对中国文明基本上抱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因此考察他们的观点,对他们的观点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做出思考,对我们认识和反省自身文明,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黑格尔的中国文明观

黑格尔对中国文明的集中论述是在其晚年的演讲集《历史哲学》一书中。《历史哲学》集中地反映了黑格尔的历史观和对世界历史的看法。依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并根据当时他所看到的关于中国的资料,总体上看,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作出了相当否定性的评价。他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素来以历史意识发达著称。做为世界上仅有的有悠久历史而且没有消亡或被征服的国家,正如黑格尔所说,“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中国自然成为黑格尔历史哲学思辩的一个事例。他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中国社会君主专制和家长制度发达,导致奴性泛滥和个人权力意识缺乏。黑格尔认为,“家庭(家族)的精神”和家长制是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家族精神和家长制从个体家庭一直贯彻到国家。把“家庭精神”推广到国家,导致“家族的基础也是宪法的基础”。这样的话,皇帝“便是大家长,国人首先必须尊敬他。……臣民的精神――他们象孩童一般不敢越出家族的伦理原则,也不能够自行取得独立的和公民的自由――使全体成为一个帝国,它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约法,是道德的,同时又是完全不含诗意的――就是理智的、没有自由的‘理性’和‘想象’”。

看来,黑格尔早在200年前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家国同构”。这种同构,实质上表明中国还是个“自然国家”,也就是国家的发展还不充分,中国“是从家长制的自然整体中产生的、内部还没有分裂的、实体性的世界观,尘世政府就是神权政治,统治者也就是高级僧侣或上帝……个别人格在这庄严的整体中毫无权利”。

从现代观点看,国家,社会和家庭是绝然不同的领域,而把国家“家庭化”,导致民众的普遍“未成人化”,导致大大小的统治者阶层或官僚阶层,以家长自居,即所谓的“父母官”,使他们只有权力和独断意志;相反,民众只有服从和义务,而没有权利和自由,因为他们是国家这个“大家庭”中的“孩子”。“中国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

第二,中国民族精神中缺乏深刻的理性和精神,也缺乏精神的本质――自由。在黑格尔看来,中国“显著的特色就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概都离他们很远”。这里以科学为例。“各种科学……它们可缺少主观性的自由园地,和那种把科学当作一种理论研究而的确可以成为科学的兴趣。这儿没有一种自由的、理想的、精神的王国。能够成为科学的,仅仅属于经验的性质,而且是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专门适应国家和个人的需要”。

第三,中国是一个长期停滞的国家。虽然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属于世界历史的“幼年时期”,虽然中国历史长久持续地存在着,但数千年来,并没有任何的进展,是一个长期停滞的国家,“可以称为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成为非历史的历史,例如中国”。

二、汤因比的中国文明观

汤因比是西方当代最有争议的“思辨历史哲学”代表人之一,其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体现在他的煌煌巨著《历史研究》中。他吸收了斯宾格勒提出的“文明形态史观”,并加以改造和发展。汤因比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对人类近6000年的历史发展中,先后出现的26个形态的文明(如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以中国文明为主体的远东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等)做了考察。在通过对不同文明的兴衰史的研究中,他提出了颇有影响的文明“挑战-应战说”。在《历史研究》中,他认为中国文明同样也经历着发生兴盛和衰落的过程。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现存的文明,除了西方文明外,其他文明如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的分支如俄罗斯文明等,要么处于垂死挣扎中,要么处于被西方文明同化的过程中。

这种中国文明观在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汤因比晚年发生了转变。在其晚年出版的作品,如《汤因比论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汤因比对其它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希望从中国这个悠久文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从而可以对西方文明进行一定程度的“纠偏”。比如他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世界的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的唯一道路,在现存的各民族中,最具备这种条件的,是有着五千余年历史、形成独特思想方法的中华民族”。他晚年对中国文明总的评价是相当乐观的,具体说来如下。

第一,儒家思想。他认为儒家的关于“仁”的学说值得佩服。尽管汤因比认为墨子的“兼爱”学说更有普遍性,“仁者爱人”的思想导致儒家在政治上提倡“仁政”。儒家学说最大的优点是要求社会群体讲究道德意识,培养道德行为,并且讲究社会秩序,因此汤因比认为儒学是一种人道主义学说。另外,儒家的“中庸”和“和而不同”思想,使中国文明中有一种宽容精神,这种宽容精神也使中国文明能够排除某些文明中的极端和偏执性格,而使中国文明在包容中长久不断绝,也培养了和平共处的“世界精神”或“”天下”意识。汤因比对儒家的“天下一家”的政治哲学观尤为赞赏,认为正是这种政治哲学,可以医治西方那种以地区性民族国家为政治理想的政治哲学所带来的分裂与战争。

第二,道教和佛教思想。道家学说最核心的思想是追求“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不能过分追求物欲而使人的天性和自然得到破坏。汤因比认为,在当代日渐加剧的环境污染和地球生态危机的情况下,道家思想有两点很有现实意义,那就是鼓励人们的行为要与自然和谐统一和防止技术和管理方式的进步直接损害人与自然应建立起的平衡关系。对于佛教而言,汤因比认为,在很多方面,中国化的佛教与老庄思想极为相似,尤其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方面更是如此。另外,佛教对于道德为善的强调也中国化了,因此也与儒家的道德观有相通之处。

第三,多元、现实的合理主义。由于儒家和道家是比较理想化的思想,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中国民族形成了所谓的合理主义特质。这种合理主义讲求实际、宽容和灵活,重视现实而轻来世,不追求无谓的玄想和偏执的争斗。汤因比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比照其它亚洲诸民族而言,是最现实的合理主义。这种合理主义建立在儒释及其他思想之上,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

三、对两人中国文明观的评价

以上对两位欧洲历史哲学家的中国文明观做了概述。颇有意味的是,两位思想家对中国文明的看法几乎是截然相反的,这值得我们深思。笔者以为,两者的观点首先与他们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再次,他们都有偏颇的地方,但也有合理的观点需要我们思考。

笔者认为,黑格尔写《历史哲学》的时代背景,正是欧洲启蒙时期赞美中国的气氛消退而西方文明开始扩张、高涨时期,这时期也是中国开始作为西方文明的反衬而被丑化时期,由于黑格尔具有浓厚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和狂妄的日耳曼大民族主义,再加上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很多是通过别人的陈述(他的很多看法是以明、清两朝为基础的),所以他对中国文明的看法充满武断、偏见和荒谬随。尽管如此,必须承认,黑格尔从自己的哲学体系出发,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很多看法是切中要害、是比较深刻的,他所指出的某些深层次的文化缺陷(值得忧虑的是,某些文化缺陷被当代一些所谓的新儒家或文化相对主义者重新当作精华来提倡)至今还在阻碍中国的进步,他的观点仍值得我们深思。

相比之下,20世纪的汤因比以更广阔的视野、真正站在世界多元文明的角度,打破了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局限,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提供了理论基础。他对中国文明的褒扬,和黑格尔相比有很大转变。笔者认为,汤因比的这种倾向也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西方文明由于过分工业化、追求工具理性和对自然的征服所带来的道德沦丧、宗教的迷失、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使一批思想家开始反思西方文明,并为寻找新的出路而把目光转向以前轻视的其他文明;另一方面,汤因比由于受基督教宗教思想影响很深,所以晚年思想有浓厚的神学和宗教学转向,因此,他对中国的儒道释等重视道德甚至神秘主义的文明尤为重视。我们不否认汤因比对中国文明的赞扬有合理的地方,但是我们也明显感到他的褒扬似乎有点过分,并且偏颇之处无处不在。例如,由于在汤因比的反工业化倾向,他甚至认为中国落后也是件好事,“因为落后,中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运衰微,受尽屈辱。但也因此避免了极端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所以说这是一个廉价的代价”。实际上,与其说汤因比是在褒扬中国文明,不如说是他借美化和拔高中国文明而为西方文明弊端开药方。

从这些西方思想家对中国文明的评论中,我们也看到,西方人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可能对中国的评价也会大相径庭,我们能做的就是要保持头脑清醒,不因为说自己有缺点而自卑自弃,也不因夸赞自己而洋洋得意,而是要真正认识自身文明的优劣之处,大力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明,使中华文明能够复兴并屹立于世界。正如汤因比所说:“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王造时译.历史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3]【英】汤因比,曹未风译.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4]【英】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5年版.

[5]【日】山本新.汤因比论中国传统文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篇4

于是我们也就不奇怪，《当中国统治世界》由马丁・雅克在2009年推出后，立即在英美读书界成为畅销奇书。

中国的崛起当然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与文明有关吗，抑或仅仅是一种“富强的崛起”？“富强的崛起”是只以GDP为核心的一组统计数据，即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

崛起后的中国将走向何方？这一问题令西方人迷惑，中国自己也缺乏清晰的答案。资深外交家、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认为：“中国在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新变化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自己也没有准备好。”什么叫准备？富强的实力放在那里，真正缺乏的是文明的准备。

“富强的崛起”看的是一国的综合实力，是其商业、工业和科技在全球的挑战与垄断能力，而“文明的崛起”则是另外的指标：世界一流的大学、影响全球的哲学或宗教，以及全球交往中的语言优势。

以此衡量当今中国的现状，“文明的崛起”与“富强的崛起”是多么不成比例。中国已经有了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国外学汉语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但到今天为止，孔子学院所传授的，只是作为工具性的语言，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而真正的孔子――中国文明的内在义理――不要说外国学生，连中国教师都不甚了了。语言被抽离了其价值的精神灵魂，仅仅成为鹦鹉学舌的空洞形式。中国政府立志建立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为此设立了“211工程”，向清华、北大等近一百所大学投入巨资，但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相仿，中国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投入太少，而是体制改革的滞后。投入之后所获得的产出，不是学术与科技的创新，而是所谓的学术GDP指标：SCI和SSCI期刊的发表量。有国外媒体如此评论：世界上有两种科学家，一种是科学家，还有一种是中国科学家。科学家的研究或为科学求知，或为市场赢利，但中国科学家既无求知乐趣，也无意为社会增加财富，而仅仅为发表而发表，论文越多，晋升越快，从国家那里获得的资源也就越多。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乃是看能否吸引全球一流的学生前来求学，但中国的学生精英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净流出，教育上的“精英逆差”与经济上的“贸易顺差”形成刺目的对比。更严重的是，中国教育的制度环境与办学自主性长期得不到改进，一流的投入，二流的产出，三流的体制，日益成为中国大学发展中无法突破的瓶颈。

篇5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明；世界；贡献

印刷术让每个中国人都有机会去学习。这些古代经典被大量印刷，在唐朝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这样，平民百姓也能参加科举考试了，于是有了著名的中国式的成功故事，飞黄腾达。多少戏剧、小说，也都曾以此为题材。穷困的书生，日夜灯下苦读，背诵《四书》、《五经》，然后进京考试，后来成了总理，而不是百万富翁。中国发明的火药通过火器给全世界带来了影响；中国的罗盘等为全世界航海技术的进步产生了巨大贡献。中国古代文明对人类贡献历史，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酥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1.古典哲学。《四书五经》对中国周边国家如：韩国、日本、朝鲜等影响更大，这些国家都是中国文化圈的成员。启蒙运动中，法国伏尔泰便利用了中国儒家思想，伏尔泰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论、道德伦理、人性观念、社会法则等加以综合研究，建构了一套对西方社会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新的社会学说。明代王阳明的学说还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科技方面。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就是四大发明了。火药对于粉碎西方骑士阶层，建立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权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入推动了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展；指南针对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有决定作用。除此之外，比如九章算术、圆周率对数学的贡献；本草纲目，四诊疗法对医学的完善；地动仪、日月食的观测对天文的贡献。。。。。。。可以说，中国古代科技对世界早期科技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中国是古代世界科技中心。中国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的进步，近代化的开端，新航路的开辟，离不开指南针；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离不开造纸术和印刷术；而火药又成为砸碎封建城堡的利器，在现代战争中作用很大，就是航天也要用到。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彻底地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与古代及中世纪划分开来，比任何宗教、任何占卜术的影响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火箭也是中国首先发明的。 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动情地写道：“中国文献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和发现，考古证据或绘画实物证实中国的发明与发现比欧洲的或照搬采用的发明或发现一般往往领先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二项式系数排列，还是旋转运动与直线运动相互转移的方法，或是第一台时钟中的擒纵装置，或韧性铸铁犁铧，或植物学与土壤学的开创，或皮肤与内脏的关系，或天花痘苗接种的发现――不管你探究哪一项，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居世界第一。”李约瑟著的长达2000万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向世界生动详实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伟大创造及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与影响。

3.文化方面（狭义的）。中国的文化在明代以前一直是世界领先。中国的城市发展对世界也有很大影响，宋代以前，世界是许多国家学习中国的城市建造。中国中古的开放时代为世界各国培养了许多各方面的人才。在艺术门类内，中国的书法、国画、诗歌独树一帜。中国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系统的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推动作用。《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以及《聊斋志异》、《金瓶梅》等被译成多国文字，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文坛。德国文豪歌德在比较中西文学后曾感慨地说：“当中国人已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里生活呢！”中国琴棋书画对世界也有很大影响，尤其是中国文化圈内的国家。

4.交通方面。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连接了亚欧，促进了各地的交流。四大发明除火药是元朝军队带去的其它都是经丝绸之路传过去的。

篇6

论文关键词 文明对话 中国哲学 多元化

当代中国哲学正处在反思过去和寻求突破的时期，由于传统的学科分割和研究领域固步自封形成的僵化观念及习惯方式，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和进步。世界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要求各国以积极的姿态进行文化合作与交流，各国文化在文明对话的碰撞中不断融合，逐渐成了一个绚丽多姿的“世界文化共同体”。在新形势下，打破马哲、西哲和中哲间的重重壁垒，重塑中国哲学的完整和统一，是一项迫切的任务。中国哲学体系的重组和构建需要开放的胸襟、包容的气度、以及不断的自我反省和调适，而开展“文明对话”无疑是中国哲学建设的必经之路，只有在“文明对话”的锻淬和互动中，中国哲学才能以全新的姿态走向世界，获得进一步发展。

一、“文明对话”及重要意义

（一）文明对话

随着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结束，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认为一场以文化为界限新的冷战将会来临，伊斯兰教及儒教联盟是主要的威胁。对于他的观点，国际上大多数学者都难以苟同。不久，哈佛大学的另一位著名教授杜维明针对此提出了“文明对话论”，他认为现在世界上多元文化共存，通过进行对话和交流以及对各宗文化的反省和变革，能够促进多元文化之间的融合和理解，人类将会迎来一个崭新的世纪。为此他多年来奔走世界各国组织并参加了关于“文明对话”的学术研讨会，在2002年的8月，哈佛大学联合燕京学社和南京大学于南京召开“文明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大会强调：“文明冲突论”是狭隘的二分法，世界各民族文化通过“对话”可以实现和而不同的发展，对话的最低要求是宽容，对话是要了解对方和反思自我以达到相互参照和共同学习的目的。对话的最高层次是“celebration of persity”——庆幸多样。

（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

随着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的结束，打破了世界“两极化”格局，世界形势朝着多极化的格局发展，构建世界新秩序需要文明对话。新形势下，后现代文化格局和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时代的焦点，是世界各国各民族都要面对的新的挑战，整体思维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和要求，它提倡一种更加博大的胸襟和开阔的视野以及全世界休戚与共的思维意向，引导出哲学或宗教的最终思考。在整体思考中，需要以文明对话为指向，文明对话是建立在整体观念上，找寻某种价值的统一或人类共识。“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激发着文明对话的出现。文明对话的提出对于构建世界新秩序，发展一种新的全球性的伦理，探寻世界文化融合，构建世界文化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

二、文明对话和当代中国哲学建设

当代中国哲学正处在反思过去和寻求突破的时期，由于传统的学科分割形式和研究领域固步自封形成的僵化观念及习惯方式，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哲学体系的重组和构建需要开放的胸襟、包容的气度、以及不断的自我反省和调适，而开展“文明对话”无疑是中国哲学建设的必经之路，只有在“文明对话”的锻淬和互动中，中国哲学才能以全新的姿态走向世界，获得进一步发展。下面，文章从三个方面探讨文明对话中中国哲学的建设。

（一）进行文明对话要明晰自我身份

文明间的紧张关系与对话者僵硬的身份有关，文明对话是为了消除文明间的紧张。身份性是各文明进行对话的基础，没有身份没有差异，对话就多余了，因此身份是不能完全消除的，对话首先要明晰自我身份。中国哲学身份一直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依据西方哲学体系、模仿西方哲学形态而构建的中国哲学，染上了太多西方的底色，“西化”色彩较重，没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力量和源泉。中国哲学模仿者的身份及“小学生”的地位决定了它的谦恭和卑弱的姿态，中国哲学系统中的知识构建有的还达不到17世纪时西方哲学的水平，由于身份定位的限制和后天受到意识形态强制以及政治社会的支配等影响和长期封闭的环境，导致中国哲学没有一个好的定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能不感到力不从心。因此，中国哲学要进行文明对话，首先要明晰自我的身份，有一个清晰的定位。

（二）中国哲学身份重构中的反思

由于中国哲学亦中亦西又不中不西的模糊身份以及步亦趋地追寻西方哲学，造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局限性和弱势。近20年来，中国由于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的民族意识正在觉醒，呼唤我们重新评价和认定自己的文化，这是一个耗时长且艰巨的任务，需要不停地协调和西方的文化的关系。在身份重构中，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学、先秦诸子以及释道二家等，原有的系统被打破了，思想之间的有机联系已不存在，失去了实质性的身份，因此，这不仅需要我们对传统的中国哲学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原”还要一边做清理一边找寻新的解释。

中国哲学思想主体性复位以及身份的重构有很多困难。一方面我们要反思百年来中国哲学的构建和发展历史，并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非其所非、是其所是，要从根本上打破中国哲学的局限性，以走出当前困境；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积极面对全球化挑战，找寻合适的身份以以及新颖的表达方式，化解地方知识困境，把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带到世界大舞台之中。我们要打破“西优中劣”、西高中低”、

“西体中用”、“以西释中”等固定思维的影响，要摒弃以西方为中心的陈词滥调，将我们的思想从传统欧洲中心论中解放出来，进行精神创新和思维想象。又不能一味排斥西方，中国哲学要在同西方文化互动的关系、在更大的范围中以及更加细致的层面上展开，要回归经典，为我们的精神找到可以栖息的家园，要梳理、诠释古代典籍，把遗失的思想果实找回来，把断裂的思想连接起来，但也不能回到原来“皓首穷经”的老路，我们要同时代脉搏紧密相连，要具有全球化的视野，要让中国哲学不断走向世界。

（三）中国哲学要通过对话走向世界

从中国哲学近百年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大量借鉴吸收西方哲学，出现了“西哲东渐”的盛大状况，形成了众多流派争鸣的活跃场面，马克思哲学从中脱颖而出，在百转千回中不断探索新的道路，并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诞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哲学不断发展成熟，最终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在和外来哲学的碰撞中，中国传统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延续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新道学、新儒学以及新佛学等系统，可见在新势力的冲击下，民族文化传统也没有断绝。我们接受了黑格尔、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受到马克思和列林的指导，在社会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广披孔子、佛陀的福泽，这三者之间既穿透又融合。

儒学是中国最具传统色彩的哲学，进行文明对话的不是旧儒学应是新儒学。中国传统儒学在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等儒学专家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之下，儒学的知识形态和系统构建也日益明朗，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地位，但仍处于起步阶段。进入新世纪后，新儒学家刘述先、杜维明等积极开展国际文明对话，与各文明的代表人物进行交流和对话，开拓了儒学的发展空间，促进儒学走进世界舞台。通过文明对话，不仅可以推进儒学的国际上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儒学本身也获得了反省和整理的机会，从而能够调整姿态、找准位置、激活能量，从困境中走出来，重现光辉。文明对话对儒学来说如此，自然对于道、释等传统文化也是如此。因此，中国哲学必须走文明对话的道路，才能在整合和重组中不断获得新的发展和诠释，进而走向世界。

篇7

当历史的车轮义无反顾地驶进21世纪，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一方面，互联网的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全球贸易壁垒不断坍塌、国际交流更加频繁，与此带来的新的商业伦理和道德价值猛烈地冲击着“地球村”；另一方面，围绕着石油和其他资源争夺所发生的地区摩擦和超越地缘政治的冲突不断升级。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站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转折点，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格外清醒。首先，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因为坚持对外开放，不断学习和努力的结果，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尤其近10年来，虽然中国很多企业沦落到了价值链的末端，但是，知道对手强大所以我们自强。其次，不断和对手“过招”，我们掌握了很多套路，虽然伤筋动骨以致损失元气，这是我们必须交付的学费。当国际金融危机袭来，虽然我们难以独善其身，却可以凭借自身优势积极抵御。可以说，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来自于我们不断与强大对手的较量，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来自于自身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所以，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中国唯有大步向前。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曾提出“文明冲突论”，尽管他的观点立足于西方，有着明显的西方优越感。但综观西方致富之路，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在文明冲突的历史演变中，西方文明掌握了其他文明较为欠缺的商业理性和致富秘诀，使得他们在近几百年来的各种冲突中占据优势。

如何重建中国商业文明?中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但长期的农耕文明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价值观的影响极为深刻。随着全球化力量打破了中国的封闭体系，也意味着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中中国将接受更加严峻的考验。作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名成员，中国商业文明的重建必须纳入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来考察。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我们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今天，当我们站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新的商业文明的节点，也许我们应该大胆地说一句“越是世界的才越是民族的”。我们并不主张崇拜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西方的崛起和基督教文化的传播是密切相关的。面对世界的多极化和价值的多元化，我们更应该在新的商业秩序的重建中向西方输出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西方国家从文化理念和核心价值上认同中国的过程，就是中国商业文明崛起的过程。

如何重建中国营销?中国营销是与中国商业文明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近15年来，我们接受了许多来自西方的先进的营销理论和市场理念，可以说，没有西方营销理论对于中国市场的启蒙，就不会有今天中国营销的成果。中国营销人从西方营销大师那里获得了丰富的营养，并努力付诸实践，特别是对企业战略、组织、文化、品牌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中国营销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我们不必学会武艺忘了师傅。只有学会别人的游戏规则，才能够和别人一起玩游戏，只有和别人反复玩游戏，才能精通别人的游戏规则。市场经济是从西方开始的，营销学也是西方发明的，学习是为了强大，强大是为了超越。

一些营销专家认为，过去中国企业不是靠战略取胜，而是凭借市场机会，凭借企业家的感知力和非常规的市场运作，凭借渠道策略、终端技巧、人海战术，凭借与消费者的近距离贴身博弈取胜。所以，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营销，重建营销秩序。

篇8

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只要世界人民在心灵中坚定了和平理念、扬起了和平风帆，就能形成防止和反对战争的强大力量。人们希望通过文明交流、平等教育、普及科学，消除隔阂、偏见、仇视，播撒和平理念的种子。这就是教科文组织成立的初衷。

这样一种期待，这样一种憧憬，是我们今天依然要坚守的。不仅要坚守，而且要通过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教育、科技、文化活动，让和平理念的种子在世界人民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星球生长出一片又一片和平的森林。

自1945年成立以来，教科文组织忠实履行使命，在增进世界人民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中国高度重视同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愿意加大参与教科文组织的各项活动。为体现对非洲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决定把通过教科文组织向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长城奖学金名额由每年25人扩大为75人，我们还将同教科文组织一道把援助非洲信托基金的活动继续开展下去。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以下几点。

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阳光有七种颜色，世界也是多彩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

我参观过法国卢浮宫，也参观过中国故宫博物院，它们珍藏着千万件艺术珍品，吸引人们眼球的正是其展现的多样文明成果。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让各国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

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我访问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了解五大洲的不同文明，了解这些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独到之处，了解在这些文明中生活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到过代表古玛雅文明的奇琴伊察，也到过带有浓厚伊斯兰文明色彩的中亚古城撒马尔罕。我深深感到，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

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

公元前100多年，中国就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汉代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也引进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等西域文化成果。西汉时期，中国的船队就到达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用中国的丝绸换取了琉璃、珍珠等物品。中国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活跃期。据史料记载，唐代中国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70多个，那时候的首都长安里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云集成群。这个大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文化和物产传入中国。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到了东南亚很多国家，一直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明末清初，中国人积极学习现代科技知识，欧洲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知识纷纷传入中国，开阔中国人的知识视野。之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更是频繁展开，这其中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根据他的故事演绎的神话小说《西游记》，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2000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中国音乐、绘画、文学等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长。中国传统画法同西方油画融合创新，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中国写意油画，徐悲鸿等大师的作品受到广泛赞赏。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带动了世界变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中国哲学、文学、医药、丝绸、瓷器、茶叶等传入西方，渗入西方民众日常生活之中。《马可・波罗游记》令无数人对中国心向往之。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秦俑，人们称之为“地下的军团”。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参观之后说：“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1987年，这一尘封了2000多年的中华文化珍品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中国还有大量文明成果被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里，我要对教科文组织为保存和传播中华文明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生活在2500年前的中国史学家左丘明在《左传》中记录了齐国上大夫晏子关于“和”的一段话：“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

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

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1987年，在中国陕西的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20件美轮美奂的琉璃器，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东罗马和伊斯兰的琉璃器。我在欣赏这些域外文物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对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

拿破仑曾经说过，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我们要积极发展教育事业，通过普及教育，启迪心智，传承知识，陶冶情操，使人们在持续的格物致知中更好认识各种文明的价值，让教育为文明传承和创造服务。我们要大力发展科技事业，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改造社会，使人们在持续的天工开物中更好掌握科技知识和技能，让科技为人类造福。我们要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发展，通过文化交流，沟通心灵，开阔眼界，增进共识，让人们在持续的以文化人中提升素养，让文化为人类进步助力。

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

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明年是教科文组织成立70周年，我相信，在博科娃总干事领导下，教科文组织一定能为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谱写新的篇章。

谢谢大家。

篇9

张立奎的艺术人生，有着新时期中国军人特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浸染了浓郁的人民军队特有的人文气息。中国的人民军队，素重文武互相陶淬，是钢铁之师，也是文明之师，一个强大的国家，少不了文化的强大。

作为国防大学专业画家，张立奎一直以中国传统的水墨语言，追求着人物画的更新、更高的境界。但他对这个更新、更高的境界的追求，不是以复古的方式进行的。他是在现代性的意义上，一方面，以传统水墨文化思想资源为其形式语言显现之本原，另一方面，则以当下国家意识主旋律为其终极价值旨归，将西方文艺复兴以降（包括现代、后现代）的视觉文化资源作为构成其画面的“物质性”元素，而完成其个性化的风格建构的。

张立奎先后毕业于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水墨人物画研究生班、中国国家画院水墨人物创作课题班，有明晰的“科班”背景。就艺术教育而言，中国的学院教学有两大功能：其一，是放眼世界，继承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借鉴崭新的文化创新理念；其二，是关注与国家现代化进程有关或与现实国计民生有关的思想人文文化建设。事实上，20世纪中国学院教育的这两个方面的功能，是一而二，二而一，互为因果的。所以，一旦当我们把张立奎先生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国际艺术大展获奖的作品，以及他在汶川地震时期创作的那些感动人心弦的主题性作品放到20世纪中国美术学院教育成果的历史时空进行审视，就会发现，正是他在受业上述学院教育时所打下的扎实的现实主义写实功底，才使得他现在以水墨材质为形式语言载体的作品有了钢铁铸成的雕塑一般的效果，且由此而使他的作品，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精神纪念碑的基本特征和特殊价值。

20世纪上半叶，通过学院教育引进的源自欧洲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写实手法，是与引发的促使中国政治形态发生惊天动地大变化的启蒙思潮息息相关的。因为，正是这种写实手法与嗣后整个中国社会变革的精神诉求相联姻，才催生了影响整个20世纪乃至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文化思想变迁的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方法以及此后的大规模发展。张立奎的水墨人物，有着清晰的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手法的影子，甚至可以说，这是他的水墨人物画的主要的内在语言形态支撑。不过，这已经是张立奎在世界一体化时代语境，重新对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手法进行崭新的学术界定，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了。

正是这种现实主义，以及张立奎在这方面所达到的特殊的高度，使得他的水墨人物，第一，与世界一体化时代的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第二，因其具有当代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色，而因此具有了特殊的值得研究、值得关注的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学术价值。

二

在当代，画坛上软性的作品比较多，而张立奎的作品正相反，是刚性的。譬如，它以犷丽、瑰奇的笔墨，使他所画的《守望的人》（196cm×98 cm 2008），刚猛、威武，但绝不冷硬无情。在这幅作品中，他没有去润色、美化他所画的人物，而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襟怀和忧患眼光，来表现他所深深热爱着的人民。

这种襟怀和眼光，在当今也许只有人民军队中人才有。所以，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首师大美术系主任、著名画家刘进安先生才会说：“张立奎的作品，粗犷、雄浑、奇诡的艺术风格，传承着中国文化，转化着西方艺术，步入水墨大境界，俯瞰写意新视野，使人们感到非常惊异。” 张立奎的《守望的人》，是感性直观的，我们相信他画这幅作品的时候，并没有理性地多想什么，而是秉笔直书，纯任自然，以饱满的激情宣写了他对他所看到的这个世世代代生活在沂蒙山区的父老乡亲的直觉感受。但是，就是在这个直觉宣写（不是宣泄）的过程中，一种中国人素有的“无心成化自然”，但“有心人文相天”式的“涵养功夫”，却使得他的这幅作品在“秉笔直书”的过程中具有了鲜明的人文内涵——这应该就是刘进安先生上述话语所指的符号学意义上的深层义理意蕴了。

张立奎的《守望的人》，以“原生态现实主义”的方式，所刻画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留在家乡守望的老人。而张立奎真正想表现的，是“这一个”经过中国近代数度苦难折腾之后，因时代转机而充满灿烂笑容的老人。看了，真的是让人悄然动魄，感慨不已。他的《老哥俩》、《失意的秋》、《沂蒙母亲》，都属于同类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以往服务于宏大叙事的现实主义艺术曾因成为意识形态附庸而失去艺术应有的人文价值而被许多人抛弃的时代，张立奎终于在现代艺术崇尚个性表达的技术性手法的再造之中，找到的突围的方向，从而使20世纪中国的学院式写实手法，在当代文化语境进入到高峰显现的层次。

也许，有人会问，张立奎为什么没有美化他的《守望的人》？其实，只要想想罗丹的《巴尔扎克》、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还有梵高画的《农鞋》，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梵高的《农鞋》，破烂、肮脏，丑陋不堪，但那“农鞋”却因寄寓了梵高伟大的悲天悯人思想而特别震撼心灵。著名画家、张立奎的导师刘大为先生说：“张立奎的画路很宽，在广阔的探索领域，他画出了很多让人们羡慕的画。”（笔者在写此文之前，曾拜访了大为先生）这不是溢美之词。以往，我们的一场又一场的运动，都是从文艺“负重批判”开始，而引发政治运动，最终以政治运动方式解决文艺失重问题，现在，我们汲取了历史的教训，艺术家的创作有了充分的自由，但是，艺术作品中人文精神的失落，却又成为极为严重的问题。于是，如何看待百年以降以至于今天的中国艺术历程中的启蒙和救亡、负重和失重、个性和群体、传统和现代、全球化和本土化等等问题，就成为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的画家必须直面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张立奎的《守望的人》中支撑着的“原生态”的现实主义，是有启迪意义的。

总之，作为一个军旅画家，张立奎能不受观念和题材的制约，用无拘无束的狂放之笔画出让我们惊心动魄的作品。但他的作品风格，并没有像现在许多受过学院教育的画家那样西方化，也没有像一些坚持复古的画家那样泥古不化。而是能立足现代中国文化语境，在不违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前提下，在风格创新方面，以他的大量优秀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典范性参照，作为一个新的方向，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深入研究。

三

20世纪中期，“现实主义”在“三突出”原则下，致使许多艺术家和理论批评家遭到了不应有的迫害，拨乱反正以后，一些人有情绪，抛弃了现实主义，以引进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和观念技法来反拨以往的错误原则与方法，这之中，情绪化的探索和实践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于是，对许多画坛学人而言，也就并没有特别注重有正确方向的文化建设，并因此而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事实上，现实主义艺术的功能价值，与社会因科技进步而引发的生产力及其相应关系的新变化所必需具有的人文精神建设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纵观张立奎的即兴式写生以及他的主题性创作，如前所述，他首先注重以感性直观方式刻画他所表现的对象，虽然，他深知艺术语言手法的形式美是思想、精神、观念的衍生物，但对他来说，技术就是思想，形式就是理想。绘画的社会意义，深刻的思想，应该是他所说的“绝活”，即形式美需求的特定产物。因为，在他看来，拙劣的技术与过时的技术在现代社会语境，是不可能表达真实的现实感受的。张立奎的这样的绘画思想，既来源于西方现代艺术中的“元语言”意识，也来源于中国传统文人画理论背后的“道”的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文人画理论中，“道”与“技”是从画家涵养而成的个性品质中一并以“无心成化”的方式迸发而出的不二之物。

在中国传统的文人画理论中，画家涵养成的个性品质是艺术创作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但这种涵养功夫却又不可能太快，一快就会出质量问题。它不仅需要画家长期坚持自己的文化信念，同时，也有一个他所处的群体普遍的涵养功夫高低的问题。仅仅是一两个人独立的坚持修为，是不可能达到多高的高度的。张立奎说：“我试图把狂草的激情和笔墨融入到现代人物画的造型中；我试图把现代学院派的理念和实践融入到传统的文人画中；我试图把现实人物传递给我的那种丰富的情感，用一种激越的、洒脱的、无拘无束的笔触书写出来；我试图把书法用笔，融入到我的画图的每一个局部，不留一点做作，不留一点装饰，不留一点妩媚，使它像泉水一样清澈。” 张立奎的这样的想法，是有天大的难度的，幸运的是，就在张立奎步入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处于一个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思想文化都已经高度发达并达到很高层次、具有国际水准的文化空间之中了。

《深秋》、《油田老兵》等作品，是张立奎不用费很大力气就画出来的精心之作。这些作品画得极“轻松”，但刻画却不失深刻。不仅表明了他手有“绝活”，能在无拘无束的自由挥洒中将他所表现的对象的解析、结构、透视以致虚实、主宾、繁简等技术性手段表现得极为高妙，而且，还表明他是深明应该如何以“原生态”的现实主义方式在水墨材质上表达肖像画所应有的人文奥义之美的。这就是说，张立奎的这些作品，不仅准确地表现了他是如何充满情感地表现了他所感受到的那些人物的人生的真实境况，而且，他还以让这些人物一生经历过的多种人生状态展现在同一个瞬间的方式，既浓缩了这些人物的生活经历，又在“无心成化”中表达了他对他所表现的那些人物的炙热的深情。于是，基于平时奠定下的敏锐捕捉人物性格、深刻洞悉人物内心世界的能力，我们也就不难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他不仅能在创作《一吼秦腔忘忧愁》那样的爽快淋漓的作品的过程中，能以近似“导演戏剧”的方式，让自己一直处于神采飞扬的在场状态，而且，即便是创作《英雄》、《我们都是汶川人》那样的大型的主题性作品时，他也能在淋漓酣畅、豪迈痛快的创作行为过程中，将众多的画面人物当做一个“团块”来一挥而就、气盖千军，并因此而将作品表达得动人肝胆、撼人心魄。

篇10

关于神话的性质、起源、意义与研究方法，西方的学者提供了无数的学说，然而现在却仍然留有大批需要解决的问题。神话，将告诉我们什么?E·卡西尔令人深思地指出，神话是一种可与语言、艺术、科学相比较的独立的符号形式。它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都是一种表达，通过戏剧、诗歌、舞蹈和造型艺术等活动表达出来。这种活动不仅适合于不同素质的个人，而且适用于独特的小群体，也适合于整个共同体或社会。简言之，在原始社会中，“神话”往往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在所谓的原始社会里，神话包含了行学、文学、戏居、科学、伦理、娱乐以及其他各种往往被近现代文明所分离出来的行为领域和知识领域。在面对神话世界的眼光之中，我们可以石到例如马林诺夫斯旅的功能论，弗洛伊德、荣格的图腾禁忌与集体无意识，弗雷泽的剑桥仪式学派，以及列维—斯特劳斯、布留尔的结构主义……如果去读一部世界性的神话学选木(如史宗主编的《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译本，上海二联书店)，我们会确信，一切宗教或神话，至少是其象征形态，都产牛于特定的民族性，产牛于创造这些形态的民族的特殊经历—同样，特定的民族性或创造这些形态的民族的特殊行为，虽然在可信的历史文献中可以找到记载，然而却更可以在神话中一窥其奥秘!

神话是否可以作为原始文明的一种真实记录，这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一个问题。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千中话所代表的时间深度(timedepth)远比历史为久远。历史所记的过去，只有它月.记录卜来，就会停止变化，可以代表一个确定的时代。然而神话却不是这样，自从它诞生之起，它还要传卜去，历无数世代之演变。它既是对过去的记录，对现在的说明，也是对未来的展望。

对既具有历时性也具有共时性的神话思维的开掘，将为义化学和文化史提供发生学上的依据，将睁致义化人类学和人类心理学研究的突破，这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从近现代以来，寻找灵魂的现代人也纷纷把目光投到史前时期，并承认它是一个统御一切的意象，它给日常生活的事实赋予哲学的意义。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相当一部分的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儿乎一致认定“中国的神话是非常贫乏的”!然而这样的说法只会激励中国自己的神话学者去做这样的工作。即，中国的神话同世界各地-样，不仅有着丰富的资料，同时也有丰富的内蕴。台湾神话学者王孝廉在《中国的神话世界—各民族的创世神话及信仰》一书的《神话研究的开拓者》巾说，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兴起的原因和背景有五个:

一、受以来动荡不安的时代环境的影响，在现实和传统的冲突中，刺激了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古史观念产生了再思不口再批判的动机;

二、受清代中叶到民初疑古学风的影响，在这种不信古史和经籍的疑经风气传承下，产生了“古史辨”的古史研究，由此而导致了当时和以后的神话传说研究;

三、受西方科学治学方法和新史观输入的影响，使当时的学者知道了神话学研究卜的各种学说与研究方法;

四、受当时考学的影响，出上的遗物、甲骨文和金文等，使得占典书籍中的神话记载得到了真实的物证;

五、受“占史辨”派的影响，由“古史辨”对古史所做的推翻和破坏的工作而产生了神话传说的还原。

简言之，进人20世纪，在西方学术的诱导、感召之下，探索人类远古时代文化、追溯人类进化的轨迹与种族本原、解释人类早期各种文化现象(这当然主要包括在神话之中)，以及民族文化的源头，引起了一批优秀学者们的注意。同时，从清末以来盛行的疑古、疑经之风，也使数千年来沿袭不衰的_皇瓦帝发生了动摇—人们逐渐还历史以本来而目，将历史转为传说，又复将传说还原为神话。由此一个最有中国特色的神话学研究，就这样开始了。

《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所选论文大休上涵括了中国神话学的整个主题(如洪水考、禹、九歌与河神祭典的关系、《山海经》、中国古代的灵石崇拜、盘古考、人祖神话、云南土民的神话、“昆仑”语义、巾国神话与道教、楚辞九歌中诸神之图腾形貌初探等等)，它公正并有历史深度地介绍一了中国神话学者的代表性作品、方法与观点，而且还在篇幅允许的情况之下，尽可能地做到了广泛和全面。几卷以本世纪初期的神话研究开始，下卷终以港台地区的神话学学者的研究，既能清晰地展示中国神话学研究的成就，又能成功地使全书浑然一体。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选萃》又是一部中国现代神话学研究的发展史—从早期神话研究者如茅盾、顾领刚、郭沫若、{闻一多、丙乃夫、马长寿等人的论文来看，他们为中国神话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热的浪潮，许多西方的学理被输人进来，研究者们在植根于本国丰厚资源的同时，也无所畏惧地使用西方的神话学的成果、理论和方法。在他们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派、社会学、心理分析学、原型论诸流派，以及文化人类学的某些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神话学研究的影响何其之大。尽管其中免不了有许多生吞活剥之嫌，不过，它帮助人们打开了视角，却是一个事实。

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大学中民俗学与神话学的课，如果不是因为没有学分毕不了业，是没有学生去听的!然而仅仅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神话学(包括民俗学)在今日中国学术界已蔚为显学!加之近年来考古学、民俗学田野收获所提供的大量新资料，如辽宁牛河梁等地的红山文化遗址所发现的“女神庙”、母神裸像和“祭祀圈”，河南仰韶文化遗址绘有多太阳并见的彩陶器·“…甚至海外盛传墨西哥科马尔科马雅文化遗址发现“刻有中文和缅甸文”的石碑.台湾高山族吐舌人像木雕L居然有《易经·抽卦》全义和《河图》、《洛书》残辞等等，更刺激了敏感的中青年神话学者对之做出快速的反应。强烈的现代意识和现实感构成了新一代神话学学者的研究特色。例如何新《诸神的起源》尽管在细节卜存在着一些偏差，然而他那力图把过去与现在、理论和史实、原义和象征串连起来，力图把神话作为一个解释系统，作为一个礼仪系统，作为一个操作系统，并从中寻求体现民族文化的原始意象和深层结构中的观念性母题，却是新一代神话学学者共同努力的目标，虽然他们在使用材料匕、在研究方法上、在结论方面或学术风格方面各异。《选萃》中所选乌丙安、萧兵、袁坷、李子贤、刘守华、宋兆麟、叶舒宪等人的论文，都是70年代后在神话学领域中涌现出的佼佼者。

与老一代学者相比，新一代神话学学者已经摆脱了神话研究的单一格局，即除了注重上古汉文献之外，对于西南地区的创世神话、东北地区的萨满神话、中南地区的楚巫神话、各地的摊公滩母神话等等，都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标明，新一代的学者已经意识到，神话学研究需要大跨度、火间隔的比较研究、边缘研究。他们既需要新资料、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同时也要求他们熟悉中国的上占文献(如甲骨文、金文、训i占等)，毫无疑问，谁能在“新知”与“旧学”方面达到完美的结合，谁就会成为新一代神话学研究的宗师!

中国神话学与民俗学的眷宿钟敬文先生在1933年6月10日写给德裔美国学者W·爱伯哈特的信中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更觉得自己对于本国这类学问(神话学、传说学以及童话学)是有格外努力向前的必要的。

中国人，今日已临到学术自觉的时期了是的，我们是在这种自觉中睁开眼晴了。像我们在政治方面的自觉了一样，我们也要在前进的世界的学术广场上，树起一面鲜明的中国旗帜!我们的民俗学—不，我们的神话学的建造的工程，已经在极运木石乃至莫定塞拙的过程中了。”的确，面对厚厚两卷一百多万字的《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钟先生的预言，已经得到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