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队伍范文
时间:2023-04-12 02: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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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眼下,没把“队伍带好”的SOHO中国正试图爬出公司管理的泥沼。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一直梦想把SOHO中国打造为一家苹果式的公司,用好产品赢得市场,掌握产业链的话语权,甚至无需自己销售。
不管这种想法在饱受政策影响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显得多么不靠谱,SOHO中国还是朝着这个方向做了。2010年11月,在SOHO中国的另一核心人物CEO张欣的主导下,这家公司进行了一场轻资产改革,把设计等部门作为公司核心,砍掉精英销售团队和租务部门。潘石屹和他的妻子张欣,多次被传出感情不合及权力争斗,但至少在公司未来定位上,二者表现出了一致的看法。
市场却不这么看。2011年,SOHO中国销售额只实现了预定目标的一半。导致业绩缩水的主要原因正是被张欣视为设计佳作的望京SOHO,它由重金聘请的设计师扎哈・哈迪德操刀,却只完成了销售目标的1/5。
把销售额作为判断改革成败唯一标准的潘石屹说,“想法是好的,但执行中出现了问题。”
从大环境上看,2011年政府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和接踵而至的银根紧缩政策,令房地产市场环境不容乐观。SOHO中国的客户群体也出现了变化。一直以来,它主要把房卖给煤老板、矿主、钢铁企业高管等。钢铁行业不景气,去年没有一个钢铁行业老板的名字出现在SOHO中国的成交单上。同时,鄂尔多斯和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山西煤矿国进民退,也让潘石屹失去了不少客户。
但是,与处于同一大环境的万达相比,SOHO中国业绩的倒退并不在情理之中。2011年上半年,万达的营收便已实现当年计划的153%,同比增长69.7%。重心放在住宅市场的万科更处于政策调控暴风的中心,而它在2011年的销售额为1215.4亿元,全年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更是同比分别增长20%和12%。
从表面上看,SOHO中国还不算遭遇难关―它的现金流依然充足。但是,如果从这个销售型公司的团队建设去看,情况简直糟透了。
创立于1995年的SOHO中国,在公司人员的资源配置结构中,多年来一直倾向以销售为中心。一份2005年的报告显示,SOHO中国的正式员工人数超过200多人,而销售人员便占去了一半。
这支创造了多项销售记录的精英团队,曾是潘石屹的骄傲。他说,销售部是SOHO中国的第一梯队,而他自己则是“永远的销售部经理”。
在拿不到土地、经常无项目可卖的时期,潘石屹不得不费尽心机去维系这支队伍。为了不让队伍散掉,他在海南玩票式地做过一个不好不坏的项目,三次向华远董事长任志强伸手要项目,两次将SOHO中国的销售团队整个拉到他的好友、阳光100董事长易晓迪的项目中去。
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2009年,饱受断顿之苦的潘石屹拉着他的队伍,走出北京,在上海拿下第一个烂尾楼。接下去的两年内,他在上海一口气拿下了9个项目。
与此相对应的是,SOHO中国的公司规模开始出现几何级增长。截至2010年6月30日,SOHO中国在册的员工数量增加至1972人。除去长城脚下公社和博螯蓝色海岸度假村雇员316人以及新成立的物业公司891人,其公司核心团队人数为765人。而在核心团队中,在册的销售与租务人员为423人,占了一半以上。
潘石屹开创了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他把北京地处核心地段、设计时尚的写字楼和商铺分拆,卖给山西及内蒙古的矿主和跨国企业职业经理人,再通过公司内部的租务部替这些投资者把写字楼和商铺租出去。租务部相当于销售部的辅助部门―因为带租赁合同的房子好卖―在SOHO中国全民销售的经营思路下,它同时又兼具销售的功能。
这一散售模式大大缩短了产品的销售周期,使SOHO中国的周转率一直与万科等住宅开发商旗鼓相当。这种做法有别于传统,以前这是一个极少数人才有资格玩的游戏:动辄以数十亿资金将核心地段收入囊中,建起摩天大楼,持有收租,使之成为几十年稳定收益的保证。在香港,这样的公司是太古地产、九龙仓和新恒基等老牌地产商。而改变了传统游戏规则的潘石屹,在2007年香港上市之后进一步缩短了游戏周期。从朝外SOHO、北京公馆、中关村SOHO、东海广场到嘉盛中心,无一例外都是即刻就能变现的项目。房地产市场向好时,这种做法成了SOHO中国盈利的保证,使其迅速成为最赚钱的房地产公司之一。
作为硬币的另一面,这家公司的人力成本也变得异常庞大。仅以2008年的数据为例,潘石屹称,SOHO中国给政府缴纳税金15.77亿元,平均每位员工每个工作日向政府缴税1万元。在同一年,SOHO中国有至少20位销售员税后收入超过100万,有一名王牌销售员,税后收入更是高达400万元。
这些赚取了大量佣金的销售员,其中有25位被潘石屹精心包装写进了一本名为《从草根到精英》的书中。每一个新进入的员工都将领到一本。被渲染过的故事,很容易让人觉得,“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但是,当创业初期的团结气氛渐渐散去,金钱和指标开始决定一切。
上海人金丽华2009年底被丰厚的佣金吸引而来。在SOHO中国,只要客户交清首付,一周内,销售额的9‰就作为佣金打进销售员的卡里。而通常在上海,佣金回报只是销售额的0.5‰到0.8‰,“给得也不爽快”。
在此之前,金丽华毕业于上海一所护校,并在一家社区医院里有过短暂的护理经验。她曾经在上海和北京的几个中低端楼盘里当过售楼员,但赚到的佣金却很有限。她爱钱,也要强,她觉得自己天生应该待在SOHO中国―在这里,她能找到一群同类,尽管她叫不出大多数人的姓名。即使她自己,也鲜有人知道她的真名―为了迎合有钱人的口味,她先后两次找风水师改过名字。
有人告诉她,就在她待在SOHO中国上海分公司的这两年,仅东海广场和中山广场两个项目,进进出出就有500名销售员。金丽华说,她相信这是真的。
在潘石屹设制的末位淘汰制中,销售员被分在不同的小组,每个小组设1名销售副总监,每5个小组设1名销售总监。他们每3个月进入一个赛季。每个赛季业绩排名最后一名的小组,如果没有完成当初制订的销售目标,组员全部淘汰,带队的销售副总监可降级为普通销售员,也可辞职离开。赛季结束,所有成绩清零,即使排名第一也不例外。因为损耗过大,基本上每个赛季,掌握用人权的销售副总监都要抓紧时间招兵买马。
问题是,那些被淘汰的人,并没有真正离开。他们依旧留在SOHO中国的办公室里,没有底薪,没有保险,做着跟过去一样的事。被称为“影子销售员”的这一群人,数量巨大,有一段时间甚至是在册销售员的两倍之多。后来,一名已经离职的SOHO中国销售员称,公司认为这些人继续留在SOHO中国将是一大隐患,于是一些销售总监便悄悄地将这些人转移到他们在外租赁的办公场所。
这里谈不上组织归宿感,剩下的只是“竞争”二字。
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销售员们每天都能看见彼此,但他们却互不相识。他们按周发放工资,他们不谈私事,更不打听对方的销售情况。
这里很像1970年代初期的雷曼“疯人院”。雷曼公司的合伙人为了谋求分红,不惜互相倾轧,争抢盈利机会。这种冲突哪怕是在“狗咬狗”的华尔街也堪称一景。
在SOHO中国的办公室就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有一个销售员在便条本的第一张纸上写下一个号码,便将它撕下带走。另一个有心人便很快撕下第二张,通过痕迹还原将号码拼出,便迅速地给号码主人打去电话。金丽华说,在这里,抢客户是不被允许的,但如果你的客户被人抢走了,只能说明你没有本事。
不是所有人都能赚取自己梦想中的第一桶金。以东海广场为例,至少90%的客户是销售员固有的资源,新开发的成交客户少之又少。但拥有这样资源的销售人员,王永民称,“全上海不到300人”。从和记黄埔跳槽而来的王永民,便是其中之一。他说他手里至少有20个有效客户―这些人跟随他多年,并且至少买得起东海广场的一层楼面。
培养这样的客户要经年累月。以和记黄埔为例,他们提前15个月寻找合适的销售员,然后花费9个月的时间培育他们―不仅让他们本身成为生活行家,还深入研究汇市、股市。在楼盘开盘前半年,和记黄埔还为这支训练有素的营销团队提供条件,举办小型聚会、酒会或者奢侈品展,以拉近销售员与潜在客户的关系。不仅如此,销售员本身还要长期经营自己的客户资源。王永民称,拥有现在的客户资源,他整整花了12年的时间。
但在SOHO中国,一切都被省略掉了。一些拥有现成资源的销售员,被鼓励“拿出来直接换成佣金”。有一个家境不错人脉广泛的小姑娘,上班第一周就赚到了100万。那些不幸没有任何资源的销售员,则需要把佣金跟介绍给其客户资源的中介或朋友分享,以便更大地拓展客户圈。这就像一个滚雪球的游戏,每个人冲着他可能得的奖金而来,帮着推动这个雪球越滚越大。
因为缺乏团队凝聚力,当公司销售形势不好,发现无利可图的销售精英们也会随时抽身而去。王永民认为这很正常。他在2011年9月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当时,他和他的团队从东海广场撤到中山广场项目,却整整三个月没有开出一单。与位处南京西路的东海广场项目不同,中山广场项目地 理位置不佳,先天条件决定了这个项目“不好卖”。王永民说,出于对朋友―他坚持他的客户就是他的朋友―投资负责的考虑,他选择撤退。
在更早的时候,出于同样的考虑,他将另一些楼盘推荐给自己的“朋友”。但他承认,在那些推荐当中,他得到了应有的佣金收入。当然,如果有一天SOHO中国旗下出现位置佳投资回报率高的项目,王永民称,他随时可能回去。而这在SOHO中国是被允许的事情。王永民说,这里没有团队归属感―SOHO中国就是一家“铁打营盘流水兵”的公司。
在王永民离开SOHO中国的第二个月,SOHO中国将改革推进到最后一步―从2011年的第四个赛季开始,销售总监将离开并自行成立公司,随后SOHO中国向他们发放内部席位,与其他签约并得到外部席位的机构或中介公司一起,以劳务派遣的方式销售SOHO中国的楼盘。
针对销售体系的改革最早可追溯到2010年下半年。潘石屹将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销售团队砍至一半,原有的5个销售总监、15个销售副总监精简为10个销售总监,并将三级销售体系改成两级制。按照潘的说法,一位跟了他7年的销售冠军,因为涉及上亿元的合同造假,也被他开除了。
另一个他提及的原因是,在和一些销售总监聊天时,潘石屹发现他们已经很久没去拜访客户了。按照SOHO中国的销售体系,当一名销售员达成一笔交易时,与他在同一个团队中的销售总监和销售副总监可以分别拿到等同于销售员佣金收入60%和40%的提成。潘石屹对《第一财经周刊》称,这些销售总监级别的人拿着几百万元的薪水―最高甚至能拿到800万年薪―却没有任何工作激情。他们一边炒着四五套房,一边拿着小组成员的提成就能过得很好。
这是潘石屹所不能容忍的。这个早年能在北京大望路上发放传单来推销SOHO现代城的甘肃男人,在过去十多年中一直积极亲临销售现场,并深入到山西、内蒙古、温州推广项目。
但是,发生在2010年下半年的这次针对销售体系结构做的小调整,很快演变成一系列断臂式的改革。2010年10月,运作了9年、曾经给SOHO中国带来一批高端用户的品牌产品《SOHO小报》停刊。两个月之后,负责推广部与租务部的SOHO中国高级副总裁许洋辞职。在此之前的一年当中,主管销售的运营总裁苏鑫、主管工程的高级副总裁李虹、执行董事兼财务总裁王少剑先后离去。
一周后,一手搭建起SOHO中国上海分公司的贺亚楠被紧急调回北京,接管租务部。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召集租务部的同事宣布团队“解散”的消息―200多人的团队被缩编到20人。
当听到团队解散的消息时,在场的租务总监王辉称,自己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心里一凉”。在不久之前,他们这个团队刚刚提拔了10名租务总监。作为管理层的他,也曾多次参与公司定期举办的经理会议,却从来没有得到任何风 声。
王辉称,他本来可以留下。作为缩编的标准―业绩排名靠前以及有意愿留下的人,都可以成为20人之一。但他还是选择了离开。
原因很简单:在改革之前,虽然租务部的主要职责是替那些分散的客户出租房产,但它与销售部一样采取底薪加佣金的收入机制,不仅如此,他们可以向自己在租务工作中接触到的客户推销房子,一旦交易成功,他们同样可以拿到跟销售员一样的佣金。但在改革之后,他们只领取固定薪水,并彻底转换为职能部门,不涉及具体经营业务。
这大大削减了SOHO中国租务这份工作的吸引力。尽管事出意外―王辉甚至没有想好下一步怎么办,但他第一时间辞了职。几天后,他在电话里询问潘石屹,既然SOHO中国一直将突出的销售能力视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现在为什么要亲手砍掉自己的左臂右膀?从潘石屹的只言片语之中,王辉说,他拼接出的最直接的答案是―SOHO中国希望借此节约成本。
SOHO中国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当它在上海组建起另一支庞大的队伍,并且需要同时运作至少10个项目时,除了享受销售队伍规模效应带来的好处,还要面对随之而来的管理难度和经营成本的问题。在市场环境变差时,这一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
与此同时,潘石屹的项目也越来越像一种“金融衍生品”:被出售的项目,虽然冠以SOHO之名,却在实质上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业主不是他,租户不是他,为项目作日常管理的物业也有很大一部分不是他。
“SOHO中国现在卖的不是房子,而更像是股票。”前SOHO人士、誉翔安合伙人王珂认为,SOHO中国目前的产品已比以往更多的具有投资品属性。在流动性过剩及通货膨胀率高企的年代,为了追求短期高利润,前来购买SOHO中国产品的投资者络绎不绝。但一旦市场遇冷,SOHO中国的追随者还能剩下多少?出于对这个问题的担心,SOHO中国的股价一直不振,尽管在2009年,SOHO中国的销售额就已经突破200亿元人民币。
潘石屹的裁员是改变现实的一种做法。而张欣则希望借助这一机会为SOHO中国带来根本的改变。
作为SOHO中国的联,投行出身的张欣一直被认为比她的丈夫潘石屹更加激进并具有国际化倾向。她在 1997年和2005年掀起的两次“革命”中都试图让SOHO中国变得更加国际化,比如,采用国外地产基地模式,以及启用跨国公司背景的团队以取代现有的团队。但那两次革命最终因为不切实际以及坏运气而不了了之。
苹果公司的异军独起,在2010年再次点燃了张欣打造一家更好公司的希望。她发现,相较销售力,产品力及投融资管理能力更适合成为SOHO中国规模化发展的基石。她通读了乔布斯传记,并认为这是她在2010年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她尽可能地将自己和丈夫使用的电子产品换成苹果公司的,并要求公司中层以上管理者必须使用苹果公司的电子产品。
这一次,张欣与她的丈夫对公司的未来达成了共识。在他们的设计当中,SOHO中国将变得更加轻盈、国际化和制度化,蜕变成为擅长颠覆性设计及投融资的资产运营公司。SOHO中国将所有核心的业务部门全都采用外包方式运作。缩编至20人的租务部在2011年年末再次缩编至两三人,并编进SOHO中国的物业部。至此,与SOHO中国有租赁业务合作的公司有400家,设计工作则几乎全部外包给国际知名建筑师事务所。比如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
对产品的创新,被提升到空前的重要位置。“未来一定是产品的竞争,我们要做苹果,而不是脑白金。”潘石屹对《第一财经周刊》说,那时候,SOHO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将是―创新的设计、BIM系统的应用以及网上租售平台。
在SOHO中国的办公区,散落着堆成一摞摞的图纸,因为扎哈设计的建筑物,每一层、每一个户型、甚至每一块砖都不一样,潘石屹形容原来的施工单位画户型图,一本就够了,现在公司的产品户型图得用卡车装。
为了避免在建造中出错,SOHO中国采用了BIM(建筑信息模型)软件。“在电脑上模拟建造就需要一年半的时间。”SOHO中国首席建筑师阴杰对《第一财经周刊》说,除了外立面,房子里的墙面、钢筋、水泥、管线都能在电脑模型上展现。
至于过往SOHO中国所依赖的强销售模式―潘石屹14年来着力经营的由销售、租务、推广构成的营销模式,则被他们认为更高效的席位制所替代。那些长期让人诟病的残酷且拜金的负面形象以及庞大的管理成本,也随着被推出去的销售队伍一起成为别人的包袱。
但这种轻资产改革很快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2011年12月13日, SOHO中国原销售总监胡大维在新浪微博上公开讨薪。按他的表述,他的一位客户有意购买中山广场项目中的三套物业,总价值约3000余万元。但根据 SOHO中国规定,只有购买金额达到5000万元的大客户才有优先选房的资格。为了促成交易,胡大维与该客户之间达成私下协议―名义购买四套物业,优先选房,事后再将其中一套转出。但SOHO中国并不认可这份私下协议,随后了这名客户,并暂停向胡大维的销售团队支付佣金。这直接引发了另一个后果―胡大维团队中的40名销售员聚集在SOHO中国上海分公司门口讨薪,并引发了在媒体上的一场口水仗。
随后,伴随改革产生的另一些问题也被曝光。
一些曾经与SOHO中国有租赁业务合作的行指责SOHO中国经常以切单的方式私底下与他们的业务员合作,为此他们将SOHO中国列入了黑名单。他们担心这种有违行规的合作方式会带来难以控制的破坏力。
租务部的解散、外部租赁力量的消极怠工,很快影响到项目的销售工作。一名已经离职的SOHO中国销售员称,一些客户向他抱怨,在购买SOHO中国的楼盘之后,却不能得到更多的服务,比如,帮助他们寻找合适的租户,并将这些楼盘以合适的价格租出去。这样的不满,导致一些意向客户最终打了退堂鼓。
即使努力促成了交易,佣金也因为种种原因打了折扣。上述销售员称,2011年下半年,他们主要销售的楼盘是在建的望京SOHO。由于经济大环境的恶化,全额付清房款的人越来越少,更多的人选择了交纳20%的首付。随后由于银根缩紧,建设周期拉长,一些贷款迟迟未能发放,结佣期也随之拉长。按照SOHO中国严格的佣金制度,如果客户付款晚于规定时间,销售员将面临数额不小的罚款。这就造成很多已经达成交易的销售员最终只能领取20%的佣金。这让本来极具诱惑力的佣金大打折扣―即使随后SOHO中国为了促进上海市场的销售,将佣金比例由1%提高到3%,但这仍然不能挽回涣散的销售团队。在上海,2011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销售基本陷于停滞状态。而在北京,为了赚取更高的佣金,一些销售员开始将自己的目标客户拉到别的楼盘。
至于那些被SOHO中国请过来的行,比如世联地产和易居中国,则因为内外有别的佣金比例,仅合作了50天便 出走。
没有得力的销售团队,SOHO中国的销售业绩开始大幅下滑。一些精英销售员陆续主动离开―王辉后来在一些场合碰到过其中的一些人。王辉说,离开SOHO中国,他们才开始仔细琢磨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那些他们在过去从来不曾想过的问题,比如,SOHO中国的商业模式还能支撑这家公司走多远,在这个时候反复地在他们脑中出现。结论却不是那么乐观。
那些已经购买了SOHO中国项目的客户,在接下去的一些年里可能会遭遇另一个严峻的问题:由于同一栋物业里的产权归属于不同的个体,整栋物业将可能面临定位不清、租户层次复杂等后续问题。在SOHO中国的早期项目建外SOHO上,曾经发生过“物业门”事件,而在另两个项目SOHO尚都以及朝外SOHO,数百名业主因为投资商铺面临严重亏损而成立维权工作小组,公开“叫板”潘石屹。
一位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的行租赁部负责人称,她前段时间刚刚把迪士尼从建外SOHO办公楼中“捞”出来,在此之前,迪士尼饱受物业服务不到位所带来的困扰。
2012年2月,在回顾2011年的销售情况时,潘石屹开始进行一些反思。他有心对过去一年的改革做一些修整,重点之一便是重新调整销售模式。
他打算重建自己的销售团队―已经至少有7名合适的人进入了他拟定的销售总监的名单,在3月1日之前,他将从中挑出两名。每名销售总监将带领20名销售员。他这些销售员将与机构、网络营销平台一起,组成SOHO中国的三股营销力量。随后,这些销售力量将从中国的新富阶层中,比如一些上市公司的高管,寻找到有别于SOHO中国过往固有的客户群体。但这并不容易,望京SOHO刚出台了分8个月付清房款的新“优惠”政策,一名销售人员说,这是因为潘石屹考虑到山西、陕西那些客户需要资金周转。
潘石屹说,他希望,SOHO中国在2012年能完成230亿元的销售目标。但这一目标却遭到了瑞银与高盛的质疑。在它们公开的报告中,瑞银和高盛分别预计SOHO中国可能在2012年实现166亿元和117亿元的合约销售额。SOHO中国为了争取更高销售额而做的微调,也被认为不可能给SOHO中国带来根本性的好转。
篇2
一、加快改革完善人事制度,让制度机制活起来
2014年7月1日,由国务院颁布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我们要以贯彻条例为契机,弘扬改革精神,大力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完善。比如,建立和完善干部讲学、定期述学和政治理论任职资格考学等制度,改进干部考核和考察的办法,坚持定性和定量考核相结合,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建立分类测评体系,将量化测评结果与定性考核结果相结合,提高考核结果的准确性。比如,要强化奖惩分明的导向,作风实了、好了,怎么奖励;作风不实、不好,怎么惩戒,都要有一套制度,通过制度设计、制度创新来有效规范干部职工的行为。比如,要与时俱进地建立和完善科学决策制度、民主监督制度、依法行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在内的制度体系,完善政务公开、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将权力运行置于群众监督之下,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
二、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让精神面貌好起来
一要抓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干部大力弘扬“忠诚、敬业、守法、廉洁、创新”的精神,恪守“爱岗敬业、公正执法、诚信服务、廉洁奉公”的职业道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要抓干部人心凝聚。要高度关注和深入分析基层干部队伍的思想状况,把握干部思想脉搏,加强思想引导和疏导,更多地给予人文关怀,积极回应干部职工的新期待,着力解决干部职工关注的重点问题、难点问题。不定期了解、掌握干职工的思想动态,关心他们的生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三要抓队伍正气树立。通过在本单位树典型,扬正气,刹歪风,惩违纪,来强化干部思想道德教育,激发干部队伍活力,增强干部进取精神,促进单位正气的树立。
三、充分运用评价激励手段,让竞争态势强起来
一是继续完善绩效考核。确立以正激励为主的考核导向,明确考核的目的是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和激发组织运行的内在动力;整合出台绩效激励考核措施,确定考核的内容、标准和方式方法,建立可操作性强、目标明确的考核办法,通过绩效考核,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科学、高效协调运转的管理机制,做到以绩效考核带动人、以绩效考核管理人、以绩效考核鼓舞人。二是继续深化表彰激励。对于工作业绩突出、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各类竞赛、评比中产生的优秀单位和个人,要进一步加大表彰宣传和奖励力度,增强其荣誉感,营造典型示范效应,为干部的个人发展和业绩展示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通过实行有差别的奖励,激励本人、影响他人,推动工作。
四、扎实构建作风评价体系,让队伍形象优起来
将作风建设情况纳入领导、干部的考核指标,加大对干部考察力度和工作过程的监督,改进作风的正能量才能辐射整个社会。结合其实际制定作风建设考核办法,把思想作风、学习情况、工作态度、服务质量、工作效率、团结协作、遵纪守法、勤俭节约、廉洁自律和生活作风等列入考核办法,尽量做到量化细化,具有可操作性。研究制定干部思想作风评价标准,坚持辩证法,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评价干部的思想作风,针对不同层次和不同岗位,科学界定不同的能力层次和能力标准,从思想作风层面进行定性定量,在群众观点、创新意识、事业心和责任心、廉洁自律意识等方面细化评价标准。
五、积极创新职务晋升机制,让内生动力强起来
按照“公平、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建立健全选拔任用机制。比如,近年来,我局通过公开竞职的方式,共选拔副科实职干部3人,正科实职干部6人,同时,干部的选拔、任用必须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用人方针,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活力”的激励机制。比如,我们对二级单位领导班子实行年度考核,将发展实绩与干部选拔紧密挂钩。要选好人、用好人,就必须推行人员任用的“能上能下”,充分体现优胜劣汰。把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营造一个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形成正确的激励导向。
篇3
从我中队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是三类人,干部、班长、队员,个人认为,可以从做好以下几个工作方面入手:
一是做好中队领导班子的团结。做好班子的团结的关键首先是指导员、队长的个人素质和工作能力,两名正职在副职面前有一个良好的形象,讲奉献、处事公允、奉公守法、清正廉洁是一名干部应该具有的最基本要求,既然是因为工作关系走在一块,就要时刻把“公”字放在首要位置,如果考虑事情安排工作从私心方面考虑,别人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带有极大的抵触心理和消极的工作态度,这样工作不会干好。其次是班子成员之间要互相尊重、勤沟通。工作之中有个人意见有点小矛盾很正常,大多数原因基本是两点,一个是认为自己负责的工作自己说了算,另一个就是因为沟通不畅造成误会;班子成员之间有时会因为误会会暗地里发些牢骚或者赌气现象,甚至安排工作时依着自己的意思办,现在的职工都很聪明,职工看到以后会使职工感觉到干部之间有矛盾、不团结,从而利用干部之间的达到个人目的,比如请假的时候找一个不好请就去找另一个干部请,跟着这个多干点跟着另一个就耍耍小聪明少干点,背后说好话讨好一个干部取悦于另一个干部等现象。长此以往,班子成员之间矛盾的产生,甚至发展为拉帮结派,极大影响集体战斗力的发挥和工作的正常开展;所以基层班子成员之间要经常沟通勤联系,利用好各种会、明确工作分工,统一工作安排,并对工作完成产生的不同结果做出预判,公开跟班子成员讲明,避免出现干部工作之间的冲突;针对有争议的问题,及时召开专门讨论,要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说出自己的想法,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队员中始终保持班子成员的一个声音,从而中队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是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更要做好,油田单位的规章制度和活动也不少,“令、七想七不干、从严管理年、岗位职责HSE职责”等如何宣传好贯彻好,关键还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班子成员首先要先领会、先执行,一定要树立“领导所关心的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基本工作准则,执行力就是指想到、说到、做到,职工队伍长时间的处于一种安逸的状态或者说一种固定的模式里就会出现问题,在遇到突破这种模式的时候,主要干部要首先突破,前一段时间每次遇到安排工作时例如去别的管理区执行任务、处理工农关系等工作任务时,总会听到有人在抱怨不是自己的防区不是自己的工作内容等怨言,工作不主动态度消极,这其实是一种懒惰心理和工作定式的体现,我和队长首先做到的是不解释先执行,第一时间带队伍到现场处置,而且要尽全力完成,工作能力有大小,但是工作态度和责任心不能分大小,自己做好了副职职工等人就说不出什么。要求别人不能饮酒不能迟到早退,自己先做好比开10次职工大会传达、贯彻、要求都要强。
三是奖罚制度要严考核,奖金分配要公开、合理。职工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收入是否合理,这也是每个月甚至每隔几天职工都要议论的问题,也是职工最容易出现上访的问题之一,如何做到收入的公开公平合理,还是在于单位的奖惩制度的考核是否严格是否到位,作为干部就要处事公允,用制度来说话,不能出现任人唯亲厚此薄彼的想象从而影响队伍的稳定和工作积极性。
四是要关心职工。关心职工主要体现在尊重他们意见和反映的问题、掌握职工思想动态,力所能及的帮助职工解决工作生活中实际困难,我中队协解人员、家属、离退休职工非常少,年轻人居多,年轻人思想活跃胆子大,做事易冲动,喜欢游玩或者电子游戏,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应该多注意他们的交往圈子、自身安全和家庭和睦等问题,例如有职工请假时多问问他们请假做什么,驾车外出和家人还是和朋友等,或者节假日发短信温馨提示一下家里的天然气安全、安全行驶,让职工切实感到集体的关怀和领导关心,使自己觉得是集体的一份子。因此我们要树立:
五是要学习的正气: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作为基层队指导员首先考虑的是:怎样和队长配合好工作!相互支持、默契配合,且要有大局观、办什么事情前要沟通,形成一致的意见,统一认识。其次是:根据班子成员各自的特长和能力,分工明确、团结协作,做到分工不分家,互相补台,力求完美。三是:要严于律自,要求班子成员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一个单位正气的形成必然影响着员工工作热情、工作动力和创新的活力。树立起正气,才能给每一位员工以目标和方向,才能激发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够培养团结向上的团队意识。应该抓学习型团队的创建,逐渐形成全员学习、终身学习。要建立完善学习机制,抓好落实,提高学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于愿意学习、乐意学习、努力进取的,给与奖金奖励;反之则给予惩罚!以此来反思学习。
六是要实干的正气:每个单位都有各式各样的人才,都有踏踏实实、默默无闻的实在人!他们工作任劳任怨、扎扎实实;遇到利益不争抢、遇到困难不讲条件,他们最容易被忽视。但是我们必须重视他们的存在、凸显他们的地位;必须他们的精神,给他们应有的尊重和物质奖励。
篇4
关键词 地球磁场;古代地磁场;低弱磁场;中科华光;低弱磁场对生物影响
中图分类号 P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363(2017)06-0013-02
1 古代地磁场
岩石的磁性来源于岩石中的铁磁性矿物,因此岩石在形成之初就具有一定的磁性。对岩石磁性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美国与法国的地质物理学家分别对岩石中存在的磁场方向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些近代熔岩是沿着地球磁场方向磁化的。1899年俄国科学家把这种研究扩展到测定陶器与砖的磁性,也得到了相关的结果。1925年德国与英国最先从熔岩中发现了磁化方向与现代地磁环境不同的磁场,为地球磁场倒转学说提供了最早的事实依据。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种测量岩石及文物的磁性研究不仅在地质、地层学中得到了应用,还在人类文明历史的演化及其规律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发展成为地球物理学的一个新的重要分支――古地磁学。
古地磁学的出现,使得物力和考古学者们不仅可以从另一个方面研究地磁场的变化及地磁场对生物的影响,还可以进行岩石对比,研究不同领域的构造运动。
2 古地磁学的基本原理与获取
2.1 岩石的古磁性
我们已经知道了岩石磁性的由来,在岩石形成后会经历复杂的、频繁的、长期的地质运动,现如今也会经历人为的破坏。在各种外界因素影响下,岩石中的磁性一部分会变得混乱,一部分会消失,只有其中很少的一些会以形成之初的磁性保留下来,而保留下来的这些我们称之为古代地磁形态。
2.2 地磁性的衰减
磁场的强度会随时间的增加而逐渐递减,衰减的速度是磁场稳定的主要指标之一,中国科学院华光研究所(简称中科华光)经过长期的监测、记录、比对、分析研究出地球在诞生至今的1.5亿多年中经历过数次磁极翻转,每次翻转后磁场大规模衰减并且在现今的地球磁场也成逐年衰减的趋势,而磁场的衰减会对生育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2.3 低弱磁场的获取和稳定性试验
岩石中的古代地磁在形成时与古代磁场的磁向一致,磁场强度也与形成时的地磁场强度成正比,岩石中的天然磁性在经历过历史变迁后所保留下的部分古地磁由于衰减时间长,速度慢所以磁性相对稳定,基本不受以后地磁场的变化影响。
低弱磁场的获取是分离岩石中磁性稳定的古代地磁与不稳定的杂乱磁场的方法。常用的方法有加热、合成、化学、黏滞、碎屑化。
加热法是用坩埚加热样品,直至样品的温度接近临界温度后将样品放入屏蔽仓中,在屏蔽仓中的无磁场环境下自然冷却。这样衰减速率较快的磁性物质因外界环境的迅速改变失去磁性,其中相对稳定的古代地磁则因衰减时间长、速度慢、衰减速率小而得以保留。可见经过加热法可将衰减快的磁性物质消磁,使样品保留与分离出比较稳定的古代地磁场磁性。
3 低弱磁场对生物的影响
3.1 低弱磁场对地球环境的影响
众所周知,地球的磁场在形成初期岩浆冷却的时代就已成型,由宇宙自然的力量使地球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球状磁体,两磁极之间贯穿地球12 756km的直径,磁力线蔓延整个地球表面,正因为有了地磁场的保护地球才有了孕育生命的资本。古代地磁场是地球上最原始的一种物理环境,在生物还未出现的时候,古地磁场就与地球的形成而同时形成,在亿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人们早已适应了这一环境,正如空气的气压变化一样,并未真正意识到实际存在的磁场。因地磁的演化是漫长而缓慢的,在现如今因为时间的流逝,现代地磁场早已与古代地磁场不同。达尔文的进化论指出,生物的形成、演化、进化是受到外界条件的限制与影响的。其中磁场是地球上生物最重要的生态条件之一,例如磁场对脱氧核糖核酸的影响,对人体脱氧核糖核酸酶的合成,对细胞、组织、器官以及生长的生物效应影响等。
当其他的行星撞击地球r,由于外力的作用引起地球上磁场的改变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变化,从而使恐龙这种大型远古时期的生命体从地球上灭绝,即使在现代社会里地磁环境也对生物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候鸟就是因在进化时保留了体内可以感知地磁场的功能,使得它能借助磁场辨别方向。
3.2 低弱磁场对生命体的影响
无论生物的基本特征还是适应特征,完全是在作为磁体的地球总进化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巩固下来的且周围的磁场变化对生物发生强烈的影响,即所谓的磁场的生物学效应,对磁场的生物学效应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众多科学工作者的关注,中国科学院华光研究所在国内率先开始对低弱磁场进行研究和实验,填补了国内在低弱磁场研究和实验方面的空白。在中科华光研究所的实验室中人为创造的地磁场强度减小与地磁场消失的试验中直接导致实验白鼠死亡率及病死率的显著增加与群体死亡。
中科华光的相关研究表明,弱磁场的生物效应因磁场施用方式不同而不同,如脉冲磁场能使细胞破碎,恒磁场能促进细胞生长,强磁场能抑制细胞分裂,此外磁生物效应的强弱和细胞种类、大小、运动速度以及细胞所处的不同时期均有关。例如在强大的磁场中,受到巨大的强磁作用,能使细胞膜破裂,破碎,加上细胞内部的震动,使细胞核震碎,细菌致死,达到杀菌的目的。
在一定的低弱磁场中还可增加人体细胞膜的通透性,降低血液粘稠度,保护血管弹性,促进血液循环,避免血栓的形成,因而对高血压等疾病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磁场对生殖细胞的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认为男女比例失调是由于传统重男轻女观念与生活条件的制约所导致的,而近期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低磁强弱对新生儿男女比例更有影响,在高纬度地区强磁场环境下的地区女婴比例较大,而低纬度处在弱磁场地区的男婴出生率占比较大。
前苏联的学家在太阳磁暴活动最强烈的时候统计到由人眼球内压增加造成青光眼的发病率陡然增大,这些都直接、间接地证明了地磁及其变化对生物健康及生命有直接影响。
4 结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各国之间对科研与科学技术的通力合作与交流,以及各种国际性研究项目的开展,对古地磁的研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果。
我国对古地磁的研究也在中国科学院华光研究所的带领下进入了科研与实践阶段,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对股地球磁场的研究、分析与获取定会取得飞跃的进展,定会为人类带来科技的福音。
参考文献
[1]管志宁.地磁场与磁力勘探[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5.
[2]德里克・福特,保罗・威廉姆斯.岩溶水文地质与地貌学[M].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5.
[3]克里斯・佩兰特.岩石与矿物[M].谷祖纲,李桂兰,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7.
篇5
面膜很重要很重要,坐长途飞机最好能带一些补水面膜,觉得肌肤不适的时候可以敷一张,无论是因为飞机上干燥出油还是因为干燥导致的缺水脱屑,没有什么比面膜更能救急的产品了,面膜最好是纸质,并含有大量精华液,以便可以较长时间地敷面,面膜应该多带几张,到了目的地之后,可能因为时差关系,开始一两天睡不好觉,面色暗沉缺水,这种情况下面膜都是最好的救急装备!提醒一点,欧美国家纸质敷膜较少,千万别想着下飞机后买。
眼霜是一定要带的,时差最明显的表现就在眼周,睡不好觉,浮肿和黑眼圈全部都写在眼周,而且还会松弛下垂,这样会给别人留下很差的印象,所以我会带眼部精华和眼霜,大量使用,并且按摩,以减少眼周的问题。
如果你是油性皮肤,切记带上点痘膏,我这两次出差最大的麻烦就是时差和地域水土因素带来的痘痘问题,在飞机上坐了一夜,下飞机时脸上就长了两个大痘,后因天气和饮食差异等问题,痘痘接二连三地发作,简直欲哭无泪,幸好随身带了点痘膏,这才没有毁容。
醒肤露或焕能乳液是很重要的产品,倒时差期间睡不好觉,整个脸都是垂垂的,看上去气色非常差,这种情况下就体会到了焕能乳液的好处,大量使用后按摩一下,整个人立刻精神多了,皮肤也不再是死气沉沉的感觉。焕能乳液可以从脸部一直按摩到颈部,状态会立刻提升很多。
防晒是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准备的产品,我一般会随身带两种防晒产品,分别用于脸部和身体,可能因为欧洲的环境污染比较小,天空很干净,那种蓝天是北京不常见到的,这样紫外线穿透力反而更强,防晒保护需要加倍,如果在户外活动,要记得每两小时补擦一次防晒。
足霜或身体乳是个意想不到的好东西,坐久了飞机,一下飞机加上倒时差,整个小腿带脚都不舒适,还有点浮肿,幸好随身带了足霜,拿出来按摩按摩,没想到立刻舒缓了不少,足部是特别容易干燥的部位,还有很多人体穴位汇集,适当按摩有助于减少时差带来的影响,有些空位按摩还能帮助入眠,没有专门足部护理产品的时候,身体乳可以做足霜使用。
篇6
法国
法国人宠狗居欧洲第一,巴黎被誉为“狗的天堂”。据统计:法国共有3700万只宠物,为法国儿童总数的两倍,其中包括1000万只狗。法国人爱美的天性自然要体现到他们的养宠方式上。法国共有专门为狗美容服务的“狗美容院”2000多家。
巴黎狗屎为患,环保部门每天安排几百辆装有机械扫帚的手推车和上百辆“摩托捡屎车”专门收拾人行道上的狗屎。
意大利
在意大利的某些城市,如果用铁链限制动物行动自由,宠物们的窝盖得不够牢固或通风不畅,生活条件太差,宠物的主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主人必须保证动物有足够的食物,还必须定期带宠物到兽医那里做健康检查。
美国
美国是名副其实的宠物大国。据统计,62%的美国家庭拥有至少一种宠物,目前全美有宠物狗约6500万只。与宠物狗相关的服务门类繁多。美容服务包括冲凉、洗耳、剪脚底毛等。如果想宠物狗美上加美,可以为它做整容手术。宠物医院分科就诊,里面硬件条件之优越让人咋舌――手术室、无影灯、内窥镜、B超仪、各种型号的X光机和心电图仪器应有尽有。
日本
日本人总给人干净整洁的印象,他们在养狗方面的卫生习惯也堪称楷模。东京的宠物主人每年都要给狗注射狂犬疫苗,这是政府的硬性规定,违者要被追究责任。此外,日本人在对狗的卫生管理方面也很下功夫,狗在外大便后,日本人会很自觉地用塑料布把狗屎包回去。在日本经常可以看到有人蹲在地上捡起宠物排泄物,然后用卫生纸把地砖擦干净。
日本在1973年制定了动物保护法,2000年又对该法进行了修改。法律规定,人们要爱护动物,借以陶冶“尊重生命、热爱和平”的情操。
德国
德国人养狗很讲原则,讲究尊卑有序,既不视狗为畜生,也不会对狗溺爱无度。在德国,很少见到有主人被狗拉着到处乱跑的情景,这得益于针对狗的专门训导。如果狗对着路人狂吠,会被看作是狗主人的教育出了问题,这是非常丢面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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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现代物流;风险
中图分类号:F2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2
众所周知,物流“logistics”是当代最具影响力、关系到国际民生的产业,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经由日本引入现代物流概念以来,己有30多年时间,从我国物流总体发展水平来看,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国内企业亦在积极应对,一些大型物流企业开始通过招标竞争参与跨国公司在华的物流业务。同时部分企业开始寻求“走出去”的国际化发展途径,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增强了海外服务能力,加入到国际物流市场竞争行列。
一、现代物流风险
由于物流涉及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配送等多个环节,在不同的环节有着不同的风险特点,同时,基于物流公司业务范围的不同,其承担的责任范围及类型也不同。
1.与客户签订合同产生的责任风险
包括:(1)对货物损坏或灭失负赔偿责任的风险;(2)未按时交货的责任风险;(3)合同条款不合理的风险。就是说只要货物从发货人处接受直至交付给最终收货人,这期间无论是否属于物流商本身的责任,只要货物发生问题均由物流商承担责任。
2.与分包人的责任风险
包括:(1)分包人的信用风险;(2)与分包人的合同责任风险。物流合同是一个对多个的合同关系,而业务是一对一关系,物流商会根据情况将某些物流链分包给其他不同的个体完成,但对发货人来说每一个物流环节出现的任何问题都要由物流商负责。
3.与信息系统提供商所签合同的责任风险
现代物流是建立在信息化基础之上的,依赖于信息系统和网络技术的应用对物流实现动态管理,不但物流商需要它来掌握控制货物流向和处理状态,客户也需要它随时掌握货物动态,可以想象,如果信息系统中断或发生故障,信息一时无法提供或提供有误时物流商难逃其咎。如在信息系统中找不到某票货物,可能因为货物数据丢失,也可能因为数据录入错误导致错发错运,物流商须承担由于信息系统导致的对客户的赔偿责任。
二、现代物流风险对策
1.加强企业管理,树立风险意识
风险与机遇并存,企业风险不可避免,要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经济中站稳脚跟,企业就必须树立风险管理意识,加强内外部的制度管理。现代物流使社会物流与企业物流有机结合起来,从采购到生产再到销售,同时要经过包装、运输、仓储、装卸、加工配送等环节,每一个工作环节,都涉及到诸多复杂的关系,作为企业管理者,一定要树立风险意识,注意规避风险。
2.建立风险保障基金,用自留承担风险
国内一些大型物流企业,往往通过自留风险基金去承担风险,这种做法最大的弊端在于,首先,风险并没有得到转嫁;其次,影响企业资金的运营与流动,不利于企业的发展;第三,一旦发生重大损失对企业的打击巨大并且直接影响当年的经营数据。
3.购买保险
购买保险,将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将不定的风险可能,以固定的成本支出模式把经营中的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从而将物流企业和其服务的所有客户在经营过程中的风险降到最低。[1]
早先,我国保险公司为物流业提供的传统保险主要有货物运输险、财产险、公共责任险,这些险种都是针对物流过程中的单个环节或单一风险,物流企业需分别投保每段运输的货运险、每个仓库的仓储险、每个场所的公共责任险,投保手续繁杂不便操作,而且每个物流环节的保险保障难以做到无缝衔接,风险做不到完全转嫁,留下的“真空地段”只能由企业自己来承担。
三、物流责任险和货物运输险的区别及优点
1.物流责任险和货物运输险的区别
很多人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已投保了货物运输险为什么还要购买物流责任险?下面通过两险种的对比可了解它们的区别:
我国保险法第50条对责任保险的定义是“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物流责任险的被保险人是从事物流服务的第三方物流企业,这类企业需要在由其负责照管货物的时间和空间内承担货物的安全义务,当货物发生损坏而被保险人依法或依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时,物流责任保险将根据保单对被保险人进行补偿。物流责任险属于责任险范畴,由物流公司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保险标的是物流公司应承担的责任。
货运险属于最传统的运输险类,物流公司或货主为物流货物的货损货差投保货运险,保险标的是货物,保障的风险为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对被保险人的过失和发货人责任不予赔偿,由于承运人责任导致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赔付被保险人后可向承运人追偿。投保方式按每次运输详情逐笔投保,被保险人原则上是货主。
在物流体系中,多式联运仍是命脉及链条的主干之一,中国的物流其实质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多式联运的代名词[2]。事实上我国多数物流企业的业务范围仍然停留在传统货运业务上,以物流公司之名行货运之实。
2.投保物流责任险的优点
(1)发展我国物流产业的需要
我国目前物流业的发展水平比较低,其呈现的特点是成本高、效率低、传统流通方式比例大。目前,发达国家物流成本占GDP的9.5%-10%,一般商品物流费用占商品总成本的10%-32%,物流企业占物流市场份额的57%-80%,而我国分别为16.7%-20%、50%-60%和18%左右。[3]另据有关专家估算,我国仅汽车空驾率就高达37%,相当于150万辆载重汽车来回空跑。[4]我国政府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把物流列入了要大力发展的现代服务业。然而物流产业是高风险的产业,如何规避风险是物流行业发展的重要动因。因此,在加强物流产业建设的同时,亟需物流保险保驾护航。
(2)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我国物流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物流保险也相对落后,在物流业相对发达的欧美国家,物流保险已被广泛接受。然而在我国由于物流业起步较晚,所以物流保险还未被广泛接受和应用。因此,我国要想在短期内快速发展物流产业,及时赶上发达国家,和国际接轨,加快物流保险业的建设是物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3)开拓物流市场的需要
为维护物流公司良好的信誉,同时也是基于物流公司开发业务的需要,强烈需要物流责任险作为争揽货源的砝码。
四、有关物流责任险发展的建议
1.物流责任险市场空间广大
当前,国外的物流配送已经摒弃了从产地到销地的传统配送模式,基本形成了商品从产地到集散中心,从集散中心到达最终客户的现代模式。发达国家的配送机械化、自动化完全依赖先进的物流技术和计算机管理来实现。但是还处在起步阶段的国内物流业现代化程度还不高,在配送操作中计算机的应用程度较低,仅限于日常事物管理,对于物流中的许多重要决策问题仍处于半人工化决策状态,适应具体操作的物流信息系统的开发滞后。[5]
近年来我国的许多大中城市也开始兴建物流中心、配送中心,物流基础设施逐渐得到改善,截至2011年8月份,全国物流总额为1025688亿元,社会物流总费用为50451亿元,同比增长18.7%,。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为19054亿元,同比增长11.7%。随着近年来国外宏观经济的复苏,物流业已加快了发展步伐,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说明 了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步伐。同时一些大型跨国物流企业进驻中国市场后在经营模式上也对国内物流企业树立了行业示范作用。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信息化进程的提速,物流业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会逐渐改变,风险意识也会随之加强,国内物流责任险的市场需求是无限广阔的。
2.加强政府部门的支持力度
目前我国物流企业多数都还是在从事货运业务,局限在供应链功能的一小部分,信息化手段和管理水平都不高,要想实现物流业的跨越式发展必须依赖政府部门的辅佐和支持,建议主管部门应做以下一些事情:
(1)制定行业规范,使流程、质量标准化。
(2)上级管理部门需理顺管理权限,改变目前存在的交通部和商务部交叉管理的混乱局面,从而规范行业管理,建立刚性约束机制。建立质量跟踪和信用评级机制,提高准入门槛,严格审批、审查制度,对年审不合格者坚决取消执业资格。
(3)财政扶持。搭建全国性的网络平台。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加大对物流网络建设的投入,设立专项基金,并列入预算;对中小企业给予资金支持,优惠贷款条件,减免税收,协助企业建设基础设施,提高现代化程度,使每一个企业都能与信息平网,尽快实现整个物流链条的信息化管理。
3.建立健全法制环境
物流行业法律法规尚未健全,缺乏行业标准、操作规范。目前因无行业统一的法律可依,物流经营中出现问题只能适用区段专门法或一般性法律,如果某一环节无可引用的专门法,则只能依据一般法,如《合同法》、《民法通则》、而不同行业、不同运输方式都有相应的专门法律、法规,如《海商法》、《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管理规则》、《铁路货物运输规则》、等涉及联运、集装箱、铁路、公路、水路、港口、海运、航空、海关、、仓储、船舶、消防、危险品、保险、包装、信息等,此外还有规范各种运输方式的国际公约,如此众多的法律使得物流从事者无所适从,尤其经营服务范围广的物流合同只是简单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等真正事故出现的时候并不知道引用那条法律对自己有利,无法利用法律武器对自身进行有效的保护。因此物流法早日出台即成为众望所归。
4.加强物流保险现代化管理
现代物流是建立在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上的,货物的分拨、配送及动态跟踪都是依靠信息系统来完成的,物流的7RS功能没有互联网作依托根本无从谈起。基于此,应建立全国性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完善信息骨干网络建设,提高信息传递的实效性与准确性;提高企业内部信息化水平,增强对风险的快速反应及恢复能力。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物流企业要想健康良好的发展,必须要能够有效的把握风险,控制风险。那么能够顺应市场需求、适应不同物流市场参与者、个性与共性并存的物流责任保险将是现代物流企业控制风险的可靠保障。
参考文献:
[1][3][4]李学兰.中国现代物流法制环境建设[J].法学论坛,2004(02):55.
篇8
这些“人”凭什么虐杀动物?!我痛恨、痛斥所有那些虐杀动物的“人”,它们在干出这些罪恶的事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双手沾上了一个生命鲜活的鲜血吗?!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摧残一个美好的生命吗?!不觉得自己已经腐烂掉了吗?!不过我知道说这些也没用,对于这种心已经烂掉,脑子被腐蚀掉的“人”,摧残一个生命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怎么会听进去那些圣洁的骂他们的话呢?!这些“人”凭什么虐杀动物?!认为自己比别的生物高一等就可以这样做吗?那它们就堕落到了最最低等的一层,最最邪恶的一层。
一只小猫,一只小狗,他们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从宗教角度说,上帝创造了他们,就给予了他们活的权利。动物们、植物们都拥有生存的权利,只不过他们可能这生属于你,作为你的宠物或盆景,既然他决定一生依靠你,你就要对他负责。我曾经看到刘熠思和康康的文章里说到,一个宠物在你的生命里可能只占十几年的时间,可能对你来说在你的生命里只算是一道宏丽的光景,但是,你从这些动物们的角度去想,他托付给你的却是他的一生,他的一生里他的世界里大部分甚至整个都只是你。当他真的决定依靠你时,他会全心全意地与你相处,有一个生命如此依靠你你不感到欣慰甚至感到自豪吗?自己承担起了一个生命,难道不应该尽量对他好吗?却竟然去虐待他们,那当初为什么要去选择承担这个生命呢?为何要让他们承受痛苦?自己如果做不到好好地对待他们,就不要冒这个险,我想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生活在痛苦中,他们当初如果能选择且也知道挑选自己的这个主人会虐待自己的话,我想,他们大概会选择更漫长的等待,等待可以依靠一生的主人……
就算这个生命不属于你,但你和这个生命的偶遇也算是上天赐予的一种缘分,他能与你相遇,迷信一点说经过了多少轮回的回眸,结果他这世做了动物与你相遇。我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不属于你的生命和你相遇是美好的,那就应该善待他。但那些虐杀动物的“人”为何要迫害这份美好呢?!不管是野猫被虐待还是海豹被虐杀,这种事我们已经屡见不鲜。而那些自称为人的“人”虐待动物的招数还真的是数不胜数:把汽油浇到野猫身上然后引火点燃;活活剥了动物的皮。相信大家也都看到过这类的很多报道,我相信只要是有良知的人都能感觉到这其中的悲凉,也都会呼吁其他人善待动物,所以我在这里真诚地希望,人类不要再虐杀动物了,为何不好好对待这些身边可爱的小精灵呢?
篇9
关键词 次对,转对,听政,变迁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12-0033-07
当前唐宋史研究中信息通进问题受到重视,与学界关注较多的文书流通研究相比,讨论奏对这种君臣当面交流方式的成果还不多,笔者此前曾分别撰文对唐代次对制与北宋转对制进行了探讨。①这两种奏事制度在渊源上一脉相承,都是一定级别的官员借由某种朝会听政仪式,每回轮次几员面对或递呈奏章。可是名称与程式的差异还是反映了它们在性质、意义上的区别,具体来说,唐以来的次对是一必要行政环节,是皇帝解决现实需要的调整性办法,更多着眼于政情;宋代转对则是辅求言议政渠道,是士大夫追求理想目标的原则性设计,主要受政风影响。那么,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差异,它是如何形成的,原因何在?正如目前学界所批评的,对唐宋制度之不同不应满足于简单的类型比较,更要从变迁的具体过程来把握。由是之故,笔者试图考察中唐至五代时期转对制的前后衔接与微妙变化,在弄清制度发展全貌与时代互动细节基础上,发掘唐宋之间五代的价值、意义,从而为把握唐宋政治运行方式变迁提供有效观察视角。
次对这种新兴奏事制度的产生与唐代朝会形式变迁有关。②从安史之乱开始,原来的常参制遭到破坏,相对简易的延英殿听政兴起。③后者本来只是临时性召见宰臣议论政事,其举行场所仅为一偏殿,①但到唐德宗时期它已逐渐成为最为重要的决策会议,替代了以往常参听政在中央决策中的位子。可是,随着延英听政重要性的提升,其具体操作形式并未得到相应发展。当时主要参与者仍然是宰臣,其他官员的参与只能是临时召对与请对,这便引发了扩大皇帝听政接触面、协调政治参与权的要求。为了应对这一问题,贞元七年(791年)唐德宗下诏,“每御延英,令诸司官长二人奏本司事”,不久“又敕常参官,每一日二人引对,访以政事,谓之巡对”。②尽管上引文字没有出现“次对”字样,但一般还是认为这便是该制创立的标志,③因为唐顺宗朝李■奏罢常参官巡对时说:
准贞元七年敕常参官并令依次对者,伏以朝夕承命已有待制官两员足备顾问,今更置次对恐烦圣听,敕宜停。④
所谓“并令依次对”是指,常参官两人奏事是根据次对这种奏事方式设立的,而次对就应当是“诸司官长二人奏本司事”。当然, “次对”一词早已存在,如德宗即位之初曾对陆贽说:
朕嗣位,见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听,加质则穷,故顷不诏次对。⑤
这指的是召对臣僚或允许官员请对,⑥并非一种稳定的制度性规定。所以,只是在贞元七年诏书将这种奏事固定化,规定相应参与人员,作为一种奏事制度的“次对”才算真正建立。
对于学界聚讼纷纭的次对、巡对具体含义和两者关系,笔者此前曾指出,巡对仅指常参官引对,次对原意为奏对顺序上的依次而对,而非传统观点“亚次”某官。可是次对涵盖范围怎样,诸司长官奏事是否就是待制,则没能做出具体说明。为了讨论方便,先列学界主要观点如下:
如上表所见,学界能够达成共识的只有巡对,对次对、待制及两者关系的认识存在分歧,且都没作明确说明。实际上,中晚唐为时不短,各种制度随时而变,上表所列各家观点都较笼统,其正确性往往只局限于某一时段。
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待制奏事制。待制之名由来已久,待制奏事兴起时间却在唐德宗时期。唐前期待制主要指一些官员轮流担任皇帝顾问,⑦安史之乱后,由于听政与决策方式的转变,待制的功能定位也随之变化。大历十四年(779年),因战乱停废的“直日待制”制度得到恢复,“待制”职责定位仍是“以备顾问”。⑧建中二年(781年)唐德宗试图进一步改革此制,他希望在“中书门下两省,分置待制官三十员”。⑨这便将待制官变成常侍、谏议、补阙、拾遗一类专职官员,不再是部分官员的临时职责,或长期兼职。⑩由于这一举措将会带来官僚队伍的膨胀、增加财政压力,在臣僚反对下德宗放弃了这一念头。贞元元年(785年)八月,德宗令:
每日待制官各陈所见一条,仗下后封进,观古略兼补阙、拾遗,有足匡时,固宜无隐。如事烦细,非理道所切者,不须。①
这便将待制职责扩大到必须上章奏事,而非以往只是被动地作为皇帝咨询对象。此后这一规定被很好地继承下来,待制奏事一直都作为皇帝朝会听政的组成部分。②
将德宗时的待制奏事与前述诸司长官奏事相比较便可发现,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制度。首先,创立时间有先后之别,待制此时尚未被要求面对奏事,还不能算是“对”的一种。其次,待制官言谈内容被规定为“观古略兼补阙、拾遗”,这与诸司长官奏本司事并不一样。第三,唐顺宗停次对时不少人持次对与待制重复、“难议两置”的观点,③这说明两者虽功能相近却不是一回事。所以,德宗时期次对具体内容包括常规化的诸司长官奏本司事、常参官引对(即巡对)、临时性的皇帝召对以及官员请对,待制奏事并非次对一种。
在唐顺宗朝的短期停废之后,唐宪宗时期次对制经历了重建与动荡,“待制奏事”因改为面奏被整合到次对之中。元和元年(806年),根据御史中丞武元衡的奏请,宪宗令每坐日尚书省六品以上,诸司四品以上职事官,东宫师傅、宾詹及王傅等两人待制,延英候对。④松本保宣特别强调元和待制官是一个很敏锐地观察,与之前只是“六品清官”充任的待制官不同,它的参与范围较广。唐德宗初年恢复的是玄宗时“文官一品以下更直待制”的规定,此后待制充任范围缩小到“六品清官”的缘由,很可能与其功能相近的次对奏事建立有关。次对在顺宗朝由李■奏罢,唐宪宗为了更多的获取信息、接触群臣,一般臣僚想要参与政治,势必都不得不求助于尚存的待制制度。待制参与范围的重新扩大,实现形式由上章改成面对,都与这种现实政治需求息息相关。同时应注意到,新的规定完全依据次对模式制订,似可看成诸司长官奏本司事与常参官引对的结合,而这在待制制度变迁史上的意义不言而喻。同年九月,宪宗又规定中书、门下两省官“每坐日一人对”,⑤这样在待制奏事的基础上,官员中参与次对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
宪宗以后,虽因时局的变动,参与人员、举行形式或有改变,次对一直是朝会听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核心参与人员比较固定。概言之,次对从“对”的形式上说,是与宰相集体奏事不同的大臣依次而对,所有除宰相外的面对奏事都可称“次对”。在不同的朝会仪式参与次对的核心人群又有区别。朔望日入■仪中有待制与刑法官,该制后来只在月朔举行,参与人员又增加了谏官。⑥隔日举行的延英听政中是两省官与尚书省、寺、监官,后者参与权不太稳定。由此看来,松本保宣的次对见解就值得商榷。⑦因为充任待制官的人员时有变化,而中书、门下两省官“每坐日一人对”的规定执行初期或有动荡,此后却相当稳定,另外,“入■”时还有刑法官奏事。应该说是这三类人群共同构成了次对参与核心人员。
最后补充说明一下巡对与转对。巡对作为次对构成部分之一,不是与次对并列的概念,唐德宗之后也未再出现。至于转对,唐代已出现,《新唐书·郑畋传》提到,“故事两省转对延英”,⑧晚唐诗人郑谷有《忝官谏垣明日转对》一诗。⑨宋代对转对的解释是轮转而对,可见转对与次对一样都是就“对”的次序而言。但在唐代,两词不可等同,它们是从不同角度称谓同一制度。次对是就同一天在宰相外参与奏事的官员依次面奏而言。转对则指待制或两省官等奏事人群,在其系统内需要轮转于不同的日子奏事,比如郑谷作为谏官并不是每次举行次对时都能奏事,必须是所有谏官中轮转到他才可以。
五代政局长期动荡,朝会听政制难以正常运行。且不说中唐以来隔日视朝开延英规定,即便唐昭宗那种简省成每月一度入■,九开延英的听政模式都难以坚持。①后梁开平元年(907年)确立的听政常式是“每月初入■,望日延英听政”。②不过,后唐明宗扭转了这一局面,他尝试创立新的朝会形式。据《五代会要》所载:
后唐天成元年五月三日敕,今后宰臣文武百官除常朝外,每五日一度入内起居,其中书非时有急切公事,请开延英,不在此限。③
相对这条简略的记录,李琪请罢此制的奏章提供的信息更为丰富。④他猛烈地批评了新创的内殿起居制,认为其初衷虽有“切于百司各言于时政”的意愿,⑤但实际情况却是限于朝仪拘束,朝臣纵有公事要言也无法上陈,结果造成百司无由举职,两史无以记言。此外,李琪还在与入■仪、延英听政比较的基础上指出,起居制“外则因此废待制次对之官,内则无以分延英众人之别”。这种批评表明创建之初的起居制,仅仅是臣下对皇帝探视、问候的制度,⑥作为单纯仪式,并没有听政功能。这一点需要了解当时入■仪、延英听政才能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下面且分别予以讨论。
上文提到晚唐入■日先后有待制官及刑法官、谏官入对,这一制度大体为五代所继承。《五代会要》所记此制奏事程序是:朝参仪式完毕,然后依次是待制官入殿奏事、刑法官上殿奏事。⑦故“外则因此废待制次对之官”指入■应无疑问,称之为“外”,实因五代时入■改为出御前殿(正衙),与内朝举行的延英听政相对,而“废”字表明,因内殿起居,入■仪及其相关程序已不再举行。另就延英殿听政来说,《五代会要》的记录是,“延英毕,次两省官转对”,然后是“次对官御史中丞、三司使、京兆尹并各奏所司公事”,最后为合赴延英中谢官上殿。⑧与前面提到的唐代制度相比,变化主要在两省官转对之后的次对官一环。唐代参与此奏事环节的机构很多,各机构间是在不同日子轮流面奏,此时限定到三个具体部门,不存在各机构间的轮转。这比较接近宋代一般奏事流程,⑨都是几个重要部门享有每次朝会固定奏事权,反映了制度在运行中的调试与发展。
随着内殿起居的创立,固定开延英也被取消,只是在有“急切公务”时才临时举行。对于两者的优劣,李琪看法即“内则无以分延英众人之别”。延英听政是轮次入对,既有利于政务的保密,也明显区分了官员间的尊卑之别,而百官一同朝见且不奏事的起居制显然没有优势。对此李琪提出的建议是,每月朔望两次入■,每五日一开延英殿:
如陛下切于群臣所有敷陈,即乞因宰臣五日一度延英之际,班行内有要奏事者,临门状到,便许引入。
这一务实建议获得了中书门下的赞同,⑩入■、开延英制度的复兴似乎已无疑义。可是大臣在抱怨起居破坏行政运行的同时,忽略了其加强君臣间联系的“礼仪—象征”功能。而明宗则显然看重这一点,这甚至是他创立该制的重要缘由。面对内殿起居所得不胜所失,朝臣普遍支持罢废的情况,明宗选择折中了办法。他在强调“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数见群臣也,不可罢”的同时,允许“五日一度起居之际,班行内要奏事者便出班奏对”,?輥?輯?訛同时恢复了朔望入■之制。?輥?輰?訛不久在曹琛的建议下,明宗又作了进一步完善,朔望入■及五日内殿起居都要求三署、寺、监官轮次转对奏事。?輥?輱?訛这样起居制成为兼有朝仪、朝议两方面内容的完备朝会形式。?輥?輲?訛
从制度设计看,此时内殿起居囊括了朝会可能实现的所有功能,典礼、出班奏事、百官转对三大组成部分确保了这一点。可是制度设计的完美,在现实运作效果的反衬下却又虚弱、空洞。关于明宗时起居制中出班奏事与百官转对,特别是后者,能起到的积极效果,时人批评颇多。《册府元龟》记载说:
百官五日内殿起居,以所言事形于笺奏,录在笏记,明扬于殿庭,而素无文学及不闲理体者,其文句鄙陋,词繁理寡,敷奏之际,人皆窃笑,然以次第当言,无所辞避,而冗散之徒,或行路假手■,供职愁苦无■。①
天成二年(927年)右拾遗符蒙首议罢转对,他认为:“五日转对无献替之风,虚渎圣聪,请罢之。”②不久中书舍人封翘也提出:
切见五日转对于事太繁,所见或有短长,不当空烦圣览,请此后只于入阁(■)者,依刑法、待制官例次对。③
当年七月,明宗罢五日起居,只要求每月朔望入■。符、封二人及《册府元龟》言论表明问题主要出在转对奏事,④明宗为何要将整个起居制废除?这可能与明宗即位之初希望“数见群臣”加强联系、巩固自身权位的目的已经达到,百官转对运行尴尬,恢复入■在一定程度保证了君臣相见次数等因素有关。长兴二年(931年)明宗下诏:
文武百官五日内殿起居仍旧,其轮次转对宜停,若有封事,许非时上表。朔望入■,待制候对,一依旧制。⑤
这里明宗虽然没有恢复转对,许非时上表及入■待制候对两项措施从用意上与转对一致。可见,中唐以后的封闭政治结构,始终需要加强皇帝与庶臣联系,保证他们一定的政治参与权,同时也增加皇帝的信息渠道。
到后唐末帝时,因为延英殿制度的停废,五日起居势必要承担更重要的角色,于是出班奏事得到恢复。此时奏事效果还是难如人意,末帝向宰臣卢文纪等人抱怨,“每一相见,除承奉外,略无社稷大计一言相救”。卢对此的答复是:军戎、钱谷皆非职分,“苟陈异见,即类侵官”,虽然于起居之时“略获对扬,兼承顾问”,但面对“卫士周环于阶陛,庶臣罗列于殿庭,四面聚观,十手所指”的状况,也难以敷陈。他建议:
臣窃奉本朝政事,肃宗初平寇难……每正衙奏事,则泛咨访于群臣;及便殿询谋,则独对扬于四辅。自上元年后,于长安东内置延英殿,宰臣如有奏议,圣旨或有特宣,皆于前一日上闻。对御之时,礻氏奉冕旒,旁无侍卫。献可替否,得曲尽于讨论,舍短从长,故无虞于漏泄。……伏望圣慈,俯循故事,或有事关军国,谋系否臧,未果决于圣怀,要询访于臣辈,则请依延英故事,前一日传宣。或臣等有所听闻,切关利害,难形文字,须面敷扬,臣等亦依故事,前一日请开延英。⑥
自中唐以来,奏对逐渐由公开场合走向私密空间,限制政治信息流布、注重保密性成为重要原则。到五代时这已成为“旧制”被君臣所推重,明宗无意识地将部分奏对公开化,本已显露弊端,现在卢文纪等人据此要求重兴延英殿制度,要将听政由正式场合改成内廷便殿。⑦可是作为“先皇垂范”的五日起居,末帝并不愿轻易放弃,他坚持认为:
旧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独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应严密,不以其日,或异日听于■门奏■子,当尽屏侍臣于便殿相待,何必袭延英之名也。①
正是由于末帝的坚持,五日起居最终取代了延英听政之制,尽管与其类似的御便殿召议重臣制度还存在,但已退出政治结构和决策过程中心位子。这是中唐以来听政奏事制度的一大转变,起居与常参替代了其功能,皇帝听政空间完成了向正式场合回归。然而,这种空间意义转换,并不意味着行政公开性提升,“俟百僚之俱退,召四辅以独升”,显示了对保密性的重视,政治空间封闭性并未改变。②于是,让一般朝臣参与其中的奏对形式仍有存在的必要,入■次对被保留下来,参加者还是晚唐规定的待制官与刑法官。③
内殿起居转对复行是在后晋天福七年(942年),该年三月石敬瑭下诏:
今后百官,每五日一度内殿起居日,轮差两员官具所见,实封以闻。④
这个规定很值得玩味,当庭面对既然难以施行,因噎废食限制一般臣僚与皇帝交流亦非良策,采取上封章办法确为不错解决方案。但不久石敬瑭便身患重病难于视朝,五日起居已改成“宰臣一员压百官班”,转对上封章在仪制上也稍有变化,要求“其转对官两员封付■门使引进,本官随百僚退,不用别出谢恩”。⑤
后汉承袭了起居转对制,但因给事中陶■的奏请,乾■三年(950年)该制被废止。在陶■看来:
五日上章,曾非旧制,百官叙对,且异昌言。徒■天聪,无益时政,欲乞停转对。在朝群臣有所闻见,即许不时诣阙闻奏。⑥
可见转对言事质量,并非有改行封章这样形式上的变化所能扭转,而有所见可非时上奏的规定,也未让百官完全失去言事权力。陶■的主张能被采纳并写入本传,可知时人对此多持赞赏态度,《册府元龟》就说,转对行,“时议者以为不便,后竟罢之,始知李琪所奏,深达治体矣”。⑦
数月之后,后周太祖即位,他以允许群臣有所见非时上章的方法表明自己欲开言路。当时诏书对转对的态度是:
如闻累朝旧制,咸令转对上书,百辟相循五日为准,然或权臣惜短,时主多猜,不敢深切为言,恐以伤触获戾,至有搜罗鄙事,蔓延虚辞,徒牵率以为劳,于裨补而何取?⑧
在转对上书与非时上封事间选择后者,反映了两者在当时的效果差异,尽管周太祖承认转对的确是一项旧制,然而在其完全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没有理由坚持。不过这两种举措具有塑造帝王虚怀听纳形象、确保普通臣僚参与核心政治、扩充皇帝信息渠道等一系列功能,是当时政治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政治结构没有发生变化,执政君臣就必须对其加以利用。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后周世宗对入■制进行了部分改革。显德四年(957年)世宗下诏:
今后每遇入■,其待制官、候对官及文武臣寮非时所上章疏,并须直书其事,……其待制候对官,今后于文班内轮次充,不在只取刑法官。⑨
于是“入■”这一政治空间,更大程度地向臣僚开放了。
上文梳理了唐代次对、巡对、转对的关系,对转对在五代的变迁作了历史性考察,下面拟就五代转对特点作进一步发掘。
首先,转对这一名称使用更为广泛,逐渐替代次对一词。⑩其原因可能是入■与延英举行太少,比较频繁的内殿起居奏事不存在太多班次,加之有资格参与官员多,轮转时间长,奏事者关注点从奏事当日班次的“依次”转到奏事日期的“轮转”,故称为转对,并逐渐运用到代称入■次对。
至于这种变化的具体内容,从形式上看,五代转对与唐代相比在“场合”上已有很大不同,入■转对虽然仍被执行,转对主要举行空间却由延英殿改为内朝正殿,所依附仪式也从延英听成内殿起居。与此同时,转对参加范围被固定在一个较大范围,于是,对单个官员而言,奏事权力被稀释,对转对制度而言,重要性在下降,容易成为简单的求言途径,而这正是北宋对转对制的一贯定位。
再就内涵上说,与单纯的听政形式开延英不同,内殿起居仪式特征更为突出。于是,依附其间的转对也与唐代产生了距离。唐代最初创立的次对中议政、批评式的巡对部分很快被取消,次对长期以沟通、商议的性质存在。随着晚唐听政制度的衰败,五代转对其实是“添注涂改”式的重建,虽袭转对之名,形式上也算接近,视其为一新制度也未为不可。它从设立之初就是为了加强君臣联系,被当做一种求言方式、朝政点缀来加以运用,并不存在唐代那种强调皇帝听政接触面,分配政治参与权的要求,其作为行政必要流程特征也大为削弱,所以其实现方式易于从“面对”变成“上章”,并与“封章言事”发挥相似的功能。
下窥宋代,上述这些特征在宋初多被继承延续。在庆历政风变革以后,因士大夫参政热情提高,能够与皇帝当面接触、畅所欲言的转对言事制度越来越受到重视,士大夫希望它可以转化为一种稳定的议政权力,使自己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显然,没有五代转对的意义与形式变化,唐代那种只能谈论本司公事,作为行政流程的次对制,实在难以满足宋人“思出其位”、热议时政的要求,更不要说承载帝王广听、公议得进等愿望了。
【作者简介】陈晔,男,1984年生,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史。
A Study on Ci-dui and Zhuan-dui System from Middle Tang Dynasty
to the Norm of Daily Life in Five Dynasties
Abstract: The source of Zhuan-dui system could be traced to the metaphase of Tang Dynasties, which was important component in hold court of Yan-ying and Ru-ge of emperors. Five Dynasties period was troubled times, and the meeting of hold court was damaged. Mingzong of Late Tang Dynasty set up the norm of daily life in adytum to call in ministers. But norm of daily life did not relate to administration, Zhuan-dui must request Politically-Criticizing, so communicates face-to-
篇10
作者:胡江平 陈勇建 刘超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武汉体育学院
一处就是周密在《武林旧事》记载中“瓦子勾栏”共有23处[9],本论者根据有关记载可能周密记载比较准确。瓦舍在两宋时期的繁荣昌盛绝非偶然,它是当时商业和休闲娱乐业兴旺发达的时代产物。由于宋朝工商业的繁荣和经济发展,因此人民的娱乐闲暇时间比以往逐步增多。与之相应娱乐场所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成为市民休闲娱的社会生活的中心。因此,一种大众休闲娱乐演出的场所——瓦舍,便迅速发展和壮大起来。
改变武术表演的场所当时市民在瓦舍里进行多种类型的演出,日夜不断,非常的热闹每个大型的瓦舍都是一个综合性的休闲娱乐文化场所,是市民休闲文化娱乐生活的中心,各种组织和团体在瓦舍里进行多种类型的演出,日夜不断,非常的热闹。在瓦子中,由不同的艺人用栏杆等物分隔而成的一些小的演出场所,称之为勾栏,又作勾阑、钩栏,是指曲折弯曲的栏杆,“勾”有曲折、勾连之意。勾栏中设有戏台、戏房(后台)、腰棚(观众席)。勾栏中戏台相当我们现代的舞台,戏台的出现会提高观众的视觉效果和环境氛围。然而,表演者也会受到戏台大小的限制。瓦舍出现之前,街头卖艺的武师们,一般都是就地表演武术,对于场地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不会考虑场地的大小,更用考虑是否偏台。瓦舍的形成却发改变武术表演的场所,武术表演者不得不受到场地的限制,因此无论是个人演练,还是集体演练,对练在编排上都必须考虑场地大小的因素,改变原来的技术风格。然而,凡事总是一分为二的,表演者受到戏台限制的同时,瓦舍却为武术表演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表演平台和环境氛围。原先在街头以卖艺为生的武师们可以去瓦舍这个固定的休闲娱乐场所表演,带来固定的经济来源。增加观赏武术的群体《东京梦华录•卷二》里记载北宋京都开封“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多座”。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此可以说明勾栏之多、瓦舍之繁华。而瓦舍的形成主要从以下两面方影响武术观赏者:瓦舍的形成增加了武术观赏者随着宋朝经济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在宋代都市中“,瓦舍”之类的娱乐场所相当盛行,大型的瓦子可容数千人。一些从事专门武术的艺人在瓦舍中表演“使棒”、“舞斫刀”、“舞蛮牌”、“舞剑”、“射弓”、“射弩”等,这些表演精彩无比,惊人、奇妙、刺激,紧扣观众心弦,观赏者的眼球无不被这些武术表演深深的吸引住。大型的瓦子可容数千人,武术艺人在可容数千人的瓦子表演武术,是对武术的一次很好的宣传,对民间武术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与街头买艺相比,瓦舍的形成使武术表演者拥有了更多的观众。瓦舍的形成增加观赏武术的群体一直以来,体育活动一直都是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及富有的大商豪们娱乐消遣的工具,但由于瓦舍是一个综合性的休闲体育娱乐场所,是市民休闲娱乐生活的中心,不限制于家庭出生背景,无论是有士大夫、达官贵员、侠士、还是地痞流氓、普通农民,只要买票就可以前去观赏武术表演等节目。
因此,宋代体育活动不再囿禁于皇室、官僚、军队与贵族豪门,而是通过瓦舍这个表演平台逐步走进了广大的人民的生活中。武术表演也因如此,得到更多人的观赏和喜爱。因此瓦舍的形成增加了观赏武术的群体,为武术发展带来了更多的爱好者。增加武术娱乐的功能武术源于古代人们的生产、生活,是古代人类早期与大自然的生存斗争中自觉或不自觉掌握的一些防卫和攻击技能。然而,为了满足大众娱乐的需要,宋代瓦舍中的表演活动主要表现为社会娱乐性,因此武术的表演色彩加浓,技击性相对减弱,使武术形成了多样化、大众化、娱乐化等特点。军事武艺注重的是一招致命,讲究的是在最短的时间将敌人杀死,而民间武师们比武时,同样也追求在最短的时间将对手制服。在瓦舍表演武术,不论是单练,对练,集体演练,还是表演“使棒”、“舞斫刀”、“舞蛮牌”、“舞剑”、“射弓”、“射弩”等都要注重观赏性,必然使武术的技击性在一定程度会得到相适的削弱,从而使得带有表演性的动作组合和武术套路相应产生。据《梦粱录•卷二十》中记载“:先以女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其中“女”,指的是女艺人“;对”指的是一对一“;套子”就是动作组合。据史料证明,武术的套路组合也是从宋代开始出现的。因此,瓦舍的形成使武术增加了更多的娱乐功能,从而弱化了武术部分的搏击技能,使武术慢慢的偏离了以前的格斗本质,使宋代武术形成了多样化、大众化、娱乐化等特点。促进武术组织的发展瓦舍表演是名目繁多的杂乐百戏,满足了市民日常生活和节日休闲时出游观赏的需求。同时,在瓦舍中出现大量的武术专业表演人员,他们以卖艺为生,成为瓦舍表演活动中的一支主力军。正是由于宋代瓦舍中出现大批的武术表演专业人员,因此带有武术性组织———“社”就在宋代社会应运而生。如以“弓、弩”为主的“踏弩社”这是当时人数最多的社,还有打拳使棒的“英略社、“锦标社”等[4]。宋代瓦舍的兴起,为体育表演和体育观赏活动的发展提供了良好表演场所和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标志着我国古代休闲体育娱乐性活动迈进了一个新的里程,不仅促进了民间武术组织的发展,还对我国民间武术的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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