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小传范文
时间:2023-03-23 00:59:1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母亲小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世界上有很多职业,每个人都充当着不同的职业,不管哪个职业似乎都得心应手,但是只有母亲这个职业没人做得好。
先讲一个小故事:1971年2月28日晚9点左右在八道沟妇产科出生了一名女婴。她好像命中注定充满着淡淡悲哀。
首先,由于她母亲之前吃了某种刺激性药物导致她才五斤二两。耳朵眼睛都小小的,整个一个精致的娃娃,这样过下去也好。可是在三年后,她又有了弟弟,不管这个社会已经有多么开放,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是让她赶上了。她母亲为了照顾弟弟就将她送往大姨家、二姨家,反反复复。虽然过早的体会不到母爱,但她常常说捡到的两个母爱比亲的还亲。或许是上天的一种补偿,她父亲是当兵的,副参谋长,长期到处逛,总会带上她,因此浏览了很多名胜。她学习很好,理科很强,老师很看好她。但命运又来了,高考失利,仅仅是个丹大。
然后,在16岁那年,她父亲因喝酒喝多了而去世。
最后,因为自卑自己的学历,找了一个家远在黑龙江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贫穷小子。之后闪电式的在一年中谈恋爱、结婚、生子。现在她成为了一名母亲,我的母亲。
篇2
大家中午好!
甲:迎着五月的微风,母亲节的前夕,红领巾广播站又和大家见面了。
乙:今天大家也许发觉我们的开头语有点特殊吧!
甲:没有啊!我一点也没感觉到。
乙:特殊就特殊在“母亲节的前夕”这句话。
甲:哦,我明白了5月13日是我们母亲的节日---母亲节。
乙:是啊,再过1天就是母亲节了。世界上最无私、最伟大的爱就是母爱。平日里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关心和问候,甚至有时在自己心情不好时,冲着妈妈发脾气,可她们从没有过怨言,相反还会安慰你,鼓励你。
甲:是母亲给了我们温情和呵护,是母亲给了我们伟大无私的爱,是母亲教给了我们做人的道理。但是,我们的成长却见证着母亲青春的流逝,母亲的光阴犹如渐行渐短的影子映衬着我们的未来,当我们拥抱辉煌的时候,母亲却在积累沧桑。然而我们这一辈子永远也走不出母亲那一双饱含深情的眼睛。
甲:相信同学们现在都知道母亲节的由来吧!让我们把自己的祝福献给母亲,让全世界的人都感到母爱和这与生俱来的感情吧。
乙:五月,阳光和煦,空气中飘溢着康乃馨的香气,那是温馨的母亲节轻轻地向我们走来。
甲:有一种亲情叫感动,有一种爱流淌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有一种情感抚慰着我们心灵,一直伴着我们走向成熟的浓重。那份亲情,那份爱,那份感情,汇聚成一泓最美的伴着我们成长的湖水。
乙:让我们把自己的祝福献给母亲,让全世界的人都感到母爱和这与生俱来的感情吧。
甲:对啊,世界上最无私的爱莫过于母爱。让我们把想对母亲说的话在母亲节那天说出来吧!向妈妈道一声温馨的祝福。对妈妈说一声:妈妈!您辛苦了!送给妈妈一份自制的节日小礼物。为妈妈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家务。为妈妈洗脚。
乙:你还记得正在家中惦念我们的母亲么?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江春晖。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个拥抱……微乎其微的一件小事,对于母亲却是最甜美的甘露,因为母亲无私的付出仅是为了儿女的幸福。下面,请听《感恩的心》
甲:最后祝天底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篇3
在现代化、全球化语境中,伴随着对现代性与文化同质化的质疑、辩驳,边缘、差异、多样性等话语进入了艺术学的理论场域。民间艺术作为庙堂艺术、学院艺术、博物馆艺术的对立面,其边缘地位与异质性现在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文化身份,产生了新的文化功能,成为一种时尚的话语资源,一时间争相言说,众声喧哗。然而,由于荣宠来得太快,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尚未来得及清理与深入探讨,譬如民间艺术究竟有何异质性,其异质性发生根据何在,在美学上有何特殊表现,等等。本文拟对民间艺术美学的三个核心范畴――民间性、生活性、艺术性进行初步探讨,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一、民间艺术的民间性
S.拉什认为,人类文化经历了一个不断分化、自主化的历史过程。“在未开化社会,文化和社会尚未分化,宗教及其仪式的的确确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神圣是内在于世俗之中的。就艺术而言,在原始社会中,不仅各种艺术形态具有高度整一性,而且艺术活动融入在社会生活之中,歌舞与戏剧都是巫术、宗教庆典的组成部分,阿尔塔米拉洞穴里的绘画、金字塔、帕特农神庙等,并非为了审美的目的,而是与神灵沟通的一种手段。在较为复杂的文明社会中,文化不仅从社会生活中独立出来,而且自身也发生了分化。随着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出现了专业从事文化生产的群体,从而产生了一种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具有封闭的生产与传播系统的文化形态。由于这种文化形态只在少数人之中传播,社会大众被排除在这一系统之外,这样,少数人的文化与社会大众的文化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对此,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其《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创造性地发明了大传统与小传统两个概念。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它是南学者、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reflective)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 culture);而相对的,‘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peasant)或俗民(folk)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如果说文化大传统产生了庙堂艺术、学院艺术、博物馆艺术,那么,文化小传统则是民间艺术生长的土壤,是民间艺术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壁龛。
与大传统相比,小传统是一种“没有历史的文化”,它似乎有一种特别顽强的力量,坚守在“过去”之中。S.拉什说:“现代化导致文化与社会的分化,导致世界上各种宗教中神圣的东西与世俗的东西的分化。”但在小传统内,这样的分化并未发生,文化仍然主要表现为民间信仰与相应的民俗活动,作为相对自足的系统,保持着系统内文化生态的平衡。小传统的未分化性对于民间艺术存在与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民间艺术处于审美自律的历史叙事之外,它只能生存于特定的文化生态壁龛中,与民间信仰、民俗活动等文化形态保持共生关系。“在民间的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生子祝寿、迎神赛会等活动中,民间艺术创作也最为活跃。如中国春节前后用年画、剪纸、春联装饰环境,为孩子赶制服装,社火花会的戏具,庆贺元宵节的花灯纸扎;端午节悬挂的天师符,钟馗像、五毒服装饰件及龙舟彩船;中元节的荷花灯、中秋节的月饼花模、泥塑兔儿爷;结婚用的嫁衣、喜花、喜帐;祝贺幼儿百天和生日用的虎头帽、虎头鞋、长命锁、长命衣。”在现代化、城市化背景下,小传统坚守的地方民间艺术生存状况也相对较好。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地方逐渐恢复了传统庙会,学者们考察时意外地发现,“庙会期间整个村子甚至邻近村落都笼罩在一片热闹气氛中,有舞龙、耍狮、唱戏、扭秧歌等各种活动”。2012年12月,笔者对江苏地区的民间艺术传承状况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发现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地区,传承情况较好的民间艺术仍然深深地扎根于民间信仰与民俗活动之中。比如洪泽湖的渔鼓舞,之所以得以活态传承下来,并非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的结果,而是当地渔民仍然深信这种巫舞能够感动鱼大王,保佑渔民出航安全。与此相反,那些小传统破坏严重的地区,即使将民间艺术作为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大力保护,其效果仍然不尽如人意。以江苏省连云港市的南辰跑马灯为例,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连一场完整的演出也很难组织起来,因为农民觉得过年时举办这些传统的文化活动已经过时、没意思了。事实上,这些民间艺术一旦脱离小传统,仅仅作为审美的对象,的确没什么吸引力,因为它的文化功能是一种依托于小传统的结构性的功能,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它的意义才能充分彰显,意义的接受者才能心领神会。比如剪纸艺术,如果你不知道那是窗花、墙画,还是顶棚花,不知道是喜花、礼花,还是供花,不知道是在过年时张贴,还是在结婚时张贴,贴在什么位置,张贴时有何仪式方面的讲究,仅仅作为一份工艺美术品来看待,你是很难真正理解它的意义的。
民间艺术作为集体生活与集体意识的表征,其民间性其实就是文化小传统的烙印。它不追求分化、独立,混杂于百姓日用之中;它不以审美自律为鹄的,依存于民间信仰与民俗活动之中;它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从未脱离民众。民间艺术的民间性将其与艺术家的艺术区隔开来,尽管从来不乏伟大的创造性,却从不标榜创造性;尽管从来不乏一流的大师,如瞎子阿炳,却从没有人以大师自居;即使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也很少有人将其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当然,这并不是说民间艺术与艺术家的艺术,或者说与精英艺术之间壁垒森严,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事实上,《诗经》中既有雅、颂,也有国风。京剧发端于民间,也会得到朝廷捧场。问题的关键在于,民间艺术一旦脱离小传统,它的文化功能与意义就会蜕变,或者说民间艺术就丧失了民间性。难以称其为民间艺术了。
雷德菲尔德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小传统总是弱势的、被动的,随着文明的发展,小传统迟早会消失。这也就意味着,民间艺术迟早会丧失民间性。如果我们认为小传统意味着愚昧、落后,那么,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消灭小传统似乎指日可待。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些传统提供了生活、求知和行为的其他可供选择的方式。因为它们的消失,世界会变得更加贫乏。”如果我们承认小传统意味着人类的某种本能需要,它不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是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形态,那么,我们也许应该积极地探索小传统与大传统之间的良性互动,建构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现代性模式。
二、民间艺术的生活性
民间性规定了民间艺术的本质,决定了民间艺术不能脱离小传统。就其文化功能而言,民间艺术的突出特征在于生活性。如果说艺术家的艺术是博物馆的艺术,“仅仅是美的艺术的一个标本”,那么,民间艺术则是日常生活的艺术,不仅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而且总是为了日常生活。一方面,民间艺术与日常生活总是亲密无间的,各种形态的民间艺术品在日常生活或节庆中往往有着直接的实用目的,对于民间艺术家而言,其艺术活动同时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谋生手段;另一方面,民间艺术的主题与日常生活之间往往有着直接相关性。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可以通过某种形式具有美学价值”,不论这些形式多么简单,只要人们可以根据形式的完美性来对其进行评判,就可以称之为艺术。这也就是说,不管是剪纸、说唱、歌舞、杂技,还是打铁、弹棉花、做鞋、酿酒、建房子,只要能在形式上打动人,就是艺术。例如,我国北方地区有一种蒸馒头的工艺,叫面塑,或面花,也有人称之为礼馍,其中有一种是专为儿童做的,有着各种动物形态的造型,如兔子、青蛙、小鱼、小狗等,小孩子玩一会儿才会把它吃掉。“我们中很少有人把它看成是艺术,在当地人看来,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他生活中的东西,这个东西转瞬即逝,它很快就被消费掉了,它无法作为艺术品留存下来。但是,如果你亲临其境,亲眼看到那些美丽、可爱的造型,你就不得不承认它也是一种民间的草根艺术。”在前工业社会中,由于手工劳动的普遍性,几乎一切做工精良的手工制品都具有审美价值,留存至今的一些手工制品,往往会被视作纯粹的艺术品而收藏,但是,审美性一般来说是这些制品的次生功能,其首要功能却在于实用性,即使是美轮美奂的云锦织品,也是直接服务于日常生活需要的。正如罗伯特?莱顿所言,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倾向于将真正的艺术看做普通人消费不起的奢侈品,但是在小规模社会,可以在很多日常生活场景中发现艺术物品。这样一来,这种社会中的艺术家首先是一名匠人,他所制造的东西,整体看来,最终都是为了使用的目的。尽管它们给人们带来愉悦的感受,但是它们在家庭和社区生活中也有实用的意义。哪怕是歌曲,也有社会功能。”恰恰是社会功利性,而不是无功利的审美促进了民间艺术的繁荣、发展,这一点从民间艺术的创作主体方面来看尤为显著。
康德认为,审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以此论之,艺术家似乎应该定居在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之中。但是,民间艺术家却是在日常生活的辛劳中创造了他们的艺术。不管是捏泥人、面人,制作年画,还是在勾栏、瓦肆说书,在街头卖艺,其首要目的都不是为了艺术本身,而是为了糊口、生存。需求是生产的动力,这条经济学原理似乎也适用于艺术学,民间艺术在经济层面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是其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农业社会中,由于工作机会比较匮乏,从事手工制作、演艺活动可以谋生,所以从业人员甚多,宋元以来,出现了各类民间演艺行当。《水浒传》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误失小衙内》中写道:“在勾栏里……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或是戏舞,或是吹弹,或是歌唱,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南此可见民间艺术曾是何等繁荣,何等受欢迎!而在现代社会中,以技艺谋生的民间艺人越来越少,曾经给人们带来无限欢乐的各种民间艺术面临着灭失的危险。即使采用了各种保护措施,也不过是“临终关怀”,此间关键原因就在于民间艺术在现代社会中逐渐丧失了它的生活实用功能,失去了与日常生活的亲密联系。
与精英艺术不同,民间艺术从不表达富有个性的审美理想与价值理念,而是与大众共享同一种审美理想与价值理念,而且,这种审美理想与价值理念总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中国的民间艺术的主题“都是祈求丰收、健康、多子、夫妻和谐、家庭和睦、儿童幸福成长、老人健康长寿,对死者也像对生者一样地祝愿他在另一个世界幸福安乐。在这一主题贯穿下,民艺积淀形成了一系列成语、意象、纹样程式,都与生命、欢喜、圆满、幸福、长寿的内蕴和外形有关。如长命锁,百家衣,双喜、福、寿等字形,团花、富贵不断头、如意、生生不息纹样等等。”这既是民间艺术的生活性的突出表现,也是其民间性的直接表现。在小传统中,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等与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物质的因素总是第一位的。巴赫金发现,西方民间文化甚至“把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总而言之,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劳作的农民与手工业者是不会像哲学家一样地沉思的,他的精神性的、理想性的追求从不高于他的日常生活,物质的、精神的追求都汇聚于对日常生活的祝愿之中。因此,民间艺术不管是主题,还是形式,都洋溢着生活的气息,都是丰满的,喜庆的。
民间艺术的生活性意味着它总是在具体的时空中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它往往根植于小规模的社群,它的创造者甚至熟悉社群中每个人,知道每一件作品的功能与使用情况。比如,张姓的木匠为李姓的村民打了一张床,肯定知道这张床是结婚用的,他会自然而然地赋予其诸多喜庆的元素,若干年后,他往往有机会再次见到这张床,还会为此喜不自禁、津津乐道。相应地,只有在具体的时空中,民间艺术的意义的接受与诠释才最为完满。比如“游子身上衣”,只有从母亲手中接过,知道她是如何一针一线制作出来的,才能体会到“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深沉情感,这与从市场上买得,其意义是大不相同的。在现代社会中,民间艺术的去地域性往往使其丧失了生活性,失去了民间艺术的本真性。收音机里的说书、电视机里的相声表演与在街头、茶馆所见相比,其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在一次调研中,一位基层文化工作者对我说,在电视机里看到农民的跑驴表演,觉得非常土气,甚至有点滑稽,难以看下去,但是,到村里看他们表演时,那种热闹、欢腾的景象让人由衷地欢乐,浑身上下都想动起来。对于现代化进程中民间艺术的“空间的虚化”现象及其后果,杜威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由于经济体系的原因,贸易与人口的流动性削弱或摧毁了艺术作品与这些艺术作品曾经是其自然表现的地方特性(genius loci)。由于艺术品在失去了它们的本土地位之时,取得了一种新的地位,即成为仅仅是美的艺术的一个标本,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目前,民间艺术去地域性带来意义方面的变化,已经引起了人类学家、艺术学家的广泛关注。
三、民间艺术的艺术性
民间艺术作为一种艺术,无疑应该注重艺术性的,但是,南于它的第一要义是生活性,这似乎制约了它的艺术性主张。另一方面,它的民间性不仅排斥创新精神,还往往对精神性的需求予以“降格”,将其贬低到物质层面,这使得民间艺术在境界上似乎永远要比精英艺术低一层次。事实上,民间艺术并未因为它的实用功能而降低艺术性要求,这只需看一看徽派的民居建筑,打量一下做工极其精致的明清家具,了解一下云锦、蓝印花布,读一读张岱的《柳敬亭说书》、刘鹗的《明湖居听书》,就明白日常需要与审美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杜威早就指出:“一个钓鱼者可以吃掉他的捕获物,却并不因此失去他在抛竿取乐时的审美满足。正是这种在制作或感知时所体验到的生活的完满程度,形成了是否是美的艺术的区分。是否此制品,如碗、地毯、长袍和武器等,被付诸实用,从内在的角度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剑桥学派开创者简?艾伦?哈里森在深入考察艺术起源之后也提出:“假如一个艺术家一门心思以美为鹄的,他反倒通常会与美失之交臂。”就像一个人出去打猎,如果心无旁骛,一心追逐猎物,就会大获而归,一天都充满,如果一心想着,则可能一无所获,也没有。当然,南于民间艺人迫于生计,往往很难有充裕的时间琢磨他的艺术,所以,这就难免给人造成“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的印象。与精英艺术相比,民间艺术确实不那么空灵、有韵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艺术境界就低。比如,当昆曲已经成为一种在精英群体中广为流行的高雅艺术时,国学大师焦循却觉得地方戏曲比文人创作的昆曲有意思,他在《花部农谭》序言中写道:“梨同共尚吴音。花部者,其曲文俚质,共称为乱弹者也,乃余独好之。”以至于“每携老妇、幼孙,乘驾小舟,沿湖观阅。”民间艺术能让一代国学大师“好之”,自然有其独到之处。
首先,民间艺术虽然俚俗,但是却真诚而热烈,尤其是民歌与地方戏曲。对于民歌与地方戏曲的真挚性,明代的文人就已经认识到了。李开先说:“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又引何大复的话说:“时调中状元也。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自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冯梦龙也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民歌的“真”来自真情实感,是“途号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它的内容与情感表现都是基于日常生活,其文化乃至情感体验有着高度共享性,所以能“一唱而群和”。这也就是说,民间艺术的生活性是其美学上“真”的前提,一旦脱离特定的生活区域、社群,就可能丧失其美学上的“真”。冯梦龙收集了千余首明代的民歌,朱载?在其《灵星小舞谱》中记载了其中部分民歌的乐谱,今人却很难唱出其民歌的味来,就是因为失去了特定的生活空间。民歌不仅真诚,而且情感表现极其浓郁、热烈。陕北民歌唱到:“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着还想你”。如此炽热的情感表现岂是受过大传统规训过的文人所能表达出来的!文化的小传统,即民间性赋予了民间艺术独特的表现方式与审美形态。在小传统中,审美理想是热烈,而不是中庸;是强烈对比,而不是和谐。看一看秧歌小场中的各种人物,推车的老汉、耳朵上挂着一长串红辣椒的媒婆、大头和尚、脸上写着“此地不可小便”的丑角,几乎把夸张、对比的手法用到了极致,让人一想到就忍俊不禁。不妨再听一听民间谚语,如“男要俏一身皂,女要俏一身孝”、“红配绿(方言念‘录’),看不足。”大红大绿多么俗气,但在特定的生活场景中,如民间的节日、婚礼中,只有这大红大绿才能表现民间美学对热烈的追求。
不仅民歌、曲艺表演等民间艺术中饱含着真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有民间生活用具中都包含着特殊的情感性因素。“外婆给外孙做的虎头帽、虎头鞋,倾尽了老人对后辈的疼爱和祝福;母亲给孩子做的五毒兜肚,如祈福避邪的画符,是要靠它来保护孩子的平安的;妻子给丈夫做的荷包,姑娘给情郎做的鞋垫,一针针一线线都是倾吐真情的‘文字’,它们组合的图案花纹,是比文字更为真挚的情诗。”其实,就是最为普通的生活用具,如一条小板凳,不管是在制作过程中还是在使用过程中,都是带有情感因素的。时过境迁,这些生活用具可能因为它的审美形态与精致的做工而被后人收藏,成为博物馆式的艺术品,但是,由于剥离了具体的生活空间,它的情感性内涵就流失了。对于民间艺术来说,艺术性与生活性总是高度统一的,离开了生活性,民间艺术的艺术性也就失去了鲜活的生命。
篇4
到了目的地,我才知道,名人笔下金碧辉煌的殿宇还不能完全表露出它的神奇。她宛如经由上神的巧手雕刻出来,送予人类的礼物般,充满了灵气。这里的一草一木,每一座建筑,都显示出它的不凡,处处充满了历史厚重的韵味。
在这次活动中,令我感触颇深的便是八国建筑了。
在八国建筑中,最为宏伟的莫过于美国风情庄园,哪怕是只在里面待了短短的十五分钟,我也沉醉在其中,无法自拔。而最为古典美的非日本的樱花苑莫属。门口有两个亭子,亭子旁种着色彩鲜艳的花儿,令人颇为赏心悦目。樱花园是分为两层的,我比较感兴趣的不是一楼的那些小玩意儿,而是神秘的二楼。当我们抵达二楼时,目光瞬间被正中央的佛像给吸引了。素来信佛的我迫不及待地与另一个同学叩了三下头,后面上来的老师告诉我们,这是日本的佛!我感觉自己幼小的心灵被欺骗了,追悔莫及,可转念一想:无论是哪国的佛,他们都是佛,是不分国限的。给了自己一些安慰后,我便又兴冲冲地下楼玩去了。
从这些建筑中,我深深地感觉到了当时旧中国的弱小,是多么的不堪一击。我明白了:落后则要挨打,若是我们的国家是强大的,就不会让八国联军肆意践踏我们的土地,破坏我们的家园。少年强则国强,若是不努力,那么受辱的便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亲爱的祖国母亲。若是像几十年前一样,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签下一张张令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不平等条约,相信,老祖宗们也是不会瞑目的。
篇5
收集各类的“卡片”,曾经是学生最热衷的一件事。五彩的画面、简练的人物小传和诱惑力的攻关游戏,强烈的吸引着学生。一时间,“玩卡”、“换卡”、“欣赏卡”如一股热浪席卷而来。
但随之引发的问题也接踵而来,伴随的口角现象不断增多,班级的纪律情况和学习成绩也明显下滑。面对出现的问题,我陷入了沉思:既然学生们喜欢这项活动,剥夺了他们玩的权利就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想办法积极地引导他们正当、适当的玩,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伴随着上课的铃声,我走进教室,望着桌上一大堆被其他老师没收的卡片说:“这么多的卡片收集起来多么不容易呀!快把它们拿回去吧!”话音未落,学生们都笑了。“小小卡片其乐无穷,但在给大家带来的快乐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那么如何才能把握玩的尺度,玩的更有意义呢?”在轻松的氛围中,一节围绕“小小卡片?而进行口语交际课开始了。针对近几天出现的问题,学生们纷纷发言,这个说:”集卡让我们了解了历史,增长了见识,但玩要有节制,不能影响学习和纪律。”“那个说:“玩卡可以使大脑得到适当的调节,但一定要处理好课上和课下的关系。”还有的说:“游戏中好汉们不仅武艺高强,而且最守纪律,听从指挥,,我们也要这样。”一石激起千层浪,小明内疚的说:“我做事缺少谦让,如果那天我把卡片换給张彤,我们就不会吵架了。”话音未落,小明就站起来说:“是我不对,那天是我没按规定去做,所以惹你生气了。”一席话感动了全班同学。陈媛说:“收集卡片我们女生也喜欢,由于我们互相谦让,在玩中讲文明,守规则,所以我们玩的很愉快,也成了好朋友。”……听发学生们发自肺腑的话语,望着他们激动的表情,我真庆幸自己没有没收这些“卡片”,没有剥夺他们玩的权力。
此后,学生们分别组成了 “读史书小组”、 “绘画小组”、 “习作小组”,他们把卡片整理后做成了展板;阅读“水浒传”、 “说唐”等书籍;把喜欢的人物化成了有趣的卡通画;还有的为喜欢的人物撰写后续。
由于正确的引导,“集卡热”带给学生的益处是无法形容的。尊重学生的选择,用温和的态度和有效的方法积极引导,把玩的快乐还给孩子,使他们主动接受教育。玩具陪伴孩子走过童年,给他们带来的是快乐,也是他们认知世界的桥梁。游戏让孩子们彼此沟通、熟悉、而其中的规则也是他们步入社会的演习。
篇6
沈益亮,1979年踏着父辈的肩膀走上教育岗位,开始了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生涯,目前在江苏省滨海县八滩实验小学任教小学高年级数学。从教以后一直致力于小学数学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参与研究国家级课题一项、省级两项、盐城市级两项。在教学与研究的同时,他手不释卷,广阅读,深思考,笔耕不辍,多篇论文在省级以上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在评比中获奖。曾获江苏省实施素质教育先进个人、盐城市教育系统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从教宣言:“可能我不是最优秀的,但也许我是最适合的,我坚信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时间如流水,可以冲淡一切记忆,但它冲淡不了我对村小教书生涯的怀念。那段幸福的日子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爬上心头,久久地将我包围……
1979年的夏天,15岁的我跻身于教师这个队伍。老实说,走上教育这条路,并非内心的渴望,而是命运的安排。初中尚未毕业那年,我顶替了父辈的工作,开始了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生涯。还没有来得及惊喜,一纸调令让我背起行囊,带着几本教科书在爸爸的陪伴下来到了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江苏省滨海县滨淮镇建民小学。
那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农村小学,也没通公路。记得第一次报到时,村里的书记给我讲了该村的一些情况,说那地方偏僻,条件差,很多老师来了没两年就走了。我去接的那个班级已经换了两个从外地分来的年轻教师,家长们都很伤心。我是那个班第三个任课老师兼班主任,他们很希望我能留下来……
一间窄窄的教室,里面的光线很暗,一到下雨变天就无法上课。一张陈旧的讲台,一面布满“皱纹”的长条木黑板,上面凹凸不平,斑驳累累。几排行行的陈年桌凳,三四幅《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油画,这便是一所农村小学的教室。老师们几乎只有书本和几支粉笔维持着每一天学生求知的需要。对此你会想象:这里的学生学习生活会怎样?他们又会学习到什么?
面对那些破桌子、泥孩子,我惊呆了,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学校是只有10个教师的村小,平时一放学,就只剩下我和校长两个外村人了。校长是一个极其保守的老同志,天天告诫我走上教育这条路,就要学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原来所有的梦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我家离学校有近5公里路,那时我家还没有自行车,每周都必须提前半天赶到学校。记得有一次下午,我4点多就到了学校,由于在家帮爸爸妈妈忙活了近一天的农活,疲劳促使睡意袭来,我很早就睡下了。一觉醒来,才凌晨1点多。周围一片漆黑,外面的风紧一阵儿慢一阵儿地刮着,加上窗户是草帘和塑料布钉的,那呼呼的北风声让人毛骨悚然。老校长那晚又没到,我的心里更是害怕紧张。我点上昏暗的煤油灯,拿本书来读,大脑充满着恐惧。我强作镇定,苦苦等待着黎明的到来。这时胸中升起难以排遣的孤独。我不断地问自己:这难道是我一辈子生活与工作的环境吗?多少个夜晚,我站在校园里对着旷野抒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慨。
初为人师的日子里,心头涌动的是不尽的新鲜感和兴奋感。我开始喜欢这份工作。白天,和孩子们一起背诗歌,教他们书本知识;夜晚,很多住得近的孩子来到我的身边,我们坐在校园内的一个土堆上,一起讲故事、唱歌、做游戏。柔和的月光、斑驳的树影、一个小伙子与十多个孩子,这是至今还定格在我脑海中的优美的教育画面。虽然在同事的眼中,我是一个“小”老师,但同学们却很喜欢我的课。没有刻意追求过方法的新颖,也没有刻意探讨过教育的规律,蜷缩在穷乡僻壤的我更没有看到过教学的最新动态,想象中,学生怎么学能轻松、能快乐、能学会,我就怎么教!因此,很多方法都来自于自己的灵感或者是自己突发奇想的创造。因为尽力追求课课不同的教法,所以,孩子们对我的课总是心存期待。那时候,让学生喜欢我、喜欢上我的课是我最高的追求。
“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我必须用奋斗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我不能因为环境的不如意而沉沦,骨子里那种不服输的劲头又从我的心底涌起。我不能在这个平凡而又狭小的天地里磨平自己的棱角,我不能在西北风呼呼而提心吊胆中泯灭我的智慧!我要走出去,我要有所追求!就这样,我为自己树立了新的学习目标。
我白天认真备课、上课,深钻教材,批改辅导并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晚上、周末、假日,我不停地读书,以校为家,将陌生的语文、代数、几何……重新捧起。从此,黎明即起,我常常来到大树下背诵课文,寂静的校园里出现了一位晨读者,那就是我。鸟儿们站在树梢上呼朋引伴,听我朗读。伴着冉冉升起的朝阳,闻着淡淡的月季花香,我吟诵着唐诗宋词、美文佳篇。多少个晨昏我就是和他们一起度过的。在书中,我寻到了一方快乐的天地。1985年9月,学校的大门再次为我打开,我跨进了中等师范的校门,有了重新学习、深造的机会。我如饥似渴地吮吸知识的营养,以百倍的努力,圆满完成了中师学习任务,拿到了中师文凭。后来当我以惊人的速度和低廉的学费拿到专科和本科两本学历证书时,领导和同事们都佩服地向我伸出大拇指。
一天晚上,我在家里拿出书本刚准备备课,忽然想起白天答应了一位学生到他家去家访。去这位学生家,要经过一片荒坟地,周边没有人家,传说那里有点犯怪。我生性胆小,每次周末回家总要在天黑之前往家赶。有时在学校有事,到很晚才回去,当走到那片荒坟地时,我就大气不敢出,自己给自己打气,心中默念“没有鬼,没有鬼”,冲刺一般地走过坟地。直到离远了,看到了前面人家隐隐约约的灯光,心中才稍微平静了些。于是,请母亲陪我一起去家访。母亲很支持我的工作,一口就答应了。
我们母子俩从隔壁邻居家借了辆自行车,骑着自行车一路谈笑着,来到了那位学生家。见到我的母亲也一同跟来了,那位学生的家长很诧异。母亲说明了原由。主人连忙把我们迎进屋,让座,倒茶……那孩子母亲说,沈老师也太顶真了,带个信我们到学校不就行了。我说,答应学生的事怎么能做不到呢?那晚,我们叙谈了很久,从孩子的优点谈到了孩子的不足;从孩子的情况谈到了教育的方法……孩子始终在一旁认真地听着,我想母亲陪我来家访的故事,一定会在他头脑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激励他不断前进。
家访回来的路上,微风轻拂,我有说不出的轻松与惬意。
篇7
我出生艺术世家,父亲胡德风是著名的音乐指挥家,曾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担任指挥。母亲马璇是歌唱家,曾任艺术学院声乐教研室主任。我有两个哥哥,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孩。
从我记事起,我就能感受到人们对父亲的尊重。人们见到父亲,都是非常礼貌而敬重地称呼“胡老师”、“胡指挥”。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去看父亲演出。每当看到父亲站在指挥台上挥动着指挥棒,我都会为他那潇洒的身姿和观众热烈的掌声而激动不已。我觉得,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英俊、最有才华的父亲,内心对父亲充满了崇拜之情。
在家时,我经常拿着父亲的指挥棒,学着他的姿势表演。父亲抚摩着我的头对我说:“以后,你也当个音乐家吧。”
受父母的影响,我从小就表现出了极好的音乐天赋。我3岁时,父亲就开始培养我,让我学习弹钢琴。最初,我充满了新鲜和好奇,每天练琴都挺起劲。可渐渐地,我烦了,觉得练琴太枯燥,于是便开始偷懒。
父亲发现了,便对我说:“听爸爸的话,好好练,咬牙挺过这段最枯燥的时期,你就会越来越喜欢了。”从参加工作、考大学、当导演一路走来,我深深地体会到,把练琴坚持下来,对我的帮助是多么的大。
上初中时,正赶上“”。我也没心思学习,就同时报考了四个部队的文工团,并且都被录取了兴奋地给在湖北向阳湖干校接受改造的父亲发了封电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可谁知,我很快接到父亲发来的加急电报,让我必须继续读书。
当时,能当上部队文艺兵是很令人羡慕的事情,我也特别向往能穿上军装,但遭到父亲反对,我便放弃了去部队文工团的机会,继续上学。后来,我才真正理解父亲:如果当初不听父亲的话,我就不可能考上电影学院,更无法胜任导演的重担。
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我拍摄了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女性电影的《女儿楼》,接着,又拍摄了获得意大利第32届萨尔索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与前苏联第lO届亚非拉国际电影节银质奖、导演个人奖的《远离战争年代》,以及《新兵小传》、《姊妹迷踪》、《女飞行师长》等影视剧。
1998年,我拿到了《雍正王朝》的剧本,并被邀担任导演。我从未拍过这样的大剧,我怕自己无法驾驭。但我内心又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希望能通过此剧来突破自己。
我将自己的矛盾告诉了父亲,父亲鼓励我说:“你应该接受这个挑战,我相信你,一定能拍好的。”
父亲一边鼓励我,一边认真地通读剧本。然后,向我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他帮我分析这个剧的主脉和每个人物的定位,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提醒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雍正王朝》终于成功了,获得了1999年金鹰奖、飞天奖、中央电视台“观众最喜爱的电视剧”导演奖等众多奖项。有人不理解我怎么能把一部“男人剧”拍得如此气势恢弘,对男性的理解如此深刻。我告诉他们,是因为有父亲做后盾,从父亲身上,我了解了男性。
从此,我对驾驭男性题材大剧有了自信。后来,我又拍摄了《汉武大帝》、《乔家大院》。
除了父亲,我崇拜的男人还有我的丈夫。他是一位学者,经历坎坷。他下过乡、当过工人、老师,“”中还挨过斗、坐过牢。恢复高考后第一年,他就考上了大学。他是很有个性的人,觉得在大学耗费四年的时光没有必要,于是自动退学了。但他很有才华,虽然没有大学文凭,却被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聘为代课老师,一年后又进入中国社科院,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到的论文,后被聘为研究员。
丈夫眼光颇独到,思想敏锐。和他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受益匪浅,潜移默化地学到许多东西。因此,每当遇到什么困难,我就会与丈夫商量,听取他的意见。我往往是皱着眉头和他交流,然后面带轻松的笑容,心情愉悦地去处理困难。渐渐地,我觉得生活中已经不能离开他了,我需要他的思想,需要他的支持。
在拍这几部“男人剧”时,作为女性,我总有局限的地方。我和丈夫讲了自己的困惑和顾虑。丈夫认真地看了剧本,提醒我说,剧本虽然要不失女性的阴柔,但主调一定要刚硬,这样才会好看。我理解丈夫所说的刚硬,也从他的性格中感受到。
在外人眼中,我名气比丈夫大。但在丈夫面前,我帮是小女人。丈夫写文章时,我会为他沏上一杯茶。吃完饭,我会拉着他一起去散步、聊天。有时间,我还会下厨房露上一手。
篇8
一、续谱原则:本凡例参阅前辈所修老谱凡例,遵祖制,重史实,在保持原谱体例的基础上,又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特征,新修宗譜世系凡子女一视同仁,男女平等,共同入谱。
二、谱的功能是上溯渊源,下俾后世有所考据。我族自元仲公受封江国,子孙以国为姓,迄今一百三十多世,支蕃不能细载。世系唯有以元仲公嫡传为本,沿传至迁桐洪公,保存世统体系直书的不漏、不支,以示不敢忘记水源木本之义。自洪公始以五世一载,缘五世而斩的小宗法则,故六世另书,即效仿欧苏谱例。
三、传者,就是传留、传存、传记。只有留传下德行实迹的人,可在谱中立传,否则只是在世系中明载固定内容。不轻易立小传,以增强激励树德的严谨性。其间有载传复详世系的现象,务使后人有一目瞭然的感观,虽重复但不妨碍在世系中保留大略内容。本次修谱对已故的德高望重族人可于族谱刊载传记、墓志铭等,对家族有重大贡献之族人可于族谱刊载小记、赞等,但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
四、老谱照录。除对老谱中能肯定的错误予以改正外,其余遵循“信以传信、疑以存疑”原则,断不采用无根据的推断,妄自修改。歧疑处加注,空白处加“”。
五、从落籍受户以来,老谱中对辱没先人而卖身为奴仆、皂隶和从事倡优、妓行业之人,一概剔除不予收录入谱,以示儆戒。
六、分房属派,由大宗及小宗,以理清头绪。视本族繁衍壮大实际,以人丁激增的世代开始分支分房。长房系明,续提二房;二房系明,再提三、四房。各房小支类推。宗图内线路竖则父子相继,一脉相通;横则兄弟姐妹并列,血脉相连。
七、子孙过继为人后者,于其生父名下书以某子继某人,于继父名下书以某之子为嗣。两处各有记载,以明确其受命继嗣的行状。出继外姓者书出某氏,不没其人,不列其裔,显示其自绝先祀之举。老谱对外姓依母氏来者,或有以外姓承祧者,概不入谱,懼怕混乱了宗族传承。
八、收养异姓子女者,称“养子”、“养女”,并尊其意愿可以入谱。凡无男丁而招婿入赘的族人,其女儿所生子女,为江姓,则可继续入谱,世图世纪同等编写。对出嫁女所生子女中如有姓江者,亦可继续列入下一代世系中,世图世纪同等编写。
九、世表部分,世纪仿效史纪年表及汉唐墓铭式,每纪名上必书某公几子,次写谱名,名下写曾用名、现用名和字、号、生年(某年某月某日)、最高学历、最后或现职单位、最高职务(职称)。本科及重点本科985和211学校可注明,行政科局级以上,职称副高以上,部队营级以上须标明。现住地(农村可标注到行政村和自然村落)
十、词条中,年龄以虚数计,年老谢世者,书“享”年;早逝者,统一规范为:八岁以下书“夭”,十七岁以下书“殇”,十八岁以上者书“卒”。上无父母健在者故去的男性记为“公”,故去的妻、妾记为“妣”。男性婚娶,其夫人曰“配”,再娶妇为“续配”;女子出嫁为“适”,若招亲则为“赘”。然后写出生年月日时,次写配偶某某或续配某氏,并写其出生年月日时,再写子女,子女书完整名字。如有多妻,子女分别写在自己母亲后面,出嫁女要注明所适之人的姓名及住地。后写公与妣卒年、月、日、时,葬地及碑向,夫妻葬在一起则写合葬,同山而不同墓者,则为俱葬,同辈葬在一起则写同葬,下辈随长辈葬在一起则写附葬。老谱中年壮而未娶室书未娶,善而无后书无传,不善书绝。
十一、未婚男女单列词条,已婚男女与配偶合编词条。
十二、纪年、纪月、纪日。1912年之前以皇帝年号纪年;1912年到1948年,以民国纪年;1949年及以后以公元纪年。农历纪年配干支。
十三、女性谱纪。名字及曾用名、出生年月日、迁居情况、最高学历、最后或现工作单位、最高职务(职称)、丈夫姓名(招婿的注明丈夫的父名、出生地、出生年、月、日,学历、职务职称,所生子女名字等);逝世年、月、日,墓地位置、方向或骨灰存放处。出嫁女世纪中,其丈夫、子女有职位职称则书其职位职称。
十四、男女入谱的排序,依据上次修谱《凡例》,仍按先兄弟、后姐妹的顺序编入世系图,江家姑娘名后括注“女”。词条亦按先兄弟、后姐妹的顺序编排。
篇9
天下母亲演不尽,演了这么多年,最难演的还是生活中的母亲,因为生活没有剧本。
――萨日娜
9月8日,中国电视剧最高奖――第27届飞天奖颁奖典礼在北京“水立方”落下帷幕。著名女演员萨日娜凭借《闯关东》中“文儿他娘”的突出表现再获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成为该奖历史上第一位两次封后的演员。
这位在多部电视剧中扮演了“母亲”的专业户在发表获奖感言时热泪盈眶道:“……我还有一句话想跟我的女儿说,因为工作,我不能时常陪伴在你身边;妈妈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妈妈要努力,努力成为你的骄傲;现在,我想说,‘香香,今天妈妈终于成为了你的骄傲!’”
一般人不知道,萨日娜的创作力量竟然来自于年幼女儿的激励。一直忙于事业的她,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如何饰演母亲这一角色的?剧中的母亲和生活中的母亲这两个角色是如何演绎得熠熠生辉的呢?
丑演员6年无戏可演,
“变废为宝”专演母亲
1968年11月,萨日娜出生于内蒙古包头市一个蒙古族家庭。她的名字在蒙语里指“山丹丹花”,期待有个红艳艳的人生。1989年,萨日娜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被分配到中华全国总工会话剧团。次年2月14日,她与同学潘军在北京组成了一个甜蜜的小家。
萨日娜的母亲是斯琴高娃的启蒙老师,斯琴高娃的成功时刻激励着萨日娜。可是,她的运气却没有斯琴高娃好,结婚后她在家里等待了一年,也没有导演邀请她饰演角色。
这怎么行?萨日娜便主动出击,把简历和照片送往各个剧组。但是投出的简历都如石沉大海,她不甘心地跑到一个剧组问是怎么回事。对方为难地笑着说:“我们要美女,拍出来的戏才养眼。”萨日娜很泄气地回到家中,哭成一个泪人儿:“现在潮流变了,不要演技了,只选择‘花瓶’!自己是蒙古人,天生脸盘大、身材丰满,嫌我不是美女,总不能去整容,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吧?”
因为长得“丑”,萨日娜6年无戏可演。失落的她想放弃演员这个职业,出国深造。但是,她心里不甘:“难道自己真的一无是处?我苦苦学了四年的表演,就废弃不用?绝对不行!”
萨日娜认真分析起市场来,她发现许多年轻漂亮、身材苗条的明星在选择一些表演跨度大的角色时,因为扮演“母亲”得快速增肥,付出的成本大,多不愿意接受。萨日娜顿时惊喜起来:“既然自己不是青春偶像派,电影演不了,那就演电视剧,专门寻找符合自己体型的‘母亲’角色来演。”
“母亲”是一个很大的阵地,萨日娜找到了这条途径后,立即四处寻找角色,决心杀进影视圈。
1995年7月,萨日娜接到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个主角――电视剧《牛玉琴的树》中的牛玉琴。为了将这个现实的中年母亲再现出来,得剪去飘逸的长发,还到风沙弥漫的陕北黄土高原体验生活。这么辛苦,之前已有四十多个演员拒演了。可萨日娜不计较这些,立即来到偏僻的陕北农村,和女主角原型――牛玉琴一起生活了两个星期。两人一起担水、撒种、扶犁,一起上山植树造林。由于当地严重干旱缺水,萨日娜整整两个星期没有洗脸、洗头,真正如同一位朴实的农村大娘。
萨日娜的辛劳付出很快得到了回报,电视剧播出后,观众反响热烈。同年,《中国月亮》的导演邀请萨日娜出演片中的女主角――又是一位善良的农村母亲。但角色要从十几岁演到五十多岁,年龄跨度很大,萨日娜心里实在没底。
关键时刻,母亲打来电话解开了她的心结:“做母亲是女人的自然属性,只要你用心体会,没有什么演不好的。你三岁时就会给一岁的妹妹喂饭,这就是母性,就像你的名字一样,草原上的山丹丹花到季了,自然而然就会开放。你全心全意投入到角色中,随其自然地演绎就有了。”
萨日娜受到了启发,利用母亲给她留下的印象,进行本色的扮演,十分深情、感人。这次出演,让很多导演和制片人对萨日娜刮目相看,前后邀请她出演电视连续剧《午夜有轨电车》、《情感的守望》、《钱王》、《大染坊》中的“母亲”。特别是《情感的守望》,在1998年获得中国电视剧最高奖项――第十八届“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
真正做起母亲,
谁知生个女儿好叛逆
萨日娜没有怀孕、生产、教育小孩的经验,只是一味地模仿观察母亲的形象,感觉表演得不是十分得心应手。她决定生个孩子体验一番。1999年12月,萨日娜生下了女儿香香,真正做起了母亲。
然而,此时的萨日娜已是诸多导演看重的实力派演员,片约不断。2000年7月,她还在哺乳期,导演王新民就找到她,邀请出演电视剧《迎亲马队》中的女一号。从广袤大草原中走出来的萨日娜,对草原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一听说要拍和草原有关的电视剧,二话不说,立即答应。随后,她提前断奶,将女儿送到包头请母亲帮着照看,便投入到紧张的拍摄中。《迎亲马队》杀青后,萨日娜又马不停蹄地在科尔沁草原上拍摄了《耶达山的雪》和《呜沙湾》两部电视剧。
萨日娜总结出一条经验出来,只要心中有了母爱,动作、眼神就会自然流露,演员的心理就会和剧中人物心理契合在一起,将人物表演得栩栩如生。她的精湛表演,让亿万观众感动。就这样,萨日娜成功地塑造了无数个母亲形象,被演艺界称赞为“母亲专业户”。
至2003年初,萨日娜在荧屏上将多个“母亲”表演得非常成功,忙碌的她自然怠慢了女儿。香香3岁了,总共相处不到一年,萨日娜感觉愧对女儿,常常对丈夫说:“在荧屏下,我是个不合格的母亲,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心中不安的萨日娜打电话给母亲,母亲告诉她:“一天,香香看电视时见到了你的身影,她瞪着大眼睛专注地看了一会儿,马上大喊:‘姥姥!姥姥!您快来看,我妈妈在电视里……’喊完,她便跑到电视机前,眼睛盯着屏幕,拍着小手一个劲儿地说:‘妈妈,您快出来抱抱我……”
母亲说到这里,萨日娜的心突然像被什么扎了一下,随即眼泪夺眶而出。她一手握着电话,一手捂着嘴,向女儿检讨道:“对不起宝贝,妈妈的条件比别人差,得比其他人拼命。你委屈一下吧……”香香不等她说完,“呜呜”大哭起来,生气地丢下了话筒。
萨日娜立即放下手中事务,飞抵包头,抱着香香又是亲吻又是流泪,将她接回了北京。心怀愧疚的萨日娜非常宠爱香香,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飞了,对女儿百依百顺。
香香见自己在妈妈心中有着如此重要的位置,学会了撒娇、任性。三四岁了,连吃饭也要人喂,常常累得萨日娜腰酸腿痛。两个月后的一天,已经疲惫不堪的萨日娜想早点休息,让香香去洗澡。5分钟后,她就看到女儿躺在床上了,便问:“你洗澡了吗?”香香回答洗了,但是萨日娜去浴室一看是干的,知道她在撒谎。可香香一口咬定是在洗手池洗的澡,萨日娜说那么小的地方怎么洗?香香还在顶撞她,萨日娜一生气就打了香香的屁股,香香哭了一小时:“我再也不喜欢你啦,你打我!我再也不喜欢你啦,你打我!”看着女儿倔强的小脸,萨日娜的心一阵一阵揪心地痛:“所谓三岁看老,再这样下去,这孩子可就要毁掉,她太不懂得大人的辛苦了!”
丈夫也忙于拍戏,孩子不能任之荒废了啊。经过一番思量后,萨日娜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决定带着香香拍戏,让女儿看看父母究竟是怎样辛苦工作的。
2004年,萨日娜在青岛拍摄电视剧《大染坊》。由于染坊这一特殊场景需要蒸汽弥漫的效果,摄影棚内时刻燃放着烟饼,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戴着口罩。出镜演员们常常呛得眼泪直流,还得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谁知道,也被呛得泪流满面的香香不但不敬佩母亲,反而帮她打退堂鼓,童言无忌地说:“妈妈,在幼儿园当老师比你们当演员轻松,你别拍戏了,去我们幼儿园当老师吧。”
“这么小就避重就轻,日后还谈什么责任?”萨日娜痛苦不堪,认真考虑起来,“天下母亲演不尽,演了这么多年,最难演的还是生活中的母亲,因为生活没有剧本。”她决定休影一个阶段,全心全意“矫正”女儿。
做个实在的好母亲,
荧屏内外皆得“飞天奖”
香香4岁时,望女成凤的萨日娜就给她报了钢琴班。起初,她只是想培养香香对音乐的兴趣,可学了一年后,萨日娜坐不住了:“考级,为以后入学争取加分!”为了能一次通过,整整半个学期,萨日娜每天监督女儿弹那几首考级的曲子。香香刚开始还非常听话,可时间一长,她就心生厌烦了。一天,香香怯怯地提出换首曲子弹,可萨日娜冷着脸一口回绝了:“不行,必须弹考级的曲子!要不然就考不过了。”
香香只好眼泪汪汪地练习着……
2005年7月,像千千万万个家长一样,萨日娜顶着炎炎烈日,带着香香来到北京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参加钢琴考级。两个小时后,香香终于从考场出来,她费力地钻过层层叠叠的人墙,顾不得擦擦脸上的汗水,张口就问萨日娜:“妈妈,我考过了吗?”
看着女儿紧张得有些发白的小脸,萨日娜突然一时语塞,心痛得说不出话来:“才5岁的孩子却过早地承担了如此大的压力,这对女儿来说太不公平了。”萨日娜一把搂过香香,替她擦去脸上的汗珠:“只要你尽力了,过不过无所谓。妈妈一样为你骄傲!”
萨日娜的话让香香惶恐的心立刻放松下来,小丫头挣脱妈妈的手,像小鸟般地飞奔着和小伙伴们去玩了。
从这一刻起,萨日娜就下定决心:“再也不把女儿塞进这种愚蠢的桎梏里了,女儿也应该像草原上的那些孩子一样,享受飞翔的自由。做母亲的,只要好好陪伴在身边就行了。”
但是,离开片场的日子长了,萨日娜常常心烦意乱起来。香香看在眼中,开始懂事的她慢慢学会了理解父母。她乖巧地端杯水给妈妈,像大人一样成熟地说:“妈妈,你是雄鹰,应该翱翔在辽阔的大草原上!不要为了我一个人,牺牲了你的事业。两个人的爱是小爱,母爱是一种大爱。无数观众的牵挂,你有责任去完成更多的角色。咱们来一个约定,只要你塑造出更好的形象,再次夺取中国电视剧最高奖项――飞天奖,成为女儿的骄傲,我一定不要你操心,自己照顾好自己。”
萨日娜简直不敢相信女儿这么成熟,认认真真地看了半天后,欣喜地问:“你这个约定有效?”
“一定有效!”香香坚决地说。
为了女儿,虽然损失了一些走红的机会,但演员也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萨日娜体会到了生活中的真实。随后,她加入了多个剧组,将平时生活中的一些珍贵经验融入到角色中间,表演得更加自然、成熟、得心应手……
2006年上半年,著名导演张新建邀请萨日娜出演电视连续剧《闯关东》中的“文儿他娘”。萨日娜拿到剧本后,发现这是一个连姓名也没有的母亲,但是豁达、豪爽、深明大义,有着蒙古族女人一样的性格,觉得自己最像这个角色,就快速答应了下来。
随即,萨日娜为“文儿他娘”写了人物小传,分析她成长的心路历程。2006年10月,剧组来到有着“中国冰雪之乡”的东北双峰林场,萨日娜和所有演职员一道,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和漫天大雪,开始了长达两个月之久的拍摄。外景地离最近的小镇也有200多公里,吃住行条件异常艰苦。在拍摄中,她和剧中的“孩子们”相处得非常好,这些“孩子们”不但在剧中叫她“娘”,下了戏后也把这个“娘”字叫得特别亲。
剧中有一场跳水自杀的戏,时值初冬,大风异常干冷,剧组的全体人员都穿上了厚厚的棉衣。萨日娜为了感动女儿,她坚持不用替身,仅穿着薄薄的戏服在水里浸泡了将近半个小时。当导演喊停时,她已经冻得说不出话来了……为了角色的逼真,为了女儿的嘱托,萨日娜把“文儿他娘”那善良、坚韧、维系家庭的拳拳之心,用自己的语言、形体表现得淋漓尽致。
半年过去了,拍摄才完成,完全投进角色中的萨日娜硬是没有与女儿见一面。2008年1月,《闯关东》在中央电视台热播,“文儿他娘”的形象深深地刻入人们的心中,萨日娜的名字再一次迅速红遍了大江南北。
同学们都非常羡慕香香有一个明星的妈妈,她高兴极了。萨日娜开玩笑地问女儿:“我成为你的骄傲没有?”香香故意调皮地说:“还没有拿到飞天奖,不算!”
2008年暑假,萨日娜整整陪同香香两个月,好好地对女儿进行亲情补偿。期间,有几个剧组邀请萨日娜去主演,她只选择了一家档期在9月2日才开始的剧组。9月1日,香香上学去了,萨日娜才离开家。
上小学三年级的香香平常住在学校里,只周末回家。为了不再干扰妈妈,她把自己的事情管理得非常好,很是独立、懂事,并且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
2009年9月8日,中国电视剧最高奖项――第27届飞天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落下帷幕。萨日娜凭借《闯关东》中“文儿他娘”的突出表现,果然再获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成为该奖历史上第一位两次封后的演员。
领完奖,萨日娜刚刚跨入家门口,香香兴高采烈地大唱起阿宝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欢迎母亲:“山丹丹开花哟红艳艳,咱们中央那个到陕北。千家万户哎咳哎咳哟,把门开哎咳哎咳哟,快把咱亲人迎进来,咿儿呀儿来吧哟喂……”
萨日娜感动得再次热泪盈眶,拥抱着女儿甜美地亲吻起来。随行的朋友们大夸萨日娜教女有方,萨日娜却说:“是她给了我表演的激情。我是从女儿身上学到了如何承担母亲的责任,这个奖对我来说,既是荧屏上的,又是生活中的,我得了双份‘飞天奖’啊!”
目前,片约不断的萨日娜真正大红大紫起来了……正在拍摄中的《你是我的生命》、《今生》等电视连续剧,将再次证明她真挚细腻、震撼人心的不俗表演。
篇10
1
父亲是家族历史上第一个读完高中的文化人,然而一生梦想能够在自己手里“改门换户”的祖父,在去世之前,也没彻底原谅父亲。祖父认为父亲辜负了自己的期望,未能成为吃国家饭的文化人,最让祖父不能释怀的是,父亲也没能守住农民本分,不在地里谋食出力,非要进城当一个“即非农也非工”的农民工。用祖父的话来讲,这就是“瞎折腾胡闹!”然而,我得感谢父亲,倘若不是父亲提前“进城”,我的“进城”记忆,恐怕要推迟许多年。
故乡在陕甘交界处,距离它最近的城市是宝鸡,二者相隔仅有几十公里路程。十五年前,母亲带着我和一堆包裹,在大年初六的早晨前往西安时,我曾在宝鸡短暂停留,十五年后,这座城市留给我的印象只剩下了一堆黄牛票贩子和使人呛鼻作呕的汽油味道。那一次,我们是去找父亲。
十五年前,我七岁,第一次走出山村。弟弟小我三岁,年纪尚幼,对此次出行,他未曾表现出异常激动。我则整宿没睡,想象城市的高楼,想象电视里坐落于城市大街上的丝路雕像,钟鼓楼、大雁塔,当然还有传说中的古城墙。我已经忘记母亲为什么要赶在大年初六去找父亲,按照乡下风俗,正月里不过初七,一般不能出远门,我们那里的风俗更特殊,过了元宵节,正月十六才是乡下人集体出远门的日子。
家乡和西安相隔有足足二百四十公里路程,当时没有直达车次,我们只能先搭乘班车到宝鸡,再从宝鸡转乘西宝高速至西安。母亲走地很早,那天正值雪后初晴,很冷!正月里班车本就不多,一场大雪过后,天冷地滑,车次安排地更少了。祖父劝母亲再等几日,但母亲态度坚决,左手抱着弟弟,右手拉着我,母子两背着笨重的包裹,硬生生挤上了一辆膨胀的汽车。那种班车如今在公路上已很少见到,白色、底盘低,没有暖气,车顶焊有一个货物架,堆满了鸡、羊,还有成捆的编织袋。前几年,我在北京798艺术区见过一辆,作为复古艺术品陈列在一个房间内。这种车型定额不足三十人,但当年它严重超载,母亲和我挤进一个逼仄空间,抱紧包裹,捂好钱袋。雪后的山路极其难走,班车就像一个臃肿的胖子,跌跌撞撞蹒跚向前。虽然我被摇得天旋地转,五脏六腑浑然不知所在,但母亲再三叮嘱我不要睡过去,那些年头,扒手猖狂,抢劫伤人的事情时有听闻,甚至有扒手直接在外面砸碎车窗玻璃,强行抢走乘客的行李。当时我靠窗而坐,母亲大概也有这方面的担心。
我至今犹记,一路上班车抛锚五次,每次抛锚,司机便破口大骂,吐一口浓痰,钻进车底下检修,然后再一脸油污爬出来。倘若遇到交警查车,司机笑脸拜托靠近车门的乘客先下车,委屈他们步行一小段路程,待班车顺利通过检查站后,再等这些人赶上来。就这样,汽车在穷山恶水之间走走停停,我隔着窗户,看雪后的山峦,远眺熟悉但又陌生的黄土高原,猜测父亲的城市究竟藏在哪座山后面。
2
汽车到达宝鸡时我已睡过去很久。母亲叫醒我,我揉揉眼睛,高楼与车流,人潮与喧哗,大片的的黄土高原已不见了踪影,我兴奋激动,以为自己已经到达朝思暮想的古城西安。母亲催促我赶紧下车,又拽着我和弟弟匆匆奔向车站另一头。母亲跟一堆黄牛党砍价、争吵、骂街,挤出人潮,塞给我一块葱花油饼,说:
“快吃!还有三个小时高速!”
我饿疯了,站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央,闻着车站呛鼻的汽油味道,大口咀嚼葱花油饼,打量对我而言新奇未知的世界。高速依旧超载,但很暖和,车上不断有人晕车呕吐,一位老人带给女儿的一篮子土鸡蛋不知被谁不小心踢碎,老人哭诉一路,但没有一个人理睬。一路走、一路走,我们终于抵达了西安,钻出车门,天已经完全黑了!
父亲当年是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工,和一帮四川民工住窝棚。一家人虽已团聚,但实在无处下榻,父亲将母亲和弟弟安排在了一个相识的工友老陆家里,后来学到“寄人篱下”这个词,我想到了那一年的弟弟和母亲。那天晚上,我和父亲睡窝棚,父子俩盖一床铺盖,窝棚潮湿阴暗,锅碗瓢盆、钢筋水泥同处一室,四川人逗我聊天,抑扬顿挫地讲些荤段子,我听不懂他们口中跳出来的许多话,但他们烧的饭菜很好吃,尤其是醋溜土豆丝和麻辣豆腐,那美味至今让我不能忘怀。十五年来,我在不同场合表达过无数次“四川人很会吃”的观点,便是渊源自十五年前,我在窝棚里的所见。
一家人在西安一共相聚了五天。西安的一切都使我兴奋,公交车窗上闪过丝绸之路雕像,我大声喊:“第一个是波斯人。”车上乘客惊奇地夸赞:“这娃娃小小年纪知道的还挺多。”在小饭馆里,父亲询问餐馆老板鼓楼所在,老板坚持认为西安只有钟楼,没有鼓楼,我站起来冲他叽里呱啦,不仅介绍了我所知道的鼓楼,还有碑林、书院门。老板娘摸摸我脑袋,送给我一碗小米粥,淡的像水。那一年,我在古城西安短暂停留,既没有登上钟楼,也未爬上城墙,更没有一窥碑林,也未曾跨入大慈恩寺,以那时父亲的收入,实在不敢一次性支付如此之多的开销。
2013年祖母三周年祭日,我从天津赶回家。路过西安,一个人登上钟楼,漫步城墙,游览慈恩寺,在当初我们一家四口留影的玄奘脚下自拍了一张,我发给父亲。父亲对我说,西安变化得实在太快了,他已经有十年没有再踏足这座古城。
父亲前前后后在西安一共打拼了五年,母亲后来和父亲一道在西安也呆了两年。
如今我和父亲开车上街,看到有装卸工穿越街道,父亲会给他们主动让路。父亲看到的不是别人,而是十多年前的自己,他初到西安,干的就是装卸工,不过后来转行,混迹于建筑工地。我和母亲到西安找父亲那年,他正式涉足建筑。
每年腊月二十九,我很期待这一天到来,因为这一天不仅是我的生日,还是父亲的归期。母亲也很期待,她在企盼父亲一年的工资,一家几口人开销,全数寄托在父亲的工资上面。但那时父亲的工资总是不能按时到家,甚至于我的学费也要母亲临时变卖粮食。2002年秋季开学,学费九十二块五,母亲一时无法拿出,我迟至开学第二周才入校报道。当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弟弟即将进入学前班,我们兄弟俩每天整理一遍自己的新书包,那时年幼,不了解母亲心里的苦衷,一边在心里埋怨,一边在家中的香炉里焚香祈祷。父亲后来回忆,当年拖欠农民工工资很厉害,他也着急地恨不得去卖血!
父亲寡言少语,向来不甚关注时局政治,但他对的赞誉一直很高。在父亲看来,解决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这比造几颗原子弹、往外太空送几个中国人都意义重大地多。我未曾考察过故事的真实性,但父亲把这则故事在嘴边挂了好些年:总理到湖南进行便衣考察,来到一个农户家里,了解到这家男人的工资被工地老板拖欠许久,由此总理将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提升至国计民生很重要的位置。想必父亲当年一定很羡慕故事中的那家人,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工资被拖欠的滋味了。
那是2003年入冬不久的一个深夜,有人狂敲院门,披星戴月、仓促归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父亲。他脸色难看,弯着腰,右手紧紧按在腹部左侧。父亲是从西安连夜赶回来的,两天前他从钢筋架子上摔下来,感觉难受,但在城市住院检查是一笔巨大开销,找老板讨薪不得,只好先在附近小诊所开了几服药勉强对付,疼痛难忍,不得不回家检查。父亲一宿未眠,检查的结果让在场所有人震惊:左侧两根肋骨骨折。
父亲决计不再返回西安,他发愿要自学一门在建筑工地上算料的技术(工程预算),社会始终亏不了凭借脑力吃饭的人。
父亲卧床恢复半个月以后,背起铺盖搭班车去了宝鸡。白天在钢筋水泥中间穿梭活动,晚上在工棚自学摸索,那时父亲的生活,很苦!父亲有一本大书,前些年我还见到过,已经发黄泛黑,他起初凭借的就是这样一本书,但信息爆炸的时代,要想把一门手艺学到能够安身立命,一本书明显远远不够使用。
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偷书被打后,对咸亨酒店众位看客自嘲:“读书人的事,怎么能算偷呢?是窃书。”父亲不是读书人,也许在孔乙己眼里,父亲的行为就是地地道道的“偷”。
我幼时颇喜欢看书,但家里除了《老皇历》和旧报纸,再也找不出一本我能读到的书籍。县城有几家书店,只有新华书店允许读者自行阅览,每次进城,新华书店便是我必到的一个地方。父亲自学的那段日子,父子二人不约而同地变成了“读书人”,我尽情浏览,满足地离开书店,父亲跟在我后面,我给父亲唠叨今天看到的哪本书特别有趣,讲到兴奋处,手舞足蹈,我很希望父亲能带着我折回去,将我嘴里的书买下来。但父亲一言不发,只听我讲,转过一个胡同之后,父亲停稳自行车,从衣襟下面掏出来一册小开本的书。那一刻我目瞪口呆,父亲,居然偷书!
父亲微笑着,笑容中藏着些许尴尬。我趴在自行车后座,不敢再多谈论一句自己所看之书,四顾张望,心里很慌、很怯懦,既为父亲的举止不解,又担心书店的人追上来。我后来再也没有进去过那家书店,经过书店门口时,总会想到父亲那天尴尬的笑容,父亲也未曾再去过那家书店,事实上,此后几年,他也几乎从未涉足书山纸海。那是他的一段心结。
学艺成功后的父亲,逐渐成为本市小有名气的“工人”。父亲再也不用去做那些笨重脏累的苦力,他成了一名基层管理者,家里经济情况由此也逐渐好转。
3
2008年夏天,我中学毕业,有三个月时间赋闲在家,索然无事,便搭上一辆长途汽车去找父亲。那时距离他离开西安过去了三年,那本书也“偷”来了三年。父亲当时已经是宝鸡市一家建筑工地的小小领班,在城市棚户区租住着一间不足三十平米的房子。这一年是父亲来这个城市打拼的第五个年头,也是我平生第二次来这座城市。农历七月的城市很闷热,下了汽车,一阵热浪袭来,我有点透不过气。
父亲就蹲在车站对面的道牙子上,抽着烟,手里捏一瓶冰峰,滴着水。他把冰峰瓶盖用后槽牙咬开,递给我,父子二人并排走在热浪滚滚的街道,与城市骄阳下的匆匆行人格格不入。我背着书包,一脸土气,父亲卷起裤边,一身穷酸,散发小传单的青年对我们一脸漠视。走累了,父子两人铺一张旧报纸,坐在宝鸡卷烟厂对面的林荫道下乘凉休憩。
马路对面有一家沿街卖艺的乞讨者,两个大人似乎均有残疾,小孩捧一个纸盒在街头跪立,男人趴在地上弹电子琴,女人匍匐在一块木板上面嘶哑着嗓子吼《铁窗泪》。父亲从屁兜里摸出五块钱,让我投给小女孩。我一脸不解,城市里西装革履的行人不曾为他们一家驻足,甚至连目光也懒得在他们身上停留片刻,父亲何必要“慷慨解囊”呢?从车站到父亲居住的下马营村,公交两块,父子二人完全可以用这笔钱搭车回去,而那一次,父亲和我在热浪中步行了足足有半个钟头。
父亲示意我拿过去,我将纸币扔进女孩的纸盒,有点不情愿。
第二天,在父亲居住的地方,我又遇见了那家人。我有点得意,也有点埋怨地对父亲说:“看吧,上当了吧,白白糟蹋五块钱!”
父亲弹掉烟灰,缓缓吐出四个字:“都不容易!”
可是,父亲也不容易呀!
4
七年后的秋天,我到中学实习,初登讲台,给城市的学生讲解名篇《孔乙己》。读到“窃”书一段,学生们暗笑,我却有点为孔乙己动容。我径直提问:“诸位认为孔乙己可怜吗?”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有学生回答。
“孔乙己不容易!”我有点顾影自怜地喃喃自语。
孩子们闪现出一双双狐疑迷乱的眼神,或许,他们认为讲台上的“学生”很迂。
我为孔乙己伤心,也为孩子们遗憾,我想到了十一年前偷书的父亲。他们大概还未来得及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不能用黑白对错简单地评判苛责,人生有那么多无奈,很多人不得不为现实种种,而和内心委曲求全。孔乙己一生都在寻求一份“同情与理解”,他用自己的死,无声呐喊“温情理解”之重要。七年前,父亲用“五块钱”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而眼前的孩子们又会遭逢怎样的契机,来帮助他们理解体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