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历史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商朝的青铜器上凤纹的形象不尽相同，在冠上就有多齿冠、长冠、花冠，分别代表了凤纹在商朝的不同发展时期的特征。西周玉器上的凤鸟纹，既继承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鸟形，又改掉了商朝凤纹的质拙写实，朝着装饰化，图案化，艺术化，程式化的方向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变。西周人在思想得到空前解放的基础上，对于艺术的追求也更加的别致。西周的雕刻着鸟纹的玉器，不仅起了美化生活，陶冶情操的作用，更加是西周人民思想，精神的一种寄托。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阴阳五行思想的盛行，龙凤这两种分别代表阴阳的鸟兽大量地出现工艺美术作品中。凤纹常常成对地出现在楚系青铜器中，有时两种纹饰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到战国中期，楚系青铜器上的凤鸟纹进一步线性化、图案化。纵观商代至战国时期这一千多年青铜器凤鸟纹饰的发展与变化，展现出一些阶段风格与演变特征。这段时期的凤纹由繁缛变简洁，由具体变抽象，由静止变跃动。秦汉时期凤鸟纹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形态越来越多，并且在材料的运用、艺术的表现、技术的提高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创新之处。秦瓦当凤纹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具象写实、现实直观、灵活创新、整体平衡。秦凤纹巧妙地与龙、虎、龟、蛇组合，造型上从过去的以线为主的造型手段逐渐发展成了形象的具体刻画。所有的这些艺术特点使之成为开创具象凤纹的始祖，其艺术创新与价值是后世无法比拟与超越的。汉代的凤纹艺术较之前朝都有了跨越性的发展，他的形象更加丰富，线条越发流畅。汉代凤纹的形象不再试静止不动，不再是呆板烦人，而是运动着的，跳跃着的，给人的感觉积极向上，身心愉悦。汉代凤纹被运用到了瓦当，画像砖，石刻等多种地方，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凤纹的造型上除了继续沿袭汉代以来的风格外，线条的设计趋于粗犷，给人一种壮实之感。这个时期的凤纹不仅仅是追求某一个局部的优美，而是从大局出发，关注的是整个图案，装饰性的图案被广泛地使用在了凤纹的表现中。唐朝凤纹的造型更加的具象化，与鸟的形象越发的接近，唐朝的凤纹常常是成双成对的出现，有着美好的寓意。唐朝的凤纹可谓是集大成于一体，吸取了前几个朝代凤纹的发展，广泛的使用了花卉的图案，使得唐朝的凤纹样式显得更加的雍容华贵。出土于西安大明宫的唐代金银凤纹图，风鸟的造型精巧、细密，头、冠、颈、躯、翅、尾、爪等精雕细琢。晚唐时期的纹样更为精巧美观。这种造型和富裕的物质文化生活密切相关，凤形象已经被赋予了女性象征。宋元时期的凤纹开始进入了一个规范化使用的时代，这是一个凤纹流行的时期，凤纹被广泛运用在了妇女的头饰，建筑物的装饰，各类瓷器家具中。宋代装饰艺术在观念形态上偏重寓意，在其表现上都注重艺术性，赋予了吉庆如意的民俗思想愿望和气息。例如，政和年间的“凤穿牡丹”纹，就赋予了富贵吉祥的寓意。明清时期，是凤纹的鼎盛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凤纹的使用更加的丰富，各类建筑装饰、家具、瓷器上都有凤纹的身影出现，并且独具特色。这一时期的凤纹被人们看作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整体纹样的表现上也更加的富丽堂皇。

2凤纹象征意义的演变

凤凰作为神鸟存在于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最开始是东夷部落的图腾。同时期黄河一带的文明图腾是龙，合并统一后龙凤都成为中国的图腾，被称为“龙凤呈祥”。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把凤凰看作是吉祥的象征。孔子临死时，曾哀叹“：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吾已矣夫！”［4］秦汉时期凤纹被赋予祥瑞、兆庆的象征意义，出现了“鸾鸟”“、朱雀”“、朱鸟”等多种命名。秦朝时期的凤纹退去了神秘的主题，开始转向对于现实美好生活的向往。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因这一时期佛教的盛行，凤纹也被带上了宗教的意味。隋唐以后，凤纹逐渐摆脱了宗教的背景，而开始成了皇室的专用图案，代表了权利的象征。唐朝时期，武则天率先使用凤纹作为了自己的象征，从此以后各个朝代，凤纹都被作为皇权的象征保留使用了下来。

3结论

篇2

一、对公私范畴的早期认知

在中国伦理学史上，伦理学家为解决人们获取公共资源以满足自身需求——这一活动是在个体与群体关系中进行的——时产生的价值冲突，提出了“公”和“私”的道德范畴。从对这两个范畴的认识过程可知，古代伦理学家对公私概念进行的语义界说是完全不同的，在每个时代也对其中包含的不同问题有所侧重。

在先秦到两汉阶段，先是作为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公与私两种价值现象的认知，主张公与私要分明，不相混淆。《左传》哀公5年记载春秋时人说：“私仇不及公……义之经也。”汉代的《淮南子·修务训》说：“私志不得入于公道。”“义”和“公道”就是社会正义，是道德所确立的公共标准。这一区分必然伴随着将个体从公共生活中区分出来，视作一种独立的和具相对性的道德存在；而公共生活也必有一种作为实体支撑的存在，即国家的存在。国家通过确立公共的道德标准，让人们对共有的公共资源进行选择，以满足个人欲求。国家对公共资源确立公共的选择标准，就是对公共资源赋予公共价值，而个人在选择公共资源的过程中也会随之产生出一定的价值立场。由此，人们从对公私现象的认知，过渡到以公私范畴为两种选择公共资源时的价值立场。

就公私两个范畴的现象与价值诠释，韩非、许慎从语义学上对它们进行了说明。《韩非子·五蠹篇》说：“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之谓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韩非看到了公私范畴从现实的共有的公共资源分配上说，公私之辨意谓公与私是相对立的，表达了人们在现实道德生活中对待生活资源享有上存在着的冲突。从名与实上区分，韩非明确指出了这一冲突的起因皆由于不同个人之间存在着欲求相异的事实。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中采用了韩非的界说。在界说“私”字的语义时说：“厶，奸袤也。韩非曰：‘苍颉作字，自营为厶’。”据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解释，私是自利或利己的行为。在界说“公”字的语义时说：“公，平分也。从八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公是公平、公义、公道的概念[1]。这类解释表明，公私范畴是个人在处理生活资源时所持有的不同道德态度。私是个人以自我为中心来处理公共生活中的个人欲求，因之韩非所说的“自环”和“自营”都是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选择立场。后来人们所说的“自私”就是由解说而来的。与私相对、相背的公，就是平均分配共有的公共资源、公平地对待公共生活中的个人欲求。公就是在整体的共有资源分配结构中充分地考虑每一个人的权利。重要的一点是，韩非发现了国家确立的整体的共有资源分配结构是作为与个人欲求至上论者相对的一种“公”，他谓之“社稷之利”。韩非说：“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遣社稷之利。”（《韩非子·五蠹篇》）

在明晰了公共资源分配上的公义和私欲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之后，思想家们开始区分公义与私欲孰先孰后、孰主孰从的问题。早期思想家大多主张以公胜私。战国末的荀子明确提出：“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荀子·修身篇》）主张做人、为官要懂得将公共道德和私人欲求分开，并以公共要求克制私人欲求，将公共要求摆在首位，将个人的私欲摆在次要位置。荀子将从事公职并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称为“公士”，指出：“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事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荀子·不苟》）韩非主张道德立法者要明公和灭私。他说：“明君使人无私，以诈而贪者禁；力尽于事归利于上者，必闻，闻者必赏；污秽为私者，必知，知者必诛。”（《韩非子·难三篇》）他的这一主张和商軮的主张相近。《商君书·修权》说：“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他所说的明分，其实就是指的“社稷之利”。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共有的公共资源推高到“国家利益”，或者说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对公共资源的个体欲求。

此外，早期的公私之辨还由社会领域引入到政治领域，认为是君王与臣僚所必备的处理公与私问题的政治德行。古人分别从君王和臣僚两个政治主体的角度来解释“公”。对于君王而言，汉代学者刘向在《说苑·至公篇》中解释说：“《书经》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尧是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传之，不私于其子孙也……此盖人君之公也。夫以公与天下，其德大矣。”汉王符《潜夫论·忠贵》说：“明王不敢以私爱，忠臣不敢以诬能。夫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乎！”对于臣僚而言，公就是主持公道，忠于职事，不以权力谋取个人私欲的满足。《左传》成公9年记载范文子说：“无私，忠也。”又《左传》襄公5年载：“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汉刘向《说苑·至公篇》说：“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自己的）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忠于事君，仁以利下。”将公私之辨引入政治领域，成为所有从政者处理公私利益必备的政治价值和基本操守，这是古代社会的一次重大的思想进步。

二、 宋明理学与明清实学中的公私之辨

在宋明理学中，公私之辨衍变成为普通人需要加以识辨的两种社会基本道德价值，公私之辨被视为道德修身的“成圣”的重要入门功夫。

为了揭示了公私两促现象和价值的起源，宋明理学家引入了人性善恶的理论。认为公私源于人的天然本性，是包含在道德中的人性因素①。程颐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遗书·卷三》）但是，人不能直接地运用得自于自然本性而又没有经历社会道德化的私心，来选取个人所需的公共资源。这是因为，“以私己为心者，枉道拂理，謟曲邪佞，无所不至，不仁孰甚焉。”（《粹言》卷二）程颐举例说，人们处理一件事情，当他以自然的本心去做，这便是私；而以道德化之后、使自身具有了道德性时再来处理此一事体，这便是公了。二程指出：“父子之爱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遗书》卷十八）“虽公天下事，若用私意为之，便是私。”（《遗书》卷五）因此，在个人行为中只要按照社会道德标准行事的便是公，没有按照社会道德标准行事的便是私。或者说，只有通过克制自身私心、私欲的自然欲求，使之达到了道德的标准，这才是公的行为。“克己则私心去，自然能复礼。”（《遗书》卷二）礼，就是社会道德标准。关学的代表人物张载强调自我克制在公私转化中的作用。他说：“克己要当以理义战退私己。盖理乃天德，克己者必有刚强壮健之德乃胜己。”（《横渠易说·下经》）这种胜己，是对自我欲求、欲念能够完全实现自我控制，这完全来自于道德化后获得的对公的全面认同。只有克己，才使人达到了心无私系的境界。张载说：“圣人无私无我，故功高天下，而无一介累于其心。”（《性理拾遗》）“心无私系，故能动必择义，善与人同者也。”（《正蒙·有司》）克服了私欲的人，才能做到依“公”而行。

宋明理学家认为，公私范畴里包含了对仁爱美德的崇高道德追求。程颐说：“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即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做仁，而以人体之，故为仁。”（《伊川学案·语录》）私，作为心性的原初始基，在经历了不懈的道德修养之后，使心性发生了变化，原初始基在新的被提升了的心性中为道德所制约和主宰。私虽然一直存在着，但它终乎不能有所活动。换言之，作为道德来制约和主宰私欲的，便是仁、理。受到仁、理制约和主宰的私，已经将自然性提升为社会性，从而转化为“公”。程颐认为，“公则一，私则万殊。至当归一，精义无二。人心不同如面，正是私心。”（《伊川学案·语录》）二程后学朱熹具体论证了经公私而达到仁的问题。他说：“公不可谓之仁，但公而无私，便是仁。”（《晦翁学案·语要》）说明了公私与仁的相互规定的特征，“谓之无私欲然后仁则可，谓无私欲便是仁，则不可。盖惟无私欲而后仁始见，如之所壅底而后水方行。”又说：“无私是仁之前事，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廓然大公——引者），是仁之后事。惟无私然后仁，惟仁然后与天地万物一体。”（《朱子语录》）理学家用前后来定义私和公，论证了公私范畴相转化的原理，说明了两种道德范畴已经演变为普通人以社会道德规范来对公共资源进行公共选择的价值立场，并且特别看重了以社会道德标准来制约个人私欲这一点。

那么，在宋明理学中，公私范畴相转化的原理是如何通过个人发展过程来最终得以实现的呢？在宋明理学家看来，公私之辨是每个人通过道德修身而“成圣”、成长为君子的重要入门功夫。在他们看来，私作为心性的原初始基，正是自私才阻碍了天人合体、物我合一。只有经过心性的社会道德化（“成圣”）的修身过程之后，这一原初始基受到外在的道德制约和主宰时，才能成为一个道德的人。对此，心性学家陆象山说：“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象山学案·语录》）程颢在《定性书》中说：“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大公，物来而顺应……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也。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明道学案》）宋明理学家们所说的“成圣”和“君子之学”，就是个人的道德化，也即人从自然人过渡到社会人、道德人。道德人具有道德价值理念，依照国家确定的道德规范来行动，以此来有限制地满足个人欲求，不使之无限膨胀。

与宋明理学过分遏制个人私欲的理学不同，明清实学家论证了个人的“私”中存在的自然欲求的合理性。在理家和心学家的学说中，心是指心体，是人的理性本体；而诚，则是表达心体具备道德性的规范。明清实学家认为，个人具合理性的自然欲求正是“公”的基础，只有合理地追求自然欲求的人，才会做事用心；有私的人，才能通过诚而达到公。明末思想家李贽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藏书·德业儒臣后论》）明代儒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说，“有生之初，人各有私也。”承认个人私欲来自天然的合理性质。清儒程瑶田说：人“如其不私，则所谓公者必不出于其心之诚。然不诚，则私焉而已。”（《清儒学案·让堂学案》）明清实学认为，作为理性本体的心体，和作为道德化之后形成的诚的道德心体，都是在承认人的自然性基础上才形成的道德本体，它们是按照道德的“公”来进行价值选择的主体活动的根基。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顾炎武《日知录》卷三说：“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大公。”这就从另一学理高度克服了宋明理学中忽视人的自然性地位的学理缺陷，以承认人的自然性为出发点重新论证了公私之辨问题。

明清实学家尖锐批判了作为政治德行的公私之辨中出现的部分君王和臣僚假公济私的问题。在长期的政治历史中的确出现了战国法家担忧的情况，即部分君王和臣僚假公济私，从公共资源的分配者身份暗中转换为被分配者，“公”成为掩盖君王和臣僚无限膨胀私欲的外衣，具有了虚伪性和欺骗性。黄宗羲批判了“朕即国家”的观念。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说，“岂天下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一人（君王）的大私由政治权力转化为“大公”，即“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这种公的虚假现象的出现表明了政治制度在公共资源分配结构上的缺陷。王夫之则进一步区分了天下之公与一姓之私的公私转换逻辑，认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读通览论》卷十七）又说：“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读通览论》卷一）在他看来，共有三种大私与大公相转换的形态，“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读通览论》卷十四）在政治领域出现的以一人之大私假冒为大公，是公私之辨中应该加以明辨的。

三、 公私之辨的理论含义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伦理学家对于公私范畴的研究，揭示出当时人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公共资源与满足个人需求之间所有的两种冲突现象与价值立场，是社会价值问题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综合言之，古代伦理学家对于公私范畴的考察研究，其重要成果可归纳为以下三个内容。

1.公私之辨的本质，是如何看待公共资源与个人欲求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且对立的个人的价值立场。一种是个人以个人的立场为主来看待共有资源，这是一种“私己”的——即现代所称之为“自私”的立场——这一以私己为中心而不顾及他人的同等权利的立场是不道德的。但是，古代伦理学家也承认，在这种源自于个人自然需求的“私欲”中也有合理的成分，它们需要得到满足。只不过这种私欲需要建立在公共道德的基础之上才是合理的。另一种是个人以社会的立场来对待共有资源，这被称为“公”、“天理”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立场的揭示，对于我们今天科学地、合乎道德地认知同类问题仍然是有价值的。

2.对真正具现代意义的公私之辨，其重要落脚点或其基本观点是，公是私的实现的前提。为此，个人要懂得并积极寻求公私关系人性化的公私统一。也即在面对共有的公共资源时，个人能够理性地、科学地认识到个人需求的满足要能够与社会公共规则相吻合。既能够合理地满足个人需求，同时也不伤害他人所享有的同等权利。抛开公私之辨中关于“君德”“臣德”的政治德行的讨论，仅从个人道德的领域来看，公与私成为衡量人性善恶的基本道德标准，同时也是判断公共资源选择上存在价值冲突孰是孰非的道德标准。

3.公共资源的社会属性是决定公私之辨性质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社会制度对于解决公共资源与个人欲求两者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也就是说，公与私问题的性质是由社会制度的性质来决定的。《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晚清思想家康有为在分析公私问题时，认识到了社会制度是人们产生公私观念的客观根源，认为在公有制社会中人们所面对的公私问题将获得某种统一。他说：“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举天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私买卖之……一切出于公政府，绝无竞争，性根皆平。”（《大同书》）他所说的“公政府”，是一种与一人一家之“私政府”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夫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礼运注》）这一理论的出现，意味着我们所讨论的公私之辨自古代到现代，都是私有制之下才会发生的问题。只有保证分配制度是公平的，才能使得个人都能秉持共同认可的观念和行为模式，由此保证个人行为的公平性质，摒弃只关注一己私利而否定他人同享权利的利己主义。这就是说，如果在私有制国家的先决条件下，选取另一种完全与之不同的公有制国家的先决条件来反观和反思，那么必定会出现一种完全新型的公私观念和公私关系。

这一见解对于我们今天探讨公私问题仍然具有理论价值。从道德角度看，所谓“私”，即个体的道德就成了“私德”；而所谓“公”，即社会的道德就成了“公德”。实际上，这一见解和划分也正好出现在康有为的学生、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道德理论中。他说：“为我也，利己也，私也，中国古人以为恶德者也。是果恶德乎？曰：恶，是何言？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而立者也。”。（《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他反对的是那种“妨公益以牟私利”的“利己”，而对于从“群己相推之理”出发的“知有爱他之利己”则大加提倡。他说：“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之利亦从而进焉。以一家论，则我之家兴，我必蒙其福；我之家衰，我必受其祸。以一国论，则国之强也，生长于其国者罔不强；国之亡也，生于其国者罔不亡。故真能爱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爱国，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人、爱国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在此，“私”与“公”得到统一。他所说的私德和公德，是相统一的。他说：“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则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2]梁启超所说的公德与私德的内容虽可再讨论，但其所论证的公私相统一在道德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公私之辨演化为人的两种重要的和基本的道德要求，这对于确立现代国家道德体系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篇3

一、认清题型

议论文又叫说理文，它是一种剖析事物、论述事理、发表意见、提出主张的文体，作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辨是非等方法，来确定其观点正确或错误，树立或否定某种主张。议论文应该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语言精练、论证合理、有严密的逻辑性。历史小论文正是议论文中的一种。

历史小论文题是近几年高考，特别是新课改之后出现频率很高的题型之一。高考中的历史小论文一般是通过对某段给定的材料谈谈个人的观点看法，从而考查学生论由史出、史论结合的批判、分析能力，体现了历史新课程改革后的教学导向。当然，它的命题特点也是以自主研究性学习为方向，以论由史出、史论结合为答题的原则，以开放性的答题形式，对学生的历史能力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考查。历史小论文一般没有标准答案，言之成理即可，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自由作答。

自从2001年在上海高考历史试卷中首次出现小论文题型之后，其有效考查学生历史学科素养、“以考促教”、促进自主学习、引领教学改革、助推课程改革及其保持试题必要的区分度等考查功能的优势逐渐更多地被考试命题者所认同，并逐步成为越来越多省份历史高考试题的必选题型。然而，对于该题型，学生们的答题却总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既有思想认识的不够重视，更有对该类题型缺乏应有的理性分析而导致针对性复习举措的无力、低效使然。为攻克这一复习难题，我认为历史教师必须客观审视小论文题型的考查意义及其命题特点与规律，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解题方法。

二、日常训练

在历年高考试卷中，历史小论文题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史论题，要求考生论证说明某一历史观点，另一种是史料题，要求考生从给出的史料中提炼文章的主题，自拟题目，撰写论文。正常来说，历史小论文的写作水平可以反映出学生历史基本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水平，与大学历史专业课考试题型接近，对高中学生而言，具有较高的挑战度。

历史小论文写作既要符合写“论文”的正常要求，又要体现“历史”的固有特点。所谓“正常要求”，就是要具备小论文的三要素：论点、论据和论证。所谓“历史特点”，即要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论点要尊重史实，它是对历史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后得出的判断；论据要务实求真，要选择能证明论点的典型史料；论证就是运用论据来说明论点的过程。

在日常历史学习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习小论文的写作，就像语文作文的写作一样，把它当成长期性的一个学习任务来完成，让学生熟悉这一题型，在规范化的训练之后，能够有效运用所学习的知识进行分析评价，中肯地表达个人的观点。

教学生写历史论文，要让学生能透过历史事物的现象看到历史人物或者事物的本质。比如评价秦始皇，我会首先让学生思考、讨论这几个问题：有人评价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北筑长城，南凿灵渠，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所以，秦始皇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功劳盖世，你赞同这种观点吗？同时，陕西西安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举世闻名，你怎么看待这一浩大工程？为什么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大秦帝国到了二世就亡国了，他的目的为什么没有实现……由上述问题，你怎样评价秦始皇这个人？通过一系列的问题分析使学生懂得这样的道理：历史发展自有其所属的客观规律，秦始皇灭六国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这样，学生写起论文来就会观点明确，有理有据。

三、解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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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结课论文范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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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的民族，本文主要以儒家“和而不同”与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理论基础，来分析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论基础与启示。

关键词：中国文化精神；理论基础；启示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的民族，博大精深、五彩纷呈是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这其中，就以儒家“和而不同”与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探讨中国文化精神，加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论基础

中国文化精神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哲学是“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智慧。“这种文化心理结构，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诗性智慧的源头，并突出表现在：以天人异质同构为基础并由此确立二者间和谐化诗意类联，这种“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思想深刻浸润了古代思想境界。中国人由此而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使得中国诗性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切事务和关系，充分表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的相互交融的和谐之美。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儒家主张通过仁爱之心的推广，把人的精神提升到超越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在当今世界，我们可以把他的理论推而广之，那就是不仅爱自己的家人，还要爱全人类，爱宇宙万物。《庄子・齐物论》强调平等，肯定物我之间的融合。“逍遥游”是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庄子学说的最高理想。对于人生哲学的问题，庄子采取一种逍遥自然的生活态度。而逍遥之游只有在天地齐物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儒家在社会的范围内漫游，而道家则超越了社会。庄子将完美的人、精神的人描写成获得绝对快乐的人，因为他超越了自己与世界的区别、“我”与“非我”的区别。用的哲学观点来讲，就是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办事。“‘道’的精神，大道哲学和大道本体论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哲学的根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

二、中国文化精神的启示

第一，儒家文化作为绵延数千年的主导文化，不仅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儒家文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仁、义、礼、智、信几个方面。其中忠孝和仁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部分。“百善孝为先”，孝悌是做人的最根本品德。孝悌之德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受到普遍的奉行，由此形成一种浓烈的家族亲情，这对家庭关系，进而对维持社会群体间的协调统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民族团结的基石。“中华民族之所以形成坚韧的伦理实体并经久不衰，与这种孝悌之情的弘扬及其形成的稳定的家庭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人这种强化群体利益的精神和“义以为上”的原则，使中国人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凝聚力”。这对维持社会群体间的协调统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孔子倡导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要忠实于自己的家人，忠实于自己的朋友，忠实于自己的国家，特别是要孝敬自己的父母。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国家和家庭尽到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是起码的为人之道。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家庭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牺牲个人利益而维护群体的利益。这种重血亲人伦、重道德修养的儒家学说，“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

第二，儒家文化对于塑造中国人的性格和民族精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华民族诚信知报、仁爱孝悌、精忠爱国、谦和好礼等传统美德，是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凝聚力”的源泉。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礼仪之邦，注重礼仪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儒家以“和谐”为核心建构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将会以其独特的价值观启导人们反思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和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中国文化精神作为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可以帮助人们自如地入世和出世。人要真获得幸福，就应该活出自我来，活出一个真实、独立、完整，成功与失败、所得与所失、理想与现实的圆融，以超然的心态对待万事万物，一切顺其自然，就会感到轻松愉快。而这种健康的心态会让人们更好地去做他们做的事。

第三，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我们不应该失去自我。西方文化中的弱点，比如“西方的残暴性、骚动不安、倾向于压迫弱者、专注于物质目的”，是我们应该坚决摒弃的，而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对和平友爱的崇尚、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意识是我们应该彰显和弘扬的。“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仁爱思想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博大的同情心和宽容精神。

三、总结

人们在享受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精神家园却日益丧失，以致找不到“一个安顿自己的精神家园”。不少知识分子再次把目光转向东方，期待在中国优秀的文化精神中找到克服欧洲精神危机的方法。在当年的巴黎和会上，诺贝尔奖得主就声称，“21世纪的人类要从孔夫子那里去寻找真正的幸福。”中国璀璨的传统文化和玄妙微通的哲学，有助于解决当代人“精神的困惑”，洞悟人生的真谛和意义，寻觅来自内心深处的平和和幸福。这对建立一个稳定的和谐的社会必将发挥无与伦比的力量。中国文化精神作为一种崇高的文化思想，必将成为一盏醒世明灯，照彻茫茫夜空。它强大的辐射力，必将影响整个世界文明的进程。所以，我们应积极将中国文化精神的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司马云杰. 文化饽论――关于文化价值饽谬及其超越的理论研究 [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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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我国的合资企业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重要的支柱力量，合资企业的管理方式主要有四种基本模式：中外双方共同管理、外方承包型、中方承包型以及第三方承包型。目前采用最广泛的方式是中外双方共同管理和外方承包型两种，由于合资企业产品面对的是国际市场，因此在企业管理中也必须按照国际管理进行管理，然而在实际的企业管理中存在着国产化的管理趋势，因此不利于合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为了提升合资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就必须改变落后的企业管理模式。

 

一、中外合资企业管理中国产化问题的具体表现

 

(一)总经理责任制落实困难

 

在合资企业的实际经营过程中，存在中方董事不能真正代表中方利益的现象，同时中方委派的总经理也没有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事项真正的负起责任，主要原因就是中方产权的虚设问题。西方企业中通常实行股份制公司，董事会应对股东大会负责，而董事就需要对股东大会或者部分人负责，若董事失职则会受到严厉处罚，因此在西方国家企业中并不存在产权虚设的问题，因此在合资企业当中也没有外方产权虚设问题。在合资企业中，中方产权虚设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是中方的董事对于本国资产的保护力度不够，同时中方董事对于总经理的管理活动监督与指导作用未能发挥。

 

(二)缺乏经营与管理的自主权

 

合资企业在经营中必须拥有自主权，主要原因是当合资企业真正具有自主权时，才能真正的发展自己的业务。我国的法律当中也明确规定了合资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个股方面都拥有自主权。然而有些中方主管在经营中过分的强调了党的领导，而未能将合资企业与国内普通企业进行区别，因此直接参与到企业的实际工作当中，有些企业甚至将董事会的决议也直接搬到了党委会上，因此合资企业在经营中严重缺乏自主管理与经营权。

 

(三)缺乏完善的奖惩制度

 

目前合资企业员工普遍还存在着“无过便是功”的工作心态，这种状况若不能及时改善，很可能使合资企业的竞争优势完全丧失。其中主要原因是合资企业管理中的国产化问题，严重的影响着合资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提升。合资企业的低水平管理带来的影响甚至会超过由于技术水平低而带来的影响。

 

二、应对中外合资企业管理国产化问题的优化策略研究

 

(一)建立健全董事会领导之下的总经理责任制

 

首先应该完善中方合资者的委派董事制度，转变传统企业管理中企业董事由中方合资管理部门制定的现状，避免主管部门对企业的日常活动干预;第二要提升董事的管理能力，加强董事的培训工作，在委派新董事时应严格筛选具有丰富经营经验和管理能力的人才;落实董事责任制，明确董事责任范围，特别是对中方资产负责，第二还应实施董事定期汇报的责任制度，将企业的资产损益情况进行有效汇报;实施专职董事，将义务董事逐渐转变为专职董事;最后就是要实施总经理聘任制，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二)构建合资企业管理机制，落实企业自主经营管理权

 

首先要建立专门的负责机构，实现对合资企业全过程的管理，避免出现现行管理中的各管一段或者无人负责的状况，规避管理风险，同时精简合资企业的相关管理机构;第二要赋予合资企业充分的自主管理和经营权，根据国际管理进行管理，明确好合资企业的特殊性，在管理上应该区别于普通企业，相关管理部门应该对合资企业实施的管理中应该依照相关政策和法规中的相关规定执行管理措施;第三我国的工商管理部门、税务机关、物价部门以及海关和银行等相关部门应该做好本职工作，为合资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进行服务，为合资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确保优惠正确的切实落实。

 

(三)优化工资制度和考评制度

 

应在合资企业内部建立健全完善的考评机制，针对不同部门人员实施科学考评，针对表现优异者可给予奖励，以提升员工积极性，尤其是对那些在技术上进行革新、为企业提出优化建议的员工应该予以奖励，营造良好工作氛围;第二就是要改革合资企业的工资制度。工资的标注首先应该根据本企业的经济效益来确定，实施动态化的工资标准。降低或者适当取消基本工资在总工资中所占有的比重，提升员工的风险意识，提升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

 

(四)完善技术市场和人力资源市场

 

全面推进劳动合同制度，促进合资企业实现用人的自主权利，打破劳动力管理当中的“部门所有”或者“单位所有”的用人格局，确保合资企业能够根据自己的用人需求相应选择技术人才、管理人才以及生产人才等。同时注重企业员工的培训工作，切实提高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水平，增强合资企业市场竞争力。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合资企业得到了快速稳定的发展，然而在企业管理中国产化管理问题十分突出，不利于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因此在合资企业管理中必须与世界市场接轨，转变传统管理模式，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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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企业正逐渐与世界经济接轨，国有企业也随之进行改革，财务作为一个企业的核心，就需要对其进行严格管理。目前，我国部分国有企业因为资产结构不合理造成财政亏损。本文笔者根据国有企业现存的问题提出其要求发展，就要改变陈旧的财务观念，根据市场需求，健全财务管理体制，制定合理的财务目标，提高企业人员的素质，从整体上提高国企的财务管理水平。

关键词 国有企业 财务管理 问题对策

国有企业是我国财政的重要来源，控制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主导着我国的各个重要领域。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中的重中之重，财务管理对于企业意义就是合理配置资产，从而提高企业资金最优化运用。

一、国企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1.融资问题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运营资金都是依赖银行，没有将企业的效益和风险结合起来，只是想到将资金集合起来，由此导致企业的资金结构没有秩序可言。在这种状况下，国企的资产结构不断恶化，致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更加糟糕。企业效益不断下降，再加上银行利息的负担，企业为了维持生存，就吸收短期债务来填补亏损，这就导致企业步入一种恶性循环，存在更大的生存危机。

2.投资方面

国企的约束机制尚不完善，且其长期依赖银行贷款来扩大生产，在进行投资预算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经济情况，致使资金存在缺损，企业就需要挪动流动资金来解决问题。这就导致企业的周转资金越来越紧张，形成了大量低效存量资产，资产结构越来越恶化，企业的财政就步入困境。

3.国企财务体制固有的缺陷

国有企业一般实行总会计师负责制，而总会计师在工作的过程中还要受厂长或经理的管束，这就使得企业的财务大部分时间都是由企业的领导管理。而国企的领导有时会受上级命令调迁，这就直接影响企业的财务管理，致使财务管理出现持续性或厌恶性，从而造成企业的财务管理断线，这就致使企业财政管理不规范，损害企业的长期利益。

二、国企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国企现在的财政管理状态充分说明企业并没有将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的核心管理来对待，笔者通过分析国企的各个方面总结出企业处于被动状态的原因：

1.财务观念落后，财务意识薄弱

国有企业是国家控股的企业，国家会根据需要对其加强资金注入，这就造成企业自身没有危机感，没有有效使用资金。在国有企业的管理中财务管理一直不受到重视，而在且实际管理中，管理阶层有会顾忌财务部门会影响他们的决策，就不让擦无管理介入到企业的管理中来，这就造成管理阶层“独当一面”的局势，及时部分企业会参考参政部门的意见，但是却不会让其参与企业的决策。所以，财政部门人员对企业的现状并不了解，也就无法正确做出预算，致使企业资金使用以及投资出现偏差，影响企业的发展。

2.财务管理体制不完善

企业在投资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市场的取向，这就致使他们放松经济核算，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影响到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程度。比如，企业的投资等决定都是由企业领导者决定，财政人员不能参与决策。企业领导者没有认识到财政的重要性，他们觉得财政人员只要能做出财务报表就可以了，拒绝财税审计部门的检查和监督。企业管理体制上的缺陷严重影响到企业财政目标的进度，直接屏弃了财政对整个企业的作用，也就导致了企业与市场经济脱节，造成企业发展受阻。

3.财务目标错位

目前，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跟不上企业的发展需求，在这样的状态下，财政就只是体现企业价值的一个标志，没有将其与企业管理目标相融合，国有企业占取着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主体经济成分.与非私营企业相比，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更大，不仅要企业赢取利益，还要解决社会的就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稳定社会，这也就决定了国有企业不能向私有企业那样根据自己的意愿来经营管理。

4.管理的基础工作薄弱

国有企业往往总是抱着依靠政府扶持的想法，所以，有时候会忽视基础的管理，导致管理的基础工作薄弱。企业在设置基础管理时要将个管理层及责任部门相连接，再设置相应的管理基础部门来保证管理工作的进行。这直接影响着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核心的作用发挥。

5.管理技能和管理手段落后

企业的财务管理必须专业人员进行操作，其还要综合企业其他部门的情况进行预算与核算，这就要求工作人员专业性强、道德水平高、责任心强。而就是这一点，我国很多国有企业的财务人员做不到，在安逸的状态下，财务人员不思进取，从而降低了他们在企业中的地位与作用。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在管理上应采取更为现代化的手段，这同时也体现在财务管理上，但是目前众多企业还是在使用传统的管理手段，财务上没有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样，集团公司就很难掌握财政的动态，也就无法根据财政状况来进行企业投资。

三、完善国企的财务管理对策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逐步建立，为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与市场经济同步，国有企业也开始追求自身的发展，开始建立以追求企业最大化利益为目标的财政管理体系。但是，从目前来看，其管理措施还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1.更新财务观念，强化领导树立财务工作的新观念

传统的企业财务管理主要讲究报账、记账和算账，这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要想与市场经济接轨，其财务管理就需要解放思想、改变陈旧的观念，树立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财务工作新观念，促进我国国有企业管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企业领导直接决定这企业的发展方向，所以，企业领导者要加大对财政的支持力度，企业在任命领导者时要尽量选取那些有财政知识且注重财政作用的人员。但是，多数的领导者在就任时并没有多少财政知识，这就需要财政工作人员将企业的财政状况汇报给领导。企业领导者也要自觉的向财政工作人员学习，主动了解财政知识与法规，帮助其更好的领导企业的财务工作。

2.确定合理的财务目标，转换国企产权机制

一个企业的财务目标就是指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国有企业的利益就是财务目标利润最大化。确切来说就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一个企业的财务目标是与企业的主体利益相一致的。要保障企业的财务目标顺利实施，那么企业的产权机制就得有所转变。也就是说，政府放手让企业自己发展，自负盈亏，让其享有自身的经营权利，不干预其经营管理。这样才可以让企业独立去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刺激其奋发向上，增强其市场竞争能力。

3.提高人员素质，优化管理手段

要想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财政管理能力，在健全企业的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要保证财政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财政管理者可以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去学习，提高其专业素养。而财务人员要在日常工作中培养上进心，平时主动的参加各种财政培训等工作，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

在管理上，管理者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科技手段，利用计算机将财政做到系统化与具体化，可以让工作人员根据其研究出财政信息的利用价值，加速资金周转，规避财务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总的来说，我国国有企业的财政管理中存在着很多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根据现在经济形势来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参考文献：

[1]何劲军.浅谈我国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商场现代化.2008（17）：328～329.

[2]赵文彬.浅议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新疆金融.2009（6）：33～34.

[3]郝德俊.李平国企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索.北方经济.2004（10）：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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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提倡学生“自我导向、自我激励、自我监控”的自助学习方式。在教学的探究中，不论是学生的自我探究还是老师的传授，都是首先需要老师真正的领会到新课标、新教材的基础上，认真的备课、综合把握、灵活运用；再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同时还要培养学生的自助创新意识和探究意识，让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种让学生学会学习、协作。

2转变教师传统教育观念

2.1重新定位教师角色

在教学的过程中，从某种角度来说，教师角色的扮演，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的成败。因此在新课该的理念要求下，需要我们转变教师的角色。

在传统的教育观中，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学生不能也不敢有“创新”；学生只是观赏者。新课程强调“教学是师生相互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追求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的价值观。历史教师必须要把课堂当做是师生交往和互动的平台，积极的倡导和推动在课堂上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2.2加强建设，拓宽知识

历史教师知识结构的水准将对历史课程改革的成效产生显著的影响。新的高中历史课程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通过重大历史事件、人物、现象展现了人类发展进程中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内容更多也更深。如《历史II》“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这个专题，“新课标”要求通过古代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本史实，概括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再将这些特点综合起来，认识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还要通过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的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这个专题从涉及的历史知识到运用的思维方法和指导理论，都是比较深奥的。这些更多更深的内容就需要教师自身学科知识的拓宽。

3改革教学的呈现方式

高中中国近现代史教学责无旁贷，教学中应有所侧重，“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这才能“栓住”学生的注意力，赋予教学活力。如：对外开放的大潮，拓宽了中外交流，无庸讳言，许多不正确的认识也随之而来。有人在分析历史时，说什么列强的侵入给近代中国带来了“现代化良机”，将屈辱说成是“一种必要”，崇洋的沉渣重新泛起。高中历史教学不能充耳不闻，我们要有针对性地重温帝国主义侵华史[4]，着重说明中国贫困的根源是与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密切相关的，要“重复历史的真理”，端正认识。新教材在这方面给师生们留下了较大的思维空间。如“”对旧教材中评价前期成就进行了删除，而设计了一道课后习题对“打倒孔家店”口号的评价，并建议学生通过翻阅资料和文章加以分析得出答案，它的设问向开放性试题发展。类似例子有许多，历史教师必须借此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探究形成结论的生动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思考历史、诘问历史、评判历史的方法和能力，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4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教学活动中，教师要采取多种教学手段，积极倡导学生参与式、探究性学习，培养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引导学生善于把知识转化为智力和能力。当涉及到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时，教师要明确要求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注意宏观、微观相结合以及把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是否适应社会发展潮流作为衡量的标准。对社会热点或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教师可引导学生开展探究成果平台，使学生通过展示成果享受成功的喜悦和体会自身成长发展带来的悄然转变[5]。

5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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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临时仲裁 必要性 可行性

一、国际范围临时仲裁盛行的原因

第一，经济上的原因。在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不可逆转的今天，国际经济贸易迅猛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商事纠纷的不可避免和增多，而这一切都促进了临时仲裁制度的扩张，以及在商事活动中地位的不可或缺。

第二，机构仲裁自身的缺陷，促进了临时仲裁制度的应用。机构仲裁逐渐发达，但是它自身也暴露出极大的缺陷。比如，费用较贵，时间较长。可以说，机构仲裁自身的不足是临时仲裁得以应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三，网络技术的发展。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上国际贸易也蓬勃发展，网上国际商事仲裁应运而生并且从其诞生的那天起就具有经济、高效的优点。临时仲裁制度的优点此时得到凸显。特别是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互联网确实使人们进入了信息爆炸的社会，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大的商务贸易机会。

二、地位之失衡：中国仲裁形式的单一化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是仲裁的两种基本形式，两者相辅相成，在纠纷的解决中各自发挥着作用。那么何为机构仲裁，何为临时仲裁？对此，各个学者的观点不一。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看具体的仲裁程序是否受仲裁机构的管理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仲裁机构的管理。一般来讲，在机构仲裁中，仲裁机构对仲裁程序的管理是贯穿始终的。接受当事人申请、审查确认仲裁申请、转交仲裁申请文件，确定并收取费用，发出仲裁通知、协助指定仲裁员、决定延长期间等活动都由仲裁机构进行。而在临时仲裁程序中，仲裁机构并不全面管理仲裁程序，其所起的作用是很少的，至多在仲裁员的指定等个别问题上提供一些协助，在当事人双方就仲裁员选定等程序性问题较容易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其甚至于不管理任何程序性问题。因此，在临时仲裁中，仲裁程序的每一个环节都由当事人保持较为完全的控制，当事人有更大的自主性。国外立法中一般都既有机构仲裁又有临时仲裁，相关的国际公约如1961年的《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欧洲条约》，1975年的《美洲国家国际商事仲裁公约》，联合国1976年的《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及1985年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亦是如此。然而在我国，仲裁制度产生比较晚(始于2O世纪初)。我国现行《仲裁法》第16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第18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按照有关的司法解释，对于当事人约定的机构不是仲裁委员会，约定的仲裁机构不存在，或只约定了仲裁地点(即使该约定地点设有常设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均无效。即我国将仲裁协议中是否约定或是否明确约定了仲裁机构作为认定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的标准之一。仲裁协议是仲裁的基石，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管辖权源于当事人的仲裁协议，如果仲裁协议无效，所进行的仲裁和做出的仲裁裁决也随之无效。由此可见，我国的这些规定实际上排除了临时仲裁的地位，因为临时仲裁是不通过常设机构进行的仲裁，绝大多数情况下在临时仲裁协议中是不可能对仲裁机构做出约定的。

三、我国建立临时仲裁制度的必要性

首先，临时仲裁在国际商事、海事纠纷处理中是主要法律救济手段，建立临时仲裁制度符合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趋势，有助于弥补我国仲裁方式单一化的不足。

其次，建立临时仲裁制度是维护我国当事人在执行临时仲裁裁决时正当利益的需要，也有助于实现我国对《纽约公约》的有效履行。我国于1986年成为《纽约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自然对我国产生法律效力。1987年4月10日，最高法院向地方各级法院发出《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要求对另一缔约国领土内做出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这自然包括对国外临时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更为关键的是，如果裁决对外方不利，外方则不予执行裁决，中方无法在中国法院或外国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仲裁裁决，因为中国法院依据《仲裁法》认为临时仲裁的仲裁协议无效，中方当事人的利益势必受到损害。

第三，建立临时仲裁制度是改善我国投资软环境的需要。国际商事仲裁之所以已成为解决跨国合同当事人之间争议的通常可接受的方式，部分原因在于国外商人希望避开外国法院解决争议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确保交易的安全。在我国，仲裁的方式仅限于机构仲裁，而

外国人担心的就是仲裁机构受到政府的指示和不当干涉。因此，建立临时仲裁制度也是完善

我国投资软环境的需要。

四、我国建立临时仲裁制度的可行性

临时仲裁滋生的土壤在于自由的市场经济以及国家对私权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等较为宽松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尊重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权是临时仲裁发展的法律前提。现今我国已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日益多元化，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也日益完善。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国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较以前相比更加尊重当事人自由、自主、真实的意思表示，2000年的《个人独资企业法》赋予了私营企业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权利并有力地保障了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这些都说明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已达到临时仲裁发展的条件。而且，随着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和措施的完善以及仲裁行业的逐步发展，对于临时仲裁制度的缺陷，可以通过一定的措施加以弥补。首先，关于仲裁员的指定问题，若当事人不能及时达成一致意见，则可以由任命机构确定。任命机构的确定程序及其地位可由法律规定，具体来讲，可以允许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任命机构，或在事后协商，若没有约定，事后又协商不成的，则可以由法律规定由中国仲裁协会来完成这一工作。其次，可以在仲裁协会中设立仲裁员名单，将全国各地较为有名的律师、专家、学者列入名单中，并且每年对名单进行更新补充，为当事人提供方便使其在没有仲裁机构的帮助下也能选任合格的仲裁员。再次，加强法院对临时仲裁的支持和监督作用，特别是在裁决执行过程中，应给予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同等的要求和便利，对于被执行方无充分证据证明临时仲裁程序违法的，应当予以执行。

总之，我国应尽快建立起临时仲裁制度，这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推动法制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康明.商事仲裁服务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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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礼制精神 服饰纹样 装饰特色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

一、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礼制而发展

中国古代礼制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有成文的“五礼”，最早的有关服饰纹样在礼制中反映的记载是在《虞书·益稷》篇中：“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意思是说仲雍在举行祭祀礼仪时穿着图腾衣，各部联盟首领在祭祀礼仪活动中以五彩之色施与衣物上，即将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天子衮服十二章”的起源便是由此而来。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这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经很有特点了。殷商时代社会已出现了等级，但服饰形制还没形成。到了周朝时期，已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礼乐衣冠体系。随着各种礼仪制度的确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贵贱尊卑，都应穿着相应的服饰，皆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生活。“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周朝设礼官掌管天下礼仪，并把这项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是以鸟兽纹样为主，而且装饰部位在前襟后背。这一做法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直接以一个有形的文化符号显示在服装上，使其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礼制文化特点。到了宋代，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对妇女的装束也有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服饰制度与宋代程朱理学观点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而清代的服饰是我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服饰纹样在这时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在图案的设计上承袭十二章的纹样，在明代的八吉祥纹样的基础上，集图案的装饰作用之能事，使之达到了繁复的程度。这一时期，服装出现了一种叫“补子”的装饰，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并且清代的帽子一改历代的式样装束，注重帽子上顶戴花翎的装饰，以花翎的不同反映不同的官职。因此，如果分析清代服饰的发展与历代服饰之间的差异，那么，主要表现的就是各种服饰装饰纹样的繁杂堆砌，以及在图案上等级观念的反映。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是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服饰在这一过程中，则体现了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中国的服饰制度始终与中国礼制思想紧密相连，使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着礼制而发展。

二、礼制促进中国古代服饰纹样的特色发展

1.从纹样题材内容上表现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服饰图纹的普遍性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之意；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

2.从纹样色彩上表现

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从西周开始直到明清，历代制定的舆服制度，从统治者到诸臣百官的服饰纹样色彩各有等差。例如《周礼》中规定：“黄帝冕服，玄（黑）衣、赤（红）裳，用十二章，从公爵起视帝服降一等用之。”《尚书大全》中记载十二章纹的色彩是：“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另外，统治者祭天时服色要用青，祭祖时服色要用玄，祭桑时服色要用绿色。“秦汉以来服色转变，令唯朝廷五服用彩”，厉禁庶人衣彩，平民只能穿“布衣”“白衣”“皂衣”，而被称为“白丁”“黔首”。封建社会中期以后，规定愈加明确详细，如唐代始以袍服颜色区分官员等级，除皇帝可以穿黄色衣服外，“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贞观四年规定二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宋·舆服志》关于文武官员服饰颜色的规定是：“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绯，五品浅绯。”而黄色自隋朝开始则逐渐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据《清史稿》记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这说明清代对龙袍在形制、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衣服的色彩上都规定得十分严谨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