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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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历史论文

篇1

1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美学特性

文艺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有它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和历史渊源。就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美学属性来看,它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和发展延续的基础,因此自身有着很浓厚的美学特性。

1.1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美学研究特性

从目前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成果来看,文艺理论中的美学特性一般从文学艺术作品主题、创作手法和鉴赏方式入手研究。文学或者艺术作品都有着自身的创作主题,或者描述事物或者人物的美丑,刻画人物的形态、形象、气度,抑或是景物的动静、环境所营造出的一种虚实的意境等等,总之是凸显出作品的主题;文艺理论的创作手法多样,创作者根据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通过抒情、议论、神思、愤书等再填充材料;鉴赏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能凸显美学特性的一个环节,通过鉴赏作品,体味其中所蕴含的美,最终实现与创作者的共鸣。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美学特性通过这样的三维鉴赏体系表现出来,创作者的创作语言和鉴赏者的欣赏紧密结合在一起,欣赏者再结合自身的阅历、文化素养对作品进行自我对应,从而实现与创作者心灵上的互通,形成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古代文艺理论的美学特性就自然而然地被传递和接受。

1.2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哲学性

中国对文艺美学的研究历史悠久,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人们就开始对文学作品和其他一些艺术作品中的美进行深入的研究。不同于西方美学的是,中国古代的美学研究并没有将文章、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单独或者进行归类研究,而是将美和道的主线贯穿在各种研究之中,道与美是分不开的,而美的表现形式与道也是分不开的。道是作品的主体,同时还需要一定的美的形式将其传递出去,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就是一种哲学性的体现,这种哲学性贯穿于整个古代文艺理论的研究中,使古代文艺理论既达到了美学的高度也实现了哲学的深度。

1.3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贯穿流变性

中国古代有很多思想派别,在历史的发展中也形成了一定的思想体系。传统思想深受儒、道、释体系的影响,每个体系中的文艺理论观念也对之后的文艺理论创作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如在东汉,玄学进入中国本土,为了适应生存,它就和土生土长的儒家思想进行了融合,并对文艺创作产生了影响。因此,中国古代的儒、道、释所形成了三体系为主干,它们之间又相互依存影响,之后又和许多思想理论进行结合,拓展出庞大的体系脉络,最终形成一个大的整体的思想系统。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体系虽然没有严格的体系,但是却有着成体系的研究范畴。通常某一派别提出一个观点,历代的艺术家、文学家就会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拓展研究,在不断地延续过程中,最终将这一焦点进行升华,提升到文艺理论的高度,因此,中国的古代文艺理论有着贯穿流变性。

2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审美经验

2.1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作品的经验性创作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有着明显的经验性,从美学的角度看即古代的文艺理论作品在表述上有着深刻的审美经验。审美经验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审美经验,即创作者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对作品进行了直接的经验性创作,这种创作既会利用原有的审美资源,也会借助于脑中形成的固定的审美意识;另一种就是间接的审美经验,创作者通过研究他人的作品或者成型的文艺理论,从中提炼能够满足自身创作的审美经验,从而推动古代文艺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2.2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创作者的审美经验

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创作者大多是艺术家或者文学家,很少有专门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往往兼备两重身份,在创作文学艺术作品的同时也会创作一些像诗论、文论、乐论、书论这样的文艺理论作品。像陆机因文艺理论作品《文赋》被人们所知,但他最主要的身份则是诗人,诗人杜甫同样也写出《戏为六绝句》的经典之作,类似的人有很多,他们不仅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理论研究上也有很大的建树。

不论是从创作者本身还是从文艺理论作品来说,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都有着明显的经验性。即使在今天,古代的文艺理论仍然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这和作者的审美经验是分不开的,他们创作的文艺理论虽然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是却有很多作品都有一定的系统性,像《文心雕龙》《原诗》等,有的作品即便是随感而发却有着深刻的观点,像《冷斋夜话》和《六一诗话》,还有一种最常见的是作者对别人作品的评述、整理,如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批改,还有在先人的作品上进行题词的,这些都是古代文艺理论的主要创作形式,也是审美经验在文艺理论创作上的直接表现方式。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所蕴含的这种浓厚的经验性质,虽然不是专门的哲学家、思想家和理论家所创作的,但这些诗人、文学家、音乐家、书法家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的理论研究更是一种有着深厚基础的智慧结晶,他们对文艺理论的论述并不是怀着某种特定的目的,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创作升华,这种富于实践性的经验性创作植根于实践,又推动着文理理论的不断发展。

3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美学意义

传统观念认为,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和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着明显的差别,前者是一种直观的经验性的创作,后者是一种具有极强思辨性和紧密的逻辑性的作品,但是,对古代文艺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后才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古代的文艺理论并不是观念层和表面的东西,它与西方文艺理论不同的是它的抽象性是通过经验创作从而提取出的抽象的高度。

3.1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审美抽象

审美抽象是一种思维过程,在审美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与抽象的逻辑判断和推理不同,是一种可以概括和提升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古代文艺理论表现出的主题、思路就是典型的审美抽象。西方的逻辑思维是通过描述具体的事物,最终提取出一个概念,这个过程中会将感性的、偶然性的东西舍弃,而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则是通过一种感性的方式将现实中的普遍意义表现出来,并将创作过程中的细节、感性认识、偶然性因素融合进去,从而运用多种表达形式、艺术符号将现象的本质表现出来,运用感性的思维去把握事物的深度,达到思想上的高度。

3.2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审美抽象途径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审美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作品整体呈现出的意蕴,另一种的文艺理论作品中所蕴含的主题。最为重要的是第二种,对于古代文艺理论中的主题,通常不是通过抽象的逻辑思维来推断出来的,而是由具体的审美抽象来凝练的。例如,上文中提到的“物”,在魏晋时期,“物”已经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而它却不是一个简单的“物品”的意思,它既是对一切自然界事物的概括,也是代指社会上的事物,同时还有“心物”之意。例如,陆机的《文赋》中就有“体有万物,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这样的句子,这句话中出现了两个“物”,像刘勰的文艺理论作品中也较多地使用了这个字,而“物”的内涵却不尽相同。可见,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具体概念,抽象的程度是高于西方的逻辑推理概念的。

篇2

自古以来,因地域与历史的关系,中国古代形成了很多各具特色并让我们能引以为豪的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闽粤文化等。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学范畴离不开这些地方历史文化,地方历史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代作家和作品分布于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这些作家作品属于地方历史文化的一部分,也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地方历史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无比紧密甚至水融的关系。因此,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的时候,离不开地方历史文化,地方历史文化应该很好地融入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教学效果。孔子、孟子都是古代鲁国人,他们首先属于齐鲁历史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才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一部分;同样,屈原首先属于楚(湖湘)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才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部分。所以说,没有地方历史文化,就不可能有中国古代文学。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不能高高在上,离开地方历史文化泛泛而谈。离开了地方历史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二、地方历史文化融入成高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路

(一)编写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

不同地域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齐鲁大地,因为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因他们而发轫的齐鲁文化闻名中外;位居我国西北的三秦大地,因为有了半坡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昭陵、乾陵等古代遗迹而使三秦文化大放异彩;地处中原的洛阳、开封因有多朝立都而被国家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即便位处岭南一隅的桂林,也因为古代文化遗址众多、古代文人墨客来往者众多而位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然各地都有各具特色且丰富多彩的地方历史文化,如能将其编写成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不仅能极大地拓展古代文学的外延,而且能极大地丰富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同时,还会进一步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学习内容在学生的心目中更加可亲可近,从而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二)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

以前的成高教学很容易落入普高教育之俗套,即内容上以文学史及理论学习为主,方法上以课堂教学为主,全然不顾学校特点和学生实际,导致教学效果不佳。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成高教学应大力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着力加强教学的形象性、具体性,从而不断提高教学效果。以桂林为例,因为桂林拥有众多的文化遗存遗址(如甑皮岩遗址、兴安灵渠、独秀峰下东晋颜延之读书处、唐曹邺南溪山石刻、宋城墙、明王城等)。这些遗存遗迹反映了古代桂林灿烂的文化。它们大多位于市内或城郊,有的步行可达,有的骑自行车半小时可到,它们就在我们眼前或身边。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我们不妨把更多的时间从课堂搬到具体现实环境中,使教学从死板变活泼,从抽象到具象,使学生从昏昏入睡到兴趣盎然。如当我们学习到先秦文化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到兴安灵渠进行文化参观,考察灵渠修建年代、修建的原理、修建的巨大历史意义等;当我们学习到东晋陶渊明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参观独秀峰下颜延之读书岩,让学生了解当陶渊明“除荳麦苗稀”“戴月荷锄归”的时候,颜延之正在独秀峰下挑灯夜读的故事;当我们以愉快、轻松的心情欣赏李白的《朝辞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我们不妨在学期考试结束以后带学生到漓江乘舟而下,体验一下当时的心情;当我们学习元杂剧的时候,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古代的桂林(乃至广西)有哪些戏曲形式,哪些已经消亡,哪些还在流传中,消亡了的“广西文场”有什么特点,是否还可以挖掘、整理,使之复活?还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桂林彩调”与“京剧”“昆曲”有什么不同?是否可以找出桂林彩调,如“黄三打鸟”或“三看亲”进行排练?等等。其实,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只要我们能与地方历史文化恰当结合起来,就能使课堂生动起来,形象起来,不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三)深入实地考察,绘制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

一个地方具有如此丰富的古代文化文学资源,如何让它们更具象更有效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呢?通过实地考察,绘制一个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桂林既然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文学遗迹遗存众多,我们不妨在给学生布置作业时进行大胆的改革,把过去那种以分析作家作品为主,变为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下到实地,分门别类地对文化文学遗迹或遗存登记或拍照,然后根据登记或拍照的情况,绘制一幅当地文化文学的实景地图,这样更能提高学生印象,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四)举办各种沙龙,让地方历史文化

篇3

首先我们先了解下法家管理思想的具体内容

先秦法家的治道思想是以法家价值论、人性论、历史论、知识论为基石,这四论构成了法家管理思想的哲学观;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即:道---管理本质观,治强---管理目标观,法---管理行为观,势---管理组织观,术---管理控制观,以此构建了管理型法家治道模式。法家治道的管理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

下面,我们以扬子空调有限公司为例,从企业目标、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等方面,来详细阐述法家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扬子空调有限公司自2001年1月改制以来,一直将“成为业界最有价值和最受尊敬的企业之一”作为组织的远景目标,同时,每一个战略年度,公司都会制定出一个详细的年度经营目标,目标涵盖销售收入指标、产量指标、产品研发指标、工程设计指标、成本控制指标、利润指标、员工收入指标、文化建设指标等各个方面。正如法家所言:治强才是管理的目标,企业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强大,这只是企业的短期目标,只有强大、更强大才能逐步实现组织的远期目标。

扬子空调有限公司成立之初,采取的是直线式管理模式,其最大的好处是决策层能够亲自掌控企业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没有过多的中间管理环节,减少多余的层级,快速反应、高效运行,这在企业初期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但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公司所要经营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宽泛,原有的组织架构就无法满足管理的需求,于是从2005年起,企业大胆尝试对组织架构进行改革,从原来的直线式管理模式变革为事业部制管理模式,成立了5个事业部,在所有事业部之上,成立一个纯粹的职能管理机构---扬子空调总公司,对全公司的人、财、物进行统一管理和分配。事业部制的建立,从根本上形成了公司内部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划小了核算单元,真正做到了通过组织的分工与协同实现经营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并最终促成总体管理目标的达成,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2008年,在原有5个事业部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农业人工环境事业部,更进一步实现了专业化的分工和精细化管理。

在法家看来,一个理想的、足以控制全局的组织结构,必须有一个能决定和支配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设立有这样一个控制中心的的组织系统,是实现对组织的有效控制与管理的根本条件。

企业的运营,仅有目标和组织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完善的制度是基本的保障。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度就是国家的法律法规;而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制度同样如法律一般。诸葛亮治蜀时曾说过:上下有节,为治之要,即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个组织,没有健全的规章制度,是根本无法开展任何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的。

从2005年起,公司加强了各项管理制度的制定、修改完善和执行,这其中涉及基础规章、信息化建设、流程管理、薪资改革、物资采购、生产制造、质量监控、销售政策等各个方面。2006年,扬子空调总公司提出了建立“四化”企业的管理思想:即建立法制化、规范化、流程化、人性化的现代企业。2007年以来,公司又先后与国内多家著名的管理机构合作,陆续引进了“全面预算管理”、“人力资源管理”、“MRP采购管理”、“KPI管理系统”、“ERP管理系统”、“IE工程”等多个管理项目,使企业的制度化管理得到长足的进步。

当然,有制度,就必须要有执行!

法家强调:执法有信。用现代管理的话说:就是执行力是法制的保障,即有法必依。没有执行,所有的制度都是一纸空文。法家思想认为:管理行为也就是通过对人的行为动机和需要分析,以求人与组织的和谐,并引导恰当地适应人们的需求和对需求的渴望用以实施组织的目标。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的管理。现代管理学的控制职能是衡量和校正属下人员的各种活动,从而确保组织目标以及行为达到目标的各项工作得以实现。衡量绩效是控制活动重要方面,也是控制责任落实所在。对于包括领导者在内各个层次的人员,控制的职能均是必不可少的,控制对象包括人、事、行为等在内,因此控制是管理的关键环节和基本手段。这里所说的“控制”,就是依照制度的执行过程。

我们都知道,一支在战场上的部队,每名战士必须始终保持服从指挥、步调一致,否则永远都打不了胜仗,最终只会被对手消灭。企业也是一样,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必须在严格的制度化管理下,每一个组织成员都能做到目标一致、方向明确、思想统一、行为规范,这样才能实现员工行为与企业目标的高度统一,否则,企业将始终处在一种混乱状态,最终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直到被竞争对手消灭。

扬子空调有限公司发展的9年时间,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管理模式:

2001-2003:人性管理模式,以人格魅力作为主要手段;

2004-2007:制度管理模式,强调过程控制和绩效考核;

2008-----:战略管理模式,强调企业的价值观和目标管理;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其主要的活动由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部分构成,按马克思的理论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影响着经济基础”。企业作为社会组织的一部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企业的目标是利益的最大化。而想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提供价值的最大化,这是相辅相成的。不能提供价值的企业,将得不到支持和尊重。正如前文所述:扬子空调的愿景是“成为最有价值和最受尊重的企业之一”,而“最受尊重”,就是指所提供的价值是符合社会利益的、所获得的利益也是符合社会利益的;“最有价值”,就是指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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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银行;咨询顾问;利益冲突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规定世界银行应保证其贷款用于既定目的,因此世界银行有责任监督借款人使用世界银行贷款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因此,世界银行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的贷款的使用监督规则,其中利益冲突规则是较为重要而又常常为人所忽视的。本文主要介绍和分析贷款项目咨询顾问聘请中的利益冲突规则。

一、贷款项目咨询顾问聘请中的利益冲突规则的主要内容

《世界银行借款人选择和聘请咨询顾问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中具体规定了贷款项目咨询顾问聘请中的利益冲突规则。《指南》的适用范围是:在利用世行贷款进行采购过程中的“知识性和咨询,不适用于其他以物质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服务”。①结合该指南的第1.3条之规定,这种咨询主要包括了工程项目咨询、建筑咨询、管理咨询、采购检验、审计等服务,这些服务从性质上说,一般属于中介服务。而恰恰是这种看似不起眼的中介服务,却引起了世行的高度重视,并专门制定了相关的指南,可见其重视程度。《指南》的目的在于“规定世行的有关政策及项目所需的咨询顾问的选择、签约和监督程序,而这些项目是全部或者部分的有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简称IBRD)贷款,或国际开发协会(简称IDA)信贷获赠款,或世行赠款,或由世行借款并由受益人执行的信托基金资助的”。②在《指南》中,世行提出该规则的主要目的在于“要求咨询顾问提供专业的、客观的、公正的意见,并且在任何时候都将委托人的利益置于最高位置,而不考虑未来的工作;要求他们在提供建议时应避免与其他任务或本公司利益发生冲突。③具体规定,综述如下:

1.提供咨询服务与提供货物、工程施工等之间的利益冲突:某公司已被借款人雇用为某项目提供货物或土木工程施工或咨询服务以外的其他服务,则该公司及其任何附属机构将无资格为同一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相反,如一公司已被雇用为某项目的准备或实施提供咨询服务,则该公司及其任何附属机构将无资格接着为同一项目提供与该咨询任务直接相关的货物或工程施工或服务(指咨询服务以外的其他服务)的准备或实施。

2.咨询服务任务之间的利益冲突:咨询人(包括其人员和分包咨询人)不应被聘用从事任何在性质上可能与咨询人的另一项任务有冲突的咨询工作。例如,被聘用为某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工程设计的咨询人不应被聘用来为同一项目准备一份独立的环境评审报告;为某雇主准备公共资产私有化方案的咨询人既不应购买该资产,也不应向该资产的购买者提供建议。

3.与借款人工作人员的利益冲突:与借款人的一个人员(或项目实施机构的一个人员,或贷款的受益人)有工作关系或家庭关系的咨询人(包括其人员和分包咨询人),而该借款人的这个人员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编制该合同的任务大纲,选择该合同的咨询人,或监督该合同的实施,除非这种关系所产生的利益冲突在选择过程和合同实施中得到解决并为世界银行认可,借款人不得聘用该咨询人。

二、贷款项目咨询顾问聘请中的利益冲突规则的特点

1.世行贷款始终把项目本身的质量作为监管的重要目的。对咨询顾问的选择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世行的贷款项目能够高质量的完成,从而确保贷款的收回。因为只有高质量的项目才能保证稳定有效的产出,从而收回贷款。这体现了世行贷款的一个重要原则:稳健原则。

2.重视第三方中介服务的独立性。咨询顾问服务在国内很多人看来是一种近乎边缘的服务,根本不属于主干业务范畴。但是在世行眼里,这种中介服务却是十分重要的,必须避免利益冲突。这与西方社会重视第三方中介服务的独立性有密切的关系。

3.上述规则中的利益冲突的规定十分详细、具体,明确列出了可能具有利益冲突而被禁止的具体情形,而且没有我国立法中一般都会有的兜底条款。体现了西方立法技术中列举式立法的特点,具体,详尽,但一般不用兜底条款。因为兜底条款本身并不十分严谨,不符合法律所应当具有的可预见性。

三、贷款项目咨询顾问聘请中的利益冲突规则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借鉴意义

我国较高层级的法律、行政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利益冲突规则,特别是对咨询顾问几乎没有规制。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进行招标,贷款方资金提供方对招标投标的具体条件和程序有不同规定的,可以适用其规定。但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这种立法规定只是说明我国法律允许在不违背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在使用世行贷款时可以适用世行有关规则,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只是国内法对于国际习惯法的准用,并非直接在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中适用利益冲突规则。该法第十二条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供应商认为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其回避。前款所称相关人员,包括招标采购中评标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的组成人员,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的组成人员等。而《招标投标法》仅在第三十七条第四款中规定: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得进入相关项目的评标委员会;已经进入的应当更换。除此之外,该法既未在总则中规定利益冲突规则,也未在后续的内容中,特别是在咨询顾问的资格方面作任何规制。

从下位法来看,财政部的一些部门规章中对利益冲突规则有一些体现,如《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在总则第七条规定:在货物服务招标投标活动中,招标采购单位工作人员、评标委员会成员及其他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供应商认为上述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其回避。而在分则里面,则规定了以下一些与利益冲突有关的内容:

有关评标委员会方面的有:招标采购单位应当从同级或上一级财政部门设立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通过随机方式抽取评标专家;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遵纪守法,客观、公正、廉洁地履行职责;(二)对评标过程和结果,以及供应商的商业秘密保密;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3千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评标委员会成员取消评标委员会成员资格,不得再参加任何政府采购招标项目的评标,并在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媒体上予以公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收受投标人、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二)泄露有关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

《管理办法》在附则中重复了《政府采购法》中的规定:使用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进行的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贷款方或者资金提供方与中方达成的协议对采购的具体条件另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其规定,但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从以上内容来看,《管理办法》规定的有关利益冲突的规制内容较两部大法要详细的多,尤其是对于评标委员会方面的规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咨询顾问的规制则几乎没有规定。该《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招标采购单位可以根据需要,就招标文件征询有关专家或者供应商的意见。”这样的规定大大削弱了利益冲突规则在我国政府采购和招投标领域的适用深度和广度,也不利于政府采购和招投标工作的开展。因此,在我国国内法中引入世行贷款项目咨询顾问聘请中的利益冲突规则,对于国内国际招投标活动的公平公正展开都是有益的。

注释:

①世界银行借款人选择和聘请咨询顾问指南,2004(1.7)

②世界银行借款人选择和聘请咨询顾问指南,2004(1.1).

③世界银行借款人选择和聘请咨询顾问指南,2004(1.9).

篇5

[关键词]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微课;教学

开放大学是以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为依托开展的远程教育,这种教学方式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和学生分离,学生随时随地都能听课,没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它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对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微课教学异军突起,成为远程教育中一股新兴力量,开放大学应与时俱进,积极开展微课教学。

一、开放大学与微课

(一)开放大学的概念

开放大学是国内较早开展远程教育的教育部直属部门。它以新型的教育媒介为基础,有两种教育模式,一种是针对有学历的,一种是针对没有学历背景的。在这些年的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这种教学模式有很多优点,对高校教师教学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提高了教学内容的质量,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突破了教学时间和地点的限制,限制少,教学门槛低,给一些没有学历背景的人提供了学习的机会。

(二)微课教学的概念

微课教学是指按照新课标和教学的要求,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记录教师在课堂教学上针对教学重点、难点的讲解,同时还兼有有关课题的教学设计、课程总结以及课后练习等。微课教学内容更加凝练,重点突出。微课教学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给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强烈的冲击,开放大学之于微课教学,开放大学的教学资源中,一些课程知识陈旧、教学观念落后,无论教学内容还是教育形式在很多地方都落后于微课教学。开放大学应与时俱进,及时做出调整和改革,重视并引入微课教学。

二、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如何开展微课教学

(一)转变教学观念,优化教学模式

从古至今,在传统的教学观念里,都是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教师传授了什么,学生就接受什么,长此以往,这种教学模式的弊端显现出来,学生没有自己发挥想象力的空间,思维发散的能力得不到训练,缺乏自主学习能力,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个性。随着教学改革的推进,一种新型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在众多专家学者中的讨论越来越烈。这种教学模式以学生自学、自己探索为主,教师起辅作用,给学生答疑解惑,引导学生去感悟、学习并且总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二)重视教学方法

开放大学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对汉语言文学的设置要有与之相符的高度和深度。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重视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优化文学内容的选取和设计。针对文学作品的教学设计,可以以作品所在的时代背景或者是作者的背景为切入点,然后从作品的主题、故事构架、风格以及对人物的塑造等多方面展开。最终教师在对这些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和教学设计的时候,要注重表现形式的丰富性,使整个教学过程不死板,降低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的难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充分利用网络平台

网络视频是微课的核心传播方式,要求教师做的网络教学视频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在讲课的过程中,学生以提问的方式与教师进行互动,教师及时答疑解惑。在整个教学结束后,学生自主在视频下留言,对这节课的评价,指出其优、缺点,学生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提出更加合理化的建议。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评价,对优点之处,在以后的教学中继续保持和发扬,对不足之处,要虚心改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根据学生的需求改进教学设计,让教学设计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更能为学生服务好。

三、开放大学开放汉语言文学的意义

开放大学开设汉语言文学的意义要从两方面进行探讨,一方面是对教师,有利于提高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同时也提高了教学质量,与传统教学相比,最大差异之处在于学生与教师的平等关系,学生可以自由对教师的教学方式进行评价,指出其中不足或者需要改进之处,这有利于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对学生,学生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积极加入对学习的探讨中去,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综上所述,关于开放大学汉语言专业发展微课教学的设计,符合时代教育发展的潮流,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微课的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持,让微课教学的传播更加广泛,降低了进入门槛,真正实现了有教无类,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黎加厚.微课的含义与发展[J].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2013(4).

[2]吴晓辉.探析微课程在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应用的意义[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13).

[3]胡铁生.微课:区域教育信息资源发展趋势[J].电化教育研究,2011(11).

作者:白芳芳单位: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宁河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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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自觉 海外汉学 中西文化 东方主义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5-0005-05

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领域,一系列海外汉学的著作被翻译出版,一批研究海外汉学的学术著作问世。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深入“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或许可以说,这是20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1] (P6) 不过应该看到,西方汉学若从16世纪的“传教士汉学时期”算起已有400年的历史,若从“游记汉学时期”算起就要更长,而日本汉学(中国学)如果从中国文化的传入算起则有更长的历史。因而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研究来看,对域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仍然不过是刚刚起步,许多问题、许多课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李学勤先生多次呼吁:“国际汉学的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外国汉学家几百年研究中国文化,自有不少成果我们应当吸收借鉴,但由于语言隔阂,这方面的成果大部分未能介绍到国内来。”[2] (序)

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学术路向来把握这门学科呢?对域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无疑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我们必须了解汉学在域外发生的文化和学术的背景,了解在不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下它的价值和影响。反过来说,这种发生在异地,由东洋人和西洋人所做的学问对我们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和方法来评价这种学问?如何和这些近在东京远在巴黎和纽约的外国同行们对话和交流?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搞清这些问题比研究汉学的一个具体问题要重要得多,特别是在汉学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学科对象与学科研究方法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研究海外汉学(中国学)

如果将域外汉学(中国学)史作为一个学术的对象来把握,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到国外的?汉学家们所阅读的中文典籍是如何流传到他们手中的?他们所阅读的中文典籍的译本是如何形成的?因为任何一个汉学家,他从事汉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就是要阅读中国文化的典籍,无论是原本的中文文献还是翻译的文本。

首先,中文典籍的外传,构成了域外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的基础。正如严绍T先生所说:“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基础性研究,就必须以原典性实证方法论,解明中国典籍向世界的传播,探讨这种传递的轨迹和方式,并从事收集、整理和研究相关的文献。失却了这一基本,所谓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研究,都是无根之本,无源之水。”[1] (P6)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搞清中文文献在西方的流传史,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西方汉学史的研究。其次,西方大多数汉学家研究中国的文本使用的是各种西方语言的译本。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结的通道是不同的,域外汉学家们所得到的翻译的文本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文本决定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例如,在西方汉学的历史上对《四书》的翻译就有罗明坚的译本,有柏应理的译本,有卫方济的译本,有理雅格的译本,有卫礼贤的译本,有陈荣捷的译本。这些译本由于时代不同,译者的文化背景不同,所表达的《四书》的含义有着很大的不同。因而,认真摸清中国典籍的外译是进行西方汉学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特别是对传教士的早期拉丁语译本的梳理和研究,虽然困难很大,但从学术的整体和长远发展来说,是应该去做的。

如果这样从学术上掌握汉学的知识来源,我们就必须进入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由此,就可以理解在研究西方早期汉学时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熟悉和了解入华传教士的活动;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费正清认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入华的传教士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因为入华的传教士实际上是站在一个双行道上,“他们在向西方传递中国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观点”,[3] (P121) 不了解传教士我们就弄不清他们向西方所介绍的中国形象。

二、从学术史的角度把握海外汉学(中国学)的历史变迁

海外汉学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作为一个学术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学术师承和学术脉络。我们今天在展开海外汉学的研究时应对各国汉学(中国学)的学术发展史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讲到这个问题,首先就涉及到“汉学”和“中国学”的关系。一般来讲“汉学”表示对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典籍、制度的研究,“中国学”表示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前者注重文献、训诂,后者注重现实;前者基本上是传统的人文学科的方法,后者采取的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如刘东所说:“汉学一词在现代亦必衍生出宽窄两义。广义上,它可以指称‘一切在研究中国的学问’。狭义上‘汉学’(Sinology)一词则与以现代方法研究现代中国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相对,仅仅指以传统方法来考释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经典文献的学问”。[4] (P128) 这种划分和理解也都是相对的,有分歧是正常的,语言的特质之一就是“约定俗成”,我们不必在学科的名称上长期争论。

但这两种名称告诉我们,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应该对其学术史的流变和发展有一个了解。对待域外汉学(中国学)仅仅采取一种实用的态度是不行的。“我认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取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2] (序) 前辈学者已经这样做了。1949年前对西方汉学通史的研究有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和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的《欧人汉学之研究》,近年来有了一两本国别的汉学史著作,影响较大,受到国内外学者好评的是严绍T的《日本中国学史》和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何寅与许光华的《国外汉学史》是国内目前较为详细的汉学的通史性著作,此书有开创学科通史之功。汉学(中国学)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域外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在各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有自己的学术传统,有师承的传递和各个学派的特点,如果不了解这个历史,就无法判定一个汉学家在本国学术史的地位,也不能了解其学术思想的来源和背景,很容易闹出笑话。汉学家也分三六九等,要把最好的汉学(中国学)成果介绍到国内,就必须做深入、细致的国别汉学史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再来进行整体的或个别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定各国的中国学家们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学术谱系上的地位,才可以避免我们的无知”。[1](P14) 从西方汉学史来看,如果没有一个系统而又深入的学术史的梳理,我们就无法解释“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之间的巨大变化,无法解释从费正清到柯文这种学术路向的重大转变,也就不可能深入地了解到这种学术转变背后的深刻的文化原因。所以,无论是判断一个汉学家个人的学术成就还是从整体上理解汉学(中国学)的演变,没有学术史的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比较文化的视角是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海外汉学(中国学)虽然其内容是关于中国的,但它是发生在域外,由外国人所做的学问。西方汉学(中国学)其实是西方学术体系中的一个分支――“东方学”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它必然要遵循西方学术的传统和规范。这样汉学和国学之间既有同,也有异。同,表现在内容上,无论是传统的汉学还是当代的中国学,材料、文献都是中国的;异,表现在学术规范和方法上,最终还在问题意识上,汉学是从自身的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从一个“他者”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这样,在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中就必须从一种跨文化的角度,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来分析汉学。许多国内做“国学”研究的学者认识不到这一点,往往将“汉学(中国学)”和他们自己所从事的“国学”相等同,对其“同”的部分大加赞赏,认为有水平,对其“异”的部分则大加批评,对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误读”不能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究其原因,就是缺乏一种比较文化的视角,不能运用跨文化的研究方法来对待汉学(中国学)。

母体文化对汉学(中国学)家的学术视野和方法论有很大的影响。从实证的知识论角度来看,域外汉学并非像赛义德所说的完全是一种“集体的想象”,也并非是在本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完全影响下,成为一种毫无可信的语言的技巧,一种没有任何客观性的知识。就西方汉学(中国学)而言,从16世纪以后,西方人对中国的知识获得了大踏步的进展。“游记汉学”与“传教士汉学”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后者中传教士已经开始长期生活在中国,并开始了一种依据基本文献的真实的研究,而不再是一种浮光掠影式的记载,一种走马观花的研究。传教士汉学绝不是传教士们随意拼凑给西方人的一副浪漫的图画,他们对中国实际认识的进展,对中国典籍的娴熟和在翻译上的用功之勤,就是今天的汉学家也很难和其相比。特别是到“专业汉学”时期,汉学家在知识论上的进展是突飞猛进的,我们只要提一下法国的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就够了。这点我们在下面论述汉学(中国学)和国学的关系史时会讲到。

赛义德在其《东方学》中认为,“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会对东方发表什么看法,最终都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5] (P260) 由此,西方的整个东方学在知识论上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其真实性应受到怀疑。他认为西方的东方学所提供的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和帝国主义的定性概念”,东方学的失败既是学术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赛义德的观点显然不符合西方汉学的实际情况。作为西方知识体系一部分的东方学,在知识的内容上肯定是推动了人类对东方的认识的。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西方汉学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平心而论,赛义德说西方的东方学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而形成的,这是对的;说东方学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也是对的。但由此认为西方的东方学“并没有我们经常设想的那么具有客观性”的结论则是缺乏具体分析的。赛义德所提供给我们的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评价西方的东方学的方法是对的,但我不完全同意他的分析:因为不能因西方东方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就完全否认它其中所包含的“客观性”。以传教士汉学为例,传教士入华肯定不是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而是为了“中华归主”,这种心态对他们的汉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传教士的汉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他们仍然提供给了欧洲一些准确无误的有关中国的知识。采取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就在于对西方汉学(中国学)中的这两部分内容进行客观的分析,哪些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哪些是“客观知识”,二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来分析汉学(中国学),就是要考察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的汉学(中国学)家是如何在跨文化的语界中展开这种学术研究的,分析他们在具体的文献和材料背后的一般性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本土学者来说,影响我们的恰恰是方法论这一部分。所以,不能把海外汉学(中国学)中的研究完全归为“意识形态”而加以批判和抛弃。

如果有了这个观点,我们就会看到汉学家区别于中国本土的“国学”研究者的主要地方是他们的学术视野和方法论。例如,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对中国上古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受到涂尔干社会学的影响,从而开创了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之先河,对他这种宗教社会学方法论的吸取推动了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研究。当年杨蚁壬受教于马伯乐,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最早采用宗教社会学方法的学者。而中国的宗教学界几乎没有人知道早在近100年前马伯乐已经创立了这种方法,是这两年才开始注意这种方法的。宗教学界的学者们只不过是将西方的宗教社会学搬来而已,他们今天也仍不知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创始人是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社会学和宗教学在对待马伯乐汉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的两种态度,对这两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夏志清运用新批评主义的形式主义分析方法,重评中国现代文学史,使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又回到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之中,这种方法极大启示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在西方汉学(中国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中,“20世纪涌现出来的意象研究,新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主题学,文类学,风格学,叙事学,甚至女权主义,混沌理论,文化理论等等,举凡用之于西方文学研究者,几乎都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派上用场”。[6] (P11) 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步西方汉学方法论的后尘。

注意其方法论,注意其新的学术视角,运用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揭示出隐藏在其“客观知识”背后的方法论,这正是汉学(中国学)研究者的基本使命。

四、在世界文化范围内探讨中国文化的影响史

如果说,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是各国东方学的一部分或地区研究的一部分,那么,它主要是一种学术形态。但汉学作为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研究,同时也在世界各国的思想与文化中产生了影响,各国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也从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悠久的历史中得到启示,写下了各种形式的文字,从而使中国文化走入了各国的思想文化领域。这些人虽然不是汉学家,但他们和中国在思想上和实际上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对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的影响的研究也构成了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是两个相互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领域。一般而论,传播史侧重于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域外的中国形象首先是通过汉学者的研究和介绍才初步建立的。影响史或者说接受史则已经突破学术的层面。因为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在西方仍是一个很偏僻的学科,它基本处在主流学术之外,或者处于学术的边缘。中国文化在域外的影响和接受则主要表现在主流的思想和文化界。但二者也很难截然分开,因为一旦中国文化的典籍被翻译成不同语言的文本,所在国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就可以阅读,就可以研究。他们不一定是汉学家,但同样可以做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可能不低于汉学家,特别是在为自己的理论创造时。英国17世纪的学者约翰・韦伯从来没来过中国,但他所写的《论之语言可能即为原始语言之历史论文》是西方第一本关于研究中国语言的专著。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你很难说它是不是汉学著作,但其影响绝不低于任何一本汉学的专著。美国的思想家爱默生、诗人庞德,德国的荣格等都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例子很多。因而,接受史和影响史也应成为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前辈学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范式”。钱钟书在英国时所写下的《十六世纪―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陈受颐的《中国文化对十八世纪英国文化的影响》,朱谦之的名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法国学者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都是我们在做汉学(中国学)研究时所必读的书。在这个方面,赛义德的理论给了我们解释的支点,“东方学现象是整个西方的隐喻或缩影,实际上应该用来代表整个西方”。 这是说西方为了确定自我,拿东方作为非我来做对照。“东方代表着非我,相对这非我,西方才得以确定自己之为自己,所以东方乃是西方理解自己的过程中在概念上必有的给定因素”。从18世纪的中国热,伏尔泰认为中国是“天下最合理的帝国”,到19世纪中国完全失去了魅力,黑格尔认为中国是一个只有空间没有时间的国家,一个停滞的帝国,在西方文化史上中国一直是作为西方确立自我的“他者”而不断的变换者。

汉学(中国学)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同”――汉学家们为我们的国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史料,特别是在“四裔”研究方面。其实,它的魅力更在于“异”,在于跨文化间的“误读”。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是汉学研究的天然盟友。如孟华所说:“作为一个比较学者,我对汉学有着一分天然的亲近感和学科认同感。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我踏上比较文学学术之路起,汉学研究就始终伴随我左右,成为我学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7] (P7)

以上几点都是从域外的角度来看待汉学(中国学)的,即它发生的历史,它本身的学术史及它在本国文化思想史中的作用与价值。但在研究海外汉学(中国学)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维度:汉学(中国学)和国学的关系。这种发生在域外的关于中国的学问和我们本土的中国学术有什么关系呢?它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发展有什么价值和影响呢?

五、在与国学的互动中把握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

海外汉学(中国学)从其诞生起就同中国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西方汉学。在一定意义上,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产生是和西方近现代的汉学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学术之建立是中国本土学者与汉学家们互动的结果。利玛窦与徐光启,理雅格与王韬,儒莲与王韬,伯希和与罗振玉,夏德、钢和泰与,高本汉与赵元任等等……,汉学家与中国学人的交往我们还可举出许多例子,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钢和泰在厦门大学任教,卫礼贤执教于北大讲坛,陈寅恪受聘于牛津、剑桥,在20世纪20-30年代双方的交往比今天还要频繁。就中国来说,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中国学术逐步地向现代化形态发展。

傅斯年在谈到伯希和的学问时说:“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借,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8] (P4) 这说明了当时汉学对中国学人的启示。实际上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对西域的研究日益加强,引起许多学者感兴趣,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汉学家的影响。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记中说:“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这里已认识到汉学的特点,以后在与汉学家钢和泰交往中改变了原来认为汉学家治学“成效殊微”的看法,而是直接向钢氏求教于梵文。而他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评价更说明西方近代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高本汉以治音韵学而著称。说:“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即高本汉)费了几年工夫研究《切韵》,把260部的古音弄的(原文如此)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七期)珂先生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300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8] (P166) 鉴于西方汉学的这一成就,他号召青年人要掌握新的研究方法,那时再来重新整理国故,便可“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江”。当时西方汉学对中国学界的冲击非常之大,以致陈垣先生说:“现在中外学者谈论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8] (P139) 其实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从传统的注经转变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启于海外汉学。陈寅恪任教清华之初,遵循欧洲汉学及东方学方法,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赵元任和李方桂的语言学研究走出了传统的小学,而采取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高本汉语言学研究的影响。这说明汉学和我们自己本土的学术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

[参考文献]

[1]严绍T. 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J]. 任继愈主编. 国际汉学(第5期),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

[2]李学勤. 国际汉学著作提要[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3]费正清. 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J]. 吴莉苇译. 国际汉学(第9期),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4]刘东. 国学与汉学――二十世纪国际汉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 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3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5]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译. 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

[6]周发祥. 国外汉学与比较文学[J]. 任继愈主编. 国际汉学(第7期),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