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史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区域史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篇2

关键词：区域经济史研究方法徽州

吴承明曾经讲过：“我以为经济史首先是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虽然说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史无定法”，但运用区域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各区域间在一定时空坐标中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可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现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热潮。以中国之大，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区域史的研究实属必经之路。

一、区域经济史学科的历史来源

区域经济史首先是史，这个问题吴承明先生在论述经济史的方法论中已经对经济史进行了合理的定位，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无疑要借助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对特定区域进行分析和考察。

区域经济学是在20世纪50年代适应国际与各国内部地域分工的深化，并针对当时国家间、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从经济学与生产布局学中脱离出来的伊恩新兴学科。斯（H.O. Nourse）从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和空间组织来定义区域经济学，他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人们所忽视的经济空间秩序，研究稀有资源的地理分布的科学。”高洪深总结的区域经济学为：“研究区域经济活动的组织和区际经济联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区域决策的科学。”从以上两种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强调一个地理的区位的概念，也就是所谓的“地点感”。而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这里的“一定时空坐标”让我们感受到，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光强调区域经济学所重视的“地点感”，同时也特别强调了“时间序列”的概念。区域经济史终究是历史的一个分支，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时候需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区域经济的结构与变迁。

二、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日本的经济学家斯波义信讲过：“经济史研究之目的，是为了认识，第一，各个时代的人们能够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呢进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第二，他们解决以上问题的方式有何变化或发展；第三，决定以上情况及其变化的原因何在；第四，上述情况及其变化，与社会的经济以外的人类活动有何关系，后者对前者有何反作用。”美国的经济学家熊彼特也指出：“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傅衣凌先生也指出：“史学研究的功能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学术功能，即史学研究的发展可以推动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丰富和提高人类的认识能力；二是社会功能，即史学研究通过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和哲理。对当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产生影响。”通过对历史长河中经济现象进行历史的分析，使我们对特定时期的历史现象能有更深的了解。由于历史进程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的不平衡性使得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成为必要。以中国社会为例，面积几乎与欧洲相等的广袤国土上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各个地区的人文社会情况又由于历史上本地区开发的先后、人口的迁徙、风俗习惯的差别等等因素而出现了千姿百态的面貌，只有分区域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概况全国历史的总体。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得出结论更接近客观历史实际，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区域经济史在经济史的研究前提上添加了一个空间的限定，但这种限定却又不是研究范围的枷锁，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的经济历史，更要通过对区域与区域外的经济联系看到那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

三、以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经济史为例论述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一）、从宏观层面上看，用一种整体的眼光看待区域经济史的研究

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仅要考察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历程，同时也要考察本区域外的经济发展对本区域的影响，以及一定时期整个社会历史大背景对该区域经济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普遍的现象，没有一个区域是脱离其他区域而单独存在的，一个区域也需要与外界进行商品的交换、资本和信贷的流通、技艺的传播、文化的交流等发面，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区域经济史的研究需要考察区域间的经济史以及在这个时期的社会大背景的经济史研究。因此，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而且，应该通过经济史的研究来解释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者们在研究任何具体课题时，都要把它置于社会历史运动的总体中进行考察，从总体的结构中把握其地位、价值和发展趋势。这种从总体中把握个体。就是要求在研究某一问题时，注意与其它问题的联系，同样在研究某一地区时，注意该地区与其它地区的联系，以及与全国，乃至世界历史总体的联系，要以一种系统的结构性的观点来认识所研究的地区。

徽州本地是它的核心层次，中间层次涵盖沿长江、运河的市镇农村。其中心区乃是无徽不成镇得江南，层次则遍及全国远至海外了。徽州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徽学作为一项区域史的研究，其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区域发展的历史透视整个中国，故徽州的经济史虽为区域经济史，但实质却仍然是整体史，记得在2010年11月16号安徽大学举办的“走向世界的徽学、敦煌学和藏学”的高端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会的栾成显先生讲过：“传统的历史，是以区域历史观为基础的。作为三大显学之一的徽学，虽有区域性质，但不应为地方学。”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会的卞利老师也进一步指出：“以徽州契约文书（约50万件）为基础，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商人、宗族、文化构成了徽州社会系统的三个子系统，但就全中国而言，徽州社会本身则又成了这一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与整体中国发生作用，与同为子系统的其他区域社会互动互补。王健对唐力行的《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先生并没有把徽州的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停留在整体观察阶段，而是进一步将自己的视野放大，把区域研究放到世界的大局中考察。“因此也便有了对徽州海商的研究，为‘倭寇’正名，并将其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联系了起来。作者认为由于明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出现衰退，因此很难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简单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以及由此引发的走子贸易的兴盛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生发，徽州海商则为走私商人的典型代表。正是他们冲破了明王朝的禁令，顺应世界潮流，形成了海商、行商、坐贾紧密结合的海外贸易的三个环节，将当时的中国江南市场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大量供应丝绸、瓷器等商品，刺激了这些商品的生产，从中最早产生出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就深刻地解释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生于明代嘉万年间的原因。”在傅衣凌研究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时，把徽商放在明代社会这一大背景下，从宏观上阐述了徽商在明代社会里所能发展的前途问题，指出“明代徽商资本在分解封建社会的过程上所起的作用，且产生有不少新的资本主义成分的萌芽因素，然终被这旧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紧紧地限制着，于是遂使得徽商资本的发展，一方面，受着古旧的老朽的生产方式的残存所压迫；另一方面，又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所苦，死者捉住生者，形成了徽商资本的一个基本特点。”

（二）、从微观层面上看，注意区域经济的横向联系，加强区域的个案研究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

横向分析，既可理解为对一个问题的分析，要兼及与之相联系的其它相关问题，也可理解为在研究某一地区时，注意该地区与其他地域的联系。横向分析也是对某一课题的多侧面分析。历史客观实体既是错综复杂地联结在一起，从不同侧面作全面的分析，自当可以使各个问题互通、互补，从而更真实地重建或还原历史。

个案研究试制选择有代表行的社会历史现象、事件、人物或集团的个体进行典型分析，被研究的个体往往是同类事物的信息载体，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同类历史现象及整个社会历史的总体认识。如研究明清徽州地区的区域经济史就需要考察：第一，自然环境，顾炎武在《先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徽郡系界山谷，土田依原麓日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梁。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拥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负贩就食他郡者常十九；转他郡粟给老幼，自桐江自饶河自宣城者，舰相接肩相摩也。田少而直昂，又生齿日益，庐舍坟墓不毛之地日多。山峭水激，滨河被冲，啮田即废为砂碛，不复成田。以故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这里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不适宜农耕，而人们又有掌握一门技艺或从事贩运业的背景，从而为徽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人文社会因素，包括文字、语言、风俗、习惯、社会底层平民百姓的生活方式、家族制度、聚落形态、社会心理等等。例如徽商是明清时期在商界占据鳌头的商帮，徽商的故乡――徽州又是中国正统文化传承的地区。因此，以“贾而好儒”的徽商作个案分析，探讨儒家文化传统与商业发展的关系，理出徽商如何利用儒家的经济论理发展贾道，应该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徽商的“贾而好儒”的现象可以从徽州林立的书院中看出明清时期徽州教育的发达。徽属六邑还有许多书院，讲学蔚成风尚。据康熙《徽州府志》的记载，徽属各县书院有：歙县十四所，休宁十一所，婺源十二所，祁门四所，黟县五所，绩溪八所。徽属六县共有书院五十四所。因此，从这里走出去的徽商，大多是具备一定文化知识的“儒商”，对于徽州地区“守法律，娴礼教”的传统美德，他们大都能够传承，并运用到纷繁复杂的商业竞争中去，以诚信守法托起一个个商业成功的典范。卞利在《明清徽州社会研究》中也讲到：“徽商的经营理念和营销方略，其实并无多大创新之处，问题在于他们大都是报读诗书之士，在经商的过程中，不仅仅依靠资金和闯劲，他们还善于动脑筋，善于观察市场行情的变化，并及时调整自己的营销方略，终于使其在经营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区域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不仅指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而且包括同一地区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比较，还应包括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域性比较。区域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比较研究，纵向、横向、顺向、逆向都可作比较。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和同类社会经济现象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形式，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彩多姿的风貌。叶显恩的《徽州和珠江三角洲宗法制比较研究》一文中，作者将南方徽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就徽州和珠江三角洲而言，宗族制和商业的关系都相铺相成，但又各有不同，如果说徽州宗族制一直保持与正统文化相一致，堪称正统宗法制传承典型的话，那么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却是已经变异的亚种形态。宗族制在徽州是以维护和谋求社会地位、政治特权为其主要功能的；而在珠江三角洲却着力于扩大其经济功能的一面，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直接经营产业，并出现向经济实体转变的趋向。宗族内部也相应出现利益分沾，而不是徽州的余缺互济的道义经济”又如张丽和骆昭东的《从全球经济发展看明清商帮兴衰》一文中，作者通过对明清时期各商帮的形成、鼎盛和衰落的时间，以及各时段内主营商品进行比昂较研究，并把商帮的兴衰放到全球经济发展的框架中进行考察，认为明清诸商帮的兴衰与全球经济的发展存在紧密的联系。“众商帮中，尽管山东、陕西等商帮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没有闽、粤、浙、晋、徽那样明显，但16-19世纪初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大量需求和大量白银流入所带来的商品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是他们得以兴旺发达的基础。”

综上所述，我们在做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时需要兼顾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第一，用一种整体的眼光看待区域经济史的研究；第二，注意区域经济的横向联系，加强区域的个案研究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只有兼顾这两方面才能使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更加的完整和科学。

参考文献

[1]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高洪深《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陈丽霞《对区域经济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1

[4]陈春声《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 2004. 08

[5]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 清华大学出版社

[6]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史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出版社

[7] 叶显恩《谈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厦门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座谈会）1987.04.15

[8]叶显恩 陈春声《论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01

[9]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

[10] 王健 《徽州及其以外的世界:一种整体的区域史研究――读》（史林）2001.03

[11]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中华书局

[12]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 上海涵芬楼影印

[13] 叶显恩《儒家传统文化与徽州商人》（安徽师大学报）1998.04

[14] 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

[15] 卞利《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

篇3

关键词：博士学位授权体系；多层线性模型（HLM）；追踪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6-0073-05

学位授权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基础，它决定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层次和相应的布局结构。2005年至2011年，我国学位授权体系经历了两次（第十次、第十一次）学位授权审核，这两次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突出了“优化结构、深化改革”的重要思想。但是，博士学位点作为学位授权体系的最高层次，其分布与发展情况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差异性。从博士学位点的分布情况来看，“截止2008年底，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一级学科博士点分别为753个、287个、195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在这三个地区为793个、436个、284个”。从31个省份来看，“全国1235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中，以北京、江苏、上海为首的14个省份的一级学科博士点占全国86.6%的比例。而广西、青海、宁夏、4个省份依然没有一级学科博士点授权资格”。另外，从2011年我国各省的博士学位点数据来看：我国总体博士学位点数目约为11591个，与2005年相比，增加了约6222个；其中，31省份以北京（约728个）、江苏（约562个）和上海（约421个）三个省份的绝对增长规模最大：另外，2005年至2011年期问，31省份中，博士学位点绝对增长率居前三位的省份为青海、宁夏和海南。可见，我国博士学位点的区域发展差异较为明显。

一、区域博士学位点（二级学科）发展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清晰地描述我国区域博士学位点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本研究以2005年至2011年期间31个省份的博士点（二级学科）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博士学位点在31个省份的发展现状进行多元方差分析，分析结果如下表（表1）所示：

2005年至2007年之间，我国31个省份博士学位点的平均增加值约为74，标准差为67：2007年至2011年之间，我国31个省份的博士学位点数目平均增加值为127，标准差为104。

另外，为了进一步解析发展趋势中的差异显著程度，本研究采用多元方差分析所提供的四种估算方式进行了进一步分析，结果（表2）显示，31个省份（三个年度之间每两个年份的差值）博士点（二级学科）平均增加值与0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我国31个省份在2005年至2011年之间的博士学位点发展情况存在显著差异（P=0.000）。分析其原因，各省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规模、高等教育师资、高等教育投入以及现行的教育政策等都可能对这种差异产生影响。本研究将在后续的发展趋势分析中，以“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为核心切入点，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对我国博士学点区域间发展差异中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程度。

二、文献研究

学位授权体系中，博士学位点在区域间均衡的分布与发展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在区域间协调发展的关键，也是我国区域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博士学位授权是我国学位授权体系的最高层次，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因此，以博士学位点为核心的我同博士学位授权体系，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层次（学士、硕士）学位授权体系的独特性。仅仅从博士学位授权体系的发展来看，“30年的学位授权体系建设，我国的博士学位授权结构和布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我国博士学位授权点分布结构和学科结构还存在着非均衡性，特别是区域之间的不均衡”。因此，在学位授权体系“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很多学者都对以博士学位点为核心的我国博士学位授权体系在区域之间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我国学者李国立等人的研究指出：“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博士生教育的发展不同于本科生教育和硕士生教育，它与地区经济发展的互动性相对较弱”。另外，相关研究还指出：“除了地区经济因素以外，博士生教育发展还受到地区高等教育规模、教学条件、学术环境、师资力量以及生源质量的影响”。那么，到底博士学位点在区域间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它区域间的具体差异程度是怎样？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情况与区域博士学位授权体系的差异情况存在怎样的相互影响和依存关系？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对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以及博士学位点现状的静态分析，缺乏从纵向数据中追踪并准确刻画我国博士学位点的发展趋势与区域差异的相关实证研究。

本研究以区域博士学位点随时间的发展变化情况为基础，从纵向数据出发，对第十批和第十一批学位授权审核以来（2005年、2007年和2011年）我国博士学位授权体系在31个省份的发展情况展开追踪分析，考察我国以博士学位点为基础的博士学位授权体系在区域间的发展情况与差异程度，追踪区域经济因素对区域博士学位点发展趋势的影响及其程度，为进一步展开我国学位授权体系发展的相关理论研究奠定实证基础。

三、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近两年，随着追踪研究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学者们渐渐发现“方差分析没有办法区分测量水平和个体水平之间的差异”。因此，如果需要在实证研究中进一步精准地刻画差异性的程度与来源，还应在方差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研究与分析。而这种进一步分析的方法中，多层线性分析是比较不错的选择。相比方差分析而言，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技术能够区分不同层级的差异性。从本研究内容来看，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对博士学位点进行追踪分析将有利于揭示我国博士学位授权体系在每个省份的发展趋势，同时还有利于反映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情况和相关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将基于多层线性模型技术构建以博士点为核心的我国博士学位授权体系区域间的发展模型，在此基础上展开追踪研究。

本研究以我国31个省份在2005年、2007年以及2011年三个时间点的博士点数目为基础，构建了基于两水平的嵌套数据，即不同时间点的数据（2005年、2007年和2011年）是第一水平数据。不同省份（31个省份）的数据是第二水平数据。第一水平的数据嵌套于第二水平中。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我国学位授权体系在不同省份的发展模型。

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同时，对年份变量作了中心化处理，以消除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增加分析结果的客观说服力。

在“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对博士学位点发展趋势的影响分析中，以我国学者杜金亮对31个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结果作为类别变量进行相关数据统计分析。

四、博士学位点区域发展模型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以考察我国31个省份在2005、2007以及2011年三个时间博士点数目增长情况随时间变化的线性发展差异与发展趋势为目标，本研究构建了以博士学位点变化情况为基础的我国区域博士学位点发展模型。具体如下所示：

1 研究模型

整合模型中，因变量Yti是第j省份在时间点t的博士学位点数目；自变量Tli为时间变量，用以反映博士学位点随时间变化的线性增量：G10解读了我国31省份在2005年-2011年期间，博士学位点随时间变化的平均线性增长速度。

在本研究中，共采集了3个时间的观测值（分别为2005年、2007年和2011年），2005年为本研究的时间变量起点。鉴于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的客观要求，分析过程中对时间变量进行了编码处理（2005=-1.5、2007=-0.5、2011=1.5）。研究中采用了HLM6.08（Trial）软件进行相关统计分析。

2 实证分析结果

本研究对博士学位点发展情况的分析模型（上述整合模型）的分析结果包含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两个部分，具体如表3、表4所示：

上述分析结果（表3与表4）表明，我国博士学位点随时间的变化存在显著的省份间差异。具体来说：固定效应中，时间变量对各省博士学位点变化的影响达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水平（回归系数G10=0.228，P=0.000），这说明随着时间的变化我国不同省份博士学位点数目表现为线性增长，增长的速度为0.227984个统计单位：随机效应中，截距（U0）的方差为0.93918（X2=13981.979、df=30、P=0.000），斜率（U1）的方差为0.033（X2=798.64327、df=30、p=0.000）。可见，模型总体方差中，来自区域之间发展差异所引起的变异非常显著，有必要进行进一步分析来挖掘更多的潜在影响因素。

五、经济因素对各省博士学位点发展趋势的影响研究

为了进一步检验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对其博士学位点发展变化情况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将“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作为第二层级的自变量加入上述“整合模型”中，构建了包含第二层预测变量的我国各省博士学位点发展综合模型。在分析的过程中，仍然采用我国学者杜金亮在《我国各省市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分析》中对31个省份的经济发达程度评估结果作为类别型自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具体的分析模型如下所示：

1 研究模型

上式中，因变量Yti代表在时间t时第i个省份的博士学位点数目；自变量Tti代表第i个省份在t时间点上的时间取值（编码后的时间取值）；自变量“JINGJI”代表“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其中，系数G11为自变量“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与自变量“时间”的交互效应，它解读了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对线性发展趋势的影响程度：而系数G10解读了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因素后，我国31省份在2005年-2011年期间，博士学位点随时间变化的平均线性增长速度。本部分仍采用HLM6.08（Trial）软件进行相关统计分析。

2 实证分析结果

分析结果（表5与表6）显示：固定部分中，时间变量对各省博士学位点变化情况的回归系数为G10=0.695（P=0.000），而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会对这个回归系数产生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影响（G11=-0.161，P=0.000）。这说明经济因素对各省博士学位点的增长率存在负向的影响关系，即，2005年至2011年期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其博士学位点的增长速度较慢；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在此期间的博士学位点发展速度较快。

随机部分中，模型二中U0与U1的方差显著小于模型一，这说明加入了“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以后，发展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加强。各省的博士学位点数目增长情况在不同省份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而“各省经济发达水平”显著地解释了这种差异性（R2=0.517，模型二较比模型一的R2下降了55.08%）。最后，模型二的方差仍然显著，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因素还不能完全解释省际之间博士学位点发展情况产生差异的原因，还存在其他相关影响因素。

六、结论与建议

基于上述的实证研究结果。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我国以博士学位点为核心的博士学位授权体系在不同省份之间的发展情况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博士学位授权体系的发展规模与发展速度上均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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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市经济 经济要素 区划

城市经济国家经济的重要聚集点，城市是国家行政力较为集中的体现，是城市经济存在的物质空间形式和条件。“区划是影响行政区域经济的重要因素。它是指国家结构体系的安排，是国家为了实行行政管理、治理与建设，将领土划分成若干层次，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区划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城市区划一方面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为；另一方面，也是行政力主动拓展城市发展空间，集中某种经济优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十分重要的手段。城市区划由于改变了整个城市的空间结构，并且这一改变是持续进行的，从而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动态地影响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城市区划变动影响城市经济的过程，是通过调动更大范围内更大数量的经济资源和经济要素完成的。因而，城市各经济要素便通过不同的形式不可避免地与区划发生着必然的联系。

一、土地要素与区划的关系

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城市土地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赖以生存的载体，具备足够的土地资源，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区划的变动，最直观上体现在对土地控制范围的变动。城市的土地有“寸土寸金”的说法，当城市发展的空间受到限制时，或者说城市管理者希望扩大城市空间，为城市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时，他们便会通过市区区划的调整（主要是扩展）来获得足够的土地。土地在这一过程中，其供给和需求既遵循着经济规律，又受到来自区划的强烈外因作用。“对真实世界中城市空间结构的各种规律给出一个精确的经济学解释，这是城市经济学家面临的一个挑战。这些规律中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城市土地利用密度在空间上的戏剧性差异”，由此可见，土地的利用在城市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城市区划调整后的一个直观结果便是为城市的发展获得了必需的土地或者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但它却不可避免地侵蚀城市周边的农业用地，缩小农业用地的面积。由于土地是绝对数量有限的自然资源，各种用途的土地数量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态势。城市工商业及住宅、公共建设用地的增加，必然造成其他用途土地的减少。区划调整后造成的结果之一即往往缩小周边农业用地的面积，当然，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趋势和结果。区划调整或者说扩张只是执行了这种行为或者顺应了这种趋势。区划从城市外部获得了土地，显然要在城市内部改变土地的供求结构。城市内部土地供给的绝对数量大大增加，可能相对缓解城市土地的紧张状况。另外，区划调整后，可能大大提高某一种或某几种用途的土地供给数量；如住宅、行政用地，这在区划调整规划进行之时可能已以某种形式确定下来。

城市周边地区的土地数量和质量影响着城市市区区划的调整。首先，从数量上说，城市周边地区的土地数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市区区划调整的幅度和可能性。如市区周边有广阔的土地资源，并且在该市一级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当市区空间发展受到某种限制时，行政力量就会以充分的理由考虑到扩展城市空间。土地数量越多，则行政力量行使行政力的灵活性越大，其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就越大；若市区周边土地资源较少，比如该市所辖县（市）面积较小，则市区区划调整尤其是扩大的可能空间显然较小。不过，土地的数量多少不能完全决定是否能够进行市区区划变动，区划变动的形式除扩大以外，在原有的范围内进行各类资源的空间重新组合，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也是区划进行的动因或目的之一。市区周边的土地质量也是影响市区区划变动可能性的因素之一。若市区周边多为平整、地质状况好的土地，适宜进行各类建筑设施建设和道路建设，那么市区区划的扩大将具备较大的可行性，反之，若市区周边多山地或水面、滩涂，那么市区区划的变动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劳动力要素与区划的关系

“随着城市有影响的领域不断延伸和扩展，反过来又助长了城市区域的人口增长”。市区区划的变动对劳动力的影响除上述使新纳入市区范围的原农村劳动者转化为城市劳动者外，对市区的劳动供给和需求都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加，无疑将占用一定的原城市市区范围内的就业机会，如果新的城市建设本身或者城市经济发展的程度不足以容纳所增加的劳动力，无论对原有市区居民还是对行政管理者都将产生较大冲击。市区居民的就业压力将增大，而行政管理者面临较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影响当地经济的健康运行，造成与区划变动目的相左的结果。当然，城市市区区划的变动（扩大）将改善原农村地区的各种条件，对于提高原属于这部分区域的劳动者素质有正面的作用。如，教育水平有因高素质的教师的到来而有获得了较大提高，能够享受原城市市区居民所享受的各种培训机会和优惠政策。原在城市市区工作的农村劳动者因为身份的变化可能享受到政府在就业条件及劳动环境方面给予的良好待遇。显然，市区区划的变动对劳动力的影响是较大的，其意义广泛而深远。

劳动力的数量和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区范围内一个次级区域的经济发展有着影响。由于体制上的原因，人才的流动仍处于不完全自由状态，城市市区区划的变动如若不涉及扩大的问题，仅是原有范围内的调整和优化。则造成一定素质的劳动力在数量上出现了分布格局的变化，劳动力数量增加的地区，可能难以承受突如其来的福利压力，也可能因为某种紧缺劳动力的补足而获益，当然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若市区区划变动以扩大的形式为主，那么劳动者的数量将视扩大程度而有相应的增加，而新的市区范围内的劳动者平均素质往往有所下降，这种劳动者数量和素质变化更应引起城市管理者的关注，应充分考虑市区范围扩大后城市的容纳能力，并以此作为依据之一来考察区划的方案的可行程度。

三、资本要素与区划的关系

区划并不直接引发资本的流动，但区划强烈的政策指向性成为引发资本流动的重要原因。城市市区往往是资本的聚集地，市区区划的变动较其他行政区域区划变动更能引发资本的大量流动。一个城市资本存量的大小，投资积极性的高低，以及其吸引外来投资的能力大小和资本容纳力强弱，都对当地区划工作的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市区区划的变化，若不能引发新的资本投入，而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动，那么无疑将难以起到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

市区区划变动尤其是扩大对本地资本能够起到强烈的刺激作用；一方面，市区区划的变动后，政府往往会向重点建设的区域投入一定的资金，以实现其预期的发展目标。政府所投入的资金对民间资金来说是一种示范力量。伴随着政府资金的投入，民间资金将发现有利可图的时机，沿着政府资金的流向，民间资金成为一种客观的配套的资金对重点建设区域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市区区划的变动，必将努力使原来并不引人注目的地区成为投资的热土，并且提供和扩大了资本投入的空间，从而使对重点区域的投资收益率大于正常的投资收益率，资本的经济属性决定了其流动的方向，新的资本流将主动流向区划变动后的重点建设区域。

与对本地资本刺激的原理相同，市区区划变动往往对外来资本起到一定吸引作用。但具体的作用程度与一个城市的外向程度有较大关系。外向性越强，这种吸引作用可能越明显，外向性越弱，则越不明显。另一方面，外来资本对区划也有促进作用，例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外商投资引导城市规划建设，促进区划不断调整”。

四、技术与信息要素与区划的关系

技术在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区域技术条件直接制约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城市市区这一重要的经济区域范围内，技术对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变，对区域经济布局的态势，对区域经济的效益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城市技术创新活动是政府运用行政、经济等手段，对技术创新从城市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出发，积极调节系统内的创新资源，保证创新和各个构成要素相互协调、合理配置，从而提高创新水平。”政府可以通过区划的积极变化，同样会对科学技术起到吸引和集聚作用。不过，虽然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在随着区划的变化而作用于一个地区时，往往处于一个相对“从属”的地位，因为它常依附于并随着资本和人才的流动方向而流动，而不是独立地发挥作用。即便如此，分析一下市区区划与技术的关系仍然有助于全面地看待市区区划的深入影响。

“城市发展的趋势是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集聚力与扩散力并存。”市区区划会对经济信息及其运行过程进行调整与优化。首先，市区区划变动本身是重要的经济信息源，向外散发出大量的、多种多样的经济信息，各类经济主体会被它所吸引，按照各自的需求和自身的特点从中发现众多有价值的经济信息。它将在城市发展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发挥持续不断的作用。第二，市区区划的变动尤其是扩大增加了市区能够发出经济信息的经济主体的数量，改变了部分经济主体在信息运行机制的地位。原本处在市区经济圈层以外的经济主体参加到市区信息和利用者的群体中，一部分经济主体因为在新的规划中经济地位的变化也直接导致了其信息运行机制中的地位变化。例如，原处在市区范围外的一个经营不善而闲置的工厂，由于其所处区域被划入市区，并且一条重要公路将从它旁边修过，那么它很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信息源吸引多家投资者的注意，而拥有其产权的经济主体在经济信息运行过程中的地位也将发生改变。第三，市区区划的变动将可能提高信息传送的效率。它会随着交通及通讯条件的改善，将市区范围内较远区域的信息更为快捷和便利地传送到中心区及各经济主体手中，同时也会以相反的方向使信息向原来难以较快达到的较远区域传送。并且，原为农村的区域在归并入市区后，信息传输的成本一般会有所降低。区划的调整，市区范围的不断扩大，信息传送反而因为距离变大而加快了速度，这是由于人们选择了更能节约时间、提高效率的通讯方式。反之，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为区划变动提供了可能条件。

参考文献：

[1]朱 舜:行政区域经济结构与增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第22页

[2](美)埃德温・S・米尔斯主编.郝寿义等译.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城市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第94页

[3]孙常敏:上海人口集聚与空间结构重构[J].社会科学,1999

[4]魏立华 阎小培:快速城市化中城市规划和区划的关系研究[J].城市规划.2004年第2期

[5]朱传耿 沈 山:区域经济理论分析[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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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中心城市；形态；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市政策一直强调发展中小城市。1980年后认识到发展大城市的优势，开始注重发展区域中心城市。在我国，中心城市的空间形态模式普遍表现在同心圆式的环形道路与放射形道路作为基本骨架的“圈层式”空间格局。

在我国，区域中心城市一般指那些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化条件，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集聚的地区级城市。区域中心城市是行政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教育中心、物流中心和休闲中心。在我国，中心城市可以分为国家级的、省级的和地区级的。

中心城市一般都具有先进的生产力、集中的企业、雄厚的资金、完善的基础设施、健全的经济管理机构，可以集中力量开发新技术、研制和生产新产品。同时，中心城市具有强大的吸引能力、辐射能力、综合服务能力和协调能力。可以说，中心城市承担着推动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

从区域中心城市的定义和功能可以看出，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形态发展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客观条件和人为条件。客观条件包括：所在区域中的自然地理条件、交通条件、与周边城市的紧凑度等。人为条件包括：对组成形态各元素的调整能力及其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和信息化的更新周期、人口的集聚能力、区位分工、社会分工等。发展力可以体现一个城市的发展状况，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力代表了整个区域的发展水平。可以从一个城市的发展力来研究一个城市空间形态的扩展速度。城市发展力的度量方法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苗建军，城市发展路径，2004）：

（1）

（2）

DL为发展力目标水平

AL为实际水平

如果DL>0，说明发展正常；如果DL< 0，则说明发展是不正常的。

如果，说明城市发展处于预期发展水平，城市形态处于扩展阶段。

如果，说明城市发展水平与预期发展水平不符，城市形态处于相对稳定阶段。

影响一个城市发展力的因素有：基础设施与发展水平的协调程度、城市在区域中的区位优势等级、相关政策的实施等。要提高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速度，就要提高城市在区域中的竞争力、创新力，发展优势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实现与国际社会的接轨。

区域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条件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决定着城市的发展速度，而经济的发展速度是城市形态演变的关键。在发展城市经济的时候，要注意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

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理论有：

W. Christaller 和 A. Losch 提出的三角形聚落分布、六边形市场区的城乡网络联系结构，该理论强调中心城市在区域空间结构中的生产和流通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

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的农业区位论 和M. Weber的工业区位论等从土地的利用方面研究中心城市在区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心城市的空间发展模式，它的最优形态布局等。

“新城市主义”理论致力于解决城市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城市病”难题，其核心人物是Peter Calthorpe 。该理论作了以下研究：城市形态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认识到紧凑型城市形态是未来城市形态的发展方向；自然因素对城市发展的制约，认为城市要可持续发展就要结合周围的自然环境，并保持城市的多样性和地方特色；从区域、城市和社区三个层面对城市进行研究。

中国学者苗建军从空间发展路径、经济发展路径、文化发展路径、制度发展路径四个方面对区域中心城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中心城市的协同发展理论。苗建军在《城市发展路径》中对中心城市的形态发展演变得出了以下结论：认为中心城市都经历了均衡―>集聚―>扩散―>新的更高层次的均衡的城市形态成长路径。

第一阶段为中心城市低层次均衡的成长“序化”，表现在城市空间形态上的单一性；第二阶段为中心城市极核式集聚的成长“序化”，表现在城市空间形态上的内部集聚，外部延伸；第三阶段为中心城市极核式扩散的成长“序化”，表现在城市空间形态上的迅速扩展，新城的形成；第四阶段为中心城市高层次均衡的成长“序化”，表现在城市形态上的城市带的形成，即信息社会的空间形态。

从此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心城市的成长过程以及中心城市和城市带即区域的因果关系：中心城市的发展速度决定了区域的发展水平。从中心城市的形态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中心城市对整个区域发展的重要意义。

近几年中国由于实行快速城市化的政策，加大了区域一体化的建设，给区域的发展带来了大好时机，但同时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弊端。中国城市的发展依赖于房地产的开发和新区的建设，在城市发展中“泡沫经济”泛滥。城市政府为了追求政绩，盲目开发，资金不到位，虎头蛇尾的现象层出不穷，制约了中心城市经济的发展。在整个区域的发展中，中心城市没有起到应有的带动作用。

中心城市的发展速度直接影响到了一个区域，甚至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地位。本文通过对区域中心城市的定位、功能、理论和发展条件等一系列的研究，希望为今后中心城市形态的演变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并引导其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彭震伟，区域研究与区域规划。---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8.

[2] 任致远，解析城市与城市科学. ---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

[3] 邹德慈，城市规划导论. ---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4] 苗建军，城市发展路径―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研究. ―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 12.

篇6

关键词:健康管理；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研究

1健康管理的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的相关知识

1.1健康管理的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的基本内容

健康管理的社区体育发展模式是当今时代城市现代化的一种追求理念。首先健康二字代表城市化服务中人们的健康姿态,要求每一个社区居民都拥有一个健康积极的生活态度,所谓健康积极的生活态度就要求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健康,在身体方面,社区体育发展模式就必然会推行,社区相关的服务人员可以通过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要求在社区体育器材方面提供较大程度的资金投入力度,建设更多的社区体育器材,在心理健康方面,社区体育建设机构应加大对每个体育器材的应进行专业指导,并且通过不断的进行社区体育活动提高人们对生活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并且在对待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较好的心态,这才是健康管理的社区体育发展模式开展的主要任务。

1.2健康管理的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的内涵

健康管理的社区体育发展模式主要以3个部分进行意义的开展:第一部分,主要内容讲的是关于健康管理的社区体育发展管理模式开展的多方化,多方化要求多方参与进来。这里多方指城市社区的体育发展参与方、城市社区健康卫生医疗机构等进行多方化构建城市健康管理体育发展;第二部分则是对健康管理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的对象展开分析,主要对象就是城市居民和社区,要想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当今时代的的服务要求,首先应对社区卫生医疗组织进行服务水平的提高,对社区卫生相关服务提供了强大的保障;第三部分是将健康管理的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理解为两方面结合的产物,根据新时代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需求,把社区卫生组织和社区体育发展放在一起,从而实现新时代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健康模式意义的体现。

2基于健康管理的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

2.1融入综合的特性

健康管理社区发展模式的开展,其开展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城市化人民的生活质量,这里主要侧重于社区体育教育的发展方面。健康管理的社区体育发展模式融入综合特性主要体现在多个方面,以社区体育健康发展层次来说,在对社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进行不同体育活动的开展,在对不同人群的的体育娱乐器材的建设中进行合理分配；另一方面不仅要求城市社区居民在身体素质健康上有一定的保障,同时在相应的心理健康方面加入了人其中,通过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的开展将城市体育发展组织和社区卫生服务组织有效的结合到一起,从而实现新时代对社区体育健康模式的健康管理的要求。

2.2顺应时代的特性

所谓将社区体育发展模式适应于时展的特性,我们要对当今时代城市化人们生活的方式和生活理念融在一起进行分析。由于我国大型城市的不断涌现,在就业方面存在着超大的竞争压力,很多年轻人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日日夜夜为自己的工作为之努力,在自身健康状况上基本不去重视,同时现代社会城市灯红酒绿,充满着许多诱惑力的场合,像酒吧,每天晚上很晚才开始营业,很多年轻人认为这个场所能释放自己的压力,导致很晚才回家,长期下去,身体素质必定会大大降低,所以相应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组织应为现代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的服务要十分到位,从而提高城市社区健康管理体育发展模式的进行。

3开展健康管理的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3.1政府应将健康管理的社区体育发展模式进行大力推广

为了更大程度上促进城市社区人们更快的融进健康管理的社区体育发展模式上,要充分利用政府这一权威平台展开全面推广。政府是社会发展进行规划的管理部门,首先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应对新时代下的健康管理的社区体育发展展开全面的深入研究,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卫生服务领域的发展以及人们身体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新时代我国为发展成综合国力强的大国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这一科学发展观的影响下,建立和谐、健康的综合大国提供理论依据,并且对体育领域建设体育强国的伟大发展蓝图做铺垫,当今时代尤其在大型城市的建设中,政府有关部门应打大力度对健康体育发展模式展开大规模的推广,并且对城市3全民健身视野民族体育发展的重要保障为了保障民族体育在学校、社区、企业、部队中,以及文旅方面的顺利发展,我们应当从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3.1加强民族体育健身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社会大众对体育健身项目中的民族体育项目的参与热情不断高涨,如筷子舞(蒙古族)、霸王鞭(白族)与陀螺(壮族)等。民族体育项目丰富的观赏性与表演性特征让社会大众乐在其中,在提高身体素质的同时感受了民族体育文化,增强了民族荣誉感。但是,就目前来看,我国在全民健身基础设施方面对民族体育健身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够。很多人只能在有狭小的场地上练习民族体育运动,并且相关器材都是自己购置的。基于此,政府应当加强民族体育健身基础设设施建设。在实践中,充分利用城市公园、郊野公园、公共绿地以及城市空置场所建设民族体育设施,推动民族体育与园林的有效结合。另外,在器材配置上,要逐步满足社会大众对民族体育运动的需求。

3.2建立高水平的民族体育健身指导师资队伍

为了保证民族体育的健身效果,应当建立高水平的民族体育健身指导师资队伍,传授社会大众民族体育科学的健身方法,提升他们参与民族体育健身的自主性与积极性。各地应当根据自身区域内民族体育优势,组建专业化的民族体育健身指导师资队伍,同时引进区域外的民族体育项目,大力开展民族体育健身活动;加强民族体育健身指导师资队伍的招聘、管理制度,在师资数量与质量上满足社会大众民族体育健身的要求。

3.3通过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媒介营造民族体育健身的良好环境

应积极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传播媒介,以及互联网新媒介宣传民族体育的健身功能。其中,电视、广播与报刊方面要经常播放与报道民族体育方面的内容,网络出了播放与报道内容外,还可以通过微信、微博、贴吧、论坛等方式,及时了解社会大众对民族体育健身的意见与建议,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建设。互联网作为当前社会大众了解信息的重要媒介,它在宣传民族体育健身功能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应当充分发挥网络智慧体育平台的作用,通过网络手段,把民族体育知识呈现给社会大众。

4结语

民族体育是我国体育视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与传播民族体育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重要责任。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健康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通过参与体育运动来获得健康,已成为社会大众肯定与接受的一种健身手段。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当以民族体育为跳板,不仅以其简单易行的动作技能提高全民的身体素质,而且以其鲜明的民族性与文化性给社会大众文化的熏陶,增强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

参考文献

[1]孙学丽,丁保玉.民族传统体育对全民健身的作用[J].俪人:教师版,2015(18):408.

[2]徐蕊.民族传统体育在全民健身中的本体功能研究[J].鸭绿江,下半月版,2015(10):202.

[3]李建辉.民族传统体育在全民健身中的作用[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6):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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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教育叙事研究

叙事就是陈述人、动物、宇宙空间各种生命事物身上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它是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有现实意义的事件的基本方式。这种方式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世界和向别人讲述我们对世界的了解的途径。叙事普遍地存在于文学艺术作品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当中，是人们表达思想的有力方式。因此，叙事学一直受到文学、艺术和文化研究者的关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叙事研究”即借鉴了文艺理论中的“叙事学”。叙事研究又称“故事研究”，是一种研究人类体验世界的方式。这种研究方式的前提在于人类是善于讲故事的生物，他们过着故事化的生活。叙事研究是以“质的研究”为方法论基础的，是质的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所谓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叙事正是这样完成的。叙事研究被作为教师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教育领域，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是由加拿大的几位课程学者倡导的。他们认为：教师从事实践性研究的最好方法，是说出和不断地说出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目前，这种研究方法已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并被逐渐运用于教师的教育教学经验研究中。这样的教育叙事研究，是教师了解教育和向别人讲述其所了解的教育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它比较容易被一线教师和研究者所掌握和使用，不像量化研究那样需要教师或研究者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技能。

教育叙事研究的特点

教育叙事研究的基本特点是研究者以叙事、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对教育的理解和解释。它不直接定义教育是什么，也不直接规定教育应该怎么做，它只是给读者讲一个或多个教育故事，让读者从故事中体验教育是什么或应该怎么做。

具体而言，教育叙事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1．教育叙事研究所叙述的内容是已经过去的教育事件，而不是对未来的展望。它所报告的内容是实际发生的教育事件，而不是教育者的主观想像。教育叙事研究十分重视叙事者的处境和地位，尤其肯定叙事者的个人生活史和个人生活实践的重要意义。在教育叙事研究中，叙述者既是说故事的人，也是他们自己故事里或别人故事中的角色。

2．叙述的故事中必然有与所叙述的教育事件相关的具体人物。教育叙事研究特别关注叙述者的亲身经历，不仅把作者自己摆进去，而且把写作的对象从知识事件转换为人的事件。同时采用“心理分析”技术，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行为作出解释和合理想像。

3．教育叙事研究所报告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情节性”。叙事谈论的是特别的人和特别的冲突、问题或使生活变得复杂的任何东西，所以叙事研究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记述有情节、有意义的相对完整的故事。比如：教师在某个教育问题或事件中遭遇困境时，就要思考和谋划解决问题、定出困境的出路，这里面就会涉及很多曲折的情节。

4．教育叙事研究获得某种教育理论或教育信念的方式是归纳而不是演绎。也就是说，教育理论是从过去的具体教育事件及其情节中归纳出来的。

可见，教育叙事研究重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故事，包括重视这些生活故事的内在情节，不以拍象的概念或符号压制教育生活的情节和情趣。这种研究，让叙事者自己说话或让历史印记自己显露出它的意义它面向事实，从事实本身寻找内在的“结构”，而不过多地用外来的框架有意无意地歪曲事实或滥用事实。从结果的表现形式来看，叙事研究报告体现为蕴涵细腻情感的叙事风格，既有细致翔实的故事性描述，又有基于事实的深刻分析；既力图创设出一种现场感，把真实的教育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又要在众多具体的偶然多变的现场中去透析种种关系，解析现象背后所隐蔽的真实，从而使教育生活故事焕发出理性的光辉和智慧的魅力。

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

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教师自身同时充当叙说者和记述者，而当叙述的内容属于自己的教育实践或解决某些教育问题的过程时，教师的叙事研究就成为“教师叙事的行动研究”。这种方式主要由教师自己实施，也可以在教育研究者指导下进行。它追求以叙事的方式反思并改进教师的日常生活。另一种是教师只是叙说者，由教育研究者记述。这种方式主要是教育研究者以教师为观察和访谈的对象，包括以教师的“想法”（内隐的和外显的）或所提供的文本（如工作日志）等为“解释”的对象。

上述两种研究方式以不同的形式表达教育叙事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教师本人通过叙述自己的教育生活史，形成教育的自我认识，达到一种自我建构的状态。教育研究者则更关注教师叙述的教育事件之间的关联，尽量使他们所叙述的教育现象呈现出某种理论框架或意义，促进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的互动。

教育叙事研究特别适合于教师。因为教师的生活是由事件构成的，这些事件就如同源于教师经验的短篇故事。对教育事件的叙说，能使教师看到平时视而不见的例行事项的意义，并把自己遇到了什么问题、怎样遇到这个问题和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整个过程叙述出来。除了课堂教学的叙事以外，教师还可以叙述课堂以外的生活事件。教师一旦以类似于“自传”的方式叙述自己生活中的教育故事，也就意味着教师开始以自己的生命经历为背景去反观自己和观察世界，内在地承受着对自己的言行给出合理解释的思想压力。这就促使教师进入沉静思考的层面，不得不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不得不站在自己的角度反思和挖掘自我，从而可能激发出许多连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想法。这意味着他们开始不再依赖别人的思想而生活。这种教育“记叙文”使发生的事件不再随记忆淡忘而成为无意义的东西，它以记述下来的形式保留了“历史”，给看似平凡、普通、单调、重复的活动赋予独特的韵味，从而固守了一份对这个世界和生活创造的意义。它比传统的教育论文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更能体现作品的研究价值。

转贴于 教师自我叙述教育故事不是为了焙耀某种研究成果，它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自我叙述来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并在反思中改进自己的教育实践，重建自己的教育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进行教育叙事研究实际上会成为转化教师教育教学观念和行为的突破口。

对于教育研究者而言，作教师实际生活的叙事研究无疑是进入了一个极富人文关怀和情感魅力的领域。但采用这种研究方式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研究者和叙说者（被研究者）之间必须坚持开放性、平等性的对话原则。在已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以权威的面目出现，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研究者手中，要么忽视被研究者、左右研究的过程，要么利用各种先入为主的暗示引导被研究者。这样研究的对象，实际上并不是真实的被研究者，而是研究者头脑中假设或创造出来的“被研究者”，这样的教育研究是缺乏真实性的。已往教育研究的成果往往不能有力地指导教育实践，其原因之一就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没有平等的对话。在教育叙事研究中，如果没有平等的对话，研究者就无法获知或真正理解研究对象的真实态度与体验。所以，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必须首先建立一种相互平等、信任的对话关系。有了这样的前提，研究者才能探究到一个真实、真诚、自由的心灵世界，搜集到各种真实的材料，梳理出叙说者的实践经验，建构起一个相对完整的教育故事，从而实现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某种契合。这里的叙说者不仅包括教师、学生、家长、学校管理者等“人的叙说”，还包括学校文件档案资料、建筑、校风校训等学校历史文化，以及学生档案、日记、周记、作业本，叙说人的日志、自传材料、图片、信件等“物的叙说”。教育叙事研究既区别于已往纯粹书斋式的研究，也不同于单纯凭着思辨和文献得出结论的研究方式。它从生活出发，从事实出发，从教育实践出发，“从学生以及家长的经验与感受出发”，能够极大地激发人们的兴趣和共鸣，“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听到中国数以亿计的平凡人物的声音，尤其是学生、家长以及普通教师的声音，让我们透过他们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这“不仅可以为目前讨论中国教育的常规方式开辟另一条意义丰富的言说道路，而且能够使中国教育政策的制定与落实过程变得更加完善。”。可见，叙事研究是中国教育研究中值得提倡的一种研究取向。

莎士比亚告诉我们“世界就是一个舞台”。在教育这个舞台上发生着许许多多平凡的和不平凡的故事，这些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所发生、出现、遭遇、处理过的各种事件，不是瞬间即逝、无足轻重、淡无痕迹的，它会长久地影响学生和教师的教育教学和生活。从这些事件中，我们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得到很多启发，甚至会产生心灵的震撼。因此，对真实的教育世界进行叙事研究，无论对学生、教师、教育研究者来说，还是对社会来说，都具有深刻的意义。这也正是教育叙事研究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②曹诗第：《中国教育研究重要吗？》，转载自丁钢主编《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2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1][美]伯格姚媛译柯平校：《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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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测度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均取得了非常瞩目的发展成就，创造了“中国式的增长奇迹”。然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地方政府对经济决策权明显加强，并且拥有更多权力进行投资项目的核准、营业执照的发放，以及土地资源的控制，这也使得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的干预能力大大增强。同时，1994的财政分权体制很大程度上强化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当地政府对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很高。在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税收与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相连情况下，为了扩大税基征收更多的税，也是地方政府迅速发展当地经济的原因。GDP作为各级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地方官员在有限任期内为晋升展开政绩竞争博弈，采用各种手段保证本地财政收入和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以实现其任期内本地利益最大化。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对地方保护的研究多集中在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刘培林（2006）研究发现地方保护所导致的市场分割已经对中国区域产出配置和省际间生产要素配置产生了扭曲影响，间接导致我国制造业产业效率的巨大损失。而如果从地区间行业贸易的边际效应模型来看，市场分割在各个行业都普遍存在，各地区间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十分严重，导致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缓慢，且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地方保护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黄赜琳，王敬云，2007）。各地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地方税收，保护当地企业所形成的地方保护倾向，人为地设置各省区间的贸易壁垒，阻碍了地区间产品的自由流动从而导致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孙晓华，郭玉娇，周玲玲，2013）。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更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现阶段地区性行政垄断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倒U型影响，而且绝大多数省份行政垄断促进了经济增长 同时，地区性行政垄断对地方政府投资具有正U型影响，且二者关系处于正U型下降通道中，但是他们同时指出这种发展是短期的，从长期来看不利于全国统一的市场规模效应的发挥，政治租金的获得损害了经济效率（张卫国，任燕燕，花小安；2010）。

作为经济层面，能够维持经济迅速发展的地方保护是其影响经济的重要手段。然而，地方保护需要物质支撑，经济发展又为维持作为经济增长制度因素的地方保护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为了厘清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的相互影响，本文着重对地方保护的测度方法进行了综述，并测定了我国近几年的市场分割程度趋势。

二、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的测度方法

研究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对地方保护程度的测度，这也是政府制定反垄断和竞争政策的基础。以往的学者在对地方保护的量化测量过程中都是通过分析市场分割程度或者市场一体化程度来辨识的，因为实际过程中地方保护的数据难以取得，无法直接度量。在研究和整理基础上，我们根据研究方法和变量选取的差异性，总结了三种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的方法：即生产法、贸易法、价格法。

1.生产法。生产法是从生产领域来考察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的程度的，白重恩（2004）指出由于地方保护的数据难以获得，以制造业为例，通过分析我国各地区的产出结构、生产效率、专业化分工程度以及重要产品的边际产出差异来测度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若产业结构相似度上升、区域专业化分工程度下降，则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程度较大，实证结果显示产业结构的差异缩小导致了区域专业化分工程度的下降、地方保护的扩大。也有部分学者从生产可能性前沿出发，运用DEA（Date Envelopment Analysis，包络数据分析）方法来计算产业的整体技术效率，再分解成省内技术非效率或要素配置不合理导致的产出结构不合理因素，以此来衡量地保护和市场分割导致的产出损失来度量地方保护程度。

2.贸易法。鉴于贸易量和贸易结构也是衡量市场分割的重要指标，贸易法在贸易和流通领域运用边界效应模型分析不同区域的贸易量、贸易强度与贸易结构从而考察区域地方保护程度（Poncet，2003）。当如果地区间贸易流量下降、“边界效应”上升，则认为市场的分割程度扩大（Naughton，1999）。

3.价格法。在测度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的众多方法中，价格法是最主流的一种。它通过比较各区域间商品价格的方法来考察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的情况，运用商品价格作为衡量市场整合程度的工具，如果商品的价格在统计上是趋同的，那么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提高，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程度将下降（余东华，刘运，2009）。在运用价格法时相对价格法是历来学者研究最多的一种。陆铭和陈钊（2006）采集了我国1995年―2001年9类商品的价格，进行市场整合程度分析，实证检验了全国相对方差的收敛性，严谨地运用相对价格方差证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商品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价格法的优点是在于我们可以通过价格来考察要素市场的整合程度，因为价格易于获得且数据较为齐全，便于实证分析，但是价格法的缺点也较为明显，在实证过程中无法确定价格变化幅度中有多少因素是由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决定的。

三、市场分割程度趋势实证研究

1.模型构建。在现实生活中，地方保护的度量往往是通过市场整合程度、市场专业化指标或者一体化程度在衡量的。本文采用“相对价格法”来对地方保护进行一个整体的衡量，再做一个整体变化趋势的预测。该方法基于“冰川理论”：我们假设有i和j两地，Pi和Pj为产品在i和j地的售价，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两地间的价格不可能完全相等，但是可以同升同降，也可以此升彼降，两地市场整合的条件是Pi/Pj在一定的区间范围内。而“冰川成本”则是表示在交易过程中由于交易成本产生的损耗。假设每单位产品产生的损耗为固定比例a（0

相对价格方法的指标：

2.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2004年-2013年我国29个省（市）9类商品[ 9类商品为：粮食，烟酒饮料，服装鞋帽，纺织品，燃料，文化办公用品，日用品，中西药及医疗保健用品，书刊杂志及电子出版物。]为例，考察了时间、地点和商品种类3个维度，再将29个省（市）的数据两两组合，得到406组具有贸易联系的省市商品组合，再根据每一年两两组合的相对方差进行合并，从而得到29个省（市）的市场分割度。

3.实证结果。下图为我国整体市场分割程度的趋势图，由图中可以看到。

从图中可以看到，在2004年-2006年间有一个下降，市场分割程度降低。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市场分割程度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原因是国内商品交易的缩减，商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之后又有缓慢上升，总体来说，我国的市场分割变动趋势是相对稳定的。

四、结论

本文基于地方保护导致国内市场分割日趋严重问题的现状，综述了测量地方保护程度的三种方法，并比较了各自的优劣势。此外，本文运用相对价格法来测度我国整体市场分割程度的变动趋势，结果显示处于稳定趋势。尽管如此，我国仍不能忽视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一方面应改变地方政府基于GDP的考核机制，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动机；另一方面要加强地区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出台降低地区间贸易壁垒的政策措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参考文献：

[1]陆铭，陈钊，严翼.收益递增、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的分割[J].经济研究，2004，（1）：24-32.

[2]喻闻，黄季. 从大米市场整合程度看我国粮食市场改革[J].经济研究，1998，（3）：50-57.

[3]黄赜琳，王敬云.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J].中国工业经济，2006，2（2）： 60-67.

[4]张卫国，任燕燕， 花小安.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地区性行政垄断与经济增长――基于转型期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J ] .经济研究，2011，（8）：27-37.

[5]郑毓盛，李崇高.中国地方分割的效率损失[J].中国社会科学，2003，（1）：64-72.

[6]白重恩，杜颖娟，陶志刚，仝月婷.地方保护主义及产业地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J] .经济研究，2004，（4）：29-40.

[7]刘培林.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损失[J].中国工业经济，2005，（4）：69-76.

[8]孙晓华，郭玉娇，周玲玲.经济一体化、地方保护主义与地区专业化[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

[9]余东，华刘运.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测度与辨识―基于方法论的文献综述[J]. 世界经济文汇，2009（1）

[10]陆铭，陈钊，严翼.收益递增、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的分割[J].经济研究，2006，（1）：24-32.

[11]王倩.地方保护对地区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就[D].浙江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2，（5）.

[12]Bottazzi，L.Globalization and local proximity in innovation： A dyna

mic process [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1， 45：731-741.

[13] Forslid， R.， J.I.Haland.， K.H.Midelfart Knarvik.A U-shaped Europe？

篇9

关键词 区域市场 障碍 推进策略

环渤海地区区域市场一体化问题由来已久，但是始终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任何地区都越来越难以孤立求发展。所以，对环渤海地区的区域市场一体化的研究仍然是有其必要性的。

一、环渤海地区具备一些建立统一市场的可行性

首先，环渤海经济圈内三次产业存在着明显的梯度差异和互补关系，这就为区域间的合作提供了条件和基础。总的看，北京城市，将以现代服务业为其发展的主要内容，以强化其综合服务功能，支撑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天津、大连、青岛等城市将以金融、物流、高科技产业为其发展的主要内容，以引领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而沈阳、太原、石家庄等城市则以基础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为其发展的主要内容，以支撑整个区域的产业发展：其他次级城市以专业分工为基础，形成各具特色和优势的产业群体。

其次，环渤海经济圈内存在着明显的资源互补性。晋、冀、蒙、辽、鲁五省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京、津二市拥有大量的资金和雄厚的科技实力，通过经济圈的联动，自然资源、资金、技术就会在区域内实现合理流动和最佳配置，最终，各种资源将会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开发，使各地区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其合作前景无疑是广阔而长远的。环渤海经济圈内的人力资源也有很强的互补性。人力资源是各种资源中最为宝贵的资源，环渤海经济圈内京、津两地拥有大量高科技人才，而晋、冀、蒙、辽、鲁则有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和低成本的劳动力，通过区域内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合理开发，将会为环渤海经济圈发展带来巨大的潜能。

再次，环渤海地区具有内聚力。从社会学的角度思考，经济区域的形成不仅是由于经济区域内的经济因素所致，而且也是由于地区内人们长期的社会活动而产生的地区意识的结果。环渤海地区，由于历史上人口机械变动的原因，而使它独具特点。自至前的一个多世纪里，广大农民背井离乡谋生路，出现了两个方向的人口流动。一个方向是华南地区农民向海外移居，另一个是华北农民向东北地区迁徙，其中山东、河北农民最多。上述山东、河北破产农民迁入后散居东北三省，但相当数量在辽宁，特别是辽东。这就是说，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使环渤海地区更容易形成一个整体。

二、环渤海地区区域市场一体化存在的障碍

由于历史、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日前，环渤海经济圈仍面临一些制约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主要包括：

首先，环渤海区域市场一体化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行政体制分割，各自为政，行政性区际关系削弱甚至是替代了市场性区际关系，以致都市圈内因地方行政主体利益导向而难以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经济融合。突出表现在：一是存在严重的不合理重复建设。由于长期条块体制的分割，环渤海地区的项目安排上呈现产业结构的趋同现象。这不仅出现在价高利大的产业领域，而且在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领域尤甚。二是在开放引资上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在外贸出口上竞相压价，导致过度或恶性竞争；甚至都市圈内的区际联系还要小于与国际的联系，由此损害了区域整体利益。三是都市圈内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贸易壁垒、资源大战以及各种形式或花样翻新的地方保护。四是产业关联度低。环渤海地区三部分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局面(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京津冀北)。这三个区域从幅员和人口规模，都可以发展成相对独立的都市经济区，而三个经济区相互间经济联系没有长三角和珠三角内部城市间那样紧密。

其次，“龙头”带动作用有待突出。区域经济发展必须有“龙头”带动。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天津和区域内的其他地方缺乏紧密的联系，京津冀地区的辐射半径还没有到达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两个半岛对京津冀地区的辐射相对更弱。目前看来，环渤海经济圈发展尚缺乏真正的“龙头”带动，国家开发建设天津滨海新区就是力求在“龙头”带动方面有所突破。但是，目前，滨海新区的建设有待于做进一步的合理规划和不断增强其经济实力，以起到“龙头”带动作用。

再次，环渤海地区的交通问题仍然影响着环渤海地区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区域间经济整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交通体系的完善，环渤海经济圈的跨度过大，相互之间地理位置间隔较远，这必须要求完善的交通运输手段来弥补。环渤海经济圈目前虽已有多种交通运输条件，但由于缺乏统筹考虑，尚未形成完善的综合交通网络。而环渤海地区虽然拥有全国密度最高的公路网和铁路网，但是至今仍无一条环渤海沿岸公路或者环渤海沿岸铁路，而是沿用全国性的交通体系。而且，环渤海区内运输的任务繁重，运输需求也增长迅速，使得这一地区的运输能力紧张局面日益加剧。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内部经济的协同发展，增加了区域联动的成本。环渤海地区主要港口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也缺乏合理合作，基本各自为战，相互竞争，这大大降低了运输体系综合优势的选择。

三、推进环渤海地区区域市场一体化的策略

环渤海地区的市场一体化进程，除了依靠国家的制度供给外，更重要的是区域内部的协调和发展。近年来，为加强区域合作，环渤海地区采取了一些积极的举措。但总体上看，区内各城市之间合作的意愿要大于实质性行动。根据目前的现状，有效推进区域市场的一体化，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环渤海地区的市场一体化需要一个较完善的战略规划。

随着环渤海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北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份量日显重要，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这一区域巫需一个较完善的战略规划，尽快形成科学有效的区域治理结构，并充分运用市场的力量，为其起飞及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源。

第一，应着手考虑大区域的协调规划。建议以立法的方式来保证区域规划的权威性和约束力，以便为社会各方发展提供法律依据。中央及地方政府需要重视整个环渤海地区发展的空间规划，包括自然资源、交通、电力、产业布局等，可以有效突破“诸侯经济”障碍，引导市场对资源有效调整，为这一地区的起飞提供持久制度性发展动力。从区域的角度中出发，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建设，尽快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规划中要坚持把市场引力视为区域经济突围的主要动力。

第二，完善区域交通体系，重组区域发展空间。树立大区域和一体化的观念，从整体上规划区域交通设施建设的战略布局，进一步完善区域内部交通联系。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带，如京滨、阪神等，其形成和存在都有赖于发达、畅通的区内网状交通网络。

第三，引导和鼓励区域内产业的分工、转移和调整。进一步加强区域内协调，根据各地区的比较优势，通过政策鼓励和引导要素流动，促进区域内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的优化和产业的转移升级。要以国际国内市场为导向，培育若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品牌产品。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有三个层次：首先，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调整。第二，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调整。第三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调整，即高科技产业。

第四，建立能够实现“多赢”的区域协调与合作新机制。区域内应加强信息沟通和政策协调，共同谋划环渤海地区的发展，构筑“地域相近，人缘相亲，经济相融”的和谐氛围，推动区域竞争力的迅速提升和促进地区市场一体化的发展。

其次，做好环渤海地区统一要素市场培育和发展方面的工作。

环渤海地区区域间要素流动目前还没有达到比较畅通的格局，生产要素流动阻力比较大。这与新形势下，区域经济飞速发展的迫切要求相违背，应当加快推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自由流动。目前，特别重要的是，共建区域性的商品物流共同市场、产权交易市场、人力资源共同市场、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保护共同市场、基于信息网络平台的信息共享及信用征信共同市场以及文化旅游共同市场等。

一是建立统一的商品市场。区域内各省市通过区域联合制定共同的协议，允许对方商品自由进出，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做到物尽其流。同时，要制定共同的市场规则，实现公开公平竞争，通过市场公平竞争，才能提高区内企业素质，不断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各地共同的增长。可以考虑组建和培育跨地方的区域性贸易集团公司，把贸易成本降低到最大限度，体现市场整合的优势。

二是创建统一的地方性金融市场。加快环渤海地区内部市场一体化的动力源泉之一就是资金的有效循环，因而建立区域内大金融体系十分迫切。首先，有必要建立“环渤海开发银行”，集中环渤海三省二市的财力，尤其是民间闲置资金，为该地区企业融资、担保、存贷业务提供一条新途径。同时，又构成了与一些全国性专业银行竞争的局面，从而能进一步活跃环渤海地区的金融市场。其次，适时开放北方证券市场，允许更多的已达一定规模的国内企业向国外发行股票、债券，开拓融资渠道。再次，建成地区票据结算中心，将异地结算改为同城结算，以利于地区间交易，加速资金的周转。最后，加快培育离岸金融市场，吸引外资银行进入，并进一步根据实际条件成立跨国的环渤海地区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加快同业外汇拆借和短期外币债券市场的建设。只有区域性金融市场建立起来，资金流在区域内畅通无阻之际，统一的大区域市场优势才会体现出来。

三是建立自由流动的和完善人才市场。环渤海地区高科技人才相互间的流动、利用效率非常低；首先，要催化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筹建一个区域内大范围的人才交流市场，通过发挥市场功能，有效地调节劳动力的供求。其次，要改革户籍制度，弱化户籍关系对劳动力流动的约束，打破人才的地域界限，促进人才自由流动，逐步做到专业人才区域内自由择业。再次，实行劳务行业中介化，允许劳务服务机构开展公平竞争，促使人员流动更加畅通，更有规范，更有效率。最后，还要大力推行跨地区高等教育的就学制度，培养具有广阔视野的智能型、开拓型、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何瑛.环渤海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思考.中国城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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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显著区域选择；尺度空间原始结构；关注区域；图斑

中图分类号：TP391.41 文献标识码：A

初级视觉系统的主要工作目标，就是将视觉注意机制有效地运用在和当前可视任务相关联的信息处理中，其中涉及的因素很多，包括计算资源，时间耗费，以及不同的视觉背景。近年来，国内外研究人员模拟人类的视觉注意机制提出了多种模型，其中大部分都是基于Treisman的特征整合理论[1]。在Itti等人[2]提出的基于显著性的自底向上的视觉注意模型的基础上，Dirk Walther提出了一种基于显著度的区域选择方法[3]，改进了过去只能关注显著坐标位置固定半径大小区域的方法，使注意区域为一片连续的区域。在没有先验知识可以利用的情况下，使用Linderberg[4， 5]提出的尺度空间原始结构的方法可以提取出兴趣区域的适合尺度及区域范围。使用基于显著度的区域选择方法和尺度空间原始结构方法，将对目标显著性贡献最大的显著特征区域和存在于尺度空间中的目标重要结构结合起来作为关注区域，有效地考虑到图像的结构特征、目标形状特征、目标初级视觉特征和观察目标的最优尺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