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笔记范文
时间：2024-05-23 17:43:0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考古学笔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古代；官办高等教育；洛阳太学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我国古代官办最高学府――洛阳太学的考核方式及毕业生去向
收录日期：2014年4月7日
高等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高等教育问题是当今国际公认的战略性问题。各国都十分重视高等教育，我国自古至今就十分重视高等教育。没有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就没有我国现代的高等教育，要抓好现代的高等教育必须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渊源――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有全面综合的了解和探析。
太学是我国古代官办高等教育的最高形式。通过官办高校的代表――洛阳太学，特别是太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可以窥视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和概况，以史为鉴，以期对当代高等教育有所启发。
一、我国古代官办高等教育――洛阳太学发展简况
“太学”即现代我们说的大学，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学官”，这里的“学官”即大学。所以，夏商至西周时期可视为我国高等教育的萌芽时期，汉代的官学由于受到当权者的大力提倡支持得到空前的发展。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拉开了兴办太学的序幕。东汉光武帝刘秀重视太学，建武之初，戎马未歇，公室未饰，便先兴文教兴建太学。及他儿子明帝时，尊师重造，提倡教道，昌明经学，盛况空前，洛阳太学声誉日高，达到太学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匈奴亦派人来洛阳学习。顺帝时，修缮太学，扩建房舍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梁太后执政期间，太学更获得迅速发展。自汉武帝创建太学至东汉，太学生由五十人扩到三万人，达到极盛，如此发达的太学教育在世界史上堪称奇迹。
自董卓之乱，太学被毁，魏文帝曹丕称帝后，才又重整太学，至晋武帝时太学再次进入发展时期。西晋灭亡之后，太学复又被毁。自孝文帝迁都洛阳，才又重建太学，直到北魏分裂，太学在洛阳才告衰落。之后历朝太学虽有所发展，但从总体上看，再没有达到汉代的盛况。隋唐时期，国子监统领太学。宋代太学仍为最高学府，隶属国子监。辽南京（今北京）学有南京太学之称。金亦有太学及太学博士。元、明、清只设国子监。
二、太学的考试、毕业和毕业后去向
由于太学没有严格的授课和年级制度，考试作为一种督促、检查学生学习，衡量学生掌握经学程度的手段尤受重视。它不仅是一种强有力的管理措施，同时两汉太学的考试还是决定学生入仕与否的重要选拔制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考试是汉朝太学的命脉。太学考试最常用的形式是“设科射策”，所谓“射策”，即由学官将疑难问题书于简册，掩盖试题后由学生随意抽取其中一策进行解答。类似于现代的抽签考试。所谓“射科”，就是依据试题的难易程度分为甲、乙两科，西汉末时分为甲、乙、丙三科。甲科（上第）合格授郎中，乙科（中第）为太子舍人，丙科（下第）为文学掌故。太学考试的年限和设科也有所变更。西汉时考试通常每年举行一次，东汉时考试时间由一年一试改为两年一试。设科标准也以通经多少来定等第高下，即以通二经、三经、四经、五经来分别授以官职。以考试为教学管理手段自汉代太学始。太学考试以功名利禄奖励学习优秀者，引诱学生专心攻读，潜心于儒家经典。强化了“独尊儒术”意识，对太学生的发展及当时社会的发展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一味的以考试来管理学生，国家统治者以功名利禄来作诱士之饵，士以求学为入官之梯，也产生了许多弊端。
太学学生学习采取单科结业的方式，每家经典学完后，由博士主持答辩，严格按照各经家法要求，讲求师承。答辩为五十道论辩题，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者，皆以为非。这束缚了学生思想，但就整个学业教育而言，又是提倡不同学派之间争论和提高不同学派学术地位的保证。
学生的毕业分配，如上所述根据博士弟子成绩即通经多少随才而用。太学生可以通过考试进入仕途，又不限于考试，还可以通过荐举、征辟或参加选举而取得官职。实际上太学生通过考试、推荐获得官职的多为公卿官宦子弟，太学中的贫寒子弟学生，学业满后很多都是回到乡里从事教学工作。
主要参考文献：
[1]郭洪纪.儒学的教育伦理与官学治教的承传[J].山西师大学报，1996.1.
[2]顾美玲.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历史回顾与前景探析[J].教育研究，1997.8.
[3]杜安国.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研究[J].探求，2005.4.
[4]金玲.民办高等教育的历史与启示[J].教育探索，2000.10.
[5]卢奔芳.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漫谈[J].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7.1.
[6]刘海峰.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J].机械工业高教研究，1994.4.
篇2
――王巍
在当今的中国，财富毫无疑问是一个关键词。事实上，我们在关注金融、关注经济、关注房产等等这些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似乎总是忽略了关注精神与文化财富。如果要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最大的财富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它几千年来的历史与文化。但是对于我们所拥有的国家财富，在今天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大到质疑中华文明是否真有五千年的历史，质疑我们已知的历史真否正确，小到质疑曹操墓是真的还是伪造。所有的疑问其实都来自于人类自身永恒的探索：我们从哪里来，应该到哪里去?似乎历史在告诫我们，不了解过去，就不能够正确的发展未来，不知从何而来，便不知要去何处。而王巍和他的同事们就在致力于探索出这一疑问的答案。
王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所长。作为中国最权威的考古机构的负责人。也是目前中国考古界学术造诣最高的专家之一，是中国考古学界的领军人物。王巍的事业中有太多需要完成的命题，但是他似乎从来没有后悔过把考古作为他的终身事业，尽管在他三十多年前决定投身于这个事业的时候，考古还是一个极不受重视的冷门专业了。视线外的30年
王巍是“”结束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34年前，考古还是一个并不为大众所熟知的专业，冷门到了何种程度，王巍经常苦笑着提起关于一张发票的故事。
1979年春王巍在大学二年级在张家口的考古发掘实习中，到镇里的一个小商店购买考古发掘所需的手套等劳保用品。东西买完后售货员把购物发票递给王巍的时候，他真是哭笑不得：发票抬头上的单位名称俨然写着三个字：“考骨队”。
尴尬的经历不止于此。他们在进行考古调查工作中，常常被老乡们误认为是“挖坟掘墓”的。亲朋好友们也不是很理解：为什么非要选这么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专业?然而纵使在那个时期，王巍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改行。他始终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着很有意义的。经过三十年的考古生涯，现在王巍深有体会地说，“考古不只是研究古物，也不仅仅是研究历史，更是在与我们祖先对话，从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体会我们祖先的行为、意识、智慧，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当一件件精美的文物由他亲手发掘出来，当一个个遗址被他和同伴们发现，其中产生的心灵的震撼和民族的自豪感。是旁人难以体会的。”他感到。考古学家是在探索、发现和守护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1982年初，王巍以学习成绩优异而被分配到国家级的考古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位于北京房山琉璃河的西周燕国都城和墓地从事考古发掘，一干就是五年。
东瀛研修 普及意识扎根心中
1987年，王巍被公派前往日本的考古机构研修。在日本的留学生涯中，王巍才第一次感受到了在发达国家，考古是多么受到公众的关注，考古学家是多么受尊敬，也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个一心钻研学术研究的学者，第一次体会到了舆论与传媒的重要性。这使得他在后来担任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工作中，不仅关注学术研究，同时也关注到了考古知识的普及等问题。他不仅亲自担任《考古》杂志主编，还创立了公众考古中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再重大考古发现，如果只有考古界的人了解，顶多也就是几千人，其意义终究是有限的。如果让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了解，那就是几亿十几亿乃至几十亿人，那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啊!这对于考古学的发展和实现考古学对当代社会的贡献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考古对阵盗墓
近年来，随着古董收藏热度日益升高和《盗墓笔记》、《鬼吹灯》等一系列盗墓小说的疯狂流行，刮起了一股疯狂的“盗墓风”，甚至有很多人是从关注盗墓题材的小说开始，才关注起了默默无闻数十年的考古。公众对于“盗墓”的道德模糊度几乎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王巍提及这一点，很是痛心疾首。
“在考古界，出土多少文物，文物是否精美，这些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发现的学术价值，也就是反映当时人们的文化、习俗、丧葬习惯等等历史信息量才是我们最重视的。有的时候与一件文物本身所包含的信息相比，它在墓葬里是摆放在什么地方，是被和什么其他文物放在一起，反映了什么丧葬观念和习俗等信息更为重要。”王巍说，“盗墓贼们利欲熏心，他们采用的都是穷凶极恶的掠夺方式，经他们掳掠过的陵墓，大量历史文化遗迹被摧毁，被破坏。纵使经盗窃的文物最后被国家收缴，那些重要的历史文化线索也都被毁掉了。因此，盗墓贼是考古工作者的天敌，是民族的罪人!希望全社会都来声讨盗墓贼，使其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作为国内考古学界的领军人物，王巍参与过北京郊区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和墓地的发掘，主持了河南偃师商城宫城的发掘、陕西周原西周宫殿基址和殷墟商代晚期居住址和墓地的发掘等重大考古项目。提及《盗墓笔记》和《鬼吹灯》之类小说里的情节，这位权威考古专家是哭笑不得。出于职业敏感，在这类小说的热销时期，他也翻过，想看看究竟是怎样的小说能掀起这么大一股“盗墓小说热”。看了几页就看不下去了。令他更为扼腕的是：如此仅凭“丰富想象力”的小说竟然被大众追捧至此，这或许也是国内考古工作者们的悲哀吧。
曹操墓之疑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正式向社会了发现曹操墓的消息。
然而令王巍意想不到的是，消息后，引起了一片质疑之声。关于曹操墓的真假争议一时问成为了街谈巷议最热门的话题。王巍一方面是高兴的：这似乎是公众第一次对考古产生了如此大的关注和热情；但是更多的是不解：大量考古学家几乎异口同声认定的曹操墓，却受到了无数社会大众和考古和历史专业以外的“专家”如此强烈的质疑。“外行”质疑专家，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如此巨大的社会关注使得王巍在一年里接受了无数次媒体的专访。针对社会上对学者参与造假的说法，王巍说，学术界确实存在学风不正的情况，确有所谓“专家”弄虚作假，剽窃抄袭。但是，那是极个别的人，绝大部分科学家是好的，是秉承严谨务实，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各自的领域中潜心研究，孜孜以求的。不能因为学术界存在某些学术不端的行为，就将整个学术界都看的一团漆黑。就像不能因为某一区域某种传染病流行，就将该地区所有的人都看成是患者一样。
文物与收藏
“乱世黄金，盛世古董”，现在，古董交易中涉及的数额已经越来越巨大，各种类似“藏宝”等的电视节目也在热播。作为中国最权威的考古专家，王巍也无奈的被拉进了这场“收藏热”中。不但无数节目邀请他去担任“鉴宝”嘉宾，也有无数人通过各种渠道，带着自己收藏的宝贝不远千里来求王巍给“掌掌眼”。节目邀请王巍从来都是拒绝，在他看来，考古的意义远远不是发掘文物而已，是在追寻古代文明与文化留给今天的意义。
篇3
导演：唐季礼
主演：成龙、李治廷、张艺兴、索努・苏德
类型：喜剧、动作、冒险
地区：中国大陆、印度
《功夫瑜伽》是由唐季礼执导，董韵诗监制，成龙、李治廷、张艺兴、索努・苏德等主演的喜剧电影。《功夫瑜伽》主要讲述了考古学教授Jack多年没有踏出学校，校长和学生都对他添油加醋的历史半信半疑。一次授课后，一个印度女孩找到Jack，用一张千年地图吸引了Jack的目光。于是Jack和挚友的儿子李琼斯、助教小光组成“寻宝小分队”，为“神秘宝石”展开冒险的故事。
同样是商业大片，有些电影会随着时间被人淡忘。一些95后、00后的朋友，已经对上世纪火爆半边天的《空中监狱》、《绝地战警》、《国家公敌》很陌生了。
说到007，他们也不熟悉布鲁斯南，更别提罗杰・摩尔。因为他们开始接触这个系列时，丹尼尔・克雷格已经接任了。跟非影迷聊这些时，一不小心就会在年龄造成的代沟里崴了脚。
但也有些电影，似乎永远不会过时，它们屹立在流行文化的显著地带，浑身挂满尽人皆知的梗。电视隔三差五会放它们，电影网站三不五时会盘点到它们，一旦聊起它们来，不同年龄不同阅历的人都插上几句嘴。
它们不是某一代人的话题专属，它们是每一代人的童年回忆，并大有无视时间永远流行下去的趋势：《星球大战》，《大话西游》，《捉鬼敢死队》，《猛鬼街》，《终结者》，《倩女幽魂》……当然，还有《夺宝奇兵》。
小学低年级的一个暑假，在电视上，我第一次看到戴牛仔帽拿小皮鞭的印第安纳・琼斯博士，在密道机关出生入死，跟纳粹阴谋家斗智斗勇，说着痞痞的笑话把坏人扔下飞艇、把美女推倒、跟老爹拌嘴、被蛇吓个半死……
我激动地浑身血液都沸腾了：原来考古是这么威风的职业，考古学家比大侠和间谍都要酷一万倍！
我当时并不知道，早在那之前十几年，有一个香港的电影人看过《夺宝奇兵》后，爆发出跟我同样的惊讶和兴奋，并且立刻要付诸行动。他不是去报考考古专业，也不是想当个文物收藏家，而是要拍中国的《夺宝奇兵》，亲自出演东方的琼斯博士！这个电影人，叫做成龙。
成龙的教育程度不高，但在电影创作方面，他具有出类拔萃的艺术敏锐和商业眼光。看到《夺宝奇兵》的那一刻，他迅速意识到，考古冒险的题材特色，跟他所擅长的谐趣功夫，是一对最佳拍档。
考古电影中必不可少的异国情调、奇情探险、机关谜题、古迹奥秘，是把成龙式动作电影推向国际的有效装点。主角周游世界，身入千奇百怪的环境，也正好供他发挥花样迭出的身手。
而《夺宝奇兵》系列中能文能武的知识分子琼斯博士，那群卡通、滑稽又穷凶极恶的反派，充满喜感和巧合的打斗场面，跟成龙电影一贯提倡干净无害的暴力，纯然不谋而合。
1986年，成龙首度尝试考古探险的《龙兄虎弟》诞生了。这部电影的拍摄中，成龙受到了从影生涯最严重的头部伤害，要不是抢救及时，几乎丧命。但影片的受欢迎程度，让他坚定了对考古探险类型的热爱和信心。
1991年，《龙兄虎弟》的续集《飞鹰计划》投资更大场面更疯狂。2005年，合拍片《神话》制霸票房，主题曲传唱一时。2012年，成龙打造考古冒险类型片《十二生肖》。今年贺岁，他又献上了全新的《功夫瑜伽》。
其实华语大银幕历来并不缺探险家，许冠杰演过《卫斯理传奇》，李连杰演过《冒险王》，张艺谋有个《古今大战秦俑情》，甚至《功夫瑜伽》的导演唐季礼，处女作也是丛林寻宝的《魔域飞龙》。
加上近几年来，《鬼吹灯》和《盗墓笔记》相继影视化，华语探险片已经得到进一步丰富。但它们毕竟不是正宗的考古电影，《功夫瑜伽》里成龙特地强调了一番考古和盗墓的区别。言下之意，我拍的才是正宗的考古电影，看考古，还得看成龙。
他完全有资格口出豪言。古往今来，在银幕上演员大于角色的冒险家成龙，游历范围之广，玩命之大胆，破解的机关密道之多，纵观华语银幕，找不出第二个。
《功夫瑜伽》中，他演的杰克是中国最出名的考古学家之一，声名在外，圈内人个个景仰。以银幕成就论，他的确实至名归。
站在了前人肩膀上的成龙和唐季礼，也不忘向灵感来源《夺宝奇兵》致敬。《功夫瑜伽》的杰克，在成龙所饰的银幕冒险家中，是跟琼斯博士最异曲同工的一个。
两人都是大学教授兼考古冒险家，戴上眼镜有知识分子的书卷气和满脑子文史智慧，换上劲装，可上九天踏鹰，能下五洋吃鲸，身手利索飞檐走壁，人脉遍天下。
致敬还不止如此：李治廷演的小伙名叫琼斯，印度集市的一段追打也有《夺宝1》的影子。最过分的是，成龙用阳光和权杖开启机关，还说了句“哥是琼斯博士的粉丝”，那一段，真是让我这个夺宝迷热泪盈眶。
当然，致敬归致敬，一部成龙电影，还是要有成龙特色的，何况是过年合家欢。所以哪怕拳脚相交打个你死我说，哪怕豪车狂飙空中大转体，哪怕狮子饿狼机关陷阱峭壁深渊冰窟瀑布……
从头到尾，你不用担心有人会死，哪怕是最坏的坏人。一转身，他就会大彻大悟，改邪归正，跳着印度舞送你一个敬业福。
至于坏人明明有枪也不用，也很容易理解。满地都是文物啊，辛辛苦苦爬上来一枪崩坏？得，还是上拳脚吧。所以你看，成龙钟爱考古题材，从根本上就是艺术优选。
如果说早期的成龙探险片，还只是把港式武打、奇幻爱情等融合进考古冒险的大母型里。那么从《十二生肖》开始，他就真正向类型片做出了努力，而《功夫瑜伽》更是在类型上将这种融合实现得更成熟了。
篇4
现代人多浮躁而功利，枕边案头有本《考古人手册》这样清净的好书，也算是暂时摆脱淡薄人情、凡人琐事的一点点寄托了。可惜的是，这种书读多了让人有暮气。
说到考古，近来颇流行的一句话是“盛世收藏”。与“乱世黄金”比起来，收藏既文雅，又是赚钱的好营生，所以没有不盛的道理，考古也就沾了收藏的光，多有人问津，不然央视的“探索・发现”节目也不会这么火，就连我的老母亲也会躲在沙发上一个多小时不换频道。前一段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一套《中国考古探秘》丛书，大概四本，分别介绍法门寺、定陵等考古发现。我只读了两本，但不难看出作者的功力。他们首先是作家，所以写起书来很有情绪，上下古今无所不涉，和《考古人手册》比起来，阐发多于实证，但还是值得好好翻阅的。我于今春在某书店买得这套书时，老板说他看了其中的《万世法门》后，只身到法门寺去了一趟。夜深人静读此书时，老觉得有种神圣感笼罩在四周，后背凉飕飕的，恐怕是受了佛法的恩泽吧。
去年是故宫建院80周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故宫尘梦录》是吴瀛先生半个多世纪前所写的旧作，介绍故宫往事，都是亲历，值得一读。吴家一门英杰，吴瀛是故宫博物院建院时的接收代表、常务委员，曾参与了故宫早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古物审定、文物南迁等。书里收录了吴瀛不少画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用笔直率，可称逸品，让我吃惊不小。如果读者有兴趣了解吴家传奇的经历，可以读一读吴欢在书中所写的《后记》。今人读这本书，可能有些困难，一来是里面好多人的名字早已被历史蒙上了尘埃，感觉陌生，二来是关于故宫的往事，一般人的了解还只限于那部制作精良的纪录片。其实，历史比吴瀛所说的还要复杂，这就需要我们的判断了。读书有这个好处，读到会心处，你可以自己裁定历史，臧否人物。顺带提一句，书里收录了吴瀛儿媳新凤霞年轻时的一张照片，令人惊艳。吴祖光与新凤霞这段才子佳人的婚姻，为吴家的传奇增色不少。
篇5
三峡库区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研究——以土家族吊脚楼为例
夏商时期考古学遗存发现和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以鄂西峡江地区为研究对象
论党内民主的实现形式
试论基本国情的“时代位移”
论中国当代玄幻小说的成长主题
“三增九虚”对奇幻小说的影响
浅析西部地区冶金产业发展
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与当代分配制度的构建
国际收支顺差、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独立性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自然科学类)征稿启事
宜昌市旅游人才队伍调查报告——兼谈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面临旅游人才不足的挑战与建议
我国网络市场调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论清代改土归流对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的影响
从《答刘正夫书》看韩愈的文学思想与创作
论《三国演义》之白日梦
揭开“溱洧”的面纱
传双美之风情开巧合之趣剧——浅评阮大铖戏曲创作于风情趣剧之传承与影响
先秦《诗经》接受与原始宗教思维——《诗》的原生态的追寻
三峡巫文化中的医学易学灵学
三峡古代巫文化研究的若干思考
论巫文化视野下的三峡丧礼习俗
巫山大溪遗址以鱼随葬的原始宗教意识与巫术
湖北长阳香炉石遗址夏代遗存分析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机制建设
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效果的评价
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中国玄幻文学研究十年述评
读者对奇幻文学的接受美学意义——以萧鼎的《诛仙》为例
论旅游文化开发与文化研究力点——以江苏省泰州市为例
需求驱动的商品房价上涨实证分析
武陵山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研究
后危机时代秦皇岛旅游业发展研究
人工湿地技术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的应用研究——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
见证历史与解密人生——评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
何其芳的“延安道路”及其阐释——赵思运《何其芳“人格解码”》评析
“何其芳”是一个问号?——评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
论明清时期土家族竹枝词对地方音乐的影响
将中国传统诗学研究推向新的境界——读谢建忠《<毛诗>及其经学阐释对唐诗的影响研究》
长江三峡地区远古时期渔业的考古研究
论三峡重庆的和谐发展
在城乡统筹中发展三峡库区老龄事业——以万州区为例
三峡移民题材新闻的导向性与可读性探索——以《三峡都市报》为例解析
改革开放与中国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发展
重庆农村低保实施情况评析——政府执行力视角
农村非自愿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
“新神话主义”奇幻文学视野下的“重述神话”
论古今奇幻作品中花妖树怪的神异流变
六朝志怪幻想与中国当代奇幻小说
城乡协调发展的经济学基础与核心机制构建
重庆市货币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金融要素市场理论
清江流域民间工艺品开发的策略与路径选择
盈余管理理论研究综述
儒家话语的近代化转型——关于明朝中后期异端思想的认识
严羽诗学思想的突围新变与悲剧意蕴
篇6
校起渣斗的用途及起源。古玩行里的老人一般认
为渣斗即为今日痰盂，初看似乎合理，细想并非如
此，特别是明清以来的渣斗大多口大、宽沿、细颈、
小腹。吐痰其中清洗并不方便，想来古人不会迂
腐至此，但若为清供摆件也少了份典雅庄重。所
谓渣斗者，必有另外一番妙处。
元人笔记载“宋季大族设席，几案间必用筋
瓶、渣斗”，由此可以推断，渣斗在宋朝是和名门
大族宴飨联系在一起的。既然是宴飨，但凡文人
骚客都会吟诗作对，“登龙曾人少年场，锡宴琼林
醉御觞”、“公厨敕许酿芳樽，屡唤宾朋醉后园”，
诗词虽美，也能看出个热闹场面，却不晓得这个筋
瓶、渣斗的分别。尽览宋代绘画，描写宴飨场面的
有《春宴图》、《文人会》等，在那些达官贵人高谈
阔论、浅斟低酌中似乎可以看见这种物什的存在。
稍前更有名气的宴飨图《韩熙载夜宴图》热闹熙
攘中穿梭的侍女托盘也有两个宽沿高脚类似盘状
的东西。尽管从绘画中考证出有这么个东西存
在，但还是不能断定其确切用途。有考证者认为
渣斗又名爹斗、唾壶，用于盛装唾吐物。如置于餐
桌，专用于盛载肉骨鱼刺等食物渣滓，小型的也用
于盛载茶渣，故也列于茶具中。这个解释似乎中
肯些，但它从何演化而来呢？
近代词曲声律研究者许之衡《饮流斋说瓷》
这样介绍渣斗：觚之小者日渣斗，明制已有之，至
清逾伙，五彩或黄地碎花者均有之，渣斗之小者，
则入于漱具之属，非清供品矣。众所周知，觚是夏
商之际青铜酒器的一种，所谓“尊者举觯，卑者举
角”，觚和觯是地位尊贵的诸侯所用，许之衡认为
小觚即可以称为渣斗，小渣斗是漱具。那么我们
是否可以推断渣斗最本质的功能是用来饮酒。但
五代及宋元时渣斗确实用来盛装唾吐之物，这中
间肯定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论语・雍也》
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历来研究者对这语境
模糊的一句表示不解，但如果从青铜觚演变为渣
斗的历程来看，倒也说得通。考古学上青铜觚的
形状是觚，圆形敞口，细腰敦底，器型雍容，落落大
气，但到了西周中期已经开始变化，孔子的感叹是
对这种器型失去殷人风格的失落，也有对社会变
迁、周礼废弛的慨叹。
从青铜觚与渣斗的造型来看，确实有其神似
之处。青铜觚在夏商周三代为酒器，至春秋战国
乱世礼崩乐坏，诸侯杀伐不已，酒器中最高等的爵
也沦入普通莽夫之手，小觚在宴飨上从饮酒到用
来装痰吐之物也不稀奇。到了晋代小觚已经完全
成了唾吐之物，专名为渣斗，多为瓷质，宋代许多
窑场都烧制渣斗，可见渣斗已经广泛流行，明清两
篇7
关键词：方言；语法；研究；趋势；
山东方言的研究，目前成就最大的应该是由钱曾怡、张树铮和罗福腾教授合编的《山东方言研究》(齐鲁书社，2001年)。全书分为概论编、现代编和历史编三卷。概论编，论述了山东方言的产生、地位和影响，介绍了山东方言的特点、分区以及研究概况，对建国以来山东方言研究在内容的扩展、方法的更新等方面都有简略的评介，并且最后附有一九四九年以来山东方言研究的论著目录。作者在文中归纳了山东方言研究的几个发展趋势:由以语音为主到语音、词汇、语法的全面铺开，从单点调查到成片的特点比较，从共时的方言研究出发进而探索汉语演变的历史，方言研究与地域文化相结合。
现代编，分别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具体描写了山东方言的特点和内部差异。第一章，语音部分，包括声母、韵母、声调，还附有24幅山东方言语音地图。在介绍各区片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两字组连调和轻声变调的特点、类型及其地域分布。第二章，词汇部分，选择山东方言中的一些特殊词语分类说明，如“与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有关的特殊词语”、“与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的特殊词语”、“与生活习惯、民俗有关的特殊词语”等。第三章，语法部分，扼要分析了山东方言的语法现象。
历史编，从韵文、韵图等概括探讨清代的语音系统，从山东地方作家的文学作品或笔记、地方志等著作中所记录的语料，分析清代山东方言词汇语法的使用情况，有的还和现代山东方言作了对比。
山东方言在地域上跨度很大，各个地方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有差异，因此山东方言的分区研究成果也很丰富，山东方言分区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分区，著名语言学家李荣先生从全国汉语方言的角度出发,按照古代入声字在今天山东方言里的演变情况，把山东话分为三区：
1.冀鲁官话区：大致相当于第一种分区的西齐小区的全部区县市，再加上东潍区的寿光、潍坊、昌乐、沂源、蒙阴、沂南、日照、东港、莒县，约63个区县市。
2.中原官话区：相当于第一种分区的西鲁小区，共37个区县市。
3.胶辽官话区：大致相当于第一种分区中的东区的大部分区县市(但寿光、潍城、奎文、昌乐、沂源、蒙阴、沂南、日照、东港、莒县除外)，约38个区县市。
第二种分区：《山东方言的分区》（1985年钱曾怡、高文达、张志静）中，根据古知庄章三组字声母的异同，把山东方言的分区分化为两个层次，首先分为东西两大片，其次东西又共各分为两片，又以胶莱河为界分为东莱片和东潍片，西区又分为西齐片和西鲁片。这种分区从语音特点上显现了山东方言的内部差异，奠定了山东方言分区研究的基础，这对山东方言的研究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这种标准虽然是探索性质的研究，但这是基于大量的事实和严谨的理论根据的，是颇有建树的前瞻性研究。
钱曾怡、蔡凤书的《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与山东方言分区》首开了考古学与方言学研究相结合的先例，对山东方言的分区提供了很多考古学上的证据。
山东方言在调查方面有着丰富的材料，自建国以来山东省展开了全省范围的方言大调查,现已出版了山东省志、方言志，出版的《山东省方言志丛书》有二十几种之多，这些方言志丛书为各个方言点的语音、词汇、语法的分析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语音上是研究最成熟的方面，成果也比较显著，如《山东诸城、五莲方言的声韵特点》（钱曾怡、1984）《山东肥城方言的语音特点》（钱曾怡、1992）《胶辽官话研究》（罗福腾、1998），各地的语音研究都比较成熟。
词汇方面，最主要的是第一部省级政区性方言分类词典——《山东方言词典》（董绍克、张家芝）。全书64万字，分29类编排，词目后列国际音标注音、释义、例句和分布特点，书后附各方言点音系和音序索引。另外两部地方性方言词典《济南方言词典》（钱曾怡）、《牟平方言词典》（罗福腾）。这两部词典都已被收入《现代汉语方言词典》，他们对于研究这两地的词汇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还有一些研究各地方言词汇的文章，如《曲阜话的词汇语气系统》（高丽君）《济南方言词缀研究》（钱曾怡），《博山方言词汇》（钱曾怡、刘聿鑫、太田·斋）。
方言语法是山东方言研究的弱势,笔者看到的只是一些论文，如《论儿化》（钱曾怡），《山东诸城方言的语法特点》（钱曾怡、罗福腾、曹志耘），没有系统性。
山东方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山东方言的研究已取得的成绩中大多为静态的描写，如各种音系中声母韵母声调的语音记录而缺少历史渊源方面的探讨。
参考文献：
[1]钱曾怡.《山东方言研究》.齐鲁书社.2001
[2]钱曾怡.高文达、张志静.《山东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年第4期。
[3]钱曾怡.《济南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4]董绍克.张家芝.《山东方言词典》语文出版社.1997
[5]钱曾怡. 《济南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
篇8
一
马克思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人类学家。他在自己的全部理论遗产中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专门的人类学著作。虽说他对人类学的兴趣在他整个一生中都以不同的方式持续着，但似乎没有迹象表明，他的长期而多方面的努力，是矢志于一门与其他人类学相区别的科学的人类学的建设。
同时，谁也不能否认这样一条客观现实：马克思全部的理论活动都与人类学传统及其发展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思想渊源联系。比如，早在大学时代，他就在斯特芬斯教授讲授的人类学课程的正规训练下，接受过康德、黑格尔哲学人类学思想的传统教育。后来，他又在费尔巴哈哲学人本学的强烈影响下，向一切旧传统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在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过程中，他一刻也没有忽视过从人类学的经验材料中吸取有益的思想营养。《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以后，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人类学研究，写下了阅读摩尔根、梅恩、柯瓦列夫斯基、拉伯克和菲尔等人所著人类学著作的大量笔记，而把他当时作为最主要任务的《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写作，修订和出版工作放到次要或第二的位置上，直至生命的终点。
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前提问题。它迫使我们似乎不得不处于非此即彼的两难境地：要么坚持肯定说，首先解决名与实相统一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人类学必须是马克思本人的，或者起码是以马克思为根据的，而不是徒有马克思的空名，更不是随意强加的；要么坚持否定说，首先对马克思与人类学传统的渊源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客观后果作出总体的合乎逻辑的解释。
然而，我们却在这种互不相容的对立关系中，看到了二者互相联系的统一关系。正因为马克思没有人类学著作，当现实呼唤它的时候，建构人类学才成为必要。又因为马克思与传统人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建构人类学才出现可能。
事实上，外在的、经过改造的人类因素实际上已经成为内部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谁也无法将它从的理论大厦中排除出去。马克思大量使用人类学材料，一方面在于为《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服务，系统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则在于补充和发展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两点，恩格斯都作过明确的说明，而且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作过出色的发挥。据此，人们常常把《起源》当作人类学的代表作。应当说，这个观点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是在现在，在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发表后，还要坚持这一观点，就不那么合乎时宜了。
首先，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中写有重要的批注480多条，而《起源》中则仅仅使用了13条，说明《起源》远远没有囊括笔记中的丰富思想。用恩格斯自己的话说，《起源》只是“稍稍补偿”了亡友的遗愿。其次，马克思在其人类学笔记中第一次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线论原则，从而完成了单线论与多线论的有机统一；而恩格斯在《起源》中则仍然坚持原有的单线论理想。再次，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一般指的是他在1879——1882年阅读摩尔根等人所写的摘要和批注，一共五个笔记。事实上并不止这五个，至少还应该包括阅读毛勒、哈克斯特豪森、莫尼等人同类著作所写的大量笔记。请看以下统计资料：
1868年，马克思开始研究毛勒的《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史概论》。
1873年，马克思着手考察了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历史，阅读了尼·卡拉乔夫的《古代和当代俄国的劳动组合》以及其他相关著作和专论。
1876年，马克思又阅读了毛勒的《德国马尔制史》、《德国领主庄园制度史》和《德国乡村制度史》。
1876——1878年间，马克思还阅读了哈克斯特豪森的《俄国土地制度》、乌蒂塞诺维奇的《南方斯拉夫人家庭公社》、卡尔德纳斯关于西班牙土地所有制历史的著作以及克雷马齐的《印度法和法国法比较》、索柯洛夫斯基的《俄国北部农村公社史概要》等。
1879年，马克思仔细研究了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
1880年，马克思潜心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
1881——1882年间，马克思又搜集和阅读了大量的人类学著作，其中包括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莫尼的《爪哇，怎样管理一个殖民地》和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等等。
宽而言之，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还应该包括他在50年代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所写的片断、70年代中期写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以及写给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等。
仅就这些决非完善的统计资料看，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所涉及的内容，无论从时空方面，还是从基本理论倾向方面，都是《起源》所不能比拟的。虽说《起源》在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它永远也不会成为阻碍建构人类学的事实根据。
二
谈到建构人类学，有必要首先提到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怎样立论的问题。因为他不仅通过艰苦努力，按照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的原件，于1972年编辑出版了《卡尔·马克思文化人类学笔记》一书，而且在该书的长篇序言中第一次从人类学的角度描述了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他写道：
马克思在1841——1846年间阐述了一系列哲学人类学的观点，其中与晚年文化人类学笔记密切相关的论点有：关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相互关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关于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的异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在社会中的各种关系生产人本身（《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神圣家族》），以及用人的具体化反对人的抽象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随后，由于他的著作愈益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他在1848年期间的革命活动，以及他关于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谈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的结论，使得他对人类学的研究从哲学方面转到了经济学方面。于是，他在不列颠博物馆里对人进行了纯经验的研究。在19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他始终不渝地回顾这个主题，特别是在1879——1882年间，他更加紧了这方面的研究。尽管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进程中发生了从哲学人类学向经验人类学的转变，但他研究的人类学主题一直没有变；他晚年的文化人类学笔记不仅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有关论点的补充，同时也是对他在1843——1845年期间所持观点的发展。
克拉德这段不足500字的精彩文字，至少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丰富内容：第一，他郑重地提出了马克思整个理论活动中人类学主题的一贯性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一论点是应该肯定的，因为它基本符合马克思理论活动的事实。较之前苏联理论界长期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回避态度，就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应当说，前苏联学者最有条件首先提出这一问题。早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年，列宁就派梁赞诺夫到国外搜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手稿，其中就有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梁赞诺夫当时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些笔记的巨大理论价值，只是从马克思严谨的治学态度方面作了肯定的评价。时过20年即1941年，苏联人才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9卷中第一次用俄文公并发表了关于摩尔根著作的摘要。之后，1958——1962年间，他们又先后在《苏联东方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柯瓦列夫斯基著作的摘要。1964——1966年间，他们又用俄文在《亚非人民》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菲尔著作的摘要。至此为止，他们中不只是少数专家，甚至一般学者都可以根据上述材料研究马克思理论活动中的人类学主题了，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直至1975年，当他们逐步认识到过去那种孤立地研究笔记的做法已经越来越脱离从总体上把握的世界潮流时，他们才在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收进了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为全面把握这个主题及其在总体中的地位提供了现实条件。
不可否认，在马克思的理论活动中，除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等主题之外，的确还存在一个人类学主题问题。考察这个主题，对于从总体上把握，对于在现代条件下批判“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对于重新认识，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对克拉德是相当赞许的。
第二，克拉德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其他理论全部归结为人类学，即把全部人类学化的做法，我是不赞成的。因为违反了起码的常识。试想，一个思想家，他的理论研究如果仅仅局限于一个主题，那么，他的思想必定是贫乏的。更何况，是人类知识的百科全书呢！
第三，克拉德在这里所使用的偷天换日、李代桃僵的方法，也是我不能赞成的。众所周知，克拉德所列举的马克思在1841——1846年间阐述的哲学人类学的若干观点，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的重要观点；克拉德所列举的马克思关于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的结论，使他对人类学的研究从哲学方面转到了经验方面，正是马克思自己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讲的从哲学研究的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节点；克拉德所列举的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里对人进行纯经验的研究，似乎表明马克思进行的就是纯粹经验人类学的研究。或者说，马克思当时的理论创造，不是人人皆知的《资本论》，而是经验人类学了。可见，劳伦斯·克拉德用张冠李戴的手法编织出来的人类学故事是多么难以服众啊！
同劳伦斯·克拉德一样，其同胞斯利坦·戴蒙德也把整个归结为人类学，只不过是一种具有革命良知的人类学。进而，他又把它同哲学人本学混为一谈，再也顾不上伪装冠冕堂皇，甭管什么是，什么是非了。
法国学者M·戈德里埃、E·特勒、C·梅雅苏等人力图把和人类学“结合”起来，要么用人类学去填补的“空白”，要么为人类学提供的基本概念。其实，人类学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本来就有的组成部分，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结合”，只是有一个返朴归真的问题罢了。
意大利学者德·马尔丁诺和阿·西勒斯等人认为与人类学是一种相互翻译的关系，他们力图建构的人类学是当代文化人类学和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的混合体。这种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实则远离马克思的所谓人类学，我们见得还少吗？因此，我们不能不处处同它划清界限，防止它从内部扰乱我们阵线。至于那种通过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思想的比较研究而制造“马恩对立论”的努力，其目的和意图，人们就会看得清楚多了。
我们同时也看到，并非所有的研究者都赞同劳伦斯·克拉德的观点：
英国学者莫里斯·布洛赫就不赞成关于笔记的人本主义“复归论”解释。他在《与人类学》一书中分析马克思对人类学所抱浓厚兴趣的原因时说：第一，他想从人类学中得到一些确实的证据，证明他们发现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起作用的那些一般历史原则是自古以来一直起作用的原则；第二，他希望人类学为他们提供一些与19世纪资本主义的习俗制度形成鲜明对照、甚至完全对立的例子。布洛赫认为，马克思转向人类学研究，与其说是要关心前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不如说是要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他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都在设法证明资本主义大厦所赖以建立起来的那些概念（国家、财产、婚姻家庭、劳动、贸易乃至资本本身等等）并不是基于人性、逻辑或上帝这类非历史现象的不可动摇的东西；他转向人类学，就是要证明这些概念的随意性、暂时性和相对性，只有在这些概念及其虚伪的永恒性被揭穿之后，才有可能作出令人满意的政治分析。
前苏联学者伊·列·安德烈也夫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世界历史过程规律性的原理来分析这些笔记，更多地强调这些笔记所勾勒的原始社会理论的现实意义。他认为，这些笔记与《资本论》及其他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规律和矛盾的著作截然不同，这是马克思一生创作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马克思晚年的学术兴趣发生了转变，开始专门研究原始社会的社会结构，这些结构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特别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对它们的摧残和破坏，以及实现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客条件的过程和前景。他指出，在人类历史上看起来好像早已成为过去的阶段，对人类某些特殊地区来说，却正是极为现实的东西，是现代政治和社会经济过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笔记坚持把世界历史的规律性运用于根本不同于西欧的历史条件，这就扩大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具体应用范围，尤其是使它的方法论原则得到了富有成效的具体化。
美国学者唐纳德·凯利指出，马克思从大学时代起就一直以不同的方式保持着对人类学的兴趣，这种兴趣在晚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最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马克思加强了对前西方和超西方的各种社会制度的研究，并把注意力从政治经济学转到了一种甚至可能更大的计划上来，这一计划的基础就是英美人类学家们所开创的人类学这门新学科。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未能或许从未打算完成他的《资本论》。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他似乎正在超越一种仅限于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晚年笔记中的思想，透露了向更大的范畴，尤其是向部落、血缘关系和性特征这些范畴敞开大门的信息；一旦达到这一点，则不仅要把资产阶级所有制问题转向悠久的家庭问题，而且也要把注意力从阶级斗争问题转到两性配偶的终极辩证法。严格地说，即转到新人类学自身研究的问题上来。这决非想表明，晚年马克思是向青年马克思的唯心主义复归，而是想说明，晚年马克思是对中年马克思相对狭窄的、经典的和最容易被庸俗化的唯物主义的超越。版权所有
我们还可以列举若干实例。仅从以上几位学者的观点，就可以看出建构人类学的难度了。试问，作为建构基础的马克思晚年笔记是面向历史还是面向现实？是对以往观点的补充和发展还是对以往观点的突破和超越？是向早期观点的复归还是对早、中期观点的修正？是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新的人类学？
尽管研究者们意见纷呈，各执一端，但有一点似乎是相同的：他们都试图把马克思晚年的笔记放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总进程中来考察。迈出这一步是必要的、重要的。如果仅就笔记本身而谈论笔记，那就会犯梁赞诺夫那样的错误，认为马克思在垂暮之年还摘录他人的著作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学究气”。在这里，梁赞诺夫不仅忽视了笔记在马克思理论活动中的现实意义，而且抛弃了马克思理论活动的自身的整体性原则。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进程中各种丰富多彩的思想观点、政治观点和理论观点相互交织、相互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包括如下三个方面：(1)马克思的笔记、手稿和论著的有机统一；(2)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政治学和人类学等多种主题的有机统一；(3)马克思早期、中期和晚年思想的有机统一。在这个整体中，人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所阐发或所蕴含的极其深邃的思想肯定不是整体本身。无论怎样说，它也只能说是整体的一部分。同时，它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如同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政治学说笔记那样，成为的生长点。
三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类学呢？这里首先有必要涉及人类学一般。也就是说，要从人类学的总体上来把握人类学的内涵。
传统观点认为，人类学就是研究人的科学。据说，这个定义源于希腊文“人类学”，是“人”加“科学”的意思。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具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管什么人类学都可以说是研究人的科学。事实上，它只是研究人的科学之一。许多门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譬如考古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伦理学、文学等等，都可以说是研究人的科学。因此，我们说，这个过于宽泛的定义在建构人类学的场合是不适用的，因为这个定义本身就不科学。
当人们真正把人类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时，就不再局限于词的构成意义，而是根据它的对象、内容和范围来给它下定义了。由于人类学在各个国家发展的历史状况不同，又由于众多的人类学学派所强调的重点不同，于是，人们对人类学的内涵和外延的描述也必然会出现一定的差别。这种差别大致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基本规定。
第一种，认为人类学是研究人的体质的科学，属于自然科学，一般称呼它为体质人类学。只是由于人是社会的动物，因而又强调人类学与社会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种，认为人类学是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过渡的过渡科学，这种观点常常引证恩格斯的桥梁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5页）。
第三种，坚持广义人类学的观点，认为它既是自然科学，又是社会科学，它是研究人和人类最全的科学群。譬如有的学者首先把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又把广义文化人类学分为狭义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史前考古学；再把狭义文化人类学分为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
在以上三种不同的基本规定中，我以为第三种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基本准确地描述了现代人类学发展的趋向。
根据这种分类法的基本规定，我们就可以用排除法比较容易地确定人类学的基本方位了。首先，人类学不是体质人类学；其次，人类学也不是广义的文化人类学；第三，马克思在其毕生的理论活动中曾经涉及到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的若干问题，但这些并没有成为他的人类学思想的主流；第四，从事实上讲，人类学只是一门社会人类学，或者准确地说，它只是社会人类学之一种，与其他社会人类学相比较，譬如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社会人类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它是以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以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次生形态的相继发展为其研究对象，以现实的人的自由发展为其终极目标的真正全面的科学的社会人类学。
篇9
露西是标本AL 288－1的通称，由唐纳德·约翰森等人于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谷底阿瓦什山谷的哈达尔发现。古人类学研究中一般仅能发现化石碎片，很少发现完整的颅骨或肋骨，因此露西的发现尤其重要，为古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科学证据。露西生活于约320万年以前，并被归类人族。
1972年，法国地质学家莫里斯·塔伊布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三角洲发现了哈达尔地层。稍后他组建了国际阿法尔科学考察队，邀请了来自三个国家的三名科学家共同指导研究工作。参加科考队的科学家有美国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森、英国考古学家玛丽·李奇、法裔古生物学家伊夫·柯本斯。科考队由四名美国人与七名法国人组成。1973年秋天，科考队调查了哈达尔有关人类起源的化石与文物。
1973年11月，第一轮实地考察接近尾声时，约翰森注意到了一处前端被略微切开的胫骨上段的化石，并在附近找到了股骨下端。当他试图拼接两段化石时，膝关节所呈角度显示编号为AL 129－1的化石属于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此化石年龄超过300万年，远大于任何当时已知的标本。此地点距之后科考队发现露西的位置有2500米远。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科考队展开了第二轮实地考察并发现了一些原始人类颚骨。1974年11月24日，在阿瓦什河边约翰森放弃了更新现场笔记的计划，并和他的研究生汤姆·格雷一起在162号地点搜索骨骼化石。
唐纳德·约翰森与蒂姆·D.怀特在越来越热的干旱平原上，花了2小时调查多尘的地貌，之后约翰森决定在回去前绕行到一个至少被其他队员检查过两遍的沟壑底部。最初，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化石痕迹，但就在两人将要离开时，约翰森发现斜坡上有一块肱骨碎片，在其附近还有一块来自颅骨后方的碎片。随后，他们在约1米外发现了股骨碎片。进一步观察后，他们发现斜坡上还有更多的骨骼化石，包括一些脊椎骨，一部分骨盆，一些肋骨以及颚骨的碎片。他们标记此处后返回了营地，并且因找到了如此众多的来自单一人科动物的化石而激动。
当天下午，科考队全体队员抵达沟壑处，开始发掘此地点并准备精细的采集。整个采集过程最终用了三周时间。一天晚上，当科考队全体队员在营地庆祝这一重大发现时，录音机上正在反复播放甲克虫乐队的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因此，约翰森便将标本AL 288－1昵称为露西。
在接下来的三周内，科考队找到了数百件样本，无一重复，确认了最早关于样本来源于单一个体的猜想。科考队在进一步分析后，计算出发现的样本占完整骨骼的40％。约翰森根据骨盆开口宽度认为此样品是雌性。
露西仅有1.1米高，重29千克，外观上类似于黑猩猩。尽管该个体脑容量小，但其骨盆和腿骨的功能几乎和现代人类相同，显示这些原始人类已可直立行走。
根据与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协议，约翰森将骨架带回位于克利夫兰的克利夫兰自然历史博物馆。欧文·洛夫乔伊在那里重建了这副骨架。约9年后，标本被归还给埃塞俄比亚。
露西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外翻的膝盖，该特征显示露西通常直立行走。其股骨头小，股骨颈短，皆为原始特征。露西的肱骨与股骨的长度比为84.6％，现代人类为71.8％，黑猩猩为97.8％，这显示南方古猿或者上肢开始缩短，或者下肢开始缩短，或二者同时进行。露西的腰曲也显示其习惯于直立行走。尽管其他南猿个体带有足弓，但露西可能是非病理性平足。
露西的骶骨保存得很好，但是胯骨被扭曲了，这导致了两种不同的重建方案。第一种方案预计露西的骼嵴小、没有内唇。但此方案因两侧骼相同时耻骨下支无法互相接触而被证明有误。
篇10
陈凯歌的大片《无极》，推出后遭人恶搞成了“一个馒头的血案”。张艺谋的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恶搞版”，则是“黄金洗浴城”。把电影版里夸张豪华的宫廷阵仗、的宫娃侍女，化成了洗浴城的壮丽景观。
恶搞当然意在颠覆，故把堂堂皇宫比拟为洗浴城。可是这样比拟又不尽离谱，可博观众会心一笑者，正在于如今各地洗浴城之奢丽豪华，丝毫不下于皇宫。洗浴城之浴，只是最基本的，浴之外，还要能提供美容按摩保健宴会吃饭或其他服务。去足疗者，除了享受刘邦踞坐令二女子洗脚的那种，还要求得有什么什么疗效，自然就朝药浴方面去经营了。中医里，药浴主要用在疮疡科。利用药浴、药渍、药熏、药蒸，增强循环系统的功能，疏通经络、通畅血气，并发汗解热、去腐生肌，对皮肤病等颇具疗效。此法，如今已广泛用在洗浴业的商业操作中；更新的发展趋势，则是由中医而藏医。
壮族傣族藏族等这些少数民族，本来就都有每年定期在山林河流或湖泊中洗浴的风俗。傣族的泼水节尤其著名，跟汉族自古以来相传的上巳修禊原理相似，都是以洗浴湔祓不祥，并演变成社交仪俗。
洗澡之所以如此郑重，或许跟平时不太洗有关。往年有位朋友在少数民族地区待了若干时日，不免让我想象他在那山区一定颇有艳遇。何况据说夷女多情，故必风光无限。不料他老兄急于撇清，竟冲口而出，说：“哎呀，她们都不洗澡！”令我们好生取笑了他一阵。少数民族妇女不太洗澡，除他的见闻，也见诸许多早期笔记。那些繁复的装束要脱卸下来，每天去洗浴，本来就嫌费事。况且山居汲水烧煮又十分困难，所以除非有温泉地利之便，一般都洗得少。
在山林溪涧或湖泊里洗，则得挑时间。《志》说，每年七月十三在河沿搭起棚子，“遍延亲友，不分男女，同浴于河，至八月初五始罢”。为什么？因为再下去就冷了，不能洗啦！人同此心，又皆有此需要，自然就形成为风俗。藏区把每年这洗浴的时间称为沐浴节，也称药水节，原因自然是洗涤垢腻有益于健康。沐浴节之外，当然亦不可能都不洗澡，而洗澡既是费周章的大事，索性也就费事到底，把这“药水”之意做到极至。烧水洗浴时，添加若干对人体有益的药材进去，便是各民族共同的思路。
傣族称药浴为“阿雅”，主要针对风寒湿痹，荨麻疹，产后保健等。煎煮的器皿则是当地土锅。据父老说土锅与药物不容易发生反应，反而有帮助，所谓“土助诸药”。壮族的药浴与傣族不同，以熏蒸为主。让人坐在一个围着布的棚子里，用各种壮药草药混合煎水熏蒸后，再行沐浴。其他侗族、苗族、土家族，大抵也类似这样。近些年，苗药制作得很好，市场化已具规模，但苗药洗浴就未流行，傣式壮式侗式药浴便更不经见了。倒是藏药浴一枝独秀，令人瞩目。
藏医理论别具一格，药浴和放血、涂油、针灸、按摩，同被视为外治疗法之一。传统上，有时会用酒糟、牛羊胃里没消化完的剩草、新宰杀的动物毛、酥油涂伤口止血；或用长了霉锈的死人骨头、动物尸骸煮来洗浴。这类疗法，现代人恐怕不能接受，因此如今都罕用了，主要只用五味甘露汤。五味甘露，是指“阴、阳、水、土、草”五种生态环境下的植物药。但并不只是把药草煮水泡来洗澡那么简单。举例来说，藏医把一切病归纳为三类：隆、赤巴、培根。隆病意指风寒，赤巴病略指火，培根病属地跟水。三因中又以隆为主因。治隆病时，除了内服药，可以用各种骨头在酒里煎煮，以其蒸气熏洗；再用浮在水上的油涂抹按摩，有时也用羊粪和酒一块而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