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社会研究范文
时间：2024-05-22 17:28:0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区域社会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社会信用环境；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层次分析
一、研究综述
开展郑州市区域社会信用环境评价研究，是希望通过对影响郑州市区域信用环境主要因素的分析，制定出科学实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科学的分析方法，计算出反映郑州市各区域信用环境状况的区域信用总指数和分类指数，以用于判别郑州市各县（市）区信用环境的优劣，提出改进信用工作的意见和改善信用环境的对策，推进郑州市区域社会信用环境的不断改善。
二、实证研究
（1）指标体系建立。郑州市区域社会信用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权重的确定，本课题采用专家法，该方法是集中若干专家的经验与意见，确定各指标的权数，并在不断的反馈和修改中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郑州市各区区域社会信用环境指标体系，以“经济发展状况、居民生活质量状况、信用体系建设状况、企业信用状况、公共服务状况、行政管理状况”为指标体系，规定的满分值为100%，它们的权重分别为20%、12%、16%、24%、14%和14%，该指标体系共设置六个一级指标以及四十一个定量与定性二级指标。（2）数据来源。前三个指标为定量指标，数据可以通过《郑州统计年鉴》得到，信用体系建设状况和企业信用状况由各区自查获得，公共服务状况和行政管理状况数据的获得。（3）计算结果与分析。第一，层次分析法。结合郑州市信用环境指标体系内容，运用层次分析法，以各年平均值为对比标准计算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的信用环境平均发展指数。为了比较2011年郑州市各区社会信用环境的状况，我们将2011年郑州市各区指标按照郑州市全部区的各指标平均值为基数，计算社会信用环境综合指数，最终得到2011年各区的综合指数。可以看出，2011年郑州市各区社会信用环境评价综合指数中，金水区的社会信用环境最好，各个指标在社会信用环境中相对来说都比较高，尤其是在企业信用状况方面，金水区优于其它区。中原区排在第二位，值得指出的是，中原区在信用体系建设状况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好，该指数同金水区一样并列第一；同时，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状况和公共服务状况这两方面还有待提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状况处于中等水平的是上街区和惠济区，从经济发展状况来比较，惠济区劣于上街区，其他方面的发展较为均衡、差距不大。二七区与其他各区社会信用环境相比有待提高，二七区在行政管理状况建设中排名第一，但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只完成了成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与具体办事机构这一项内容，未能开展实质性的工作，导致该指标指数排名靠后，且该指数对整个社会信用环境建设影响比较大，进而引起二七区在整个市区中的排名较为落后，在今后的社会信用环境建设过程中，要尤其注重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第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是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目的是浓缩数据。通过计算可知，2011年郑州市六区区域社会信用环境发展状况排序情况如下：排在前两名的区分别为管城区、中原区。管城区在2011年区域社会信用环境发展上表现最为抢眼，在六区稳居首位，发展最为突出；而中原区区域社会信用环境发展形势也较为优异，仅次于排名首位的管城区；二七区与金水区2011年区域社会信用环境发展状况在郑州六区中处于中等水平，排名分别位列三、四名；排名较为靠后的则为惠济区和上街区，分别位列五、六名，说明这两个区2011年区域社会信用发展形势不太乐观，这需要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在以后的区域社会信用环境建设中不断努力，加大投入力度。
三、政策建议
（1）着眼全局，促进经济与民生的和谐发展。各区应立足本地地理资源优势，注重区域发展特色。要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沟通协调，充分利用外资，增强经济发展的外向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加大教育投入和文化产业发展，加强社区建设，促进邻里关系和谐，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实现经济与民生的和谐发展。（2）内外兼施，提升政府形象。各区对外应加强对假冒伪劣产品和偷税漏税企业的打击力度，帮助合法经营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增强竞争力。政府同时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应对突发
篇2
[论文关键词]高职教育 社会服务 研究综述
高职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非常紧密，其宗旨和生命力在于主动并有效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比较重视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特别是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项目对高职院校“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以来，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成为国内职教界的热点论题，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提出了许多极具价值的观点。本文通过对这些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我国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一、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研究
我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具有教学、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明确提出：职业教育要“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宗旨”。《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强调高等职业教育要“以服务为宗旨”。高职教育具有高教性、职教性、地域性三大特征，立足和服务于所在区域是其重要的价值取向。杨虹认为，高职院校开展社会服务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院校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杜祥培认为，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是地方高职院校的神圣使命。他从三个方面来解读：一是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是地方高职院校存在价值之所在；二是服务地方经济是高职院校发展动力之所在；三是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是地方高职院校的办学质量标志之所在。
二、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定位与内容研究
1 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定位。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内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服务，是指高校的社会功能和角色，包括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以及直接为社会服务等。狭义的社会服务，是指高校以各种形式为社会发展所做的经常的、具体的、服务性质的活动。学者们对于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定位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服务功能定位。廖惠卿认为，社会服务在高职院校发展中的功能定位为：学校对接社会的纽带，教师水平提升的途径，学生成长成才的平台。高维峰从高职院校与社会有效互动的角度，认为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可分为实现基于资源互补的社会服务、扩展至校外教学的社会服务、推动人才养成的社会服务。(2)服务区域定位。霍丽娟认为，高等职业院校的社会服务主要任务是向区域和行业提供技术应用型和高技能型的人才培训与培养，提供技术创新、推广和服务，实施先进文化的传播和辐射，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和行业性特征。张效民认为，普通高职院校的服务区域，或只为本地区服务，或最多在以服务本地区为主的同时兼顾全省；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区域则要广泛得多，大多在以服务本地区为主的同时还面向全国。(3)服务层次定位。以技术服务为例，在低层次技术、中间技术、高新技术三个层次技术中，普通高职院校通常以提供中间技术服务和较低层次的技术服务为主；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应可开展高新技术的开发和转化工作。(4)服务形式定位。霍丽娟认为，高等职业院校的社会服务主要任务是使学校成为区域的技术技能培训中心、新技术的研发推广中心、区域学习型社会中心。张效民认为，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功能除了成为上述“三个中心”之外，《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又赋予了新的内涵：一是超越了区域性的空间范畴，要求增强高职院校向区域外的辐射力；二是增加了新的社会服务内容，明确了高职院校要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承担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开展对口支援与交流，提供师资培训和促进区域内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等内容。
2 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容。国务院的有关文件对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容阐述得非常明确：“为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服务，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服务，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为推进西部大开发服务”“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服务”“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为提高劳动者素质特别是职业能力服务。”学界据此进行了更广泛却也更具体的多元性阐释，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四种观点：(1)三元说。邱开金认为，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文化服务，二是技术服务，三是科研服务。杨光宇认为，示范性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满足行业、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和各类岗前、职后、转岗培训需求，为行业、社会开展各类培训服务；二是满足区域或行业的技术创新、技术开发需求，为行业、企业提供各类应用技术服务；三是满足周边院校、中西部院校的发展需求，以自身优势资源开展交流、服务，达到资源共享。(2)四元说。吴一鸣、哈满林认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职院校的要求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提供人才支撑；二是提供技术支持；三是参与新农村建设；四是促进地方教育协调健康发展。张琼、桑雷认为，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责任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服务企业发展；二是服务社区建设；三是服务区域文化发展；四是服务新农村建设。仇雅莉认为，高等职业院校社会服务的内涵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社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二是开展职业培训，为社会、行业、企业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三是开展技术服务，为行业和企业解决应用技术难题；四是对口支援与交流，促进区域职业教育的发展。(3)五元说。苏文锦认为，高职教育社会服务职责的内涵应包含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培养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二是技术传播；三是技术推广；四是技术培训；五是技术服务。周世青认为，高职院校社会服务应该突出“五个重点”：一是专业服务，以调整学院专业结构，重组专业体系为重点；二是科技服务，以参与行业、企业的课题研发为重点；三是培训服务，以具有突出优势的岗位培训为重点；四是志愿服务，以顶岗实习、社会实践、行业或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为重点；五是文化服务，以参与所在社区、区域的文化建设活动为重点。
三、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与模式研究
1 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刘志范认为，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主要有七种：一是明确服务理念；二是调整专业结构；三是丰富办学模式；四是拓展服务内容；五是理顺运行机制；六是参与高新技术攻关；七是提供送教下乡服务。王一群对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更详细的阐述：一是高职院校要形成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共识；二是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为区域发展提供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三是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应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四是推进高职院校与地方企业深度合作；五是服务区域经济，实现教育培训资源社会共享。
2 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刘锡奇、崔承刚认为，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模式主要包括：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模式、职业技能培训与开发模式、国内外交流与合作模式、校企合作联合研发模式。邱开金认为，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范式主要有：一是基地式服务型，就是以基地共建为平台，着眼新兴行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通过与共建行业或企业的合作，实现服务社会之目的；二是项目式服务型，这是依据行业或企业的生产、研发之需要，学校发挥学科和专业人才的优势所开展的互助活动；三是教育集团式服务型，这是社会教育资源和高校教育资源高度整合并优化重组机制下的服务模式；四是活动式服务型，这是动态化、高灵活性的一种借助“活动”完成的服务方式。黄生文、张文波、张小平认为，职业教育为地方经济服务的运作可采用：一是跨越式发展模式；二是集团化、规模化、连锁化发展模式；三是企业办学或企业管理学校的发展模式；四是职业教育与区域特点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五是社会力量办学的发展模式。
四、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研究
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府的大力推动，我国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影响力逐步提升，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王一群认为，当前高职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意识不强，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效果并不明显，职业院校的教育资源没能充分利用，课程内容陈旧、科技含量低、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没有突出实践教学，高职教育的培训方式过于单一。叶华认为，高职院校服务能力缺失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一是高职院校服务方向的游离；二是高职院校服务群体和目的单一；三是高职院校服务深度和能力不足。周世青认为，高职院在社会服务方面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发展不够平衡；二是工作不够主动；三是联系不够紧密；四是服务不成系统。任君庆、王义认为，近几年示范院校的社会服务大多停留在技能鉴定培训和企业职工培训上，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项目不多。周世青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原因一是认识上的不到位，二是能力上的不适应，三是机制上的不完善。
五、提升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对策与途径研究
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既是高职教育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高职院校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方美君认为，提升我国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措施主要有四条：一是转变服务观念，建立激励机制，提高服务的主动性；二是明确服务定位，突出服务特点，提高服务的针对性；三是加强内涵建设，培育服务能力，提升服务的有效性；四是加强法制建设，争取政府、企业支持，强化服务的规范性。祖天明认为，提升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途径主要有四条：一是明确培养目标，理清办学理念，树立为社会服务的办学思想；二是构建科学的课程和培训体系，打造为社会服务的办学环境；三是进行“双师”素质的师资队伍建设，提供为社会服务的人力资源；四是进一步完善校企共育人才的有效机制，成为社会服务的基地。顾丹霞从六个方面对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进行了阐释：一是主动对接产业和行业需求，增强专业办学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二是创新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零距离对接；三是利用优质教学资源，加大社会培训力度；四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促进广大教师在科研中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五是牢记社会责任，努力促进社会和谐；六是构建辐射网络，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六、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案例研究
1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贺修炎、欧阳培城总结和阐释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有高职院校特色的社会服务模式，包括以校内实践教学基地为平台的“三位一体”模式、校企合作的科技服务模式、对口支援社会服务的“贵州模式”、课程班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和以社会实践基地为依托的学生社会服务模式等。
2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陈建新等以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为案例，探讨了高职教育如何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南宁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四个适应”即办学方向适应经济发展需求、人才培养适应市场变化需求、专业设置适应区域发展需求、教学改革适应就业转型需求，“三个联动”即学院发展与区域发展联动、学院发展与城市建设联动、学院发展与新农村建设联动，“两个承接”即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承接区域工业化发展的科技创新重任，实现“一个打造”即打造高水平示范院校促进地方高职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廖惠卿等以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为案例，阐释了高职院校要走颇具自身内涵特色的服务社会之路。文中总结了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主动服务社会的实践经验和办学思想，“主动更新观念，树立为社会服务的办学理念”“改善办学条件，提高为社会服务的保障能力”“建立服务机制，营造为社会服务的内部环境”“拓宽服务内容，构建为社会服务的开放模式”，科学构建了“一依托三适应”即依托行业，适应学生、适应社会、适应政府的开放办学模式，探索和实践了“产教一体、寓学于工”的人才培养模式，闯出了一条从订单培养到“教学工厂”颇有自身内涵特色的服务社会之路。
七、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展望
篇3
【关键词】混龄；混龄区域活动；大组幼儿；社会性发展；现状调查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13）12-0040-05
【作者简介】梁淑贞（1971-），女，广州人，广州开发区第二幼儿园园长，幼儿高级教师；张学丽（1979-），女，山东临沂人，广州开发区第二幼儿园科研组长，硕士。
一、问题的提出
混龄区域活动是幼儿园混龄教育中最基础、最常用和最具特色和优势的活动类型，是在混龄班级内不同年龄的幼儿通过自发或者教师协调组织在一起而开展的区域活动。研究发现混龄区域活动更有利于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增强责任意识、促进社会交往技能的学习等社会（成洁萍，2011）。其对幼儿发展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幼儿的社会性发展领域（张博，2010）。混龄区域活动和同龄区域活动最大的区别在于幼儿的存在形态差异：同龄编班中幼儿基本上以各自独立活动的平行的方式参与活动，而在混龄班混龄区域活动中则是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相互合作的、联合的方式参与活动。混龄区域活动中幼儿的存在形态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响目前存在截然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混龄区域活动中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形成一种自然的学习生态，不同的幼儿都能够获得其学习需要和需求，相互学习，共同促进；另一种观点认为混龄环境使得幼儿的学习相互干扰，并且大组幼儿会剥夺小组幼儿的学习的机会，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而言，存在相互干扰和抑制（张博、吕武，2010）。为了验证上述观点和深入分析混龄区域活动中幼儿社会性发展状况进行此次研究。在混龄班级中大组幼儿经过三年的混龄教育，能够充分地体现混龄环境下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社会性发展的状况。而我国目前没有对大组幼儿的社会性发展现状做系统的分析，因此本研究选择大组幼儿（5岁～6岁幼儿）作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与样本选择
本研究主要是以我园混龄班所有大组幼儿为研究对象，共计96人，其中男孩53人、女孩43人；独生子女75人、非独生子女21人；参与娃娃家的人数共计34人、建构区36人、表演区26人。实验班43人，非实验班53人，调查地点选在各班建构区、娃娃家、表演区，调查时间为每周各班的混龄区域活动时间，调查持续时间为三周。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方法是问卷调查方法，根据已有的关于幼儿社会行为的研究，参考国内外的有关研究工具，征求专家和教师们的意见，编制了《混龄区域活动中大组幼儿社会性发展现状调查问卷》，其维度主要涉及责任意识、组织能力、合作能力、自信心四个项目，采用里克特五点记分法，从完全符合、比较符合、不能确定、比较不符、完全不符，分别记分为5分、4分、3分、2分、1分。由教师填写调查问卷，通过录入数据之后对所获得数据用SPSS for windows 16.0软件进行统计与分析，了解混龄区域活动中大组幼儿的社会性发展现状。另外辅以观察法，记录大组幼儿的社会表现及教师的指导策略。
（三）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在全园大组幼儿发放问卷100份，回收96份，有效问卷96份，回收率96%，有效率100% 。
（四）问卷的信度、效度分析
1. 效度分析
为了检测收集到的数据是否满足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要进行取样适当性与Bartlett球形检验。
从表1可知，本研究的KMO系数达到0. 941，大于0.80，经检验有显著的差异，说明取样的适当性较好，可以对变量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X2值为1674.019（自由度为231），经检验有显著的差异，说明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对本问卷中的22道题目进行因子分析，本研究采用主成分萃取法，通过对预先设计好的因素个数进行控制，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经过重新编码后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因子分析发现，每道题目在相应的因子中都有足够强度的负荷（0.40），只是个别题目在原有因子进行了位置调整，研究者发现调整后的因子题目具有其合理性。调整后的每个因子所包含的题目为责任意识：Q1、Q2、Q3、Q4、Q5、Q6、Q7、Q8、Q11；组织能力：Q12、Q17、Q18、Q19、Q20；合作能力：Q10、Q13、Q14、Q15、Q16；自信心：Q9、Q21、Q22。这些题目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2. 信度分析
本研究以Cronbach’s alpha作为问卷信度估计的指标。整个问卷的Cronbach a系数为0.901，问卷各分量表的Cronbach a系数：责任意识为0.934、组织能力0.898、合作能力0.884、自信心为0.841。表明此问卷提供的信息是比较可靠的。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混龄班大组幼儿在混龄区域活动中的社会性发展现状描述分析
通过对本问卷各个维度进行了描述分析比较，从宏观上把握大组幼儿在区域游戏小组活动中的社会性发展状况。
由表2中的统计结果可看出各个维度中每题的平均分按照高低顺序排列如下：责任意识、合作能力、自信心、组织能力。在观察中，研究者发现担任小组长的大组幼儿的责任意识确实非常强，能明确自己的职责，带领小组成员完成每次活动的任务；其次他们的合作能力的得分相对也较高，因为在混龄班级本身合作的机会就比较多，同时在混龄区域活动中往往完成一项任务需要小组成员的合作配合才能完成，这就需要小组长首先要学会如何与别人合作，才能完成共同的任务，在多次的磨合中，大组幼儿的合作能力不断提高；相对而言，大组幼儿的自信心较低，可能主要是由于大组幼儿担任小组长时缺乏相关的管理技能技巧造成的，有的幼儿虽然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务，但是不会分配任务、发动组员的力量，造成最后活动结果是不理想的，自然影响到大组幼儿在活动中的自信心。而组织能力得分最低，由于小组长在区域游戏活动中组织经验不够丰富造成的，如不知道如何去分配任务给组员、对任务难易程度不能把握等。
（二）混龄班大组幼儿在混龄区域活动中的社会性发展现状差异分析
1. 不同性别大组幼儿社会性发展现状比较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性别的大组幼儿社会进行比较，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不同性别大组幼儿在混龄区域活动中其责任意识、组织能力、合作能力、自信心的发展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这说明大组幼儿在四个维度方面的发展差别不大，我国的一些研究也表明，就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方面，学龄前期两性的差异并不明显，可以看出混龄区域活动对不同性别大组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差异影响不明显。
2. 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大组幼儿社会性发展现状比较
在我园所处的社区，有部分幼儿还是非独生子女，因此有必要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进行差异比较。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统计结果可见，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责任意识、组织能力、合作能力、自信心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充分说明混龄教育的生态性教育环境缩小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以上几方面的发展差异。自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很多研究者和专家都在呼吁独生子女的社会性发展水平大大降低，学者（孔庆松，1998；苏颂兴，1997）在研究中提到，就社会性发展方面，独生子女的发展劣于非独生子女。由此可见，混龄教育缩小了二者之间的差距，混龄区域活动环境的创设对大组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混龄区域活动为独生大组幼儿提供了真实的混龄交往的社会性情景，让其发挥着大哥哥大姐姐的榜样示范作用，同时在这种情景中独生大组幼儿有着平等的机会体验小组长的角色，学会如何组织活动，克服了独生子女的一些负面社会性发展问题。
3. 混龄区域活动中实验班和混龄区域活动中非实验班大组幼儿社会性发展现状比较
为了探讨提高大组幼儿在责任意识、组织能力、合作能力、自信心方面的发展，寻找培养大组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策略。我园组织四个班开展了实验活动，每次开展混龄区域活动时，实验班教师对每个负责区域活动的大组幼儿进行一定的干预和指导，而另外四个非实验班的教师则不进行干预和指导。因此，有必要把实验班和非实验班进行比较。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5：
表5表明：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实验班和非实验班在责任意识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而在组织能力和合作能力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
4. 不同区域中大组幼儿社会性发展现状比较
表演区、娃娃家、建构区三个区域活动的任务、区域环境创设、区域材料、角色不同，对大组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很有必要进行差异比较。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其结果如表6：
表6显示，不同区域的大组幼儿在责任意识、组织能力、合作能力、自信心四项的发展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P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从研究结果中，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在四个维度得分的比较中可知大组幼儿的责任意识发展高于其合作能力、合作能力的发展高于自信心、自信心的发展高于组织能力；不同性别大组幼儿的发展不存在显著的差异；独生与非独生的大组幼儿社会性发展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混龄实验班与混龄非实验班大组幼儿在组织能力和合作能力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自信心维度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在不同混龄区域活动中的发展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
（二）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 在混龄班级中，要多给大组幼儿提供合作的机会，提供适当的合作的情景，混龄区域活动就为大组孩子提供了发展合作能力的机会；明确活动中大组幼儿的责任，比如我园在每次混龄区域时让大组幼儿轮流担任小组长，明确小组长的职责，提高了大组幼儿的管理能力和责任意识；同时鉴于其年龄发展的特点，教师在活动中给幼儿提出的任务要基于幼儿的经验和兴趣。比如鼓励幼儿自己制定任务和计划，并适当注意调整区域活动中任务的难度，提高其成就感，对于表现好的行为要给予肯定并有针对性的肯定和表扬，增强自信心的发展；适度强调其组织能力的发展，不要过多地按照成人的思维方式去强调其组织的合理性。
2. 在组织混龄区域活动时不要过多地强调幼儿的性别差异，因为性别差异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影响不大，所以要摒弃性别刻板印象，比如在组织混龄娃娃家活动时，娃娃家中的一家之主的角色男女孩子都可以来担当；表演区的小组长可以经常给大组男孩子一些机会，教师要克服那种女孩表演能力比男孩强的偏见。
3. 幼儿园可以经常组织一些混龄活动，给独生子女创造一个混龄互动的生态环境，让独生大组幼儿有发挥榜样示范作用的机会，学会帮助、理解、包容小年龄的孩子，提高其社会性发展，降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间的发展差异。
4. 教师要适当地给大组幼儿组织、管理的机会，负责小群体混龄活动，并给予大组幼儿在活动中方法策略的指导，比如如何分配角色、如何分工、协调解决问题。
5. 混龄区域活动环境的创设要立足了于幼儿的生活经验，活动材料尽量是幼儿熟知的，便于大组幼儿组织协调活动；教师的指导应该及时、到位。
【参考文献】
[1] 张博.学前混龄教育应成为我国幼儿园教育的重要模式[J].教育导刊（下半月），2010，（02）：42-45.
[2] 张博，吕武.混龄编制：也应成为幼儿园教育活动组织形式的一种常态[J].教育导刊（下半月），2011，（01）：55-58.
[3] 王春燕. 混龄教育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独特作用[J].山东教育，2005（Z6）：6-8.
[4] 王晓芬.幼儿园混龄班教育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6.
[5] 李燕霞.幼儿混龄区域活动管理研究[D].广州：广州大学，2011.
[6] 成洁萍.混龄教育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1.
篇4
关键词：文化共生；职业教育；城乡统筹；体制机制
作者简介：张释元（1971-），女，吉林长春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职业教育。全（1966-），男，四川南充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度重大攻关项目“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教育体制机制研究”（编号：10JZD0041）之子课题“构建城乡一体化职业教育体制机制研究”，项目主持人：全。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31-0008-04
职业教育城乡统筹与区域社会发展互动的“刺激物”是城乡需要的激励体制与机制。这种体制与机制建设越完善，双向激励功能越得当，职业教育城乡统筹与区域社会发展的文化共生能力越强。基于此，我们期望构建合理的体制与机制来引导且保障职业教育城乡统筹与区域社会发展互动。根据沈阳师范大学孙绵涛教授等的研究，体制与机制是密不可分的，二者互相影响。体制可以包括机制，机制也可以包括体制，各有其道理。[1]在研究时我们秉持这种观点，但为阐述方便我们暂且规定体制包括机制，机制是体制下社会现象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及运行方式。
一、区域教育集团化的办学体制：“文化控制”
文化控制是对文化的生产、传播、冲突和变迁等社会过程进行系统管理和操控的一种科学。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文化控制的对象并不只是对文化传播而言的，而是对包括传播在内的整个文化的生产、应用以及冲突、变迁等全部社会过程的控制与管理；第二，这种控制与管理并不仅仅是外力的压制，而是符合规律的系统管理和操作；第三，这种管理和操作不是机械地设置“关卡”，而是社会系统对文化生产、传播、冲突和变迁的各种信息的不断选择、反馈的自我实现。文化控制归根结底表现为：人对文化的创造和享用的能力；人在社会中的实现。[2]我国正在兴起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正是一种文化控制的方式。这种控制过程是建立和修正师生价值系统的过程。它通过“价值引导”机制和“文化整合”机制来完成。
（一）“价值引导”机制
“价值引导”机制是通过制定一定的行为规范、制度以及建立相应的执行机构，引导人们建立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人类价值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司马云杰指出，文化世界建构价值意识就是通过无数“文化场”、“行为场”、文化环境、情境、生活细节，在人的心理机制上不断发生意义、意识、知识的过程，是不断积累、凝聚文化世界的价值和意义的过程，也是人根据自己的灵明之心、道德本性和特殊需要，并通过理解、体验、想象、瞭悟等知性活动能力把上述种种文化情境中的价值和意义内化、整合为价值意识的过程。[3]从哲学本体论的意义来说，职业教育的终极价值应契合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为此，职业教育办学应通过建立合理的制度与规范和政策等引导、调节和修正价值——态度系统，激发办学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司马云杰将文化控制在文化调适中的作用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控制某些文化的超限度增长，编制各种文化发展的“指令表”。第二，控制文化失调，避免社会问题出现。第三，控制文化变迁，使之更有计划性。[4]职业教育城乡统筹“价值引导”机制的作用是控制城市文化的超限增长，保证城乡文化协调发展，使城乡文化共生更有计划性和有序。因此，区域政府应根据社会价值取向与区域价值诉求修正或开发关于职业教育办学的政策和法规，激发主体的办学积极性，促进区域社会文化共享与共生。
（二）“文化整合”机制
文化的整合旨在强调把各种分散的、孤立的、甚至冲突的文化价值力量整合为一种凝结着人类整体利益和整体价值理想的力量，从而使人类的文化实践行为充溢着一种健康自觉的人文精神关怀。[5]“文化整合”机制是指文化主体在制定规范时以文化整合为价值取向，控制职教内部或者外部力量，使它们超越冲突，积极主动合作，促进区域社会文化共生。本文提出“文化整合”机制，其目的是整合多方力量，正确引导竞争与对抗，促进区域社会和谐发展。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可以契合“文化整合”机制。首先，职业教育集团自身就是一个文化整合的很好例子。一个成功的职业教育集团是通过内部小集团的文化冲突与超越整合集团内部文化，这个整合过程也是职业教育集团大文化的创造过程。其次，职业教育集团办学是强弱文化的整合，也是优势文化的互补。这种强弱整合不是倚强凌弱，而是以强带弱。弱也不是质的弱，而是在某些方面如资源、技术力量等方面的弱。因此，强弱整合实质是优势文化互补。
总之，无论是“价值引导”机制还是“文化整合机制，都是从理念系统进行文化控制，它们互相联系，彼此渗透，共同作用于办学体制运行的全过程。
二、通才与专才的综合人才培养体制：“文化功能”
依据文化功能理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应从功能的独特性出发，培养多样化的人才，既培养一般职业人才，也要培养高级职业人才和特殊职业人才。因此，无论在人才培养的目标、培养过程及教育评价方面，职业教育都应该满足区域社会人才结构以及个体差异的需要。为此，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制以目标机制、过程机制及评价机制的协调作为体制运转的保障。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多层级目标调控机制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是职业教育过程及质量评价的基础和依据。目标设计的质量决定职业教育过程的实施和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我们提出多层级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调控机制，借此达成培养“完整的职业人”的总目标。“完整的职业人”意味着职业人精神品味的提升，关注个体内部世界的需求，使人人都能获得自我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平衡，达到“全人公民”的素质。职业人是类群体，是具有各种层次的职业人，是具有不同技术水平的人。根据职业教育院校层次以及职业技术本身的要求，职业教育应该设立具有各种层次的目标，将目标的“点”扩大为“面”，建成职教目标系统。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按照职业技术水平分出等级，为培养过程中的自主选择提供依据。这样设计的目的是避免过于关注目标而带来线性思维，以此关照教育过程的生成性与创造性。这些具有不同等级层次的目标应该被建成一个目标平台，该目标平台将成为调节过程和评价的机制，并通过信息平台来调整教学过程和学业考核与评价，即目标机制调整职业教育的其他要素。
（二）自主选择的过程培养机制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设计将引导职业教育过程。目标设计采用“面或体”的形式，目的在于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外部情境的界定自主选择课程。现行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过程应增加自主选择的空间，并与目标的预设性结合，监控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创新人才培养过程。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懂技术的人，还要培养创新技术的人。职业教育技术创新需要理论的渗入和实践的历练，而课程与教学是技术创新的平台。因此，职业教育课程设置应增加创生部分课程计划，使创生课程的过程成为学生享受学习的过程，为技术创新奠定坚实基础。我们认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以目标为调控机制并不限制教育的生成过程，关键在于目标的设计是否科学，是否能够引领过程。过程系统虽然受目标系统的调节，但并不完全受制于目标系统。目标系统以“面”的形式设计，分散了过程的“聚焦点”，因此，关照了过程的创生性。
（三）多元评价机制
职业教育评价的特殊性就在于职业教育内部评价的不完全性。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质量如何，主要是看其对社会服务和人才市场的质量规格。职业教育目标的多层级性与培养过程的多样性也决定了评价机制的多元性。这里多元是指评价主体多元、评价标准多元、评价时空多元。职业教育人才质量如何主要看用人单位和人才市场如何评价，因此，仅以职业教育自身作为评价主体不免单一。对于职业教育内部，学生自身是职业教育服务的交易主体，其收益如何也是对职业教育的评价，因此学生也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评价主体。从评价标准上看，生源的差异性、目标的层级性、过程的选择性都决定了标准的多样性。职业教育培养过程的特殊性也决定了评价的时空不能与普通教育的期中期末考试和结业考试等相同，只能依据学习内容、学习过程以及评价主体等因素确定评价的时空。除此之外，多元评价机制应构建阶梯型评价系统，采用多元立体评价模式。学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申请不同的等级形式，完成某一等级后可以升级。该评价模式的结果形式采用职业等级证书与学历证书分离制度。评价方式可以综合学习成绩、实习成绩、社会实践成绩以及在企业中的表现等等。
三、资源统整的管理体制：“身份认同”
职业教育统整的管理体制是以资源统整为视角，通过个体身份认同机制和组织身份认同机制来实现职业人的身份认同，促进区域社会发展与城乡职业教育统筹的互动。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组织通常通过各种身份确证路径使组织中的成员认同组织文化。当组织文化被成员认同后，成员会尽可能去个性化而尽力符合其在组织中的身份。职业教育城乡统筹是通过区域文化控制达到城乡人各自认同自己所属文化并欣赏他者文化，从而使区域内部文化单元共存共生。
（一）教师编制的身份认同机制
教师编制是确证教师组织身份的认同机制。有学者提出了社会制度对个体身份认同的影响。他认为，社会赋予了个体以身份，并通过制度路径影响着个体对某一身份的确认，进而建构了人们的身份意识。[6]教师编制制度就是我国教师身份认同的路径之一，通过编制使教师对自我身份认同。我国教师编制分城市编制和农村编制，这个分类使教师自觉将自己进行城乡群体归类。城乡分类引起教师情绪上的变化，教师又会将该情绪用于工作中。因此，我们提出区域集团内师资流动制度，师资人事档案统一归职教中心管理。该制度是以师资统整为取向，采用人事管理统整模式，建立区域职业教育集团内师资流动制度。这样解构了城乡编制，打破了群体归类的意义，使教师建构统一身份，认同区域文化，提升教师的自我价值和社会层次。教师的流动以需要为根据，以资源节约为原则，以教师的价值实现为旨趣，提高教师个体工作主体性。该制度在解释性意义上引导区域内的教师合作文化，使每一位教师都成为该生产链上的重要人物，实现了个体生命价值。
（二）组织身份认同机制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通常在群体中定义自己，在组织中被范畴化为群体，因此，组织身份其实质是群体身份。个体通过“自我刻板化”为群体身份，进行内群感知，并通过群际社会比较来评价自我和组织。从现实看，区域内农村学校或者某些边缘化院校的成员因为认同缺位而导致不积极的态度或者为个体的自尊而产生社会流动。在一个区域内，因为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不同，无论在素材性资源还是条件性资源，无论是内隐资源还是生成性资源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因此区域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应以资源优势整合为依据，教学管理采用区域集团化统整模式。教学资源成为各学校彰显自我功能的载体，也是承载学校特色的载体。学校和教师通过资源分享而获得组织认同。因此，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应该以优化教学资源协调配置为原则，使区域内职业教育部门认同自我的优势，使教师产生组织归属感，用更积极的态度服务于该组织。
四、统筹的职业教育招生就业体制：区域职业人身份型塑
城乡二元结构文化建构了城市人与农村人的身份，这种身份类别与个体自我解释引导农村人期望向城市人流动。另外，我国农村除了自然资源和环境外，其他条件都比较差，因此，在农村工作的人也宁愿做城市人与农村人的身份归类，借此寻找机会调到城市里而提高个体的社会层次。基于以上理解，职业教育应通过招生和就业城乡统筹型塑职业人身份，引导区域人大文化身份归类，进而建构职业人身份的平等性。职业教育招生就业城乡统筹体制需要两种机制保障：一是职业人身份形塑机制，二是区域人身份形塑机制。
（一）职业人身份形塑机制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研究大都强调职业人的素质和道德，忽视职业人身份的意义。身份归属于社会子系统，有学者采用系统透视方法分析公民身份与社会关系，认为公民身份属于特定目的而分化了的社会次级系统——管理—政治子系统，它仅存在于具有分化的、合理的政治体制的社会中，其作用对于体制一体化非常重要。[7]在管理方面看，身份是社会结构的标志；在政治方面看，身份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这种意义既包括不同身份的公民权不同，也包括公民权带来的个人价值和地位不同。在我国，城市人——农村人身份划分是管理的范畴。但是管理是与个人权力相关的。例如，城市与农村户口簿的颜色不同代表享受的待遇不同，身份表征着社会意义。因此，城乡招生就业统筹不仅为社会发展服务，同时也确证职业人身份。职业人身份是平等的，既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市人，他是某职业需要的人，也是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其意义在于职业本身的价值与个体兴趣取向，关注个体生命价值的彰显。职业人的身份也指明了平等性，即农村医生与城市医生都是医生，没有差别。城乡统筹的招生就业制度将型塑人们价值系统中新的归类范畴——职业人。
（二）区域人身份形塑机制
虽然任何身份归类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利于文化发展的身份归类将促进国家和社会和谐发展。因此，在职业人身份的基础上，我们倾向于引导人们采用区域人的身份属性归类，当区域成为身份归属类别时，销蚀了身份归属的等级范畴。从地理成分看，区域只是地域之别，而非等级与阶层。因此，在强调区域职业教育统筹与区域社会发展互动的前提下，以区域作为归类属性增加了平等身份的效应，扩大了他们作为纳税人、选民、福利接受人等的公民权。基于此，我们认为，职业教育招生应以职业的需要作为区域统筹的依据，打破待遇等级制。因为公民身份的存在取决于生活世界符号再生产的基本过程，[8]区域人身份的建构应该纳入区域经济和政治以及文化的整体语境之中。职业教育招生就业的区域统筹将帮助职业人建构区域人身份，并在该身份形塑的过程中确认和固化身份。
总之，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引导区域社会城乡互动，区域社会城乡互动带动职业教育内外部的校际、校企、校政（学校与教育行政机构）之间联动，促进了区域社会发展与职业教育城乡统筹高一级互动，进而使区域社会和谐共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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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72.
[3][4]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关于文化建构价值意识的学说[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8，468-469.
[5]邹广文.当代文化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32.
篇5
关键词：旅游；社会性别；社区参与
中图分类号：F5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4029203
1国外旅游社区参与中的社会性别研究
国外旅游社区参与中的社会性别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1社区性别关系研究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国外有关旅游与性别研究的文献很多，这些研究多是性别关系与旅游发展方面的研究：爱尔兰人文地理学研究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传统经济（渔业）艰难的情况下发展旅游业，妇女成为发展的积极因素。在19世纪的西欧教区中，男性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现在，随着传统渔业的衰退和旅游业的兴起，男女两性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经济地位的变化不仅反映在社区社会经济系统中，而且影响到了区域乃至国家的经济结构。
1.2妇女参与旅游活动的限制因素
目前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以男性占主导地位，仍然是一个男权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来讨论社会性别问题，不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大众，都将焦点集中于对性别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妇女进行研究。
（1）社区传统观念对女性参与旅游活动的限制。Hennessy.S（1986）在英格兰西南部的案例研究中发现，妇女被（男性/社区传统）认为应该从事家庭农业耕作，并在旅游业中从事住宿及早餐服务行业（Bed and Breakfast）。在英格兰西南部地区，妇女们一般所承担的都是技术含量低、兼职性的工作。Roland S.Moore（1992）认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妇女受传统社会习俗的约束逐渐淡化。
（2）区域历史政策对妇女劳动力的限制。西方一些国家运用法律措施将女性劳动力排除在外，这些措施包括：社会福利歧视体系（discriminatory social welfare system）、女性公众服务人员退休政策（obligatory retirement on marriage for public servents）。其中，女性公众服务人员退休政策规定，女性在婚后必须辞退工作，不得参加任何形式的公众事业。
（3）家庭角色对妇女参与旅游活动的限制。妇女的家庭角色使得她们在参与传统的农业耕作之外，还要承担相当多的家庭事务（男性多从事家庭事务以外的工作），特别是在贫困乡村地区（村中男性多外出打工）。Lila Leontidou（1991）研究发现，在希腊，对于妇女来说，承担有偿劳动和季节性工作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们要承担繁重的家庭劳动和抚养责任，如进行农业耕作，照顾孩子、老人等。
（4）社区妇女自身的特征是其参与旅游活动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在旅游感知研究方面， Mckay（1993）在研究加勒比海地区旅游与性别发展的案例中指出，当地妇女在旅游企业中的经济地位取决于女性的谨慎小心和通过做服务生、接待员所表现出来的母性。Momsen（1993）指出，女性趋向于小资本的工作，并且依靠卖家常食物、衣物等，而在激烈竞争的商业销售中处于劣势。
1.3旅游业发展对旅游社区妇女的影响
旅游业的介入，对于社区妇女来说，虽然社区中男性所确定的性别关系结果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旅游为她们提供了新的依靠，增补了她们的经济收入，提高了她们在社区中的经济地位。Shumaker（1995）指出，旅游业的发展为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不论是后勤服务（behind the screen jobs）还是前台服务。Chant's（1992）指出当地妇女通过接待服务，与那些独立的、有自信的女性旅游者相互交流，改变了她们的观念和个体的潜在地位。
1.4旅游雇佣中的性别问题
Vivian Kinnaird and Derek Hall（1995）的《旅游：性别分析》一书对旅游中的社会性别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指出妇女在旅游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她们的地位与其所承担的工作和责任不成比例，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Proinnsias Breathnach等（1993）对爱尔兰旅游性别问题的研究发现，在旅游相关企业，如住宿接待业、餐饮业、运输业、旅行社、管理业、娱乐服务业、旅游零售业等的雇佣者中，女性平均占雇佣总人数的54%。其中，在旅游住宿接待业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仅为18%。Peggy Fairbairn-Dunlop（1991）在研究萨摩亚群岛（南太平洋）的案例中得出：很大一部分妇女从事非正式的旅游工作，如手工制造、旅游、家庭旅馆、果蔬种植等。
1.5性旅游中的性别
Vivian Kinnaird and Derek Hall（1995）将性旅游作为研究旅游社会性别问题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有不少国际舆论、社会团体提出，应控制性旅游的规模，主要是出于性旅游带来了对社会和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以及AIDS的快速蔓延。C.Michael Hall（1991）通过对性旅游进行研究总结出：目前世界上性旅游的主要目的地是东南亚地区，而客源地则主要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
2我国旅游社区参与中的性别研究
相对国外来说，我国旅游学术界还没有对旅游社区参与中的性别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有的只是从旅游研究的宏观角度获得的一些见解，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2.1旅游社区妇女在旅游参与中的重要地位
笔者在对香格里拉藏族旅游社区妇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社区妇女在旅游参与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显现出来。孙新（2009）从性别分析的视角出发，对小庄村社区土族妇女参与民族旅游问题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分析与研究， 结果表明社区土族妇女对民族旅游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3年4月绿色科技第4期
张一恒：旅游社区参与中的社会性别研究综述地理与旅游
2.2旅游发展对社区妇女的影响
井莉（2008）在文献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民族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妇女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王兰（2006）以云南为例，指出民族旅游对少数民族旅游目的地的影响既包括正面影响又包括负面影响。吴忠军（2012）在《民族旅游与少数民族妇女发展》一书中，通过对壮族、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旅游社区妇女进行研究得出：民族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妇女存在普遍性的影响，并指出这些影响是有差异的。
2.3妇女参与对旅游发展的影响
影响是把双刃剑，洪颖、卓玛（2001）在生态旅游开发与藏族社区文化调查研究中指出，相当一部分藏民（尤其妇女）存在与游客交流的语言障碍。这种障碍直接影响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的有效性和游客在当地进行生态旅游的满意程度。
3结语
国外旅游者对旅游社区参与中的性别研究非常关注，研究内容涉及社区性别关系研究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妇女参与旅游活动的限制因素、旅游业发展对旅游社区妇女的影响、旅游雇佣中的性别问题以及性旅游中的性别等内容。这些研究不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案例研究上都比较丰富，取得了很多成果，尤其是在研究方法上为国内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研究没有深入到更微观的层面，如社区妇女技能培训、旅游对性别关系的影响程度、社区贫困家庭的就业状况以及参与程度等，也没有将社会问题定性分析上升到定量化测量的高度。
我国对于旅游社区参与中的性别研究起步晚，主要从旅游社区妇女在旅游参与中的重要地位、旅游发展对社区妇女的影响、妇女参与对旅游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运用的研究方法多是田野调查法、社会性别分析法，主要对旅游社区参与中的女性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结论主要以描述性的总结案例的具体情况为主，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框架。
相比较旅游学科的其他研究方面而言，我国旅游参与中的社会性别研究还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应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形成旅游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框架。旅游社区参与中既有女性的参与也有男性的参与，现有的研究却只集中在女性参与研究，男性在旅游社区参与中的研究还是空白。旅游社区参与的全面和谐发展离不开任何一个群体，所以应注意社会性别角色中的男性群体的参与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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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权势与同等关系及距离
1960年，Brown和Gilman在对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中第二人称代词的研究中提出借用拉丁语词语vos和tu的首字母大写形式即V和T来标示第二人称代词所体现的两个基本语义关系：权势和同等关系，概括了复杂人际关系对第二人称代词使用产生的影响。权势关系指的是如果一个人能因某方面（如年龄、辈分、资格、财富、地位、力量等）优于对方而有控制其行动的权利，他对后者而言就具有权势。常见的权势包括雇佣关系、师生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等。同等关系指的是如果交际双方在某个方面（如年龄、性别、职业、兴趣、经历等）具有共同特点，他们之间的距离就会相对被拉近，产生一种亲切、平等的相互认同感。权势关系和同等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决定了交际双方的称呼选择。
关于这两种语义关系的内涵及影响，许多学者针对不同语种进行过相关研究，如Clyneet（2003）在对法语、德语、英语的称呼语系统研究中发现，年龄因素在人们对称呼语的选择上起着重要作用：年轻人使用T形式的频率更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倾向于选择V形式。这可能是他们成年后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其社会关系与社会地位发生改变后导致的。在2006年，Clyneet针对德语与瑞典语中第二人称代词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了其他影响人称选择的因素，如谈话者之间的年龄差异，社交网络中有无重合部分，性格上有无共性等，再一次验证了“同等关系”语义的重要影响。Clyneet与其他研究者尝试提出“人称代词的选择实际由对话者之间的社会距离所决定”：在德语中，社会距离较近的交谈者将T作为非标记性人称代词，社会距离较远的则通常互称;而在瑞典语中，互称T代表着双方处于中等社会距离，而V形式一般用于服务情境中对年长顾客的称呼。社会经济的变化会影响人们对社会距离远近的判断，从而进一步影响人们对人称代词的选择。社会距离虽然囊括了同等关系的某些部分，但却并不局限于此，它既指社会地位上的距离，也包括情感、精神上的距离，同时，社会距离还受风俗、经济社会政策等影响，是权势与同等关系之外另一个正在发挥重要作用的规定性语义，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之一。
类似的研究还有Millan（2012）对哥伦比亚卡利和麦德林地区西班牙方言中第二人称代词使用的对比研究。研究发现存在几个主要的非语言因素影响着当地人对人称的选择：称呼者与被称呼者的性别、社会阶层、出生地、对话双方的关系、年龄、谈话主题及情感亲疏。在这些因素中，年龄及社会阶层属于权势语义范畴，性别与出生地则是典型的同等关系因素，而对话双方的关系、谈话主题及情感亲疏既包含同等关系，又侧重于距离因素。话语者心理上对谈话及对对方话语反馈的预期就是社会距离作用的结果，而这也是影响人称代词选择的重要因素。
然而，权势与同等关系对称呼的影响力并不是均等的。最初，权势所起的作用大于同等关系，而同等因素只在权势相等的人之间起作用，他们之间具有一致性或共同点的互称T，无共同点的则称V。后来，同等关系所起的作用逐渐大于了权势关系，开始影响不同权势人群之间的称呼选择，即不论权势强弱，只要有存在同等关系就称T， 反之则称V。杨悦（2012）关于法汉第二人称使用的对比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她指出法语中是否使用T形式只关乎双方的亲密程度，关系越亲密，使用T的频率越高，年龄与社会地位所起的作用较小，同等关系与社会距离的影响远大于权势，这与十年前Gardner-Chloros（1991）针对法语的类似研究结果相去甚远，可以说是反映了时代的变化趋势。梁丽（2010）对汉语中“你”和“您”的使用原则进行了研究，结果也表明同等关系日益超越权势，不同权势群体之间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你”来表达亲密与平等;但她的分析只停留在文学作品及对前人结论的概括上，并未进行实证分析，也没有涉及到社会距离产生的影响。总体来看，之前的研究对汉语“你”“您”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情况关注较少，更缺乏实证研究。
第二人称代词“你”和“您”源于北京方言，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在北京地区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究竟是怎样使用第二人称代词的呢？是否遵循着相似的准则？又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本文基于Brown和Gilman的权势与同等关系理论，尝试探究距离因素对人称代词选择的影响，以称呼者与被称呼者的年龄、性别、生长地域和社会地位四个社会变量为基础，对北京地区居民使用“你” 和“您”及“您们”的情况进行了社会语言学角度的定量研究。
二、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访谈、观察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在北京地区收集语料，其中以问卷调查为主要方法，具体调查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包括向北京地区成年居民发放问卷，这些受试者以年龄、地域、性别及社会地位（主要以教育程度和职业来衡量）作为区分标准。
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包含七种家庭关系的选择题表格，每一项都要求答卷者选择会怎样用相应的第二人称代词来称呼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包括叔/婶/姑/舅/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哥哥/姐姐，嫂子/姐夫，表（堂）哥（姐）、表（堂）嫂/表（堂）姐夫），选项包括：1.肯定用“你”;2.一般用“你”;3.有时用“您”，有时用“你”;4.一般用“您”;5.肯定用“您”。选择1，记1分;选择2，记2分;以此类推，总分最高35分。第二部分包括16道选择题，1至8题让答卷者选择对老师、陌生人、服务员等人员的称呼形式;9至16题调查的是第二人称复数形式“您们”的使用情况与对第二人称使用的地区和年龄差异的看法等问题。第三部分主要与答卷者的个人信息相关，包括其年龄、性别、居住地区、教育水平、职业等等。本次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394份，回收率为65.7%，其中有效问卷347份，有效率为88%。
在受试者答完问卷之后，根据其回答和所提供的个人信息，研究者还会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答卷人进行进一步的访谈，访谈问题包括：1.您觉得有必要区分“你”和“您”吗？为什么？2.除了表示尊敬，您还会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您”去称呼对方？3.如果您的上司比您年轻，您会用“你”，还是“您”来称呼他们呢？您期望他/她用哪个代词来称呼您呢？4.您平时会使用“您们”这个称呼吗？为什么？
除了进行问卷调查及访谈之外，研究者还进行了实地观察，观察地点选在某大学的图书馆咨询台，研究人员对咨询台工作人员与前来问讯人员之间的对话进行了为时两天的观察。工作人员包括一名56岁的男士及一名35岁的女士，均为北京本地居民;而问讯人员则来自中国不同省份，年龄在19至50岁不等。作者着重观察工作人员与不同问讯者打招呼及提供资讯时所使用的第二人称代词，以研究其对不同年龄、性别、地域及地位的人群如何选择称呼语。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北京地区“你”“您”使用原则
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地区“您”的使用一般集中在三种情况下：1.面对威望高的人。一般指家庭社区中的长辈，同组织中级别更高者，社会中地位较高者。2.面对备受尊重的人。这里受尊重的原因并非指级别或地位高，而是指其拥有某些异于常人的特质：他可以是助人为乐的普通工人，也可以是英勇救人的消防战士。3.面对陌生人。大部分受试者表示只会称比自己年长的人为“您”，尤其是大部分来自城市地区的青年都表示，他们甚至只对比自己父母年长的人才称为“您”。大概一半的受试者表示对与自己年纪相当或比自己年长的人都会称其为“您”。只有一小部分人会称呼比自己年纪小的陌生人为“您”，他们大部分社会地位较低，或来自农村地区，或年龄偏大。其中，只有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北京的地道“老北京人”和服务业人员仍会称呼13至17岁的青少年为“您”，这与北京人的礼仪传统和服务行业理念及规定密切相关。
“你”的使用情况与传统用法和其他地区用法基本类似，可分为4种：1.面对同等水平者（如夫妻，兄弟，同学，同事等）。2.面对比自己水平低者（如子女，外甥，下属等）。3.面对熟悉的人（指感情亲近，有许多共同点的人，包括某些长辈，平辈，同事，下属等）。4.面对外国人或中国其它地区的人。一些受试者表示在知道对方来自某些不常使用“您”的地区时，会避免使用“您”而改用“你”来称呼。
当然，这些一般使用原则只能大致描绘出北京地区第二人称使用的基本情况，实际的语用现象是动态发展的，且远比这几条原则复杂。另外，这些原则有着许多重叠部分，可见它们并非是独立起作用的，而是共同影响着北京居民对人称的选择。
（二）年龄的影响
年龄在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本研究中，作者将调查的对象分为19至28岁的青年组和39至55岁的中年组。为了凸显年龄差异对第二人称代词的选择所带来的影响，本研究并未选取29-38岁的受试者。表1为调查问卷结果，得分越高表示越趋向于用“您”来称呼父母及家庭成员。
表1：不同年龄群体对家庭成员称呼语的选择
平均分
年龄 对父母的称呼（≤5） 对其他家庭成员的称呼（≤35）
青年（19～28岁） 4.10 21.24
中年（39～55岁） 4.91 24.00
由表1可看出，在所有受试的北京本地居民当中，青年人在家庭内部使用“您”的频率远远低于中年人，结合问卷及访谈结果，笔者发现北京地区青年人和中年人对“你”和“您”有着不同的理解：大部分中年人都认为“您”是代表尊敬和高地位的称呼，在与家人、朋友、同事，陌生人的交往过程中，他们非常在意对方是选择“你”还是“您”来称呼自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许是北京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是中国的首都，封建等级观念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故而北京居民有着根深蒂固的权势意识，对权势十分在意。
而大部分北京青年人则认为“你”和“您”都只是称呼的一种形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用“你”来称呼家庭成员使他们感觉更轻松自在;他们还认为在与朋友、老师、陌生人交流时，多用“您”反而会让人觉得别扭和拘谨。笔者通过对一些已为人父母的受试者进行访谈时发现，大部分未成年人在家中都称父母为“你”，有一些只会称祖父母为“您”。因此，整个北京地区的青年人表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多用“你”而少用“您”的趋势，这也体现了青年人对第二人称的称谓形式的态度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
造成这种较为开放自由的称呼方式的原因有许多，如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使青少年在家庭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在家中的话语权已大过父母及其他长辈，所以其选择“你”来称呼家长也在情理之中。此外，迅速发展的电子网络与传媒体系也使青年人更容易受其他地区称呼体系的影响，尤其是在南方地区拍摄的影视剧及电视节目等，受当地称呼习惯影响几乎很少会使用到“您”。
（三）地域的影响
生活环境也是影响称呼形式的一大因素。Kocher（1967）就曾在研究中发现生活在乡村大家族中的人们会比城镇居民更倾向于使用带V标记的尊称形式。本研究也将受试者分为来自北京市区（东城（崇文）、西城（宣武）、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和农村区县（通州、房山、昌平、大兴、密云、延庆、门头沟、怀柔、顺义、平谷）两个部分，以调查地域对第二人称代词使用的影响，结合上一节中的年龄分组方法，结果如下：
表2：不同地域及年龄群体对家庭成员称呼语的选择
平均分
地区及年龄 对父母的称呼（≤5） 对其他家庭成员的称呼（≤35）
市区青年居民 3.77 20.55
农村青年居民 4.42 21.92
市区中年居民 4.87 23.60
农村中年居民 4.94 24.41
表2显示在对家庭内部人员的称呼选择上，北京地区同样存在郊县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多用“您”的趋势，也再次验证了Kocher的结论。结合问卷第二部分问题3的调查结果，以上数据显示在对陌生人的称呼选择上，不同地域居民也有不同的表现：城市居民倾向于对年长的陌生人称呼“您”，而生活在农村区域的受试者在面对比自己年纪小的陌生人时也会使用“您”;出于习惯，大部分农村受试者通常对陌生人都统称“您”。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农村地区相对封闭，思想较保守，沿袭了老北京等级权势为中心的语义规范;而北京市区作为全国人口流动最快的区域之一，居民与外地人员接触频繁，很大程度上会被其所使用的称呼形式所影响。
另一个发现是市区和农村青年居民对父母及家庭成员称呼上的分差分别是0.65、1.37;而市区和农村中年居民差距为0.07和0.81;这说明生活区域差异对青年群体使用第二人称代词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对中年人的影响，无论是市区还是农村的中年居民都偏向于使用“您”，对于这个群体而言地区差异的影响并不明显。
（四）社会地位的影响
决定人称代词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个体的社会地位。由于中国现在并没有比较明确的社会等级划分，本研究以受教育水平及职业作为划分受试者社会地位的标准，将受教育水平在高中及以下，从事出租车司机、营业员、商贩、邮差及农民等职业的受试者归为低社会地位组;而受教育水平在大专及以上，从事教师、工程师、经理及编辑等职业的受试者归为高社会地位组，结合年龄分组，调查结果如下：
表3：不同社会地位及年龄群体对家庭成员称呼语的选择
平均分
社会地位及年龄 对父母的称呼（≤5） 对其他家庭成员的称呼（≤35）
高社会地位青年 3.88 21.44
低社会地位青年 4.32 21.03
高社会地位中年 4.92 23.98
低社会地位中年 4.90 24.03
从表3可看出不同社会地位也会给人们对第二人称代词的选择带来一定影响，但不如年龄带来的影响那么显著。以上数据显示，在对父母的称呼方面，社会地位较低的青年明显比地位高的同龄人更正式;在这方面，社会地位的高低给中年人造成的影响却并不明显。而根据问卷第二部分调查结果显示，在称呼陌生人时，大部分低社会地位的中年人都比高社会地位的同龄人要正式的多，他们之中存在一种明显的倾向：对年纪比自己小得多的陌生人也会称其为“您”。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该组一位中年人曾称一名八岁的孩子为“您”。
一些针对其他语言的研究曾发现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人们使用的语言也会更规范、更礼貌、更正式。而本研究则发现从整体来看，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普遍比社会地位高的同龄群体更为正式;青年人，无论社会地位的高低，他们的语言都展现出一种越来越自由、开放、追求个体平等的趋势，尊称“您”的使用已经在时代推进中渐渐淡化。
Brown和Gilman（1960）认为在低社会地位群体中，较高层次的人员倾向于模仿高社会地位群体中使用的正式用语。根据本研究中对多名受试者的访谈与实地观察结果，发现低社会群体语言更为正式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模仿：一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想通过使用“您”一类的正式语言“让自己表现得更有教养”;也有一部分是因为自己社会地位较低，在与比自己地位高的交谈者进行会话时，他们会觉得“使用尊称是对对方高地位的认可与尊重”;除此之外，最大的原因还是低社会地位群体大部分来自于服务行业，他们的工作性质与公司规定都要求他们对顾客称“您”，这使他们基本习惯使用“您”这一称呼。
（五）性别的影响
在Bates&Benigni（1975）的研究结论中，有关于性别对第二人称代词选用的影响远不及年龄和社会地位差异带来的影响，性别造成的代词使用差异相对来说不明显。本研究在总结问卷及访谈观察结果后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表4：不同性别群体对家庭成员称呼语选择
平均分
性别 对父母的称呼（≤5） 对其他家庭成员的称呼（≤35）
男性 4.48 22.58
女性 4.52 22.66
由表3可看出，不同性别群体在称呼语选择方面所得平均分差值均小于0.1，无明显差异，但总体来看，无论是对父母还是对家庭成员的称呼选择上，女性使用“您”的比例均略高于男性，用语更为正式;这与Labov（2001）、毛燕（2003）、王浩（2014）等所做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女性所使用的语言比男性更接近社会上威望较高的语言形式。
（六）“您们”的使用情况
本文研究目的还包括调查北京居民是否会使用颇具争议的第二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您们”，如果会使用的话，那么使用范围有多广？结合问卷第11题调查与访谈结果，数据如下。
表5：对“您们”一词的使用情况
只在书面语中使用 口语/书面语均会使用 从不
使用 从不使用，
是错误的说法
调查对象 20.7% 52.8% 17.5% 9.0%
由表5可看出一半以上的受试者都会在会话中使用“您们”这一称呼（无论是自己使用还是听到他人使用），20.7%的人们只会在书面语（书信等）中使用该称呼;在从没使用过“您们”的26.5%的调查对象当中，也只有9%的人对这种称呼形式不予认可，并认为这种说法“听起来太拘谨，很别扭”。总体来看，有73.5%，也就是大部分的北京居民都会在会话中使用“您们”，否认这种称呼用法的人相对较少。因此，“您们”是非常具有北京特色的第二人称代词，对其使用情况进行调查也是本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四、权势为主，社会距离次之
通过以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在汉语语境下，权势语义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同等关系在描述北京地区称呼体系时却显得不够全面。与前人总结的同等关系正有趋势超越权势因素略有不同，北京地区居民使用不对称V/T称呼模式的频率远高于对称的V/V形式，这说明权势在话语中仍占主导地位。所以笔者尝试提出“权势”与“距离”是北京地区人称代词用法的两个规定性语义，距离指的是谈话双方的社会距离及心理距离，当话语者不再称对方为“您”而改称“你”时，原因可能有许多种，但共同的原因一定是双方之间的原始距离很大程度上被缩短。
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对话双方的同等关系也得到了增强。越强的同等关系似乎越能使双方的距离拉近，但显著增长的同等关系却并不是距离拉近的唯一原因，如双方频繁的接触可以导致距离的缩短，促使他们使用T/T形式，但这并不能直接增强两者之间的同等关系。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距离因素是一个比同等关系更为广泛的规定性语义，在北京地区居民人称选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结语
篇7
关键词：民族社会工作；民族地区；经济问题
一、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特点及相关问题的影响
我国的社会工作是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较快发展起来的，社会工作在发展工作对象方面有如下特点：第一，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第二，民族地区社区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沟通和服务能力不足。多民族地区有相当一部分社区社会工作者存在以下问题：缺乏对不同民族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社会价值和文化的了解；对社会问题、社会政策缺乏从服务对象所属民族（族群）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分析的能力；缺乏跨文化的沟通、交流、合作的能力。解决民族社会工作者的能力问题，是民族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任务，这是关系多民族社会工作成败的关键之一。
1.文化的敏感对多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影响
社会工作强调服务对象的生活处境，其中包括后者的文化因素。文化的敏感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理解。从宏观上来说，文化敏感是在开展跨民族社会工作时，社会工作者要切实懂得服务对象的文化模式及其含义，能够理解和尊重服务对象的基于其民族文化或价值观的切实需要，并用其易于接受的方式方法去处理问题。从微观上来说，文化的敏感就是要在具体服务的过程中，在与服务对象的互动中，要时时理解服务对象的行为举止的含义，以做到社会工作中的相互配合。民族社会工作者有了文化的敏感性，社会工作才会取得成功。
2.族群的优势对民族社会工作的帮助
民族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不属于同一个民族或族群的社会工作中，社会工作者不理解另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的情况可能会经常发生，这是由他们不同的身份、经济和社会地位、生活经验、知识背景等因素决定的。在我国的社区社会工作中，工作人员要了解区情、民情，深入到服务群众之中，这是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如果在宗教、信仰、生活的基本价值观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语言沟通又存在障碍，弥合相互理解上的差异需要花更多的功夫。由同一族群的社会工作人员对属于本族群的服务对象开展专业服务更具有优势。由本民族成员开展社会服务，工作人员与服务对象之间出现理解差异的可能性和程度应该小得多，这种差异要比民族间差异要小一些，更容易跨越一些。因为作为同一民族，其成员具有文化上的同源性、生活方式的相似性、价值观念的共同性，他们之间有更多的族群认同。
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社会发育程度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
社会发育程度代表着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决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市场的发育程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逐渐加大市场调节的力度，允许和鼓励自发市场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一定市场经济发展基础和传统的沿海地区，很快适应了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并执中国经济发展之牛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民众，不能适应新体制发展的要求，也不能按市场规律组织经济活动，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育程度还没有达到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而东部地区已经积累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基础，即社会发育程度已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
2.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西南、西北地区，特殊的气候和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大部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而且由于长期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仍相当尖锐。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仍以一定的资源和环境条件为基础。民族地区基本处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以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化是大部分民族地区的必然选择。
西部开发过程中的环境政策属于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有些是逆市场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主体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很少考虑环境效益。同时西部大部分地区群众的生活还处于温饱阶段，有些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在西部一些地区屡禁不止的淘金、采挖中草药等行为就说明这种微观主体利益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矛盾。
3.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学中一对永恒的矛盾，在民族地区，由于受到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为此在不破坏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应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某些方面和领域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在资源开发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到资源所在地各民族的利益。在过去40多年的资源开发过程中，由于采取的国家主导型的资源开发模式，主要考虑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很少考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他们只能享受资源开发带来的外在利益，而不能参与其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今后在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过程中，在劳动就业、利益分配等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4.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对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农业不仅是其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是其赖以生存的支柱产业。因此，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关系到民族问题的解决。民族地区农业的发展还基本停留在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过渡的时期，也有部分地区是由近代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同时还存在着少量的现代农业。因此，自然经济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与此相联系的是不仅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且农产品的商品率也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绝对必要条件，没有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没有基础的。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低的地区，社会问题也是很严重的。为此，要保障民族地区长期稳定发展就要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5.小生产与大市场、大流通的矛盾
大部分民族地区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发育滞后，尤其是广大农牧区具有明显的自然经济的特点，还处于小生产的发展阶段。因而就出现了小生产和大市场、大流通的矛盾。依靠这些小生产自身的力量与大市场衔接，难度相当大。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已经在消费品生产领域，尤其是家电生产领域居于有利地位，他们具有明显的规模和技术优势。西部地区企业进入这些领域与其竞争，并取得部分市场份额，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和差距。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经济告别了短缺，形成了买方市场，绝大部分商品供大于求，企业找不到新的市场亮点，一些商品投入市场就很快过剩。在这种市场格局下，进一步加大了民族地区个人和企业的生产经营困难。
6.教育、人才结构与社会需求的矛盾
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教育结构直接决定了人才分布的状况，在民族地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相对集中于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而在各级经济领域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则为数过少。这种人才结构和分布，对民族经济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与西部开发中对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人才的需求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民族地区各级各类专业人才的流失问题严重，从民族地区到发达地区读书的大学生也成为人才流失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情况将影响到民族地区长远的发展。
三、做好民族社会工作，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1.进一步重视我国民族社会工作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任务，少数民族群体走出生存困境的期望和要求，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问题解决的主体性再确认，要求我们积极发展民族社会工作。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需要社会工作的参与，少数民族群体生计问题、生活问题的解决和发展能力的增强，也需要社会工作的支持和协助。前文初步指出了民族社会工作的任务，说明了民族社会工作的基本视角，最后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性特征。所谓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性是指在民族地区、面对民族群体的社会工作，始终要把发展的理念融入其中。要树立民族群体的主体性意识，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服务中张扬他们的主体性，要注意发展服务对象的内在能力，以更好地应对挑战、走向发展。
2.树立民族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缩小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文化差异
在民族地区民族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不属于同一个民族或族群的社会工作中，社会工作者不理解另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的情况可能会经常发生，这是由他们不同的身份、经济和社会地位、生活经验、知识背景等因素决定的。动态差异理论指出了不同背景、不同阶层、不同社会地位群体之间相互理解上的困难，以及由此给社会工作带来的可能偏误，警示社会工作者要了解这种差异的客观性，并设法缩小民族间相互理解的差距。文化取向或注重文化脉络的社会工作力图通过文化敏感性训练、实景实习等方法解决动态差异带来的问题。在我国的社区社会工作中，工作人员要了解区情、民情，深入到服务群众之中，这是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当然，在民族关系不甚和谐的情况下，这种缩小理解差异的方法就可能受到某些挑战。如果在宗教、信仰、生活的基本价值观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语言沟通又存在障碍，弥合相互理解上的差异需要花更多的功夫。
3.加强民族社会工作队伍建设，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一支专业队伍。培养一大批训练有素、熟悉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将是解决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民生问题、促进其发展的必由之路。当今，在世界范围内，民族社会工作仍然是一个亟待发展的领域和学科。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和发展，各种与少数民族人士、群体、社区相关的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需要民族社会工作有一个较快发展。在解决上述问题，改善民生，促进民族进步和民族团结的过程中，我国的民族社会工作也会得到较快发展。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有多种路径，其中一个重要的是对现有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转化。专业化就是使他们较快地具备社会工作的价值，掌握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这些人员有面对基层民众开展工作的基础，现在需要改变他们中某些人的的行政惯性，变管理理念为服务理念，增加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能力，在民族地区还要增强他们真正服务少数民族的能力。用民族专业要求去发展社会工作，有利于培养一批能与少数民族的服务对象良好沟通、相互理解、有效服务的专业人才，能更有效地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矛盾的解决，总体来说也将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的发展。
当一个地区或社区有相当数量少数民族成员、而且这些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方面有明显差异时，用族群优势的观点培养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的社会工作人员就是必要的。很明显，在族群优势视角指导下，多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由不同民族（ 族群） 成员组成的，他们之间的合作有利于多民族、跨民族复杂问题的解决。
总之，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对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展作用是强大的，我国应该大力扶植和发展民族地区社会工作者队伍的培养，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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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古学斌，张和清，杨锡聪.专业限制与文化识盲：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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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蒲公英爱心助学团；爱心林工程；现存问题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1-009-01
一、“蒲公英爱心助学团”简介
云南蒲公英爱心助学团是一家地方性公募基金会。该基金会主管单位为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并经云南省民政厅批准设立。基金会由云南世博旅游集团、昆明谊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昆明茶花苑酒楼等发起，联合云南省政府机关及各界企事业单位，致力于云南省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助学公益事业。
基金会扶贫工作的形式与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在“造血型”帮扶方面主要以基金会主要项目――“蒲公英扶贫助学爱心林工程”为核心，兼顾“乡根种子扶贫工程”等农业扶持活动。而在“输血型”帮扶方面，则包括不定期的向贫困乡村学校捐赠大米、棉衣、饮用水等生活物资，为学校修建校舍、水井；组织义诊活动；资助贫困学生等多个方面。
二、“蒲公英爱心助学团”参与社会救助的方式
蒲公英基金会“造血型”扶贫工作，主要通过“蒲公英扶贫助学爱心林工程”得以实现。该项目自2007年在云南省武定县多个贫困小学启动，此时的蒲公英基金会还未挂牌，尚以名为“蒲公英爱心联盟”的草根NGO进行本工程。而基金会在成立之后，更是在兼顾其它多样化慈善服务的同时，维持了对“蒲公英扶贫助学爱心林工程”的重视与扶持，使其在基金会各个慈善项目中占据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蒲公英爱心林工程”的扶助对象大多为贫困地区乡村小学。该项目基本思路是，在贫困地区乡村学校的公有地上，援助种植经济型林木，并且在林木挂果的时候组织义卖活动。将林木产生的经济效益用于改善乡村学校的学生学习生活条件，改善教师工作生活条件以及学校软硬设施条件。通过林木的逐年收获，为乡村学校提供持续性的教育资金来源。以此达到“授人以渔”的“造血型”扶贫效果。随着爱心林工程的扩大，该项目的对象也偶有扩大到整个贫困村。即通过爱心林的大规模种植，给予当地村民新的谋生渠道，促使当地整体脱贫。
三、助学团参与社会救助存在的问题
爱心林工程通过生产型的捐助带给被捐助者长期性的收益，为各贫困村镇小学建立起“绿色银行”。以此为受助对象未来独立发展打下创造条件，提供支持，打下坚实基础。这一模式可以使扶贫对象基本摆脱对慈善机构救助的依赖，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可以从根本上达到扶贫目标，改善扶贫工作中存在的“年年扶贫年年穷”的返贫现状。然而爱心林工程也仍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详细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项目扶贫规模设计不合理
从原则上讲，扶贫对象获得资金支持的数额，与其贫困程度应当是呈正相关，只有这样扶贫资源的分配才是合理且有效率的。而爱心林工程中，扶贫对象获得资金支持的数额，却与其贫困程度毫无关系，而与其所有土地的面积承正相关。因为土地面积越大，种植的苗木就越多，未来经济收益就越大。这样的分配显然是不合理。
（二）项目扶贫具有明显滞后性
由于该工程前三年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三年后开始产生经济效益时也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故该工程的扶贫效果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而扶贫对象有时对扶贫支持的需求是急切的，比如校舍垮塌需要修理，校园断水需要打井，上学道路毁坏亟需修缮等等。这便容易造成“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尴尬。
（三）项目所得资金的周转使用难以监管
基金会难以监管爱心林义卖所得资金的实际运转，故难以保证资金确实投资在了对改善受助对象贫困现状最有效率的位置上，也难以保证义卖资金不会被人挪用。
四、助学团有效参与社会救助的对策
蒲公英基金会的爱心林工程，是NGO改变传统的以捐助为主的扶贫模式，发展“造血型”扶贫模式的大胆尝试。面对基金会该项目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转变当前爱心林工程的管理模式，才是解决该项目存在不足的根本之道。
首先，基金会可针对各受助对象的爱心林，按一定比例收取其义卖所得收入，以此建立统一的基金。这笔资金可以捐赠给特别贫困的，但是公有土地不多，爱心林收入不多的贫困乡村学校，以此改善扶贫资金分配的不合理。此外，这笔资金也可以向紧急的专项扶贫工作――例如校舍修缮、打造水井、维护道路等提供支持，以此改善该项目的滞后性。
篇9
【 关键词 】社会音乐教育 许昌地区 现状
一、许昌地区社会音乐教育现状的调查分析
（一）许昌地区社会音乐教育对象的调查
据调查数据统计，许昌地区社会音乐教育对象对科目的选择多以器乐或舞蹈为主，也有20%的学生选择声乐，学习音乐理论的很少只占5%。
许昌地区社会音乐教育的对象主要以少年儿童为主，教育对象主要以学前或小学儿童为主，占全部学生的71%。很多青少年从小学习音乐，到初中、高中阶段由于文化课压力大，就逐渐放松了对音乐的学习，初高中阶段学习音乐的学生也多以考学为目的，占24%。20岁以上的在社会音乐培训机构学习的非常少，只占3%。
（二）许昌地区社会音乐教育师资的调查
许昌地区社会音乐教育机构的教师分为四类：一是高等音乐院校的音乐教师；二是中小学校的音乐教师；三是一些音乐院校的在校学生；四是在音乐方面有一定的基础，但是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的音乐爱好者。许昌地区的社会音乐教育的教师以三类、四类居多，这些教师的教学经验太少，教育机构在对教师的聘用上不够严格和规范，所以许昌地区社会音乐教育的师资力量还有待提高。
二、许昌地区社会音乐教育现状中存在的问题
许昌地区社会音乐教育是丰富了人们的艺术文化生活，提高了人们的音乐文化修养，但在许昌地区社会音乐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利于其快速发展的问题。
（一）社会音乐教育管理不规范
许昌地区的社会音乐教育的种类大致包括：琴行，艺术中心，培训班和私人授课。这些培训机构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大小规模也不同，相关政府部门也没有足够重视对社会音乐教育机构的管理。没有相关的，明确的法律法规去制约和引导社会音乐教育机构。有些培训班或者私人授课的教师根本就没有在相关部门进行登记，这就难免会有些教育机构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为获得最大利益而忽视了社会音乐教育的过程和成果。
（二）社会音乐教育的功利思想严重
1、教育机构的功利性
如今，琴行、培训学校、艺术中心是我们经常接触的社会音乐教育机构。但其中不少的机构都是打着教育的门面，从教育活动中谋取尽可能大的利润。老师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水平也是参差不齐，也有些老师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去招生，对教育结果从不考虑。我认为，既然是教育机构就应该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实际上，也只有先把教学质量抓上去了，这个经济效益才可能接踵而至。那种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或者说是太过功利的做法，势必偏离社会音乐教育的正确轨道。
2、学生学习的功利性
近年来的高考队伍中，艺术类考生人数在逐年增加，很多学生和学生家长为了考试升学或获得某类证书而加入到社会音乐教育中，这种现象也是一种特别的学习目的。社会音乐教育本来是不断学习和不断自我检查的过程，但是由于功利思想的参与，把社会音乐教育的目的变为升学，考试。使社会音乐教育的功利思想越来越重，离素质教育的本质越来越远。
（三）社会音乐教育的收费混乱问题
经济在快速发展，许昌地区社会音乐教育的收费，也有趋高的势头。并且，这种趋高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譬如，有些社会音乐教育机构打着名师的旗号，宣传老师的名气与教学水平，从而提高学费。这就很难界定了，如果收费问题没有规范，有的教育机构随意定价，从商业角度看，影响了市场的合理，却带来了经济利益，但却使许昌地区社会音乐教育收费变得混乱，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不可小觑。
三、对许昌地区社会音乐教育的建议
（一）相关管理部门对其进行统一管理
管理部门应该对其进行重新整合，规划完整的体系。对于社会音乐教育机构收费混乱的问题，教育管理部门制定一个统一的收费标准，或设定一个上限，以有效的控制学费不断高涨的问题。对于社会音乐教育机构老师上岗的问题，应该从专业知识到综合素质全面的进行严格考核。这样才能使社会音乐教育快速稳步的发展。
（二）提高社会音乐教师的综合素养
教师除了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精湛的业务外，还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加强师德师风的修养，形成高尚的人格，有一颗进取的心。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增加自身的知识含量。
（三）加强以素质教育为主的思想转变
社会音乐教育的本质是培养艺术教育所特有的、能对学生终生发展产生影响和作用的基本能力和素质，如：审美情操、审美趣味、审美理想、想象力、创造力等。社会音乐教育注重培养高素质的公民，这是适应社会发展的科学道理。但是好多学生参加社会音乐教育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考学、加分、文聘。这种太过目的性和功利性的学习态度违背了社会音乐教育的真正目的，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通过音乐媒体进行教育的一种审美教育，注重情感体验和个人特点，因材施教，使学生积极主动的、生动活泼的学习。从而促进智力和身心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社会音乐教育迅速发展，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育形式逐步规范，教育质量也良性发展，不仅提高了学习者的音乐知识，更陶冶了人们的情操，有利于整个社会素质的提升，同时也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音乐人才，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但在社会音乐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不难看出其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阻碍或不利于社会音乐教育更好的发展。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人们逐渐开始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社会音乐教育作为音乐文化传播的一种形态，在加快社会的良好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教育的主要方向，而社会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素质教育的今天发挥着它独一无二的作用，所以社会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1]管建华.21世纪中国音乐教育展望[J].中国音乐，1996
[2]陈雅先.社会音乐教育的着眼点[J].中国音乐教育，1999
[3]舒泽池.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音乐教育[J].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
篇10
关键词：公益性社会组织；社区服务；运作机制
公益性社会组织，根据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民政局的界定是："承担面向社会，为社会公众和社会发展提供民生保障的公益服务，具有社会性、保障性、民生性和非营利性特点的社会组织，包括公益性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公益性社会团体。具体是指：（一）为孤、残、老、幼等提供生活照料、精神关怀等公益服务的社会组织；（二）从事救助、救灾或具有慈善性质的社会组织；（三）为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公益服务的社会组织。" 2006 年 4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指出要 "积极培育发展社区民间服务组织，重点培育发展为社区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残疾人服务的组织和公益慈善、群众性文体活动组织。"近年来，各地政府在社区建设的实践中，也积极推进公益性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使公益性社会组织成为现代公共服务的新型载体。
一、公益性社会组织提供社区服务的定位
（一）提供服务：政府职能转移和公民需求回应
从发达国家的定位来看，公益性社会组织应是社区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而不仅仅是给政府起拾遗补缺的作用。公益性组织扎根基层，比政府更能体察民情，对社区居民公共需求具有相当敏感性，因而能以灵活的方式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因此，我国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亦应立足于居民认同率和需求程度最高的社区公共服务和以弱势群体需求为目标的社区福利服务，突出福利性和公益性的基本定位和发展取向。
（二）价值倡导：公共精神与社区意识
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指出，一些具有社区意识和公共精神的社区拥有大量积极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推崇团结、公民参与以及整合。[1]公益性社会组织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精神的象征，公益性社会组织通过内部的交流与协作以及与社区内其他组织的平等互动形成了一定的价值和规范如平等互惠、博爱、互助、参与、宽容、奉献等，以此来引导和调适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公益性社会组织在社区中紧紧围绕自身使命，通过发挥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社区认同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并运用其沟通力量将松散的居民凝结成共同体。
（三）资源整合：资源存量和资源增量
建立在组织化之上的公共精神和公益追求使社会组织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资源整合和资源利用的能力。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资源整合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资源存量开发和寻求增量资源[2]。一方面，公益性社会组织可以利用其独特的资源配置机制，调动闲散的社区资源存量投入社区公共服务，使社区内的存量资源获得最大化开发和利用。另一方面，公益性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自身的社会网络整合社区外的社会资源投入社区，形成社区的资源增量。
二、公益性社会组织服务于社区运作机制
西方国家立足于市民自治，对社会组织有比较完善的引导和扶持体系，不少发达国家以非营利组织为主提供社区服务，因而具有较为丰富的运作经验。如新加坡政府作为无所不管的强势政府，其对民间组织的管理最主要的两个方面，一是严格的法制，二是简便的登记。严格的法制保证了民间组织在规定的法律框架内运作，而设立手续简便又使得符合法规的民间组织有较自由的空间，从而在维持和谐稳定及公众期望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其治理理念可以归纳如下：（1）简便性原则：设立手续简便，易于操作；（2）客观性原则：对公益性判断标准客观、明确；（3）自律性原则：尊重民间自主，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干预；（4）透明性原则：采取便于公众理解和运用的方法；（5）灵活性原则：顺应时代变迁，灵活改变[3]。
近年来，国内各大城市亦在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发展了公益孵化、项目化运作、政府购买服务等制度，努力形成公益性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长效机制。
1、创设公益组织孵化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投身于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却往往苦于公益组织的初创时期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和帮助。2006年1月，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NPI）在浦东新区注册成立。2007年4月，该中心在全国设立首个"公益孵化器"，应用"政府支持，民间力量兴办、专业团队管理、政府和公众监督、社会公益组织受益"的孵化器模式，向被孵化机构提供包括场地设备、能力建设、注册协助和小额补贴等公益组织创业期最亟需的资源，扶助公益组织逐渐成长。2008年7月31日，培育产生第一批孵化机构，如神经肌肉疾病协会、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等。
2、实行项目化运作
紧密结合社区居民需求，在供需匹配的基础上，以项目化运作推动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形成一整套从排摸需求开始到项目最终完成的标准化流程。尤其注意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对公益性项目实施全过程评估，确保项目实施不偏离目标，"政府承担、定项委托、评估兑现"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自 2007 年开始，上海市闸北区临汾街道对社区内宣传栏管理、老年人助餐、社区居民医疗服务等 20 多项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事务，通过项目招标的形式，委托给社区内老年协会、退休医护工作者协会、社区事务工作总站、常青义工协会等机构承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以购买公共服务形式与公益性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在我国大城市已相当活跃，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均做了有益尝试。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也逐渐拓展，包括各类养老为老服务、就业服务、培训服务、心理矫正服务、法律服务等。上海市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服务大致可以分为三种[4]：一是"费随事转"形式。如上海普陀区在民政领域全面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将全区 300 多家民间组织的日常管理纳入购买服务范围；二是项目发包形式。如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根据市委宣传部的委托，面向社会开展公益文化项目资助，变"以钱养人"为"以钱买项目"；三是公开招标形式。即通过公开招标向公益性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三、公益性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成效
公益性社会组织将服务、协调、管理等功能融为一体，在养老、助老、助残、社会救助、儿童早教、青少年事务、计生服务、健康咨询、社会矫治、邻里互助等方面积极服务社区，成为文明社区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以上海市各区县公益性组织服务于社区的情况为例，其主要发挥了以下几大方面作用：
（一）满足社区多元化需求
由于政府只能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与最普遍的服务，无法满足群众多元化的需求，公益性社会组织以需求为导向，种类繁多、功能各异，能为群众提供多样化、专业化的服务。如上海市静安区青凤老年生活护理服务社接受政府委托，为本区困难老人提供包括助餐、助浴、助洁、助乐等形式多样的服务项目。浦东新区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致力于促进社区边缘人群的健康，开展了建筑工地农民工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对60岁以上老人的"社区老年健康与慢性病防治"项目，有效弥补了公共卫生机构在推进社区健康工作中的不足[5]。
（二）降低社区管理成本
政府科层式结构和运作方式，导致了行政命令在传递过程中的衰减，公益性社会组织根植社会、贴近群众，运作灵活，能及时整合和利用社会资源有效回应社会需求。如上海市闸北区临汾路街道社区事务工作站为居委会减少了近一半的工作量，每年为街道节省工作经费30多万。虹口区居家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将原来分散到各街道的服务员的招聘、合同签订、工资奖金发放、社保基金缴纳等事务集中到指导中心管理，缓解了政府人手紧张、事务繁多的压力，为各街道节约人力30多人。
（三）促进社区和谐稳定
公益性社会组织提供的帮助与服务传递着爱心，易使受助者形成感恩心理，激发其回报社会的行为，促进社区和谐稳定。上海市闸北区挑浦社区扶贫济困互助中心，通过财政投入、机关干部"一日捐"和村办企业捐赠等形式，三年来共筹集资金449万元，及时救助了群众达130人次。以前由政府直接开展救助工作时，个别人会为救助数额有多有少而吵闹，而中心成立以来桃浦镇上访群众下降了80%。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在新区38所学校设立社工站，在协调学生、老师、家长及学校管理方的矛盾与冲突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四）完善基层社区治理结构
公益性社会组织为居民管理社区事务和服务社区提供了组织载体，对推进基层民主与自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居委会、业委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组织，两者如何作用发挥及其相互关系对促进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上海市闸北区临汾路街道成立了业委会工作研究会和居委会工作研究会，开展政策宣传、理论研究与研讨活动，对于优化社区组织网络、提升工作效能起到了积极作用。浦东新区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是国内第一个对非营利组织进行孵化的机构，自筹资金为社会服务领域的非营利组织和公益领域的创业组织，提供包括场地设备、能力建设、注册协助和小额补贴等支持，为公益性组织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五）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公益性社会组织参与民生服务，一方面能够缓解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减轻政府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承接政府转移或委托的部分工作，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组织载体。卢湾区计划生育协会在协助政府开展优生优育的宣传教育、咨询服务和生育关怀行动中，充分发挥协会理事、专家、青年网络、基层综合服务4支志愿者队伍的作用，通过福利彩票、"幸福工程"专项扶助资金以及募集社会资金，不仅节约了计生工作的行政成本，而且提高了居民满意率。
四、结语
诚然，我国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培育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实践领域，现阶段难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公益性社会组织目前数量偏少、规模偏小，服务水平不高、资源动员能力不强，长效工作机制也尚未建立等，远不能满足公民表达利益诉求、加强自律管理、谋求自我发展等多方面的社会需求。又如，在我国大城市公益性社会组织具有行政化倾向，是在政府直接引导下发展起来的，这使得我国绝大多数社区服务公益性组织的独立性与自治性较低，名义上是民间组织，实质上却是准政府组织[6]。公益性社会组织体现了公民权利，同时也让公民意识到自身的国家责任。现代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运作，其复杂性和专业性比之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何使其为社会现代化充分发挥作用，是现实提出的重大挑战。
参考文献：
[1]杨道波， 王旭芳. 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法律定位思考[J].理论探索， 2009， 3： 037.
[2]张宝娟. 公益性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研究--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J]. 社团管理研究， 2012 （3）： 18-22.
[3]周芸婧. 公益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J]. 湘潮（下半月），2012，06：52-53.
[4]刘烨. 中国大城市社区公益性组织运作机制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2.
[5]沪社团. 上海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参与民生服务情况的调查与思考[J]. 社团管理研究， 2009， 9：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