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种姓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印度种姓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种姓制度是曾在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普遍存在的一种以血统论为基础的社会体系，其中以印度最为严重。又称贱籍制度、印度卡斯特体系，英语：Caste system in India）。

2、种姓制度以统治阶层为中心，划分出许多以职业为基础的内婚制群体，即种姓。各种姓依所居地区不同而划分成许多次种姓，这些次种姓内部再依所居聚落不同分成许多聚落种姓，这些聚落种姓最后再分成行不同行外婚制的氏族，如此层层相扣，整合成一套散布于整个印度次大陆的社会体系。因此，种姓制度涵盖印度社会绝大多数的群体，并与印度的社会体制、宇宙观、宗教与人际关系息息相关，可说是传统印度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与规范。

3、种姓制度最初是随雅利安人入侵印度而创立的社会制度。原本的种姓制度并非要划分阶级及人的高低贵贱，而是要确保本身雅利安人的执政权和保持各种工作都有一定的人数。然而随着马木路克、蒙兀尔等外来伊斯兰教征服者统治印度，种姓制度为了政权需要而经历过许多调整，并在英属印度时期为符合殖民者需要而被固定、僵化，成为阶级森严的阶序体系。

4、由于该体系中的不平等与近代西方兴起的民主制度与人权思想大相径庭，因此常被批评为反现代化的落后制度，甚至被视为妨碍印度社会进步的毒瘤。1947年印度脱离殖民体系独立后，种姓制度的法律地位正式被废除，各种种姓分类与歧视被视为非法，然而在实际社会运作与生活上，其仍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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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福斯特，《印度之行》，主体性，杂交，欧洲中心主义

 

引言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是公认的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之一。他的小说《印度之行》“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文献，也是一部不同凡响的文学作品” [1] (P266)。基于对小说的细读，本文拟借助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特别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霍米芭芭杂交性，探索主人公阿齐兹在两种文化缝隙中的身份危机。

阿齐兹是一个年轻的穆斯林医生，热心肠，易反复，易冲动，爱交际。他试图与与英国人菲尔丁和摩尔夫人的建立友谊，结果却导致了马拉巴山洞之祸。昌德拉普尔城的被捕和审判所带来的创伤严重扼杀了他的热心，外向性格，使他最终变成了一个猜疑心重，激昂狂热的爱国者和反英派。阿齐兹的身份主体性建构与他国家民族意识的形成是一致的。他的民族意识的产生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 他的种族和穆斯林身份使他被英国人和印度人所排斥，他的身份处于分裂状态。在第二个阶段，他试图与英国人认同，以找到自己的归属感。然而由于英国人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和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他的努力却遭到了挫败。在最后一个阶段欧洲中心主义，他的民族主义意识因为审判事件而觉醒了。他最终意识到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来说，他是永远的“他者。”因此，他呼吁印度所有的人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超越宗教冲突和分歧的联合起来的印度国家。

一、 边缘化的失语的穆斯林

阿齐兹是一个受过西式教育的穆斯林医生，他的分裂身份是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他的穆斯林身份使他被当地的印度人所边缘化，而他的种族身份使他对统治者英国人来说只是一个臣民。处于边缘化和文化冲突的缝隙中的阿齐兹不知道自己应该身归何处。穆斯林不是印度的本地人，穆斯林含有贬义，是“他者”的代名词。印度人和穆斯林是敌人。阿齐兹看不起印度人。在茶话会上，他在英国人面前批评印度人：“懒惰的印度人！他们根本没有社交观念。作为医生我非常了解他们。懒惰不守时的家伙！最好不要去他们家，因为那会让你对印度有错误的认识。没有干净的地方。我想他们是觉得自己的家很脏，因此没有派车来接你们”。[2] (P86)

在小说中，印度人与穆斯林相互攻击。高德波尔教授生病的时候是帕纳 拉尔医生为他看病。阿齐兹得知后非常气愤：“是啊，都是印度人。我们就在知道，他们象苍蝇一样聚在一起，干一些不可见人的勾当。” [2] (P118) 作为阿齐兹同事的帕纳 拉尔医生为了讨好上司以期得到提升经常在上司面前恶意中伤阿齐兹，甚至在阿齐兹生病期间作为英国人的间谍假装去看望他。当阿齐兹被错误的指控性骚扰阿德拉小姐时，他又主动地提供伪证来取悦英国人，所有的一切都因为他憎恨身为穆斯林的阿齐兹。尽管最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审判之后暂时停止了彼此之间的长期争斗而握手言和，他们仍然在心理对彼此心存怨恨。阿齐兹希望印度教徒不要使他想起牛粪。印度治安法官达斯先生认为一些穆斯林很暴力，他们表面在笑，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刺探对方的心思。[2] (P265)

阿齐兹的穆斯林身份使他被当地的印度人所隔离。他的祖先曾经是印度的统治者，因此他具有很强的怀旧感，然而，被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心态的英国统治者所边缘化更加让他无所适从。

随着殖民文化与被殖民文化的相互碰撞，殖民地人民通常处于异化和边缘化的状态。他们被迫承担起了殖民者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他者”的角色。对英国殖民者来说，阿齐兹属于卑微的“他者”，是被征服，被统治的对象。他们对本族的文化与文明引以为豪，对印度则表示出强烈的偏见。在他们看来，东方人是落后，贫穷，情绪化，女性的代名词。[3] (P40)印度人，即使是作为客人也不允许进入英国人的俱乐部。昌德拉普尔城的英国城市执法官罗尼以高人一等的姿态来到印度，认为：“我们不是到这儿来讲客气的。。。我们来这儿目的是主持正义，维护和平。我来这工作是为了管理这个不幸的城市。我们不需要对印度人友好。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2] (P69) 他的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在每一个英国人心里都根深蒂固。昌德拉普尔城的英国警察局长麦克布莱德先生对当地人持有同样盲目的偏见。他声称所有印度人骨子里都是罪犯，因为他们居住在南纬30度。

阿齐兹是两种文明的产物。他在欧洲学习到了先进的医学知识，他羡慕欧洲文明。因此他试图与英国人认同欧洲中心主义，主动地迎合奉承殖民主义者期刊网。霍米芭芭把他的行为称之为模仿，也就是被殖民者试图模仿当权者的行为以摆脱他们“他者”的地位。[4] (P86)因此，阿齐兹努力地想与英国人成为朋友。

二、与英国人连接的失败

然而，作为被殖民者的阿齐兹的模仿并没有在他的身份寻找之旅中取得成效。为了使摩尔夫人更加了解印度，阿齐兹邀请他们参观马拉巴山洞。他精心地为此次旅行做着准备工作。然而，马拉巴山洞之行却是一次灾难之旅。摩尔夫人在里面经历了一种可怕的体验。“这圆形洞穴里挤满了村民和仆人，开始散发出臭味来。。。。使他惊恐万状的不止是这种拥挤和恶臭，还有一个可怕的回声。” [2] (P158) 所有的一切使她惊恐不已，木然而坐。她心烦意乱，一时间失去了她生活中的一切快乐和兴趣。阿齐兹与英国人的第一次连接以失败告终。阿齐兹与英国人的第二次连接是试图与菲尔丁成为朋友。菲尔丁被认为是福斯特自由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言人。菲尔丁与阿齐兹的友谊深厚而真诚。即使是在阿齐兹受审期间，他也依然是赤胆忠心，不离不弃。但是，英国人对阿齐兹的不公正对待给他们的关系带来了猜忌和敌意，这一重压是他们的友谊所不能承受的。尽管菲尔丁一如既往地光明磊落，真诚待人，但他与斯黛拉的婚姻最终也不可改变地使他重归英国人的行列，阿齐兹也因此与他反目成仇。

阿齐兹的努力被具有优越心态的英国殖民者所挫败，使人们分离的力量最终战胜了把人们聚在一起的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齐兹试图与英国人连接的努力反而增强了殖民主义者的力量和优越感。他被进一步地边缘化了。对英国人来说，他永远也不能和他们成为朋友，他是永远的“他者”。这也体现了殖民主义的一个显著矛盾。一方面，它要教化“他者”，另一方面，它要使他们成为永远的“他者”。

三、阿齐兹的觉醒与身份的重构

阿齐兹最初是一个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的顺从的被殖民者。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他非常努力地讨好英国人，试图与他们成为朋友。然而，他善意的努力却为自己招来了马拉巴山洞之灾，他的梦想破灭了。马拉巴山洞事件给阿齐兹的心灵留下了永远的创伤，也标志着阿齐兹自我身份意识的觉醒。他终于意识到只要印度没有取得独立，他与英国人永远也不能成为朋友。他呼吁印度的所有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超越了宗教冲突与分歧的新的印度国家。这个新的国家应该是多种族的，多样化。在火车站，警察没有逮捕证便拘留了阿齐兹。哈普先生说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不需要逮捕证。正如吉尔博特所言，印度人只是英国人的臣民，他们的生命与生活完全取决于英国人一时的心情。这时，英国人引以为荣的公正与正义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正印证了特顿先生在决定举办桥会时的一句话：“所有的邀请可能都得来自上帝，也许人们主动地想要统一起来是徒劳的。他们的努力只会拉大他们之间的距离。” [2] (P58)马拉巴山洞事件加剧了种族冲突欧洲中心主义，使整个昌德拉普尔城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阿齐兹的审判使曾经一度仇恨彼此的印度人和穆斯林暂时忘掉了恩怨，结成了联盟，也标志着阿齐兹自我身份的觉醒。最终阿齐兹决定离开英国人统治下的昌德拉普尔城到印度人自治的州去工作。对印度人和印度教，他变得更加宽容。

在小说结尾的时候，阿齐兹变成了一个多疑的，激进，爱国，极端反英的印度人。阿齐兹的转变也象征着福斯特“唯有连接”思想的失败与徒劳。阿齐兹作为印度人的新身份是杂交的。他身份的杂交性使他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穆斯林，既是印度人也是穆斯林，又超越了印度人和穆斯林。Frances B. Singh [5]指出这种新的印度人，具有穆斯林的感性，又有印度人的政治观点，这是福斯特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贡献。阿齐兹只有将自己的命运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紧密联系起来才可以塑造新的自我。(273)

结语

《印度之行》不是讨论印度问题的小说，它体现了福斯特对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人生的探索。对阿齐兹来说，《印度之行》是新的自我诞生之旅。一个团结的印度将摆脱大英帝国的枷锁，摆脱欧洲知识和话语的霸权。阿齐兹试图在文化碰撞中寻找自己的个人身份，然而，个人独立主体性的建构在国家不平等的基础上是无法实现的。尽管作为一位具有自由人文主义思想的福斯特十分渴望不同种族，国家，文化的人们能够相互沟通和交流，但只要有不平等和帝国主义思想的存在，这种愿望是难以实现的。

参考文献

[1]Gilbert, S. M.. E.M. Forster's A Passage to India and Howards End.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6.

[2]Forster,E. M.. Oliver Stallybrass. ed. A Passage to India. [M] London: PenguinBooks, 1979.

[3]Said,Edward W. Orientalism. [M] New York: Vintage, 1979.

[4]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London: Routledge, 1994.

[5]Singh, B. Frances. “APassage to India, the National Movement, and Independence”.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Z] 31(1985): 2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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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茵栀黄软胶囊治疗乙型肝炎重度的临床效果。方法:120例乙型肝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给予甘利欣、还原型谷胱甘肽等保肝治疗，采用茵栀黄软胶囊，2.4g，3次/d；同时给予赤丹退黄颗粒10g口服，3次/d；对照组给予甘利欣、还原型谷胱甘肽等保肝治疗。结果: 治疗结束时治疗组在退黄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P

【关键词】乙型肝炎;茵栀黄

【中图分类号】R42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515（2011）09-0212-01

我们采用茵栀黄软胶囊治疗乙型肝炎重度黄疸患者60例，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2010年8月～2011年7月我院收治的乙型肝炎患者120例，男性80例，女性40例，平均年龄42.16岁。其中急性黄疸型乙型肝炎26例，慢性乙型肝炎重度88例，活动性肝硬化（乙、戊型肝炎重叠感染）6例。诊断符合2000年9月西安会议修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1］的标准。

1.2 治疗方法: 两组的基础治疗均包括给予甘利欣、还原型谷胱甘肽等。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给予茵栀黄软胶囊（江苏万高药业有限公司）2.4g口服，3次/d。两组均治疗4周，观察结果。

1.3 统计学处理方法采用x2检验和t检验。

2 结果

2.1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血生化指标变化的比较 见表1。治疗组在退黄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P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比较（x±s）

2.2 毒副作用: 治疗组及对照组各有1例轻度皮疹，未影响治疗，无其它不良反应。

3 讨论

病毒性乙型肝炎由于肝细胞病变，对胆红素摄取、结合和排泄功能发生障碍，以致有相当量的非结合胆红素潴留于血中，同时因肝细胞损害和肝小叶结构破坏，致使结合胆红素不能正常地排入细小胆管而反流入血，结果发生黄疸［2］。同时慢性乙型肝炎大部分合并肝纤维化,肝纤维化持续发展可演变为肝硬化甚至肝癌.阻断及逆转肝纤维化是防止慢乙肝向肝硬化乃至肝癌演变的关键.根据乙肝病毒复制和肝细胞性黄疸的特点,我们应用茵栀黄软胶囊在保护受损的肝细胞、调节组织修复和再生、调节机体免疫功能、促进肝内胶原蛋白的降解，加速肝纤维化组织的重吸收等面取得了较好的疗效［3］。茵栀黄软胶囊由茵陈提取物、栀子提取物、黄芩苷、金银花提取物等组成。清热解毒，利湿退黄。有退黄疸和降低谷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的作用。用于湿热毒邪内所致急性、慢性肝炎和重症肝炎（1型）。也可用于其他型重症肝炎的综合治疗。我科应用茵栀黄软胶囊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对乙型肝炎有明显的退黄作用，取得了好的疗效，即安全有效、副作用少，又有价格便宜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 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J］.中华传染病杂志,2001,19: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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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理论；文化冲突；文化融合；联结

《印度之行》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文艺理论家和散文家福斯特的最有名的小说之一，其中的民主自由思想以及作品中的神秘主义和象征手法的运用，使它成为20世纪英国文坛的经典之作。该小说描写了宗主国英国与殖民地印度之间激烈的冲突，以及两国人们间的误解与仇视。小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优美的抒情、含意深刻的象征与富有哲理的预见，探讨了英国与印度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印度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下，福斯特探索了英国殖民官吏与印度人之间、英国人与英国人之间、印度不同种族的人之间的关系，反映了英国和印度在文化和精神上的隔膜及相互间的不信任感以及造成这种隔膜与不信任感的种种原因。不言而喻，福斯特的这条通道不仅是西方人了解印度、实现东西方“联结”的道路，而且是人类探索永恒真理的道路，其重心是心灵上的沟通。所以，福斯特的《印度之行》更加现实、更加悲观，其基调显得凝重深沉，富有哲理。

《印度之行》的书名出自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诗《向印度航行》(Passage To India)。惠特曼的诗轻松愉快、乐观向上，赞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们不仅可以“向印度航行”，而且可以向更远的地方航行，诗人坚信西方和东方终将联结起来，而他自己也希望到印度去，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都要成为新世纪开拓者中的一员。论及“惟一联结”这一主题，福斯特则认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问题在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愈来愈脱离自己的生存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漠。因此，要依靠智慧、教养和心灵的觉醒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福斯特借用惠特曼的诗题是意味深长的，小说借此既说的是以穆尔太太、阿黛拉为代表的航行去印度的英国人在印度的遭遇，又表达了与惠特曼同样的诗心――“惟一联结”起来的思想。

在《印度之行》里，菲尔丁认为“世界是由人构成的一个整体，这些人都应致力于彼此接近和了解。如果大家都怀有善意，再加上点文化知识，就可以做到彼此接近与了解”。印度医生阿济兹也向往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界。他说：“菲尔丁，世界上没有人能理解我们印度人是多么需要仁慈与同情，连我们自己也意识不到这种需要是多么的强烈”。穆尔太太对她的儿子说：“印度是地球的一部分，上帝叫我们到地球上来，就是为了要我们彼此愉快的。上帝……就是……爱。”上述人物分别来自东西方，却分享着共同的理想。他们所表达的“联结起来”的思想贯穿了全书。他们不仅期待着东西方友好携手那一天的到来，而且也为实现该目标而不懈地努力着。为了招待本地区的头面人物，特顿先生特意安排了茶会。他将茶会命名为“桥会”，目的是要在东西方之间搭一座文化桥梁。遗憾的是，茶会以失败而告终。阿齐兹与菲尔丁之间的友谊揭示了“联结”的另一个侧面。从第一次见面费尔丁就非常喜欢阿齐兹，而且盼望着发展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不顾自己同胞的流言飞语，去阿齐兹的住所探望这位生病的印度朋友。阿齐兹受审期间，他毅然地退出了俱乐部，站到印度朋友一边，他们的友谊可谓深厚而真诚。然而审判结束后，他对敌对双方的那份忠诚，在阿齐兹心中播下了猜疑的种子，使他们的友谊濒临毁灭。茅邦的重逢虽然使他俩冰释前嫌，和好如初，而他们的友谊却遇到了新的挑战，因为阿齐兹认为只有当印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时，他们才能成为朋友。不言而喻，虽然双方依然抱有“联结”的愿望，但对“联结”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人类最有深度、最有意义的联结只能在自由、平等的人们之间实现。“联结起来”的主题还反映在三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名中――“清真寺”“山洞”和“神庙”。清真寺这座建筑物暗示着两种宗教的融合，因为它“没有圆顶”，而且“寺院的内部比寻常的寺院要深”。清真寺寺内庭院幽静，流水清澈，作者用它着意刻画了阿齐兹的穆斯林世界，因为它“象征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可能性，以及推而广之，象征在任何两个人之间达成了解、结成联系的可能性。”在这象征着爱的真谛的清真寺里。阿齐兹和摩尔夫人一见如故、灵犀相通。同样，清真寺也象征着阿齐兹和菲尔丁之间的友谊。古老而神秘的玛拉巴山洞，既是人类必须面对但又无法了解的宇宙的象征，也是真正的印度民族文化的象征，走进山洞便意味着深入到印度文化的中心，英国人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必将在两种文化的撞击中产生融合。“神殿”描写的是印度教徒庆祝克利希那神以凡人之身降临凡世。圣坛上有一幅颂词写着“上帝就是爱”，这曾是摩尔夫人的信念，如今融入了印度人的思想之中，正是这种博爱精神使阿齐兹与他的英国“敌人”言归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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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为贯彻《国务院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国发〔2006〕6号）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精神，根据科技部、财政部关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规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结合**市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引导资金（以下简称引导资金）专项用于引导投资机构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

第三条引导资金的来源为，**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从所支持的投资机构回收的资金和社会捐赠的资金。

第四条引导资金按照项目选择市场化、资金使用透明化、提供服务专业化的原则运作。

第五条引导资金的引导方式为阶段参股、跟进投资、风险补助和投资保障。

第六条市科技局是引导资金的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引导资金的日常管理工作；市财政局是引导资金的监管部门，负责对引导资金的运作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七条市科技局、市财政局聘请专家组成引导资金评审委员会，对引导资金支持的项目进行评审；委托**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创新基金管理中心）负责引导资金的日常管理。

第二章支持对象

第八条引导资金的支持对象为：对**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投资和服务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投资的投资企业、投资管理企业、具有投资功能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以下统称投资机构），及**地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以下简称科技型中小企业）。

第九条本办法所称的投资企业，是指具有融资资格和投资能力，主要从事投资活动的公司制企业或有限合伙制企业。申请引导资金支持的投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二）实收资本（或出资额）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出资人首期出资在20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且承诺在注册后5年内总出资额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所有投资者以货币形式出资；

（三）有明确的投资领域，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累计2000万元以上；

（四）有至少3名具备5年以上创业投资或相关业务经验的专职高级管理人员；

（五）有至少3个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的成功案例，即投资所形成的股权年平均收益率不低于20％，或股权转让收入高于原始投资20％以上；

（六）管理和运作规范，具有严格合理的投资决策程序和风险控制机制；

（七）按照国家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规定，有健全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

（八）不投资于流动性证券、期货、房地产业以及国家政策限制类行业。

第十条本办法所称的投资管理企业，是指由职业投资管理人组建的为投资者提供投资管理服务的公司制企业或有限合伙制企业。申请引导资金支持的创业投资管理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本办法第九条第（一）、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项条件；

（二）实收资本（或出资额）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

（三）管理的创业资本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

第十一条本办法所称的具有投资功能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是指主要从事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创业辅导、技术服务和融资服务，且具有投资能力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服务中心等中小企业服务机构。申请引导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本办法第九条第（五）、第（六）、第（七）项条件；

（二）具有企业或事业法人资格；

（三）有至少2名具备3年以上创业投资或相关业务经验的专职管理人员。

（四）正在辅导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不低于10家（以签订《服务协议》为准）；

（五）能够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固定的经营场地；

（六）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投资或委托管理的投资累计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

第十二条本办法所称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和服务，成立期限一般在3年以上的非上市公司。享受引导资金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二）在**市行政辖区内且在**市纳税；

（三）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在20%以上，直接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比例在10%以上；

（四）每年用于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的经费占销售额的3%以上。

第三章阶段参股

第十三条阶段参股是指引导资金向投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在约定的期限内退出。主要支持在**地区发起设立新的投资企业。

第十四条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投资机构作为发起人发起设立新的投资企业时，可以申请阶段参股。

第十五条引导资金的参股比例最高不超过投资企业实收资本（或出资额）的25％，且不能成为第一大股东。

第十六条引导资金投资形成的股权，其他股东或投资者可以随时购买。自引导资金投入后3年内购买的，转让价格为引导资金原始投资额；超过3年的，转让价格为引导资金原始投资额与按照转让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收益之和。

第十七条申请引导资金参股的投资企业应当在《投资人协议》和《企业章程》中明确下列事项：

（一）在有受让方的情况下，引导资金可以随时退出；

（二）引导资金参股期限一般不超过5年；

（三）在引导资金参股期内，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投资总额不低于引导资金出资额的4倍；

（四）引导资金不参与日常经营和管理，但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投资情况拥有监督权。创新基金管理中心可以组织社会中介机构对投资企业进行年度专项审计。投资机构未按《投资人协议》和《企业章程》约定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的，引导资金有权退出；

（五）参股投资企业发生清算时，按照法律程序清偿债权人的债权后，剩余财产首先清偿引导资金。

第四章跟进投资

第十八条跟进投资是指对投资机构选定投资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引导资金与投资机构共同投资。

第十九条投资机构在选定投资项目后或实际完成投资1年内，可以申请跟进投资。

第二十条引导资金按投资机构实际投资额50％以下的比例跟进投资，每个项目不超过500万元人民币。

第二十一条引导资金跟进投资形成的股权委托共同投资的投资机构管理。

创新基金管理中心应当与共同投资的投资机构及企业签订《股权托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责任、义务、股权退出的条件或时间等。

第二十二条引导资金投资形成的收益，其中50％向共同投资的投资机构支付管理费和效益奖励，剩余的投资收益收回引导资金。

第二十三条引导资金投资形成的股权一般在5年内退出。股权退出由共同投资的投资机构负责实施。

第二十四条共同投资的投资机构不得先于引导资金退出其在被投资企业的股权。

第五章风险补助

第二十五条风险补助是指引导资金对已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投资机构予以一定的补助。

第二十六条投资机构在完成投资后，可以申请风险补助。

第二十七条引导资金按照最高不超过投资机构实际投资额的5%给予风险补助，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80万元人民币。

第二十八条风险补助资金用于弥补投资损失。

第六章投资保障

第二十九条投资保障是指投资机构将正在进行高新技术研发、有投资潜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确定为“辅导企业”后，引导资金对“辅导企业”给予资助。

投资保障分两个阶段进行。在投资机构与“辅导企业”签订《投资意向书》后，引导资金对“辅导企业”给予投资前资助；在投资机构完成投资后，引导资金对“辅导企业”给予投资后资助。

第三十条投资机构可以与“辅导企业”共同提出投资前资助申请。

第三十一条申请投资前资助的，投资机构应当与“辅导企业”签订《投资意向书》，并出具《辅导承诺书》，明确以下事项：

（一）获得引导资金资助后，由投资机构向“辅导企业”提供无偿创业辅导的主要内容。辅导期一般为1年，最长不超过2年；

（二）辅导期内“辅导企业”应达到的符合投资机构投资的条件；

（三）投资机构与“辅导企业”双方违约责任的追究。

第三十二条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引导资金可以给予“辅导企业”投资前资助，资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资助资金主要用于补助“辅导企业”高新技术研发的费用支出。

第三十三条经过辅导，投资机构实施投资后，投资机构与“辅导企业”可以共同申请投资后资助。引导资金可以根据情况，给予“辅导企业”最高不超过2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后资助。资助资金主要用于补助“辅导企业”高新技术产品产业化的费用支出。

第三十四条对辅导期结束未实施投资的，投资机构和“辅导企业”应分别提交专项报告，说明原因。对不属于不可抗力而未按《投资意向书》和《辅导承诺书》履约的，由创新基金管理中心依法收回投资前资助资金，并在有关媒体上公布违约的投资机构和“辅导企业”名单。

第七章管理与监督

第三十五条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订引导资金项目评审规程；

（二）聘请有关专家组成引导资金评审委员会；

（三）根据引导资金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审定所要支持项目；

（四）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引导资金的运作情况进行评估，对获得引导资金支持的投资机构的经营业绩进行评价。

第三十六条引导资金评审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

依据评审标准和评审规程公开、公平、公正地对引导资金项目进行评审。

第三十七条创新基金管理中心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申请引导资金的项目进行受理和初审，向引导资金评审委员会提出初审意见；

（二）受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委托，作为引导资金出资人代表，管理引导资金投资形成的股权，负责实施引导资金投资形成的股权退出工作；

（三）监督检查引导资金所支持项目的实施情况，定期向市科技局、市财政局报告监督检查情况，并对监督检查结果提出处理建议。

第三十八条经引导资金评审委员会评审的支持项目，在有关媒体上公示，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对公示中发现问题的项目，引导资金不予支持。

第八章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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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小子之隐形薄纱》是张天晓写的一部动画作品。它主要描述了梦迪被黑狐王捉住，逼道林交出隐形薄纱。无奈之下，道林接受了?狐王的要挟，从皇家盗取了宝物。可是?狐王还是不肯交还梦迪，道林十分气愤。最后，在三藏方丈的帮助下，救出了梦迪。

故事里有许多人物。有勇敢顽强的花小兰，吃苦耐劳的陈小虎。知识丰富的唐小虎，武艺高超的少林武僧，德高望重的三藏方丈，邪恶的?狐王，无恶不作的黑狐帮。其中，我最喜欢三藏方丈，因为他武艺高强，不怕牺牲。

读完了这本书，我真想自己也变成武艺高强的三藏方丈，用自己的武艺打败那可恶的黑狐王和他的手下，使人们过上太平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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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在1985～1995年有过4000多家城市信用社发展失败的惨痛教训，各级政府花了巨大代价，费了大劲才化解了由此引起的风险，现在又说要设立许多小银行，自然会使政府和监管当局心有余悸，难以决断。

由此，学术研究、学者建议与具体实施政策还有一段距离，或者说还有一些事需要继续深入研究，既有理论性的，也有技术性的。我在下面点出发展中小银行涉及的一些问题，并不意味我已经有过充分研究，仅仅是想到而已。

首先是规模经济，一个小银行起码30名员工，根据我国目前存贷名义利差3.3个百分点，养一名员工起码要有150万元存款，养30名员工就要4500万元存款，还要保证80％以上的资金用出去，不良贷款率低于5％。这个小银行如果在中等城市还好说，如果在县城或较落后的小城市，就难以生存；

其次，自然人作银行股东肯定是应该的，过去城市信用社就有过，现在上市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也有。自然人行为新银行设立的发起股东也应该可行。但是对自然人作发起股东要有一些规定，如财产来源、诚信记录、意外事故后的继承者、纳税记录等等。自然人入股与民营企业法人入股还是有许多特点。

第三、监管力量是一个重要因素。一家小商业银行起码要有4名高素质监管人员，如果中国将来再出现500家小银行，就要有2000名监管人员，实际需要可能超出此数。过去城市信用社风险高，主要原因就是只批不监管。现有我国110家城市商业银行，监管力量还显不足。

第四、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还有很大争议。吸取过去教训，一旦设立中小银行，就要考虑市场退出，没有这市场约束，银行经营者就有道德风险。但在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讨论了很久，始终没有进入实质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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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5月开始正式实施《存款保险条例》进一步建立和规范了存款保险制度，保护了存款人的合法权益。这不仅是金融市场化的重大改革，有效提高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维持正常的金融秩序，还促进了利率市场化改革，更为中国银行体系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本文针对对商业银行提出了可行的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存款保险制度;商业银行;金融稳定;银行监管

一、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在我国的发展概要

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对各国的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更是如此，众多银行经营破产并且面临倒闭，从而引发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为了在经济崩溃的情况下对银行体系进行改善，1933年美国国会进行了深入讨论，最终决定采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一举措拉开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的序幕。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成为了世界首例，在以后各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中，都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借鉴作用。就中国而言，早在1993年12月我国为了追求金融业更好的发展，就已经有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想法;尤其是在2003年年底，全新的金融监管体制被拿到明面上来，为我国之后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打下了牢固的框架基础。随后在每一次的国家工作会议以及工作报告中，我国都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细节问题的补充与强调，并且在2007年全面启动存款保险制度设计的工作。最终2014年10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参会人员的反复讨论下，得出了通过《存款保险条例》的结果，并且在之后决定于2015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经过20多年的磨砺，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终于以一种法律的形式存在，正式宣布建立施行。

二、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增加银行运营成本

商业银行在筹集资金吸收存款的同时，本身就面对着利息成本、营业成本、资金成本、相关成本等一系列存款成本的增加，如今存款保险制度的规范使商业银行逃避不了基本的保费成本，并且是六个月一循环按时交纳，用来偿付存款人在银行倒闭后的损失，这样的举措必然增加我国商业银行的支出费用。对于那些运营风险大且资金不足的中小型商业银行而言，自身的适用费率更高，需要交纳的保费也更多，对其盈利水平产生的影响也就更大。另外，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有着明确的行为规定和责任，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需要对商业银行存款的规模结构和涉及费率计算的相关情况进行核查，同时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和其他有关银行监管部门有权在商业银行违规操作时要求银行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避免风险或者补救已存在的损害，在情况极其恶劣时加以惩罚。这些规定不仅规范了监督体系，还使商业银行面临着更高的合规成本，导致银行的运营成本增加，影响银行业务的发展。

(二)存在道德风险缺陷

一是存款保险制度很好地安抚了存款人的情绪，在风险发生之后能够及时有效地赔付存款人的损失。这可能使存款人着眼于眼前的利益，降低自身的风险防线，放纵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从而弱化了市场纪律。二是限额偿付制度使银行存款得到保障，商业银行便可能以高利率盲目吸收存款，然后用于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从而导致盲目地追求高利润而冒险经营，加剧了道德风险，引发危机。三是存款保险制度确实很好地抑制了银行挤兑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很好地在商业银行遭遇危机时给予帮助，这可能弱化金融监管机构的执行力度，过度依赖于规章制度的执行。商业银行可能利用法律上的不完善的空间产生不道德的行为，从而使商业银行违规操作的行为不能够得到及时的处罚。

(三)加剧银行同业竞争

我国的国有银行一直在银行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银行长期以来都由政府实行“担保”，属于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而随着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给商业银行带来的信用的保障，商业银行竞争经营的危机意识也逐渐强烈。一是存款保险制度带来了一个公平的发展环境，政府对商业银行的救助越来越少，银行的退出机制也逐渐健全，市场准入标准的降低，给中小型银行以及民营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伴随金融市场上金融机构的逐渐增多，银行之间比拼的压力也逐渐增大，这对银行未来的发展而言具有更强的挑战性。二是存款安全的问题得到保障，使存款人对银行的选择有了更大的空间，这给商业银行筹集资金带来一定的困难。商业银行为了吸收更多的存款，可能采取价格战的方式，提高自己的存款利率，这样对银行的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加剧了银行之间的竞争。无论怎样，传统的经营模式已经不适合如今的金融市场，面对激烈的竞争，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商业银行的改革刻不容缓。

三、我国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

(一)引导公众正确认知

传统的储蓄理念使存户对商业银行一直保持肯定的态度，认为银行肯定会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一直稳健经营，商业银行应该积极致力于促进大众接受一种全新的理念。存款保险制度的颁布仍然改变不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银行与客户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持公平有效获取信息的环境。商业银行在注重银行信用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客户信用能力的评估，保证银行流动资金的流动性，督促客户信用的提升。

(二)保证银行效用优先

现在实行的存款保险条例中对于被保险存款的范围划分还比较狭窄，商业银行可以采取合理的办法达到降低存款成本的预期。存款保险的基准费率由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和存款结构情况等因素调整，商业银行无权干预，但是商业银行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达到调节自身适用费率的目的。由于我国国有银行与中小型商业银行的发展存在着较大距离，尽管存款保险带来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但仍然改变不了差距的存在，面对吸收资金的难题，银行之间应该秉持友好互助的态度促进持续发展。

(三)完善银行治理策略

1．重视资产负债调节规划。第一，重视主动负债能力的提升。存款对银行来说实质上是一种被动的负债，在存款保险制度实施之后，存款的成本再次增加，这就要求商业银行进行变被动负债为主动负债的积极经营。在保证存款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可以采取发行金融债券，或者通过同业拆借、债券回购和票据转贴现来吸收资金，保证资金的流动性，合理调节资产与负债的结构，优化商业银行融资机制和渠道。第二，提高规划资产配置的水平。合理的资产配置能够降低银行经营风险，提高银行的收益，它在银行的投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商业银行不仅要充分考虑投资目标存在的收益与风险，还要考虑获利期限以及收益变化的不确定性，从而制定出合理的投资规划，保证资产组合投资管理决策的有效性和专业性。第三，注重强化贷款资产质量的管理。信贷风险一直以来都是引发商业银行流动风险爆发的重要因素，甚至会致使银行面临破产的窘境，所以说商业银行必须加强对贷款的监管，尽量减少不良贷款给银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只有采取积极强硬的手段，商业银行才能保证贷款的收回，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银行的贷款资产质量，提高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

2．拓展业务转型创新方式。第一，切实加强业务中新型产品的开发使用。为了吸引广大顾客的眼球，商业银行不得不采取必要手段进行业务与服务的创新，尤其是在银行产品研发的方面。商业银行面对机遇，应该积极进行客户与市场的需求分析，大量征集有效数据，并且要在创建健全研发机制的基础上，不断扩展产品的开发渠道，加大营销吸引客户目光。第二，继续深化擅长的专业操作领域。面对发展机遇，商业银行不该抛弃本身的优势，而应该把握信任自己专业性更强的领域，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保证擅长的特定业务的深造，维持稳定的客户群以及市场份额。第三，奠定综合经营在银行运营过程中的辅导地位。综合性的经营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规模，同时也方便了银行对未涉及领域的拓展，保障了商业银行的竞争优势。商业银行除了经营传统业务，还应该提高对开发非传统银行业务的重视程度。商业银行需要不断优化自身的业务格局，可以发展投资银行的业务，促进金融业务、新兴业务的增加，加大服务力度，增强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3．保证提升服务品质管理。第一，加强客户认可，建立银行良好口碑。客户对银行服务的肯定能够从侧面烘托出商业银行管理的成功程度。每个商业银行的服务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模仿性，提升客户的满意程度能够帮助银行建立良好的口碑，促进了潜在市场的发掘。商业银行应该确保工作人员始终保持热情的服务态度，保持高效的工作效率，并且也要保持整洁干净的服务环境，从而为客户提供最优、最完善的服务。第二，优化管理体系的全方位建设。全方位建立管理体系有利于商业银行立足市场找准定位，促进客户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要求商业银行学会与客户进行有效充分的沟通，保证有效的领导和人才的管理，并且要建立健全的信息系统进行市场调查，积极应对客户需求以及金融环境改变的需求，不断进行服务质量的持续改进。第三，完善内部控制方式。切实的内部控制方式能够分散抑制银行风险，监督银行工作人员的工作行为，使银行内部职责的分工更加明确。商业银行要加强对业务、财务、会计、审计、物品、人事以及组织的约束督促，加强对银行业务活动的组织协调和制约，从而保证商业银行管理过程中的统筹计划与安排，促进银行持久发展。

4．参与完善合作共享机制。第一，继续规范银行之间客户信用信息的分享手段。尽管商业银行做了详细的市场调研和客户分析，但始终存在贷款呆账无法回收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银行与银行之间不断进行客户信用信息的共享，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使银行在下次发放贷款时针对客户有个较为全面的预测分析，尽量减少了银行的损失。所以说，商业银行加强相互之间非利益性信息的分享是可行的。第二，支持公众从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获取我国商业银行的有效信息。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能够得到商业银行较为全面的信息进行分析，从而进行系统的审核测评，在使用恰当的情况下，能够给公众带来直观的判断，促进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从而促进公众在选择银行业务时理性判断，与此同时也加强了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压力，使银行重视自身每一项决策所带来的后果。

参考文献：

［1］张守川，沈鸿，邓庭．中国存款保险制度设计及其影响初探［J］．国际金融，2015，1:61～64

［2］徐艺，李静婷．存款保险对中国银行业存款结构的影响［J］．金融论坛，2015，3:44～49

［3］刘久．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显性化研究［J］．法学杂志，2015，6:132～140

［4］叶文辉．存款保险制度的国际实践、改革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金融，2014，6:60～64

［5］周月秋．存款保险制度的影响与商业银行的应对［J］．中国银行业，2015:12～15

［6］邓雄．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对商业银行的影响［J］．国际金融，2015，8:52～59

［7］王泽天．存款保险制度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吉林金融研究，2015，5: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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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相隐是指一定关系范围内的亲属之间相互隐匿、包庇犯罪事实而不会受到法律处罚的法律制度。它规定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若对法律规定应该相互隐匿的亲属进行告发则告发者将被处以刑罚。该制度是我国沿用了两千多年的伦理原则和法律传统，其来源于孔子宣扬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1]亲亲相隐是基于人性而产生的人的一种自然权利，是亲情关系在法律之中的重要体现。

 

一、我国刑法中融入亲亲相隐制度的可行性

 

(一)理论基础

 

在理论层面上，期待可能性理论为亲亲相隐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所谓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据具体的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违法行为而实施其他适法行为。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其他适法行为，就不能对其进行法的非难，不承担刑事责任。

 

当某人被告知其亲属因触犯刑法而将受到刑事处罚之时，作为社会上的一般人，都会站在其亲人的角度，希望其不被刑法追究刑事责任，必然会帮助他们或为他们隐瞒罪行，不可能期待让人们至亲情于不顾而破坏家庭伦理关系去检举他们的亲人，在这种情形下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不应该要求替亲属隐瞒或包庇罪行的人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将亲亲相隐制度融入我国刑法之中符合期待可能性的理论思想。

 

(二)法律基础

 

在立法层面上，亲亲相隐这一思想明确的体现在域外刑法及我国的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中。首先，在域外刑法中，如《德国刑法典》第258条规定：“如果为了使家属免于刑罚处罚而有意实施阻挠行为，致使他人因违法行为依法应受的刑事处罚或者措施全部或部分不被追究的，不予处罚。”[2]除此之外，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刑法中也均有体现。

 

所以，可以看出，亲亲相隐作为一种法律思想广泛的存在于外国的刑事法律规范中。可以说，域外刑法关于亲亲相隐的规定为我国将该制度重新纳入刑法规范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次，在《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第二条规定了对于近亲属间因初犯、偶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可免予刑事处罚，这为亲亲相隐制度回归刑法奠定了基础。

 

(三)社会基础

 

在社会层面上，亲亲相隐思想的确立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法律规范人的行为活动，应当基于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关怀，否则制定出的法律很可能违反人的本性而成为恶法。亲属、家庭是人类感情的皈依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法律为了实现个别正义而不惜伤害亲属之间至真的感情，甚至不惜制裁这种感情，则有违法律保护社会风纪的本意。

 

如果在家庭关系中用法律来强迫出卖或揭私家庭成员，那么人际之间毫无信任的底线。对于现实而言，大部分人都是甘愿冒险窝藏亲属，帮助其逃亡。如果此时法律予以制裁，则可能会导致全家受刑罚制裁的惨痛后果，甚至会动摇社会的稳定。

 

二、亲亲相隐制度在现行刑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对于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犯罪所得收益罪)，现在已经出台了新的司法解释，规定行为人认罪、悔罪并退赃、退赔，为近亲属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且系初犯、偶犯的，可免予刑事处罚。

 

这一规定肯定了亲亲相隐的思想在刑法中的适用，体现了对近亲属间犯罪的宽大、人道原则，同时设置了“行为人认罪、悔罪并退赃、退赔”的前置条件，可有效地防止该从宽处理规定被人为滥用，导致失之过宽情形的出现。

 

同时也体现了对人伦常情的有条件认同及国家的人道主义关怀，为亲属间其他的一般性犯罪从轻、减轻处罚提供公众能够接受的实践样本。

 

但是笔者认为，该规定还存在一定的缺陷，第一，对于亲属的范围并没有作出规定，即究竟在什么范围内的亲属间才可以隐瞒罪行并没有明确规定，因此法官拥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可能在适用的过程中存在差异，不同的法官可能对适用主体的范围有不同的理解，造成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出现;第二，对于隐瞒的罪行并没有作出严格的限制，如果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就可以理解为亲属间对所有罪行的隐瞒，只要满足认罪、悔罪并退赃、退赔的初犯或者偶犯的条件，都可以免除处罚，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对于涉及危害国家、公共安全等具有严重危害的或者侵害亲属人身权利的犯罪进行隐瞒并不能免责，否则就违背了亲亲相隐的思想。

 

其次，对于第310条的窝藏、包庇行为，无论是刑法还是司法解释并没有对“亲属”这一特殊主体做特别的规定，因此，无论行为人与被窝藏、包庇的犯罪行为人之间有着何种特殊的身份关系，无论行为人是出于何种人类情感的驱使，只要进行了窝藏包庇行为，一律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亲人之间的相互容隐被法律予以明确的否定。

 

这样虽然有利于惩罚犯罪，但也体现了法律对家庭伦理道德的轻视，这样必然会破坏家庭和谐，甚至有可能导致“亲属连坐”现象的出现，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形成和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现行刑法中融入亲亲相隐制度的建议

 

第一，应该明确亲亲相隐的主体范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6条第6款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而第188条对不得强迫出庭作证的主体限定在配偶、父母、子女中。从刑诉法的规定中可以看出，亲亲相隐的主体范围可以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及同胞兄弟姐妹。

 

但在目前的家庭生活中，由于许多父母要外出挣钱，所以他们的孩子从小跟他们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笔者认为，他们也应该纳入到亲亲相隐的主体范围中。所以，基于亲情及家庭伦理关系，亲亲相隐的主体应该包括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及同胞兄弟姐妹。

 

第二，刑法中融入亲亲相隐制度要有严格的限制。首先，限定亲亲相隐罪行的范围，即并不是所有的罪行亲权都可以介入。对于涉及危害国家、公共安全的严重性犯罪及故意杀人、贩毒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亲属之间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或进行窝藏包庇的，不适用亲亲相隐原则。

 

因为我们不能因为个人利益、家庭利益而牺牲国家的根本利益。因为这些犯罪危害性大，社会反应强烈，与其相比，维持家庭关系的稳定已成为法律所维护的次要方面。

 

除此之外，对于亲属间的虐待、遗弃等刑事案件，法律必须强行的介入，不能适用亲亲相隐的思想。因为亲亲相隐思想的本质是保护亲情和人伦道德，而伤害亲人的行为如遗弃、虐待等行为严重破坏了亲情，这与亲亲相隐思想的立法意图相悖。

 

其次，亲属之间隐匿犯罪必须出于亲情的考虑，容隐行为必须要以亲属利益为出发点，如果是自利或他利，构成犯罪的，要承担刑事责任，这也是“亲亲相隐”制度的根本。

 

第三，根据《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近亲属间犯掩饰、隐瞒犯罪可免除处罚的规定，针对窝藏、包庇罪也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规定行为人认罪、悔罪并退赃、退赔，为近亲属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且系初犯、偶犯的，可免予刑事处罚。

 

或者在《刑法》第310条窝藏、包庇罪)及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后面增加“为替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及同胞兄弟姐妹隐匿罪证而实施上述行为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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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权利而言,而且我国对证人的保护侧重于事后救济,都是在证人的权利受到侵害以后,而这种侵害有时是很难界定和认定的,从效果来看,这种保护对证人人身安全的保护意义不是很大,而且还会使其它的证人产生更大的心理恐惧和担心,在这种情况下证人当然不愿意出庭作证了,而隐蔽作证制度却与其相反,它从侦查阶段开始一直到审判阶段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身份进行保密,并且对证人采取各种保护性的保密措施,对证人的各方面权益如人身,财产等进行有效的保障,它有利于消除证人作证时的心理压力,而且还能使证人在不承受风险的情况下在法庭上作证,积极配合法院各项工作,帮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无论在刑事案件中还是在民事案件中,许多就是由于证人不愿出庭作证,从而使案件无法正确的判决,是违法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妨害了司法的公正,社会的平等,建立“隐蔽作证制度",保护了证人的人身安全免受侵害,激励证人出庭作证,及时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从而是案件迅速有效的解决,有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的稳定,司法的公正。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实践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证人出庭率太低,大部分证人几乎没有出过庭,证人出庭作证的刑事案件相当少。证人出庭率太低,随意性太大,与外国相比远远达不到刑事诉讼理论上要有证人出庭作证的要求,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既有法律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以及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

    法律方面的原因主要存在于对证人的资格、证人作证的权利和义务、证人的安全等等法律的规定很宽泛,很模糊,证人的法律地位较低。法律过多地强调了证人的义务,但却忽视了证人的权利。文化方面的原因主要存在于影响人们的观念之中,我国传统文化提倡的是中庸、礼学、以和为贵的观念,使人们养成了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遇到事情不会首先想到用法律来解决。社会环境的原因主要是我国法律所体现的人情味太浓。

    证人隐私和安全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才使得一般人对出庭作证有所顾忌,导致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不高。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总结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立法上,法条的前后矛盾。以刑事诉讼法举例来说,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刑事诉讼法第157条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进一款规定:“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应当庭查实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由此可见,在立法上一方面在规定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是另一方面却又规定证人若不能出庭,证言经过查证属实的话是可以采纳的。这种互相矛盾的立法是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根源所在。

    2.在立法中并没有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尤其是对于不作证的范围,没有给出合理的规范。在西方国家,法律都是用法条的形式来规定警察应当出庭作证,但是我国却没有涉及此处。另外,对于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情形,仅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中作了规定,但这仅是司法解释层面的规范。

    3.立法和实践中对证人的保护不足。虽然法律明确规定了证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具体保护制度和措施,这也是导致实践中打击报复证人的情况严重,致使证人不敢出庭作证的原因。

    4.在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以及作证费用承担的相关内容。另外,法律也没有规定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是否具有排他性效力。

    以上这些因素既无法用一个完善的制度来解决也无法在短时期内解决。要想保障证人出庭作证就必须依赖一个很好的证人保护制度加以规范。针对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的情况,学界很多研究人士提出过一些相应的对证人保护的制度规范,其中有证人保护制度,证人补偿制度等  ,然而这些制度对于证人的保护都是理论上的,如果用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内容都难以实现,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的现象充分暴露了这项制度的不完善,只有引进国外刑事诉讼中的证人隐蔽制度并且加以完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证人出庭作证的种种问题,保护了证人,免去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后顾之忧,才能使证人出庭率得到提高,使证人不必承

    担因作证而带给自己的各种不利的风险。

    三、建立实现隐蔽作证制度的法律保障机制

    1.建立司法工作人员的保密责任机制。隐蔽作证制度的关键内容是保密,如果证人在作证的时候其隐蔽性丧失,那这项制度就失去了存在意义。在诉讼的过程中,能够具体了解证人真实情况的主要是少量的司法工作人员,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司法工作人员保密责任机制是该制度存在的最大前提。被此项制约机制约束的人员主要是了解证人情况的侦查、起诉及审判人员。这些司法工作人员有义务对证人的身份加以保密,并且对有关于证人的各种材料进行专门管理。对司法工作人员因失职而造成的泄密行为,应当追究法律责任。如果是因故意泄露证人身份而给证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的,应当追究法律责任。

    2.加强对证人作伪证之后的法律追究。在隐蔽作证制度中,为了保证证人的隐蔽性,在法庭庭审的过程中,因为证人的面容和声音在法庭上不会完全暴露在被告人面前,所以在减轻证人作证的心理负担的同时,也可能会提供伪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防止证人作伪证?一方面是要加强庭审时的质证环节,加强对证人证言真伪的审查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建立起对伪证的追究机制。首先,要明确证人在隐蔽作证过程中具有哪些权利和义务。证人如果申请对其身份进行保密,就必须确保其证言的真实性,并且签订保证书其次,加大对证人作伪证的惩罚力度,以此来警示和督促证人向法庭提供真实的证言。

    3.法庭对证人的调查程序需要进行改革。隐蔽作证制度是要求在整个诉讼的过程中都要对证人的身份进行保密。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2条规定:“证人到庭后,审判人员应当先核实证人的身份、与当事人及本案的关系……证人作证前,应当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名。”该项规定与隐蔽作证的要求是完全相反的。因此有必要对这项规定进行改革,只针对部分案件中的证人身份和住址信息采取保护措施。法庭对于隐蔽作证的证人,可以对其身份事先进行核实,而不是当庭对其身份进行调查。在保证书上的签名也可以用手印等方式来替代,避免暴露真实姓名。

    4.建立证人身份暴露之后的补救机制。虽然大部分制度在设计的时候都是经过细致考量的,但是理想的设计并不能够真正保证实施的完美。隐蔽作证中的证人通常都是一些特殊案件的证人,或者是在案件中承担着特殊角色的证人。证人的身份如果暴露了,很可能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安全风险,也会给他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因此,建立起一个完善的证人身份暴露补救机制是很有必要的。对于因隐蔽作证而暴露身份的证人,国家应当承担部分相应的责任,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例如帮助证人改变身份,迁居外地等,以树立起国家的责任感,也使证人增加对国家的信任度,鼓励证人勇敢的出庭作证,解除其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