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差异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区域差异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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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测度方法,把中国区域划分为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两大区域,对1981-2008年间的中国区域经济差距进行了测度和分解。经研究发现,造成全国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并非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区间差异,非少数民族地区内部的区内差距才是全国经济差距的主导力量。

关键词 区域差异 泰尔指数 少数民族地区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国家的经济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促进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缩小民族地区经济与我国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和缓解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是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上世纪末以来,党和国家一如既往坚持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核心,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以及“兴边富民”等一系列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虽然近年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但由于其发展基础比较薄弱,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差距还非常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演变,区域经济差异开始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随着我国经济差距的不断加大,很多学者在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三分法)魏后凯(1996)利用加权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对三大经济地带内部差异和地带间差异进行了测度和分解。(四分法)刘靖宇、张宪平(2007)利用泰尔指数将中国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区域,对中国区域经济差距进行了测度和分解。(六分法)覃成林利用泰尔指数把全国划分为六大区域,结合三大经济带与南北分异的格局对中国区域经济差距进行研究。此外,杨明洪、孙继琼(2006)基于七分法划分区域后,用泰尔指数对中国区域经济差距进行了测度和分解。张宗益、邹畅(2006)基于八分法划分区域后,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对中国区域经济差距进行了测度和分解。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分析我国经济差距的原因都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对于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还不多。为了更好的衡量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为下一步制定相关的方针政策提供参考,本文拟采用泰尔指数方法对我国的经济总体差异,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两个区域间差异以及两大区域各自内部差异及其演变进行系统的比较,讨论和分析。

二、泰尔指数方法介绍

本文依据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和分布的情形,将中国分为少数民族地区(新疆,,云南,贵州,内蒙古,广西,宁夏,青海)和非少数民族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重庆,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利用这个区划方案来比较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差异情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因此本文选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作为衡量对象。采用是1981-2008年的数据,数据取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泰尔(Theil)指数或称泰尔熵标准,是衡量个人之间或者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或者不平等度)的重要指标,它最早是由荷兰著名经济学家泰尔(Theil)在1967年运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来计算收入的不平等性时提出来的,该系数满足达尔顿-庇古(Dalton-Pigou)转移支付准则以及人口和收入均质性等所有条件。泰尔指数越小说明区域间不均衡的程度越小。由于泰尔指数是一种具有空间可分解性的区域经济差异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分析区域经济差异总体变化过程、区域经济差异和区内经济差异变化的情况,以及区际经济差异和区内经济差异变化对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化的影响,从而获得更多的政策信息。因此泰尔指数被广泛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间差异的实证研究中。本文所用的泰尔指数计算方法如下:

(1)

其中 是泰尔指数,测度全国区域经济总体差异; 为第 个省市区的GDP值; 为第 个省市区的人口值; 为全国的GDP值; 为全国的人口值。由于本文分析的目的在于找出造成经济差距的原因,因此我们需进一步利用泰尔指数的分解式来分析区间差异与区内差异对全国经济差距的影响。泰尔指数的分解计算式如下:

,(2)

其中 , (3)

, (4)

, ; (1代表少数民族地区,2代表非少数民族地区)

, ; (1代表少数民族地区,2代表非少数民族地区)

式中 为区际差异; 为区间差异,是各区域内部差异 的加权和; 为第 个区域GDP占全国的份额; 为第 个区域人口占全国的份额; 为第 个区域第 个省市区GDP占全国GDP的份额; 为第 个区域第 个省市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份额。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泰尔指数是一个相对指标,因此在进行对数运算时如果取不同的正数作底,结果只会相差一个常数因子。在此说明一下,本文在进行对数运算时均取e为底。

三、基于泰尔指数的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分析结果

根据理论基础中的公式(1)(2)(3)(4)计算出1981-2008年全国各省市人均GDP区域总差异的泰尔指数值及各部分的分解值,见表1。

1.全国各区域经济的总体差异

根据上表中总体区内差距( ),区间差距( )以及泰尔指数值( )画出折点图,如下图1所示。图1显示的区域经济差异变化是非线性的,时增时减,但是从总体来看,主要经历了缩小-扩大-缩小的过程。并且全国整体地区差距水平与区域间差距的趋势基本一致,可以说,地区间差距的持续变动是引起全国整体差距变动的主要原因。具体来看,根据总体差异值的变化我们大体上可以将1981-2008年这28年的时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1-1990):这一阶段,泰尔指数整体上是稳步下降的,每年减幅均衡,从1981年的0.149006下降到1990年的0.106882,平均降幅为2.83%。第二阶段(1991-2002):这一阶段泰尔指数总体上是曲折上升的,区域差异扩大的幅度比较大,并且在2002年达到最大为0.169303。2000-2002年增幅最大为43.63%,这一阶段的年平均增幅为21.82%。第三个阶段(2002-2008):从图1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一阶段经济总体差异逐年稳步减少,降幅为31.5%,年平均降幅为5.25%。至2008年全国区域经济差异基本上与1992,1995,1997,2000年等较低年份相同。

2.区域经济总体差异的分解

下面我们就通过泰尔指数的分解,找出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

(1)区内与区间经济差异贡献率及变化情况

根据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的划分,对泰尔指数进行分解,如表1和图2所示。

在1981-2008这28年间,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化主要取决于区内经济差异,区内经济差异对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化的贡献率都在70%以上,因此造成全国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来自区内经济差异。从图2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28年区间差距的变化的一个关键点是1997,1981-1996年区间差距都维持在较小的范围内,1997年区间差距变化明显大于1996年,增幅为157%。1997年之后也一直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比前16年较大的范围内。

(2)区内经济差异变化

我们以上已经分析出造成全国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来自区内经济差异,下面我们来分析哪个区域的内部经济差异是最主要原因。

从表1和图3(如上所述, 代表少数民族地区内部差异, 代表非少数民族地区内部差异, 代表整体差异)可以看出非少数民族地区内部经济差异相对来说比较大,走势与全国区域经济差距走势大致相同,非少数民族地区内部经济差异是造成全国经济差异的最主要原因。这可能是由于非民族地区的区域跨度比较大,包括东部沿海,中部地区和少部分的西部地区,而这些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比较大。同时,1981-2008这28年间少数民族地区内部经济差异逐渐增大,尤其是2002年之后,增幅加大。为探求中国整体经济和谐稳步的发展,就要求在不断减小非少数民族地区内部差异的同时,更加注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内部差异。

四、结论

本文用泰尔指数对1981-2008年全国人均GDP测度的结果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全国区域经济整体差距经历了减小-扩大-减小的过程。1990-2002年是曲折扩大过程。2002年至今整体上一直呈不断减小的趋势。

从地区间差距和地区内部差距对总体经济差距贡献的变动来看,区域内部的差异是全国经济差异的主要贡献力量。也就是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差异不是主要原因,这与我们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

从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内部差距对整体差距的贡献来看,总体差异主要是由非少数民族地区内部经济差异造成的。当务之急是在不断加速经济发展步伐的同时,不断减小非少数民族地区内部差距。虽然近些年来非少数民族地区内部差距呈波动下降的趋势,但仍是全国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而民族地区内部的经济差距在逐渐增大。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重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在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不忽视民族地区内部差距。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与应用(07CTJ003)”;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项目(021211030312)。

参考文献:

[1]刘靖宇,张宪平.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测度与分解.华东经济管理.2007.21(5):23-38.

[2]刘尚海.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析.北方经济.2008(8):55-58.

[3]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分异与趋同(2008).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11.

[4]孙靖,黄海滨.泰尔指数在东、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分析中的应用.商场现代化.2007(4):51.

[5]魏后凯.中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差异及其分解.经济研究.1996(11):66-73.

[6]武春光,于成学.基于泰尔指数的我国区域差异多指标测度.统计与决策.2008(18):1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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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库兹涅茨比率 区域差异 湖北省

一、引言

随着中部崛起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推进，湖北抓住机遇，到2013年凭借其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基础，使湖北省的GDP在全国各省市中跃居第9位，其GDP增长速度上升到第11位。在中部6省中，湖北的经济发展最快，经济总量位次居前，成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但是，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社会基础条件的差异，导致了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显著，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

二、湖北省区域不平衡性分析

近十年，湖北省经济的发展势头很猛，从2004年到2013年，GDP翻2番，超过26000亿元，各地市的GDP也都在快速增长。但是从地市GDP占全省的比重的变化情况来看，各地市所占的份额很不均衡，存在几个较大的“断层”，呈现出阶梯式的发展格局，每个梯队上的地市发展水平相当。

第一梯队：武汉“一城独大”的局面一直未能被撼动。在全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武汉开始走下坡路，逐步跌出全国一线城市的行列。近十年来，武汉的发展又重新回到上升通道。特别是近五年，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5000、6000、8000、9000亿元台阶，迈入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方阵；到2013年底，武汉的GDP已经跃居全国城市第8位。在省内，武汉GDP所占的份额持续增大，从2004年的31%增长到2013年的35%，超过了三分之一，远大于其他地市。武汉是湖北省的增长极，是湖北经济发展的驱动器。

第二梯队：宜昌和襄阳“比翼双飞”。宜昌和襄阳是湖北省除武汉之外的发展势头最猛的两个城市，二者的GDP份额已经双双超过10%，让除武汉以外的其他14个地市望尘莫及。武汉、宜昌和襄阳正好是构建湖北省“金三角”的中心城市，构成了湖北省三大经济圈。

第三梯队：六城并进。黄石、十堰、荆门、孝感、荆州和黄冈的发展局势十分接近，2013年GDP份额都处在5%上下；但是纵观这十年，这六个城市的GDP份额在缓慢减少，有被宜昌、襄阳“掠夺”的趋势。

第四梯队：其余八个地市的GDP份额都处在2%上下。但是，咸宁市的发展速度比较迅猛，有追赶第三梯队的势头。

由此可见，近十年来，尽管湖北省的整体经济实力在提升，但是省内各地市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差距。下面将通过库兹涅茨比率来进一步分析省内区域不平衡性的趋势。

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研究收入分配差距及其度量时提出库兹涅茨比率，它是一个以数值反映总体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指标。库兹涅茨比率也可以用来描述区域总体差异，它把经济收入与人口分布联系起来，以经济的相对比重与人口的相对比重差别为基准，考察不平衡性，社会意义更明显，而且计算方便。库兹涅茨比率的计算如下：

式中：K为不平衡系数，pi为i地区人口占背景区域人口的比重，qi为i地区GDP占背景区域GDP的比重。K越大表示区域差距越大，反之则区域差距越小。近十年湖北省的库兹涅茨比率如下：

以上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湖北省库兹涅茨比率在缓慢持续增长，说明区域差距越来越大。将湖北省、湖北省（除武汉）和湖北省（除武汉、宜昌和襄阳）的区域差异进行比较（见图2），我们发现近十年来，全省的区域不平衡性一直处在很高的位置；除武汉以外的地市之间的区域差异较小，但是其不平衡性在迅速扩大；除去武汉、宜昌和襄阳，其他地市的发展相对较均衡，但是自2009年以后，其不平衡性也略有扩大。

可见，湖北省在区域发展上存在着很大的“断层”，主要大城市支撑作用明显。武汉市在湖北省的经济首位度过高，宜昌市和襄阳市迅速崛起，使得湖北省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着明显的极化效应，区域差距过大。

三、武汉城市圈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之间的差异分析

鄂东九个地市占全省国土面积的31.11%，人口占全省的一半以上，GDP占全省的份额接近60%。相反，鄂西八个地市占全省的国土面积接近70%，人口比重一直低于全省的一半，GDP份额也难以突破40%。

湖北省多年来倾力打造“两圈两带”战略，旨在增强湖北省的区域综合实力，并实现东、西部协调、又好又快的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差距。然而，十年来，武汉城市圈的库兹涅茨比例一直处在高位，区域差异表现的十分明显，发展很不平衡；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最初的区域差异较小，不平衡性没有明显扩大，但是2007年以后，区域不平衡性打破了低位状态，呈现出快速扩大的态势。

通过库兹涅茨比率分析发现，武汉城市圈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形成前后，区域差异似乎并没有缩小，反而在持续扩大，尤其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内部城市的差距扩大十分明显。由此可见，湖北省“两圈两带”战略尚未发挥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效用。

借用回归分析发现，武汉城市圈和湖北省近十年的库兹涅茨比率的线性回归模型的斜率相同，表明二者的区域不平衡性发展趋势基本一致（见图3），只是武汉城市圈的区域差异更大；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区域不平衡性趋势与湖北省（除武汉市）的趋势也具有相似性。由此不难看出，武汉“一城独大”，是形成武汉城市圈乃至湖北省区域不平衡性局面的最直接因素。

四、湖北省区域差异的因素分析

库茨涅茨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一是知识存量的增长，二是生产率的提高，三是结构变化，因此按照他的观点，区域发展差异影响因素也来自这三个方面。此外，库茨涅茨还强调社会变革对促进现代经济增长起了重要作用。本文将结合库兹涅茨的观点，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角度来分析近十年来，影响湖北省区域差异的原因。

近十年来，影响湖北省区域差异的非经济因素主要是区位条件的差异和政策倾斜度不同。

1、区位条件的差异

区域区位条件的差异使各个地区初始发展的机会和竞争环境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是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处于第一、二梯队的三个地市的区位优势明显，为其经济加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武汉为于江汉平原东部，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国重要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宜昌携长江“黄金航道”之利，又有高速公路相连；襄阳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南船北马”之称，是湖北省紧次于武汉的重要交通枢纽；而处于第三、四梯队的地市，大部分不具备区位优势。如鄂西和鄂东北境内多山地，交通不便，信息堵塞，极大的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2、发展策略及政策倾斜度不同

结合库兹涅茨的观点，笔者认为正确的发展策略和政策也是一场社会变革，能极大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级的宏观政策与区域发展战略会导致不同地区在发展时空上的经济分离，造成了各地区之间经济政策环境之间的差异，进而使得各地区得到的机会和收益不一样，其经济发展速度也就各异，由此引致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武汉作为湖北省会，国家及省政府对其给予的优厚政策扶持自然不言而喻；宜昌一个国家级的三峡工程为其全市的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襄阳改市名也是刺激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策略。更重要的是，2003年湖北省委、省政府还将宜昌、襄阳确定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将其培育成区域中心城市。这使得以上三个城市在全省的发展速度更加突出。相比较而言，其他地市获得的政策扶持力度显然较少。从大的区域来说，武汉城市圈是或国家批准建设的“两型社会”综合改革配套实验区，必定会得到国家和湖北省大力的政策和资金扶持，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只由湖北省扶持，二者的受扶持力度明显不同。

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的存量，包括劳动力投入的不同是影响湖北区域差异的两个经济因素。

1、产业结构的差异

区域经济学家发现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地区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产业结构多样化有助于推进区域内经济循环，以提高区域产业的附加值；大部分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可以减少区域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或者失业。从三次产业结构看，武汉市和神农架林区呈“三、二、一”型的产业结构，恩施呈“三、一、二”畸形的产业结构，其他地市均是“二、三、一”型的产业结构，有的地区第一产业占很大的比重，当然，神农架有其特殊性，所以全省除武汉市以外，产业结构水平偏低，这也武汉的发展水平在省内具有绝对优势的一个原因。从产业结构多样化来看，武汉作为省会，除了工、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其他服务业也具有绝对优势，宜昌和襄阳的产业结构正在走向多样化，其他地市的产业结构则比较单一。如十堰是依靠汽车产业发展起来的城市，“二汽”的搬迁将对十堰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冲击；前几十年，矿业资源极大的促进了黄石和鄂州的经济发展，但是近年来，比较单一的产业结构已经影响黄石和鄂州在全省的经济地位；神农架的农业和工业基础薄弱，只有依靠单一的旅游服务业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

2、知识存量不同

世界上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存量在迅速增加，库兹涅茨认为当这种存量被利用时，它就成为现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从某种程度上看，知识存量就是人才储备。区域人才存量差距会造成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武汉市的高校数量和在校学生的人数居全国第三位，科技人员的数量在全省乃至全国首屈一指，并且拥有一批国家级和省级科研院所，还有两个国家级的开发园区，科技势力雄厚，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高素质的人才正在向宜昌聚集，其科技实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襄阳市也拥有除武汉市以外的全省唯一的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教育水平、科技实力和劳动力素质也相对较强。而其他地市的教育水平和人才实力较差，这些都从深层次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湖北省区域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全省的发展差距在扩大，存在几个梯队。武汉，还有宜昌和襄阳正在跨越式的发展，其他地市跟不上前两个梯队的发展步伐。武汉城市圈的区域不平衡性发展趋势和全省的趋势很相似，但是武汉城市圈的区域差异更大；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不平衡性趋势正在逐年凸显。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有区位条件、政策策略、产业结构和知识存量等方面的不同。因此，我们要认清湖北省区域发展的差异，理清形成差异的原因，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尽量缩小差距，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磊、王波：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2] 郝群会、邓文胜：湖北省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J].湖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

[3] 刘亮：库兹涅茨比率及中国地区间财力差异与调节[J].商业研究，2005（29）.

[4] 吴殿廷、宋金平、梁进社、张同升：库兹涅茨比率的分解及其在我国地区差异分析中的应用[J].地理科学，2003（4）.

[5] 张力民：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及不平衡发展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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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收入　区域差异　因子分析

一、引言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实质就是收入问题。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它是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于衡量区域农民收入差异问题方面，很多学者就农村居民区域间收入差异的原因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要观点如下：一是张平(1992)和魏后凯(1996)等人通过研究农村区域间家庭收入间的差距，发现非农业发展的不平衡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二是丁静之(2001)和文兼武(1991)等人认为收入水平与资源禀赋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是万广华(1998)和林毅夫(2000)等人认为影响农民收入差异的最突出因素是地区产业结构。

总体看来，以全国范围来考虑的较多，仅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较少，或者仅以某个因素来分析农民收入差异问题。本文将以安徽省下属城市为研究对象，建立评价指标，运用主成分和聚类分析方法，综合分析安徽省农民收入区域差异问题。

二、模型建立

衡量农民收入区域差异的因素有很多，在此引入以下变量：x1：农机总动力(万千瓦时)；X2：有效灌溉面积(千公顷)；X3：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值(％)；X4：林牧渔业总产值与种植业总产值比值(％)X5：农村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以安徽省17个城市的横截面数据为样本，参考安徽统计年鉴2007年，对原始数据进行初步整合，得到如表1：

(一)求解标准化指标变量的相关矩阵

从表2中的相关系数矩阵可以观察到，变量之间具有不完全相关性，符合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因此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二)求解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

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因子分析，计算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从而确定成分的个数。我们知道特征值是对因子的方差贡献的表征，特征值越大对因子的贡献就越大，一般会以特征值累积贡献率大于80％的标准来确定主成分的个数。从表3可以看出，前三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是90％，包含原有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其余两个成分对方差的影响很小。另外从表现各成分的碎石图也可以判断取前三个主成分比较合适。

(三)求解原始变量旋转后的主成分及因子得分矩阵

由表4可以看出F1与x1农机总动力和X2有效灌溉面积具有较高的相关度，反映了各地区农业生产条件；F2与x3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值和X4林牧渔业总产值与种植业总产值比值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表明各地区农业生产结构；F3在X5农村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上具有很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反映了各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

三、数据分析与启示

从上面的结果可以得知，因子1得分最高的有六安、阜阳等城市，因子2得分最高的有宣城、安庆等城市，而因子3得分最高的则是铜陵和淮南等城市。通过聚类分析将17个城市分为四类，以下做具体的分析和解释：

第一类有合肥、六安、马鞍山、巢湖、宣城和安庆这6个城市。该类城市因子3得分大部分大于零，说明该类城市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比较强。这些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好，在这6个城市中，合肥是省会，马鞍山有马钢，其他几个城市的工业经济也比较强。高水平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支撑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第二类有淮北、黄山这两个城市。该类城市的三个因子得分均很低，大部分小于零，在平均线以下，排名为最后两名。说明其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结构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都比较差，与其他几类城市相比问题严重。

第三类的城市为毫州、宿州、蚌埠、阜阳和滁州。这五个城市因子2均小于零，说明该类城市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总体表现为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值和林牧渔业总产值与种植业总产值比值较低。

第四类的城市为淮南、芜湖、铜陵和池州。这4个城市因子1得分比较低，说明该类城市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其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并且可灌溉面积相对于其他几类城市来说较小。

综合以上分析的结果表明，安徽省17个城市“三农”在区域分布上综合发展水平相差很大，且各地协调性也比较差。当前迫切需要做的就是：

首先，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高效经济作物。根据市场导向和本地的资源条件，积极发展棉花、油料、蔬菜、瓜果和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生产，扩大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优质农产品的供应及提高畜牧业在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走精细化、集约化、产业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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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区域差异;资金使用

由于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农业所承受的风险,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对农业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护。我国自分税制改革实施以来,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地区间财政支出和服务呈现相当大的不平衡性,各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的差距也以较快的速度拉开,这种差距不仅反映在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与力度上,也反映在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与效率上。现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全国整体或某省财政支农状况进行分析,鲜有 文献 从地方财政的角度对我国区域财政支农问题进行研究。本文拟对分税制改革以来东、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的差异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对区域差异的形成进行解释,以寻求促进区域农业 经济 协调增长的财政支农政策路径选择。

一、地方财政支农规模区域差异

财政支农支出也即财政农业支出,从统计口径上讲,财政农业支出通常有大、中、小口径之分。小口径仅仅限于财政用于纯农业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这也是各级财政落实《农业法》的口径。在小口径的基础上加上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以及 农村 救济费,就构成了中口径 计算 的农业财政支出。大口径的财政农业支出即当前的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支出范围,包括了农村 教育 卫生支出、农村基层政权的转移支付等。基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故选择小口径范围进行分析。本文采用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净额及其增长速度来对比分析区域财政支农规模。

(一)各地农业支出总额与增长速度比较

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无论是财政支农总额,还是按乡村人口平均的人均财政支农总额都呈现增长态势,财政支农总额从1995年到2006年分别增长了4.9倍、5.24倍与5.30倍。从区域差异来看,财政支农总额呈东、西、中递减。人均财政支农支出也呈类似分布,东部地区人均财政支农支出稳步增长,只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西部地区人均财政支农支出于2002年开始超过东部地区,但表现出不稳定性。中部地区无论从总额还是人均总额来看,都要低于东部与西部地区,中部农业经济塌陷的财政原因由此可见一斑。从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增长速度来看,东部地区增长速度最为稳定,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表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尤其是2003-2005年间,2003年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负增长,2004年财政支出巨幅增长,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66.76%和95.05%,但2005年又大幅回落,西部地区甚至负增长。这说明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增长缺乏计划性和长期规划,随意性强,没有缺乏制度和 法律 保障。

(二)各地农业支出净额与增长速度的比较

支出净额是指财政农业支出总额与财政从农业得到的收入(主要指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之间的差额,由于它考虑了政府对农业的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可以更准确地反映财政对农业的实际支持程度。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以后,财政支农净额与人均净额都高速增长,二者皆于2000年超过并大幅拉大了与东中部尤其是东部的差距。中部地区财政支农净额与人均净额也于2002年超过并拉开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究其原因,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净额的增长除了因受国家区域 发展 政策影响增加了财政支农总量外,更主要是受国家农业税政策调整的影响,与东部地区农业各税依然较稳定增长相反,中西部地区农业各税从1998年就开始出现负增长。其中2003年比较特殊,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总额下降的同时农业各税反而大幅增加,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总额分别下降了4.56%、9.06%,但农业各税收入却在2002年飙升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分别增长了10.67%、14.84%,这必然导致2003年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净额较大幅度的减少。这表明区域财政支农支出净额增长速度的波动幅度要远远大于总额的波动幅度。这是由于它不但受支出总额的影响,也受农业税收的影响。这种对农业支出的大幅起落,肯定是不利于农业稳定发展的。

(三)财政支农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比较

我国《农业法》规定“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这里将我国区域财政农业支出总额的环比增长速度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环比增长速度进行比较,以反映区域财政农业支出政策的倾斜程度和法律保障程度。根据《

 

篇5

【关键词】江苏省浙江省泰尔系数 区域差异 国内旅游经济

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的一种朝阳产业，在当今，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自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旅游业不断发展，产业规模越来越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比重也在不断地上升，现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旅游业的发展会受到旅游资源禀赋、交通运输条件、地区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的影响，旅游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区域上的差异。研究旅游经济在区域上的差异，对分析国民经济的状况，指导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1-2]。

近些年来，很多学者对中国旅游经济的区域差异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3-11]。从空间尺度上，有以省级行政单位、或地级行政单位为基本研究单元，分析全国旅游经济差异的基本特征的；也有分析某个省或某个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差异。从时间尺度上，有针对近几年旅游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的研究；也有针对中国旅游数十年的发展，发现问题，并提出建议的研究。不同学者，研究旅游经济的区域差异的方法也是各不相同：泰尔系数、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劳伦兹曲线、空间中心统计法、地带分离系数等指标、方法和模型都被广泛运用，对当今旅游经济的发展，在研究和决策上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参考。

就目前对旅游经济的研究而言，虽然研究的人很多，但仍存在两个问题[3，7，12，13]：1）在研究内容上，多是着重对入境旅游经济的研究，对国内旅游经济的研究较少；2）在研究数据的时间上，多是采用在2005年之前的数据，更不用提2010年之后的数据；3）对华东地区的研究，多是单个地针对江苏省或浙江省而言，或是在全国的旅游经济差异中提到华东地区，很少有针对江浙两省的研究。

所以本篇论文则基于对江浙两省这一地区，以地级市为基本研究单元，分析作为华东地区最发达的两个省份：江苏省和浙江省，它们在国内旅游经济上的区域差异。对于江苏和浙江两省而言，国内旅游经济在两省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占据一定的比重。以2011年数据而言，江苏省国内旅游收入占到了江苏省当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的10.51%，而同一年份的浙江省则是占到了11.71%。可见，国内旅游经济的发展对当今的地区生产总值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与作用。所以本篇论文，利用自2005年～2012年的江浙两省的国内旅游经济收入的数据，运用泰尔系数，分析两省国内旅游经济的差异。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分析

本篇论文所要研究分析的是江浙两省的国内旅游经济的总体差异以及两省的省内差异。研究对象是江浙两省国内旅游经济，江浙两省各自的国内旅游经济以及省内的各个地级市的国内旅游经济的区域差异。研究的尺度，则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考虑。

在本篇论文中，空间尺度分为三个层次：1）以江苏省的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镇江市、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盐城市、淮安市、宿迁市、连云港市和徐州市共计13个地级市，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绍兴市、宁波市、舟山市、台州市、金华市、丽水市、衢州市、温州市共计11个地级市为研究的基本单元；2）将江苏省和浙江省分别设置为两个二级的研究单元；3）将江苏省和浙江省看作一个整体，视为一个地带，并将其作为最大的研究对象。在时间尺度上，则主要是从2005至2012年，对江浙两省的各个地级市、江苏省和浙江省以及江浙地带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分析。

研究的数据样本主要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5～2013）[14]。数据内容包括：三个层次研究单元的国内旅游经济的收入、三个层次研究单元的人口数量等方面。

（二）研究方法

泰尔系数，最早由Theil和Henri在1967年提出，是一种衡量区域差异的重要方法。其在差距的表达上的效果较好，可以将相关数据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组，将数据上的差距分为各个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3]。泰尔系数是指收入差距总水平等于各个地区收入份额与人口份额之比的对数的加权总和，权数为各地区的收入份额。泰尔系数越大，区域经济的差异越大。其优点在于可以将总体差异进行分解，从而看出总体中的各个组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值以及变化趋势。它可以被分解城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用来衡量地区之间的不均衡程度，另一部分是用来地区内部的不均衡程度[5]。

二、结果分析

（一）区域总体差异特征

如图1所示，2005～2012年，江浙两省国内旅游经济总的泰尔系数变化呈现出现波动下降的模式。由2005年的最大值，0.39027下降至2012年的0.25281。在2005年以来的虽然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是其中，在2008年、2010年以及2012年，江浙两省的泰尔系数总差异均呈现了一种上升趋势，不过上升幅度都不大。这表明，在2005～2012年之间，江浙两省中各地级市之间的国内旅游经济上的差异是在逐步减小的。

（二）两省之间区域差异分析

1.江苏省区域差异分析。对江苏省而言，国内旅游经济差异变化幅度比较大，虽然从2005年至2012年，在数据上总体是一个下降的状态。但实际上，如表1所示，自2005年～2011年呈现比较合理的下降，2012年是突然的上升，且幅度较大。

这反映了，国内旅游经济在2005年～2011年江苏省的差异是在不断减小的，各个地级市之间的国内旅游经济的发展开始向平衡的方向发展。但是2012年，各个地级市的国内旅游经济区域差异突然变大，出现了短暂的不平衡的发展状态。

如图2，从空间上，很明显地看到江苏省南部地区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比苏北、苏中地区都要高很多，呈现出明显的层次分布。南京、苏州、无锡始终是处在江苏省国内旅游经济收入的前三位，这与三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旅游资源禀赋密切相关。

从时间上来看，苏北地区和苏中地区的国内旅游经济收入在不断地上升，有赶上苏南部分地区的国内旅游经济的趋势，特别是盐城市、徐州市和连云港市，国内旅游经济增长明显。常州市、镇江市和扬州市在国内旅游经济上处于一个中等的水平，但发展速度并不是很快。泰州市、淮安市和宿迁市与其他地级市的差距明显，一直处在较低的水平，未来应当会有很大的发展提升空间。

2.浙江省区域差异分析。对于浙江省，国内旅游经济泰尔系数是一个波动下降的过程。从2005年的0.26994下降至2012年的0.09458，反映了浙江省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向平衡趋近。但是，实际上在2011年浙江省省内市间的国内旅游经济的泰尔系数还是0.25204，从2011年到2012年，是一个突然降低的过程，有其偶然性，需要从日后更多的数据中进行分析。

如图2，空间上，浙江省国内旅游经济的发展表现出两个特点：1）东北部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比西南部的发展水平要高；2）沿海的地级市比内陆的地级市发展水平要高，发展速度也要更快一些。在浙江省中，杭州市和宁波市常处在国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前两位，呈现出“双核”特征。绍兴市、温州市、舟山市和台州市在浙江省中处于中等的发展程度，而嘉兴市、湖州市和金华市则在浙江省中处于一个中下游水平，衢州市和丽水市的发展水平一直不高。

在时间上，嘉兴市、湖州市和金华市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衢州市和丽水市的发展速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与提高

3.区域差异格局分析。对于江浙两省的国内旅游经济的具体发展情况，可以用贡献率来表示。在这里的贡献率是指省的国内旅游经济收入情况和两省谷内旅游经济之和的比值。通过贡献率可以看出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情况。根据计算，江苏省从2005年至2012年的贡献率分别为：57%，57%，58%，59%，59%，58%，58%和54%；而浙江省为：43%，43%，42%，41%，41%，42%，42%和46%。江苏省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一直比浙江省的国内旅游经济收入要高一些。这是由于旅游资源禀赋，以及基础设施等因素所决定的。

江苏省的国内旅游经济收入对两省总收入之和比浙江省，一直是高13～17个百分点左右，但是在2012年，只高了9个百分点。可见，我们可以看到浙江省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速度在加快，这也表现了浙江省国内旅游经济发展的前景与潜力，有可能未来在国内旅游经济方面赶上、甚至超过江苏。

三、结语

通过上述的数学模型，相关数据以及图表，针对江浙两省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可以得出以下相关结论：

一是2005年～2012年，从地级层面到省级层面，江浙两省的国内旅游经济收入区域差异在减小，总体上，江浙两省的区域发展开始向平衡发展，但不平衡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存在。

二是2005年～2012年，江苏省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收入一直比浙江省高，但目前，浙江省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在未来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江苏省。

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方法的单一性，本文对更长的一段时间的区域差异发展缺乏更深入地分析与研究。通过长时间的数据的对比分析，将能更可靠地分析出江浙两省的国内旅游经济的目前发展情况，并预测未来的国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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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秀琼，黄福才.中国入境旅游的区域差异特征分析[J].地理学报，2006，（12）.

篇6

【摘要】本文利用2012 年分省的农作物成本和产量数据，测算了小麦、玉米、早籼稻、中籼稻和晚籼稻、粳稻生产技术效率并进行了区域比较。结果表明，我国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平均为0.71，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和提升潜力。分品种看，玉米生产技术效率最高，其次为中籼稻、小麦、粳稻、晚籼稻，早籼稻最低，且区域内部粮食作物品种间的生产技术效率差别明显；分区域看，中部地区的平均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最高，西部地区的次之，东部地区最低，粮食生产投入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最后，提出了制定耕地保护制度、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推进粮食机械化以及调整粮食生产结构和布局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DEA；技术效率；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土地成本

【作者简介】栾义君，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博士；杨照，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经济师，博士。

一、引言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 耕地减少、水资源匮乏等资源约束趋紧，粮食产量增加越来越依赖生产效率的提高。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提出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生产量目标。从统计数据看，我国粮食已经实现了十连增， 由2003 年的43069.5 万吨增长到2013 年的60193.5 万吨，增长了近40%，各种资源要素已经绷得很紧。研究不同区域、不同品种粮食作物的生产效率，将有利于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布局调整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关于我国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研究已经很多，不仅有单种粮食作物生产效率研究，也有多种粮食作物生产效率研究。乔世君(2004)采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面生产函数，使用我国1992年、1995 年和1999 年3 年的县（市） 级数据，研究了我国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的空间分布以及影响技术效率的因素，得出1992～1999年我国平均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下降1%且效率分布的变异性似乎有加大的趋势。黄金波、周先波（2010）利用1978～2008 年间我国30 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粮食生产进行了随机前沿分析，并对我国粮食生产技术效率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肖红波、王济民（2012）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结合Malmquist 指数，测算了10年来我国粮食综合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揭示了我国粮食生产增长的源泉及存在的问题。亢霞、刘秀梅（2005） 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测算了1992～2002年分省小麦、玉米等7种粮食作物的生产技术效率及其变动趋势，认为提高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是增加粮食产量的现实选择。此外，孟令杰和张红梅（2004）、张冬平和冯继红（2005）、孙昊（2014）、郭志超(2009)、张新民（2011） 等分别对小麦、玉米、水稻等单一粮食作物的生产技术效率进行了研究。

总的来说，现有的粮食生产效率研究主要以粮食产量为产出要素，以粮食总播种面积、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农林水事务支出、化肥使用量等为投入要素，并没能很好地体现各地区之间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差异。如东部沿海地区农业生产的雇工成本、土地流转费用明显要高于西部欠发达地区，仅仅用农业劳动力数量、粮食播种面积并不能很好地体现不同区域间的粮食生产成本投入。因此，本文拟通过改变粮食生产效率研究一贯的投入产出要素选择，重新测度2012年不同区域、不同品种粮食作物的生产技术效率，以期为我国粮食生产效率的提高提供参考。

三、模型说明及数据来源

本文关注的是投入既定情况下得到最大的产出量， 选择产出导向（Output-oriented） 的DEA模型。考虑到DEA已是比较成熟的经济计量学方法，此处不再赘述。由于各地资源禀赋不同，其主要粮食作物品种存在差异，依据《2013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本文选取2012年河北、山西等26个省份（不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青海省以及西藏自治区） 的小麦、玉米、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粳稻等粮食作物品种，样本量共77个①。

具体的投入产出指标如表1所示。产出类指标一个， 即各省主要粮食作物亩产Y （公斤/亩）；投入指标3 个，分别为亩均物质与服务费用、亩均人工成本和亩均土地成本，单位均为元/亩。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为直接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各种农业生产资料的费用、购买各项服务的支出以及与生产相关的其他实物或现金支出；人工成本包括家庭用工折价和雇工费用；土地成本包括流转地租金和自营地折租，相关数据均来源于《2013 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从具体数据来看，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粮食生产投入结构不一，如黑龙江小麦生产的亩均物质与服务费用和人工成本已经达到了6∶1，黑龙江小麦生产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替代人工，而贵州中籼稻生产的亩均物质与服务费用和人工成本之比仅为0.4∶1， 云南粳稻生产机械化程度仍然很低，还处于主要依靠人工操作的阶段。

四、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技术效率分析

运用Deap2.1软件计算出2012 年我国有关省份的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效率值，如表2 所示。2012年，我国6种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技术效率平均为0.79，说明实际产量距离最大潜在产量还差21%，粮食作物生产技术效率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和潜力。

分区域看，中部地区的平均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最高，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次之，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最低。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土地流转成本、雇工成本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粮食生产成本相对较高，致使粮食的投入产出效率处于较低水平；另一方面，部分丘陵山区省份由于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低、成本高，粮食生产作业需要更多的人工完成，人工成本较高，致使粮食投入产出效率不合理，如云南粳稻的亩均人工成本高达1094.5元，是黑龙江小麦亩均人工成本的23倍。从单个省份来看，陕西、黑龙江、江苏、新疆粮食投入产出效率整体处于相对较优水平，粮食作物生产技术效率平均在0.9 及以上；而排在最后5位的甘肃、福建、云南、广西、广东等省的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技术效率均值在0.7 以下，其中效率最低的广东，仅为0.61，区域差异明显。

分品种看，玉米的生产技术效率最高，为0.89，中籼稻、小麦、粳稻、晚籼稻的生产技术效率依次为0.87、0.75、0.75、0.73，早籼稻的生产技术效率最低，仅为0.72。其中，山西的玉米、黑龙江的玉米和小麦、江苏的中籼稻、安徽的玉米和小麦、湖北的中籼稻、陕西的中籼稻以及新疆的玉米等粮食作物生产技术效率为1，达到了DEA 的完全有效，粮食生产投入取得了最佳效益。同一省份的不同粮食作物品种的生产技术效率差别明显，如黑龙江省小麦、玉米的生产技术效率均达到1，而粳稻的生产技术效率仅为0.7。总的来说，我国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粮食作物生产技术效率差异较大，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引导种植业结构调整， 将有利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DEA 模型对2012年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技术效率进行了测算。基本结论如下：2012年我国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79，通过调整粮食种植结构、优化投入结构进而增产增效仍具有较大的潜力和空间。从区域层面看，中部地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最高，其次是西部，效率最低的是东部地区。导致区域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差异明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粮食生产投入结构问题。从作物品种看，玉米生产技术效率最高，生产技术效率由高到低依次为中籼稻、小麦、粳稻、晚籼稻，早籼稻的生产技术效率最低。区域内部主要粮食作物品种间的生产技术效率差别明显。

由此，得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制定更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并对从事粮食生产的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土地进行适当的补贴，降低粮食生产的土地成本，提高农业经营主体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第二，积极稳妥地推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从黑龙江较高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看，规模化种植不仅能有效推进农业机械化，降低人工成本，还能通过批量购买降低农业生产资料支出，是目前提高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第三，推进农业机械科技创新及技术推广，加快粮食作物关键品种、关键环节机械化生产技术的研发，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机械化技术和装备，加强农机农艺融合，促进农业机械化替代人工，有效降低粮食生产的人工作业成本，特别是丘陵山区的粮食生产成本。第四，促进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引导各省区生产更具有生产优势的粮食品种，如江苏可适当加大中籼稻的种植比例、黑龙江可适当扩大小麦和玉米的种植比例等等。

注释

① 小麦生产涉及15 个省份，玉米生产涉及20 个省份，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粳稻分别涉及9、11、9、13 个省份，共77个样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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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村级债务；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收支；地区差异

中图分类号：F3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2-0098-06

不同的区域，村级债务形成的原因不尽相同，且债务的发展趋势也不尽相同，这其中的成因较为复杂，既有制度政策的客观原因，也有监管失当的主观因素，但在深层次上则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不规范密切相关。笔者在村级债务的调查和分析中发现，通过村级财务收支状况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村级债务的形成原因。为此，笔者从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和宁波市鄞州区2006～2008年村级债务的规模和结构差异分析人手，各选择了两区地理位置基本相同的两个乡镇，即黄岩区的A乡镇和鄞州区的B乡镇。在对两乡镇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分别选择了资产规模、地域状况基本相同的两个代表村庄，即A乡镇的A村与B乡镇的B村，对其2005～2007年的每一笔收支进行了调查，并进一步分析两村的收支差异，为村级债务的地区差异及产生根源提供一些实证依据。关于村级债务的界定，理论界说法不一。本文所用的村级债务概念是借鉴了张海阳、宋洪远的定义，认为村级债务由短期借款、应付款和长期借款及应付款三部分组成，该数据来源于村级经济合作社资产负债表中的相应数据。

一、村级债务规模和结构分析

浙江省农业厅于2008年7～8月对全省2006年底及2008年6月底的村级债务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笔者选择了黄岩区及其属下的A乡镇和鄞州区及其属下的B乡镇进行了重点调查以了解村级债务的地区差异，以下村级债务数据大部分是来源于各农经部门逐级汇总的清查数据。

(一)村级债务的规模分析

1　村级债务规模的比较分析

从表1可见，两区的债务规模不同，宁波市鄞州区的债务规模要大于台州市黄岩区。截止2006年，鄞州区村级债务73422万元，平均每个乡镇3337.36万元，涉及377个村，村均194.75万元。而同期黄岩区村级债务37278.92万元，只有鄞州区同期村级债务的50.8％，平均每个乡镇1962.05万元，涉及421个村，村均88.55万元。到2008年6月底，鄞州区村级债务总额为71422万元，比2006年减少了2.7％，平均每个乡镇3246.46万元，涉及378个村，村均188.95万元。而同期黄岩区村级债务总额为55145万元，是鄞州区同期村级债务的77.2％，平均每个乡镇2902.37万元，涉及464个村，村均118.85万元。

鄞州区村级债务2006年是黄岩区的1.7倍，2008年虽出现了下降，但还是黄岩区同期村级债务的1.12倍。从农经人员和村会计的访谈中和笔者的调查均发现鄞州债务虽然规模大，但实际意义上的村级债务规模并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浙江省村级债务数据来源于各农经部门的调查，虽浙江省农业厅要求村级债务调查数据是本文界定的基础上再减去一些应发未发的土地征用费、押金、正常往来的金额，但在调查中发现，有的村却没减去这一部分，造成调查数据的虚增；二是村级债务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村级会计资料，但有些村的债务债权并不完全按权责发生制核算，造成债务债权数据的不真实。在黄岩后一种原因比较突出，而鄞州由于城市化进程比较快和村集体经济财务管理比较规范，前一种原因相对黄岩比较普遍，因此鄞州的债务数据实际上有些虚增。 2　村级债务规模的变化趋势分析 村级债务的规模与当地的农村发展状况、发展模式及农村的财务管理制度等有关，其区域比较的实际意义并不是很大。对本研究而言，重要的是研究两区村级债务变化趋势。从表1可见，两调查区的债务规模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鄞州区的债务呈减少趋势，而黄岩的债务有上升的趋势。2006年开始，鄞州区村级债务规模呈下降趋势，到2008年6月底，全区村级债务总额比2006年减少了2.7％，降低速度超过了浙江省。而黄岩区从2006年开始村级债务规模呈上升趋势，到2008年6月底，全区村级债务总额比2006年增加了47.9％，在全省债务总额略有降低的情况下，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从以上分析可见，宁波市鄞州区的债务规模要大于台卅l市黄岩区，鄞州区的债务呈减少趋势，而黄岩的债务有上升的趋势。因此可见，两区村级债务呈现不同的变化方向，呈明显的地区差异。 3　村级债务结构的分析 因举办农村义务教育形成的、因发展除基础设施建设外的公益事业而形成的、因替农户垫交农业税等国家税费而形成的村级债务，在两被调查区不管是相对数还是绝对数，在债务总额中都不大，特别是因举办农村义务教育和因替农户垫交农业税等国家税费而形成的村级债务基本上不存在或已化解。同时，由于浙江省在征地时规定，按被征用土地的一定比例(一般10％左右)，返还给被征地村集体经济组织，并免缴有关规费，用于发展二三产业。两区被调查村集体基本上都用自留地或返还地建造了标准厂房，用于出租，每年获得较稳定的租金收入。因此，因生产经营性项目建设而形成的债务是村集体特别是被征地村的新增村级债务的主要因素。

除因举办农村义务教育、因村基础设施建设、因发展除基础设施建设外的公益事业、因替农户垫交农业税等国家税费、因生产经营性项目建设以外原因而形成的债务统称为其他原因造成的债务。从村级债务结构分析可知，总体上而言，本调查各层次的村级债务形成原因，都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债务。被调查区域其他原因造成的债务主要包括：应发未发的土地征用费、押金、正常往来金额、预收的房租费、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村集体的补助金额、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革时帐外预估的支出、旧村改造、新村建设中形成的债务。在以上7个主要的其他原因形成的债务中，鄞州区除不存在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村集体的补助金额外，其余均是鄞州区主要的其他原因形成的债务。黄岩区主要的其他原因形成的债务中，不存在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革时帐外预估的支出和旧村改造、新村建设中形成的债务。而预收的房租费在黄岩的财务管理中不重视，在笔者的调查中只有一个村的应付款中存在于2004年以前预收了5家企业的若干年厂房租金，到2004年还剩未来6年的租金811368元，平均每年提取135228元记人经营收入，到2007年底还剩405684元

预收房租费，在未来3年分别记人经营收入。而鄞州对这一块管理的比较严格，除在会计账薄中核算预收或未收的租金外，政府还要定时考核租赁合同的兑现率，并跟考核挂钩。

从以上分析可见，两区形成债务的具体情况不同。以被调查村为例，黄岩主要是村集体因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补助形成的债务以及因生产经营性项目建设形成的债务；而鄞州主要是旧村改造、新村建设中形成的债务和预收的房租费等形成的以及因生产经营性项目建设形成的。鄞州区除因生产经营性项目建设形成的债务外，其余大部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债务，而只是结算造成的时间差异。同时，两调查区除因一些非生产性原因造成的债务排在首位外，其次就是因生产经营性项目建设形成的债务。据调查，鄞州被调查各村生产经营性项目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债务，当项目建设完工后，均能用经营收入或土地款偿还，基本上具有自我偿还能力。在黄岩调查村，2004年和2005年就因为建造工业区还欠村民71.93万元和72.7万元借款，2006年由于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助，负债急剧增加，到目前为止，这笔钱还没还清。

二、村集体经济财务收支区域性差异分析

村级债务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村级组织收不抵支，为了深入了解现阶段农村的收支状况和地区的差异，笔者分别选择了两调查区资产规模基本相同的两村，即A村与B村，对其2005～2007年的每一笔收支进行了调查，并进一步分析两村的收支差异，试为村级债务的区域差异提供一些实证依据。

(一)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比较分析

1　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变化方向的差异

2005～2007年，A村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平均为502.53万元，2007年比2005年下降了4.7％。而B村2005―2007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平均为489.9万元，2007年比2005年上升了52.4％。虽然A村的经济收入起点比B村高，但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到2007年B村在经济实力上已超过了A村。 2　经营收入是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A村经营收人占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的比重三年平均83.6％，是集体经济的主要来源。A村经营收入主要来源于房租及地租收人、菜场摊位费、收拖拉机管理费等，2005～2007年经营收入分别为461.44万元、380.62万元和418.23万元。由于参加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集体三年内共需补助1201万元，再加上已参加城镇职工保险的人员每人一般由村集体一次性发放补助现金14860元，到2008年6月止村集体已支付了292.58万元。每年还不断有人年满25周岁要参保，这么大的资金压力使这几年村集体在经营方面的资金投入很少，集体发展后劲不足。

B村2005～2007年经营收入分别为358.9万元、382.7万元和540.3万元，占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的比重三年平均87.2％是集体经济的主要来源。该村利用靠近现代装潢市场这一大蛋糕，利用土地资源发展仓储业，吸引该市场老板前来投资，形成了融批发、零售与一体的仓储区，在宁波市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该村2005～2007各年经营收入中除2005年的1.5万元外，其余均是资产租赁收入，其中大部分是仓储租赁收人。从2005年开始，B村经营收入就不断上升，2008年通过对市场行情的调研，对仓储区的价格进行调整，在原仓储收入基础上增加村级可用资金180万元，2008年经营收入为704.7万元，而且发展前途和发展潜力很大。

3　补助收入获得水平不同

A村补助收入比重三年平均为0.5％，其中2005年2.89万的补助收入主要是一些奖金，包括2003年文化俱乐部考核奖1万元、省级先锋工程示范村奖l万元、防台抢险奖2千元以及收到的经济普查经费6900元；2007年收到的5万元是河道疏通费；2006年没有补助收入。该村2005～2007年共获7.89万元的补助。B村2005～2007年共获77.6万元的补助，占三年总收入的5.3％，除2007年的0.5万元由区级拨款外，其余均为乡镇补助。2005年分别是街道元旦春节慰问款3600元、2004年医疗补助款17300元，街道扶贫款5700元、创文明城市补助5万元以及其他补助5.05万元；2006年分别为春节送温暖4700元，独生子女费等3840元，卫生村奖励费5000元；2007年独生子女费等2910元，春节送温暖困难补助5500元、星光工程补助10万元，农业普查经费下拨2.11万元、基层文化建设奖1万元，篮球场补助5000元，一枝黄花(即黄花梨)补助500元及过渡房清卫补助4800元。

A村属当地有名的新农村示范村，与B乡镇的有名新农村示范村C相比，其获得的政府补助远远不如，2005～2007年H村547.23万元、118.81万元和562.42万元。即使A村所在的A乡镇各村的2006年补助收入总和也只有113万元，2007年各村补助收人总和为283万元；而B村所在的B乡镇各村的2006年和2007年的补助收入总和分别为451万元和1165万元。由此可见，鄞州的政府补助规模和力度都超出了黄岩。

(二)村级集体经济支出的比较分析

1　村集体经济总支出变化方向的差异

2005～2007年，A村村级集体经济总支出平均为639.87万元，其中2006年比2005年增长了5.57倍，均超出收入增长的幅度。2005～2007年，B村村级集体经济总支出平均每年只有262.2万元。2005～2007年A村平均每年集体经济总支出超过村集体经济总收人为137.87万元，占村集体经济平均收入的27.5％；而F村三年平均下来支出少于收入，平均每年节余227.7万元。也就是说，A村由于2006年支出急剧上升，三年下来不但花完了全部收入，连以前的积累也花了不少。而B村由于这几年支出变化不大，而收人上升，因此村集体有足够的资金来不断偿还债务，这几年村经济发展不错。 2　社会福利和保障支出成为村集体经济的主要支出，但支出种类和数量不同。

A村2005～2007年的社会福利与保障支出分别为73.16万元、1362.26万元和140.95万元，分别占总支出的32.6％、92.38％和63.93％，三年共支出1576.37万元，平均每年525.46万元。2007年比2005年增长了92.7％，其中2006年比2005年增长了17.62倍，在村级集体经济总支出中居第一位。2005～2007年，B村社会福利与保障支出分别为125，78万元、148.18万元和141.26万元，分别占总支出的47.2％、50.9％和61.7％，三年共支出415.22万元，只有A村的26.3％，平均每年只有138.40万元，在村级集体经济总支出中也居第一位。也就是说，虽然两村社会福利和保障支出规模不同，但均是村的第一支出。

两村社会福利与保障支出的种类也不完全相同。B村该类支出种类相对A村来说并不多，按支出的多少排列分别是粮食补贴、治安消防、卫生费、社保养老金、民用水电费、计划生育、文化教育、五保困难军属、看望及丧葬补贴、折旧、医疗费及其他支出。其中社保养老金的支出三年也只有13.33万元，占社会福利与保障支出中平均也只有3.2％，其实鄞州区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规定与台州市出台政策基本一样，但由于街道各村土地征用时均统一每人发放2.4万社保补贴和劳动力货币安置费(在土地费支出中核算)，其余土地征用款作为村集体投资发展用，农民只有参保后才能发放剩余的劳动力货币安置费，B村社保补贴5 000元，由于每个村统一，就保证了失土农民的参保，2005～2007年，失土农民社保补贴分别支出17.75万元、5.6万元和2万元。由于土地已全部征用，2005年村发放劳力安置费至2008年9月共1113万元，已参加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人数212人，已有116人领取每月340元至440元不等的养老保障费，据不完全统计，现已有405人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120人领取每月1 000元左右的养老金，真正做到了老有所养，解决了后顾之忧。由于土地被征用，B村就每月发给每个村民粮食补贴，2005～2007年共发放307.2万元，处于该村社会福利与保障支出的第一位，2008年由于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就不再发放粮贴，直接按股份发放股金分红，2008年每人发放6000元的股金分红，在该乡镇处于第一位。随着国家新型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通过大力宣传，使村民意识到参加新农村医保是抵御大病风险，防止因病致贫的有效途径，村民参保率达到100％，并且全部费用由村民负担。随着农民的参保，B村的医疗费支出下降，到2007年此项支出就不再发生。

B村社会福利与保障支出种类A村均有外，A村还有农医保补助、养老保险补助、农民住房保险补助、老年生活补助支出、有线电视费支出、扶贫款支出、赞助费支出、退伍军人安置费支出等，其中最多的支出为养老保险补助。2006年由于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社会福利与保障支出急剧上升，2006年比2005年增长了17.62倍，这主要是A村村民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由于土地征用款已全部发还给村民，为提高参保率，村集体补助了1296.2万元。2006年的养老保险补助由两部分组成，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人员集体补助了1019万元，已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大部分人员集体补助了现金277.2万元。由于2006年参保人员集体补助部分三年缴清，2007年A村又缴了86万元，剩下的是新保人员的集体补助及零星的已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现金补助。2007年养老保险补助虽比2006年下降了93.3％，但还是占社会福利与保障支出总数的95.15％。值得注意的是，老年生活补助费2006年比2005年增长了60％，这主要是因为A村是2006年lO月份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从2006年1月开始，村为60岁以上老人按季度发放生活补助，每人每季度600元，到第三季度提高到每人每季度800元，共发放了三季度，合计43.08万元，而2005年只是在老人节时每人一次性补助1280元，共25.98万元。由于首缴时达到养老年龄及以上的人员，在办理一次性缴费和领取养老金手续的次月起享受养老金，所以从2006年第四季度起村里就不再发放生活补助，2007年主要是发生一些零星的老人生活补助3.97万元，比2006年下降了91.3％。如果把养老保险补助和老年生活补助费合并成社保养老，则2005～2007年这项支出占社会福利与保障支出的比重分别是38.96％、98.5％和64.2％，可见，社保和养老成了A村的巨大负担。同样的为提高参保率，村民的其他保险均由村出资，在调查中发现，有些村民对保险了解的并不多，特别是农房保，村民知道的更少，他们反映“反正是村集体出资，要保就保吧。”

3　组织运转支出具有刚性，但A村的支出规模比B村大

组织运转支出就是维持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常运转的管理费用，包括干部报酬、办公费、通讯费、会议费、书报刊费、差旅费、招待费等。两村组织运转支出的种类基本相同，排在前三位的两村都是干部报酬、交际费(招待费)和会议费。A、B村组织运转支出三年共支出分别为93.7万元和71.35万元，平均每年分别为31.23万元和23.78万元。在A村干部报酬由干部工资和奖金组成，并且全部由村组织承担。而在B村干部报酬由干部工资组成，而干部的奖金由乡镇政府根据村里经济发展、计划生育、社会事务等考核结果情况统一由乡镇发放，根据笔者调查，A乡镇调查村的村干部工资和奖金比较少，基本在0.5万～1.5万左右，即使像A村这样的富裕村，村干部的收入也只有1.5左右。而B乡镇调查村的村干部工资和奖金相对来说比较多，在3万～10万左右，并且B乡镇调查村的村长、书记、妇女主任、文书能享受职工养老保险的待遇，如2008年参保时，4个村干部平均每人只要付1624元，村里补贴每人3853元，其余的保费均由政府承担。由于福利的提高，解决了村干部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安心发展村集体经济。而这些待遇是A乡镇调查村的村干部所无法享受的。

A村作为市级经济十强村、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就不断有各级领导来村参观检查、调和指导工作，有报社、电视台等新闻人员来村采访、有各县市区的村干部来村参观和交流等，为此A村每年要承担不少招待支出，而获得各级政府的补贴却很少。B村相对来说，这些支出就少些，因为这些事务基本上由国家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C村来承担，但C村却获得不少的政府补助。由于组织运转支出具有刚性，A村这几年由于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助造成资金紧张，已经在减少组织运转支出，虽支出呈下降趋势，但支出规模还是比B村大。

三、村级债务与村集体经济财务收支关系的综合分析

(一)村集体承担了大量的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品的支出

陈东平从乡村公共品供给角度对村级债务进行了界定，他认为：对一具体的乡村公共品的供给项目，政府全额负担，没有资金缺口，则不存在一系列的负担、债务问题；若有缺口，但农民对此项目非常欢迎，自愿出钱，也不存在债务问题；若此缺口，已被通过一系列手段，使农民同意出钱，此只表现为农民负担增加，也不表现为村、乡债务；若对政府转嫁的法定责任，农民不同意，但事情已表现为非做不可(村已组织实施)，村组织又不能用自有资金补入，则表现为村级债务。税费改革以前，为了鼓励村级组织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国家专门设立了“三提五统”、农村教育集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统一规定了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等筹集资金方式。2000年全国进行农村税费改革，逐步取消了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改革了村提

留征收使用办法。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办公经费等，除原由集体经营收入开支的仍然保留外，凡由农民上缴村提留开支的，采用新的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附加方式统一收取。农业“两税”附加属集体性资金，全部用于村级开支。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以后，农业“两税”附加也随之取消，除难以操作的“一事一议”之外，国家也不允许村级组织收取任何费用开展公共服务，这使村级组织失去了兴办公益事业的物质基础。另外，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组织仍然承担了过多的事务：一方面，要做好计划生育、落实政策、维护稳定、精神文明教育等党政基本工作；另一方面，上级还经常下达统计普查、接待检查、公益事业项目建设等多项任务，却不安排相应的工作和建设资金经费。村级组织工作职责的无限膨胀造成村级支出范围过宽，经费更加紧张。这样就造成了村集体经济财权和事权的不统一。但相对来说，A村承担了更多的此类乡镇一级政府职能。除承担大量的各类保险补助外，A村还承担扶贫款支出和赞助支出；凡有村民退伍，根据A乡镇的文件规定，村里还要根据村集体经济状况一次性发放退伍补贴；这几年该村的治安支出也比较多，基本上由村民组成，治安巡逻虽不定期进行夜间的巡逻，但更多的是负责辅助公安做一些外来人口的管理，A乡镇也成立了治安巡逻大队负责各村的巡逻，但曾经向A村等收了不少巡逻经费，后被上级政府制止了。每年的民兵训练，乡镇还要求村里发放训练补贴。与A村一样，被调查村还要负责计划生育工作，为促使妇女去参加每年两次的妇女B超照环检查，村里就要支付不少误工费，每年的征兵还要发放误工费，如村民应征人伍村里还要送礼，到过年还要慰问军属。也就是说，包括A、B村在内的村集体承担了大量的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品的支出。

(二)村集体获得的公共品支出的补助不多，造成公共品提供中的财权和事权不统一

村级组织工作职责的无限膨胀造成村级支出范围过宽，经费更加紧张。因此政府应该安排相应的工作和建设资金经费。但从账面上反映，A村补助收入2005～2007年只有7.89万元，三年平均占总收入的比重只有0.5％，即使A村所在的A乡镇各村的2006年补助收入总和也只有113万元，平均每村4.19万元，只有10个村有这部分收入，其中两村分别获得36万元和35万元的补助收人，占总补助收入的62.8％；2007年各村补助收入总和为283万元，平均每村10.48万元，但只有11个村获得这部分收入，其中三村分别获得130万元、36万元和31万元的补助收入，占总补助收入的69.3％。而B村2005～2007年共获77.6万元的补助，占三年总收入的5.3％，B村所在的B乡镇各村的2006年补助收入总和为451万元，平均每村12.53万元，其中一个村获得118.81万元的补助收入，占总补助收入的26.3％；2007年各村补助收入总和为1165万元，平均每村43.15万元，其中一村获得562.42万元的补助收人，占总补助收入的48.3％。也就是说，B村由于承担的公共职能比A村少，而获得的补助收入比A村多，相对A村来说，B村的财权与事权统一性比A村好。从图1中可明显地看出，与B村不同的是，2005～2007年A村的财务总支出超过了财务总收入，而补助收入却占了财务总收入的很少比例。从全乡镇而言，见图2，随着新农村的推进，两乡镇的村级补助2007年比2006年提高了不少，但不管从补助总额还是村平均补助额，2006--2007年B乡镇都超过A乡镇，这种情况在两地的其他乡镇情况也差不多。也就是说，鄞州区各级政府对村集体的投入超过黄岩区。

(三)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村集体的社会福利与保障支出巨大，是新增债务的主要原因 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面临困境，与政府责任不到位，作用不充分有必然联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政府作用的产物，政府主导作用的有效发挥和政府责任的合理承担关乎未来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现行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财政补助过低，相关制度建设滞后，以及监督乏力等问题，使村集体成为现阶段农民养老的主要责任主体，支出压力过大。从调查可知，不管是黄岩区还是鄞州区，农民的养老保障已成为村集体的重要负担，对村集体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A乡镇，A村的财务收支情况还算比较好的，有些村由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上负担过重因此造成大量的债务，有些村的债务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风险。近年来，鄞州区先后建立了农村养老保险、失土农民养老保险等制度，特别是从2009年1月起实施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相适应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民缺乏有效保障机制，农村养老保险、失土农民养老保险养老金发放标准过低等问题有了一定的缓解。同时鄞州制定了严格的村级土地征用款管理政策，对征地补偿费的分配有统一的政策规定。而黄岩对征地补偿费的分配没有统一的政策规定，当地村土地征用费、补偿费和青苗赔偿费全部分到个人，而且相互攀比，越演越烈，根本没有留下土地储备金和农民养老金。这也是为何鄞州征地农民参保比较顺利，而黄岩却因此造成大量村级债务的直接原因。

篇8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波动；区域差异；panel data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3.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7月2日

一、引言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宏观经济与房地产市场发展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宏观经济发展良好会带动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将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而研究房地产价格的波动成因及其在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健康持续有着重要的意义。

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可以通过房地产价格的稳定性来衡量。房地产具有多重属性，因而其价格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作为耐用消费品，其价格受到供给量、需求量以及市场结构的影响。作为资产，房地产价格上升反而促动需求的进一步旺盛。作为生产要素价格，受到宏观经济形势、产业发展状况以及技术更新、产业周期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作为一种投机品，资金快速进出、购买行为频繁、价格波动频繁。房地产具有多重属性，因而其价格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很难通过一个因素的调节得到整个市场房地产价格趋向平稳与合理。

我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文化差异、政策导向、消费习惯等特点，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具有明显差异。房地产为一种地理位置不可移动的商品，也具有典型的地域差异性。具体表现在房地产的价格、房屋的建筑材料、房屋的成本，等等。因而分析不同地区房地产价格波动的成因以及地区之间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差异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外学者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区域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Ortalo-Magn和Rady（2004）分析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住宅交易量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认为住宅需求的波动是市场交易量变化的关键因素。沈悦、刘洪玉（2004）基于panel data模型对中国14个城市住宅价格与经济基本面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经济基本面的当前信息和历史信息都可以部分解释住宅价格水平或者变化率，而这种解释存在显著的城市影响特征。周京奎（2005）认为住宅价格上涨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紧密的联系，住宅价格极大地偏离长期均衡值，市场出现非理性繁荣，必须引起政府和产业部门的充分重视。高铁梅（2007）采用的panel data模型讨论了房价区域波动的区域差异。信贷规模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影响大，且地区间的差异也大；实际利率对各区域影响差异不大，且影响较小；人均GDP对房价影响比较大，房价的预期变量在东部地区对房价的短期波动有较大影响。

本文以房地产价格为因变量，人均GDP、房地产开发企业竣工房屋造价CO、房地产开发企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TA、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筹资金SF作为自变量，建立房地产价格的双对数模型。不同类型的房地产价格对自变量的反应程度是不一致的，所以本文对房地产价格进行了细分，分别以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别墅、高档公寓平均销售价格、公楼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了统计分析，另外将全国分为三类地区进行了对比研究，因而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与理论意义。

二、模型以及数据初步处理

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了相对重要、具有研究价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建立了2000～2013年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panel data模型，以人均GDP、房地产开发企业竣工房屋造价CO、房地产开发企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TA、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筹资金SF作为自变量，房地产的平均销售价格：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AP、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HAP，别墅、高档公寓平均销售价格VAP，办公楼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OAP分别作为因变量。

本文以2011～2013年三年人均GDP排名划分，（人均GDP用当年的地区生产总值除以年常住人口获得）将我国划分为三类地区，第一类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比较特殊的是，因近些年经济发展迅速，人均GDP已经排到前列，所以也分在了第一类地区；第二类地区主要是中部地区；第三类地区主要是西部地区，比较特殊的是海南省与福建省。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三类地区之间房地产价格差异比较大。以东部地区为主的第一类地区目前的房地产价格已经达到每平方米10，000元以上，2013年最高为北京市18，553元/平方米，而第三类地区最低为甘肃省：3，886元/平方米；第二，总体上而言，人均GDP较高的省份房地产价格较高，但这只是一种趋势，由于其他因素的影响最终房地产价格呈现的地区性与人均GDP呈现的地区性有一定的差异性。

三、结论及分析

对序列做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原序列不是平稳序列，取对数之后仍然不是平稳序列。但是，对数的一阶差分是平稳序列。进一步检验对数模型做回归之后的残差为平稳序列，因而可以知道在长期内变量之间存在方程（1）所示的协整关系，从而建立起全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的panel data模型：

lnPit■=？茁0+？茁1lnagdpit+？茁2lncoit+？茁3lnsfit+？茁4lntait+uit （i=1，2，…，31；t=1，2，…，14） （1）

篇9

[关键词]旅游外汇收入；经济增长；面板数据模型；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30-0075-02

1 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旅游外汇收入不断增加，入境旅游发展的总体水平显著提高，这不仅与各地政府加大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力度有关，而且与我国入境旅游发展模式从接待型向经营型的转变有关（杨勇，2007）。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在旅游业发展上亦是如此。在关注旅游外汇收入整体增加的基础上，更应关注其在省际层面上的差异，过大的差距会导致一系列问题，这与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相悖。因此，本文将注意力集中到省际旅游外汇收入影响经济效应的差异上，阐明区域合作的重要性。

关于旅游业是否有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学术界众说纷纭。王良健（2010）对1997―2007年省际国际、国内旅游的四个指标运用异质面板协整方法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推动着旅游业的发展。然而申葆嘉（2003）通过因果关系的纵向和横向梳理，不赞成随意将旅游业炒作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

关于旅游经济发展的差异，国内学者也采用了各种方法进行研究分析。叶护平（2005）将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以及泰尔指数综合应用分析了1990―2002年间我国国际旅游收入的区域差异，得出虽然区域旅游收入的相对差异逐渐缩小，但是绝对差异却呈扩大趋势。王凯等（2007）采用综合指数代替单一量值作为衡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指标，得出东部地区旅游经济的重心地位已经形成，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具有持续性。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以上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对区域旅游差异进行简单分解，仅仅分析省际或地带之间旅游业发展水平是否存在差异及近年来差异的变化，较少有分析省份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本文试图使用面板数据构建计量分析模型来研究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采用面板数据既可以反映横截面差异又可以反映时间变化，能够更加清晰地表现出省际差异形成的机制，希望为入境旅游的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2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了面板数据模型，优点在于：①观测值的增多，可以增加估计量的抽样精度；②面板数据可以反映个体之间的异质性，这正是我们分析省份之间差异所需要的；③面板数据建模比单界面数据建模可以获得更多的动态信息（白仲林，2008）。进行实证研究，考虑了指标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本文建立了以下计量分析模型，来研究省际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反映了各省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对经济增长的自发性影响对于全国平均自发水平的偏离程度（杨勇，2007）。取值较高的表示该省旅游收入影响经济的作用对外界依赖性较小且影响作用较为独立，如宁夏、青海等地。而取值较低出现负值的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说明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对周边省市起到了很大的拉动作用。因此各地在发展旅游业时应注意性质上的差别，因地制宜方为良策。

3. 3 区域效应分析

为了考察区域位置对旅游业产生的不同影响，我们将30个省份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分别回归得：

为正的省份，旅游业发展较为独立，印证了旅游业高发散性导致高引致作用的理论。西部地区旅游业推动经济的自发作用很强，其中一个原因是该地区省份多数拥有自身独特的旅游资源，旅游发展相对独立。

4 结 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入境旅游业发展迅速，整体水平显著提高。由于旅游业是一项依赖性很强的产业（吴必虎，2001），各省的自然资源、经济基础、地理位置和科技水平各不相同，因此省际旅游外汇收入对经济的贡献度差距很大。东中西部旅游业发展存在明显差距，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对于旅游业的发展，区域合作是最佳方法。相邻省份应当共同协商合作，联合开发具有主题特色的旅游路线，形成旅游产业圈，即旅游经济合作为先导的区域一体化发展。

（2）对于东中西部的发展差异要给予重视。种种客观条件造成了三大地带的差距不断拉大，失衡格局会造成部分地区资源负荷超载而另一些地区资源闲置浪费，不利于我国整体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应当寻找适当的区域合作切入点，利用各地的资源优势，加强区域联系。东部地区发挥高发散效应的优势，带动周边相对落后地区。中西地区借助外力，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实现旅游业健康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

参考文献：

[1]杨勇. 我国省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区域经济影响分析[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29（1）：67-73.

[2]王良健，袁凤英，何琼峰. 基于异质面板模型的我国省际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J]. 经济地理，2010，30（2）：311-316.

[3]杨梅. 我国中部地区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16（364）：140-143.

[4]申葆嘉. 关于旅游带动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J]. 旅游学刊，2003，18（6）：21-24.

[5]叶护平，韦燕生. 中国旅游业发展区域差异的系统分析[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9（3）：395-398.

[6] 王凯，李华，贺曲夫. 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升级差异的空间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26（1），63-67.

[7]唐留雄，中国国际旅游业地域非均衡增长研究[J]. 经济问题，2003（11）：69-71.

[8]陈秀琼，黄福才. 中国入境旅游的区域差异特征分析[J].地理学报， 2006，61（12）：1271-1280.

[9]陆林，余凤龙. 中国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特征分析[J]. 经济地理，2005，25（3）：406-410.

[10]宣国富. 中国入境旅游规模结构的省际差异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2012，32（11）：156-161.

篇10

【关键词】内蒙古 “三化” 区域差异 对策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三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相辅相成。从全区总体来看，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各盟市之间的差异也在逐渐拉大，因此，为全面推进内蒙古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农牧业地区的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内蒙古各盟市“三化”的发展水平现状，认真分析其区域差异及成因。

一 各盟市“三化”水平的测定与分析

工业化水平不能简单地选取某一指标代替，本文选取人均GDP、工业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四个指标来进行综合判断。对四个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确定权重，换算成可比的工业化率。

描述各盟市城市化水平的指标是城市化率，考虑到我国的城市不仅是聚落形态，更主要的是行政管理单位，为此本文用城市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描述。

农业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本文根据农牧业现代化内涵，遵循综合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系统性的评价原则，选取农牧民人均收入、农牧业总产值、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用电量、粮食产量、畜产品产量、化肥施用量、农村环境治理率、牧民定居化水平和农牧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十个指标来构建内蒙古各盟市农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十个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确定权重，换算成可比的农牧业现代化率。

综上，截止到2011年，内蒙古12个盟市“三化”水平的测算结果如图1所示。

二 聚类分析

将以上测算出的内蒙古各盟市“三化”水平作为聚类分析的基本指标，把相近的并为一类，可以将内蒙古12个盟市分为五类，各类总体特征不同。

第一，呼和浩特、包头市属于综合实力型城市，“三化”水平各方面都较高，尤其是工业化水平。呼和浩特市以伊利、蒙牛为依托建成中国最大的乳业基地，被称为中国的乳都，该市第三产业也有着强大的实力，近几年对经济的贡献率高达59%。包头历来就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发展更加迅速，积极推动钢铁、电力、稀土、煤化工、铝业等优势特色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实现了产业集聚和规模效益的全面提升。

第二，呼伦贝尔市、通辽市和赤峰市农牧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东部地区气候温和、土质肥沃、水量适中，在发展农牧业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如通辽市既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又是国家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2011年第一产业贡献率将近16%，呼伦贝尔市东部低山丘陵和河谷平原为主，是呼伦贝尔市的主要农区，盛产大豆、玉米、水稻，中部为林区，西部为牧区。

第三，鄂尔多斯市工业化水平较高，但城市化水平较低。鄂尔多斯市属于资源型城市，煤炭资源尤其丰富，天然气、煤气层也十分丰富、化工、建材资源也非常富集。因此依托强大的资源优势鄂尔多斯的工业高速发展，但是存在一煤独大的结构性矛盾，工业结构转型步伐缓慢。另外，第三产业发展缓慢，这些都造成其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不符合的原因。

第四，乌海市、阿拉善盟、锡林郭勒盟农牧业现代化水平较低。乌海市是新兴工业城市，凭借黑色煤炭带来经济繁荣，但是目前产业结构单一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另外由于乌海市被库布齐、毛乌素、乌兰布和三大沙带所包围，是一座典型的“沙漠城市”，加上气候干旱少雨，因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非常小。而锡林郭勒盟和阿拉善盟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有一定比重，但主要是以畜牧业为主，经营方式较粗放，要达到农牧业现代化还有一定距离。

第五，兴安盟、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工业化水平最低。乌兰察布市具有区位优越、交通便利的优势，但是工业基础薄弱，资源禀赋较差，到目前为止，只有乌兰察布市不产煤，尽管乌市被称为“中国薯都”，但土豆与煤炭产生的效益无法相比，对于缺少资源的乌市，就是缺少了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使得其工业发展相对较慢。巴彦淖尔市南部是著名的河套平原，是自治区主要商品粮基地，农牧业现代化水平较高，但是工业发展缓慢。从兴安盟三次产业来看：一产比自治区高22.3%，二产比自治区低21%，三产比自治区低1.3%，由此可见其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缺乏优势产业，经济发展缓慢，最根本的问题是工业比重小、水平低、链条短，对一三产业缺乏大的拉动作用。另外兴安盟城镇化率也较低，农村牧区人口多、贫困面大，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融入东北经济圈进程缓慢。

三 推进内蒙古各盟市“三化”协调发展的对策

第一，加强呼和浩特、包头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由于内蒙古版图独特，为东西狭长形，所以目前各方面发展较好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对周围盟市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较小，尤其是对东部的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峰市、兴安盟和锡林郭勒盟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小。因此，今后在推进“三化”协调发展的进程中呼市和包头两大城市应发挥更大作用，总结概括为八个字：率先、带动、辐射、示范。率先，要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率先实现所设定的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带动，呼包二市的发展将来要带动全区的发展；辐射，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的能力要进一步增强；示范，为欠协调地区发展摸索一些经验、探索出一条路子。

第二，通辽市、赤峰市和呼伦贝尔市在提升农牧业现代化与工业化水平同时，要加强城市化建设。通辽市、赤峰市和呼伦贝尔市“三化”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应该是城市化发展水平，尤其是通辽市和赤峰市，“三农”、“三牧”比重较大。在这些地区首先要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中心的第三产业，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根本要求。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最主要的渠道，服务业发展滞后，必然抑制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从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呼伦贝尔市是自治区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应以旅游业为核心，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工业，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通辽市应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努力打造内蒙古东部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绿色农畜产品基地、发酵工业基地、建材工业基地和商贸物流基地，促进城市化发展。而赤峰旅游资源也较丰富，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应大力发展，另外应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以提升赤峰市的城市化发展水平。

第三，鄂尔多斯市应将工业化作为“三化”协调发展的“火车头”，带动城乡一体化。鄂尔多斯“三化”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工业化发展，而能源等资源密集型产业比重过大的产业结构，不利于“三化”协调发展，该地区应在调整优化工业结构和提高经济质量与效益的基础上，实现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加大技改投入，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资源初加工工业向资源深加工工业的转变，把资源优势的转换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另外，增强区域中心对周边经济的带动作用，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格局，合理经营城市，完善城市功能，统筹城乡发展，增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创造优良的创业环境和人居环境，走生态宜居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推动“三化”协调发展。

第四，乌海市、阿拉善盟、锡林郭勒盟应重点提升农牧业现代化水平。上述地区应善于依托中心城市，围绕市场需求，培育壮大优势特色农业，如乌海市应立足城郊型农业实际，以农业结构调整为主线，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大力发展生态、高效、特色农业。乌海市沙漠是劣势，也是优势，使乌海成为华北地区光热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因为日照长、积热量高、昼夜温差大，使乌海地区的瓜果特别甜，因此乌海可以围绕日光高效农业做文章。阿拉善盟和锡林郭勒盟应着重提升农牧业机械化水平，用现代农牧业科学技术代替传统劳动密集型农牧业，走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农牧业之路。另外阿拉善盟还有着大漠、戈壁等独具特色的自然旅游资源，故应大力发展现代化服务业，带动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的扩大，促进城市整体水平的上升。

第五，兴安盟、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要加速工业化发展。上述地区应强化区域协调互动发展的战略思想，以实现工业化更快更好的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区域发展战略导向的明确，为兴安盟借助东北振兴带来了重大机遇，因此，兴安盟发展要立足区域协调发展，找准兴安盟在东北经济区的战略定位。而乌兰察布市和巴彦淖尔市紧邻呼包鄂，京藏高速、京包铁路等连通东西的交通大动脉穿越，交通便利。应充分发挥这两个地区的区位优势，融入呼包鄂经济圈，接受呼包鄂的辐射带动，把本地区工业的发展置于大格局中统筹规划，使资源有效的在大范围配置，壮大支柱产业，发展有地区特色的非资源型产业，实现工业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殿廷、田杰、李雁梅.我国各地区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知识化及经济协调发展的初步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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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永、苏试.论中原经济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J].中州学刊，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