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与历史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考古学与历史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双河古城；考古；观察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2 ― 0058 ― 06

黑龙江省汤原县境内的双河古城，因靠近汤原县香兰镇双河村，被当地人称之为双河古城。《吉林通志》载：“此城周围五里，地名公木纳，俗因曰公木纳城，即固木纳古城。”①因以被学界称之为固木纳古城。目前关于双河古城的文化性质，多数学者认为该古城“辽为五国部盆奴里部治所，金为屯河猛安治所，元为桃温军民万户府治所，明为屯河卫及海西东水陆城站的托温城、满赤溪站故城，清为布尔哈噶珊。”②笔者于2014年6月10日，随哈尔滨市社科院历史文化资源考察组到汤原县，在汤原县当地文化工作者的引导下，对双河古城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考察。笔者认为该古城被国务院以元代桃温万户府故城，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为准确。至于是否为辽代五国部“盆奴里部”治所，或为金代“屯河猛安”治所，本文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以此推动双河古城文化性质的研究走向深入。不当之处，敬请同仁、专家、学者指正。

一、双河古城的地理位置及建筑形制

双河古城位于汤旺河下游冲击平原。其地理坐标为东经129°43′―44′，北纬46°40′―41′，海拔98米。南距香兰镇6华里、西北至双河村3华里。据陪同我们考察的县政协郭主席讲，汤旺河经过几次洪水改道，已把古城冲刷掉三分之二，大部分都已塌陷于河道之中，现在所能看见的仅是古城西边部分的三分之一。距离双河古城东北100余里的汤原县振兴乡振兴村，有“两处朗君古城遗址，两城之间相距3华里，西城周长1370米，东城周长700米。”③根据其出土文物，可以认定为辽金古城。在双河古城的西北伊春市金山屯区北郊，汤旺河右岸，有一处大型横山金代遗址。据《金山屯区（林业局）志》载：“1956年，除出土了石桌、石凳、八面乐舞浮雕石幢、轮制陶罐、铜镜、小木鞋、缸胎釉陶桥状耳罐、铁锹、铜钱、玉石鸟、金质符牌。金牌外包金箔，上面有阴刻的女真文字，及都统所铜印一枚。”④这些出土文物表明金山屯横山遗址，当为辽金时期古城遗址。双河古城西南，松花江南岸依兰市境内，有被史学界认可的金代胡里改路故城遗址。在依兰县城北一里许的古城遗址，普遍认为“辽代五国部越里吉故城，金代沿用为胡里改路故城。”⑤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认为胡里改路治所为“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喇嘛庙。”⑥孙秀仁则认为，今依兰县城南90华里“土城子古城为金代胡里改路治所。”⑦双河古城周围这些古城遗址文化性质的确定，对考证双河古城的文化性质，起到至关重要的佐证作用。

双河古城形制，基本上呈长方形。东西长750米，南北长500米，周长2500米。掘壕叠墙，夯土版筑。墙基底宽8米，顶宽2米，高3米。南门瓮城仅存3座土包。西墙有马面5个，间距80米；南、北城墙各有马面1个。古城西北角和西南角筑有角楼，北城外面设有两道城壕，西城外设有1道城壕。东城垣及南、北城垣大部无存。城内已垦耕地面积约45亩。地面散布有大量板状碎石块、长方青砖、灰色布纹瓦、轮制灰陶残片、兽面瓦当等，出土了铜锅、铜镜、铁锅、铁镞和宋钱等文物。从古城的建筑形制和出土的文物来看，双河古城是典型的辽金时期古城。

二、五国部各城的建筑年代考辩

目前在松花江中下游，诸如双河古城《黑龙江省志・文物志》记载：“辽代为五国部盆奴里部，金代为屯河猛按，元代为桃温万户府，”①说双河古城是辽金时期的古城，这只是大致的建筑时间范围。作为五国部各治所的古城，应该始建于辽代，为其后的金元所延用。我们判定古城的文化性质，首先要了解古城的建筑时间。目前被学界称之为五国部各古城，是否建于辽代五国部时期，这不仅要看这些古城的建筑形制，更要看古城是否出土了能够佐证古城建筑时间的文物，这样，才能断定松花江中下游这些古城的文化性质。

篇2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字学习;汉语学习

中图分类号：H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1-0073-03

一、序言

中国汉字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起源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汉字不仅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它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也是空前绝后的。在身处“汉字文化圈”的东亚诸国中，朝鲜半岛受汉文化的影响可谓最为深远。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国内已有不少的专家学者都有所论及。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统一新罗、高丽王朝、朝鲜王朝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着重考察各个时期朝鲜半岛的古人们是如何学习汉字汉语的问题。

二、统一新罗时期

公元675年，新罗在中国唐朝的帮助下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于神文王二年（682年）效仿唐朝设立了国学，后又于景德王六年（747年）在国学分设了博士、助教。新罗的国学将《论语》和《孝经》定为必修课，并按照主修课目的不同，将教学科目分为《礼记》和《周易》、《左传》和《毛诗》、《尚书》和《文选》三科。国学招收的学生都是16～30岁的贵族子弟，且学习年限为9年。

公元788年，新罗效仿唐朝设立了与汉字汉文教育制度相衔接的读书三品科，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唐会要》卷三五有载：“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前只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打破了新罗原来只按出身选拔官吏的制度，不仅大大激发了人们学习汉字和汉文的热情，也为日后汉字和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深入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统一朝鲜半岛之后，新罗也进一步扩大了向唐朝派遣留学生的数量。仅以837年为例，新罗的在唐留学生就达到206名，是当时在唐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对于这些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新罗政府一般都会将他们分配到王廷的文翰机构或是地方加以重用。这些举措也促使更多的朝鲜人赴唐学习汉字和汉文。朝鲜人在学习汉字和汉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吏读”、“乡扎”和“口诀”三种不同的汉字标记法。广义上也可将这三者统称为“吏读”。它们都是将汉字借用为标记符号，只是方法略有不同。“吏读”和“乡扎”的方法比较相似，都是将汉字作为一种记录符号，而句子的行文则完全遵循朝鲜语的语序和语法结构。“吏读”和“乡扎”借用汉字的方法一共有四种，即音读、训读、音假和训假。音读是直接借用汉字的音和义;训读是借用汉字的义，但读音则采用与之相对应的朝鲜语固有词读音;音假和训假则是分别采用汉字的读音和与之对应的朝鲜语固有词读音，这两种方法都只将汉字借作表音符号，并不取其义。“吏读”主要用于官府公文，“乡扎”则主要用来记录流传于民间的“乡歌”。“口诀”采取在汉文中加注朝鲜语语法成分的方法，它是一种以朝鲜语的方式阅读汉文的辅助手段。“口诀”分为“释读口诀”和“顺读口诀”，前者是将汉文按朝鲜语语序做调整后阅读，后者则是在汉文的短语之间插入词尾和助词等直接读解。“口诀”中加注的朝鲜语词尾和助词等成分被称为“吐”，有“字吐”和“点吐”之分，它们分别利用汉字和点等符号来标注。现存的释读口诀资料主要出现在高丽至朝鲜时代初期，而顺读口诀则一直使用到更晚的李朝末期。

公元9世纪末，新罗国力衰弱，从中分立出后百济和泰封，史称“后三国”。其中王族弓裔建立的泰封国虽然历时不长，但却设立了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语言机构――“史台”。据《三国史记》卷四十和卷五十所载，“史台”是专门“掌习诸译语”的机构，而汉语则是它的核心科目。泰封的部将王建于公元918年取代弓裔，改国号为“高丽”。后来高丽先后击灭新罗（935年）和后百济（936年），再次统一了朝鲜半岛。

三、高丽王朝时期

这一时期朝鲜半岛的汉字汉文教育更加趋于完善，统治者不仅重视儒家经典等的书面语教学，也开始注意到汉语口语的重要性。

篇3

【摘 要】古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承载了我国悠久的历史，也汇集了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提高当代高中学生的古诗词鉴赏能力是时展的必然趋势。通过对高中学生古诗词鉴赏能力进行思考，旨在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达到有效提高学生古诗词鉴赏能力的目的。

关键词 高中学生；古诗词；鉴赏能力

一、引言

随着现代教育的不断发展，众多专家与学者已经改变自身的认识，更加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与综合能力。这就促使众多教师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切实提高学生的古诗词鉴赏能力，在传承我国历史文化的同时引导学生健康发展。

但从目前来看，多数教师还没有足够的意识以及能力针对学生的古诗词鉴赏能力进行提高， 导致高中语文古诗词鉴赏教学的有效性有待提升。

基于此， 本文在此对高中学生古诗词鉴赏能力进行一定的思考，以期能够为相关人士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达到推动高中语文古诗词鉴赏教学的目的。

二、导致高中学生古诗词鉴赏能力较低的原因分析

（一）古诗词的内容相对抽象

根据实践调查的结果显示， 拥有超过60%的高中学生认为古诗词中的内容相对抽象。一方面，古代诗人生活的背景与现代学生生活的背景大相径庭，诗人所描绘的事物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是抽象的，导致学生根本无法通过单纯的阅读诗词建立直观具体的形象。另一方面，古诗词的作者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情感难以引起当代学生的情感共鸣。当代学生无法理解诗人表露的爱国之情、忧民之情或者向往自然的情感，导致学生无法对古诗词进行有效的鉴赏。

在这种背景下， 当代高中学生从主观上认为古诗词是抽象难懂的，作者在诗文中表达的真挚情感也显得苍白无力，进而降低了学生鉴赏的效果。

（二）教学方法有待完善

与此同时，我国的教育仍旧深受应试教育理念的深远影响。大部分高中语文教师仍旧以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和应试能力作为主要的教学任务。

在主观观念的引导下，教师并没有针对学生的古诗词鉴赏能力进行有效提高。相反，在高中语文古诗词鉴赏教学中，教师只是在教导学生如何解答问题，如何应对考试，导致学生只会机械的作答，却无法对古诗词进行真正有效的鉴赏。

基于此，当前的高中语文古诗词鉴赏教学的方法有待完善，学生即感受不到古诗词鉴赏教学的乐趣，同时也没有真正的提高自身的鉴赏能力。

（三）学生的语文基础相对薄弱

最后，当代高中学生的语文基础相对薄弱。在应试教育的驱使下，当代高中学生承受的学习压力非常大，通常导致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积累。

因此，学生在面对古诗文时只能够从诗文的本身进行理解，却无法联系到诗人的生平事迹，也无法参考当代的时代背景。这就导致学生很难与诗人产生真正的情感共鸣，无法对古诗词进行有效的鉴赏。

三、如何有效提高高中学生的古诗词鉴赏能力

（一）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法

在高中古诗词鉴赏教学中，教师可以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法开展教学。在多媒体技术与设备的有力支撑下，教师可以将原本抽象的诗文内容变得更加生动形象，帮助学生建立直观的形象提高理解与鉴赏的质量。

以《蜀道难》这一首古诗的鉴赏为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向学生展示蜀道的崎岖，将古诗中的文字性描述通过图片或音像的方式再现。通过直观的观察，学生就更加容易理解“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真正含义，也就能够通过直观的观察对其进行更有效的鉴赏。

又如，在《声声慢·寻寻觅觅》这首词的鉴赏中，李清照凄婉的词句也很难让当代学生感受到那一抹忧伤和哀愁。此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营造相应的氛围，可以给学生播放较为凄婉的背景音乐，搭配滴滴答答的雨滴声进行烘托，使学生更好的鉴赏词中的思想感情。

（二）改革鉴赏教学的方法

在此基础上，教师应该改革传统的高中语文古诗词鉴赏教学方法，要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针对学生的古诗词鉴赏能力进行有效提升。

例如，在《念奴娇·赤壁怀古》的鉴赏中，教师可以采用小组合作法开展鉴赏教学。首先，教师将学生按照一定的条件分为不同的小组，并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朗读诗文。其次，教师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组织学生进行探讨与交流，提出不同的观点，并最终得出鉴赏的结论。最终，教师将学生合作交流的结果进行汇总，针对学生的不同意见进行整合和解答。

在此过程中，教师让学生更自由的思考与讨论，使学生自由的表达自身的观点，同时吸收与借鉴其他学生的思维和意识。这就能够启发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从新的角度和方向鉴赏古诗，并逐步提高学生的古诗词鉴赏能力。

（三）注重对学生文化素养的提升

教师还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文化素养进行有效的提升，要引导学生不断积累，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素养。

同样以李清照的经典作品《声声慢》为例，教师可以让学生了解李清照的生平，感受李清照经历的人生起伏。在鉴赏中，教师就应该引导学生结合李清照的生平事迹去感悟诗文中的悲怆与哀愁，进而与李清照产生情感共鸣。

又如，在鉴赏杜甫和李白的诗词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比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下，两人同为唐朝诗人，但诗歌的意境却差距甚远，其原因就在于时代背景的转变。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需要帮助学生进行文化积累，使其成为学生鉴赏古诗词的有力支撑，达到提高学生古诗词鉴赏能力的目的。

四、结束语

总的来说，提高学生的古诗词鉴赏能力是高中语文教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时展的必然趋势。这就需要教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交流，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教学见解，使学生的古诗词鉴赏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参考文献

[1]杨正云.中学生古诗词鉴赏能力的培养[J].镇江高专学报,2009（02）

篇4

一、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是我国高等院校中成立的第一个考古学系，至今已有50年的历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丰富的图书文物资料、良好的教学实验设备，学科水平居于国内外领先地位。

二、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以中国考古学、考古学理论和田野考古为基础，将中国北方、中国东北及东北亚地区的考古作为教学和科研的重点，把培养学生田野考古操作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放在首位，为考古学注入新鲜血液。

三、中山大学：

篇5

关键词：红山文化；构想；条件；要素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13-03

上世纪末苏秉琦先生提出构建中国史前史的战略设想。2009年郭大顺先生在赤峰的第四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上，提出创建红山学的意见。赤峰学院的学者们遵照先生们的意见，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着手组建专门机构，建设专业团队，投入专门经费，本着开放、创新、交叉的工作思路，多年来一直参加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召开了七届红山文化学术论坛，一直在这方面收集资料，坚持不懈进行研究探索，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形成了创建红山文化学的初步认识。

一、创建红山文化学的条件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永先生赴赤峰地区考察起，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红山文化正式命名也近六十年了。八十年来风生水起，路转峰。红山文化已经成为世人关注的显学。经过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事件之后，红山文化的重要现象已经渐渐露出端倪；时下的国学热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国的文化经典上寻找到进行红山文化研究新的路径；随着史前考古国际化的视野不断扩大，新的方法，新的理论不断引进；中华文明的探源工程不断把学者们的目光吸引到对红山文化的关注。

由此我们强烈感受到，中国的史前考古事业，经过近百年发展即将进入到一个大的综合时期。即以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为基本支撑的史前文化重构。这个文化重构过程不仅是考古学的深化过程，更是历史学的延伸过程；不仅是史前考古成果的高度综合更是中华史前史的构建；不仅是对已有的考古现象的分析，更是对四千年来中华文化典籍和中华文明特质的探源。这个大综合的时代也许是十分漫长的，事实上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为标志，这个时代已经看到了第一缕霞光。

这个时代的到来，必将使我们的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一系列人文学科进入新境界、达到新高度；必将产生新的理论和新方法。正像恩格斯谈到从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那样，“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特殊的东西变成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①

各方面条件的趋于成熟和时出的大声呼唤，这是我们对构建红山文化学充满信心的期望所在。

二、红山文化学的学科要素

众所周知，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一是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二是理论体系，即特有的范畴、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三是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从工作起点上来看，红山文化学应该属于历史学中的专门史学科。从工作结果来看，它应该属于尚未创立的史前史学科，即文字诞生前的历史。

（一）学科研究领域

以红山文化的本质及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即在距今六千五百年到五千年的时长上，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红山文化的继承、交流和演变的过程，研究的重点是红山文化中晚期的文化内涵。因为历史学和考古学从本质上说都属于时间的科学。

（二）主要研究方向

1.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对代表当时最先进生产力的生产活动的研究，包括生产模式、主导产业、基本结构等等。

拟设子课题：红山时代的自然环境；红山时代的人地关系；红山时代的生业模式；红山时代的生产、加工、制造技术。

2.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重点分析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分层、社会组织及文化交流。

拟设子课题：红山文化人群的种属及与后红山时代人群的关系；红山文化的居落与族群关系研究；墓葬群中个体之间的血缘关系；红山文化的社会分层与组织结构及古史中记载的大同社会；红山社会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外来文化的影响。

3.红山文化的意识形态。关于自然、经济和社会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的概括。包括世界观、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和其他意识形式。

拟设子课题：红山玉器的主要功能；龙神崇拜研究；红山人物造像研究；祭祀活动与红山社会的生存状态；红山文化诸神系统中的天神与祖神；红山社会中巫觋的地位与作用；祖先神与巫觋之间的关系；上古“三代”文化传统与红山文化理念比较分析（特别关注商族的文化传统）。

三、红山文化学的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

国家，家庭私有制起源的学说。

（二）苏秉琦先生关于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理论

国家产生的“三阶段”即古国、方国、帝国，和国家发展的“三模式”即原生型：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六千年前、四千年前、两千年前）。次生型：中原，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包括之前的尧、舜、其后的秦，共五代，均以尧舜时代洪水为其祖先源头，从四千年前到二千年前，重叠、立体交叉为其特征。续生型：北方草原民族，于秦汉后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清朝三代为代表，同样在此两千年见，重复、立体交叉形式，各自经历过三阶段模式的国家。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主根系中直根系的论断；“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论断；“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的论断。②

篇6

1、哲学类：哲学、逻辑学、宗教学。

2、经济学：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财政学、金融学。

3、法学类：法理学、 法制史学、国际法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外交学、思想政治与教育学、 国际政治学。

4、历史学类：历史学、世界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民族学、文物保护技术学。

5、医学类：护理学、药学、护理学、卫生事业管理学、应用心理学、中药学、临床医学、高级护理学、生物制药学、药品管理与营销学、眼视光学、口腔医学。

篇7

    作为学科名称，“音乐考古学”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虽然目前经常使用此词，但会造成误解。首先，不能总以为有一个特定的“音乐”概念存在，这对于无文字资料的社会尤其如此②。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一种特定的音乐概念可能已经存在，但其概念原理和音乐美学通常是未知的。当今诸多社会表明，歌唱和舞蹈可以理解为“音乐”的组成部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希腊术语mousikē的本义，即“缪斯的艺术”，这其中也包括诗歌)。其他社会甚至没有使用音乐和舞蹈的同义词：阿兹特克人跳舞时“祈祷”或“伴随着脚步歌唱”，然而器乐和声乐则被看作cuicatlamatiliztli，即“歌唱的艺术”③。“声音的考古学”④(或“声音考古学”⑤)是一个更客观的、可替代的名称，但很少被使用。其次，有些研究资料未必是考古学的。从文献资料来研究音乐传统，基本上属于文献学(旧大陆)或民族历史学(新大陆)，因为许多音乐传统植根于历史之中，所以民族音乐学和民族志的资料可以象考古发现那样做相关研究。然而至今为止，还没有提出更好的可替代的学科名称，作为“音乐考古学”⑥的变体，“考古音乐学”⑦的名称曾受到过批评性的讨论⑧。有时也见到其他的名称，如“古乐器学”⑨、“民族音乐考古学”⑩、“音乐文献学”(11)或“考古声学”(12)，它们与音乐考古学的某些特殊材料和方法有关，但并不能涵盖所有研究领域。“考古舞蹈学”(13)或“舞蹈考古学”与音乐考古学研究密切相关，但一般不将它视为音乐考古学的分支。

    然而，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起即对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架构予以讨论(见下文)但对该领域研究理论的探讨却相当缺乏。这是不正常的，由于理论是研究方法的基础，所以需要高度关注。这一问题，直到最近才受到学科发展史研究的较多重视。在本文中，我想讨论音乐考古学方法论体系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研究的一般范式，并附加一些与人类学学科有关的理论思考。在我看来，民族音乐学、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与这些理论思考的关系更为密切，它们将有助于构成方法/理论的背景，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论架构

    在所有已提出的音乐考古学研究范式中，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受到推崇(14)。大家均赞同，音乐考古学由一系列多学科的方法或分析模式所组成，其具体方法则由研究主题所依赖的资料所构成。如前所述，这些研究资料具有多样性，它包括与音乐相关的发现和涉及音乐的历史记载，有时甚至是依然存活的音乐传统。由人类过去的遗物可知，这些资料在类型和内容方面均存在个体差异。重要的是，为获得实证性的结果，所有资料均应考虑以互补的方式加以比较。换句话说，这些资料均应予以同等对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已经得到许多研究的证明。分析方法的多样性还表明，最佳的研究结果乃由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所获得。

    已有的研究范式显示，音乐考古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会有所不同，这主要基于应用的资料和分析的模式。在研究的总体目标上，可从音乐知识(包括“文化知识”、“乐器学知识”、“律学知识”等等)(15)到文化/自然的声音(16)，也可从音乐表演(17)到音乐文化(18)。根据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般范式(见下文)，以及上述音乐考古学的定义，我将研究的总体目标界定为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

    研究方法的主要差异，体现在音乐考古学家和民族音乐学家对过去的音乐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后者已经在20世纪60年代由Merriam予以阐述(19)，随之由Blacking(20)、Nettl(21)和Mendívil(22)等人做过进一步探讨。虽然大多数音乐考古学家倾向于研究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包括与依然存活的音乐文化做比较，但后者仅作为一种辅助的研究方法。民族音乐学家虽然对考古和历史问题感兴趣，但更倾向于研究现状并探寻其中尚存的过去的踪迹，从而将历史科学作为辅助的研究方法。两者的出发点都是有价值的，且并不互相排斥，但对其交互关系的探究目前则所见不多(见下文)。

    如果将现存的所有资料和重要的分析模式加以整合，即可形成一种普遍适用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范式。这可用一般的范式来表示(见图)，并可作为世界范围内个体研究的结构框架。这个范式由两个同心圆围绕总体目标构成，其中所有的部分均可作为独立研究的课题。外圈联结着四组音乐考古材料(发声器、音乐图像、音乐文献资料以及存活着的音乐传统)，内圈是一些主要的学科，分析模式通常即从中产生(音响学、乐器学、考古学、音乐图像学、民族音乐学、民族历史学和文献学)。

    音乐文献资料　文献学　音响学　发声器　乐器学　民族历史学　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　考古学　音乐图像　 存活的音乐传统　民族音乐学　音乐图像学

    J52Y401.JPG

    图　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般范式

    由于研究材料的情况各自不同，因此音乐考古学研究的结果也具有不同的意义，重要的是每种方法要针对不同的个案研究。最为全面的研究结果只能在每项资料具有足够的信息时才能获得(23)，这意味着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成功更多依赖的是特殊的原始资料及其互补性。材料经常是残缺不全的，但也要作为研究的课题，因此以一种或几种方法去处理它们通常是不够用的。音乐传统的年代越久远，研究就会变得越困难；文献资料越丰富，探索其原貌的基础就会越好(24)。因此，音乐考古学研究和阐释的可能性确实是十分有限的，在涉及到非常遥远的、仅遗留有极少物质资料的音乐文化时尤其如此。

    音乐考古学研究与民族音乐学

    比较音乐学作为民族音乐学的前身，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就已出现。十分显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历史科学(25)。除了方法的不同以及后来受到严厉批评的假设和臆断之外，它与音乐考古学具有一些共同的研究目标。在研究的课题领域中，比较音乐学家重视音乐的起源，他们认为这在当今所谓的原始文化中可以进行考察，并可从单线进化朝着“文明的”方向来分析音阶构成和乐调体系(26)。20世纪60年代早期，作为新研究方法的一部分，历史问题包含其中，民族音乐学被视为音乐人类学(Alan Merriam)，重点研究音乐在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在音乐与文化史一章中，Merriam指出，要通过音乐和乐器研究重建文化史(27)，这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对于历史科学如考古学和民族历史学的研究目标来说，这样的研究方法也是有价值的。

    Merriam之后的学者，例如Blacking和其他人，都提出特殊的音乐和社会形态是特定文化认知过程的产物，在音乐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之间具有牢固的联系。根据这种理解，音乐文化依赖于人类组织和声音模式，声音的生成是有组织的相互作用的结果(28)。Blacking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标是研究文化结构及其音乐之间的关系，并认为文化与人为组织起来的声音是相互依存的。近来推断，对音乐结构的社会文化关联性的探索并未取得太多的成功(29)。然而，不能否认研究文化样式与音乐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因为音乐从未与它的创造者的个人经验相脱离，音乐的创造者深入地参与到广阔的文化和历史进程之中(30)。

    当探索民族音乐学对音乐考古学的适用性时(31)，两个学科间的一项重要结构差异便显现出来。音乐考古学最明显的矛盾是，截止近代(以1877年留声机的发明为转折点)，过去的所有音乐都消失了。然而，音响考古学研究并非不可能，一些研究表明，这个矛盾至少能部分得以解决。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乐谱形式，它们很难被解读，但至少一部分能被破译(多数例子与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和古罗马有关)。文献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仪式歌曲和圣咏的文本；在古文字和其他历史文献中，表演实践、演奏技术乃至音响风格都是相互关联的(从不同程度的主位与客位角度观察)。现存的描述显示了乐器的种类和特有的演奏姿态(遵循着不同的艺术习俗和规则)，乐器的发现至少能帮助我们重建创作音乐的构成元素(例如基音频率、和声、音色和音程等的可能性)。然而，即使拥有大量的音乐考古材料，结果仍是有限的，因为在大多情况下，过去的音乐在节奏和旋律结构方面均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围(见下节)。

    另一方面，音乐表演和与其产生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语境，在民族音乐学和音乐考古学中都是熟知的研究课题。事实上，有时会有丰富的研究材料。从有关音乐发现的考古学背景，到大量的图像和文献记载，使我们更多地了解过去的音乐文化。在这种情形下，作为研究课题，由于资料的完整性和零散性各异，会导致研究方法的不尽一致，但从研究目标来看，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是一致的。就音乐考古学而言，在将过去音乐行为的社会文化面貌呈现在面前的同时，过去的声音只有在某些方面能够得到复原。

    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

    20世纪60年代早期，传统考古学受到所谓新考古学的挑战，新考古学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传统考古学将出土文物的描述作为主要的研究目标。Binford和其他人转向人类的行为和文化模式，将物质文化的解释作为一种考察手段，而不是局限于物质的形态范围(32)。从考古人类学(Lewis Binford)引发的问题，关注考古学人工制品的生产技术以及它们的特定社会文化功能。即便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但这种方法对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适用性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公认(33)。依我来看，新考古学有两种方法对于古代声音和音乐行为的研究至关重要，即：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

    民族考古学

    如果将考古资料与民族志资料的比较作为有价值的研究工具，那么民族考古学则是通过对当今民族事象的研究，来了解过去的文化样式。Hodder定义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考古学与民族志器物如各种工具的形制比较(关系类比)；过去与当今技术处理相似性的比较(形式类比)(34)。在民族考古学中常用的方法是直接历史研究法，当具备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条件时，直接比较便成为可能，而一般比较法则无需这样的链接即可构建其相似性(35)。当对不同文化资料的解释做多样性考察时(36)，应用民族志类比方法来理解考古资料的主观风险便可降低。

    民族志类比方法对音乐考古发现的解释相当重要，这说明它与民族音乐学研究关系密切。确实，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可以作为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之间的桥梁，但在探索它们的交叉性方面，目前所获经验并不多。直接历史研究法在众多个案研究中得以应用，如西班牙统治前的美洲音乐文化与当今美洲土著音乐传统的比较(37)。但间接的比较也是有用的，尤其是狩猎采集社会与史前音乐文化的比较(38)。

    尽管音乐考古学的解释有其优长，但与后世时间跨度较大的文化做比较研究仍然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对音乐传统做时间跨度和历史深度的考察，在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中是最具挑战性的分析研究。更为复杂的问题是，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常常是静态的，音乐考古学的解释反映出这种问题，在原始材料不足时尤其如此(39)。少量乐器或图像的发现，并不一定代表一种特定的音乐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由于文化内部和跨文化之间长久的交互作用，文化本身也会发生变化。不过，即使像乐器那样的器具，在很长的时间 内可能会保留它们的形态，且很可能被吸收和植入新的环境之中，因此会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功能和意义。一种特定的乐器形制可以传留数千年时间，如东亚的琴筝类乐器和东南亚的弓形竖琴。但用这些乐器演奏的特定音乐以及特定的表演背景和含义，均可能发生相当程度的变化。在追索音乐传统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中，对文献和图像资料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关注过去音乐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意义方面尤其如此。

    实验考古学

    实验考古学研究旨在运用复原和重建古代生活样式的手段，并通过与过去的比较，来从事考古学研究(40)。与民族考古学方法相比，它基本上不是诠释他者(如依然存活的原住民文化)；相反，考古学家转而成为行为人，通过他或她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比较实验的价值。在被称为模拟实验的方法中，研究者发现了一系列与过去的经验类似的技术变革。常见的研究课题是，使用原始工具和技术对考古发掘物进行实验性的复制。对古器物使用方式的重建即其显例，如旧石器时代的燧石工具，能够发出与劳动相关的特殊而有节奏的声音。一些燧石拥有动听的石制板体乐器的音响，即使它们不具备音乐功能，但在过去至少应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显然，实验考古学的方法在音乐考古学研究中是适用的。有关音乐考古发现的乐器学和声学研究已经超过一个世纪，如今在音乐考古学中更是必不可缺。有两种分析方法最为常见：第一，复制品和“仿真模型”的实验性制造；第二，复制品的实验性演奏，或如果可能的话，演奏发声器原器。这两种方法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发声器的实验性复原，往往是实验性演奏的前提。实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通常是与乐器制造商和音乐家共同合作来实现的。

    实验制作过程提供了精确的乐器学信息，其所需前提条件往往是对制作材料的分析，包括对材料的产地、处理以及工艺的考虑，常使用直接目测观察和考古测量的方法(光谱学、X光照像技术、材料研究，等等)。这些分析还提供了制造的特殊信息和古代加工材料的知识，以及制造完成后乐器的操作乃至演奏痕迹。此外，也能够了解乐器独特的声学原理。实验方法还可通过仿真模型得以实现，即根据特定的研究对象，不必使用原材料来复制乐器(如气鸣乐器)。

    对古乐器或其复制品的试奏，能够考察乐器的演奏技巧，并能显示特定乐器的音响性能(若几种乐器发现于同一考古环境当中，或图像中描绘的是一组乐器，就要考虑它是独奏或合奏所用)。发声器在保存状况较好且可演奏的条件下(如陶响器、陶笛、螺号、陶号、石制板体乐器，等等)可以用作实验研究，而乐器残品以及不宜演奏的乐器(如古代弦乐器)则需以复制品来进行实验研究。与此相关的是音响空间和音响性能的研究，其中声学模化软件和3D应用程序也被应用。

    如上所述，演奏姿势和技巧以及出土乐器的声音特性，都能通过实验来加以重建和检测。当涉及气鸣乐器(例如带指孔的骨笛、排箫或螺号)以及成套的体鸣乐器(如编磬和编钟)时，重建其音列也是可能的。然而，实验性的演奏在音乐考古学中属于最困难的研究方式，因为我们往往并不掌握过去音乐的特殊结构及其重要信息。再者，虽然文献与图像资料的有关信息有一定价值，但即使在演奏姿势方面，从特定发声器的人体生理学角度看，也会限制其演奏技巧和声学性能，因此其真实性存在较大的差距。以笛子为例，实验性演奏的结果不能视为特定音阶或调式的证据，因为不是所有的指孔可以均等地使用，并且还可通过呼吸控制技术以及指孔的部分闭合等来改变音响(41)。例如，如果只是给出乐器尺八(同上)，人们可能完全不晓得日本尺八音乐，这同样也适用于旧石器时代由禽鸟骨和猛犸象牙制造的笛子，这只不过是采用了最早的考古学案例而已。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在复制品上奏出与公元前33000年乐器同样优美的旋律。事实上，正如Nettl用一些显著的例子所论证的那样(42)，重建古代音阶体系以及其它音乐构成要素，仍然带有很大的推测成份。只要有相当数量的考古材料，即可通过定量分析，来帮助获得验证的结果。然而，在大多情况下，发声器的声学研究并不能揭示出过去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方面的足够信息。在声音的再现技术产生之前，过去音乐的音响全都消失殆尽。

    以往何时、如何以及为什么制造乐器并用来发音的问题，较之过去音乐的构成问题，在音乐考古学中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前述科学研究中的局限，属于科学与艺术结合的臆测或即兴发挥。显然，这样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研究者或音乐家的想象，它相当于对音乐史的艺术化阐释，只是简单反映了目前我们对过去音乐的看法。

    本文译自Arnd Adje Both. "Music Archaeology: Some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2009(41): 1－11.

    收稿日期：2013-10-12

    注释：

    ①我基本采用两个早期的释义：“通过古物遗存研究作为文化的音乐”(Olsen 1990: 175)，“古代声音和音乐行为的考古学”(Lawson 2004: 61)。

    ②Blacking, John. "Ethnomusicology and Prehistoric Music Making." In Hickmann, Ellen, and David W. Hughes. Ed.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usic Cultures: 3rd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 330-331. Bonn: Verlag für Systematische Musikwissenschaft, 1988.

    ③Both, Arnd Adje. "Aztec Music Culture." In "Music Archaeology: Mesoamerica," ed. special issue, The World of Music 2007(49)/2: 91-104.

    ④原文为：archaeology of sound，译者注。

    ⑤原文为：sound archaeology，译者注。

    ⑥原文为：music archaeology，译者注。

    ⑦原文为：archaeomusicology，译者注。

    ⑧Hickmann, Ellen. Aims, Problems and Terminology: Current Research in European Archaeomusicology. Ed. Graeme Lawson. Cambridge Music-Archaeological Reports, 6, Cambridge, 1983; Vendrix, Philippe. "Archéo-musicologie ou musico-archéologie." In Otte, Marcel. Ed. Sons originelles: Préhistoire de la musique. 7-10. Liège: Université de Liège, 1994.

    ⑨Megaw, J. V. S. "Problems and Non-Problems in Palaeo-Organolo gy: A Musical Miscellany." In Studies in Ancient Europe: Essays Presented to Stuart Piggott, ed. J. M. Coles and D. D. A. Simpson, 333-58, Leicester, 1968.

    ⑩Olsen, Dale A. Music of El Dorado: The Ethnomusicology of Ancient South American Culture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2.

篇8

关键词：学科价值 音乐考古学 音乐史学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音乐考古学是根据与古代音乐艺术有关的实物史料研究音乐历史的科学，是音乐史的一个部分，也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中国音乐考古学目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音乐文物学方面。但是从学科的性质，特别是从研究的目标考察，音乐考古学是以阐明中国音乐艺术发展史及其发展规律为第一要义。①

音乐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密切相关。随着近年来音乐考古学成果的不断出现，这门学科对于音乐学其他相关学科的影响也日益展现出来。

一、音乐考古学对音乐史的影响

在参观博物馆时，我们能看到编钟的精密和气派，古琴的纹路优雅而自然，这些来自数千年前的乐器，这些承载着古人的喜怒哀乐的音乐载体，常常使我们对先祖的思想和智慧肃然起敬。我们不得不思考应怎样面对和研究这些丰富的音乐遗产。

音乐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古代音乐实物的考证。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河南舞阳的贾湖骨笛。音乐史学家在上个世纪对于骨笛的年代论断是公元前8000年，而随着音乐考古学的深入考证，这个时间被向前推进了整整1000年。古人流传下来的音乐文献中，有的也许是谬误，有些是正确的论断，这些都需要后人不断地考证，才能客观地认识到这些文献的真实性。音乐考古学突破了传统的音乐史只用文字说明问题的局面。如对于殷墟近10年的考察中，挖掘出土大量的甲骨文残片，这些残片上所记录的内容，证实了司马迁《史记》中的诸多内容。

随着音乐考古的逐渐深入，音乐史古文献中的内容能够找到相应的出处，有些谬误也应当得到及时的纠正。

二、音乐考古学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影响

我国目前的音乐史，可以说是一部汉族音乐史，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是一部中原地区的音乐史。因为在当今的音乐史著作中，罕见边疆地区、西部地区、东南沿海地区的音乐论述。由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学科水平局限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地区的传统音乐研究相对于中原地区还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从整个传统音乐的大视野来看，边疆和沿海地区的音乐丰富多样，同时，由于这些地区的地域特殊性，其音乐形态的变化比较缓慢。中原地区，历史上乃兵家必争之地，任何一个统治者必征服中原才能统一天下，因此，中原地区的音乐形态受影响最大，变化最多，如城市音乐的发展最核心和最发达的地区在中原。而边疆和沿海地区的音乐往往保留了比较古朴和原始的风貌，比如福建南音这一乐种，唐代时中原的移民到了福建，随之带去了他们的音乐文化，因此，研究福建南音，可以对认识唐代中原地区的音乐文化有所助益。又如，目前的传统音乐著作中，关于四川地区的音乐文化，往往只提到“四川清音”“川剧”和个别的四川民歌。②而在音乐考古发现中，巴蜀地区的文化相当璀璨，乐器中还有诸如钮钟、甬钟、于、扁钟，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出土的器物上的图像，如嵌错宴乐图像铜壶，这些都说明巴蜀地区在当时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文化。而今的四川地区音乐文化，依然具有鲜明的特点。那么，巴蜀地区的文化和楚地的文化有何相似之处？巴蜀地区的音乐在后世是怎样发展的？与最早发现的可以确定的巴蜀音乐文化有关联吗？这些古乐器即使是失传，对于后世的蜀地音乐文化产生影响了吗？音乐考古成果带来的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三、音乐考古学对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意义

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是随着近年民族音乐学的兴盛而逐渐热起来的。音乐学界对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在上个世纪一度处于很简单的认识，局限于几个单一的乐种。最早关注少数民族音乐的还是当地的研究者，笔者2001年到云南采风的时候，云南的音乐学者就在大力进行云南当地民间音乐的研究、保护和宣传，提出了中国音乐不是单声，也有多声，就在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音乐里有体现。音乐学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为中国音乐是单声思维，西方音乐是多声思维，而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成果改变了这一看法。但是，少数民族学者较少，精力有限，依靠本民族的学者去研究自身的音乐文化未免力不从心。研究少数民族的音乐历史发展，是完成真正的中国音乐史的必然之路，而研究少数民族的音乐历史就离不开音乐考古的参与。如“有些出土的楚汉笛子，在有按孔的一面，都削去一个平面，其原因为何？乐器本身不会说话，文献也没有记载，不好理解。结合民族学的材料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竹制管乐器也有这样的实例”。③历史上的这片土地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变迁：战争、朝代的更替、民族的迁徙、民族的融合、多民族的杂居通婚……这些都带来了文化上的巨大转变，我们研究音乐史，结合音乐考古学的成果，可以明白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改写了历史，一些传统被保留下来，代代相传，有的却消逝了。

历史是一条长河，传统是奔腾不息的水流，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去孤立地研究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了解一个事物，只有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才能客观地分析和理解它。我们身边的任何一种音乐现象都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只有不断地探寻这些问题的出处和根源，才能真正了解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文化和我们自己。也正因如此，在音乐的源头徘徊的音乐考古学才体现出其伟大的学科价值。

注释：

①王子初.音乐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5.

②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

篇9

杨公骥是我国现代文史学家、学者，著有《中国原始文》、《中国小说史》、《西藏古史考》等。他12岁入中学，由于兴趣广泛，往往被学习中的疑难所牵引，跟踪求索，遍读各类图书。他说：“这时期，我曾阅读过有关天文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等许多著作和译文。”他的一生中读书都是采用跟踪读书方法。跟踪读书法是在读书时发现疑难问题，追踪求索，广泛阅读，多渠道、多学科地从外围解决问题的读书方法。杨公骥说：“学习研究犹如攻坚，攻坚城必须扫清外围，因为坚城与外围乃一整体，后者不破，前者难拔，学某一学科也必须兼通相邻学科，因为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孤立发展、独立存在的，都与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杨公骥读书从不死板地按照预定计划进行，而是在阅读时发现疑难问题后马上跟踪下去。有时甚至由这学科转到另一学科，直到把问题弄通为止。

    例如，他年轻时为了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问题，阅读了很多文章。但由于当时自己历史知识贫乏，越读问题越多。于是他跟踪学习，阅读了《古代社会》及考古学、经济学、哲学等方面的大量书籍。由此及彼，举一反三，便解开了自己的疑团。

    由于他采用了跟踪读书法，在读书时往往为了解决具体问，“而在不知不觉中引起对许多学科的兴趣”。如他母亲因生他难产而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杨公骥读书从不死板地按照预定计划进行，而是在阅读时发现疑难问题后马上跟踪下去。有时甚至由这学科转到另一学科，直到把问题弄通为止。

    例如，他年轻死，他隐痛在心，总想探其究竟，遂借阅妇产科医书仔细阅读。由此扩延，又读生物学、生理学、遗传学、人类学、民俗等书。他说：“这些不意中得之的知识都成了我库存的有用材。”

篇10

“文明”相对“野蛮”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对“野蛮”的扬弃。“国家”或“文明社会”是历史前进的结果，因为“国家”作为社会机器，维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扼制了“野蛮”对社会发展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志一般归纳为城市、文字、青铜器、礼器、王陵等等。对这个标志的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是探讨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鉴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代没有历史文献留传下来，这项研究所需资料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考古学对上述文明形成诸多标志的基础资料界定、取得、分析、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不一，难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学性各异。

“文字”对于“国家”而言是个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当前关于“符号”与“文字”的界定还并不统一，“符号”成为“文字”的质变点也无法确定，因而在探讨“文明社会”形成时，“文字”这种标志很难操作。从古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分析，从符号变为文字和从“野蛮”变为“文明”，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临界点发生“突变”、“质变”的。它们的“质变”点有时间差。

“青铜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至少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兵器的军事作用和作为祭祀、礼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过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在研究社会剩余生产品时不可将其作用估计过高。

现在谈论较多的礼器，实际上它们是“阳间”生活中“折射”。礼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文明社会”有关系。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但祭祀用品的“礼器”不必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祭祀用品的产生要早于国家出现。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非礼器”之界定，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科学的标准，这也要等待学科的发展，假以时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它们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意义是有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向人们揭示，“国家”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但不是有了社会分层，就必然出现“国家”。关于“王陵”的认定，从考古学一般理论上讲，“王陵”附属于“王”之都城，“王陵”应属“都城”一部分，没有或没找到相应“都城”的“王陵”，在确定这类墓葬墓主身份时尤应慎重。当然，“王陵”是“王”的阴间归宿，“王”是“国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国”。问题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墓之“王气”是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当务之急是要探讨“王陵”的客体“标准”。

对“文明社会”考古学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标志，最易操作的学术研究切入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记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在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学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视早期城址（主要指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早期城址，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讳言，这些城址是否属于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政治中心，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目前，关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标志的“城”，也存在着科学界定的问题。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础工作。这里我讲“城”不讲“城市”，就是区别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业功能，因此城中有相当数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众”，这种“城”实际是一部“国家机器”。当前在有关“城”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应注意区别“城”、“城堡”和“村寨”。它们都在其周围筑有“墙”，这种墙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规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墙”是“卫君”的，即保护国家集团的；“城堡”之墙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它们可以是“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以作为“野蛮社会”军事据点；“村寨”之墙是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以城墙作为“城”的唯一或主要标志。如何区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仅据其占地面积大小、墙垣规模等，更重要的应剖析其空间范围的内容。“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统治集团的政治中枢，主要应是城中“国家机器”物化载体——宫庙建筑。“城堡”之内主要为军事设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说明各自的社会作用。因此，对有墙垣围绕的大面积建筑遗址，究明其内涵十分必要。这些恰恰是我们目前考古工作中应该更多予以关注的。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现的城之宫庙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可以通过对已知资料的了解、已知规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对目前尚存的明清时代的宫殿、宫庙我们可以考察。对唐宋、秦汉时代的宫庙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经考古发掘的商周宫庙遗址，夏代偃题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又为我们认识更早以前的“文明社会”城址中的宫庙遗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照物”。

关于“宫”和“庙”的界定要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认为中国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庙是“宗庙”，而不是“神庙”。中国古代文明与地中海周围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古代文明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以“宗庙”为主体。后者以“神庙”为主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前者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血缘政治为主；后者商、工、农多种产业并存，以地缘政治为主。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庙时，对此应给以加倍重视。

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宫殿与史前时期的“公共建筑”有着本质不同。从布局形制上说，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从结构上看，前者是强调等级、突出个人的；后者是面向“大众”的。如时代较早的偃师商城的宫殿遗址，其周围筑有“宫城”，每座宫殿或几座宫殿还要有单独的围墙；属于夏代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第二号宫殿遗址各自围筑有单独的院墙。

”与宫庙殿堂建筑不能杂处。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是“卫君”之地，也是统治者行使权力的地方。这种“消费”性“城”需要有为其服务的民众，但“民众”应安排在“城”附近的“郭”中，即所谓“郭以居民”。这种“郭”可以理解为象偃师商城之“大城”，也可以理解为“城”旁之“居民区”。我们注意到，龙山时代晚期也发现了一些内外双重城垣的城址。它们是否为“卫君”之"城”和“居民”之“郭”，还要通过进一步考古工作去研究。总之，我们在研究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时，还要注意与之相关的“郭”或其附近的“居民区”遗址。它们二者是“分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