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保险的必要性范文
时间：2024-05-06 17: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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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社会保险；商业保险；互动发展；现状；建议
一、区别
一般而言，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一）经营的价值选择上。社会保险是一种社会政策，一种政府行为，其出发点主要是社会公益性和社会福利性；而商业保险的出发点则是它的产业经营性和企业盈利性，利润指标是商业保险公司非常重要的经营目的。
（二）管理特性上。社会保险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和政府专门部门，由政府来承担保险义务，具有强制性、独立性，不存在竞争；而商业保险的责任主体是各保险企业或相应的经济实体，并由他们来承担相应的保险义务，具有竞争性、自愿性。
（三）运营机理上。社会保险业务的开展、资金的筹集、给付与投资运营都需要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管理，行政干预程度比较高。而商业保险业务的开展、资金的筹集、给付与投资运营，都是有商业保险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运作的，政府一般不参与管理。
（四）保障对象上。社会保险的保障对象具有广泛性，包括法律或政策准许的受保群体的所有成员；而商业保险的保障对象是投保者本人或保险合同约定认可的人员，且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双方都有自由选择权，保险保障具有灵活性、多样性。
（五）保障程度与费用来源上。社会保险服从国家社会政策目标，为劳动者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保险费通常由雇主、被保险人和政府按三方负担原则共同缴纳。而商业保险是按市场经济原则运作，旨在提供灵活多样的补偿性保险保障，费用完全由投保人自担。
二、二者互动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
（一）必要性
1. 社会保险保障程度偏低。社会保险的目的在于保障工薪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其投保金额和给付标准都有一定的限制，所起的保障作用有限。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今天，仅靠社会保险显然不能满足人们的各种保险需求。
2.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世纪，老年人口的增加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加，这给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及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必须寻求更为有效的途径来应对。
3. 基金保值增值的要求。社会保险基金因其特殊性使得投资时以“安全性“为第一原则，且是由国家规定的专门机构进行投资管理，而非像保险公司那样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进行基金管理，行政干预色彩浓厚，因此，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效益较低。
（二）可能性
这是由二者多方面的互补性决定的。
1. 保障范围上。社会保险的保障范围一般只包括工薪劳动者面临的生、老、病、死、伤、残疾、失业等七大社会风险。商业保险的险种可大可小、可集中可分散，只要符合可保风险的条件就可以设立险种，可谓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可以说，社会保险满足了人们基本的、普遍的保障要求，而商业保险则满足了人们特殊的、多层次的保障需求。
2. 保障作用上。社会保险可以对工薪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但其投保金额和给付标准都有一定的限制，所起的保障作用十分有限。已参加社会保险的高收入者可以投保商业保险，当遭遇风险事故时可以分别从社会保险机构和商业保险企业获得保险给付，两者并行不悖，可以共同构成对国民的经济保障。
3. 保险技术和方法上。现在社会保险在运行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视借鉴商业保险的收支相等原则及精算技术，而商业保险公司由于其自身发展需要也倾向于开办一些偏重社会需要的保险以树立良好形象。此外，由于二者存在的根本目的都是保障劳动者的生活稳定，都需要所筹集资金的保值增值，从而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说明商业保险公司可以承办部分社会保险业务。
三、二者在我国互动共赢发展的现状
（一）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险事业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保事业主要是在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和农村保险领域。在养老和健康保险市场上，可以发现专业化保险公司的数量和规模都在扩大，并在资金投入、公司发展上给予重点支持。在农村保险市场上，不难发现保险服务网点越来越多、服务功能越来越强，并开发一系列专门针对农村市场的保险产品，逐步建成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农村保险服务体系，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二）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险建设的社会效益越来越好
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时间不长、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商业保险公司的参与有利于减轻财政负担、缓解政府压力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表现在：一是可满足国民多层次的养老、医疗保障需求；二是其在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和农村小额保险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三是有效管理和承办了新农合，有效降低了政府管理成本，提高了医疗保障服务水平。四是参与部分社保基金的投资管理，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
四、推动二者在我国互动融合发展的建议
（一）完善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
在依法治国时代，要推动二者融合发展首先必须有政策和法律保障，并明确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险运作的范围与途径，创造有利的政策法律环境。这样既可以发挥商业保险在一些领域的独特优势，又不会使社会保险偏离发展“轨道”。
（二）加强宣传与指导
在我国，由于人们对商业保险的认识和了解不足，致使人们投保积极性不高，限制了整个行业的发展与创新。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商业保险在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中的参与程度，通过理论和舆论引导来使保险业得到正确的认识，从而强化整个社会成员的投保参保意识，以促进二者良性互动发展。
（三）相关市场主体应加强自身建设与改革
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依赖于保险公司的有效运作，保险公司应优化内部控制框架及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以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此外，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五险一金“已成为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重要机制，所以企业应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投保于商业保险公司，为员工提供更为全面有效的保障。
（四）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及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为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互动共赢发展创造更为广阔的平台。
篇2
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发展的现状
社会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覆盖及保障情况截止2011年底，全国国家试点地区参保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人数达到3.3亿人，8759万人按月领取养老金。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城镇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至2011年底分别达2.8亿人、4.7亿人、1.4亿人、1.8亿人、1.4亿人。社会保险待遇水平也稳步提高。
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障体系现状20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保险业越来越成为人们理财的又一金融产品，并成为金融产品的一匹黑马。中国各大保险公司竞相成立，发展速度较快。商业保险可分为人寿和财产。人寿分人身保险、意外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财产分车险、货物险，等等。目前，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性越来越高。我国保险机构参与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涉及养老险、健康险和农村保险三大领域。在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的大病补助上，商业保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因补偿的标准较低，患者的个人负担还是很大。在养老保险方面，由于长期受部分群众对保险的误解以及各种条件的限制，目前来看国内商业养老保险与潜在的市场需求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以企业年金为例，国内的主要购买群体还只限于国有企业，且大多依赖于行政手段，企业、职工进行自主参保的积极性并不高。
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相互融合的必要性
从本质上来讲，无论是社会保险还是商业保险，均是满足人类寻求保障需求的主要载体，因此合作也将成为二者之间最主流的关系。国际上特别是发达国家，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例子并不鲜见，且逐渐成为发展趋势。笔者就两者融合的必要性做如下分析：
商业保险可以实现对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首先，目前国内基本医疗保险体制以“低水平、广覆盖”为基本发展原则，确保每个民众都能享受到“基本医疗”的需求，在诊疗项目、用药以及医疗基本服务设施等方面均给予了相应支付标准、支付项目的明确规定，同时还明确了“起付标准”要求及“封顶线”，尤其目前新农合和居民医保补偿比例偏低，实际给予的保障水平和医疗消费需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现实差距。尤其是对超过封顶线的统筹基金不予报销，目前重大疾病的医疗费用动辄几十万元以上，一旦发生这种大额医疗费用，病人及家属无法承担如此高额的医疗费用，这不仅是患者自身的一种危害，更危害到家庭及社会的稳定。如与商业保险相互融合，作为社会保险的基本补充，即可发挥其社会医疗保险的优势，提高参保人基本医疗水平。同时，这种商业保险还应加大个人医疗的保险力度，以此来缓解社会压力。
商业保险是对社会养老保险的有效补充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社会保险最重要的险种之一。我国的职工养老保险由三个部分（或层次）组成。第一部分是基本养老保险，即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其二是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它主要由个人进行自愿性选择。对于个人来说，即便由国家、单位将其纳入社会保险体系中，但实现保障也只能是在退休之后生活方面的基本保障性需求，根本无法实现较高生活质量居民的需求。因此部分职工会选择商业保险作为补充养老保险，为退休养老提供更高层次的保障。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农保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也为广大城乡居民提供最基本的养老保障。但随着我国老年人数量的不断增加，群众生活水平的逐渐改善和提高，为满足群众养老的需求，政府和社会提供的保障金额对于满足农村养老而言依然是杯水车薪。这种情况下，广大居民、农民就要求政府和社会能够为其提供保障。
商业保险可以实现对特殊对象的补充纵观世界各国的福利制度措施，英国应属世界性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即便是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往往也会因为社会保险的缴费不足导致退休后无法领取应有的全额养老金。而国内的社会保障覆盖则更有限，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无法享受到社会保险带来的保障，商业保险则可以覆盖到全体国民，而且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商业保险的险种越来越多元化，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实际需求及经济状况来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不同险种，商业保险绝非是富人的奢侈品，而应是社会基本保障的必须补充。
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险有助于优化管理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相比产生较早，一些技术和应用原理都较成熟。如它在确定收费标准时，将各种疾病的发生率等都充分考虑进去，人口寿命、人口老龄化等也都做了较为缜密的科学计算和预测，这些方法措施和适合一些社会医疗保险拿来借鉴和引用。再者，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压力较大，只有采取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足。它更强调在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因此强化了激励制度、绩效评估制度等，激发员工的斗志和工作理性。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险管理将有助于减少其监督管理成本，提高社会保险工作效率。
实现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融合发展的对策
商业保险应提高专业经营能力我国商业保险经办机构需要树立专业的经营理念，提高专业经营能力。一是要针对市场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发一批包含失业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定额给付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农村小额保险产品在内的适销对路的商业医疗保险产品，补充社会保险适用上的空白点，丰富社会保障的层次和内容。二是要通过内部培养、外部引进等方式组建商业保险公司急需的产品开发、精算定价、健康管理等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提高专业服务能力。
篇3
论文摘要：军人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设立专项基金,在军人由于疾病、伤残、年老的原因,丧失或暂时丧失劳动能力或死亡时,给予其一定经济补偿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军人保险是军人职业特殊性和高危险性的必然要求,是保障军人权益、提高部队稳定、加强部队凝聚力的强大后盾。
1 军人保险引入商业保险的必要性
1.1 是部队以人为本的体现
军人保险要着力为广大关并排忧解难,解决官兵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当前困扰官兵的问题,主要是在艰苦边远地区和特殊岗位的军人,有的战斗在人类生命的禁区,有的监守在有害射线和有毒气体的岗位,有的生活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大山和隔壁海岛等。这不仅对军人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同时也给家庭带来许多的困难。全军每年有人牺牲,有人残疾,有的随军家属就业难、子女教育难,有的军人或其家属患大病后,陷入经济困境。特别是在独生子女大量从军的情况下,军人牺牲后抚恤和保险金标准偏低,增添了军人和家庭的后顾之忧。军人表现要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应当调整先行保险金给付标准。另一方面应当积极引入商业保险机制,弥补目前军人保险险种项目少、覆盖面较窄、给付水平低的不足,拓宽保障范围,为军人及其家属提供多方面、多层次、高标准的军人内保险服务,有效地解决军人的后顾之忧,为军人及其家庭排忧解难。
1.2 是保障军人权益的现实需要
军人保险事业要与时惧进,健康发展,就要树立引入商业保险机制与社会保险项目协调发展的观念。要解放思想,创新发展理念,破除军人保险只能在社会保险范围内发展的保守观念,提高对商业保险机制引入军人保险事业重大意义的认识。从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保障政策方面看,商业保险既然是国家社会保障的支柱,就可以是军人保险的支柱。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军人保险的体系建议,既有社会保险,也有商业保险,还有互助保险。我们只有树立军人社会保险、商业保险、互助保险协调发展的观念,军人保险事业才有可能在创新中发展。
2 军人保险引入商业保险的可行性
2.1风险防范的分析是理论前提
根据奉贤防范理论和机制,参加保险的人数越多,风险分摊越有效,保险系数就越高。商业保险公司所承载的投保人和其资金规模远比军人保险体系要大得多,其强大的给付能力为商业保险公司在军人保险领域开展保险业务提供了有力保证。
2.2 成本的提高是基本前提
在医疗保障方面,利用商业保险提高军人保险保障水平的资金来源,应首先是军人为提高军人医疗保障水平增加的经费投入。军人参加商业医疗保险后,虽然从各级军事单位方面看,经费效益并不明显,但是从各级军事单位方面看,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提高军人的士气和工作积极性。此外随着军人收入的不断增加,个人支付一定比例的商业保险费用也完全可行。
2.3 武警部队的示范提供了借鉴
武警关并在充分利用商业保险资源方面的示范作用,也说明了军人保险在利用商业保险资源方面是可行的,武警部队作为我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军队的组织编制和职业风险较为相似,他们的成功实践为军人保险引入商业保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3 军人保险引入商业保险的几点建议
3.1 要注意循序渐进,逐步深化
需求决定供给,军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保险需求是军人商业保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不符合军人血球的保险产品,在商业保险的运作模式下,不仅拥有自愿选择权利的军人不会投保,而且保险公司也回因客户较少无利可图而被迫放弃该项保险产品。但是,军人的保险需求是多种多样的,需求的层次性和紧迫性各不相同,军队不可能具备满足军人所有保险需求的条件,况且有些需求可能在经济上也不完全可行。所以,军人商业的发展就应该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区分军人保险需求的轻重缓急,将军人保险需求最强烈,而发展条件又相对成熟的险种首先推出发展,以降低军人保险引入商业保险的成本,减少交易费用,增强军人商业保险发展的可靠性,从而使军人商业保险获得各方面的支持,积累经验后再按照军人需求的层次推动其他商业保险险种的开发和实施。
3.2 注意投保方式的选择
不同的保险险种应该采取不同的投保方式。对于伤亡保险,军队可以区分投保的人群,分类别投保,这样就能迅速满足特殊军人全体的需要,又可以作为下一步扩大军人保险和商业保险结合模式的试点。对于医疗保险,由于全体军人都要参与投保,规模很大,可以团体进行投保。
3.3 注意选择商业保险险种
商业保险险种很多,而军人保险不可能一步到位,应先选择一些需求最迫切的保险险种。首先,军队应该先、选者商业医疗团体保险,因为当前军队的免费医疗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官兵的要求。选择商业医疗保险,可以充分利用地方医疗机构,有效的利用地方医院的优良资源。其次,军队应该选择商业医疗伤亡团体保险。当前军人伤亡保险赔付的金额远远达不到所需要的数额,而选择商业伤亡保险则能提高标准,极大的保障了伤残军人及其亲属的生活,提高了部队官兵工作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 余家健. 军人补充保险制度研究与设计[j]. 军事经济研究, 2000,(10) .
[2] 李英成. 军人保险与军人权益保障研究[j]. 军事经济研究, 2001,(10) .
篇4
关键词：长江船东互保协会；必要性；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F55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0-0169-03
一、建立长江船东互保协会的必要性
（一）长江航运企业抵抗风险能力弱
根据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2008年的统计数据，截至2007年，长江水系14省市共有省际内河运输企业2 335家，拥有各类运输船舶7.57万艘，运力3 412.8万载重吨、47817TEU。长江航运企业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经营规模普遍较小。公司总运力在1万载重吨以下的占到66.8%，达到1 557家；公司总运力在1万―5万载重吨之间的，占到26%，共有609家；公司总运力在10万载重吨以下的占到4.6%，达到108家；公司总运力在10万载重吨以上的仅占到2.6%，仅有61家。第二，多数航运企业为民营企业。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比重总计为11.4%，其余均为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多数是由市场上的个体船户通过公司化经营后组建。 这两个特点决定了长江流域航运公司天然的具有抵抗风险能力弱的特点。由于企业规模普遍较小，通常现金流较小，负债率较高，因此难以有效应对市场波动，很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由于多数航运企业系民营企业，其资金获取渠道过于狭窄，当作为企业主要资产和主要生产工具的船舶一旦被司法扣押，就很容易因为无法满足法律所要求的反担保条件而导致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被打乱，继而出现债务潮，随之导致破产风险急剧增加。
（二）现有保险机制难以满足长江航运企业的需要
长江流域航运公司所具有的风险抵抗力弱的特点，并未为现有保险机制所填补。航运公司在其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通常扮演承运人、权利人和雇主三种角色，但商业保险公司为其提供的商业保险产品无法完全满足其保险需求。商业保险公司并未提供单独的承运人责任险产品，而是作为船舶险的附加险种予以提供，即沿海内河船舶保险附加货物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但该保险产品的保险范围极为有限，其保险责任限于在保险期间内，保险船舶在运输过程中，由于被保险人的过失，造成船舶发生火灾、爆炸、碰撞、触礁、搁浅，以及因上述意外事故造成船舶倾覆、沉没，致使所载货物遭受直接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在责任限额内负责赔偿。从这一规定就不难看出，该保险产品所覆盖的承运人责任极为有限，只限于五种较为极端的情况，而对于承运人经常面对的货损货差责任，根本不予承保。这一险种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承运人责任险。就航运公司作为权利人所面临的风险，保险公司所提供的保险产品，也不对所有的风险提供保险服务。以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2009版）为例，该保险条款明确规定“本保险对每次碰撞、触碰责任仅负责四分之三，但在保险期间内一次或累计最高赔偿限额以不超过船舶保险金额为限”。这就意味着该保险产品仅能覆盖被保险人75%的碰撞责任，剩余的25%的碰撞责任仍需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就航运公司作为雇主所要承担的雇主责任而言，商业保险公司所提供的保险产品也是不充分的。商业保险公司就此所提供的船东对船员责任险，通常是作为附加险出现的，一旦船东在投保时未勾选此附加险，则其对船员的雇主责任就只能自行承担。同时，船东对船员附加责任险仅对航行运输或停泊中船上在岗船员发生死亡或伤残，根据劳动合同或法律，依法应当由船东对船员承担的医疗费、住院费和伤残、死亡补偿费，保险人负责赔偿。但对于船员在岸上发生的死亡和伤残，则不负责赔偿。事实上，船员的工作范围并不仅限于船上，也包括岸上。因此，商业保险公司所提供的此项保险产品也不能完全满足航运公司可能承担的雇主责任。因为商业保险公司在船东对船员责任险条款中强调船上在岗船员，也在保险实践中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即何谓“船上”和“在岗”。武汉海事法院审理的某运输公司诉某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就是典型例证。该案中，原告向被告投保船东对船员责任险后，原告所属船舶的一名船员在航行途中救助他船过程中落水死亡，原告向死亡船员家属承担雇主责任后，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被告保险公司以该死亡船员死亡时不在被保险船舶上，不属于保险条款所称的“船上在岗船员”为由，予以拒赔。经两级法院审理，驳回了被告保险公司的抗辩理由，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①
另外，航运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难免会发生纠纷并发生诉讼，其所拥有的船舶也难免会被其他当事人申请扣押。在这种情况下，长江流域航运公司为使被扣押船舶尽早解除扣押状态，重新投入正常的生产经营中去，就必须提供适格的反担保。通常有效反担保的途径有三：自有资金担保、银行保函和保险公司保函。而这三种反担保提供方式的资金成本都是很高的。自有资金担保无疑是最高的，这种方式对于流动资金本身就非常有限的长江流域航运公司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银行保函和保险公司保函的出具，也都需要航运公司向出具保函的银行或保险公司提供保证金或者反担保，并还需缴纳高额的费用，这对航运公司来说也是不小的财务负担。
（三）船东互保协会能为航运企业提供更为全面的保障
船东互保协会作为互助型保险组织，从其于18世纪在英国发展开始，就是为了弥补保险公司的不足。 相较于商业保险公司，船东互保协会具有承保范围灵活、赔偿额度不受限制、担保函的可信赖以及保赔服务的周密性等特点。由于船东互保协会属于自治性组织，因此可以提供最广泛的承保范围。其代表性条款是承保风险延展条款，该条款授权协会董事会对会员提出的未明确承保或被除外的索赔，在考虑案件的特别情况后予以适当补偿，且无须说明理由，也无须遵循先例。
保险协会的保险不以保险金额未赔偿限额，其赔偿原则是赔偿会员船东根据承保范围提出的合理索赔额，但规定有最高赔偿限额的油污损害责任除外。船东互保协会为会员船东的利益出具的保函在世界范围内均予接受和认可，且为了不影响会员船东船舶的正常营运，其保函的出具远较保险公司更为及时和迅捷。在具体的保险条款上，也体现出船东互保协会对船东可能面临的风险和责任的覆盖面较保险公司更为广泛。
以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保险条款为例，该保险条款的承保风险包括保赔险、抗辩险、船舶险和特别保险。保赔险项下的“人员伤、病或死亡――入会船船员”明确规定“协会对任何入会船船员的伤、病或死亡支付赔偿金或补偿费的责任，以及因此项伤、病或死亡所产生的必要的医药、住院、葬丧费（包括尸体运送费用）及其他费用，包括该船员的遣返费用和派遣替换船员的费用”。在保赔险项下的“碰撞责任”规定：“1.由于碰撞所产生的四分之一责任，或经历机构书面同意的其他比例的责任，但不包括本款下述第2项规定的责任。2.由于碰撞所产生的对下列事项或与下列事项有关的四分之四责任：（1）油类或任何其他物质的泄漏或排放（非入会船舶泄漏或排放），或此种威胁，但不包括对与入会船舶碰撞的它船及在该它船上的财产的损害；（2）任何不动产或其他财产，但不包括它船或在该它船上的财产；（3）对障碍物、残骸、货物或任何其他物体的移除或处置；（4）入会船上的货物或其他财产，或这些货物或财产的所有人所支付的共同海损分摊、特别费用或救助费；（5）人员伤、病、亡、遣返费或替换费；（6）对与入会船碰撞的它船的救助，根据‘保赔协会特别补偿条款’或其任何修订所支付的补偿”。对船东作为承运人可能承担的承运人责任的保项下规定了保险范围为：“本款下列第1至4项规定的对货物的责任和费用，但仅限于与拟载于、正载于或曾载于入会船的货物有关的责任和费用：1.货物灭失、短少、损坏或其他赔偿责任。由于会员或会员依法对其作为、疏忽或不作为负责的任何人员违反对货物应妥善地装载、操作、积载、运输、保管、照料、卸载和交付的义务，或由于入会船不适航或不适当所产生的对货物灭失、短少、损坏或其他赔偿责任的责任。2.对损坏货物的处置。会员为卸下或处置损坏的或无价值的货物而产生的额外费用（即超过若货物未损坏会员本将产生的费用的部分），但仅限于该会员对任何其他方不享有追索权的费用。3.收货人未提走货物。仅因收货人在卸货港或货物交付地完全不能提取或移走货物而使会员产生的责任或额外费用（即超过若收货人提取或移走货物，会员本将产生的费用的部分），但仅以超过货物的拍卖收益，且该会员对任何其他方不享有追索权的责任或费用为限。4.联运提单或转船提单下的责任。由于经理机构认可的联运提单或转船提单或其他运输合同规定由入会船承担其中部分运输，而使会员对由其他运输工具（非入会船）承运货物产生的货物灭失、短少、损坏或其他赔偿责任所承担的责任。”相较于上述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产品，毫无疑问，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提供的同类保险产品对船东的保护更加全面和有力。
综上，鉴于长江流域航运公司天然具有抵抗风险能力弱的特点，且现行的保险机制无法为其提供有效的保障，为了保证长江流域航运公司的正常发展，有必要建立长江传动互保协会。
二、科学确定长江船东互保协会的法律地位
（一）现状
从保赔协会的发展历史来看，保赔协会经历了从不具有法人性质的松散组织，到相互保险社，再到公司法人的演变过程。我国目前效仿国外保赔协会的运作机制成立了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但该协会系登记注册在国家民政部的社团组织，属于社团法人而非我国公司法意义上的企业法人。
从组织的成员构成角度可将我国的社团法人分为会员制的社团法人和非会员制的社团法人；而从目标性质的角度可进一步将会员制社团法人分为会员制互益型社团法人和会员制公益型社团法人，而非会员制社团法人则包括运作型社团法人和实体性社会服务机构。会员制互益型社团法人包括经济领域中的行业协会、商会、职业团体、工会等以及社会领域的学会、同学会、联谊会等。这两者区别明显，会员制互益型社团法人与经济领域联系密切，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会员制公益型社团法人都远离市场，体现了非营利性特点，是非营利性组织的核心部分。非会员制社团法人中的运作型社团法人主要指的是基金会，实体性社会服务机构则是指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国有事业单位。前述会员制互益型社团法人、会员制公益型社团法人和运作型社团法人在我国被统称为社团法人。从上述对社团法人类型的描述中不难看出，社团实际上是非营利组织中较为混乱的部分之一，这种对社团的混乱理解和分类，不仅在理论上造成模糊，也对司法实践造成不便。
以我国现有的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为例，其社团法人的法律地位将造成如下困扰。
第一，尽管根据我国保险法第45条、海商法第252条和海诉法第94条的规定，保险人得以自己得名义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但我国保险法第2条和第10条已经明确规定保险人只适用于商业保险行为，且仅承认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保险公司组织形式，而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作为非营利性的互益型社团法人，尚不是我国保险法意义上的保险人，因此，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不能以其自身名义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欲向第三人提起代位求偿诉讼，只能以其全体会员的名义提起。此种求偿的实质是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以会员索赔人的身份向第三人提起赔偿请求，而非像商业保险人那样享有法律赋予的独立请求权和诉讼主体资格。
第二，根据《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7条的规定，保险人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后，被保险人与第三人之间就纠纷解决所达成的管辖协议以及仲裁协议不得约束保险人。但中国船东互保协会在对第三人提起代位求偿诉讼时，不能援引该条规定予以抗辩，这无疑将增加其诉讼风险。
第三，我国海诉法第97条规定在具有涉外因素的油污损害赔偿诉讼中，受害人可以直接向承担船舶所有人的保险人提出。中国船东互保协会通过与国际保赔协会集团的合作以及商业再保险的途径，其所提供的最高油污赔偿责任与国际保赔协会一样，均为每事故10亿美元。但因为中国船东互保协会并非我国保险法意义上的保险人，因此，当油污受害人对其直接提讼时，就会在诉讼主体上出现问题，导致我国海诉法第97条直接诉讼制度保护油污受害人的立法目的无法实现。
从上述中国船东互保协会系社团法人所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不难看出，如不改变船东互保协会在我国系社团法人的法律地位，将无法实现设立该协会以充分保障船东利益的制度目的。因此，有必要修改现行法律规定，以弥补此种立法漏洞，圆满实现设立船东互保协会的目的。
（二）具体建议
目前，保赔险作为海运所特有的保险制度，未为我国现行法律所规定。即便以后在法律上明确保赔险制度，也必然是规定在海商法中而非保险法中。因为保险法作为普通法，并不适宜规定仅仅适用于海运的特殊险种，所以，保赔险规定在海商法中较为合宜。但这一法律体系结构上的安排将会对长江船东互保协会的建立产生阻碍性作用。因为根据现行海商法的规定，内河沿海运输法律关系并不适用海商法而适用合同法。这就意味着不能针对内河沿海运输推出保赔险产品，也就遑论长江船东互保协会的建立。
基于此种法律现实和建立长江船东互保协会的现实迫切需要，扩大我国海商法的调整范围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将内河沿海运输和远洋运输分别适用不同法律的现状，本身就无合理性可言，也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支撑，更没有急迫的现实需要，因此，适时扩大海商法调整范围，将内河沿海运输法律关系纳入海商法，实现水路运输的统一法律调整，是必要的。
一旦扩大海商法的调整范围，就必然面临着合同法第十七章所规定的运输合同与海商法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合同法第十七章所规定的运输合同应当视为一般法，而海商法关于运输合同的规定则为特别法，二者为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二者有不同规定时，作为特别法的海商法优先适用。
另外，由于保赔险通过船东互保协会来实施，而船东互保协会系互助型保险组织而非商业保险公司，因此，有必要修改我国保险法，明确提供保险服务的组织形式包括两种，即商业保险公司和互助型保险组织。同时，还应当明确互助型保险组织系企业法人，可以采取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两种形式。
参考文献：
[1] 张旭东.长江中小航运企业现状及发展对策[J].水运管理，2009，（3）.
篇5
关键词：商业保险公司；新农保；宜兴模式；SWOT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0004002
1 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保建设的背景
商业保险公司在保险业务方面有着专业的人员、技术以及相关经验，由其来经办新农保有着现实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我国宜兴市首开先河，以“服务外包”的形式和中国人寿合作推行新农保的宜兴模式，显示出了其独特的优势。
2 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保建设的宜兴模式介绍
2.1 商业保险公司的角色
商业保险公司在宜兴模式中是方的角色，由政府作为委托方支付手续费向其购买新农保服务，从而由政府过渡到商业保险公司向农民提供新农保服务。在分工上，“征、监、管”相分离。中国人寿宜兴支公司根据市政府委托设立宜兴市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管理中心，承担全市新农保参保手续办理、个人账户管理、养老待遇结算和发放等经办服务；市社保部门负责统筹规划、政策制定和监督检查；市财政部门负责基金管理，对基金实行独立建账、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封闭运行；各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新农保宣传工作和新农保基金征缴工作，各村积极协助。
2.2 商业保险公司的经办方式
中国人寿宜兴支公司启动了服务公共事业程序，成立了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管理中心，在全市设立1个结算中心、20个镇（园、街道）业务服务网点，构建起覆盖全市的经办网络；同时抽调组建一支由25名员工和优秀营销员组成的信息管理员队伍，派驻各业务服务网点实行挂牌上岗。此外，宜兴支公司还自主研发出“宜兴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管理系统”，实现了全市联网、实时互通，提高了工作效率，确保账户信息的安全性和规范性。同时，建立了一整套业务操作和单证管理制度，经办人员严格遵照操作流程和管理制度开展参保手续办理、个人账户管理、养老保险待遇结算和发放等日常管理工作。
2.3 商业保险公司的经办效果
在新农保覆盖上，参保率、领取率均居处全国前列首位，基本养老金水平稳定上升，而且业务开办近5年来，当地农民对新农保业务的有效投诉为0。在新农保的政府开支上，如果按传统的做法由社保机构统包统揽，需要增设200余人的管理队伍，加上设施设备、教育培训、运营开支等直接和间接开支，至少需要1000万元的投入，而选择服务外包，则只需要100万元的成本。
3 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保建设的SWOT分析
3.1 优势
3.1.1 商业保险公司专业运作，提高新农保管理水平
商业保险公司有着规范化的业务管理、信息化的数据管理和专业化的风险防控体系，其办理保险业务的专业性是毋庸置疑的。“新农保”是一个系统工程，基础数据的搜集分析、账户管理、养老金给付等过程都需要专业的保险知识和精算技术，这些专业技术资源是政府机构所不具备的。而且，商业保险公司有完善的培训机制和高素质的服务团队，通过在当地组建服务队，对队员进行专业化培训，可以在短时间内使他们掌握新农保经办业务的各项专业技能。
3.1.2 保险公司资源优势，降低新农保经办成本
如果由政府来提供服务，社保机构就要招聘大量人员，政府需要支付人员培训的费用，巨额的人力成本和经费，还有大量的时间成本。而商业保险公司作为专业机构，拥有众多营销网点、管理体系成熟、经办经验丰富。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商业保险公司的这些优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行政成本，同时缩短建立完善的新农保体系所需要的时间。另外，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的模式有助于改善政府部门粗放分散的管理模式，削减预算，减少财政支出。
3.2 劣势
3.2.1 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商业保险公司成本高
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分散、交通不便，而且经济基础薄弱、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大部分保险公司在县域及以下市场没有网点，如果经办新农保需要在乡镇县市场重新铺设机构、发展队伍，开发新的业务系统，前期投入较大，实现利润的周期较长。而商业保险公司是以经济利润为导向的，在城市市场依然有利可图，在对农村市场缺乏了解的情况下，除中国人寿等少数在农村具有网点优势和先发优势的公司之外，大部分保险公司对农村市场持观望态度。
3.2.2 农民保险意识缺乏，商业保险公司形象差
长期以来，受传统经济体制、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影响，我国农村居民风险意识和保障意识比较淡薄，相当一部分农民“谈保险色变”，不熟悉保险的功能作用，更不善于运用保险来转移和分散生活中的风险，加大保险公司经办新农保的难度。另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在我国发展时间短，基层营销人员素质不高，很多时候为了赚取利润造成了错误的营销，导致了一系列的负面报道，这也使得农民对于保险公司来经办新农保产生不信任。
3.3 机遇
3.3.1 《政府工作报告（2012年）》表明了政府支持
《政府工作报告（2012年）》在第六点“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明确提出要在今年年底前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多渠道增加社会保障基金，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监管，实现保值增值。加强社保服务能力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各类社保经办机构进行整合归并，有些服务可委托银行、商业保险机构代办。这一点不仅表明了政府对于加快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决心，更是对商业保险机构代办社保的认可和支持。
3.3.2 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保建设打开了农村市场
虽然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在加速，但仍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随着“三农”问题的逐步解决，政府对农村政策的扶持和倾斜，中国农村经济状况将有一个质的好转。保险公司为新农保提供第三方服务是一个增强农民保险意识、改善企业形象、打开农村市场的好机会。商业保险公司可以借此机会开展补充养老保险、附加保险和涉农财产保险等业务，形成新农保与其他涉农保险多元保障相统筹的模式，增强农民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高农村社会整体保障水平。
3.4 挑战
3.4.1 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保建设缺乏政策支持
不仅商业保险公司对农村养老保险市场的开发力度不足，我国相关政策对于促进农村商业保险发展的支持力度也不够。政府政策包括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对农村商业养老保险业务发展机构及相关从业人员的倾斜，还包括政府对当地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推动作用。保险公司经办新农保业务在全国目前只有几例，尚未得到主管部门的认可和支持。不完善的相关政策产生的不确定性使得商业保险公司对参与新农保的建设望而止步。
3.4.2 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保建设缺乏法规指引
我国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对商业保险公司从事商业保险行为的规范，很少涉及对保险公司作为第三方代办社会保险的指引，虽然之前有过新农合江阴模式，重庆失地农险模式，保险公司是否参与以及如何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仍旧没有清楚的法律定位。地方政府对保险公司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作用认识不深，导致保险公司与政府合作关系较为松散，不能建立起长效运行机制，影响到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稳定性。
4 建议
4.1 政府层面
4.1.1 出台优惠政策，减轻保险公司负担
考虑到商业保险公司经办新农保的巨大成本，政府应该出台优惠政策，以提高其参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积极性。一方面，政府可以对保险公司经办新农保业务的所得税实行单独核算，在税率上给予适当优惠，对相关重难点地区的新农保进行财政补助，以鼓励更多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到新农保制度建设中来。另一方面，由于商业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要受到保监会，工商部门等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为减轻其负担，政府政策应该对其代办的新农保业务有所帮助。
4.1.2 健全法律法规，明确各主体关系
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来明确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民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明确保险公司参与新农保制度建设的法律地位和市场地位，建立监管机构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并联合制订保险公司参与新农保制度建设的管理措施，降低保险公司的政策性风险，为制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首先，建立第三方（指代商业保险公司）服务的评价体系，以及第三方服务机构的管理办法。其次，界定清楚政府与企业的职责边界。最后，商业保险公司应与政府各部门加强沟通，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促进发展，同时防范政企合作的风险。
4.1.3 加强政策宣传，提高农民保险意识
针对农民保险意识比较薄弱，政府应深入广泛地开展好宣传工作，帮助农民树立风险保障意识，使农民真正认识新农保、积极主动地参加新农保。由于理论知识晦涩难懂，不易被农民理解和接受，可以运用典型案例宣传，采取农户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如电视、广播、村委会的公告栏等进行宣传，使农户对新农保产生感性认识。
4.2 商业保险公司层面
4.2.1 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完善新农保制度
商业保险公司可结合新农保工作实际，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制定出较为完善的新农保服务方案和操作实务，建立新农保业务管理办法与流程，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基金稽核等各项规章制度，定期披露新农保基金筹集和支付信息，建立健全有关各方定期、不定期沟通与反馈机制，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实施监督，不断优化工作流程，持续提升服务水平，加速建立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长效机制，为新农保业务的正常开展提供制度基础。此外，针对新农保涉及保险周期较长、参保人数众多、缴费或领取标准不一等情况，利用商业保险公司拥有的专业精算人才和长期经验数据积累以及较丰富的管理经验，为新农保制度方案设计、基金运营管理等提供评估与咨询服务。
4.2.2 建立高素质服务队伍，树立良好企业形象
建立高素质的服务队伍是改善商业保险公司在农民心中企业形象的第一步。在经办队伍建设上，进一步建立健全人员招募机制，进一步充实乡、村两级服务队伍，对农保中心工作人员、乡镇（街道）分管负责人和劳动保障员、村（社区）经办人等实施分层次的教育培训，不断拓宽培训领域，着力在专业知识、保险实务、服务礼仪等方面开展培训，不断增强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逐步提升其专业水准，为新农保的持续推进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保险公司应该好好借助为农民办理社会保险这个机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纠正农民对商业保险公司的片面认知，通过潜移默化逐渐增强整个社会的保险意识，为完善我国农村保险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4.2.3 开发农村小额人身险，平衡新农保利润亏损
农村小额人身险的保费较低，保险金额较小，投保和理赔手续都比较简便，以风险保障型为主，保费较低且手续简便，在农村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在商业保险公司参加新农保建设的过程中，可以逐步建立起针对农村地区人群的生存资料数据库，弥补保险公司在这方面的不足，从而为开发农村小额人身险的产品设计作好准备。保险公司完全可以借助新农保的业务网络，积累的农村业务经验，树立的保险企业良好形象，获得的群众信任来发展农村小额人身险。这样既可以填补农村保险市场的空白，满足农民多样化的保险需求，又可以获取一部分利润来平衡新农保的利润亏损。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2009，（9）.
[2]李喜蕊.建立商业保险参与新农保的新机制[J].中国金融，2011，（14）.
[3]吕军.新农保的“德阳模式”——德阳市旌阳区新农保服务创新模式探析[J].民生保障，2011，（3）.
篇6
关键词：巨灾保险；巨灾债券；再保险
一、建立巨灾保险的必要性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不仅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而且分布地域广泛，造成的损失也往往非常巨大。据联合国统计：20世纪以来，全世界54个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事件中就有8个发生在中国。近10年来，我国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年均达2000多亿元，占GDP的3%，占新增GDP的42%。
这些巨灾损失严重，而我国的保险业在恢复重建中的作用有限，仅以2008年发生的巨灾为例，2008年年初南方特大雪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516.5亿元，保险赔款近20亿元，占比不到雪灾总损失的2%；2008年5-12汶川地震，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8523亿元，而截至2009年5月10日，保险业共处理有效赔案23.9万件，已结案23.1万件，结案率96.7%；已赔付保险金11.6亿元，预付保险金4.97亿元，合计支付16.6亿元。在巨灾保险补偿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及世界水平相比是明显落后的。国际上，2004年美国和加勒比地区系列飓风共造成622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其中的保险损失为315亿美元，占51%。2007年全世界因巨灾(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造成的经济损失为706亿美元,其中保险损失为276亿美元，占39%。在自然灾害经济损失637亿美元中，保险损失为233亿美元，占37%；在人为灾难经济损失69亿美元中，保险损失为43亿美元，占62%。这再一次反映了保险在中国减灾救助体系中的地位过低，凸现了加快建立巨灾保险体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因此，巨灾保险在我国的需求不断上升，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但目前在巨灾保险方面的供给却十分有限，许多防范巨灾风险的险种几乎空白，供给和需求间存在巨大缺口。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再保险市场缺乏足够多的市场主体和资金来对巨灾风险进行分保。因此，考察巨灾保险制度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发达国家的运作，进而研究其可操作性及发展障碍，对有效解决我国巨灾保险市场供给不足问题，实现经济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国外巨灾保险实践经验
发达国家在分散巨灾风险，建立巨灾保险方面有着丰富经验，它们在发展巨灾保险的过程中，政府、保险业、民间相关机构和资本市场都在不同层次、不同力度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日本地震保险
日本是个地震频发的国家，而且人多地少，所以日本的巨灾保险研究主要集中在地震和农业巨灾损失分担方面，而且较为完善，并且形成了独特的巨灾保险发展模式。日本地震保险制度的建立是以新泻地震为契机，在1966年通过《地震保险法》并建立日本地震再保险株式会社。日本地震保险将企业财产与家庭财产分开，对前者因地震而发生的损失，在承保限额内由商业保险公司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对后者因地震而发生的损失，在规定限额内由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日本实行的是独特的地震再保险险种，形成由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分担责任的结构。日本对家庭财产的地震风险是以超额赔款再保险方式承保，具体做法：750亿日元以下的损失由民间保险公司承担， 750亿日元至10774亿日元的损失由民营保险公司和政府各承担50%，10774亿日元至41000亿日元的部分由政府承担95%，而民间承担5%。因此日本政府在发生较大地震损失时才给予经济补偿。
（二）美国巨灾保险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常遭受自然灾害和人为巨灾方面的威胁，因此，对于巨灾损失的分担，美国政府往往采取积极的态度，就主要自然灾害和人为巨灾推出各种保险计划。
1、加州地震局地震保险
美国加州是美国地震多发带，加州政府20世纪80年代曾通过法律，要求经营住房财产险的保险业者同时销售地震保险。1994年1月，美国南加州发生里氏6.7级的北岭地震，造成了约20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这是美国历史上损失最严重的一次地震。由于地震破坏严重，损失巨大，保险公司纷纷新的地震保险保单，至1995年1月，加入这一限制或拒保行列的保险公司占到了加州屋主保险市场的93%。由于屋主保单缺乏，加州房地产市场遭受严重影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96年，加州立法机构决定成立由保险业者自由参加和出资、由公共机构管理的加州地震局，专司地震保险业务，地震保险通常附加在火灾保险之内，强制商业保险公司承保。按照法律,加州地震局不能宣告破产，如果发生重大地震灾害而资产不足，则保户之间平摊费用。当前，加州的房屋地震险中70%以上都由加州地震局承保。
2、美国洪水保险
美国洪水保险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商业保险公司仅充当国际洪水保险的销售人角，销售出的保单全部转给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该管理局再给商业保险公司保险佣金。美国洪水保险计划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1928年以前，美国政府实行“堤防万能”政策，认为修建相应高度的坚固堤防就能防洪，1927年密西西比河下游发生大洪水，造成70万人无家可归，经济损失超过236亿美元，使人们意识到构建综合的工程性防洪体系是非常必要的，但1935年和1936年发生的大洪水使国会认识到控制洪水灾害的重要性，1936年颁布了防洪法, 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并据此法令创设了联邦洪水保险制度。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全国洪水保险法》，为落实该法案，又制定了《国家洪水保险计划》，建立了国家洪水保险基金。1973年颁布的《洪水灾害保护法案》以及在1994年和2004年两次出台的《洪水保险改革法案》，分别促进了洪水保险的进一步发展。
（三）经验借鉴
1、政府参与
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政府都在巨灾保险制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日本巨灾保险是政府主导和财政支持的，当巨灾损失特别巨大时，日本政府承担高达95%的损失，而美国的洪水保险和加利福尼亚地震局地震保险中，所有业务和品种都由政府提供，保险公司并不开展保险业务。
2、分情况采取强制或自愿投保
日本地震保险采取自愿投保方式，而美国建立了洪水保险社区强制参加制度，即在美国的洪水保险体系中，国家认定的洪水风险区域的社区必须要参加国家洪水保险计划，否则将受到联邦政府的惩罚。
3、巨灾保险资金来源多元化
日本巨灾保险资金除政府财政支持外，还有保险公司资金，资本市场资金，比如通过巨灾保险证券化，将巨灾风险在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间进行再分配，大型企业的巨灾风险在证券市场得以分散。美国巨灾保险资金来源除了向会员保险公司收费外，加州地震局还通过贷款、再保险、投资等方式募集资金，它不用缴纳联邦收入税。
三、对我国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议
（一）建立有政府参与的巨灾保险和再保险制度
我国应当建立由政府主导的政策性再保险公司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参与的，投保人―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国际再保险公司―资本市场运作―国家财政共同协调的巨灾共保体系制度。这种保险体系的资金支持可以从一下几方面着手：
1、巨灾风险专项基金
巨灾保险制度是一项具有政策性的保险制度,单纯依靠商业性保险的运作,不足以支持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这其中必须要有政府的财政支持，这就要求国家每年从财政预算中按一定比例划入一部分形成巨灾风险专项基金。
2、社会公益
历次灾难中,都有无数的社会捐赠。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捐赠也是缓解巨灾风险的重要机制之一。这种灾害发生后捐赠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国家可以立法采取相应激励机制使捐赠资金长效化，鼓励支持社会中各种公益基金的建立及发展。
3、发行巨灾彩票
从1987年,福利彩票事业在推动我国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中取到巨大作用。福利彩票事业发展至今有着非常成熟的经验，因此对实行巨灾彩票制度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巨灾保险属于准公共产品，相当于社会救济性质,因此国务院可以审批通过巨灾彩票制度，成立中国巨灾彩票发行管理中心，隶属民政部，发行收入专用分散巨灾风险用途。
（二）提高民众的巨灾保险意识,试点强制运行巨灾保险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的是灾后损失以国家财政和社会捐赠为主导的救济方式，造成了人民群众自发购买保险意识淡薄的情况，直接导致了财产保险公司巨灾保险的投保率严重偏低。经历了2008年两次巨灾后，我国民众对灾害破坏性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在中国地震局等有关部门的大力宣传下，民众对巨灾保险意识明显提高。我国幅员辽阔，巨灾发生的频率在不同地区也是不同的，应该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规定。因此可以首先在一些灾害发生频率比较高的地区试点巨灾保险，采取收费低、政策补贴等特点的强制性投保制度，然后向全国推广，实行差别费率制度。 （三）培育巨灾保险风险转移机制
1、大力发展再保险市场
巨灾再保险是一种利用再保险技术，由保险人和再保险人共担风险。分出人须有相当份额的风险自留，分入人仅承担有限责任。巨灾风险损失巨大，任何保险公司都不可能单独承担，因此需要再分保。目前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不足，还存在一些问题：再保险市场主体数量少、竞争不够充分、产品有限且创新能力不足、承保意识不强、再保险基础设施和监管技术不强等。
2、大力发展巨灾保险债券市场
保险风险证券化最早产生于美国，起源于巨灾风险，主要集中在财产保险领域。保险风险证券化产品主要有巨灾债券、巨灾期货、巨灾期权以及巨灾互换等。我国实施巨灾保险债券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因为我国已经有一些证券化成功案例，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证券化法律支持、债券定价、市场容量等。
（四）注重巨灾保险数据库建立和人才培养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为了客观公正地评估巨灾风险带来的财产损失，为保险公司的理赔提供充分依据，针对不同巨灾风险建立数据库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它是巨灾保险费率定价的主要依据，而我国巨灾风险数据资料不完备，没有形成有效的数据库。因此我国目前可以借鉴类似我国巨灾风险国家的数据资料，以这些数据资料所定的巨灾费率可以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修订。
我国现有的精算教育体系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巨灾保险是一个新兴的保险产品，尤其在我国还没有开发，而且我国巨灾风险数据资料缺乏，所以培养巨灾保险精算师更为重要。因此目前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培养巨灾保险精算人才。
参考文献：
［1］沈湛.试论建立我国商业巨灾保险制度［J］.管理科学,2003,(3).
［2］赵苑达.日本地震保险:制度设计、评析与借鉴［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3,(2).
［3］翟丹妮.对于我国巨灾保险体系建设的研究［J］.市场周刊,2008,(12).
篇7
[关键字]巨灾保险 制度 政府主导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县突发8.0级强烈地震，不仅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衍生出大量的次生灾害。截至2008年9月25日，四川汶川地震已确认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失踪17923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451亿元。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的9级大地震及海啸，并且引发核泄漏危机，据世界银行预测将给日本1220亿至23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约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至4％。而日本灾后重建可能需要5年时间。
接连发生的巨大灾难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巨灾保险和相关保障机制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本文将围绕下三个方面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情况予以综述：一是关于建立巨灾保险机制的必要性研究，二是政府在巨灾保险机制中的角色定位研究，三是我国巨灾保险机制的构建与施行的可行性研究。
一 建立巨灾保险机制的必要性的研究
据统计，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20世纪世界范围内54次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有8次发生在我国，约占总量的14.8％；20世纪全球大陆7.0级以上地震约35％发生在我国因地震死亡120万人，我国占59万人，居各国之首除地震外，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也频频发生，仅近10年来我国因洪水、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都维持在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
目前，我国对地震等巨灾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补偿与救助，实行的是国家财政支持的政府主导型巨灾风险管理模式这种单一的政府财政补偿和救助巨灾风险损失的制度，很难应对自然灾害频发的形势和日益严重的巨灾风险。中央财经大学保险系主任郝演苏教授认为：我国是一个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由于没有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巨灾补偿都是临时从财政进行调整，这样会打乱预算，甚至可能会由于没有很好的后备措施，使过去几年取得的国民经济发展成果都变为救灾支出，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处于不平衡的状态。
二 政府在巨灾保险机制中的角色定位研究
巨灾保险高损失高赔付的特点使得各家保险公司在面对巨灾风险时往往力不从心，无能为力因此，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政府必须介入甚至主导巨灾保险机制的有效运行各国政府在巨灾保险体系中有着不同的定位，这为我们进行制度选择提供了借鉴。
所谓放任模式，是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政府充当局外人在这样的巨灾保险市场上，巨灾保险保障由私人保险公司来提供，进行商业化运作和管理巨灾保险的标准费率或免赔额由保险公司依据精算结果进行制定同时，政府也不为巨灾保险的原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保障，除了必要的监管外，政府基本上是巨灾保险商业行为的局外人。所谓主导模式，是政府直接供给巨灾保险，政府充当主导者在这类运作模式中，巨灾保险由政府直接提供，往往采取强制保险或与其他利益相挂钩的半强制的形式；同一区域内采用统一费率；政府提供再保险支持。所谓协作模式，是保险公司商业化运作巨灾保险，政府充当协作者在协作模式中，可由政府代表商业保险公司和学术界代表共同组成一个巨灾保险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负责巨灾保险的商业化运作，政府负责提供政策支持建立国家巨灾准备金寻找国际组织资金支持等
三 我国巨灾保险机制的构建与施行研究
目前，全球已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巨灾保险制度，充分利用保险的风险管理职能减轻政府在巨灾减损中的责任，维持政府财政的稳定和安全因此，我国应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建立和完善巨灾风险保障制度。
保险专家周俊华认为：巨灾共同体是处理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的有效手段，目前在国际上巨灾保险推广方式有两种：一是法定投保，二是自愿投保实行哪种方式，取决于财产保险渗透率民众的保险意识巨灾风险的地域分布以及巨灾风险是否足以激发民众通过保险转嫁风险的需求。
中国人保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和认为：巨灾保险方案的设计，宜采用法定基本，商业补充的模式，在确保基本保障广泛覆盖目标实现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主体的需求和支付能力，采用商业形式，确保满足差异化的需求。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导庹国柱认为：要分门别类地研究巨灾风险，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将地震、飓风、洪水、干旱、低温冰冻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损失规模、承保责任、保障水平、承保主体、保费负担水平和能力，政府支持力度、基金筹集方式等制度的基本框架设计出来。
篇8
论文摘要:我国现行养老保障存在覆盖面不宽、社会化程度偏低、保障体系不完全、运行效率不高等突出问题，商业保险的功能作用远未得到充分发挥本文系统分析了强化商业保险在养老保障体系中支柱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政策层面就如何发挥商业保险的支柱作用、促进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与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
一、强化商业保险的支柱作用是构建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
(一)商业保险在养老保障体系的支柱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现代市场经济通过市场配置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了市场效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就市场内涵而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市场竞争在带来更高效率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职业风险，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显现，迫切需要社会保障作为“减压阀”或“安全网”，商业保险在这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日益突出。当前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就业形式多样化给社会保障带来了严峻挑战:一是在城市化进程(目前为45 %)当中，两亿进城农民工基本的社会养老保障问题;二是在高流动性就业格局当中，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养老保障问题。商业保险具有保障型产品个性化、多样化(月前已开发的养老保险产品有100多种)，以及资金运用安全稳健、盈利能力较强的特点，在解决我国社会保障难题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就保障制度安排而言，我闰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必须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科学处理好三个关系，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前和长远的关系。这只个关系的核心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本质是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养老保障体系，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统筹规划、制订政策和行政监管，相关的具体运作可以交给市场商业保险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社会互助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应该而且能够在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商业保险在养老保障体系的支柱作用是健全和增强养老保障体系的客观需要
迄今为止，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只是在企业进行了改革试点和推进，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改革尚未正式启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更是缺失。2008年底，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19亿人，相对于近2.8亿城镇从业人员、7.6亿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来说，覆盖面分别为72%和27%左右;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5171万人，覆盖面只有7%左右覆盖面不宽、社会化程度偏低、保障体系不完全、运行效率不高是我国现行养老保障体系的主要问题。立足于“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方针，为实现“全员参保、应保尽保”的社会养老保险目标，商业保险的功能作用应予以充分发挥
属于商业保险经营范畴的企业年金、团体养老保险、个人年金等，兼具有社会养老保险所体现的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增进国民福利的功能，以及商业保险遵循的权力和义务相对等、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就此而言，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对构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作用毋庸置疑。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可以不断丰富养老保障体系的内涵.增强养老保障体系的保障和服务功能，使养老保障体系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商业保险可以在基本养老保险尚未覆盖的领域发挥补充作用，并为基本养老保险提供精算、年金化发放、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等技术支持和管理服务，还可探索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管理的方式;商业保险可以为企业养老金计划发起、运营、给付提供全程服务。成为企业养老保障的重要承担者;商业保险可以通过提供保障程度更高的养老保险产品，有效弥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保障的不足。同时，通过发展商业养老保险业务，不仅可为金融市场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促进金融体系健康运行，而且可以实现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通过商业保险，还可有效解决现有体制下养老保障可携带性不强的问题，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
(三)商业保险在养老保障体系的支柱作用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必然选择
按照联合国国际人仁{学会的划分标准，我国在1999年升始进入老龄化社会。2008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增至I .69亿人，占全国急人口的12.79%，预计2020年将占17.2% ， 2050年将占31%。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不仅老龄人口数量庞大，而且还呈现“未富先老”的特点。而发达国家进人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基本上在5000-10000美元。“未富先老”的人口压力直接加大了社会的抚养比率，这无疑会对我国养老制度的可持续性带来严峻挑战。同时，城镇化和家庭小型化(目前户均3人左右)趋势快速发展，使得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这就迫切需要建立相应的养老制度来适应这种变化。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养老金支出将快速增加。自1984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至今.我国养老保障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在现时企业和个人缴费能力的前提下，既要补过去计划时期的欠账，通过社会统筹保障已退休职工的基本生活，又要未雨绸缪，通过模式转换逐步建立个人账户基金，改变单纯养老代际供养格局。以卜问题导致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改革始终困难重重，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不高，企业缴费不堪重负。目前，企业缴纳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及女工生育五大法定保险的工资计缴比例，全国平均达29.5%以上，这意味着企业每给职工发放1元工资，要开支1.30元。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测算，企业缴费在25%为经济警界线，29%以卜为极限。在此高位上，造成企业成本过高，市场竞争力和更新改造发展能力被削弱.进而导致国家经济下滑1980年代中后期，世界多个国家也遭遇类似情况.为破解难题，一方面对基本养老的缴费基数、征缴范围等作出调整，另一力一面调整保障体系构造，通过税收等政策鼓励和促进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年金发展，减轻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压力，以此逐步减缓企业计缴法定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负担。
按一些权威机构预测，今后20年里我国尚处于所谓“人口红利”期，与此同时，老龄化社会也在快速到来。这也即意味着，我们积聚养老基金应对老龄化高峰支出压力的时间只有20多年。因此，现阶段在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中，在既不能再增加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压力，又要积极应对今后人口老龄高峰压力的现实状态下，国家必须采取诸如税收政策等措施合理调节国家、企业、个人的保障能力和贵任，使养老保障“三支柱”协调推进，促进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年金的发展，实现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良胜循环和发展。
(四)商业保险在养老保障体系的支柱作用是国际养老保障体系改革的发展趋势
自1980年代以后，受基本养老金支出压力、经济波动、预期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等因素影响，全球养老保险制度进人了一个改革探索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阶段。大多数国家都对传统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反思和不同程度的改革，主要特点:一是进行结构性改革，推动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发展。增强自愿性的企业年金计划、自愿性个人储蓄养老计划的份额和作用，逐步缩小强制性现收现付计划的规模。国家不再单独承担整个社会的养老保障责任，更多地倾向于国家、企业、个人和家庭共同承担责任，多数国家实施了由国家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年金构成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二是进行调整性改革，主要是对基本养老保险的法定退休年龄、缴费基数、缴费时间、工作年限和养老金计发办法等进行调整，以促进基本养老保险的稳健运行。三是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在养老保障领域中的作用。有的国家改革基金管理方式，有的引人社会自治的公共管理，由私营管理、商业保险机构承担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运营。同时政府通过政策引导，支持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增强其他养老保障方式的吸引力。四是注重养老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趋向于建立一个覆盖所有人员、统一的全民养老保障制度，提升养老保障的公平性已经成为国际养老保障体系改革的共识。顺应国际养老保障体系改革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改革实践，我们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制度的公平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
(五)商业保险在养老保障体系的支柱作用是党和政府赋予中国保险业的历史使命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党和政府对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保监会吴主席强调:我国现实国情和国际实践，决定了商业养老保险在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二、发挥商业保险支柱作用，促进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在法律制度建设上明确商业保险在养老保障体 系中的定位
商业保险在养老保障体系的功能作用需要强有力的制度和措施作后盾，并通过法律规范予以确立。为此，国家应把企业年金、个人年金的发展放在优化养老保障体系的大框架下进行战略规划。一是应在制定中的《社会保险法》中明确三支柱或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明确企业年金、个人年金的支柱作用;明确商业团体养老年金与企业年金同属国家政策扶持发展范畴;明确商业保险在个人账户发放机制和实现个人账户资金保值增值方面的专业化功能作用;明确商业保险在企业年金发展中的主渠道作用;明确商业保险在建立和推进农村养老保险体系中的社会化管理和服务作用二是尽快组织制订《企业年金法》，使企业年金在运行中更具法律约束力。三是在制度安排上给予商业养老保险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政策措施上鼓励商业保险企业有效推动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关键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营业税问题。个人年金保险的供给者是保险公司，涉及的税种主要是营业税和所得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若干项目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规定，保险公司开办一年期以卜到期返还本利的普通人寿保险、养老年金保险等业务的保费收人，免征营业税。这对保险公司开展商业养老保险无疑具有促进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实行的是先征后返，且认定标准偏高，导致返还率较低。(2)企业所得税税基过宽问题。现行税制中，保险公司的保费收人扣除赔款和营业费用后其结余都被看作利润所得，忽视了各种责任准备金的负债性质，特别是对于寿险公司，其死亡给付具有必然性，保费收人的绝大部分将用于返还，不应将其法定责任准备金列为纳税所得。(3)重复征税间题。按现行规定，寿险营销员每月需按佣金收人总和的5.5%计算缴纳营业税及附加税，税后扣除一定比例的营销费用后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由此形成了双重征税。事实上，因为保险公司支付给营销员的佣金收人是从保险公司的保费收人中提取出来的，这部分佣金作为保险公司保费收人的一部分已经由保险公司计提缴纳过营业税。
此外，应提高、增强公民及社会的保险保障意识.可在全日制教学教材、全国干部培训教材中增加养老年金保险等内容。
(二)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大力发展
目前，税收优惠制度的缺位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年金和居民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瓶颈。国际经验表明，设计合理的税收制度是撬动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最有效的杠杆，尤其是对缴费和投资运用环节给予税收优惠，美国的401K计划对于其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推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对企业年金的优惠国外政府财税政策对企业年金计划的鼓励一般体现在三个环节:雇主、雇员缴费在“税前列支”，从而减少应纳税额;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取得的收人可以免税或延迟纳税;企业年金支付阶段的免税。不同环节上的征税或免税构成了不同的税收优惠模式，借助征税(tax)和免税(exempt )的英文字头来表示可分为:EET模式，即在缴费和取得收益的环节免税，在养老金的领取环节征税;ETT模式，即在缴费环节免税，收益和领取环节征税;TEE模式，缴费征税，收益和领取环节免税;TTE模式，缴费和收益环节征税，领取免税。我国税法对企业年金计划的法规至今尚属空白，唯一的税惠依据是《国务院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需要明确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可从成本中列支。笔者建议，我国应采取EET模式，在税收制度上进一步明确，凡建立企业年金计划或购买商业团体养老年金，允许企业与员工从其税前收入中扣除一定比例(应在5%以上)的年金缴费额，从而减少纳税基数，并减免养老金投资收益所得税，在领取养老金时则征收个人所得税，这将对企业和员工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国外大多数国家都采取EET模式。
对个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优惠。我国税法规定，居民个人购买的商业养老保险，在领取养老金时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在商业养老保险的缴费环节却没有相应的税惠政策。笔者建议，国家应在税收制度上明确，允许企业员工以个人名义为自己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费用在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额中全部或按一定比例扣除。这样安排的益处:一是对政府而言，以减少部分当前财政收人为代价减轻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巨大压力，以个人商业养老保险替代率的提高来换取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的降低，并且可以重新界定政府、市场、社会在养老保障体系中的角色，进而改变以往政府责任过于集中现象。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唤醒居民个人强烈的主体意识，激发其对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及制度运行的参与感，从而降低制度变迁和运行成本，避免由于将个人努力和自我储蓄所体现的待遇差别完全视为政府不公平制度安排所致，从而滋生不满情绪和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二是有利于提高居民个体福利水平。在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得到大力发展的新的保障模式下，居民在个人的养老福利规划中将会拥有更大的权利和更为广泛的选择集合。按照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不增加居民的财富总额的条件下，选择集合的扩大一般都会直接扩大参与者的福利水平。
(三)从管理机制上，促进养老年金保险与基本养老保险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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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就难以和谐，而没有养老保险，社会保障体系就不会健全。本文通过分析寿险公司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及企业年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寿险公司如何在“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出一些建议。
当前，我国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内在要求。
一、寿险公司应积极参与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的建设
首先是为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等社保基金提供“第三方”管理。保险资金是我国资本市场上安全程度最高、收益最平稳、运营最规范的一类长期资金，适应社保基金市场化运营趋势，寿险公司提供的专业投资技术和投资管理服务，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在管理社保基金方面经验不足，缺乏保值增值和规避风险手段的现实问题。其次，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探索一条商业保险参与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有效途径。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尤其是商业保险参与农村养老体系建设，让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成果惠及农民，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政府工作的重点，更是寿险公司扩大业务领域，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调发展的本质要求。
二、寿险公司要抓住发展企业年金的机遇，推动“第二支柱”又快又好地发展
发展企业年金是金融体系和社保体系建设的共同要求，也是寿险公司发挥资金融通与社会管理功能的有机统一。寿险公司必须抓住这次做大做强保险业，提升行业地位的历史性机遇，动员行业整体力量和资源在企业年金领域树立先发优势。目前，寿险公司发展企业年金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客观条件:条件一，从2003年起，在劳动保障部和中国保监会的推动下，太平人寿成功参与了辽宁省企业年金市场化运营试点工作，促成中国第一笔合格的企业年金计划，为寿险公司开展企业年金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条件二，全国已经有8家寿险公司获得了企业年金基金的运营资格，可以为企业提供包括受托管理、账户管理和投资管理在内的“一揽子”运营服务;条件三，寿险公司在长期资产负债管理、精算技术及风险管理、账户管理与服务以及资金运营等方面具有其它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条件四，我国企业年金政策环境已经成熟，巨大的市场潜力正在演变成企业的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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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森林保险，农业保险。
我国的森林保险起步较晚， 1982年开始进行森林保险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并在1984年开始进行森林保险的试点工作。孔繁文在1996年回顾和总结我国森林保险发展历程中提到，发展森林保险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情，因此要深入调研、总结经验、分析问题，使我国的森林保险事业更好地发展起来[1]。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林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人们对发展森林保险的必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从2005年以来，我国发展森林保险成为研究的热点，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研究机构和人员也不再局限于林业部门及农林高校，金融机构和其他领域的高等院校也相继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从我国发展森林保险的研究与实践来看，以理论为先导仍然是开展森林保险的重要基础。因此，希望能够通过本文对我国发展森林保险的研究状况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展示，以期在今后的研究与实践中得以借鉴。
1 开展森林保险的意义。
对于我国发展森林保险意义的阐述一般是从保险的作用、森林资源保护、林业再生产和森林灾害补偿这四方面展开的[1-4]。刘畅、曹玉坤[4]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森林保险是恢复和稳定林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经济手段，并且从林区恢复良性生态系统的紧迫性、森林灾害的严重破坏性、林业企业经营的稳定性三个方面论述了发展森林保险业务的重要性。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对于发展森林保险重要性的认识也得到不断深化。许慧娟等[5]认为，森林保险是林业管理风险的重要手段，在林业增强抵御风险能力、改善发展环境、稳定生产以及增加林农收入、促进农村和谐等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保障作用。
2 森林保险的内涵。
对于森林保险概念的研究到目前已基本趋于一致，归纳起来森林保险是指以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等林木以及砍伐后尚未集中存放的原木和竹林等为保险标的，并对保险期限内可能遭受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保险[3， 6-9]。但是，对于森林保险的归属问题还存在一定的争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森林保险概念的界定。一方面是森林保险与林业保险概念界定的模糊性。潘家坪[10]认为林业保险是以林木种植及保护、加工及与之有关的行业为保险标的。高岚[7]认为在灾害商业保险体系中林业保险险种就是指森林保险，田芸[3]也持同样观点。孙祁祥[11]则认为森林保险是以林场中生长的林木为标的。李媛媛[12]从森林与林业的法律定义出发，提出森林保险不能称作林业保险，森林保险立法时更不能以林业为保险标的。由以上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林业保险和森林保险概念界定的模糊性主要是保险标的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森林保险与农业保险的关系问题。高岚[13]将森林保险划归到农业保险的险种体系下，并且并列于农业种植业保险。孙祁祥[11]将森林保险划归农业保险的种植业险种范畴内，并将经济林、园林和苗圃保险列为与森林保险一样的独立的险种。李媛媛[12]在分析森林的法律含义的基础上，认为不能按照《农业法》中大农业的概念来界定森林保险，因此森林保险不能包括在农业保险当中。出现这样的差异与研究者对森林和森林保险特点的认识角度不同有较大的关系。孔繁文[1]认为，森林保险不同于一般的商业保险，但也不同于农业保险，它具有自身的特点，如林木资产的增值性、所有制结构的特殊性、资金来源的多元性等。
3 发展森林保险的制约因素。
潘家坪[10]从内外部两方面对制约我国森林保险发展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外部因素主要是从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和体制方面进行分析，而内部因素主要是从森林保险产品的需求方和供给方的角度进行分析。
外部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1）森林保险法律法规欠缺。潘家坪、常继锋[14]认为，我国没有专门的森林保险法律法规，森林保险始终被包容在商业性保险公司的体制中，使之难以发展。等[15]认为我国森林保险的组织体系、经营范围、基金管理、费率制度、赔付标准等缺乏法律规范。2）政府对森林保险的补贴力度不够。冷静等[16]通过参照日本和美国的政府补贴标准，认为政府对森林保险的补贴力度不够。许慧娟等[5]通过对江西、福建两省的调研也提出了同样观点。3）森林保险经营模式问题。等[15]认为作为政策性的森林保险选择商业保险经营模式是不可能有充分发展的。冷静等[16]提到我国仍没有解决好发展森林保险的经营模式问题，这将会制约我国森林保险的发展。
内部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1）林农对森林保险的需求总体较低，投保面积小。崔文迁等[17]从福建省开展森林保险的实际状况出发，通过林农的保费支付、自保力度、逆向选择、保险意识这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许慧娟等[5]认为这一制约因素使得大数定律难以体现。2）险种单一，难以满足林业经营者的需求。冷静等[16]在对江西省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森林保险普遍存在的这一问题。李建明[18]从福建省发展森林保险的实践出发也提到了这一制约因素。3）理赔复杂，经营管理技术要求高，专业人才缺乏。等[15]在分析我国森林及其灾害特点的基础上，认为这一制约因素在我国普遍存在的。4）森林保险业务风险大，利润空间小。石焱等[19]认为，森林保险发展过程中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现象突出使得保险公司的业务经营风险大。许慧娟等[5]认为我国大部分林业种植者生产规模小，保险标的分散，保险公司经营投入大且风险管理的难度大，森林保险的利润空间小。所以说我国森林保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需求不足和供给有限的双冷局面[15]。郑志山、周式飞[20]认为，在森林保险的供给与需求这一矛盾体中，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于森林保险的需求方，而在于森林保险的供给方（保险公司）。
4 发展森林保险的对策。
要发展我国的森林保险，首先必须对其进行合理定位[21]。到目前为止，研究者基本一致认为我国的森林保险应定位为政策性保险[19， 21-23]。其中陈玲芳[21]认为将森林保险定位在政策性保险上，加大政府对森林保险的支持力度，这既是我国森林保险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外森林保险发展的成功经验。另外，李艳明、陈晓峰[24]在分析广西森林保险实践的基础上，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
对森林保险经营模式的对策研究仍存在一定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应将森林保险与商业保险分开经营，摆脱商业保险公司制度对森林保险的束缚，并组建专业政策性保险机构[9-10， 15， 25]。而有的学者认为，应采用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相结合的经营模式[5， 19， 26-27]。其中许慧娟等[5]提出建立“以政策性森林保险为基础、商业性森林保险为补充的复合型森林保险体系”的总体思路。出现以上分歧的关键是保险公司是政策性还是商业性的问题[1]。李丹、曹玉昆[28]认为，在采用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相结合模式的同时，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成立政策性林业保险公司，并发展林业经济合作组织。石焱[29]提出了“政府引导+共保经营”并兼顾“政府引导+互保合作”的经营模式。就目前整体的研究情况来看，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相结合的观点较为主流。
对于发展森林保险其他方面的对策研究可谓是见仁见智[30]。在健全森林保险法律法规方面，吴希熙、刘颖[27]认为，应利用已有的试点经验，并借鉴国外森林保险法规，建立我国的森林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崔文迁等[17]认为应考虑立法实行强制保险的可行性。在提高经营管理技术水平方面，陈盛伟、薛兴利[31]通过对林业标准化促进林业保险发展的机理分析，认为林业标准化能够有效克服林业保险经营中存在的技术障碍。潘家坪、常继锋[32]认为，运用ART技术设计价格低廉、风险稳定的森林保险产品，通过保险风险证券化对一些传统保险合约不予保险的风险提供保障，为有效解决森林保险发展缓慢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在发展多险种方面，金满涛[33]认为，可以开办森林火灾保险、森林重大损失保险、森林综合保险和森林附加保险。在加大政府财政补贴方面，李丹、曹玉昆[28]认为政府应加大对商业保险公司的财政补助或直接给予参保林业经营者以财政补贴。郑志山、周式飞[20]提出政府对森林保险的财政补贴应包括保费补贴、业务费用补贴、再保险支持、税收优惠和建立风险基金。同时，多数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认为应加强森林保险的宣传工作[1， 9， 21]。
总之，森林保险应与林业科技、农村金融等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并且只有不断创新，不断完善保险公司组织形式和保险承保方式，我国的森林保险才能稳步发展[22]。
5 森林保险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我国森林保险的研究工作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已经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但还是不能够满足我国森林保险改革实践的需要。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结合我国森林保险实践而进行的单项实证研究较少，如森林保险经营模式和市场主体组织形式的单项研究； 2）专门针对森林保险经营管理技术方面的研究不多，如森林保险保额评估方法、费率厘定技术等； 3）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森林保险理论与方法体系。
针对以上我国森林保险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将来一段时间应加强研究的方面具体包括： 1）紧密结合我国目前的实践情况，特别是2009年财政部已把江西、福建、湖南列为中央财政森林保险保费补贴试点省份，并且这三个省份的改革方案也在逐步实施，深入调研，总结经验，并参照国外森林保险的成功经验，开展符合我国实际的森林保险经营模式、政府财政补贴形式、森林保险产品设计和法律法规建设方面的研究； 2）运用森林资源评价理论与方法，特别是林木资源的价值评价理论和方法，针对具体地区进行林木保险保额评估方面的研究； 3）针对不同的地区和林种、树种，运用林业经济和保险的基础理论知识以及统计计量方法，进行林木风险等级划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费率厘定方面的评价指标设计和计量模型研究； 4）结合林学、森林价值理论、风险与概率理论、森林灾害补偿理论和宏微观经济学原理等，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森林保险理论与方法体系。
参 考 文 献。
[1]孔繁文·我国森林保险发展的回顾及建议[ J]·中国林业， 1996（10）： 34·
[2]严国清·开展森林保险若干问题的探讨[J]·林业财务与会计，1994（5）： 31-32·
[3]田芸·林业保险浅析[J]·林业经济问题， 1996（2）： 5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