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发展趋势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物保护发展趋势，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个案：昆明曲剧的发展和历史成就

由扬琴说唱为主要表演方式演变发展而形成的昆明曲剧，是云南所有戏曲剧种中最年轻、阵容最“简陋”、最能反映昆明时代面貌和社会发展，并深受昆明人民所喜爱的民间表演艺术。昆明曲剧1957年确立剧种名称，但这个剧种发展到今天，却面临着失传困境。其整个发展历程只有短短的50年，在这短短的50年里，昆明曲剧从一个作为民间艺人的“街头小戏”，发展成为登上“大雅之堂”的在全省都具影响力的地方剧种。

昆明曲剧的前身是产生于清代的扬琴说唱艺术。解放前。昆明扬琴说唱仅仅是一些瞢目艺人(盲人)走街串巷的街头小戏，三两艺人相邀、一把扬琴、一把二胡、几个唱段就是扬琴说唱的全部阵容了。建国后，为了繁荣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的娱乐，这些瞽目艺人由政府组织集中起来。与滇戏、花灯、京剧等戏种同台演出，得以吸收其他戏种的精华并加以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曲艺。为与外省曲剧相区别，所以命名为“昆明曲剧”，并于1957年成立了昆明人民曲剧团。为吸引观众、保持曲剧活力。一代又一代的曲剧工作者不断对昆明曲剧进行完善和发展。在音乐创作上，首先对那些瞽目艺人所掌握的扬琴音乐进行收集、记录、整理，记录整理出近200个曲牌。逐步建立了以大调为主、小调为辅的唱腔体系。随着剧目在舞台上的增多和实践，曲剧音乐由原来的曲牌音乐逐渐过渡到板腔音乐，通过节拍、节奏、速度、旋律的变化来表达各种戏剧情节和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乐器伴奏也由两大件(扬琴、二胡)发展为高胡、扬琴、二胡、板胡、中胡、大提琴、小提琴、贝司、琵琶、月琴、笛子、笙等以及管弦乐队伴奏。昆明曲剧音乐经过不断发展，已经形成以板腔体为主、曲牌体为辅的声腔体系，并因其极富地方特色而深受欢迎。在剧目创作上，紧抓时代脉搏，不断推陈出新，创作、改编、移植了200多个剧目，其中90％为现代剧目。截止到2002年，昆明曲剧就已经演出万余场次，观众达六百多万人次。其间。、郑律成、、凌子风等文化名人都先后观看剧目《祥林嫂》，并给予肯定和指导；曲剧团还多次为昆明军区举办慰问演出，受到广大官兵的欢迎和赞誉。表演剧目多次荣获国家、省市各级各类表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创作演出的《土官斩子》、《啼笑姻缘》参加全国第四届映山红民间戏剧艺术节获得文化部颁发19项奖励；2000年，受文化部选派，曲剧团参加了在埃及举办的第11届伊斯玛丽亚国际民间艺术节，排练剧目在艺术节上连演九场。深受观众欢迎和各国艺术家的赞誉。

现状：生存环境面临挑战

到了20世纪80年代，面对来自影视文化的冲击，戏曲行业不景气，市场日益滑坡，观众日益萎缩，很多戏剧团体或关停并转，或解散自谋出路。作为盘龙区惟一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全省惟一的集体所有制剧团，昆明人民曲剧团同样面临严峻的困境。但是怀着对昆明曲剧的热爱和不能让传统优秀戏种消亡的信念，曲剧团在盘龙区委、区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自力更生、不断进取，以改革谋生存，多次渡过发展困境。1983年，剧团进行了改革，精简人员、分流下岗，将富余人员转向其他经济开发项目，以渡困境。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主流文化单一化和娱乐方式多元化的冲击，戏剧演出市场进一步萎缩，以副养文已经不能满足曲剧团的发展需要，大批演艺人员要么待业在家，要么自谋职业。时至今日，曲剧团已经面临道具装箱、鼓乐入库的局面。

保护：时间紧迫困难多

正如国务院在2005年为设立“文化遗产日”下发通知中指出的，“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不论是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还是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都要充分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积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据调查了解。在过去的50年时间里，昆明曲剧在发展过程中，仅仅保留了一些剧照、剧本、曲谱以及部分录音，大量的资料都散失了。为了更好地维护历史的真实面貌，保存历史记忆，盘龙区档案局的同志克服种种困难，积极与原昆明人民曲剧团有关同志联系，争取将现存的昆明曲剧团的档案资料收集进馆。目前，盘龙区档案馆已接收昆明曲剧档案资料478卷。其中，剧本76册、曲谱85册、磁带235盒、光盘38盘、250G硬盘1盘、照片43册817张。

尽管档案馆同志不辞辛苦，多方努力，但工作中仍然面临各种困难。就目前而言，保护工作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资金问题。目前昆明曲剧档案的调查、收集、整理和为了全面真实再现昆明曲剧表演场景而组织曲剧艺人展演进行现场录制音像资料，以及组织相关部门、专家进行座谈等都需要不少的资金。档案馆的业务经费不能满足需要。

第二是研究力量不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坚持其真实性和整体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在科学认定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社会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如何抢救、如何保护、如何挖掘、如何研究都是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发展：政府保障多方参与

篇2

本文阐述的遗产地边缘是我国已经列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以及潜在的世界遗产的边缘。

一、遗产地边缘的定义

遗产地是国家为达到保护和永续利用遗产资源的目标，依据有关法规划定并实行规划和管理的特定区域，其边界通过法定文件加以标明，同时以有形标志明确其地理范围。遗产地边缘指遗产地跨边界地段及遗产地边界的地带，是遗产地边界以外的一种以上组别或类型区块的尺度空间区域，是相对遗产地边界以及管理机构的周边所有社会活动范围。

遗产地边缘不是界线的概念，边缘与边界的区别在于：边界是确切的不同尺度空间之间的范围界线，是介乎于遗产地与边缘之间表示界权概念的体现形式，是通过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按法定程序审批后加以确定的特定的行政管辖范围和规划、保护的法定界线。而边缘是遗产地以外不具体确定的尺度空间范围，是与遗产地行政管辖和总体规划范围相对的周边区域。

从生态资源角度讲，边缘与缓冲区（包括保护带）都是遗产地生物栖息地、物种生存迁徙的走廊和通道，是遗产地景观地貌的延伸，同为环绕遗产地的区域。边缘与缓冲区的区别在于：缓冲区是通过规划划定并命名的区域范围，是遗产地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功能分区，是出于对遗产资源管理和保护的目的限制其用途而设定的特定区域，同时也是为了遗产地免受不稳定或相冲突区域的影响而划出的缓冲地带，旨在缓解、减少或削弱对遗产地不利的影响或干预。缓冲区不仅仅是遗产地内的受保护地带，也是遗产地核心区的保护屏障。

与缓冲区比较，遗产地边缘在区域和范围上具有不确定性，有比遗产地缓冲区更大的尺度空间范围和地域纵深，也具有更大的灵活度和绝对的扩展余地。从遗产保护理念出发，边缘应该是相对于遗产地核心保护区和缓冲区的更广意义上过度地带，是遗产地"额外"的保护区域。

广义的遗产地边缘是遗产地自然形态和人文形态边际界限的延续，也几乎包括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部内容。狭义的遗产地边缘指遗产地相关的利益范围、社会单元或资源属地等。

二、遗产地边缘关系的构成

我国的自然遗产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大多是以国家风景名胜区为基础申报，并由国务院审批公布的。因此，我国自然遗产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管理体制、政策法规和规划规范等基本是围绕国家风景名胜区建立的。由于遗产地边缘受社会组织、经济体制、文化结构、土地使用、自然条件以及价值观的制约和限制，并服从于这些因素，涉及专项的遗产地边缘的管理和法律机制是缺位的。尽管边缘与遗产地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边缘在性质和功能上不一定与遗产地有必然的联系，从而形成了遗产地与其边缘的不同关系类型。

行政边缘关系构成

遗产地行政边缘关系构成是遗产地与边缘的行政部门之间通过法定的政府行为和规划等形式加以明确，并通过行政区划的边界来加以确定的，其关系构成实质上是遗产地与其边缘的部门在管理、界权以及利益关系方面的反映。

构成遗产地行政边缘复杂的关系类型：

单向边缘关系。遗产地边缘与其他资源管理部门不存在界权关系和地理上的联系。

互为边缘关系。在同一资源环境中，由于行政区划、隶属关系不同等原因，遗产地与其边缘的一个以上资源管理部门或机构毗邻。

重叠边缘关系。以不同名义命名的管理部门或机构处在同一范围和性质的资源环境中。同一资源区域的，既是遗产地管理区域的边缘，也是另一资源管理区域的边缘；有的还是几个资源管理部门共同的边缘。

交叉边缘关系。遗产地的部分区域与另一资源管理部门的部分区域在地缘或业务管理上相互交错，边缘互相交叉。

镶嵌边缘关系。一个或几个资源管理部门及所辖区域独立存在于遗产地边缘范围以内；或遗产地独立存在于另一资源管理部门所辖区域的边缘以内。

行政边缘关系构成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资源管理条块分割的行政主导机制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长期存在的"以人的意志为准则"的关系构成标准。

自然形态边缘关系构成

自然形态边缘关系构成从"自然遗产必须确保生物物理过程和地貌特征的完整性"原则出发，以自然形态确定的遗产地与其边缘的关系。根据自然规律，遗产地与其边缘同属一个大的尺度空间范围，边缘与遗产地相联接并在大的生态环境中属于遗产地的组成部分，而且不可能是绝对的泾渭分明的边际界限。自然形态边缘关系构成是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关系的边缘关系结构。

文化形态边缘关系构成

遗产地文化形态边缘关系构成是以历史文化遗址、遗迹以及重要的文化种类等人文形态构成的遗产地及其边缘关系，其边缘关系构成以华夏历史文明的文化创造、产生轨迹和发展脉络为依据，并通过不同形态和性质的历史文化遗存范围和文化多样性特征来确定遗产地与其边缘的关系。

自然与文化形态和行政边缘关系构成。

自然与文化形态和行政边缘关系构成是自然与文化形态与行政性的因素的结合，人类发展过程对自然生态环境认知、干预行为的产物，是人类历史文化发展和演化进程中各种复杂变量在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的反映，也是自然条件下人的社会意志、价值理念在自然生态环境的延伸和确立。由于遗产地及其边缘的动态性相对的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其他形式边缘关系构成



遗产地边缘其他形式的关系构成有旅游经济边缘关系、文化经济边缘关系、社区边缘关系等。这些类型虽然属遗产地边缘关系构成的范围，在辐射和渗透的规模程度上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从构成形式上基本都不具有代表性，边缘的形式关系也很难明确划分和定位。



遗产地边缘关系构成是侧重和偏向行政区划、社会和人的关系，可以说是我国遗产地与边缘关系的一大特征。边缘区关系构成表明遗产地范围界限的内容、形式以及关系构成在发生变化，遗产保护的外延在扩展，目前边缘关系构成以及边缘区的复杂程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三、遗产地边缘的特征

1、遗产地边缘的层次性

我国世界遗产地不是单一资源的构成，是含概并融合了我国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 综合性的巨系统，而遗产地边缘则是与遗产地有直接关系的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区、生态等特征的综合体。遗产地边缘同时具有自然资源边缘、观念边缘、法律边缘、文化边缘和经济边缘等多种属性。遗产地边缘区涉及的物质形态资源和非物质形态资源。物质形态资源类别包括农业和工业经济资源、水资源、地质资源、动物资源、植物资源、旅游资源、历史文物资源、历史建筑资源等；非物质形态资源包括不同区域和多种民族的文学艺术资源、民风民俗资源、宗教文化资源、气象资源等。基于这些内容，形成了遗产地边缘的层次性特征。

2、遗产地边缘的多样性

遗产地边缘在行政管理方面涉及地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州）、县（市）、乡镇四级政府管理机构，同时还在不同渠道接受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垂直的业务管理。遗产地边缘内涉及遗产资源、文化、旅游行业有关的管理机构、单位和实体有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森林公园、旅游度假管理区、文化娱乐区和都市文化地区等；与社区行政机构建制有关的主要有大中小城市、村镇（乡村）、居民社区、驻军部队和各类院校等；与经济实体有关的主要有厂矿企业、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开发区等。

边缘与遗产地同处于一个区域也共同拥有区域的和本土的文化特征，其区域文化特征如五岳文化、佛教名山文化、洞天福地与道教文化、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等；本土的文化特征如洞庭与潇湘文化、太湖与吴越文化、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等；这些极为丰富的内容都是经过数千 年历史的演化、繁衍和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区域和本土文化现象。以历史文化遗存为主要特征的遗产地边缘有历史文化遗址、遗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村落及街区、历史风貌建筑群等。边缘与遗产地不同的是在区域文化方面更为纷繁复杂和丰富多彩。

3、遗产地边缘的关联性

遗产地不是在真空状态孤立存在的，遗产地与边缘区之间也不是相互封闭的。由于遗产地与边缘区在地缘、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关系，两者在生存环境、社会交往、物资往来和信息资讯等方面有着很强的关联性。《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提及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持久使用其组成部分"中，实际上已经明确了生物多样性与其组成部分的完整性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其组成部分"不仅包括整遗产地，更应该包括与遗产地紧密连接的遗产地边缘。尽管在一般情况下，自然遗产地核心保护区与边缘区在物种丰富度和生态环境质量以及敏感度方面存在差异，但自然遗产地所在的区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区域系统，这个系统是在流域、山脉、陆地的大空间尺度范围的基础上构成的，系统中各类别资源之间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遗产地边缘的关联性还表现在遗产地与边缘地区的依赖关系。从景观学的角度看，遗产地与边缘区之间有时是相得益彰或密不可分的，二者在景观格局上的最大特点就是空间上越靠近的事物或现象就越相似，景观特征或变量在相邻范围的变化往往表现出相互依赖的关系（如传统文化、物种群落、植被特征等）并与生态环境融合为一体，其中既有单一资源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依赖关系，也有单一物种在整个生物链中的依赖关系。遗产地与边缘区之间诸多资源之间形成的紧密联系而又互为补充的系统，任何一种资源都以另一种资源的存在为条件；任何一种资源分类出现异常的变异，都会给整个资源的完整性带来直接或间接的不良后果。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标准VⅡ中明确：保护区域应包括具有突出的美学价值的地区，并且包括那些对于保持该地美学价值起关键作用的相关地区。例如，一个景观价值体现在瀑布的景点，应包括相邻集水区和下游地区，它们是保持景观美学质量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生态系统的生物与非生物部分、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之间是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系统，非生物部分包括的阳光、水、空气、矿产、土壤，往往是生物依存的基本条件，而非物质形态也往往是物质资源存在的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遗产地边缘的区域文化也体现出与遗产地传统的或土著民族风俗文化的关联性、现代区域文化现象与遗产地历史传统文化的关联性如边缘区域文化与遗产地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家文化的关系等。遗产地及其边缘区的传统文化作为植根于本土的区域文化现象，在同一区域内共同发源、演进、延续和发展，相互间保持着紧密的血缘关系，如闽越族文化和朱子理学与武夷山世界遗产地文化的关系、徽商文化和徽派历史风貌建筑与黄山世界遗产地文化的关系等，从中体现了两个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区域在文化上的相互融合和依存关系。

遗产地与其边缘同在一个大的自然环境以及社会背景中生存，相互保持着的依赖和共存关系。边缘区依靠遗产地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外部性发展地区经济，丰富地区文化的内涵，并借助世界遗产的无形资产的效应提高边缘区的形象以及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遗产地则借助其边缘的特殊地缘优势以及社会资源、人才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优势，提高管理能力和管理的科技含量，挖掘遗产地的文化内涵，改善信息咨询、旅游服务、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旅游

服务基础设施的状况，提高遗产地，改善遗产地基础设施。此外，遗产地对其边缘的依赖性还表现在行政和财政方面，相对遗产地而言，在管理干部的任用罢免、重大建设和开发项目的审批以及财政支出等方面遗产地边缘地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

4、遗产地边缘的交互性

遗产地边缘的变异是客观存在的，也是社会的发展演进过程和规律的反映和继续。遗产地的性质、功能以及特点，对其边缘具有直接影响，反之，边缘的性质、功能以及特点也对遗产地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作用反映了遗产地与边缘的交互性。

边缘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宗教方面与遗产地之间存在差异，在社会关注程度、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不均衡。因为边缘与遗产地两者之间都处在有限受控的状态，所以表现出更易受社会活动的影响和人类行为的介入、干预的特征，从而为交互作用提供了活动空间和条件，同时也使遗产地及其边缘之间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交互作用成为可能。在正常状态下的规律性的交互和转换是与生态的整个生命周期的过程是吻合的，交互性常常涉及种群动态、生物体传播、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等等。交互和转换的速率一旦发生变异或加速变量，便会使生态的自组织能力减弱，从而干扰了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边缘不仅表现出比遗产地更易受社会和环境因素影响的特征，而且也以其特征影响和干预遗产地，这些关系通过各种因素的交互关系反映出来。

遗产地及其边缘实质上是处在一个开放性的大的尺度空间系统之中，由于两者之间存在不平衡性和互补性，从而促进了区间频繁的物质和非物质形态的交互和转换，这些交互和转 换有些是规律性的，有些是非规律性的。交互和转换还表现在遗产地边缘的功利关系和价值取向导致的经济渗透，遗产地及其边缘区的跨区域、跨流域、跨生境的互动，这种互动关系主要反映在公众旅游和市场经营行为两方面。一方面旅游服务市场化推动了遗产地管理信息化、服务联盟化，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联姻格局的形成，遗产地旅游服务由内向逐步转为外向或内外结合型，在文化宣传、招徕促销、旅游服务等方面的事业延伸；另一方面边缘区是由向遗产地的渗透和介入，在旅游产品开发、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和高科技应用方面的产业扩张。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交互作用是积极的，对遗产地及其边缘是有益的和互补的，也是激发遗产地及其边缘活力的最直接的动因。

文化消费和经济市场同步发展以及不平衡演化也促成了遗产地与边缘区的互动关系。近年来，边缘区的文化经济和文化变异现象对遗产地施加的影响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尤其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背景下，边缘的文化经济开发模式、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现代城市文化的审美要求以及城市化的价值取向标准等无时不对遗产地加以影响和渗透（如在遗产地里建设旅游经济开发区、游乐城、多星级宾馆建设以及现代建筑、装饰材料在遗产地的广泛使用、营造城市化园林等），这也充分反映出交互作用对遗产资源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负作用。

5、遗产地边缘的敏感性

遗产地生态系统是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其复杂性来自物质和非物质的变易性、异质性和大量组分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在不受人类干扰情况下，生态系统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和作用相互抑制和抵消，最终靠自身的恢复力、持续力和自我调节维持平衡，而这一自我调节和维持平衡的生命过程是脆弱的，同时也决定了遗产资源比其他区域资源对边缘因素的影响更为敏感。尽管遗产地与其边缘在资源敏感的程度和范围上迥异，但遗产地边缘较之其他非边缘区域仍具有不容忽视的敏感性。从遗产地所在的大环境范围看，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前提，遗产地边缘往往是生物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路径、流域、山涧以及森林地等是生物生存的通道和生命走廊，遗产地资源对周边环境的敏感性主要通过它与周边和自身所处的环境变异程度反映出来的。在目前状况下，遗产地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威胁还在于边缘地带生物栖息地的破碎化因素和干预行为。



遗产资源的加速变异和异化的根源在于其边缘的制度转轨和发展地方经济因素，主要在于人与社会对遗产资源认识的偏颇和不适当的干预行为。遗产资源中包括人类社会最需要和最紧缺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包括森林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低成本即可直接产生经济利益的资源和间接产生旅游经济利益的旅游景观资源。在遗产地边缘区政府追赶发达地区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指导思想的支配下，超量的和不规律变异现象加速了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变异，成为导致遗产资源失衡的主要因素。在遗产地边缘出现的诸如 "水泥森林"不断地接近原始森林、旅游经济开发区不断地接近遗产地的保护区、现代交通网络不断地阻断生物通道和走廊的现象，往往导致生物多样性锐减以及生态景观功能遭到破坏。

在边缘社会政治、经济和现代文化方面的渗透和影响力不断加大，遗产地自然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文化方面的吸引力不断提高的状态下，两种力的汇合必然产生资源变异的加速性，而这个汇合点往往在具有社会政治和经济综合竞争实力处于强势的边缘地。如四川省发展中的经济和人口大省，也是世界遗产资源大省，遗产地边缘未来的经济和人力开发的趋势和走向，是最具有吸引力的遗产资源最富集的岷山山系和岷江流域，围绕岷山山系和岷江流域的旅游开发、水坝电站开发将是未来的热点。遗产地生态资源始终处在边缘地的包围之中并与之不断的"较量"，而遗产地脆弱的资源在与边缘区的较量中往往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

导致遗产地与边缘的不平衡性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即边缘的社会活动因素、边缘的经济活动和自然活动因素。边缘的社会活动因素主要有：政策制度、文化活动、不适当的外来物种引进；城市发展规划、旅游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重合、相抵和不兼顾等。边缘的经济活动因素主要有：工业开发、城市化建设、集约农业、水利设施、矿产开采、捕猎捕捞、旅游服务经营、道路交通等经济开发项目。边缘的自然活动因素主要有各种自然灾害。自然的或人为的一般性干扰对于整个生态系统而言，也许显得微不足道，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超过一定的量和强度的干扰可能会影响核心区域脆弱的生态系统的变异，使遗产资源受到直接威胁或间接的和潜在的威胁。目前遗产地边缘的旅游经济和文化经济变量远远超过了遗产地生态环境的变量，而且随着边缘变异程度和速率的加快，失衡状况仍然呈现扩大的趋势。因此，靠遗产地自身维持生态资源和环境的稳定和平衡是不可能的。

遗产地的文化多样性对于边缘因素的"过敏"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其边缘的文化现象（包括都市文化现代流行趋势、城市消费理念及消费模式等）的影响和干预的程度，近年来遗产地发生的很多问题都与边缘因素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由于遗产地资源对环境变异的敏感性，其"过敏"的结果往往导致自然与文化遗产资源自身的变异，这种变异反映了社会的、人为的以及自然的因素及其作用的综合影响。同时，景观结构和功能的变异对于遗产资源是极为敏感的，如果某一环节发生变异，就可能引发或导致整体景观结构的变异，从而使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受到威胁。

6、遗产地边缘的模糊性

遗产地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尺度空间系统，其范围不以人为边界为标准，而是以实际空间存在范围为准的整体的空间概念。遗产地生境在一个大的时空系统中生存、演化，同时接受和容纳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并被人类所利用的。从生态环境和景观角度看，它们是连结并且和谐聚合的统一体，但其边缘在范围上是的不确定性。遗产地的景观资源是非隔绝的、动态的系统，而且与其边缘形成了极为紧密的关系。遗产地的生态环境是一切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存在的前提，生物资源包括森林植被、生物群落等，非生物资源包括地质地貌、流域、山脉、湖泊等。由于这些资源的生境中的存在具有复杂性、开放性和动态性，遗产地及其边缘区的生态系统和生物群落实际上是很难用边界划定的，我们无法把它们中的某个类别作为单元准确地与整体分割开来。此外，我们在自然形态和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生命过程的规律及其相互作用方面还存在很多未知领域，因而难以确定和把握生态系统的变异程度。

遗产资源开放性系统是相对遗产地所在的生态环境而言的。一般情况下，出于管理和保护的需要，遗产地对游客、交通运输工具及其设备是控制和有条件开放的（除部分核心保护区外）。对社会的信息资讯、公务往来等则是全方位开放的。从另一种意义上讲，遗产地与边缘之间的森林、河流、山涧、路径被视为生物在生态环境中的生命通道，既是遗产地内部环境、各类资源内容的延续，也是周边区域与遗产地相互关联的特殊地带。通道的主要功能是：

生境（如河边生态系统、植被条带）；传输通道（如植物传播体、动物觅食、迁徙和繁殖，其他物质随植被或河流通道在遗产地与向外部延续区域间的运动）；过滤和阻抑作用（如对外部延续区域的物质和生物在穿越时的阻截作用，以保持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诸如遗产地及其边缘的自然界能量和物质的转换现象、动物种群流动和迁徙等，实际上是难以控制的，从而构成了遗产地边缘的不确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