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保险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业保险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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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保险；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目标定位；政策

当前人们对于规避风险的意识逐渐加强，这使得商业保险迅速发展。而保险业由于其起到的作用比较特殊，应用到医疗中能够对医疗保险的管理起到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得医疗保障体系的层次更加完善。

一、当前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情况

（一）基本医疗保险

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是要求企业、事业等单位以及职工都要参与到其中去，采用社会统筹基金与职工个人账户进行结合的方式，其中用人单位缴纳的一定比例最终也划入个人账户中[1]。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是在农民进行个人缴费的基础上，各级财政予以补贴，从而大大减轻农民看病就医的经济压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群体主要是城镇的未成年人或者没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居民。从近些年来的整体情况来看，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和效率都在提升，接近全覆盖。

（二）补充医疗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是为了给参保人提供更多的医疗保障，在基本医保的基础上，主要采取非强制性的、由用人单位和个人根据自由意志来选择是否参与的保险项目，与基本医疗保险互为补充。其主要的形式包括：一是针对城乡居民全面实施开展的大病保险，由政府主导，交由商业保险公司运作，对城乡居民比较重大的疾病、大额的住院费用进行补偿保障[2]，二是对企业职工支出的一部分大额度的医疗费用进行补助，通常当地政府会在参与基本医保的职工中强制性地进行普及和应用，颁布相关的政策条例交给有关部门执行[3]；三是对公务员进行医疗补助，在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基础上进行额外的医疗费用补助；四是由企业自主实施对职工医疗保险进行补充，国家有相应的政策，但不强制实施，按照企业自身的意愿组织开展的一种医疗保险制度。

（三）商业健康保险

商业健康保险对个人、家庭或团体来说具有更大的自主选择空间，在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的基础上，根据自身保障需要和经济状况，向商业保险公司进行投保，寻求因个人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时的直接费用或间接损失获得补偿的保险，从保障期限上包括长期和短期，从保险责任上主要分为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保险和护理保险等，都将对个人的医疗保险权益给予更多一层的保障，保障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就医的后顾之忧得到解除。当前保险公司的健康保险产品的种类相对来说比较齐全，能够较为全面地对人民群众的健康形成保障。

二、商业保险公司在医疗保险体系中的目标定位

（一）社会医疗保险的经办人

保险业参与到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中的模式主要有两种，第一是管理型，第二是经营型。管理型是指商业保险公司提供一些基本医疗保险经办服务，并单独收取一定的费用当做酬劳，但是如果基金的管理出现风险，其并不承担责任。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利用保险公司对医疗行为的管理，使得管办分开，减轻政府的压力。但是其存在一个很大的弊端是市场的参与化程度比较低，保险公司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和内在驱动力去进行有效地管理。而经营型则是指政府部门代参保人除去基本医疗保险保障外，统一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重大疾病的或大额度的医疗保险，以合同的形式赋予其法律意义来担起承保的责任。其优点是市场化参与程度比较高，也帮助人民群众提升了抗风险的能力。但就目前阶段来说，这种模式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继续完善。如保险公司在多数时都会将低费率作为主要的竞争手段来进行投标，而保险公司的参与程度又不够，信息的获取比较不便等。种种问题使得经营型的模式在我国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二）商业健康保险的承保人

商业健康保险是在市场化参与的基础上对医疗保障体系的一个完善和补充，它能够对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进一步予以报销，通过综合性的健康保障制度和体系来完善参保人员的健康保障，从而提升抗健康风险的能力。商业健康保险虽然不断的在发展和进步，但是其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如发展的模式不科学不合理；创新的能力薄弱；保险的产品没有真正解决市场的需求等。

（三）医疗责任的管理人

构建医疗保障体系离不开医疗机构以及医务人员，由于医疗纠纷的情况经常发生，这使得医疗责任险成为了缓和医患关系的重要手段，而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也取得了不错的反响。但是当前其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容忽视，保险公司的负担比较重；而医院级别和规模的不同会造成医疗责任险的普及存在不足[4]。这些问题需要后期慢慢的去深入和解决，从而将医疗责任险的覆盖面积扩大。

三、推动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对策

（一）加强医疗保障体系的顶层设计

首先需要明确和界定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医疗保险所面临的对象和群体、保障的范围、职责的边界等，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积极的引导，政府应该根据市场的形势和人民群众的需求来出台相关的政策有效的提升医疗保障体系的服务水平，构建市场与政府的和谐关系，建立并完善市场机制使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提升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运行效果。

（二）有针对性的提出保险公司参与医疗保障项目的管理措施

要明确的规定经营的主体和模式以及费率等问题，同时要设置合理的进出机制。加强对保险公司的引导，让其能够根据自身的实际能力来有计划有层次的参与到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各个项目中去。综合商业保险公司的盈亏，并以此为依据来科学合理的设定保险费率，这样能够最大程度上降低不良竞争，实现市场高度的自由化，使得商业保险在参与医疗保障项目中能够持续稳定的经营。

（三）加强与政府部门的协同合作

商业保险公司与社保部门以及卫生部门的合作要持续有效，这需要保险公司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投入力度要加大。而社保部门要对保险公司进行有效的引导，由其协助对医疗行为进行严格监督。而卫生部门应该科学合理地扩大保险公司的监督权限，允许保险公司对参保人员的就医情况、相关病历材料进行调查了解，切实地保障人民群众的保险权益。

（四）打造保险医疗信息系统共享平台

利用当前的计算机信息技术，打造出医疗信息共享的平台。首先要在保险行业的内部建立完整的医疗赔付信息系统，将疾病的种类、用药的一些数据进行收集和积累，以此作为依据来制定保险费率的定价。将卫生部门和社保单位进行联系，充分的将数据和信息进行共享和流通，提升赔付的效率和对参保人员的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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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产业促进法律；商业保险；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2.28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7-0111-01

一、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与商业保险法律制度概念厘定

（一）文化产业促进法律概念界定

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y）概念产生于1947年，由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两位学者在于《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首次提出。[1]促进型法（Promoted Law）是指具有激励、推动作用，蕴含促进激励措施，采取柔性执法手段的法律类型。因此，文化产业促进法律是指调整我国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及相关服务，以推动经营性文化行业发展为主，以监管文化产业市场秩序为辅，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法律体系，包括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律文件。

（二）商业保险法律制度基本定义

保险法律制度属于金融法律制度范畴，而金融法律制度属于经济法法律制度范畴。保险一分为二，包括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险和由市场主导的商业保险。其中商业保险主要作用于市场经济活动：通过《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调整金融保险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与科教文卫体领域紧密联系。因此，结合我国《保险法》第二条对保险的定性，可定义商业保险法律制度概念：是指基于保险合同约定，调整投保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经济法制度体系。它不仅以专行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也因为融入到其他法律法规中而形成了以该项法律法规为主体、商业保险法律制度为补充的样态。

二、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状与问题

（一）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状

我国商业保险法律制度在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体现：首先，国家立法上，仅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文化部关于保险业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唯一部门规章，其在文化产业保险市场、文化产业保险产品、文化产业保险服务、文化产业投融资上着墨，回应了《中央宣传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次，在地方立法层面，《深圳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第十八条、《太原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条例》第四十五条均规定本市人民政府应对文化企业给予金融保险方面支持；安徽省《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强调结合地方实际，发展文化产业保险市场。这成为未来文化产业促进法律融合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的现实探索。

（二）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存问题

1.暂缺文化产业无形资产保费定价机制。2011年，故宫博物院因7件临时展品失窃而震惊全国，其仅可获赔30余万元，这与文物的实际价值相去甚远，引发了民众对文物保险价值的争论；与之相同，文化企业的无形资产同样难以计算。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合理的保费价格有助于降低无形资产的交易风险。但是，每个人对同一文化创意可能估价不同，这在著作财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市场尤为明显。因此，法律可以建立专业文化保险机构准入制度，构建商业保险法律定价机制，推动无形资产保费定价机制形成。

2. 难对文化产业侵权行为提供保险服务。商业保险能使受到侵害的文化创意、文化商品相关权益得到经济层面的补偿，但因对其的侵权行为难以估算实际损失金额且难以取证，导致保险公司不愿受理其投保请求。也有学者认为在旅游观光、出版印刷等文化产业领域中较为便于计算侵权损失额度，因为其以履行合同的给付行为或者书稿实物为内容，其计算方式更为直观。[2]这都需要在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制定更为详细的商业保险侵权赔偿额度赔付规则，并在具体实践中出台相应的保险赔付标准。

三、完善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

（一）建立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

商业保险公司具有融资功能，其通过投资文化企业的债券、股权和参与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来实现运营。《意见》提出“建立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为金融机构处置文化类无形资产提供保障”，为保险公司充分发挥资金供给和投融资优势提供制度依据。因此，商业保险公司可携手第三方的文化资产分析公司，在符合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估算文化企业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然后提供其相应的保险服务，最终推动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的建立。

（二）设立文化创意商业保险费率标准

面对侵犯文化创意的行为，法律需要通过设立保险救济途径来实现对受侵犯权益的复归。其可以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设立贴近市场经济规律的费率规则，建立文化产业保险风险数据库，依照收益覆盖风险的原则确定合理的费率，专门应对易受侵权的文化产业领域的风险。

（三）扩宽商业保险法律制度适用范围

《通知》规定，文化产业保险市场由人保财险公司、太平洋财保公司、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三家保险公司进行试点。人保财险公司鉴于故宫博物院文物失窃案，适时推出了包括艺术品综合保险、文化活动公共安全综合保险及涉及演艺、动漫领域的多类险种。这类担保能力强、经营规模大的综合性保险公司可依据《目录》所鼓励发展的文化产业类型增加保险险种，拓宽至网络文化业、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文化科技服务业等领域，丰富其险种类型和拓宽其影响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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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保险 社会保险 合作 社会保险制度

过去在我国在开展实践工作中都在强调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实现，这使得现阶段开展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引起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等民生问题，而在新医改过程中，政府发力过猛，有存在干预过多、忽视市场因素等极端倾向。一直以来在政府的公共服务领域进行资源配置过程中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都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公平与效率的和谐统一尽管公平与效率问题是困扰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资源配置的一个难题，但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中仍然需要促进公平与效率的和谐统筹发展，因此需要充分重视商业保险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的发挥，实现社会意理哦啊保险与商业保险双剑合璧，推动医疗保障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瓶颈分析

（一）法律地位缺失成为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制度性外在瓶颈。

一直以来，商业保险都没有真正获得与社会医疗保险进行合作的资格，参与资质的获得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无法与社会医疗保险之间进行真正平等的写作，缺乏平等参与权，同时对于合作中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关系并不明确，对商业保险的发展存在很多不利因素。

（二）基本t疗保障范畴界定不清晰

商业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合作主要是为了对医疗保障与经办服务管理的补充，但是当前却存在医疗保障对象与保障范畴界定不清晰的问题，商业保险能有有效对社会医疗保险进行补充与参与，商业保险的经营风险无形中加大，极大的挫伤了商业保险的合作积极性。

（三）专业化经营能力不足（1）参与理念存在缺陷。相当一部分商业保险将于社会医疗保险的合作视为新的商业保险产品的兜售平台，将经营创收作为主要的任务与目标，主要表现在在具体的服务过程中推销商业医疗保险产品或者借助商业医疗保险的名义推销理财产品，这与商业保险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初衷并不相符。

（2）全过程经营管理的能力不强。现阶段商业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只参与到了部分环节，对整体的服务流程还缺乏了解，没有足够的全程管理能力与经验，难以有效开展风险管控，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商业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合作深度。

（3）信息共享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滞后，难以支撑各项管理与服务。目前商业保险信息系统与医疗卫生机构、医保经办机构、政府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没有实现对接，造成数据共享机制缺失，数据定义不统一，数据积累不全面、不连续。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滞后也使得商业保险难以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和利用，无法为基金风险测算、产品开发、诊疗风险管理以及疾病预防管理等提供技术支持，不利于提高商业保险的专业化经营能力。

二、突破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瓶颈的对策

（一）加快基本医疗保障立法进程，确保商业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合作的法律地位

法律地位的确定是协调处理社会活动中各个主体之间存在的关系的前提，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用法律的方式来明确商业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合作过程中存在的权利、责任与义务之间的关系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明确商业保险参与主体地位。借助法律的形式对商业保险参与社会医疗保险合作开展基本医疗保障业务并进行基本医疗保障基金的筹集、支付与管理等行为的主体地位进行明确，具体的对 其权利与责任进行要求，这种方式能够有效解决商业保险能否参与到社会医疗保障过程中的资格问题，明确其参与主体地位。

（2）明确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权利和义务内容。商业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合作参与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能够开展保险费收取、保障基金的管理与运营、向参保人确定定点医疗机构等活动，同时还需要履行医疗费用支付、医疗保障服务的提供、医疗保障金安全的确保等义务。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商业保险的权利与义务能够更好的发挥商业保险的优势，调动其与社会医疗保险合作的积极性。

（3）明确商业保险机构与政府、医疗卫生机构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还需要对政府部门与商业保险之间的关系、商业保险与定点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商业保险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属于行政监管层面，而商业保险与定点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中则是契约关系，还涉及到小范围的行政管理关系，商业保险向定点医疗机构购买服务与产品，同时又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经营行为等有一定的干预管理权利。明确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更好的开展相关业务活动，对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与责任进行明确，商业保险才能够更好的与社会医疗保险进行合作，提高管理效率，降低风险。

（二）界定商业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合作的范围与空间

商业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所面向的保障范围与空间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需要更具参保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在整合社会现状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与界定，将商业保险在与社会医疗保险合作过程中涉及到的范围与空间进行界定。

（1）合理界定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保险的对象范畴。可以将离退休人员、中低收入群体以及短期失业群体等经济收入水平低但又具备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群体纳入到社会基本医疗保障对象中区，而对无法承担或者履行缴费义务的人群，比如长期失业人员、学生、残疾人等则可以借助政府补贴的方式使其参与到社会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中去，而对于有着高收入的工作人员或者公职人员可以在已有的基本医疗保障基础上有选择的购买商业保险，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

（2）合理界定基本医疗保障范畴，扩大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范围和空间。当前我国社会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构建是建立在“低水平、宽覆盖”的原则上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注重公平性与福利性，因此很多常性病、遗传病、老年病等有着明确的发病原因并且费用起伏小的非风险疾病也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去。商业保险则不同，它更侧重于风险性疾病的保障，根据不同的投保人所表现出的疾病风险特征来阶段保险费率，能够更多样化的满足被保险人的医疗需求，可以尝试将地方病。职业病、流行病等纳入到商业保险的保障范畴中区，更好的确保商业保险的保障内容的充分性

（三）强化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专业经营能力建设 商业保险要想实现与社会医疗保险的有效合作，参与到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中去，必然需要不断强化自身的专业经营能力，一般来说，可以从人才队伍与组织建设、参与意识的树立以及专业技术能力的提升三个方面开展相关工作：

（1）推动专业化组织建设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商业保险如果要与社会医疗保险合作，涉及到的内容很系统，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处理相关事宜，因此商业保险粗腰设立专门的部门，专供与社会医疗保险合作的业务板块，负责与其进行对接与洽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对组织进行建设与完善，建立起专业的咨询、管理、理赔与数据管理等工作流程与管理制度，重视管理、法律、健康管理、信息技术等专业型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工作，建立完成的人才培训体系，定期开展工作培训，不断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

（3）树直正确的参与理念。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是一项涉及到广泛民众的福利性制度，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备受关注，而商业保险作为市场主体要想参与到其中，会涉及到社会上很多方面，其中存在复杂的法律关系以及利益关系，流程很复杂。商业保险需要充分认识到这种复杂性，始终坚持正确的参与理念，以诚信为本，积极开展更高效的管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肩负起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将公共利益放在首位。

（3）强化专业技术能力建设。借助能够参与社会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实际，商业保险需要在现有的技术体系上全面搭建与社会医疗保险能够幼小衔接在一起的服务系统与网络，完善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方式，积极开展与医疗机构的信息对接工作，全面提升自己在医保策略设计、产品_发、审核保险等涉及到全程的管理能力。商业保险还需要积极与地方政府以及社保、医疗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并对信息的录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加强对数据库的安全管理，不断提升自我对数据的分析与整理能力，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有效开展健康风险的预测与监管能力，服务于产品定价。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医疗保障体系改革也在不断的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可以归咎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问题。新医改提倡构建多层次保障体系实质上也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种新的定位，为了在尽可能的确保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实现对资源配置以及办事效率的优化，这市场也是商业保险参与到社会医疗保险中的前提。

参考文献：

[1]卢祖洵.社会医疗保险学（第2版）[M].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2]周益众，曹晓红，李力达等.德国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与监管模式及其启示[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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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巨灾风险 商业保险 政府参与

引言

所谓巨灾风险，简单来说，就是可能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和严重人员伤亡的风险。国际上对于巨灾风险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各个国家往往都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对巨灾风险进行定义。从本质上而言，巨灾风险呈现出几个最基本、最显著的特点：1、损失程度巨大，2、巨灾发生的概率低，3、预测困难，4、风险难以分散。

中国是一个灾害多发国家，近几十年来，我国因自然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呈上升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因旱灾、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台风、风雹、低温冷冻、雪灾和地震造成的受灾人口多达43，290万人次，死亡人口1，014人，直接经济损失达3，096.4亿元。特别是2008年，因“5.12”汶川地震、“11.10”青海地震等事件，仅一年就造成人员伤亡达446，293人次，直接损失高达85，949，594.4万元，不仅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物质财产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损失，也将如何面对巨灾风险这一课题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目前我国应对巨灾风险的方式

目前，我国在巨灾发生后的补偿方式主要以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配合的国家财政救济为主和社会捐助为辅的事后补偿模式，政府是巨灾损失的“第一承担者”。这不仅给政府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增大了财政支出的波动性、导致财政资源分配不公，同时也没有充分利用市场力量、损失融资极为缺乏，而以此为基础展开的巨灾救助工作的损失补偿程度也相对较低。对社会捐助的过分依赖，易导致各方利益和责任的模糊，而且捐款金额不确定性较大，并不能作为巨灾风险防范的一种制度性安排。以2008年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国家财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支出为798.34亿元，仅占地震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的9.3%。

商业保险虽然曾一度介入过巨灾保险市场，但由于巨灾风险难以满足大数定律及保险公司自身规模和承保技术的限制，无法承担巨额赔偿风险，使得我国商业性巨灾保险市场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甚至与世界水平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我国巨灾风险单起事件的保险赔偿比例一般不超过5%（如“5.12”汶川地震保险赔款为16.6亿元，仅为0.18%），而世界平均水平大约是30%，一些发达国家的保险赔偿比例甚至超过了50%。

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进行保险创新，通过政府运用不同形式承担巨灾风险的方式开拓我国巨灾保险市场，将政府从风险的“第一承担者”转变为风险的“最后承担者”，成为我国应对巨灾风险的重大课题。早在2003年，中国保监会就动议建立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保险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

二、政府购买巨灾风险商业保险的可行方式

我国巨灾风险的区域性特点十分明显，各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财政实力也不均衡。这些现实情况决定了我国政府参与巨灾风险商业保险的方式不能实行简单的、整齐划一的模式，而是可以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潜在受灾种类和受灾程度等标准拟对参保对象进行分类，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按照中国自然灾害的特点与灾害管理的实际情况，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划分为三类地区。一类地区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少数在西南和北部，经济欠发达、自然灾害直接经济相对损失中等或较强、抗灾能力较弱，主要灾害是干旱、雪灾、地震，主要影响农牧业生产。二类地区大部分分布在中国中部，少数在东北、华北、西南等地，经济发展水平中等、自然灾害直接经济相对损失中等、抗灾能力中等，主要灾害是干旱、洪涝、地震、冻害、风雹、农业病虫害，主要影响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三类地区分布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自然灾害直接经济相对损失中等或较弱、抗灾能力较强，主要灾害是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主要影响工业、城市、农业。针对以上三类地区，本文拟提出以下几种政府参与巨灾风险商业保险的方式：

（一）政府主导下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巨灾风险保险

此类型的代表包括美国的国家洪水保险计划、法国、新西兰、土耳其、瑞士、中国台湾地区等。以美国国家洪水保险计划为例，国会授权住宅和城市建设部组建联邦保险管理局负责国家洪水保险计划的管理。国家洪水保险基金运作所需的资金全部来自收取的保费，私营保险公司出售洪水保险，并将售出的保单全部转给联邦保险管理局，按保单数量获取佣金并由其在保险费收入的范围内先行赔付。当洪水保险的赔款和费用支出超过其保费收入时，私营保险公司有权向财政部借用不超过15亿美元的有息贷款，国会也有可能会提供特别拨款。实际上政府在这里充当了超额赔款再保险人的角色，但是与其他再保险人不同的是，政府不向保险公司收取分保费，保险公司扮演的是第三方管理的角色。

针对我国第一类区域经济欠发达而巨灾风险导致的经济损失较大的特点，应该建立这种政府作为直接保险人的保险方式，即政府主导下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巨灾保险。具体来讲，这种模式是指由政府机构制定统一的保险政策，建立巨灾保险基金，根据当地历年巨灾风险情况，设计合适的险种。当地居民以社区或家庭为单位采用强制购买方式，通过商业保险公司或委托保险公司人代为经营，由政府部门进行基金管理和资金运作。当发生巨灾风险时，政府从巨灾保险基金中拨款给商业公司，由商业保险公司根据巨灾保险中承诺的赔付标准对受灾群众进行赔付，保障受灾群众的灾后个人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平。对于受灾群众超过赔付标准之外的损失，则由国家和地方财政进行拨款，进行灾后重建。该方案的特点是由政府和民众共同承担巨灾风险。

（二）政府作为巨灾风险保险的再保险人

此类型的代表包括美国的佛罗里达飓风巨灾基金、日本的家庭财产保险计划等。以日本的家庭财产保险计划为例，家庭地震保险首先由保险公司承保，然后政府再对巨灾保险的再保险承保，创造了一种由政府和民间再保险公司共同分担的二级再保险模式。日本家庭财产地震保险采用超额再保险方式，具体做法是：初级巨灾损失（750亿日元以下）100%由参与该保险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中级巨灾损失（750亿～10，774亿日元）由参与该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50%，政府承担50%；高级巨灾损失（10，774亿～41，000亿日元）由政府承担95%，被保险人承担5%。如果单个地震巨灾造成的损失超过了规定的总限额，巨灾保险可以按照总限额与实际应付赔款总额之比进行比例赔付。

针对我国第二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中等且巨灾风险导致的经济损失中等的特点，应该建立这种政府作为再保险人的保险方式，即政府也参与巨灾保险的经营，但作为巨灾保险的再保险人，接受商业保险公司关于巨灾保险的分保。当地居民以社区或家庭为单位采用半强制购买方式，例如地震保险可以与购房、救灾补助、宅基地审批等相关政策配套实施，政府承担最终的风险。这种方案有利于解决商业保险公司分保能力有限，在进行巨灾赔付时缺乏资本的问题，也可以有效地推行巨灾保险的强制化，保证保费的充足。当发生巨灾风险时，根据巨灾风险导致的损失情况，首先由商业保险公司在一定限额内承担灾后赔付工作，保障人们基本生活水平，超过赔付标准之外的损失，则由国家和地方财政进行拨款，进行灾后重建。该方案的特点是投保人、保险人、政府和资本市场共同承担巨灾风险。

（三）商业性巨灾风险保险模式

此类型的代表包括英国、意大利、德国等。以英国洪水保险为例，其供给方全部为保险公司，商业保险公司自愿地将洪水风险纳入标准家庭及小企业财产保单的责任范围之内，消费者可以在市场上自行选择时机和方式向保险公司投保。英国保险业严格按照标的实际风险水平收取完全的精算费率。保险公司会全面考虑财产所处地区、建筑物的类型、用途与结构等等因素对费率的影响，对保单进行定价，并以居民住宅和家庭财产为重心对其承保。此外，在分散风险安排上，由于英国再保险市场是世界第三大非寿险再保险市场，所以政府并不对巨灾保险提供再保险方面的支持，而是由商业保险公司在提供洪水保险时，直接通过再保险市场将风险分散出去。

针对我国第三类区域经济较发达而巨灾风险导致的经济损失中等或较弱的特点，应该建立这种政府间接参与，以巨灾风险商业保险为主的保险模式。政府倡导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巨灾保险，同时提供诸如巨灾风险评估、灾害天气预报的服务。该方案的特点是由保险人、政府和资本市场共同承担巨灾风险。2013年12月30日，《深圳市巨灾保险方案》经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深圳市巨灾保险制度正式实施。深圳市巨灾保险制度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政府巨灾救助保险。由深圳市政府出资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用于巨灾发生时对所有在深圳人员的人身伤亡救助和核应急救助。二是建立巨灾基金。在政府巨灾救助保险的基础上，由深圳市政府每年再另外拨付一定资金建立，主要用于承担在政府巨灾救助保险赔付限额之上，对居民进行人身伤亡救助和核应急转移救助。三是个人巨灾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研发和提供相关保险产品，居民自主购买。

三、具体实施中的建议

（一）设立独立的巨灾保险险种和标准保单条款

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对巨灾保险多是以财险附加险的形式予以承保，而我国尤其是目前巨灾多发地区的相当多数的居民家庭收入水平较低，对保险费的承受能力较差，加之缺乏风险与保险意识，多数企业和居民家庭没有投保财产保险。鉴于此，设立独立的巨灾保险险种，居民家庭和企业可以不必投保一般财产保险，而直接投保巨灾保险，就能在不增加企业和居民家庭的保险费支出负担的情况下，使更多的企业和居民家庭都能获得巨灾保险保障。有意愿投保财产保险的企业或居民家庭可以将巨灾保险采用财险附加投保的方式，这样可以节省投保成本，但必须对巨灾保险进行单独核算。

（二）由政府制定统一的巨灾保险费率

我国保险市场发展历史较短，缺乏有关巨灾损失数据的累积，商业保险公司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精算技术来为巨灾保险产品定价。相比之下，政府可以在混合巨灾风险管理计划中，联合地震、气象等专业部门，建立巨灾数据信息平台，并借助相关技术，为巨灾风险的精算保费定价提供支撑，因此采取政府统一定价的策略是更加合理的选择。虽然统一费率的缺陷是无法针对不同风险的投保人收取不同的保费，但因为巨灾风险分布的区域不平衡性，即经济越不发达地区损失越大，统一费率有利于提高巨灾保险市场的互济性和降低转移成本。需要注意的是，统一费率并不是要求所有标的完全统一的价格，而是指应该由政府制定统一的标准化的保单，不同保险公司之间不存在费率的差异性，而对于不同的保险标的，可以考虑一定的费率差异。

（三）利用私人专业公司对巨灾保险销售和理赔

在销售方面，巨灾保险保单的销售应该通过商业保险业现有的销售渠道，利用私人保险公司己经建立的客户群，还可以通过银行、本公司的人、专门的公司来代为销售。

四、结语

在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中，我们应建立起政府与保险公司的合作机制，逐步增强我国应对巨灾风险的承受能力，其中应特别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中的作用。只有借助政府的管理能力、较高的公信力才能推动我国巨灾保险的发展，同时也只有政府具备强大的资金保障，能够作为巨灾保险的主要再保险人，承担各保险公司分入的风险，解决了巨灾风险保险由于偿付能力不足而无法广泛推广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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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要在我国设立和发展专业自保公司还需要建立、营造很多配套措施和环境, 只有为其提供适宜生长的土壤, 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利可图,专业自保公司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尽量抑制其潜在缺陷的影响。

关键词 自保公司 企业风险管理 商业保险

一、引言

当前，我国许多大型企业建立专业自保公司的意愿十分强烈，而且进展速度极快。据悉，我国一家大型企业集团已获保监会批准，近期将在境内设立自保公司。自保公司作为企业进行风险管理创新的工具，在国际上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境内设立自保公司尚属首次 。自保公司是由非保险公司拥有的真正的保险或者再保险公司，其主要业务是对母公司或关联公司的风险进行承保或再保险 。母公司可以直接影响并支配自保公司的运营，包括承保、索赔、投资等。自保公司是保险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企业利用内部基金进行风险融资、节约税赋支出的工具。

由于缺乏自保公司的行业数据、实际经验和其它相关信息，中国企业对设立和运用自保公司进行风险管理的研究相对有限，本文尝试归纳我国企业自保情况，分析我国企业建立、发展自保公司面临的困难，进而对我国如何发展专业自保公司提出建议。

二、我国企业建立、发展自保公司的困难

在任何经济体中，创新风险融通技术的机会成本是与社会需求、法律环境的变化和市场发育的程度相关联的。在一个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缺乏，行业自律不到位，整个社会诚信防控机制尚不成熟的市场中，成立自保公司将面临经营风险。

一是缺乏法律依据，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颁布任何有关自保公司的法律、法规，《保险法》和其它法律都未对自保公司做出规定，自保公司的定义、性质、地位不明确。缺乏法律依据是目前自保公司在我国难以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二是监管职责不清晰，法律上，自保公司由谁监管、怎样监管尚未明确，自保公司成立的程序、所需提供的材料、向谁申报、资本金要求、相关的管理规定也都没有明确。

三是税收政策不明确，成立自保公司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能够享受税收优惠。目前，有关自保公司的税收政策还是空白，自保公司能否享受税收优惠、享受多大的税收优惠都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三、对我国发展专业自保公司的建议

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规范行业自保、互助合作保险等保险组织形式，整顿规范行业或企业自办保险行为，并统一纳入保险监管”。要在我国设立和发展专业自保公司还需要建立、营造很多配套措施和环境, 只有为其提供适宜生长的土壤, 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利可图,专业自保公司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尽量抑制其潜在缺陷的影响。

（一）保险监管层面

一是大力推进自保公司立法工作。加快自保公司立法，是我国发展企业自保的前提条件。政府有关部门应积极推动自保公司的立法工作，规范自保公司的定义，确立自保公司的法律地位，明确监管主体，并制定自保公司的成立规则，明确自保公司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

二是将自保公司纳入保险监管的范围。研究、探索和制定监管法规细则是当务之急，要以制度、规定对自保公司的行为加以规范,切实防范和化解风险。自保公司在我国还属于新生事物,在市场环境尚不成熟、企业风险意识低下、风险内控机制还不健全、所有权缺位的情况下,成立专业自保公司容易导致企业忽视风险转移、盲目积聚风险。应像监管一般保险公司那样确定自保公司最低偿付能力指标、财务稳定性指标等，以确保投保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在经营规则上应做出一些明确的规定，禁止灰色业务和不合法业务，禁止母公司或控股公司挪用自保公司资金等，确保其正常、健康发展。总之，要通过制度和办法引导自保公司不以盈利为出发点，而是在降低风险成本的同时谨慎地进行风险融通，成为真正的风险融通管理者。

（二）自保公司层面

首先，自保公司要有能力帮助协调母公司的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帮助公司建立风险意识，具备估算各种风险成本的能力。自保公司安排巨灾风险再保险是必不可少的风险管理手段,就一个特定的企业而言,由于巨灾风险事故发生的几率相当低,人们预期的巨灾损失不大,因此对巨灾风险的迫切感并不强,但作为大型企业的管理人员,必须认识到,小概率事件的大灾难事故一旦发生,将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造成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打击。

其次，自保公司要能够在产品创新、扩展风险概念外延（即涵盖金融风险、市场风险、政治风险和政府管制风险等）、风险证券化等方面有所创新。要能够为那些在商业保险市场无法投保或承保能力不足的风险（如环境污染责任、巨灾、职业责任等）提供保障，这样与商业保险公司相比，才更具竞争优势。

（三）商业保险公司层面

目前国内企业自保尚属发展的初级阶段,积累的资金不够充裕,风险管理水平有待提高。与之相应的是,国内商业保险公司过去十几年得到了快速发展,年均保费增长率远远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率。商业保险公司承保能力的壮大和承保技术的提高,为与企业自保开展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双方可以在直接保险业务、再保险、风险管理服务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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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额保险；国际比较；发展因素

Abstraction: Micro-insurance is the second financial measure following micro-credit to support low-income groups in the world. Due to its commercial and public characteristics， micro-insurance has aroused a high degree of attention in international range， particula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icro-insurance operation in abroad and the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the paper proposed tha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icro-insurance depends on four factors: play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government， expanding marketing channels， enhance product innovation， reduce the operating costs.

Keyword: micro-insurance，international comparison，factors of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F840.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3-0077-04

一、小额保险及其特征

从世界范围来看，低收入人群一般得不到商业保险公司或国家社会保险体系的关注和覆盖。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难以了解低收入人群，特别是那些地处边远农村的人口的风险保障需求。同时，由于保险营销和理赔成本较高等方面的原因，传统商业保险的保费水平往往令低收入群体无法接受。基于此，低收入群体的保险需求在现实中往往被忽视。另一方面，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偏低，政府通常缺乏足够的资金实力为全体人口提供基本风险保障。在此情况下，往往被牺牲的是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为适当改变这一局面，2002年，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在内的33个发展援助组织和机构，共同设立了为贫困人口服务的咨询工作组（简称CGAP）。2006年2月，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简称IAIS）与CGAP设立联合工作小组（全称：小额保险联合工作组），共同将发展小额保险作为推动低收入人群风险保障的一项重要工作。2007年4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积极申请并正式加入IAIS-CGAP小额保险联合工作组。

目前，关于小额保险的权威定义有两种：一是根据CGAP的界定，小额保险主要是面向中低收入人群，依照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及其所涉及成本按比例定期收取一定的小额保费，旨在帮助中低收入人群规避某些风险的保险；二是IAIS关于小额保险的定义：小额保险是依据公认的保险惯例（包括保险核心原则）运营的，由多种不同实体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保险。这意味着小额保险单下的风险仍需依照保险原则进行管理，并由保费提供资金。

上述两种定义虽然表述方式不同，但关于小额保险的核心涵义是统一的，即小额保险是一种在成本、期限、承保范围和供应机制方面适用于中低收入市场的风险分担性产品。具体来说，小额保险具有以下特征：发展宗旨具有一定公益性特征，发展小额保险的宗旨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规避某些特定风险，特别是危及基本生活的风险，例如重大疾病开支、意外伤残、家庭财产的损失等，因而具有一定公益性特征；承保和赔付具有低成本、低保障特征，小额保险给付或赔偿的条件是缴纳小额保费，并发生保险条款约定的事件，保险赔偿和支付的水平较低，仅以保障被保险人的基本生活为标准；产品供给主体具有多样性，小额保险的供给主体包括各种社会经济组织，其中不仅包括商业保险组织、互助保险组织、自保组织，还包括非政府组织、民间互助组织等；保障对象具有特殊性，小额保险的保障对象主要是中低收人群体，但不包括无法负担保费的赤贫阶层。

我国低收入者特别是广大农民，人口众多、居住分散、风险意识低、支付能力弱，如何使城乡居民愿意购买保险、买得起保险，使小额保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并能够持续发展，这对我国保险业和世界小额保险业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二、小额保险业务发展的国际经验

（一）目标客户分析

据CGAP统计，截至2006年12月有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在实践20余种小额保险产品，累计受众已经超过8亿人次，成为继小额信贷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农村金融产品。从目标客户群体看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贫困农户为目标客户。那些将扶贫作为主要目标的小额保险项目强调要在农村社区中将低收入农户区分出来，使他们成为唯一受援对象，这其中不包括核心赤贫者。这种小额保险项目一般由非政府组织或社区互助组织牵头开办，例如斯里兰卡的亚斯如互助小额保险项目，孟加拉国的农村妇女健康保险组织等。第二类以贫困社区或农村经济组织为目标客户。这种小额保险由农村小额金融机构或者商业保险公司开办，在南美和东南亚比较多见，具有明显的商业保险特征。

（二）运作主体分析

从小额保险的供给主体看，主要有三类：一是商业保险公司，其优势是保险经验丰富，有财务优势和全球性再保险市场的进入渠道，能通过规模经济减少保险供给成本，而且地区范围广阔。其劣势是对低收入市场理解不足，和低收入家庭接触的渠道不多，其盈利性与社会公益性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因而对服务低收入市场缺乏激励。二是非政府组织。该类主体是最值得低收入家庭信赖的机构，他们能理解低收入群体的需求，且接触低收入家庭的交易成本低，非常适合于团险业务的开展。但是该类组织缺乏保险经营知识和管理经验，进行融资的渠道很有限，而且受活动区域的限制，只能在一个较小的群体内开展业务。三是小额金融机构。它是值得大部分低收入家庭信赖的机构，有现成的能接触低收入群体、成本相对低廉的信贷和储蓄营销渠道，能将保险业务与其他金融业务整合，与既有的客户开展团体保险以节约交易成本。但它缺乏保险知识和技术条件，欠缺经营保险业务的管理经验，开发产品的初始融资能力也有限，而且由于受地域范围的限制，只有相对较小的客户基础。

从统计结果看，商业保险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是主要的提供者，分别占48.3%和47.7%的份额，而其他形式的供给主体只占4.0%的份额。而且，不同的区域供给主体的市场地位也不同：在亚洲，商业保险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分别占据42.4%和54.85%的份额，是主要的提供者，其他供给主体共占2.8%的份额；在美洲，商业保险公司占98.8%的份额，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其他形式的供给主体共占1.2%的份额；在非洲商业保险公司占49.7%的份额，相互制主体占28.8%的份额，其他形式的供给主体共占21.5%的份额。

（三）展业方式分析

小额保险在国外的展业方式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保险公司通过自己的人体系销售小额保险。第二种是保险公司寻找和借助贴近农民的各种组织向低收入农民销售小额保险，比如通过小额信贷机构向贷款人、通过化肥供应商等方式向农民销售小额保险。第三种是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农村妇女扶助机构等为农民服务的特定组织，在提供既定服务的过程中，根据成员的保险需求，与保险公司合作为成员提供保险服务。第四种是一些低收入者的互助组织直接向会员提供小额互助保险，例如西非社区基础上的互助健康组织，菲律宾的互助利益协会等。

（四）业务种类及风险状况分析

迄今为止，全球绝大多数小额保险产品都是信用寿险、短期寿险或健康险、养老保险，而财产险、牲畜保险和针对农作物的气候险相对较少。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寿险产品不仅对客户非常有用，也有利于保险机构降低风险，而健康险、农业保险（农作物险／牲畜险）和财产保险则因风险太高而难以运作，如表1所示，农作物和健康保险很难防止道德风险、欺诈、逆向选择以及过度利用的产生，因此很难实现盈利。

三、对我国发展小额保险的启示

我国的小额保险业务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面向农村地区推出的农业保险，初期主要局限于种养两业保险。对我国庞大的小额保险需求群体而言，目前的小额保险不论是从规模、产品结构还是从供给主体、推广范围上都远远不能满足低收入者的需要。从小额保险的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发展状况来看，我国小额保险以后的快速发展主要取决于四大因素。

（一）发挥政府作用

小额保险具有半商业化和半公益性特征，相对于其它商业保险而言，小额保险的风险特征与成本结构比较独特。从风险特征上看，小额保险业务理赔简单，容易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且对于农业保险来说，巨灾风险很大，在保险风险管控上，有较大难度。从成本结构上看，小额保险业务高度分散，展业费用投入较高。整体而言，费用成本和赔付成本都不易得到有效控制。如果没有政策支持，小额保险对商业保险公司吸引力不大；对农村机构和营销员来说，小额保险单笔业务手续费很少，积极性也不高。因此，政府功能的介入对小额保险的有序、规范、健康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制度环境的构建上，政府应积极探索小额保险的范围、性质、经营主体资格、保险人权利义务、会计核算制度、财政补贴等方面的内容，通过法规体系的构建为小额保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通过政策优惠鼓励农村小额保险的推广发展，运用税收杠杆引导商业保险公司和有关保险销售渠道重视、推进小额保险，比如减免小额保险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对开展小额保险的农村保险机构和营销员进行营业税和所得税减免等。例如菲律宾政府通过税收优惠，减免了特定小额保险项目上的营业税，而且降低了农村保险营销人员的税负，很好地促进了小额保险网络的拓展。印度政府向印度人寿保险公司投入10亿卢比补贴寿险公司的超额赔付额，扶持经营小额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

在我国，保险业务也逐渐引起了各级政府部门的注意，《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要深化农业保险改革，加大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力度，探索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新型金融组织，提高保险服务和防范风险能力。”近年来，政府部门积极引导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各类与改善民生有关的保险业务，持续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大力开展主要农作物中央财政农险补贴试点，全面推动生猪及能繁母猪保险工作，不断深化农房、棉花、烟草等地方政策性农险业务，下发了《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工作方案》，在9个省区的县以下乡镇开展小额保险试点工作，实现了小额保险的初步发展。但是，目前政府部门在积极引导小额保险发展的基础上，还缺乏配套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优惠政策，使众多的保险公司处于观望状态。

因此，通过政府的支持，低收入群体可以获得适度的保障以防止现有生活水平的恶化；政府可以通过小额保险补充和完善现有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公共管理效能；保险公司则可以通过这项业务培养潜在客户，扩大市场影响，同时可能带来一定利润。由此可以实现低收入群体、政府及其它非盈利机构、保险公司三方共赢的目标，取得良好成效。

（二）拓展营销渠道

在我国，随着保险行业竞争的加剧，众多新成立的保险公司对城市保险市场形成了激烈的竞争，老牌保险企业将目光投向了市场广阔、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特别是中国人保财险和中国人寿，分别作为最大的产险和寿险公司，较早进入农村保险市场，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农村销售和服务网络。中国人保财险的农村网络扩展最为迅速，2007年农村销售网点总数同比增长2.9倍，达到1.1万个。中国人寿的网络规模最为庞大，目前其县级以下营销员数量已超过40万，占公司营销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中国人寿计划加快农村网点布局，并计划在全国行政村设置驻村服务员；到2010年，该公司将县域营销员队伍发展到50万人，将农村网点数量增加到19000个，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

但是，小额保险单笔业务保费收入少，而涉及的客户众多且分散，目前主要依赖保险公司自身的营销渠道开展小额保险，很容易大幅提高其经营的成本，会造成保险公司在热情高涨之后迅速冷却，不利于小额保险的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多样化、多层次的销售网络体系，才能让更多的低收入群体获益。在我国可以从四个方面建立小额保险的营销体系：一是高度重视农村基层金融机构的渠道，加强银保合作。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小额保险的较快发展同小额信贷机构的普遍发展及旺盛需求密不可分。一方面，小额信贷的发展在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贷款的同时可实现盈利，拥有众多低收入客户群，也为小额保险的发展提供了交易与运营的便利和潜在的客户群。另一方面，小额保险产品的开发与实施，有助于降低低收入群体因疾病、死亡而导致的还贷风险，促进小额信贷的健康发展。因而，小额保险与小额信贷机构的合作模式，可以实现小额保险产品在客户需求、定价、营销等方面较大的便利，实现农民收入保障、小额信贷、小额保险三方共赢的格局。二是与邮局、乡村五站一所等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不同形式合作，也是推进小额保险业务发展的重要合作平台与销售服务网络体系。三是保险公司应加大同农村消费品商的合作力度，如保险公司可与种子公司、烟草公司、化肥销售点、农机销售点等加强合作。四是保险公司还可以利用流动宣传车深入农村地区，配备影像宣传工具进行直观、贴近农民的上门营销。

（三）加强产品开发与创新

小额保险产品的开发和创新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需求群体，二是需求群体的要保范围。从需求群体看，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对小额保险的需求存在着两大特殊性：一方面，小额保险需求的差异性很大。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首先，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大，东西南北各个地域的气候差异大，可能遭受各种灾害的发生频率和损失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就为设计出能吸引广泛小额保险投保人兴趣的产品造成了较大难度，如果不能吸引到足够多的投保人，则小额保险产品就失去了可操作性。其次，就是同一风险在不同的地区也会造成差异很大的危害。再者，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家庭收入也大不相同，单位区域内的保险价值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应当采取分类指导的办法发展小额保险，加强小额保险产品创新，开发针对性强、适应性高的农村小额保险产品，避免“一刀切”模式。另一方面，小额保险是一项专门针对低收入群体的业务，这决定了该产品需求对价格的弹性很高，客户对价格相当敏感。一个较小的价格变动会导致相当多的客户决定购买或者放弃小额保险。因此，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上应根据当地收入层次的划分情况，以风险保障型产品为主，开发适应低收入人群需求的小额保险产品。

从针对“三农”需求群体的要保范围看，可划分为四大类进行小额保险的产品开发。一是小额农业和财产保险，主要是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安全保障，涵盖了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农房、农民家庭财产、农机等多个领域。二是小额寿险，针对我国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较大，为农民专门开发的一种只在县域地区销售的生死两全保险，其缴费起点低、投保手续简便、保障相对较高。三是小额意外和小额健康保险，主要是为农民因疾病和生育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险，大致可包括三种形式：保险公司受政府委托承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外出务工农民的小额保险，为外出务工农民提供旅途安全、意外伤害、重大疾病、伤残等小额保险服务；农村计划生育保险，针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提供的包括养老、意外、母婴健康、独生子女保险等一揽子保险服务。四是小额信贷保险，该险种是以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发放小额贷款为切入点，转移农民因疾病、残疾或意外死亡导致的没有经济能力如期还贷的风险。

（四）降低经营成本

从国际经验看，小额保险并非亏损业务，关键看能否找到有效降低成本的办法。保险公司为了降低经营过程中的各项费用成本，实现小额保险的盈利目标，应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产品简化，尽量只含保障功能，减少储蓄、投资功能，降低核保要求，减少除外责任，这样能降低保费并使产品简单透明。甚至连保单的印制都要精简，传统保单每份的印制成本动辄十几元，这是小额保险不可能支撑的，因此，要在简化保险条款，简化保险流程的同时，还要简化保单的印制。二是降低渠道成本，以团险的方式或者将小额保险与民间组织的服务自动链接（比如小额信贷保险），以降低管理成本，减少营销费用和避免佣金支出。三是保费集合支付，保费来自民间组织收入、成员账户、成员会费，或是组织服务费，由民间组织代表所有成员向保险公司集合支付保费，以降低归集成本。四是理赔程序简化，保险公司与民间组织建立信任和透明的合作关系，整合与民间组织的流程，尽可能使民间组织承担相应的保单管理工作，简化索赔程序，加快赔付速度。这样能有效降低成本，增强低收入者对保险计划、保险公司和民间组织的信心。

参考文献：

[1]林熙，林义.印度农村小额保险发展经验及启示[J].保险研究，2008（2）.

[2]郑青松.小额保险升温[J].中国保险，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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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商业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有着相应的消费需求和消费心理。把握保险消费心理，探求商业保险消费心理的影响因素，对有效地开展保险营销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保险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服务行业，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商业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有着自身的消费者和相应的消费需求。把握保险消费心理，积极开展保险商品的营销活动，是摆在新老保险公司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本文拟分析商业保险消费心理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有效地进行保险营销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保险及保险消费

在保险理论界，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保险下了定义，较为普遍适用的定义是：“保险是结合具有同类危险的众多单位或个人，以合理计算分担金的形式，实现对少数成员因该危险事故所致经济损失的补偿行为。”

商业保险以保险作为经营的对象，在这里保险取得了商品的形态，它具有经济损失补偿的功能或者说能够提供经济保障，从而满足人们转嫁危险损失的需要。保险是一种纯粹独立形态的保障性商品，它的体化物即为保险单。保险的消费者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保险公司和客户之间是商品交易的关系，保险消费的前提是支付代价（保险费）。进行保险消费必须有一定的支付能力。

商业保险消费也即投保人交付保险费购买保险单，接受保险公司提供的服务；在保险标的发生约定事故时，得到保险公司的经济损失补偿，或当约定事件发生时，得到保险金的整个过程。基于保险自身的特性，保险消费也有着不同于其他消费行为的特点：

1.存在危险是保险成立的条件。因此，保险消费的前提是消费者有着潜在危险；

2.保险消费必须是多数人的共同行为。保险是根据大数法则、不确定性风险损失率、概率论等数学手段对经济损失补偿的部分或全部进行平均分摊，保险消费的过程也是多数人的互助过程，因此必须有多数人参加；

3.保险消费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保险是事后补偿经济损失，保险合同履行的结果建立在合同规定条件下，事件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基础之上。因此，消费者在进行保险消费决策也即购买保险单时，不能明确知道自己的消费结果；

4.保险消费具有个人性。保险合同所保障的是遭受损失的被保险人本人，而个人的禀性、行为等将极大地影响到保险标的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因此，保险人根据不同投保人的条件及其投保标的的状况决定是否接受抑或有条件地接受其投保。

二、保险消费心理分析

消费行为的直接原因是其心理动机，它是人体内在的主动力量，能够驱使、促使消费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进行消费活动。投保人参与保险活动，同样也是受一定心理支配的。

（一）求平安的心理

保险动机是直接推动保险消费者进行保险活动的一种内部的动力。它是一种对保险的需要，这种需要是客观要求在保险消费者头脑中的反映，其表现为保险意向、愿望等的产生，对保险消费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美国的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类具有五种需要。一是生理需要；二是安全需要；三是社会交往需要；四是被尊重的需要；五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一般，一个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会向另一个较高的层次发展。保险需要以生理需要为基础，是安全需要的一种延伸。具体而言，人们对保险这种特殊商品的需要，是源于人们对安全、稳定和秩序的需要。

（二）储蓄心理

随着保险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投资型的险种得到了推广，比如当前的子女教育婚嫁保险、养老保险等都有投资储蓄的特点。一些人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会考虑这类保险。这类险种一方面具有安全保障的作用；另一方面还有储蓄保值的作用。这种心理对于保险消费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从众心理

从众心理在保险消费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受社会风气、消费阶层、社会群体等因素的影响，产生某种与其职业阶层、群体保持一致的心理。一些人听周围的人说保险是件好事就投保。这种人投保具有盲目性，他们往往并不清楚保险的内涵和意义，这种由从众心理导致的保险消费往往不是持久的。

1997年底，保险出现了几近“脱销”的火爆场面。在“抢购风”中，有大批一哄而上、人云亦云的盲目者，到第二年续交保费的时候，才发觉自己的经济实力没有办法承担如此高额的保费，年复一年地续交下去力不从心，不少人被迫退保。退保除了给双方带来损失，一些退保者还常因费用损失与保险公司争论或投诉。

因此，从众心理尽管在一定时期内对于保险消费会起到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持久。

（四）自私取利心理

受自私取利心理驱使的保险消费行为往往置保险公司于不利。如上所述，保险消费具有个人性，因为保险标的发生危险的可能性以及发生危险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保险消费者自身行为的影响。而投保过程中，投保人和保险公司之间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

自私取利心理的保险消费者十分清楚保险公司的职能、经营方法以及有关的规定，他们把保险当成了牟利的阶梯。他们在保险中不择手段，或超额投保或隐瞒投保条件，故意把预计必定要发生的危险转嫁给保险公司。比如私人危房、集体危房投保等等。甚至有一些人会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来欺骗保险公司的“赔偿”，比如人为制造失窃的假象，骗取保险公司的财产保险赔偿。这种心理虽然促使了部分保险消费行为，但是这种消费行为本身是不利于保险业发展的，随着商业保险相关法规的健全以及经营的规范化，这种心理也会趋于减少。

（五）运气、侥幸心理

在前面的分析中说到保险消费的结果依赖于在规定的时期内，符合合同规定条件的事件是否发生。保险消费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消费者的运气、侥幸心理。

一部分人认为危险可能发生，他们凭着运气心理，指望交纳较少的保费得到一笔丰厚的赔款。但是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后，没有保险事故发生，便自认为投保不必要，预防灾害是杞人忧天，这时候他们的防灾性心理就会消失，而侥幸心理却占上风，最终导致退保，这类人的投保动机不稳定，这种心理不能持久地促进保险消费，对保险消费有着阻碍作用。

（六）依赖心理

影响保险消费的还有依赖心理。这类心理部分受到了过去计划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发生了意外，个人可以靠单位，单位可以靠国家财政或是民政救济。同时，中国人传统的朋友互相依靠、父母靠子女、子女靠父母心理也很大程度上促使了人们的依赖心理。在这种心理影响下，一部分人不是采取保险的方式防备危险，而是依赖于亲人、朋友或是单位、国家。这种心理导致了部分人对于保险消费的淡漠态度。

（七）比较选择心理

与其他消费行为一样，消费者在保险消费时也有着比较选择的心理。他们会根据能够获得的市场信息，对各种保险商品及其可能的替代品（比如投资型的险种和储蓄之间有一定的替代作用）进行比较，通过分析其价格和质量，从而选择对他们来说效益最大的。

三、影响保险消费心理的因素分析

不同的保险消费者有着不同的保险消费心理，保险消费心理受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之间也有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

（一）个人心理因素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每个人有着不同的心理结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个性倾向。主要包括人的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个性倾向导致每个人有不同的风险态度。风险态度是影响保险消费者心理的内在主要原因。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Arrow把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分为三种，第一种“好冒风险的”；第二种是“回避风险的”；第三种“风险中性的”。风险态度不同，面对未来客观存在的危险，不同的人有不同防备危险的需要，也就有不同的保险动机，进而有不同的保险消费行为。

（二）保险商品的质量和价格

消费行为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追求“价廉物美”，因此，保险商品本身的质量和价格成为影响保险消费心理的因素之一。

保险商品的质量体现在保险企业的服务质量、理赔度、人员素质、职业道德以及经营环境等要素。其中保险企业的服务尤为重要。除了灾后能够得到一定的补偿之外，消费者还希望在投保方案的设计、防灾技术咨询等方面得到满意的服务。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保险服务还需要注重对市场的调研，及时捕捉信息，不断开发设计满足时代要求的险种。

保险商品的价格即保险费。商业保险消费是建立在一定的货币支付能力基础上的，所以，保险商品的自身价格对保险消费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一般来讲，两者呈反方向关系变化。个人或单位购买保险时是比较理智的，他们遵循的是最大边际效应原则。就是说，他们会根据自己有限的收入和所获得的市场信息，去选择最需要、最有价值的保单。

（三）社会因素

1.传统文化的影响

传统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等。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的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都深深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保险消费心理也同样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

首先，受勤俭节约思想的影响，许多人对于生活必需品之外的消费往往是精打细算的，而且通常更为关注眼前节省，而没有考虑长远的利益。

其次，受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影响，许多人把抚养子女、赡养父母看是家庭内部必须履行的责任，不接受将这些责任转嫁给外界，从外界寻求保障的保险行为。再次，普遍存在的求同心理也是受传统文化影响而致的，人们力求与外界保持一致，也即所谓的“求大同”。

最后，封建迷信的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保险消费心理，人们一方面忌讳考虑未来的危险，存在侥幸心理；另一方面面对危险，一些人宁愿求助于“神灵”或将一切视为“天意”。

2.社会群体的影响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通常一个群体中的人有着某些相近的客观条件，如年龄、性别、职业、支付能力、文化水准等。每个人的保险消费心理也就受到了自身所在群体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其他群体的影响。社会群体内部的交流和沟通不断促使群体信念、价值观念和群体规范的形成，这就形成了群体之间的一致性。一般来说，个体出于对群体的信赖以及对离群的恐惧心理往往希望保持群体之间的一致性。

面对保险消费，个体有自己的判断力，但是在其做出决策时，群体就对个体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进而影响了个体的心理和行为。

（四）经济因素

1.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对保险消费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经济实力。

经济发展只有在满足了人们第一层次的需要后，继而引起了人们更高层次的需要。在人们收入较低时，首先考虑的就是满足生理上的需求，解决温饱的问题；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第一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开始更多地考虑安全问题。收入上升的结果将增加其支出，其中的部分支出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如汽车、房屋等，人们拥有的实物财产也就越来越多。因此，需要考虑的财产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多。同时，个人开始意识到身体的健康将带来持久的收入，进而为自己和家庭带来幸福，因此也更多地关注身体的安全。因此，经济发展促进了人们的保险消费行为。

2.社会保障程度

社会保障政策是由国家制定，对公民个人提供某种形式的补贴以弥补他们由于退休、失业、伤残等原因造成的收入损失，并在他们患病期间提供医疗服务的一项政策，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内容。由于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有一定的替代效应，因此，社会保障的发达程度直接影响商业保险消费心理。通常，社会保障程度越高，覆盖面越广，消费者的侥幸心理和依赖心理越强，越不利于保险消费。

3.利率变化

篇8

今年4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医师协会正式公布《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并于明1日开始实施。这一行业规范甫一出台，便被认为有可能彻底消除保险公司“保死不保生”的霸王条款。

然而就在9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新浪网的调查结果显示，52.9％的受访者和李光辉一样，仍旧认为保险理赔非常困难。《解放日报》和复旦大学保险研究所的调查结果则指出，对于保险公司的理赔服务环节，有过理赔经验的被调查者中，只有21.34％的人表示满意。

看拒赔证据需上法庭

李光辉已经被确诊患有肾衰竭及尿毒症，现在每周至少要去医院透析两次，每次都要花费数百元，医生对他的治疗建议是“肾移植”。尽管已经处于生命危机边缘，李光辉却必须打―场官司，“为了保险赔款，更为了消除心中的怒火。”

2000年前后，一直忙于家具生意的李光辉和妻子方丽华经常被人“问候”，来人是“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的业务员佘体燕。方丽华回忆说，“由于她是我兄弟媳妇的朋友，所以她才有机会来接触我们。看她拉业务非常艰难，也禁不住她的左劝右说，我们一家三口购买了她介绍的保险，其中包括重大疾病险和其他险种。”

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李光辉每年交保金4000余元，其间，2003年他中止购买了一年，后经保险公司同意2004年5月续保。2005年，36岁的李光辉不幸被检查出患有肾衰竭及尿毒症，从此开始了长期治疗。

李光辉说：“以前我们一直都没有见过平安保险公司的其他人，每次交费都是佘体燕一手代办的，而以前我们对于这样的大公司也非常信任，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什么怀疑。”直到李光辉病倒在医院里，“两名身着平安保险工作服”的人才出现在他面前，询问了一些情况后表示“一定会按照合同约定处理，至少会退还所交过的保险费”。

然而当李光辉决定向平安保险昆明公司申请赔款时，不但被保险公司拒赔，甚至还可能被后者戴上“企图骗保”的帽子。他一怒之下决心上法庭讨回权益，该案成为新的重疾险规范正式实施以来昆明市首例重疾险索赔纠纷。

平安保险昆明公司相关人员向当地媒体表示：李光辉在停止保险一段时间后又续保，公司查出，在续保前他患有慢性肾炎，按照《合同法》相关规定，保户未履行如实告知健康状况的义务，公司有权作出拒赔决定。

“2003年我们全家人准备出国去卢森堡，于是停止投保，后来出国计划取消，我们又续保。”李光辉说，“我们要求保险公司拿出拒赔证据，可自始至终没有。”

如果按照正常理赔，李光辉可以拿到13万的理赔金。李光辉的保险经办人佘体燕表示：“拒赔是公司的决定，我无话可说，只能告诉保户这么多，具体证据情况公司掌握。”而平安保险公司有关人士表示：所有的证据将会在进入司法程序以后出示。

李光辉的律师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的张宏雷表示：“如果平安保险公司真的有足够的证据，那么光明正大地拿出来说服李光辉不就行了，为什么一边拒赔，一边又不展示证据，而非要逼保户上法庭告自己?”

2007年8月15日和22日，张宏雷分别向平安保险昆明公司和云南省保监局发出《律师函》，但是前者一直音信全无。9月5日，云南省保监局出具了书面《告知书》予李光辉及张宏雷律师“请直接与该(平安保险)公司协商解决，或依据约定申请仲裁，或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讼。”

“不上法庭是不可能了，这样的情况非常像不断被批评的《国家赔偿法》，即决定赔不赔钱的人和出钱的人是同一个人，很难保证公平、公正。”张宏雷说。

2004年12月16日，由于妻子方丽华姐姐的同学介绍，李光辉又购买了平安保险公司的另外一份保额25万元的“智富人生万能寿险”，并且按照要求到昆明“志远大厦”平安保险昆明公司的医务室进行了体检，顺利通过。他说：“如果我之前就有病，为什么他们没有检测出来，为什么还要卖另外的新保险给我，为什么同意我的重大疾病保险合同复效呢?”

2007年9月14日，对于李光辉及其律师的种种说法和质疑，平安保险昆明公司有关人士在电话中表示“不方便回答”、“不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到法庭上自然可以见到证据”。

买商业保险的“畏惧”

类似李光辉的经历和故事已经在昆明及全国其他地区无数次上演，在众多投保人“声讨”各家保险公司“不诚信”的同时，后者也不断发出“委屈”和“强硬”的辩解，声称投保人“隐瞒病史”、“企图骗保”和“病状及治疗方式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才产生纠纷等等。之前笑脸相逢的合同双方，最后却往往怒脸相向地走上法庭。

“我―直在告诉我所有的熟人和朋友，千万不要去买什么重大商业疾病保险。”昆明市民董宏思说，“这不是我在有意毁坏保险公司的声誉，而是因为有过切肤之痛了。”

经历过一场大病，又经历过一场索赔官司的董宏思，现在每天忙于筹备开个火锅店，“准备多赚点钱防病防老”。原本他也曾寄希望于商业保险，自2003年6月24日起他选择购买了“中国人寿云南省分公司营业部”(后改制为中国人寿昆明分公司)的“国寿康宁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10万元。

2005年1月，董宏思罹患“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经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确诊并进行了“胰腺胰床插管引流术”手术治疗。随后，董宏思根据合同要求中国人寿昆明分公司履行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的义务。2005年3月11日、4月6日，该公司作出“拒赔给付”的答复，拒赔理由居然是“属于其它情况”。

“这样的拒赔理由真是又可恶、又可笑。”律师张宏雷说，“在接受了董宏思的委托后，我对于在法庭上打赢这起官司非常有信心，同时也觉得非常有必要打一打这样的官司。”

随后，董宏思向昆明市盘龙区法院了中国人寿昆明分公司，“除了希望拿到10万元赔款，更希望弄清楚‘属于其它情况’是什么意思，因为不上法庭保险公司不告诉我。”

对于拒赔的原因，中国人寿昆明分公司在法庭上表示：“胰床插管引流术”不是“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更不是“病灶切除术”，不在“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的承保范围之内，原告的病情达不到合同条款规定的手术治疗标准或者说程度。

云南省法庭科学技术鉴定中心认为：“胰腺胰床引流术”和“胰腺坏死组织清除术”都是治疗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的手术方式，但二者的选择是根据胰腺坏死的程度来决定的。法庭审理后认为：昆医附二院根

据病人的病情，通过最佳的手术治疗方案，同样完成了坏死组织的清除，且原告董宏思的转危为安、顺利康复证明了施行“胰腺胰床插管引流术”不但符合医疗原则，而且是科学的。

2005年10月17日，盘龙区法院一审宣判：中国人寿昆明分公司支付原告董宏思重大疾病保险金10万元，随后，中国人寿昆明分公司没有上诉，按期执行了法院的判决。

然而，打赢了官司也拿到了钱的董宏思却并不高兴，“如果所有出险有纠纷的人都必须靠打官司才能保障本应该得到保障的权益，消费者怎么能放心呢?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有时间与保险公司打官司，特别是一些赔偿金额小的例子。”

张宏雷表示，随着“董宏思案”、“深圳友邦保户退保案”等案件的出现，经过媒体的报道，迅速引起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重视，对重疾险变革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深圳市保监局就表示．对保险合同提出疑义是一件好事，被保险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保险业问题的方式是值得称赞的，对推动保险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在一系列案件的警示和推动下，《健康保险管理办法》于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2007年4月3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医师协会正式公布《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它将使疾病定义统一标准化；同时由于医学判断标准的规范，将可能会使理赔标准更加宽松，改变“保死不保病”的状况。

该《规范》出台统计25种重大疾病的定义，规定6种必保疾病，且对具体某种疾病的界定放宽条件。云南保险行业协会有关人士表示，重疾险规范的出台，对于解决且前各保险公司之间标准不统一，投保人选择难的现状很有帮助，“可能在短期内会在市场上产生一定震荡，但有利于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

但是悲观者也指出：这一《规范》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商业保险公司在利益驱使下违背职业道德、钻法律空隙等诸多因素，都将造成索赔难。

被告的保险公司

“煤气、自来水涨价，政府都还组织个听证程序，但是保险公司拒赔却是自己单方面就决定了。”张宏雷律师说，“现在，政府必须发挥重要作用，扶持、设计一套有效的医疗保险体系，推动保险、医疗信息公开、透明以及准确披露，营造有利于创新和方便老百姓就医和获得资助的环境。”

“但是现在保险公司新的拒赔方法又出现了。”他说，“人人都知道打官司费钱、费时、耗精力，而且任何保户告保险公司都将面临‘一个人对付一个集体’的弱势局面，代价可想而知。”

“理赔工作应该是检验保险公司业务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最重要环节。”有专家认为，灾难事故往往会成为提升全社会风险意识的契机，而保险公司的及时赔付，则会成为消费者进一步认知和接受商业保险最直接的教科书。

有保险业专家指出，重疾险市场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保险业种种问题的集中体现，但也不仅仅是保险业自身的问题，与医疗体制、社会保障制度、诚信制度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何在保险公司利益与发挥其社会保障功能之间取得平衡，应是保险业今后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全社会的一个系统工程。

“重大疾病还是应该通过保险途径解决。”云南省红十字会医院的一名医生说。重大疾病往往需要耗费数万、数十万乃至百万元的金钱才能够支付高额医疗费、营养费、住院费以及后期康复费用，透过理性投保的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分散风险。

2007年的“3・15”，张宏雷律师曾获悉一起与董宏思案非常类似、“保死不保生病”的重疾险拒赔案。昆明一名市民患红斑狼疮，该病正是其投保的保险公司承保的重疾险大病之一。该保户前往申请理赔16万元，保险公司答复．病人所患红斑狼疮不符合保险合同中对该病的第x项指标要求，因此拒赔。

该保户随后投诉到昆明市消协，消协将病人提供的保单和病历向医院的专家咨询，医生答复：病人如果要达到保单上的第X项指标要求，基本就不是活人了。张宏雷得知该案后，认为该案和“董宏思案”非常类似，于是通过消协向患者表示愿意提供法律支持，追讨16万元重疾险险金。之后，患者不久前因急需治疗费，已和保险公司达成和解，最终由保险公司支付3万余元了事。

张宏雷认为，作为消费者的保户忍气吞声放弃权利是有其苦衷，但保险公司用区区3万余元，将16万元的保险责任推卸，是典型的不诚信行为。

篇9

虽然《条例》第二条第一款关于农业保险的立法定义仍没有将农业保险局限于政策性农业保险，但是，与之前的《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将农业保险定位于“有国家补贴的商业保险”相比，《条例》则更加突出了农业保险的政策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条例》第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国家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将“政策性农业保险”字样明确写入《条例》，与《条例(征求意见稿)》相比，显然是一重大改进，凸显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农业保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条例》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二章“政策支持”的相关内容调整至总则中进行规定。在立法技术上，总则部分规定的多为立法的目的、立法的原则和基本上能够适用于分则各部分的一般性、抽象性规定。在法律解释上，分则内容的解释不应偏离总则所确定的方向;在法律适用上，若分则无具体规定时可以适用总则的原则性规定。因此总则的内容往往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意义。《条例》对《条例(征求意见稿)》的上述调整，在立法意义上讲，提高了“政策支持”相关内容的法律位阶，成为调整农业保险的一般性、原则性的规定。这比放在分则中进行规定，更加强调了政策支持在农业保险中的全局性、普遍性的地位。

《条例》虽然规定农业保险实行市场运作和自主自愿的原则，但它也规定了政府引导、协同推进的原则，明确并强调了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农业保险中的重要地位和职责

《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农业保险实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和协同推进的原则。首先，农业保险实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这说明，我国农业保险的开办，并不采取政府包办的划一方式，而是采用市场化的运作，由保险机构进行经营。但是，政府在农业保险中居于引导地位，给予农业保险以指导。从表述上看，“政府引导”居于“市场运作”之前，是政府引导下的市场运作，政府的引导在农业保险的运作中起到把握方向的作用，保证农业保险起到支农惠农的作用，确保农业抗风险能力的提高，保障粮食生产安全。《条例》第三条第三款进一步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适合本地区实际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这既说明了我国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可以多样化，同时“由政府确定经营模式”也说明了政府在农业保险开展中具有把握方向的决定性地位。

其次，农业保险实行自主自愿原则。自主自愿原则可以保证农业保险能够真正实现市场运作。市场化运作，即某项交易的各要素均进入市场，由市场进行资源的配置和优胜劣汰，这必然要求所有进入市场的主体地位平等，应无特权和优待。只有投保人对于是否投保农业保险具有充分的自由，才能够确保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平等地位，农业保险合同的缔结才是合同自由的结果，才能实现真正的市场运作。另外，农业保险实行自主自愿原则，农民是否投保，完全由农民自主决定，可降低农业保险推介的阻力，有利于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在以往的农业保险实践中，有些地方由于措施不当，使得农民认为农业保险是新的“摊派”形式，引起农民反感，产生抵触情绪，并成为社会不和谐因素。实行自主自愿原则，则易于为农民所接受。所以，《条例》在第三条第四款进一步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行政权力、职务或者职业便利以及其他方式强迫、限制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

最后，农业保险实行协同推进原则。所谓协同推进，既要求保险机构与政府协同开展农业保险，更重要的是要求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农业保险事业的顺利开展。为了保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之间在农业保险开展中互相配合，协同推进，《条例》明确并强化了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农业保险中的重要地位和职责。比如，《条例》明确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农业保险业务监督管理者的地位;明确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农业保险推进、管理相关工作中各自的职责，强调了其建立农业保险相关信息的共享机制的职责。《条例》还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农业保险工作的统一领导者、组织者和协调者，有责任建立健全推进农业保险发展的工作机制;前述政府有关部门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农业保险推进、管理的相关工作;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业保险的宣传，增强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保险意识，组织引导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积极参加农业保险;国家支持保险机构建立适应农业保险业务发展需要的基层服务体系。

《条例》实现了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措施

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近年来，我国在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中，找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国家支持农业保险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在使得农业保险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证明国家支持对于农业保险发展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只有将这些国家支持农业保险的措施规范化、制度化、稳定化，才能保证农业保险的持久发展，真正发挥其支农惠农功能。据此，《条例》对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条例》规定财政部门对符合规定的农业保险给予保险费补贴，并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国家鼓励地方政府支持发展农业保险，鼓励以地方财政对农业保险给予保险费补贴、建立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国家对经营农业保险的经营机构依法给予税收优惠，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投保农业保险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信贷支持力度。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条例》的这些规定过于原则，比如关于农业保险的保险费补贴问题，如何补?补给谁?补多少?《条例》均没有予以解决，仅规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虽然《条例》如是规定，降低了立法难度，加快了条例出台的步伐，也易于实践中在《条例》的原则性规定范围内灵活调整政策，也较符合我国探索农业保险发展最佳模式的具体实际;但是作为一部立法，规定过于原则而无法具体操作，实为一较大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细化。国务院应尽可能快地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或者配置规定;否则这些农业保险的政府支持政策将无法具体落实，容易成为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式的标榜性规定。

《条例》关于农业保险合同中保险机构义务

的特殊规定、关于经营规则中的特殊规定具有明显的政策倾向性首先，《条例》虽然规定投保人与保险机构以保险合同确立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在“保险合同”一章中对保险机构规定了一些不同于一般商业保险中保险人的义务。比如，《条例》规定，在农业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合同当事人不得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发生变化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农业保险合同;而在一般商业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人则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再比如，《条例》还规定，保险机构不得主张对受损保险标的残余价值的权利，农业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而在一般商业保险中，在保险人支付了保险金后，则可以取得保险标的物全部或部分权利。这些特殊规定基本上属于对投保人利益的倾向性保护规则，集中体现了农业保险合同的“重农”性(倾斜于农民，偏重保护农民保险利益的特性)。

其次，《条例》虽然规定农业保险由保险机构进行“经营”，但在“经营规则”一章中规定了一些不同于一般商业性保险业务的经营规则;这些特殊性规定体现了国家对农业保险经营的更多介入。《条例》规定，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为保险机构，而保险机构包括保险公司以及依法设立的农业互助保险等保险组织。这虽改变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唯一经营机构的规定，但实践中绝大部分农业保险业务是由保险公司承保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农业保险的开展是带有一定商业性质的，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并非完全在“作奉献”，仍需保证其一定程度上的营利即微利原则，这是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动力之源。但农业保险毕竟不同于一般商业性保险，它承载着国家支农惠农的政策目标，国家对农业保险的管控要高于一般商业性保险。因此，《条例》规定，保险机构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应当与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损益。这样既可以防止风险较大的农业保险业务将其风险波及至其他保险业务，降低保险经营机构的整体经营风险，同时也可以使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状况更加明晰，以利于政府监管和政策的及时调整。并且，国家为监管需要可以对农业保险业务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采取特殊的原则和方法，具体办法可以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在农业保险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制定问题上，《条例》规定属于财政给予保险费补贴的险种的，保险机构应当在充分听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农业、林业部门和农民代表意见的基础上拟订，这既是国家对农业保险业务管控的表现，同时也可确保保险条款的公平性和保险费率的可行性。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条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保险还是商业保险，并规定农业保险由保险机构进行市场化运作，但是《条例》中无处不突出着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主导地位，彰显着农业保险“政策支持”的特性。因此，笔者虽然不能下结论说《条例》给农业保险的定位是政策性保险，却能够下结论说《条例》中的农业保险无处不体现了政策性。《条例》关于农业保险定性问题的如此处理，既避免农业保险定性问题引起的纷争，同时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保险需要政策支持的实际问题。如前所述，关于农业保险的性质是政策性保险还是商业保险，在农业保险条例的立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争议。事实上，“政策性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概念，为我国保险学界和业界的发明;国外在字面上并没有“政策性农业保险”这种术语，而是使用“政府支持下的农业保险”的说法，将农业保险与商业保险相区别。《条例》对农业保险的定位问题不予明确，同时又规定相当多的政策支持之内容，是立法者的明智之选，既避免了争议，同时也彰显了农业保险不同于一般商业保险的特质。

篇10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也鲜见于众。

依照我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如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等条款，由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是运用于主要商业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凡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国家的基本保险条款，各保险公司应当执行。此类条款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管理机构依法规定核准，理应不存在歧义，但实际生活中，保险人根据其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为了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依自己需要将基本条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订约时也难以全面知晓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根本就无从知晓哪些条款属于基本条款，就更别提理解了，例如对“现金价值”一词，有的保险合同中将其定义为：“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所有缴清增值保险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红利之和。”有的保险公司则干脆对其未作任何解释，投保人对该词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实际上“现金价值”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责任准备金扣除退保费用后的金额，而责任保证金指的是保险公司从保户累积的保险费中扣除被保险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摊保险公司所发生的费用再加上利息后所得金额。所以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当事人对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的争议时，法院对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就会因缺乏统一的认知标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人的商业信誉，也会给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带来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