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保险的利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业保险的利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

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在生产劳动和工作中遭受意外伤害或因长期接触职业性有毒有害因素引起的职业病伤害后，由国家或社会给予负伤、致残者，死亡者本人及其家属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它关系到维护千百万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关系到人民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目前的工伤保险制度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对我国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一、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

（一）我国现行工伤保险法律制度在覆盖人员范围上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基本上是“全民企业执行”、“集体企业参照执行”。改革开放后，涌现出大量的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在这些企业中，有不少企业劳动条件较差，不重视安全管理，工伤事故及职业病的发生率较高，而国家又没有及时出台相应的劳动保护法规，在“预防”上予以强制及约束，也没有相应的工伤保险法规强制对职工进行工伤保险，甚至出现有些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只发工资、不管伤亡的“生死合同”现象。

工人为了赚钱与雇主签订“生死合同”，一旦发生伤亡事故，一切损失由工人自己负责。虽然法律明确规定此种免责条款是无效的，但是如果没有强制的工伤保险作为后盾，赔偿也是不可期待的。即使很多劳动者没有签订所谓的“生死合同”，用人单位也往往是在出现工伤事故后，草率处理或仅付给受伤害者医疗费用，或索性与受伤害者“解除合同”，将其踢出单位大门，对于死者的赔偿也不一致。尤其是在三资、私营、乡镇企业中的职工中缺乏劳动保护，发生工伤后，以双方“私了”方式对工伤职工只支付极低补偿金的现象仍大量存在。由于工伤保险没有立法，大部分外资、港澳台及私营企业不愿参保，严重制约了工伤保险的发展速度。

（二）必须进行改革以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

工伤保险是我国目前政府文件唯一提出在“中国境内”实行的社会保险项目，范围比较广泛，但目前社会化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较低。工伤保险范围的扩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它保证社会公平原则的贯彻和社会成员的安全，并保证企业机会均等、效率优先的竞争原则得以实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伤保险制度要逐步覆盖所有用人单位。在我国，当务之急是通过立法尽快把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纳入到工伤保险范围中来。这些企业安全生产意识差、设备陈旧，发生工伤事故的数量已占全国工伤事故的一半。只有实行工伤保险的“广覆盖”，才能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减轻企业的负担，保证职工发生工伤时得到公平合理的保险待遇。如果没有一种社会统筹的工伤保险机制，一旦发生事故或意外，企业就要单独承担全部风险，这无疑会增加企业的负担，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实行工伤保险就是要通过社会共济，达到风险分担的目的，免去企业的后顾之忧，从而改善整个投资环境。深圳市在全市范围内建立了工伤保险制度，受到了企业的欢迎，更保障了劳动者的权益。国外一些国家的工伤保险社会化程度都是很高的，职工和企业双方面都得利。当然“广覆盖”是一个滚动发展逐步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参加工伤保险，权利义务应该是对等的，不能少缴费甚至不缴费也享受同等待遇。

二、工伤的认定标准问题

（一）我国工伤认定的标准及其存在问题

1.现行制度中工伤的认定标准

在工伤保险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于工伤的认定问题，因为工伤保险制度建立的目的，就在于给予因工伤亡者优于非因工伤亡和疾病受害人的待遇。我国目前对于工伤的认定，立法主要采用列举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明确、具体。但是，其最大的弊端就是，可能使应当按照工伤处理的工伤伤亡被排斥在工伤范围之外。

我国现行工伤认定的依据是劳动部1996年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对工伤的认定，规定了10条界定标准，对全国企业统一工伤标准和认定工伤，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使大量的工伤得到工伤保险的认可和法律的保护。但实际中仍有一些工伤事件按10条标准难以界定，例如，职工在工作中遭受他人蓄意伤害是否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于深夜在办公室被害可否认定为工伤？职工值班期间外出用餐突发疾病能否认定为工伤？

2.现行工伤认定的10条标准存在着词汇界定不明晰的问题

《办法》界定工伤的标准表达含混，很多词汇的含义难以界定。例如，“履行职责”的范围有多大？如果包括了职工正常上班从事本职工作的行为，为何上班时间遭人蓄意伤害却得不到工伤认定；因“公”与因“工”又该作如何划分？

笔者认为，可对“履行职责”作扩大理解，在正常生产工作中遭受的不法侵害导致的人身伤、残、亡，也应划入工伤范围。只要劳动者在工作生产的时间和区域内从事正常工作生产，遭遇来自他人的伤害，就应认定为工伤，给予工伤保险待遇。至于因“工”作为工伤，应该是无可非议的。目前难以把握的主要就是因“公”。公与私相对，因“公”是为了区分因“私”，由于个人私事而造成的伤害不属工伤范围。这也许就是因工与因公这两个词同时出现在工伤保险法规中的原因。但是因“公”的尺度较难把握，因“公”与因“私”某些时候不能完全的区分。目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劳社厅函[2000]4号文件规定，职工在工作中遭受他人蓄意伤害是否认定工伤的问题，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因履行职责遭致人身损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对暂时缺乏证据，无法判定受伤害原因是因公还是因私的，可先按照疾病和非因工负伤、死亡待遇处理，待伤害原因确定后，再按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笔者以为，从保护劳动者角度出发，此规定对受伤害的弱势劳动者的保护不利。应当先认定为工伤，使受伤害的劳动者能尽快康复和恢复劳动能力，若确认不是工伤，则可向劳动者追偿。

3.不认定为工伤的6种情况

《办法》中还规定职工由于下列情况造成负伤、致残、死亡的不应认定为工伤：（1）犯罪或违法；（2）自杀或自残；（3）斗殴；（4）酗酒；（5）蓄意违章；（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工伤保险中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无过失责任”原则。所谓无过失责任是指劳动者在各种伤害事故中只要不是受害者本人故意行为所致，就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对其作出伤害赔偿。在这个原则中排除了受害的劳动者本人的故意行为，也就是说，如果劳动者故意实施的行为导致自身的致伤、残或致死，用人单位及雇主可免责。工伤保险制度源于近代私法中的雇工赔偿制度。最初，劳动者只要存在过失或过错，雇主即可免除责任。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不断加强，发展到现在，劳动者的严重故意才能构成雇主免责的要件。

我国的劳动法律规范中没有明确限定雇主免责的要件，但基于对劳动者权利的倾斜保护，笔者以为也应该对用人单位及雇主的免责条件进行严格限制。而《办法》中的6条内容规定不明确，存在着难界定、尺度难把握的问题。如果一概不认定为工伤，不利于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比如蓄意违章，蓄意与故意的尺度如何把握？在工作过程中明知是违反工作纪律的，仍然故意违章，这是否算蓄意违章？目前还缺乏对蓄意违章的权威的解释。有学者认为，蓄意违章，一般是指职工凭主观臆断，故意制造事故以达到个人目的；或因违章行为发生事故，但不采取任何措施遏制事故，任其扩大；或经常违章作业屡教不改的。劳动者及其家人蒙受着巨大的不幸，因此要朝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倾斜。而且相对于受伤害的劳动者而言，单位取证要容易一些。但是，如果所有的举证责任都由单位一方承担，又会过度加重单位的责任，所以劳动者一方也应承担部分举证责任。在西方国家，没有独立的劳动法律部门，劳动法包含于民商法之内，而民商法一般都涉及平等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我国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也是平等的法律关系，劳动者虽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用人单位的强势地位还无法也不可能达到与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同等的地位，因此不可能由用人单位单方面承担所有的举证责任。简单地说，如果用人单位否认劳动者的伤亡属于工伤，举证责任的分担就是“谁主张，谁举证”，用人单位主张不属于工伤，就要由用人单位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

三、工伤保险的待遇问题

（一）我国目前工伤保险待遇制度存在的缺陷

我国目前工伤保险的待遇构成还是比较合理的，但待遇标准和水平均偏低。现行的工伤伤残待遇和死亡待遇都是按本人标准工资计发的，基本上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标准。改革开放后职工收入提高了，工伤待遇标准与工资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再加上待遇没有正常的调整机制，伤残待遇及死亡抚恤就显得更低。伤残职工及死亡者遗属本来就属于社会最困难的群体，在此情况下，他们的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

1.待遇项目不完全，缺乏明确的、专门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规定。职工无论轻伤、重伤或死亡，只有医疗免费及勉强维持最低生活的待遇，死亡待遇和残疾待遇都过低；没有一次性抚恤待遇的制度，不能适当弥补职工及其家属突然遭受不幸所造成的损失；劳动者自身劳动价值得不到承认，工伤职工在心理上失衡，损失得不到适量的弥补，这是社会对具有不同风险等级的行业、企业的价值不予承认的表现。工伤保险待遇项目中没有明确规定各项目随工资或物价水平的增长而变动，使工残职工生活水平相对降低。由于待遇长期不作调整，全残退休职工基本生活难以保障。

篇2

1.行业内竞争过于激烈。众多的保险集团纷纷加入保险行业,这一定程度上壮大了保险行业的队伍,促进保险行业的优胜劣汰,但同时,过度的竞争也会导致行业内部个保险公司的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发生不当竞争,容易造成整个保险行业局势的不稳定,进而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2.保险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偏低。就总体而言,整个保险行业缺乏大量接受过专业保险知识和系统的教育培训及专业指导的专业人员,从事保险行业的人员大多对保险行业,保险产品只有一知半解。从业人员的素质偏低,这便容易造成销售误导等后果,进而不利于保险公司在居民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从而降低保险行业的整体经营素质。

二、我国居民商业保险意识的影响因素

商业保险在我国也有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保险行业在我国的发展态势除了受到整体经济形势,行业特征等因素影响外,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居民的保险意识,然而居民的保险意识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受诸多因素影响的,主要包括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

(一)影响居民商业保险意识的内在因素

1.居民对商业保险的认知度。据有关数据统计,通过对46个城市22182个居民家庭进行调查发现,其中有6%的家庭认为自己对保险相关知识了解较多,有36%的家庭认为对保险知识了解很少,对于保险公司的旗下产品以及保险的具体功能完全不了解。这一调查研究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许多居民对于商业保险的关注度还比较低,大多数居民认为当前社会稳定,居民收入稳定,与其支出部分工资在不必要的保险上还不如将钱存入银行较为安全,稳健。但相反,在接受调查的居民中也有近40%的居民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个方面的压力增加,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来转移风险是十分必要的。这部分人也是推动保险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居民对于商业保险的认知程度与其保险意识往往是呈现正相关的。一个人接受的专业保险知识越多,其风险意识也会对应增强。随着风险意识的增强,人们的商业保险意识也会大大增强。相反的,对于一个对于保险知识了解甚少的人来说,他自然不愿意投入任何的时间和精力在他不了解的保险上。

2.居民收入。居民收入也是影响居民商业保险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在因素。商业保险是带有商业性质的保险形式,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一种金融性产品。与政策性保险不同,商业保险的销售与购买都具有自愿性和补偿性,正因如此,居民的商业保险意识与居民收入便有了紧密的关联。虽说,商业保险的购买是出于投保人对于风险规避与转移的一种方式,但是,收入水平对于居民的商业保险意识也有着较大的影响。而这一因素在我国城乡居民在商业保险上的购买比例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存在着较大差异的收入水平的城乡居民在商业保险的购买率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镇居民的商业保险意识也明显比农村居民强烈。

(二)影响居民商业保险意识的外在因素

1.文化根源与社会经济制度。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了风险自担,注重短期利益的传统文化。而商业保险作为人们主动寻求规避风险,转移风险的一种手段,对于秉持着传统的风险态度的大多数人而言难以被彻底的接受。同时,中国又实行了30多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是百姓的支柱与全部,对国民的生老病死,天灾人祸都进行统筹管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居民依赖政府,依赖组织的心理,而自身主动规避风险的意识却无法提高。

2.商业保险的营销方式。这些年来,保险营销员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保险行业的代名词。不管是进行电话销售还是上门推销,保险营销员在进行推销时,虽然一定程度上向客户灌输了相当的保险知识,但出于利益目的考虑,保险推销员往往夸大保险的作用。过于强烈的营利目的往往使得居民无法正确的透过保险营销者了解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消费者的逆反心理,从而对于商业保险产生抵触与不信任。正确的保险销售方式有利于居民保险知识的丰富。具备了相关的保险知识后,居民保险意识自然会有较大的提高,从而促进商业保险的发展。而不当的保险推销对于居民商业保险意识的培养却起到了阻碍作用,同时也引起消费者对保险行业的排斥,不利于商业保险在我国的发展。

3.传媒的力量。传媒的力量不容小觑。居民的商业保险意识,在迁移默化之中也不断受到传媒的影响。保险公司通过传媒可以起到对商业保险的宣传作用,引导居民树立保险意识,从而购买商业保险,达到获利的目的。同时,透过传媒保险公司存在的一些弊端也会被及时的披露出来。一旦保险公司出现因监管不力或发展不成熟带来负面新闻时,强大的媒体就会立刻进行披露,这往往可以吸引到民众大量的目光。于是,传媒变成了居民更好的了解商业保险,认知其中利弊的渠道。

三、提高居民商业保险意识的具体措施

(一)提高居民保险意识的措施

居民保险意识的提高,是我国保险行业蓬勃发展的直接动力。居民,政府,保险公司都应当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商业保险在我国的发展。

1.居民应主动接受保险知识,培养风险意识。风险处处存在,虽不可避免却可找到正确的方法进行风险的转移,从而降低自身的风险。而商业保险正是为大众提供了一个风险规避与转移的途径。为了能够充分的利用它的优势服务自身,居民应该变被迫的解除保险为主动接受一定的保险知识,充分认知到自己周围存在的风险有哪些,了解不同的保险产品的独特作用,结合自己周围存在的风险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

2.保监会应加强对保险行业的监管力度。保监会作为统一监管保险市场,维护保险业的合法运行的专门机构,在监督和规范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保险行业当前的发展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保监会的监管职能还有待进一步的加强。当前,我国商业保险行业的专业从业人员还较为紧缺。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商业保险知识的普及产生不利影响,不便于民众接受更为专业的保险知识。同时,保险营销人员的整体素质较低,在实际的营销过程中,因方式不对或其他因素造成误会的情况还是有发生,从长期而言,这不利于保险行业整体行业素质的提高。为此,保监会应当对保险从业人员的资格取得的考查更为严格。对于保险公司招收从业人员必须给予相当的监督,减少销售误导等情况的发生。

3.保险公司应该加强内部控制。保险公司加强内部控制,包括对其内部各部门的管理控制,规范部门内部的工作制度、行为规范。在遵循保监会、国家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的同时,制定适应公司营运情况的公司内部章程,明确公司内部各部门的职责,构建良好的内部管理体系,各部门权责明确,奖惩分明。保险公司加强内部控制,还应从提高保险保险公司内部职工的素质做起。对于职员的培养,应着重于其专业素质的培养,尤其是保险营销人员。保险公司应加强对保险营销人员正确销售的指导与培训。从客户的立场出发,结合客户需考虑的风险及其收入状况等因素,选择适合客户的保险产品,为其耐心分析产品的保险利益,可适当提出自己的见解,但尊重必须充分尊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二)提高居民商业保险意识的意义

1.提高居民商业保险意识,有利于居民风险意识的增加。居民的保险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其风险意识的反应,增强居民的保险意识对其增强风险意识有着推进作用。居民的保险意识的提高,有利于居民对于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进行客观的认识及分析,摒弃传统的落后的思想,对于一些潜在的风险,主动采取措施,有效的降低风险发生时自己的损失。

2.提高居民商业保险意识,有利于促进保险行业优胜劣汰。居民商业保险意识的提高,必然会推进商业保险在我国的发展。目前而言,保险公司的队伍不断壮大,其保险产品也不断的推层出新。如今的保险产品不再仅仅满足于人身财产安全的保障,保险公司甚至不断推出新的同时兼备保险和理财功能的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推进了保险产品的创新改革,不断健全保险公司发展机制。从整体上而言,有利于我国保险公司整体质量的提升,促进我国保险行业的稳健发展。

3.提高居民商业保险意识,有利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险业作为一个社会属性较强的行业,实践证明其在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随着社会的进步,大众的思想也不断进步,提高居民的保险意识能够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保险尤其是医疗和养老等保障的重要性。

篇3

关键词：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立法    立法目的    立法原则。

所谓农业保险是指保险人为农业生产者（投保人）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自然生产与农产品初加工过程中，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提供经济补偿的风险管理方式。农业保险有广狭义之分，狭义的农业保险仅指种植业保险与养殖业保险，而广义的农业保险除了种植业与养殖业保险外，还包括从事广义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及其家属的人身保险和农场上的其他物质财产的保险。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目前一般采用狭义农业保险概念，而将广义农业保险涵盖在农村保险的概念之中，本文以下的分析仅限于狭义农业保险。

近年来，我国由于“三农”问题的不断升温，加之入世过渡期的终结，农业保险对“三农”的保护作用日益突出，农业保险也受到政府和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加快农业保险立法，构建农业保险法律体系，是关系到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收入稳定乃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1农业保险的特征。

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农业保险产品具有准公共性和正外部性以及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成本和高赔付率，因此其具有典型的政策属性，这就使得农业保险不同于商业保险。笔者认为，与商业保险相比，农业保险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保险目的的特殊性。农业保险制度是依据政策目标建立的，而商业保险制度是根据市场（或商业）目标建立的。

农业保险的经营不能盈利也不可能盈利，而商业保险的经营则可以盈利；其次，保险方式的特殊性。农业保险通常需要一定的强制性。而商业保险一般是完全自愿投保，不具有任何强制性；再次，经营主体的特殊性。农业保险一般是由政府直接组织经营，或由政府成立的专门机构经营，或在政府财政政策支持下，由其他保险供给主体（股份公司、相互保险公司、合作社等）经营，而商业保险只由商业性保险机构经营。最后，盈利能力的特殊性。农业保险经营的项目或出售的保险产品一般说来，其保险责任广泛（包括多种农、林、牧、渔业生产中的风险甚至是巨灾风险责任），且保险标的的损失概率较大，从而赔付率较高，不可能盈利，而商业保险经营的项目或出售的保险产品风险责任较窄，保险标的的损失概率较小，赔付率较低，可以营利。

我国目前没有一部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仅存的一点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规定散见在其他法律中，而且内容过于原则、笼统，导向性、提倡性多，实体性规范少，这导致在实践中只好运用商业保险的规定来进行规范，而如前所述，农业保险具有典型的政策属性，具有完全不同于商业保险的特征，因此，应该制定独立的农业保险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

2制定农业保险法的重要意义。

长期关注“三农”保险业的中国保监会长春特派员刘德江说，“农业保险之所以举步为艰，并不是没有市场，最主要的问题是农业保险自身缺乏保障。”农业保险法的缺位，已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影响了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政策、制约了国家有效利用WTO规则中的“绿箱”政策。

首先，我国农业保险法的缺位已严重制约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农业大国，每一次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的发生，都给人民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稳步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通过农业保险和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可以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把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其次，制定农业保险法有利于将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政策稳定下来。“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障碍，我国经济也发展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而农业保险作为国家支持农业的重要手段，是财政收入转移支付的政策工具。通过法律的形式，建立规范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把农业保险纳入政策性保险的体系，将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支持规定为国家的职责，将有助于国家对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的稳定化。

再次，适应加入WTO的要求也有必要制定农业保险法。在WTO框架下，通过农业保险制度可有效利用WTO规则中的“绿箱”政策，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国家可运用财政收入诱导和激励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和投保农业生产者参与农业保险。

3农业保险的立法构想。

由于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导致我国的农业保险已不能适应农业市场化、产业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加快农业保险立法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应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充分吸收国外立法成果和借鉴我国农业保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一部专门的农业保险法。笔者认为，其主要内容应该包括：农业保险的立法目标、立法原则、经营模式、业务范围、政府扶持体系、农业保险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监督管理体制等问题。现就其中的一些问题作如下探讨。

3.1立法目标。

立法目标是农业保险法律的宗旨和灵魂，是农业保险的首要问题，在农业保险法律中具有核心和统帅的地位。在我国，对农业保险的立法目标有不同看法。我国目前的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国家宏观调控为辅的市场经济。实施农业保险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调节农村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对农业保险的立法必须既要依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和要求，又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我国人多地少，环境资源面临巨大压力，现有的财力物力有限，农业保险的经营水平不高，这些都决定了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既不能作为农村社会福利政策，也不能作为保障农民的经济收入增长的政策。所以，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立法目标应该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主，以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保障农户的再生产能力为辅，逐步发展过渡到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的成熟阶段。

3.2立法原则。

关于农业保险的立法原则，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农业保险的实践及转型期的现实，农业保险立法除应该遵循一般保险的一些立法原则外，还应体现以下两个原则。

第一，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原则。强制与自愿相结合原则是指对特定承保范围内的险种采取强制保险，对特定承保范围以外的险种采取自愿保险。法定强制保险对合同双方均有约束力，农民必须投保，保险人必须承保。农业保险的强制性原则是基于农业是一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却又是弱质产业，还面临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经济双重风险的经济特性而提出的。

第二，基本保障原则。我国现阶段开展农业保险，要确定一个能基本保障农民恢复生产、国家财力又许可的保险金额，以免出现农民保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国家补不起的局面。

鉴于此，我国应当坚持基本保障原则，以保成本起步，逐步发展过渡到保产量和保收入的成熟阶段。

3.3经营模式。

各国采取的农业保险经营主要有四种模式：一是前苏联的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型模式；二是西欧的政策优惠模式；三是美国的国家和私营、政府和民间相互联系的双轨制农业保险保障体系模式；四是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而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扶持的日本模式。这些经营模式各有利弊，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应走经营主体组织形式多元化道路。

我国地域广大，根据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农业风险差异性大的特点，现阶段设立一家全国性（政策性或非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统一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在市场条件、管理水平、风险分散机制等方面条件尚不成熟。我国应建立经营主体多元化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主要形式应包括商业保险公司代办、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地方性，取决于地方财力）、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立足于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高素质人才）等。具体采用哪种形式，将会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决定。

3.4政府扶持体系。

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典型的政策属性，政府的扶持就成为农业保险法律制度中最关键的因素。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扶持不能采取单一的财政补贴方式，必须建立保费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扶持以及再保险等多层次扶持体系。

第一，保费补贴。农业保险具有高赔付率和高保费率的特征，仅靠保险企业市场化经营，往往亏损以至无力继续经营。

因此，提供农业保险补贴早已成为许多国家支持和保护农业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且补贴也符合WTO规则的“绿箱政策”。

因此，我国在制定《农业保险法》时应当根据不同险种建立保费和管理费的分级配套财政补贴制度。

第二，税收优惠。税收减免，是各国扶持农业保险的通常做法。我国除《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为种植业、养殖业、牧业种植和饲养的动植物提供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以外，没有其他税收优惠。笔者认为，为了增加准备金积累，降低保险机构经营成本，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同时降低保险费率，减轻农民支付保险费的负担，我国应该在税收方面，给予保险机构更优惠的措施。

第三，金融扶持。金融与保险都是农业生产的助推器，在我国目前农村金融供给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健全的农业保险制度有利于推动农村金融的发展，而积极的金融政策又能促进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

第四，再保险制度。再保险是保险的保险，直保公司利用再保险，可以达到分散风险，保障自身安全的目的，在保险业务链中，再保险处于最高端。我国唯一的再保险组织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却很少涉足农业再保险业务，导致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缺乏有力支撑。

第五，巨灾准备金制度。农业生产中的洪水、干旱等巨灾风险属于不可保风险，农业保险制度完善的国家大多通过建立农业巨灾保险基金等形式为农业保险提供政策支持。在我国财政设立巨灾基金有困难的前提下，通过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农业保险巨灾债券、发行巨灾彩票等方式，是值得借鉴的办法。

4余论。

市场经济，法制先行，任何一项政策经济活动都需要法律来规范。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具有很强的政策属性，所以对相关法律的依赖程度更高。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法，把农业保险纳入法制化轨道，以确保农业保险有法可依，沿着法律轨道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1]庹国柱，朱俊生。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农业保险的界定[N].中国保险报，2007-02-05.

[2]高伟。促进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建议[J].江苏农村经济，2006（9）。

[3]刘红，高海。农业保险经营原则之立法探讨[J].北方经贸，2006（1）。

[4]阳建勋，刘生，毛丹。我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经济法反思与重构[J].安徽农业科学，2007（10）。

[5]李树新。论我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J].保险研究，2006（2）。

[6]闫石。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发展我国农业保险的新路径[J].济南金融，2005（6）。

[7]夏庆军。我国亟待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N].金融时报，2004-08-03.

[8]吴树波。日本的农业保险及其启示[J].世界农业，2002（2）。

篇4

我国目前的健康保险是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商业健康保险为辅助的模式。基本医疗保险是以经济统筹手段解决疾病负担的一种制度，是保障全民基本健康的重要机制。基本医疗保险力求覆盖全民，纵跨全生命周期，强调公平、共济和大数法则。商业健康保险是由商业保险机构对因健康原因和医疗行为导致的损失所给付的保险，可以满足国民多样化、多层次的医疗与健康需求，提高医疗供给与服务水平，同时减轻基本医保的压力，对全民健康体系的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在破解中国式健康保险之困时，我们有必要汲取世界各国健康保险的经验和教训，对美国的商业健康保险模式、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共同发展模式、澳大利亚的社会医疗保险为主商业健康保险为辅模式，以及日本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模式，广泛学习，深刻分析其利弊，借鉴适于本土的方式与路径。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健康保险发展中的历史遗留问题、未富先老的社会现实，建立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方式，探索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医保待遇调整机制，蓄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这盆国民的保命之水。这是基本的、至为重要的社会体系建设内容。任何缺乏科学依据的设计和不符合国情的简单舶来，都将使我国健康保险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成为无本之源。

截止2011年，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已经超过13亿（含新农合7.35亿人），覆盖面提高到95%以上，构建起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2012年国际社会保障协会（ISSA）为中国颁发“良好实践大奖”，肯定了中国经验所展示的短时间内在人口最多国家构建起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体系的成就。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现行的健康保险支付能力丝毫不容乐观，特别是对部分人群、部分疾病的保障能力仍显著不足。目前，城镇居民、农村人口的保障水平之低，“三大目录库”之局限，造成部分疾病难以获得基本保障。特病、慢病目录之外的重特大疾病低给付等等问题，造成部分患者及家庭依然会因病返贫。不同保险人群之间和城乡之间的保障公平性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健康保险中的供需矛盾，影响了医患关系，使得健康保险有悖于本该承担的社会稳定剂功能。

篇5

一、我国农业保险五种试点模式的比较分析

2003年中国保监会提出了指导各地开展农业保险试点的五种主要模式：一是政府主办模式，即由地方政府出资成立专业性农业保险股份公司，如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二是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如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三是政府支持下的互助合作经营模式；四是外资公司的经营模式，如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五是相互制保险公司模式，如黑龙江阳光农业保险公司。

上述五种农业保险模式各有特点，第一种模式的优点是有利于对农业保险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可以借助行政力量，有利于保险基金的积累和保险公司资源的集中配置与合理利用。缺点是这种模式运行和监督成本较高，经营管理费用和保费补贴较多，政府财政负担较重。第二种模式实际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保险，保险公司只是一个收取保费的机构，经营风险全部由政府承担，其实是政企不分，容易产生不正之风。第三种模式的优点在于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商业保险公司现有的资源，节省制度建立或转换的成本，商业保险公司可利用现有的机构、专业人才和以往的农险经验，在政府政策性补贴的框架下经营农业保险，并同时开展农村寿险、产险等其他业务，只不过对前者须实行单独核算。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是商业性保险公司追求赢利的本质属性如何与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政策性农险业务相匹配。第四种模式有利于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技术。但是，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追求商业利润的内在本质与农业保险高风险、高成本、收益低的固有特点，决定了这些外资公司愿意经营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只是一种说辞，只能将其当作一种早点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敲门砖或策略而已。第五种模式是互助合作制的一种高级形式，它兼具互助共济的特征和公司制的运作方式及法人治理结构。

二、相互制保险是我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理性选择

鉴于以上分析的五种农业保险模式的利弊，在目前我国商业性农业保险全面萎缩，农民收入水平还不高，政府财力有限，引进外资农业保险还有很大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认为选择建立带有合作经济性质的农业相互制保险较为适合我国的国情。因此，建立以农业产业化为依托、以互助合作为基础、以相互制保险公司为组织形式、以各级再保险机制为支撑、以政府财政税收扶持为后盾、以多方筹资建立的农业巨灾风险基金为“最后防线”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是符合我国农业保险实际需要的理想模式。

三、发展我国农业相互保险的具体思路

我们应该在吸取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制定法律法规，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规范与支持农业相互保险的发展。

（一）建立健全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

我国现行的《保险法》是一部商业保险法，而农业保险一般是政策性保险，所以，现有的《保险法》并不适合于农业保险。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农业保险法》以及相关法规条例。鉴于农业相互保险的特殊性，应对农业相互保险的性质、经营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管理原则、各级政府的职能、农民的参与方式、税收规定、再保险机制、政府各部门的协调机制等方面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进行规范，以避免政府支持农业相互保险的随意性，或因财力问题忽视对农业相互保险的支持。

（二）完善农业相互制保险公司组织体系

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可由省总公司、地市分公司、县（市）支公司和乡镇办事处四个层次构成。处于最基层的是各乡镇农业相互保险办事处，它接受县级支公司业务指导和技术管理。在基层办事处上面是县（市）支公司，这是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的基本层面，主要负责领导、监督、管理各乡镇农业相互保险办事处的业务活动，负责宣传、经办各类农业保险，集中各乡镇保费收入。在县（市）支公司上面是地市分公司，主要负责领导、监督、管理下属支公司的业务活动，并接受县（市）支公司的再保险业务。处于领导地位的是省农业相互保险总公司，在省保监会的监督管理之下，统一制定本公司的经营方针、政策；独立开展农业保险和再保险业务，负责拟定保险基本条款和保险费率；领导、监督、管理全省分支公司的业务活动；接受地市分公司的再保险业务，并向国家再保险公司寻求再保险。省、地市、县（市）三级保险机构相互之间既是行政与业务的领导关系，又是逐级按比例分保的关系。

鉴于各省级区域农业生产及整个经济状况很不均衡，各省间存在很大差距，农业保险的决策层和经营主体暂定在各省是比较合适的，目前似乎没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联合机构。但省级公司必须向国家再保险公司寻求再保险，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分散风险。

（三）给保户以适当的保费补贴和对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给予财税政策支持

政府应安排各级财政对投保符合农业产业化发展导向的种植业、养殖业保户给予适当的保费补贴。保费补贴所需经费，原则上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中央政府应根据各地财力状况确定各级财政分担的差别比例。保费补贴所需资金应纳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并建立根据财政收入逐年增长的长效机制，以确保资金来源的稳定。相互保险公司对政府补贴的农险险种应单独管理、单独核算。

国家还应对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给予财税政策支持，主要包括：免除经营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业务的一切税赋，经营其他保险业务依法纳税；对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的盈余，可在一定期间内适当减税，以利于增加准备金积累，降低保险费率；应允许相互保险公司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并在税前扣除，以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

（四）设立农业保险巨灾风险保障基金

我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而且造成巨大损失的洪涝灾害也经常发生，因此，建立农业保险巨灾风险保障基金非常必要。建议建立国家和省市两级“农业巨灾风险保障基金”，当发生重大灾害损失、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无力按照保险合同支付赔款时，风险保障基金按适当比例予以补助，并允许它们从基金中取得无息或低息借款，随后逐年从保费收入中归还。“巨灾风险保障基金”的资金可运用行政政策和市场手段多渠道筹集，主要来源是：从中央和省市两级财政预算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资金，从农业相互保险的保费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从民政和水利部门每年安排的救灾、防洪费用中划归一部分，从社会各界捐赠中拿出一部分，从农产品流通渠道中征收一部分。“巨灾风险保障基金”要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封闭运行。

（五）实行“共保”制度

应该借鉴上海农业保险的一些经验和做法，让农业相互保险公司与农业技术部门联合承办农业保险，实行责任共负、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保”制度把风险补偿与农业科技服务两大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能解决农业保险业务部门人员少、技术力量缺、定损经验不足等难题，又能调动农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有利于建立“防赔结合，以防为主”的保险机制。

篇6

关键词：农民工；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0-0061-02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我国社会中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到“十一五”末，全国农民工的总人数达2.42亿人。但是，由于农民工大多在城市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生活环境简陋，工作条件艰苦，其健康状况令人堪忧。因此，如何为农民工提供医疗保障，成为了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

一、农民工医疗保险的现状

“农民工”一词出现已久，但至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才对“农民工”予以官方解释：“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群体的特殊性，农民工具有四大特点：第一，规模大、文化低、流动强。第二，以非正规就业为主。第三，就业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收入低。第四，法律维权意识薄弱，权益缺失严重。针对农民工的上述特点，我国各地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就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

（一）模式一：“融入型”

以北京、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区为代表，上述地区将长期居住在城市，并且有稳定收入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体系当中。参保后，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在缴费标准、保险待遇及保险模式等方面执行统一标准。

该模式体现了公平性、平等性；也有利于推动未来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的一体化。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一是没有充分考虑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让农民工承担相对较高的医保费用,二是没有充分考虑农民工务工具有较强流动性的特点，该特点与现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地区统筹模式不适应。因此，该模式看似公平，但实则很难对农民工权益予以有效保护。

（二）模式二：“专项型”

以山西、深圳等地为代表，上述地区以2006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关于开展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专项扩面行动的通知》为蓝本，建立了专门针对农民工的独立的医疗保险制度。

该模式针对农民工务工特点，能切实满足农民工群体的需求，并且将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基金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合并使用,提高了大病的抗风险能力。但是，该模式也存在兼容性差的问题，无法实现转移接续；将保费损失转由用人单位承担，影响他们为农民工办理医保的积极性，因此该医保模式的覆盖率并不高[1]。

（三）模式三：“综合型”

以上海、成都两地为代表，该模式将农民工的医疗、工伤和养老三种保险组合在一起，以雇主缴费为主,对农民工有较强吸引力。该保险模式采用了市场运行机制，引入了全国性商业保险公司，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农民工的流动性需求。但该模式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无法与其他医疗保险制度实现转移接续；过分市场化导致出现农民工补偿率过低、商业保险公司利润较高的情况，不符合制度设立的初衷。

二、现状背后的成因分析

总体来讲，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统一的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各个地区针对农民工的医保制度也是千差万别，保险的层次和水平均不高。笔者将在下文中逐一分析导致这一局面的出现的原因。

（一）宏观层面

1.城乡二元结构及户籍制度的阻碍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是导致农民工医保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的根源[2]。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中国公民在身份上被天然地分作了“农村人”和“城市人”两种类别，这意味着在社会保险、医疗保障、劳动权利等多方面实质性的差别。由于身份上的差异，使得众多农民工虽然身在城市，却无法享有与城镇职工同等的权利与社会福利。尽管如重庆等地区相继出台了鼓励农民工转为城镇户口的政策，但此类政策能否推广实施与是否能取得预期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这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2.相关法律制度的缺位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主要依靠政策来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而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未能予以足够重视。2010年10月颁布实施的《社会保险法》第12章第95条规定“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依照本法规定参加社会保险。”这才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农民工的医疗保险权益。然而，如何切实解决缴费年限累计计算隐藏的地区利益分割问题，至今未从法律层面作出明确规定。立法滞后仍然是制约农民工医疗保险发展的重要原因。

3.医保模式条块化且缺乏针对性

我国医保制度采取渐进式的发展思路，缺乏整体性和全局性的制度设计，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农民工医疗保险采取了属地化管理方式，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也就导致现如今多种模式并存，条块化分割的局面，区域之间无法互联管理。并且从前面讨论的三种典型模式可见，三种模式或多或少未能充分考虑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医疗保险项目供给单一，保障范围相对狭窄，制度构建缺乏灵活性，很难满足和适应农民工的多层次与多元化的保障需求。

（二）微观层面

1.政府未能充分履行职责

篇7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客观地要求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在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必须要高度重视社会保障体系的转轨。我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经济转型等问题时,就开始注意到社会保障体系问题对于整个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如在1994年出版的《企业改革:模式选择与配套设计》(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中,我对于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职能、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均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一) 社会保障模式选择的理解

从世界范围内看,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模式有两种:

1 现收现付模式(pay-as-you-go system),这种模式以德国最为典型,故又称为“德国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社会保障成本的代际转移是以收定支,即由在职职工承担已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成本;支付给退休者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直接来自该时点的在职劳动者负担的社会保障费用。这一模式要求有较小的人口压力、年轻的人口结构、较强的国家实力、完备的税收体系等。但是,在这种模式下,社会保障负担随着支出的增长而逐年提高,而且资金完全没有积累。

2 个人帐户模式。这种模式强调雇员的个人缴费和个人帐户的积累,退休者的社会保障权益来自本人在工作期间的积累,且所积累的资金通过投资基金进行运作。这种模式以智利的模式为代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具有累积性和增长性,资金供给比较稳定,在经济波动中表现出较强的抵抗能力。

在现收现付模式中,政府在事实上承担了巨大的社会保障债务,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一债务是隐性的;这就对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随着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政府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提高收费标准,这必然会抑制经济增长,干扰经济运行中的正常的激励(incentive)机制的运行。因此,不仅许多人口压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承担现收现付模式带来的债务压力,即便是一些经济实力强、人口压力小的发达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现收现付模式的负面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模式、以及由此体系支持的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是形成欧洲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福利病”的重要原因。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行个人帐户模式。

(二)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演变

在50年代,中国建立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以企业为单位,基本上采取现收现付的模式,将社会保障成本进行代际转移。这一模式当时之所以是比较有效的,是由于当时的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同时这一模式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持。随着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人口年龄结构也逐步趋于老化,社会保障问题开始引起关注。1991年6月,中国政府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开始着手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制度,其基本思路,是逐步建立职工的个人帐户,将企业与个人缴费的大部分积累于个人帐户,以试图缓解现收现付制度与人口老龄化的矛盾;与此同时,促使职工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障成本,以减轻企业的负担。在这一模式框架下,中国的社会保障部门正逐步着手扩大这一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如逐步将私营企业、部分地区的农民等纳入这一框架。

不过,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模式尽管从名义上是个人帐户制度,但是其实质依然是现收现付制度,因为现收的记入个人帐户的资金同时就用作社会保障的支出了,个人帐户中的资金只是帐面上的;与原来的现收现付模式相比,其差异就是将风险分散单位由企业转变为地方政府,同时中国当前实行的新制度不仅要负担上一代人的保障成本,还要为在职一代积累社会保障资金。因此,中国当前实行的这一模式是一个名义上、帐面上的个人帐户制,在实质上是一个高标准、高负担的pay-as-you-go模式。

(三)当前中国实施的社会保障模式不能适应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因此,尽管我国的社会保障部门为推行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了大量工作,但是,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模式及其运行状况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我们认为,高效率的社会保障模式,应该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目标 :(1)社会安全网的建立;(2)社会进行储蓄与积累的重要手段;(3)维持对工作的积极的激励机制;(4)对所有权结构形成积极的影响;(5)建立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体制;(6)确定适宜的收入分配目标;(7)解决失业救济及劳动力流动问题,等等。从这几个角度出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首先,当前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不能适应中国正在进行的显着的人口年龄结构变迁,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和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在不长的时期内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不在当前年轻人口较多的阶段及时建立以个人帐户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政府必然会难以承担越来越庞大的社会保障成本,并且会被迫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并被迫投入更大的成本来解决这一问题。根据粗略的估算,中国社会的老龄化推进很快,2000年左右将进入老年型国家(即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7%),2003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9000万,相当于目前欧洲老年人口之和。据劳动部门测算,基于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从2025年起,中国政府将每年需要拿出5000亿――14000亿元用于维持城市退休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障 。显然,如果中国继续沿用当前这种以现收现付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保障模式,到下个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受到威胁。

其次,当前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模式在老龄化社会到来后,会扭曲经济运行中的积极的激励机制。在退休职工占人口较大比重时实施当前的现收现付模式,就会使在职职工的个人所得在纳税后,一方面要负担相当比例的退休职工,另一方面还需要承担自身的社会保障成本,最后所剩余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实现有限。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在职职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成本会相当高。如果按照目前的城市职工社会保险水平和标准,并采用现收现付模式,到2020年,工资的提取率将达到32.3%,到2040年将达到40.2%。

即便是在经济实力强大的德国,目前也遇到了社会保障负担过大、从而扭曲正常的激励机制的问题。1997年德国的失业人口达到439万,失业率也相应达到11.4%,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社会保障降低了公众的工作积极性。根据德国联邦银行1

996年公布的资料,如果将德国餐饮业就业者每个月的最低纯收入与社会救济对象的收入状况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子女,前者比后者多收入276马克;如果有一个子女,前者比后者少收入41马克;如果有两个子女,前者比后者少收入573马克。高社会保障水平甚 至造成了社会救济收入大于劳动收入的现象,直接导致了社会激励机制的紊乱。

与德国、荷兰等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扭曲积极的激励机制相比,新加坡的做法更值得借鉴,新加坡公积金中的自存自用、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只有努力工作才能不断充实个人帐户的制度设计,就有效地实现了积极的激励机制与社会保障功能的兼容。

第三,当前的社会保障模式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为了控制社会保障的成本,当前我国对于退休职工的消费、医疗等实施不同范围的控制,如限制特定的新药品的报销等。但是,当代科技进步主要体现在生物化工、医疗器械、信息技术等方面,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为退休职工扩大消费、改善医疗等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即便政府限制退休职工对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在社会观念、家庭观念的影响下,退休职工所在的家庭、企业也可能会积极为退休职工创造条件运用这些成本较高的新技术,这就进一步扩大了事实上用于社会保障的成本。

第四,继续运用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所承担的巨大的社会保障职能必然会成为企业改革的重要障碍。正如我们在《企业改革:模式选择与配套设计》一书中指出的,企业运算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沉重负担,“本源的错误应该归结于退休金的现收现付制度”。现实地看,巨大的社会保障成本已经成为不少国有企业的经营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我们在企业改革的实际操作中也遇到不少类似的问题,在比较不同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开始尝试在一些打算上市的企业中划出一部分国有资产,为职工建立个人帐户,从而设法解决社会保障成本对于企业改革的制约。这一做法体现了我们对当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些设想和设计,我们在后面还将继续讨论。

第五,继续运用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会增大居民对于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大其储蓄倾向,这对于当前扩大消费、刺激内需的宏观政策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制约。

第六,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利于全社会进行储蓄和积累。

二 当前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与方案设计

(一)建立以个人帐户为主导的分层次社会保障模式

1 我们所设计的社会保障模式的不同层次

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实施的以现收现付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保障模式,可以说是一种令各个阶层、各个方面都不满意的模式:政府承担了过大的社会保障成本;企业的负担过大,不利于企业改革的深入;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得不到保障;在职职工需要承担过大的社会保障成本。因此,这一社会保障模式必须进行改革和完善。综合考虑中国的人口压力和财政的承担能力,以及中国国情的复杂性,我们认为,当前应该建立以个人帐户模式为主导的分层次的社会保障模式,即大幅度地建立强制型个人帐户,继续保留现收现付模式(pay-as-you-go)以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对于少数高收入阶层可以通过购买额外的商业保险来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社会保障水平。

首先,在在职职工中大幅度、大范围实施个人帐户模式,并将其作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导性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强制缴款、政府免税、确定严格的比例要求、建立严格的资金管理程序和制度。

其次,保留现收现付模式以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这一方面可以保证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要求,同时,由于这一阶层的人口规模有限,政府用于这一阶层社会保障的财政负担也是有限的。

第三,对于一些高收入阶层,可以鼓励其购买额外的商业保险。

但是,在这个分层次的体系中,个人帐户模式应该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商业保险和现收现付都只能发挥辅的职能。关于现收现付与个人帐户的利弊比较,学术界已经有了广泛的研究并已经有了共识,但是,在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设计中,还存在不少关于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等关系的误解,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2 要恰当处理社会保险在社会保障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之所以强调社会保险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只能占据辅的地位,是由于社会保险与个人帐户模式相比存在许多内在的缺陷和弊端:

首先, 社会保险在资金运用方面,实质上是运用大多数投保人员的资金来支持少部分需要支持的投保人员,具有显着的平均主义和社会再分配的特点,只要支出需要符合相关的条例就可以使用,没有明确、稳定、积极的激励(incentive)机制,过分强调安全感必然会相应减少努力工作赚钱的动力,从而不利于形成对个人进行社会保障积累的激励。

其次,商业保险对于职工没有强制性的约束,而是居民的一种自愿性的金融行为;而以个人帐户为基础的模式则能够通过确定强制性的缴款来保证社会保障体系获得稳定的资金供给。

第三,为了体现政府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扶持,政府一般对纳入个人帐户中的社会保障资金免税。但是,商业保险难以享受免税的优惠政策。具体来说,有许多保险品种的设计类似于银行储蓄,也可以说是银行储蓄的一种变种产品;如果对这些险种实行免税,就必然在商业银行储蓄和商业保险之间形成不平等的竞争格局。

第四,为了保证稳定、充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供给,各国政府一般对纳入个人帐户的社会保障资金规定严格的比例要求;但是,这一点在商业保险中是难以做到的。

第五,商业保险的险种设计不能够充分满足社会保障的要求,而只能规避特定领域的风险。这是由商业保险的运作特点和基本性质决定的。

第六,在比较成功地实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中(如新加坡),其政府对于将保险形式引入社会保障体系始终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例如,直到新加坡逐步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之后,新加坡政府才在社会保障中引入了少部分的保险形式,如“健保双全计划”对特定的大病和大手术给予保险,花销可以超出个人帐户中的储蓄等。但是,从总体上说,这些保险式的社会保障安排相对而言十分有限,项目也很少 。

因此,社会保险只是一种金融产品,社会保险中的一些产品可以在规避一些特定风险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只能发挥辅的职能。正如我在《企业改革:模式选择与配套设计》中所指出的:“象我国这样的低收入国家不宜于搞过多的、与经济实力不相称的社会型保险,而需要注意保障制度与维持激励及储蓄之间的关系”。

(二)以企业集团为突破口推进个人帐户模式

1 当前由政府承担由旧体制向新的体制转轨中的成本的难度较大

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中国社会保障模式应该是以个人帐户为主导的分层次的格局,那么,当前我们就面临一个从当前的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制向个人帐户制转轨的问题。

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体制的转轨,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认并补偿劳动者在原来体制下对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缴款并逐步积累形成的社会保障权益,这一权益事实上也就是政府对于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债务,只不过在原来的体制下,这些社会保障债务是隐性的。因为中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劳

动者在获得工资之前已经扣除了社会保障资金,但是,在原来现收现付的体制下,这些社会保障资金并没有以基金的形式积累起来,而是用于进一步的国

有投资,并形成国有资产。中国当前进行的社会保障体制转轨,必然会使原来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隐性债务显性化。 在这个转轨的过程中,最为理想的方式就是由政府承担全部的社会保障债务,从而为以个人帐户制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模式的健康、平稳运行创造良好的启动环境。人们在总结智利成功实现由现收现付模式向个人帐户模式转轨的经验时,由智利政府承担全部社会保障成本、进而投入巨额资金支持新的模式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据测算,智利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债务的总规模约占到其1981年的GDP的80%,债务的最高峰值为GDP的4·8%,随后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到2025年智利政府将全部清偿所有债务。考虑到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尚比较年轻等因素,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政府为了推进社会保障模式的转轨所需要承担的社会保障债务的规模会比智利要小 。

不过,尽管中国政府可能承担的社会保障债务规模要比智利小,但是考虑到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由政府承担这一规模依然有相当的难度。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政府需要承担的隐性社会保障债务规模相对较大,才使得中国政府选择了目前这种名义上的个人帐户制、实质上的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模式。

2 以企业集团为突破口推进以个人帐户制为主导的社会保障模式

如前所述,庞大的、需要中国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债务直接制约了以个人帐户制为主导的社会保障模式的实施。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无所作为呢?经过我们的分析和实践探索,我们认为,从当前一些企业集团着手,我们可以逐步推广个人帐户制。

之所以选择一些大型的企业集团,是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1)政府对于政府机关、不同形式的企业、城市和农村等不同单位的职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承诺本来就是存在差别的。从政府对于社会保障的承诺强度看,可以说是从政府机关、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依次减弱的。企业集团作为国有经济的主导性力量,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对企业集团的承诺是较强的;从企业集团着手推进个人帐户制,能够获得各个方面的认同。

(2)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将“减人增效”作为一个重要的措施;在实施的“减人增效”的改革中,国有企业为安置下岗人员已经承担了不少成本,这些成本中可以说主要就是社会保障成本;从企业出发建立个人帐户制,可以说是对这些支出的规范化。

(3)目前一些企业集团的经营状况较好,还有相应的实力来承担推进社会保障改革的成本,可以考虑划出这些企业集团中的国有资产的5%-10%,来专门建立这些企业中的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

(4)我们在一些企业集团的公司制改造和上市工作中,已经就这一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尝试。

(5)以企业集团为突破口,比较容易获得企业的支持和配合,进而在整个改革的推进中形成一种良好的示范效应。而在当前正在实施的所谓“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由于社会保险费率上升、负担不合理等,欠交、少交社会保障基金的企业明显增加;社会保障负担重的企业出于甩包袱的倾向,参加所谓社会保险的态度十分积极,而一些社会保障负担轻的企业则设法逃避责任。

(6)将再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职能继续留在企业,必然会对企业的经营形成巨大的压力,通过划出一部分国有资产来推进社会保障模式的转轨,能够将企业职工再就业、医疗、养老等基金社会化,相应的风险也就社会化了;企业此时可以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导向参与市场竞争,而可以较少考虑社会保障职能。

当然,以企业集团为突破口推进个人帐户的方案也有一些缺点,这主要包括:(1)不同企业集团之间的经营状况参差不齐,推进的难度不一;(2)会在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之间形成不平等格局;(3)企业集团通过股份化改组明确国有股权,并从中划出一部分国有股份作为个人帐户的社会保障基金,从总体上看,社会保障的风险并没有从企业分散出去,而是依然留在本企业中,这些国有股的售出需要等待适当的市场时机。

(三)建立高效率的、市场化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和运作机制

在初步建立了以个人帐户为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后,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建立高效率的、市场化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和运作机制。显然,这一机制的建立,对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顺利运转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设计社会保障资金的运作机制时,我们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在面对职工办理社会保障资金的缴纳和支出的环节,应该有一个准政府性质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构,对社会保障资金实施统一的强制性管理;在这个机构中,要统一管理职工的个人帐户的各种信息,如个人的工作经历、缴纳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状况等,因此可以说是一种信息密集型的管理,是数据收集、核查、处理量很大的管理,单独依靠准政府性质的管理机构恐难以胜任,所以还需要委托商业银行办理有关业务。

(2)由于商业银行在进行帐户管理、现金存取等方面具有特长和优势,因而准政府性质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构可以将个人帐户的具体管理工作委托给商业银行办理,由商业银行对这些资金进行代管。

(3)组建多家竞争性的基金管理公司,在金融市场上实现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这些基金管理公司从商业银行获得公众的社会保障资金,而无需直接向公众吸收社会保障资金。

因此,我们设计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模式是:建立强制性的准政府性质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构,准政府性质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构将其资金委托商业银行管理多家竞争性的管理公司专门负责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与比较典型的智利模式相比,我们的设计有以下几个优点:

(1)充分发挥了不同机构的专长和优势,在社会保障资金的不同阶段通过合理分工来提高运行效率,如商业银行的帐户管理专长、基金管理公司的资金投资专长等;

(2)能够显着节省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成本。在智利,由于基金管理公司直接面向公众吸收社会保障资金,因而其平均花费了整个社会保障资金的29%来进行市场营销、吸引公众资金。而我们设计的方案使得基金管理公司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从商业银行获得社会保障资金,促使其通过自身的投资业绩来吸引公众的社会保障资金。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障基金的参与,必然会为金融市场培育成熟的机构投资者,从而有力地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

(3)能够促使商业银行积极增加收费型收入(fee-based income),开拓理财服务,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商业银行运用其广泛的分支机构网络和较高的电脑技术,通过资金管理业务,能够获得大量收费型收入。在吸收公众的社会保障资金的同时,公众既可以自己选择不同的投资基金,也可以由商业银行来推荐,还可以由商业银行公众进行投资组合,这样

就会推动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的发展。

(4)整个社会保障资金的运作过程充分体现了市场化的竞争原则,有利于运作效率的提高。事实上,竞争原则体现在社会保障资金运行的各个环节,如商业银行在吸收公众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环节、基金管理公司从商业银行吸收社会保障资金的环节、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增值的环节等。

篇8

一、存款保险人承保风险的再保险分摊必要性与附带价值

就存款保险人而言，虽然其通常肩负着实现特定公共政策目标———如预防挤兑以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持公众对金融体系信心———的使命，其营业活动的开展不以营利为终极目的，但就本质分析，其仍属于保险营业的一种，仍须与商业保险一样，遵循基本的保险法理，例如对再保险的需要。

首先，存款保险人需要像商业保险人那样，以各种可能途径分散其所承担的风险;保险制度的功能是分散风险，消化损失，而保险公司就是实现这一功能的工具。由于保险公司是风险的经营管理企业，一旦其所吸收的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超出自身承受与控制能力，就可能造成保险公司亏损，甚至破产。因此，有必要分散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风险，而实现此一目标的工具之一即是再保险。通过缔结再保险合同，特定保险人可以将自己面临的部分风险先移转给再保险人，进而经由其再移转给整个保险业共同承担，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与普通商业保险人相比，存款保险人的前述需要更加迫切。因为商业保险中的保险人通常拥有选择缔约与承保对象的权利，前述权利的设定与行使对保险人控制其经营管理的风险共同体成员质量，降低承保风险至关重要。而存款保险在许多国家或地区则属于强制保险，保险合同依法自存款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简称银行)缔结储蓄合同或银行开始营业行为之时自动成立，例如，日本《存款保险法》第49条第1款，韩国《存款人保护法》第29条第1款即作了前述规定，保险人并无分析、遴选缔约相对方之权，故而风险共同体成员质量难以得到保障，其承保风险水平亦相对较高。次之，商业保险人可以通过在保险合同中设定自负额(率)，即共同保险安排来约束被保险人的高风险行为，但在存款保险实践中，自负额的承担者是被保险人———存款人，而风险的诱发者则是投保人———吸收存款的银行，两者并非同一主体，因而其限制承保风险水平的努力通常不如商业保险有效。再者，在商业保险中，保险人还可以通过规定特约保证条款、除外责任条款，以及其他特约条款①来限制其保险责任，但在存款保险中，由于风险的制造者与保险人限制保险责任后果的承受对象处于分离状态，且存款保险的直接目的之一即是保护此种承受对象———存款人，故而存款保险合同条款均由法律事先设定，通常并无除外责任条款，因此，存款保险人控制风险水平的必要性尤为迫切。

其次，为有效实现其维护公众信心，保护存款人利益的目标，存款保险人也渴望与普通商业保险人一样，能通过使其所管理运营的保险基金效用最大化来提升其风险承担能力;单个保险人承担风险的能力受到自有资金的限制，决定了其承保能力不能超出其偿付能力，否则将可能影响到保险人的持续经营能力，乃至生存。但是通过再保险制度，原保险人将一部分风险分散出去，减轻了保险责任，从而提高了本身的承保能力。因此，各国保险法通常都会要求本国保险人在一定情形下必须购买再保险以分散其风险，提升其风险承担能力。例如，我国《保险法》第103条即做了类似规定。就存款保险人而言，虽然许多国家在存款保险基金构建之初，会以政府财政资金给予其一定支持，如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但此种支持一般仅限定为初始融资之时，且事后需要存款保险人予以归还。加之其所面临的更高的风险水平，因此，存款保险人对于提升自身承保能力的需要同样迫切。尽管在发生大的银行倒闭，或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致使存款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支出有大于其偿付能力之虞时，各国政府会对存款保险人进行紧急资金援助。但次贷危机的实践证明，此种援助行为的实施明显有悖于公平原则，会带来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因为通过向存款保险人提供财政资金，援助陷入困境的银行通常是一国政府被那些贪婪的大型银行“绑架”后迫于无奈的选择，这等于由无辜的纳税人来为那些本应为引发金融危机承担责任的银行所造成的损失买单，因而受到了广泛质疑和反对。最近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即是民众对此种行为强烈愤慨的体现。相较而言，通过再保险提升存款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能力无疑是更为妥当的选择。

此外，学者与有关国际组织通常认为，存款保险虽然有助于防止挤兑，保护存款人利益，但其也存在固有缺陷，特别是其有害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易于诱发道德风险［1］。虽然通过实行以风险为基础的差别保险费率，存款保险人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其发生概率，然而从理论上讲，较之商业保险人，存款保险人通常缺乏对承保风险准确定价的经验。再者，存款保险人的定价行为与结果通常会受到政治压力与劝诱———如需要为实现特定时期政府政策服务，以及需考虑银行运营状况与社会地位———的影响，因而在定价行为的客观性与结果的准确性上较之商业保险公司相形见绌。因此，在存款保险实践中引入完全依据市场机制运转的商业再保险人，由其为存款保险人提供再保险服务不失为一种选择②。通过前述方式，存款保险人不仅可以实现其分散风险，提升偿付能力的基本目标，而且有助于提升存款保险人定价结果的精确性。况且，即便商业再保险人在对存款保险承保风险进行定价时没有充分考虑存款保险人的全部运营成本，但其至少能为存款保险人提供中立的市场主体对各投保银行风险水平的评估结果，而该结果对存款保险人准确估定对特定银行应实施的保险费率极具参考价值。再者，前述评估结果还有助于提醒存款保险人关注特定银行的营业状况，并对银行的经营行为施加外部市场约束［2］，而这些均可被视为是引入商业再保险机制的附带价值。

理论上，在引入再保险后，当存款保险人决定如何利用该机制所提供的再保险定价信息时，其共有三种路径可供选择。第一种是存款保险人不加任何调整，直接援引特定银行的再保险风险市场定价，将之作为自己对该机构所确定的保险费率，即直接风险定价方式;第二种是存款保险人通过设计数理模型，将所有银行的再保险市场定价结果转化成建立在相同基础上(如相同保险期限，相同承保金额)的具有可比较性的数据，然后依据自身定价要素与再保险人定价要素之间的重合与分离程度，调整确定最终保险费率，使之符合自身价值导向，即相对风险定价方式;第三种是存款保险人将再保险市场定价信息作为与资本充足率标准、资产流动性等标准类似的，判断银行运营健康程度与风险状况的监管标准，即相对风险监管方式［3］。鉴于无论采取前述何种方式使用再保险市场定价信息，其都将有助于存款保险人利用市场主体的力量监督银行的营业行为，加之实现分散风险和提升承保能力目标本就是再保险制度的固有功能，故下文将着重于探讨如何有效发挥再保险机制帮助存款保险人准确估定保险费率，降低道德风险的问题。#p#分页标题#e#

二、再保险类型区分及其与存款保险人获取定价信息关联性

(一)合约再保险与临时再保险及其与存款保险人获取定价信息关联性

依照再保险法律关系发生的方式，再保险可分为合约再保险与临时再保险。合约再保险是指原保险人与再保险人事先订立协议，由再保险人对于危险单位依照协议自动承担一定成数或者份额的危险责任的保险合同。依照合约再保险，原保险人对其承保的保险业务，只要属于再保险指定的危险范围，自动转移给再保险人，再保险人必须接受，订约双方无自由选择权。鉴于存款保险人所承保对象的特殊性、广泛性，及其保险责任的巨大性，即使再保险人仅承担一定份额的保险责任，这也可能超出再保险人的承受能力，特别是在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时更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合约再保险人所收取的再保险费是依据保险合同承保对象的整体风险水平———而非特定银行具体风险———统一确定的，这将明显有害于再保险定价信息潜在价值的实现。因此，存款保险实践中采取此种再保险方式并不适宜。而临时再保险，是指原保险人通过自由选择再保险人，与之订立独立的个别再保险协议，从而将其保险业务转移给再保险人承担的一种保险合同。由于采用临时再保险合同时，存款保险人可以将每个银行视为一个独立的风险单位，与特定再保险人协商承保条件，因此，采用此种方式既有利于引入更多的再保险人进入存款保险市场，通过竞争降低分保成本，还能获取各个特定银行的风险定价信息，因而更适合于存款保险实践。

(二)非比例再保险与比例再保险及其与存款保险人获取定价信息关联性

依照再保险人分担原保险责任的方式，可将再保险分为非比例再保险和比例再保险。非比例再保险，是指以原保险人赔付的保险金数额或者赔付率为基础，确定原保险人的自负额和再保险人的分担额的一种保险合同。非比例再保险有超额赔款再保险和超额赔付率再保险两种基本形式。它是指再保险人以约定的最高额为限，对每一保险事故或者保险合同项下超过合同约定的原保险人的自负额的赔款部分，或约定期间内原保险人超过约定的赔付率③部分的赔款，承担保险责任的再保险。在非比例再保险背景下，再保险人所确定的保险费率不是依据银行———即原保险的投保人———关闭、破产概率估定，而是依据前述保险事故的发生造成超过自负额或赔付率的概率来计算。而两者的发生概率明显有别，因而采用此种再保险方式传达出的定价信息的客观性将被严重扭曲。显然，如果自负额(赔付率)设定过高，由于再保险人可避免承担绝大部分银行关闭、破产损失的风险，因而其估定的再保险费率将会偏低。虽然随着再保险自负额(赔付率)的降低，再保险定价信息的客观性会逐渐恢复，但除非该标准被设定得极低，否则，前述定价信息客观性被扭曲的现象不会消灭。问题还在于，极低的自负额标准将产生诸多消极后果，它意味着存款保险人将自己所承担的保险责任全(大)部转嫁于再保险人，这显然有违保险法理，有害于构建存款保险制度目标的实现;其一，由于商业再保险人的运营成本，例如对股东的利润分配支出、风险准备金、公积金、员工工资与日常经营费用等都包含在保险费数额之中，因而存款保险人采取降低自负额(赔付率)的方式大量移转自身保险责任的行为将增加投保银行应交纳的保险费数额。因为存款保险人几乎皆为非营利性质，当其自留更多风险之时，至少可以节省对投资者的利润分配支出，使银行免予承担保险费中相应部分的支出。其二，如采取极低的自负额(赔付率)，则商业再保险人的财务状况对维系存款保险体系的有效运转至关重要，监管机关势必要付出更多成本强化对再保险人的监督;其三，采取前述方式意味着存款保险人将大部分的系统风险转移给再保险人承担，而作为商事主体，再保险人与投保银行一样，都有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从事高风险行为的倾向;其四，由于再保险人与作为原保险人的存款保险人之间是按照承担风险的比例来分配银行交纳的存款保险费的，因此，如设定极低的自负额(赔付率)，则存款保险基金的资金储备将被极大削弱;其五，采取前述方式可能使存款保险人在银行符合关闭、破产条件之时怠于履行其职责，或采取过度监管容忍。因为延迟关闭或过度容忍造成的损失增加主要由再保险人承担。据上分析可知，若采用非比例再保险形式，存款保险人将处于两难境地，要么承受自负额(赔付率)设定较高时所导致的，再保险定价信息被扭曲的事实，要么必须接受该标准较低时引发的诸多不利影响，因此，采取此种再保险形式并非一个恰当的选择。

比例再保险，是指再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的比例分担原保险责任的一种再保险。原保险人将收取的保险费的一部分让与再保险人，再保险人则依照其从原保险人处所受让的保险费占全部保险费的比例，承担原保险责任的同一比例的风险。在存款保险中，存款保险人将作为原保险人，将其承保风险的一小部分移转给商业再保险人。与非比例再保险相比，此种形式更适合引入存款保险实践，因为当存款保险人必须为某个倒闭银行的全部存款损失承担保险责任时，再保险人此时也必须按照其事先约定的份额，承担全部存款损失再保险责任。这将使存款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所面临的风险程度趋于一致，进而使再保险费率更充分反映存款保险的全部运营成本，为存款保险人提供更加精确、客观以及直接的参考信息。毕竟，对于利用再保险定价信息的三种方式而言，无论采取何种途径，最大程度地保持再保险人与存款保险人在估定保险费率时考虑因素的一致性都是充分实现其理论价值的基础所在。再者，采用比例再保险形式还有助于削减整个存款保险计划的运营负担;因为此时再保险人的财政健康状况不会再像采用较低标准自负额的非比例再保险那样，对维系存款保险机构的生存起决定性作用，故而可以压缩监管成本，并且无须对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和立法作较大程度变动，特别是对那些赋予存款保险人监管职责的国家更是如此。最后，采用比例再保险并限制其分出比例的做法有助于保持公众对存款保险体系的信心;因为依法设立，并有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存款保险人将作为原保险人，直接对存款人承担保险责任。据上述分析可知，理论上，一种临时性的非比例再保险形式将更加有助于实现引入再保险计划的目的。但实践中，此种目的的实现还取决于再保险人能否通过对定价因素的合理分析、遴选、组合达到对银行营业风险的精确定价，并将之反馈给存款保险人，藉此督促银行自觉防范风险发生。这就需要探索如何将再保险人的保险产品市场定价经验与存款保险人的存款保险风险识别、防范与控制专长有效结合，并化解两者之间的潜在冲突。#p#分页标题#e#

三、存款再保险合同主要条款分析

作为商事主体，当其作出是否开展特定营业活动的决定时，自以该种活动的营利可能性与程度为终极判断标准，商业再保险人自不例外。由于存款保险在多数国家均是由具有排他性经营权的法定存款保险机构经营，因而能否实现前述营利目的，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存款保险人与再保险人之间就再保险合同条款是如何设定的，特别是保险责任期间条款、解除权条款，以及存款保险人的告知义务等条款。

(一)存款再保险合同保险期间条款分析

在存款保险实践中，决定再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期间是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一般而言，短期与长期再保险合同各有利弊，关键在于存款保险人选择以何种方式利用再保险定价信息，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其消极作用。短期再保险合同的优势在于，其能更准确地反映银行的当前风险状态。并且，当存款保险人更愿意通过直接风险定价方式利用再保险定价信息时，获取较短时间内银行的现行风险状况及其定价信息，而不是较长时间内银行的平均风险定价信息就极为关键，因为后者对其确定对特定银行在现阶段应实施的浮动差别保险费率作用有限。但此种再保险合同也存在一定缺陷:首先，此种合同易于导致再保险人在金融环境不利时迅速退出再保险市场，从而使存款保险人采集定价信息的难度增加;其次，在金融业整体疲软时期，由于部分再保险人的退出，再保险市场的竞争程度将会降低，这将影响到存款保险人所采集定价信息的客观性与可信度;最后，那些坚持营业的再保险人可能会把金融业疲软时期，自身所承担的超出预期范畴保险责任的成本分摊到金融业恢复正常时期的运营成本之中，因此，正常时期再保险定价信息也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由于保险期间的长短并不影响银行的相对风险，因此，较长期间再保险合同更适合于存款保险人以相对风险定价或相对风险监管方式利用再保险定价信息。此外，较长期间的再保险合同对再保险人可能更具吸引力，因为此种方式有助于再保险人拓展和保持营业范围，更准确地估定承保风险水平，分摊成本，从而避免财务状况的巨大波动。但此种再保险合同亦存在一定缺陷:即可能会有部分再保险人故意压低第一年的保险费率以取得承保资格，而后逐年不适当的增加保险费，以填补其前期应收保费与实收保费的差额。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保险期间较长，在此期间内银行的内部经营状况与外部市场条件可能发生巨大变化，这就对再保险人迅速与充分地获悉前述情况，并作出反应的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如果采用长期再保险合同，再保险人就需要在再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其有在保险责任期间内监控投保银行风险状况，并据此要求调整再保险费率的权利，以便能对银行施加控制风险的压力。此种权利的行使表现为，在特定银行营业状况或金融市场发生不利变化时，再保险人有权同存款保险人进行协商，以重新确定包括保险费率在内的其他条款———这可能有违存款保险人意愿。

(二)再保险合同的解除权条款分析

一般而言，存款保险人并不愿意在标准的存款再保险合同中规定，赋予再保险人于特定情形发生时解除再保险合同的权利［3］。但此种权利条款的设定事实上对于再保险合同双方都是颇为有益的。一方面，此种权利的存在可以帮助再保险人降低承保风险，特别是在再保险人确认自己无法对特定银行的营业风险有效控制与准确定价之时，赋予其及时摆脱此种合同约束的权利，将会极大程度地增加存款保险市场对再保险人的吸引力———这一点无疑也有利于存款保险人。虽然当赋予再保险人解除权后，由于再保险人可在特定情形下通过行使解除权避免承担部分保险责任，而存款保险人此时则仍须为此承担保险责任，客观上这可能会使再保险人对特定银行的保险费定价与存款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实际成本之间出现一定程度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皆是不正当的或不可接受的。因为在保险事故发生以前，存款保险人有权(也有义务)采取要求，或建议监管机构要求银行恢复资本充足状态、对其进行资金援助等措施，预防此种损失的发生。即此种差异的发生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存款保险人选择是否行使前述预防保险事故发生的职权。因此，在此种情形下若不赋予再保险人解除权，这就意味着将存款保险人怠于履行职责的风险转嫁于再保险人，此种现象显然有违公平原则。另一方面，赋予再保险人解除权将诱使再保险人密切关注银行的状况，以确定该权利行使要件是否成就。通过其与存款保险人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存款保险人在再保险合同存续期间内可以持续强化对银行的风险信息获取能力。

在行使解除权的过程中，再保险人与存款保险人可能发生直接冲突，毕竟二者之间的利益诉求存在明显差异。再保险人在预见到保险事故可能发生时即会迫切希望寻求行使解除权，而存款保险人则会从最大程度地限制此种权利的行使中获益。因此，设定解除权的行使要件时，应使其有助于平衡两者的利益诉求，促使再保险人监督原保险合同中的投保银行，并将其所获信息与存款保险人进行有效沟通，同时确保不会对存款保险人履行特定政策目标产生不必要的干扰。作者认为，再保险人被赋予解除权的情形应当包含，但不限于;其一，特定银行营业状况或金融市场发生不利变化，使再保险人承保风险水平显著升高，再保险人与存款保险人无法就包括保险费率在内的其他条款内容修改达成一致，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定准予再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其二，存款保险人依法应当对投保银行采取某种风险控制措施而没有采取，例如立即矫正措施，致使保险事故发生或发生概率明显升高的;其三，存款保险人对投保银行违法采取措施，或所采取的措施明显不恰当，致使保险事故发生或发生概率明显升高的;其四，存款保险人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或对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在行使解除权时，再保险人与存款保险人可能对第三种情形中“明显不当”含义的界定存在分歧，特别是再保险人以存款保险人所采取措施有违最低成本原则为由提出前述主张时，更是如此。理论上，从提升再保险定价信息精确性的角度出发，当再保险人发现存款保险人对银行实施了违反最低成本原则的纠正与理赔行为———它将损害再保险人的利益———时，允许其行使解除权似乎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它也有助于督促存款保险人恰当履行职责④。但问题在于，与再保险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追求不同，存款保险人还肩负着实现特定公共政策的使命，因而为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或基于保护存款人利益的考量，存款保险人有时需要实施不计(经济)成本的纠正、援助，以及理赔措施。而担心再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心理负担可能会使存款保险人迟迟不愿作出应有的决定。因此，作者认为，应对再保险人以存在不当行为为由行使解除权施加一定条件限制。而在再保险合同中明确规定，仅在再保险人有证据证明下列两点的情形下方可解除保险合同，可能是一个较为妥当的方案;其一，该不当行为已经给银行造成了损失———进而造成了再保险人的损失;其二，存款保险人在实施该行为时，主观上系属故意或存在重大过失。在这种设计下，再保险人将需承担存款保险人履行保险责任时的一般过失损失风险，而为避免此一风险，再保险人将被迫以较高的注意程度时刻关注银行的营业活动，并提醒存款保险人在履行保险责任时避免过失。况且，依据保险法理，对于本质上为责任保险的再保险而言，保险人(即再保险人)也应当对被保险人(即原保险人)的一般过失行为承担保险责任。最后，在行使解除权之前，再保险人必须事先告知存款保险人。依据再保险实践，再保险合同解除的效力应当在该通知送达存款保险人三个月后发生。这一缓冲期间的设置将迫使再保险人对银行财务状况进行持续监督，直至合同解除之日。它能给存款保险人发出早期警告提示，使存款保险人及时采取或建议采取措施，预防保险事故。最重要的是，此种纯粹基于市场因素而发出的危险信息将迫使存款保险人放弃监管容忍和不作为，而这种容忍通常是存款保险人受到政治压力或不当行业压力影响的结果。#p#分页标题#e#

(三)存款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条款分析

规定存款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对于再保险人而言，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尽管再保险人可以通过对投保银行开展独立调查获取相关信息，但此种方法一是导致了不必要的费用支出，可能增加再保险费率。二是再保险人和原保险合同中的投保银行并非同一保险合同当事人，其也无法拥有存款保险人的诸多法定特权，因而并不利于鼓励再保险人对银行施加外部市场约束。因此，再保险合同中明确规定，存款保险人有向再保险人如实告知事关原保险投保人信息的义务是十分必要的。需要说明的是，存款保险人告知的信息不应局限于投保银行的现时信息，还应包括历史信息，因为保险费的估定都是基于历史损失数据而做出的。告知历史数据，有助于再保险人尽快构建庞大的风险损失数据库。与此相对应的是，再保险人如认为存款保险人所告知的信息并不足以帮助其准确对风险定价，其可以自行采取收集行动。事后，再保险人应将该信息同样告知存款保险人。在再保险合同中规定这样的信息沟通条款可以实现存款保险人与再保险人各自经验与专长的结合。此外，在设定如实告知义务条款时，存款保险人有必要要求再保险人遵循保密规定，以避免对投保银行造成不利影响。很多国家或地区的存款保险法律基于防止银行不正当竞争的考虑，都是禁止披露银行所适用保险费率信息的。例如，台湾地区“存款保险条例”第18条就规定:“要保机构不得就要保机构之存款保险费率或相关资料为广告。”对违反前述规定的再保险人，存款保险人可以通过合同中约定的损害赔偿条款进行求偿。最后需要探讨的是，在普通商业保险，包括再保险合同中，当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了基于最大诚信原则而派生的如实告知义务时，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那么，存款保险实践中，再保险人是否可以以此为由解除保险合同?作者认为，当存款保险人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或对违反义务情形的发生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时，应当赋予再保险人前述权利。但存款保险人可以通过再保险合同中的特约条款，排除此一权利的行使。因为在再保险合同采取临时再保险的情形下，合同条款是存款保险人与再保险人个别协商的结果。再者，再保险人作为专业的风险经营者，也并不像普通商业保险的消费者那样，因专业知识、经济实力的弱势而需要法律提供特殊保护。况且，存款再保险合同亦是自由协商，而非强制缔约的产物。

四、存款再保险人与存款保险人的冲突与协调

(一)基于存款再保险人对承保对象与风险的选择而诱发的冲突

对商业再保险人而言，其进入存款保险市场的终极目的无非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此类再保险人极有可能采取两种措施来控制承保风险，扩大预期利润:其一，再保险人拒绝承保部分其认为可能面临较高风险的银行，如此一来，存款保险人将难以把以此类银行为投保人的存款保险业务分出;其二，再保险人限定其承保的风险类型，仅愿承保那些损失发生水平相对稳定，或具有较高可预测性的风险。此时，存款保险人将无法为那些诸如主要面向基层或社区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如农村信用社;发放过多私人房屋贷款或小额贷款的银行;业务过于分散的银行;以及处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银行寻找到合适的再保险人。毕竟，准确评估这些机构的风险状况难度较大，所需成本也较高。而上述两种现象都可能严重影响到在存款保险中引入商业再保险人目的的实现。作者认为，当前一种现象发生时，存款保险人可以将此类银行认定为具有较高运营风险，因而需要密切关注的对象。因此，这种现象可看作是再保险机制所带来的市场约束功能的体现。而对风险状况难以查明的银行而言，其未获再保险人青睐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对于承保个别此类机构再保险业务的可期待利润而言，为此种机构风险定价的成本显得过高。作者认为，一方面，从长远角度分析，随着保险风险分析、定价新技术的发展，对上述银行风险察知的成本应当会被大幅削减，进而使其纳入可承保范围。另一方面，就现阶段而言，理论上，前述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有三，第一种是将所有投保银行按其风险程度高低分类，然后将不同风险程度等级的银行相互搭配，打包组合，要求再保险人必须同时承保前述纳入一个组合内的，属于不同等级的银行。但详加分析可见，这种方法在存款保险中并不适宜。因为引入再保险人的直接目的就是，希望再保险人能为存款保险人提供每个银行的具体定价信息。而采纳此种方式只能使存款保险人获取一个组合内多个银行的平均定价信息，恰恰有碍于前述目的的实现，也无法对经营不善的银行施加市场约束，发出风险警告提示。第二种方案是，在通过分散风险所获得收益的范围内，由存款保险人向再保险人提供从事风险评估的补贴或向其支付更多的再保险费，从而吸引再保险人承保那些无人问津的银行，但此种方式会扭曲再保险定价信息的准确性，因而也不可行。比较可行的方案是，通过扩充再保险人可获得承保业务的规模来抵消其风险察知的成本。即对于愿意承保此类银行的再保险人，可以一次性赋予其更多类似银行的再保险业务，或者适当提高再保险人在合同中所占的赔付比例(这意味着再保险人将获得更多的存款保险费)，甚至与其缔结更长期限的再保险合同。

除前述两种现象外，再保险人还可能更愿意承保大型银行，而对小型银行兴趣不大。这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toobigtofail)原则的存在。当大型银行发生危机时，政府通常会对其进行救助或采取过度监管容忍，以避免其破产倒闭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当再保险合同约定，再保险人不对存款保险人履行救助职能的费用承担保险责任，而仅以该机构的关闭、破产为保险事故时，再保险人的承保风险水平是非常低的。对此一问题，存款保险人原本只能通过在保险合同中规定，存款保险人救助职能的开展应被视为保险事故发生来予以避免。但如此一来，基于承担保险责任能力的考虑，许多再保险人会拒绝为此提供存款再保险服务。庆幸的是，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原则已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废弃，因而此一问题已经展现出解决的曙光⑤。

(二)基于存款保险人特定职责与地位而诱发的冲突

虽然各国存款保险人职责定位不同，但其大都肩负实现特定公共政策使命，这就使其与以营利为目的再保险人存在着显著的利益追求差异。再者，作为保险人，再保险人也会与作为被保险人的存款保险人发生潜在利益冲突。上述原因不仅会导致两者对同一银行风险定价的差异，阻碍存款保险人直接利用再保险定价信息，而且会扭曲银行的相对风险水平，为存款保险人通过相对风险定价方式利用再保险定价信息的努力平添障碍———这主要是因为存款保险人在履行其法定职责时，时常并非基于同一标准，而是基于银行资产规模与影响力大小，甚至存款保险人自身的倾向性而采取不同的措施所致。在存款保险实践中，这种相对风险扭曲现象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为依据“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原则，存款保险人会对大型银行提供更多的利益照顾，进而使其发生保险事故的概率相对较小;另一种则体现在存款保险人非基于相同标准而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对投保银行采取公共资金援助措施之时。#p#分页标题#e#

鉴于前一种情形上文已经探讨，因此，此处将更关注后一种相对风险扭曲现象的产生与矫正。存款保险人以公共资金援助方式承担保险责任分为两种情形，一为该行为符合最低成本原则;此时，如果存款保险人认为，在银行经营发生问题的早期需要对其立即提供资金援助，并据此要求再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比例承担部分援助费用时，如果再保险人予以拒绝，那么法院通常会支持存款保险人的前述诉求;另一种情形为此一措施的采用违反最低成本原则，但存款保险人认为，采取此种措施有助于防止系统性风险发生，或对保护存款人利益十分必要之时。如果被援助的银行财务状况可以因此得到改善，那么在事后，存款保险人可以要求银行返还前述费用。此时，存款保险人与再保险人之间的分歧可能仅仅出现在再保险人承担前述费用的时间上。真正复杂的情形是，当存款保险人基于政治压力或自身偏好而对银行提供不计成本的公共资金援助⑥，但未达到预期结果之时。此时，再保险人通常都会对存款保险人分摊费用的请求予以拒绝，存款保险人的前述分摊请求理论上也无法获得法院的支持，其只能独自负担援助费用。鉴于前述情形通常是再保险人事先难以预测的，况且，即便再保险人事先可以确定此类享受特殊照顾银行的大致范畴，但预测存款保险人采取措施的细节，对之进行定量分析，以确定其对保险费率估定的影响程度也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再保险人对此类银行所确定的保险费率将难以精确，导致该定价信息的客观性被扭曲。从理论上讲，强化存款保险人的独立性和正当履行职责的能力可能是最有效的，抵御前述扭曲现象的解决方法。但其取决于多种因素，并非可一蹴而就的事项⑦。好在公共资金援助可能造成的严重消极影响使得存款保险实践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排斥此种保险责任承担方式⑧，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减了此种信息客观性扭曲情形的发生概率。

除存款保险人不当积极履行职责行为导致的定价信息扭曲外，其怠于履行职责也可能导致前述后果。例如，存款保险人基于自身偏好可能不愿采取责令(或要求监管机关责令)特定银行更换管理层，或要求其直接停业清算。如同前文提及的不当公共资金援助一样，提升存款保险人的正当履行职责的能力可能是最有效的抵御前述扭曲现象的解决方法。此外，再保险人依据合同约定，在此种情形发生时行使解除权也将在相当程度上削减此种现象的不利影响。事实上，基于存款保险人特定职责与地位而诱发的其与再保险人之间的冲突，恰恰凸显了引入商业再保险人的必要性，它将有助于利用市场机制约束存款保险人对其法定职责的不当行使，并矫正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五、存款保险人对再保险费率信息的使用路径选择

在从再保险市场获取了定价信息后，存款保险人需要解决如何使用该信息的问题。然而，由于缺乏相关风险损失数据，以及支付必要初始投资，如市场调查费用，员工培训费用的缘故，在进入存款保险市场初期，再保险人实际确定的保险费率可能要高于其纯粹承保风险成本。再者，其所确定的保险费率也可能发生较大幅度波动。因此，基于上述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存款保险人可能需要有一定期间的等待，以待再保险人调整完善后再对该信息加以利用———或至少在立即使用上述信息之时，对其潜在影响进行甄别、剔除。一旦度过了此一初始适应期，则再保险人所提供的定价信息将渐趋客观、稳定，存款保险人将面临着以何种方式使用前述信息的路径选择问题。

第一种选择是存款保险人直接利用再保险定价信息，按照其所承担的责任比例计算出全额再保险费率，据此给投保银行确定应收保险费。此种方法实施的主要障碍是，再保险人的再保险成本并不完全等同于存款保险人的保险成本。再保险人是商人，其营业活动的开展以营利为终极目的，因此，其所收取的保险费中必然包含预期利润部分，而存款保险人的运营成本则通常不包括此项⑨。

其次，商业保险人的管理费用和成本概算与存款保险人不尽相同;再次，存款保险人需要承担预防系统性风险与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成本，而再保险人则无承担前项成本之责;最后，没有一个再保险人与存款保险人拥有相同的风险资产组合。而理论上，一个主体承担新风险所需负担的成本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主体的现行风险资产组合。由于每个主体的前述组合都不尽相同，因此，每个主体承担一种特定新风险的成本也不会等同。例如，拥有较多高风险资产组合的保险人可能比拥有较少风险组合资产的保险人，对一个特定新风险收取更多的保险费用。因此，上述成本差异的存在将使得存款保险人在通过直接风险定价方式利用再保险定价信息时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即该行为将最大化地实现市场的资源与风险效率配置功能［3］———由于再保险费率直接反映保险市场对每个银行的营运水平和风险状况的评价，因此，此一方式的采用将使风险资产更有效地分配给相应银行，使运营状况较佳的银行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但问题在于，许多国家引进再保险的首要目的是希望分散存款保险人的风险，减轻纳税人不必要的负担。而若采用此一方式，那么一旦市场再保险费率水准低于存款保险人的承保成本，则存款保险人必须向政府公共资金寻求帮助，以填补因此造成的存款保险基金的亏损。显然，存款保险人以此种方式利用再保险定价信息可能不利于其引入再保险机制主要目的的实现。

在使用相对风险定价方式时，存款保险人可以根据自身承保成本与再保险人承保成本之间的差异，对保险费率进行调整。不管该差异是源自于两者的内部结构性差异，如管理费用、成本构成，抑或是源自外部保险市场结构差异，如再保险合同保险期间的不同。但此时定价信息能否得到有效利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存款保险人能否合理设计保险费率调整因素，并能有效去除不同再保险人对存款保险人行为合理预期能力差异所反映出的各自成本差异，而这并非易事。

篇9

一、对我国部分积累制财务机制的利弊分析

1992年我国对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建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养老保险财务运转上力求做到“以支定收，略有节余，留有部分积累”，即部分积累的财务机制，以期既不过分加重目前企业和国家的负担，又适当减轻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以上海市为例，新型的部分积累财务机制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实行个人缴费。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按本人工资的3%缴纳养老保险费，以后随经济发展和工资增长，逐步提高个人缴费的比例，最高达到8%，占个人帐户保险费的50%；个体工商户及其帮工、自由职业者等非工薪收入者，个人缴费为工资的8%，单位（业主）缴费的10%，除2%进入社会统筹基金外，其余都进入个人帐户。

2、单位缴费

单位缴纳养老保险费，以同期本单位职工人缴费工资之和的20%按月缴纳。

3、建立个人帐户。

每个职工都有一个终生不变的养老保险帐户，记入个人帐户的养老金包括：（1）职工按个人缴费工资3%缴纳的养老保险费；（2）按职工个人缴费工资8%从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中划入的部分；（3）按本市职工上年月平均工资5%从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中划入的部分。这一比例将会随职工缴费比例的上升而最终降为零。

4、建立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

单位缴纳的基金养老费记入职工个人帐户后的余额部分，即为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

由此不难看出，这种改革的着眼点在于，一是让职工负担部分保险费，以减轻企业部分负担和增加个人责任感；二是建立职工个人退休金帐户，并将企业与个人缴费的大部分积累于个人帐户，以期解决现收现付制度与人口老龄化的矛盾。问题在于，这种筹资模式是否能达到适当积累的目的。

按照设想，新制度下社会统筹基金的用途有三项：一是补偿旧制度下政府社会保险的债务，即代际转移支付；二是用于新制度下同代人之间的再分配，以体现新制度的公平性；三是用作新旧制度下退休金水平的调整基金。然而，从统筹基金的收缴来源看，在职职工工资5%的统筹基金与业已存在的退休金之间就已存在着巨大缺口。如1993年，新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部统筹基金假设全部收齐，也只是当年退休金的1/4。又如，1996年陕西省共收缴养老保险资金13.94亿元，统筹资金不足1亿元，而陕西省当年支付养老金的数额为12.30亿元。社会统筹基金尚且不能完成规定给它的基本的任务，就更不用谈实现其它的功能了。由于统筹基金不能完成补偿退休职工的退休金的任务，在职职工个人帐户上的基金就被直接用于发放退休金了，在仍然收不抵支的情况下，由于我们的费率收缴原则为“以支定收，略有节余”，因而费率被一再提高，使得企业和个人的负担成了一个无底洞。有些老工业基地企业的养老负担已达工资总额的26%，甚至更高。

由于统筹基金与旧制度的债务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于是现收的记入个人帐户的资金就被用作退休金支出去了，新建立起来的制度实质上是一个现收现付的制度，基金只是帐面上的基金。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并没有改变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财务机制的现收现付的性质，它既没有减轻企业的负担，也没有、也不可能为人口老龄化作很充分的准备。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实施的部分积累财务机制在实际运用中，弊大于利。

二、部分积累制理论探析

从我国养老保险资金筹集模式以及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帐户基金的用途看，我们不难看出，我国部分积累制的财务机制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在原有现收现付机制的基础上，确定一个阶段稳定、定期调整的资金筹集比例，使之能够在满足当年保险金支付需要的前提是：有一定数额的结余作为积累；（2）在社会保险总体计划中，根据不同的保障目标，并行存在以基金制为基础的个人退休基金帐户和现收现付制。即，一方面对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养老保险实行完全的基金积累；另一方面，对已退休的和尚未达到基本退休收入保障水平的保障群体，通过现收现付以实现收入的再分配。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模式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与不足。长期运行下去，还会对经济产生许多负面影响。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去准确地理解部分积累财务机制的理论内涵。

笔者认为，养老保险财务机制的建立总是和养老保险的目标模式有着密切联系的，同时也是建立在原有财务机制的基础之上的。对于部分积累制财务机制的研究，我们应当将其纳入养老保险制度的整体目标模式，结合原有财务机制的特征及优缺点，通盘考虑。

现收现付制是指通过以支定收，使养老保险收入与支出在年度内大体平衡的财务机制，现收现付制的优点在于（1）可保证保险金给付的及时性；（2）有助于实行保险金随物价或收入波动而调整的指数调节机制，从而有助于处置通货膨胀风险，保障退休金的实际货币人价值；（3）通过收入调节与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体现养老保险的共济性和福利性。它的缺点在于，由于完全没有储蓄积累，因而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生产性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重严重失调，抚养系数增大，使得现收现付制的收支平衡已难以实现并使其面临严重的财务困境。

基金积累制是根据以后可能和必然发生的养老问题所需的资金需要，预先提取并进行储存积累，在实际需要支出时再行支付的一种“量入为出”的理财方式。基金积累制有助于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通过预提积累保险基金将劳动者本人劳动阶段的部分收入转化为退休时期的养老保险金，并通过基金的积累增值，为劳动者提供较为可靠的退休收入保障。但基金积累制的缺点在于：（1）防御通货膨胀的能力较弱，基金贬值严重，风险性大；（2）缺乏社会互，不能照顾某些社会成员；（3）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化的难度大，积累负担过重；（4）积累制对金融市场的规范程度要求很高，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做到的。

正是由于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财务机制都有着各自显著的优越性和难以克服的缺陷，因此有人主张将二者结合起来，构建一种新型的财务机制，既可将两种财务机制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又能尽量避免两者的缺点。正是在这一思路下，我国提出了部分积累的概念。理想的部分积累制应当是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财务机制的有机结合。

近年来，多层次养老保险的理论和实践在我国养老保险改革中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而在国际上，多层次养老保险的理论也受到了普遍重视，被认为是为解决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养老保险问题而提出的颇具战略意义的政策思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规范的多层次养老保险的目标模式分为三层。第一层次是政府举办的基本养老保险，由政府和社会保险机构举办，强制执行，属于社会保险范畴，构成最低养老保障的社会安全网，替代率为社会平均工资的25%。第二层次是企业的义务性补充养老保险，采用个人帐户储存积累筹资模式。政府鼓励、企业自行决策建立，或通过立法强制实施。基金营运管理进入市场化，由劳资双方代表组成基金会、理事会，通过招投标的形式委托商业性保险、信托、投资金融机构营运管理基金。国家给予税收等各项政策的优惠。它强调与就业相关联和提供补充退休收入保障，作为国家基本养老保险计划的补充，发挥重要作用。这一层次的替代率约在50—60%之间。第三层次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计划，由商业保险公司举办，个人自愿投保，旨在适当提高老年生活的质量。

可以看出，在养老保险的目标模式中，第一层次的养老保险由政府或公共机构举办，属于社会保险范畴。笔者认为，这一层次的养老保险应由国家根据当年养老保险支出的需要筹措资金，“量出为入”，“收支定收”，即采取现收现付的财务机制。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将现收现付财务机制下保证保险金给付的及时性、有助于实行指数调节机制、体现社会公平等优越性完全体现出来，另一方面，由于这一层次的养老保障水平维持在职工工资水平的25%，从而可以避免现收现付制下收支不平衡的财务困境。而且，由国家筹措发放工资水平25%的养老金，还可以使参加保险的职工体会到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提高缴纳保险基金的积极性。第二层次的养老保险属于商业保险范畴，是职工养老保险的主体，可采用基金积累的财务机制，由企业和职工共同缴纳资金，建立职工个人帐户。这一层次的养老保险，采取以企业为单位组建基金理事会，基金营运管理由各基金会委托商业性保险、信托、投资金融机构进行，因而可以分散资金流量，提高防御通货膨胀的能力，将完全积累模式下存在的风险性降至最低，有利于抵御和渡过老龄化高峰期的支付困难。而且，以企业为单位为职工预提积累保险基金，既可为职工提供较为可靠的退休收入保障，也可减轻政府的社会保障负担，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保障社会稳定。第三层次的养老保险可采取自愿原则，由个人向商业保险机构投保，为将来养老储蓄资金。

笔者认为，这种根据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下不同层次保障水平的任务和性质，分别以企业和国家为保障主体，根据不同的保障目标和保障水平，并行存在以基金制为基础的个人退休基金帐户和现收现付制的财务机制，应是部分积累制财务机制的理想模式。

三、比较与借鉴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积极意义在于平衡了企业间退休费用负担畸轻畸重的矛盾，有利于新老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公平市场竞争，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建立社会统筹，则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得寿命长的和收入低的职工的老年生活得到保障。但就解决未来人口老龄化危机，预筹积累养老金方面，则存在着严重不足。在实际运用中，我国养老保险财务机制仍然没有摆脱现收现付框架的束缚。改革后的养老保险制度虽然建立了个人帐户基金，但“以支定收，略有节余”的收缴原则为各地在确定费率时开了一扇具有弹性的门，使得各地在确定费率时考虑更多的仍然是当年财务收支的平衡，以求不过分增加政府和企业的负担。这样，新建立起业的制度实质上还是一个现收现付的制度，基金只是帐面上的基金。

但我国直接向部分积累财务机制的目标模式过渡，条件还不成熟。这是由于我国近期目标的第一层次的基本养老保险仍然过于庞大，费率负担和替代率都比较高，实际上相当于国外第一和第二层次的养老保险，这样留给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补充性养老保险的空间就很小，因而很难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国家和企业包得过多以及行政方式管理基金等弊病，阻碍了企业和职工建立个人帐户储存积累养老金的积极性，也不能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基金的有效增值，从而达到减轻费率负担和增加保障水平的根本目的，同时也抑制了我国保险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发展。而将历史沿袭下来的基金养老保险高替代率，从目前的85%调整到25%，则需要一个长期过渡的时间和平滑过渡的措施，是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另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也不可能使我国全面建立基金会形式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

虽然直接实施国际上通行的三层次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以及相应的财务机制，困难重重，但它毕竟为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所采取的每一步措施，都应当是有利于向这一目标模式转化的。因此，我们应当积累探索财务机制目标模式的运行机制，找出差距，采取步骤，逐步向目标模式转化。

首先，在目标模式中，政府承担了第一层次的养老保障任务，保证这一层次的资金筹集。我国在实践中往往以保险金成本列支、税收优惠、资金不足时给予补助等形式承担一部分费用，常常无法使个人体会到国家所尽的责任。在我国的养老保险模式中，政府应提供基本养老金的一定比例或一个绝对数额。

篇10

一、工伤保险的概念及产生的原因

（一）工伤保险的概念

工伤保险又称职业伤害保险，是指劳动者在工作中或在法定的特殊情况下发生意外事故，或因职业性有害因素危害而负伤（或患职业病），对劳动者本人或供养亲属给予物质帮助和经济补偿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1]

（二）工伤保险产生的原因

工伤保险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弥补侵权责任的不足，工伤保险属于社会保险的范畴，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劳动者可以向工伤保险机构提出给付工伤保险金，工伤保险机构一般能够及时给付。这样就避免了因侵权责任不足带来的问题。同时，侵权责任也对工伤保险做出了补充，在工伤保险机构因各种原因不能正常运作时，劳动者依然可以通过侵权之诉获得赔偿。由此可见，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责任之间并不矛盾，两者之间的相互协调反而更能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二、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责任竞合的适用模式选择及评述

（一）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责任适用的四种模式

世界范围内，处理工伤保险与侵权民事赔偿竞合问题的适用模式大体有四种。第一种是替代模式；第二种是兼得模式；第三种是选择模式；第四种是补充模式。

（二）对四种模式的评述

在第三人造成的工伤事故中，替代模式显然不合理，虽然在这种模式下劳动者避免了冗长的诉讼程序，在节约了司法资源的同时，使劳动者能够迅速的得到补偿，但是这也相当于免除了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侵权人没有因为自身的侵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反而责任被免除，这减轻了侵权行为人的违法成本，并且变相剥夺了劳动者获取赔偿的权利，使得受害劳动者的正当权益没有得到恰当的保护，这有悖于法理，也不符合社会伦理。同样，兼得模式也同样不合理，该模式使得受害人可以同时获得工伤保险和侵权责任的双重利益，虽然劳动者的权益可以在这种模式下获得最大限度的保障，但是这违背了“受害人不应因遭受侵害获得意外收益”的民法原则，同时由于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范畴，应当以补偿性为原则，不能获得额外的利益，否则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社会保险的发展，也容易导致社会道德失衡。选择模式的存在赋予了劳动者自由选择的权利，充分尊重了劳动者的选择权，但是由于劳动者作为弱势一方的这一缺陷，其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选择了工伤保险，可能其权益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选择侵权诉讼又会耽误太多的时间，并且一旦做出选择，也就意味着排除了另一种请求，使得其权益不能得到合理的满足。最后一种补充模式，一方面避免了劳动者获得双重利益，另一方面也让侵权人承担了部分责任，同时劳动者的权益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是，也应该看到补充模式中大部分责任还是由工伤保险来承担，而侵权人往往只承担一部分责任，这使得侵权人的违法成本降低，不利于对其违法行为的惩治，达不到预防和惩治的效果。

（三）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责任关系的模式选择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四种模式各有利弊。笔者认为，工伤保险的保险人在给付受害人保险待遇后，应享有向加害人求偿的请求权，同时应当将其与补充模式相结合。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先由社会保险机构迅速做出补偿，发挥其及时有效的社会接济功能，帮助受害劳动者度过难关，而后由受害人向侵权行为人在未获补偿的范围内做出补充赔偿的请求，最后再由社会保险机构向侵权行为人求偿。首先，在工伤事故发生后，社会保险机构应当充分发挥其优点，及时救助劳动者，但是由于工伤事故是由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的，不能因工伤保险的存在而豁免第三人的责任，第三人才应当是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最终责任人，因此保险机构在就享有向第三人追偿的权利，社会保险机构的存在是为了及时的保障劳动者的权益而并不是为侵权人的行为买单。同时，正是因为社会保险机构的保险性质，其付出的保险金额是有限的不能满足劳动者的所有损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而导致劳动者的权益不能得到完全的保护，就需要赋予劳动者在其未获得保险机构补偿的范围内向侵权行为人索赔的权利。

三、对完善我国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责任关系问题的思考

（一)完善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责任关系的适用模式

正如前文所述，工伤保险的保险人在给付受害人保险待遇后，应享有向加害人求偿的请求权，同时赋予劳动者在其未获得保险机构补偿的范围内向侵权行为人索赔的权利。

（二）确定工伤保险责任优先原则

工伤保险责任优先原则，是指发生了工伤事故，用人单位参加了工伤统筹的，应当先向保险人要求赔偿。[2]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在工伤事故发生后，保险机构应当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及时救济劳动者，如果只有在第三人无力赔偿时保险机构才赔付，势必造成劳动者不能及时获得救助，同时也不符合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功能。因此，笔者认为在确定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责任关系的适用模式后，应当以工伤保险责任优先。在保险机构承担保险责任后，其就拥有向侵权第三人追偿的权利，正如前文所述，工伤保险的追偿问题与一般商业保险不同，因此不适用商业保险中人身保险的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得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这一规定。所以，保险人对工伤保险负有先赔付的义务，在其履行赔付义务后其有权向侵权第三人追偿。

（三）确定以补充模式为辅助的原则

在某些工伤事故中，保险人赔付的保险金额不一定能够全部补偿劳动者的损失，为了避免劳动者的损失不能得到完全的赔付，同时也为了避免侵权第三人因工伤保险的存在而逃避部分侵权责任，因此应当赋予劳动者在工伤保险未获得赔付的损失范围内向第三人追偿的权利。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责任的关系虽然存在竞合并不矛盾，工伤保险是劳动者与社会保险机构工伤保险关系，第三人侵权责任是劳动者与侵权人之间的损害赔偿关系，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的规定，是允许劳动者向第三人请求赔偿的。但是该赔偿范围不能超出劳动者全部损失的范围，否则对劳动者的保护就过于宽泛，也会造成对社会资源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