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纤维市场规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化学纤维市场规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再满足于对纤维纺织品的一般性需求，又提出了卫生保健、舒适等性能的要求。高性能、多功能的纤维纺织品不断涌现，直接冲击着普通化纤市场。

棉逸：仿棉更超棉

我国纺织化纤工业正处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新阶段，而棉花缺口问题已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难题。为缓解棉花等天然纤维的不足，进一步研发新一代高仿真差别化功能化纤维，推进纺织新型高附加值、超仿真织物面料系列产品创新发展，是“十二五”期间纺织化纤共同推进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2012年，我国化纤产量3，792万吨，其中涤纶产量3，057万吨，约占化纤总量的80%，占世界涤纶总量的70%以上。其发展速度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生产品种，远远大于其他合成材料和合成纤维。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化纤聚酯生产大国，涤纶也成为缓解棉毛丝麻等天然纤维不足的主体品种。

2011年，化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承担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超仿棉合成纤维及其纺织品产业技术开发”项目，旨在提升我国聚酯行业技术水品，实现多功能、高品质、低能耗、低排放的新一代聚酯（仿棉）纤维大规模市场应用，项目聚集了聚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7家共同攻关。

东华大学材料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华平表示，“超仿棉”不仅在纤维表面形态和面料风格上追求接近棉织物，重点是面料制品性能功能上超棉仿棉，尤其是与内衣和休闲运动服装密切相关的动态热湿舒适性能。

他指出，“超仿棉”不是具体某一个产品，而是聚酯一个功能化差别化方向；“超仿棉”也不是简单的取代棉，而是结合市场发展的新型产品。

未来，联盟将以宣传推广“逸绵”纤维产品，推动“逸绵”纤维及其纺织品的市场规模应用、打造可信赖的市场品牌、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为目标，一方面强化新一代仿棉纤维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的方向，提升纺织品的舒适性、安全性、外观风格；另一方面，加强标准制定、质量监督认证、舒适性评价等工作，保障新产品市场推广的科学规范化、品牌化，消除消费者的心理障碍，引导消费者理念的转变。阻燃纤维：或成市场热点

阻燃聚酯纤维是一种典型的防护纤维，广泛应用于服装、家纺和产业用纺织品中，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随着人们对火灾危害性认知程度的提高和安全意识的加强，阻燃产品的开发力度不断加大，阻燃聚酯纤维及其制品已成为我国纺织品市场的一个新热点，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在阻燃聚酯的基础上，开发耐久高效、多功能复合阻燃纤维及纺织品是当今阻燃功能纤维及纺织品的发展新趋势，兼具阻燃、抗菌、防螨等健康防护功能的多功能纺织品在航空、高铁等新兴领域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目前，大部分具有抗菌功能纤维的制备都是采用纤维改性或后整理的方法，其目的就是引人各类具有抗菌活性的基团及物质。所使用的抗菌材料和抗菌整理剂可分为无机抗菌材料、天然生物抗菌材料和有机抗菌材料等类型。

目前，阻燃聚酯纤维已成为市场的热点，而具有阻燃性能的多功能聚酯纤维更为市场所需求。将普通聚酯特殊功能化、多功能一体化，有助于提高化纤产品的附加值，增强化纤企业的竞争力。

再生化纤：变“废物”为“油田”

随着聚酯消费量的不断增长和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高效化、无害化、密闭化、再循环、高值化回收利用纺织品及废聚酯瓶成为行业发展的一大课题。我国聚酯瓶片年存量已经近400万吨，废旧纺织品年存量已达2，300万吨，其中化纤占年存量的70%。而再生纤维的生产正是把“废物”转换成为纺织基本原料，使“废物”成了我国陆地上新的“油田”。

2012年再生化学纤维产能830万吨，产量530万吨。由于服装出口下降，使用废旧衣物原料国内有15-20%下降，估算布泡料使用量80万吨，进口整瓶/瓶片205万吨（毛片按10%12%，整瓶20%-22%折净瓶片170万吨），废丝僵料泡料25万吨，国内饮料瓶回收量2807/吨。

北京服装学院王锐表示，在再生纤维领域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近年来，国内发展也比较快。随着我国对于该领域的重视程度逐渐加强，在该领域的投入逐年加大，我国再生纤维总体质量与国外差距已经不大。我国与国外再生纤维领域的差距主要体现在设备上。

根据国情及行业发展规划，再生纤维的技术发展方向是，通过研究废旧纺织品、部分可纺丝塑料的智能识别及高效分离技术与装备，研发高效废旧塑料分拣技术，提高废旧纺织品的回收再生循环比例；通过开发废旧纺织品的分类与预处理技术、资源化技术，减少排放，节约资源，提高产品品质，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大力开发差别化、功能化再生纤维及其制品生产技术，拓展领域，并通过大力宣传提升消费者的认知，倡导健康绿色的消费理念。

王锐认为，我国再生纤维行业发展前景广阔。预计到2020年，中国再生聚酯产业将发展成为以差别化、功能化产品为主导、产业链完善、企业设备先进、产业布局合理、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产业集群，产业创新体系较为完善，产业特色和比较优势更加突出，成为中国传统产业改造和国内循环经济发展的典型示范产业。

生物质纤维：未来竞争力的提升点

中国是一个缺油的国家，按照现有产业规划，如果今后国内化纤工业增长所依赖的基础化工原料依然依靠进口原油加工来支持，那么行业发展难以摆脱受制于人、大起大落的困局。丰富的生物质资源是绿色化工原料的未来出路，越来越多的化工产品可通过生物质资源得到。

发展生物质纤维是化学纤维工业实现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需要。纺织工业由于其规模和涉及的范围较大，是温室气体排放较大的行业之一。化学纤维制造业消耗大量的能源，被认为属于高碳行业，因此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和低碳经济的需要。在世界能源危机和倡导低碳经济的背景下，积极发展生物质纤维对实现低碳经济和节能减排，对农副产品深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均具有深远意义。为化学纤维工业培育新兴产业、催生新的增长点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契机，必将成为引领化纤工业发展的新潮流。

篇2

内容摘要:本文采用行业平均集中率指标和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分析长三角制造业平均集中率和空间集中度,然后以制造业二位数分类行业集中分析两省(浙江、江苏)一市(上海)产业转移情况,研究发现,在产业转移方面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发生了明显的空间调整和转移,上海通过转移出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吸收资本密集型、港口型、都市信息型等少数产业,降低了其在区域内总制造业的份额;浙江稳步吸收上海与江苏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从而增加了制造业份额;江苏通过吸收和释放制造业基本保持平稳和缓慢略微的增长。

关键词:长三角 产业转移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产业转移概述

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分析,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促进区域间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从新空间经济学角度分析,产业转移是空间结构自组织动态演化的一个关键环节,是中心区域扩散过程的表现。

判断两地之间发生了产业转移最基本的条件是两地区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其主要纽带是产品和要素的流动。在这里,笔者并没有把直接投资作为判断产业区域转移的条件,也就是说,即便在两地区间没有发生可以观察到的直接投资,依旧可以认为两地间发生了产业转移,只要有了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有了相对密集的产品和要素的流动,产业区域转移就有可能发生。

此外,还可以将产业区域转移的判断条件进一步放宽。假设L产业是A地的相对优势产业、B地的相对劣势产业,但在经过一段时期后,尽管A地依旧维持着L产业的相对优势,但A、B两地之间在L产业上的优势差距已经大为缩小,也就是说,出现了A地L产业的区域竞争优势弱化,B地L产业的区域竞争优势强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依旧可以判断在A、B之间发生了产业区域转移。这种观点是本文研究的立足点。

长三角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测度

(一)长三角制造业产业集聚

本文使用产业平均集中率指标对长三角制造业产业集聚的情况做实证研究,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平均集中率指标:

Vi=∑k(Vik)/K,其中,Vik=Eik/∑kEik

上式中,Eik为地区i行业k的工业总产值,Vik为地区i、行业k的产业集中率,Vi为地区i的产业平均集中率,直接衡量该地区所有产业的平均占有率,其范围在0-1之间。

笔者根据上海、浙江、江苏历年统计年鉴计算了长三角内部各省市的制造业平均集中率变化情况。从变化情况中可以得出:江苏相对于其它两省市来说,仍然拥有短期内不可动摇的制造业优势,不过这一优势已呈非常缓慢的缩小趋势;浙江省的制造业平均集中率呈稳步上升趋势,从1998年的0.250上升到2007年的0.341;上海却从1998年的0.305下降到期末的0.220,上海以制造业占主体的格局慢慢转向以其他产业为主体的产业格局,而劳动密集型、一般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行业将向周边地区转移,上海自身只保留部分技术资本密集型、港口型、都市信息型的极少数制造业行业。

本文进一步从制造业各行业角度分析产业的变化和专业化情况。用赫芬达尔一赫希曼指数(HHI)来揭示各行业的空间集中程度变化。它是指一个行业中各市场竞争主体所占行业总收入或总资产百分比的平方和,用来计量市场份额的变化,即市场中厂商规模的离散度:

HHI=∑i=1(Xi/X)2,其中,X表示市场的总规模,Xi表示i企业的规模。

根据上海、浙江、江苏历年统计年鉴计算了长三角内部各行业赫芬达尔指数变化情况(见表1)。结果表明,28个制造业行业中的20个行业的产业集中度上升。因此,随着长三角内产业体系的增强,产业的集中趋势是主流。在表1的总共28个行业中,只有少数行业发生了扩散。其中赫芬达尔指数下降的行业是烟草加工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其中烟草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集中度下降的幅度较大,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平均从0.39下降到0.33-0.36的范围,这就意味着从原先市场份额占有度较高的省市向周边省市扩散。

如果再结合各行业的最高市场份额看,发现这些行业的市场份额最高省市或者发生份额明显下降,或者所属省市发生变化,如上海市的烟草制品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市场份额分别从1998年的0.477、0.499下降到2007年的0.372、0.431,江苏省的专用设备制造业从1998年的0.523下降到0.479,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最高市场份额省市索性从上海转为江苏。透过这些行业市场集中度下降,发现一个明显的特征:这些行业要么是地方政府垄断型,或者是资本密集型行业。

(二)长三角制造业的空间转移

笔者认为产业优势的变化和产业集聚导致了长三角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长三角地区内部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以产业转移为载体的“集聚一扩散”演化过程,表现在以上海为核心的中心区域的向外扩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就开始显现出向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过渡的经济发展特征,表现在三次产业的构成中,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由于上海和浙江之间在空间距离上互为邻域,经济联系紧密,上海和浙江在制造业的诸多产业领域方面表现为这种先后继起的“雁型发展”形态。

本文对1998-2007年期间制造业二位数行业在长三角各省市之间分布做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至少以下行业发生了比较明显的产业转移:饮料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革、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纤维制品业、橡胶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轴加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其路径如下:

1.从上海直接转移进入浙江省的行业只有家具制造业,1998年上海在该行业的市场份额为0.370,而2007年浙江在该行业的市场份额为0.563,这一结果似乎出于一般学者的意料。因为按照一般学者的研究,浙江应该主动承接大量上海转移过来的制造业,但实证表明只有家具制造业。

2.从上海间接转移进入浙江的行业有木材加工及木、竹、藤、革、制品业和橡胶制造业,这两个行业先由上海转入江苏,再由江苏转入浙江。以木材加工及木、竹、藤、革、制品业为例,从上海1998年的0.425转移成江苏2002年的0.452,再转移到浙江2007年的0.464。

3.从上海转移进入江苏省的制造业行业有:医药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其中,上海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市场份额1998年为0.559,转移成江苏2007年的0.583;上海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业的市场份额1998年为0.405,转移成江苏2007年的0.422。

4.从江苏转移进上海的行业只有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这跟本文对长三角产业转移的趋势判断也是一致的。江苏在该行业的市场份额从1998年的0.397转移成上海2007年的0.432。

5.由江苏省转移进入浙江省的产业有:饮料制造业、纺织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品业、化学纤维制品业、塑料制品业、化学纤维制品业。浙江承接了大量由江苏转移过来的产业。其中,在饮料制造业从江苏1998年的0.392转移成浙江2007年的0.422;在纺织业从江苏1998年的0.528转移成浙江2007年的0.533。

从上述产业跨省市转移的过程中可以看出,首先,浙江省在1998-2007年没有将产业转移到上海或江苏省。它只有吸纳上海或江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说明浙江一旦获得某一产业的竞争优势,它就具有根植性。其次,江苏省呈现出既有转移出去、又有吸纳入内的双向动态过程,医药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吸收的行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等,而转移出去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港口型的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最后,从上海角度讲,一般转移出去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家具制造业、饮料制造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橡胶制品业,吸纳的是资本密集型、港口型工业。

从总体制造业份额来看,上海市的制造业份额是下降的,从1987年的0.313下降到2007年的0.188;而浙江省的制造业总份额相应得到提高,从1987年的0.249上升到2007年的0.3368;相应地,江苏省的制造业进出相抵,总份额保持在0.44左右,2007年略微有所上升达到0.474,主要是承接了上海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结论

综上所述,制造业在长三角内部各省市的转移呈现以下特征:上海正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江浙两省,而上海恰恰吸收的是港口型和都市型工业,如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浙江尽管在目前阶段其制造业优势远远弱于江苏省,但是它通过“只进不出”的方式,正在增强其制造业总体市场份额;江苏省目前还维持着制造业的强劲优势,表现为它在多数行业维持着市场份额最高的龙头地位。

总之,从趋势上看,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增强,正逐渐改变着各省市的产业分布。就上海来说,越来越专业化于其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港口型、都市型的少数行业生产,而浙江则基本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江苏目前还凭借着强大的市场规模优势暂时维持着诸多行业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空间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刘满平.生产要素禀赋所导致的产业转移[J].中国工业经济,2004(12)

篇3

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natural dyes. The application of natural dyes was introduced by the view of classification, extraction methods, dyeing methods and performance. The prospect of natural dyes was also forecasted.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崇尚自然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人们对自身健康和保健等方面的关注意识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出于对环境保护的需要，开发天然资源更加迫切。随着人们生态环保意识的提高，在日益注重环保、生态染整加工的发展趋势下，天然染料的开发与应用必然取得不断发展。

天然色素来源广泛，使其日益成为新型染料开发和来源的重点。天然染料的研究主要包括提取工艺、染色性能及上染机理等方面。国际上对天然染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亚洲，特别是韩国、日本等。关于天然染料的研究已经成为作为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计划的一部分，即联合国发展方案（UNDP）。虽然我国应用天然植物染色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在合成染料代替天然染料以后，除一些少数民族仍然采用植物染料生产手工艺品外，对天然染料进行系统开发和利用的研究很少。直到21世纪初，随着天然染料在国际上的兴起，国内对天然染料染色的研究报道才日益增多。

1 天然染料的结构特点与分类

天然染料大体分为 3 类：植物染料、矿物染料和动物染料。矿物染料一般难溶于水，主要成分为金属氧化物及金属盐，通常作为颜料来使用，只有少部分可作为染料使用。而植物及动物色素，大部分具有亲水性因此大部分可作为染料使用，动物染料的种类较少，主要有虫胶、胭脂虫红等几种由昆虫产生的色素，植物色素是构成天然染料的主体，种类众多，在《染料植物谱》中记载有三百余种之多。天然植物色素主要从植物的根、茎、叶、花、果中提取，植物色素色泽柔和且兼具一定的杀虫杀菌及药理保健功能，在染色过程中，其药物功能性成分与色素一起被织物吸收，可以实现染色和整理一浴进行，缩短了染整加工流程，经功能性植物染料着色的织物附加价值大大提高，而且安全环保，具有良好的环境相容性和生物可降解性，对节能减排、实现清洁染整和生态纺织品的加工具有重要意义。

天然植物色素根据其溶解性、化学结构的差别大体可分为如下几类。

1.1 按溶解度划分

植物染料根据其溶解度的差异，一般可分为 3 类，即水溶型、醇溶型和油溶型。水溶型染料是指在水中及乙醇水溶液中有较大溶解度，在无水乙醇中溶解度较低，在石油醚中不溶的色素。油溶型色素是指在石油醚、二氯甲烷等有机溶剂溶解度较大，不溶于水且难溶于乙醇、丙酮等极性溶剂的色素。醇溶型色素的溶解性能则介于上述两种色素之间，即指在石油醚中难溶，无水乙醇中易溶的色素。

1.2 按化学结构划分

天然植物染料的化学结构与其化学性质紧密相关，而化学性质决定了色素的染色性能。根据化学结构，天然染料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类胡萝卜素型、黄酮型、蒽醌型、萘醌型、苯并吡喃型、单宁型、生物碱型、靛型。

2 天然染料的提取方法

2.1 超声波提取法

该方法是利用超声波来提高色素萃取率的一种新技术。植物的有效成分在超声波的空化作用下加速溶出，这种提取方法的优点是温度较低，提取时间较短，收率较高。孙向阳等研究表明采用超声波法提取五倍子天然染料最佳工艺条件为：料液比1∶40，时间120 min，pH值 5，温度90 ℃。

2.2 离子沉淀法

离子沉淀法是利用天然染料在中性或碱性条件下可以跟Al3+、Zn2+、Ag+、Ca2+、Hg2+等离子产生络合沉淀，从而与其它成分分离，然后经酸溶，再用有机溶剂萃取。其中，复合沉淀剂的使用较受欢迎。贺志鹏等研究发现经热水浸提后，采用离子沉淀法提取茶色素的最佳工艺条件：料液比1∶40，时间35 min，温度95 ℃。

此外还有超临界CO2萃取法、有机溶剂提取法等。

3 天然染料的染色方法

大部分植物染料在水中的溶解度较低，对天然纤维如棉、毛、丝等的亲和力较低。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一般借助天然色素中的配位络合基团进行媒染染色，以提高上染率及染色牢度。古代采用的媒染剂包括灰汁、石灰、泥等，当今人们主要使用明矾、醋酸铁、清石灰、氯化亚锡、氯化锡、锡酸钠、硫酸铜、重铬酸钾、氯化铬等化学合成试剂。某些植物染料使用不同的金属盐媒染时，其颜色亦会发生变化。有的天然色素，如黄柏、黄连等类似碱性染料，水溶性很好，色素在染液中能够直接吸附在纤维上，则无需媒染。

天然色素传统的染色方法包括有直接染色法、预媒染色法、同媒染色法、后媒染色法、交替媒染法以及预媒染色与后媒染色复合法等。直接染色法就是利用染料直接上染织物；预媒染色法则是先经媒染剂处理后再进行染色；后媒染色法是先染色后再以媒染剂处理；同媒法是将色素及媒染剂同时加入染浴进行染色；交替媒染法是用混合型媒染剂制备的媒染浴进行染色；预媒染色与后媒染色复合法是被染物先用一种媒染剂预处理，染色后再用另一种媒染剂进行处理的方法。

4 国内外研究进展

4.1 印度对天然染料的研究情况

在应用领域中，印度的科研人员曾尝试以天然染料上染化学纤维，研究了其对涤纶、腈纶以及丙纶的染色性能及其上染机理。

在染色技术方面，研究了用植物染料以微波和超声波技术上染棉织物，结果表明微波方法和超声波方法均能明显提高染色牢度。在染色方法方面，研究了混合天然染料对真丝织物的上染，使用不同混合比的 3 种植物染料对织物上染后发现，在不影响染色织物的汗渍及耐晒牢度时，织物的耐洗色牢度有较大提高，其余各项牢度亦达到较好水平。

在动物染料方面，印度的科研人员对虫胶的染色性能进行了大量研究，不仅研究了虫胶色素对真丝及羊毛织物的染色性能，也研究了虫胶上染棉织物的性能。试验中研究人员以脱乙酰基的甲壳质对棉纤维进行阳离子化预处理，提高虫胶色素的上染率，染色后织物具有较好耐晒牢度，良好的摩擦及汗渍牢度，但其耐洗牢度较差，而通过使用DMDHEU交联，或使用媒染剂处理可明显改善耐洗牢度。

在媒染剂的研究方面，印度的科研人员研究开发出了代替金属盐媒染剂的天然媒染剂，比如樱桃李、石榴皮、单宁酸、酒石酸、番石榴等，且最近有人发现，香蕉花瓣水的萃取物也可以在染色中起到媒染作用。

在媒染工艺的研究方面，印度的科研人员曾尝试用混合型天然媒染剂对织物进行媒染，实验发现在使用混合型媒染剂时各媒染剂间可产生协同效应，与无媒染剂或单一媒染剂媒染的织物相比，混合型媒染剂媒染织物的得色量及色牢度有显著提高，此后科研人员又对由明矾及天然媒染剂组成的混合型媒染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同其它金属盐相比，铝盐的毒性较低，更适合于用于天然染料的媒染染色，而明矾与天然混合型媒染剂相似，媒染过程中与其他天然媒染剂亦可产生协同作用，提高染色织物的性能。

在新型天然染料的研发方面，科研人员开发出了很多新型的植物染料，如红桑是一种灌木古铜色的叶子，可上染真丝及棉纤维，各项牢度较好，紫檀木可以上染锦纶和羊毛，而从印度楝树皮中萃取出的色素可以对羊毛织物着色，具有柔和光泽的红棕色，且不会对纱线造成损伤。黄木巴戟是一种落叶灌木，根中含有黄色的天然色素，其萃取物可用于棉及真丝织物的染色，牢度性能良好。

4.2 日本对天然染料的研究情况

日本设立了研究植物染料的专门机构，对植物染料的基础性能及应用进行研究，开发了一系列天然染料染色的纺织品。在不断开发新型植物染料及其染色方法的过程中，科研人员发现了能产生青紫素的微生物并将其用于染色，这种色素不仅可以用于棉、麻、丝、毛等天然纤维的染色，也可以染涤纶等化学纤维。日本的科研人员还运用生物技术开发出了大戟属型植物染料。这种染料染色时，需要在常温下pH值为 2 的水溶液萃取色素，以制备一定浓度的染浴。

此外，日本的矢野真弘还发现木棉花的萃取物可对真丝纤维着色，染色后的织物具有粉红浅茶色，若金属盐溶液处理后可呈现出各种深沉而雅致的色泽：硫酸亚铁处理呈玫瑰金色，重铬酸钾处理呈玉米黄色，其他多种金属盐处理后呈叶色浅茶色。日本的晃立公司还开发出了能产业化生产的棕、绿、蓝色系的植物染料，如柏树的棕素，艾篙的绿素和由多种植物色素组成的蓝色，而这三种色素组合可以拼染成多种颜色。此外，大和染工公司推出的草衣染色，形染公司推出的靛蓝印花等都是日本天然色素的代表产品。日本的天然色素染色纺织品种类繁多已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这一系列天然色素染色的纺织品被用于衬衫和睡衣面料，及床单、被罩等家纺产品。

目前在日本很多科研人员对比研究了天然染料与合成染料的联系和差别，证实了这些天然色素可提供与合成染料同样严格的生产标准，极大地推动了天然染料的发展。

4.3 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对天然染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3 个方面：天然植物染料对真丝织物的染色；天然染料的萃取工艺和媒染工艺；微生物染料的研发。其中对真丝织物的染色大多采用的是天然植物染料如苏木、槐米、紫草等，并且主要对萃取工艺、染色工艺、媒染剂等对染色牢度的影响进行研究。

北京纺科院已研制出用于染棉和丝绸的黄色及绿色系天然染料，在秋季北京针织品展销会上推出纯天然染料染色的铜牛牌系列童装。江苏三毛集团以植物染料染成的高支天素丽绿色环保型高档面料也已于2000年11月通过省级鉴定。在染料提取方面，有人研究以超声波法提高色素的萃取率，如用超声波法萃取的儿茶素所染的羊毛织物，其得色量及各项牢度有较大改善。在媒染剂的研究中，也有人以稀土-柠檬酸的络合物为媒染剂进行染色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新型媒染剂可提高所染织物的染色深度及色牢度，且对pH值有较高的稳定性。

在新型天然染料的开发方面，有人进行了红曲米上染真丝织物的研究，此种色素可将丝绸染成亮丽的深红色。国内对天然色素染色性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天然纤维上，而用于合成纤维染色的报道较少，这主要是由于天然染料的亲水性对合成纤维的亲和力较小、上染率较低，而一些疏水性天然色素的色泽暗淡，且染色牢度较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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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FDI集群;互动机制;区位熵

中图分类号:F1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4-0063-07

在产业国际化的过程中,由FDI流入所诱发的后发型产业集群日益发展为区域经济的竞争力所在。这主要在于FDI的循环累积效应,即引入FDI的地区在国际分工过程中诞生了产业集群,而该类集群能够吸引更多后来的、潜在的FDI进入。FDI在国内引发了一个新产业后,还会促进产业内生产的进一步专业化分工,并使这种专业化分工达到最佳规模和最佳效率的状态。长江三角洲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三大集群经济区之一。这一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利用外资的比重较高,一般都在20%以上。其中,上海与江苏一直是长三角地区引进外资数量最高的两个省域。截至2007年底,上海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79.2亿美元,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218.9亿美元,合计占长三角利用外资总额的59.4%,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44.3%。受多重因素等影响,2008年上海制造业利用外资下降幅度较大,制造业共批准项目444个,合同外资42.02亿美元,同比下降18.1%,占全市合同外资总额的24.6%。但部分先进制造业继续保持增长,如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业合同利用外资9.09亿美元,同比增长1倍多;鞋、帽制造业合同外资2.59亿美元,同比增长1倍多;电气机械同比增长52.8%。而原来属于江苏省外资发展大户的第二产业在2008年也下滑明显。但无论是户数还是规模,制造业仍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特别是从大项目产业分布看,制造业依然是1 000万美元以上大项目的主要载体。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上海还是江苏,制造业一直是利用外资的重点领域。那么对于上海和江苏的制造业FDI集群来说,FDI的持续流入对产业集群的发展究竟有何影响,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究竟如何?本文将以此为研究对象,在阐述FDI与产业集群互动机制的理论基础上,对上海和江苏的制造业FDI集群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两地FDI集群内互动效应的差异,并指出主导产业的制定应以此为基础,从而可以避免产业同构和恶性竞争的现象,更好地服务于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

1.研究现状综述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集群的互动关系的研究, 主要是通过产业集群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和FDI对产业集群的影响这两个方面来阐述的。

1.1 产业集群作为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Keith Head , John Rise , Deborah Swenson(1994) 等美国学者以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同一产业的对美投资中显著存在的产业集群现象为例,研究影响日本企业在美国各洲投资地点的选择中重要的因素, 包括: ①东道国企业在当地的产业集聚影响;②已有的投资国企业在当地的产业集聚影响; ③企业集团组织的集聚影响;④地区边界附近同产业的企业活动。KeithHead等又根据Mc Fadden 1984年的Logit模型, 用极大似然法计算了厂商选择地区的概率。研究结果表明: 集聚效应在外资地区选择中具有重要作用, 集群存量每增加10%, 该地区被未来投资者选中的可能性就增加5%-7%。Wheeler andMody (1992) 认为集聚经济是基础设施质量、工业化水平和利用外资水平等的函数, 并发现集聚经济和市场规模决定了美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区位选择。上述文献都是侧重于从集聚经济或产业集群作为FDI区位决定因素之一所起作用的角度来论述的。这些研究一般认为,产业集群是东道国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之一。

1.2 FDI对产业集群的影响

Lilach,Nachum,DavidKeeble(1990)通过论述伦敦传媒业中外资企业的子公司面临着全球及地区双重的影响,说明了外资企业在将全球网络与地区联系起来的过程中作用于集群,提高了集群的竞争力。恩赖特(Enright,Z000)通过香港金融产业的案例分析研究说明了香港的外资企业与当地集群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金融跨国巨头通过国际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资金,为香港创造大量工作机会,贡献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集群中的知识外溢,完善了当地的产业链。布肯歇(2000)在综合己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了外资企业对产业集群的影响。他将产业群分为成熟产业群与高增长产业群,认为外资企业对成熟产业群的影响是正面的,对高增长产业群,对集群的短期影响是积极的,而对中长期影响不确定。EdmundR.ThomPson(2002)则通过对香港制衣公司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分析证明,集群的FDI技术外溢效应比非集群区更明显,外商投资的集群化更有利于技术与知识的转移,从而对集群技术升级和子公司能力的提高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外资企业对集群的影响作用研究中可以看出,对外资企业集群的研究正逐步兴起并趋于完善的过程。最初学者的研究都是选择某一具有代表性的外资参与的集群来进行数据说明或者案例分析,单纯从定性的角度来判断外资对产业集群所起到的作用。到布肯歇的研究已经开始深入,根据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说明外资对集群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影响因素。最后,有学者开始从定量的角度用数学的方法来论证外资对集群所起的积极作用,从而使外资集群的研究更加严谨和完善。

郭立伟、杨哲等(2006)运用大量统计数据, 对国内FDI的分布集中情况以及产业集群的现状做了比较分析,并对FDI区位集聚与产业集群相关性进行了理论分析。最后从实证层面, 对制造业的20个大类行业的行业集中度、基尼系数、N指数与分行业的FDI进行了Granger检验, 找出了其因果关系。吴丹丹、谢建国(2007)以江苏省制造业产业集群为例,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FDI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江苏省制造业产业集群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效应,而FDI的进入强化了这种路径依赖。陆妙燕、王焕祥(2007)从企业集群与FDI之间技术水平是否对接、产业是否同构、FDI来源地决定的FDI属性等方面对江苏企业集群与外资的关联度进行了理论研究,并利用可得到的投入――产出数据,从产业感应度和产业影响力等方面,实证分析了江苏企业集群与FDI的上下游关联。

上述文献在实证分析时,可能受到数据的限制,都没有将FDI集群的分行业的集聚度和产业集群吸引FDI的力度同时做实证检验,也没有对FDI和产业集群之间的互动机制做出比较研究。而且在论证过程中,对产业集群、企业集群和集聚经济等概念没有严格区分。FDI在不同地区对不同行业集聚度的影响应该是不同的,那么究竟存在怎样的差异,其根本原因是什么?这就需要从FDI与产业集群互动机制的机理做出解释。

2.FDI与产业集群互动机制的理论阐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集群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近年来随着FDI的持续流入,这种开放性程度在日益提高,并产生了FDI集群这种新的产业集群模式。FDI集群是指由相关产业的跨国企业在全球的某个地区相对集中,并在当地相关企业、政府和公共机构的共同参与下形成的一种紧密的具有协同效应和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网络①。本文认为,FDI集群是建立在企业集群基础上的一种更高层次的产业组织形式,它具有较广的产业跨度和多元的产业参与主体,除了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主体之外,还有政府、大学和一些科研机构及民间的商会组织等机构的积极促进作用,而且FDI集群并不是集中于个别行业,可能会表现出具有协同效应的众多行业的集聚。聚集经济只是FDI集群形成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因为一旦FDI集群形成之后,它可以是跨越省域或国界的地理分散型集群,只要在集群内存在企业之间的紧密的产业分工合作关系。而FDI与产业集群的互动机制则是指FDI和产业集群究竟是如何相互影响和促进并形成FDI集群的一种机理,主要体现在FDI与产业集群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双向”互动关系。产业的地理集聚形成吸引FDI的区位优势,而FDI的流入也会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集聚度较高的产业集群会吸引FDI的持续流入,这是一种循环累积的“相互联动”的关系,它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而不是静态的终极状态。FDI与产业集群的互动机制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别表现为:FDI的微观主体跨国公司与产业集群中的内地企业之间的互动,在合作中伴随竞争,共同导致了FDI集群内部网络治理结构的形成;经济全球化下FDI输出国与接收国之间在宏观层面的互动,即存量FDI与产业集群集聚度之间的良性互动,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FDI的流入在提高东道国产业集聚度的同时也可以提高自身的根植性。这里先对FDI与产业集群互动机制的微观层面做出解释,至于宏观层面,本文将在下部分选取江苏和上海进行实证分析。

2.1 “知识外溢”的循环累积效应

“知识外溢”是产业集群在经济活动中知识和技术的自然输出和外露,主要来源于非正式的信息交流。企业之间的合作、模仿和竞争,使产业集群内的知识传播速度加快,溢出效应趋于最大化。“知识外溢”使得新观念、新知识和新技术得以在产业集群内迅速传播,从而提高知识的更新率,有效保持和增强区域竞争力。产业集群的“知识外溢”特性有利于跨国公司知识的获取和创造,一方面可以降低创新成本和缩短创新时间,另一方面还可以提高企业的市场效率和专业化程度,增加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面对面地交流知识和信息的机会,从而加速创新过程。因此,“知识外溢”是吸引FDI的区位优势之一。然而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拥有所有权优势的跨国公司往往会对东道国的产业集群产生显著的外溢效应,主要是以产业关联为基础的技术波及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和以示范与竞争引致的技术传播效应(行业内溢出效应),它们共同促进集群内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提升,进而推动产业集群的产业结构的升级。

2.2 专业化生产的循环累积效应

专业化在本质上就是将生产活动集中在较少的不同职能的操作上。受自身特点的影响,企业在产业集群内不断地聚集,日益形成专业化的产业集群,这是吸引FDI的另一区位优势。产业集群的专业化有利于跨国公司减少交易费用,隐性的信任机制有利于集群内企业与支撑机构之间产生紧密的联系。为了集中资源用于优势业务部门的发展,跨国公司需要把很多中间产品和零部件外包出去,而同一产业链上有关联的企业群,有利于跨国公司迅速找到配套企业。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和迂回生产网络的延伸,必将对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上的产业集群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进一步促进集群内专业化生产水平的提高。

2.3 市场竞争环境的循环累积效应

对于产业集群的发展来说,它总是要吸纳和淘汰一些企业,这种优胜劣汰的体制无形中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等方式来提高自身的效率,以保证在产业集群中的市场地位。这种良好的竞争环境会吸引FDI的流入,并与产业集群内的企业相互合作。多种性质的企业聚集在一类产业集群中,同行业之间会进行相互比较,有了价格、质量和产品差异化程度的评价标准,也使得集群内的企业有了绩效衡量的标准,从而促使更进一步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推动产业集群内的市场竞争环境更深程度地改善。

3.上海和江苏FDI集群发展现状的比较

FDI与产业集群在微观层面的互动机理可以用图1来表示。图1中FDI与产业集群的互动机制呈现出三维一体的特点:在FDI集群内,不仅存在FDI集群与知识外溢、专业化生产和市场竞争环境的循环累积效应,还存在着知识外溢、专业生产和市场竞争环境这三个因素之间的良性循环,即任一要素都是其他两者的促进因素,如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专业化生产将会促进FDI集群内的知识外溢效应的发挥。在这样一个架构中,知识外溢、专业生产和市场竞争环境将共同促进FDI集群的发展。

图1FDI集群互动机制的循环累积效应

3.1 FDI集群产业集中度的比较

目前学术界对于界定地区产业集中度有两种方法。定性分析方法主要采用专家观点,一般经专家、学者面谈后采用Delphi法等方法,借助相关资料,分析某个产业的集中情况。定量分析法主要有集中率(CR法)、赫芬达尔指数、洛伦茨曲线法以及区位熵法(LQ法)等。由于研究问题的需要以及考虑到论文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区位熵的方法测度上海和江苏的主要工业的产业集聚水平。区位熵又称专业化率,由哈盖特(Haggett,1996)首先提出并运用于区位分析中,主要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用区位熵的分析方法可以确认在国家、区域、地方水平可能存在的集群。该方法从点到面、从中观到宏观表明本土产业占整个产业的比例,既提供了集群存在于一个特定区域的一个迹象,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产业的集聚程度。本文选取上海市和江苏省主要工业产业的产值为指标,他们的区位熵表示为:

βij=qij/qiqi/q

其中,βij表示区域j行业i对于高层次区域的区位熵, qij表示j区域的i行业的产值, qj=∑ni=1qij是区域j的全部工业产值,qi= ∑nj=1qij是行业i的高层次区域总产值,q=∑i∑j是高层次区域工业总产值, n是行业数量。这个指标能够测度该地区的生产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借此可以评价这个地区的产业集聚程度。如果βij大于1,表示区域j的行业i的集聚程度大于高层次区域行业的集聚程度,βij越大,表明区域j的行业i的集群程度越高。

我们选取的样本数据为2002-2007年上海市和江苏省两位数分类的二十七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并根据上述公式计算他们各自的产业集群的区位熵指标,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在二十七类行业中,上海市的家具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十二个制造业相对全国其他地区具有较高的产业集聚程度,而2002-2007年间,上海的家具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得到了快速的提升。而江苏省的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十二个制造业相对全国其他地区具有较高的产业集聚程度,而2002-2007年间,江苏的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得到了快速的提升。图2和图3分别显示了2002-2007年间上海市和江苏省制造业行业的区位熵相对变动的情况。

表1 上海和江苏产业集群的区位熵的比较

行业/年份上海区位熵江苏区位熵

2002200320052006200720022003200520062007

农副食品加工业0.252 0.233 0.221 0.244 0.209 0.7720.6310.5120.5120.512

食品制造业1.062 1.250 0.920 0.672 0.867 0.5030.5240.3940.3330.333

饮料制造业0.502 0.625 0.558 0.812 0.462 0.6510.6510.5830.5830.539

纺织业0.505 0.370 0.433 0.413 0.348 1.9311.9311.8381.8541.761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1.177 0.833 1.071 1.028 1.053 1.5481.5481.6251.7131.684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0.493 0.625 0.493 0.763 0.462 0.7540.7540.5490.5380.539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1.099 1.429 0.467 0.540 0.444 1.2291.2291.2151.251.111

家具制造业0.916 0.900 1.271 1.681 1.500 0.6360.6360.5070.50.5

造纸及纸制品业0.501 0.556 0.483 0.629 0.500 1.0271.0270.8770.8750.875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1.225 1.429 1.038 1.855 1.400 0.5940.5940.5870.60.6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1.750 1.429 1.600 1.800 1.400 1.3351.3351.1871.1671.2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1.085 1.136 1.280 1.045 1.000 0.3890.3890.3970.3960.386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0.933 0.769 1.054 1.084 1.106 1.5051.5051.481.4621.47

医药制造业0.853 1.000 0.920 0.631 0.750 0.8010.8010.8420.8130.75

化学纤维制造业0.660 1.000 0.344 0.2580.500 2.3692.3692.3212.42.4

橡胶制品业0.858 1.111 1.011 1.159 0.889 0.8560.8560.9040.8890.889

塑料制品业1.033 0.909 0.938 0.992 1.050 1.1381.1380.99710.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0.524 0.500 0.502 0.540 0.500 0.8640.8640.6950.6760.658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225 1.000 1.090 0.872 0.867 0.9210.9211.0881.151.157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542 0.400 0.579 0.489 0.422 0.8520.8520.810.8290.8

金属制品业1.301 1.111 1.293 1.114 1.321 1.3061.3061.3491.371.357

通用设备制造业1.457 1.500 1.696 1.844 1.848 1.7861.7861.4031.41.348

专用设备制造业0.965 0.741 0.965 0.796 1.038 1.2821.2821.0891.081.039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823 1.772 1.358 1.553 1.582 0.7160.7160.6880.6720.687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075 0.893 1.176 1.046 1.203 1.2071.2071.1581.2461.288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394 1.532 2.135 1.914 2.309 1.0041.004

1.5041.4671.588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1.474 1.667 1.618 1.789 1.500 1.0631.0631.2671.4551.5

注:①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2003、2004、2006、2007和2008)整理、计算。由于2005年年鉴工业产值、增加值数据未提供,故面板数据剔除2004年制造业分行业数据。②由于烟草加工业对外资开放有限,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数据,年鉴(2003、2004)均未单独统计,只以“其他行业”代替,所以上述三个行业数据剔除。③行业工业总产值、增加值数据均为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统计数据。

图2 2002-2007年间上海市制造业区位熵的变动

图3 2002-2007年间江苏省制造业区位熵的变动

注:当某行业与全国整个工业成比例分布,其区位熵为1。图中相对集中的行业是指区位熵大于1的行业,相对分散的行业是指区位熵小于1的行业。

在上图中,横轴表示相应年份的区位熵,纵轴表示在2002-2007年间行业区位熵的相对变动。图中右上部分表示原来相对分布集中的行业在相应时段内更加集中;左上部分表示原来相对分散的行业在相应时段内趋于集中;左下部分表示原来相对分散的行业在相应时段内更加分散;右下部分表示原来集中的行业在相应时段内趋于分散。相对集中的行业更加集中,说明可能已经形成的产业集群有进一步发展;相对分散的行业有所集中,说明从动态的角度看,这些相对分散的行业可能有形成新的产业集群的趋势。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从行业数量来看,上海市在2002-2007年间,趋于集中的行业数量要小于趋于分散的行业的数量,截至2007年,上海市由集中变得分散的行业的数量占总行业的比重为14.81%,趋于分散的行业的总比重为62.96%,而由集中变得更加集中的行业的数量比重为33.33%。从图3我们可以看出,江苏省在2002-2007年间,趋于集中的行业数量也小于趋于分散的行业的数量,截至2007年,江苏省由集中变得分散的行业的数量占总行业的比重为22.22%,趋于分散的行业的总比重为62.96%,而由集中变得更加集中的行业的数量为25.93%。因而,就行业集中度方面来看,上海和江苏的情况大体相似,但是在上海FDI集群的累积效应略强于江苏,表现在FDI更倾向于向集聚程度本来就比较高的行业集中,即FDI的进入类似于产业集群发展的催化剂,使得本来就比较集中的行业更加趋向于集中,而这一比例,上海要略高于江苏。

3.2 FDI来源地结构与产业集群关联的可能性的比较

跨国公司FDI的来源地,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分支机构的特定产业技术特征。一般而言, 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大型跨国公司都是发展较为成熟的现代化工商企业, 一方面, 其所在行业大都为包括新经济在内的技术标准发展成熟的产业, 不但全球化经营程度深、分工规模大、 产业价值链条长, 而且分工体系成熟、健全,FDI 形式多样, 如绿地投资、并购、外包、合同制造、供应商、战略联盟等, 本地企业易于进入其分工体系并产生一定程度的关联;另一方面, 这些跨国公司FDI 所在行业大都先于发展中东道国的主导产业而成长起来,在产业发展周期和产业技术方面与东道国的产业发展有着很大的互补性。而港澳台等地区的跨国公司多为新兴的中小型跨国公司, 与欧美日大型现代化跨国公司的FDI 相较而言, 一方面, 多集中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和中低技术产业, 全球化经营程度不高、 分工规模小、产业价值链条短、 分工体系不健全, 本地企业虽然易于进入其分工体系, 但不易与其建立较深程度的关联; 另一方面, 这些跨国公司FDI 的所在行业大都与发展中东道国的主导产业周期和产业技术方面具有同步性成长阶段的特征, 在产业发展周期和产业技术方面与东道国的产业发展处于激烈的竞争状态, 互补性则不足。当然, 欧美日大型现代化跨国公司FDI 进入东道国企业集群, 也对企业集群的原材料供给、生产方式、市场定位等方面有着严格的配套要求。

表2和表3分别为截至2007年上海市和江苏省内流FDI前10位来源国及所占的比重。通过对两表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上海和江苏均的FDI流入的国别基本相似,其中中国香港和日本的FDI占前两位,美国、德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也均占有一定比重。但是通过将来源地国家进行归类,发现两地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港澳台FDI合计流入的比重在上海为30.77%,江苏则为35.17%;除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的FDI的比重在上海为5.75%,而在江苏则为15.32%;日本、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合计流入的FDI的比重在上海为32.53%,而在江苏则为13.90%。

众所周知, 来自于港澳台的FDI 具有明显的加工贸易特征,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 这些外资企业提供的技术多属装配组装技术和后工序生产技术, 并且其投入的中间品也主要依靠进口, 形成了“两头在外”的FDI, 因而很难与集群内的内资企业形成上下游关联, 出现了所谓“飞地”现象。就FDI来源地分布的差异可以初步判定,江苏省的FDI产业集群的“飞地”现象要比上海突出,其FDI与产业集群互动的累积效应要小于上海,这也与上文的结论一致,即FDI产业集群趋于分散化的程度较严重。此外,港澳台的FDI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中,而欧美发达国家的FDI主要集中于资本及技术密集型的行业中,所以FDI与产业集群可能存在的关联还表现在产业集聚度较高的行业的性质的差异。从上部分的分析结果来看,上海区位熵最高的行业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而江苏省则为纺织业。

表2 截至2007年止上海市内流FDI前10位来源国及所占比重(%)

排序上海(1985-2007年)

来源国/地区存量(亿美元)比重

1中国香港194.2826.01%

2日本103.9313.92%

3美国76.0610.18%

4德国37.244.99%

5中国台湾34.24.58%

6新加坡31.484.22%

7英国17.542.35%

8韩国8.991.20%

9法国8.111.09%

10澳大利亚5.040.67%

总计746.83100.00

资料来源:根据2008年《上海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得。

表3 截至2007年止江苏省内流FDI前10位来源国及所占比重(%)

排序江苏(1985-2007年)

来源国/地区存量(亿美元)比重

1中国香港362.8625.50%

2日本137.809.68%

3新加坡122.848.63%

4中国台湾112.907.93%

5美国104.267.33%

6韩国70.484.95%

7德国31.612.22%

8英国25.421.79%

9荷兰20.901.47%

10法国14.140.99%

总计1422.98100.00

资料来源:根据2008年《江苏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而得。

4.FDI与产业集群互动机制的实证分析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集群只有成为动态开放的系统才能保持其竞争力。外资进入为产业集群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需求的信息,是产业集群融入世界经济,进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为了验证上海和江苏的外资进入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关系,本文拟对两省市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水平与FDI进行回归分析,以对他们的相互关系有更深入的认识。

4.1 模型的建立及样本数据的选取

本文所选取的是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为2002-2007年的《上海统计年鉴》和《江苏统计年鉴》,其中江苏省2002、2003年的分行业FDI数据缺乏,就用“三资”企业的工业实收资本来代替。为了更直观地反映FDI与产业集聚水平的弹性值,采用变量的对数形式进行回归分析。因此,设定的模型为:

lnβit = a1i+ b1lnFDIit +εit (1)

lnFDIit = a2i+ b2lnβit+vit (2)

模型中,i代表第i个制造业分行业,t表示年份。a1i和a2i为待回归的常数项,b1和b2为待回归系数,lnβit和lnFDIit分别为i行业在t年份的区位熵的对数值和吸收FDI额的对数值。

4.2 回归分析结果

利用eviews5.0软件,模型使用了固定截距项检验,运用广义的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表4 江苏省和上海市FDI与产业集群互动关系的回归结果

地区江苏省上海市

模型(1)(2)(1)(2)

ai-0.460963(-4.753476)3.930309(37.85059)0.3808(0.766432)5.606241(196.3983)

CR1-0.024206(-0.66386)1.555269(3.820583)-0.32659(-3.65555)-0.03181(-0.48455)

CR2-0.146669(-3.696377)1.265072(4.968403)0.30039(4.89976)-0.72367(-1.71251)

CR3-0.012306(-0.294658)2.818374(6.238296)-0.16352(-1.83024)-0.05079(-0.30707)

CR40.246697(9.658421)0.735522(1.959401)-0.22539(-2.52276)-0.06303(-0.59007)

CR50.242395(8.439631)-0.04183(-0.08696)-0.06278(-0.70266)0.181275(2.229615)

CR60.00537(0.107418)3.569015(7.820911)0.17083(3.91206)-0.05671(-0.36388)

CR70.292272(5.76034)-9.05335(-7.45941)0.13155(4.47245)-0.28695(-1.81977)

CR8-0.056315(-1.188616)2.630475(6.835195)0.03149(-0.35251)0.543312(2.856011)

CR90.09647(3.577737)2.815092(1.333522)-0.17914(-2.00511)-0.0558(-0.37137)

CR10-0.029512(-0.525685)3.750721(8.334602)-0.01211(-0.13556)0.18019(0.691256)

CR110.28308(6.07013)-6.41918(-6.22076)0.014278(2.159819)0.067591(2.333114)

CR12-0.22388(-4.244697)1.938368(7.77884)-0.0498(-1.55737)-0.00541(-0.0075)

CR130.179837(7.631824)2.090171(3.533426)0.30015(9.78521)1.100747(3.633718)

CR140.071668(2.101539)2.97803(2.878692)0.10302(3.15308)-0.42903(-1.16065)

CR150.407089(11.78745)-0.82749(-3.05628)0.19434(4.17526)0.13185(2.18325)

CR160.103237(2.930189)5.519356(3.109651)0.06746(2.75513)0.308698(2.398177)

CR170.134478(4.42105)1.298693(0.577116)0.07032(2.78709)0.565731(2.354205)

CR180.042217(1.577988)-0.26942(-0.37148)-0.18543(-2.07556)-0.06116(-0.42471)

CR190.149809(4.40321)-4.26866(-2.22257)0.06769(2.75762)-1.21079(-1.74509)

CR200.088977(2.417212)4.568625(3.723711)0.19668(4.20149)-0.05919(-0.45846)

CR210.182772(6.70119)0.620223(0.773187)0.03152(2.35283)0.202703(2.459762)

CR220.201833(7.879502)0.863047(1.65595)0.022979(2.257208)0.150769(2.811358)

CR230.141606(5.260905)-0.40468(-0.29618)0.08702(2.97399)0.073248(2.133353)

CR240.022503(0.874456)-1.15984(-1.80522)0.016279(2.182207)0.018094(2.091742)

CR250.140792(5.899911)3.894891(3.381886)0.05455(2.61057)0.940541(3.279714)

CR260.125441(6.398161)4.519393(6.534919)0.400026(11.44801)0.152924(2.106404)

CR270.218691(6.059147)-2.95022(-3.5295)0.016513(2.184827)0.101067(2.503235)

调整后R20.9245530.7870450.8533860.75686

D.W.1.9520112.1786092.1418611.888496

注:括号值为t统计值。CRi表示与前文相对应的行业分布。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江苏省和上海市的FDI与产业集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两省份的互动机制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FDI的流入对产业集聚度的影响。总体上看,江苏省FDI的流入对产业集聚度的影响要大于上海市,主要表现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方程(1)在江苏省较显著,拟合度高。从弹性系数来看,江苏省的化学纤维制造业的集聚度受FDI的流入最大,即FDI对数值每增加1%,化学纤维制造业集聚度的对数值就会上升约0.41%,并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此外,江苏省的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弹性系数也比较大,说明这些行业的集聚度受FDI的流入也比较显著。而FDI的流入主要对上海市的都市型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度影响较大,从上表可以看出,上海的食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受FDI影响的弹性系数较大,且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弹性系数最大,即FDI每增加1%,该行业的集聚度将会提高0.4%。从上表的回归结果还可以看出,FDI的流入甚至还会对某些产业的集聚度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上海和江苏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和石油加工、炼焦机和燃料加工业等行业都由于FDI的流入而出现产业集聚度的下降。

第二,产业集聚度对FDI的吸引作用。总体上看,江苏省产业集聚度对FDI的吸引作用要大于上海市,主要表现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方程(2)在江苏省较显著,拟合度稍高,且各行业的弹性系数较高。具体而言,江苏省的橡胶制品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度对FDI的吸引作用较大,如通信设备等行业的弹性系数约为4.52,表明产业集聚度对数值每提升1%,对FDI影响的对数值将会增加4.52%。这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都倾向于将电子产业的研制、开发及销售放在发达国家,而将制造和组装环节放到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江苏的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低廉,而且依靠上海、接受着上海的辐射,因此是外商理想的投资地点。而上海市则表现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弹性系数较大,即这些行业的集聚度对FDI的流入影响较显著。这主要与上海的城市经济功能转换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密切相关。一来这些行业的高利润率持续吸引着外商进入,二来这些行业本来就是上海的优势行业,良好的产业环境、政府政策的支持和广大的市场容量等也是吸引外商的重要原因。

第三,产业集聚度和FDI的互动关系。如前文的分析,这里主要是指FDI与产业集聚度的累积性循环作用,在上表的回归结果中即表现为方程(1)和方程(2)的某行业的弹性系数同时都比较大。从表4可以看出,江苏省的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医药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的两类弹性系数都比较高,说明这些行业的FDI集群已出现FDI与产业集聚度互动的良性循环。而上海市的FDI与产业集群的良性互动则表现在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行业,其中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互动效应最为突出。可以看出两省份制造业FDI集群内产生互动效应的行业重复度是很低的。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FDI集群及其互动机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5.1 FDI与产业集群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FDI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设备等 ,更重要的是 FDI的流入会促进该地区形成相关的产业集群 ,从而促进产业网络的完善并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 ,加速该地区经济的发展 ,形成吸引 FDI的优势 ,进而吸引更多的外商来该地区投资 ,形成良性循环。高度集中的产业固然是引入外资的重要区位影响因素,但在外资“引进来”之后,我们还需要关注外资对产业集群的促进作用,尤其是FDI对企业自身竞争优势的实现和技术外溢效应的提高的积极作用。而对于那些由于FDI的流入对产业集聚度产生负面影响的产业,政府应该适当限制FDI的流入,适度保持这些行业的内向性。

5.2 立足FDI与产业集群的良性互动效应来制定适宜的产业发展政策

目前上海和江苏在引资过程中尚未形成市场化的产业分工,一些开发区产业结构雷同,缺乏产业特色。两地都将电子、机械、化工与医药等产业作为本地区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这种忽视市场化的产业分工,将会造成资源和优势的巨大浪费,影响他们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整体实力。FDI与产业集群之间的良性互动效应可以给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依据,两地政府应该将资源配置倾向于良性互动效应较显著的产业,避免两地的恶性竞争,而对于良性互动效应重合的个别产业,应该实行梯度化的产业分工,进一步提高企业之间的关联度,以降低企业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并提高产业群的合作效率和区域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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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陶凌云,上海金融学院经济系讲师,苏州大学商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