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欺凌的认定范文

时间:2024-04-24 17: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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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的认定

篇1

根据中央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评聘专业职务中有关工资问题的规定,结合我市企业的具体情况,现就我市全民所有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实行专业职务聘任制有关工资问题通知如下:

一、执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务工资的人员范围是:我市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经过规定的评审程序,取得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务任职资格,被有任命权的单位(部门)按干部管理权限聘任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务的人员。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中的政工人员不列入本范围。

二、执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务工资的具体办法是:

1.企业在核定的比例限额内聘任的各档次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务人员档案工资按工程技术人员系列的同级档案工资标准执行。即聘任为高级政工师,现档案工资低于企业干部工资标准9级以下的,可按9级工资标准(118元,122元,125元)执行;聘任为政工师,现档案工资低于10级副的,可按10级副的工资标准(98元,101元,104元)执行;聘任为助理政工师,现档案工资低于企业干部工资标准13级以下的,可按13级工资标准(69元,70元,72元)执行;聘任为政工员,现档案工资低于企业干部工资标准14级副的,可按14级副工资标准(54元,55元,56元)执行。(以上各级工资标准均不含提高粮油统销价后增加的6元)执行起始时间为1990年4月1日,从1991年5月1日起可按市劳动局京劳资发字(1991)114号文件规定的相应档案工资标准进行调整。

2.参加首次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务评定的企业政工人员,如果在本企业首次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的截止时间前,按我市首次评定政工专业职务的年限规定,同样符合本人现在所担任的政工专业职务的任职资格条件并被聘任者,其现档案工资低于本企业首次评聘的同档次专业技术职务人员的现档案工资水平的(在1989年9月30日以前聘任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现档案工资为160元;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现档案工资为138元;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现档案工资:助理为103元,员为84元),可按本企业首次评聘的同档次专业技术职务人员的现档案工资水平执行,但各单位要严格审定和掌握。

3.对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和成本列支工资总额包干办法的企业,聘任政工专业职务所需的增资额,市劳动局将根据有关政策,核定下达一定的增资指标,计入挂钩、包干工资总额基数。所需增资的不足部分,由企业在核定的挂钩、包干工资总额基数和企业随效益增长而增提取的工资增长基金中解决。这些企业还可以根据经济效益和负担能力等具体情况,在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被聘任为政工专业职务,按规定时间进入工资档次后,自主确定高于或低于档案工资的实际工资水平。

4.尚未实行工资总额同效益挂钩和成本列支工资总额包干办法的企业,聘任政工专业职务所需的增资额由市劳动局核定下达,作为专项资金计入成本。

5.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务评定工作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的单位,方可按上述办法执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职务工资。

篇2

关键词:瑞典;校园欺凌;立法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5)12A-0003-04

校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社会问题,因其严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以及家庭、学校和整个社会的稳定而引起各国普遍关注,已成为国内外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1]。瑞典将校园欺凌界定为学校的学生经常对其他同学实施排挤、暴力、侮辱、歧视、谐戏、嫌弃、破坏持有物品、诽谤、监禁等致使其身体或精神受到损害的行为。瑞典1993年修改《学校法》时,规定了教师有预防校园欺凌的义务,以防止任何形态的欺凌行为对学生造成侵害。《学校法》规定,为确保学生在学校获得知识以及健康成长,必须保障学生拥有能够安全学习的环境。学校的教育活动应当秉承民主主义价值观、人的生命不可侵犯、尊重个人自由和尊严、所有人平等、相互协作等理念。2010年瑞典全面修改《学校法》,进一步完善校园欺凌预防和规制制度,规定了教师和校长对欺凌行为有报告义务及法律责任,明确了国家学校监督团在预防校园欺凌方面的作用。为落实《学校法》,瑞典教育部设立校园欺凌预防项目,学校可全部或部分实施这些项目,教育部定期对实施效果进行检查和评估。瑞典校园欺凌立法和实施项目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预防和规制校园欺凌方面,我国有必要借鉴瑞典的立法和实务经验,构筑我国校园欺凌预防和规制制度。

一、学校、教师和有关机关对校园欺凌的法定职责

《学校法》的预防校园欺凌制度适用于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所有学校。该法规定,学校经营者以及教职员工有义务防止学生遭受欺凌,学校经营者必须每年制订详细的《禁止校园欺凌计划》,规划第二年将着手实施的具体措施。在新的一年开始阶段,须对上一年度相关措施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对实施效果进行说明。同样的要求是,教育部也必须定期对全国学校的校园欺凌预防和规制措施进行调查,评估实施效果,并分析各种措施是否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学校法》特别强化了教育机构的报告义务,规定教师以及其他员工发现欺凌现象时,有义务向校长报告,校长应当立即向学校经营者报告,收到报告的经营者必须及时进行事实调查并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欺凌行为并防止问题再次发生。学校经营者防止和规制校园欺凌行为属于法定责任,但他们往往因缺乏获知欺凌行为的相关信息而难以采取措施,因此,立法上赋予了教师、校长等的通报义务。《学校法》还规定教师和学校经营者对协助事实调查的学生,或者对教师和校长违反通报义务而进行告发或提出申诉的学生不得实施报复行为。

教师、校长、学校经营者违反报告以及事实调查义务,致使欺凌行为给学生造成损害的,学校经营者应当给予损害赔偿,损害赔偿额由法院根据损害程度进行认定;违反立法上的其他义务造成损害也应给予补偿,只有侵害是轻微的或者并未实施报复行为的才免于赔偿。在此类诉讼中,即使受害的学生败诉,只要当初时有合理的理由,也可无需承担胜诉者的诉讼费用,甚至法院还可以令学校经营者承担败诉者的诉讼费用。立法上减轻者的证明责任,者只需提出遭受了欺凌行为或者受到学校一方的报复这些大致事实即可,学校经营者则必须对不存在欺凌行为或报复行为负担举证责任。从《学校法》的规定来看,学校承担欺凌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遵循无过错原则,只要学校未能防止欺凌现象的发生就应承担责任,而不看是否采取了有关措施,学校方面不能以尽到管理职责为由进行抗辩。

《学校法》对国家学校监督团在预防和规制校园欺凌方面的作用也进行了规定。国家学校监督团是独立于教育部的机构,其任务是对学校经营方面的效率以及教育质量进行管理和监督并进行评估,对小学至高中阶段的私立学校的建立作出许可[2]。该机构有权基于评估结果对学校经营者提出劝告和建议,令其修正有关问题。当学校经营者不按照要求修正错误时,该机构可以作出罚款的决定,甚至可以对私立学校给予取消办学资格的处罚。国家学校监督团设置幼儿及学生监督官(barn och elev ombudet),监督官主要职责是保护幼儿及学生的人权。监督官有权对学校发出防止校园欺凌的劝告,当发生欺凌事件时,可以提出应对欺凌行为的措施。监督官还与地方自治团体进行合作,预防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此外,监督官还有权受理关于校园欺凌的申告,并对此进行调查。在征得被欺凌者同意后,幼儿及学生监督官可以以学校经营者为被告代替学生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如果被欺凌者不满16岁,诉讼应征得其父母的同意。

二、对欺凌行为实施者的规诫措施

《学校法》规定,教师和校长在发生校园欺凌事件时,为了规制相关行为可采取符合法律规定的各种规诫措施,但无论采取何种措施,均应制作书面记录。对实施欺凌行为的学生给予处罚并不是最终目的,规诫措施是为了发挥更好的教育作用。从有效的对策角度来看,与其把对学生的处罚作为主要手段,倒不如强化学校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基于这一理念,瑞典对欺凌行为实施者的规诫措施更为人性化。

基础学校、萨米人学校、基础养护学校、特殊学校、高中学校、高等养护学校可以令在班级实施欺凌行为的学生退出教室,直至授课结束。上述学校对实施欺凌行为的学生,可以在学校监督下,令其放学后留在学校最长一个小时,或者提前一小时到校。经调查后确认存在欺凌行为的学生,校长可以提出书面警告,警告书中必须写明如果不停止欺凌行为将采取的措施,该警告内容必须告知学生的监护人。

对于6岁生的学前班、萨米人学校、基础学校、基础养护学校、特殊学校、高中学校以及高等养护学校的学生,在学校采取有关措施未见效果、或者出于保护其他学生安全学习的需要,校长可以对其采取调换班级或者在该校其他场所授课之措施,并通知监护人。不过,这一措施实施的时间最长不超过4周。在前一措施无效或者无法实施前一措施时,校长可令实施欺凌行为的学生暂时转学,但必须与转入学校的校长进行商议并通知监护人,暂时转学措施最长不超过4周。

在实施义务教育的基础学校、特殊学校以及萨米人学校,对于实施欺凌行为的学生,在符合以下条件时,校长可以作出暂时停学的决定:第一,出于保护其他学生安全学习的需要有必要给予停学处分;第二,学校在采取有关措施后仍然无法制止欺凌行为;第三,对停学的学生耽误的课程能够进行补课。停学处分的目的主要是在停学期间考虑要采取其他何种措施更为有效,因此,停学处分不得随意适用,并且一次不得超过1周,半年内不得实施2次以上。在作出停学决定前,必须为学生的监护人提供陈述意见的机会,若学生不满18岁,必须将决定通知社会福利委员会。停学期间学生的监护责任归于父母,不过,学校必须对停学学生的补课进行合理安排,不得耽误学生的学习。

在非义务教育的高中学校、高等养护学校以及以移民为教育对象的瑞典语教育学校,对于实施欺凌行为的学生,校长也可令其停学(停学决定应当立即生效),停学措施原则上不得超过2周,只有在停学时间短无法达到规制欺凌行为的目的,或出于其他需要应当延长的,才可延长停学时间,不过半年内停学不得超过3次。同样,这种停学需将有关决定通知监护人和社会福利委员会。

三、学校实施的欺凌行为预防项目

对校园暴力进行事先预防,将其制止于萌芽状态,远比事态发生后采取临时救济措施更为重要,这已被国外学者所公认[3]。1993年的校园欺凌立法要求教育行政机构制订欺凌预防对策,以使校园欺凌法制得到有效落实。从1993年开始,瑞典逐渐在全国的学校实施教育部的“校园欺凌预防项目”。该项目的实践性目标是:第一,提高欺凌行为的问题意识,积累应对知识;第二,构建学生的父母与教师之间积极且真挚的协作关系;第三,创制明确的欺凌行为预防规则;第四,强化对被害人的保护。基于上述目标,教育部要求学校从学校层面、班级层面、个人层面实施综合的对策。

在学校层面,召开由校长、教师、心理学家、社会福祉学家、学生家长和学生代表参加的全校会议,研讨校园欺凌问题,制订长期预防计划。学校完善课间和午休时的监督方法,教师与学生共同度过休息时间,与学生一起参加活动,发现欺凌现象立即采取措施。设置校园欺凌热线电话,为遭受欺凌的学生提供咨询服务,进行心理治疗,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定期召开家长会,由家长、学生和教师共同研讨如何预防校园欺凌。教师之间结成预防和应对小组,小组成员之间进行信息交流,介绍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探索有效的工作方法。

在班级层面,由学生制订班级规则,约定不实施欺凌行为,对遭受欺凌者提供帮助,关照容易被排挤的同学。班级每周召开一次班会,讨论如何维持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良好关系,并对校园欺凌问题进行讨论。学生之间结成学习小组,在共同学习过程中建立友好关系。定期组织班级学生开展室内外活动,通过旅游、夏令营、舞会等各种活动,培养学生的团体意识与合作意识。召开由学生和家长以及老师参加的会议,讨论校园欺凌问题,让学生认识到校园欺凌的危害。

在个人层面,教师一旦发现欺凌现象,立即与行为实施者和被欺凌者进行谈话,命令欺凌者不得实施欺凌行为,对被欺凌者进行保护。如果欺凌事态比较严重,应邀请双方家长共同商讨对策,制订解决方案。借助有影响力学生的力量化解学生之间的矛盾,解决欺凌问题,选任个别学生作为监视员,及时向教师报告欺凌行为。邀请欺凌行为实施者和被欺凌者的家长参加咨询会议,倾听专家的意见。

瑞典教育部2011年1月28日公布了《校园欺凌方法的评价》报告书,这是在对全国部分学校实施的校园欺凌预防项目实施效果进行调查后形成的报告。报告书认为,学校导入的预防对策绝大部分发挥着有效作用,但是也有个别措施效果并不明显甚至出现逆效果,比如,选任学生作为监视者、经常召开全校的欺凌问题会议、强化教师和学生间的关系、教师与加害者和受害者个别谈话等一些对策效果并不明显。此次评估活动,还进一步明确了导入欺凌行为预防项目时学校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一些学校的准备工作不充分,缺乏对教师的培训以及明确的愿景和计划;学校选择项目以及评估实施效果时,缺乏从学生的视角考虑问题。项目的导入由校长和学校经营者单方面决定,缺乏听取教师的意见,因此,一些预防项目的内容不符合教师的要求以及学校的实际状况。

四、对我国的启示意义

瑞典通过立法强化校园欺凌的预防和规制,学校制订预防和规制计划,教育部定期检查各学校的实施计划,公开检查结果。对欺凌行为人尽管可以实施规诫措施,但目的并不是处罚学生,而是为了发挥教育作用,创造安全学习的环境。我国同样存在校园欺凌现象,且近几年来愈加严重,但目前尚未对预防和规制校园欺凌问题从国家层面构筑相关制度。我国有必要借鉴瑞典的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建立起真正有效的预防机制。

1.提高学校对预防校园欺凌意义的认识

我国教育机构一直以来忽视校园欺凌行为的预防和规制,只有当学生之间发生明显的暴力行为时,学校才有可能介入,对其他类型的欺凌行为几乎疏于管理。学校和教师非常缺乏校园欺凌预防方面的意识,认为学校只要做好学科知识传授即可。学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还应当发挥保护学生基本人权、通过创造安全的学习环境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作用。基于此,我国有必要通过完善教育立法,强化学校保护学生身心健康、促进其人格健全发展的理念,深刻理解新形势下学校的社会性作用。

2.将预防校园欺凌纳入经常性学校教育

瑞典各学校根据立法规定实施校园欺凌预防项目,并对实施效果进行定期检验。我国可借鉴瑞典的经验,将预防工作作为学校教育内容的一部分,编制通识性校园欺凌预防教材,并配合视频宣传资料,以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向学生经常性地宣讲校园欺凌的危害及预防的意义,培养学生正确的社会观和价值观。还可以根据教材编写一些情境表演剧本,让学生在扮演不同角色过程中体验遭受欺凌者的心灵痛苦以及加害者的自责感。预防校园欺凌教育应当成为课堂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学生日常行为,提高学生自觉地不实施欺凌行为的意识。

3.强化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关系

瑞典在实施校园欺凌预防项目时,注重利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加强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促成学生之间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我国的学校过于注重学习成绩或特别技能的培养,而对学生的人格教育、社会关系教育、合作与交流能力教育不足。我国中小学校应当改革教育内容与方法,利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认识遵守规则的重要意义,学会与他人相处,正确处理发生的问题,掌握融入社会的基本常识和手段。

4.提升教师预防和应对校园欺凌的能力

瑞典各学校在实施校园欺凌预防项目过程中,注重通过培训提升教师的相关能力。我国亦有必要利用适当方式对教师进行培训,使其提升发现和处理欺凌行为的能力。教师的素养不仅仅在于具有良好的知识传授技巧,还在于能够处理学生之间的矛盾,为班级或学校创造和谐环境,促进学生之间关系的良性发展。若教师缺乏此能力,可能会造成学生间的矛盾激化、学生与教师情绪对立、学生厌学等现象,因此,提升教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

5.建立社会合力预防校园欺凌机制

瑞典注重借助社会力量预防校园欺凌问题,甚至在制订校园欺凌预防对策时邀请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学生家长参加,共同商讨对策方案。在我国,杜绝或减少校园欺凌问题仅依赖学校是无法实现的,同样需要借助社会的各种力量。我国有必要研究如何建构一套学校与政府、社会、家长顺畅合作的机制,优化预防校园欺凌的大环境。

6.研究校园欺凌的立法问题

从瑞典经验来看,如果缺乏校园欺凌的立法,很难减少或杜绝校园欺凌现象。我国应当尽快启动校园欺凌立法工作,对立法模式和内容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制订符合我国社会传统、经济发展情况的法律,保护我国青少年健康成长,避免青少年因遭受校园欺凌形成消极的人生观和社会观,确保学校的教育能够培养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国家公民。

参考文献:

[1]李婧.校园暴力的法律思考[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153-157.

篇3

《通知》要求,各省(区、市)要高度重视,针对残疾儿童少年的类别和程度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与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整体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和要求。以区县为单位,要设立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建立残疾儿童少年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要根据新生儿疾病筛查、学龄前儿童残疾筛查和残疾人统计等信息,对义务教育适龄残疾儿童少年进行入学前登记,全面掌握适龄残疾儿童少年的数量和残疾情况。要按照“全覆盖、零拒绝”的要求,根据残疾儿童的实际制订教育安置方案,逐一做好适龄残疾儿童少年的入学安置工作。

《通知》强调,各地要加强条件保障,统筹规划特殊教育资源教室建设,配好资源教师。要按特教W校标准足额拨付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的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要在“两免一补”的基础上,提高补助水平,确保每一名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儿童少年都能入学。

《通知》强调,各地要大力宣传残疾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重要意义,并就招生入学的政策、流程以及群众关心的问题做好答疑解惑,积极动员残疾儿童少年家长送孩子入学,依法保障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国务院: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新华社消息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作出部署。

《意见》指出,中小学、幼儿园的安全工作,事关广大师生生命健康、亿万家庭幸福安宁。要针对影响学校安全的突出、难点问题,进一步整合各方面力量,加强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深入改革创新,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学系统、全面规范、职责明确的学校安全风险预防、管控与处置体系,切实维护师生人身安全,保障校园平安有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保障。

篇4

关键词 中职学生 人际关系 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0前言

近几年我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逐步上升。有调查发现,青少年对人际关系运作的满意度偏低,约10%认为自己没有任何朋友,60%的青少年与外人只发生表面的接触,只有10%的青少年表示自己“人际关系和谐”,还有80%的青少年不愿向他人吐露“真心、真情、真话”;不仅如比, 29.6%的青少年也认为“当前最大的苦恼”是“不被人理解”。处于青春期的中职学生,生理与心理发育会产生急剧变化,处于充满矛盾且很不稳定的时期,同时又会面临许多不利因素,容易造成心理危机。只有帮助学生尽快掌握正确的心理调适方法,学会与家人、教师和同学正确的相处模式,才能打下坚实的学习基础,提升中职生活的幸福感。

目前在中职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常用的治疗方法有认知行为疗法、精神分析疗法、团体辅导与箱庭疗法等,但这几种方法不能真正深入到中职学生求助者的内心深处。近年来,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受到许多治疗师和求助者的青睐,它能够帮助求助者深入思考人际关系,所以在中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给教师的心理咨询工作带来了更加直击学生心理困扰的方法,能更有效地解学生的负面情绪,解决人际关系的困扰。

1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

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由维吉尼亚・萨提亚(Virginia Satir.1916―1988)女士创建,被誉为家庭治疗师的先驱。治疗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所有人的应对方式,治疗师会帮助我们更加清晰的认识自己,并掌握一些更适宜的沟通技巧与行为方式,帮助求助者进一步了解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变化,并对自我进行肯定。其治疗目的是为了让求助者正视并认同自己,帮助他们体悟自身存在的丰富能量与大量的资源,让生命将更加自信坚定、快乐平衡。对于中职学生来说,许多人际困扰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和家庭环境因素有关的,因此可以通过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解决中职学生的人际关系问题。

2通过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解决初中生人际问题

2.1帮助学生积极面对人际问题

大部分人际关系有问题的学生都不能通过自身的尝试解决人际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无法正确找到问题根源。这些学生在人际交往中曾努力过,但却并未取得显著效果。在父母眼中,他们会觉得孩子太过自卑或自负;在同学眼中,这些同学是不合群且不应该跟他们说话的。这类外在评价会严重伤害学生的自尊,导致他们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而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则提到了这样一句话: 人们因相同而有所联结,因相异而有所成长,健康的人际关系建立在价值平等的基础上。所以作为中职学生应以积极的心态接受人际关系处理不当这个问题,提升个人价值,才能取得良好的人际关系。

2.2系统化的咨询理念帮助消除人际隔阂

中职W生在进入青春期前多是处在以父母为主导的家庭人际关系中,但进入青春期后,叛逆的心理会让学生想对父母的建议进行反驳,从而满足内心存在感的实现。在原生家庭中,父母面对青春期的孩子依旧使用与之前教育孩子所使用的相同的交流方式,会让孩子产生更加反弹的心理,而这种反弹心理也会一直伴随孩子整个青春期。“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可以帮助学生体验到:父母在任何时候都会尽其所能地做到最好,同时也可以帮助父母体会到:父母通常会重复其在成长过成功熟悉的家庭模式,即使这种模式是功能不良的。

2.3运用积极的正向导向帮助学生

萨提亚心理治疗模式作为积极心理学的补充内容,它强调“问题本身并不是问题,如何应对才是问题”。因此,教师在在改善一个学生的人际关系应对方式上,要注重如何去解决他的人际关系,而不仅仅局限于解决出现的问题,治疗时多多关注积极正向及健康的方面。运用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进行咨询时,就可以帮助种子学生从过往失败的人际交往中找到一些积极的正向方面,在每一次的咨询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内在追求,激发他们的内在正向能量。

2.4帮助学生提升自我价值

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重视学生自我价值的体现。自我价值是个人力量的源泉,当人们喜爱并欣赏自己时,身体内部的能量会有所提升,如果能够协调使用这些能量,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会成为一个运转顺畅的系统,有力地支撑我们应对并不完美的现实生活带来的挑战。在中职学校就读的学生部分是在中考中失利的,也有部分是由于家庭因素选择中职道路,因此此类学生看待事情多以负性评价为主,自我价值感较低,无法对自我进行正确评价。面对人际关系的挑战时容易没有自信,不能正面面对与人交往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萨提亚治疗模式在治疗过程中,通过和学生一起分析他的原生家庭图、一起探讨他及家人、朋友、长辈的内在冰山,让学生看到隐藏在行为、应对姿态以及观点背后的真实自我。通过帮助学生正视,进而满足的内心期待,让他真正感受到自己的痛苦知觉,感受到自己面对人际关系时心态的转变,不再惧怕由于人际问题给自己带来的痛苦。随着来访者自我价值的提升,他的观念也会发生变化。通过萨提亚治疗让学生成为自己的决策者,不再对自己的行为认定为是无价值的,也会珍惜自己、珍惜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减少发生伤害自己和伤害他人的不良行为。

2.5帮助学生学会宽恕

在校园里,学生有时会与同学或老师发生冲突。而由于年龄阶段的不同,其程度与表现方式也会有所差异。中职学校的校园暴力、欺凌弱小的人际问题比较常见,虽然不一定每一次的人际冲突事件都会产生严重的校园恐慌,但是其都会造成实施暴力和被伤害学生产生心理问题。

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帮助解决学生的心理困扰时,会先从解决伤害、愤怒和怨恨等负面情绪入手,因为这些情绪往往是强烈且带有报复心理的,如果不能第一时间解决这些心理问题,可能会促使学生又一次采用暴力行为来发泄内心的负面情绪,导致校园暴力冲突事件的再次发生。

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认为:运用宽恕的心态可以帮助一个人由消极情绪转化为积极情绪,从而放弃对伤害事件的报复行为。治疗师通过体验性探索来帮助学生主动看到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帮助学生处理他的情绪反应,从而满足学生的期待与渴望。通过内在冰山理论来了解其侵犯行为和自己的感受,这样可以减少学生的痛苦和报复心理。教师通过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可以帮助学生抵御青春期时冲动的想法及行为,减少校园人际冲突事件,帮助来访者疗愈自己的伤口,减少校园人际冲突,维护校园的和谐气氛。

3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在中职人际关系中的应用

3.1运用萨提亚冰山理论处理师生关系

萨提亚家庭模式将个体比作冰山,冰山从上至下分别是:行为、应对方式、感受、感受的感受、观点、期待、渴望、自我。通过这八个层面,依次看到了个体在生命中的期待、渴望与真正的自我。这是了解学生内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也是与学生产生共情的重要工具之一。教师要想真正了解学生的想法,不能只是以个人的经验为依据,同时应该有理论作为支撑。冰山理论从浅至深,让教师能够像走阶梯一样走进学生的内心。同时也提醒教师要解决与学生之前存在的隔阂,不能只是出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找到问题的根源,进入学生的期待和渴望层次,帮助学生从深层次上意识到问题并作出改变。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时,常犯的错误则是把教育停留在表面,用条条框框来束缚学生的想法,没有深入到学生的渴望层次。冰山理论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了实际操作的理论支持,可以帮助教师了解到不能只是奔波于解决已经发生的事情,忘记了发生这件事情的原因。教师有义务帮助学生发现行为背后隐藏的期待、渴望和自我。

首先,教师需要了解学生的深层渴望是什么?是否因为受到什么事件的刺激,或者处于青春期所以无法暗藏躁动的心情。其次,教师在处理学生的问题时,一定要考虑事情背后的原因,接下来学生可能会做什么。所以对于学生的教育不仅要及时处理已发生问题,同时还要加强预防的知识普及。最后,学生冰山层次中的“渴望”层次需要得到教师的帮助才能更加完整,但是作为教师不能只是口头说自己很爱学生,或者只把这份爱停留在日常小事中,更要渗透到学生的心理,真正从内心关爱学生,切实了解他们的需要和困惑,做一个像朋友一样的倾听者和建议者,让学生感受到被爱、被认可。

3.2运用萨提亚沟通模式改善同学关系

萨提亚的五种应对姿态是人们日常行为中最主要的集中方式。例如,同学之间发生矛盾时,要么是一方讨好另一方,尽量让同学开心;要么就指责对方,和对方对着干;要么是超理智,随便对方怎么办;要么是打岔,想到别的事情。多次反复后,学生之间就容易形成固定模式。在初中阶段,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比跟老师和家长更亲密,他们需要互相分享各自的烦恼和秘密,寻求可以倾听的对象。但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的四种不恰当的应对姿态则会对双方的关系产生影响,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阻碍了学生之间的正常交流。例如:学生会因为受到同学的指责而不再与其他人交流,通过报复、攻击等行为来做无声对抗。当个体的自我价值降低时,就会在行为上产生不良表现;当个体的自我价值提升时,其行为则会呈积极正向趋势。作为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学会正确的与他人交往的方式,让学生学会在讨论时就事论事,不能因为一件事情产生矛盾就把这种负性情绪转移到所有事情上,相信通过改变沟通方式,提升学生的自我价值,改变学生之间的关系。

3.3原生家庭改善家庭关系

在父母与子女交流时,如果孩子犯了错误,父母多以指责的态度批评孩子。然而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对于父母的指责多是唱反调、或者是超理智、打岔,不能真正领会父母的用心。而父母也很少考虑到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变化,就算考虑到了也不一定能找到正确的与孩子交流的方法。面对学生身上的不正确性格与习惯,或许可以考虑从原生家庭的长辈方面入手。比如,一个在家经常遭到父母指责和说教的学生,在学校里这类学生要么就十分内向,不愿多与他人交流;或者会选择做出一些事情来吸引老师与同学关注的目光。对于这样的孩子,不能只着眼于眼前的问题与行为,要考虑学生有这样的行为是否与其原生家庭有关系。

家庭关系融洽和谐,不仅能让学生学会感恩父母,同时教师也能结合学生不同的家庭因素,通过家校合作,让学生学会与父母交流,创造健康的成长环境。

4结语

中职阶段,人际交往成为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这就需要教师帮助学生如何应对人际关系,同时也需要家长一同配合,为学生打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对中职学生开展人际关系的教育过程,可以说是师生双向互动、共同进步的过程,面对青春期要张扬个性的中职学生,家长的权威压力和教育已慢慢不适合。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对中职学生应对人际关系具有一定的作用,这种模式与中职阶段所需要的心理需求相一致,注重心灵的触碰与自我的成长力量,同时不需要学习太过复杂的理论,所以非常适用于中职教师。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帮助家校走进中职学生的心理,通过改善人际交往障碍,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为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服务。

参考文献

[1] 朱贵芳.大学生人际交往闭锁性的成因与教育对策[J].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66-68.

[2] 雷霞.青少年的人际关系运作能力及其培育[J].中国青年研究,2007(11):78-81.

[3] 杨明娟.萨提亚治疗模式简介[M].社会心理科学,2008(1):112-115.

[4] Banmen.萨提亚转化式系统治疗[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

篇5

关键词:美国高校;学术不端行为;高校治理制度;高等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4)04-0119-09

收稿日期:2014-03-15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DDA090358)

作者简介:李晓燕,女,浙江永康人,教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郑州华信学院兼职教授。

在美国,学术不端行为一直是高等学校的心病,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从为完成课业获得学分而做出学术不端行为的学生,甚至发展到“有声誉的学者的重要学术著作受到抄袭剽窃资料的指控”,这不仅对高等学校的声誉造成极大损害,而且严重地威胁着高等教育追求真理和真知目标的实现。因此,美国高校开始重视学术规范和制度的建设,并对这一问题严加治理,由此也引起了一些法律纠纷,法院通过对相关纠纷的审理和判决,也确立了一些处理这类纠纷的原则,敦促高校进一步加强校规建设。美国研究者拉尔夫・D.莫兹利(Ralph D.Mawdsley)博士通过《学术不端行为:作弊和抄袭剽窃》一书对此进行了梳理和讨论。本文将结合该书与案例以及相关大学的学生和教师行为规范手册对美国高等学校以及法院如何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法律问题展开探讨。

一、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

学术不端行为(Academic Misconduct),亦即一种学术错误行为,或者学术上的不诚信(dishonesty)行为。对于学生而言,主要是指与完成学业课程(包括考试、论文写作等)相关的错误行为或者不诚信行为;对教师而言,主要是指与发表论著相关的不诚信行为,也可能涉及为获取奖励等不当利益的作弊行为。

学术不端行为作为不诚信行为或者错误行为,区别于学业不足,后者是指由于学习者不努力或者其他原因,没能完成课业要求且未达到学业标准,也可称为学术不当行为,却未必是不诚实的行为。所以,两种行为的性质有区别,在处理时虽然有时会有相同的结果,如都可能会被取消学位资格等,但是在程序上还是会有不同的要求,而且法院对待两种案件中具体纠纷的态度也会不同。因此,必须严格界定其内涵及外延。

在美国,学术不端行为主要概括为作弊、抄袭剽窃和学术欺诈等。

作弊主要是指考试中的不诚信行为,是最常见的学生(有时也可能是教师的)学术不端行为,其发生的背景是学生或者教师“在学术奖励制度中追求不当利益或者回报其他相似处境的学生(或者大学教师)”。作弊的具体表现形式非常之多。为便于认定是否作弊及避免不必要的纠纷,莫兹利博士认为,美国高校应该出台相关的行为规范手册,明确规定哪些行为属于作弊行为。他提出:“只要列出的清单被界定为具有代表性而不是具有综合性时,学生应该能从禁止的行为清单中获益。以有利的方式确定这样一个清单,明确各种可能被认为作弊的学生行为。”而在实践中,美国许多大学也正是这样做的,在其相关诚信准则中对此分别作出了详简不同的具体界定。例如,俄克拉荷马大学对“考试作弊”(cheating on Exarninations)的定义是:考试之前或者考试期间偷偷地从其他学生处收集信息或者利用未经批准的笔记或者不适当的辅助设备。而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在《学生的学术不诚信纪律惩戒:管理者、教职人员和听证官员指导准则》中列出了如下23种典型作弊行为:

(1)咳嗽或者用手发出信号;

(2)在衣服上、手上、帽子上、鞋上或口袋里隐藏笔记;

(3)考试前在蓝皮书②中写下信息;

(4)在黑板、书桌上写下信息或在地板上做记号;

(5)提前获得试卷的复印件;

(6)从前一班级向后一班级传递问题细节或答案的信息;

(7)在洗手间里留下资料;

(8)交换试卷以致邻座之间具有完全相同的考试答题形式;

(9)找人替考并为替考者提供虚假身份证明;

(10)为实验或临床观察任务编造数据;

(11)修改已评分的作业或答题纸并要求重新评分;

(12)没能当堂交卷,尔后却指称大学教师成员丢失了试卷;

(13)偷窃其他学生已批改的试卷,并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

(14)提交他人在计算机上写作的作业;

(15)记录两种答案,一个在试卷上,一个在答题纸上;

(16)在答题纸上做记号,使他人能够看到自己答题纸上的答案;

(17)在邻近的两个答案上画大圈,而后声称选择了正确的答案;

(18)偷窃试卷或其他作业以传递给其他班级的人或放入试卷文档中;

(19)使用可编程计算器储藏考试信息或者使用其他电子设备传递信息;

(20)从计算机实验室打印输出其他同学的计算机作业;

(21)以损毁图书馆资料来获得学术利益;

(22)从一个人的账户中向另一个账户传递计算机文件;

(23)在考试区域通过传呼机或无线发报机向学生传送答案。

上述规定可以说比较全面地罗列了学生考试可能发生的各种作弊行为,不仅包括传统的作弊方式,也包括了使用现代技术作弊的方式。大学相关手册的这些规定,会成为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时的依据。例如,在贝姆诉宾夕法尼亚大学维特里纳里医学院案中,根据该校“学术诚实的原则不能容忍的行为应该是违反本准则的行为。违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3,考试时的错误行为。抄袭其他学生的试卷,参考未经同意的资料,给其他学生信息,在考试期间与一个或者多个学生串通”的规定,由诚信准则讨论小组成员提出的考试作弊定义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即使是盯住同学的考试试卷短暂的一瞥,按照文字的解释很清楚是一种作弊的行为,如果被告被证明从这种做法中获益或者被抓到像作弊纸条或者完全一样的答卷等确凿的证据,只能断言公开的作弊能够成立”。而该案在听证会上显示的证据是,两个学生自己坐在一起,无视按姓名首字母顺序坐的要求,坐得不适当地靠近,并在考试时一再地谈话,诚信陪审团发现这两个学生已经被“判定具有可疑的、符合作弊的过错行为”以及大学在这两个学生的抄本上做上了他们认为“发现可疑的过错行为、与作弊相符合”的记 号。因此,他们被指控违反了大学的诚信准则。据此,法院支持了大学的处罚。

抄袭剽窃行为也是一种严重的学术不诚信行为。在汉语中,抄袭与剽窃是两种相似但也有区别的行为。抄袭是指直接将“别人的作品或者语句”原封不动地“抄来当作自己的”;剽窃则是指“窃取他人的思想、作品等”。而在英语中,都是以plagiarism这个词来表达的。普林斯顿大学在《权利、规则与义务》中对抄袭剽窃的定义是:“任何外在资料来源不作适当注释地使用。‘外在资料来源’意指任何无论发表还是没有发表,由除该生本人之外的任何人所写的作品。”据此定义,抄袭剽窃行为有3种比较典型的例子:一是一字不差地抄袭,或者不加注释地引用;二是抄袭选择的段落和短语,不作适当的注释;三是改述句子内容,同时保持了基本段落和句子结构。前两种属于内容的直接抄袭或者剽窃,第三种则属于论述思路或方法的剽窃。

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学生手册《学生权利和义务》中,学校告诫学生要避免抄袭剽窃:“将先前已经书写、出版或者创制的作品作为自己的陈述。而无论用词、观点、数据、设计等都属于他人在论文、口头陈述或者类似的学术项目中已经使用过的,这一事实必须通过引证适当的参考文献来源予以准确地注明。必须对参考用语的任何部分或者项目的任何部分尽可能地标出其所归属的人。复述的材料也必须像一字不变地引用的材料一样注释”。

在抄袭剽窃行为构成的要件中,在是否具有主观故意方面存在争议。由于是否存在抄袭剽窃故意有时很难判断,例如,有人可能在读书或者听课过程中留下了知识或者思想记忆,但并没能清晰地留下其来源记忆,无意识地将他人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因此,为了便于处理,大学更多强调是否造成抄袭剽窃的实际结果。例如,1980年版的普林斯顿大学《权利、规则、义务》中,对抄袭剽窃的定义曾有“蓄意”的字眼;而2013年版中,则不再有此规定。法院也指出:“一个人可以通过不注意或者轻率的不具有主观故意欺骗的行为抄袭剽窃。”不过,俄克拉荷马大学则规定了“学术不诚信要求具有故意欺骗”。

大学教师涉及抄袭剽窃的行为包括如下几种:一是大学教师出版作品自身抄袭剽窃;二是大学教师出版作品使用了学生的原创素材;三是大学教师出版的作品使用了学生抄袭剽窃的素材;四是大学教师与他人合作出版的作品中,其他合作者抄袭剽窃了他人的资料。这方面产生的争议主要是针对合著者中个别人出现抄袭剽窃行为时应如何分担责任的问题:是共同承担还是由抄袭剽窃者个人承担?抄袭剽窃还可能引发版权争议,这也主要发生在教师身上。因为学生抄袭剽窃通常只是为了应付课程结业,并非以出版为目的。而大学教师为实现大学的“学术期望”或自身的晋升要求则有出版的需要。美国多次修订、颁布《版权法》,大学教师在出版论著时也必须遵守,因此,大学在相关的“手册”中也会引述其规定。

学术欺诈是一种通过作假欺骗他人的行为,主要是指学术研究中使用虚假资料或者数据等行为,也包括其他一些篡改学业档案的行为。普林斯顿大学在《权利、规则与义务》中对此的解释是:“提交的数据或者信息由学生或者用学生的知识精心改变或者设计。”俄克拉荷马大学将其描述为“欺骗性地变更学业资料:为了获得不应得的学分或者利益,修改打过分的作业、研究数据、电脑资料/记录,删除课程的差错和课堂考勤,或者在任何学业文件上弄虚作假。这也包括伪造教师或者咨询老师的签名和修改学业成绩单”。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术诚信准则》中则将其认定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伪造:在任何学业课程中提交虚构的或者选择的信息,例如,编造实验数据,捏造数据,引用不存在的文章,杜撰来源等”;二是“学业记录的错误陈述:错误陈述或者篡改或者试图篡改学生的学业成绩单或者学业记录,包括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前和之后的”。其实例包括:“伪造打分笔误修改,篡改计算机记录,在个人简历中伪造学业信息,等等”。教师为了获取受聘资格或者获得奖励,伪造受教育经历等虚假信息亦属此类。

此外,还有如下几种行为也会被判定为学术不端行为:一是配合或者放任他人作弊,如与他人心照不宣地合作,未能防止或者放任他人对自己的作品的盗用。在这类行为中,即使是被动合作,也是不可接受的;二是合谋作弊,例如,在本应当独立完成、可回家进行的考试(take-home exam)中与他人一起合作完成;三是超时答题,即“由于疏忽、不小心、全神贯注或者心理压力,没能遵守考试行为的规则,当考试结束报时钟声响起时没能停止答题”,或者谎称需要延期考试或者提交论文。这种行为也被看做是一种非法获利的行为;四是对作弊行为知情不报。如在普林斯顿大学,本科生一般实行无监考考试制,要求学生互相监督,如果学生在考试中知道他人作弊而不举报,也被视为“不端行为”,会受到一定纪律惩戒处罚;五是未经允许多次提交一份作业。美国大学有时会允许学生开展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撰写一份综合性研究报告向多学科教师提交以获取学分,但必须经每科教师批准,否则亦属违规;六是未经批准的项目合作研究,以个人名义提交的研究报告实际上是合作的结果。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会允许学生开展合作研究,共同写出研究报告,但须经教师批准,并说明每个人在研究中所做的工作。未经批准的合作研究属于作弊。

二、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

促进学术繁荣是高等学校的使命之一,学术诚信是高等学校的立校之本,因而美国的高等学校普遍比较重视学术规范的建设,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也是比较严格的。为了保证对学术不端行为处理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除了如前所述的那些明确的学术不端行为外,还制定了明确的处罚主体、具体处罚手段和实施程序。

(一)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主体

在学术不端处罚主体方面,美国的一些大学都作出了明确的限定,不过不同的大学处罚主体也会有所不同。如普林斯顿大学规定,如下机构对处罚学术不端行为负有职责:一是本科生信誉委员会,管辖所有违反无监考考试制的行为。该委员会为配合无监考考试制的实施而成立,专门处理在无监考考试中发生的各种错误行为;二是教师-学生纪律惩戒委员会,其由学生、大学教师和管理者组成,管辖其他学术工作和实验报告中违反规则和规范的所有行为。该委员会的具体职能是负责管理为治理学生行为所制定的规则和规章,评估所报告的违规行为,且在有必要时建议适当的惩罚措施。如果出现对特别案件负有责任的主体不能确定的情况时,由本科学生部主任或者信誉委员会主席对之作出区分;三是相关的管理部门负责实施或执行处罚,包括大学的本科生部主任(本科生的处理)、研究生院院长(研究生的处理)、教务长、相关学院的院长、大学教师部主任等,有时可能还需要提交给分管的副校长甚至校长来决定;四是申诉机构;对处罚不服的还可向普林斯顿大学校务会的司法委员会提出申诉。

在俄克拉荷马大学,对学生的学术不诚信案件,首先由负责记录学生的课程结业成绩的教师处理,但在处理手段上仅限于比较轻的处罚。如果大学教师认为需要作出更为严厉的处罚,如留校察看、停学或者开除等,则需要向大学的司法协调人提出建议,由大学的管理部门启动这些较为严厉的惩戒程序。学术申诉委员会是由大学校长授权审查受指控的学术不诚信或者不端行为,并决定其指控的适当性的校内机构:“学校所设的学术申诉委员会有权力改变和/或降低对学生的指控”。学术申诉委员会具体履行以下两项职责:1.依据相关政策和程序判定当事人所涉及的行为是否属于学术不诚信或者不端行为;2.决定学术不诚信或者不端行为的辩解是否有效。因此,学术申诉委员会举行任何性质的听证时,其听证代表的分配原则要保证在听证中对大学的所有当事方都具有公正性。学术申诉委员会由大学教师成员(除主席之外)、职员成员以及2名学生构成。此外,在学术申诉听证委员会具体成员的选择上还要贯彻回避原则,即任何与学生申诉事件相关或者有潜在利益冲突的教师或者管理者都不得成为该委员会委员。

(二)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手段

美国高等学校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手段必须由学校的相关文件规定。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权利、规则和义务》中,罗列了惩戒学生和教师违规行为的具体处罚手段。

1.警告(Waming)

这是一种正式告诫,虽然这不会成为个人持久档案的一部分,但是会作为判断未来任何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的因素之一。

2.留校察看(Displinary Probation)

按照严重程度确定时间总量。在留校察看期间,作出无论何种违规行为都可能被处以停学,有条件停学或者在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学校开除。纪律惩戒性留校察看将被用来判定之后任何违规行为的严重性,即使纪律惩戒性留校察看期已经结束。

纪律惩戒性留校察看记录在大学的个人长期档案中(不过不载于正式记录),并可能由本科生部主任办公室或者研究生院院长办公室公开,以回应经学生同意或者其他法律规定的要求。

3.扣押学位证书(Withholding of Degree)

针对高年级学生或者研究生的有关情况,大学可以在特定时间内扣押学生的普林斯顿学位证书。这一处罚代替了学位要求都已完全达到的高年级期末的停学处罚。扣押学位证书要载入官方记录。相关信息保留于学生在大学的长期档案中,并可能由本科生部主任办公室或者研究生院院长办公室公开,以回应经学生同意或者其他法律规定的要求。

4.停学(Suspension)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从大学解除成员关系或者雇佣关系。停学被记载于官方记录。相关信息保留于学生在大学的长期档案中,并可能由本科生部主任办公室或者研究生院院长办公室公开,以回应经学生同意或者其他法律规定的要求。

5.附带条件的停学(Suspension with Conditions)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从大学解除成员关系或者雇佣关系,通过这种特定的停学,使停学持续至适用这一处罚的主管机构规定的特定条件实现。这些条件可以包括但不限于:损害赔偿、正式的道歉或者心理辅导。附带条件的停学被记录于学生的官方记录。相关信息保留于学生在大学的长期档案中,并可能由本科生部主任办公室或者研究生院院长办公室公开,以回应经学生同意或者其他法律规定的要求。

6.开除(Expulsion)

持久地从大学解除成员关系或者雇佣关系,没有被这一团体再次录取的希望。对于大学教师成员可能涉及撤销终身教职。开除被记录于学生的官方记录。相关信息保留于学生在大学的长期档案中,并可能由本科生部主任办公室或者研究生院院长办公室公开,以回应经学生同意或者其他法律规定的要求。

7.谴责(Censure)

大学的谴责可以被附加在以上所列除警告之外的其他任何一种处罚之中。谴责表明了大学对违规行为严重性的一种态度,它不存在可减轻错误的因素,并在以后对有关特定个体行为获得授权的调查作出回应时说明这一严重性。

以下处罚可以与以上任何一项处罚一起执行:

校园服务(Campus Service)。每周校园服务10小时以下可以附加于纪律惩戒性留校察看的部分或整个期间。这一处罚特别适用于故意破坏公共财物、扰乱秩序及酗酒的有关违规行为。

不提供大学住房(University Housing)。这适用于对居住社区有严重影响情况的违规行为,尤其是涉及行为时,不提供大学住房或重新安置大学提供的住房,这可以附加于纪律惩戒性留校察看的部分或者整个期间。但是,对新生或者二年级学生,像所有下层社会学生必须居住于住宿学院那样,不可采用从大学提供的住房开除的处罚。

限制使用空间、资源或者参加活动(Access to Space,Resources and Activities)。适用于涉及成员与团体的错误行为情况,可以限制使用空间和/或资源或者参与活动,以实现限制各主体之间接触的机会。

以上所列处罚手段不仅包括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也包括了对偷窃、骚扰、欺凌、、吸毒或者持有等违反校规或者地方、州和联邦法律行为的处罚手段。在实践中,对学术不端行为使用的处罚手段主要是,由教师降低课程分数,取消课程成绩,或者由学校决定留校察看,停学或者开除,拒绝、否定或者缓发(扣押)学业证书。有的学校还在传统的判分制度基础上,创造出“F”等级的分数作为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每一种处罚手段的采用都要考虑学术不端行为的具体情况和行为性质的严重程度。

(三)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程序

由于学术不端行为属于“学术权力”管辖的范围,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首先适用的是校内处罚。而处罚所涉及的常常是对学生受教育权益的处分,可能对学生的实质性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有较为严格的程序要求。即使启动校内的处罚程序,也几乎与法院诉讼的司法程序大致相仿。一般而言,包括通知、调查、辩解或者听证、交叉诘问、作出处罚决定、申诉、执行处罚等步骤。在实际规定中,也会因学术不端行为性质的严重程度以及准备实施处罚手段的轻重而在程序的繁简上有所不同,各大学在具体做法上也略有不同。

以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教师作为处罚主体的程序为例,在学术不诚信案件中,首先由大学教师“通过‘明确和使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被指控的行为发生过,以此承担证据的举证责任”。要求负责记录学生课程成绩的教师“应该尽可能地与学生交流这一情况,解释指控及其理由,考虑所采用的纪律惩戒措施,并给予学生回应指控的机会”。在与学生商讨之后,做记录的教师可以决定启动相应的纪律惩戒措施。教师的处罚权限限于“要求学生完成替代性作业或者考试;对考试、作业或者课程降分;对作业或者考试打‘零’分或者‘F’等级;对课程打‘F’等级”等处罚形式。

如果做记录的教师认为应当作出诸如留校察看、停学或者开除等纪律惩戒措施,只能向有关管理部门提出建议,而且必须在10个工作/学日之内,就采取的措施及其理由以书面形式与以下人员沟通:1.学生;2.做记录教师的系领导;3.分管领导;4.学术事务副校长;5.司法协调人。

对于教师作出的任何纪律惩戒措施,如果学生决定提出申诉,在接到由做记录的教师所采取的措施的书面通知后,可以在10个工作/学日之内向大学的学术申诉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在申诉期间,不得执行纪律惩戒措施;在控告待决过程中,也不得开除被指控学术不诚信的学生。学生在申诉过程中为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学生先向学校学术事务办公室提出申诉,该办公室向学生发放一张《成绩申诉表》,表中罗列了提交学术申诉委员会之前必经的一系列商讨程序,包括与教师、教师所在系的领导(或者其他最接近的主管)以及教师的部门领导等进行协商,每次商讨的具体日期和商讨人的姓名都要被记录于《成绩申诉表》。如果这期间问题不能解决,再将该表中剩余的部分填好,与一份简要解释申诉的说明一起提交学术事务办公室,由该办公室提交学术申诉委员会。

学术申诉委员会受理申诉后,必须向学生提供:1.申诉听证的时间和地点的书面通知。2.一份申诉证词表格。3.告知以下权利:(1)亲自出场和出席他人案件的权利(任何一方可以选择不出席。在这种情况下,听证将会在他/她缺席的情况下举行。不能出席的也必须被不具偏见地通知);(2)在同一听证中像教师一样有与委员会见面的权利;(3)由顾问、同事或者朋友陪伴的权利;(4)传唤证人以帮助证明案件事实的权利;(5)要求提问和拒绝回答问题的权利;(6)要求对任何决定的作出解释理由的权利。同时要求在申诉中不能再进一步作学生不知情的反对学生的辩护,或者教师不知情的反对教师的辩护。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查的,由大学的司法事务协调人进行;而学术申诉委员会在申诉后对是否命令教务主任修改课程结业成绩则具有最终权限。如果学生对其决定仍不服的,只有向法院提讼。

在实践中,并不是所有大学都制定了完善的处理程序。一般而言,法院并不会对大学的程序“吹毛求疵”,只要被指控的学生或教师接受了公正的听证就不会有很大问题。例如,在学术不端行为的纪律惩戒听证中,学生和教师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但不像法院的司法程序那样要求一定有律师参与。如果不涉及违反学校外部法律的行为,甚至要求不让律师参与,但可以由同学陪同或者提供咨询。如果大学的相关“手册”中对此没有规定,那么,法院也不会对其进行“扩展”。不过,如果大学方面有律师参与,学生或者教师也可以请律师参与,反之亦同。总之,对双方都要公平。

此外,学校要求参与处理程序的人员要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利,不得私下讨论案情,如果最后判断当事人无过错,所有相关材料都要被销毁。

三、法院处罚学术不端行为所引发的法律争议

在维护学生和教师的权益方面,美国法院的司法救济功能是不可缺少的。当学生或者教师因为学术不端行为不服所受纪律惩戒而提讼时,法院面临着如何在维护高等学校基于学术判断发放学业证书的权力与保护学生免受不公正对待的权利之间以及高等学校与教师之间的权益作出平衡的问题。通过对相关判例的梳理,可以看出美国法院处理学术不端行为争议案件的法理依据主要有合同理论和对学术权力的司法尊重两个方面;而在方法上则通过相关案件的审理,界定了能够作出学生是否具有学术不端行为的法律和事实两方面要素。

在合同理论方面,美国法院认为,学生和高等学校之间存在着隐性的合同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大学公布的大学情况总览和学生手册相关的管理文件,以及学生的大学入学申请书中双方所表达的期望来体现的。法院认为,学生受教育权是一种与公民未来就业、生活状态相联系的财产和自由权利①。高等学校与学生是在双方认可的合同条件下结成的关系,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正是一种履行或者执行合同的行为。而在大学公布的学生手册中也包括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定义及其处理程序要求。这可视为大学自身的承诺,意味着学校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时也必须遵守这些规定的程序,否则由于其自身的行为违规,作出的处理手段也将无效。学生的公民身份使其可以提出公民权利诉称,法院也可对其合宪性进行审查。

虽然大学与学生的关系在性质上是平等的,但似乎也存在着矛盾――大学通过其教师可以对另一方进行评估和控制。一般而言,学生与学校双方有着共同的目标与利益,其关系是非对抗性的,但是,当学生诉称不公正的学业对待或者高等教育机构指控学生作弊或者抄袭剽窃时,这种非对抗性的关系就转变成为对抗性的关系。这样产生诉讼也就在所难免。那么,法院需要根据合同理论来评判合同是否得到遵守,而法院充当的只能是解释合同的角色。

在判定是否作弊方面,法院倾向于根据具体事实进行。如果缺乏事实的支持,仅凭某些怀疑或者推理来判定学生作弊则可能不会受到法院支持。例如,在多尔顿诉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案中,原告在5月和11月两次取得SAT考试成绩。在第二次考试中,他的分数比第一次提高了410分。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进行了笔迹比较,认定两次的笔迹不一致。如果学生在SAT的两部分考试中分数提高了350分以上,日,有他们自己聘请的笔迹专家的证词,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根据其可疑情况的假设,按照SAT公告的说法判定该生“因为考试中的……不端行为获得了高于其他学生的不公正的利益”。不过,当原告参加考试时,他曾经签署过一份在这种情况下他有5个处理选择:可以提供其他证明信息;可以重新免费参加考试;可以授权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取消考试成绩并返还费用;可以请求第三方审查;可以要求仲裁。他选择了提供另外的证据证明在11月的考试中他到了考试中心。但是,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没有考虑这一证据信息,且扣押了原告的分数。在诉讼中,初审法院认为,根据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公告等于附意合同(定式合同),其依次作用于法院审理的范围,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没能“做出哪怕初步的努力评估或者调查由[该生提出的证明不端行为是虚假的]信息……违反了附意合同……没能以善意(good faith)作为……”并发出了要求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将该生的SAT成绩释放给他选定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命令。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一些案件显示,当由于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处罚引发争议而提出诉讼时,其诉由极少涉及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事实的否认,而是更多纠缠于正当程序、公民权利等是否获得保障方面。正如莫兹利博士所言:“在所有报告学术不端行为的案件中,当案件受到上诉法院审理时,有关学生是否实际做出了学术不端行为的事实不再是争议的问题,而是被归入更为流行的有关程序权利的争议问题之中。”这可能与法院的态度有关。

在对学术权力的司法尊重方面,美国法院认为,大学教师承担着向社会提供可靠人才的责任,学业标准的判断是高等学校所具有的专业性权力之一,而大学向学生颁发的学业证书是学生从事某项工作的专业资质的证明。如果学生通过学术不端行为获得这种资质证明,所危害的将是社会及其他公民的利益。所以,美国法院一般不会代替高等学校来评判学业水平,因为“法院是尤其缺乏评估学术表现能力的”,因此,“法官不能凌驾于大学教师的专业判断之上,除非是那种实质上偏离可接受的学术规范以致显示出有责任的教师或者委员会没有真正作出专业的判断”。如,在前述多尔顿诉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案的上诉中,虽然上诉法院也判定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未能以“善意”作为,但也承认是否发放其考试成绩的最终决定权仍然在该中心。所以,法院决定其学业评定是否适当的标准主要是评定过程是否“武断或者任意”。

可见,法院认为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判断与评价属于“学术权力”的管辖范围,法院不得涉足学业评价的主观标准,不能代替教育机构作出学术决定,法院对学业成绩评定干预的范围限于打分方式的合理性,因为“作为一个基本原则,打分争议的司法审查可能会使法院卷入学术和教育决定制定的最核心问题。再者,法院介入评定特别分数的适当性可能会促使无数不及格的学生诉讼并因此损害教育机构的学术决定的信誉”。换言之,法院可以干预的范围仅限于客观标准。例如,如果缺课次数成为评分标准之一,而两个缺课次数相同的学生被给予了不同的分数,可以判定其可能存在不公平因素。这也表明,法院对学术决定的司法尊重也不是绝对的,就质化的标准而言,以学校的专业判断为主;而就量化的标准而言,法院则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因此,有学生会以存在年龄、种族、性别和疾病等方面的歧视而提讼,法院则会根据事实对其争议的实质进行评估,再决定是否支持学生的诉由。

四、启示

美国高等学校在治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制度建设方面,有如下经验值得借鉴。

(一)校规的完善有助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判断和预防

美国的一些大学都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校规,详尽规定大学的各项事务,且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频繁修改,随时将新的动向纳入制度管理范围,为师生提供行为指南。在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治理上,在校规中做到正面教育与惩戒相结合,根据“充分注意”的原则,一方面从正面说明相关的学术行为要求,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权利、规则和义务》第2、4、6节中专门对学术论著中进行文献来源注释的基本要求作了阐述。包括如何注释引文,注明改述的内容或借用的观点与事实,如何做脚注和参考文献目录(包括电子文献和其他文献来源);在实验工作、课题布置、计算机程序和家庭作业中如何使用数据及进行合作成果报告,参考文献书目的标准形式等;另一方面,对学术不端行为作出明确界定,帮助学生了解哪些行为是禁止的,一旦违反会受到什么惩罚,如本文前述部分所引述的那样。有的大学还专门向教师防止作弊的建议,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学生司法事务办公室了《创造学术诚信氛围:防止作弊的建议》,指导教师如何促进学术诚信,防止和识别各种作弊行为。同时,一些大学在考试的试卷上往往列出诚信承诺声明,要求学生签署,这使学生和教师比较容易掌握学校的要求和相关行为准则,了解违反的后果,引起警觉,以约束自己的行为。相对于我国一些高校简单地采用“复制比”的管理方法,更有利于保护学生和教师的创造积极性。同时,由于规定明确具体,学术行为是否正当一目了然,易于判断,即使受到纪律惩戒,只要有证据支持,也可能会撤销处罚的,而且由于理由正当,也减少了争议,便于学校和教师的管理,并能获得法院的支持。

(二)明确的处理制度以及法院的介入有利于保护学生和教师权益

美国的大学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制度,从主体、权限、手段到程序构架完整,并建立了相应的校内申诉制度。如普林斯顿大学分别明确本科生信誉委员会、教师一学生纪律惩戒委员会、学校各管理部门和学术申诉委员会各自的职责,相互之间有所分工,但也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避免某一方权限过大。同时,学校还非常重视学生的参与,其中,本科生信誉委员会完全是学生自治组织,在教师一学生纪律惩戒委员会和学术申诉委员会中也规定了学生委员的名额。这不仅有利于公正处理,也有利于学生形成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氛围。

对处理手段和程序的规范也约束了管理部门权限的行使,使之必须实事求是、重视证据,不可恣意妄为,避免因其他因素导致不公平对待。同时,在处理过程中重视沟通和协调,如俄克拉荷马大学在处理学生学术不端行为过程中,专门规定了将“协商”作为必要的程序之一,这样可以使某些问题在提交学术申诉委员会之前得到解决,而不至于“对簿公堂”,使师生矛盾更为尖锐。我国一些高校由于不重视“程序”建设,处理相关行为时方式方法简单化,容易导致学生的不满,美国大学这方面的经验是值得我国高校借鉴的。

法院的适当介入对大学管理权力的行使也是一种司法监督。法院通过相关判例阐述了合同理论与对学术权力司法尊重的原则,明确了司法介入的范围与程度,既尊重大学及其教师的专业判断,也注意保护学生的权益,对学生和教师的教育利益与大学的学术管理权力之间的冲突进行了平衡,避免大学管理人员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时因为愤怒而做出武断或任意的行为,这有利于维护学生和教师的利益。

(三)有适当途径保障学生和教师了解应遵守的行为规范

美国的一些大学除了将相关规定编辑成册,打印成供学生或教师学习的“手册”之外,还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将所有大学政策或法规乃至相关的地方、州或者联邦法律全部上网,电子版本。如果在一个文件中涉及要求参看其他相关规定的,也必然附加相应的网址,师生查阅起来十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