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研究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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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区域经济研究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开放型经济； 开放规模； 开放结构； 开放效益
中图分类号： D5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ki.sxsx.2016.04.024
对外开放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本国策，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开放发展之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不断深入，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和产业重构的的脚步也在进一步加深。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在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带动下，较好地实现了要素和产品服务在全球的配置，使地方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
同时，随着对外开放战略的不断深化，接受来自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尤其是党的十以来，中国经济乃至地方经济面临新的形势，呈现“经济新常态”，站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应积极主动实行开放战略，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实现互利共赢。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三五”发展的五大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从国家到地方经济的发展应更加注重质量的提高，因此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尤其是东部沿海地方已具备了量的积累，理应在提升开放发展的质量上多做有益的探索，在开放发展的量与质之间实现均衡发展，进而形成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站在新的起点上，对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进行梳理，并对其内在的关联性进行探索，将有益于我们发现并分析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的问题，找出进一步深入开放发展的短板，为补齐短板提供对策参考，实现以开发促发展质量提升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论文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同时，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重在揭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维度：开放规模、开放结构、开放效益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探究在开放发展的量与质之间的均衡发展的问题。所以论文摈弃了研究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测度，这类研究国内外已经如数家珍，而是探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三个维度之间的内在机理和联系并选择江浙地区的城市为例经实证分析可以探讨开放发展量大质低的问题，尤其是在广义的开放环境中，越来越大的内贸市场促使产品从量到质的必然转变，从价格优势到品牌优势的必然追求，这在当前棉铃开放型经济新形势下，更具有咨政价值。
一、文献综述
（一）开放型经济内涵及水平测度
国外对于开放型经济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对其内涵的界定也有比较成熟的观点：认为开放型经济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的贸易、投资、金融等环节的对外开放，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国际经济交流、国际技术合作、国际金融市场共建等方面的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国外学者在开放型经济体发展水平测度方面的应用研究很多，小岛清（1987）[1] ，Sebastin（1998）[2] 利用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额比与GDP的比值）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程度。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切口越来越小，但基本选择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的指标的高低来研究。例如Katrin Rabitsch（2012）[3] 在研究开放型经济中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结构和贸易的作用、Philippe Bacchetta（2014）[4]在研究一个不断增长的半开放型经济的最优汇率政策（中国）时，选择了上述指标来反映开放型经济的水平。
国内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研究起步较晚，并倾向于基础性的研究。对于开放型经济的内涵有多种表述，李贯歧（1995）[5] 提出开放型经济是相对于封闭性经济而言。刘桂斌（1998）[6] 则将开放型经济表述为自主选择对外开放，合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来发展本国经济的体制。郑吉昌（2003）[7] 认为开放型经济是商品、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模式。
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方面国内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一类是运用计量模型对省市、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例如谢守红（2003）[8]通过洛伦兹曲线对比分析了广东省21城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傅钧文（2005）[9] 通过风险评估模型分析了上海市的开放发展水平，何悦（2013）[10]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重庆与内陆8省的开放发展水平，王晓亮和王英（2013）[11] 通过熵值法比较分析了沿海7个省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并认为应考虑开放的结构和效益。另一类文献的研究是对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进行不断地拓展，例如曾海鹰和任登鸿（2007）[12]建立了对内开放度、对外开放度和旅游开放度三个层面的指标体系。肖俊夫等（2009）[13] 构建了开放程度、开放结构和开放支撑三个层面的22个指标体系。陈子曦（2010）[14] 建立了开放基础、开放程度和开放潜力三个层面的13个指标体系。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尤其是国内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上，通过采用各种计量模型和分析方法，来研究各指标的权重，从而得到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分值。近年来随着经济转型时期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许多学者在开放的效益方面有了不少突破，使得指标体系更加丰满。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会发现，有些地区的开放型经济指标有明显的倾斜性，例如外贸依存度很高但是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比例偏低，而计算得到的综合得分没有体现这样的特点。因此本文研究的角度在于开放型经济内各个层面发展的均衡性，通过各个相关指标的关联性研究来反映，而这类文献研究比较少。
（二）研究对象的指标选择与机理分析
笔者认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挖掘本地的潜力，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实现资源、要素、产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从而带动本国或地区经济的增长。而在这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存在对本国或地区资源、能源的消耗，环境的影响，以及规模效应递减等瓶颈，如何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大的效益是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也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的必要条件。因此研究开放发展过程中的量与质的均衡关系能更为合理的评价区域经济的开放发展水平。
以江浙地区的城市作为对象来研究是基于江苏、浙江两省是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也是最早一批对外开放的地区，具有良好的开放发展的经济基础、政策基础以及已经积累的开放基础，即开放型经济发展实现了量的积累。但同时笔者也发现，浙江外向型经济在遭遇滑坡后，对国内开放（内贸市场）的规模和效益水平均较低，与江苏相比有不小的差距，浙江产品在外贸缩水的情况下，还无法以品牌产品的优势保持国外和国内市场的份额，这需要在更多的研究中找到对策。
笔者选择开放规模、开放结构、开放效益这三个层面来比较分析。在具体指标选择上参考了王洪庆（2015）[15] 、何计文（2016）[16] 、谢婷婷（2016）[17] 等的指标体系，根据区域经济的特点，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一性，使用的指标详见表1。
其中第一个层面开放规模可以由以下指标来反映：外贸依存度可以用来反映区域经济对国际商品市场的依赖程度；用内贸依存度来反映区域经济对国内商品市场的规模；用外资依存度来考察区域经济外资利用规模。第二个层面开放结构可以用来表征的指标有：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例来反映高端产品出口结构；用外商投资第三产业的比重来衡量外商投资结构。第三个层面开放效益可以用来衡量开放发展的成果和质量的指标：用内外贸易占地区产值比值来反映贸易经济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度；用外资企业的利润贡献度来反映外资的经济效益。
二、实证分析――绍兴、嘉兴、常州三地的比较分析
（一）对象解释
选择绍兴、嘉兴、常州三个地市，一是三个城市人均GDP比较接近在10000元上下，经济基础差不多；二是三个城市东部沿海开放型经济相对较发达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已经积累了基础，如今面临开放型经济发展转型和质的提升；三是三者地理位置与环境较为相似，没有港口城市的特殊优势，又靠近周边大城市；四是三个城市都有各自在产业上的比较优势，有工业经济的基础和对外贸易的主导产业。因此，在三个城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在区域层面上剖析如何由外向主导向开放型质量提升进行转变。
（二）开放规模的比较分析
1. 内外贸规模
从绍兴、嘉兴、常州三地的外贸规模来看，嘉兴外贸依存度较高61.8%，常州最低仅为36%，也就是常州的出口额对地区GDP的比重为三分之一左右。从图1来看，2001年加入WTO之后外贸规模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尤其是绍兴增长幅度较大。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外贸缩水的现象比较明显，各地都有所下滑，绍兴的外贸依存度也由75%下降到不足50%。因此，自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外贸规模都有显著缩小，而且有继续缓慢缩小的趋势。
（数据来源：绍兴、嘉兴、常州历年统计年鉴）（下同）
注释：指标单位涉及美元统计的均按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年平均价格进行转换。（下同）
而内贸规模则相反，绍兴、嘉兴、常州内贸规模在2009年以后都有不同幅度的扩大。做为开放型经济区域，与本地市场和国内其他区域的额市场贸易往来增多，效益提高，也是开放发展的重要方面。由于国外市场的缩水和不确定因素增加，更多依赖国内市场不仅是一种有效的补足，更是未来开放发展的主要支撑市场。 总的来看，嘉兴的内外贸规模较绍兴和常州大，绍兴的内贸规模较小，潜力还可以进一步挖掘。（图2）
从三个地区各自内外贸依存度的比较来看，（图3-图5） 外贸规模也不断地缩小，内贸规模在缓慢的增加，绍兴外贸规模略高于内贸规模，嘉兴由于外贸依存度较高2015年仍有55%所以高于内贸12个百分点，而常州2014年内贸规模已经超越了外贸。所以，相对绍兴和常州而言，嘉兴的内外贸规模较高（内外贸依存之和为97.54%），绍兴和常州比较接近在70%到80%之间。
2. 外商投资规模
绍兴和嘉兴在外商投资规模上的变化基本同步，由于浙江和江苏两地在对外吸引资本政策上的差异，2007年之前常州与嘉绍在入世之后外商投资规模上走势有所不同，但自2007年后都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符合金融危机前国外资本和热钱总是先于市场反应流动的规律。2012年后嘉兴的外资依存度有缓慢回升，2014年为4.57%，而绍兴的外资依存仍在缓慢下降，2014年不足1%，与嘉兴和常州差距比较大。（图6）
从上述比较分析中可以发现，嘉兴的开放规模相对较高，绍兴在外商投资规模上是短板，同时内贸的规模也有待提高。
（三）开放结构的比较分析
开放结构的优化是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方面，而结构的优化一般认为是产品结构的高端化、产业结构的高端化等方面。因此很多学者在研究开放结构时，选择用出口产品种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出口产品的结构。从绍兴和常州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来看，差距比较大，常州自2010年以来下降了10%左右但仍然高于绍兴12个百分点。（图7）由于两地主导产业的不同，绍兴的出口商品以轻纺产品、化纤原料为主，常州在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力引进高新技术项目和尖端人才，实行创新创业弯道超车的战略，提前绍兴进入产业的转型期，因此开放经济的结构优化比较明显。绍兴出口产品上的结构性劣势，正式代表了浙江开放经济的痛点，在量到质的转型中，尤其是部分经济主体由外贸转战内贸市场的时候，遇到了贴牌到品牌的考验，品牌品质是占领内贸市场的主要利器。
由于各市对出口产品的种类统计有所差异，嘉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未列入统计项目，而绍兴和常州对实际利用外资中三次产业没有列入统计项目，因此考察嘉兴开放结构可以从实际利用外资中第三产业占比逐年增加反映出开放结构在不断地优化升级，2014年嘉兴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达30%以上。（图8）
（四）开放效益的比较分析
1. 贸易经济贡献度
一个地区的贸易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体现了该地区开放发展的效益，从内外贸对经济的贡献来看绍兴的贸易经济效益较高尤其是2009年之后一直高于嘉兴和常州，2014年达到70.6%，嘉兴的贸易规模大于绍兴和常州，但贸易效益不及绍兴，常州贸易效益低于绍兴15个百分点。（图9） 这与绍兴第三产业占比较常州低有关，常州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接近50%，2014年也高于绍兴4.4%。（2014年常州第三产业占比48%，绍兴43.6%）同时绍兴的贸易效益较高也反映了绍兴对贸易经济的依赖程度较高，收贸易环境的影响也较大，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因此绍兴贸易经济的质量（含金量）将较大程度影响地方经济的质量。
2. 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
考察开放经济效益还可以用外资企业的经营效益来反映，外资企业经营效益直接体现在企业的利润上，通过绍兴、嘉兴、常州三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比较可以发现，绍兴的外资企业利润贡献较低，基本维持在20%的水平，嘉兴和常州在2009年金融危机后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有明显的下降，尤其是嘉兴下降幅度较大为20%，但嘉兴和常州仍然高于绍兴13个百分点。绍兴外资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因此在统计规模以上（2000万以上）工业企业时，占比较大的中小型外资企业并未统计在内，同时，绍兴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的稳定性也说明绍兴规模以上的工业外企业在2009年金融危机中抗风险能力较强。2012年，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绍兴、常州外资效益增长乏力，嘉兴略有下降。（图10）
（五）开放规模、开放结构和开放效益关联性分析
1. 分析方法
为了考察某一区域开放型经济中开放规模、开放结构和开放效益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如何，在一定的时间序列中变化是否具有同步性，笔者选择采用灰色系统关联分析法。由邓聚龙①创立的灰色系统理论和分析方法是计算产业与产业间关联性度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研究一个多层次复杂系统内部各因素相互关联程度的有效工具。灰色关联分析主要是根据参考序列曲线与比较序列曲线的几何形状相似程度来判断两个序列关联性的大小。如果曲线越相似，则关联度就越高，序列发展趋势越同步。一般以0.6作为临界值来判断。
2. 开放规模与效益的关联分析
（1）数据选择与设定
设定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或贸易经济贡献率）为参考序列Xa（t）（或Xb（t），t为时间2006-2014。外贸依存度、内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为比较序列X1（t），X2（t），X3（t）。
（2）无量刚化处理
为了使不同的数据序列具有统一性和可比性，采用初值化算子对参考序列数据和比较序列数据进行无量刚化处理，即每个序列的数据均除以序列的第一个数据。得到标准化序列ya，yb，y1，……，y3。
（3）绝对差值计算
将每个时间点标准化后的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的数据的绝对差计算出来得到yφi（t）=|yφ（t）-yi（t）|（φ=a，b；i=1，2，3），并计算绝对值序列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4）关联系数计算
rφi（t）=[ωmaxyφi（t）+minyφi（t）]/[yφi（t）+ωmaxyφi（t）]（通常令ω=0.5）
关联度Rφi（t）=关联系数rφi（t）的均值
（5）结果分析
从结果来看，绍兴的开放规模与开放效益之间的关联性较低，除了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与内贸依存度关联度达到0.6，其他开放规模各指标序列与效益指标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均低于临界值0.6，说明贸易经济贡献率与开放规模各指标的曲线拟合度较低，也就是说开放规模的大小并没有与开放效益的高低呈现同步变化的趋势。
嘉兴内外贸依存度与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外贸依存度与贸易经济贡献率关联度均大于0.6，所以嘉兴的开放规模与效益之间呈现一定的同步变化特征。常州的开放规模与效益关联度较高，尤其是外资和外贸依存度与贸易经济关联度大于0.7，呈现了较好的同步性。因此总来看，外资依存度与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三个城市都低于临界值，说明外资规模与外资的效益关联性较低，外资规模扩大的同时效益并没有同步提高，而外资规模缩小时，效益也没有同步下降。
3. 开放规模与结构的关联性分析
设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为参考序列Xc（t），用上述相同的计量过程获得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与外贸、内贸、外资依存度之间的关联度。（表4）
从关联分析结果来看，内贸依存度与开放结构有较好的同步变化特征，但内贸的规模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与本应联系较为密切的外贸、外资规模却关联度都低于临界值，所以出口产品的高端化水平与开放的规模大小并无同步变化的特征。但是反过来，也说明出口产品的结构高端化，不仅有利于国外市场的竞争力提升，也有利于发展内贸市场，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或者风险较大时，外贸与内贸之间的转换与互补将得以实现，地区的综合开放水平才能得到有效提高。
三、结论
笔者旨在阐述区域层面开放型经济的规模与结构、效益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对绍兴、嘉兴、常州三个地区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分别从规模、结构和效益三个方面对三个地区做了横向的比较分析，发现绍兴的开放规模低于嘉兴、常州，开放结构与常州也存在较大差距；绍兴的贸易经济对地方经济的贡献较大，但外资经济的效益却较低，与嘉兴和常州差距较大。
其次对开放规模、结构和效益之间的关联度做了系统分析，结果发现：一方面，开放的规模与结构之间关联性较低，当内外贸、外资规模扩大时，开放结构并没有呈现同步优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开放规模与开放效益的关联度嘉兴、常州较高，说明开放规模扩大或缩小的同时，开放效益呈现同步提升和下降的趋势。
因此，在提升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时，一是要以本地主要的产业为基础，首先使得区域内产业结构得以转型升级，才能实现开放结构的优化；二是开放经济从量变到质的提升是经历经济新常态时期必须面临的挑战，在继续扩大开放规模的同时，要以效益的增长为根本，引进优质的外资资本，落地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提高开放经济对地方经济质量增长的贡献度；三是随着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区域经济与全球经济体系的关联性也不断增强，受到区域外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在日渐深入，开放型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需通过提升开放质量进一步提高，才能拥有相对稳定的市场份额，故要实现从依赖价格竞争到品质竞争的转变；四是对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痛点，要以更加开放的眼光和聚焦的力量来解决三十年贴牌外贸面临的困境，从不需要自我品牌，跑量就可以达到规模效应，到现在必须以创新和品牌为核心的开放发展理念，纵深内贸市场，做精外贸市场。为此需要通过更多的研究与实践来探索出一条高水平开放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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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科技经费；预算；规则；评分方法
中图分类号：F81.4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4-0088-05
Abstract： For current research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nditure budgeting method can’t offer direct and effective support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 and can hardly take human active factor into account， so a budgeting method based on the rule is designed in this paper. From four aspectsindustry original expenditure amount and industry innovating basis as well as industry innovating task and industry innovating future， the marking standard and regulation of industry expenditure distribution is designed， and the information collecting table and expert marking collection table are also constructed， specific operating method is offered according to budgeting flow and the attention items are also put forward.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nditure； budgeting； rule； marking method
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成为区域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核心与关键，创新活动具有外部性、公共性、外溢性等特征[1]，需要政府部门介入，通过引导、鼓励等带动企业、高校等研发主体积极开展创新活动，以有效实现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与科技的跨越发展。政府部门干预区域创新活动的最直接工具就是政府科技经费，主要包含科技事业费、科技三项费、科研基建费及科技专项费用等[2]。如何科学配置政府科技经费，以有效促进产业、地区的协同发展，调动各主体积极性，实现区域科技发展战略规划目标成为当前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预算依据的科学性与预算方法的先进性是影响预算结果的重要因素，而目前关于科技经费预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量方法方面，如零基预算方法[3]、灰色预测方法等[4]，而根据这些预算方法得出的预算结果仅能作为科技经费预算的参考依据之一，无法为政府科技经费预算提供全程方法支持。另外，这些方法通常将以往科技经费预算数据作为预算依据[5]，虽然部分研究者也提出应当全面考虑经费分配产业与地区的科技发展情况、研发基础以及区域整体发展战略目标等，但是并未能给出具体方法[6]，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将影响科技经费预算的各种因素融合到预算方法中；最后，各种预算方法的研究中忽视了人的因素[7]，政府科技经费预算不仅要做到客观、科学，还应当可行，预算方案能够被各方认可，以有效协同各方力量促进区域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因此在预算过程中必须鼓励各方参与，在整合各方意见提高预算合理性的同时，也使参与预算工作的各方达成共识，减少相互之间矛盾与冲突的产生。然而，考虑到人的因素时通常采用定性方法，无法准确确定科技经费预算方案而采用量化方法时，虽然计算结果相对精确，却难以融合人的能动因素。为此，本文设计一种基于规则的科技经费预算方法[8]，以有效整合人的能动性与数据的客观性，实现定性与定量方法的有效结合，为政府科技经费预算管理部门提供有效的方法支持。
1区域科技经费预算依据的确定
本文的区域是指国家为了便于行政管理而建立的省级行政区[9]。虽然地级、县级等也需要进行政府科技经费预算，但其涉及的额度与自主性相对受限，省级行政区作为一个特殊的区域，虽然需要与国家战略保持一致，但是在发展区域科技与特色产业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因此本文重点研究该类区域政府科技经费预算问题。通常政府科技经费按照产业进行首次分配，确定产业领域分配额度后再进一步通过调整经费配置地区、主体等实现多方面平衡与协同。
1.1产业经费额度
产业发展具有连续性，在产业没有特殊重大、重点项目时，获得科技经费份额的突变，会影响产业创新活动原有发展步伐，在产业创新人员、实施项目条件限制下，经费过多的刺激也很难实现产业创新活动的剧增，无法保证科技经费的放大效应。产业获得政府科技经费份额的大幅下降会向产业内部创新企业提供一种警示——区域战略转移，企业所属产业发展前景不明，未被列入重点发展行列，会影响创新企业的预期，减少其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因此，政府科技经费预算虽然不能完全沿袭传统的分配方案，但是在开展预算过程中应当充分重视与考虑各产业获得政府科技经费的演化规律，一般采用近5年各产业获得科技经费预算分配额度占总额度的百分比体现。
1.2产业创新基础
产业开展创新活动的能力、潜力与产业当前创新基础关系紧密，创新是一种延续性活动，需要前期积累，可利用产业R&D人员数量、拥有专利的企业数量、产业专利申请量、产业已获授权专利数量、产业新产品产值等指标反映。产业R&D人员数量反映了产业开展技术研发与创新活动的可能性，从事研发的人员数量越多越容易在产业内部形成知识共享、知识交流、知识学习等良好氛围，产生知识创新的集聚效应；拥有专利的企业数量反映整个产业对创新的重视程度与创新活动的辐射范围，有些产业专利与新产品产值总量比较可观，但是产业内部专利垄断现象严重，创新活动仅涉及少数优势企业，产业创新竞争强度弱，开展创新活动的意识不强，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经费引导作用也难以有效发挥。产业专利申请量反映当前产业创新活动的活跃程度，一般而言产业具有创新意识才会主动提升创新能力与水平，因此充分的专利申请量是产业获得授权专利的前提与保障，是产业创新活动开展情况的有效反映；产业已获授权专利数量是反映产业研发实力的重要指标，表明产业创新资源积累相对丰富，拥有开展创新活动的基础；虽然政府科技经费以满足区域发展战略为第一要务，但是为了实现政府科技经费的良性与持续发展，经费产生的经济效益与市场价值也是在配置时需考虑的内容之一，因此可选择产业新产品产值体现创新活动的适用性、社会认可度。总之，产业创新的前期基础影响产业当前创新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影响其应获得政府科技经费的支持额度。
1.3产业创新任务
科技经费为实现区域科技发展战略规划目标服务，因此应根据产业当年承担创新任务情况确定其分配比例。重大、重点项目是经多方面、多轮次论证后确定的，其在产业科技计划管理中具有战略地位，因此应首先列示产业当年承担的重大、重点项目名称、涉及金额及实施紧迫性等。其次，提出产业创新活动完成的其他战略目标，主要从人才培养数量、重大科技奖项、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产业带动资金、知识产权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等几个方面论证产业当年承担任务的重要性。创新活动的开展离不开高层次人才尤其是创新团队的支持，因此能够培养973计划首席科学家、长江学者、新世纪优秀人才等以及教育部创新团队、国家创新研究群体的产业应当优先得到政府科技经费支持；重大科技奖项的获得不仅能够有效证实区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实力与地位，同时利于以此为契机带动区域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未来创新活动中能够获得国家发明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重大科技奖项的产业优先资助。再次，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利于产业创新活动的开展，产业年度内具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以及国家大学科技园等重要创新平台建设任务的应在政府科技经费预算中优先考虑。政府科技经费虽然可以发挥部分直接作用，促进区域创新活动的开展，但是受到经费预算数量的限制，直接作用效果有限。因此，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科技经费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通过政府科技经费的引导与带动作用，吸纳更多社会闲散资金投入到创新活动中，因此投入产业的科技经费通过匹配、自筹、风投等方式可能带动的经费总量成为影响科技经费预算配置的又一重要因素。另外，我国各区域科技发展战略规划中基本列示了区域科技创新活动取得知识产权目标情况，因此可将产业预期产出专利数量以及科技成果登记数与科技成果转化率等作为考察产业对区域知识产权贡献度的指标。最后，科技服务于经济，需要将产业创新活动转化为现实的市场与经济价值，因此产业创造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也作为衡量产业承担任务量的考察内容。
1.4产业创新前景
对当前尚未承担过多任务的，但在未来技术研发与创新中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可酌情提高分配额度。主要体现在产业R&D人员增长率、拥有专利的企业增长率、产业专利申请增长率、产业已获授权专利增长率以及产业新产品产值增长率来反映。虽然某些产业在创新基础与总量上优势不明显，但创新发展势头较好，应当在政府科技经费分配中给予重点考虑。
2基于规则的政府科技经费预算评分表设计
为充分发挥各个业务处室工作积极性，也为使不同业务处室增进彼此了解，应首先由各业务处室提供当年各产业科技预算相关资料，科技厅根据各个业务处室提供的资料，组织各业务处室相关人员、管理与技术专家等按照预算评分标准进行打分，以确定各产业得分情况，要求提供资料真实、可靠，否则影响业务处室获得经费额度，评价标准如表1所示。
4政府科技经费预算分配中注意的问题
4.1建立诚信与沟通反馈机制
首先，各个业务处室提供原始资料与数据应做到真实、可靠；其次，开展培训明确各个指标的含义。明晰产业内重大、重点项目战略作用与发展定位等，以便利其他处室了解本部门工作与科技发展战略，在横向比较基础上，对产业进行科学、客观打分；最后，产业得分结果与专家建议存在较大差距时，应当通过交流、沟通与反馈等，调整评分，使之更加科学、合理。
4.2注意经验的累积
在组织与开展政府科技经费产业预算分配工作中，应当针对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处理方法与先进经验等进行有效积累，形成书面报告与材料，为后期相关活动的组织与开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4.3数据的规范化处理
政府科技经费预算通常涉及到前五年产业相关指标的具体数据，因此当前搜集的数据可为今后预算工作提供支撑，因此应及时录入、妥善整理与保存，以方便后续工作；另外，当前预算依据中各个产业提出完成创新任务情况可以作为产业创新考核指标，以约束与督促各业务处室有效开展管理，实现产业创新的预定目标。
4.4动态跟踪与改进
动态跟踪其他先进国家与区域开展政府科技经费预算的方法，学习其经验与方法，及时吸纳与引入本区域预算分配工作中；挖掘与培养预算分配人才与专家，及时更新专家库；跟踪产业创新任务完成情况与科技发展战略调整情况，及时调整划拨经费，保障经费有效使用。
5结论
本文设计了基于规则的政府科技经费预算方法，可有效实现定量与定性结合、数据客观性与人能动性结合等。主要结论如下：应当综合产业过去、当前与未来三个演变阶段，从产业前期经费额度、产业创新基础、产业创新任务、产业创新前景四个方面设计指标确定产业创新情况。根据指标的性质可以将评分标准表格分成定量与定性两个部分，并进一步设计信息采集表，针对定量部分各个部门主要提供数据支撑，对于定性部分按照要求进行准确描述。在完成信息采集后，组织专家根据评分标准打分。为便于计算，同时需要设计专家评分汇总表。结合不同专家的打分、考虑不同指标的重要性，最终确定产业得分与经费分配比例。当计算结果与专家建议存在较大差距时，需及时反馈、调整，经厅长办公会讨论，综合考虑地区、主体等各方面协调问题，确定最终预算方案。
本文设计评价指标与标准时考虑大部分区域情况，对于特殊区域如果无法采集相关指标值或部分指标波动剧烈等，可对指标与评分标准进行调整。在本文研究基础上，各区域可有目的性地完善区域科技统计数据，并进一步加强对政府科技经费监督、控制、实时调整与使用约束、奖惩措施等方面的研究，以全面提升政府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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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现代农业 新型工业化 安徽
安徽工业化发展现状
对于安徽省工业化发展状况，目前已有部分专家和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王秉建（2008）对安徽工业化水平进行了评价；胡亭亭（2007）对安徽工业化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余华银（2006）对安徽工业化的进程进行了评价等。通过对研究的梳理可知，安徽工业化的发展状况为：安徽省工业化进程慢于全国，安徽省工业化已处于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初期，但与全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工业高度化水平低于全国，高度化进程也相对较弱，安徽省工业处于由重工业化阶段向高加工度化阶段转变时期，工业高度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工业高度化水平明显偏低：轻工业中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比重低；重工业中加工工业比重低；重加工工业内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业的比重低。
现阶段安徽工业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分析
（一）外部环境
1.有利条件。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安徽农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在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新区域工业化模式下，人们开始重视农业地区和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工业化的目标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大力发展农业和农业地区经济；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力，使得农业的价值得到了重新认识。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工业化的内容不再是狭义的，而是通过包括农业在内的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全面发展。因此，农业不仅是加速工业化的一种工具，而且本身也是工业化的目的；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人们消费结构升级促生新机遇。虽然面临这一系列约束条件，但是，仍然存在有利于安徽省工业化的机遇：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一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内陆地区转移。安徽省可以选择适合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积累工业化的资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消费品的需求日益多样化，特别是对绿色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就为安徽省发挥其优势，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提供了机遇。
2.不利外部条件。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于安徽省来说尤其明显，主要表现为：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二是农村就业和增长局面趋于严峻。三是质量安全事件对农民、农业产业的冲击不可低估。民以食为天，我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而耕地面积只占世界的10%，粮食安全现状面临严峻考验。安徽省作为粮食主产区，在粮食安全体系中承担了重要责任，2008年安徽省平均粮食产量为6047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78 % 。因此，安徽省在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时绝不能以损害农业、减少粮食产量为代价。
（二）内部条件
丰富的资源条件。安徽省处于我国腹地，蕴藏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煤炭、有色金属等。同时拥有大量的水资源。以中部五省为例，不仅拥有长江、淮河等水系，还拥有鄱阳湖、洞庭湖和巢湖等三大淡水湖。丰富的农业资源，有利于农、林、牧、渔的全面发展和形成较高的农业生产率，为充分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建设现代农业，提供了广阔的资源配置空间和环境。
优越的地理区位。从地域优势看，安徽位于长三角腹地，东临江苏、浙江等发达省份，西连广大中西部地区，承东启西，地跨江淮，交通发达，发展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安徽可充分利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信息、资金，接受辐射，又可面向全国，推广自己的优势产品。特别是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的升级换代，将逐步淘汰一部分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安徽作为重要的劳务输出人口大省，积累了相当的技术和资金要素，安徽已完全有能力承接长三角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转移，这些都为安徽农业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较强的科研优势。从科研优势看，安徽的高校、科研单位众多，合肥是全国四所科技城之一。截至 2007 年底，全省共有各类研究与开发机构 1057 家，其中国有独立科研机构 116 家（包括 20 家中央在皖科研院所、96 家省属及省以下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 154 家。这些科研机构特别是一批中央在皖科研院所，是安徽省科技资源优势的集中体现，强大的科研优势为安徽省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研条件。
良好的生态环境。安徽省由于长期以农业为主，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因此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工业较少，这使得安徽省的自然生态环境得到较好的保护。安徽省可以充分利用生态优势，跨越重化工业阶段，直接进入高起点发展对环境要求高的生态产业。
不利的因素。“三农”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安徽省面临严重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生产、生活条件较为恶劣。农业比较效益低，市场化发育程度低，小农生产的特点导致农业省在农业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无法发挥出来。农民收入水平不高，且商品意识、创新精神和经营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农业省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三农”问题对安徽省工业化发展来说，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安徽省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是安徽工业化的现实选择
综上，结合安徽省实际，笔者认为安徽省应选择现代农业驱动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依托区域比较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围绕现代农业这个核心，把农业资源深度开发产业确立为区域主导产业，并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入市场的工业化道路。这一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化模式符合安徽省新型工业化的特点。由于符合本阶段安徽省的资源禀赋结构，可以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在此战略下建立的产业体系能够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发展壮大。通过产业的发展，利益的积累可以逐步改变安徽省的资源享赋结构，实现由农业省向工业省的转变。在资源禀赋结构变化后，现代农业有可能不再占主导地位，而是由更符合区域资源禀赋结构的产业取代，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安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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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碳排放;经济发展;各省区;脱钩指标;因果链分解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5-0087-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5.015
中国的碳排放量位于世界前列，特定的发展历程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决定了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碳排放量必将大幅度上升。中国从自身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出发，本着对本国和世界人民负责的态度，提出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相对于2005年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由于碳排放的变化受到自然资源及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因此深入研究国内各省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关系，对制定合理的减排政策和措施，如期完成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减排承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根据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我们认为对相对指标的分解更有意义，这一点从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而非碳排放总量降低40%-45%的承诺中可以看出，这也是本文构建Tapio脱钩弹性指标对1999-2008年十年间我国各省区①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进行测度，并对脱钩指标进行因果链分解的主要原因弹性指标与恒等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不受计量单位变化的影响，具有完全分解的优点，而且是对相对指标
的分解，在减排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
1 关于脱钩理论的文献综述
脱钩(Decoupling)一词最早用于物理学领域，表示两个物理量之间不同的变化趋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探讨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联性，将其应用到环境方面，“脱钩”也
随即成为测度经济发展与物质消耗或生态环境之间的压力状况、衡量经济发展模式可持续性的工具。近年来国外学者越来越多的注重将脱钩指标运用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的研究。如OECD对其30个成员国39个指标作为其环境与经济脱钩指标进行了脱钩分析；Juknys利用初级与次级脱钩概念，分析立陶宛的脱钩情形；Herry Consult GmbH等对奥地利的经济增长与运输业需求情况做了脱钩分析；David Gray和Jillian Anable对苏格兰地区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量及碳排放之间的脱钩情况做了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脱钩研究的文献还较少，大多集中在节能领域，这反映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节能相对于减排显得更为紧迫，而且节能也是减排的主要途径之一。赵一① 由于统计方法不成熟和体制变动等原因，这种情况在时下的中国普遍存在。
平，孙启宏，段宁［1］、王虹，王建强等［2］通过引入脱钩理论，对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量之间的脱钩关系进行了测度与分析；邓华，段宁［3］ 介绍西方研究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关系的“脱钩”理论的两种主流评价模式，并对在循环经济中的运用做了研究说明；诸大建，朱远［4］通过引入生态效率这一指标，将脱钩理论运用到循环经济的发展中；李效顺，曲福田等［5］ 对如何在耕地占用与GDP增长之间建立脱钩指标体系并加以运
用进行了研究，并解释了脱钩状态与指数发生变化的具体原因。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脱钩理论的研究大多是将其运用到能源、环境、循环经济测度及农业领域，把脱钩理论应用到温室气体减排领域的研究并不多见，台湾地区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则较为领先。台湾学者李坚明对台湾的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指标进行了研究；大陆目前只有李忠民、庆东瑞［6］利用OECD脱钩指标及Tapio脱钩指标对山西省工业经济的增长与二氧化碳脱钩关系进行了测度；庄贵阳［7］运用Tapio脱钩指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20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不同时期的脱钩特征进行了分析。但上述研究只是对某一国家或地区总体或部分产业发展产生的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缺乏对不同省区情况的具体研究，因而得出的政策建议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鉴于此，本文采用Tapio脱钩弹性指标研究我国各省区1999-2008十年间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并对其进行因果链分解，分析各省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弹性与状态变化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不仅不受计量单位变化的影响，具有完全分解的优点，而且是对相对指标的分解，在减排的国际大背景下，对国内各省区开展减排工作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
2 脱钩指标构建模式及本文脱钩弹性指标的构建
脱钩指标的构建有两种模式，即OECD脱钩指标构建模式和Tapio脱钩指标构建模式。
OECD脱钩指标：OECD指标构建模式主要是描述环境压力（状态）与驱动力变化的关系，以温室气体排放为例，二氧化碳排放为环境压力（Environmen Pressure简称EP）,GDP为经济驱动力（Driving Factors,简称DF），如果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率快于GDP增长率，则称两者呈现脱钩关系。脱钩关系分为两种状态，如果两者的增长速度都为正，但经济增长率高于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成为“相对脱钩”；如果经济稳定增长而二氧化碳排放量反而减少则为“绝对脱钩”。OECD为衡量脱钩指标构建变化，首先建立脱钩指数（Decoupling Index）与脱钩因子，见式(1)和式(2)，下标0表示基期，T表示末期。
脱钩指数DI=[SX(B]EPTDFTEP0DF0(1)
脱钩因子=1-脱钩指数(2)
Tapio脱钩指标：Tapio(2005)［8］在研究1970-2001年间欧洲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时引入交通运输量作为中间变量，将脱钩弹性分解为运输量与GDP之间的脱钩弹性和运输量与总体碳排放量之间脱钩弹性（一般称为产业发展弹性和产业排放弹性），将两式相乘，便得到一般的脱钩指标计算公式，见式(1)。
其中e(CO2,GDP)表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弹性指标，V为交通运输量。Tapio根据脱钩弹性值的大小定义了八种脱钩状态，如表1所示。
从以上比较中不难发现，Tapio脱钩指标具有OECD脱钩指标难以比拟的优势。首先，OECD脱钩指标对时间段基期的选择过于敏感，选择不同的时间基期计算出的脱钩指标结果常常差别很大，不利于脱钩状态的判定；其次，Tapio脱钩指标本质上是同一种弹性分析，这种分析方法不受统计量纲变化的影响①，并且可以对脱钩指标进行因果链分解，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因素的变化对脱钩指标变
① 因为工业用能占我国总体能源消费量的绝大部分，故工业领域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会导致该弹性小于1。
② 这里的表述不大符合日常的表达习惯（表述为GDP对工业增加值弹性的倒数也许更好），但这纯属是出于构造因果链的需要。该弹性值大于1，表明工业在整体国民经济的比重增大。
③ 可以用某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衡量，这里选用工业总产值对GDP的弹性来度量。
化的作用，这对中国制定合理的减排政策和措施，完成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减排承诺显然更有意义；另外，Tapio脱钩指标相对于OECD脱钩指标而言对脱钩状态的划分也更为精细，能更精确地反映出不同地区及同一地区不同时段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
本文采用Tapio脱钩指标并运用恒等式对其进行因果链分解，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弹性分解为三组中间变量弹性的乘积，即碳排放与能源消费量之间的弹性、能源消费量对工业总产值(Gross Industrial Output,简称GIO)之间的弹性①和工业总产值对GDP弹性②，分别称为减排脱钩指标、工业节能脱钩指标和工业发展脱钩指标。其中碳排放与能源消费量之间的弹性表达式如下：
e(CO2,E)=
ΔCO2CO2/ΔEE[JB))](4)
因为不同种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不同，所以该指标主要与能源消费结构有关。由于在主要能源种类中煤炭的碳排放系数最大，而我国能源结构中以煤为主，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增大将导致这一指标的上升，后面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
能源消费量对工业总产值之间的弹性是衡量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主要指标，二者的弹性值如下所示：
e(E,GIO)=
ΔEE/ΔGIOGIO[JB))](5)
不同产业单位产值的能耗不同，相对而言，每单位工业产值的能耗要大于农业和服务业，同样，每单位重工业的产值要大于轻工业，所以产业结构的变化通过每单位能耗的变化进而影响碳排放量。工业增加值与GDP之间弹性表达式如下：
e(GIO,GDP)=
ΔGIOGIO/ΔGDPGDP[JB))](6)
将以上(4)、(5)、(6)式相乘可得：
e(CO2,GDP)=e(CO2，E)e(E，GIO)e(GIO，GDP)
(7)
通过以上介绍不难发现，利用恒等式构建Tapio脱钩指标的实质就是引入一个或多个与碳排放和经济发展有关的中间变量，例如能源消费量或（和）某一产业的发展状况③，不同变量之间弹性乘积的最终结果为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弹性指标，进而构造对脱钩弹性指标进行分解的因果链，从不同中间变量之间弹性与1的大小比较中可以看出其对脱钩指标变化的作用，若大于1，表示对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弹性指标的上升起正向作用；反之，则起负向作用。
数据来源：GDP、工业总产值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并按2008年不变价格计算，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碳排放量采用IPCC（2006）推荐的方法计算得到。
该方法不仅考虑了不同能源碳排放率的不同，而且还考虑到其在固碳率、氧化率等方面的差异，因而更加准确、合理。
3 实证分析
通过计算各省区1999-2008十年间碳排放量、GDP、
能源消费量和工业增加值的平均变化率，我们得到了表2。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对表格以碳排放年均变化率为标准进行了降序排列。
从表2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我国各省区碳排放量均呈
现出增长的态势，但增长率不尽相同，其中海南、内蒙古和宁夏三省区增长最快，反映了其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和不
可持续，而作为重工业基地的吉林、辽宁和黑龙江三省碳
排放量增长率位于各省的后列，反映了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其经济增长方式的明显好转。为了判断各省区经济发展和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关系，用各省区碳排放量平均变化率除以GDP的平均变化率，我们得到了各省区1999-2008年的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指标，并对脱钩指标进行了因果链分解，见表3。同样为了
便于分析，我们对表格以脱钩弹性指标为标准进行了降序排列。
从表3可以看出，除海南外的大部分省区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处于弱脱钩状态，说明其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其碳排放增长的速度，减排工作初见成效；绝大部分省区的工业节能弹性小于0.8，处于弱脱钩状态，说明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快于能源消费量的增长速度，近十年来工业领域能源利用效率有了显著提高，这一点在作为能源基地的山西和作为重工业基地的东北三省表现特别明显，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为近十年来全国总体能源和碳排放增长速度的减缓起到了主要作用。但超过一半省区的工业发展弹性和减排弹性都大于1，处于扩张负脱钩或增长连结状态，说明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结构呈现“重型化”倾向以及在新能源开发领域的不足，导致煤炭等高排放能源品种在能源结构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能源消费结构呈现恶化的趋势，所有这些会导致对以后减排工作形成不小的挑战。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到以下几点结论与建议：
（1）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与发展低碳经济应因地制宜。
不同省区各驱动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贡献率差别很大，说明各省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条件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制定各省区碳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政策时应因地制宜：东部发达省区经济技术条件较成熟但资源匮乏，应着力发展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为我国温室气体减排做
出主要贡献；中西部省区经济技术条件落后但资源丰富，减排的重点和目标应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为主。
（2）利用科技提高能源效率和优化能源结构，发展可再生、清洁能源是现阶段减排的重点和有效途径。
根据Kaya恒等式［9］，碳排放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四方面的因素即人口、人均GDP、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由于人口增长具有很强的惯性，短时期内不可能出现大的改变，而人均GDP是一国或地区政府努力追求的发展目标。因此，我国要想在短时期内减缓碳排放，只有充分利用技术上的节能减排空间。首先，加大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传统能源清洁化利用技术方面的投资与研发力度；其次，实施能源结构多元化战略，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重点发展如生物质能、太阳能、水能、风能等低碳或无碳能源。此外，对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我国而言，碳捕获和封 存技术（CCS）也是值得关注的领域。
（3）积极开展制度创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减排与发展经济的双赢。
适宜的气候作为一种宝贵的资源，其最大属性就是公共物品属性，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必然会出现“搭便车”的现象，最终导致“公地悲剧”的发生。《京都议定书》所倡导的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行（JI）和国际碳排放交易机制（IET）对近年来减缓全球碳排放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内我们也可以设计类似的市场减排机制，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省份或区域之间可以开展类似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的合作项目，而企业则可以作为主体加入到碳排放交易的行业中来。只有将减缓碳排放的要求与发展地方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企业竞争力结合起来，才能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加大对节能减排的宣传力度，使每一个公民都能行动起来，为节能减排作出应有的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元素，节能减排离不开全体国民的参与。建议：第一，政府加大电视、广播等媒体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宣传力度。第二，将温室气体减排的理念、方法和技术纳入到中、小学课程中，使公民从小就树立起节能减排的良好道德风尚。第三，定期组织开展节能减排的社会公益活动，使群众感受到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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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ng on the De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of Each Province in China
SUN Yaohua LI Zhongm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China)
Abstract Pollutants reduction becomes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fter the Copenhagen Conference:therefore,analysis of de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of each province in China is of great value. Tapio Decoupling Index is used in this paper to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of each provinces from 1999 to 2008.The conclusion is that, in the last decade,the de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of most provinces is in the state of weak decoupling,reflecting that the much work on energy saving and pollunants reduction had been paid off.After decomposing the decoupling index with the causal chain,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energy efficienc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crease of the acceleration for carbon emissionss speed .Though many much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on the road of pollutants reduction.Firstly, in recent years, the proportion of the industrial output in national economy has increased, the“heavy industry trend”of economic structure leads to an increased demand for energy.Secondly,due to the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in China, the main position of coal in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has been strengthened, resulting in the increasing carbon emissions caused by each unit of energy consumption. The “high carbon” characteristics of energy consumption becomes a big challenge to future emission reduction.Finally, we put forward some advices on pollutants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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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高校 区域经济 互动 模式
一、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人力资源作为核心资源，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高等教育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智力支持和人才资源，其重要性日益凸显。我国高等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高校教育，在学科体系、办学规模、科研能力等方面也都取得了进步。同时，地方高校与区域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一方面，地方高校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地方高校还通过继续教育，帮助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失业人员、私营企业主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同时，地方高校的发展对周边环境带来一定的辐射和影响，对地方的饮食、娱乐、旅游、房地产和交通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推动作用，也解决了当地大量的就业人口。
国外高校在服务区域经济过程中，形成了各不相同的互动发展模式，主要有以 “威斯康星”为代表的教师与顾问式高校主导模式；以“硅谷”为代表的产学研三结合模式和以 “相互作用大学”为代表的地方大学与地方经济共生模式。我国高校在与地方经济的互动过程中借鉴国外经验的运行模式并结合其自身特点形成了自己的互动模式，主要表现为三位一体模式、协同式学习模式和职教合作模式。
西部地区由于发展历史、区位劣势、经济基础等原因，地方高校大多由专科院校、师范院校或者职业学校合并升级形成。发展历史短、实力弱、水平低是大多数地方高校面临的普遍问题。同时，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决定了地方高校多由省级管理部门直接管理，与地方政府联系较少。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不了解地方高校；另一方面，地方高校缺乏与地方组织的主动联系，导致西部地方高校与地方经济发展互动不足，无法实现双赢。针对西部地区地方高校与地方经济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选择适合其互动发展的新模式，对于提高地方高校办学水平、增强其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西部地区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存在的问题
1.互动发展原则不一致。西部地区地方高校与地方组织的经济互动中，表现出被动性与弱势性。究其原因，互动原则不一致是导致其在互动地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大多经济基础薄弱，市场化程度低，在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中，由于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对地方高校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并不重视，对地方高校优势不了解，能力不认可。因此互利原则在地方政府角度并不认可。地方高校在互动发展中缺乏长远规划，短期利益的缺失也使其无法理解互利原则。双方无法就互利原则达成一致。
2.互动发展目标短浅。西部地区地方高校大多为新建本科院校，大部分高校通过合并、升级等方式成立。由于历史发展及自身区位等特点，管理水平较低、教学层次不高、社会地位不高。因此在与地方开展产学研合作中，以及由此造成的地方高校对地发展规划和需求的把握等方面表现得底气不足。在与地方合作时，不能准确把握地方需求，很难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长期规划。另一方面，由于西部地方大多属于省属院校，与地方缺乏联系，因此地方政府对地方高校不了解。双方在高校办学定位、目标、专业设置、培养计划等方面缺乏沟通，导致地方政府对地方高校服务地方的理念不支持，对其服务能力不认可。
3.互动发展形式单一。由于互动目标有分歧，且互动目标短浅，西部地区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形式较为单一。多为校地合作、产学研合作等。“校地合作”、“校企合作”在西部高校发展中大多体现为政策性宣传，多见与政府文件或高校发展规划中。实际执行由于目标未分解，缺乏细则因此难以执行。根本原因，主要因为地方高校在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不能积极主动寻求形式多样的互动形式，或地方政府不愿在各个领域内以多种形式与地方高校互动。
4.互动发展层次不深入。在互动原则及互动目标的影响下，西部地区地方高校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往往不够深入。一方面，双方缺乏对互动需求的深刻洞察，大多数合作无法满足各方需求，流于形式，或者演变为形象工程。另一方面，由于地方高校在合作中的被动地位，合作双方的交流往往是单向的。合作中交流的不顺利，加剧了互动层次的不深入。高校在合作中，大多为满足地方人才需要，与当地企事业单位建立实训基地、就业基地，政府、企业则等待“被合作”。在这种功利性互动中.不论是地方高校还是政府、企业、社区都是在寻求自身的发展和利益，而忽略了长期合作、互利双赢的原则。
三、西部地区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模式构建
1.统一互动发展原则。西部地区地方高校与地方组织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要实现互动良性发展首先应统一互动原则。双方应明确互利共赢是地方高校文化与区域经济全方位互动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互动发展公平性的具体体现。市场经济背景下，任何市场主体必然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高校与政府、企业等组织也不例外。高校作为准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服务地方经济与社会的责任重大。这就要求在高校与地方合作中，一方面，高校应正确处理双方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更多的从服务地方的角度出发寻求合作领域，谋求长远发展；另一方面，地方组织也应该重视高校在服务地方发挥的重要作用，处理好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鼓励高校参与地方经济建设。
2.更新互动发展理念。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高校教育更偏重理论性，高校体系封闭。导致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建设间缺乏联系纽带，地方政府对高校的专业设置、培养计划、人才优势等缺乏了解，对高校服务地方的能力持怀疑态度，不愿与地方高校在各个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地方政府应改变理念，主动了解地方高校，参与地方高校活动，增强对地方高校能力的信赖。
地方高校除应强化与地方合作的理念外，应更加注重自身服务地方的能力提升。例如学科和专业要紧密结合当地实际需求进行设置，培养计划满足当地对人才能力的需要，力图培养区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科研项目应以服务当地经济建设为基础，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加速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3.明确互动发展特色。不同于与地方组织合作的其他机构，高校在与地方经济合作中，利益诉求长期化倾向明显。因此互动要立足高校自身特色，在合作中体现专业优势。特色性原则是互动主体要立足自身的优势和需求，开展针对性的合作和交流，以保证互动的深入推进和互利的成功共赢。一方面，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和专业设置密切联系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一定要紧跟区域经济的发展，顺应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人才培养层次和专业建设目标提出的新要求：另一方面，发挥地方高校在文化引领及专业特色上的优势。对地方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的同时，在文化传播、文化导向上提高参与度。
4.构建互动发展平台。西部地区高校与地方经济的互动发展，不仅需要更新互动原则与互动理念，构建互动平台是开展互利互动的根本措施。互动平台包括专业平台和综合平台。在地方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的实践中，专业平台较多，如地方高校依托本校的学科优势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建立的各类科研中心或研究所，政府、企业部门为科技创新的需要成立的科研院所等。这些专业平台大多集中在农、林、计算机等自然科学领域，经济、管理、社会等学科较少。同时，在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合作中，缺少综合互动平台。构建全方位经济互利互动发展模式，不仅需要有效利用专业平台，同时搭建以地方高校、地方政府、企业、社区等为主体的合作平台或者网络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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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晓艳（1986年―）、女，河南濮阳人，现任河南商丘工学院教师，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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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高校；区域经济；人才档案；信息整合
1. 概述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校已经步入社会的中心，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源动力。高校通过向社会输送高层次人才来展示其为地方经济社会服务的功能，同时地方高校的办学条件和毕业生就业也严重依赖并受制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整合地方高校培养人才档案信息，可以使高校与地方人才供求形成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既提高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促进了高校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也缓解了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用人难的困境，帮助用人单位节约了背景调查的成本，规避了用人风险。因此，地方高校培养人才档案信息的整合，对于实现区域经济的快速、高效、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2. 地方高校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发展
2.1 地方高校培养的人才是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助力量
当前，由于各区域经济体的不平衡发展以及气候、环境等种种因素，使得许多相对落后的区域难以吸引和留住外来的高等级人才，因此，地方高校培养的人才，成为这些地方区域经济体获取人才的主要来源。相对于河北省来说，其发展速度与实力强于一些中西部地区，但其核心竞争力相较于沿海发达区域经济体还显得比较弱小。从这个意义上说，其高级人才的获得途径仍然以河北省地方高校培养的应用型人才为主流。与此相应，地方高校大多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立校之本，大量输送符合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相较于发展水平相近的其他地区，由于毕业生联系就业和用人单位招聘的便利，大学生在学校驻地就业的概率大大高于外地。近年来，驻张家口高校平均每年为社会输送逾万名各类学科人才，其中大部分留在了张家口或河北省其他地方，为区域经济建设注入了大批优质的人才资源。
2.2 办学及就业压力迫使高校关注人才供求趋势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等学校将逐步走向社会，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中，高校面临着极大的办学及学生就业压力。区域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可以为地方高校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物质基础，提出更高的人才要求，从而促进地方高校的结构调整、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乃至规模的扩大，缓解地方高校的生存压力。因此，地方高校必须主动参与区域经济发展，充分了解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状况，密切关注人才供求趋势，从而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式，形成有效的教育产品供给，实现教育的供求平衡，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为地方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活力。
3. 整合地方高校培养人才档案信息的必要性
3.1 高校人才信息供给现状
目前，用人单位获取高校培养人才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查阅毕业生档案。高校学生档案是国家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大学生个人综合信息的记录，是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选拔、聘用人才的主要参考和重要依据。
3.1.1 人才信息供给渠道不畅。由于档案管理机制、网络技术、档案信息的私密性等原因，高校学生档案的利用仍以传统方式为主，学生档案信息不流通，无论是学生本人还是用人单位都不可能轻易接触到，造成查询困难。
3.1.2 高校学生档案内容单一。高校学生档案形成周期较长，变动性很大，加上材料比较分散，很容易造成材料不齐全；高校学生档案的归档内容仅涉及“高校招生录取材料”、“学籍成绩”、“党团材料”、“奖惩”、“政治表现”等僵化单一的内容，不能完全或如实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个性特长。
3.2 高校人才信息供给不足导致的问题
3.2.1 高校学生档案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加上现代企业用人观念的变革，使人、档分离，造成了档案管理部门对于学生工作的疏忽和大学生档案意识的淡薄，不少毕业生主动或被迫成为了“弃档族”。学校学生管理部门积压了大量无人领取的毕业生档案，很多毕业生工作几年了仍没有转走其个人档案，直到因为出国留学、移民、退休等不得不提供档案信息的时候，才想到来学校寻找或补全其个人档案。另一方面，学生档案造假现象日益严重，有的假造成绩单，有的假造教育背景。由于没有可靠的人才信息来源，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为了规避用人风险，需要付出高额成本对求职者进行背景调查，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要解决这对矛盾，就需要我们对高校培养人才档案信息进行整合，建立高校培养人才信息查询平台，为人才供求双方提供更周到、细致的服务。
3.2.2 高校人才培养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一方面，长期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高校缺乏对所培养人才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与就业前景预测，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材使用、教学实训等方面与用人单位的要求不一致，人才培养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脱节，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不到有力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对就业形势与用人单位需求实施持续跟踪，地方高校的教育成果与与行业、企业结合不紧密，使得行业、企业缺乏参与和支持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从而制约了地方高校的生存与发展。为打破这一僵局，就需要我们整合高校培养人才档案信息，收集齐全、丰富的高层次人才供求信息，加强高校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4. 进行高校培养人才档案信息整合的内容构架
对高校培养人才档案的信息资源整合，要以现代信息技术和相关法律法规作为依托，聚合高校、地方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将分散的大学生实体档案、电子档案和离散信息等资源进行融合，多渠道、多层次采集信息，实现高校培养人才档案信息齐全完整、高效利用和社会共享的目标，从而达成高校、地方与用人单位的“三赢”，有力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4.1 建立地方高校培养人才信息数据库
4.1.1 创新学生档案管理机制
（1）抓好高校学生档案管理和评估。高校要把大学生档案管理工作当做一项重要任务，制定相关制度，积极主动地收集、归档和利用，对学生档案施行动态管理，定期进行评估；（2）培养学生建立档案的意识。从新生入学开始，向学生宣传个人档案的重要性，对学生进行档案意识的培养；（3）转变档案服务的模式。高校学生档案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档案，有效利用才是高校学生档案的价值所在。把传统的信息不流通的档案服务模式转变成开放利用、高效能利用的新模式势在必行。
4.1.2 丰富高校学生档案内容
用人单位和毕业生不重视学生档案的原因之一是它能提供的信息过于单一，满足不了用人单位的需要。因此，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多渠道、多层次采集高等教育人才信息，丰富学生档案的内容，要全面反映学生在校期间的各项表现和个人综合素质。
（1）增加学生专业学习方面的内容，包括课堂笔记、作业、考试试卷、论文、获得的奖学金等；（2）增加学生科学研究方面的内容，包括实验报告、发表的科研论文、获得的专利及科研成果；（3）增加学生社会实践方面的内容，包括参加社团、社会服务、实习实践、组织策划活动和校内外兼职等情况及评价；（4）增加学生个人能力方面的内容，包括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劳动能力、文字能力、个人特长、各类证书和表彰奖励等内容；（5）增加学生身心健康方面的内容，包括健康体检卡、体育课情况、团队协作能力、责任意识、敬业精神、心理测试和职业测评结果等；（6）增加学生诚信方面的内容，包括违纪情况、助学贷款偿还情况等。
4.1.3 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档案信息库
目前的高效学生档案只是单纯归档了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材料，缺乏毕业生走向社会后的跟踪反馈材料信息。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档案信息库，通过联合社会力量，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持续跟踪毕业生走向社会后的职业发展状况和社会评价情况，使地方高校了解其所培养人才是否符合社会需要，从而提高培养人才的针对性，改革和完善人才培养模式，输送更多“适销对路”的高层次人才。
毕业生跟踪反馈档案可以包括如下内容：
（1）就业率。包括一次就业率和年终就业率；（2）就业质量。就业质量是反映学生就业实际情况的重要指标，包括就业环境，就业单位规模、实力，薪资水平，福利待遇，发展前景等；（3）供需比。指社会的需求数与学校提供的专业对口毕业生数的比例，可以反映出社会对学校的认可程度和学校学科专业设置的适用性；（4）就业结构。主要包括重点单位和企业对口就业，自主创业，继续深造和一般就业及待业情况。（5）社会评价材料。指毕业一年后用人单位反馈的评价信息，包括工作态度、专业知识、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和诚信情况等方面的评价。
4.1.4 建立高级人才信息库。与社会及用人单位合作，每隔3-5年对毕业生职业发展情况进行追踪调查，选取有代表性和高等级的专业技术人才，建立高级人才信息库。
4.2 建立地方高校培养人才信息共享平台
在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借助互联网络，整合校内外资源，通过校企合作，建立功能强大的高校培养人才信息网络管理平台，实现地方高校培养人才信息数据库的网络共享，最大化信息平台的作用和效率。
4.2.1 完善基础功能。这一网络共享平台应该具有如下基础功能：（1）有储存提取和及时更新人才与职业需求信息的功能；（2）后台可以根据使用者的不同身份设定访问权限，提供相应的服务。如学生本人可以实名制登陆，查询个人所有信息；用人单位可以按照学生本人或学校的授权查询相应信息等。
4.2.2 拓展延伸功能。（1）人才信息专项检索服务。根据重大项目人才、企业应用人才、基层实用人才等不同需求，开展人才信息专项检索服务；（2）实现学生档案的转移接收功能。可以根据学生本人和用人单位的要求，通过网络把学生档案转移到用人单位或人才市场，方便快捷；（3）数据统计和分析功能。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数据的综合统计分析和分类统计分析，为高校和用人单位提供参考。
5. 实现地方高校培养人才档案信息整合的条件保障
5.1从领导层面（包括地方和高校两方面）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投入相应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加大对人才档案信息管理的宣传和保障力度，协调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
5.2建立功能强大、便捷、高效的计算机管理平台是实现地方高校培养人才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硬件基础。
5.3建立存储数据量宏大的人才电子档案信息是实现地方高校培养人才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软件基础。
5.4培养高素质的专门档案管理人才是实现地方高校培养人才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人才基础。
5.5实现地方高校培养人才档案信息资源整合需要学生本人和用人单位的积极配合，主动及时提供及更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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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供应链模式；区域经济；资源最优配置
一、引言
中国区域性经济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是中国经济结构的重要构成，在较长一段时间期内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力量。在新的互联网供应链环境中，中国的区域经济如何发展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区域性经济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必须要突破区域的孤立性和各种制约。自我国加入WTO后，这一问题显得更为重要。这个作用在于突破区域经济的封闭状态，延伸和扩展区域的优势。吴振顺曾表明现代供应链战略可以改变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和资源配置，通过协同经济的增量效益来促进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样地孙涛量指出区域经济环境下实施供应链战略同步化可以使得参与者获得更多的利益。然而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与供应战略的实施上仍然存在大量的问题和不足。因此，本文从供应链的视角研究区域经济是解决区域性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重点。
二、供应链与区域经济
1.供应链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
突破区域的体质和资源约束，将区域经济融入到全国乃至全球的发展环境中，是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理念。长久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有着水平低、发展速度慢、经济结构不平衡等特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为区域的长期分割与封闭性。
尽管政府可以制定多种政策强制调控区域发展的各种问题，但是由于缺乏自发性的和驱动型的因素最终难以有效的保障问题的解决。然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不同资源在不同区域的集中程度不一，每个地区都有相当于其他区域有优势的资源。如何将这些区域性的资源邮寄的整合起来，冲破往日区域的范畴寻求资源优化配置才是突破区域经济发展置于的有效途径。因此，供应链就是跨区域实现资源组合优化配置的最优结果。
供应链与区域经济的关系主要分为四种：第一种为区域经济范畴包含完整供应链。第二种为区域经济范畴中包含供应链主要的环节。第三种为区域经济范畴中包括部分不重要的共供应链环节。第四区域经济范畴中包括可能对区域经济造成损失的环节。
2.区域经济在供应链中的定位
由于供应链与区域经济的特殊关系，必须研究区域经济在供应链环境中的存在。尤其是区域经济在供应链中的定位问题。全球经济一体化下，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定适用。在供应链下，应当认识定位的重要性，根据区域本身的优势和整个供应链的具体情况，正确的把握区域在供应链中的定位，寻求主动而防止被动的局面出现。
根据区域经济在供应链中的定位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为供应链的始端，主要为上游的资源开发或为原料的主要输出例如，石材，木材，科技研发品等等。第二种为供应链的中端，主要从事生产加工或制造工作，例如零部件的加工，和产品的生产工作。第三中为供应链的末端主要从事产品的配送、分销、物流、售后工作，最终面对消费群体客户。由于供应链的中端为上游提供加工为下游提品，往往也是供应链表现矛盾最为突出地方。
区域主体的经济的选择，必须考虑在供应链中的定位问题。供应链在未来社会经济中发展的趋势，抢占供应链中的高端位置，可以使区域经济在未来主导权并占据主动的地位。决策定位时如果只考虑当前的热点并出简单的选择时，将不利于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
3.区域经济范畴中构建供应链
在区域经济范畴中，选择构建全部供应链是发展区域经济的理想模式，区域经济的主体选择可以租到和控制整个供应链的环节，能够给区域经济带来主动性，充分利用本区域内外各种资源和要素，提升区域经济的辐射能力。如以制造业为主体的经济区域，资源丰富的区域、以及高科技创新区域、可以积极地开发利用区域的优势，占领供链中高端的地位。每个人区域都具备在供应链中取得主动地位的潜在优势，关键在于区域经济的决策者将这些潜在优势转变为供应链的整合主导权，使区域经济的发展处于供应链的高端地位。
三、供应链模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21世纪的市场竞争早已从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化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随着区域经济参与供应链构筑和运用的不断深入，通过在供应链不同环节商的协作与分工，使供应链的“三大流”得到合理的协调，再加上不同区域资源在完整供应链中得到很好的优化配置，实现了供应链运营系统的最优同时提高了供应链整体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了供链区域经济的发展。
1.通过价值整合提升综合竞争优势
供应链在区域竞争中起到价值整合的作用，随着消费者需求逐渐呈现度养性及个性化的趋势，企业必须实现产品与市场的一体化运作，才能快速响应顾客的需求变化为顾客提供价值最大化产品，才能建立市场上的核心的竞争优势现如今，企业之间的竞争力以从过去局部的竞争上升到整体的竞争，这就意味着企业必须整合优化其内部与外部的资源，协调供应链各端的矛盾与冲突，建立企业的综合竞争优势。
供应链管理使产业经济结构中不同的主体能够充分发挥协同作用，从企业内部来看，由于各部门之间的独立运作，无法使各企业部门之间做到信息快速有效的传递，从而导致无法快速响应市场的变化。另一方面，从企业之间的外部性来看零售商、供应商以及制造生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整个产业链一体化效率的低下。因此，通过供应链的管理，可以实现产业经济结构不同主体一体化的协同效应。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高效率运作水平，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核心竞争优势。
2.改变资源配置和发展模式
互联网的到来加快了需求信息、服务信息、技术信息的流通，使企业的生产和服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生产方式的改变导致供应链上端和末端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生产商双渠道分销、零售商电子商务平台的建立，以及线上采购的方式都改变着传统的企业运营模式。因此，供应链成为区域竞争中价值的集成整合者，从而改变区域经济的资源配置和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3.促进分工和整合经济
专业化分工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不断壮大的必备条件，也是现代企业实施的战略，其目的是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运营效率，能够让企业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面向区域经济发展的未来，日益深化的社会分工和复杂的经济结构，是的各个产业、部门以及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愈加复杂多变，相互争相互依存的局面也在不断衍生。在区域实施供应链战略能实现信息、物流、资金、税收等各个部门之间的横向组合与无缝对接，打破传统情况下各部门分散，独立的局面。实施供应链战略不仅可以为上游企业提供专业化的物流服务，还能促进整个区域工业的生产，服务，金融行业的协同发展。供应链区域经济的构建将各个产业部门以及企业链接成一个有机的完整体。成为区域经济运行中不可缺少的纽带。
4.优化产业结构
区域结构发展的演进规律表明，其发展方向是实现合理的高度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是由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衡量，而产业机构的高度合理化有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衡量，而产业结构高度化体现在一次产业向二次，三次产业的升级演进。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的演进。
供应链战略的实施离不开现代物流也的支持。现代物流也的本质是第三产业。通过建设现代物流中心，培育并集中一批大型物流企业，使其形成整体优势和规模效益，不仅能推动现代区域物流业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而且可以积极第促进区或第三产业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物流业发展实践证明，现代物流企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创造城市就业机会，而且还能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优化结构产业。进一步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急剧，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
四、结论
供应链思维模式去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整合区域各产业部门分散管理系统，并对所有的产业部门进行精细化分工，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提升了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区域经济的供应链战略能够集中资金流、物流、信息流使区域的资源达到最优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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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区域经济史/方法论/学科体系/现实意义
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坚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篇10
关键词：区域经济学；教学；改革方向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5－0128－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区际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及相关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需要，极大地推动了区域经济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教学队伍不断壮大，科研水平不断提高，全国已经有103所高校设置了区域经济学硕士点，近30所高校开设了区域经济学博士点，中国社科院、北大、清华、人大、复旦、南开、厦大等著名高校都发展了区域经济学博士点或硕士点，其中，区域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有南开大学、人民大学、兰州大学、厦门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院校，区域经济学正成为高校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的重要领域，区域经济研究正为国家的发展和区域协调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区域经济学教学现状
若想全面认识区域经济学的教学现状，必须搞清楚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来龙去脉，这是因为区域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不同于其他经济学科，区域经济学的设置不仅在经济学院（系），而且存在于公共管理学院（系），地理学院（系）。总的来说，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队伍主要有三大部分：
1.经济学院系统
区域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活动主要存在于经济学院系，如南开大学区域经济学、厦门大学区域经济学、兰州大学区域经济学。另外，在经济学院系统里面，有些专业的研究人员也在从事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如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等。这一方面说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队伍的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学科之间越来越交叉。
2.地理学院系统
这类区域经济学主要是由经济地理学演化而来，与人文地理学的教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类学校有南京大学的区域经济学，设置在南京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也是如此，也将区域经济学设置在地理学系。我们发现，中科院地理所也在开设区域经济学的有关学位点。
3.公共管理学院系统
这类院校包括东北财经大学，其区域经济学设置在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大学设置在政府管理学院、人民大学设置在公共管理学院。应该指出，设置在公共管理学院的区域经济学多是新近迁入，如北大的区域经济学原来在城市与环境学系即地理系，而人民大学的区域经济学也是从经济地理和生产力布局学转化而来，他们的课程设置多少留有原来的痕迹。
大量教科书的出版也显示了区域经济学的繁荣景象，同时，促进了区域经济学教学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区域经济学类的教课书有数十种，其中，比较出名的教学书有南开大学翻译出版的《区域与城市经济学手册》3卷，人民大学的区域经济学研究生系列教材等。
在区域经济学教学中，有两个学术机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学科建设委员会，二是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学科建设委员会。两个委员会自新世纪成立以来每年均召开一次或多次学科建设的发展工作，有众多的专家学者参与会议，相互交流切磋教学，大大促进了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在信息时代，网络的作用也促进了区域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提升，有两个著名的网站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和人大经济评论网均作出了贡献。
三、存在问题
区域经济学的教学存在的问题，可以大致分成以下几类：其一，学科的快速发展准备不足；其二，学科的多重血统带来课程设置的参差不齐；其三，课程体系等没有和国际接轨；其四，学科教学落后于实践发展。
1.学科的快速发展准备不足
区域经济学的教学尤其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生教学与其他学科一样近年来发展迅速，学生数量激增，教师资源紧张，一个导师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研究生，这种情况下教学质量存在下降的趋势，加之部分高校研究生学制的缩短，研究生往往是第一年应付理论上学习，第二年忙于找工作，必要的研究性教学大量缺失。另外，由于部分高校盲目上马区域经济学硕士点，导致教材建设和课程大纲建设滞后，有55%的被调查院校认为教材和教学大纲建设是目前区域经济学课程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学科的多重血统带来课程设置的参差不齐
如上文所述，我国的区域经济学教学点分布于不同的单位，与其他经济学科的显著不同点是，区域经济学课程设置差异很大，如地理学系的区域经济学设置都是区域经济规划之类，经济学系的设置缺乏空间分析的基本课程，公共管理学院的课程设置呈现出公管特点。这一特点突出的表现在区域经济学的教材建设上，每套教材都有自己的体系，人人都想自己建个区域经济学的大厦，这样的后果导致了众多大厦没有建成，反而影响全国区域经济学教学水平的提升。
3.课程体系等没有和国际接轨
我国的区域经济学课程体系远远没有和国际接轨，很多高校处于自我发展、自我欣赏阶段。国际上著名的区域经济学著作很少被国内采纳，如藤田昌久的《城市经济学》是研究生的极佳教材，但是，我们的调研发现国内高校几乎对此漠视。这种课程体系的自我封闭性质很大原因是来源于对区域经济学的认识的偏差。国际上，往往将区域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并列，因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JEL分类将此称为城市、农村与区域经济学，我国台湾地区则称之为都市与区域经济学，而我国学位评定时则将城市经济学去掉并变成了区域经济学下属二级学科。这种舍弃城市经济学的做法无疑对区域经济学的教学造成影响，因为作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最为核心的部分，城市经济学的作用没有被正确的认识。
4.学科教学落后于实践的发展
学科教学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区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特别是针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的深入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缺乏很好的案例教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造成了本专业学生对于区域经济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清。
四、改革方向
区域经济学教学应该按照顶天立地的要求全面进行改革，以促进其更好的发展和适应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学的需求。顶天就是教学科研与国际接轨，立地就是发挥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区域问题的特有优势，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现实问题，为建立和谐社会而努力。
1.区域经济学教学要面向国际化与现代化
国际化和现代化就是要求全面与国际接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的理论、研究方法和优秀教材。一是系统引进并翻译国外的区域经济学优秀教材，如空间经济学、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新经济地理、空间计量等；二是采用请进来和送出去的办法，邀请国外著名的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研究大家来国内讲学，并且大规模选派优秀的中青年区域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人员到国外进修或攻读相应的博士学位；三是建议将二级学科区域经济学改成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并相对重视城市经济学的教学工作。
2.构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合适的区域经济学教学体系
区域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范畴，但是，它的发展又和地理学尤其是经济地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现代空间分析技术与GIS大规模在空间经济分析中的应用，使得这些更成为区域经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认为，一个合适的区域经济教学体系应该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是经济学基础，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第二部分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如空间经济分析、城市经济学、地方政府经济、空间计量与GIS技术等；第三部分内容则为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教学。
3.撰写丰富多彩的案例
区域经济学的特点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都为我国区域经济学教学案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撰写区域经济学的案例，利用案例教学应该成为未来区域经济学教学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1]黄楠.区域学科建设发展迅速，仍亟待开拓创新[D].经济中国网，2007-10-13 省略.cn/xueshudongt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