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的利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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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人力资本 服务贸易比较优势
大多数西方学者都认同人力资本要素是影响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关键因素之一，并用不同的实证方法来检验二者的相关性。本文尝试对这些理论观点加以梳理，希望能为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考。
一、西方学者对人力资本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相关性的理论研究
在传统的服务贸易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同样适用于服务贸易。因此早期的研究也就把服务贸易的研究糅合在传统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探讨之中，没有加以详细区分。
人力资本理论最早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是从解释“列昂惕夫之谜”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针对列昂惕夫之谜，列昂惕夫自己解释为，由于美国工人具有其他国家工人3倍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工人数应乘以3，这就使得美国成为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美国是以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人力资本密集产品）换取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非人力资本密集产品），而不是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换取一般资本密集型产品（1957）。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引用人力资本的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一国的对外贸易类型。他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寓于人体中的智能，表现为人的文化水平、生产技巧、熟练程度、管理才能,以及健康状况，是政府、企业和个人投资于教育和培训的结果。世界各国人民的天赋是相近的，智能差别是由后天人力投资所造成的。人力资本丰富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上具有比较优势，人力资本比较缺乏的发展中国家则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上则处于比较劣势（1964）。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基辛着重讨论了熟练劳动与国际贸易之间的相关性问题。他按照劳动的复杂程度把从业人员分为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在这种分类基础上，他对14个国家1962年的进出口商品构成进行数据分析，得出劳动熟练程度的不同是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资本含量较丰富的国家倾向于出口熟练劳动密集型商品；资本含量较缺乏的国家则倾向于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商品（1966）。
随着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服务贸易理论研究也逐步从商品贸易的研究体系中独立出来。西方学者们顺应着服务贸易的发展，不仅从理论逻辑上对人力资本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展开讨论，也开始借助实证方法来验证他们的结论。
8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学家萨皮尔通过对同一时期英美等国各服务行业进出口数据的整理，得出：(1)物质丰裕的国家在运输服务贸易上拥有比较优势，而人力资本丰裕的国家则在保险和其他私人服务贸易上拥有比较优势。由于工业化国家拥有的物质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都很丰富，因此它在服务贸易上拥有整体比较优势。(2)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它会随着发展中国家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发生变化。（1982）。
克拉维斯和鲍德温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也是从英美等国的进出口结构入手的，但是后者更侧重于对列昂惕夫之谜的探索。他们把人力资本界定为所有用于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教育投资、工作培训和保健费用等开支。而且人力资本的差异性是可以解释列昂惕夫之谜的。因为在列昂惕夫计量的资本中，列昂惕夫只关注物质资本的作用，忽略了人力资本的存在。若将忽略的人力资本部分加到有形资本当中，则会发现由于美国的人力资本含量高于其他国家高，因此美国是用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换取劳动密集型产品（1984）。
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瑞德尔从人力资本移动的角度展开研究。他认为：(1)尽管各个服务行业的比较优势的源泉有所差异，比如旅游业依赖于自然资源禀赋，金融业依赖于人力资本禀赋，但从总体上来讲人力资本是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重要源泉；(2)由于人力资本的载体是可以自由流动，因此不同国家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呈现出动态特征，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发生变化（1986）。
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认为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各国间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通过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得到强化，并形成各国专业化的生产。各国人力资本积累程度的差异，也会导致各国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和经济发展出现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有可能进一步扩大（1988）。
90年代初期，格雷・贝克和哈罗德・米瑟从要素禀赋的角度论证了人力资本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相关性。他们认为在服务贸易的领域内，以人力资本优势为主体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对服务贸易的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人力资本可以替代那些难以流动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自然资源等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人力资本禀赋的优势可以冲抵生产要素禀赋的劣势（1990）。
经济学家丹尼斯认为,对于跨国服务企业的发展而言，需要重点关注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本两个因素，特别是后者。人力资本与比较优势之间的相关性已经成为部分服务业，例如金融业。国家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等级等政策来弥补服务业发展的差距（1993）。
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从竞争优势的角度提出，在国际贸易中，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成本领先优势的话，就必须具有标新立异的优势。对于服务贸易而言，服务产品的多样化与差异性是要依靠人力资本实现的（2001）。
另外，格罗斯曼和麦吉两位经济学家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阐述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对于以异质型人力资本为主体的国家，由于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替代性为特征，因此他们对于创新性的服务行业例如金融等占有优势。相反在以同质型人力资本为主体的国家，由于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多以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为特征。他们对于非创新性的服务行业占据优势（2001）。
通过对以上理论观点的梳理，我们发现尽管西方学者研究的出发点各有差异，但是他们都意识到在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已经成为比较优势的主要依靠力量。人力资本的存量与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发展。同时由于人力资本载体具有流动性，这使得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也呈现出动态性的特征。在服务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继续保持竞争优势，同样处于比较劣势的国家，可以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入获得比较优势。
二、我国学者对人力资本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相关性的理论研究
回顾中国服务贸易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服务贸易实践的发展是服务贸易理论研究的内在动力，特别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签署和中国服务业市场的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服务贸易理论研究的发展。开放与自由化趋势使得人们更加关注服务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关注中国服务行业开放后的前景与对策。但是实践导向的研究模式使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与中国服务市场开放和服务贸易战略选择上，较少涉及到对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理论研究。在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面，我国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宏观经济增长理论领域。
服务贸易理论研究起步晚，人力资本理论研究薄弱，导致我国人力资本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相关性的研究则更为薄弱。从总体来看，我国服务贸易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
微观层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的具体服务行业，例如金融、保险、会计、邮电等等，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组织后面临哪些挑战，我国在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下如何培养人力资本，如何吸引人力资本。微观领域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到人力资本与各个具体的服务行业比较优势之间相关性的探讨。
我国对服务贸易与人力资本的宏观研究成果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1)论证人力资本是影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关键因素，只要实现了人力资本的提高，就会促使我国服务贸易的增长。(2)采取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计算我国人力资本对于服务贸易发展的贡献率。其隐含的假设是人力资本对服务贸易的作用是正面的，在此前提假设下，研究如何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宏观领域的研究同样也没有涉及到人力资本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相关性的研究。
三、对中外相关研究文献的评价
通过对中外学者相关论点的整理与比较，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中西方学者引入人力资本要素来分析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服务贸易的研究视角。当然在有关研究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忽视了服务产品与有形商品、服务贸易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差异。传统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以及“同类商品之间差异性比较小，可以相互替代”的假设前提基础上的。当两国间的商品存在价格差，并且商品的运输费用小于上述价格差时，两国间就可能产生商品贸易，价格低的国家在该种出口商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但是服务是无法移动或运输的无形产品，服务产品不可能脱离供给者而单独地被输往进口国消费。服务产品在不同国家间的贸易必然伴随着人员的流动，人员流动的运输费用一般大大超过两国间服务产品的价格差。因此人力资本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相关性研究要比人力资本与商品贸易比较优势的相关性研究复杂得多，不能简单的套用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而应该结合服务与服务贸易的具体特征，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作适当的修正。
第二,忽视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西方大多数学者认为人力资本载体是同质的，他们的能力和智力水平是完全一样的，效用也是一样的。不同的个体之间可以完全互相替代。即使人力资本有差异，也是不同国家间的差异。但是本文认为，由于每一个个体所处的社会背景、家庭环境，以及所接受的教育都存在差异，因此个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另外由于社会中每一个体的知识含量有所不同，导致他们的分工也有所不同，分工相同的个体之间可以互相替代，分工不同的个体之间是很难互相替代的。如果把一国的人力资本看作是一个整体，仅仅从人力资本的宏观整体角度，来研究它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这就会忽视了人力资本的微观个体之间差异性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不同的性质的微观个体，在服务贸易比较优势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同。
参考文献：
[1]杨圣明刘力:服务贸易理论的兴起与发展[J]．经济学动态，1999，5：50-55
[2]Gene M.Grossman and Giovanni Maggi (2000)，“Diversity and trad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0 NO. 5 1255-1275
[3]A.Sapir (1985)，“North ― South issues in Trade in services”，The World Economy，8(1)，27―42
篇2
在国际贸易经济理论中，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分别通过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解释了国家应该进行分工，分别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并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使每个国家都得到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分别发展不同的产业，然后进行行业间的贸易，从而实现最大的利益。然而在实践中，有许多贸易都是发生在行业内的。例如英国出口汽车的同时也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工业化国家进口汽车。对于国家间为什么会发生行业内贸易，有学者认为行业内贸易能减少贸易自由化时的经济调整成本，此外在垄断的情况下，产业内贸易能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就一个国家而言，在非充分就业的条件下他不仅会发展自己的优势行业，同时他也会力图保护自己的劣势行业，从而使得不同的国家会发展相同行业并产生行业内贸易。如美国按照分工理论，应该放弃纺织行业，而发展自己具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但现实中他却对自己的纺织行业进行保护，限制中国的纺织品进入美国。正是因为行业内贸易在现实中是广泛存在的，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布兰德（Brander）、布兰德和克鲁格曼（BranderandKrugman）、布兰德和斯宾塞（BranderandSpencer）、奈文和菲利普斯（NevenandPhlips）将价格歧视和市场分割的基本模型用于开放的经济世界中，发现即使只有一种完全相同的产品，国家间也会发生贸易。
在现实中，发生贸易的国家政府会处于保护本国企业和市场的目的通过关税调节本国企业及外国企业的利润，产生利润转移效应并同时影响本国的福利。本文通过一个相同产品的双寡头竞争市场模型，讨论政府的最佳贸易政策的选择及其影响。
2模型的基本假设和建立
有两个相似的国家，国家1和国家2，作为博弈方确定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税率。为了讨论的方便，假设国家征收的是从量税。假设两个国家各有一个企业生产既内销又出口的相互竞争的商品我们称他们为企业1和企业2。两国的消费者分别在各自国内的市场上购买企业1或企业2的产品。用Qi记在国家i市场上的商品总量，则市场出清价格Pi为Qi的函数Pi＝Pi（Qi）=a-Qi，i=1，2。企业i生产数量为hi的产品供内销，数量为ei的产品供出口，因此Qi=hi+ej，i，j=1,2。当i=1时，j=2；当i=2时，j=1。再设两企业的边际产生成本同为常数c，且无固定成本，则企业i的生产总成本为c（hi+ei）。当企业出口时，因为进口国征收的关税也计入成本，设国家j的关税为tj时，企业i的出口产品成本为（c＋tj）ei，因此企业i的总成本为c（hi+ei）＋tjei。以此假设构造一个两阶段都有同时选择的四方动态博弈。
此模型的第一阶段，先由两国政府同时制定关税税率t1和t2；然后企业1和企业2根据t1和t2同时决定各自的内销量和出口量（hi，ei）。
在此博弈中，企业关心的是它的利润：
πi＝πi(ti,tj,hi,hj,ei,ej)
=Pihi+Pjei-c(hi+ei)-tjei
=［a-（hi+ej）］hi+［a-（ei+hj）］ei-c（hi+ei）-tjei
国家作为博弈方所关心的是社会总福利，包括消费者剩余，本国企业的利润和国家的关税收入三部分，
wi=wi（ti,tj,hi,hj,ei,ej）=（hi+ej）2+πi+tiej
其中，i=1，2，（hi+ej）2是国家i国内消费者剩余。
3需求成本无差异条件下的关税及社会福利
3．1非合作竞争时的最优关税及福利
下面用逆推归纳法来求解本博弈。先从第二阶段开始，假设两国已选择的关税分别为t1和t2，则如果（h1*,e1*,h2*,e2*）是在设定t1，t2情况下两企业之间的一个纳什均衡，那么（hi*,ei*）必须是满足下列最大值问题的解：
πi（ti,tj,hi,hj*,ei,ej*）
由于πi可以分成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利润和国外市场的利润两部分之和，且国内市场的利润取决于hi和ej*，因此上述最大值问题就可以分解为下列两个最大值问题：
｛hi［a-（hi+ej*）-c］｝（1）
和
｛ei［a-（ei+hj*）-c］-tjei｝（2）
假设（1）：ejhi*=（a-ej*-c）（3）
假设（2）：hj*ei*=（a-hj*-c-tj）（4）
求出的hi*和ei*都满足各自的假设（1）和（2）
由于（3）和（4）对i=1，2都成立，联立方程（3）、（4）、(3)′、(4)′解得：
hi*=（5）ei*=（6）
i=1,2。这就是在设定ti,tj情况下两企业间的博弈纳什均衡。
结论1：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来，如果国家提高进口关税，可以使本国企业的国内产量提高而进口量下降。这说明国家能通过关税保护国内市场，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入。这是世界各国普遍设置关税并想提高本国关税的主要原因。
现在回到第一阶段两个国家间的博弈，两国同时做出关于t1和t2的决策。
对于国家i来说，它要选择ti*满足：
wi(ti,tj*)
将(5)（6）式的结果代入wi得到
wi(ti,tj)=+++（7）
对i=1,2都成立，因此我们令上式对ti的一阶导数在t=ti*时为0，可得两联立方程组，解之得：ti*=（i=1,2）
在本博弈中，关税t1=t2=为两国的最优选择。将它代入（5）（6）式
hi*=，ei*=(i=1,2)
结论2：此结果说明，在两国自由博弈，即没有贸易协定的情况下，政府会制定t1=t2=的关税税率以获得最大的社会福利；而企业则会内销hi=外销ei=的产品以获得最大的企业利润。
此时，企业利润πi=(a-c)2，社会总福利为wi=(a-c)2。
在此博弈中，企业和政府都通过最优反应策略最大化了自己的利益，但这是否是最优安排呢？下面分析一下自由贸易下的情况。
3．2两国自由贸易时的社会福利
在两国自由贸易时，即关税税率ti=0，此时由（5）（6）得hi*=，ei*=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利润为πi=(a-c)2，社会福利为wi=(a-c)2
与最优关税相比，在自由贸易时，企业的内销产量有所下降，外销产量有所上升，企业总产量上升。虽然自由贸易下企业利润有所下降，但是总的社会福利大幅度上升。这很好的解释了国家间为什么需要双边贸易谈判相互减免关税以增加两国的福利。但遗憾的是，这种自由贸易政策并非是纳什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两国政府都有提高关税而限制对方企业的进口以提高本国福利的动机。于是各国会变相地使用一些非关税壁垒如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和进口配额等来限制对方的进口，以提高本国的福利。
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是以对方国家同样实施自由贸易政策为前提条件的。因为单方面实施自由贸易只能提高对方国家的总福利而降低本国的总福利。这也是为什么国家间需要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相互承诺降低关税水平，而不会单边降低关税进行自由贸易。
双边贸易谈判的本质是双方对自由贸易产生的利益的分配的问题，双方都试图使对方多降低一些关税而自己少降低一些关税以在关税减让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因为根据（7）式：
=[-3ti+（a-c）]
当ti<(a-c)时大于0，即ti<(a-c)时wi(ti,tj)是ti的递增函数。
=［tj-（a-c）］
当tj<（a-c）时大于0，即tj<（a-c）时wi（ti，tj）是tj的递减函数。
因此在关税减让中，增加减让的越少，对方减让的越多，国家得到的福利也就越大。所以在双边贸易谈判中，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也就是很常见的事情了。
篇3
关键词美韩FTA 对外贸易 自由贸易区
一、 美韩签署FTA协定的简要回顾
2006年2月6日，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宣布美国将与韩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他评论说：“这是美国15年内最有意义的FTA谈判，原因在于韩国经济的份量超过目前已与美国签署FTA的所有伙伴。”
2007年4月2日，经过近十个月的谈判，美国与韩国最终在韩国首都首尔签署了双边FTA。对韩国而言，这是其有史以来最大的FTA；对美国来讲，则是自1992年签署北美FTA以来规模最大的FTA，同时也是美国首次与亚洲主要经济体签署此类协定。美韩两国谈判代表对此评价很高，美方认为美韩FTA的达成将进一步巩固两国间的经济和战略伙伴关系，有助于消除双边贸易和投资壁垒，韩方认为，韩美FTA是一项互利的双赢协定。
美国是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是美国的第七大贸易伙伴，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预测，韩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后，韩国对美国年出口将会增加35―46亿美元，美国企业在韩国的投资每年会增加39―96亿美元，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0.4万个，韩国年GDP有望增加29―135亿美元。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估计，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将会使两国2006年780亿美元的贸易额在今后3―5年内增加到1000亿美元。
二、美韩签署FTA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正面效应
（一）推动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尽管美韩FTA协定还要得到两国议会的批准，而这一前景不会一帆风顺，但协定的签署本身在亚洲地区具有标志意义。当前，中国和东盟10国的FTA谈判基本完成，双方都表示按期建立自由贸易区，在中国的带动下，日本、韩国都和东盟展开了谈判，亚洲地区双边FTA浪潮已经开始，而美韩的FTA协议对这股风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相信美韩达成FTA协议后，韩国也将在不久的将来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协定，因为两国经济之间存在互补性，第一，韩国经过多年的经济增长和持续的高储蓄，资金相对比较充足，但韩国经过对劳动密集产业投资后，产业发展空间较少，所积累的资金需要寻找出路，而中国工业发展正以投资需求拉动为主，而且，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且投资收益率日益提高，因此中国成为韩国资金比较理想的投资场所；第二，中国现在的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从东亚国家进口原材料，加工后出口到美欧等国家，赚取的仅仅是加工费用，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尚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劳动力价格低廉，虽然这种优势会逐渐减少，但目前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还是很低。相反，韩国劳动力的短缺致使劳动力价格迅速上升，有关资料显示，韩国的薪资水平差不多是中国的8倍左右，因此韩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是增强韩国厂商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同时能够为缓解中国就业压力助一臂之力；第三，韩国具有较强的加工和生产技术，但在航天航空方面的技术相对较弱，高新技术的科研力量也缺乏，而中国有较强的科研力量，因此建立自由贸易协定会促进双方技术的进步。中韩建立自由贸易协定会进一步扩大两国的贸易规模，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各自的国家战略。
（二）有利于推进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2002年11月4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正式启动，今年美韩又签署了FTA，那么日本在东北亚地区一体化事务上必将处于被动地位，这将刺激日本，迫使其积极参与地区一体化事务，在建立亚洲自由贸易区问题上，东亚几国存在分歧，但东亚地区存在的问题其实恰恰需要经济一体化这个工具来优化国家间关系。
当前，关于亚洲自由贸易区的构想有三个方案，分别是中国提出的东盟与日、中、韩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日本提出的东盟与日、中、韩、印、奥、新16国东亚经济合作协定构想，此外还有美国提出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设想。对于亚洲而言，比较现实的一步是在东盟“10+3”的框架下实现贸易自由化。2007年4月日本与东盟已开始了第七轮自由贸易谈判，力争在2007年签署一项综合性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应当采取的政策是以积极姿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各项协议和日程安排逐步落实，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东亚合作发展的经历看，东亚各国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经济合作日益加强，相互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加上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影响，东亚各国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是大势所趋，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会使中国获得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三、 美韩签署FTA对中国对外贸易的负面效应
（一） 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建立关税同盟之后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贸易代替了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从而造成贸易方向的转移。
从图1可见，对韩国而言，组成关税同盟后出口增加，生产扩张，所以对韩国有利；对中国来说，因贸易转移而出口减少，所以中国的福利必然因贸易规模缩减而下降。随着协议的签署，韩国制造在出口上的竞争力势必会有所提高，同时中国商品也可能面临部分美国进口商“弃中投韩”的危机，据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对182名美国采购商进行的调查，在与韩国进行过贸易往来的采购商中69%表示将在协定签订后扩大从韩国的进口，在被调查的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采购商中36%表示其采购方向将由中国转向韩国或扩大从韩国的进口。中国与韩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部分商品重叠，所以由于韩国产品关税降低甚至取消，相应地提高其产品竞争力，这部分产品出口市场可能被韩国挤占。
（二）根据显示性比较优势比较中国和韩国的商品竞争状况。
显示性比较优势RCAij>1时说明i国第j种商品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且RCA值越大，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强；当RCAij
在美国市场中韩两国主要竞争在纺织、服装（LT1），加工工业产品（MT2），机械产品（MT3）和电子器件和电器产品（HT1）上，根据图表数据可知，韩国低技术产品（LT1）的比较优势低于中国。目前，美国对于外国纺织品征收13%左右的关税，这次双边FTA中美国对韩国的纺织品领域达成长期废除关税的协议。但一方面中国在纺织品、服装方面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中国主打的是棉纺织品，而韩国的优势在于高档的化纤制品，所以在纺织品和低档服装方面中国不会损失很大，但中高档服装将会与韩国在美国市场竞争很激烈。在中等技术和高等技术方面，韩国的竞争优势明显高于中国，而且根据这次协定的规定，美韩双方将取消85%的工业产品关税，其余15%的工业品关税将在3至15年内逐步取消，这将使中国中等、高等技术工业品在美国市场遭受韩国同类产品的威胁。
（三）贸易竞争度与出口结构分析。
由于中韩两国在美国市场商品有很高的重合度，所以有必要分析中韩两国在美国市场的出口竞争度。
1. 出口相似度指数。
ESIij={∑Min [ (Xki/Xi),(Xkj/Xj)]}, Xki表示i 国k产品出口至美国的额度，Xi表示i 国对美国的总出口额，Xki/Xi表示i 国k产品出口至美国的额度占该国对美国出口的比重。ESI指数越接近1，两国出口产品的竞争程度就越高。
两国在美国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从1998年0.53到2003年的0.58，说明两国的出口结构逐渐趋同，逐渐发展为激烈的竞争关系，这样的出口竞争对两国产业发展有积极的一面，但激烈竞争带来的贸易摩擦的深化会给中国带来消极的影响。
2. 中韩出口结构趋同。
从表3可以看出，2004年两国出口相似度超过50%。电子产品均为双方第一大出口产品，而中国的电子产品与韩国电子产品相比不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这次美国对韩国削减关税会进一步提高了韩国电子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两国排在前五位的出口产品中，均包括电子产品、机械类产品、化工产品，所以两国在同一产业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四）中美两国农产品在韩国市场的竞争力分析。
韩国属于农业资源匮乏型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除大米、园艺作物和畜产品等少数几种农产品已经实现了自给外，韩国几乎已经变成一个纯粹的农产品进口国，在对韩出口国中美国居领先地位，90年代美国始终是韩国农产品进口的第一大供应商，此期间美国向韩国出售农产品约占韩国全部农产品进口总量的47%，近几年由于中国向韩国出口量增加而使美国的出口比例下降到不足30%（见表4）。
虽然我国的农产品向韩国出口增加，但我国的劳动力和机械替代较容易的农产品生产，不具有生产竞争优势，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农业机械拥有数量少，难以进行机械作业。中国农产品RCA自1978年以来几乎是逐年下降的，并且在1994年就失去了原来具有的比较优势，中国农业在1978―1990年具有次强比较优势，1991―1996年具有中等比较优势，1996年以后只具有较弱比较优势。
从总体上讲，我国小麦、玉米、大豆、油菜和棉花的生产成本水平较高。我国每公斤小麦生产成本是美国的1.2倍，每公斤玉米生产成本是美国1.1―1.2倍，大豆的生产成本大约是美国的1.2―1.3倍。我国蔬菜类产品的贸易竞争指数从1995年的0.988下降到2002年0.933，说明蔬菜国际竞争力正在减弱，同美国相比，我国蔬菜生产技术仍有差距，集中反映在单产水平不高，且美国蔬菜质量比我国高，所以不能否认物美廉价的美国农产品会逐步取代中国的农产品。而美国的农业实现了全面机械化，劳动生产率是世界上最高的。美国的农业部门中，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结构合理、专业化程度高。美国是世界上农业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科技手段最先进的国家。2001年美国政府对农产品进行的价格补贴占农场主纯收入的10―30%，2002年5月生效的新农业法决定在未来10年内给农民拨款1970亿美元，较此前实行的补贴增加了80%。
纳入自贸区协议的农产品按照关税削减方式共分为5类： 一、立即免关税产品：超过美对韩农产品出口额的一半，包括小麦、饲料玉米、大豆碎粒、动物皮革、棉花，以及大范围的高附加值农产品；二、两年关税实施期产品，包括：鳄梨、柠檬、李子干、葵花子； 三、五年关税实施期产品，包括：食物调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糖、甜玉米、沙拉酱及调制品、其他类饲料和草料（苜蓿类）、面包和糕点、柚子、干蘑菇。 四、关税配额产品：乳粉、食用乳清、乳酪、加工淀粉、大麦、爆米花、食用大豆。五、以下产品的市场准入有所扩大：牛肉和猪肉产品、梨、苹果、葡萄、柑橘。所以美韩双边FTA在农产品方面的协定一定会影响到中国农产品在韩国市场的竞争力。
四、 解决对策
（一）加快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韩国副总理权五奎表示“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将会是下一个重点，我们与全球最大的市场美国签订FTA后，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成了重要课题。可以说，韩美自贸协定是韩中自贸协定的事前准备工作。”中国总理4月中旬访问韩国时建议“尽早就中韩自贸区提出双赢方案“，这些表明两国都认为建立FTA的时机已经成熟。但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步骤来实现。例如：建立制度性贸易合作来促进贸易便利化，进行局部地区经济联合等。短期内中韩两国政府在制定各自的产业政策时，应相互磋商，降低双方重点产业的重合度，双方可以开展协议分工，在每个产业内部侧重发展不同的产品，以合作代替竞争，这样会避免激烈的竞争。
（二）加强与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韩美FTA对牵制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中国做了战略性铺垫。我国对美国顺差超过千亿美元，连续多年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国，由此不断引发经贸争端。这样加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至关重要了。今年4月17日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任高盛集团负责全球事务副董事长的罗伯特・佐立克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中美需要新的上海公报》的文章。文章指出，《上海公报》拉开了界定中美战略关系的序幕，现在需要进入下一阶段，中美合作须加强。5月22―23日，第二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中美在知识产权、航空开放，甚至美国企业最关心的金融服务业开放方面达成一些协议。双方通过对话加强彼此间的联系和交往，更加密切地协调各自职责范围内所涉及的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好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三）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及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目前还处于东亚经济“雁行模式”的中后部，也就是说中国产业在整个东亚产业结构链的中低端。一国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决定了它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中国要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就应该积极推动与处于“雁行模式”前部的日本、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吸收他们的先进技术、管理模式等，从而提高中国的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产业结构链中的位置。尽管我国对美存在高技术产品顺差，但改变不了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低端的事实，中美之间仍属于垂直型分工，我国的加工贸易已成为半壁江山，我国从东亚进口原料经过加工出口到发达国家，处于国际分工链条中利润最低的制造环节，获取微薄利润，所以，我国应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营销能力。对于农产品，应增加科技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提高单产，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适当进口饲料粮，降低饲料成本，同时用足用好WTO“绿箱补贴”和“黄箱补贴”政策，培育我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
总之，美韩签署FTA，对中国利弊兼而有之，我们要认真分析美韩FTA对中国工业品、农产品在美韩市场竞争力的影响，针对美韩FTA对中国对外贸易带来的负面影响采取对策，我国应充分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推动中韩FTA及东亚地区的FTA发展。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何帆、 齐俊妍： 中韩出口产品的竞争程度分析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4期。
裴成焕： 中韩贸易相关性及其影响，《技术经济》，2005年第11期。
张玉和：中韩贸易模式的变迁：从互补到竞争，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Korea International Trade Association ，2006.
刘春、 闫国庆、 陈丽静： 我国农产品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4期。
篇4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社会福利自由贸易最优关税
1引言
在国际贸易经济理论中，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分别通过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解释了国家应该进行分工，分别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并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使每个国家都得到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分别发展不同的产业，然后进行行业间的贸易，从而实现最大的利益。然而在实践中，有许多贸易都是发生在行业内的。例如英国出口汽车的同时也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工业化国家进口汽车。对于国家间为什么会发生行业内贸易，有学者认为行业内贸易能减少贸易自由化时的经济调整成本，此外在垄断的情况下，产业内贸易能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就一个国家而言，在非充分就业的条件下他不仅会发展自己的优势行业，同时他也会力图保护自己的劣势行业，从而使得不同的国家会发展相同行业并产生行业内贸易。如美国按照分工理论，应该放弃纺织行业，而发展自己具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但现实中他却对自己的纺织行业进行保护，限制中国的纺织品进入美国。正是因为行业内贸易在现实中是广泛存在的，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布兰德（Brander）、布兰德和克鲁格曼（BranderandKrugman）、布兰德和斯宾塞（BranderandSpencer）、奈文和菲利普斯（NevenandPhlips）将价格歧视和市场分割的基本模型用于开放的经济世界中，发现即使只有一种完全相同的产品，国家间也会发生贸易。
在现实中，发生贸易的国家政府会处于保护本国企业和市场的目的通过关税调节本国企业及外国企业的利润，产生利润转移效应并同时影响本国的福利。本文通过一个相同产品的双寡头竞争市场模型，讨论政府的最佳贸易政策的选择及其影响。
2模型的基本假设和建立
有两个相似的国家，国家1和国家2，作为博弈方确定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税率。为了讨论的方便，假设国家征收的是从量税。假设两个国家各有一个企业生产既内销又出口的相互竞争的商品我们称他们为企业1和企业2。两国的消费者分别在各自国内的市场上购买企业1或企业2的产品。用Qi记在国家i市场上的商品总量，则市场出清价格Pi为Qi的函数Pi＝Pi（Qi）=a-Qi，i=1，2。企业i生产数量为hi的产品供内销，数量为ei的产品供出口，因此Qi=hi+ej，i，j=1,2。当i=1时，j=2；当i=2时，j=1。再设两企业的边际产生成本同为常数c，且无固定成本，则企业i的生产总成本为c（hi+ei）。当企业出口时，因为进口国征收的关税也计入成本，设国家j的关税为tj时，企业i的出口产品成本为（c＋tj）ei，因此企业i的总成本为c（hi+ei）＋tjei。以此假设构造一个两阶段都有同时选择的四方动态博弈。
此模型的第一阶段，先由两国政府同时制定关税税率t1和t2；然后企业1和企业2根据t1和t2同时决定各自的内销量和出口量（hi，ei）。
在此博弈中，企业关心的是它的利润：
πi＝πi(ti,tj,hi,hj,ei,ej)
=Pihi+Pjei-c(hi+ei)-tjei
=［a-（hi+ej）］hi+［a-（ei+hj）］ei-c（hi+ei）-tjei
国家作为博弈方所关心的是社会总福利，包括消费者剩余，本国企业的利润和国家的关税收入三部分，
wi=wi（ti,tj,hi,hj,ei,ej）=■（hi+ej）2+πi+tiej
其中，i=1，2，■（hi+ej）2是国家i国内消费者剩余。
3需求成本无差异条件下的关税及社会福利
3．1非合作竞争时的最优关税及福利
下面用逆推归纳法来求解本博弈。先从第二阶段开始，假设两国已选择的关税分别为t1和t2，则如果（h1*,e1*,h2*,e2*）是在设定t1，t2情况下两企业之间的一个纳什均衡，那么（hi*,ei*）必须是满足下列最大值问题的解：
■πi（ti,tj,hi,hj*,ei,ej*）
由于πi可以分成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利润和国外市场的利润两部分之和，且国内市场的利润取决于hi和ej*，因此上述最大值问题就可以分解为下列两个最大值问题：
■｛hi［a-（hi+ej*）-c］｝（1）
和
■｛ei［a-（ei+hj*）-c］-tjei｝（2）
假设（1）：ejhi*=■（a-ej*-c）（3）
假设（2）：hj*ei*=■（a-hj*-c-tj）（4）
求出的hi*和ei*都满足各自的假设（1）和（2）
由于（3）和（4）对i=1，2都成立，联立方程（3）、（4）、(3)′、(4)′解得：
hi*=■（5）ei*=■（6）
i=1,2。这就是在设定ti,tj情况下两企业间的博弈纳什均衡。
结论1：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来，如果国家提高进口关税，可以使本国企业的国内产量提高而进口量下降。这说明国家能通过关税保护国内市场，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入。这是世界各国普遍设置关税并想提高本国关税的主要原因。
现在回到第一阶段两个国家间的博弈，两国同时做出关于t1和t2的决策。
对于国家i来说，它要选择ti*满足：■wi(ti,tj*)
将(5)（6）式的结果代入wi得到
wi(ti,tj)=■+■+■+■（7）
对i=1,2都成立，因此我们令上式对ti的一阶导数在t=ti*时为0，可得两联立方程组，解之得：ti*=■（i=1,2）
在本博弈中，关税t1=t2=■为两国的最优选择。将它代入（5）（6）式
hi*=■，ei*=■(i=1,2)
结论2：此结果说明，在两国自由博弈，即没有贸易协定的情况下，政府会制定t1=t2=■的关税税率以获得最大的社会福利；而企业则会内销hi=■外销ei=■的产品以获得最大的企业利润。
此时，企业利润πi=■(a-c)2，社会总福利为wi=■(a-c)2。
在此博弈中，企业和政府都通过最优反应策略最大化了自己的利益，但这是否是最优安排呢？下面分析一下自由贸易下的情况。
3．2两国自由贸易时的社会福利
在两国自由贸易时，即关税税率ti=0，此时由（5）（6）得hi*=■，ei*=■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利润为πi=■(a-c)2，社会福利为wi=■(a-c)2
与最优关税相比，在自由贸易时，企业的内销产量有所下降，外销产量有所上升，企业总产量上升。虽然自由贸易下企业利润有所下降，但是总的社会福利大幅度上升。这很好的解释了国家间为什么需要双边贸易谈判相互减免关税以增加两国的福利。但遗憾的是，这种自由贸易政策并非是纳什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两国政府都有提高关税而限制对方企业的进口以提高本国福利的动机。于是各国会变相地使用一些非关税壁垒如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和进口配额等来限制对方的进口，以提高本国的福利。
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是以对方国家同样实施自由贸易政策为前提条件的。因为单方面实施自由贸易只能提高对方国家的总福利而降低本国的总福利。这也是为什么国家间需要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相互承诺降低关税水平，而不会单边降低关税进行自由贸易。
双边贸易谈判的本质是双方对自由贸易产生的利益的分配的问题，双方都试图使对方多降低一些关税而自己少降低一些关税以在关税减让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因为根据（7）式：
■=■[-3ti+（a-c）]
当ti<■(a-c)时大于0，即ti<■(a-c)时wi(ti,tj)是ti的递增函数。
■=■［tj-（a-c）］
当tj<■（a-c）时大于0，即tj<■（a-c）时wi（ti，tj）是tj的递减函数。
因此在关税减让中，增加减让的越少，对方减让的越多，国家得到的福利也就越大。所以在双边贸易谈判中，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也就是很常见的事情了。
4讨论
政府在决定贸易或产业政策时要权衡利弊，在做出关税或补贴的水平时，要即考虑对本国企业的利润影响，又要考虑对本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在不进行贸易合作时，国家关税水平的制定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若关税的制定偏离了最优关税税率，会降低本国的福利。然而，国家间通过谈判达成贸易关税协定，同时相互进行关税减免，能使双方国家都从贸易合作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这种关税减让的好处不论是在产业间还是在产业内都能实现。因此国际上的双边贸易合作比单边贸易保护更值得推广，这也是符合当前国家贸易实践的基本事实。但贸易合作并非是均衡状态，参加合作的企业都有在贸易制度的框架内寻求对本国产业进行保护以获取更多好处的动机。
参考文献
1强永昌.产业内贸易论——国际贸易最新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苑涛.西方产业内贸易理论评述[J].经济评论,2003(1)
篇5
1从国际贸易政策的历史演变看贸易政策的保护性
世界范围国际贸易政策演变一般分为5个阶段：
(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主要4点：一是在GATT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二是历史上尽管若干次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占主导地位；三是保护性是贯穿国际贸易政策历史演变的一条“红线”，即使历史上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四是20世纪50年代倡导自由贸易，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2002年3月，美国对钢铁启动201条款，对来自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的钢材进口征收关税最高达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对保护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解释
2.1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
徐建斌、尹翔硕在“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和自由贸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的有效性。并用扩展后的李嘉图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现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1]。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也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GATT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纠正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说明了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但是，为什么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呢？
2.2国家内部各行业因自由贸易带来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贸易保护的又一压力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以美国的钢铁产业为例。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自由贸易中其得到的利益应该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贸易利益。那么为什么美国布什政府还要挥舞201条款的大棒，不惜引发一场世界性的钢铁大战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各行业在自由贸易体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门是负的利益。资料显示，由于在自由贸易下的国际钢铁供应商的竞争，1990～1999年，美国钢铁制造工业每年有大约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国总共有18家钢铁公司破产，有23500多工人失业[2]。按照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说和要素禀赋论，像美国之类资本量较多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然后进行交换，以获取国际分工的好处。现在的问题出在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考虑，既要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又要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使这些产品的生产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熊掌与鱼都要。毕竟美国的钢铁业曾经是他的支柱产业，并有60万的钢铁工人，将他们转变到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去就业，是需要时间、非常困难的。出于国内政治压力，布什政府权衡各方利弊，最终决定启用201条款提高关税。可见贸易利益对国内各行业的不同影响也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2.3贸易政策国际协调不能改变贸易政策的保护性质
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促进了贸易政策的国际趋同化。自二战以来，双边贸易政策的协调，区域性的政策协调，尤其是致力于国际贸易体制的多边贸易政策的协调，使各国贸易政策趋于统一，体现了全球经济关系的秩序化，给各参加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无论是哪种协调，贸易政策的本质始终具有保护性，即贸易政策的目的——保护本国市场，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市场，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改善，积累资本或资金，维护本国对外的经济、政治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就拿WTO这一多边贸易的最高成就来说，仍然改变不了各个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
(1)自由贸易是个谎言WTO规则的制定，形式上是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回合(MTN)的协商产生，实质上依据国家贸易实力决定分量，由于历史原因和贸易实力，基本上是美国一手把持。贸易谈判（贸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贸易保护）才是贸易谈判的实质。
(2)WTO的例外条款和规则，为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据由于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围内保护本国利益，同时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国利益。因此，国家贸易政策的目的（在没有一个足够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的约束条件下），决定了这种例外条款和规则就会必然成为贸易保护的依据。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开的高度保护的行业农业、纺织业，便是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保护产业。但这些产业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发达国家中相对比较劣势的产业。
3WTO条件下国家贸易政策保护性的表现
3.1“公开型”的贸易保护
“公开型”的贸易保护，是指在关贸总协定和WTO下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的谈判过程中还未涉及的领域，或是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再加上谈判达成协议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以及协议中的一些规则的例外而引起的保护措施。还未涉及的领域，指某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暂时把某些行业的自由化搁置起来不予谈判；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是指某些“敏感行业”，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差悬殊，如果完全放开会导致本国产业的“严重损害”，故在多边谈判中暂时将这些行业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谈判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指根据承诺减让表现在还未兑现的部分；谈判达成的协议规则的例外，是指协议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规定的，但无论哪项协议，都是由一些规则和规则的例外拼凑起来的，这些规则的例外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些方面的适当保护。这些保护都是公开的，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实力较量的结果。
一般认为，在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敏感行业”，是自由化较缓慢和最不彻底的行业。如农业、纺织业、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的领域。
在WTO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型”贸易保护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运用高关税限制进口；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国内的价格支持就是常见的公开型保护措施之一。国内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国内补贴、价格管理、出口补贴和绿箱(GreenBox)政策等等。
3.2“隐蔽型”的贸易保护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开型”贸易保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隐蔽型”贸易保护。“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是与“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相对应的，以“反倾销壁垒”为代表，还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这类壁垒的特点是它们往往本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制定出来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则”、“保护生态和人类健康”等原则，这些原则本意确实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则是它往往会成为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保护贸易政策的依据。事实上这种“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措施，现在已经成了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
“隐蔽型”的贸易保护的手段包括两类：一是征收高额关税，如加征高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二是禁止进口甚至就地销毁，这主要是不符合国家的检验检疫标准、环保标准等而采取的措施。
4构建中国符合WTO规则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措施
4.1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的必然性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处于不利的地位，贸易利益相对较小。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条件下，各国的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不能幻想WTO会真正无私地给中国一个稳定的、自由的贸易环境。WTO下的保护更具进攻性、系统化、法律化，更加难以对付。
加入WTO后的中国，首先，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应该好好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制定出中国的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对中国国内各产业来讲，加入WTO对它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入世承诺，而忽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必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协调入世对各行业带来的利益不对等也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适当保护措施，而且这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取的对策。
4.2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规则的例外给各个国家制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因此中国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贸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协议和规则并不十分严密，存在漏洞。这使得国家可以根据这些存在漏洞的协议制定本国的很容易成为保护措施的贸易法律，如反倾销协议的模糊性漏洞，就成为各个国家贸易保护的工具。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协议的不完善来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法规。
第三，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标准、绿色壁垒、技术标准壁垒等），我们的技术水平差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利用技术手段，也可以利用别的优势建立起中国特有的壁垒。前些年中国肉鸡产业受到外国的极大冲击，当时就有人提出要对肉鸡的进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据规定每只肉鸡的鸡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为中国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鸡毛渣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用机器拔毛后剩下的鸡毛渣要少，这样的规定对我们是有利的。
总之，WTO不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许“合法”地保护，而且它使贸易保护更加系统化、法律化。
4.3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在WTO条件下，关税手段和“传统”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终要取消的，于是各国纷纷转向“新型”（“隐蔽型”）的非关税壁垒。加入WTO后的中国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1)以加强和提高反倾销、反补贴的能力建设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关税壁垒(NTB)作为保护措施方面，发达国家早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侧重点早已转向以反倾销为代表的“新型”的、隐蔽性强的NTB。根据中国加入WTO法律文件，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和进口招标这3种传统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将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应以加强反倾销能力建设为核心。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对反倾销的规定，到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再到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应该说，中国在反倾销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的反倾销队伍还有待加强。
反补贴也是比较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也成为各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1989～1993年期间发起的反补贴案数目占全球反补贴总数的比重高达93.2%。中国最近也颁布了《反补贴条例》，但是，至今中国的反补贴尚无实际操作经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篇6
关键词: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趋势;新形势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国际经济与贸易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国家之间的联系和竞争也在逐渐增强。将各国贸易纳入全球贸易这个大环境之中，各国之间竞争激烈，研究当前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对推动我国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一、新形势下发展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价值
(一)是当前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当前，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科技、政策等其他因素的综合推动。国家的竞争力也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实力上，还有国家文化软实力等综合国力。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将企业纳入世界版图之中，科技所带来的影响力在逐渐增强。曾经，我国是世界工厂，进行大量的代加工，是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剥削”的。但是，现如今，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实现自身的发展，切实提升企业的科技含量，从而促进贸易产品的更新。因此，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际经济与贸易，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外部市场以及先进的技术支撑，实现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可以说，发展国际经济与贸易，间接性推动了我国的经济的转型升级，提升我国综合国力。我国应该从当前新形势的特点出发，寻找自身发展优势，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全球化本身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只有对其利弊有着清晰的认知，才能够在新形势下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占据有利地势，提升我国综合国力以及世界话语权。总之，把握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才能够实现自身长足的发展，推动国际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二)有利于推动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科技是其中又一影响因素。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竞争过程中，需要的是强大的科技力量作为支撑，才能够迎接来自世界的竞争。因此，科技和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国际经济与贸易过程中，除了表面的经济贸易外，还会带来经济背后科技的交流，使得科学技术进一步提升，推动科技产品的优化升级。对于各国经济贸易发展来说，需要不仅仅是加强经济贸易，还应该主动抓住贸易背后各方面的优势，大力引进陷阱技术，加强自身科技研发，提升产品的竞争力。推动科技创新，一方面是迫于当前世界市场竞争压力，而另一方面是来自世界科技交流的产物。因此，在新形势下，发展国际经济与贸易，需要把握好这一机遇和挑战，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加大科研投入，才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的科技实力以及文化软实力，把握好国际竞争与贸易这一机遇。
(三)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发展国际经济与贸易，并不是简单某一个国家处于优势或劣势，提高了多少经济总量，而是推动了一个企业、整个行业以及国际分工格局。因此，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逐渐下降，将各国企业纳入巨大的市场之中，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压力。迫于这种压力，企业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便从侧面推动了企业的优化升级，推动企业的战略转型，搭建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不再是“闭门造车”，从而提升自身竞争力，更好地迎接“世界贸易的风雨”。因此，发展国际经济与贸易，能够主动推动企业将自身的眼界放到世界之中，树立良好的竞争意识，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另外，企业自身树立良好的竞争意识，对于规范市场经济的竞争模式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使各企业处于良性的竞争之中，不断推动行业发展。
二、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
(一)国际贸易的多元化趋势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大力发展经济，实现了国民经济总量的迅速提升。建立在本国国情基础上的经济带有鲜明的个性化标签。比如，中国互联网、通信领域的慢慢崛起，改变了当前世界互联网格局。毕竟，经济发展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没有永远的胜利者，只有永不止步的前进者。时代的快速发展，让贸易的形式变得多样化，当前国际贸易和信息技术的巧妙结合，打破了传统贸易限制，拓展新渠道的同时，拓展了各国贸易信息渠道，实现了教育、商业、农业等多方面的发展。基于这一发展趋势，不同的企业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世界这一个大市场开始新的分工，让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实现了下降，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多元化的趋势，带来的是全方位的交流和竞争，也是当前中国在新形势下所要采取积极主动地策略，夯实自身经济基础，搭建多样化发展格局，在国家经济与贸易中崭露头角，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二)科技含量逐渐增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国际经济与贸易过程中，科技占据着重要地位，国际经济与贸易的科技化趋势已经成为各国不可忽视的一大方面。首先，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实现了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发展，对于提升本国的科技实力具有重要价值。其次，便是科技竞争力影响着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充分展现自身的科技优势，将服务行业外包，实现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绝对的话语权。但是，近些年，美国科技实力略有下降，虽然说仍旧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但是美国一些高新企业其竞争力却略有下降。因此，从当前国际经济贸易与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化竞争仍旧是国际竞争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各国在世界经济与贸易体系中地位的重要因素。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科研实力，实现自身国际经济与贸易良性、快速发展，进一步规范国际经济与贸易，不断提升竞争力。
(三)自由贸易趋势扩大在当前国际经济与贸易快速发展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贸易秩序。但是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相对稳定贸易平衡会被逐步打破，实现在不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前提下的自由贸易。自由贸易能够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满足各个贸易国的实际需求，从而提升经济效益。虽然自由贸易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混乱的局面，打破原本的贸易稳定的状态。但是，就长期而言，自由贸易能够实现各个贸易国的自身需求，实现“优胜劣汰”，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也需要看到自由贸易背后带来的挑战，每一个贸易国都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伙伴，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这对一些核心竞争力的中小企业来说具有一定的压力。因此，我们应该增加科研投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以便更好地承受“自由贸易”下的压力。
(四)区域合作趋势加强为了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占有一定的优势，不少的贸易国都建立了区域性组织，实现合作下的竞争。在1991年，欧洲六国建立在“欧洲联盟”(欧洲经济、政治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市场、资源共享，在推动区域各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意义，让欧盟成员国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员。近些年，我国积极推动区域合作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以及“金砖五国”等等都是区域合作趋势加强重要标志。在发展国际经济与贸易中，深入贯彻落实“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构建坚固、稳定的伙伴关系，团结起来面对国际竞争。区域合作，能够实现充分利用区域组织的优势，形成一定的保护罩，推动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实现全球经济的良性发展。在未来，区域贸易与合作将会是一大趋势，也是各国开展积极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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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EPA；服务贸易，完善对策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4-0232-02
1 CEPA服务贸易的内容
1.1 CEPA的内容
为促进内地和香港经济的共同发展，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于2003年6月29日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概括地说，CEPA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三方面的内容。
1.2 服务贸易是CEPA推进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内容
在CEPA三方面的内容中，服务贸易方面的安排最为值得关注。它作出了比GATS更为优惠的规定：内容更全、条件要求更低、对自然人流动这一服务贸易形式放得更宽。同时，CEPA其他方面的内容也对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零关税不仅带来了商品由香港向内地的流动，而且引起了由商流带动的物流、信息流、货币流的增大；而贸易投资便利化则促进了香港向内地服务业的资金注入。CEPA为两地服务业的合作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使得两地的服务贸易合作进入了制度性实践的全新阶段。
1.3 CEPA对两地服务业的影响
CEPA对两地的服务业产生了积极影响。它一方面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另一方面，推动内地服务业提高行业效率、调整业态结构、改进管理方式、扩大产业规模，促进内地企业以香港为平台走向世界。概括来讲，CEPA的实施为进一步加强两地的服务贸易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极大地促进了两地资金、服务、技术、人员以及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为两地的服务业带来了优势互补、合作双赢的机会。
2 CEPA服务贸易规定中的缺陷
2.1 原产地规则存在缺陷
CEPA服务贸易主要规定在其附件四和附件五中。其中。附件四主要规定承诺开放的具体领域；而附件五主要解决哪些服务提供者可享受CEPA下的优惠。根据附件五第2条，除另有规定外，可享受CEPA服务贸易优惠的服务提供者是指“提供服务的任何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其中。CEPA下的“法人”是指“根据内地或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法律适当组建或设立的任何法律实体，无论是否以盈利为目的，无论属私有还是政府所有，包括任何公司、基金、合伙企业、合资企业、独资企业或协会(商会)”。此外，CEPA还规定了当香港服务提供者以法人形式提供服务时。确定“香港法人”的标准：对于非法律服务部门的香港法人。一是必须根据香港《公司条例》或其他有关条例注册或登记设立，并取得有效商业登记证；二是应该在香港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对于法律服务部门的香港律师事务所(行)。CEPA规定了更严格的认定标准。可见，CEPA对香港法人服务提供者采用的是注册成立地标准和业务执行本地化标准，这两种标准对股东或经营者身份都没有限定。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服务提供者就完全有可能利用法律漏洞，“搭便车”成为符合CEPA要求的服务提供者，并借此获得CEPA给予的各种特殊优惠，这就是所谓的“滋出效应”问题。
2.2 服务贸易开放模式存在弊端
目前，世界服务贸易开放模式主要有积极列表模式和消极列表模式。前者中，其成员的开放承诺以积极列表的形式列出，即只有当某成员在其减让表中列出外国服务提供者所可以享受的市场准人机会和国民待遇时，外国服务提供者才可遵循规定，进人该国市场。但是对于那些现存的歧视性措施。东道国却没有义务一一列出，更没有义务向他国开放市场或给予国民待遇。而后者，其成员的承诺则是以消极列表的形式列出，即除非成员就某项涉及服务贸易的措施作出特别保留外，所有服务部门都应开放，因此不论是在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要远胜积极列表模式，CEPA采用的是积极列表模式，在实践中不利于两地服务贸易的深层次合作与发展。
2.3 贸易纠纷解决方面的不完善之处
CEPA第19条规定“双方将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协商解决，CEPA在解释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委员会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决定。”可见CEPA中没有明确设立争端解决机制，贸易争端解决的唯一方式是协商一致，可诉诸的解决机构是由双方高层代表或指定的官员组成的联合指导委员会。该条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在实践中-协商并非是一种好的解决方式，在面对具体而又复杂的利益纠纷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另一方面，漫长的协商过程势必增加双方执行CEPA的成本，当所涉及的问题属于法律等技术性问题时，这一方法不见得有效。此外，CEPA也没有规定如双方无法就争议问题协商一致时应如何处理。目前可利用的争端解决方式包括WTO争端解决机制和两地原有的争端解决方式，但两者均不能经济有效地解决相关纠纷。因此。CEPA如果不能建立起一套符合自身要求的争端解决机制，将会严重阻碍其实效。
2.4 CEPA在贸易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迈不过的市场准入门槛、不明朗的具体操作程序。目前。CEPA中仍有许多服务部门的准入门槛较高，不利于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市场。此外，相当一部分政策落实不到位和具体操作程序模糊不清，也给CEPA的实施带来了许多障碍。
(2)政府服务效率低、税收和收费过高。CEPA项下的服务审批环节多、程序繁、时间长、费用高，大大挫伤了香港服务业人才北上拓业的积极性。此外，税收和收费过高也是比较突出的问题。
(3)差异较大的法律制度、专业环境和营商环境。对港商来说，拓展内地市场所遇到的困难，首先来自两地市场模式及法规的差异，加之内地营商环境复杂，香港服务提供者难以按照预期在内地大展拳脚。同时，由于两地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环境存在显著差异，内地较低的服务收费和薪酬待遇也难以吸引香港专业服务人才。
(4)暗藏产权纷争和经营风险的“挂壳”北拓。在CEPA实施前，不少香港服务业通过地下渠道以“挂壳”方式进入内地。CEPA实施后，按照正规程序，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的手续较为繁琐。为避过复杂的审批程序，许多香港的服务业机构和人员仍以“挂壳”方式进入内地。在商业经营中，引起了许多矛盾和纷争。
3 完善CEPA服务贸易规定的对策与建议
3.1 CEPA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的完善
在界定法人身份时，除注册成立地标准和业务执行本地化标准外，经常采用的还有资本控制标准。该标准是指
公司的实际资本受哪国居民控制，此公司即为该国公司，由该国行使管辖权。它可有效防止协议中的优惠为第三方不当利用。在实践中，注册成立地标准会使大量国外服务提供者以香港为跳板，取得CEPA市场准入的优惠待遇；但另一方面。它亦可吸引国外的服务提供者在港投资。有鉴于此，在综合考虑两方面利弊的基础上，笔者倾向于有限制地使用资本控制标准。并完善与其配套的程序等其他规则，即在保证维护CEPA区内利益、防止区外服务提供者不适当的“搭便车”的前提下，采用条件相对宽松的资本控制标准。循序渐进地开放服务业市场。
3.2 在开放模式方面，可采用消极列表的方式
消极列表模式的优势在于：一是成员所允许保留的歧视性措施仅限于现行措施。并不得提高其中所列明的歧视水平-从而保证了将来的服务贸易壁垒不会比现行水平更高；再者任何歧视性措施均需列明。从而大大提高了政府对于服务管制措施的透明度。
3.3 争端解决机制的补充完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中国在吸收借鉴包括WTO、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国际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先进做法的基础上，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制定出来的。它很好的融合了实用主义与法治主义，既含硬法特征又体现灵活性。CEPA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性质相同、规则依据相同、内容范围相同、目的相同。这使两者在许多方面可以互为参考。因此，CEPA可依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设立自己的争端解决机制。
3.4 贸易实践中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
(1)简化审批程序，消除贸易壁垒，增加营商法规透明度。CEPA实施以来，内地与香港在服务贸易方面的合作成效未如预期。其重要原因是服务贸易投资审批程序繁杂、内地营商法规透明度不够和区域贸易壁垒仍广泛存在。据此，建议把一些不影响宏观经济的项目审批权下放。同时，统一各省市对服务业的要求，增加营商法规透明度，加强香港与内地的沟通，方便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市场。
(2)建立两地商务往来快速批核机制，积极改善过境交通拥堵状况。香港与内地的跨境交通存在很多问题，未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商贸人流需要，妨碍了两地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因此，应尽快设立方便两地商务往来的快速商务批核机制，为内地和香港商务人员往来提供实时商务签证服务。
(3)香港服务业者应调整心态，进行服务业重新定位。目前，香港服务业者存在的问题是不了解内地市场，且以拥有上百年专业服务经验自居，不愿到内地去开拓业务，从而错失了很多市场机会。因而香港服务业者应调整自己的心态，正确认识和了解内地市场，把握机会，寻求最佳的市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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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净流动 资本管制 国际资本管制体制
一、引言
2010年的顶峰后，向新兴国家的净不可分配资金流入受金融危机余波的影响，遭遇了大幅下降。由于新兴国家与世界金融市场融合加深，新兴国家产出占世界总产出比越来越大，资本流入减缓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与经济发展规划的冲击与损害更加不容小视。在这个背景下，各新兴市场都面临着是否进行资本管制来应对即将到来的“资本严冬”这一难题。中国作为新兴市场之一，自然无法避开这个选择。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5年贡献了20%全球GDP增长的背景下，对这个问题做出慎重的选择尤为重要。对于资本管制对一国经济的利弊前人早有研究与讨论，但少有通过国际资本管制规制视角，论及其对一国政策制定的约束。本文将简述近年国际资本流动现状和前人对资本开放利弊的研究，之后从国际资本管制体制的视角，结合中国实情，分析资本管制对于中国可能造成的国际压力和中国在资本管制上可能的政策空间。
二、近年国际资本流动现状与资本管制的利弊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45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样本国家皆受到2010年始的资本净流人放缓与流出加剧的影响具体见图1。从2010到2015年第三季度，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净流入降低的总规模为1.123万亿美元，这一降低占样本国家GDP的4.9%――从2010年占GDP的3.7%的流入变为2015年占GDP的1.2%的流出。
从资本流动方向来看，资本流入减少和资本流出增加所做贡献随时间不一，详见表1。2012-2014年，资本流出增加是新兴经济体资本净流人减少的主要原因，而资本流入减少在2011和2015发挥了主导作用。从流动类型来看，各类资产，即对外直接投资、债务投资组合、证券投资组合以及其他投资（包括银行、现金流）同时受到流入减少与流出增加的影响。其中对外直投资和其他投资――流入新兴市场资本的两个最大组成部分――和金融危机前的峰值相比经历了更大幅度的降低。相反，债务投资组合流人在2010-2012年才迎来峰值，随后才出现下降。证券投资组合在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中占比一直保持可忽略的状态。从地区差异来看，商品出口国家与商品进口国家都遭遇了净流入放缓，但放缓的地区性差异不可忽视。
面对这股新兴国家资本外流大潮，中国一转自1994年以来逐步放宽资本流动的总趋势，推出一系列措施加强资本管制，如央行要求加强外贸企业汇兑监管，通知商业银行控制客户兑换美元金额，甚至窗口指导暂停机构申请新的RQDII（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相关业务。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是有效的，中国借此成功避免了资本外流对国内经济造成较大影响。
面对如此庞大数量的资本净流入减缓，是否进行资本管制就成了摆在各国面前的难题。单就资本管制对一国经济发展利弊这一问题，前人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资本完全开放的可取性问题上学者们有较大的分歧而少有共识。Bhagwati（1998），Rodrick（1998），Cooper（1999），Stiglitz（2003），Obsffeld（2009）以及Rodrik和Subramanian（2009）就论述了金融领域过大程度开放的负面作用。一部分学者，如Kose，Prasad以及Terrones（2009），认为金融市场开放总体上对一国济有正面作用，但这一好处是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如金融体系的发展，相关机构管理能力的加强，宏观层面的经济稳定等。Henry（2007）持一种怀疑主义观点，他认为所有相关研究都只触及金融市场开放与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研究者却试图得出关于长期影响的结论。总之，学者们仍未就金融市场完全开放对经济体有何影响达成完全共识。但研究中有三点共识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资本市场开放的可行性与被开放的资本类型密切相关。境外直接投资市场应该作为首个开放市场，因为它能提供最为稳定的资金流，同时，对其开放能使本国获得有效的管理和技术秘诀，以提升国内金融机构管理能力；而对于形成债务的资金流，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其对经济体有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那些金融市场发展不成熟的国家，因此对其的开放应尤为谨慎。第二，在一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和管理水平上存在一个阈值，该阈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金融市场的开放是利是弊。总体上来说，只有当一国的金融系统有能力安全地调节资本流，有能力将外资分配到高生产性的领域，有能力让本国的家庭与企业多样化他们的证券以应对危机时，该国才能从资本市场的开放中获利。第三，经验证据表明，若果有与之相匹配的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的支持，金融市场的开放进程更容易获得成功。
三、国际资本流动管制规制与成员方的政策空间
在多年的国际金融一体化和国际金融规制的发展中，形成了诸多对单个国家具有约束力的文件。中国主要受五个国际文件的规范，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自由贸易协定》（FATs）、《双边贸易协定》（BITs）以及经合组织制定的《资本流动自由化法典》。从总体上来说，各文件虽然在国家、规范的行为范围上不同，赋予相关机构的权力大小也各异，但展现出以下共同特点：一是存在对资本项目交易管制和经常项目交易管制的二分，尽管这个二分在几乎所有文件里都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也就是说，所有文件都没有对资本项目交易管制和经常项目交易管制做出明确的区分。二是几乎所有文件都对经常账户交易管制展现出一种反对态度，且拥有对经常账户交易管制的惩罚措施；而对资本项目交易管制，大多数文件都持一种允许的态度，尽管其中的一部分文件对资本项目交易管制提出了不同程度的规范与约束。下面将具体说明各文件在资本管制上对相关国家的规制。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本目的是保证财政与货币稳定，在资本管制的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条款具有各国际资本管制的规范文件的普遍特点，即严格限制对经常项目交易的管制而给资本项目交易的管制留有空间。协定第四条款的前言首次清晰地表明资本流动也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一部分，并且该流动的稳定有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成员国的监管。可见，我们能够合理地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为国际资本流动的第一管理者。对于“经常账户交易的支付”的定义出现在条款15（d）里：所有与国际贸易以及其他货币业务，包括服务和常规短期银行业务和信贷组织有关的支付；作为贷款利息和从其他投资得到的净收入的支付；因少量贷款的分期偿还或因直接投资的贬值的支付；少量家庭生活支出的回寄。
因此，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视角来看所有不属于四个类别的交易都属于资本项目交易，而成员方可对该类别的交易进行管制。协定中对资本流动管制提出规制的条款包括在条款6的第3部分中，该条款规定成员可以实行资本项目交易管制，如果该管制：“对管理国际资本流动是必要的，但任何成员方皆不允许让此管制限制经常账户交易的支付或过分地延迟委托结算时的资金转让，除非满足条款7的第3部分（b）和条款14的第2部分（IMF）。”
根据该条款，成员极大地保留了管制资本向内或向外流动以及决定该管制是否必要的权利。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对成员方的资本管制政策有影响，根据协定的其他相关条款，除了给各成员方提供建议与指导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能在3个领域影响一国的资本项目：第一，成员方不能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用于管制一个大量、持续的资本外流；第二，根据条款5的第3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有在有助于成员方解决国际收支平衡困难或建立起足够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的短暂使用的防护的情况下可以接受成员方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的请求；第三，成员方应避免为防止有效的国际收支平衡或取得对其他成员方不公正的比较优势而操控汇率和国际货币体系。
（二）服务贸易总协定
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l款16第1部分规定：“本条规定有关那些在本协定第一条认可的方式提供的市场准入问题，各成员应给予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以不低于其在细目表上已同意提供的待遇。若在一成员的细目表上给出了不止一种的有关服务提供的准入途径，那么别的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可以自由选择其所乐意的那一种。该条款要求在承担市场准入义务的部门中原则上不能采取数量限制的措施阻碍服务贸易发展。”
该条款的一个脚注是：“如果成员承担了一个与由条款1的第2部分（a）界定的供给模式造成的供给有联系的市场准入承诺且如果跨境资本流动是该服务不可或缺的部分，则该成员应致力于允许该资本流动。如果成员承担了一个与由条款1的第2部分（c）界定的供给模式造成的供给有联系的市场准入承诺，则该成员应致力于允许相关的入境资本转移。”
综合该条款及其脚注，在《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的四种国际贸易服务的方式，即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中，只有跨境支付和商业存在的流入是被完全允许的，对其他两种方式和商业存在的流出可以进行资本管制。除这个总体的规范之外，在三种特殊情况下可以对不被允许管制的资本进行管制：一是成员方遇到国际支付平衡的问题；二是成员方经历大量且持续的资本外流；三是基于谨慎切离的政策。
（三）其他规范文件
目前中国与其他19个国家和地区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双边贸易协定（BITs）在资本管制的规定方面都展现出如下特点：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与服务贸易总协定大体上一致，即存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二分，对经常账户管制的禁止，对资本账户管制一定程度上的允许，以及面对国际支付问题时的例外。同时，各自由贸易协定皆明确表示签署国不得采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与服务贸易总协定冲突的政策。经合组织制定的《资本流动自由化法典》是唯――个要求成员达到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的国际规范文件。其未对资本项目交易下定义，但逐条列举了需要开放和自由化的贸易项目，并且覆盖范围同时包括本国和外国投资者，以及资本流入和流出。允许成员暂时脱离协定的例外仅有以下两个：一是产生造成国际支付问题的资本流出；二是产生由“严重的经济或金融混乱”导致的资本流人。
篇9
一部苹果手机由台湾富士康公司设在郑州或深圳的工厂组装完成，然后出口至美国或者香港，中国内地的进口商复又进口该手机，通关后，进口商再发售到批发商，批发商发售到零售商，完成一部苹果手机从组装到最终销售的全过程。而在组装前，原材料和零部件等的来源更加复杂，可能包括日本、韩国等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如三星就是苹果重要的配件提供商之一。
根据中国目前的原产地管理规定，如果手机插件、焊接和装配在中国发生且在中国加工增值达到30％，该苹果手机即属于“中国制造”，可由中国的签发机构颁发原产地证书。
在这个过程中，这部苹果手机要经过两次通关，一次是出口，另一次是进口。出口的时候，这部手机的原产地如果是“中国”，而从境外再进口的时候，因为在境外也并未进行再加工，因此不改变原产地，在进口通关过程中提供的原产地证书应该与当时出口的时候一致，依旧是“中国”。
从创意设计、软件合作、硬件原材料、零配件供应、制造组装等环节分析这部手机，它的来源非常复杂。而且众所周知的是苹果品牌来自美国，苹果公司自己又不制造iPhone。因此，它可能是一部原材料来源地复杂、零部件加工地复杂，组装地明确，核心的设计和工艺比较明确，品牌属地比较明确的一款复杂的贸易产品。
这样一部苹果手机从无到有再到消费者手中的整个过程，实际最能说明产品原产地的复杂性了。整个过程包括创意、设计、生产、加工、制造、进出口、运输、批发、零售等全部环节，而这些环节又涉及信息产业管理、制造业管理、消费市场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涉及的职能部门有海关、质检、工商等，由此可见原产地监管的复杂性。而原产地监管又是各个环节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容忽视。
小到一部苹果手机，大到一架波音飞机，在生产分割和制造业国际分工深化的当今，产品的复杂性是必然的，这也就导致了原产地管理必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实际监管过程中，只有立体的、组合式的监管才能达到适当的效果，任何一个职能部门在各自职责的环节上只能把控局部，达不到严密防范，更谈不到杜绝原产地造假现象。
在众多的职能部门中，海关的监管尤其受到各方关注，因为海关的监管直接涉及产品的进出口，而与原产地密切相关的税收优惠是否得享也在这一环节判定。实际实施环节的重要性与国务院赋予海关在原产地方面管理的职能相结合，海关对原产地的监管应该是最值得企业重视的。
通关中的原产地管理
货物在进口时，货物收货人必须在报关单上如实填写货物原产地。货物如果涉及反倾销或反补贴，或者优惠贸易协定，进口货物收货人必须提交原产地证书。货物通关过程中，海关的现场关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原产地条例》(国务院令416号)、《关于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中实质性改变标准的规定》(海关总署令第122号)或者相关优惠贸易协定项下的原产地管理办法，审核原产地证书及其相关商业、运输单证。必要时，现场海关还要对相关货物进行查验，确保申报货物原产地与实际进口货物原产地相一致。
这是海关对进口企业通关时候，针对原产地的实际监管过程相对进口而言，针对出口企业通关的原产地管理要宽松一些，在货物出口时，由于出口报关单没有原产国(地区)栏目，所以发货人无需在出口报关单上填写出口货物原产地。但是，根据海关总署2009年第6号公告，优惠贸易协定项下的货物出口时，发货人必须在报关单随附单证栏目填写优惠贸易协定代码等。必要的时候，现场海关也会对出口货物的原产地进行查验。
对于现场通关货物的查验也并非每票货物都查，基本都是根据企业申报，市核单证，如果是非优惠原产地规则的货物，一般单证没问题，通关便基本没问题。涉及优惠原产地规则的货物，要根据布控抽查。关于海关对于原产地在通关过程当中的现场监管过程和方式，各国海关的做法大同小异。只是，不同国家海关在实际监管过程中的具体执行会有差异。
目前，中国海关对企业通关中的原产地监管涉及各现场海关，并设置了现场海关直报联络员机制。原产地监管是融合在通关整体中的，因此像宏观与微观、定性与定量的风险分析方式也会运用于原产地的管理中。拱北海关就特别建立数据库，以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等技术为依据进行监控分析，利用数据监控排查风险，并结合原产地管理风险特点，加强原产地货物的风险布控，提升监控预警能力。另外，在执法检查制度上，也确保优惠原产地原则和“两反一保”措施的实际执行。拱北海关会对关区内涉及高风险原产地报关单实行定期检查和通报，实施“自查和复查、职能部门和现场海关、检查和培训”三个相结合的联络沟通机制，及时解决协定执行中的问题。
中国海关也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开发了“中国海关原产地管理系统”，提高了原产地证书认证效率。截至目前，深圳原产地办公室完成了深圳、南京、上海、黄埔、福州、厦门等21个直属关的业务咨询183份，并对咨询单涉及的136份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证书实施境外核查。
在严密的监控下，原产地涉假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2011年初，广东中山某公司向拱北海关申报进口一批“改良性淀粉”，申报原产地为马来西亚，货值7000美元，企业申请享受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协定税率。但经现场海关查验核实，该票货物原产地实为荷兰，涉嫌伪报原产地以骗取享受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协定税率。
在海关的监管下，也曾开展过印度尼西亚的藤制品、智利的冻品等原产地认证核查专项行动，先后5次对共计1032份原产地证书实施专项核查。据有关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查获推定为虚假的原产地证书共计92份，来自印尼为89份，智利为3份。
我国自2010年8月30起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白羽肉鸡产品征收反补贴和反倾销税。当年lO月，拱北海关在货物通关环节也发现企业持伪造的阿根廷原产地证书进口与被诉产品相同的货物，涉及货值约15.72万美元。
优惠与非优惠规则
阳澄湖大闸蟹、西湖龙井、武夷山大红袍、宁夏枸杞等等，原产地一目了然，理解起来也简单得很，这也是对原产地的社会认知中最简单的案例。事实上，社会认知的原产地概念也大都停留在“土生土长”的层面，而远非贸易中的原产地的全部。但“土生土长”不过是原产地判断标准中较为简单的一种。
“在国际经济分工越来越深化的情况下，全球贸易的产品越来越复杂，其生产加工往往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因此判定货物原产地的规则和标准也愈加复杂。”海关总署拱北原产地管理办公室主任邓伟光如是说。
据邓介绍，在经贸往来中，原产地的判定遵守一定的规则，一般分为完全获得标准和实质性改变标准。完全获得标准即接近于社会认知层面的“土生土长”，而实质性改变标准是在当今世界贸易中越来越多被应用的标准，只是在应用当中，不同国家根据材料、
工艺、加工深度等元素实行不同的判定。
无论如何判定，每一个商品最终都要获得一份原产地证书，原产地证书是识别国际贸易商品“经济国籍”的“护照”。商品是带着这一护照运往销售目的地，进入消费者手中的。也因此，原产地证书是消费者判断所购商品来自何处的重要依据之一。
就销售环节而言，对原产地的注重在于满足消费者对商品原产地的认可和追求，因此利用原产地可以抬高售价；对于进出口企业而言，关键在于原产地直接关系到关税的优惠与否。
邓伟光介绍，目前我国的原产地规则分类是优惠和非优惠。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主要涉及最惠国待遇、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保障措施、数额限制或关税配额、原产地标记、贸易统计、政府采购等。这对WTO成员国普遍适用，尚未成为成员国的也可以通过与有关成员方签订双边互惠协定，享受到最惠国待遇等。但这一原则并不涉及特殊的关税优惠，因此，在进出口环节中对原产地的监管相对较宽松。达芬奇进口意大利家具便适用非优惠原产地规则。
与非优惠原产地规则比较而言，优惠原产地规则因涉及单向给惠、双边互惠、双边协定单向给惠等不同贸易方式，关键在于从中获得减税或零关税，因此在各国原产地监管中的力度较大，双边监管机构的沟通也较为频繁。
目前，中国已经与东盟、新西兰、新加坡、智利、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自今年8月1日起，《中国一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区协定》也全面实施，中、哥两国60％多的产品享受零关税待遇，另外30％多的产品将在5至15年内逐步享受零关税待遇。我们在深圳和拱北原产地管理办公室了解到，中国与挪威、澳大利亚、瑞士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在谈判中，与韩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自贸区可行性研究业已完成，各国表现大都非常积极。
目前中国与这些已签署协定的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便遵守优惠原产地规则，双方的进出口企业均能相互享受对方的关税优惠深圳和拱北两个办公室分别负责与这几个国家和地区有关的原产地管理工作。
享受优惠的贸易双方往往有一定的机制保障，如原产地证书等文件的备案，有的还可以实现数据交换，这就大大地降低了监管和解决问题的难度。据海关总署深圳原产地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郑冬阳介绍，中国内地与香港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dArrangement，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原产地证书实现联网核查及电子数据传送。首先，香港工贸署将原产地证书电子数据底账加签后发出，通过专线传送到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再传送到海关总署，然后再由海关总署传送到各相应的进口地海关。当进口地海关收到电子底账数据后，自动生成反馈文件，按照传送线路再返回到香港。香港CEPA货物进口时，企业通过电子申报，进口报关单数据与电子底账自动对碰。
据拱北原产地办公室曾庆文介绍，内地与澳门CEPA也实现了原产地证书签证核查联网。这是目前在进口环节对原产地核查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原产地证书联网比对，电子数据自动实现对碰，通关效率高，而且基本杜绝假证。”郑冬阳说。
如此有效的方式，当然是各监管职能部门乐于推动的，据中国海关原产地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刘平说，目前海关已经与贸促会实现了优惠原产地证书的联网，这是职能部门与签证机构合作的良好开端。加强配合协调管理
目前，世界各国签发原产地证书主要有四种模式，官方签证、商会签证、领事认证、自主认证。还有一种是中间方签证，货物途经中间方需要分流时，中间方的授权机构可以货物原产地签证机构签发的原产地证书为基础，针对分流的货物签发原产地证书。
几种模式各有利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的贸易状况、管理方式等各有不同的选择，如印尼由贸易主管部门签发，新加坡由海关签发，澳大利亚、英国、韩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有关商会组织获得了政府授权，可以参与签发原产地证书。有的国家为了提高国际贸易物流效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采取企业自主签发的模式，如美国。自主认证对出口方有利，但对进口方存在的弊端很明显，就是一旦进口方海关对进口货物的原产地存疑，展开核查会遇到诸多困难。
中国目前采用的是官方和商会签证，签发机构为国家质检总局地方商检机构和贸促会地方分支机构，包括原产地证书的统计工作。
在国务院“三定”方案中，进出口商品原产地规则的制定和协调管理职能统一由海关总署承担，而原产地证书的签证管理归质检总局负责。
“我们希望与已经签署自南贸易协议的国家和地区实现数据交换，这非常利于进口时的原产地核查。”这一问题上，深圳和拱北的原产地办感受非常一致。目前，各职能部门正在积极寻求协调配合与信息沟通等机制，以达到配合监管，防止原产地造假现象的发生。
香港和澳门CEPA的原产地证书签证核查电子联网的实践证明这种监管模式非常成功，而在与智利、新西兰、秘鲁等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双方均希望开发联网系统。但由于我国原产地管理体制的限制，与这些国家的联网尚未实现。
无论是达芬奇在销售环节虚报原产地，还是通过“一日游”在原产地上造假，或是其他行业制造的各种“原产地假象”，都显示了在原产地监管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陷，有的重点体现在某个环节，而有的可能各个环节皆有机可乘。
这种原产地乱象背后反映了在原产地监管方面有一定的难度，而这种难度不仅是在中国有所体现，在全球贸易中，没有统一的原产地标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原产地规则松紧程度不同，管理模式不一，没有统一的原产地证书格式和认证标准，这些都无助于绝对有效地在某一环节上严格地控制好“原产地”。对此，海关总署深圳和拱北原产地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体会，无论是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监管中的体会，还是在参加与原产地相关的国际性会议上的感受，目前的原产地规则依然是国际性贸易组织难以协调一致的一个重要环节。
对于商品的原产地，消费者希望“买真”，那么商业企业就要“卖真”，制造企业要“造真”，运输环节要“保真”，监管者要
原产地的两个标准
一、完全获得标准
“完全获得”(WholIy Obtained)产品，是指在一国(地区)生产、开采、收获的动植物和矿物等初级产品，或者完全利用该国(地区)出产的原材料，在该国(地区)境内生产和制造的产品。完全获得标准主要适用于自然产物和完全用该产物制得的产品。
完全获得产品一般不含外国产的材料、零部件或劳务，其生产要素投入和生产过程自始至终都是在一国(地区)境内完成，因而具有“土生土长”的特征。凡是含有进口的或原产地不明的成分或原料的货物，一般不包括在完全获得标准的适用范围之内。
二、实质性改变标准
“实质性改变”(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是指全部或部分使用进口原材料或原产地不明的原材料制成的产品，在一国
(地区)境内经过充分制造或加工后获得的新的基本特征。此时。即可认定该产品发生了“实质性改变”。
当货物的生产过程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地区)时，一般以最终使产品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国家(地区)作为货物的原产地。近一个世纪以来，实质性改变一直是各国据以判断货物原产地的一项重要准则。但是，由于它的含义不够明确，容易受主观因素影响。故各国对实质性改变的解释并不一致，有时甚至相互矛盾。
衡量实质性改变的具体标准包括：税则归类改变标准、增值百分比标准、制造或加TT序标准、混合原产地标准、选择性原产地标准。
资料来源，《原产地知识普及读物》，中国海关出版社2011年1月出叛“去伪存真”。因此，不论原产地规则多么复杂，标准多么细致，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采用的规则出入有多大，最终需要确保的是原产地的真实性。
当然，监管之难并非是监管者松懈的理由，更不是企业在市场上投机可以选择的门道。法制完备的国家和地区以企业诚信为前提，在原产地签证方面便选择企业自主签证的方式，但企业要为自己的签发承担完全的责任，一旦发现在原产地方面出现违法违规的问题，相应得到的惩处也是严厉的。因此，关键并不在于管理模式的选择，而在于如何形成一个诚信的市场环境，监管上如何保证一个诚信的体系达到良性的运行。而诚信恰恰是中国企业的软肋，这也是监管之难的缘由之一。
全球求同一直在努力
“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全球一致的原产地规则。WTO一直还在致力于制定一套在世界范围内适用并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原产地规则。”据邓伟光和郑冬阳介绍，原产地管理难度并非是中国独家面对的状况，正是因为没有一套适用的普遍标准，在全球贸易中便产生了许多难以协调的有关原产地的问题。如对深加工产品，不同国家按照自己的标准认定结果可能会出现同一产品的原产地是不同国家的状况。
面对全球如此混乱的状况，产品在原产地方面一定会存在各种问题，只是贸易各方要兼顾保持贸易的增长，相互之间贸易的畅通、效率与成本等，因此，这些问题大都没有暴露出来，或者有的问题因为影响极小，可以不予考虑。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向。可以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上对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原产地规则进行协调的努力从未间断。自90年代起，WTO也一直在原产地规则方面不断努力，多次召开国际性的会议，以求得一套可行的方案。
在全球范围内难以取得一致性意见的情况下，双边、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便迅速发展起来。中国对自由贸易区(FTA)的发展非常重视，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构想，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是我国的经贸战略方向，这对原产地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曾运金这样说，他同时分析了在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国家的贸易往来中发现的与原产地有关的问题。“比如，中国企业出口到这些国家的商品是否享受到了对方的关税优惠，海关很难得到反馈，也就难以掌握我国企业出口受惠受阻的情况；另一方面，协议国也经常通过使馆等机构联系中国海关，查询他们的产品是否得到了优惠，比如东盟的几个国家。这说明双方都需要进行包括数据交换、通关管理等在内的沟通与协调，但目前我们的管理体制还很难行得通。”
篇10
关键词：国际贸易自由化平行进口知识产权保护权利穷竭地域性
一、平行进口的基本理论依据
所谓“平行进口”（ParallelImport），是指一国未被授权的进口商从外国的知识产权所有者手中购得商品并未经批准输入本国，而该知识产权以前己受到了本国的法律保护。
1.支持平行进口的理论基础——权利用尽原则
权利穷竭原则指知识产权所有人自己生产或经其许可生产的产品，在第一次投入市场后，权利人即丧失了对它的控制权，其知识产权被认为已用尽，无论何人使用或转售该产品的行为，都无需得到权利人的同意，知识产权人不得再利用知识产权阻止该产品的进一步流通。主张知识产权应当适用权利穷竭原则者认为平行进口应该被允许。理由是：平行进口的合法性理论存在的基础在于这种商品与当地已存在商品之间的价格差，其中前者比后者一般要便宜40%左右，因此平行进口将使消费者拥有更大、更廉价的消费选择，可以很好地防止市场的垄断与割据。而且知识产权人在商品的生产销售中已经行使了一次权利，获得了一次必要的报酬，不能允许知识产权人在同一商品的流通过程中重复获取利益。
2.反对平行进口的理论支柱——地域性原则
主张知识产权应当适用地域性原则者认为，知识产权仅在其产生的地域内有效，未经进口国所有人或被许可人同意的知识产权产品的平行进口是对知识产权人权利的侵犯。知识产权的取得和行使均受到地域性限制，知识产权在一国权利用尽并不意味着知识产权在另一国当然用尽，平行进口是非法的。
二、对平行进口的利弊分析
由于平行进口问题是一个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利益选择取向的复杂问题，所以在生效的国际公约中对平行进口的态度都不明确，允许各国和地区自行处理。我国在《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商标法》中对平行进口问题也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笔者认为，在世界经济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平行进口有利于竞争，防止过分垄断。允许平行进口利大于弊，所以我国应立法允许平行进口。具体理由如下：
1.平行进口产生的有利结果
(1)从竞争法的角度看，允许平行进口，有利于促进竞争，防止知识产权人的过分垄断。对于大部分商品而言，平行进口有可能导致商品平均价格的降低，增加同品牌商品之间的竞争，能有效地防止因知识产权人的过度垄断而阻碍经济的发展。
(2)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允许平行进口符合中国市场国情，有利于我国产品出口和经济发展。由于我国目前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充当的是世界加工厂的地位而不是知识产权出口大国的地位。我国目前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贸易额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如果禁止平行进口实际上是更多的在保护国外版权人的利益以及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以损失本国利益、公众利益与本国版权人的利益为代价的。(3)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允许平行进口有利于缩小各国之间同品牌产品价格的差异，有利于消费者。在知识产权国内用尽体制下，知识产权人利用其独占权，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实现差别战略。例如在相对富裕的国家市场对产品定较高的价格，而在那些低购买力的国家或有很多代用品的国家以较低价格销售。所以，平行进口将趋向于缩小各国之间产品的价格差异，高价位市场的消费者将因产品价格的下降而受益。
2.允许平行进口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1)从竞争法的角度看，对知识产权人或独家经销商构成不公平竞争。平行进口对于知识产权所有人或者独家授权经销商而言，是搭便车的行为，构成不公平竞争。第三方通过转口贸易所获得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凭借了进口国独家经销商的先期投资和劳动，对独家经销商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2)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有可能减少外国投资者投资的热情，因为既然允许平行进口，本国完全可以通过进口渠道取得所需的知识产权产品，而不需要直接在该国生产该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加工厂的优势。
(3)对消费者的不利影响。对消费者来说，允许商标产品平行进口，一方面制造商不愿意对新的产品进行投资，从长远看来，将会导致产品质量的下降和产品种类的减少。另一方面，平行进口同商标相同产品，如果该商品质量较差，又没有明显标识，可能会造成消费者误认，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三、结论：允许平行进口但应有例外规定
虽然平行进口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与法律上的合法性，但我们不可忽视平行进口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对平行进口应有例外规定。比如平行进口商不正当竞争，对知识产权人造成损害的，可以由《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以防止搭便车行为和损毁商标声誉的行为。对消费者的保护可以通过对平行进口进行必要的限制以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比如平行进口的货物与授权的货物质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又没有明显标识，对消费者造成损害的，各国通行的限制性规定为：第三者在转售商品时，不得对商品有所改变、改动，甚至不能重新包装。转售进口商品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商品来源之不同。对违反规定的，商标所有人有权禁止商品的进一步流通。我国在立法时可以借鉴这些规定。
参考文献:
[1]李华赵洋王卓亚:维护自由贸易与保护知识产权权利的内在冲突和司法考量之进路.河北法学，2005年10月
[2]范诚吕剑英:权利衡平理论在平行进口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河北法学，2006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