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寨沟旅游市场细分范文
时间:2024-04-19 16: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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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旅行费用法;时间成本;多目的地旅行;替代效应;拥挤效应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1―0032一06
旅行费用法(Travel Cost Method,TCM)是评价非市场(Non―market)环境物品与资源经济价值最常用的方法。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采用TCM对环境价值进行评价,研究案例较少,典型针对一些生态保护区和世界遗产类的旅游景点。已有的研究多是沿袭国外相关研究的思路:特征变量选择――个案的TCM建模――价值评估。这样的技术路线并无逻辑上的漏洞,但文献检索发现,关于此问题的研究者多来自环境学科,因而难免缺少对于旅游学范畴相关变量的考虑,比如旅行时间价值的度量、不同建模方法的选择、问卷调查的时间以及多目的地旅行问题的处理等,导致对消费者剩余(Con,8umer Surplus,cS)的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偏差,从而影响到旅游景点价值评估。
1 TCM模型及函数形式的选择
从TCM的发展过程来看,现有模型基本有两类,即分区旅行费用法ZTCM(Zonal TCM)和个人旅行费用法ITCM(Individual TCM)。
1,1分区旅行费用法ZTCM(Zonal TCM)
ZTCM基于旅游客源地的代表性旅游者资料。在对客源地进行分区的基础上,计算每个地区样本旅游者的需求曲线,然后求出每个地区的需求函数和消费者剩余,进行加总。常见的需求函数形式:
Vi/Ni=F(TCi,yi,zi)其中,vi为总旅游次数,ni为人口,TCi为旅行费用,yi为收入,zi是一组表示其他因素的变量,包括景点i的特点和替代景点的特点。ZTCM适用于估算旅游者出发地相对平均分布的情况。由于假设来自同一区域,游客对某个旅游点具有相同偏好,并且旅行费用相同在现实中很难成立,一般认为ZTCM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1,2个人旅行费用法ITCM(Individual TCM)
ITCM基于旅游者个人而非旅游客源地的资料。更多地考虑了旅游者个体数据的差异,有着更高的统计效率,个人平均消费者剩余乘以旅游者总人数得到总消费者剩余。常见的函数形式为:
vij=F(TCij,yi,zi)其中,vij是旅游者i对景点j的游览次数,tcij是i游览j的旅行费用,yi是旅游者i的收入,zi是一组表示其他因素的变量,包括景点,的特点和替代景点的特点。ITCM同样也存在计量经济学的问题,典型的如“零访问”样本的缺失问题。但与TCM模型相比,ITCM不失为优化的模型形式。
1,3旅行费用区间分析法(Travel Cost Interval A―nalysis,TCIA)
李巍等在评价九寨沟的游憩价值时提出了旅行费用区间分析法(Travel Cost Interval Analysis,TCIA),是对传统ZTCM的一种改进。改进之处在于放弃将地域和旅游者个人作为市场细分标准,将旅行费用作为客源市场细分的标准,具有同样旅行费用的旅游者作为一个子类别,这样有效地避免了传统ZTCM模型的弊端,使得子类别中的旅游者费用特征一致。谢双玉等从积分的角度对TCIA与传统的分区旅行费用法(ZTCM)的数学本质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认为TCIA体现了勒贝格(Lebesgue)积分的基本思想,与传统的反映黎曼(Riemann)积分思想的ZTCM相比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但是谢双玉等人提出了李巍等在评价九寨沟游憩价值时的两个缺陷,即总消费者剩余的计算问题和样本空间的局限问题。谢双玉等人认为,为了计算总的消费者剩余这一结果,李巍等人采取的先求出样本空间中每个人的平均消费者剩余,然后乘以总旅游人数的处理方式过于简单化。笔者认为缺陷的本质不在于此,谢文中对于消费者剩余的处理方法其实质一样,样本的选择确实是应该特别关注的问题。李巍等人的研究样本主要选取了团体旅游者,以游客支付给旅行社的费用作为旅游活动的货币支出。事实上,当今旅游市场上,散客在所有旅游者中的比例已达到甚至超过了50%,而散客与团队游客无论是旅游活动的货币支出还是停留的时间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李巍等九寨沟游憩价值个案研究中,将团队旅游者作为调查对象而忽略了散客,才是会导致消费者剩余产生较大差异的原因。如果对团体游客和散客分别进行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然后根据团队游客和散客的比例综合消费者剩余,九寨沟游憩价值评估会更加客观。当然,调查的样本没有同时兼顾散客和团体游客,并不影响TCIA本身的有效性。
选择合适的模型是建模的关键。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模型,除了要考虑旅游景区的实际情况,还要结合经济学和旅游学的知识背景。TCM函数形式多种多样,Linear(线性函数)、log-linear(对数线性函数)、reciprocal(倒数函数)、linear-log(线性对数函数)以及double-log(双对数)是最常见的5种形式。TCM的应用研究中,函数形式的选择是环境经济和管理文献中研究最多的问题,如茨默(Ziemer)、阿达莫维茨(Adamowicz)、加罗德(Garrod)以及沃德(Ward)都在尽力评估不同的函数形式的选择对于评价资源价值的影响。可将多种模型多种函数形式并用,综合评估,通过多个值的比较,根据旅游资源的价值等级进行全方位的权衡。
2 旅行时间价值的度量
TCM研究中,旅行费用是决定消费者剩余的最重要的自变量。一般认为,旅行费用除了旅游活动中的实际货币花费,还包括旅行时间的机会成本。对于国内旅游者而言,旅游经历中的实际货币花费的计量相对简单②。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旅行时间的机会成本,讨论在旅行费用框架中是否包括时间成本,其本质是是否将时间作为一种稀缺商品。不考虑时间机会成本就会提高旅游需求的价格弹性,旅游地的价值评估趋于保守③。但是,因为时间的消费无市场价值,把握旅行时间的机会成本特别困难,至今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传统上,往往以工资率或一定比例作为时间的影子价格(shadow price)。弗兰克・J・西萨瑞尔(Frank J Cesario)最早指出时间的机会价值是工资率的1/3;威利斯(Willis)和芝华士(Chavas)则认为在实际计算时宜采用工资率的 30%一50%;英国大部分研究是将个人工资的43%作为非工作时间价值。我国学者对时间价值的估算大都按工资收入的1/3赋值,薛达元等在研究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旅游价值时按40%计算。显然,按工资率的1/3到一半的比例对旅游活动的时间进行折算,在国内外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如果旅游者将旅行时间与工作时间进行交换并且没有边际效用或者边际负效用,那么按照工资率来衡量旅行的时间价值就没有疑问。但是,假设旅游者将时间与旅游活动交换视为将时间与工作交换一样有点牵强附会,似乎“时间一旅行”的交易与“时间一休闲”的交易更接近①。因此旅游决策时,旅行时间的价值就反映了个人将闲暇时间用在其他休闲活动上的价值,因为这是相应的机会成本。如果假定旅行本身具有一个边际效用或边际负效用,那么可以看出节省的旅行时间价值将偏离闲暇时间的价值。
首先,分别考虑闲暇时间,假设(1)从长远来看旅游者能够调整工作和闲暇时间来适应自己的偏好,(2)边际负效用的不同程度与工作的不同类型有关,那么对于旅游者来说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
其中,u是效用,ti是闲暇时间,tw是工作时间,P是货币工资,y是收入。因此,闲暇的边际效用等于将时间花费在工作上所获取的货币收入的效用与工作的边际效用(负效用)之和。如果我们将等式的两边同时除以aU/aY,可以得到边际条件:
其中,收入和闲暇的边际替代率定义为货币工资率与收入和工作上所花时间的边际替代率之和。由于OU/Ot。可能为负,闲暇时间的价值应该比工资率小点,两者之差取决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
这里,不考虑特定的旅行与其他形式的休闲活动之间的本质区别,将所有的闲暇放在一起考虑,总均衡条件即为:ti=ti+ui
这里ti为闲暇时间价值,ti为旅行时间价值,ui为旅行的边际效用(负效用)的等货币量。因此,对于任何个人而言,时间的边际价值可能大于或小于旅行时间的价值,这取决于旅行本身给个人带来的到底是正效用还是负效用。一般,旅游者都会期望旅行时间的价值比闲暇时间本身的价值更大。
这样的结论操作起来用处不大,但确实很有趣。也就是说,就货币而言,逻辑分析方法并不能产生客观清晰的旅行时间价值评估方法,因为相应的效用或负效用不得而知。相对于非工作而言的旅行时间价值是工资率的1/4―1/2之间,仅仅是一个平均的估值,不能严格适用于每个旅游者,因为对于旅游者来说,时间价值会受到客源国国情、旅游目的、旅途长短、停留天数等等因素的影响。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发达国家与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旅游需求状况迥异的情况下,沿袭国外研究者的做法,将我国旅游者的旅行时间价值简单地当作是工资率的1/4―1/2是过于草率和失当的。费舍(Feather P)等应用内涵工资法(hedonic wage estimation)估计闲暇时间成本,指出内涵工资法比用工资率代替时间的机会成本更合适;拉瑞兹一珐瑞欧(A lvarez―Far,izo B)等人应用意愿估价法(contingent rating ap―proach)估计闲暇时间的价值,他们的实证研究表明:不但不同工作群体的闲暇时间不同,现场时间与旅途时间的价值也不同。因此用简单的工资率方法,估计抽样人群的时间价值,并非最优。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对于时间机会成本的考虑应该更加细致,而不是简单地使用工资率的某个比例,这样才能得出相对较精确的旅游地价值。
3 多目的地旅行
TCM产生以来,多目的地旅行(Multi―Destina―tion Travel,MDT)就是一大难题。TCM的一个假设就是游客进行的是单目的地旅行(Single DestinationTravel,SDT),但长途SDT在现实旅游活动中存在的可能性非常小。如九寨沟的多目的地旅行问题就十分突出,九寨沟游客的旅行费用的相当多部分被黄龙、峨眉、乐山等景点分摊,多目的地旅行费用的分摊比重对旅游者剩余的影响很大,直接导致不同的研究者对于九寨沟的游憩价值评估巨大的差异。
3,1三类典型解决方案
现有的研究表明,不考虑MDT游客,消费者剩余的低估可以达到50%或更多。综合国内外的研究,运用TCM时,处理MDT问题常见的解决方法主要有三类:一是忽略MDT,或者将MDT游客排除在样本之外,或者将其作为单目的地游客;二是将总的旅行成本的一部分作为单目的地的成本;三是将MDT与SDT进行不同的建模。
由于操作上的复杂性,多数研究者在进行应用研究时,仍将第一种方法作为首选。当然,这是典型的简单化的方法,如果仅有很少量的MDT游客的话,这种偏差可能会很小。即使有许多MDT游客,有些研究者也认为简单地忽略可能的MDT偏差会更好,因为任何尝试对于这种偏差的修正都或多或少的有些武断。
在实际研究中,也常常使用第二种方法,即将MDT转换成SDT。这种方法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将总的旅行成本的适当比例分摊到特定的景点上。现有的研究主要有如下的成本分摊方式:一是使用可量化的变量,如在不同地点的“过夜量”代表相对的重要性,如郭剑英等人研究敦煌的旅游价值时,以游客在各目的地的停留夜数占旅行总停留夜数的比例作为权重;二是把邻近的一些普遍受欢迎的地方合并起来,作为一组地点,其实质是评价某条旅游线路的游憩价值,如谢贤政等人将西递宏村、花山谜窟与黄山风景区作为一条旅游线路,而不作为多目的地的情况处理,因此,评估出来的价值包括黄山风景区的全部价值和主要顺访景点西递宏村、花山谜窟的部分价值,这样便回避了旅行费用分摊的问题。三是将旅游成本在多目的地之间进行均摊,这种方法可能产生的最大问题是,来自更远地区游客的旅行费用可能比来自较近地区游客的旅行费用低,这恰恰违背了TCM的方法论基础(旅行费用与旅游距离正相关)。
第三种方法是由郝太林(Hotelling)创立的,后来门德尔森(Mendelsohn)对其精确性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但是,需求方程的数量随着MDT数量的增加将呈指数增长。理论上,这种方法需要对游客游览的全部景点都进行调查,而不仅仅是对正在评估的旅游景点的调查。第三种方法在理论上是更加合理和精准的,但是在实践中由于需要处理海量数据,因而不可能得到广泛的使用。
3,2 MDT对消费者剩余的影响
消费者剩余是消费者福利的一种度量,是消费者为某种特定产品愿意支付的货币超过他们实际必须支付的部分。消费者剩余是处于当前价格水平以上马歇尔需求曲线以下部分的面积。
如果用总旅行成本而不是有效的分摊成本,即将总旅行成本作为某个待估旅游景点的旅行费用,意味着该商品价格上升,直接影响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减少;旅行成本分摊后相对于忽略DMT而言,游览该待估旅游景点的价格降低,也就是说会间 接影响到旅游需求曲线,需求曲线将更加平坦,即对于固定的需求曲线,多目的地旅行的直接影响是价格的上升;对于固定的价格,间接影响是导致需求曲线的变化。是否考虑MDT,结果确实可能会有所偏差,偏差的大小为,s1以及s2的面积(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之差,这与调查样本中MDT的比例有关,如图1。
3,3基于偏好的DMT旅行成本分离
实际旅游活动中长途SDT存在的可能性确实很小,一般认为旅游者总是在景点的选择上有所偏好,对整个旅游线路中的各个景点有所侧重。因此,将偏好作为DMT旅行成本分离的一个指标很好地结合了旅行成本和旅行行为特点。这样,在旅游者调查问卷中就需要设置旅游线路中旅游景点游览意愿与偏好的排序问题,然后将偏好排序转换为成本份额。效用与费用之间的二元关系表明,偏好排序与费用排序之间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按照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如果消费者的选择是最优的,偏好排序就意味着费用排序,偏好排序就可以作为DMT旅行费用分摊比例的标准。将偏好排序作为旅行费用分摊比例的标准是值得尝试的一个方向,但是其量化的过程依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4 其他
4,1调查时间
目前已有的研究都是基于大量的问卷调查。由于问卷的不可及,问卷设计内容和质量不得而知。但大部分研究都对调查的取样时间进行了交待,如谢双玉于2006年5月1日至15日对武汉东湖风景区游客进行了调查,刘亚萍于2005年5月23日至5月29日对武陵源风景区游客进行了调查,李巍等于九寨沟旅游的旺季的7月、8月间进行了游客取样,拉姆(Ram K Shrestha)于1994年的8~10月(垂钓旺季)对Pantanal进行了游客样本调查工作等等。调查取样时间典型表现为旅游点的旺季或节假日(节假日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旅游点的旺季)。可以理解,选取这样的时间进行调查一是考虑到游客量的问题,可以尽量多地获得调查样本,二来,特别是对国内的研究者而言,节假日时间的集中性也确实大大方便了研究工作。但旅游活动季节性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以旺季代替旺季、淡季及平季3种情况下游客的系列行为特征显然是不合理的,必须针对旺季、淡季与平季的情况分段调查,综合不同典型时段的游客特征才能反映旅游景点景区游客的整体情况。旅游景点不同季节的跟踪调查或年度游客调查成为必需,这也是旅游景点景区价值计算的关键。
4,2替代效应
旅游景点景区的替代效应也一直是困扰环境经济学家的难题。需求理论认为,商品的需求与产品的价格、替代物的特性及价格,以及其他因素有关。因此,对于旅游景点景区,特别是自然类的景点景区(本质为环境产品)的需求分析来说应该考虑到替代物的因素,很多经济学家都考虑到了该问题,但是对于环境产品的特点、品质和价格来说没有方法能够解释替代效应。另外,比如国内研究热点的九寨沟景区、黄山景区这类高等级的世界遗产,具有独特的自然价值、生态价值和科学价值,到底存不存在替代物也是一个问题。对于那些着眼价值的游客而言,也许不存在替代物,但是针对那些仅仅为消遣而旅游的游客来说,也许她们就存在替代物。当然,对于研究的旅游景点,如果是世界遗产,出于对世界遗产及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尊重,笔者还是倾向于将其作为无替代物存在的情况考虑。
4,3拥挤效应(congestion)
篇2
关键词:区域旅游合作;大英“死海”;自贡“盐都”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275-03
2009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明确要求将“促进区域旅游协调发展”作为加快发展旅游业的主要任务之一。谈及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就不能不说到区域旅游合作的问题。从中国旅游发展总格局看,中国旅游的区域竞争,在经历了景点竞争、线路竞争、城市竞争三个阶段后,已经进入第四个阶段——区域协同与跨区域竞争的新时代[1]。从中国旅游发展趋势看,区域旅游合作是充分发挥区域旅游资源共享、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的必由之路。
本文以自贡“盐都”和大英“死海”盐文化旅游为例,探讨旅游资源大体类似、客源市场有较大重叠的省域内部地区之间的旅游合作,以及其合作的现实基础和基本途径。
一、自贡盐都、大英死海盐文化旅游开发现状
(一)自贡盐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已具相当规模,但发展缓慢
自贡井盐生产地区主要集中于自贡市自流井区、贡井区、大安区。盐文化遗迹密集区位于以沙湾为中心,半径不足五公里的范围内,易于开发利用。在空间上,自贡市新旧城区一山相隔,各成体系,可按不同的风格建设发展,客观上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以及盐文化旅游的开发建设提供了条件[2]。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自贡“千年盐都”的旅游形象得以树立,盐文化旅游成为了自贡三大文化旅游品牌(井盐、恐龙、灯会)之一。目前,自贡已开发形成了以盐业历史博物馆、燊海井为龙头的盐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自贡盐文化产品主要属于历史文化遗产类旅游产品,因此,盐文化遗产保护是自贡盐文化旅游开发的前提,盐遗产保护区内的开发项目、开发深度以及保护区内的遗产环境承载力等均应进行有效控制,从而实行对自贡盐文化遗产的保护性或限制性开发。
近年来,自贡盐文化旅游发展缓慢,其旅游地位不升反降,甚至出现了被四川省其他盐文化旅游区取代的危险。据统计,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的年接待量由20世纪80年代的15万人降到现在的不足10万人,在四川省80个景点接待排位中,也由41位降至47位[3]。为促进自贡盐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自贡市政府制定了《自贡市旅游发展规划》,以“盐之都,龙之乡,灯之城”为特色,以盐文化为主导的大旅游产业现成为自贡五大重点发展产业之一[4],自贡井盐文化遗产旅游品牌初步形成。
(二)大英“死海”这一新兴盐文化度假旅游发展迅速
四川遂宁市大英“死海”漂浮项目是利用传统的盐文化资源打造的新型休闲度假类旅游产品。遂宁市的大英“死海”旅游度假区建造于2003年,它是通过采用古老的卓筒井开采技术汲取地下的盐卤海水建设成的漂浮度假景区。大英“死海”漂流旅游度假区拥有目前国内最大的内陆海滨恒温浴场,国内最大的室内“死海漂浮”浴场及水上世界。大英“死海”度假区以体验“死海”漂浮为主,同时结合了休闲、保健、现代水上运动等要素,形成了一个集健康、娱乐、趣味于一体的、参与性强的现代旅游休闲度假胜地。
遂宁市大英“死海”旅游旅游度假区起步晚,但发展迅速。大英“死海”旅游度假区自2003年正式营业以来,游客人数众多,是同时期四川23个重点景区中旅游吸引力最强的新兴景区,甚至一度超过了九寨沟、峨眉山等著名风景区,创造了行业奇迹。2005年,遂宁大英“死海”漂浮度假旅游项目成功开拓了省外及香港、东南亚市场,市场拓展迅速。由于大英“死海”开创性地运用盐文化旅游资源,充分考虑旅游市场需求,从而被称为“充分利用地方资源,成功将旅游资源转变成旅游资本的成功典范”[5],并顺利被评为国家AAAA级大型漂浮休闲度假景区。
(三)二者面临的竞争日趋激烈
当前,“盐都”品牌和“死海”品牌在国内的竞争日趋激烈。山西运城盐湖的“中国死海”品牌是国内较早推出的“死海”品牌,之后有新疆盐湖的“中国死海”,四川大英“死海”等,各地“死海”产品各具特色。就“盐都”品牌而言,自贡“盐都”品牌于20世纪80年代得以树立,之后各地也陆续树立“盐都”品牌,如云南黑井镇“千年盐都”等,特别是2011年,江苏淮安更是致力打造“中国新盐都”,将其列为“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工程。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四川大英死海和自贡盐都应加强彼此之间的协作,从而增强其在国内市场中的竞争合力。
二、自贡盐都、大英死海盐文化旅游合作的现实基础
(一)盐文化旅游资源的互补性
旅游资源是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条件。在中国,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活动具有刚性约束,使得旅游资源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而旅游资源在自然禀赋以及文化内涵上的连续性往往需要突破行政区域的界限,从而使旅游开发在客观上具有区域联合、统筹发展的必要[6]。
自贡盐都和大英死海的旅游资源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和同质性,但二者的盐文化旅游资源在具体类型、品质、丰度及分布上仍存在明显差异,因而构建成了一种互补关系。根据国家标准分类法,自贡盐都的盐文化资源属于遗址遗迹类资源,它以西秦会馆、燊海井为核心,以盐业历史博物馆为展示平台,再现了自贡先民们采盐、制盐、贩盐全过程[7]。四川遂宁盐文化资源中,虽然也有部分历史价值和科考价值较高的旅游资源,但遂宁主要是依托大英县丰富的地下盐卤资源兴建了现代“养生、漂浮”类建筑设施,属建筑设施类旅游资源。大英“死海”依托这些建筑设施资源打造了现代康体娱乐休闲度假旅游地,开发的是盐文化的养生漂浮价值,而非其历史文化价值。可见,自贡“千年盐都”和“大英死海”的资源互补性对两地旅游业或旅游企业加强合作、共塑盐文化总体形象、联合开拓市场是非常重要的。
(二)旅游产品主题定位不同
一般而言,旅游产品的主题定位包括目标定位、功能定位和形象定位等方面。自贡盐都和大英死海在旅游产品的定位上存在明显差异,这是二者能实现区域合作的重要现实基础。首先,二者的产品目标定位不同。自贡盐都和大英“死海”代表的都是以盐文化资源为依托而开发旅游产品,但二者开发的旅游产品目标定位差异明显。大英死海是集“绿色、生态、健康、休闲”等目标为一体的现代创意型盐文化旅游产品,自贡盐都是集“科考、求知、遗产保护、观光”等目标为一体的传统观光型盐文化旅游产品。其次,二者的产品功能定位不同。自贡盐都具有厚重的盐文化历史底蕴,随着文化旅游热的兴起,凭借“盐都”之名,长期以来以求知科考为主题推出其旅游产品。自贡盐都的旅游产品多以静态的方式呈现给游人,注重盐文化主题的科教旅游形式,属于典型的观光型旅游产品。自贡“千年盐都”的历史沉淀使之成为盐文化遗产,而遗产旅游产品形式关注的是其遗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以及科考求知等功能。大英死海则是利用了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丰富的地下盐卤水,再赋予“死海”的概念打造而成,其产品功能在于休闲度假和康体健身。大英死海挖掘了盐的健身美体功能,结合中西方的洗浴文化推出了盐文化体验型的旅游产品,项目的参与性、娱乐性强,具备了可重复消费的市场吸引价值[7]。第三,二者的产品形象定位及其价值追求不同。自贡以“千年盐都”为总体形象,蕴含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遂宁大英死海以“死海漂浮与养生”为总体形象,体现了其现代性和时尚特征。从价值追求来看,遂宁大英“死海”盐文化旅游产品注重游客参与,开发的是体验式康体、娱乐旅游产品,更加关注“死海”这一主题旅游产品的市场价值,且较好地实现了其市场价值[7];而自贡盐都侧重于满足游客求知、科考等目的,更大程度上实现了盐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其市场价值体现程度远远低于大英死海。
(三)客源市场总体交叉,但细分市场却明显不同
客源市场也是区域旅游合作的重要影响因素。大英“死海”与自贡“盐都”的客源市场在地域上存在明显交叉,细分游客市场却存在明显不同,这是二者必须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因。“旅游者的活动往往涉及不同区域,旅游者要完成一次旅游活动需要依赖不同区域旅游主体提供的服务,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意味着要组织一次完整的旅游产品必须依赖不同区域旅游主体之间的合作。”吴必虎在分析中国城市居民出游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行为时,提到了居民对出游距离的选择情况(吴必虎等,1997),即,37%的居民选择在距城市15km的范围,24%的居民选择15~50km范围内,21%的选择在50~500km内。500km以外的广大空间,仅分割了城市出游市场的18% [8]。由旅游中心出发的非本市场居民的目的地选择范围,主要集中在距城市250km半径圈内。以此推之,遂宁市大英“死海”与自贡“盐都”的主要客源市场范围以成、渝两地为主,而且两大盐文化旅游地均在彼此的主要客源市场范围内,二者的客源市场存在明显的地域交叉。从客源市场细分来看,大英死海开发的是高端休闲度假旅游产品,满足了高端市场的度假、休闲需求,因此,成渝两地为主的高端休闲、度假游客是大英“死海”的主要客源;自贡“盐都”开发的是大众盐文化旅游产品,吸引的是以科考、求知为目的的传统文化观光旅游者群体,满足的是大众中、低端旅游者市场的需求。由于自贡盐都和大英死海的客源市场范围在地域上存在明显交叉,而针对的细分客源市场却明显不同,因此,二者要保持良好的发展状态,应加强合作宣传促销,宣传差异化形象,强调其差异化产品,从而增强两者在国内市场中的竞争合力。
(四)二者的区位条件优越
自贡“盐都”和遂宁大英“死海”同处于成渝经济区内,同属于成渝地区“一小时经济圈”内。重庆、成都与大英“死海”、自贡“盐都”的距离大致为:从距成都、重庆两个特大城市的距离看,自贡“盐都”到成都和重庆均为200多公里,而大英“死海”到重庆200公里,到成都100多公里;而自贡“盐都”和大英“死海”之间的距离为200多公里。同时,从交通看,成都、重庆和两地之间均有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相连,交通快捷方便。两地离其主要客源市场的相近距离以及两者良好的交通区位条件为其区域旅游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
三、自贡盐都、大英死海盐文化旅游合作的基本途径
自贡“盐都”与遂宁市大英“死海”应积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开拓新线路、新市场,共享潜在效益,彼此让利,扩大“自贡盐都—大英死海”盐文化旅游品牌的影响力,拓展盐文化旅游市场,有利于使四川成为国家级井盐历史文化旅游目的地。二者合作的具体途径如下:
(一)从合作主体看,坚持以政府为主导,旅游管理经营部门密切合作
实现旅游区域合作,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旅游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协调好各方关系,创造一个良好的旅游发展环境。相关部门应做好以下沟通和合作工作。第一,加强旅游信息沟通,举办盐文化旅游文化活动,进行盐文化主题旅游推介;第二,加强盐文化旅游规划,搞好资源配置;第三,协调大英“死海”和自贡“盐都”相关旅游企业之间关系,有规划地进行两地的盐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旅游设施建设,提高两者盐文化资源利用率,实现优势互补;第四,加强对相关旅游企业的管理,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和旅游企业间不正当竞争,并逐步形成切实可行的合作机制,促进两地盐文化旅游产品的协调发展;第五,树立两地盐文化旅游总体形象,打造盐文化旅游品牌。同时,以政府为主导进行旅游营销、推介和包装,提高盐文化旅游产品知名度,增强盐文化旅游的吸引力。另外,要使自贡盐文化成为名副其实的修学旅游、文化旅游、爱国主义教育旅游的基地,并能持续发展下去,需要得到当地政府与同行的全力支持与关注,促使旅游合作地区或企业之间实施“让利”,追求整体综合效益的实现。
(二)从产品合作看,进一步实施差异化主题定位,发挥整合效应
区域旅游合作中,要对合作区的旅游主题产品实施差异化定位,塑造差异化的产品形象,在目标制定和功能划分上也要突出差异,以期实现整合效应。首先,在强化旅游资源差异性和互补性的基础上,实施差异化形象定位,针对不同的客源市场强化不同的分体形象,以此提高盐文化产品的综合竞争力;其次,开发自贡和遂宁大英各具特色的盐文化产品,组合彼此的优势产品,发挥盐文化产品的整体优势。盐文化旅游资源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自己的特色,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各自的优势。在此基础上,自贡盐都和大英死海要共同研究如何发展差异性的产品(包括把类似、相近的资源开发为差异性产品),开发互补性产品。有了差异性的产品,有了互补性产品,也就有了共同招徕和接待国内外游客的基础(而不再是热衷于同质竞争)。同时,也就有了长期广泛合作的可能。
(三)从营销合作看,加大整体营销力度,建立良好的市场运作机制
区域旅游合作要加大整体营销力度,加强促销上的合作,共同参与,分工合作。自贡“盐都”和大英“死海”涉及的相关旅游企业应分工协作,共塑“盐文化”旅游品牌,合力开拓旅游市场。以政府为主导,建立一个盐文化旅游区域合作领导机构,主要负责大英死海和自贡盐都盐文化旅游产品的综合开发规划,协调两地旅游企业之间的关系,并负责盐文化旅游联合宣传促销。例如,积极参加旅游交易会、旅游博览会和推介会,在成都、重庆等主要客源城市开设窗口或进行旅游展览和联合宣传,合力推销盐文化旅游产品。另外,可尝试推出自贡“盐都”与大英“死海”的“门票套餐”等合作经营方式,实行盐文化资源和产品的有效整合,不断推行更高层次、更广泛的合作,迅速提升四川盐文化旅游在全国的地位。同时,在对外宣传中,要突出宣传自贡盐文化的独特性和神奇性,趣味性、知识性和神秘性,突出大英“死海”的养生价值和休闲娱乐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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