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自由贸易的例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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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自由贸易的例子

篇1

关键词:激励相容 自由贸易制 国际贸易

我国对外贸易体制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后,有了重大变革,从之前的高度集中垄断的体制下逐渐变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对外发展贸易模式,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对外贸易还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前提下,我国国际贸易必然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就需要进行深入改革,向着市场所需要的自由化方向发展。本文在对我国对外贸易现状进行了分析后,结合激励相容的自由贸易制度,对我国国际贸易发展进行了探讨,力求寻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道路。

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

(一)国内相关理论研究

国内许多学者对我国国际贸易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他们认为发展激励相容的自由贸易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张扬在《世界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及我国的对策分析》中提到:在发展我国对外贸易时,可以通过与国际贸易的对比,从中发展我国的缺陷,从而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不断增强自身实力,适应变化的国际环境,同时,还要因地制宜,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黄晓凤在《国际产业结构的趋同与贸易摩擦的博弈分析》中提到: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在进行对外贸易交往过程中,难免会发生摩擦,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实现共赢的局面。我国应该不断完善对外贸易制度,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激励相容的自由贸易制,促进我国国际贸易发展。杨清震在《中国对外贸易概论》中提到:在对外贸易中,调整贸易结构,实现多元化发展,学会识别和分析贸易中出现的风险,尽量降低风险系数,同时,在贸易过程中,分清重点,逐步掌握对外贸易的话语权。

(二)国外相关理论研究

国外的学者对于对外贸易的研究历史相对于我国时间较长,因此,相关认识也较为完善和系统。Grossman和Helpman(1995)对大国的贸易争端进行了分析,他们通过贸易战模型较为逼真地对大国贸易竞争中出现的博弈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对美国等国贸易竞争以及争端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选择利益集团和选民为核心变量,那么这种模型与我国的基本特点不符。Feenstra 和Lewis(1991)提出一些国家为了夸大贸易保护的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采用激励相容的制度,从而在关税上做出优惠。Bagwell 和Staiger(2001)又对上述理论进行重新分析,在去除伪装保护的前提下,如果依旧采用激励相容制度,会产生不同的关税政策。国外对于激励相容自由贸易制的研究对于我国来说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使我国对外贸易可以更好地适应时展的需要。

激励相容的自由贸易制概述

(一)激励相容的涵义

激励相容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哈维茨提出的,主要是指在市场经济中,人如何将自身的利益欲望与集体的利益相统一,尽可能地减少二者之间的矛盾,在满足个人利益的同时,又做到了集体利益最大化。每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都有着所要追求的个人利益,但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集体利益又有着重要的地位,如果单方面追求个人利益而损害集体利益,那么这种行为是不合理的。因此,不管国家还是企业,在发展经济时,要重视激励相容体制,将其灵活运用到建设中,更多地利用激励手段,让更多人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达到个人和企业的“双赢”局面。

(二)自由贸易制概述

自由贸易理论对整个国际贸易的发展都有着推动作用,从该理论被提出以来,许多国家都积极推行,由于国家取消了对进出口毛衣的限制,使得各国的商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竞争,这为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发展是基于较为完善的国际分工和较大的贸易利益的前提下,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占有优势地位的重要原因,而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想要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可能要付出较大的代价。

我国国际贸易中应用自由贸易制出现的问题

(一)产业结构调整成本较高

我国在发展国际贸易时,要根据贸易分工调整国内产业结构,这样就需要对以前的投资成本进行重新调整和变更,对于一些在贸易分工中专业性不强的设备予以淘汰。但是,由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生产力水平也相比发达国家较为薄弱,这也使得我国在进行产业调整和转移时出现力不从心的现象,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内部大多使用大量廉价劳动力,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和职业素质较低,一旦面临失业,再就业的可能性较小,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在进行产业调整时,需要考虑的因素较多,投入的成本自然也会随之增加。

(二)出口商品较为单一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出口的产品大多是初级产品或是劳动密集型成品,技术含量较低,价格也相对较低,由于采取了自由贸易制,各国都取消了对本国进出口商品的特权,这使得以前所谓的“贸易保护”的作用降低,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机遇,但是,也面临了巨大的挑战。由于对廉价的劳动力和低廉价格的过分依赖,造成我国出口商品较为单一,不利于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和提高市场竞争力。

(三)缺失了部分经济自

在自由贸易制度中,各国的商品、资本、技术在流动领域是处于无序的,而且流动性较强,流动速度较快,这就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能够很好得进行运用。但是,由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地位相对发达国家较低,话语权较小,在很多国际交易中仍然处于被动位置,这也是自由贸易制度在我国国际贸易中出现的弊端。发达国家利用其主导地位以及高科技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市场中获得了高额的附加利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的竞争力,在一些由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度中,我国部分经济自受到限制,不利于对外贸易的长期进行。

激励相容自由贸易制在我国国际贸易中的应用

(一)激励相容自由贸易制应用的可行性

国际贸易的双赢理论是逐渐形成的,从最早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到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再到如今现行的国际贸易规则,都认为采用自由贸易制可以更好地实现各国的贸易收益,它改变了之前“贸易保护”中的狭隘观念,是较为合理的国际贸易政策。

图1是将A、B两国的对外贸易进行分析的情况,A国的支付情况是每格中的第一数字,B国的支付情况是第二个数字。从图1中可以看出,P为两国渴望获得的贸易收益,Q则是一国失败后的损失。当两国采用“贸易保护”的政策时,即使P、Q都大于0,两国都面临着损失,需要支付-Q/2;当两国采用自由贸易制的政策时,两国都能够从中获得P/2的收益。但是,还存在一种情况,就是一国采用“贸易保护”政策,而另一国则采取与之相对的自由贸易制,这样,当自由贸易制度与“贸易保护”制度相碰撞时,采取保护政策的一国能够从中获得收益P,相对地另一国则要遭受一定的损失。通过以上对比,只有两国都采用自由贸易制度才能同时获得收益,出现双赢的局面,而且,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较高的利润,也就是上图中P/2的数值,这充分证明了激励相容的自由贸易制在国际贸易中的可行性。

(二)激励相容自由贸易制在我国国际贸易中的作用

1.提高资源利用率。随着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我国对外贸易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国内一些具有优势的出口产品可以大幅度进入国际市场,由于数量的不断增加,与之相关的资源也得到充分的利用。我国是资源大国,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又有限,大量资源造成闲置,伴随着自由贸易的不断发展,资源开始转变成商品,出口于国际市场,有效地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

2.引进外资、技术与管理理念。伴随着我国在国际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激励相容自由贸易制度的不断应用,各国在进行经济往来时,除了关心本国的经济效益外,开始更多地重视如何做到双赢。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资源、劳动力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优势,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我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可以借助自由贸易的机会,吸引更多的外资和先进的技术,并向国外优秀企业学习管理理念及方法,灵活运用到本国企业发展中,提高企业的竞争实力,也提高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附加利润。

3.弥补国内短缺的资源。在自由贸易中,我国还可以从国际贸易市场上获取本国所缺少的资源,弥补国内紧缺的情况,对于一些在工业化生产中所需的资本、技术、设备等物资,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地增补,有利于更好地发展我国经济,提高经济发展速度。

4.拉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在发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我国除了发展具有优势的出口产业外,还产生了一些新的需求,带动了新行业的发展。在出口过程,随着贸易量的不断增加,国内相关产业会出现前所未有的规模,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着很强的促进作用,但是,伴随着发达国家先进商品的涌入,国内的消费需求会发生变化,这也拉动了新兴产业的发展。

5.促进社会福利的发展。由于我国采用了激励相容的自由贸易体制,在国际贸易中,我国可以从中获取到生产所需的资源、技术、资金、设备等生产生活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时间,节省了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可以有效合理地对企业进行管理,更好地进行资本运作。同时,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在物质需求方面也越来越丰富,这也需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相关产品来弥补国内市场的空虚。出口贸易的不断增加,带动了许多出口企业的发展,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国民收入也随之增加,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收益,促进了社会福利业的发展。

综上,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每个国家努力发展本国经济,也是为全世界经济的发展做贡献。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想要获得更好地发展,再也不能闭关锁国,闭门造车了,要积极地加入国际市场,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从中学习先进的技术、思想来更好地完善本国发展,这些都得益于自由发展的贸易制度,同时,结合了激励相容制度,使得我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加强,逐步提升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和在国际交易市场中的地位,有利于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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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庆艳.经济的互补性、竞争性、大国战略与自由贸易区[J].黑河学刊,2005(6)

篇2

【关键词】上海自贸区 经济金融 影响 策略

2013年9月27日,国务院全文公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其中金融领域最受关注,方案提出“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可在试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根据《总体方案》的部署,中国人民银行于2013年12月2日了《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从创新有利于风险管理的账户体系、探索投融资汇兑便利、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深化外汇管理改革等方面提出了30条意见。对于与上海密切接壤的苏州来说,既有地缘优势带来的机遇,也有自贸区强大的聚集功能带来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分享改革开放以来又一重大“红利”,是摆在苏州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上海自贸区及金融改革的相关概述

根据《总体方案》,试验区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28.78平方公里。试验区的主要任务是要探索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推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行政体制改革,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以改革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服务全国的发展。

在金融改革方面,《意见》提出,自贸区将坚持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着力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和外汇管理等领域改革试点。其具体的内容和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上海自贸区将成为离岸人民币市场,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意见》提出,试验区内将创新有利于风险管理的账户体系,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与境外账户、境内区外的非居民账户、非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以及其他居民自有贸易账户之间的资金可自由划转。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与境内区外的银行结算账户之间产生的资金流动视同跨境业务管理。以及在自贸区内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完善区内居民自由贸易账户和非居民自由贸易账户本外币资金利率的市场化定价监测机制等。这些措施表明上海自贸区内的人民币,它的利率及汇率等价格形成机制、使用范围都将和境内人民币有重大区别。目前境外人民币的归集地在香港、新加坡等地,而上海拥有全国最全的交易所、银行间市场和要素市场,自贸区的有利条件将使上海有可能成为人民币回流最大的目的地和集散地,成为离岸人民币的交易、定价和使用、储备中心。

《意见》还提出,条件成熟时,居民自由贸易账户及非居民自由贸易账户内的本外币资金可自由兑换,这表明在上海自贸区的试验田里将进一步探索完善人民币的全球循环路径,并且最终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打通资本账户,进行双向投资、相互渗透,实现金融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二)上海自贸易区将为企业提供贸易、资金高效运作的平台

《意见》在探索投融资汇兑便利、深化外汇管理改革等方面出台了相关措施,主要包括对外投资便利化、对外融资便利化、放开资本市场、支持试验区发展总部经济和新型贸易,简化相关手续等内容。

这一系列措施表明,自贸区内将促进跨国企业全球资金集约化运营,降低资金成本,规避汇兑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自贸区为区内客户全球贸易和跨国资金管理活动提供更便捷的新平台。自贸区一系列投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出台和配套的金融开放创新,使之成为连通境内外市场、覆盖本外币业务的天然纽带,构建一个区内与境外资金自由流通的金融市场,为企业跨境融资、跨境资金流动、全球投资布局以及大宗商品交易等贸易活动提供更丰富选择和渠道,促进贸易方式创新和金融创新,使企业能快捷地安排贸易活动,更自由地实现资金流动,更为方便地选择交易币种,更充分地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两种市场。

(三)上海自贸区将呈现金融集聚和金融创新特征

《意见》提出,试验区内中外资企业、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可按规定从境外融入本外资金,试验区内机构可按规定在区内或境外开展风险对冲管理,试验区内机构可开展集团内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以及进一步简化外币资金池管理。这些措施将促进上海自贸区实现更大程度的金融集聚和更高水平的金融创新。

从目前来看,境外资金普遍比境内资金便宜很多,国内的很多企业会寻求在自贸区内设立财务公司,来接受境外的美元、日元、离岸人民币等资金的贷款。而一些有海外业务的大企业也更愿意将一些总部功能尤其是财务中心、结算中心等放到自贸区,这将进一步促进上海自贸区实现金融集聚,再加上自贸区内资金与境外自由流动,并直接参与国外市场的投资、融资以及风险对冲,也将促使自贸区内实现更高水平的金融创新。

二、上海自贸区成立对苏州经济金融的可能影响分析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将对全国的经济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带动作用。对于苏州来说,上海自贸区的启动不仅意味着可以凭借地缘优势分享更多的机遇,同时也意味着短期内不可避免的虹吸效应、冲击效应以及更高的转型要求。

(一)面临的机遇

1.上海自贸区可能成为苏州众多企业境外投资最便捷的“首选地”。上海自贸区在扩大服务业方面的意义巨大,选择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领域扩大开放,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权比例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苏州外向型经济发达,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上海自贸区的服务业开放将为苏州企业带来较大的投资机会:一是苏州本地部分实力较强的企业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如与外资合作)到上海自贸区设立各类投融资主体;二是苏州本地许多实力较强的建筑企业将直接参与上海自贸区房地产投资及工程项目承包;三是原来设立在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的苏州企业投融资平台性质的分支机构有相当部分可能会“回归”到上海自贸区。

2.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逐步实现跨境融资自由化。从金融制度创新内容看,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有利于企业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跨境融资自由化。上海自贸区成立后,苏州企业除可从上海原有的金融机构、银行间市场、资本市场等渠道引入资金外,还可以更加便利地在自贸区实现跨境融资。从自贸区直接间接从国际金融市场筹资低成本资金的主要渠道可能有:一是有利于苏州企业从自贸区内的中外资银行机构融入信贷资金;二是有利于苏州企业直接或间接从自贸区内的银行间市场交易平台融入资金;三是有利于苏州企业从自贸区内的资本市场融入资金。比如,实力较强的苏州企业可以通过在上海自贸区设立的“窗口”发行人民币债券并将发债所筹集到的低成本资金调回省内使用;四是苏州当地的法人金融机构可以争取到上海自贸区设立分支机构,充分利用自贸区的政策红利;五是对于部分融资平台企业来说,在当前控制地方债务融资规模的大背景下,也给这些具备条件的融资平台企业带来了一定的机遇。

3.扩大进出口规模,有利于苏州经济转型升级。上海自贸区是一个平台,将起到衔接中国和世界的作用。苏州企业可以利用临近上海的区位优势,利用上海建设自贸区的契机和政策,一方面扩大出口、稳定外需,自贸区内开放度提升,外汇管制相对宽松,跨境资金流动相对自由,将大大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多元化,尤其是离岸人民币市场和在岸人民币市场的有机结合,能为苏州企业带来更大的便利,有效提升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苏州企业可以利用自贸区的“窗口”优势,引进国际最新的技术,尤其是进口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所需的现金装备与前沿技术,可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苏州与上海的区域分工和联动发展。

4.学习借鉴上海经验,为全面开放做好充分准备。根据《意见》来看,投融资汇兑便利化、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目等政策的放开,外资银行业务的拓宽,将对自贸区本土金融机构带来挑战,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管理模式、盈利模式都将进行调整,自贸区金融机构的实践,对苏州金融业尤其是地方性金融机构将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另外,自贸区在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之外,还有一些辅的配套措施,诸如建立综合执法体系、“一口受理”行政服务机制、“先入区后报关”海关监管模式、企业“虚拟注册”机制等等,这些配套措施虽然也需要海关、工商等中央部门的同意和支持才能实施,但与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的主要措施相比,实施难度较小,苏州可以学习和借鉴这些经验,积极行动,在允许的范围内深化体制改革,为全面开放做好充分准备。

(二)面临的挑战

中央政府赋予上海自贸区种种突破性政策,比如中资企业可从境外融入本外币资金、跨境直接投资与前置核准脱钩、区内个人可按规定在境外投资等等,均是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不具有的政策,这些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在短期内对苏州的资源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和冲击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可能会影响苏州的进出口总量和税源。自贸区赋予企业的国际化运营、贸易便利化、金融自由化等优惠政策以及免税、保税、完税等功能,会直接促使苏州地区有海外业务的大企业更愿意把一些总部功能尤其是财务中心、运营中心等放到上海,特别是目前已经在苏州落户的部分大型企业,本身就在上海设有总部或是经营机构,自贸区的设立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些企业把苏州工厂直接变为加工车间,把更多的贸易、进出口、结算等功能移动自贸区内,形成税源外流。另外,苏州本地具有国际业务的民营企业如常熟的波司登、张家港的沙钢集团、吴江的亨通光电以及昆山的AB集团、好孩子等,是否会在上海设立总部或是结算中心,这些也将直接影响苏州的外贸总量和税源。

2.可能对苏州转型升级和发展总部经济形成制约。近年来,苏州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着力发展总部经济,苏州的优势在于紧邻上海交通便捷以及比上海更低的成本优势,以及向上争取到的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试点的政策,在自贸区设立之前,这些还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自贸区设立后,其“境内关外”的模式以及区内税收制度的改革等,将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如高端服务业、制造业等形成强大的吸引力,这将对苏州实现转型升级形成制约和压力。同时,自贸区在人民币资金池、外币资金池、跨境投融资等方面的便利性,将进一步加速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集聚,削弱已经落户苏州的总部经济企业的竞争力或直接外流,对苏州发展总部经济将形成直接的影响。

3.可能对现有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中新金融合作区以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发展空间形成压缩。目前,苏州地区拥有众多特殊监管区域,包括3家综合保税区(苏州高新区综合保税区、园区综合保税区和昆山综合保税区)以及4家出口加工区(常熟出口加工区、吴江出口加工区、吴中出口加工区、太仓港出口加工工业园)以及张家港保税港区,并在2013年年初经国务院批复在昆山设立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上海自贸区不仅涵盖了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等综合功能,而且较昆山试验区个人跨境人民币业务和跨境双向借款业务具有更多更全面的政策,这些功能和政策将压缩现有昆山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的发展空间,弱化相关载体的功能。

三、对策建议

(一)政府部门应主动接轨、分享自贸区建设带来的机遇

随着长三角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苏州与上海两地的联系将更加紧密。一是高度重视,主动对接。苏州要充分认识上海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及自贸区建设对长三角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主动学习上海、接轨上海和融入上海,抓住自贸区建设机遇,深化苏沪合作与交流,实现产业共赢发展,分享难得的改革红利。二是转变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如前文提到的建立综合执法体系、“一口受理”行政服务机制、“先入区后报关”海关监管模式、企业“虚拟注册”机制,地方政府在自贸区政策未全面铺开之前,在这些方面积极探索,转变职能,做好服务,更好的优化市场环境。三是抢抓机遇,加快金融改革步伐。要加快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苏州工业园区中新金融合作试验区的金融改革步伐,争取早日复制上海自贸区的成功经验,另外,对于苏州已经争取到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以及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的政策,也应加快步伐,抢占先机。

(二)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监测,防范跨区域资金异常流动的风险

贸易自由化特别是境内境外两个市场的融资自由化是一柄双刃剑,实际运行后,包括人民银行、外汇管理部门等在内的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对资金跨区域(跨境)流动情况的监测和预警,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既要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又要严防跨境资金大进大出可能对苏州经济金融带来的冲击,既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又要防止盲目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风险,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苏州经济金融转型升级、稳健发展。

(三)金融机构应加强联系,主动作为,未雨绸缪

《意见》的公布表明,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外汇管理放开等金融改革的突破是大势所趋,上海自贸区金融机构的先行先试,关键在于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全国的经验。因此,苏州地区的金融机构要加强联系,未雨绸缪,一是走出去,鼓励苏州地区实力较强的金融机构到上海自贸区设立分支机构;二是引起来,要吸引上海自贸区的境内外金融机构到苏州来设立分支机构;三是争取“离岸金融”业务的有关政策,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关金融机构要争取离岸金融业务的有关权限,便利企业利用境内境外两种资金来源;四是为应对金融的全面市场化蓄积能量。苏州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性金融机构要加强与上海金融机构的联系和互动,将它们的实践经验与苏州当地的实际相结合,蓄积应对金融市场化的能力。

(四)企业应积极转型升级,参与竞争

篇3

[关键词] 博弈论角度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谈判WTO体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体化、全球化以及贸易自由化的趋势,欧共体的建立和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它们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各国政府均希望从国际贸易(尤其是自由贸易)中获得好处,许多国家实际上已经从自由贸易中、从共同取消保护和降低关税中获益。而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协调各国贸易政策和经济关系的国际条约和国际贸易仲裁与谈判机构,正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宗旨是:通过实行市场开放、非歧视和公平贸易等原则,达到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它奉行非歧视原则(对各成员国在贸易政策上一视同仁,对本国产品与外国产品一律平等,实行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条款)降低和最终取消贸易壁垒的原则(但不绝对,允许各国在某些情况下保留一些贸易保护措施)以及充分磋商调解的原则,目的是建立一个各国都遵守的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从而使各个成员国能够分享“合作博弈”带来的益处。下文将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世界贸易组织”(WTO)。

一、两国关税政策静态博弈模型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

首先将利用重复博弈的结论与方法,分析一下两国之间贸易及关税问题,从而说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起源。

重复博弈的分析表明,威胁与承诺作为一种策略,可以在非合作博弈中产生一个合作的结果。各国的关税及贸易政策,实际上意味着各国政府根据贸易博弈的“局势”如何策略地行动。谢林(Schelling,1960)把策略行动定义为:“一个行动……以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方式,通过影响其他人对自己将如何行动的预期,来影响其他人的选择”。通常,约定、恐吓(威胁)和承诺是以某人自己的利益影响其他人选择的基本方式,但它们必须是可信的。在重复博弈中,可信性较容易通过同时使用几个策略行动而取得。一个承诺可以通过使用一个可信的威胁而提出;一个不可逆转的约定可进一步提高威胁的可信性。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可信性可通过对实际变量的不可逆转的优先行动而取得。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可以通过非信息投资(即暗示、欺骗、诱导)影响其他当事人的预期。

假设对弈者是两个大国的政府,他们(通过国内企业)生产并彼此交易两种商品:商品A和商品B。每个国家的福利可通过关税政策和为改进贸易条件而进行的最优设计来增加。并设两国间的关税与贸易博弈是多时期重复的。

先看简单的情况。假设每个政府的策略集是自由策略(Free)或最优关税(Opt)。表1给出了这种简单的一次性博弈的支付矩阵,括号中的数字代表各国的贸易净福利。显然,每个政府的最优选择是采取最优关税,从而是该博弈的占优策略均衡(也是纳什均衡)。

表1 两个国家间的关税博弈支付矩阵

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由于博弈的非合作性质所决定的,即所谓的个体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虽然自由贸易意味着资源分配更合理,经济效率也更高,但若有一国单方面削减本国进口关税,而另一国仍保持其纳什均衡时的关税水平,单方面削减关税国的贸易利益势必受到损害,可不是非合作博弈均衡,将会陷入“囚犯困境”。

根据重复博弈的分析表明,在无限的重复博弈中存在合作解。那么在本例中,两国政府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谋求一种长期关系,使其福利最大化,两个国家只能由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化,双方协商缔结贸易协定,共同削减关税。假定双方已签订贸易协定,从各自纳什均衡时的关税水平开始削减关税,那么对两个国家都有好处,关键是双方都必须信守承诺。假如有一方违背承诺,遵守协议一方的利益将受到侵害,必然要实施报复,对违约方征收高关税,结果必然导致贸易战的发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需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使得相互的承诺是一种可信的承诺,这就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的原因。WTO的核心就是建立一套有充分法律依据的争端解决机制,提供目前国际经济领域最具约束力的规则,使得合作博弈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对各国政府来说,WTO协议既是一种承诺,又是一种强有力的约束,因为如果有哪国不遵守该协议,将遭到别国的报复或惩罚。既然威胁(恐吓)是可信的,那么,当发现别国的背信行为之后,恢复到静态纳什均衡(最优关税或高关税)就构成博弈的一个子博弈完备纳什均衡。如果由于合作行为的崩溃而引起的损失远远大于单方面背信所获得的收益,则善意的承诺也是可信的。因此,威胁(恐吓)与承诺将产生自我强迫的合作行为。这是无限重复博弈的一个基本结论。

二、从博弈论角度看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谈判

分析了WTO成立的原因之后,知道了在双边贸易协定下进行关税减让对两国都有好处。而从博弈论角度看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多边贸易谈判,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世界贸易中的多边贸易谈判是各国之间的“N人贸易政策博弈”,这场博弈是动态的;世界贸易组织中各成员国间签订的多边协议,既是各方都愿意接受的合作博弈均衡解,又是贸易博弈的规则;遵守该协议将使每个国家从开放市场和世界贸易中获得更大利益,否则,将受到其他各国的严厉制裁或惩罚;多边贸易谈判过程和协议的签订过程实际上是各方的讨价还价过程。事实上,各个国家出于某种目的,不可能完全放开市场,也不可能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政府在选择贸易政策时,不能不考虑本国的利益,也不能不考虑别国的利益及策略选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签订多边贸易协议是世界贸易博弈的必然结果,它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它在使各国分享自由贸易带来好处的同时,又使各国承担义务。博弈的结果表明,只有积极合作、消除贸易壁垒、进行平等的自由贸易,才能给双方带来更多的利益,才能使成员国有机会平等参与国际竞争,这是各国有积极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真正原因之所在。而如果不加入WTO,就必然无法享受其他国家的“优惠”政策,就无法平等参与国际竞争;如果加入却不履行义务,就会遭到别国的制裁和报复。自“乌拉圭回合”以来,目前世界上已有多个国家或地区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许多国家的平均关税已不超过5%,有的甚至更低或无关税。表明各国都在为取消保护、推动世界自由贸易而不断努力。“自由贸易并没有过时”,只不过它不像以前那样,而是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自由贸易政策已成为世界贸易中各国共同追求的、渴望实现的一种理想的贸易政策。

三、WTO体系中谁是智猪

博弈论中有一个智猪博弈的例子,可以用它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 在智猪博弈的例子中,猪圈里养着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猪圈的一端有一个猪食槽,另一端安装一个按钮, 每按一次按钮6个单位的猪食就自动落入槽内。如果一头猪去按按钮,再回来,另一头猪可能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按电钮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吃光所有的食物;若是大猪按动电钮,则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跑到食槽,争吃一点残羹。如果大猪和小猪共同按动电钮,则大猪和小猪均能争得食物(见表2)。 现在问:两只猪各会采取什么策略?小猪为了吃到食物,只能在食槽边等待,而大猪显然不能和小猪一般见识,否则两个都会饿死。所以答案是:小猪将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而大猪则为一点残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智猪博弈中的弱者因为弱小而别无选择,也因此而因祸得福。这个博弈结果被经济学家们用来解释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现象,也可以解释WTO体系中的强弱博弈。

表2 智猪博弈盈利矩阵

在国际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中,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智猪博弈经常发生。不管大国是否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如国际援助),小国的最优选择都是不提供。理性的大国只能选择由他来提供公共产品,小国搭便车,享受国际公共产品,因此,合乎理性的结果往往是在国际社会中大国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大国可能会付出较少的按动电钮成本,却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是因为大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包含了它自己的利益取向,因而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带来利益分配向大国倾斜。

纵观WTO历程,美国在其中自觉充当了“智猪博弈”模型中“大猪”的角色,不遗余力地提倡并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这是因为美国能从这项政策中获益更多,除了能扩大出口,为美国过剩的生产能力寻找市场,更为重要的是,贸易自由化促使美国市场日益开放,这是美国经济维持增长的关键。可见,WTO除了参与国都具备“贸易自由化最终能使各参与国获益”这一共同知识外,还必须具备另外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发达国家在削减关税谈判中应对发展中国家作出适当让步,尽量避免贫富差距拉大;其次必须有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美国、欧盟)来牵头推动WTO的成立并维护WTO的权威。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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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中国 上海 200240)

市场经济为自由贸易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构成了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了第一生产力,技术贸易日益壮大,已经占据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半壁江山。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国际组织,其中一系列的制度规则构成了全球贸易的基础,规则体系分别约束和规范了成员方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行为。由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技术贸易在国际贸易中也就有了它特殊的地位。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专门缔结了一个很大程度上促进技术贸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我国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契机下,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发展进入了快速轨道,客观上促进了技术贸易得飞速发展。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成立,而其中技术的自由贸易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1 自由贸易区及其核心价值

自由贸易(Free Trade)指政府不采用关税、配额或其他形式来干预国际贸易的政策。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是一种开放的、竞争的、法治的市场环境下产生的,他是与贸易保护相对应的,但并不是说政府完全放弃进出口的管理,而是通过一定的规则制度使国内国外产品在同一个竞争环境下共存,以实现真正的全球化市场。设立自由贸易区为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新的平台。

自由贸易区内允许外国船舶自由进出,外国货物免税进口,取消对进口货物的配额管制,也是自由港的进一步延伸,是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一种特殊的功能区域。他是WTO的一种例外情况,超过了最惠国待遇的规则上更深入的开放。给协定各方提供了更广阔的合同空间和贸易优惠措施,且管理模式,制度设计等都更为自由化。

自贸区的核心价值是促进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政策是西方国家自由竞争时期的产物。工业革命后,英国实行此项政策达半个世纪之久,对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推动作用。随着二十世纪初的经济大萧条直到二战以后,尽管联合国规定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明文规定降低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但大部分国家一直盛行贸易保护主义。

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的英国曾推行保护性的产业政策,经济发展后,便开始支持自由贸易。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全球化经济的一部分,要获得更多的全球资源,一定要融入国际市场,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世纪初我国正式成为WTO新成员,开启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新篇章。

2 上海自贸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上海自贸区肩负着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使命和探索资本项目全面开放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的重任。通过上海自贸区试点来重新建构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重建中国经济发展的秩序。尽管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这种发展建立在严重依赖商品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上,建立在粗放式经济扩张的基础上。中国经济要实现全面战略转型,适应当前国际市场发展的新趋势,要把经济重心从传统商品贸易全面转向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资贸易。

要实现传统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和金融贸易、技术贸易转变,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服务贸易(包括技术贸易)、金融贸易与商品贸易有原则性的不同。技术市场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而且现代网络技术使这种技术市场的统一性特点更加显著。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监管制度及技术手段,要把技术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贸易自由化完全隔离出来是困难的。上海自贸区建立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仅限定企业不能做什么,并以清单的方式进行举例。要求政府全面转变职能,从过多的市场干预中退出,更多的是服务而不是管理,并要建立起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及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主导下成立的自贸区,其法律制度的确立、市场的监管都由政府主导。想转变政府职能是有一定难度的,这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3 国际技术贸易新趋势

国际技术贸易遵从“技术生命周期理论”的固有定律。那么,所引进技术将会经过导入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到最后一阶段该项技术就会被完全消化吸收并最终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这也是国际技术贸易的直接效应。反过来通过引进某项新技术,而给使用者带来超额利润,便开始加大科技活动力度,通过创新潜力的提高来进一步影响技术创新能力,逐渐形成良性循环的技术生态圈。

3.1 国际技术贸易的比重增高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科技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国际技术贸易获得了持续迅速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一是发展速度迅猛、规模日益增大。二是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国际技术贸易额在国际贸易总额和国际服务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也持续增高。

3.2 国际技术贸易方式转变

在过去,企业兼并主要是企业间的“以强吞弱”。在这种技术先进型企业吞并技术落后型企业的情况下,企业兼并活动中的技术转让或贸易的成分并不明显、甚至根本不存在。随着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的加强,当前的企业国际兼并活动主要体现在技术先进企业间的“强强联合”上,兼并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壮大自己实力,使自己的资金、技术和产品流通能在较短时间里跃上一个新台阶。联想收购IBM就是一个这方面的例子。

3.3 电子商务的兴起

电子商务使贸易真正的走向了全球化,有利于形成新的国际技术营销方式,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还促使产生了新的国际技术贸易模式,实现贸易模式的多样化;并且改善了国际技术贸易的运行环境,推动了国际技术贸易的大幅度增长。

3.4 第三方技术供给的出现

分工越发精细,出现了专业研发技术型企业,即所谓的第三方技术供给。企业自己无需研究开发,也不从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制造企业引进技术,而是将研究开发活动外包给专业化的研发与设计企业承担。

4 我国技术贸易自主创新之路

我国正处于技术贸易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正向着“引进、消化、再创新”转变,引资、引技的同时也在引智。而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也涌现出了越来越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化的技术,这些成果也需要对外展示和交易的平台。从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德、美、日、韩等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崛起和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技术并不等同于技术能力,引进技术并不会自动带来技术能力的生成和发展,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实践也证明,技术能力是组织内生的,需要通过有组织的技术学习和产品开发的实践才能获得。

篇5

世界范围国际贸易政策演变一般分为5个阶段:

(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主要4点:一是在gatt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二是历史上尽管若干次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占主导地位;三是保护性是贯穿国际贸易政策历史演变的一条“红线”,即使历史上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四是20世纪50年代倡导自由贸易,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2002年3月,美国对钢铁启动201条款,对来自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的钢材进口征收关税最高达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对保护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解释

2.1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

徐建斌、尹翔硕在“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和自由贸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的有效性。并用扩展后的李嘉图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现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1]。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也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gatt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纠正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说明了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但是,为什么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呢?

2.2国家内部各行业因自由贸易带来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贸易保护的又一压力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以美国的钢铁产业为例。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自由贸易中其得到的利益应该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贸易利益。那么为什么美国布什政府还要挥舞201条款的大棒,不惜引发一场世界性的钢铁大战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各行业在自由贸易体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门是负的利益。资料显示,由于在自由贸易下的国际钢铁供应商的竞争,1990~1999年,美国钢铁制造工业每年有大约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国总共有18家钢铁公司破产,有23500多工人失业[2]。按照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说和要素禀赋论,像美国之类资本量较多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然后进行交换,以获取国际分工的好处。现在的问题出在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考虑,既要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又要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使这些产品的生产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熊掌与鱼都要。毕竟美国的钢铁业曾经是他的支柱产业,并有60万的钢铁工人,将他们转变到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去就业,是需要时间、非常困难的。出于国内政治压力,布什政府权衡各方利弊,最终决定启用201条款提高关税。可见贸易利益对国内各行业的不同影响也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2.3贸易政策国际协调不能改变贸易政策的保护性质

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促进了贸易政策的国际趋同化。自二战以来,双边贸易政策的协调,区域性的政策协调,尤其是致力于国际贸易体制的多边贸易政策的协调,使各国贸易政策趋于统一,体现了全球经济关系的秩序化,给各参加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无论是哪种协调,贸易政策的本质始终具有保护性,即贸易政策的目的——保护本国市场,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市场,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改善,积累资本或资金,维护本国对外的经济、政治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就拿wto这一多边贸易的最高成就来说,仍然改变不了各个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

(1)自由贸易是个谎言wto规则的制定,形式上是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回合(mtn)的协商产生,实质上依据国家贸易实力决定分量,由于历史原因和贸易实力,基本上是美国一手把持。贸易谈判(贸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贸易保护)才是贸易谈判的实质。

(2)wto的例外条款和规则,为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据由于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围内保护本国利益,同时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国利益。因此,国家贸易政策的目的(在没有一个足够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的约束条件下),决定了这种例外条款和规则就会必然成为贸易保护的依据。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开的高度保护的行业农业、纺织业,便是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保护产业。但这些产业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发达国家中相对比较劣势的产业。

3wto条件下国家贸易政策保护性的表现

3.1“公开型”的贸易保护

“公开型”的贸易保护,是指在关贸总协定和wto下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的谈判过程中还未涉及的领域,或是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再加上谈判达成协议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以及协议中的一些规则的例外而引起的保护措施。还未涉及的领域,指某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暂时把某些行业的自由化搁置起来不予谈判;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是指某些“敏感行业”,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差悬殊,如果完全放开会导致本国产业的“严重损害”,故在多边谈判中暂时将这些行业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谈判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指根据承诺减让表现在还未兑现的部分;谈判达成的协议规则的例外,是指协议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规定的,但无论哪项协议,都是由一些规则和规则的例外拼凑起来的,这些规则的例外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些方面的适当保护。这些保护都是公开的,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实力较量的结果。

一般认为,在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敏感行业”,是自由化较缓慢和最不彻底的行业。如农业、纺织业、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的领域。

在wto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型”贸易保护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运用高关税限制进口;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国内的价格支持就是常见的公开型保护措施之一。国内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国内补贴、价格管理、出口补贴和绿箱(GREenbox)政策等等。

3.2“隐蔽型”的贸易保护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开型”贸易保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隐蔽型”贸易保护。“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是与“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相对应的,以“反倾销壁垒”为代表,还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这类壁垒的特点是它们往往本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制定出来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则”、“保护生态和人类健康”等原则,这些原则本意确实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则是它往往会成为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保护贸易政策的依据。事实上这种“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措施,现在已经成了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

“隐蔽型”的贸易保护的手段包括两类:一是征收高额关税,如加征高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二是禁止进口甚至就地销毁,这主要是不符合国家的检验检疫标准、环保标准等而采取的措施。

4构建中国符合wto规则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措施

4.1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的必然性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处于不利的地位,贸易利益相对较小。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条件下,各国的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不能幻想wto会真正无私地给中国一个稳定的、自由的贸易环境。wto下的保护更具进攻性、系统化、法律化,更加难以对付。

加入wto后的中国,首先,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应该好好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制定出中国的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对中国国内各产业来讲,加入wto对它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入世承诺,而忽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必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协调入世对各行业带来的利益不对等也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适当保护措施,而且这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取的对策。

4.2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规则的例外给各个国家制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因此中国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贸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协议和规则并不十分严密,存在漏洞。这使得国家可以根据这些存在漏洞的协议制定本国的很容易成为保护措施的贸易法律,如反倾销协议的模糊性漏洞,就成为各个国家贸易保护的工具。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协议的不完善来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法规。

第三,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标准、绿色壁垒、技术标准壁垒等),我们的技术水平差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利用技术手段,也可以利用别的优势建立起中国特有的壁垒。前些年中国肉鸡产业受到外国的极大冲击,当时就有人提出要对肉鸡的进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据规定每只肉鸡的鸡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为中国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鸡毛渣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用机器拔毛后剩下的鸡毛渣要少,这样的规定对我们是有利的。

总之,wto不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许“合法”地保护,而且它使贸易保护更加系统化、法律化。

4.3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在wto条件下,关税手段和“传统”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终要取消的,于是各国纷纷转向“新型”(“隐蔽型”)的非关税壁垒。加入wto后的中国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1)以加强和提高反倾销、反补贴的能力建设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关税壁垒(ntb)作为保护措施方面,发达国家早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侧重点早已转向以反倾销为代表的“新型”的、隐蔽性强的ntb。根据中国加入wto法律文件,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和进口招标这3种传统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将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应以加强反倾销能力建设为核心。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对反倾销的规定,到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再到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应该说,中国在反倾销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的反倾销队伍还有待加强。

反补贴也是比较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也成为各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1989~1993年期间发起的反补贴案数目占全球反补贴总数的比重高达93.2%。中国最近也颁布了《反补贴条例》,但是,至今中国的反补贴尚无实际操作经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2)积极稳妥地建立中国技术性壁垒体系一是制定和完善技术标准。虽然目前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还比较落后,但即使只能在个别领域制定出本国特有的、并且是国际领先的技术标准,也将极大地增强中国保护本国市场的能力。另外,wto允许各国根据本国特点(如地理条件、消费习惯等)制定与别国不同的技术标准,对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加以利用。二是制定和完善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sps)。虽然gatt中sps协议鼓励各缔约国将自己的sps措施同已有的国际标准或指导原则接轨,但它同时也存在漏洞。由于其技术上的复杂性,这是一种隐蔽性相当强的非关税壁垒。三是建构绿色贸易壁垒体系,又称环保壁垒。即以环境保护为理由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中国也完全可以利用iso14000来抬高国内市场的进入门槛。

需要指出的是,在wto条件下在必要时候适当地保护本国产业,任务是艰巨和复杂的,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说制定了几部法律或法规就可以有效保护了。它需要国家各个部门相互配合,不仅需要制定法律,也需要培养人才;不仅要制定保护性的对外贸易政策,更需要将它与国内产业政策结合起来考虑。

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以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增进世界各国经济交往和世界人民的福利为目标,通过削减和限制关税、非关税壁垒为手段,来创造一个世界范围内商品和服务自由流通的世界贸易环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实惠。中国加入wto后,正确认识wto这一多边贸易组织的性质,以及在其机制下当今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性质和动机,才能正确定位中国在加入wto后,应如何在宏观政策上制定出相应的既符合wto原则,又能充分反映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才能不被加入wto给我们在理想状态下的期望冲昏了头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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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以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时期内,是世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主要理论依据,为促进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从全面客观的角度审视西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不难发现,它们是一定历史时期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武器,充满了资本主义色彩,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一、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概述

(一)亚当·斯密(Adam·Smith)的绝对优势理论

1.历史背景

18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西欧各国获得了空前发展.随之而来的便是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并从国外进口廉价的工业原料.他们迫切需要摆脱重商主义(mecantilism1国际贸易理论的束缚.反对政府对国际贸易的干预.反对金银外流的禁令。他们对货币金银本身已经不太感兴趣,而是对具体的物质财富(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更加重视。为了适应产业资产阶级的历史需要,以AdamSm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开始盛行。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AnInquiryintothNatureandCausesofWealthofNations}(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批评重商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创立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国际贸易方面。他主张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强调国际贸易的双方互利性.从而提出自己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优势理论。

2.理论假设和主要观点

绝对优势理论的前提假设有以下方面:(1)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种投人要素,即“2x21”模型。投入的边际产量是固定的,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2)收入预算约束,消费受制于收入,不能借钱借债消费;(3)对外贸易方面。没有运输成本和其他交易费用。进出1:3贸易值相等,即贸易是平衡的。生产要素在一国内是自由流动的,但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

(4)市场是自由竞争的。

由此可见。绝对优势理论是一个理想模型。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在于商品生产效率的不同即单位产品的绝对劳动时间消耗不同:商品生产效率的不同是由于各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优势和获得性优势的不同造成的。自然优势是指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等方面的优越性.普通人力无法控制如波兰的平原土壤条件好。粮食生产效率高.单位粮食产品所消耗的绝对劳动时间就少.其小麦生产就具有绝对成本优势获得性优势是指某国掌握的特殊商品的生产技术和技能。技术熟练、技术水平高,生产效率就高。单位产品生产的绝对劳动时间消耗就少。

(二)大卫·李嘉图(David·Richado)的比较优势理论

1.历史背景

19世纪初期.英国工业革命迅速发展.使当时英国成了“世界工厂”.但地主贵族阶级在政治生活中还起着重要作用。1815年,英国政府为维护地主贵族阶级的利益而修订了《谷物法》,引起英国粮价上涨,地租猛增。地主贵族显著获利。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却严重受损。粮价昂贵迫使工人工资提高,商品成本提高,利润减少,削弱了工业品的竞争能力。出于发展资本、提高利润的需要.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废除《谷物法》,与地主贵族阶级展开了激烈斗争。Ricardo在1817年出版的代表作{PrineiPlesofPo1iticalEcon—omvandTaxation}中提出了以自由贸易为前提的“比较成本论”.这种更加一般化的国际贸易理论将自由贸易置于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奠定了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基石.也为工业资产阶级提供了理论武器。

2.基本观点和理论逻辑

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Smith认为由于自然禀赋和后天有利条件不同.各国均有一种产品生产成本低于他国而具有绝对优势.按绝对优势原则进行分工和交换,各国均可获益。Ricardo发展了Smith的观点.认为决定两国能否进行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基础不是绝对成本的差别.而是比较成本的差别。在“2~2~1”的国际环境中。即使其中一个国家在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处于绝对成本劣势.另一个国家在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处于绝对成本优势.两国照样可以进行国际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只要双方各自选择自己比较成本低的产品进行专业化分工并尽力扩大生产、加强出口贸易,同样可以保证贸易双方的互惠互利。

Ricardo在“论对外贸易”一章中举了一个通俗的例子:“如果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外一个人强一些.不过制帽时只强1/5或20%,而制鞋时则强1/3或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岂不是对双方都有利吗?”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其理论前提假设是各国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从而也就暗含着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这才是形成比较成本优势的基础。所谓比较成本.是指将本国不同产品成本的比率与国外同类产品的成本比率进行比较.即不同国家的成本比率的比较。只要成本的比率存在差异。不同国家应按“两利取重。两害取轻”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分工.这样两国之问就能够进行相互交换。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

二、全面客观地评价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1.绝对优势理论的评价

该理论可以看成是解释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最早的理论.它第一次用劳动价值论说明国际贸易的利益和基础.为互惠互利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绝对优势理论倡导自由贸易,因此,它是反对重商主义的锐利武器,加速了近代工业的发展。该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说明国际贸易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折射出了国际交往活动中的“双赢”思想。

其主要理论缺陷是在确定从事国际贸易的绝对优势时.要将本国某种产品的成本与国外同样产品的成本直接进行比较,以成本的绝对高低来决定进出口。这样的比较会使那些在所有产品的生产成本上都处于劣势的国家无法参与国际贸易。另外。该理论未考虑需求因素.无法说明均衡价格如何确定。因而就无法解释国际贸易的收益分配问题。

2.比较优势理论的评价

比较优势理论继承了绝对优势理论的科学成分。如劳动价值论、专业化分工、自由贸易等,更为重要的是用比较成本概念代替了绝对成本概念。使自由贸易政策有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当时自由贸易政策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比较优势理论还解决了国际贸易中的两个最基本问题:第一,指出了国际贸易的广泛基础.即任何类型的国家都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可能性.这也是比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进步的地方。第二,提出了国际交换的特殊原则。比较成本是一种独特的比较选择方式.不是将本国某种商品的成本与国外同样商品成本进行直接的比较.而是将不同产品成本的比率进行比较。

篇7

(一)迅速回升的全球贸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在WTO正式成立后的十年内,如果按照货物出口总额进行统计,那么国际货物贸易总额从1995年的51610亿美元增长到了2004年的91240亿美元,总计增幅近77%,年平均增长率达6154%。其中只有1998年和2001年各比上一年略有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不大,分别只有115%和319%。其余年份均有3%以上的增长幅度,其中上涨10%以上的年度有4个。在原油商品价格持续高涨和电子产品出口复苏的带动下,2003年和2004年的增幅更是创了历史新高,其中2003年比2002年增加了1519%,2004年比2003年增长21%。即使扣除了物价和汇率因素,2004年世界贸易量的增长也达到了9%。自2000年至2004年,世界GDP从32万亿美元的水平增长到40万亿美元的水平,总计增幅为25%左右,年平均增长率低于国际货物贸易的年增长率。②

(二)外国直接投资复苏和持续高涨,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持久活力

按照实际吸引外国投资金额来计算,1998年世界跨国直接投资额为690911亿美元,1999年猛增到1086715亿美元,比1998年增长近5713%,2000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2717%,达到了1387915亿的规模。由于受“911”事件等影响,2001年至2003年世界各国对外投资总额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2004年开始,世界跨国直接投资又出现恢复性增长,比上一年上升了9%左右。③

不过近年来,跨国直接投资开始呈现出两大变化,其中第一大变化是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成为资本输出国;第二大变化则是第三产业成为跨国直接投资新的领域。上述两大变化业已对传统的国际经济法提出新的课题。

(三)随着自由贸易区的蓬勃发展,世界经济的区域一体化和国家集团化进程呈现加速态势在过去的十年间,跨地区的经济贸易发展迅猛,双边和多边的区域贸易安排和协定数量激增,并且重叠交错,这已经成为国际经贸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截至2004年底,向GATTPWTO申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已接近300个,其中依然有效的200个左右。不仅如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势头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所拓展,例如2004年5月1日,欧盟成员国从15个增加到25个,占世界贸易总值的20%;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所覆盖的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国,区内贸易数额也很可观。此外,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美国主导下,于1994年商定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预计今年可完成谈判,届时将正式建成这一包括34个国家、8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④根据统计,目前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是在这些自由贸易区内发生的。到2007年底,全球贸易体系将被300多个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所分割,出现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⑤

另外,伴随着全球贸易规模的扩大,发展不平衡问题难以避免,贸易摩擦日益增多。

二、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动向

(一)包括国际商法在内的国际经济法的统一趋势明显加强

国际经济法统一趋势的表现之一,就是处理各种国际经贸关系的国际公约不仅数量日益增多、作用日益增强,而且各国规制市场方面的经济立法出现趋同现象,在这方面,以WTO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是效果最为显著的实体法统一化的突出范例;表现之二,就是作为相关国际经济法(特别是国际商法)主要法律渊源的现存条约或公约的参加国的数目大幅增加。

各国商事立法和其它经济立法之所以会出现统一,主要原因是:其一,以WTO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在促进各国和各地区的实体法的统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效果最为显著;其二,正在日益走向经贸一体化的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又把自由贸易区区内各国大量的经济法和商法进一步推向统一;其三,在国际公约、WTO协定和NAFTA的约束下,各国的商法和经济法出现趋同的迹象。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内商事立法和其它经济立法正在向国际经贸惯例靠拢,也导致了各国法律的统一化运动日益向纵深方向发展。[论\文\网LunWenNet\Com]

(二)国际经济立法与其它各领域立法的关系日益密切,出现了联结和互动趋势

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使得各个领域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逐步取得了功能上的整合,与此同时,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与环境、外交、卫生、社会等领域法律制度的联结日趋紧密。国内有学者将这一趋势称为“国际经济立法的一体化”。⑥鉴于对这一说法仍有争议,笔者暂时将上述趋势称为“国际经济法的互动和联结”趋势。

根据美国学者达维德·W·利伯隆的划分,国际经济立法联结主要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规范性挂钩”;二是“策略性挂钩”。

所谓的“规范性挂钩”,指的是基于其各自调整对象和法律原则本身的关联性或适用结果的牵连性导致的不同领域的国际法律的互相挂钩。例如,反倾销、补贴和反补贴、保障措施、原产地规则、进出口许可证、技术壁垒、检验和检疫措施、纺织品贸易、海关估价等协定本身所调整的对象各不相同,但是由于他们都是国际货物贸易的法律规则,所以被纳入WTO多边贸易的第一层面的法律规则。以国际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宗旨的世界贸易组织正是基于这一点,运用诸如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透明度、互惠等共同的法律原则将其连接成国际贸易法的一个整体。又如,投资领域的国际法律制度发展比较慢,而且投资与贸易本来是两种不同的行为,但是为了贸易自由化原则的充分贯彻,WTO将其连接起来,制定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这就是将投资法与贸易法挂钩的生动实例之一。

所谓“策略性挂钩”,是指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出于谈判策略的考虑,交换投票权而形成的各领域的国际经济法挂钩。例如,一些国家在A领域具有优势,希望在某一领域签订一份对其有利的国际协定;但是另一些国家在B领域具有优势,希望在该领域签订一份对其有利的国际协定;如果单独在AB领域谈判,可能永远不会有谈判结果,因为凡是前者同意的后者就反对。在此种情形下,如果将AB两个领域合在一起进行一揽子的谈判,双方妥协的可能性较大,于是AB两个领域的协定或条款,就顺理成章地出现在同一国际组织制定的协定体系中,甚至被写进同一个协定之中,而且此种情形并不少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旨在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WTO《知识产权保护协定》与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纺织品协定》二者共存于WTO体制之内。

(三)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融合日趋加深,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众所周知,作为国际经济法主要渊源的国际条约,其制定一般是由几个主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谈判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某一国家(地区)或集团的谈判实力越强,谈判技巧越高,其国内法律或域内法律对国际法的影响就越大,同时在另一方面,国际法一旦成型,它又会对成员的国内法或域内法产生反作用。

例如,无论是GATT的《反倾销守则》还是WTO《1994年反倾销协定》,都是以欧美的反倾销法(特别是欧共体的反倾销基本条例)为蓝本而制定的,都吸收了美国和欧盟大量的国内立法经验。最为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WTO反倾销协定直接借鉴了欧盟推算价值计算中期间费用(SG&A)和利润率的计算规则,使正常价值的计算更为详细和合理。再比如,WTO《1994年反倾销协定》就是在借鉴了美国贸易法中关于损害威胁确定因素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反倾销调查中的关于产业损害调查规则。但是反过来,在1995年,美国和欧盟又根据WTO《1994年反倾销协定》调整了其反倾销法的内容,美国不仅改变了旧法中关于正常价值等一些独特的术语,而且取消了旧法中关于推算正常价值的公式中期间费用和利润率的比例;欧盟不仅仿效WTO反倾销法与反补贴协定分开立法的体例,改变了1988年理事会基本条例将反倾销与反补贴两种调查合为一体的立法模式,而且明确限定了反倾销调查的时限。经过上述作用与反作用之后,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现在如果再将欧美反倾销法的条款与WTO反倾销协定的条款拆开放在一起,已经很难分辨出哪些是欧美国内法的条款,哪些是国际反倾销协定的条款。

从两大法系国内货物买卖法和合同法对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1994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影响,到《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马德里条约》对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反作用,所有例子都显示了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轨迹,那就是: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发展正呈现出日趋融合的迹象,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四)国际经济法律规则越来越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权威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国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只有遵守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其基本的国家经济利益才能得到维护、巩固和发展,因此,国际经济法的规则更具有了权威性和生命力。

(五)国际经济法立法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一些私人国际机构在全球规则制定方面的作用日益扩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际经济立法的主体日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除了传统的国家、国际组织之外,一些私人组织日益参与到国际经济法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这一现象引起了一些国际知名学者的关注,著名欧盟法专家施奈德(Snyder)教授就将这一趋势视为国际经济法和欧盟法的一个新动向。根据该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观察,至少三类私人组织对国际经济立法产生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是跨国公司对国际经济法规则制定的影响。众所周知,跨国公司为实施全球经济扩张战略,在其全球生产、销售、管理等各个环节均制定了统一的内部规则和标准。同一个跨国公司在其全球范围内的分支机构建立的同一的产品质量标准、操作流程、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员工守则以及其在对外签约时广泛采用的标准合同,正在影响着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国际经济法的立法进程。这些规则虽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其实际效果和执行力度是有目共睹的。

其次是在跨国公司推动下成立的非政府组织,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会计标准化委员会(IASO)等。其中,IASO目前在世界上112个国家中设立了153个专业会计机构,其职能是制定和批准国际会计标准和准则。尽管IASO标准在法律上并不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尽管各公司名义上仍然可以按照各国的会计准则自主聘请会计师事物所编制各种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但是在实际上,如果公司财务报表不符合所谓的“公认会计原则(GAAP)”,那么其在全球的股票发行和筹资行为就会遇到困难。最后是一些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的有力推动下,一些多国公司迅速行动起来,建立了旨在为保护国际环境生态协调服务的私人网络组织,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国际社会环保鉴定和标签联盟,包含了七个国际环境网络,赢得了广泛的公众社会支持,其制定的认证和签证规则业已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标准。

(六)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渊源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其中,作为新法律种类的“软规则”的出现和发展十分引人注目

正如经济影响和文化渗透能力被称为“软实力”一样,包括施奈德教授在内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们将上述传统国家和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之外的私人组织制定的事实上在全球通行的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称之为“软法律”。出于避免歧义的目的,我们觉得或许“软规则”的提法可能更为适当。根据施奈德教授的观点和我们的理解“,软规则”原则上虽然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却由于具有广泛的实用有时也能产生切实的法律上的效果,其贯彻落实的效果甚至比硬规则还要有效。这些规则不仅为国际企业和律师所熟悉,而且以国际行为准则之形式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活动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硬性法律规则相比,软性法律规则有着交易成本上的优势,通常更加易于适用于一些不确定的情况和要求作出妥协的情形。⑦

(七)国际经济法对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的缩小所起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但是这一问题已经开始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冲击着各个国家和地区,以WTO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仍在加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人们在统计数字中惊讶地发现,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16亿最贫穷的人口的收入总和。⑧另外,国际贸易法律领域内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据分析,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贸易壁垒其实是针对包括最贫穷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设置的,贫穷国家向富国出口时所遇到的保护主义,平均要比富裕国家相互之间出口时遇到的壁垒高出好几倍。

之所以会产生上述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资源配置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在国际较量和博弈中往往缺少谈判实力和筹码;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国家综合实力的制约,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从事国际谈判的资源、能力和专业谈判人才及其谈判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方面均处于比较匮乏的状态。上述这两个因素使其在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订方面必然处于劣势,只能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现行的国际补贴和反补贴制度。众所周知,发达国家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较发达,无须政府补贴就可以使其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在农业方面则处于劣势。为了在国际贸易中使其农产品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为了巩固农业在各国的基础地位,更主要的是为了吸引人数较多的农民选票,所以尽管其在农业科技和投资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西方发达国家仍普遍对农业和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给予政府补贴。而发展中国家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在农业方面无须政府补贴就具有一定的优势和竞争力,但是其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则处于劣势,为了在国际贸易中使其产品具有竞争力,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对某些制造业及其出口给予政府补贴的现象。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政府补贴行为,但两类国家实施的统一性质的政府补贴行为所遭遇的命运却迥然不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目前的WTO补贴和反补贴法律制度中,发达国家大量使用的农产品补贴受到WTO《农业协定》例外规则的保护,长期处于逍遥法外的状态;但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经常采用的工业产品补贴,则随时可能遭到发达国家反补贴和反倾销“大棒”的肆意打压。这样的法律制度安排,不仅恰似雪上加霜般地使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由于技术落后而遭受的不利境地更加严峻,而且使发展中国家成员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的优势根本无法发挥,甚至被抵消殆尽。两类WTO成员实施的政府补贴的命运如此迥然不同,导致此种差异的法律制度之不公平性由此可见。在这样不公平的国际政治、法律和经济格局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又怎能不日趋扩大?而一个贫富严重分化的世界,是谈不上和谐的,也是不得安宁的。因此,尽管全球化浪潮滚滚而来,但是建立和谐国际社会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本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发展趋势

篇8

2010年5月,本刊就“中国经济全球化”的问题访问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并邀请国内相关专家召开了座谈会,对中国未来的全球化道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思索。

中国的全球化,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一个命题

在全球经济形势如此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各方经济势力都极度关注的一股新兴力量。中国想要融入由西方国家建立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想要在全球塑造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并进一步的拥有国际事务的主导权,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积极主动的经济全球化。

中国想要取得国际社会的话语权,除了继续改革开放,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外,还要通过与各种国际组织接轨,慢慢进入到西方国家建立的体系内。这就造成了改变原有权力分配结构的可能性,势必要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强大的同时,要面对如此频繁的贸易摩擦与争端。目前,虽然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的第三大股东,并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增加等,但这只是增加了中国的国际责任,相应的领导权却还是没有明显增长。在领导权相对薄弱,而所需承担的国际责任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为美国维护全球秩序的成本开具支票而已。

中国作为现有格局的受益者与改变者,更应该珍惜这个规则,应该说中国在遵守这个规则、维护这个规则的情况下,巧妙的改变规则,为中国迎来一个长远的、有利的发展空间。所以说,中国的全球化,用什么样的机制走出去,构建什么样的机制保护自己的利益是我们亟待思考的问题,这仅仅依靠中国与一些国家政府间的商谈是无法取得切实保障的。从英国到美国,他们的海外扩张与全球化都是有庞大的国内机制在做支撑,中国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全球化机制,并且切实地拿出资金来做研究,如何在国际上争取到话语权,只有这样,中国的全球化才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

建立中国自己的供应链体系是全球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供应链的概念最早出现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而形成全球分工模式,该概念愈发受到重视了。完整来讲,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简单来讲,就是始于供应的源点,结束于消费的终点的一个增值过程。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一的出口大国,加工贸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也通过加工贸易被动的参与到了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但加工贸易却是整条供应链中附加值最低的一部分,高附加值的研发与营销都在国外,形成了中国“两头在外”的出口模式,即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微笑曲线”的最低点。同时,加工贸易也是中国顺差的主要来源,直接造成了中围因顺差过大的问题饱受国际指责,与美国争端频起。

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市场行情低迷,东南亚的新兴国家以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吸引着国际制造业的转移,同时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以及目前中国东南各省纷纷上调的最低工资,使本就薄利的加工贸易越发的生存艰难,我们甚至担心第二次中小企业倒闭潮的发生。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促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决心是坚定的。2009年中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1.2%,2008年这个数字为41.1%,比2007年少了4.2个百分点。在近几年中国加工贸易占总贸易比重呈下降趋势的同时,商务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方案》也正在酝酿当中,同时中西部各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计划也纷纷上马。令人担忧的是,这一波由东到西的产业转移是否真的如我们所愿。在中国制造业成本低廉、物流业却相对成本过高的情况下,中西部可以顺利承接加工贸易、释放当地劳动力优势吗?东部又如何面对产业转移过程中的阵痛?或者外资企业并不愿意深入中国腹地,与其额外增加一部分运输成本,不如重新寻找更加低廉、方便的代工者,如沿海的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中国的损失将是巨大的,要知道目前在中国境内的29万家外资企业为中国提供了4500万至5000万个就业岗位。

或者我们应该保有一定的信心,正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在6月12日的新闻会上所说,中国目前吸引外资的优势已经不是低成本的劳动力了,而是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与法律法规政策,中国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完善的上、下游配套产品,与中国不断提高的受教育人才数量。或许我们可以乐观地估计,中国已经在缓慢地向人才红利过渡了。

建立中国自己的供应链体系已经刻不容缓。中国近一半的出口产品都是为外资的供应链提供销往全球的产品,在经济繁荣时这是一件互利的事,中国出口成本下降,外资也拥有低廉的产品供应。但是当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国外市场需求下降,没有外资的供应链,中国的产品就无法走出国门,这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遏制了中国出口的咽喉。更为可怕的是,中国国内市场上比较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也掌握在外资手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国内经营最好的超市是外资的加乐福与沃尔玛。

简而言之,对外,中国没有自己的供应链体系把我们的产品出口到主流欧美市场;对内,中国也没有自己供应链体系将产品销到全国,更不用说进口国外的高科技产品。在中国提倡减顺差、增进口的时期,高交易成本的进口产品老百姓如何消费得起?最为重要的是,对中国本土市场的把握,中国企业无论如何也应该走在外资企业的前面。

要想建立中国自己的供应链,势必要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

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日本的跨国公司开始崛起,如丰田、三菱、精工表等;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韩国的跨国公司开始起飞,如三星、LG等;2008年中国奥运会,到目前为止中国貌似还没有形成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虽然中国确有几家公司进入世界500强名单,但都是国有垄断性企业,是人为组合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不能建立以跨国公司为核心,集研发、制造和销售网络为一体的供应链,那中国只能以提供劳动力的模式被动地参与全球化。

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同样也要从全球供膻链体系着手。向供应链的上游发展,进入研发设计领域,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与独特产品,甚至产品细化,针对全球不同的市场需求而设计出不同的产品。这是需要大笔资金投入的,例如微软每年要拿出利润的一半进行研发,而位

居全球第一的中国家电行业,研发投入却仅占利润的3%。同时向供应链的下游发展,进入销售和服务领域也同样重要,在全球各个市场建立起自己的销售、流通网络,这个全球市场当然包括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

要有服务于全球的概念,自然要满足全球不同市场的多样需求,中国在培育跨国公司的时候就要避免一味追求规模与项目的巨大化。比如中石油目前会从日本进口一些数目较小、种类较多的专项材料,并不是中石油自己不能生产,而是设备过于巨大,一次性运转的成本让公司无法负担。而日本的跨国公司发展较完善,让中小企业也充分参与到其主导的供应链体系中,并且面向全球接受订单。这样既可以满足各个国家零散的、小额的需求,同时也可以使日本的中小企业追逐全球需求总量上的规模效应。这是中国在建设自己的供应链体系时可以借鉴的经验。

构建中国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也是全球化的一种有效路径

在全球化的舞台上,多边机制确是融入世界秩序的重要一环,但是通过协议固定下来的双边经济机制则更为可靠,更具可操作性和时效性。从WTO多哈回合受阻开始,全球就掀起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国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构建始于2001年,到目前为止签署了9个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的协定有5个,涉及5大洲30个国家和地区,成果还是显著的。

构建中国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的意义有三,一是通过法律固定中国的双边经济利益,二是通过自由贸易协定规避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三是在各大洲建立中国的轴心国家,实现中国布局全球的战略意义。如果将双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挥到极致,也就是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的重要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从理论上来讲就是无限接近于全球化。

篇9

关键词:自贸区;改革;制度创新

一、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自贸区)作为经济推动力的例子比比皆是。放眼世界来看,北美自贸区于1992年就宣布成立,使得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国货物流通自由化并减免关税,藉以消除贸易壁垒。欧盟实质上是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同时也是一个自贸区,使得欧盟商品、资本和人员都可以自由流通,促使欧盟的经济增长速度快速提高。同样有名的还有巴拿马科隆自贸区,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但是上海自贸区与传统意义上的自贸区有些许区别。可以说上海自贸区肩负着金融制度、贸易、海关管理和航运等多方面的变革需求。上海自贸区是在前身保税区的基础上设立的,国务院于13年批准设立的时候包含了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其中外高桥保税区设立于1990年,总规划面积为10平方公里,是全国的保税区中经济体量最大的。在外高桥保税区中,货物可以与境外自由出入,免征关税,手续简单。外高桥保税区南面地块还规划了三个专业园区,包含机床、医药和金融。而现今上海自贸区范围已扩大到陆家嘴金融中心、张江高科技园区和金桥出口加工区。

二、上海自贸区的意义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是为了使得原有的综合保税区的功能能够适应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发展。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对外开放,而自贸区适合积极探索经贸以及管理模式的创新,正是一个构建与他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

整个国际贸易形势在迅猛变化中,中国要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竞争力,也势必需要这样一个平台来探讨进一步改革,以促进投资、航运和贸易的发展。并由上海地区逐步向周边辐射,进而扩大到全国各地。

三、上海自贸区推动的制度创新

上海自贸区是为了能探索出能在全国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因此上海自贸区非常注重改革,目前主要通过探索进行的创新有几个方面。

(一)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在深化改革政府管理方面,配合国际化的管理方式,由注重事先审批开始转为注重事后监管。并且建立一口受理、综合审批和高效运作的服务模式。实现高效监管,大大加快过关速度。逐步完善网络管理平台和协同管理机制。

(二)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

逐步扩大第三产业开放程度,采取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只要不在清单内都属于可以采用的范围。并且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优化登记流程。以此促进吸引投资的改革。同时也改革境内对外投资的方式,优化对外投资服务。

(三)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

借由上海自贸区的便利,充分发挥上海的地域优势,吸引跨国公司在上海建立亚太地区的总部,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采取各项措施,进一步推动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支持发展离岸业务,鼓励设立第三方检验鉴定机构,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提升我国的外贸竞争优势。

(四)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

金融改革是上海自贸区的重点之一,而需在自贸区内率先探索的有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和离岸金融中心等等。

自贸区是高度开放的经济特区,可以与国际市场自由的联通,既有国内资本参与也有国外资本参与。因此可使区内的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参与度提高,由其自由浮动。但这势必也会带来风险,因此有些专家不赞成在自贸区实施利率市场化。不过自贸区可以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探索很多技术层面的问题,并且全面放开存款利率比在试点推进利率市场化风险大很多。在自贸区内会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大规模开展人民币离岸业务,在这开办的过程中会形成能够反映市场供求情况的均衡汇率水平。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是相互关联的。但资本项目开放需要特别谨慎,若汇率市场化到位则有利于促进资本项目的开放。

目前,伦敦、纽约和香港是世界上三大离岸金融中心。上海自贸区也可以打造具有自己特色的离岸金融中心,深化亚太资金结算中心建设,打造全球资金的投资融资平台。

(五)完善法制、监管和税收制度保障

加快形成符合试验区发展需要的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配合相关情况,按规定程序办理,建立与试点要求相适应的试验区管理制度。上海自贸区在做好监管和风险防范方面也在加大力度。在简化监管程序的同时也在强化监管效力。推进实施“一线放开”的监管服务模式,简化国际中转、集拼和分拨等业务在自贸区的进出境手续,创新监管技术和方法。同时实施“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监管服务模式。加快完善各部门配合的一体化监管方式。

而在税收制度保障方面,探索促进投资、促进贸易的税收制度,完善适应境外股权投资和离岸业务发展的税收政策。

四、上海自贸区对周边城市的影响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不仅是短时间内的贸易和投资的增长,而且对周边城市有着溢出效应。在鉴定深化改革的基础上,上海自贸区所取得的制度创新成果,可以让周边城市复制借鉴,吸收改革政策的溢出效应,推动经济发展。

并且上海自贸区使得周边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降低,可以更方便地获得国际资本和国际技术等资源,能更好地促进周边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可以说由于区域优势率先借助到上海自贸区的便利,更加便利地接触到了国际市场。这有利于其拓展海外市场,引进海外资金和海外先进技术,扩大对外贸易。

但另一面上海自贸区也会给周边城市带来一些压力。由于自贸区的政策优惠和便利,吸引了跨国企业设立在上海自贸区内,而周边城市的外贸进入则有了压力。同时,自贸区的政策优势也使得上海对周边城市的企业、人才和资金的吸引力加大。

周边城市在对接上海自贸区时理应密切关注相关政策,针对国内产业转移应做好承接准备,在各方面因素影响下,上海制造业会逐步向周边城市转移。充分利用上海自贸区的带动作用,制定相关发展政策。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可谓意义深远,一方面是为了主动适应全球化经济的浪潮,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是我国经济的进一步深化改革,作为一个试验点来激发新的经济活力,促进改革。并且在我国相对封闭的金融市场上,上海自贸区可以大有作为,可以刺激目前国内较为僵化的金融市场,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总的来看,上海自贸区将促进贸易和投资都更为便利与自由,并会将这种影响逐渐扩大至全国。(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笪志刚.中国自贸区战略面临新风险、新挑战与有效路径选择[J].对外经贸,2013(1):1―3.

[2] 孙占芳.北美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J].特区经济,2008(3):22―24.

篇10

一、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含义

所谓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称为自由贸易区。FTA的传统含义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最近几年的FTA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这种广义的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规则中,将FTA(缔约国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以及关税同盟(FTA+对非缔约国实行统一关税)称为“地区贸易协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别区别说明之处外,都包括关税同盟和具有更广泛内容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在内)。

FTA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被纳入WTO法律框架之内的GATT第24条和根据乌拉圭回合确定的GATS第5条。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FTA是依据GATT/WTO的“授权条款”建立的。根据WTO规则,FTA在并不提高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所有贸易障碍和全部谈判10年内完成等三个条件下,可以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针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有所提高,则视为违反WTO规则。根据“授权条款”建立的FTA则可以享受区别于一般FTA的更为宽松的特殊安排。

关于FTA与WTO所倡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是一种互补、互动关系,不违背WTO规则的区域贸易安排有利于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为成员国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二是可以弥补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空白和缺陷,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三是有助于减少多边贸易谈判的层次、提高WTO机制的运作效率;四是对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形成牵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出申请的FTA已经达到了143个。WTO的144个成员中,绝大多数成员都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FTA,而没有同任何国家(地区)缔结FTA的WTO成员,2001年底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但是到了2002年底时,这一数字又有所减少。目前世界上的众多FTA中,经济规模最大,区域内发达国家成员最多。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联盟(EU)。不仅如此,一个在NAFTA基础上扩展成为覆盖整个美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已经开始启动,EU的东扩也在加紧进行。

东亚地区在建立FTA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不但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主要经济大国没有同任何经济体建立FTA,就连早在1992年就开始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也仅仅限于根据“授权条款”形成了一种并不彻底的自由贸易安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年才有所改变。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JSEPA)”,成为日本的第一个FTA。韩国与智利之间在经过长达4年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2年10月达成关于建立双边FTA关系的一致意见。中国与东盟之间也在2001年11月“10+3”会议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于2002年11月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揽子框架协议,正式确定了10年内建立FTA的目标。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各国的行动也明显加快。

在中日韩三国中,日本的FTA行动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边。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完成了由单纯重视WTO多边合作向重视发展双边FTA关系的战略转变。主要目的在于顺应世界潮流,通过对外经济制度创新打破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地区合作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在这种政策主导下,短短几年时间,日本不但已经完成有史以来的第一个FTA(JSEPA),而且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墨西哥、智利、韩国等国家之间的FTA研究与磋商,甚至由民间机构出面启动了与台湾的双边FTA研究。由于农产品贸易等问题的影响,日本的FTA政策面临着国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为了避免激化国内矛盾,日本政府选择了一些能够回避敏感领域的对象,优先进行双边FTA谈判。从日本目前的FTA战略(参见“日本的FTA战略”(日本外务省经济局;日本外务省网页:go.jp)来看,并未将建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FTA列入优先考虑范围。

韩国实际上是东亚地区最早倡议加强区域内各国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战略构想的国家之一,并在1998年与智利开始进行建立双边FTA的政府谈判,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韩国在建立FTA方面的实质进展已经落后于日本和中国,与智利的谈判曾一度中断,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许多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国内来自农业等产业部门的反对比较强烈,政府不得不对这些压力有所顾虑。实际上对于韩国而言,在东亚范围内建立FTA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希望通过引导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进程,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处于中间发展水平的国内产业受到日本高技术产业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夹击”。因此,今后韩国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个变数。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强大压力,为了维持自身的长远利益,韩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实际的FTA政策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东南亚各国在建立FTA方面表现十分活跃。东盟一方面作为一个地区联盟,与一些国家就建立FTA问题进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分别寻求与区域外其他国家建立双边FTA的机会。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东盟10国与日本于2002年签署框架协议,决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内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问题进行磋商;同时鼓励东盟成员分别与日本就双边FTA进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与日本的FTA(JSEPA)已经正式生效之外,泰国、菲律宾等国与日本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双边FTA的研究和磋商。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为积极的FTA战略,

已经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盟、美国(2003年5月6日,经过两年的谈判之后,美国和新加坡在华盛顿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预计这一协定将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推进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之间的FTA谈判。

三、我国的FTA实践与国际经验比较

我国自从在2000年的“10+1”会议期间向东盟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FTA的建议以来,在推进双边FTA关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促进东亚地区的制度性合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双方就正式启动FTA程序达成共识,决定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随后经过多轮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签署了框架协议,就早期收获项目和不同东盟成员的关税减让时间表达成一致。如果双边谈判能够如期完成,将以高达17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和1.3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规模成为世界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目前中国内地与香港作为两个关税区之间的“更紧密经济合作伙伴协定(CEP)”磋商也在进行之中。

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我国在FTA领域的一个新的实践,也是“入世”之后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加强与东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周边区域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长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意义。但是我国的FTA尝试还仅仅是开始,与其他地区和日本、东南亚的FTA战略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和问题。首先,按照一般经验,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成员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与其覆盖范围成正比,但是成员主体越多达成完全一致的难度同样会明显加大。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许多问题上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多边谈判的“瓶颈”。即使能够按期完成谈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围只有可能成为各方承诺范围的“公约数”,从而使FTA的本来意义大打折扣。因此,许多国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难”的方式,首先从双边谈判开始。我国与东盟整体的FTA谈判,在缺乏实践经验和同时面对10个谈判对象的条件下,如果要取得预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当多的让步。日本在与东盟建立FTA关系时采取了多边与双边并进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多边形成的一揽子框架协议,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关系方面取得共识,将希望加强合作的领域全部囊括其中,为适度选择合作内容、方式和时间表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在多边框架协议内事先写入鼓励双边合作的内容,为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优先顺序,推进双边FTA磋商铺平了道路。实际上日本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之间的双边进程已经明显领先于多边,最终日本的获益将可能是各个双边FTA获益的“叠加(并集)”,而不是“公约数(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贸易区相关理论,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作用,如果与经济效率高的成员建立FTA,则通过区域内贸易投资活动的扩大,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但如果与效率比较低的国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资替代区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建立FTA,虽然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更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发展中成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得到更大市场空间,并且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投资,有助于区域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升级。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并与欧盟签署FTA协定以来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良好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新加坡和东南亚主要国家急于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样在于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有利于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吸收合作伙伴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达到优势互补和双方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选择FTA对象和确定不同组合的优先顺序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各国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来选择谈判对象的。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对方农产品可能对本国农业带来的压力,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影响;选择墨西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企业产品进入墨西哥市场时与欧美企业相比的不利条件,并利用墨西哥作为NAFTA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了FTA协定的有利条件,为日本在墨西哥投资企业产品无障碍进入欧美市场创造条件;选择韩国作为下一个伙伴则主要为了发挥贸易和技术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遏制中国的影响,在地区事务中掌握主导权。韩国选择智利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一是由于有意选择一个较小经济体进行FTA方面的尝试;二是韩国与智利季节相反,智利农产品不会对韩国同类产品构成直接威胁;三是由于智利作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使得韩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韩国企业在智利市场与欧美企业竞争时蒙受损失;四是为了发挥自身汽车等工业制成品的优势,开拓新的市场。东盟与中、日、韩以及美国等分别建立FTA,除了有利于东盟产品进入这些世界主要市场以扩大对外贸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为零关税连接各主要市场的生产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国直接投资、获取更多资本要素。我国目前除了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香港地区之间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长远发展需要的区域多边和双边制度性合作战略与优先安排顺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于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作用的足够认识,没有建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国家战略应对体制。

四、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FTA对区域内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由于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对各成员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类是指缔结FTA之后,由于区域内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本积累增加,导致各成员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果。二者也分别被称为静态效果和动态效果。

静态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是所谓“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最早提出这些观点的是美国经济学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经就关税同盟对贸易的影响进行过研究)。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贸易限制取消,导致本国内高成本产品被区域内其他成员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过去受到对方数量和高关税限制的本国低成本商品出口扩大,从而给区域内进出口双方带来更多贸易机会和经济利益。长期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其中一些经济体仍然保持了较高关税水平,许多产品的贸易数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倾销等形式的贸易纠纷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对相互贸易增长产生了很大制约,并且无益于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升级。通过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刺激贸易需求增长,使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进一步趋于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的许多比较优势产品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急需、而且在充分竞争条件下无法替代生产产品的进口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而满足国内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正如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贸易机会的增加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域内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被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所取代。目前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远远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达50~60%的水平。这也是各国对区域外经济依赖程度长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与FTA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动态效果主要包括“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前者是指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将产生生产和流通的规模效益,并带来产业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随着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区域内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条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伙伴,加大相互开放的程度,并通过区域市场的统一促进国内竞争。这一点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重要。

对于FTA成员国而言,贸易创造效应、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会带来许多正面影响,但是贸易转移效应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区域内的低效率产品可能会取代非成员的高效率产品。一般来说需要通过吸收高效率成员和扩大区域覆盖范围才有可能防止这一负面影响。

FTA对吸收直接投资也会产生积极作用。一是因为多数情况下FTA协定本身包括了促进相互投资的内容,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本要素流动。二是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来看,随着贸易扩大效应的显现,跨境投资活动也会增加;三是由于区域内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区域外企业在区域内投资生产的产品有利于进入整个区域市场。墨西哥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长期以来,周边地区成为我国吸收FDI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的不同,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将长期存在,尤其是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提供转化为竞争力和现实利益的大量机会。因此,随着FTA的形成,相互之间的投资增长将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FTA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效果是其经济影响的综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过CGE经济模型进行模拟的基础上评估和比较FTA的经济效果。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对各种不同组合FTA效果进行模拟和比较的权威研究成果。本文将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模拟结果(参见(日本)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的选择》2002年)分析FTA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在该项研究中,假定存在6种组合的FTA,分别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韩国、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韩国、⑤日本+新加坡+韩国+东盟+中国、⑥中国+新加坡+东盟。根据模拟结果,在不包括中国的①~④等4种组合中,仅有①组合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0.01个百分点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种组合下中国的GDP增长率会下降或不变。其中④组合下日本的GDP拉动影响可能达到0.18个百分点,是四种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国的GDP会下降0.03个百分点,是四种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时包括日本和中国的⑤组合下,中国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组合⑥中,中国的GDP上升幅度为9.17个百分点,而日本GDP增长率反而可能出现0.05个百分点的下降。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如果中国不加入任何一个FTA,则多数情况下,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出现下降;二是中国加入任何一个FTA都会带来本国GDP增长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FTA区域覆盖范围越大,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效果越明显。其他国家同样符合这些规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估计仅仅是静态分析的结果,并未把投资增长的动态影响效果包括在内。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建立FTA明显有利于我国吸收跨境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增长、技术溢出和结构升级效应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参见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从现实的选择来看,由于FTA谈判的复杂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拟效果并不是判断FTA可行性和经济效果的唯一依据。但至少可以为我们认识与比较不同组合FTA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向、确定我国FTA战略的优先顺序和阶段性目标提供参考。五、我国的FTA战略与阶段性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为了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除了积极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之外,还应当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这样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边缘化”的风险,在地区多边和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从中获益。因此,实施国家FTA战略首先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FTA战略与改革的关系来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之一。根据这一观点,我国应当将逐步建立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型市场体系作为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从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实现区域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就完全有可能为达到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

在本世纪初的前20年中,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与改革需要的FTA战略应当具有以下几个阶段性目标: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和“中国内地——香港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CEP〕”早日生效,以巩固我国在发展FTA实践中的最初成果;二是为了对中国+东盟之间的多边协定形成牵制和互动效果,可同时推进与新加坡、泰国等东盟主要成员的双边FTA磋商;三是积极促成中日韩三国FTA或中日、中韩双边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韩先行建立FTA,使我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陷于被动;四是适时启动我国与其他地区主要伙伴国的双边FTA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的谈判程序;五是对未来更大范围的FTA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和多边磋商。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国家FTA战略实施指导和协调体系

目前我国缺少FTA总体战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统筹组织与协调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行动的有效机制。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签署FTA协定,不仅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制度等许多体制与政策层面的问题,而且需要系统了解选择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地区安全带来的可能影响。为此,外交部门、对外经济关系事务部门和国内产业政策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十分重要。

(二)加强对FTA战略的系统研究

为了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的FTA战略,应组成由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研究队伍,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特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与前景、各种可供选择的FTA方案可能对我国和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步骤。在启动各种多边和双边FTA磋商程序之前,也应由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为政府谈判提供参考。

(三)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在多边与双边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据WTO的相关规则,正式启动的FTA政府谈判必须在10年内完成。因此,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对相互关系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在政府出面进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关各方的权威民间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这样既可以使政府决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时又能够有效利用民间机构的智力资源和研究成果。我国应当借鉴这些经验,鼓励具有国际合作研究能力与经验的民间机构加强和各国相应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并经常保持政府部门与这些机构之间的意见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