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由贸易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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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由贸易试验区;溢出效应;合成控制法;政策评估

我国已进入经济新常态，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顺应国际经贸发展趋势、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2013年9月，我国成立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新一轮改革开放、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有利于培育我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2015年4月，天津、广东、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相继成立，上海自贸试验区也进行扩区。2017年3月31日，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批复成立。新获批的自贸试验区在各省全面铺开，代表自贸试验区建设进入全国试点探索的新阶段。因此，对已有自贸试验区政策进行科学评价，对于自贸试验区未来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自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学术界对自贸试验区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但对自贸试验区运营以来的实施效果进行政策评价的文献相对较少。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选择比较案例研究中的合成控制法，对自贸试验区政策溢出效应进行评估。在对象选择上主要考虑三方面:一是新批准的7个试点省份暂无数据不能评价。二是上海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突出，对其他省份参考意义不大。三是在第二批试点省市中，福建省经济基础相对较弱，政策评估结果对其他省份有较大参考价值。因此，选择福建自贸试验区进行政策评估。

一、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福建自贸试验区挂牌运行以来，在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商事制度改革、贸易便利化、政府职能转变、对台先行先试等方面不断推出创新与开放举措。在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全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于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外资企业设立、变更实行备案制;对于负面清单以内的领域，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精简申报材料，缩短审批时限。在商事制度改革方面，商务、工商、质监、税务全面实行网上“一表申报、一口受理、一照一码、一章审批、一日办结”服务模式，企业设立时限缩短至当天即可完成。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已建成并投入使用，企业通关效率明显提升。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通过简政放权至自贸试验区，企业办事基本实现不出区;通过建立企业年报公示制度、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及市场主体信用信息记录、公开、共享、使用制度和守信激励、失信惩戒联动机制，多渠道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通过建立风险防控清单，牢牢把握行业风险底线。在推进对台先行先试方面，率先实施一批对台创新举措和开放措施，两岸货物、服务、资金、人员要素流动越来越便利。随着福建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红利不断释放，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外商、台商投资踊跃。根据工商企业注册系统数据，2015年4月至2016年5月底，福建自贸试验区共新增内外资企业35456户，注册资本5683.76亿元人民币;根据外资备案系统数据，期间备案设立外资企业1440家，合同外资金额86.69亿美元，其资企业912家，合同台资金额18.2亿美元，分别占外资总量的63.3%、20.95%，台湾居民在自贸试验区注册了222户个体工商户。从新增企业和注册资本两个指标数据可看出，福建自贸试验区自挂牌以来呈爆发式发展态势。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快速发展的同时，其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相关措施，以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政策红利也逐步释放。从图1可知，2012～2015年，福建省季度GDP占全国比重的同比增速处于缓慢增加态势，2016年以后出现一个明显的跳跃过程。这表明福建自贸试验区挂牌一年来，相关试点政策对区域的经济溢出效应开始逐渐显现。下文将用实证分析方法对自贸试验区政策溢出的净效应进行具体测度。

二、自贸试验区政策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合成控制方法对自贸试验区政策溢出净效应的测量，传统比较案例研究方法一般使用双重差分(DID)或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其中，双重差分法要求处置单元与比较单元满足共同趋势假设，否则无法避免政策内生性问题，对比较单元的选择也存在主观性和随意性;倾向得分匹配法要基于条件独立假设(CIA)来建立比较组，即要求在控制协变量情况下政策干预的对象选择是随机分配，由此拟合随机试验来分析政策影响效应，并要求大样本且只能计算政策干预的平均效应。阿巴迪(Abadie)等提出的合成控制法可有效避免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产生的相关问题。［1］［2］［3］合成控制法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对多个比较组对象进行加权，按照政策试点之前的预测变量测算比较组和处置单元的相似性，由此合成一个与处置单元完全类似的控制对象。其优势体现在:(1)透明性，知道比较组对象的权重和相对贡献;(2)比较对象的加权组合要好于单个比较对象选择，由于权重大于等于0，且权重和等于1，还可避免过度外推;(3)不需要知道政策干预效果，依靠数据驱动，避免比较组对象选择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使用该方法进行政策影响评估。［4］［5］［6］因此，可基于Abadie等提出的合成控制法，模拟试点省份不实施该项政策的情况，通过比较研究获得自贸试验区政策溢出净效应。将2015年4月以后的福建省作为处理单元，潜在比较组的选择在其他省级区域(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中寻找，其中上海市、广东省、天津市同期有政策试点，因而排除在比较组外，新批准的7个试点省份在本文分析时间段内不受试点政策的影响，可作为潜在比较组对象。因此，处理单元1个，潜在比较组对象有27个，个体数量共有28个，政策干预时刻T0定为2015年第一季度以后。给定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比［1，T］时期内的结果变量Yit，不失一般性，设处置单元为个体1，其他27个个体为潜在比较组单元。令YJ1t表示有政策试点的个体1在时间t的值，且政策干预时段为［T0+1，T］;YNit表示没有接受政策试点的个体i在时间t的值，其中i∈［2，28］。Abadie等假定Yit由因子模型Yit=δt+θtZi+λtμi+εit给定，设定YJ1t的模型如下:YJ1t=α1tD1t+YN1t=α1tD1t+δt+θtZj+λtμj+εjt，D1t=1t＞T00其他{(1)式(1)中α1t为政策试点效应值，δt为观测不到的时间固定效应，Zj为(r×1)维可观测的不受政策试点影响的协变量，θt为(1×r)维观测不到的参数，λt为(1×F)维不可观测的共同因子，μi为(F×1)维观测不到的地区固定效应，εit为标准误差项。式(1)为估计时变政策试点效应(α1T0+1，…，α1T)提供了一个基础。当t＞T0时，YJ1t就是可以观察的Y1t，而YN1t不可观察，估计α1t就要先估计YN1t，合成控制法的关键就是构造YN1t的反事实变量YN1t^。假定标准化的权重向量W=(ω2，…，ω28)，则每一个W向量值就有一个潜在合成控制变量∑28j=2ω*jYjt与之对应。Abadie等证明，可以找到最优的权重向量W*=(ω*2，…，ω*28)，使∑28j=2ω*jYjt可作为一个近似估计量YN1t^，从而得到α1t的一个估计量:α1t^=YJ1t^－YN1t^=YJ1t^－∑28j=2ω*jYjt，t＞T0(2)

(二)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1.相关变量与数据说明。使用2012年第一季度至2016年第一季度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数据库。为增加样本数量，选用季度数据格式，其中2012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一季度为拟合预测变量时间段。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的结果变量为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真实GDP，并采用T/S法进行季节性调整，记为gdpc_s。真实GDP由现价GDP除以定基比CPI得到，定基比CPI先由月度同比换算成月度环比，再换算成季度环比，最后取2010年为100后算得。预测变量为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地方财政税收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及每10万人口高校平均在校生数。其中，只有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有连续季度数据，其他变量只有每年第四季度累计值。相关预测变量的均值情况见表1，其中“真实福建”指福建省的现实数据，“合成福建”指计算得到的数据。2.合成控制对象的权重。通过合成控制法的计算，表2给出了构成合成福建的权重组合，共选取了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湖南省所占权重最大，为0.533，其他有较大权重的地区依次是青海省、浙江省、北京市，这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加权平均可作为福建省的对照组。

通过表1中真实福建和合成福建的预测变量均值对比看出，真实福建和合成福建的预测变量差距较小，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的差异度为3.79%，其他预测变量的差异度均低于1%，说明合成控制法产生的权重对2015年第一季度之前福建省的特征拟合得很好，该方法适宜用于估计自贸试验区政策的经济溢出效应。3.政策动态效应评估。利用表2中合成控制对象权重，再根据式(2)，就可得到自贸试验区的时变政策试点效应。从表3计算结果可看出，自贸试验区试点以来，福建省实际GDP始终大于合成GDP，表明自贸试验区对福建省经济发展一直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在2015年之前，福建省实际GDP与合成GDP的规模相差40亿元人民币左右，起伏并不大，而到2015年第四季度之后，这一差距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显著大幅上升，说明福建自贸试验区经过一年的平稳运营后，各项政策创新与开放举措的溢出效应已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福建自贸试验区运营一年来，平均每季度GDP的溢出为344.48亿元人民币，季均经济溢出效应达到6.13%。为了更直观地考察自贸试验区政策对福建省经济发展的溢出影响，可计算真实福建与合成福建的GDP及两者的差距，结果见图2、3。2015年第一季度之前，真实福建与合成福建的经济发展拟合程度较高，两者GDP在2015年第一季度后逐步出现差距，且这一差距在2015第四季度后呈现一个跳跃。这说明相对于福建省原有的经济发展水平，自贸试验区政策使福建省的经济规模出现明显提升，且随着自贸试验区相关政策创新与开放举措的逐步实施及在全省的复制拓展，自贸试验区对福建省的经济溢出效应不断增大。事实上，自贸试验区运营进入2016年之后，福建省实际GDP与合成GDP的差距已呈快速扩大态势，表明政策影响已越来越大。

(三)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虽然真实福建与合成福建的GDP存在显著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否由自贸试验区政策造成的，对此需要对相关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合成控制法中的稳健性检验又称安慰剂检验，其思想在于使用合成控制法对福建省以外其他未进行自贸试验区试点的地区进行类似分析，如果得到的其他地区实际GDP与合成GDP之间存在与福建省一样或更大的差距，则说明合成控制法对福建省的分析并没有提供一个自贸试验区试点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溢出效应的证据;相反，如果只有福建省的实际GDP与合成GDP呈现较大差距，则说明合成控制法对福建省的分析提供了一个自贸试验区试点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溢出效应的证据。为检验估计结果是否在统计上显著，可通过迭代法对福建省以外其他27个潜在比较组对象进行安慰剂检验，由此得到类似于统计中秩检验的排序检验方法，这就可以判断是否还有其他省份的实际GDP与合成GDP的差距出现与福建省一样的特征，且其概率是多少，从而得到政策溢出效果是考虑到一些省份的经济特征不能很好地由其他省份的加权平均来合成，对于这些政策试点前期拟合较差的合成控制单元，政策试点后期其实际GDP与合成GDP的差距，也可能是比较组的合成控制单元自身没有拟合好造成的。对此，以福建省为比较对象，对自贸试验区试点之前RMSPE值大于福建省10倍的个体删除，剩下12个省份。

将这12个省份分别作为处置单元，通过迭代使用合成控制法进行估计，得到他们的真实GDP与合成GDP的差距图。由图4可知，2015年政策试点后只有福建省的实际GDP与合成GDP的差距变动最大，受到的政策溢出影响也最大。为避免因选择RMSPE值删除样本带来的人为因素，计算2015年自贸试验区试点之后和之前的RMSPE比值，并考察这一安慰剂检验效果的分布情况。①政策试点之前的RMPSE值越小，表示合成GDP对实际GDP拟合越好;政策试点之后的RMPSE值越大，表示受政策试点影响越大。按照预期，如果福建省的经济发展受到自贸试验区试点很大影响，且这一影响是显著的，那么政策试点之后产生的RMSPE和之前产生的RMSPE的比值应是较大的。通过将所有个体的RMSPE比值描述出来，发现福建省的RMSPE比值为15，而没有其他省份达到该水平(见图5)。这表明在随机排列中，只有1/28，即3.6%的概率会出现和福建省一样高的RMSPE比值，类似于传统统计推断的显著性水平，可以认为福建省的GDP上升在3.6%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

三、结论与启示

利用合成控制法，选择福建自贸试验区，研究相关自贸区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合成控制法的估计结果表明，自贸试验区试点对福建省经济发展始终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在福建自贸试验区运营一年左右出现显著上升。整体看，自贸试验区政策对福建省平均每季度GDP的溢出为344.48亿元，季均经济溢出效应达6.13%。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表明，试点省份的实际GDP与合成GDP拟合差异出现明显变化，证明自贸试验区政策使区域经济发展在改革前后产生显著差别。与原有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自贸试验区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实际GDP要大于没有试点情况下的GDP规模。迭代安慰剂检验也证明，自贸试验区政策使试点省份与未试点省份在经济发展上产生明显区别，试点省份的RMSPE比值最大，证明该试点省份的政策溢出效果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自贸试验区作为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支点和标杆，在投资、贸易、金融、服务业开放等领域的各种制度创新与改革开放政策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在福建省试点运行一年来取得重大成绩，相关制度创新与开放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显著，可以说达到了自贸试验区设立的预期目的。基于福建自贸试验区的政策评估效果，未来要在总结自贸试验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自贸试验区试点范围，加强对更广大地区的辐射作用，以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的政策溢出效应，有效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随着自贸试验区试点范围的不断扩大，对自贸试验区有关改革绩效进行科学评价与考核将成为一项重要工作。本文所提出的合成控制评估方法，基于全国31个省份的整体比较，具体通过采用对多个控制对象加权合成反事实对象的方式，克服了选择控制对象时可能出现的样本选择偏误和政策内生性问题，因此，可以更准确地评估相关政策效果，对自贸试验区政策评估方法有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Abadie，A.andJ.Gardeazabal，“TheEconomicCostsofConflict:ACaseStudyoftheBasqueCountry”，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3(1):113－132.

［2］Abadie，A.，A.DiamondandJ.Hainmueller，“SyntheticControlMethodsforComparativeCaseStudies:stimatingtheEffectofCaliforniasTobaccoControlProgram”，JournaloftheAmericanStatisticalAssociation，2010(409):493－505.

［3］Abadie，A.，A.DiamondandJ.Hainmueller，2011，“ComparativePoliticsandtheSyntheticControlMethod”，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2014(2):495–510.

［4］王贤彬，聂海峰.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10(4):42－53.

［5］刘甲炎，范子英.中国房产税试点的效果评估: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J］.世界经济，2013(11):11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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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农产品自由贸易；农业环境政策；农业“多功能性”

中图分类号：DF9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1)02－0157－04

一、导论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前以及在会上，农业最终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受到了额外关注。农业对生态环境有双重影响，既可能毫无节制地破坏，也可能是保护和改善，反之亦然。这显示了农业的资源性、多功能性、基础性和弱质性。

在自由贸易主导下的环境和风险时代，尽管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已有几百年历史，但由于农业的基础性、弱质性、资源性和多功能性，各国在自然禀赋条件、经济发展阶段、国内市场规模、文化历史传统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差别及各国利益的驱动，农产品贸易问题被视为特殊种类的社会性产品，一直困扰着WTO多边贸易体制。WTO《农业协议》执行的十余年的结果已注明，不仅不能平衡各国的农业利益，反而加深了矛盾和对农业资源和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王传丽等，2008)发达国家的农业高投入――高产出的生产方式，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并对环境造成破坏。但凭借其经济优势、知识和技术优势，将资源和环境问题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以倾销出口换来了优质短缺食物资源。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出口创汇，结果是对资源不合理或低效利用，人为地改变农业生态环境，构成了农业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和对国外粮食的严重依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种种迹象显示自由贸易使进口商品潮水般涌入发展中国家(而它的出口量却丝毫没有增长)，几百万人口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土地。随着生物技术的广泛运用，转基因农产品和转基因种子的进出口，进一步加深了依赖性、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和问题的复杂性。2006年9月29日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审的有关转基因农产品贸易的第一个案件，即“欧共体影响生物技术产品批准销售措施案”。该案使我们认识到，对与没有科学依据证明的转基因农产品，将有可能严重损及人类应有的社会价值(生态环境、维护劳工权利等)。转基因农产品贸易问题是法律问题，还是道德问题?(王传丽，2009)它直接挑战WTO争端解决机制，同时激化了各国间的矛盾。

环境与贸易是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环境法、贸易法也是各国国内法以及国际法的重大法律问题和当今研究的重要主题。农业环境政策问题是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一个特殊环境保护问题。二者的交汇点在哪里?农业自由贸易与农业环境保护两种价值之间的“平衡线”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一个重要题目来探索、研究?在法学话语中，是否存在，或者是否需要创设一个农业“多功能性”概念?并且把它作为一种实现农产品自由贸易与农业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本文在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上述问题，对实现现代农业文明和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二、农业环境政策与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内在关联――农业“多功能性”

(一)农业“多功能性”概念的由来与发展

农业“多功能性”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社会使用较为频繁的一个术语。渊于日本的“稻米文化”，其目的是保护国内稻米市场。199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马斯特里赫召开了国际农业和土地多功能特性会议上，明确农业具有多重目标和功能，包括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需要考虑各国不同情况制定相应政策，确保农业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协调和有机结合。同时强调建立公平的农产品贸易机制以实现多重目标和功能。

WTO《农业协定》在序言中提及，推行农产品自由化，应“顾及到非贸易因素，包括粮食安全和保护环境的需要……”。《农业协定》第20条(c)款还专门指出，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应考虑“非贸易关注”。一般认为“非贸易关注问题”是指那些有悖于WTO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却涉及个人、国家或整个世界的多方面社会福利的现存问题。从广义上来看，非贸易关注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纯粹的农产品自由贸易无法体现和实现农业生产的全部价值，从而导致贸易某一方和利益损失和减少的问题；二是指开展农产品贸易可能引起和影响到的问题。当前农业谈判中讨论的非贸易关注问题其本质上是农业“多功能性”问题。

农业“多功能性”就是农业产业除了具有提供食物和植物纤维等农产品的商品功能外，还能为人类提供环境、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非商品(社会功能、社会价值)。该理论强调农业的社会功能显著性和联合性，具有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特征，市场对之调节的失灵，必有政府政策均衡。(徐崇利，2008)既涉及个人、国家或整个世界的多方面社会福利和社会价值的现存问题，又涉及各国的国家利益。

由于人们对它研究和认识尚有不足，各国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多功能性情况不同，贸易自由化对农业非商品产出的影响也因农产品贸易地位的不同而各异，各国农业环境政策选择是否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是否可以通过与贸易自由化目标并不冲突的方式而得以实现等问题上，各国的立场和政策主张，在很大程度迥然不同。国外对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的态度主要有三种：一是日本、韩国和欧盟积极主张农业谈判要考虑农业多功能性，并坚持利用该理论维护国内农业环境支持政策；二是美国和凯恩斯集团坚决反对把农业多功能性的理念纳入农业谈判；当然，美国对农业也维持着较高的环境补贴支持政策，同时还认为环境标准差异造成的成本差别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享有了不公正的成本优势，这种不公正的成本优势是一种变相的“生态倾销”；三是部分发展中国家不支持将农业多功能性的理念纳入农业谈判，但借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强调农业环境、粮食安全、农民生计和农村发展中的作用。总之，各国对农业社会功能之显著性和联合性的认同程度，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制于其对本国农业利益的考量。

(二)农业的社会环境功能

以资源和生态环境系统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在生产农产品的经济活动中，能够维护或改进资源与环境等生态系统的状态。所以，农业产业既是经济性产业，也是环境性产业。农业环境是农业生产的前提和基础，农业生产既是农业环境的保护者，又是农业环境的破坏者。

农业生产活动提供其他产业所不能够替代的农产品，决定了农业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则随着人类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产出效率的变化而不断地变换。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形成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和后工业经济时

代三个阶段理论。农业经济时代农业产业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充足的农产品，满足人口不断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工业经济时代农业产业的主要功能是不断地提高农产品质量，满足人们提高生活质量的追求；在后工业经济时代，农业产业的主要功能则是改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梁世夫等，2003)即现代“农业文明”时代。

农业社会环境功能的显著性。农产品生产所包含的环境功能是其他产业所无法比拟的。农业积极的社会环境功能(社会正外部性)，主要有保护环境(如稻田具有蓄水防洪的作用等)，维持物种多样性(如一国只生产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农产品，将会造成本国物种单一化的后果)，保留乡村景观等。当然，农业也存在着一些消极的社会环境功能(社会负外部性)，如农产品的超量生产会造成农药污染、土壤流失、物种灭绝(如过度开垦所致)等环境危害。又如，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出口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存在着潜在的严重危害，这种潜在的危害一旦得到证实，对人类及其他物种的影响将远大于一般产品。

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的提出是环境时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支持人类生存与发展功能不断变换的产物，是现代化农业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尽管人们对它研究和认识尚有不足，已演变成为同“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理论一样的分析框架。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是一种以“和谐”为理念，以人为本，能有效平衡不同利益主体的经济与社会价值，依此可以对现行的农业环境政策问题的有效作出更为全面的解释。社会生态观念的加强驱使世界农业开始转向其他农业生产方式，希望通过进一步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尤其是管理资源、保护环境功能来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正确运用这一理论，可以在充分发挥农业产业经济功能的同时发挥其生态环境功能，改进资源与生态环境系统状态，实现农业产业的经济效应、环境效应与社会效应的有机统一。

三、农业环境政策确认、实践与不足

(一)GATT第20条环境保护例外条款――农业环境政策的一般条款

贸易与环保，在价值取向上并非决然对立。WTO已经认识到其所追求的终极目的并非贸易本身，而是在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及质量。

GATI第20条是一个“一般例外条款”，规定了GATT/WTO成员可以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从而偏离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所承诺的自由化义务的10项特定事由。这10项特定事由规定在第20条的(a)项到(j)项中，其中(b)项和(g)项因为与环境保护相关而被称为GATT的环境保护例外条款。第20条(b)项规定，GATT/WTO成员可以采取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援引(b)项而采取措施，成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该措施是为了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而设计的。(2)该措施是实现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这一政策目标所“必需的”。第20条(g)项规定，GATT/WTO成员可以采取为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此类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成员要援引(g)项，必须要证明三点：(1)其限制措施指向“可用竭的自然资源”。(2)其措施与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相关。(3)此类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但无论是援引(b)项还是(g)项，成员还需要符合第20条序言的规定，即“此类措施的实施必须以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武断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方式进行”。

GATT第20条(b)和(g)是WTO解决成员间有关贸易与环境问题纠纷时的一般依据，但这些条款的用语并不十分明确，“任意的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何为“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必需”要达到什么程度，“可用尽的自然资源”包括哪些，等等，都需要进一步解释。这种需要解释的例外条款使WTO在处理具体争议时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虽然最终的解释权掌握在WTO争端解决机构之手，但各成员往往会出于自己的需要将该条款向对己有利的方向作出解释。这的确会为采取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贸易措施的国家所利用，为自己的行为寻求合法性依据。但是，该条款解释的不确定也为质疑该措施的国家提供了申诉的机会。因为，该条款并非是必然适用于任何保护环境的贸易措施的，若想完全获得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支持，需要满足诸多条件。

实践中WTO争端解决机构只有在具体个案中寻找平衡。汽油案、石棉案等都使人们看到了WTO“绿色”的一面。在策略上，WTO更倾向于在尊重成员环保政策的基础上判断争议措施的合法性，以体现对成员的尊重也更容易为成员所接受。但争议措施是否合法，最终取决于是否构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或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而只有无损于贸易价值的环境价值，才可能真正得到WTO的尊重。

经过若干年渐进的发展和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实践，GATT环境保护例外条款的判例法已经基本实现了保护环境和自由贸易之间的微妙平衡，在赋予环境保护价值优先于贸易自由价值的同时，对环境贸易政策措施的采取施加了严格的限制。(左海聪，2008)灵活的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关系。这一策略，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贸易保护主义，也为肯定合理的环境政策措施留下了空间。

(二)WTO《农业协定》“绿箱”政策――农业环境政策的特殊条款

有关农业环境政策的直接规定，主要包括在《农业协定》附件2中，该附件规定了“绿盒子政策”，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绿箱支持”措施。“绿箱”政策包括了政府的一般服务(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农民培训服务、推广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农产品市场营销和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粮食安全储备和粮食援助补贴、对生产者的直接支付、收入保险和收入安全网计划以及自然灾害救济、一系列的结构调整支持计划(农业生产者退休补贴、资源停用、投资援助等)结构调整补贴、政府环境保护和计划下的支付和区域援助计划(扶贫支出)等措施。

由于“绿箱支持”措施对贸易没有扭曲作用，对生产没有影响或只有最小限度的扭曲作用或影响的措施排除在综合支持总量的计算之外，所以，免于作出削减承诺。为防止滥用“绿箱支持”，对此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标准。该基本标准包括：(1)只能通过公共融资的政府计划提供(包括放弃的政府税收)，而与来自消费者的转移无关；(2)不得具有对生产者提供价格支持的作用。《农业协定》做此要求的主要目的是为避免免于削减的国内支持措施产生鼓励生产或扭曲贸易的效果，从而与其逐步自由化的宗旨相违背。

美国和欧盟“绿箱”措施结构比例的前三位也依次是政府的一般服务、环境项目支出、投资援助。日本“绿箱”结构比例依次是政府的一般服务、环境项目支出、投资援助、生产者退休计划、减轻自然灾害支付、食物安全公共储备和归内食物援助。可见，环境项目支出措施已是世界上经济发达国

家“绿箱”措施中的主要项目。比较我国“绿箱”措施，我国在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生产者收入稳定、收入保险、退休补贴、资源停用补贴、结构调整投资补贴等“绿箱”措施上还是“空白”。虽然从结构上看，我国“绿箱”支出中的环境保护支出在“绿箱”支出结构的位次也比较靠前，但由于缺乏财力，其效应比国外差多了。

目前的WTO要求对政府提供的“绿箱”补贴数量没有设定上限，所依据的基础是这些支付只能引起极小的贸易扭曲。因此，政府越来越倾向于把补贴花费转移到该类别。越来越多的证据却表明，WTO“绿箱”农业补贴的规则不能使富国和穷国都能达成类似农业环境保护的重要目标，并更加剧了贫困，扭曲了贸易和伤害环境。这是价值观的判断，而非对政府贸易管理措施是非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看到法律与司法手段是有局限性的，这也证明了WTO的功能和作用是有限的。法律和法官都不是万能的，在需要止步的地方坚决止步。(王传丽，2009)“司法节制”的价值无论对国内法官还是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官都是适用的。

四、在国际农产品自由贸易中保护农业环境

(一)通过农产品自由贸易进行保护农业环境的优势

农业环境价值本身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一面，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由于各国农业利益驱动，维护其农业环境价值的农业环境政策，同样也具有争议性。单独的农业环境政策，在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环境中，很难有效地实现农业环境价值。通过农产品自由贸易进行保护农业环境的优势，在于国际贸易体制的完善。

尽管GATT第20条(b)项和(g)项环境保护例外条款在平衡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两种价值时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WTO《农业协定》“绿盒子政策”的缺陷，但司法性强又具有灵活性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平衡两种价值上的实践，使人们相信这必将推动农业环境价值在WTO框架内有更合理的安排。体现在：(1)WTO争端解决实践进一步明确并强调了各成员环境政策的自治权，并允许各国在不违反其WTO义务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发展水平制定各自的环保标准，从而保留了国家制定各自环保法规和政策的权利，也体现了对成员国追求各自环境监管目标的尊重。(2)寻求平衡环境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的可行性。明确区分了GATT1994第20条(b)款和(g)款的相符性审查和第20条导言的相符性审查的双重标准。通过放宽第一重标准，使争议措施更容易通过第20条(b)款和(g)款的测试，从而强调并尊重成员的环保权利，释放对环境问题的善意。谨慎灵活对待GATT1994第20条导言，强调环保措施与自由贸易政策的相符性，防范贸易保护主义，体现了WTO试图平衡国内环境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的努力。(3)在个案的基础上，灵活解释和适用GATT第20条，有效发挥了“司法能动”功能，并不失为弥补WTO规则法律空白的有效手段。而且，此种实践也将为日后谈判确立新规则提供基础。(4)尝试援引《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国际环境条约解释第20条用语，体现对国际环境立法的积极配合，并强调多边方式解决环境争端，促进单边环保措施和多边环境协定的协调。

(二)善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以加强我国农业环境保护

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峻。一方面，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对农业生态环境破坏主要表现为化肥、农药等现代工业性农业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以及畜禽粪便和农作物秸杆等废弃物的不合理处置对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产品品质所造成的污染。全国耕地的17.5％受到了农村工业污染而被破坏。这些污染破坏的耕地意味着1.1亿农民生计受到了严重威胁。(梁世夫等，2003)土壤污染不仅影响了粮食的产量和质量，也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损害了国民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为了出口创汇，将传统粮食生产转向有利于创汇的经济作物，例如烟草、蔬菜、水果以及园艺产品，从而改变了农业生态环境。面对日趋严峻的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实现农业产业的环境功能的主要路径包括国际、国内两个层面。

1.国际层面

在WTO农业议题的谈判中，因农业“多功能性”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和供解释的差异性，我国可对之加以有效地运用。在反对借用农业多功能理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也应该利用该理论促进农业多种功能的广泛发挥。因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生产成本高、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总的处理原则是：对于我国的弱势农产品，我国应强调其生产所带来的社会环境功能，以适当保护国内种植这些农产品的环境利益，如小麦、玉米、大豆等主食品种上不具有比较优势，我国应力主这些农产品生产之社会环境功能的重要性，给予生产农业补贴；反之，对于我国的优势农产品，我国应力争弱化其社会环境功能，以促进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的出口创汇，以防止国外利用该社会环境功能保护其国内农业环境。避免自相矛盾，反对借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如日本、韩国在WTO多哈回合谈判中，为了保护本国农业，两国均主张基于对粮食安全及环境保护(如稻田防洪)等农业社会功能的考虑，有理由维持本国的农业补贴政策。但在渔业领域，为了保护本国渔民的利益，两国则不顾过度捕捞将造成一些海洋渔业资源枯竭的危险，主张国内渔业补贴之合法性，实际上是否认渔产品的社会环境功能。基于国家利益，在农业和渔业两大领域，日本、韩国均作出了无论是顾及环境保护等社会功能，还是不顾及这些社会功能，都应维持国内补贴制度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选择。

2.国内层面

一方面，强化对保护环境的农业生产方式的补贴政策予以制度支持。目前我国是在借鉴ISO14000环境管理标准基础上建立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国家行业环境保护标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等环境保护体系。环境保护体系只是环境管理的基础，如何落实，需要政府的环境补贴政策制度的实施机制。我们应该以有效的经济激励手段促进农业清洁生产方式的进行。农业清洁生产方式不仅直接影响农业产业的环境功能程度，也直接决定了农产品的环境品质标准。

另一方面，改进国内农业环境补贴政策。对种粮农户实施直接补贴政策具有生态与环境效应。如果直接补贴的粮食是以一定的环境管理标准下的数量为依据，那么，农业生产过程就会严格按照农业生产的环境管理标准进行，既可以保证粮食产品的环境质量标准，也维护了生态环境质量。对生态农药和生态肥料等农业生产资料予以补贴，促进这些产业部门发展的同时降低生态农业的成本。完善退耕还林、还草和还湖等“一退三还”补贴政策管理机制，提高补贴效率。

参考文献：

粱世夫，姚惊波，2003，论农业多功能性与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改进[J]，调研世界(2)：72－76

王传丽，梁思思WTO《农业协定》及农产品贸易规则执行评价(上)[J]，政法论丛(5)：03－14

王传丽，2009，WTO“欧共体影响生物技术产品批准销售措施案”专家组报告评析[c]//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年会论文集(中)：625－630

徐崇利，2008，WTO贸易议题与社会政策连结的内在途径：以农业“多功能性”为例的分析[J]，法律科学(3)：107－113

篇3

关键词：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8-00000-01

一、自由贸易的出现及单边向多边的过渡

虽然自由贸易的思想早在18世纪就由亚当斯密提出了，但是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交通工具的落后以及国际分工的不明确，自由贸易一直难以实行。19世纪产业革命后，英国成为工业霸主，为了扩大市场，追求高额利润，英国开始推行单边自由贸易政策，主要是武力保障下的经济商品的暴力输出。到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为了对外扩张，美国也开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但此时的自由贸易已不同于英国的单边贸易。

1947年10月30日，以美国为代表的关贸总协定的23个发起国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这份以“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协议，正式宣布了世界多边自由贸易政策的出现，关贸总协定实施以后，即开始进行全球多边贸易谈判。截至2016年，在GATT/WTO的组织下已举行了9次多边贸易谈判。

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

GATT的出现，使得全球贸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工业革命以前，世界贸易增长率只有0.27%，这个数据是极低的。到20世纪50至70年代，由于GATT的出现，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更为频繁，贸易壁垒逐渐减少，贸易摩擦能够得到有效协商，使得全球间的贸易进入极大的发展阶段，世界贸易增长率相较于工业革命以前翻了200多倍。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全球多边自由贸易发展的黄金时期。

随着自由贸易效益的极大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加入GATT，以前由发达国家主宰的世界贸易格局，现在转变为发展中国家争取自身贸易利益的重要桥梁。GATT成立最初只有1个发展中国家，占比不到5%，而1973年发展到56个发展中国家，占比68%，1995年占比更是接近80%。

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崛起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GATT/WTO，全球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发展中的问题逐渐暴露。由于WTO成员的庞大，成员国在多边贸易体制谈判过程中难以达成共识。同时WTO自身存在的不可克服的弊端，使WTO多边贸易谈判日益艰难。加上一些区域性自由贸易区计划未能如期实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目光转向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这种多边贸易体制之外的安排。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是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独立关税主体依据WTO的相关规则，以自愿结合的方式就贸易自由化及相关问题所达成的协定。新一代的双边FTA以其涉及范围广、灵活性强、操作简单方便时间短、见效快和约束力强等比较优势，赢得了各国的青睐。另外，双边FTA在促进协定参加国双方自由贸易、经济技术合作乃至发展双方政治关系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这些符合了各国促进自身经济贸易增长，实现更广泛利益的发展战略。20世纪80年代，WTO多边贸易谈判阻力不断增大，双边自由贸易以其在促进贸易自由化的优势，又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双边自由贸易热在全球局部出现，到90年代末开始全球盛行。

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负面影响

双边贸易协定的发展也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构成了一定负面影响，毕竟这种以区域一体化为特征的贸易协定只在两个或少数国家内消除贸易壁垒，实现关税减免，而其它 WTO 成员国无法享受同等优惠政策，造成了成员国之间的差别待遇，违背了WTO的宗旨。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国家有可能在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之后，由于本国福利的提高与本国企业利润的增加，最终不愿再继续履行 WTO 成员国义务，从而阻碍了多边贸易进程。早在 1996 年，WTO 就意识到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双刃剑特征，成立了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专门用来审查区域贸易协定是否与多边贸易自由化原则相一致。

五、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近些年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的观察，我们清晰的知道自由贸易协定在未来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蓬勃发展，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和涉及的合作范围将会进一步增加，也许以FTA为基础的多种区域经济合作方式的兴起最终不仅会导致全球贸易完全自由化和促成世界共同产品市场，而且还将进一步促使世界共同要素市场、共同货币形成，乃至再对世界统一政治架构的产生和完善产生积极影响，但这些影响在未来仍然难以预见，自由贸易协定有着天然的缺陷，如资源分配扭曲和贸易、投资牵制，所以其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贸易的影响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参考文献：

[1]朱信娟.论双边FTA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D].长春：吉林大学，2010.

[2]樊瑞.全球自由贸易协定（FTA）发展及中国的战略选择[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5.

[3]谭序丹.自由贸易协定（FTA）投资规范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3.

篇4

2013年9月29日，中国政府成立上海自由贸易区。这是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从利率自由化到资本账户开放的改革尝试，将会拉动外商投资、制度管理、金融服务的全面创新。

【关键词】

上海自由贸易区;金融投资;发展模式

一、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总体状况

（一）上海自由贸易区比较优势

1.消费市场广阔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广阔的消费市场和接近十四亿人口的消费群体。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一方面将会促进我国贸易总量的激增，利用优惠的关税政策吸引外国商品流入中国，随着商品种类的增多，消费群体的购买欲望得以满足。

2.政府政策扶持

中国政府通过上海自由贸易区的经济试点，旨在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实现新的经济增长。为更好地发挥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自身优势。政府制订了完善的法律规定与发展政策，切实保障自由贸易内的经济活动和金融服务。

（二）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港口分析

1.洋山保税港区

洋山港区是天然的深水港区，主要发展和提供集装箱进出口贸易，在上海自由贸易区成立后，洋山港区的集装箱吞吐量持续上升。同时，洋山港区配备有保税仓库，具备了保税物流、采购配送、航运市场等产业和服务功能。集装箱深水港码头作业区域主要在岛屿部分，提供了广阔的集装箱运输平台。

2.外高桥港区

外高桥港区是上海港在浦东新区新建的综合性码头。主要目的是为浦东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并将逐步发展成为上海港以接纳第三、第四代国际集装箱为主体的内、外贸相结合的深水港区。

二、上海自由贸易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一）贸易失衡影响

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地位，引起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我国出口商品大部分价格低廉，能够快速地占有国外市场。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将多次向我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

（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危机

1.全球化进程中的劣势地位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加强了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使世界逐渐连成一个整体。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得自身在全球化进程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2.产业转移带来的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

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外国企业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不断枯竭，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

三、上海自由贸易区发展模式的构想

（一）沿江双线模式

沿江双线模式，是指以长江为中心线，将长江南北两岸重要城市连接为两条线，分为长江上行线与长江下行线，两线最终汇聚在上海。上海自贸区内企业可以作为内地进口商的人，直接与外商进行谈判，促进对外交流的同时，拉动了沿江与内陆城市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二）沿海单线模式

大连港进行货物储存，东北地区的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大连港口进行存放。青岛港对华北地区的贸易产品进行储存，烟台港进行中转，协调青岛港与大连港之间的货物运输，承接两港口的部分吞吐量哥存放量。

（三）与发达国家定点合作模式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发达国家建立的自由贸易区起步较早，发展历程悠久，例如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等。

上海可以与外国自由贸易区内的城市进行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利用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国家年活动，进行交流合作。上海自由贸易区要学习欧美发达国家自由贸易区内的港口建设、基础设施、调度管理、金融政策等，适时地引进相关国外人才进行管理和建设，最终实现上海自由贸易区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非.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证研究[D].辽宁大学，2013

[2]张建平.以上海自由贸易区撬动新一轮改革[J].中国外汇，2013，（09）

[3]孟繁玲.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面临的困难及其对策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4]黄添.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及其前景探析[J].西部论坛，20140504

[5]张宇溪.上海自由贸易区的理念及其功能定位的思考[J].经济研究导刊，20140625

[6]乐美龙、高金敏.基于SWOT分析的上海自由贸易区发展研究[J].特区经济，20140225

[7]刘春燕.刍议上海自由贸易区的特点及影响[J].市场研究，20140725

[8]董鹏、李庆宝.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及其前景研究[J].港口经济，20140920

[9]朱宁.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改革风险[J].股市动态分析，20130824

[10]夏善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理念和功能定位[J].国际经济合作，2013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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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1)非关税壁垒

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工业，其手段是构筑高关税壁垒，跟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的贸易保护更侧重非关税壁垒。具体包括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和卫生标准等。一些非关税壁垒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干预外贸、限制进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据统计，现在各国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手段上千种。有些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标准法规繁多，让出口国防不胜防，有些技术标准要求严格，使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一些发达国家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开始使用绿色贸易壁垒进行保护。

(2)集团化和区域化

随着国际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国家纷纷结成各种各样的经济贸易同盟，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加强。集团和区域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对外推行贸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团和区域组织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对付外来竞争，保护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因此，集团和区域化组织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贸易保护性。以欧盟为例，从1958年来欧盟不断排斥成员外的贸易，导致内部相互进口的比重不断上升：1958年为33.8%，1971年为51.0%，1985年为57.0%，1992年为58.9%，1998年为63.2%，2000年为79.2%。

(3)在自由化掩盖下的贸易保护

为了实现本国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各国政府纷纷借助于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名义来实现贸易保护，更有甚者高举自由化的旗帜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例如，近几年欧盟各国借环保为名而频繁使用的绿色壁垒，一些国家借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实现的各种保护措施等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开放，各种贸易组织如GATT和WTO一轮一轮谈判不断地降低关税，东京回合后，欧共体平均关税为6.0%，日本为5.4%，美国为4.9%，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又进一步降到4%，但非关税壁垒不断加强，到乌拉圭回合后，非关税壁垒已达2700多种，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条款、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逐步走向双边和歧视性贸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保护制度和机制，限制的范围已扩展到劳务和高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经济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在自由化的旗帜掩盖下的各种贸易保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矛盾性和欺骗性，因此也被称谓“超级保护主义”。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美国举双手赞成贸易自由化和积极参与GATT和WTO的谈判，同时又不断地带头实施各种贸易保护。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贸易与关税法案》，而1988年经里根总统签署，正式成为美国法律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也有着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近年来保护主义议案不断增加。美国的所谓''''301''''、超级''''301''''等条款，都是贸易保护的典型代表。

二、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

1.贸易保护的规律性

(1)它经常出现在这些时候：当一国经济比较落后或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当一国原有的优势面临威胁或即将失去的时候；爆发战争期间。(2)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基本是交替进行的，而且自由主义的历史非常短暂。19世纪40年代之前西方工业国都在实行贸易保护措施，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纪70年代各国主要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70年代各国又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以后至60年代末实施自由贸易；70年代以后新的贸易主义政策又被各国逐渐采用。(3)谁变成强国谁就率先打破贸易保护而提出自由贸易。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的强国英国率先提出和实施；20世纪40年代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强大的美国率先提出和实施。(4)世界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阶段易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而世界经济面临或处于萧条阶段易实施贸易保护措施。(5)理论上自由主义占据霸主的地位时间较长，在现实中真正的贸易自由发生却很短暂。自由主义更多时候是宣传的口号，可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表达：自由贸易只是高高举起的旗帜，但在这面旗帜下没有更多的国家跟从。

2.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

(1)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贸易政策的支撑点。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由于竞争的激烈会不断实施贸易保护。(2)保护的手段时而透明、极端化（关税、政治、军事等手段），时而隐蔽化（各种非关税壁垒）。(3)新的保护手段不断应势而生（各种技术和绿色壁垒）。(4)整体保护增强（更多贸易组织会不断出现）。

篇6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着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1)非关税壁垒

    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工业,其手段是构筑高关税壁垒,跟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的贸易保护更侧重非关税壁垒。具体包括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和卫生标准等。一些非关税壁垒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干预外贸、限制进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据统计,现在各国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手段上千种。有些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标准法规繁多,让出口国防不胜防,有些技术标准要求严格,使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一些发达国家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开始使用绿色贸易壁垒进行保护。

    (2)集团化和区域化

    随着国际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国家纷纷结成各种各样的经济贸易同盟,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加强。集团和区域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对外推行贸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团和区域组织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对付外来竞争,保护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因此,集团和区域化组织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贸易保护性。以欧盟为例,从1958年来欧盟不断排斥成员外的贸易,导致内部相互进口的比重不断上升:1958年为33.8%,1971年为51.0%,1985年为57.0%,1992年为58.9%,1998年为63.2%,2000年为79.2%。

    (3)在自由化掩盖下的贸易保护

    为了实现本国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各国政府纷纷借助于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名义来实现贸易保护,更有甚者高举自由化的旗帜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例如,近几年欧盟各国借环保为名而频繁使用的绿色壁垒,一些国家借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实现的各种保护措施等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开放,各种贸易组织如GATT和WTO一轮一轮谈判不断地降低关税,东京回合后,欧共体平均关税为6.0%,日本为5.4%,美国为4.9%,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

    又进一步降到4%,但非关税壁垒不断加强,到乌拉圭回合后,非关税壁垒已达2700多种,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条款、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逐步走向双边和歧视性贸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保护制度和机制,限制的范围已扩展到劳务和高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经济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在自由化的旗帜掩盖下的各种贸易保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矛盾性和欺骗性,因此也被称谓“超级保护主义”。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美国举双手赞成贸易自由化和积极参与GATT和WTO的谈判,同时又不断地带头实施各种贸易保护。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贸易与关税法案》,而1988年经里根总统签署,正式成为美国法律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也有着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近年来保护主义议案不断增加。美国的所谓'301'、超级'301'等条款,都是贸易保护的典型代表。

    二、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

    1.贸易保护的规律性

    (1)它经常出现在这些时候:当一国经济比较落后或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当一国原有的优势面临威胁或即将失去的时候;爆发战争期间。(2)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基本是交替进行的,而且自由主义的历史非常短暂。19世纪40年代之前西方工业国都在实行贸易保护措施,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纪70年代各国主要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70年代各国又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以后至60年代末实施自由贸易;70年代以后新的贸易主义政策又被各国逐渐采用。(3)谁变成强国谁就率先打破贸易保护而提出自由贸易。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的强国英国率先提出和实施;20世纪40年代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强大的美国率先提出和实施。(4)世界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阶段易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而世界经济面临或处于萧条阶段易实施贸易保护措施。(5)理论上自由主义占据霸主的地位时间较长,在现实中真正的贸易自由发生却很短暂。自由主义更多时候是宣传的口号,可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表达:自由贸易只是高高举起的旗帜,但在这面旗帜下没有更多的国家跟从。

    2.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

    (1)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贸易政策的支撑点。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由于竞争的激烈会不断实施贸易保护。(2)保护的手段时而透明、极端化(关税、政治、军事等手段),时而隐蔽化(各种非关税壁垒)。(3)新的保护手段不断应势而生(各种技术和绿色壁垒)。(4)整体保护增强(更多贸易组织会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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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nded Area in China is based on th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Chines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cess， those original advantages of Bonded Area faces direct challenge. Only by following the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 active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Bonded Area to Free Trade Zone， can we fully exploit the potential of the bonded area， enhanc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Bonded Area. This paper takes Zhengzhou Bonded Area as research object， explains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the transition of Zhengzhou Bonded Area， studies the thought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ition from Bonded Area to Zhengzhou Free Trade Zone.

关键词： 保税区；自由贸易区；转型；政府；管理创新

Key words： Bonded Area；Free Trade Zone；transition；government；administration 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20-0244-02

0 引言

自由贸易区是由特定国家或地区在所辖区域内设立的以对外贸易、技术交流或相关的业务为基本依托的外向型特殊经济区域。保税区是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最高、运营形式最灵活、经济活动最自由的特殊经济区域。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保税区固有的一些政策及产业方面的优势面临着直接的挑战，保税区的发展遭遇了新的困境，从全球发展大势来看，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推动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

郑州保税区是我国中部六省第一家综合保税区，随着形势发展，诸如产业结构性矛盾、创新能力缺乏、域际市场竞争加剧等问题开始凸显，客观上要求郑州保税区顺应历史潮流，积极推动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

1 郑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必要性

1.1 实现国家发展战略 河南省和郑州市在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战略布局中处于重要地位。推动郑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可以以此为契机推动区域改革开放的战略突破。转型将有力推动区域内的功能创新和转型升级，加快产业融合，接轨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吸引高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集聚，提高区内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打造区域经济升级版，以大产业带动城市群，以城市群带动中原崛起，有力支撑国家发展战略布局。郑州保税区建成具有国际水准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区域经济的积极作用，促进中原经济区进一步向心发展。

1.2 推动保税区可持续发展 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凸显的区域定性不清、立法滞后、多头管理以及政策冲突等问题，制约了郑州保税区的进一步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郑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的转型，利用转型所要求的法律体系、管理体制、经济政策等来解决保税区发展中的问题。以转型为契机，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合拍，强化陆空交通衔接，形成特色优势产业的生产链和消费供应链，带动航空偏好型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发展高品质公共服务，建设现代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完善提升开放平台服务功能，创新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推动保税区可持续发展。

1.3 发挥郑州经济辐射作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郑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可有效促进中原经济区腹地经济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有力推动郑州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内陆无水港物流枢纽平台，为中原国际物流园区提供配套服务和基础保障，最终形成多种业务协调发展，各种企业共生共赢的生态化格局，助力郑州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持续、总体提升、总体协调发展，带动整个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其扩散效应还可以辐射到中部其他省份实现区域整体发展。

1.4 促进临空经济发展，推动区域产业优化升级 郑州保税区建成自由贸易区，将推动郑州航空港区形成“铁、公、机”高效衔接、互动发展的格局，进一步推动航空偏好型临空产业的发展，做大临空经济的规模，化解区域内产业结构不甚合理，产业升级压力较大的问题，逐步形成特色优势产业的生产供应链和消费供应链，带动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带动整个中原经济区实现产业升级。

2 郑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基本条件

2.1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郑州是中原城市群的龙头城市，引领和辐射了中原城市群9个省辖（管）市的经济发展。中原城市群区位优势明显，矿产、人力等各种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巨大，区域内各城市发展势头强劲，资源优势互动，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一定的经济优势；郑州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居于全国路网中心的重要位置，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不可复制；郑州保税区地处内陆腹地，空域条件较好，开放型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2.2 独特的人口和地域优势，丰富的人力资源 作为人口大省，河南省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原经济区在承接产业转移、吸引外资方面具有先天优势。郑州建立自由贸易区，符合中国经济重心、制造业重心逐渐从沿海转移到中部的大趋势，顺应了城镇化从人口大迁徙到家门口就业的大趋势，总之，郑州无论是作为中西部的枢纽，还是中国南北方向的连接，都具备比较独特的地域优势。另外，郑州市科技人员集中，科技力量较强，优秀人才资源为郑州保税区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必要的人才基础。

2.3 郑州保税区和航空经济发展的基础 郑州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区）在相关政策支持下，产业基础和发展态势良好。郑州是国内唯一把综合保税区建设在航空城内的城市，通过海关、商检、机场公司和港区等部门的创新工作，综合保税区与机场口岸实现了以一次性验关为主的“区港联动”，为进一步转型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区港联动政策的实施、与自由贸易区政策对接的尝试，也逐步在事实上迈出了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步伐。

2.4 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在21世纪速度、规模和范围都在扩大的国际产业转移大潮中，赢得了发展机遇。从国内环境看，由于连贯南北、通达东西的地理位置以及丰富的劳动力优势，河南省和郑州市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中国民航业战略布局的调整为郑州保税区发展带来新机遇，中国唯一国家级航空港综合实验区落户河南，不但是对河南已有优势地位的肯定，也是对未来广阔前景的看好。

2.5 先导产业、龙头企业和跨国公司拉动 航空高端制造业渐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郑州作为内陆城市，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不再仅仅会带来经济效益，更会带来一种全新的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模式，意味着高技术、高附加值、低污染、低排放的新的生产方式的落地。是区域经济融入全球的最佳通道。而以富士康、UPS、俄罗斯空桥、南方航空、深圳航空等160 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入驻，将进一步带来产业示范和产业聚集的效应。

3 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思路

3.1 明确转型目标，精准定位政府角色 郑州保税区转型的功能定位是发展以国际物流和国际贸易为主、临港加工和现代服务为辅的综合功能区，其路径是由全面的区港联动最终形成自由贸易区。

政府是推动郑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各级政府和政府管理部门应通过精准定位，为转型过程提供政策支撑和保障、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关键是要实现从单纯强调管制职能到强化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

3.2 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管理模式 郑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中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定位在混合型管理体制和海关独立监管体制。保税区政府管理体制的转型包括以管委会为核心的行政性机构的设置、权能、管理方式的改革和以海关为核心的监管体制、监管方式的改革，推进实现“一线放开”“区内自由”、待时机成熟时完成监管体制一元化的改革。

3.3 理顺管理体制，建立综合管理机构 未来郑州自由贸易区的管理体制应该设置成三层级政府主导型管理机构，中央政府层面建立对全国保税区统一管理的政府机构，履行宏观管理职能；地方政府要建立统一效能的保税区管理机构，理顺管委会和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关系，形成海关地方直接监管的独立型监管体制，改革海关监管的方式和程序，完善管理和服务功能，为郑州港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奠定基础。

3.4 推动各领域的配套改革 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营造相应的监管和税收制度环境，进一步强化监管协作，实施促进投资的税收政策；增强外汇管理工作的服务意识，逐步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注重相关法律法规的有效衔接，推进审批制度改革，为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保驾护航。

3.5 加快郑州保税区和郑州航空港综合经济实验区的发展，为转型创造条件 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综合化的物流体系建设；推动区内功能的开发与整合，加快发展临空产业；大力引进和培育人才，为未来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3.6 推动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续航力提升和制度化 沿着创新过程制度化、创新成果制度化两个基本向度，建立科学合理的地方政府创新成果评选体系和制度化法定程序，实现在转型中地方政府创新的制度化，推动自由贸易区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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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建立自由贸易区？为何要首选上海？上海应如何加快“以开放促改革”的步伐，怎样才能承担好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大改革创新责任？几乎所有关注上海自贸区的人，都想知道：上海究竟想怎么走？

透过已经披露的设计方案，除在贸易、投资方面取消壁垒、放宽准入等措施外，上海自贸区还将有一系列的“开放”探索。

要政策还是要改革

8月10日，在以“上海加快开放促改革的重点任务与路径”为主题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研讨会上，上海市长杨雄透露，总理今年上半年在上海调研时，曾三问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上海到底要政策还是要改革。这不仅是向上海市提出的问题，也是向全国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

面对总理当时的再三追问，杨雄市长回答说，“没要政策，我们要改革”。

上海市长不要政策要改革，表达的是一个坚决而清晰的态度。所谓要政策，就是地方希望中央给予某些方面的政策倾斜，或是得到税收减免等方面的优惠等；所谓要改革，就是针对现行体制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之处进行改良，目标是向改革要红利。具体到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作为一个新的开放试点，即是要让其成为新一轮改革的试验地，亮点是通过开放倒逼改革。

在过往的10年中，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但它更多的是在改革开放早期不断释放的市场红利推动下所取得的，特别是长期使用的投资扩张政策。这种发展模式使很多地方政府养成了对投资扩张政策的高度依赖，期望中央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来对经济运行形成强刺激，从而保持经济活力。时至今日，大规模投资所带来的环境、能源的过度消耗使这种高增长失去了发展后劲。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中央继续出台经济刺激政策，已经变得很不现实。

将特殊政策给予某地，本质上是在牺牲其他地方公平竞争的机会；给予某地税收方面的优惠，实质则是这部分负担由他人来承担了。更糟糕的是，一些地方几乎养成了坏习惯，习惯于向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要政策，一旦没有政策，就几乎寸步难行。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地方的主政者，如果只是按常规想事、办事，缺少创业和改革精神，只会请客拉项目，要钱要政策，是不会有大出息的。指望一个“好”政策就能解决问题，无异于指望天上每天都在“掉馅饼”。动辄伸手要政策，不用吃苦，不必担风险，而是躺在优惠政策上食利，长此以往，一个地方岂还会有奋斗精神和改革精神？

杨雄市长“没要政策，我们要改革”的表态，正是清醒地看到了问题所在。简单地伸手要政策，不仅没有格局，也没有未来。上海自贸区建设，作为改革试验田，本性就是属改革的。如在投资领域，通过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推动审批制度的改革；在金融领域，则通过触及利率、汇率合资本项目等深层次的金融改革，为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创新积累经验。这样的改革，一定会不断释放出红利，不仅助益于上海，也助益于全国。

仅从建立“负面清单”制度来看，其目标直指比较难啃的审批制度改革。政府制定“负面清单”，明确哪些方面不可为，本质是在推动政府职能的回归。许多政府部门执著于审批久矣，但更适宜的做法是政府收回审批之手，而更多靠市场配置资源。当然，这样的改革，也一定会触及诸多的既得利益。

也就是说，当上海主政者选择“要改革”而不是“要政策”的时候，也选择了要直面改革过程中的种种压力与挑战，靠政策当然比靠改革要轻松。但是，当今天的现实国情要求必须从改革中要红利时，回避改革，就是在抛弃责任与使命。

改革，意味着对原有模式的突破，甚至意味着对现行某些已经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法规和政策的突破，因此，改革需要勇气，甚至可能付出代价。以上海设立的自贸区来说，涉及服务业开放、取消行政审批、金融和税收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如果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改革就不可能推进，目前固化的市场结构也不可能松动，市场活力也就不可能释放出来。

“今后10年要做的事有两件，一是发展转型，二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如果两句话并成一句，就是用改革开放来推动发展转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上海建设自贸区尤其要注重发展转型的途径，一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即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二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上海自贸区作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入改革的窗口，与当时深圳特区的“窗口”相提并论并不为过。借助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窗口可以真正了解自由的市场经济到底是怎样运行，怎么管理。但要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制度的创新。

因此，上海自贸区改革，既是对上海的考验，也是对中国深度改革开放的考验――在这个意义上，“要改革”不是一个上海自贸区的事情，不是单单属于上海一个城市的话题。

为什么是上海

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方案。自贸区的鲜明特色可能反映在金融、贸易、航运等五大领域的开放政策上，以及管理、税收、法规等五个方面的一揽子创新中。由此达到自由贸易区内“人、钱、物”高效快捷流动的完美效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贸区涉及金融方面的市场化改革，将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汇兑、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产品创新等，也将涉及一些人民币离岸业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简化手续，降低成本，在自由贸易区内真正达到“境内关外”的效果。

不仅是上海，重庆、浙江省的舟山群岛新区、天津市的滨海新区此前都曾参与争夺自由贸易区的归属权，竞争相当激烈。

但为何建立自由贸易区要首选上海？

相比之下，上海建立自贸区显然更具优势。自2010年以来，中央陆续批复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浦东拥有港口和国际机场，对于发展外贸、金融业务来说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再加上即将开园营业的迪士尼乐园将进一步拉动消费，而这也是自贸区最终花落上海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上海综合保税区近几年的迅速发展，保税区去年的贸易额预估在1000亿美元之上，高居中国内地第一。综保区已注册企业总部近200家，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达20个，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亚太区分拨中心放在了上海综保区。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上海10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总值1529.3亿美元，同比增长1.85%，占同期上海市外贸总值的35，0%。其中保税物流进出口总值达940亿美元，增长15.56%，成为拉动特殊区域业务量增长的主要因素。2012年上海口岸外贸货物吞吐量累计达3.6亿吨，同比增长5.9%，上海港继续保持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世界第一大港地位。

另外，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亚太总部放在上海综保区，上海的国际影响力正在大幅度提升，而港口吞吐量又居世界第一位，这些都为上海建立自贸区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

上海自贸区的正式获批，无疑为整体陷入低迷的国内经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同时对上海本身来说，也被外界认为将借助自贸区获取新的“十年红利”。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曾表示，自贸区的建立将使上海突破目前的条框，放宽税收、外汇使用等优惠政策，有利于跨国公司内部的全球调拨，从而通过投资体制的突破来激发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

而在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宏观分析师唐建伟看来，上海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有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以及之前远东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基础。在现在WTO红利衰竭的情况下，通过建设上海自贸区的尝试来重新对接全球，用开放来促进改革，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与此同时，市场上更有观点认为，自贸区落户上海这一事件所带来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和当年中国加入WTO相媲美。海通证券给出的报告显示，“自贸区推进工作将等同当年WTO，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事件。它将直接影响转口和离岸贸易，间接带来更多全球500强企业入驻上海。”

自贸区的挑战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是指国内的贸易自由化，具体指向某一国家或地区境内设立的小块特定区域，实行优惠税收和特殊监管政策。

相比国内目前各类保税区，自由贸易区意味着更优惠的政策、更大的开放度。从本质上看，中国眼下的特殊监管区域实行的仍是“境内关内”政策，而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园区则实行“境内关外”政策，即放开一线（国境线），管住二线（与非自由贸易园区的连接线），在区内免除海关通常监管。

具体而言，与保税区相比，自由贸易区具备三点不同，一是监管理念，要从货物管理转变为企业管理；二是贸易的开放度，要有与国际接轨的多远贸易模式；三是政策的开放度。最主要的是外汇政策和税收政策，自由贸易区要求外汇政策率先开放，税收政策要有国际竞争力。

未来，可以为上海发展带来新“十年红利”的上海自贸区建设将涉及海关、税务、金融、工商和土地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围绕“外汇管理创新、服务贸易开放、区域便利化”将出台一系列政策细则，将涉及贸易、航运和金融各个方面。

因此，有评论认为上海自贸区的成功建立与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深远影响，而我国建立自贸区的战略规划，实际上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内外双重挑战的必然产物。

所谓“内”者，主要是指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下行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到今年6月，我国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已连续16个月下降，产能过剩的阴霾驱之不散。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贸易额同比增长只有8.6%，而且增速不断放缓，在6月份甚至降至负值，市场对于我国是否能达到10%的贸易增长目标并不乐观；与此同时，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两个“引擎”，即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也面临考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底线都是8%，而今年则调至7.5%。增长乏力与经济转型有一定关系，但一些学界人士担忧，如应对举措不当，并不能免于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所谓“外”者，是指在WTO多哈回合谈判始终无法推进、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区域性的自由贸易谈判发展迅速，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无法置身事外，必然要迎接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冲击。

在今天发达国家超低利息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全球泛滥的流动性给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带来了莫大的挑战。上海自贸区的发展也会面临“过度监管”所造成的竞争力丧失的困境，以及“过度开放”所带来的虚假交易和投机资本猖獗、经济金融危机四伏的问题。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看来，上海自贸区目前还面临很多挑战。这次自由贸易区启动所追求的目标，不再像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所产生的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开放效果，而是将以“要素自由流动、自由贸易”为主导的高层级的开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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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贸组织 国际贸易

    一、 背景

    2010年2月24日到26日,中断一年多的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fta)谈判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重启。这是第14轮中澳自贸区谈判,谈判的重点是投资和农产品问题。据澳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将在未来20年内为澳经济创造价值1 460亿澳元的收入,中澳贸易合作的健康快速发展对于两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澳大利亚一直以来被称为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澳洲主要出口产品之一便是羊毛与羊毛制品。然而实际上,他们盛产的不仅是羊毛畜牧产品,原材料铁矿石才是他们出口换汇的重中之重。澳大利亚是中国主要原料供应国之一,这两年来两国因为铁矿石谈判而贸易摩擦不断,受其影响两国之间早以提上日程的自由贸易谈判便断断续续,时紧时松,难以有真正的进展。

    二、 中澳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澳贸易合作对于两国都十分重要,因此两国也都有着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意愿,然而良好的意愿并不能自动导向令人满意的贸易安排,两国间自由谈判到底能不能成,这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1. 政治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对华的部分政策与中澳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不相符。两个经济关系密切的经济体要进行双边贸易自由协定,需要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支持。澳大利亚的亲西方特别是亲美政策影响到了中澳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位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由于其社会构成、文化传统及地理位置,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十分微妙。澳大利亚是一个后起的发达国家,由于它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曾经是英联邦的成员,所以它的政治、外交、文化深受英国影响。二战结束后,随着英国的衰落,澳大利亚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外交、防务上联系越来越紧密。澳大利亚的走向对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政治、安全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其与东亚各国的交往也都受到它与美国关系的制约。而在澳大利亚在亚洲的经济贸易政策中,又一贯把与日本的贸易伙伴关系放在首位,其次是东盟。

    美国学者约瑟夫。哈勒维和比尔。卢卡雷利2002年发表《日本的停滞危机》一文,认为日本和美国害怕将亚洲的中心地位让给中国,一直阻碍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步伐,从而影响到了澳大利亚对于建立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决定。

    大环境来看澳大利亚目前虽然与东北亚经济贸易联系密切,可由于社会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依然难以融入亚洲。澳大利亚借助同美国的战略联盟,以亚洲和美国的桥梁的姿态寻求经济利益。澳美联盟的存在使得亚太地区难以形成真正的互信。

    从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因素来看,总体来说其自由党人的政治理论比现任的工党人士更接近西方传统右翼的理论,重视与美欧的关系,在重大国际事物中亲近美欧。而工党组成则有相当一部分是农业地区人口及城市下层人民,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其经济贸易相关的政治立场便倾向于保守。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以商业为目的贸易政策正在被以外交跟政治为目的贸易政策所取代。讲求实际的贸易政策的重点可能转向更微观的管理,其途径是强调政策创新、投资重大基础设施、进一步开放澳大利亚的投资制度、以及采取措施提升澳大利亚参与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将贸易政策与外交目的联系起来,可以预见这将会中澳两国间的自由贸易谈判造成很大影响。 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议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影响。澳大利亚与美国2004年3月8日达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此产生的经济效益国内争论很大,引起了民众对于政府在于大国进行贸易谈判中维护自己国家利益能力的质疑,从而影响了中国澳大利亚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进程。

    linda weiss,elizabeth thurbon,john mathew《怎样毁灭一个国家:与美国灾难性的贸易协定》(how to kill a country:australia‘s devastating t

rade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十分严厉地批评了霍华德政府在贸易谈判中的立场与失误,他们认为这个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损害了澳大利亚的主权与独立性,制药业市场的放开损害了澳洲消费者的利益,使得美国制药业巨头更方便操纵市场,提高了澳洲人获得药物的价格。关于知识产权谈判达成的相关条约也将对澳大利亚将来经济及技术的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此外两国关于糖业的谈判及签订的协议引发了严重的不满。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等地有大片的甘蔗种植区和大规模的糖业生产,布什政府面对美国选民和代表农民利益的强大国会游说团为了来临的大选拒绝进一步开放美国糖业市场。澳制糖业觉得他们被排除在澳美自由贸易谈判一揽子协议之外,经济损失达1亿澳元。对此,澳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虽然霍华德政府的辩解澳美自贸协定单就加强与美国盟友的战略意义来讲就值得签署,但国内民众从经济效益及所在群体利益考虑对当权政府十分不满,并引发了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怀疑。澳大利亚国内部分经济学家及政府官员渐渐持有的观点是澳大利亚不具有与大国贸易谈判中取得优势或对等地位的实力,也很难在双边贸易协议中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

    这影响了随后政府对双边贸易自由区的态度及谈判权限。澳大利亚对待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态度变得保守起来。

    2008年4月7日,我国与新西兰签署“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政府便以此作为依据与蓝本,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澳大利亚提出其贸易待遇不能差于新西兰,否则他们无法给国内选民交代。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情况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中国也不可能答应他这个条件。

    在双边贸易及区域贸易进展上的停滞导致随后的陆克文政府贸易工作的重点移向了世界多边贸易谈判,希望通过紧跟西方国家脚步在多边贸易体系中获得效益。 贸易争端与摩擦。自“中澳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以来,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贸易领域不断拓宽,彼此已成为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和矿产品,并在两类产品上形成了对澳较高的进口依存度。但是,随着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两国农矿产品贸易逆差增大,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趋向。

    巨大的贸易逆差阻碍了中澳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此外中国与澳大利亚因为铁矿石方面存在的争端以及2009年7月爆发的力拓受贿案持续陷入紧张。

    澳大利亚经营资源性农矿产品的厂商非常集中,且规模都相当大。在铁矿砂贸易中,力拓公司、必和必拓公司两大铁矿巨头的年产量就达到全澳年产量的70%以上,处于垄断竞争地位。垄断巨头的存在使得市场合谋很容易成为现实。如现货矿价格高涨便是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石巨头联合起来实施的一种有计划的市场策略。

    而澳大利亚的羊毛和大麦生产厂商主要分布于种植业发达的新南威尔士州、西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如大麦、棉花等由于大型农工贸一体化集团的存在,市场也多是垄断竞争结构。

    这种进口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使得中国只能被动接受价格,无法掌握定价话语权。澳大利亚资源性农矿产品价格继续大幅上涨使得两国贸易争端不断,从而影响了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达成。

    而且随着澳大利亚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日本、韩国的加入,中国在与澳大利亚铁矿制与农产品方面的谈判更是受困。在澳大利亚铁矿公司里,新日铁、三井、住友、伊藤忠等日本公司都在一定程度上控股,铁矿砂价格上涨带来的利益损失很大部分则由中国钢铁企业承担了。

    在中澳双边贸易中,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初级产品,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澳为保护本国竞争力较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装),而对该类进口产品实行高关税、进口配额和非关税壁垒,对农产品进口实行严格的动植物检疫标准(sps)。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又十分强调中方对他们开放农牧产品、金融等服务业市场,并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很高要求。这些都为贸易谈判设置了障碍。

    三、 两国自由贸易区福利分析

    考察区域贸易协定对经济和产业的福利影响时,现在经济学家常用的一个模型是1992年美国普渡大学根据一般均衡理论开发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从微观层次和定量角度出发,运用定量模型评估国际多双边

、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

    本文参照其它区域贸易安排中的做法,同时考虑到中澳的关税结构、产业比较优势和鼓励发展的重点行业以及澳大利亚对中国进行反倾销的主要品种,将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贸易产品分为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两类,分别采取不同的减税方式。将双方关税超过9%的产品(包括蔬菜水果、糖、植物油、乳制品、水产品、烟酒等加工食品纺织服装、其它制造业)关税降低50%,剩余的进口关税小于9%的产品作为正常产品。

    基准方案主要考虑目前在2001年~2010年间已知的世界贸易政策变化,包括:2005年实现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各项协定;中国在2001年~2010年履行入世的各项承诺;2005年完全取消多种纤维协定(mfa);欧盟东扩;以及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等。相对于基准方案,假定中国和澳大利亚在2010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对上述敏感产品的关税减少50%,而正常产品的关税全部减为零,服务业关税等也都为零。

    参照terri walmsley(2001)的研究成果,采用资本内生化(apssnar)模拟方法得出模拟结果如表1.由贸易模拟结果可见,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糖、羊毛有着相当大的冲击,大米、小麦、油菜籽及其他谷物、作物也皆受到负面冲击。澳大利亚纺织服装受冲击最大,电子产品与其他制造业也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值得注意的中澳自由贸易协议的达成对两国农业部门产出皆造成了负面影响。

    四、 总结总体来说两国贸易谈判的基础在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而两国关于农产品、投资的谈判的将是协议达成的敏感所在,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大国,而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国农产品市场对澳大利亚开放的程度方面将是双方谈判的胶着点。

    在加入wto时在农业问题上己经做出很大让步,如果在中澳自贸区协定中对农产品进口做出更大的让步,可能会使中国农业面临巨大压力。

    因此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谈判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由于双边贸易额近年来持续增长,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铁矿石和煤炭的巨大需求使澳大利亚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没有走向衰退,这也是澳大利亚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预见中国与澳大利亚总体合作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要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还有许多具体的困难要克服。

    参考文献

    1.australia gdp growth rate,- dingeconomics.com/economics/gdp-growth.aspx?symbol=aud.

    2.朱艳圣。亚洲经济共同体的缺位与日本经济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02,(5)。

篇10

第一，贸易自由主义理论建立在各国经济发展相对平衡的基础上，但现实情况是，亚非拉等后进国家在被发达国家压榨和压制了几百年后，相对优势已经所剩无几。

第二，贸易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首先与政治紧密相连。国家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和自治的问题。贸易自由主义固然有很多好处，但国人必须首先安全的生存下去，完全依赖他国的生产，必然会导致在国家发生危急情况的时候无法自处。

第三，贸易自由主义忽视了财富与财富生产力的关系。德国的经济学家李斯特曾经说过: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要重要得多，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个人如此，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更加是如此，而财富的原因就是生产力。

贸易保护主义，是指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竞争，并向本国商品提供各种优惠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主张和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由来已久，它的支持者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有利于保护幼稚工业、促进民族产业的发展、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甚至是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增强民族自信心。对于正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国家，政府的干预和恰当地利用保护手段会非常有助于企业增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贸易保护主义也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局限性。对于保护幼稚工业，首先政策制定者无法确定哪些幼稚工业值得保护，即将来一定会有盈利，人们在确定保护项目时往往根据该产业给人的印象有可能是有效益的，但是承担幼稚工业低效益产品的额外费用却是普通民众，保护幼稚工业导致的资源浪费也要全民来负担。而且，我们通常不了解哪些民族产业是需要保护的，往往是在决策者的振臂一呼下，某些产业就成为了民族产业，必须得到保护。至于保护就业，我们完全可以提出反问，为什么本国具有优势的产业不能扩大生产，而是把大笔资金投入到不具有优势的产业，以浪费资源和国民资金来保障其工人的就业。在国内政治中，保护主义总是容易成为某些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