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由贸易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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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协定；法律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5-0143-01

1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概念及其构建意义

（1）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协定的概念。自由贸易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初级阶段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根据关贸总协定（GATT）第24条第8款b项的规定，自由贸易区应为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税领土中，对成员国之间实质上所有产自该领土的产品贸易取消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如必要，按照第11条、第12条、第13条、第14条、第15条和第20条允许的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除外）。一般来说，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享有对非成员国出口的关税决定权和在自由贸易区范围内对原产地规则的遵守。

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s）指的是国家之间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FTAs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第24条和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5条。另外，FTAs还可依据GATT和WTO的“授权条款”签署，其较一般自由贸易区的安排更为宽松。

综上，自由贸易协定实质上是一种贸易安排，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即为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即为中日韩三国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自由贸易而作出的贸易安排，协定所形成的区域即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2）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意义。尽管中日韩之间因政治、历史等方面问题的困扰，加之贸易中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大量存在，给三国间的经贸往来蒙上了阴影。但总体上看，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往来较为密切，中日、中韩、日韩的贸易增长均超过中、日、韩在全球的贸易增长。虽然三国在农产品、汽车和钢铁等方面存在贸易摩擦，但三国较高的贸易依存度，即在国际分工中明显的竞争和互补关系，为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很大可能性。另外，中日韩民间团体、企业和政府都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做出了积极努力。

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运作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一旦成立，必定会给三国提供更多贸易创造的机会，促进三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三国间相互投资的增长，有利于三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对于中日韩在能源、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以及政治、历史、外交纠纷等的化解也有着积极作用，进而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

2 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存在的国际法律问题分析

（1）从签署主体上看多边协定较双边协定的签署困难。从世界范围内看，由于WTO框架内多哈回合、坎昆回合以及中国香港回合谈判的不果而终，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进口中的贸易歧视措施的设定以及发达国家彼此间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使得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重重受阻。在这种背景下，东亚国家和地区将经济贸易合作的领域由“多边”转向“双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已成为其经贸合作最为重要的手段和形式。目前，日本对构建中日自由贸易区态度并不积极，加之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搁浅，中韩自由贸易区尚在研究之中，中日韩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较中韩、中日与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困难。

（2）从拟签署协定的内容上看自由贸易开放范围的谈判任重道远。鉴于区域自由贸易本身会带来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WTO对自由贸易区作出了两条限制。其中之一是必须是区域内全面的自由贸易，而不能仅仅是某些方面的优惠。即自由贸易范围的不完全开放性是不符合WTO框架下自由贸易协定规定的。这就意味着协定的签署需要缔约国在货物贸易、投资、服务、技术、知识产权、环保等领域达成共识。其中货物贸易所包含的农产品、纺织品、钢铁和汽车等产品的贸易，涉及三国的敏感产业。如果三国就各自的弱势产业坚持实施保护措施且互不退让，不能实现贸易范围的全面开放，很可能会使谈判陷入僵局。

（3）从拟签署协定中争议解决机制的规定看其选择适用的局限性。中日韩同为WTO成员，虽三国间贸易争议不断，但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解决的微乎其微，且中国多是以应诉者的身份出现。尴尬的是，在程序问题上，协定的缔约方因受WTO争端解决机制强制管辖权的限制，不能排除对其的选择适用。在实体问题上，WTO争端解决机制首选WTO体制下的协议作为法律依据，即使享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争端解决机构的法官在裁判时“造法”也显得十分谨慎，从而使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处于窘迫地位。由于WTO争端解决机制市场的缩小且效率较低，使得一种可供涉外争议较为高效、便捷解决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使用成为必要。

3 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国际法律对策

（1）实现从双边到多边协定的逐步过渡。根据目前的情况，中日韩之间可依GATT（1994）第24条第5项以及GATS第5条的规定，先签署临时协定，然后在合理期限内实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计划和进程安排。中国可以先同日韩签订三方临时协定，然后根据时机的成熟，分别签订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日自由贸易协定、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有步骤地实现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建。

（2）拟签署协定的内容与WTO相关规则相符合。在贸易开放范围的具体安排上，可以参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先在货物贸易领域实现自由化，然后根据对外贸易实践在服务贸易领域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同时可以借鉴《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的内容，与日韩开展投资贸易自由化的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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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贸易区，它指向的可以是两件不同含义的事物。

一种是双边或者多边的自由贸易区（FTA），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解释，此类自由贸易区指的是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单独关税区通过签署协定，在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相互进一步开放市场，分阶段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改善服务和投资的市场准入条件，从而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特定区域。

另一种则是某一国家或者地区境内设立的自由贸易区（FTZ），这一特定区域实行优惠的税收和特殊的监管措施。根据世界海关组织的《京都公约》，自由区指的是一国的领土部分，进入这一部分的任何货物，就进口税费而言，通常视为在关境之外，并免于实施通常的海关监管措施。上海自贸区则属于此种类型，德国汉堡港、爱尔兰香农自贸区、新加坡自贸区、中国香港自由港、巴拿马科隆自贸区等也同属此类型。

中国商务部曾经发函规范“自由贸易区”表述，建议将前者称为“自由贸易区”，后者统称为“自由贸易园区”。

自由贸易园区最早以自由贸易港口的形式出现。设立于1888年的德国汉堡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由港。在上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的乌拉圭和阿根廷也已经开始发展自贸区。在上世纪后50年，自贸区建设进入迅速发展阶段。有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园区有1200多个。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自贸区分布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印尼、菲律宾、墨西哥等国。尼日利亚在拉各斯、卡诺、卡拉巴尔等地有十几个自由贸易区，旨在通过当地生产增加税收、创造就业机会并推动出口；土耳其国内有爱琴海自由区、安塔利亚自由区、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机场自由区等20个自由贸易区；菲律宾有苏比克自由港；马来西亚有巴生港自由贸易区等。

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就不重视对自贸区的建设。美国的自贸区称为对外贸易区。1936年，美国第一个对外贸易区在纽约布鲁克林成立。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美国各州纷纷设立对外贸易区，数量从1970年全国的7个增至现在的250多个，几乎遍及美国各个州。美国的自贸区内实施关税减免、延迟等多种税收优惠政策，商品可以在区内进行组装、展示、生产、加工、重新包装等活动。美国的自贸区还对私人企业开放，如果私人企业希望把自己企业所在地变成自贸区，可以向附近的自贸区申请成为该自贸区下属的特别子区域。

自贸区通常取消了包括关税和配额在内的贸易壁垒，政府的行政效率也更加高效。它们虽然被归于自贸区的名下，但大多又有着不同的称谓，比如出口加工区、保税仓库区、经济自由区、自由港等。这些不同称谓也反映了不同自贸区的功能。世界自由贸易园区协会主席格兰姆・马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为了满足不同国家的需求，自由贸易园区的概念一直在发生变化，其功能也在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业。

虽然自贸区在功能设置上各有不同，但它们通常具有一些基本共性，比如健全的基础设施、监管制度的灵活性、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出口导向型、包括税收在内的优惠政策。

从这些自贸区分布的地点来看，它们大多被划设在对贸易有利的地域范围内，比如机场、海港附近。自贸区也被认为是制造业中心，进口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在经过加工生产后出口到不同的国家。

这些自贸区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就业，也推动了投资。阿联酋迪拜的杰贝阿里自贸区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它对迪拜GDP总量的贡献超过两成，占迪拜出口总额50%，占迪拜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20%，并为阿联酋创造了约16万个工作岗位。

在经过多年发展之后，自贸区从传统的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发展为具备了仓储、加工、金融等更多功能。如今自贸区的发展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转型，并因此面临各不相同的命运。

从2013年1月1日开始，德国汉堡取消了自贸区，这个存在了125年的自由港就此正式终结。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下，汉堡渐渐失去了作为自由港的优势，汉堡自由港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1958年在爱尔兰设立的香农出口自由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从事出口加工活动的自贸区。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香农自贸区不断调整发展战略，进行转型。它最新的目标是打造一个世界级的航空业聚集区。

1969年，新加坡政府在裕廊工业区的裕廊码头设立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如今，新加坡自由港已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贸易自由港。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区并非依靠税务优惠来吸引外资进行加工制造的生产基地，而主要是提供一个免税区，并不断提升其在物流方面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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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早的RTA，应当说自国家有贸易政策起就有了：几个国家之间相互给予优惠而不给予他国。[4]19世纪，德、奥、英帝国的一些国家之间签订条约，成立了关税联盟（customs unions）。[5]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RTA有所增加，欧洲经济共同体（EEC，1957年），拉美自由贸易区（LAFTA，1960年），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1960年）等等纷纷成立。但这些RTA在实现起发展经济的目标方面，并不十分成功。[6]

RTA的大发展，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加快了建立单一市场的步伐，最终了成立了欧洲联盟（EU）；美国在“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向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向发展；亚太经合组织（APEC）宣布成立。[7]现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参加了某种RTA.[8]

RTA有多种，从单纯的关税优惠到全面的经济一体化。从贸易安排的水平看，可以分为5类：优惠贸易安排（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s）、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s）、关税同盟（ customs unions）、共同市场（ common market）和经济联盟（ economic unions）。优惠贸易安排是给予一些贸易伙伴部分优惠，属于最为松散的一种RTA.这包括单向安排，例如普惠制安排，也包括互惠安排。当优惠贸易安排的成员之间彼此取消了所有关税和进口数量限制，就形成了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成员如果取消了它们之间所有的贸易障碍，并且对外设立了共同的贸易障碍，就是关税同盟。如果这种安排超出了国际贸易领域，不仅包括货物和服务的自由交换，而且要求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便形成了共同市场。再进一步，就是经济联盟，连国家经济政策，包括税收和货币都是统一的。但需要指出的是，现有RTA并非都是名副其实的。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东南亚国家联盟自由贸易协定都提到了自由贸易区，但其成员并没有设想取消彼此之间的所有内部障碍。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实施贸易和生产要素一体化计划之前，很早就使用了“共同市场”一词。最典型的例子是“中美洲共同市场”，甚至连自由贸易区都不是。[9]

RTA蓬勃发展的经济学原因，是人们认为这种安排可以提高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从消费角度看，可以在区域内促进竞争；从生产角度看，规模经济能够提高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效率；区域自由化还能在世界范围内提高经济效率，因为区域市场的扩大能够增加内部和外部市场的整体需求。发展中国家进行这种安排，还为了促进经济发展。[10]但从RTA的发展历史，特别是近些年的迅速发展可以看出，欧盟的领先，美国的追赶，发展中国家的跟进，大家唯恐别人建立的大市场排斥自己的产品，使自己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是各国争先恐后建立RTA的重要政治原因。[11]

实践中，RTA在促进贸易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有人统计，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之间的贸易比以前增加了5成。但同时，很多人批评说，RTA导致了成员的出口转向非成员国家，对非成员国家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对于RTA的影响，始终存在者“创造贸易”（trade creation）和“转移贸易”（trade diversion）之争。[12]

另外一个广泛的争论是，对于多边贸易体制，RTA是垫脚石（building blocks）还是绊脚石（building blocks）。主张RTA对多边贸易体制有积极作用的人认为，区域一体化将促进全球一体化，因为区域一体化比较容易实现，在一体化方面先行一步，为全球一体化打好基础。还有人认为，区域一体化有利于促进各成员国内改革，并且成员们团结起来，可以增加多边谈判的力量。但主张RTA对多边贸易体制有消极作用的人则认为，区域集团形成后，将更趋向于内部保护，阻碍全球一体化的发展。[13]

从这种争论可以看出，区域安排和多边体制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多边体制如何对区域安排进行规范，以确保实现增加贸易自由的初衷。本文主要讨论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这方面的规定和有关进展。[14]

一、 RTA的主要内容

如前文所述，RTA根据经济一体化程序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类型。各种类型协议的内容也不尽相同。RTA协议的内容取决于成员国选择的自由化领域。作为基本要求，自由贸易区协议要包括削减和取消关税和限制贸易法规所涵盖的产品范围、逐步取消贸易壁垒的时间表、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措施的适用等。关税同盟协议则还要包括对外实施统一关税和贸易政策的内容。此外，成员还可选择在投资及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更深层次上实施一体化。甚至有些成员还增加了关于环保和劳工标准等方面的内容。

多数RTA仍以货物贸易领域的自由化为核心内容。WTO区域贸易委员会1996年制订了WTO成员通报RTA指导格式，多数WTO成员均依此参考格式提供相关信息。[15]从提供的信息看，通常货物贸易领域的RTA协定包括贸易条款和一般性条款。其中贸易条款通常包括：进口限制（包括关税及费用、数量限制、适用于关税同盟的共同对外关税等）、出口限制、原产地规则、技术标准和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补贴问题、特定部门条款。一般性条款主要包括加入、例外与保留、争端解决程序、与其它贸易协定的关系、组织机构等内容。

二、 GATT和WTO有关RTA的规则

WTO的重要原则之一是非歧视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即一成员给予来自或运往另一成员的任何产品的待遇，应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所有其它成员。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是成员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但在一种情况下，WTO规则允许成员背离最惠国待遇原则，即通过RTA，给予一部分成员更优惠的贸易待遇。

根据WTO秘书处的统计，截止2002年3月（从GATT形成时起算），WTO成员共通报250个RTA，其中168个目前有效。在目前有效的RTA中，自由贸易区占72%，关税同盟占9%.[16]

WTO有关RTA的现有规则包括：GATT第24条及关于解释第24条的谅解、授权条款和适用于服务贸易领域经济一体化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5条。其中GATT第24条是RTA规则的起源和核心。

（一）GATT第24条主要内容和纪律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已有了多边贸易体制，大家在最惠国的基础上谈判削减贸易壁垒，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为何还允许成员签订区域性的优惠协定。在最惠国待遇原则被纳入GATT多边贸易纪律的同时，二战后的欧洲正致力于一体化进程，美国等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虽然将一定程度背离最惠国待遇原则，但政治意义重大[17].因此，在GATT形成之初，即包括了第24条有关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规则。

第24条第4款明确要求，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协议的目的是为了便利有关领域之间的贸易，而不对其它成员与这些领域之间的贸易提高障碍。

要实现RTA创造贸易的目标，RTA在便利成员领土之间贸易的同时，不应增加与非成员之间的贸易壁垒。[18]这是RTA合理存在的前提条件。为此，第24条第5款明确规定，在建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包括订立临时协定时，不得对非成员贸易实施更高的关税和更严格的其它贸易法规；临时协定的时间长度应合理，并且有最终形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和时间表。

要真正实现便利RTA成员之间贸易的目标，而非变相限制非成员的贸易，RTA成员必须在内部贸易方面取消关税和其它限制性贸易法规。为此，第24条第8款明确规定，对于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成员领土之间的产自该领土的绝大多数贸易，应取消关税和其它限制性贸易法规。

在这些实体规则之外，第24条第7款还规定了程序性义务：决定加入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应立即通知缔约方全体并提供必要信息，以便在多边场合对RTA与多边规则的一致性进行审议。

（二）关于解释GATT1994第24条的谅解

为了澄清审议RTA的标准和程序，提高透明度，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成了《关于解释GATT1994第24条的谅解》，要求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必须满足第24条第5-8款的规定，对第24条的部分规定进行了解释。主要包括：

1、根据第24条第5款（a）项评估一关税同盟形成前后适用关税和其它贸易法规的总体影响范围时（general incidence of the duties and other regulations of commerce），应根据加权平均（实施）关税税率和实征的关税全面评估；为全面难以量化的其它贸易法规的影响范围时，可能审议单项措施、法规、所涉产品及受影响的贸易流量。

2、第24条第5款（c）项所指的“合理持续时间”一般不得超过10年。

3、如果形成关税同盟的成员拟提高约束关税，应按GATT第28条规定的程序与非关税同盟成员进行补偿性调整的谈判。

4、由一工作组对按第24条第7款（a）项通报的RTA进行审议，并就审议结果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交报告，货物贸易理事会可向各成员提出其认为适当的建议。

5、对于实施GATT1994第24条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事项，可援引争端解决程序。

（三）授权条款—《1979年关于特殊和更优惠待遇、互惠和发展中国家全面参与的决定》

授权条款允许GATT缔约国（背离最惠国待遇原则）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和更优惠的待遇，允许欠发达国家之间达成相互削减和取消关税及非关税措施的区域性或全球贸易安排。如此形成的RTA也就是前文提及的优惠贸易安排。

（四）《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

GATS第5条与GATT第24条相似，规定成员签订服务贸易自由化协定的目的应是便利参加方之间的贸易，与签订协定之前的适用水平相比，对于该协定外的成员，不得提高相应服务部门或分部门内的服务贸易壁垒的总体水平。此外，服务贸易自由化协定必须涵盖大部分服务部门；在该协定生效时或在一合理时限的基础上，在参加方之间通过取消现有歧视性措施和/或禁止新的或更多的歧视性措施，不实行或取消国民待遇意义上的绝大部分歧视。

三、 多边监督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多边审议

目前对RTA的监督主要通过WTO成员对RTA的多边审议进行。1996年WTO总理事会决定成立RTA委员会（CRTA），审议成员通报的RTA.例如，按GATT第24条签订的RTA向货物贸易理事会（CTG）通报，CTG再将协定转至CRTA进行审议。根据成员通报的信息和对问题的答复，CRTA进行事实审议，以确保RTA的透明度，使其它成员可以判断某一RTA是否符合WTO规则。事实审议结束后，由WTO秘书处起草审议报告，成员进行磋商以便在CRTA意见一致后将报告提请上级机构通过。CRTA审议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审议提高透明度，二是在判断是否与规则一致的基础上作出适当的建议。但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CRTA未提交一份有关RTA审议的最终报告。

多边审议进展缓慢，导致WTO成员签订的大多数RTA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关于RTA的法律地位，成员有两派不同观点。一些成员认为在未发表RTA符合规则的审议报告前，每个RTA的法律地位是不明确的。另外一些成员认为，即使CRTA的审议未得出明确结论，但只要已经进行审议且准备的报告中未包括任何调整RTA的建议，即可视作该RTA符合WTO规则。而且，如果一个RTA的设立未被提起争端解决，就说明未产生贸易转移的影响。但是在土耳其纺织品案中专家组裁定，一项多年未提起争端解决的措施并不意味着被成员默认接受。[19]

以多边审议为主要手段的多边监督体制陷入困境的原因很多。有些原因是国际组织或国际条约约束成员国行为中常见的困难。一是在规则方面，国际条约的规定经常是含糊不清的，因为这些规定往往是缔约方反复谈判后达到的妥协。有时，缔约方有意达成含糊不清的条文，以便日后给予不同的解释。[20]另一方面是因为国际法缺乏强制执行机制。当然，这一点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得到加强后有所改进，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造成目前CRTA审议困难的现实问题很多，如RTA协议内容越来越复杂，涉及面广；多边审议中作出明确决定存在政治上的困难；现有RTA规则有不同的解释；有关成员提供的信息不充分等。但关键问题是成员之间对RTA规则的解释不能形成一致意见。[21]

（二）实体问题—现有RTA规则需要澄清

长期以来，由于现有RTA规则，特别是GATT第24条，存在不同解释，这些规则不被认为构成行之有效的约束。成员间关于如何解释规则的辩论从GATT至WTO从未停止。

1、 关于GATT第24条的解释

GATT第24条存在不同解释，主要因为其中一些重要概念和条款之间的关系需要澄清，主要存在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1）“绝大多数贸易”（substantially all trade）的定义

第24条第8款中没有“绝大多数贸易”的定义，尽管有1994年谅解前言第4段的阐述，[22]成员仍有不同意见。一种观点是“定量方法”（quantitative），要求定义一个统计标准，如成员之间贸易量的一定比例。另一种观点是“定性标准”（qualitative），要求至少无一主要部门被排除在外。由于没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标准，多边审议中成员往往各执一词。

（2）其它限制贸易法规（other restrictive regulations of commerce）的范围

第24条第8款括号中列出了应取消的限制性贸易法规的例外，[23]这一列举是否穷尽了所有允许的例外？由于GATT第6条（反倾销和反补贴）和第19条（保障措施）都未列入其中，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是否是允许的例外？RTA成员在实施反倾销、保障措施时，是否可以排除对其RTA伙伴的适用，这是WTO成员长期争执的一个问题。在韩国诉美国钢管（line pipe）保障措施案中，韩国认为美国在实施保障措施时，排除对北美自由贸易区伙伴的适用，违反了保障措施应非歧视实施的要求。上诉机构在裁决中，根据司法经济原则，在认定美国的一些作法违反规则后，认为“关于GATT第24条是否允许违背保障措施协议第2条第2款，排除对自由贸易区成员进口的适用，没有必要作出裁决。”[24]

（3）第4款是否包含第5-8款以外的要求？

支持这一观点的成员认为，RTA扩大国际贸易的作用不是自动的，第4款包括一个创造贸易或转移贸易的测试。另一些成员认为第4款仅是介绍性语言，说明成员背离最惠国待遇时应遵守的一般原则。土耳其纺织品案上诉机构裁定第4款没有规定额外的义务。[25]

（4）第5款中对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规定的不同纪律

第5款规定了对第三方进入RTA成员市场情况的评估，其中A项为关税同盟的规定，B项为自由贸易区的规定。

1994年的谅解将A项关税同盟中的适用的关税规定为“实施关税”（applied rates of duty）。而成员对B项自由贸易区中适用的关税是指“约束关税”（bound rates of duty）还是“实施关税”意见不一。此外，似乎自由贸易区中“其它贸易法规”的范围比关税同盟中的“其它贸易法规”的范围要广。因此，一些成员认为原产地规则应包括在B项对自由贸易区的规定中。由于B项关系自由贸易区的规定中没有“总体上”一词，有些成员认为在形成自由贸易区时不得提高任何最惠国关税或其它贸易法规，造成比对关税同盟的要求更严格。

2、RTA规则与WTO其它规则之间的关系—第24条与其它货物贸易规则的关系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成员曾试图澄清1947年起草的第24条的规定，特别是有关“其它贸易法规”的澄清。但谈判未达成一致。因此，GATT第24条与其它非关税措施的关系仍未有定论。成员对此也持不同观点。一些成员认为24条只允许成员背离GATT第一条最惠国待遇。另一些成员认为24条允许成员背离所有GATT条款，不限于第一条。土耳其纺织品案中，专家组曾裁定成员只能背离GATT第一条。[26]但上诉机构推翻了专家组的裁定，认为以GATT第24条为理由抗辩，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抗辩方必须证明形成的关税同盟满足24第8款（a）项和第24条第5款（a）项的条件，二是证明如果不采取该措施就不能形成关税同盟。[27]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RTA协议有关原产地规则的规定与第24条中“其它贸易法规”的关系，以及与原产地规则协定附件二《关于优惠原产地规则的共同宣言》的关系。一些成员认为优惠原产地规则因不影响对第三方的贸易而不属于“其它贸易法规”。另一些成员则认为“其它贸易法规”应包括除关税外的所有措施，需要评估RTA中优惠原产地规则是否对第三方贸易有限制性影响。

（三）争端解决

根据1994年关于解释GATT第24条的解释，WTO成员可就实施关于GATT第24条中关于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或临时协定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事项，提交WTO争端解决。但这是否意味着可以由争端解决机构成立的专家组审查某一RTA协议是否符合WTO规则呢？

在GATT期间，专家组的态度很明确，认为争端解决机制不应对RTA协议进行审议，对RTA协议的整体审议应按照GATT第24条的程序进行，而争端解决机制只审查某一具体贸易措施是否合法。[28]在土耳其纺织品案中，专家组称“争端解决专家组可否评估RTA协议是否符合WTO规则是可争论（arguable）的一个问题。”而上诉机构在裁决中回避了这一问题，认为本案中只需审查是否允许土耳其实施数量限制。[29]因此，争端解决机制可否全面审议一个RTA是否符合WTO规则仍无定论。

四、WTO新一轮谈判对RA规则的发展

多哈部长宣言第29段授权进行谈判，以澄清和改进现有的适用于RTA的WTO纪律和程序，谈判并应考虑发展问题。

关于谈判的议题，成员普遍对通报的透明度和RTA审议表示关注，希望谈判能澄清关于通报时间和内容等规则，改进对RTA的审议，明确审议报告的法律地位。关于实体规则，主要集中于GATT第24条中重要概念的澄清。一是明确“绝大多数贸易”的标准，确保RTA成员间的优惠安排适用于广泛的产品领域。二是明确RTA成员间可维持的限制性措施，包括RTA成员间是否可适用WTO贸易救济措施。此外，发达成员还提出明确发展中成员根据授权条款签订的RTA与GATT第24条纪律的关系，明确对授权条款下RTA的审议等。

「注释

[1] “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东南亚国家联盟”等都是以地域为标志的。

[2] 美国与以色列自由贸易协定就不是相邻国家之间签订的。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虽然提到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但参加者之间相距之遥远，已经很难说是地理上相连了。

[3] 世界贸易组织是典型的管理多边贸易的机构，以至于成了“多边贸易体制”（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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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新自由贸易协定是我国与发达国家达成的第一个全面的自由协定。协定中有关自然人流动的制度安排,较之WTO及我国其他自由贸易协定,有较大的改进。具体体现为:确定自然人的类型,明确相关术语;水平承诺自由化程度更高;深化了部门承诺;增加临时雇佣入境承诺;移民手续更便利;新增假期工作机制安排。

关键词:中新自由贸易协定 自然人流动 具体承诺

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全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于2008年4月签署,2008年10月协定正式生效。该协定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诸多领域,是我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是我国与发达国家达成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中新自由贸易协定中有关自然人流动的制度安排,较之WTO及我国其他自由贸易协定,有较大的改进。本文重点对中新自由贸易协定自然人流动规则进行评析,以期对WTO现有的自然人流动谈判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规则概述

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的界定采用了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模式,即将服务贸易划分为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四种模式。其中,自然人流动是指一方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另一方境内以自然人存在方式提供服务。

中新自由贸易协定中有关自然人流动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九章及相应的附件中。协定第九章是对自然人移动进行规定的专门的一章,共计十个条款,逐项规定了定义、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快速申请程序、临时入境的准予、临时雇佣入境的准予、透明度、联系点、自然人移动委员会、争端解决。该章规定了自然人流动的一般条款和基本纪律。

中国与新西兰有关自然人流动的具体承诺的内容包含在附件十、附件十一中。附件十是自然人临时入境承诺,包括中方承诺和新方承诺。附件十一是自然人临时雇佣入境承诺,仅含新方承诺。在自然人临时雇佣入境新方承诺中,新方对中医执业者(包括护士)、中餐厨师、中文教师助理、中国武术教练、中文导游及从事特定技术职业的技术工人进行了承诺。其中,关于技术工人的入境,所规定的职业选自新方的技术短缺部门。此承诺适用的部门将在双方通过换文达成的安排中列明。因此,《双方关于技术工人有关问题的换文》构成了自然人流动雇佣入境新方承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依照此规定,自然人移动委员会每5年将对所列部门进行审议。

此外,中国和新西兰还对“假期工作机制”的实施安排达成了谅解。

规则评析

中国和新西兰均是WTO的成员方,适用WTO有关自然人流动的规则和双方的具体承诺。WTO现有的自然人流动规则和具体承诺存在诸多不足,旨在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服务贸易谈判也迟迟未能达成协议。较之WTO,《中新自由贸易协定》的自然人流动规则及承诺有着较突出的改进,这为中新自然人流动的发展提供了更加优惠的制度支持,也为我国其他自由贸易协定中自然人流动制度的设计提供了借鉴。

(一)确定自然人的类型并明确相关术语

在WTO成员方的承诺表中存在着大量模糊的术语和定义,这为自由行政裁量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并构成了壁垒(Josephine Frawcisco,2002)。其中,对于自然人服务提供者,尚没有一致的分类和界定。何为自然人服务提供者?分为哪些类型?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各成员方在承诺表中也没有达成共识。因此,含有模糊术语的承诺具有很强的限制性,实际是成员方在对自然人流动放开本国市场的同时暗地的构筑壁垒。

中新自由贸易协定明确了自然人流动规则的适用范围,将自然人划分为五种类型:商务访问者、合同服务提供者、公司内部流动人员、技术工人、机器设备配套维修和安装人员。协定对这些术语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并对这些概念中所含的概念,如经理、专家,进行了界定。

依协定的规定,商务访问者包括商品销售人员、服务销售人员、投资者及其授权代表。合同服务提供者是指一方服务提供者或企业的雇佣人员为履行其雇主与另一方境内服务消费者的服务合同,临时进入另一方境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其中,雇员具备与所提供服务相关的适当的学历和专业资格,报酬由雇主支付,雇主为公司或合伙时,在服务消费国境内需无商业存在。公司内部流动人员是指在另一方境内有商业存在的一方服务提供者或投资者的雇员,限于经理、高级管理人员或专家。技术工人指一方自然人进入另一方,旨在按照与该方自然人或法人缔结的合同从事临时性工作,并具备从事该工作的适当资格和/或经验。机器设备配套维修和安装人员是指提供机器和/或设备配套安装或维护服务的自然人,且供货公司的安装和/或服务是机器设备购买的条件。

(二)水平承诺自由化程度更高

具体承诺分为水平承诺和部门承诺,水平承诺适用于所有列入承诺表的服务行业的服务贸易。水平承诺体现了承诺的整体性,它规定了一成员方对某种服务提供方式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上的基本规则。《中新自由贸易协定》自然人流动水平承诺较之双方在WTO中的承诺,自由化程度更高。譬如,根据自然人临时入境中方承诺,新西兰商务访问者在我国境内停留的期间为6个月。而我国在WTO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承诺服务销售人员入境期限为90天。相比之下,一方面,中新贸易协定阔宽了准入的自然人类型,商务访问者不仅包括服务销售人员,还包括商品销售人员和投资者。另一方面,准入的商务访问者在我国境内停留的期限延长了约一倍的时间。这使得新西兰的商务访问者有了相对更充裕的时间在我国境内进行服务销售谈判,商品销售谈判或设立、扩大、监督和处置该投资者的投资。

(三)深化了部门承诺

部门承诺是针对特定部门所做出的承诺,具有灵活性,是水平承诺的必要补充。在WTO的现有承诺中,各成员方对自然人流动的承诺以水平承诺为主,在部门承诺中大都规定“除了在水平承诺部分指明的约束外,不受约束”,部门承诺形同虚设。这便无法发挥部门承诺的作用,难以满足特定服务部门的特殊需要。服务部门种类繁多,各个部门有其特殊的情况,光靠水平承诺显然是无法全部囊括的(李琴,2005)。

通过对协定的研读,可以发现在中新贸易协定中,部门承诺成为了水平承诺的有益补充。譬如,在我国对自然人临时入境的承诺中,中方对以下服务部门做出了部门承诺:医疗和牙医服务、计算机及其相关服务、笔译和口译服务、教育服务 (不包括特殊教育服务、国家义务教育)、饭店(包括公寓楼)和餐馆服务、国际货运和客运服务(不包括沿海和内水运输服务)。这些部门承诺针对特定的服务部门,做出了较之水平承诺更具体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

(四)增加临时雇佣入境承诺

东道国公司的外籍雇员提供服务是否属于GATS框架下的自然人流动尚属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将这种服务提供模式纳入GATS很有必要,这对于增进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整体福利都是有益的(李琴,2007)。

中新自由贸易协定专门对自然人临时雇佣入境做出了规定。临时雇佣入境是指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一方自然人进入另一方境内,以期按照根据接收方的法律订立的雇佣合同从事临时性工作,且不以永久居留为目的。

在附件十一中,新西兰就自然人临时雇佣入境做出了承诺。与自然人临时入境承诺所采取的水平承诺与部门承诺相结合的方式不同,自然人临时雇佣入境承诺是针对具体职业做出的。新方对从事六类职业的中方自然人临时雇佣入境做出了承诺,分别是中医执业者(包括护士)、中餐厨师、中文教师助理、中国武术教练、中文导游及从事特定技术职业的技术工人。前五种职业比较具体明确,这些职业与中国特有的文化与语言相关,中国人在从事这些职业上具有绝对优势,新西兰人很少有人能从事上述职业。因此,允许从事上述职业的中方自然人临时雇佣入境并不会挤占新西兰人的工作岗位,扰乱其国内劳动力市场。相反,它能丰富新西兰的劳动力市场,为新西兰人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

从事特定技术职业的技术工人所从事的职业必须是中新通过换文达成的安排中列明的技术短缺部门,自然人移动委员会第5年对所列部门进行审议。首次5年安排所列明的特定技术职业共计20个,分别是计算机应用工程师、高级测试分析师、结构工程师、兽医、装配工及车工、注册护士、焊工、高等教育讲师、幼教教师、电器/产品设计工程师、审计师、电子技师、临床放射诊断医师及临床放射治疗师和核医学技术人员、船体制造工、电影动画师、电工、管道工、汽车电工、柴油机修理工、汽车修理工。

(五)移民手续更便利

自然人流动不可避免地涉及人员的出入境,入境手续的繁复构成了一项很重要的自然人流动壁垒。为了削减移民手续对自然人流动所造成的阻碍,以避免不当影响或延误本协定项下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或投资活动的展开,《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对移民手续规定了快速申请程序。协定要求各方应当快速处理另一方自然人的移民手续申请,包括进一步的移民手续要求或相关的延期。各方应当直接通知或通过申请人授权的代表或预期雇主通知申请人临时入境和临时雇佣入境的申请审批结果,包括居留时间和其他条件信息。对于依照其国内法律法规,提交的完整临时入境和临时雇佣入境申请,应当在提交后的10 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对该申请的决定,或告知申请人何时做出决定。应申请人的要求,该方应当提供有关申请审批进展状况的信息,不得有不当延误。双方重申其在《APEC 商务旅行卡实施框架》项下的承诺。此外,协定还规定,受理移民手续的费用不应超过受理服务所需的成本水平。

(六)新增假期工作机制安排

根据《中新假期工作机制安排》,新西兰对我国开放了一种新的工作许可类型:假期工作类。该种工作许可是针对赴新西兰旅游度假并可能短期实习和工作的有技术的年轻人发放的。《安排》规定,新西兰移民局对满足一定条件的中国公民提出的申请,签发自签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的临时签证。新西兰政府每年发放该类签证1000个。这对于弥补新西兰园艺、葡萄栽培、餐馆住宿(hospitality)等产业的劳动力短缺有帮助。对于我国,则为我国年轻人赴新旅游度假并短期实习和工作提供了一条新的渠道。

结论

综上所述,党的十七大已确定了自贸区战略,更多的自贸区正在建设之中。中新自由贸易协定中有关自然人流动的制度安排必将为后续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结起到良好的示范性作用。此外,WTO服务贸易谈判历时九年有余,尚在进行当中。其中,自然人流动谈判构成服务贸易谈判的焦点和争议点。中新自由协定较之WTO现有自然人流动规则与承诺的改进之处,对WTO现有的自然人流动谈判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Josephine J. Francisco. Barriers to Temporary Migration of Filipino Workers as Service Providers. Joint WTO-World Bank Symposium, Geneva, 11-12 April 2002

2.李琴.析GATS下有关自然人流动的具体承诺的改进[J].时代法学,2005(3)

3.李琴.论将东道国公司的外籍雇员提供服务纳入GATS[J].国际经贸探索,2007(4)

篇5

近年来，国际上对贸易与环境关系的争论一直很激烈，其中贸易自由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各执一词，贸易自由主义者认为贸易本身并不会损害环境，导致环境恶化的根源是市场和政府失灵；环境保护主义者则认为自由贸易是对环境最大的破坏(Esty，D.C，1999).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发展与环境大会上，环境问题首次成为一个世界议题。为了寻求环境和自然资源可承受的、生态和经济可协调的长期发展模式，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于1987年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不损坏地球生命系统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的需求的发展”(WCED，1987)。此后，可持续发展问题从概念形成进入战略发展与制度创建阶段。1987年达成《蒙特利尔协定书》；1989年达成《巴塞尔公约》；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即里约会议)达成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化公约》、《森林原则声明》和《里约政治宣言》；1997年达成《东京条约》；2002年9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更是一次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会议，在有效的机制保障和规范的管理上进一步推进了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可以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近20年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伴随着人们对环境可持续问题的关注，有关贸易与环境的争议也越来越激烈，环境与贸易在1996年成为WTO关注的一个新议题。

一、贸易与环境的理论和现实冲突

贸易与环境从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贸易是经济层面的概念，环境则是社会生态层面的概念。贸易规则的制定与实施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克服人类行为的负内部性(即由于人为设置障碍而产生的内在于交易系统的成本)，把内部成本外在化。WTO正是通过大量的贸易协议促进贸易自由化，增进各国的经济利益。环境可持续问题则是国家或国际组织为了实现一定的环境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规则，实质是克服人类行为(主要是生产和生活行为)所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性，把外部环境成本内在化。可见这两个问题的本质并不相同。然而现实中，环境政策对贸易的冲击和贸易对环境保护的影响不断交织，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有关环境与贸易问题的争论愈演愈烈，而争论的内容和范围也由于新问题的出现而不断延伸和扩展。

1.理论冲突

贸易与环境的理论冲突集中体现在自由贸易主义者与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对立上。

自由贸易主义者认为自由贸易对环境是有利的。首先，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有助于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保证生产活动能够按照最有效的方式进行。这样通过自由贸易的全球产出耗费的环境成本最低。例如，那些对农业高保护的国家每公顷的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量是低保护国家的10倍。其次，自由贸易能使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更加环保的产品和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对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效益更大；最后贸易自由化还有利于消除扭曲的贸易政策措施如补贴和税收，由于这些措施扭曲了环境的成本，使得自然资源失去合理的配置，不利于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自由贸易对环境保护不利。一方面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经济活动的增加会增加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费；另一方面在各国有权制定自己环境标准的前提下，不同的环境标准就如要素禀赋一样会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这样，自由贸易的结构会赋予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竞争优势，其结果会出现各国竞相降低环境标准，环境高标准国家的厂商将向环境低标准国家转移，出现“污染庇护所”(BaumolandOates，1988)

2.现实冲突

(1)环境保护还是贸易壁垒

贸易和环境现实冲突最为明显的体现是一项贸易措施是属于环境保护还是属于贸易壁垒。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风俗、法制等差异很难将各国的环境标准达成完全的统一。发达国家迫于国内环境保护主义者强大的压力以及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的需要，希望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来防止环境恶化，贸易手段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发展中国家则担心环境保护会成为发达国家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既绿色保护主义，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制造障碍。为此，以印度和马来西亚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在多哈会议上同以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近十几年来，从最著名的美墨金枪鱼一海豚争端、美国对泰国虾的贸易禁运到欧盟的牛肉争端等源于环境问题的国际纠纷不断出现。

(2)WTO规则与多边环境协议(MEAs)

虽然WTO正试图将环境规则纳入其议程，但由于WTO规则与环境保护规则的制定在现实中相互独立，双方的条款经常出现不协调。如何处理多边环境协议中贸易措施和WTO规则的关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乃至于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存在明显的分歧。如1996年欧盟提出放松GATT第20条款的限制条件，建议在这一条款中增加一条有关MEAs措施和WTO规则之间关系的备忘录。凡是MEAs中违反WTO规则的措施都将作为例外来处理。发展中国家则认为欧盟的建议旨在使其贸易措施合法化，实质是以贸易作幌子达到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

(3)环境货物和服务开放还是保护

如美国以自由贸易为由试图将环境货物和服务纳入贸易与环境的议题，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环境资源领域，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这是剥夺发展中国家保护环境的合法和正当的权利。

(4)环境标准统一还是灵活

关于环境标志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在于环境标志的制定是否应该以工艺和生产方法(PPM)为标准。即如果产品的生产方法对环境不利的话，即使这种方法对产品的性能没有丝毫影响，这种产品也将被看作是不利于环境的产品。发展中国家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环境标准对各国也应不一样，发达国家企图将本国的环境标准和生产方法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

二、贸易与环境相关性的经济学分析

1.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影响的效应

影响环境质量的因素可以用U=F(0、I、S、P、T、R、K)函数来体现。其中U为环境质量，Q为经济生产规模，I为收入，S为生产结构(主要由生产技术决定)，P为产品成分，T为产品技术扩散，R为环境监督，K为其他因素。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上述因子而最终作用于环境。

(1)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是指贸易对经济规模的影响，即随着经济活动的增加、消费的扩大以及收入的增加，污染也可能会增加。贸易的扩大，必然带来Q的扩大，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会造成资源使用量的增加，由此造成环境质量的降低。U与生产规模体现为负相关，贸易扩大不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传统贸易理论中，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是贸易品的重要投入要素。随着经济发展，自然资源在商品贸易中的投入量虽然呈显著下降趋势，但自然资源仍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尤其依赖农业和自然资源，因此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最敏感(UNDP，2003)。

(2)收入效应

收入I的增加可能从多方面影响环境。首先收入增加会带来消费增加，消费增加导致生产增加，对环境不利，但收入的增加会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使人们购买高环保产品，由此对高环保产品的需求增加，对低环保产品的需求下降，结果促使厂商加大环保投入，增加对环保产品的生产，提高环境质量，同时收入提高也使得厂商有更多资金投入环境保护，环境质量上升。如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巴西随着GDP的增长，环保投入也明显增加。在生产规模和生产结构一定的条件下，收入和环境的关系呈现出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U”曲线，该曲线表明，在：正业化进程的早期，环境条件会不断恶化，而当人均GDP达到5000—10000美元后，环境状况将会逐渐好转，人均排污会逐渐下降。

最近的统计表明，当前的贸易自由化规则和政策增加了贫困和不平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如人口占世界10%的世界最贫穷49个国家的贸易额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0.4%。联合国估计贫穷国家因为不公平的贸易规则每天损失2千万美元(UNCTAD，2001)。贫困是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Melnick，2003)。可见，贸易通过收入的不均等分布间接导致环境恶化。

(3)结构效应

结构效应是指贸易对一国产业结构与国家产出污染密度的影响，即贸易结构倾向于更加环保的产品。在不存在市场和政策失效的情况下，开放经济下自由贸易的产出结构比封闭经济下的产出结构更符合环境资源的禀赋。在收入和生产规模一定的条件下，贸易自由化会导致产业结构从资源型到轻工业再到服务业的提升。Hettige、LucasandWheeler(1992)的研究表明内向型经济国家更趋于发展资金密集型制造业，有毒密度比外向型国家要高。

(4)产品和技术效应

技术效应是指贸易对产业技术的影响，即随着财富的积累和贸易的扩大，一国可以获得更有利于环保的技术T，从而实现更加洁净的生产过程。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产品、技术在国与国之间的跨境移动，其对环境的影响取决于产品和技术的特征。如果产品和技术对环境不利，则环境质量下降，但现在各国都对污染产品或产业进行管制。据OECDl996年的资料，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全球市场每年在3千亿美元左右，而且增长非常迅速，这些环保产品提供了有效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由此提高了环境质量。3／4的技术扩散是通过产品来进行的，尤其是机械设备。这些产品80%来自发达国家，1／3是由发展中国家进口，因此通过产品的技术扩散或服务贸易技术许可等方式的技术扩散对提高环境质量都有很大贡献。贸易不仅促进了技术的扩散转移，还通过实现规模、刺激创新等方式进一步促进技术发展。Porter和Van.Der.Lide(1995)年提出“波特假说”，认为恰当的环境政策可以鼓励创新，其节约的成本可以部分弥补甚至超过坚持环境标准带来的成本。

(5)环境监督效应

贸易自由化能提高收入，由此提高环境监督R的水平。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145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环境监督是正相关的。Dean(1991)的研究表明，降低环境标准所节约的成本对一个公司的总成本来说只占很小一部分，因此对公司的竞争力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环境成本对企业竞争力造成很大的影响，可以推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低标准会吸引发达国家的环保产业更多地投入该地区，而实际上1995年美国直接投资中只有5%投入到发展中国家，24%投入到环境监督水平高的发达国家。世界经济论坛1997年对3000企业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33项影响他们投资决策的因素中，环境监督排第22位。

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有赖于上述几种效应，这些效应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因此，贸易对环境的最终影响很难精确预测。OECD的一个研究(Sprenger，1997)表明，总体而言经济规模对环境是不利的影响，技术和收入对环境是有利的影响，他们的净效果取决于这两者的对比。Strutt和Anderson(1998)通过定量分析，对贸易自由化与环境借助GGE模型进行了定量分析，分析结果认为，贸易政策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减少资源消耗。通过贸易改革和采取有针对性的环境和资源政策来降低一些严重的危害，可以大大增加社会福利。

2.环境保护对贸易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环境保护如何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由此影响两国的贸易结构，笔者借助H—O的要素禀赋模型进行分析。

H-O理论认为由于各国要素禀赋的不同，一国应出口本国富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在H—O模型中并未考虑环境要素。在环境要素越来越重要的当今，环境应当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被考虑进去(Siebert，1992；ThomasAnderson，1998)。为了分析环境要素对比较优势的影响，笔者对H—O模型修正后的前提假定为：两种要素即环境和劳动力；生产的两种商品即密集使用环境要素的高污染产品和密集使用劳动力的低污染产品；其余的假定与H—O相同。

显然，在封闭经济下，I国由于环境为富裕要素，生产可能性曲线偏向高污染性产品X，在国内相对产品价格P(i)下，A为I国的最佳生产点和消费点；Ⅱ国由于环境为稀缺要素，生产可能性曲线偏向低污染性产品Y，在国内相对产品价格P(ii)下，C为Ⅱ国的最佳生产点和消费点。显然P(i)>P(ii)。在开放经济下，国际交换价格P(int)必定位于P(i)和P(ii)之间。这时，I国的最佳生产点将从A转移到B；II国的最佳生产点将从C转移到D，两国新的最佳消费点为F。

可见，由于环境要素的不同，影响了两国产品的竞争力。I国的高污染产品由于环境要素充裕(如环境保护标准低)获得比较优势，将扩大高污染产品的出口；Ⅱ国的高污染产品由于环境要素稀缺(如环境保护标准高等)处于比较劣势，将减少高污染产品的出口。

下面，笔者进一步分析实施环境监管措施对各国的影响。

现实中对各国环境标准是否会影响竞争力的争论较多。笔者认为，在H—O模型的基础上可以认为环境监管、环境保护宽松的国家为环境要素富裕的国家；环境监管、环境保护严格的国家为环境要素稀缺的国家。

对小国而言，作为世界价格的接受者，由于实施环境监管，生产点将从A转移到B，即生产要素从高污染产品转向低污染产品，高污染产品生产下降，低污染产品生产上升。

篇6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政策；对策

中图分类号：F7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157-03

引言

自由贸易区（FTA）是特定经济体之间的优惠安排，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融合过程。自由贸易区由于涉及国家少、见效快、区域内国家的经济联系相对较为紧密，易于形成较为合理的协作体系，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迅速发展的势头。

随着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在中国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如何设计出合理、有效和宽严适度的原产地规则，是建立和完善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的焦点。文章首先探讨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然后讨论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实施情况，进而评价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的成就与不足，最后给出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

中国参与自由贸易区建设起步晚，进程快。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并正式启动了自贸区建设的进程，2004年1月1日，自贸区的先期成果――“早期收获计划”顺利实施，2007年1月，双方又签署了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中国―东盟自贸区于2010年1月1日年全面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目前建成的最大的自贸区。截至2010年5月，中国已与世界和区域经济组织间建立了九个自由贸易区，正在谈判的有五个自由贸易区，正在研究建立的有两个自由贸易区，涵盖了对外贸易总额的1/4。

二、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判断标准

原产地规则在自由贸易区贸易协定中的作用，主要在于防止非缔约国产品进入区域市场时获得同等优惠待遇。虽然WT0和世界海关组织（WCO）在统一和协调非优惠原产地规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各国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根据本国的需要，仍实行不同的判断标准。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判断标准，可以分为“完全获得标准”和“非完全获得标准”。

（一）完全获得标准

完全获得标准的一般性要求是指产品在出口国完全获得或者生产。中国签署的自贸区关于这一标准的表述方式均为分类列举，大的类别一般都包括植物（或者农产品）及其制品、动物及其制品、矿物、水产品或者海产品、其他天然生成的物品、废旧物品或者回收物品等，但每一类均存在细微差别，这些细微差别背后的经济利益可能是巨大的。中国实施的非优惠原产地规则关于非完全获得的主要标准是实质性改变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以下简称“《原产地条例》”）和海关总署会同商务部、质检总局于2004年公布的《关于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中实质性改变标准的规定》，非优惠原产地规则实质性改变标准，以税则归类改变为基本标准，税则归类改变不能反映实质性改变的，以从价百分比、制造或者加工工序等为补充标准。

（二）非完全获得标准

非完全获得标准适用于在出口国完成部分或者主要加工、生产过程，或者完成主要增值部分的货物。根据《原产地条例》规定，中国的优惠原产地规则关于非完全获得或者生产的标准一般分为四类，即特定原产地标准、税则归类改变标准、区域价值成分标准和工序标准。

1.特定原产地标准。特定原产地标准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法律概念。中国早期签订的自贸协定将特定原产地标准与税则归类改变标准、区域价值成分标准、工序标准等标准并列，如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规则、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项下原产地规则、中国―智利自贸协定项下原产地规则、亚太自贸协定项下原产地规则等[7]。

在中国新签订的自贸协定中，特定原产地标准包括税则归类改变标准、区域价值成分标准和工序标准等内容，如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项下原产地规则。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后一种特定原产地标准体系有可能成为今后优惠原产地规则项下原产地标准的主要模式，这也与WTO在规范非优惠原产地规则方面的努力是一致的。

2.税则归类改变标准。税则归类改变标准目前主要有章改变标准、四位级税号改变标准和六位级税号改变标准等几种形式。中国―智利原产地自贸协定项下原产地规则既规定了章改变标准，也规定了四位级税号改变标准。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项下原产地规则规定的是六位级税号改变标准（即子目改变）。

3.区域价值成分标准。在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签订之前，区域价值成分标准是各项自贸协定中适用的基本标准，也是优惠原产地规则中相对多变的标准，如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规则关于区域价值成分的要求是，原产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品的成分占其总价值的比例不少于40%；原产于非自由贸易区的材料、零件或者产物的总价值不超过所生产或者获得产品离岸价格的60％，并且最后生产工序在东盟国家境内完成。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关于区域价值成分的要求是原产成分的比例不低于40%；中国―智利自贸协定关于区域价值成分的要求是不少于50%。

4.加工工序标准。加工工序标准，是依据生产产品的加工工序而制定的。对于需要按此项标准确定原产地的那些产品，详尽地阐述了会改变其原产地的制造或加工工序，这些工序必须足以赋予产品某些本质特征。产品只有在一国经历了这样的工序才算取得该国的原产地资格。例如，规定“缝制地”为服装的原产地。加工工序标准具有简便易行的优点，大多适用于纺织品等少数特定产品，可适用范围有限。

三、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优惠准则

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原产地规则的优惠准则包括两种类型：一是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二是优惠性原产地规则。

（一）非优惠原产地规则

中国于2005年1月实施的《原产地条例》是规范非优惠原产地规则的主要法律文件，根据该条例，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和进口货物原产地规则统一在一起，进出口货物实质性改变的确定标准，以税则归类改变为基本标准，税则归类改变不能反映实质性改变的，以从价百分比、制造或者加工工序等为补充标准。

（二）优惠性原产地规则

中国的优惠原产地规则是为了实施国别优惠（关税）政策而制定的原产地规则，其国内法体现为海关规章。中国的优惠性原产地规则除了包括与东盟已经签署双边FTA货物贸易协定之外，还包括了中国与智利等其他一些国家（地区）的双边FTA（EPA）。其中的原产地规则既有相近之处，也存在很多区别。

四、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中存在的问题

（一）进口货物的原产地规则过于宽松

中国进口货物的原产地规则最初是为了贯彻实施《关税条例》中两种税率运用的规定。根据该条例，对于经过多国加工、制造的进口货物，实行实质性加工作为判定进口货物原产国的主要依据，即“以最后一个对货物行经济上视为实质性加工的国家作为有关货物的原产国”，实质性加工则是指《海关进出口税则》中四位数税号的改变，或者加工增值部分所占产品总值的比例超过30%。在许多国家都倾向于实施较严的原产地，相对于国外不同用途适用不同原产地规则的做法，中国现有的原产地制度过于宽松，已经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原产地规则体系不健全

中国现行自贸区原产地规则主要包括海关总署1986年的《海关关于进口货物原产地的暂行规定》；国务院1992年制定的《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以及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2001年的《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及实施办法；海关总署2001年实施的原产地预确定制度；2002年《政府采购法》中第10条有关采购“本国货物”的规定。中国原产地规则体系中：一是缺乏敏感商品的原产地规则。由于原产地规则在贸易保护中的作用日益提高，较之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对敏感性商品的原产地规则进行了单独的规定，中国对所有商品都适用一种原产地规则的做法，显然不能满足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需要。二是缺乏优惠原产地规则。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一些发达国家开始逐步取消对中国的普惠制待遇，如果中国能相应地给予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国家普惠制待遇，将有益于加强中国与最不发达国家的合作。

（三）统计口径差异较大

中国的出口按照货物的最终目的国（地）进行统计。对于因配额、普惠制等原因要求出口商出具原产地证书的商品，进口国在统计时主要依据原产地证书，而对于不要求原产地证书的商品，进口国主要依据出口商商业发票或其他单证上对货物原产地的表述进行统计。由于中国大量的对外贸易通过加工贸易的形式完成，如果对原产地证书和出口商商业票据中关于原产地表述的管理过松，就容易造成外国统计的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于实际上原产于中国的出口。中国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中统计口径问题是造成贸易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推进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建设的对策建议

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贸易安排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原产地规则因自由贸易区（FTA）的增加变得越来越复杂， 制定合理的、适用于区域贸易安排的原产地规则将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应着手准备相应的对策。

（一）扩大现有原产地规则的适用范围，制定协调统一的原产地规则

中国应按照WTO《原产地规则协议》的规定及借鉴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制定协调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原产地规则》，将其适用范围由单纯的“签证管理”及进口货物征税税率确定扩大到包括最惠国待遇的实施、反倾销、反补贴税及保障措施的实施、原产地标记的监管、歧视性的进口数量限制的实施、国别进口贸易的统计等在内的所有领域。

（二）实现原产地工作由“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的转化

为充分利用原产地规则达到合理保护民族产业、引导外资投向的作用、实现原产地工作由“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的方向转化，应对被动配额产品制定较严的原产地标准，以确保中国原本已十分有限的被动配额利益确为“中国出口货物”所得。另外，为配合中国预算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还应借鉴国际通告做法，制定政府采购中的“国产货”原产地标准，以合理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文雯.区域贸易安排中的原产地规则研究[D].成都:西南政法大学，2009.

[2]海关总署.解读优惠原产地规则与非优惠规则差异[EB/OL].customs.省略/publish/portal0/tab419，2009-12-03.

[3]殷晓红，张晓芬.APEC原产地规则的确立[J].商业研究，2006，(2).

[4]王雪平.中国FTA原产地规则浅析[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1).

[5]马海.对自由贸易协定中原产地规则的思考[J].对外经贸实务，2006，(7).

[6]孟国碧.优惠性原产地规则的现实困境及其改革[J].法学，2007，(8).

[7]赵晋平，方晋.区域贸易安排中原产地规则的国际比较[J].对外经贸实务，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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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在长期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来贸易保护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调整成本）。因为关税的取消、贸易壁垒的消除总会引起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然而，这个过程是痛苦的。那些原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会发展壮大，而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则终将被淘汰，从而导致一些产业的部分资本荒置和劳动力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在执行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决心和行动。但是，如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那么，各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成本就比较低(Dixon and Menon，1995)。因为产业内贸易并不是导致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而是在同一个产业内流动，是产业内的专业化，其资本和劳动力的变动更容易适应新环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认为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是以何种形式——产业间贸易还是产业内贸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东盟的区内贸易

自1994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正式实施以来，在区内关税减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 Effective Preferential Tariff Scheme)（注：CEPT称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运行机制。CEPT产品包括四类，即列入清单产品、暂时例外产品、一般例外产品和敏感产品。）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属于“CEPT列入清单”，其中92.7%商品的关税在5%以下。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总额为1595.91亿美元（注：2000年泰国区内贸易的进出口值只包括头9个月的数据。），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时，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19%。因此，从区内贸易比重来看，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在扩大区内贸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当然，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对各成员国的影响是不同的。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有所下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居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首位，但其区内贸易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却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莱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变化起伏较大。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区内贸易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6.67%、7.92%和4.79%，说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使区域内原先贸易保护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加强了同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增强其出口产品在区域内的竞争力。

二、产业内贸易指标

对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经验性和统计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涉及经济一体化对贸易专业化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沃顿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萨(1966)、格鲁伯和劳艾德(Grubel and Lloyd，1975)等，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测量指标。其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Grubel-Lloyd Index)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如下：

附图

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间贸易，则GL[，ij]=0；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内贸易，则GL[，ij]=1。因此，产业内贸易指标值在0-1间变动，GL[，ij]越接近1，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0，则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

而一国所有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标是各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比率的加权平均数，其表达式为：

附图

表1　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　单位：%

附图

注：此处的区域内贸易比重指一国或区域的区内贸易占该国或该区域总贸易的比例。2000年泰国只包括1-9月份的进出口数据。

资料来源：ASCU Database。

人们通常用一段时间内格鲁伯－劳艾德指标的变化来说明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如伊玛达(Imada，1990)、阿里夫(Ariff，1991)、基旺(Kwan，1994)和拉曼萨米(Ramasamy，1995)都用此指标对东盟产业内贸易进行研究。但是我们所要说明的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调整成本，也就是研究该时期区内贸易的增加主要来源于产业内贸易还是净贸易(net trade，NT)，（注：在此用公式对相关概念作一介绍。TTi=NTi+IITi，其中TTi=Xi+Mi，NTi=｜Xi-Mi｜，TTi指i国的区内贸易的进出口总额，Xi、Mi分别指i国区内贸易的出口额和进口额。tti、nti和iiti分别是一段时期TTi、NTi和IITi的增长率。）而格鲁伯－劳艾德指标并不能说明产业内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程度。另外，该指标还会引起误导，因为，有时尽管产业内贸易比净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低，但是该指标仍然呈上升趋势；同样，有时该指标呈下降趋势，尽管产业内贸易比净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较低，这是因为：

当iit[，i]＞nt[，i]时，意味着GL[，i]是上升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则Ciit[，i]＜Cnt[，i]；类似地，当nti＞iiti时，意味着GLi是下降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则Cnt[，i]＜Ciit[，i]。

产业内贸易和净贸易的贡献率表达式如下(Menon，1996)：

tt[，i]=Cnt[，i]+Ciit[，i]，

(3)

其中，Cnt[，i]=(1-GL[，i])nt[，i]，

(4)

Ciit[，i]=GL[，i]iit[，i]，

(5)

tt[，i]、nt[，i]和iit[，i]分别是i国一段时期TT[，i]、NT[，i]和IIT[，i]的增长率，Cnt[，i]和Ciit[，i]分别指nt[，i]和iit[，i]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GL[，i]指基期i国的格鲁伯劳艾德指标。

三、样本的确定与数据来源

国际贸易的商品成千上万，确定这些贸易中哪些属于产业内贸易，哪些属于产业间贸易，涉及到商品的分类和产业的定义问题。本研究根据HS编码来划分。（注：HS编码全称为协调商品名称和编码制度(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HS Code)，也简称协调制度，是一种多用途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目录，广泛用于国际贸易有关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征税、统计、运输等方面，是迄今最完善、系统、科学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HS编码一位数为类，两位数为章，二者分别有22类和99章。）一般说来，产业划分的越细，产业内贸易指标就越低，反之亦然。由于受数据的影响，本文将按章，也就是HS编码两位数等级数据来划分，然后再用加权平均法计算HS编码一位数（类）和所有商品总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及其对区内贸易的增长贡献率。

本文对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实证分析，并将1993年作为基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进出口数据来源于ASCU数据库。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利用公式(1)-(5)，本文计算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

就东盟自由贸易区整体而言，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增加了94%，其中产业内贸易提高了75%，产业间贸易提升了18%，换句话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增加有近80%来源于产业内贸易。从部门看，在18类商品中，（注：本文将武器弹药、杂项制品、艺术品和其他未分类商品排除在外，故只有18类商品。）除了动植物油脂类商品外，东盟自由贸易区其他17类商品的区内贸易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机电音像设备和化工产品的区内贸易增幅最大，均超过一倍，分别达1.45倍和1.42倍。而就产业内贸易的贡献率而言，除了植物产品、动植物油脂和木及木制品外，其他15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的贡献率高于产业间贸易的贡献率。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的具体情况看，除了文莱的区内贸易下降了14.54%外，其他5个国家的区内贸易额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菲律宾和印尼的增幅最高，分别达3.08倍和1.31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额有所下降，但其产业内贸易却增加了近10%，其他5个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对扩大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都大于产业间贸易的贡献率。

篇8

战后以来，区域一体化蓬勃。根据WTO统计，截止到年月1日，向WTO及其前身GATT通报备案的区域贸易协定中仍然生效的总计达142个，其中101个是年月WTO成立后备案的。在所有WTO成员中，除蒙古国以外，其他都是一个或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当事国；协定当事国之间的贸易额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区域一体化对世界经济诸领域、世界经济的总体格局以及国际经济秩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区域一体化过程在全球展开，形式日益发展，排他性日益减少，合作领域日益扩大，从而为全球一体化的最终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在阐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美国和拉美对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各自所抱的动机及各自经济一体化的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接着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及其进展受挫的原因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最后分析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指出了我国应该采取的几点对策，即调整对拉美出口产品的结构，利用好拉美现有的区域市场优势，与拉美一些国家先行建立自由贸易区，尽快推动—东盟自由贸易区加速发展。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美洲自由贸易区；影响对策

引言

战后的世界经济是以贸易、生产、乃至经济政策趋向全球一体化为特征的，而这种一体化又首先以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形式表现出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区域一体化的蓬勃发展对世界经济诸领域、世界经济的总体格局以及国际经济秩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区域一体化过程在全球展开，形式日益发展，排他性日益减少，合作领域日益扩大，从而为全球一体化的最终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论文在阐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美国和拉美对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各自所抱的动机及各自经济一体化的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接着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及其进展受挫的原因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最后分析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指出了我国应该采取的几点对策。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理论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现象。它首先出现于西欧，其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仿效。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维纳（J.Viner）于1950年在《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首先引入了关税同盟的理论。这一理论成为当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核心。写作

在维纳提出现代关税同盟理论之后，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Tinbergen,1954年)第一个提出了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他认为，经济一体化是指有关国家贸易的自由化，并将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交易自由化是消极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为积极一体化。[1]

英国经济学家宾德(J.Pinder,1959年)引申了牛津字典关于“将部分合成一体即一体化”的解释，指出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不仅允许商品在它们之间自由流动，而且还允许生产诸要素自由流动，为此消除各国在这些方面存在的各种歧视，做出一定程度的政策协调。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Balassa,1962年)在其论文中将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定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作为一个过程的一体化意味着取消国家间的经济歧视，强调了动态性质；作为一个状态的一体化意味着国家间不存在各种经济歧视，强调了静态性质。[2]3

前苏联学者马克西莫娃(Maximova,1976年)提出的有关经济一体化的定义认为，一体化是国家经济间发展深层次且稳定的生产分工关系的过程；是具有同类社会经济体制的国家群体框架内的国际经济实体的形成过程，这一经济一体化过程显然由统治阶级所操纵，因而，也是一个商品化的过程。这一定义更多的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而不是从国际经济学出发的。

霍兹曼(Holzman,1976年)强调，一体化是一个成员国家间相似产品和同类要素价格一致化的状态。也就是说，经济一体化是成员国间在有关便利的制度支持下货物、服务和要素流动无障碍的状态。这一认识实质上将区域一体化的讨论由关税同盟进一步引向了共同市场的层次。曼尼斯和素迈(Mennis和Sauvant,1976年)的研究则将经济一体化同产业部门的融合，政策和行政的统一联系起来。

马洛和蒙蒂斯(Molle，1988年)强调了一体化中传统经济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派内克(1988年)的研究则提出了一体化同开放经济及经济相互依赖等观念的差别。[3]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定义是随着实践的而演进的。这一定义所揭示的内涵在于：首先，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显著的标志是成员国之间关税等贸易障碍的消除；其次，谋求最佳的国际生产分工是一体化的根本原则；最后，区域一体化的出发点是使每一个成员国能获取比单独一国时更大的利益。[4]

我国国内的学者们也对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我们对于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可以无阻碍地流动和经济政策的协调，一体化程度的高低是以产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差别或范围大小来衡量的，从而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也有不同的形式。[5]区域经济一体化指的是：在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推动和各国谋求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主观努力的综合作用下，特定区域内的国家或地区通过达成经济合作的某种承诺或者组建一定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谋求区域内商品流通、要素流动的自由化以及生产分工的最优化，直至形成各国经济政策和区域经济体制某种程度的统一。[6]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

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其不同的组织模式。以一体化的目标高低为序，最低层次的是“自由贸易区”(FreeTradeZone)。在这一组织形式下，区内各国取消内部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成员国的对外贸易等各项经济政策仍保持独立。

在自由贸易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关税同盟”(CustomsUnion)，同盟内部除了商品自由外，最关键的是建立统—的对外关税，从而在对外贸易政策上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

较关税同盟再高一层次的是“共同市场”(CommonMarket)。除了统一贸易政策外，各国间还实行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的自由流动。

“经济同盟”(EconomicUnion)更进一步在超越交换关系安排的基础上，将协调机制延伸至成员国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在财政政策、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达成一致，并谋求建立基于成员国部分让渡的超国家协调管理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形式是“完全的经济、一体化”(FullEconomic&PoliticIntegration)，最终形成一套放大至区域尺度的“国民经济体制”，超国家的管理机构享有相当充分的超国家，从而拥有区域内各国所认可的经济、政治、社会诸领域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过程中，除了以上各项谋求不同层次制度性安排的组织形式外，还出现了另一类更关注功能性目标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形式，即所谓的“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合作方式。其特征首先是开放性，即在谋求区域内的经济合作、经济互补和经济融合中反对对区外国家“以邻为壑”；其次是非体制性安排，即支持为达成经济一体化开展国家政府间合作和设立一体化的辅常设机构，但反对组建超国家的管理机构和让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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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对全球化，中国从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置身事外”到“作用其中”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一方面，对有限世界资源的全球配置和对世界统一大市场的追求不仅已成为全球化的目标，而且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另一方面，由于现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使得各国在力图抓住全球化机遇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地感受着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在此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迅猛发展，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加紧行动，构筑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地区依托，以期达到既能最大限度地获取全球化过程中的好处，又能尽量规避全球化对本国带来的伤害。因此，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选择。

目前，中国几乎全部参加了亚洲的40多个区域和次区域的合作机制，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中国还率先与东盟达成并积极筹建自由贸易区，第一个以非东盟成员国身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首倡研究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中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率先达成的共建自由贸易区协议更是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起到了激活作用：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等大国随后都加大了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建设自由贸易区的投入力度。鉴于已有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南非、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海湾合作委员会、安第斯共同体等多个国家或集团希望与我国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正本着由近及远、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针，与上述国家有选择地展开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尽快构筑起以自由贸易区为起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网络。

曾几何时，中国对机制性较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持怀疑、谨慎乃至排斥的态度，对其重要性无从认识并“置身事外”，到现在积极参与、大力推进和“作用其中”，乃至在许多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表明中国已经在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迈出了不小的一步。

二、积极投身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浪潮是新世纪中国最现实的战略选择

1.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自己赢得一个良好的对外经贸环境之需

从理论上说，参与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意味着一国对外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它在为成员国提供更高水平市场开放程度的同时，也要求成员国作出相应的让渡。这就要求成员国必须进一步全方位开放市场，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其他成员国实施比WTO贸易自由化承诺更优惠的政策，从而对成员国对外开放的范围、领域和层次提出了更大、更广和更高的要求，这不仅提升了其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级别，而且也进一步拓宽了成员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发展空间，使之能够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左右逢源。虽然中国“入世”已有三年，但是伴随着经济贸易规模及地位的快速上升，针对中国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也与日俱增，因此，借助于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改善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2.树立中国和平发展、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之需

中国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国家的行列。据IMF最新公布的按购买力平价的计算结果，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2.6%，排在美国（21.1%）和欧盟（19.9%）之后、位列世界第三。作为世界特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在亚洲经济中的火车头作用已日益凸显：中国经济凭借其外部性，通过为亚洲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已经为周边地区带来了巨大好处。

目前，中国的进口量占亚洲进口总量的1/5。近年来，中国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也在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发展无疑给世界特别是亚洲带来了重要机遇。中国近年来不仅在对韩国、东盟国家和日本贸易中出现了可观的逆差，而且还成为了美国、日本及韩国最大的商品进口国，成为这些国家出口增长的重要基础。实际上，强劲的进口势头已经将中国推动成为其他经济体“需求拉动”的主要因素，并对本地区各经济体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有力支持作用。事实证明，中国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充分利用其经济发展的外部性，带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和对外贸易，使他国能够分享自己的经济增长成果，向世界展示了愿与他国一道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真正负责任的大国风采。

3.提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能力之需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开放度与其经济安全并非呈正相关的变化，往往是一国经济越开放，其经济安全系数却也随之变小。因此，经济安全问题理应引起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特别关注，区域经济一体化因其能够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为一国构筑起地区经济安全，故理应成为中国经济安全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正在实现工业化的中国来说，石油安全在国家经济安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通过与世界石油富产国特别是我国周边的产油国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与周边石油生产国的政府及石油大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彼此间稳定的协作关系和利益纽带，达到摆脱过分依赖单一的石油供应、降低石油进口的脆弱性、获得比较稳定的海外石油供给保障、提高中国的石油安全系数之目的。

4.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贯彻落实“走出去”战略之需

所谓“走出去”战略，又称国际化经营战略，是指中国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到海外投资建厂和投资开店。它越来越成为企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提升其竞争力，以及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的重要手段。

事实上，近些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已经走出国门，到境外投资办厂，在世界范围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截至2004年5月底，中国已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设立了7178家非金融类企业，协议投资总额为350亿美元；累计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定承包工程合同，涉及金额1200多亿美元，完成营业额880多亿美元；签定劳务合作合同额近310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50多亿美元，外派劳务280万人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领域已从昔日的贸易、航运、餐饮等逐步拓展到生产加工、资源开发、工程承包、农业合作、研究开发等众多领域；对外投资的方式也由早期的办“窗口”发展到投资办厂、带动国产设备材料出口、跨国并购、 股权置换、境外上市、设立研发中心、创办工业园等多种形式。

无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施可以优化中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的环境，使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得到制度保障，从而加快我国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步伐，进一步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机率。

5.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需

完成祖国统一，是我们党在新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更是战略性的决策。实践证明，建立由中国内地、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一国四方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90年代中后期以来，港澳台已经成为大陆的最重要贸易伙伴，内地与港澳台的货物与服务贸易额已经占其对外贸易额的首位；港澳台已经成为内地最重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对内地经济增长及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四地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经贸一体化格局。

由两岸四方自发形成的经济融合正在呼唤两岸高层次的制度安排，以为其持续的深化发展提供保障。因此，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动四地经济走向更深入的一体化，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建立自由贸易区成为了当务之急。这是现阶段进一步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实现直接“三通”，创造一个稳定发展的两岸关系，以“一国两制”方式推进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完成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最佳选择。

三、当前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的特点与问题

1. 立足周边、地缘性强。

目前与中国已经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体都在我们的周边，相互之间具有强烈的地缘优势，且香港、澳门和东盟国家在我国出口市场结构中占到了近25%，与它们率先达成并落实自由贸易协定，完全符合区域经济一体化重力模型的要求。然而，鉴于由种种因素，现阶段东亚经济一体化步履缓慢，所以我们也需要突破地缘限制，将参与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并列起来，选择理想的贸易伙伴，尽快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博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2. 起步晚，总体水平低。

从目前有中国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如CEPA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来看，其核心内容都是贸易优惠安排，其实施时间也只有短短的一年，且实施内容的涵盖面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施内容仅限于“早期收获”产品）；与欧盟等历经数十年、一体化水平较高的组织相比，我们的自由贸易区尚属于较为初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起步阶段。

3. 起点高，涵盖范围广，难度大。

上述有中国参与的贸易自由化内容不仅包括了传统的货物贸易，而且也包括了服务贸易。在内地与香港、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中，也涉及到电子商务、商品检验检疫与质量认证、中医药产业合作等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的鲜见领域。此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还确立了双方的优先和重点合作领域，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以减税为主的自由贸易区。这种以贸易为先导的宽领域、纵深化、全面推进的一体化模式，加大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难度。

4. 启动速度快，发展势头猛。

无论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还是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之间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进展步伐都很快。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而言，从2000年双方的可行性研究到2001年确定将用10年的时间建成，再到2002年《框架协议》的签署，2003年10月及2004年1月中国与泰国率先废除了188种果蔬产品的关税、与除菲律宾以外的东盟成员间落实包括600种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在内的“早期收获”计划，2004年10月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和《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并于2005年1月起全面启动自由贸易区，发展势头比较猛。同时，为让成员在短时间内享受到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实惠和好处，从而调动其推进自由贸易区进程的积极性，上述一体化大都选取了走阶段性的发展道路，采取“速成式”策略，以获得示范效应。

5. 灵活度高，具有一定的弹性。

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考虑到成员国参差不齐的发展水平，故存在着更多的妥协条款和更大的灵活性，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还允许有特别的例外条款。例如，在“早期收获”方案中，菲律宾就以担心对其农业部门产生破坏作用为由没有参加；而在已经达成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里，也将减税产品区分为“常规贸易产品”、“敏感性产品”和“高敏感性产品”等三大类：前者将从2005年7月1日开始被成员国大幅削减进口关税，直至2010年全部取消；中者将从2012年起逐步地被削减关税――当年将降税20%，直到2018年减至0―5%之间；对于后者（主要是大米、糖、植物油、汽车及某些石化产品等）将继续置于关税的保护之下，但到2015年其关税水平最高不能超过目前的50%。

6. 边谈判、边建设的“干中学”方式。

由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间不长，对国际贸易规则尚处在学习、适应的过程中，对于类似自由贸易区这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应如何建立、建立时应注意什么、运行中可能会遇到怎样的情况等操作与技术设置方式方面的问题尚缺乏实践经验，而我国参与的自由贸易区启动步伐却很快，这就迫使我们要边干边学，努力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带给我们的新规则要求。

7. 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已经成为与我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的前提条件。

截至目前已有新西兰、南非、巴西、东盟10国、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秘鲁等36个国家相继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鉴于“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对于中国减少来自贸易伙伴的不公平待遇、改善其出口商品国际环境的重要意义，故目前有中国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大都以“承认我市场经济地位”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例如，已经启动的中国首个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对象――新西兰就是西方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而对于当前正在磋商中的中国与澳大利亚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中方也已经明确表示，应在澳方正式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之后才能正式开始。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占中国进出口总额45%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和日本尚无一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位居前十位的经济体中，绝大多数尚未认可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而根据世界区域一体化经济学理论，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我们未来应该积极争取的谈判对象，如何防止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演变成为自由贸易谈判时的障碍，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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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上海自贸区；比较

一、概念比较

综合保税区是设立在内陆地区的具有保税港区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由海关参照有关规定对综合保税区进行管理，执行特殊的税收和外汇政策，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区、港口等功能于一身，可以发展国际中转、配送、采购、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等业务。

自由贸易区通常指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相互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绝大多数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限制，开放投资，从而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独立的监管、 自由地进出、发达的离岸金融和高效的物流是自贸区的主要特征。

二、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区）与上海自贸区主要差异比较

（一）概况比较。上海自贸区，全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Shanghai Pilot FreeTrade Zone），于2013年9月29日正式在上海浦东新区挂牌成立，是中国大陆境内第一个集进出口贸易，保税仓储，转口，离岸贸易，混合加工为一体的复合多功能型的自由贸易区。试验区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28.78平方千米，相当于上海市面积的1/226。目前，上海综保区的经济快速增长，据海关初步统计，2014年1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出口总值

595.6亿元，环比增长2.4%。其中出口150.5亿元，环比增长

5.2%；进口445.1亿元，环比增长1.5%。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区）简称新郑综保区，

2010年10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2011年11月4日正式运行。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是围绕着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逐渐发展起来的区域，位于郑州市的东南部，距郑州中心城区20公里。三个区域的总面积达138平方公里，是郑州都市区“六城十组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和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之一，也是河南省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基地。其空间发展规划为：一体两翼、两纵三横、一脉两心。

2013年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08.9亿元，同比增长

158.6%其中进出口总值161.1亿美元，同比增长1191.4%，总量占全市的76%，占全省的47.1%，其中出口87.6亿美元，同比增长601.8%。在综保区2012年进出口200亿美元的带动下，预计可带动郑州市经济外向度由20.5%提升至近30%，大幅提升郑州市建设国际化城市步伐。

（二）功能定位。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地处我国内陆腹地，空域条件较好，便于接入主要航路航线，适宜衔接东西南北航线，开展联程联运，有利于辐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具有发展航空运输的独特优势。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形成航空、铁路、公路、无水港优势互补的多式联运体系，带动现代物流业发展。主要规划有保税加工、保税物流、口岸作业和综合服务四大功能区，重点发展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展示、保税研发、保税维修、国际贸易、离岸结算等产业。建设竞争力强的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建设高端航空港经济产业体系，建设绿色智慧航空都市，建设内陆开放型航空港区。力争把综合保税区建设成为拉动中原、辐射中部、国内一流的综合保税区。

根据国务院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精神，将建立上海自贸区的总体目标确定为经过两至三年的改革试验，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我国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探索新路径，更好地服务全国。根据这一目标，上海自贸区的功能定位主要在贸易模式、投资开放、金融制度、政府职能以及法制领域的试点改革。主要任务是“力争经过两年至三年的改革试验，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区积极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将清单以外的投资领域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并实施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等诸多创新举措。

（三）经济影响。从区域的角度来看，成立上海自贸区无疑会带来上海经济的繁荣发展。通过放宽税收、外汇等优惠政策，进一步扩大贸易的交易范围和交易量，同时也会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及金融机构入驻。贸易的发展也会带来产业链的延伸，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由于自贸区本身位于上海港口与机场附近，为货物航运中海空联运的实现创造了条件，特殊的海关监管政策也提高了物流的效率，进而促进上海发展成为中转世界货物的国际物流枢纽中心。而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是围绕新郑机场逐步发展起来的，为货物航运的实现创造了条件，进而促进郑州成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带动郑州经济发展，进而辐射到周边。就区域影响来说，上海自贸区影响范围更广、更深。

从全国而言，上海自贸区建设是国家战略，通过先行先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提升软实力，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因此建立上海自贸区不仅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中国面向全球的竞争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增长的新空间。而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一个立足中原，辐射周边，连接世界的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相比较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上海自贸区示范作用、战略意义比较大。

三、上海自由贸易区较之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的优势

“保税区”的功能主要是面向实物商品开展保税仓储、出口加工、转口贸易等，还无法实现高度自由从而高度发达的国际间贸易。而“自由贸易区”还意味着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还必须实现金融和服务贸易的高度发展。上海自由贸易区可在普通商品贸易基础上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在商品贸易基础上发展服务贸易，在实物交易基础上发展各种金融和权益交易，在即期交易的基础上发展远期、衍生品交易，从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种新形式，是处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的一种新型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应成为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一个增长引擎。

相比于以上经济功能，更重要的是上海自由贸易区还被赋予了“中国改革风向标”的期望。上海自由贸易区通过改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进政府对市场的服务和管理方式，建立有利于市场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法治环境，实现区内贸易和投资的极大发展；同时，在“特区内”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政府管理机制和法制体系的探索和形成，又可为“特区外”广大地区的改革实践提供借鉴和样板。综上所述，上海自由贸易区不仅是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一个全新的增长点，而且还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试验区”，因此，它实际上承担着“经济升级”和“推进改革”两方面的功能。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