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调解方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疗纠纷调解方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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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浙江省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基本做法和特点

1.1浙江省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基本情况。

1.1.1浙江省政府于2010年3月1日颁布的《浙江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办法明确指出各市、县（市）都需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医调会），实行“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模式”化解医疗纠纷。医调会的人员配备、管理，由政府规定。医调会的人员组建由医学、法学、心理等专家组成，工作内容为医疗纠纷的调查、评估和技术咨询[1]。

1.1.2医调会调解医疗纠纷属于免费的，医调会的工作经费及人员的报酬由地方政府财政予以解决。其工作职责主要有：在调解纠纷的同时，向社会大众宣传相关法律、医学知识；向卫生、司法行政等部门汇报当地的医疗纠纷和调解效果情况；通过对医疗纠纷发生的原因剖析，为医疗机构提出规避医疗纠纷发生的建议；为社会大众提供有关医疗纠纷的咨询服务等[2]。医调会在接到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调解申请，对符合受理条件的，在3个工作日内给以受理；不符合申请条件的，通过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原由。对于当事人不同意协商、调解，协商、调解不成功的，可以通过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医疗事故争议行政处理，或通过法院提讼。

1.1.3调解结果更趋合理化，规定指出医疗纠纷赔付金额在1万元以上的，医疗机构不得私自协商处理；医疗纠纷赔付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必须先委托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进行鉴定，明确双方的责任。签署的调解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必须按照调解协议内容进行落实、执行[3]。

1.2浙江省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特点。

1.2.1中立性：医调会的出现，为医患双方提供了相互沟通的平台，采用“背靠背”的分开调解方式，避免医患双方的面对面触后情绪对立，同时把“院内纠纷”引向“院外调解”，维护了医疗机构的正常秩序，逐渐成为医患双方僵持关系中的平衡力量[4]。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拥有较强的社会公信力。医调会不隶属于任何卫生行政部门或医疗机构，经费政府财政提供，中立的立场，能够获得患方和医方的信任，提高了医患双方的信任度。

1.2.2程序简单、周期短：医调会在解决医疗纠纷的过程中注重医患双方的现实需求，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做到快速受理、快速调解、快速结案，最大限度地维护医患双方的正当权益[5]。医疗纠纷发生后，在第一时间将医患矛盾引离现场，让当事人的情绪得以平复，避免纠纷升级恶化的可能性，医疗机构也可以从纠纷冲突中得以解脱，回到正常的医疗工作中，恢复和谐的医疗环境。

1.2.3节约行政管理和司法成本：医调会在解决医疗纠纷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可根据医疗纠纷的具体实际情况对程序进行调解，达成一致协议，既减轻了卫生行政机关的调解压力和法院的诉讼压力，又节约了行政管理和司法成本。

2推行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以来存在的问题

2.1赔偿要求高，调解难度大。随着法律法制的不断完善，患者家属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往往会主动采取各种行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有部分患者对医学的期望值过高，存在维权过度现象[6]。同时，将医疗行为理解为商品买卖行为，认识不到医学治疗工作是高技术、高风险科学，对某些正规抢救措施可能发生的不良结果和正常医疗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意外不能客观认识，对医疗纠纷的赔偿数额要求不断提高，医疗纠纷处理的难度逐步加大。

2.2没有专用法律，规定标准不同。由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发展时间较短，没有明确法律可以参照执行。属于医疗责任事故的责任认定和赔偿可以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来执行，对于非医疗事故的纠纷责任认定和赔偿处理没有相关法律可依。目前医疗纠纷调解参照执行的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今的需要。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制定与现今医疗纠纷相匹配的条例；拓宽医疗纠纷非诉讼处理途径，让纠纷处理有法可依，让纠纷和患者在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时候有地方调解，

2.3调解人员紧缺，专业无法对接。在医疗纠纷调解中，由于医学的专业性，调解往往需要具备的医学、法学知识和经验丰富的调解人员，这就使得调解员的作用举足轻重。目前，杭州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只有7名调解员，力量比较薄弱。特别是医疗行业存在特殊性，而调解员大多是法律专业毕业，对医学知识了解甚少，所以调解压力大。由于人员紧缺，对于非正常工作日的突发性医疗纠纷，不能及时介入开展调解工作。

2.4责任不够明确，多数模糊调解。按常理，医疗纠纷应该在理清双方责任的基础上再进行协商赔偿事宜，但一般情况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了平息事态的发展，避免发生患方出现过激行为，都是采用模糊调解，劝医院方给予一定的赔偿，而不是组织有关人员对医疗纠纷的责任进行鉴定，分清责任[7]。医院方有时虽然知道自己并没有过错，但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纠纷，只好花钱“买”平安。这一结果，导致许多患者得出“只要到医院闹，就可以得到赔偿”的结论，使医疗纠纷越来越多，医院的负担越来越重。

3优化浙江省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建议和策略

3.1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做好风险预警措施。医疗纠纷的发生，主要是医疗技术水平不高引起的。因此，首先要建立医疗质量管理网络，根据医疗质量持续改进计划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的形式，对医疗、护理质量进行监控。其次，要强化制度落实，重点加大规范医疗文书书写和核心制度的落实，建立纠纷、投诉反馈整改机制。再次，要通过实施素质提升工程和人才培养计划，对在职医护人员进行持续的医疗业务规范化培训，熟练掌握操作要求，规范医疗行为，减少和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此外，要培养医护人员的沟通技巧，加强语言艺术修养，提高沟通能力，建立和谐医患关系。对每起医疗纠纷都要组织鉴定，弄清责任，对责任人作出必要的处理，并采取措施防范类似的医疗纠纷发生[8]。

3.2配好纠纷调解人员，优化完善理赔依据。由医调会专业性比较强，建议成立一个医疗专家顾问团队，对复杂、疑难医疗问题进行论证。在人民调解员的选调上，要选择富有爱心和责任心、具有相关专业知识、沟通能力强的综合人才，而且选入之后要定期组织学习、培训和考核，并保证应有的工资福利待遇，保持人员的基本稳定。结合医疗纠纷突发性强、不稳定因素多等特点，建议政府加大经费、人力投入，非工作日设专人值班调解。同时，考虑到《民法通则》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存在多方不一致的情况，建议明确一个参照法律标准[9]。另外，呼吁尽早出台新版《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

3.3加强多部门联动，提高司法调解力度。医疗纠纷的调解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必须加强部门的联动，通过部门间的密切配合，使医疗纠纷得到妥善解决。财政部门应加大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构的经费投入，预留一定比例的财政预算，做到专款专用，保证医调会专心调解医患纠纷。网络媒体在进行纠纷报道的时候，要从实际出发，客观公正的报道，多宣传正能量，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司法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对医调会进行科学指导，从法律、政策等方面对医调会的调解员进行培训，让医调会在调解纠纷时做到依法、规范调解[10]。公安、司法部门加大对职业医闹事件打击，在保护患者的正当利益的同，维护医院的正常医疗秩序，打击调解中的各种非法行为。

3.4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完善社会监督机制。政府要引导广大群众依法办事，加强普法宣传和教育，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解决矛盾争端。对相关医疗法律条例的宣传教育，不仅医务人员要学，政府和新闻媒体应当对公众也进行系统宣传，让社会公众全面、准确地了解条例内容。医院内部也要加强管理和教育，使医务人员知法守法，依法行医。同时，要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要有一个合法、合理、合情的监督，才能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始终保持“公平公正、不偏不倚”的办事原则，得到医患双方的信赖。目前，《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已明确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导致医疗无法进行的行为列入刑事责任追究范围。

3.5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医疗纠纷调解将以人民调解为主体，院内调解、司法调解、医疗风险分担机制有机结合、相互衔接的“三调解一保险”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制度上升为法规。医疗机构应当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医疗责任保险承保机构应当协同医疗机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及时参与医疗纠纷的处理，并加强机制创新，改善服务，按照合同及时理赔[11]。涉及有关医疗责任保险的医疗纠纷处理，可吸纳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参与调解，同时启动调解和理赔，调解达成协议的，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责任又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的，由保险公司直接赔付，超出保险责任范围的赔偿责任，由医疗机构承担。另外，保险理赔机构应该第一时间参与医疗纠纷调解，如纠纷产生的原因、医疗机构是否应承担责任、责任的大小等，及时完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进一步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参考文献

[1]张洪泽，徐伟民.宁波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9，25（10）：687-690.

[2]兰迎春，王敏，谢新清,等.第三方调处是化解医患纠纷的创新之举——以济宁市医患维权协会为例[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22（3）：36-37.

[3]黎晶，陈景.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J].现代医药卫生,2010,26（21）：339-340．

[4]张泽洪.国内外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评述[J].中国医院,2010（5）：78-81.

[5]黄利鸣，王建强．第三方调解机制在处理医疗纠纷中的运用[J]．中国医院，2010，14（5）：4O-42.

[6]强美英.医疗损害赔偿分担机制初探[J].河北法学,2010,28（9）：145-149.

[7]郑雪倩,高树宽,王将军,等.我国部分地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调查分析[J].中国医院,2012,16（7）：16-17．

[8]曹艳林,王将军,郑雪倩．部分国家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经验分析[J].中国医院,2012，16（7）：8-10．

[9]王将军,曹艳林,郑雪倩,等.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理论探讨[J].中国医院，2012,16（7）：2-4．

[10]张文琦.试论医患纠纷调解的改革[J].科技信息,2012（36）：47-51.

[11]李晓堰,王海容.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的公信力之再探讨[J].医学与法学,2013,5（5）：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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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典型模式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识码：B 收稿日期：2016-01-14

1.第三方调解的制度优势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是指由中立的第三方机构介入医患之间的纠纷，依据纠纷事实和社会规范，运用民间调解机制进行劝解，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化解医患矛盾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相比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优势明显：①符合中国社会传统的“以和为贵”“息讼”文化；②第三方调解机构与卫生行政机关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③程序灵活，结案时限短。

2.我国第三方调解的实践

（1）上海模式。2006年4月，上海市普陀区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专门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可向调委会提出申请，调委会立案后，由医学专家和律师进行医学技术评估和提供法律服务，然后再由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上海模式的特点：①调解队伍相对专业。②政府对调委会没有明确的财政支持，机构经费短缺，运行困难，并且医调委不能解决赔偿问题。

（2）北京模式。2005年，成立了北京市卫生法学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调解中心有一个由医学法学专家组成的专（兼）职专家团队，在接到医疗纠纷调解的申请后，该中心经过调查取证确认属于医疗责任保险范畴，予以受理并进行调解。

（3）天津模式。2006年，天津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成立，该调解机构隶属天津仲裁委，由调解委员会聘请在职、退休的医学、法学专家担任调解员。不足之处：①调解要收费；②一裁终局；③专业性差。

（4）南京模式。2003年南京民康健康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作为调解营利性中介机构正式运行。公司聘请退休医学专家向患者一方提供有偿咨询，经人授权以人身份解决纠纷。南京模式最大的特点是采用营利性的公司作为第三方进行医疗纠纷调解，但“先付费、后服务”的方式让患者难以接受，同时医疗机构对其权威性、专业性存在诸多质疑。

（5）宁波模式。2008年，宁波市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和宁波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第三方调解机构正式成立。医疗纠纷案件实行分类处理：纠纷标的1万元以下的，医院可以自行与患者达成协议，协商不成，再由医调委处理。标的1万元以上的，由理赔中心与患者达成协议，协商不成，再由医调委介入调解。

3.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优化建议

（1）完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法律法规。我国关于如何解决医疗纠纷的法律不成体系，因此需要统一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的法律。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模式和我国各地经长期实践总结出的经验，颁布框架性法律，由各地立法机关因地制宜制定与当地经济、卫生发展相适应的地方性法规。

（2）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资金支持系统。第一，各地政府出台法规，由财政部门统一筹备经费，确保专款专用，落到实处。第二，全面推广医疗责任险。强制各级公立医院参加医疗责任险，非公立医院参照执行。

（3）加强与诉讼制度的衔接。在解决医疗纠纷的机制中，将第三方调解作为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 ，即医疗纠纷在诉讼之前必须经过调解，调解不成的再行。

（4）构建调解人员培养制度。医疗纠纷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要求调解人员具有专业的医学、法律背景。一是要聘请在职或退休的专家组成专家库，保证调解队伍的稳定性；二是要保证调解员的公信力，确立回避制度等，调解员的选择要进行透明操作。三是专门培养调解复合型人才。

（5）强化监督机制。在推行第三方调解机制过程中，还需要建立社会监督机制。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使第三方机制始终保持中立性、权威性，得到医患双方的信赖。然而目前只有“宁波模式”中提到“全社会参与”，但并未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因此，强化监督机制也将成为下一步优化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关注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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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频发，化解渠道乏力

近年来，以医疗纠纷为主的医患矛盾日益严重。中国医师协会对全国114家医院调查发现，平均每年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打砸医院事件5.4起，打伤医生5人。

据介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我国法定的医疗纠纷处理主要有三种途径，但它们在实际操作中都存在缺陷：一是“私了”，即由医院与患者家属自行协商解决，但由于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他们往往难以达成协议，最终患者只能通过“闹”来解决问题；二是通过医学会等组织进行鉴定解决，患者通常认为医院是卫生部门的下属单位，医疗鉴定的公正性受到质疑；三是法律解决，由于诉讼成本高、时间长等因素，医患双方都难以承受，同时受理案件的法官等司法人员很少具备医学知识，其审理案件也有一定难度，判罚结果的公正性也会受到质疑。

除了法定处理方式，我国各省市处理医疗纠纷还有医疗责任险、仲裁、民间调解等方式，但这些方式也都存在着缺乏公正、加重患者负担等弊端。

人民调解：化解医疗纠纷的新渠道?

业内人士认为，在上述情况下，应该有一个既懂得专业知识又超脱于医疗机构的“中立”的调解机构，这样才能保证医疗纠纷处理的合情、合理、合法。山西省医调会应运而生。

山西省医调会的业务指导单位是山西省司法厅和基层人民法院，受山西省科协的下属单位山西心理卫生协会领导，由包括医学专家、律师、媒体工作者等在内的50余人组成。法律事务部主任闫强介绍说，当发生医疗意外时，医疗机构或患者可向省医调会提出申请，省医调会受理申请立案，按照规程进行医学技术评估、法律援助、调解工作，督促医患双方达成并履行协议。若调解不成，再由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最终结果以卫生行政部门调解或判决为准。

山西省医调会负责人说，医调会与其他调解途径存在三个不同之处，这保证了其公平公正性。一是独立于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之外，且不向医疗机构和患者收取任何调解费用；二是在我国没有《纠纷调解法》的背景下，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书》有了法律效力；三是其调解调查人员皆为医疗系统的离退休专家、具备医学知识的法律专家以及媒体工作者，不仅具备专业知识而且超脱于纠纷中的各利益团体，同时还将自身工作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山西省医调会运行以来，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得到当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医院及患者的一致认可。

首先是切实解决了部分医疗纠纷。截至目前，山西省医调会已受理了120余件医疗纠纷案件，其中成功调解13起，正在调解中的有36起，已经调解的案件经多次回访无反复迹象。

其次，有效预防了医疗纠纷的发生。医调会在处理纠纷的同时，还就调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向医疗机构进行善意反馈，一些医疗机构由此加强管理，避免了医疗纠纷的发生。医调会成立不到2个月的时候，就向受调解医院提出改进医疗行为、避免医疗纠纷的合理化建议30余条，有针对性地为医院撰写了预防医疗纠纷及相关法律知识的稿件。

化解医疗纠纷亟待谋求治本之道

记者在采访中同时了解到，虽然山西省医调会在化解医患矛盾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其发展还面临两大困难，即经费和政府支持问题。

由于不收取任何费用，目前机构经费主要由保险公司提供和自筹解决，这一方面制约了正常调解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也使部分人对调解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此外，虽然政府有关部门对医调会的工作表示认可，但实际的支持措施却很少。

事实上，在当前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今天，不管采取何种化解方式，医疗纠纷仍然在频繁地发生着。有关专家认为，要杜绝医疗纠纷的发生，在创新化解途径的同时，还应当谋求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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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务社工；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医患冲突；和谐医患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医疗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府对医疗健康服务领域的资助不断减少，导致医院的盈利性增强，老百姓看病治疗的成本增加，由此带来了各类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导致医患关系更加紧张。目前，学术界对医患关系的研究比较广泛，经整理发现，众多研究或集中在如何发挥政府、院方在缓解冲突中的重要作用，或集中研究医务社工作为第三方力量在调解医患纠纷中的作用，而对医务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手段，在预防医患纠纷的重要作用探究较少。不同上述研究，笔者认为对于医患关系的处理，比起事后的补救，事先的预防更应该受到重视。本文将结合最新阶段医患冲突的重要特点、医疗调解组织发展的特点对医务社工加入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的必要性进行探讨，以发挥医务社工在预防及调解医患冲突中的作用，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提供参考意见。

一、 我国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发展状况及特点

医患纠纷与民众生命权和健康权直接相关，近年来，医患冲突的处理难度逐渐加大，其规模也由个体家庭事件转为，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但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及医院的救助系统中，没有解决该类问题的专业人员及相应渠道。新时期，在有关专业人士的努力下，我国成立了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成为了人民医疗纠纷调解工作的主要内容。当前我国医疗纠纷调解组织的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作为第三方调解机制，调处结果更具公平、公正性

传统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多为医患双方间的协商和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调出面解，这种由利益双方直接进行对峙调解的方式，往往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医患冲突，使得调处结果不被双方接受。由于患者对卫生部门的不信任，认为卫生行政部门与医院间关系更加密切，所以政府相关部门的介入有时会导致纠纷更加复杂，调解难度加大。新时期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来调解医患纠纷，从医疗体制机制上确保调解的公平公正。从组织人员组成看，该组织是由法律、医学专家及人民调解员组成的专家团队，他们的工资是由政府拨款发放，而不是来自院方或者患方委托；另外，该组织免费接受民众咨询，并受理、调解医疗纠纷，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调解结果的公正。

（二）人民满意度高，调处效果显著

2006年，山西省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下称医委会）作为中国第一家专业性成立，据其相关数据显示，2007年共处理医疗纠纷233起，其中围堵、陈尸医院等重大纠纷134起；2009年处理453起，重大纠纷107起；2012年处理1970起，重大纠纷只有78起。从全国的数据统计看，仅2011年1月到10月，全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专门组织共调处医疗纠纷14976起，其中调处成功12218起，成功率81.6%，满意度达95%；2013年工调解医疗纠纷6.3万件，成功了达88%。直观的数字变化让我们看到了第三方调解机构存在的必要性。

（三）组织规模范围扩大，调处队伍深处基层

在山西省调委会的带领下，调解队伍也逐步向该省的各个地方及其他省市延伸。到2011年10月，全国已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专门组织1358家，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网络地市级以上全覆盖，县级覆盖达到73.8%。截止至2014年5月，全国共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3396个，人民调解员2.5万人，55%的医疗纠纷委员会有了政府的财政支持。

（四） 调解功能强大，预防功能不明显

通过一系列医疗纠纷调解成功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医疗调解组织在调处医患冲突中的重大作用。伴随着较高的调处成功率，笔者发现，医疗纠纷事件的整体数量却在逐年递增，这很明确的反映了该组织在预防医疗纠纷功能的欠缺，急切需要相关的措施进行补充。如2013年受“温岭杀医案”的影响，山西省的重大医疗纠纷事故有了大幅回升，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种事后调解形式的不稳定性。

二、医患冲突的特点

作为第三方调解组织调处的对象，医患冲突也随着社会转型，各类社会问题的出现，不断恶化。根据医疗冲突在不同时期的特点，积极采取有效的调解措施应对是调解中的一大难点。下面是笔者结合近几年的医疗纠纷事件总结的医患冲突的特点：

（一）医患冲突程度升级，严重恶性伤医甚至杀医事件频发

2005年6月至7月，中华医学管理学会对全国270家各级医院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全国73. 33%的医院出现过病人及其家属暴力殴打、威胁或辱骂医务人员的事件； 61. 8%的医院发生过病人过世后，病人家属在医院内摆设花圈、烧纸钱、设置灵堂。[1]而近年来，医患冲突的程度不断升级，仅2013年10月，上海中医药大学、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浙江温岭第一人民医院、江西南昌第一医院接连发生四起大规模的暴力伤医、打砸医院事件。而在10月25日浙江温岭患者行刺医生事件中，最终导致医生1死2伤。在医患之间丧失信任的当今社会，此类恶性事件频发无疑让医患关系降至冰点。在一个治病救人的场所中，各类威胁生命安全的行为不断上演，这种互相防备的关系只能导致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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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案例收集:本研究来源于无锡某三甲医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发生的正式立案办理存档的医疗纠纷典型案例共367例。

1.1文献研究方法广泛查阅CNKI、万方及维普数据库，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收集有关资料，了解其他医疗机构对医疗纠纷的解决方法和措施，通过研究和借鉴，结合实证案例，综合性分析医疗纠纷发生的因素，提出适合的医疗纠纷处理的发展策略。

1.2定量分析方法应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和整理

2结果

2.1医疗纠纷案件数量的年度分布情况本研究分调查案例来源于无锡市某三甲医院2009～2013年四年间所受理的医疗纠纷投诉案例，共367例。这五年间的医疗纠纷数量2011年最多，为86例，所占比例为23.4%;2009年医疗纠纷数量最少，为65例，所占比例为17.7%;2010年为74例，所占比例20.2%;2012年为73例，所占比例为20%;2013年为69例，所占比例为18.8%。

2.2医疗纠纷的科室分布情况

2.2.1按一级学科分类外科发生总例数147例，占五年发生总例数40.1%，内科发生总例数102例，占五年发生总例数27.8%，妇产科发生总例数54例，占五年发生总例数14.7%，儿科发生总例数21例，占五年发生总例数5.7%，急诊科发生总例数43例，占五年发生总例数11.7%。

2.2.2按二级学科分类在2009年～2013年五年间医院所发生的367例医疗纠纷中，纠纷数量排在前五位的是内科、胃肠肿瘤外科、急诊科、心胸外科和肿瘤内科。其中内科发生纠纷66例，占18%;胃肠肿瘤外科发生纠纷46例，占12.5%;急诊科发生纠纷43例，占11.7%;胸心外科和肿瘤内科发生36例，占9.8%。

2.2.3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分析在367例医疗纠纷案例中，双方协商解决的医疗纠纷有229例，占62.4%;第三方调解解决的医疗纠纷有115例，占31.3%;司法途径的医疗纠纷有23例，占6.3%。其中第三方调解和司法解决都逐年增多，由此可知第三方调解机构的作用发挥较大，应该更好的将医疗纠纷由第三方进行调解，减少矛盾的激化;并且应该重视提高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

3讨论

3.1外科是医疗纠纷发生率最高的科室(1)本研究中，外科发生总例数147例，占五年发生总例数40.1%，纠纷数量居各科室的首位。主要原因是外科下设胸心外科，骨科，肝胆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胃肠肿瘤外科等诸多科室，病种繁多，病情复杂，大多为手术治疗，风险高，发生医疗纠纷的概率高于其他科室。(2)外科的二级学科中胃肠肿瘤外科发生最多，纠纷例数为46例，占12.5%。

3.2探讨其原因(1)医师医务人员医患沟通不到位，没有向患者交代清楚术后的相关注意事项。(2)术后病人的管理关心工作做得不够，或者说流于形式，对病情观察也不够，对一些术后并发症防范措施不到位。(3)术前风险评估工作不够细致，对病人的情况掌握不够，对大手术后的并发症没有充分的预见及应对措施。(4)规章制度执行不严:各种规章制度［1］是医院管理的依据，是防止差错、事故、超正正常医疗秩序的基本措施，有些医护人员在具体实施中常存在侥幸心理，不严格执行各项核心制度。

3.3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以协商为主，其次是第三方调解，最后是诉讼方式解决［2］。第三方调解近年来逐渐增加，调解是我国法治建设中一项独特的制度，具有第三方主持、调解方中立，案件处理快捷等优势［3］，由于第三方社会地位中立，能打消机构与医院是同一伙的顾虑，双方都能接受的中立调解机构从中调解，不仅能让医院避免医闹之苦，也能及时维护患者的利益，防止矛盾激化，对解决纠纷具有良好的效果。虽然诉讼方式解决的纠纷数量最少，但也是逐年增加。本研究中，诉讼方式解决的医疗纠纷逐年增多，2009年为1例，2010年为2例，2011年为4例，2012年为7例，2013年为9例。探讨其主要原因有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患者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人们的自我保护能力也越来越强，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司法途径解决的纠纷也越来越多。长久以来医护人员对医疗与法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从而导致了只懂医不懂法。此种观念与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的病人需求发生明显冲突，容易引发医疗纠纷［4］。

4医疗纠纷预防的相关措施

4.1预防的理念高于治疗“不治已病治未病”是祖国医学精髓。如果把预防的理念用于医疗风险也是最高明的方法，是唯一途径，因为无论多么好的处理也莫过于预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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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疗纠纷； 人民调解； 缺陷； 完善。

为了有效解决医疗纠纷， 自 2000 年起北京、南京、合肥、山西、宁波等地陆续出现了形式不同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据 2010 年的统计， 全国有 16 个省区市的 56 个地市建立了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 1]

。山西、海南、广东等地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医调委）， 经司法厅批准成立， 运行经费由医疗机构缴纳的医疗保险基金解决。医疗纠纷发生后， 由医调委组织医学、法律、人民调解员、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的专家组成医疗责任保险事故鉴定委员会和合议委员会， 按照/ 七名五票制0集体裁定责任并作出赔偿决定。保险公司根据医调委的调解进行赔偿。山西省医调委2006 年成立， 对其后全国许多地方医疗纠纷调解制度有较大影响[ 2]

。

山西省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实践多年， 但一直难以推广。广东省从 2007 年左右开始筹备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2010 年 10 月正式成立， 2011 年 6 月广东省卫生厅开始推动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全省统保。但是截至 2012 年 7 月仍然只有少数的地市成立了独立的分支机构， 绝大部分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然挂靠在司法行政部门。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难以推广的原因在于机构本身存在不足， 与之配套依法处理的法治环境、医疗责任险制度没有建立。

1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权威性不足。

2012 年 6 月 12 日羊城晚报载， 广东省医调委通过媒体呼吁广州医学院第一、第三附属医院配合调解。报道中指出， 一位患者到南海第二人民医院就诊时突发休克死亡， 家属打伤院方 6 人， 广东省医调委医疗评鉴认为患者死于主动脉夹层破裂， 院方无过错， 但是院方仍然给予 6. 7 万元的人道主义赔偿。这样的做法只是在和稀泥， 所以有三甲医院不买账[ 3]。广东省医调委的工作程序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足， 降低了公信力。

1.1 事实认定不清， 调解缺乏基础 人民调解法草案第一稿中曾明确/ 在当事人认可事实、分清责任、互谅互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提出纠纷解决方案0, 也就是说事实清楚、焦点明确， 才能找准问题症结， 便于有的放矢地开展调解[ 4]。医疗纠纷的调解应该建立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 然后就应该如何赔偿等民事问题进行调解。基于相同的事实认定， 通过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处理或者诉讼解决其预期结果应该一致，或者说医疗机构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应该给予患者及家属多少赔偿等问题应该具备一致性。医疗纠纷发生后， 患方漫天要价动则要求赔偿上百万， 没有对事实的基本认定， 调解无法开展。广东省医调委对争议较大、涉及经济赔偿、医方购买医疗责任险的案件启动评鉴程序， 这种做法大大限制了评鉴程序的适用范围， 容易造成其他案件事实认定不清。

1.2 评鉴程序需要进一步规范 虽然在部分案件中启动了评鉴程序， 但评鉴程序缺乏有效的监督。评鉴会实行/ 七名五票制0, 这样的设计不够合理。原因之一是保险公司作为赔偿责任的负担方， 在评鉴的表决环节不应该享有表决权。

原因之二是缺乏对评鉴过程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机制， 难以保证评鉴公平、公正进行。原因之三是人员的专业性难以保证。广东省医调委设立了专家库， 但是有的调解员从社会招募， 素质参差不齐， 无法保证调解的专业性。

2 德国和日本的医疗纠纷调解。

2.1 德国的仲裁所和专家鉴定委员会 在德国， 对医疗事故引起的纠纷当事人最多采用庭外解决的方式[ 5]。20 世纪 70年代， 德国各州医师协会创设了 4 个仲裁所（ 调停所） 和 5 个专家鉴定委员会用来处理医疗纠纷。仲裁所只对那些医师参加了责任保险的医疗纠纷进行仲裁， 裁定赔偿责任及损害赔偿额。而专家鉴定委员会仅对医师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 专家鉴定委员会实行异地鉴定[ 6]。

仲裁所的设立大同小异， 仲裁中应成立仲裁委员会， 由 1名有医师资格者担任委员长、2 至 3 名医师和 1 名法律专家组成， 专业医师必须与纠纷医师从事相同的专科。仲裁委员会有权组织医师会专家或者外聘专家进行医学鉴定， 根据鉴定意见判断当事医师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医患双方可以要求询问鉴定人， 对鉴定结论发表意见。特点： 第一是纠纷处理效率较高。通过诉讼处理纠纷平均需要 4 年左右， 而仲裁所处理纠纷一般 10 至 12 个月可以结案。第二是仲裁所不向医患双方收取费用， 运营费用由保险公司负担。第三是纠纷处理公开。医患双方有权在任何阶段陈述意见和查阅审理记录； 仲裁所通过发行年度工作报告或者记者招待会公布年度仲裁案件的情况。第四是裁定书没有法律约束力， 一方当事人不服时可以提起诉讼。不过， 90% 的案件当事人均能遵守仲裁结果[ 7]。

专家鉴定委员会的程序也有差异。如北莱茵鉴定委员会， 人员组成包括作为法律人士的退休法官 1 名， 内科、外科、普通医生、妇产科、眼科、病理科、麻醉科等专业的医生，共计委员 26 人。鉴定需要形成书面的鉴定意见， 内容包括经查明的案件事实、是否存在医疗过错、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等； 法律专家负责分析所涉及的注意义务等法律问题。鉴定分为初次鉴定和最终判断， 医患双方当事人在收到初次鉴定意见后 1个月内可以提出异议， 由鉴定委员会全体人员统一认识后作出最终判断[ 8]。

德国没有专门处理医疗纠纷方面的法律， 仲裁所（ 调停所）和专家鉴定委员会的意见没有法律拘束力， 其效力仅相当于劝告。但由于具备任意性、免费性， 相关医师与医师协会保持人事上的独立关系， 并且实行回避制度， 其独立性、中立性得到了肯定[ 8- 9]。

2.2 日本的 JMA 和医师职业责任保险制度 日本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有三种， 即协商， 法院调解和诉讼， 日本医学协会调解。日本医学协会（简称 JMA）是一种行业自治组织， 全国范围成立社团法人即日本医学协会， 都道府县设医学协会47个。注册医生自由选择成为都道府县医学协会的会员。医师职业责任保险制度为解决医疗纠纷建立了一种类似仲裁的调解处理机制， 这一制度 1973 年在日本得到建立。日本医学协会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 对会员医师的医疗过失承担赔偿风险， 47 个都道府县的医学协会还提供一种补充责任保险。据统计， 不到一半的医生拥有 JMA 保险[ 10- 11]。

医疗损害发生后， 患方向参加保险的医生提出损害赔偿请求， 由参加保险的医生向都道府县医学协会提交处理申请， 经判断符合条件者提交纠纷委员会处理。纠纷委员会与保险公司联合对医疗纠纷进行调查处理， 处理意见由赔偿责任审查会议审查， 每月审查一次。处理纠纷提交材料采用匿名方式（ 包括医疗机构名称、临床医生姓名等信息） , 实行回避制度， 保证审查公正性。审查会议由医学专家 6 人和律师4 人参加， 对审查经过进行表决， 表决过半数通过。审查结果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查明的事实、医疗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是否存在过错， 以及责任比例， 其他医学和法律建议。对医疗纠纷的最终处理则以审查结果为基础进行。

日本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实际是 JMA 和保险公司联合处理模式。有人认为这样的程序不够公正， 并且只有不到一半的医生拥有 JMA 保险， 赔偿程序可能由于不限制重复使用而被滥用。但是相对于诉讼高昂的诉讼成本、成倍的审理周期， JMA 赔偿程序在医疗纠纷处理程序中的使用率还是较高的[ 11- 13]。

3 增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权威性的建议。

3.1 作好事实认定， 规范评鉴程序 医疗纠纷的调解必须建立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 因此评鉴程序应该对所有案件适用， 除非医患双方已经就事实部分达成一致， 而争议的仅仅是如何赔偿的问题。对于重大案件， 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启动独立的医疗技术鉴定程序， 相关费用由保险公司预先垫付。2013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的5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6第38 条规定， 索赔 10 万元以上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医疗纠纷案件应当先行鉴定。这样的规定是合理的， 独立的医疗损害鉴定无疑更具备专业性。同时， 应该保证双方当事人对技术鉴定种类的选择权， 虽然司法鉴定存在设立门槛低、司法鉴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等情况[ 13], 但是这是司法行政部门的管理问题， 不应该以此为由剥夺当事人选择权。

3.2 重构医疗纠纷处理委员会 从德国、日本的经验来看，委员会主要由医学、法律方面的专家组成， 德国设立了首席专家。广东等地调解机构的委员会由医学、法律、人民调解员、保险公司代表、保险经纪公司代表组成。这样的作法应该改变， 应该主要由医学、法律专家组成委员会， 并且聘请深法官等人员担任首席专家， 增强医疗纠纷处理委员会的专业性。程序设计上， 可以包括两部分： 一是医疗机构是否应该对医疗损害承担责任， 二是根据5侵权责任法6等法律规定拟定赔偿方案。医疗损害鉴定工作主要由医学专家完成， 法律适用主要由法律专家完成， 当然专家类别应该适当搭配，甚至增加部分社会人士， 增强监督效果。

3.3 加强对委员会组成专家的监督 其一， 引入听证程序。可以参考德国的做法， 赋予双方当事人在程序任何阶段充分发表意见、查阅资料的权利。双方当事人可以充分咨询专家意见， 专家必须一一解答。其二， 建立医学、法律专家库， 医学专家具备从事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的资格， 法律专家具备法律职业从业资格。其三， 司法行政部门建立评价体系。司法行政部门应该对调解人员进行培训和指导， 建立医学专家、法律专家的评价体系， 严防徇私舞弊情形的发生。司法行政部门接受社会对专家的投诉， 若发生违法鉴定的情形应当依据规定予以处罚。其四， 实行回避制度、异地评鉴制度， 尽力保证评鉴程序的公正性。对当事人一般信息， 如医疗机构名称、医生姓名等予以隐蔽， 最大限度降低同行庇护的风险。其五， 司法行政部门完善法律援助服务， 法律援助律师为患方提供无偿服务， 参与调解过程， 为患方争取利益。

3.4 建立与之配套的法治环境 其一， 出台医疗纠纷预防处置办法， 将公立医疗机构与患者及家属的/ 私了0纳入规范渠道。如宁波规定这一权限为 1万元。5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6第29 条第 3 款规定 , 索赔金额在 1 万元以上的， 公立医疗机构不得与患方自行协商。这样规定可以避免因闹而赔情形的发生， 将医疗纠纷处理引导向理性处置的轨道， 也才能够将医疗纠纷处理引导到医院外部。其二， 尽快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已经成为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重要制度。由于我国存在医疗纠纷处理法律不完善， 医疗责任保险业务数据缺乏， 保险公司提供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学界对医疗责任险应该采用自愿投保抑或强制投保等理论问题也争执不下[ 14]。但是， 医疗责任险有利于化解医患矛盾， 应该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同步推进已经成为一个共识。

4 总结。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本身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设置不够合理也缺乏有效监督， 与之配套的立法、医疗责任险也没有配套， 限制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发挥作用。目前对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缺陷以及完善的讨论尚不多， 能否推论其他类型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希望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与研究， 促进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阮友利。 论调解与医疗纠纷的解决[ J] . 中国卫生资源， 2010, 7（ 4） : 171.

[ 2] 林文学。 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M] . 法律出版社， 2008: 51- 60.

[ 3] 下载自人民网 htt p: / / opinion. people. com. cn/ G B/ 18186931.ht ml, 2012 年 8 月 8 日下载）[ 4] 王胜明， 郝赤勇。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释义[ M ] . 法律出版社， 2010: 72- 74.

[ 5] 陈翰丹。 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完善[ J] . 医学与哲学，2011, 7（ 7）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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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调解制度 社会原因 微观

“调”，从词构上看，意即言语的周旋、调和。“解”，从词义上看，含有解释、解除、劝解之意，从而达到将冲突偃旗息鼓的目的。“调”和“解”进行组合，则为解除纠纷，使之和解。调解反映了对主张对抗和竞争的诉讼理念的反对，主张合作和折中的意愿。在各国纷纷研究诉讼模式改革，构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调解制度一直被热议，关于是否应该利用调解手段来解决纠纷的争论并不鲜见。

调解符合民众的求和心态和法律发展需求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比较系统的法律框架，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法律规范基本到位，甚至一些制度的先进程度并不逊色于西方国家。但由于我国法制建设起步较晚，缺乏基本的思想基础条件和制度安排，人们对责权利等概念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并且，我国的法律体系是在大规模的法律移植基础上进行的，西方强调个人权利至上的法律观念，对规则和制度的极力推崇，这些观念与我们的传统法律环境并不相容，在许多方面显现出格格不入。

毕竟，“裁判是一种很奢侈的纠纷解决方式，故欲让所有的民事纠纷都通过裁判来解决是不现实的。”①广大民众在个人权利意识膨胀的支持下经历了繁琐的诉讼程序，复杂的规则，高昂的时间、金钱、身心成本的痛苦之后，重新审视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的调解制度，认识到古老的调解制度原本可以理顺许多冲突。虽然在一些学者眼里，调解是落后的文化遗存，而非先进的法律文化。②但是，调解制度深刻的历史性和符合广大民众的求和心态的特性使其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并且，调解制度无可比拟的解决纠纷的优势是其得以独树一帜的基础所在。因此，对待调解制度，并不能决然地进行摒弃，而是应该在法治基础之上进行理性完善，有效克服其落后因素，使其与现代法治精神相适应。

当事人选择调解的具体原因分析

调解程序简易，具有高效性，可以有效减少成本，是市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作为纠纷的民事主体，当事人考虑更多的是各类成本的问题，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利益的最大？相对于裁判程序而言，调解程序简单、灵活、耗时短、收费低，当事人不会产生畏惧心理。这是调解制度对纠纷当事人产生直接吸引力的地方。

调解制度是以纠纷主体的协商、合意作为解纷的正当性基础，调解主体可对调解主持人员、方式、地点、时间进行选择，调解主持人员作为居中第三方进行主持，为纠纷主体提供协商场所，尽可能创造谈话的友好氛围，并非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纠纷的当事人，即便是有自己的解纷意见也只限于提出调解方案供当事人参考而已。相对判决程序而言，当事人耗费的时间成本大大降低。

依调解解决纠纷，当事人所要支出的经济成本比审判要低出很多，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调解案件的受理费用减半收取。再者，调解结案后不允许上诉，自然不会产生二审诉讼费用问题。同时源于调解合约的自愿性基础，一般无需强制执行，执行费用也不会产生。普通的民事纠纷大多是以经济利益为纠纷主要内容的，当事人选择解决纠纷的制度时，会对成本与收益进行估算，会倾向于选择成本低的制度。③简言之，调解制度程序简易，具有高效性，能有效减少各类成本，当然成为市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

调解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当事人的诉求。调解程序主张遵循自愿原则，强调纠纷主体对自身的程序和实体权利的自治处分。这是调解制度的实质。纠纷主体通过充分协商之后达成了“双赢”的调解合约，合约内容自然能够最大程度体现主体急需解决和实现的利益要求。

不仅如此，合约协议还可能囊括本次纠纷所涉及的其他需要同时得到解决的处理内容，纠纷主体可以通过调解自主分配和安排各自的权利、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调解协议的内容超出诉讼请求范围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而审判程序不一样，它只能就案判案，仅针对案件自身产生的法律关系得出解决纠纷的裁判，不会主动审理也不可能支持超出诉讼请求的其他要求。因此，判决与调解相比，渗透了许多“冷冰冰”的硬性因素，在许多方面不能全面地解决或实现纠纷主体的要求，所以，温和的调解制度就体现出民众对它的强烈需求。

调解协议基于自愿签订，纠纷主体自然会服从协议内容对自己的法律约束力，一般而言都会自觉主动履行，当事人的具体诉求可以在短时间内转为现实的利益实现，因此，调解协议具有客观的实现可能性。《规定》中第十、十一、十九条关于调解协议履行的激励机制更能让纠纷主体对调解程序积极配合并欣然接受。相比之下，判决在此表现出来的劣势是不言而喻的。司法实践中，许多当事人虽然拿到胜诉的判决书，但胜诉的判决仅仅表示庭审过程的结束，“执行难”情形相当普遍，纠纷当事人不得不对接下来的执行程序开始新一轮的担忧和焦虑。

调解制度可以提供纠纷主体对自身隐私信息的安全保护。现代社会，每个个体都有强烈的独立意识，自然人、法人、社会组织对于自身的各种隐私信息、商业秘密等都具备浓厚的保护意识。因此，当面对纠纷的时候，纠纷主体都会考虑究竟是否启动诉讼程序。无论在何种诉讼中，基本遵循的就是除非符合不公开审理的例外情形，一律公开审理的原则。因此，实践中当事人由于惧怕自身隐私信息曝光而不愿诉讼、不能诉讼、不敢诉讼的例子非常普遍。但调解程序的启动不一样，《规定》的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不公开进行调解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这意味着调解程序的启动可以实行保密原则，这样的规定对于以上的纠纷主体而言无疑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调解程序的巨大价值非诉讼程序能比，从而对纠纷主体起着深刻的影响作用。从民事诉讼的主要内容和形态上分析，很多诉讼内容属于离婚、继承、收养、赡养、抚养等家庭纠纷，以及经济往来中产生的商业利益纠纷。至于家庭纠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训诫，纠纷的主体一般均不愿意将纠纷曝光于众人的指指点点之下。而关于商业利益的冲突纠纷，纠纷主体也不希望让社会知晓评论，一为守护自己的商业秘密，二为维护自身的商业声誉。因此，用调解的方式对纠纷进行秘密地协商解决，满足了纠纷主体保护自身秘密信息的安全需要。

实践中选择调解的具体原因分析

法官对调解程序的需要。司法实践中，很多法院也对调解制度情有独钟，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倾向于以调解方式来解决案件。法院对调解制度的重视不仅是司法传统经验的积淀，而且具有诸多现实的原因。范愉教授对法院方面选择调解的原因总结如下：调解有利于当事人息讼；解决执行难问题；提高法院工作效率；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保证社会稳定。④除此以外，笔者认为法官偏重调解还有其他原因：

首先，反映了党关于司法建设的政策对法院审理案件工作的巨大影响力。人民法院行使着基层政权分支机构的职能，来自党的政策精神对于法院整体的工作起着标杆性的指挥作用，法院必须坚定地予以执行。

其次，调解对法律的要求相对较为宽松，能够给审案人员带来现实利益。调解能有效地减轻背负着沉重工作负荷量的法官的许多现实麻烦，调解制度在案件解决的程序设计方面、严格查明客观事实方面、对解决方案的法律准确性等方面的要求不像判决那样严格甚至苛刻，法官由此可以避免进行繁琐的调查案件实情、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及关联性的审查过程，还有冗长的庭审程序，并且在结案时可以不制作调解书，即便制作也不同于判决书，其内容要件仅包含“诉讼请求”、“案件事实”、“调解结果”即可，判决书要求的“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判决法律依据均无需写明。

再次，一些法官由于自身法律专业知识水平的局限，对案件的认识可能存在模糊不清的情形，此时选择调解方式结案，可以使法官自身面临的错案风险降低到最小。并且，调解方式结案没有上诉的问题产生，且再审可能性也比较小，故而法官又可以避免可能产生的负面评价。以上种种，说明了法官钟情调解方式结案既有源于公心，也有基于私心的多层缘由。

从医疗纠纷角度解剖现行法律的弊病，分析运用调解方式解决医疗纠纷的必要性。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是客观事实，但是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内容的衔接性、规定的正义性是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一，关于处理医疗纠纷的法律规定本身存在的弊病。关于处理医疗纠纷的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及《民法通则意见》、《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最高人民法院的《人身损害赔偿》、《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等司法解释。以上这些法律法规关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呈现着严重的不统一的现象。

首先，《条例》的赔偿范围“窄”。考虑到医疗卫生行业的特殊性质，《条例》中关于医疗损害赔偿实行限额赔偿原则，一共包含11个赔偿的项目。而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原则是全面赔偿的原则，赔偿项目不仅包括《条例》的11个项目，且包括必要的营养费、必要的康复费、康复护理费、适当的整容费等4项，比照民法关于侵权行为的全面赔偿原则，《条例》赔偿的范围明显偏窄。

其次，《条例》赔偿标准“低”。具体表现在被抚养人生活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关于未成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相比法条来说，《条例》规定的抚养年限是抚养至16岁，赔偿的计算标准是按照患者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用标准，而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抚养年限是抚养至18岁，赔偿计算标准是按照当地的年平均生活费标准，依据《条例》的赔偿标准低很多；而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计算，《条例》规定的赔偿年限是根据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或者残疾的情形分别不超过6年和3年的赔偿年限，计算标准是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而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年限是自定残或死亡之日起按20年计算，标准是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很明显，《条例》规定的标准很低。所以，依照不同规定计算得出的赔偿数额差别异常悬殊，通常一起构成一级医疗事故⑤的案件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总额与一起普通民事侵权行为（比如交通肇事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案件赔偿总额相差一般达到十万左右的程度，有的案件甚至可能出现高达二十几万的差额。

第二，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产生的法律问题。由于法律规定本身的不一致，必然导致医疗损害赔偿的过程乱象丛生。依照最高院颁布的《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中的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假定一患者由于医疗机构的过失医疗行为导致死亡，医疗机构产生赔偿责任，依照以上的规定的精神，司法实践中就产生了这样两种情形：一是患者家属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鉴定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诉到法院，法官参照《条例》的规定审理；二是患者家属申请司法鉴定，鉴定结论认为患者的死亡与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承担全部责任，诉到法院，法官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审理。显然第二种情形中患者家属得到的赔偿数额要比第一种情形得到的赔偿数额高出许多。所以，现实中的医疗纠纷诉讼往往陷入“怪圈”：一旦涉讼，医方会想方设法利用《条例》，患方则绞尽脑汁规避《条例》。不管何种情形发生，都反映出法律规定本身存在不正义和不公平的情形，产生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虽然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的鉴定和赔偿处理进行了统一的规定，但是《条例》规定内容的客观存在，仍然让法官在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中感觉异常棘手。

第三，运用调解方式处理医疗纠纷成为强烈需要。医疗卫生是关乎民生的重要问题，医疗纠纷的频发是对医疗秩序的严重伤害，从而使社会秩序的整体稳定受到威胁，处理医疗纠纷案件给办案法官带来许多难题。面对法律规定自身存在的弊端，而且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法官作为纠纷的主要承担者，在处理医疗纠纷案件时，需要高度谨慎，尽量兼顾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及医疗行业所具有的特殊性，既要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以及《侵权责任法》的基本精神对医疗纠纷案件开展审理工作，又必须依照《条例》的规定内容对案件进行高技术地处理。然而，仅以判决的方式是无法满足这样高难度的处理要求的，此时，调解方式自然成为法官审结医疗纠纷案件的最佳选择。

社会现实对调解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的弊端而产生纠纷的情形并不鲜见，例如，因证券交易产生的侵权纠纷、劳资纠纷、利用网络进行的侵权纠纷、新型的消费者权益纠纷等，我国关于这些特殊领域的法律规定明显滞后，即使有相关规定，大多也对各种新型的侵权类型估计不足。因此，在办理类似的纠纷案件时，调解作为处理案件的主要方式非常必要。毕竟，解纷并不仅仅体现为给予纠纷主体充分的程序和实体的正义，同样重要的还有纠纷主体对案件处理结果的服从和遵守。（作者为桂林医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成都出版社，1993年，第174页。

②周永坤：“警惕调解的滥用和强制趋势”，《河北学刊》，2006年第26卷第6期，第166页。

③李浩：“调解的比较优势与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南京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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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纠纷立案预登记制度的建立

在当事人提起医疗纠纷诉讼之后，法院立案受理案件之前，对于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而且有调解可能的民事类案件，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在进行立案预登记之后引导当事人前往人民调解委员会及社会法庭或者相关的机构进行在法院委托下的调解。若调解不成，再由法院正式立案受理。如此便可以达到诉讼与人民调解之间的衔接。同时这样符合公正和效率的司法价值取向，令百姓更加满意。同时预立案以及委托调解并不收费。而且预立案的同时已经表明了当事人向法院主张了权利。这个行为引起了诉讼时效中断，不会影响当事人在日后通过诉讼进行维权。委托调解得出的调解结果一样具有民事合同效力。在经公证或者法院的确认后，如果不履行，可以按程序申请强制执行。当然，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得出的和调解协议法院不会予以确认。这样既避免当事人一时产生的诉讼冲动，同时也降低了诉讼成本，缩短了调解时间，并且保护了当事人及降低双方对抗。

二、人民陪审员中加入医学专家

这是我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方式，也是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切实可行的诉讼解决机制。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第四十条第一款　，“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中的规定，法院可以选择任意一批具有高级职称的医学专家和护理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诉讼。这样做，医学专家就能和法官的专业知识形成互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老弥补法官不了解医学知识，而医学专家却不懂法律法规的缺陷。但不足是当一个案件涉及多个专业时，就不好处理，只能选择主要专业学科的专家一名担任陪审员，往往会因涉及的专业没有专家参加而不能得到恰当的认定，甚至还要借助鉴定，因而不能及时作出公正的恰当的判决。此外需注意的是，医学专家的选择应避免本地化，应注意利益冲突回避制度的实行，一般应吸收法院所在地以外的地方的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

三、通过减少不必要鉴定缩短诉讼时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1月6日下发的《关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规定中提到，医疗赔偿纠纷被分为医疗事故导致的医疗赔偿纠纷以及医疗事故以外的其它原因所导致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这两种。并且依据诉由不同，而分别采取两种鉴定方式和赔偿依据。根据对此规定的不同理解，当事人的一方（一般为患方）为了追求诉讼利益最大化，希望在鉴定机构和赔偿标准等方面挑选对本方有利的选择，由此产生了医疗纠纷民事诉讼的一种二元化现象。医疗纠纷诉讼二元化处理不但增加了当事人诉累，而且浪费司法资源，使得医疗纠纷诉讼复杂化，导致长时间不能解决。而且有几率导致同样的损害，得到的赔偿完全不一致。因此，医疗纠纷诉讼二元化现象非常需要得到纠正。必须取消不必要的医疗事故鉴定同时减少鉴定的次数和降低鉴定费用。这样做可以缩短诉讼时间并提高诉讼效率。

四、设立医疗纠纷的审判庭

由于这些年医院医患纠纷呈上升的状态，法院成立一个医疗纠纷专门审判庭，便可更专业地审理医患纠纷案件。就目前情况来看，若在县级基层法院设立医事专业审判庭，短时间内还不能解决，且司法人员不足。但是设市为单位来选拔医法综合人才组建医疗纠纷审判庭，并且逐步建立以县市区为中心的审判庭，还是有一定可行性的。

除了以上几点以外，医患纠纷的最大误区是让患者先进行医疗鉴定，导致患者的不信任和抵触情绪。只有在司法程序中，由法院组织进行医疗鉴定才能让患者感到公平和信任。过去医院纠纷让卫生局组织鉴定，相当于儿子犯错由老子处理，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的医疗事故鉴定模式长期得不到老百姓的认可和信任，此模式不改，我国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将无法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和信任，中国的医疗纠纷将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无法得到老百姓的满意，医疗纠纷形成的医闹、群体事件将无法得以消除。

参考文献：

[1]潘剑锋.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J].现代法学，2000（6）.

[2]廖汝彪.医患纠纷法律适用探析[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6（5）.

篇9

关键词：公立医院；医疗纠纷；处理路径；有效模式

近十年来，随着现代人群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对医疗环境的要求也有了明显上升，所以我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也在逐年上升。医疗纠纷是指一种基于医疗关系而产生的医患间争执，而医患关系是由于健康需求的不同，从而出现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但由于医患之间对于专业知识的认知差异较大，所以多数情况下，患者对医院的信任感往往较低，导致目前医患关系较为紧张。所以在本次研究中，探讨完善公立医院医疗纠纷的处理路径的有效模式，取得了一定效果，现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5 年4 月至2016 年4 月我市某医院所发生的医院医疗纠纷数据作为对比，在2016 年4 月至2017 年4 月间进行有效医疗纠纷管理路径。在两组时间段内，均选择200 例就诊患者进行医疗纠纷调查，所有患者对本次研究均知情，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所有患者均具有正常认知功能，能够理解本次研究内容。

1.2 方法

首先来说，应当对医务人员进行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医务人员的医患纠纷解决能力。在进行培训时，应当对医疗纠纷调解团队和医疗人员，开展人文精神以及伦理学的培训，这样能够引入同理新概念，使医务人员能够站在患者的角度为患者进行考虑，了解患者心中所想。同时还需要在医院中开展定期的专业培训，加强调解员的调解能力，培养相应的服务理念，以应对各种医疗纠纷。

同时医院还应当为患者和医务人员搭建相应的沟通平台。由于患者往往对医学知识较为缺乏，所以导致医患双方的沟通较差，基于这种情况，医院应当通过各种方式搭建医患之间的沟通平台，使医务人员能够告知患者相应的医学知识以及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使患者也能够了解到医务人员的困难和责任心，通过双方了解的方式来缓和医患关系，从而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率。

建立完善且有效的医患纠纷解决渠道。就目前来说，医患纠纷的主要解决途径为民事诉讼或医患双方协商而达成，但这两种解决途径均有一定的弊端。所以如何加强合作，对医患纠纷进行高效解决，是目前医患纠纷的重要难题。医院应当通过借助多方平台的方式，在发生医疗纠纷时，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使医疗纠纷能够及时得到解决。

1.3 评价标准

记录实验过程中发生医疗纠纷的总次数，并在发生医疗纠纷时，全程记录医疗纠纷的时间，记录其解决的平均时长。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患者的临床基础资料均用统计学软件SPSS17.0 或是SPSS19.0 处理，其中总有效率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等计数资料用率（%）的形式表达，数据采取卡方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的形式表示，并采取t检验，若p

2 结果

实验结果显示，采用有效医疗纠纷管理路径后，医疗纠纷的发生状况为12 （6.00%），显著低于采用有效医疗纠纷管理路径前42 （21.00%）；并且在开展有效医疗纠纷管理路径前的医疗纠纷平均解决时长为（76.4 ±8.1 ）d，而在开展管理后的平均解决时长为（39.8 ±11.6 ）。各数据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

3 讨论

想要彻底的解决医疗纠纷，发生在目前临床上还难以完全实现。所以在进行各级医疗机构的管理时，应当通过搭建医患认知平台，强化患者对医学的认知力，从患者的角度，使患者能够理解医务人员的工作方式和责任心。另一方面也需要引入同理心理念，使医务人员对患者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水平进行了解，加强医务人员的人文和伦理基础培训工作。在发生医疗纠纷时，也需要根据各个医疗纠纷的不同特点，采用个性化的处理途径，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予双方明确的解决意见；如难以达成一致，也应当采用最合理的途径对医疗纠纷进行彻底解决。

综上所述，对公立医院采用有效医疗纠纷处理路径，能够有效降低公立医院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同时也能够缩短医疗纠纷化解时间，为构建和谐的医疗关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杨琳.医院医疗纠纷处理路径的实践探究[J].农家参谋，2017(21):291.

[2]胡晨. 县域二级医院医疗纠纷处理困境及治理路径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7.

篇10

【中图分类号】d915．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__)04—0265—03

利用仲裁方式解决医疗纠纷是对现行《医疗事

故处理条例》中三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之外的一种

有益补充，有效地克服了《条例》中解决方式的弊端，

有其优越性，得到了医患双方和社会的认可。笔者通

过对仲裁解决1例医疗纠纷的处理情况进行分析讨

论．供大家借鉴。

案情介绍

患者，徐某某，男，72岁，××市人。因“胆道感

染、胆囊结石、胆总管结石、肝功能损害、阻塞性黄

疸”。于20__年10月6日人住某省级医院外科治

疗。患者既往有高血压病史。在术前准备充分．检查

无手术禁忌症的情况下．于20__年10月l1日在气

管插管全麻下行“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取石+t管

引流术”，术中行常规纤维胆道镜检，未见胆道残余

结石。手术顺利，术后t管引流通畅，予以常规抗炎、

利胆、保肝等药物治疗．但患者肝功能一直恢复缓

慢。20__年11月3日行“t管胆道造影”显示：胆总

管下端充盈缺损．残余结石不能排除。20__年11月

6日，患者病情变化，出现意识模糊，病危转人icu

治疗，人室诊断考虑为：胆囊切除及胆总管切开取石

术后并发胆道残余结石、肝性脑脊髓病变、肺部感

染、胆道感染。在维持原治疗方案上加大抗感染力

度，病情好转。20__年l1月23日，胆道镜下行“胆

道残余结石取石术”，术中将残余结石推人十二指肠

中，重新置人t管引流。20__年l1月24日，复查“t

管胆道造影”显示：有造影剂渗人腹腔．“，i1’’管窦道有

漏口。患者并发腹腔感染，予以拔除“t”管，重新置

人腹腔多孑l引流管并接负压吸引。经过抢救治疗．患

者病情稳定，生命体征平稳，肝功能恢复正常．但出

现双侧足下垂，四肢肌力减退等神经系统症状。患者

于20__年12月29日转人神经内科普通病房继续

康复治疗。转出诊断考虑为：肝性脑脊髓病变、周围

神经病变、颈椎间盘突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胆囊

切除及胆总管切开取石术后。经过近一年的康复治

疗，患者病情稳定，仍遗留神经系统症状，达到出院

标准。

在患者出现术后病情变化后．家属对医院的治

疗提出了疑义．认为患者病情变化是医院的不当医

疗行为所致．拒绝缴纳治疗费用且不愿办理出院手

续。为明确医疗责任，经医患多次协商．先后于20__

年8月8日和20__年9月15 13．共同委托了省市

医学会对该案件进行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鉴定情况

一

、市医学会鉴定意见

鉴定专家组听取了患者及医方的陈述和答辩，

向当事人提问．经过讨论认为：

医院对患者诊断明确，术式选择恰当，但第一次

手术中未采取可靠方法明确胆总管结石．以至第二

次行纤维胆境取石术，术中又损伤窦道发生胆漏致

胆汁性腹膜炎的明显损伤，但不能确定患者目前的

异常情况与医方医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

结论：本例属四级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

任。

二、省医学会鉴定意见

鉴定专家组听取了患者及医方的陈述和答辩．

查阅了双方提供的全部资料，向当事人提问，并对患

者进行了现场体检。经过讨论后认为：

医院诊断不确切．应为：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

炎，胆囊结石，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手术指征明确，

手术方式正确，但术中疑有胆总管结石存在．未以可

靠方法予以确定。医方第二次采取经窦道纤维胆镜

取残余石术．术中发生窦道损伤并发胆汁性腹膜炎

的明显损伤．与第一次手术未能确定是否有残余结

石，而行纤维胆道镜取石术时损伤窦道发生胆漏存

在因果关系。

[作者简介]张铁铭．男，安徽中医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务处副主任。tel：+86—551～2838592~e—mail：ztmahhfc~ahoo．corn．cn

· 266 ·

患者自术后24天起出现神经系统损害的表现，

目前遗留的神经系统损害，除了患者的高龄，原有高

血压病史，急性化脓性胆管炎和全身感染外。与术后

营养支持不足，进一步加快了神经系统损害的发展，

有一定因果关系。

结论：本例属三级戊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

责任。

仲裁情况

鉴定责任明确后。由于双方就医疗损害赔偿数

额的差距较大。在未能自行协商解决情况下，双方自

愿达成仲裁协议，同意以仲裁方式解决该纠纷。市仲

裁委于20o6年12月19日受理了申请人与被申请

人之间(患者和医院之间)签订的仲裁协议，受理了

双方之间该合同项下的争议仲裁案。根据双方达成

的简化仲裁程序及书面审理本案的约定，参照省医

学会鉴定的事故等级及责任程度，在仲裁庭的主持

下，书面审理了本案，达成如下调解协议：

1．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认同本次医学会最终的

鉴定结论，患方放弃行政调解及司法诉讼，不再追究

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法律责任。

2．被申请人根据申请人的要求，考虑申请人的

实际情况，同意赔偿患者人民币10．9万元(大写：拾

万玖千元整。含减免患者此次住院期间的住院欠费

32 922．93元)作为赔偿患者误工费、交通费、营养

费、护理费、后续医疗费、残疾生活用具费及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费用。

3．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致认同本协议为本医疗

争议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双方不再有其他纠纷。在

申请人办理出院手续后，医院一次性结算赔偿费用。

申请人也不再谋求其他任何途径向被申请人提出其

他任何要求，包括今后申请人病情变化均与被申请

人无任何相关责任。

4．仲裁费用4 500元，由被申请人承 担。

市仲裁委根据调解协议制作了调解书。调解书

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发生法律效力，双方都履行了

调解协议。

讨论分析

一

、《条例》解决纠纷方式的不足

我国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提出了医疗纠

纷的常见三种处理方式(即医患双方协商解决、行政

调解、司法诉讼)确实为日益增多的医疗纠纷的提供

了有效的解决方式，为社会的稳定和医学的发展起

了的积极推动作用，但在一些纠纷处理中也逐步凹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4卷(第4期)

陷出其不足和缺陷。比如医患纠纷的双方协商解决

方式容易导致医院花高价买平安局面。一方面助长

了患者漫天要价，出现“大闹弄大钱，小闹弄小钱，不

闹不弄钱”的不正常现象，不利于纠纷解决：另一方

面医院和医务人员借“私了”之机，回避了第三方的

监督，规避了其可能要承担刑事、行政责任，不利于

对医疗质量的监控和提高以及对人的生命权和健康

权的尊重。又如行政调解方式，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

纠纷调解的公正性令人信心不足。由于历史原因，我

国卫生行政部门既管理医疗机构，又开办医疗机构：

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大多数的医疗机构仍属于公有

制的公益机构。卫生行政机关受部门保护主

义以及行业本位主义的影响，易存在“老子为儿子评

理”、“隶属偏袒”的弊端，其权威性在患者中大大打

了折扣，其公正性不禁令人质疑。再如司法诉讼途

径，尽管该途径是最具权威的最终处理方式，由于医

疗领域的专业性特征，法院在审理时更多时候只能

依靠医疗鉴定结论，医疗鉴定结论几乎成为法院认

定事实和责任的唯一依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外行

的悲哀”，往往导致判决结果不合乎医学知识，挫伤

了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不利于卫生事业的发展；

另外诉讼还存在耗时长、费用高、程序繁琐等不足之

处。以上种种弊端都是《条例)-种纠纷解决方式自

身难以解决和避免的，因而为医疗纠纷寻求其他解

决的方式提供了可能和必要。

二、仲裁解决纠纷的优越性

医疗纠纷属于典型的民事纠纷，因此解决民事

纠纷的方式都可以适用于医疗纠纷的解决。仲裁法

作为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

生的合同纠纷法律，同样也适合对医疗合同纠纷进

行调解仲裁。由于仲裁具有双方自愿、专家仲裁、公

正高效、保密性强、一裁终局、当场兑现等特点和优

势，因而被越来越多的合同纠纷当事人所接受，仲裁

作为医疗纠纷处理方式的一种有益补充，有效的克

服了《条例》中纠纷解决方式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有

其优越性、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其一，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可以避免冗长繁

琐的法律程序，节约诉讼成本，降低了纠纷的处理门

槛，避免部分患者因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同时也为

医患双方都赢得了时间。其二，由于仲裁专家可以来

自社会各个专业，它克服了法院审理医疗案件时的

医疗专业不足局限性。不会出现“外行审内行”的局

面，避免医学判决结果“漏洞百出”的情况。其三。仲

裁机构不隶属于任何行政组织。没有地域和级别管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l4卷(第4期)

辖。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信赖的仲裁机构，从而

在组织上保证了仲裁的公正性、权威性。其四，仲裁

制度还具有保密特点，医疗纠纷往往涉及患者的隐

私和医院的声誉，也乐意为双方接受。其五，仲裁作

为纠纷解决的非诉讼方式，其契约性与司法性使得

仲裁集调解与诉讼两种方式的优点于一身，也避免

了医患双方“私了”中可能存在的不合法性，可以成

为解决争议的一种有效方式。

本文中该案例从申请仲裁到处理完毕共花费不

到3天时间。且处理费用远低于同类案件的诉讼成

本费用。医患双方对处理结果均比较满意。也说明了

仲裁解决纠纷的便捷、经济、高效等优越性。

三、仲裁中注意的问题

根据《仲裁法》相关规定，仲裁应当根据事实，符

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的解决纠纷，不得对行政机关

依法处理的行政争议进行仲裁，对裁决违背社会公

共利益的应无效。在发生医疗事故情况下，医疗机构

或医务人员可能需要同时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

- 267 ·

乃至刑事责任。此时就发生了医疗事故的责任竞合

问题。仲裁只能就解决民事责任赔偿问题或医疗服

务合同法律关系问题进行调解仲裁，为防止排斥本

应介入的公权力机关卫生行政部门和检察机关对相

关责任人的追究。规避责任人逃避法律制裁，不得对

医患双方私自达成的可能掩盖医方行政或刑事责任

的条款进行仲裁，否则有违法治的精神。实践中，仲

裁法就解决合同纠纷划定恰当的适用范围，规定属

于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不适用仲

裁调解。对在诊疗活动中，医院和医护人员的严重医

疗过失行为和不负责任医疗行为，导致患者严重医

疗损害后果或造成社会不良影响极其严重的，其行

政、刑事责任只能由卫生主管行政部门和司法机构

依法追究。因而笔者认为，仲裁机构对因医护人员的

重大医疗过失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医疗事故，可能

涉及到行政、刑事责任的要报卫生行政部门和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