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扶贫综述范文
时间：2024-04-18 15:52:0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健康扶贫综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成长导师；导引；有效；精准；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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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断深化，新高考模式改革日渐铺开，倡导以人为本，尊重个性化差异；重视全面发展，鼓励培养特长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学生成长导师制，作为一种基于全员德育下的德育新模式，因其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精神，更能适合学生差异化发展的需要而颇受关注，如何更好地发挥学生成长导师在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方面的作用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拟就围绕这个问题，从有效、精准、灵活三个方面浅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有效导引
学生成长导师工作的有效性实质上是体现为学生成长导师对受导学生导引的有效性，即有效导引。因为学生成长导师参与德育工作是基于全员德育的前提，借助导师结对（一对一般是一个导师与数个学生结对）的模式，通过思想引导、心理疏导、学习辅导、生活指导等环节来完成对受授导学生的德育教育的。
学生成长导师工作的有效性即有效导引是一种工作的思想、理念，应该贯穿整个学生成长导师工作的全过程。只有强调、突出学生成长导师“导引工作”的有效性，学生成长导师才会想方设法去思考如何才能实现有效导引，千方百计去谋划如何自始至终地保持有效导引。否则，只会得过且过甚至浑浑噩噩地等待指令“被动式”开展学生成长导师工作，让有效导引成为“镜中花”“水中月”。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对学生成长导师的日常培训，帮助学生成长导师深刻认识学生成长导师工作的有效б的关键作用，牢固树立“有效导引”的观念，让“有效导引”思想深深扎根于每一个导师的脑海，成为“永不消逝的电波”，指引他们前行。
二、精准导引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先后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扶贫要精准，要扶到点上、根上： 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 2014年10月在首个“扶贫日”之际作出重要批示时，第一次提出了扶贫应“注重精准发力”； 2015年1月，在考察云南省昭通市时提到，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都要提高精准度，扶到点上、根上，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正所谓“治病必须对症下药，方可药到病除”“射箭必须有的放矢，才能箭无虚发”。要有效“根治”贫困，彻底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扶贫工作必须精准，同样学生成长导师工作要有效，能有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导师对受导学生的导引也必须精准。
精准导引是指学生成长导师在开展辅助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工作过程中，无论是对学生进行学业辅导、生活指导还是心理疏导、精神引导等方面都必须讲究工作的针对性。
精确导引首先要解决导引对象的针对性即谁的问题。虽然每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法律规定人人平等，教育公平是当今的热点与焦点，但是在学生成长导师的导引中并不是每个受导学生都是必须接受导师的导引。事实上常常是很多的优秀学生非但不需要导师的导引，反而成为导师的助手，协助导师开展有关导引工作，成为其他受导学生的“小导师”。显然，“大水灌满式”的导引是不负责任的，无论对不需要导引的学生，还是对真正需要导引的学生。唯有把真正需要导引的学生确定了，导师才能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有真正需要的学生身上，才有可能让他们得到有效的帮助。
三、灵活导引
“德育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有规律可循。德育方法贵在灵活多样，德育之树更易开花结果”。实施学生成长导师制，构建全员德育体系，作为德育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其中导师对受导学生的导引也要求突出灵活性或遵循灵活性原则。这不仅是因为学生成长导师对受导学生的导引是一种德育行为或德育行动，而且因为“精确导引”中提及的 “导引内容的多样性”“导引方法的针对性”。
灵活导引是指学生成长导师在开展辅助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工作过程中，能根据受导学生的实际情况因人而异、适时而动、因地制宜依照学生成长导师工作的有关要求因材施教。
灵活导引是学生成长导师工作的一个基本策略、基本要求。学生成长导师工作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决定了必须灵活导引。学生成长工作导师的工作内容从宏观上看是固定的，但在微观上即落实到每一个受导学生身上或具体的工作环节上则是不固定的，是变化或者是有差异的。如果面对变化、差异还是一成不变地执行原来的规定，如不看学生具体情况，所有的学生成长导师工作都是围绕“学业辅导”“生活指导”“心理疏导”“精神引导”等基本内容去开展，这样就很容易陷入“面面俱到”“平均用力”的怪圈，甚至出现“吃力不讨好”“不有付出少回报乃至没回报”的尴尬。如一味为了工作的完整性对只需要在精神上予以引导的学生还是不遗余力地在学业辅导、生活指导、心理疏导、精神引导等方面努力，肯定没有根据实际地侧重精神引导那样的效果好。学生成长导师的工作流程、工作模式以及方式方法从工作指引角度看是相对固定的，一般工作思路是有指引的，但是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则是要变通、有变化的。如关于学业辅导方面，学校是有固定的要求，如时间、地点、场所模式等都有相关规定，你如果墨守成规地为落实有关要求而没有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地予以调整策略、方式去开展相关工作，要大幅度地提升受导学生的学习效果是很难实现的。
所以，无论是对学生进行学业辅导、生活指导还是心理疏导、精神引导等方面都必须讲究工作的灵活性，即导引方法和导引内容都要因人而异，导引时间、导引场合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安排。
影响或制约学生成长导师工作的因素是多样、复杂的，但是有效、精准、灵活是其中的关键方面。“打蛇要打七寸”“牵牛要扯鼻子”，解决问题只有抓住关键，自然就会迎刃而解，水到渠成。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财政分配；信贷分配；小额信贷；交叉运行
1财政分配和信贷分配交叉运行的可行性
目前学界很多人将财政信贷化和信贷财政化视为猛虎野兽。他们认为“财政调节与信贷调节是以不同形态的价值运动为基础进行的，调节的主、客体不同，调控的范围、手段方法也都有所区别”。因此，两种方式应严格划清界限，避免交叉运行下产生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笔者认为，财政分配与信贷分配的周期性与非周期性区别、有偿性与无偿性的不同，都使得财政和信贷这两类资金可以互补，两种调节可以交替发挥作用。因此，对财政和信贷的交叉运行不应简单的否定，而应该针对我国目前的国情和市场状况，寻找两者交叉的项目和途径。
2从小额信贷看财政分配和信贷分配交叉运行的效率
2.1财政分配和信贷分配独立运行的局限性
（1）利率市场化难以推进。一方面，小额信贷面向低收入人群，贷款的额度不大，且没有抵押；另一方面，较高的利率又是低收入贷款者所难以承受的。（2）资金来源的持续性无法得到保证。利率由于没有市场化，明显低于国际上正常的小额信贷利率，使得小额信贷大多收不回贷款或盈利不足以抵消成本。（3）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法律地位不明确。我国的小额信贷从诞生以来就被作为一种扶贫手段而非金融产品，不允许非政府组织以及非正规的金融机构提高任何金融服务。
2.2完善我国小额信贷模式的现实思考
（1）财政分配支持信贷分配，提高财政拨款的利用率。政府关心农民的生存环境，为小额信贷无偿划拨了扶贫基金。但在层层下拨的过程中，难免由于利己主义或机构冗余等问题产生资金漏出，使得政府对农民的贷款不能切实发放到农民手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适当的将“明补”改为“暗补”以提高信贷分配的效率，帮助我国小额信贷走出困境。中央可制定出评价小额信贷业务开展业绩的标准，定期评定各银行和信贷机构的业绩，在弥补小额信贷本身可能带来的亏本的基础上，根据评定结果对各金融机构分层次奖惩，提高金融机构对小额信贷的热情。在这种“暗补”制度下，财政不仅避免了资金层层下拨的困难，也帮助了小额信贷利率逐步市场化，加快了小额信贷由扶贫拨款向金融产品转变的进程，同时还提高了信贷分配的效率。
（2）建立起具有可持续性的资金供给机制，引导财政分配为主体向信贷分配为主体转变。我国央行规定小额信贷机构“只贷不存”，这样的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小额信贷的持续发展及向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当务之急是放宽“不存”政策，引导小额信贷机构向吸收存款类机构发展，以扩大持续的资金供给来源。然而这样的放宽政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小额信贷机构从非吸收存款机构向吸收存款机构转换的过程中，财政分配对这部分信贷分配的空缺的补充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个过渡期，应在明确小额信贷机构的有关法律的基础上，借助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国家扶贫开发基金等的力量，建立起持续的资金供给机制。通过这些政策性银行和财政力量为小额信贷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开端，以推进小额信贷不断向市场化的信贷分配靠拢。
（3）建立风险等级制度和风险补偿制度，促进商业银行等盈利性银行的介入，实现财政协助下的信贷分配。国际上许多小额信贷的成功都是以政府支持作为前提的。政府可协助小额信贷机构建立起风险等级制度，并在现在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风险补偿制度有利于缓解当下各机构政策性目的和盈利性目的的冲突，使小额信贷机构在利率还无法实现市场化的条件下实现保本微利的目标。对小额信贷实行差别化的风险等级制度，不仅促使借款人提高自己的信誉，帮助小额信贷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降低小额信贷过程中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大大减小信用风险，吸引商业银行等盈利性金融机构的加入。而这些机构的加入有利于小额信贷市场的资源配置。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公益性小额信贷；政策支持
一、公益性小额信贷的基本内涵及其作用
1.公益性小额信贷的基本内涵
公益性小额信贷是一种为贫困人群提供信贷服务的信贷方式，中国人民银行小额信贷专题组将其描述为：依照章程从事公益性活动的独立的非营利性法人，具有一定的社区性和扶贫性，其公益性体现在融资服务，此类机构不需要缴纳税费且可以享受一定的政府补贴。就其与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的不同而言，公益性小额信贷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第一，非营利性的社会目标，主要是为穷人服务，并重视对穷人进行技术培训，承担着扶贫任务以及其他更多的社会发展项目；第二，服务目标群体集中在人口稀少、经济发展条件差的偏远地区，且在性别分布上主要集中于贫困妇女；第三，与客户保持密切的联系，定期访问借款人以了解他们的具体需求，并给予借款人参与信贷过程的机会。
2.公益性小额信贷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1)公益性小额信贷是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有益补充，在农村地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公益性小额信贷满足了低收入农户对资金的需求，弥补了农村金融组织支农资金的不足以及填补了正规金融机构服务和市场空白，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当地的高利贷行为。
(2)能够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很多农村落后地区的群众由于既无人担保又无资产可用于抵押而无法从传统商业银行贷到款，而公益性小额信贷却能够适应贫困人群的实际需要， 切实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从而使落后农村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
(3)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公益性小额信贷的出现增强了村民的诚信意识和市场意识，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村民应对突发事件和抗风险的能力，对社会的稳定和农村的自我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公益性小额信贷发展中的困境
1.主体资格不明确、内部结构不规范
我国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没有一个合法的金融机构身份，从最初的接受国际援助机构资助开展小额信贷业务而设立的项目办公室，发展到由非政府组织开展小额信贷业务而设立的社团法人，我国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一直没有得到金融监管和主管部门的正式认可，这使得小额信贷机构之间的业务合作受到严重束缚。此外，我国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目前的治理结构大多是借鉴国外的方法，现实中存在很多不利于小额信贷机构发展的问题和矛盾，导致组织经营绩效低下，从而束缚了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2.资金产权不明晰、政策支持不到位
我国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有捐赠资金、软贷款和委托资金等三种途径。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均属于公益信托的范畴，而公益信托资金并没有明确的产权所有者。这使得资金的利用率极低而造成资金的闲置，资金安全责任无人承担，且会严重影响到小额信贷机构的转型和健康发展。与此同时，政府对公益性小额信贷发展的支持显得很不到位，目前我国政府还没将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列入金融监管范围，针对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的政策、法规的系统性和可执行性不强，使得大多数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的财务自立能力较弱，信贷风险较大。
三、公益性小额信贷的出路
1.拓宽公益性小额信贷融资渠道
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融资渠道，建立健全资金批发机制。通过各大银行为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提供优惠的批发资金以扩大资金来源。此外，还可以吸收国外商业性资金，解决其资金约束问题。同时，建立农村小额贷款担保基金，为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的资金贷款提供担保，并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稳健运行、考核评价达标的小额信贷机构发行债券，以此来弥补信贷资金的不足。
2.加大政策法规的扶持和监管力度
尽可能的为经营良好的小额信贷机构提供更多的公共政策支持，如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规范和引导小额信贷模式的组织制度创新，提高小额信贷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次，政府应通过政策法规给予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明确的法律地位，并对其发展方向进行引导。再次，要做好对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的监管，对公益性小额信贷本身固有的风险也要提高警惕，提高其风险预防的意识和风险控制的能力。
3.发展可持续性的小额信贷组织
可以考虑将规模较小、组织分散的小额信贷组织进行合并，对员工展开系统的培训，令其掌握标准的业务操作流程，并探索形成一个完善的治理结构。如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系统、风险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和信息管理系统等。继续保持向贫困群体提高金融服务的使命、继续坚持非营利公益性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此外，政府应加大对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保险体系和社会保险体系等的财政支持，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状态，以帮助贫困户从当地实际出发，发展适应市场需求的小工商业或者种养殖业，并对其进行信息服务、技能培训、销售服务，提高其有效使用资金、脱贫致富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钱子昂.公益性小额信贷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J].商场现代化,2011年5月中
篇4
（一）研究背景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12年聚焦于“三农”问题，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2月4日央行对部分农村商业银行实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的政策，对农业发展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率4个百分点，而且在今年的两会中又一次涉及到农村金融问题，强调发挥农村金融等各方面的优势，这均体现了政府对“三农”发展支持力度的提高。2006至2013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家庭经营纯收入从1931元上升到3793.2元，增长速度达到96.4%，可以看出农民收入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农信社小额信贷的力量不可忽视。然而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不可避免的的瓶颈问题，比如供需不匹配、网点覆盖不足、竞争激烈等，同时小额贷款的操作风险也日渐明显，这不仅影响农信社的健康发展，而且影响小额信贷的支农力度和“三农”目标的实现。
（二）文献综述
1.国内文献综述。（1）农信社小额信贷存在的问题。朱乾宇（2010年）认为目前农信社小额信贷占农业贷款份额比较小，发放贷款的覆盖面较小，如图1所示从2004～2006年所占比例逐年升高，但是随后几年占农业贷款比波动下降，农信社的农业贷款增长与农户小额贷款的增长还不成比例，这与国际社会上其他成功的国家的小额信贷业务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2]。
韩红（2010年）认为我国农信社对农户进行小额贷款面临着诸多风险，例如自然风险、市场风险、道德风险、利率风险，这主要是由经济原因、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导致，谈到经济原因我们很自然可以想到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以及借款人的经营能力和道德差异等。内部原因便是农信社自身问题的存在，例如贷款发放的随意性，“重贷轻管”的存在，同时小额信贷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和保障机制。外部因素不难想象，政府的不合理干预、社会信用基础薄弱、运作缺少补偿机制等[3]。
王晓青（2012年）对东中西部农户的收入水平以及信贷行为进行了一些列的调查，对小额信贷行为进行了比较分析。由于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农户收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所以小额信贷的发展程度也有所差异，主要体现在信贷规模、信贷用途、信贷期限等方面[4]。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2011年）对农村金融的供需现状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农信社面临的问题，资金来源保障低、专业人才缺乏、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2）农信社农户小额贷款发展的政策性建议。诸多文献中对农信社小额贷款的政策性建议略有提及，但是内容并不十分详实，但是存在一些共同点，都从供给和需求主体、小额信贷产品、体制的构建等方面进行研究。
何广文、李莉莉（2005年）认为政策取向应该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规范和完善农信社农户小额贷款的运行机制，以解决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二是提高农村金融与小额信贷市场的竞争力。作者认为在新形势下对农村金融的发展思路要重新思考，从政策角度对农村金融发展予以扶持，同时从额度、期限、利率等方面要对信贷产品进行创新，在农信社改革的过程中，促进多种形式的推进[5]。
2.国外文献综述。农村小额信贷在国外比较罕见，所以关于它的外文文献相对较少。英国Bath大学的James Copestake（2007）对一些金融机构进行小额贷款风险的问卷调查，认为小额信贷的风险来源于多个方面，主要是贷款人的收入状况、思想状况以及家庭净资产等因素[6]。美国Kansas大学的Mabeen（2008年）对孟加拉国的小额贷款面临的风险进行进一步探究，认为小额信贷风险来源于还款来源、贷款人的年龄等方面[7]。这些外国文献的研究成果也为研究我国农信社小额信贷问题提供了借鉴。
3.总结。通过阅读相关文献，不难看出农信社发展农户小额贷款对于农业、农民、农村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在一定情况下都会对农信社的发展、农村的经济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文献中对农信社农户小额信贷问题没有进行详细的分析，内容比较空泛。我觉得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必须从农民“贷款难”和农信社“难贷款”两个方面细致全面地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和对策。前人对农村小额信贷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入，自己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课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究，运用经验总结法、文献研究法等，争取在农信社小额信贷的困境和对策方面能有所突破，希望能对农村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有所贡献。
二、农信社农户小额信贷面临的问题
（一）农户小额信贷资金存在供需矛盾
1.供给因素。（1）农信社经营产品创新不足。农村地区贷款的平均额度较小，农信社农户贷款的交易成本比较高，加上农业的高风险特点，农信社寻求合适的贷款产品或机制的动力不足，难以满足农户各种类型的金融需求，与县域经济对信贷资金的多元需求不相适应。农户小额信贷产品主要以无需担保、方便灵活、贷款额度不超过5000元、期限不超过一年的产品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农信社对广大农户小额信贷的供给缺乏多样性，难以满足农户在特定情况下的需要，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信社小额信贷的发展。
（2）农信社服务网点覆盖稀少。为了能够深入到农村地区发掘农村信贷的潜力，许多城市商业银行以及邮政储蓄在农村地区设置网点，利用其先进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引来了大量的农村客户，导致原本应存于农信社的资金外流。农信社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一方面，邮政储蓄等其他银行分流了大量的农村资金；另一方面，各商业保险开办存款性的保险业务，也抽走了部分农村资金。截至2014年6月，邮政储蓄银行营业网点达到3.9万多个，是全国营业网点数量最多的商业银行，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的县级区域，走出了一条“普惠金融”的发展道路，这对农信社造成了极大的竞争压力。
（3）小额信贷的资金运用效率低下。我国当前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投入的绝对数字看上去非常大，从2007年342.63亿元到2012年的585.67亿元，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和我国减贫所要达到的目标相差比较大，虽然在2009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增长速度超过了30%，而中央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却不及15%，可见2009年中央政府对农村扶贫的重视程度之高，但是总的来说扶贫资金的增长速度还是相对较低，在2010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增长幅度出现了负值，扶贫资金在整个财政支出体系中的地位不可小觑。当前农村信贷资金不能实现有效地利用和配置，农村资金分流仍然严重。另外，政府在税收上未给予农信社一定的优惠来支持“三农”，即使农信社有心想通过小额信贷来为农民收入以及农村经济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也因负担加大而力不从心。
2.需求因素。（1）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交易成本高。一些农信社片面强调自身的经营收益，忽视国家货币政策的支农效应，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未给予利率上的优惠，基本上上浮到顶，只有部分地处城市的农信社因为竞争的需要，才比照商业银行对部分大企业客户实行比较低的贷款利率。当存在农村金融机构缺乏、农村信贷市场缺乏竞争以及农信社自身对利率政策理解偏差等情况时，农信社会将小额信贷利率执行上浮的措施加以应对，从而交易成本上升，农民的还贷压力加大。
农户从农信社贷款的成本不仅仅是支付的利率，由于金融网点覆盖不足导致农户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取金融服务等都会增加农户使用贷款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最终可能使得农户借贷的实际成本远高于名义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严重抑制了农户对小额信贷的需求，农信社对“三农”不仅发挥不了“输血”的作用，反而起到“抽血”的作用。
（2）贷款目标群体选择缺陷。一方面，小额信用贷款一般优先向有信誉的农户发放，信誉差的农户会增加贷款无法收回的风险。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农村地区的思想观念落后，为防止贷款到期无法偿还，农民会选择不借款或者借少量贷款。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借款群体一般倾向于有社会活动能力以及资金实力的人，而收入较低的农户就缺少了信贷的支持，这样小额信贷的目标选择群体空间范围缩小，使小额信用贷款失去了开办的初衷，农信社小额信贷逐渐变味。
（二）操作方式局限
1.农户小额信贷的放款额度和期限不匹配。目前，许多地区的农民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区域特色农业，扩大农产品的转化和深加工，生产要素的投入逐渐由传统的以劳动力投入为主转向偏重资金和技术投入。而小额信贷涉及面广，对每一农户进行摸底调查难以达到，信贷机构常采取贷款额度“一刀切”的做法。这只能满足传统种植领域的资金需求，难以支持高效农业、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等方面的需求。同时，农信社小额信贷的可贷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不符。农信社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控制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对小额贷款期限进行限制，通常是在一年以内，但是这与一些诸如特色农业的生产周期相违背。
2.农信社经营小额农贷业务的可持续性问题突出。小额贷款大多数用于种植业以及其他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的小规模生产经营，这些类型的项目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目前中国农业生产缺少自然灾害保险，一旦这些类型的小额贷款项目遇到自然灾害，就会致使一些到期贷款不能偿还。而一些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小额信贷的操作和管理成本相对较高，坏账损失程度也高于正常的商业贷款，这在实际操作中阻碍了农信社开展农户小额信贷业务的可持续性。
3.农信社发放小额农贷过程中存在“惜贷”问题。伴随着体制改革，农信社还进行了撤点裁员，农信社的基层网点负荷大，内勤力量被牵制，外勤力量不足。小额农贷的贷款对象范围广，农信社存在人手不足的问题，又缺乏专业的资信评估机构进行协助以加强对贷款对象的信用评级，防止出现贷款无法收回的情况，最终导致信贷人员必须进行实地调查，增加了时间成本。面对信贷压力，信贷人员会选择宁肯少得工资，而不敢冒险丢“饭碗”，从而为保险起见，对没有十足把握能保证到期收回的贷款予以拒绝，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惜贷”现象。一些农户因此难以贷到资金从事农业生产来增加收入，农户的生活来源得不到切实的保障，会增加城乡收入差距，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农信社也失去了为“三农”服务的意义。
（三）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性质与运作的原则相冲突
1.道德风险突出。一些农民对小额信贷的认识有偏误，比如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既然存在“扶贫”的作用，可以不用偿还。图1为2012年农户净收入结构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农户的净收入中工薪收入占一半以上，而因农业经营所获得的收入只占2%，相对而言比较低。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农户将贷到的资金用作与发展农业无关的用途，甚至在贷款到期时不主动还款，而选择将部分收入存入银行。一方面，农信社的不良贷款率存在上升的风险，另一方面较高的储蓄率使其他一些农村金融机构吸收了大量存款，使得大量资金外流，增加了农信社的竞争压力，不利于农户自身对资金的有效利用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2.经营模式存在缺陷，小额信贷缺乏约束机制、保障机制和严格的责任制。（1）小额信贷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一方面，小额信贷的发放对象范围广，发放工作量大，不易进行有效的管理。无论是国有银行，还是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小额信贷机构，在机构网点上都难以满足小额信贷管理的需要，甚至机构网点遍及乡镇的农信社，有时也感到小额信贷的管理力量不足。另一方面，一部分农户，尤其贫困地区的农户，对小额信贷的概念模糊不清，缺乏足够的信心来通过小额信贷进行农业生产，甚至将小额信贷等同于无偿扶贫款项，因此容易出现小额贷款挪作他用的情况。这两方面都将导致农信社小额信贷的约束机制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支农力度得到缩减。
（2）资金的回收缺乏可靠的保障机制。小额信贷的回收主要来源于农户通过将贷到的资金用于发展农业生产而获得的收益。如果小额信贷的用途选择不当，或是市场上意外发生的重大变化，都可能造成还贷农户的现金流出现不足，小额贷款的回收难度加大。从图7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农信社不良贷款额在逐年升高，其中2012年的不良贷款率每季度逐渐增加，从2008年的651.8亿元到2013年的2952亿元，可以看出增长速度非常快，但是不难看出农信社的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农信社的小额信贷缺乏可靠的保障机制。
（四）社会各方认识不到位
1.政府角色扮演不当。我国的小额信贷组织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额信贷组织及其分支机构也都处在国家或地方各级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因此各级政府在追求其政治经济目标时，往往会牺牲小额信贷组织的经济利益，造成小额信贷组织经营行为的扭曲，在客观上促成了信贷风险的产生。另一方面，部分急功近利的政府存在不作为的现象，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不够，这都对农信社发展农户小额贷款造成了阻碍。
2.社会信用基础薄弱。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社会公众的市场经济意识在不断提高，但就整个社会的信用素质而言，提高迹象并不明显，借款不还、拖欠债务甚至金融诈骗等现象屡见不鲜。信用基础薄弱是我国信贷风险高居不下的重要原因，同时还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和更长的时间内加剧小额信贷组织的信贷风险。
3.小额信贷的运作缺少有效的补偿机制。很多情况下农信社是利用捐赠或者政府补贴来弥补坏账损失，其发展就收到捐赠规模或者政府补贴数额的限制，而且使用小额信贷较多的地区往往是贫困地区，地方政府的财力薄弱，能够用于补贴小额信贷的资金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过分对捐赠或者政府补贴依赖，还容易造成农信社自我发展和自我制约能力的缺失，反而进一步影响小额信贷的良性循环。
三、农信社发展农户小额信贷的政策性建议
（一）努力打造“公司+基地+农户”产业化经营模式
农信社开展小额农贷工作中若能将小额农贷与“公司+基地+农户”模式相结合，则不失为一种既能降低农信社贷款风险，又能扶持本地特色龙头企业，提高农民收入的贷款方式。
在这种贷款模式中，政府起到重要的衔接作用，一方面，由政府牵头，鼓励当地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和种植大户与种植户签订最低保护收购价合同，并与公司达成由“企业寻找市场，政府找信用社”的协议；另一方面，政府又积极地与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系，鼓励农信社给种植户提供小额信贷。对于广大农户而言，技术和产品的销路得到了保证，农信社又提供了资金支持，因而农民可以安心地进行农业生产；对于公司而言，在享受当地政府给予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同时，由于广大农户参与了生产，形成了生产基地，有利于公司拉长产业链条，增加农业附加值；对于农信社而言，由于政府和公司给予了担保，不良贷款率下降，违约风险降低。
（二）丰富完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操作方式
1.贷款期限要与贷款用途相结合。农村信用社要认真做好贷前调查工作，深入农村及时了解农户的资金需求和生产经营情况，进一步了解农户所从事的种植业等农业项目的生长周期，防止农信社对贷款期限和贷款额度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同时必须考虑到生产周期在18个月以上的特色农业的特殊性，深入了解其操作和运营的过程，将贷款期限和农业周期相结合，各方面综合考虑，在充分掌握一些关于农户所从事的农业的资料之后，根据不同的贷款用途、农作物的生长周期，科学合理地确定贷款期，控制信贷风险。
2.理顺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外部环境。一是建立健全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明确农村信用社的性质、职能定位，使农村信用社业务经营在法律保障下正常开展，针对农信社的实际情况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实施，加大司法执法力度，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罚，提高了违约成本；二是理顺农村信用社发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政策环境，对农村信用社办理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要免征营业税，通过这种机制鼓励农村信用社增加对农户贷款的投放；三是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农村信用社消化历史包袱，减少资金占压，增加支农资金供应。
（三）完善管理和监督体系
信贷员从事的是一项智力高度密集的活动，对其监督十分困难。给信贷员在业务中更大的权力，使其在制度的约束下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的判断确定贷款的规模、对象和期限，并根据个人的业绩为信贷员给予符合其工作的合理报酬，提高信贷员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建立科学的考核制度，及时界定风险的标准和范围，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并做好贷款风险的防范工作。同时要建立一个风险管理流程，对农户和小微企业信用风险进行评估，对不同风险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建立动态评定机制，及时掌握农户信息，从而及时调整信用等级和授信额度。
（四）发展农业保险和农户小额保险
对农户小额信贷而言，影响农户的还款能力的风险主要有自然灾害风险等，这些风险波及范围广，影响力度大，对经济的损失力度大，农户对此难以承受。所以，应该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和农户小额保险，增强农户的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避免因为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而给农户带来的重大损失。首先应由国家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基金，资金上可以从财政中的扶贫款中划拨，这样既减轻了农户的灾后负担，又降低了小额信贷风险。其次，应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拓农村市场，地方政府从当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灵活开展农业保险，为农户量身定制防范自然灾害的保险，降低农户的负担，这样不仅农户的收入有了一定的保障，而且小额信贷的还款能力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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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额贷款；贷款利率；综述
一、小额贷款定价综述
小额贷款一般指是指面向农户和微型企业提供的金融贷款。农村地区的小额贷款主要是以农户为主要发放对象的贷款业务。
目前我国针对农户发放小额贷款的机构主要包括政府机构、农村信用合作社及商业银行，其中农村信用合作社是最主要的贷款提供者。政府机构多以低贷款利率的形式发放小额贷款，实际是一种政府扶贫资金，其目标是帮助农户脱贫。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商业银行发放的小额贷款以赢利为目的，是在考虑贷款成本、收益和风险的基础上发放贷款的行为。
随着我国进一步加快农村建设，“三农”问题成为建设新农村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要扩大农村生产规模，促进农户增收，有效的资金供给和资金利用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金融机构的资金融通作用，向农户提供生产资金，提高其从事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户收入是目前普遍采用的方法。其中金融机构向农户提供小额贷款是较为典型的方式。农户通过接受小额贷款的资金进行生产，其生产规模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农户从生产规模的扩大中获得了更多收入。因此小额贷款是有效缓解农村生产缺乏资金支持、农户融资困难的重要途径。
小额贷款的核心问题是定价问题。目前我国小额贷款的定价存在较大争议,国内外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一定研究。
国内方面，张桥云，钱龙运用最优化理论和期望净现值函数探讨了农村小额信贷与城市较大额信贷最优均衡配置时的小额信贷利率，以及如何促进资金在城乡之间的合理分配。王绯研究了通过动态激励、分期还贷和抵押替代的方式确定小额贷款利率，以及控制小额贷款风险的方式。
杨灏分析了基于贷款机构成本控制的小额贷款定价以及贷款风险对小额贷款利率的影响。梁慧玲认为应使小额贷款利率在一定区间内浮动，从而提高贷款质量。方贤军在商业银行不同贷款定价模型基础上，得出了最优小额贷款利率的调整空间。方贤军，李权利，葛延青[6]研究了在收益与风险对称原则基础上的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利率定价方式。
刘锡良，洪正通过引入不同贷款合同，对借款人进行了区分，在这一基础上确定的贷款利率，实现了不同借款人的分离均衡和帕累托效率改进。应宜逊，黄震宇，徐永良通过实证分析，认为贷款机构应当因地制宜，针对不同情况确定不同小额贷款利率，提供多种小额贷款产品。谭民俊通过博弈分析，得出贷款机构可以对贷款农户进行区分，并应对不同贷款农户确定不同的小额贷款利率。
梁山通过研究发现，对贷款农户实行贷款利率折扣，可以降低农户贷款负担，形成信用激励。张改清，陈凯研究认为，我国小额贷款利率定价过低，低利率常常使贷款落到非贫困人口手中，且易导致高违约率。郭宏斌探讨了小额贷款利率市场化的可行性，并认为我国小额贷款利率的浮动空间应逐步放开。
周忠明认为可以加大财政政策对贷款农户的补助，从而降低贷款农户的实际贷款利率，减轻农户负担。张立军，湛泳进行计量分析后认为合理的小额贷款利率具有显著的降低贫困效用。
郑志瑛；王荫林，范淑莲，闰福龙，温红丽；杨家才分别通过对小额贷款实际操作情况的分析，研究了小额贷款利率对提供贷款的贷款机构收益和接受小额贷款的农户收入的影响。
国外方面，肖认为，补贴性贷款利率和信贷配机的存在，会是对低收入人群的信贷供给既不充分，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Rhyne的研究发现，小额贷款的覆盖面和可持续性是相互影响的，二者的共同发展可以促进小额贷款的发展。CGPA研究发现利率限制不利于小额贷款的发展。Ghatak认为小组联保制度能够排除高风险贷款者，并且通过对拖欠贷款成员的惩罚提高还款率。Ghost，Ray的研究表明，动态吉利的机制可以在长期的重复博弈中提高小额贷款的质量。Conning认为恰当的社会关系有时可以起到小额贷款抵押品的作用。
二、政府部门在小额贷款利率确定中的作用
从本文分析可以看出，政府部门在小额贷款利率的确定过程中主要起到了以下四方面的作用：
第一，在贷款机构确定小额贷款利率时，政府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定贷款利率上下限，由于政府部门在该过程中可视为利益不相关的第三方，因此政府部门设定的贷款利率上下限既可以避免贷款利率过低导致的贷款机构收益过少，又可避免贷款机构为追求高利润率而人为设定高利率的行为。
从小额贷款以往的操作经验来看，贷款部门基于追求高利润率和防范小额贷款风险的目的，往往将小额贷款利率制定的较高，这会降低农户进行小额贷款的积极性，并且容易引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并且较高的小额贷款利率会降低小额贷款的覆盖性和持续性，使本来希望能够得到小额贷款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户无法得到贷款，而已经贷款的农户由于预期利率会上升，其在后期也将减少贷款。
第二，贷款机构发放小额贷款时，需要对贷款农户进行区分，而政府部门则可充当贷款农户分类的监督者。政府部门通过对不同门槛条件设定的监督，可以保证以最为合理的方式区分接受小额贷款的农户，以便针对不同农户设定不同的小额贷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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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社区；社区学习中心；综述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04-025-03
本文所谓的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是指以满足社区成员的需要为基础，组织协调社区内外资源，整合社会各界力量，提供学习与交流的场所，使社区成员掌握更多的信息、文化和技能，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区和谐发展的组织。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是新型的服务性学习组织，是创建学习型社会、实现终身教育的重要组织基础。农村社区学习中心作为促进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近年来逐渐成为学术界和教育实践界关注的话题。本文尝试从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研究轨迹人手，对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功能、发展模式与运作机制、活动内容、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进行总结。
一、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研究轨迹
围绕“农村社区”、“社区学习中心”和“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等三个关键词进行资料搜集，涉及的文献主要包括社区教育、社会发展的学术专著，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录的相关学术论文、毕业论文，网络上相关政策文件、讲话报告以及新闻信息等。
在中国知网按模糊模式查找题名“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在1980－2011年间，共有文章13篇(见表1)。
从表1可见，2000年之前没有以“农村社区学习中心”为篇名的研究论文，2001年以后研究论文的增多与国家政策有直接的关系。综合分析，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期)，研究水平偏低。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与制度背景是，国家处于百废待兴与社会全面重建阶段。研究课题主要是宏观取向的城乡关系、农村研究和农村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等。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抽样调查为辅。研究人员基本是非专业化理论工作者，农村社区研究的理论意识与意义普遍较弱。研究总体水平偏低。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研究步入正轨并初步发展。研究课题包括以农村社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社区类型、结构与功能、边区开发及人口流动、社区服务研究和国外社区工作介绍等。研究方法以混合方法为主，研究人员多为理论工作者、决策者和实际工作者，研究队伍构成日益多样化。农村社区研究总体水平提高，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理论创新意识强烈。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研究总体水平跃升到新高度。研究课题主要是社区基础理论研究，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和成熟，并引入比较研究视角。研究人员构成多样化，专业化训练程度提高，农村社区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理论创新程度有了重大突破。
二、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功能研究
农村社区学习中心为农村建立了一个社区成员接受继续教育和扫除功能性文盲的阵地，是农村扫盲工作深化和脱盲农民接受继续教育的具体体现。在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努力下，社区成员的文化素养普遍有所提高，经济收入也明显增加(景民，齐志勇，崔建民：2001)。农村社区学习中心逐步成为农村的教育中心、培训中心和休闲娱乐中心，发挥了学习、政策宣传、文化休闲等三大功能(于章宏，张松斌：2010)。王永平、梁成指出，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具有开放宣传功能、实用有效功能、本土和人力资源功能。崔建民(2007)在总结了十年来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开展情况后指出，建立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有助于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有助于发挥教育的基础先导作用和引领带动功能，优化各类社区资源，挖掘和激发内在活力，为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创建示范基地和活动载体；有助于推动贫困农村社区的经济建设，以早日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奋斗目标。l司时，他还指出，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增强了民主意识和学习意识，改善了文化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崔建民：2010)。在实践探索中，云南省寻甸县六哨乡、联合乡创建了集培训中心、图书中心、发展型基地和民族文化活动中心为一体的贫困民族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社区教育与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王凌，曹能秀：2008)。
国外关于21世纪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研究表明，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有助于学生学术成绩的提高和行为习惯的改善，防止青少年犯罪、吸毒、暴力事件等不良行为的发生，改善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和他们与父母及同龄人的关系，加强社区、学校和家庭的联系。
三、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发展模式与运作机制的研究
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已逐渐成为促进社区发展、给全体公民提供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机会的社会机构。它肯定社区成员的自身经验，鼓励社区成员参与设计和管理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社区的大部分问题由他们自主解决。在实施“贫困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教育扶贫”项目过程中，有学者结合其他项目，不断探索，推广了“农科教项目结合点”模式、“学校+基地示范”模式、“学校+公司+农户”模式、三教并设模式和农科教机构合并等模式。叶晓斌以周巷镇成校为个案，建立了“一中心六分院”管理体制，该管理体制使周巷镇成校形成了横向联合、纵向沟通、纵横整合的“超市式”社区教育机制。景民、齐志勇、崔建民指出，农村社区学习中心主要有自然村落型、乡镇中心型和学校中心型等三种类型。于章宏、张松斌在总结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现状的基础上认为，可以采用县级电大主导模式、对等主体的服务性合作模式，增强发展后劲，构建县级社区学习中心。
为探索以学校教育促进农村学校和农村社区和谐发展的路径，王凌、曹能秀在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的六哨乡、联合乡，开展了依托学校建立贫困民族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探索。结合六哨乡和联合乡的实际情况，确立了以学校为中心、学校和社区合作、地方政府支持、高校项目引领、社区全员参与的多元合作的发展模式。为实施上述模式，实行了以职能中心、以基地为示范、以学校为载体，以活动为形式、以可持续为原则、以自主发展为导向的运作机制。龚文华在《上海市嘉定区“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建设三例》一文中介绍了上海市嘉定区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三个典型案例：毛桥村的“农家书屋”(该工程是一项面向农村、基层农民的公益性工程，以农民自主管理、自我服务的模式进行管理和运行，以解决农民买书难、看书难、借书难等问题为任务的一项文化工程)、永盛公寓的农民工教育和海伦小区的“百姓三台一户”活动，借此实现“以小见大”和“一
沙一世界”的初衷。
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试图由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代表的地方自治政府机构来管理农村社区学习中心。1993年，尼泊尔的Banepa市在开展扫盲运动时，建立了社区学习中心(CLC)，该中心由Banepa市同其他非政府组织联合建立，下设专门管理委员会来管理多个子CLC，其管理注重团队和群体的协作与配合。这一中心为新文盲提供了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机会，帮助成员形成归属感，确保社区学习中心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四、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活动内容研究
关于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活动内容，学者主要从农村扫盲、职业教育、卫生健康教育、文体活动、妇女发展活动等方面进行了研究。陈玉华和景民以甘肃省“贫困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教育扶贫”项目为例，针对贫困农村社区中的妇女群体、成年男性和因各种因素不能接受义务教育的青少年开展了一系列教育活动，如扫盲、卫生健康教育、政策宣传、社区服务等(陈玉华，景民：2003)。2006年7月，甘肃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崔建民根据多年实践和研究，形成了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探讨，并与乐施会合作，在镇原县方山乡十八岘村、张大湾村开展了农村社区学习中心项目研究，活动内容包括机井建设、农业技术培训、大学生志愿者支教支农、开展文娱体育活动、改善卫生医疗条件等。
尼泊尔加德满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联合协会(Kathmandu)在不同地方建立和推广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活动内容主要集中在识字、计算、生活技能和谋生能力等方面。具体包括：组织扫盲、扫盲后教育及其他文化学习活动；功能性和职业性的活动；社区基础设施发展活动；健康野营活动；文化遗址保护和环境保护活动；信贷互助活动、自我发展项目、妇女发展项目等。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学区的21世纪农村社区学习中心，计划针对学生学业上的重点难点，提供至少一个小时的学习指导活动，一个小时的运动、游戏项目，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每个中心为学生提供免费的小吃、点心以及免费送学生回家。美国特拉华州的男孩女孩俱乐部是全国性的校外社区学习中心组织。该组织的目的是，为美国大量放学后独自在家的儿童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去处，并提供一些对儿童身心发展有益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学习辅导、体育锻炼以及品格养成教育。
五、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陈晓娜认为，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加快了农村社区成员致富的步伐，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定位不明晰，认识不到位、经费短缺，来源无保障、资源匮乏，渠道受限、机制不健全，管理不善、经验缺乏，理论不成熟等。陈玉华、景民(2003)在《甘肃省“贫困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实践及对策建议》一文中认为，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在发展中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如对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意义认识不足、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不均衡、组织管理机制不健全、理论滞后实践、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共享的成熟经验等。崔建民认为，农村社区学习中心还存在长效机制不够完善、留守儿童教育缺失、学前教育重视不足、环境保护意识较差等问题。
国外21世纪农村社区学习中心计划虽然在教育的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这一计划仍面临不少挑战。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由于资金缺乏，这一计划在联邦拨款用完以后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尼泊尔农村社区学习中心面临的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社区居民仍然不知道教育对于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性；社区中所剩机构寥寥无几，动员其他不同的机构非常困难；缺乏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法律地位的支持；乡村发展委员会不能从平行机构中获取财政和技术上的支持；社区成员能力有限，在没有足够的报告写作技能，以致不能为农村社区学习中心联系到不同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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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题与参考选题
本次征文的主题为“决策与智库”，请参入征文活动的作者，选择决策或智库建设的某一个侧面进行撰文。也可以侧重于理论探讨，还可以侧重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实际案例的分析。作者可以自行命题撰文，也可以参考附录选题（附录见文后）
二、征文发表及奖项设置：
征文文稿自收到之日，首先刊发于决策与信息官网（）和湖北新型智库平上（）。同时，在《决策与信息》或《决策内参》择优发表。2018年元月组织征文评奖。共设置：特等奖5名，一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若干名。
三、文稿要求：
文稿应具备学术性、创新性，务求观点鲜明、论证充分、文字精炼、数据可靠，（长者8000字左右，短者3000字左右）。文稿结构一般为题名、作者姓名、单位（邮编）、摘要（可附英文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
四、投稿方式：
征文请以WORD格式发送到编辑部，请注明：决策与智库征文。请勿一稿多投。请提供作者详细通信地址、邮编、联系电话。
网上投稿系统：，或者
五、截止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
附录：参考选题
1. “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路径与政策研究
2.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理论、路径与政策研究
3.供给侧结构改革与区域发展动能转换
4.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区域发展新动力研究
5.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研究
6. 当前供需结构失衡的关键因素及其破解对策研究
7.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8.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对策研究
9.“互联网+”与区域发展思路创新
10.新常态下区域发展新模式、新动能与新格局
11.二三线城市综合发展研究
12.二三线城市经济发展实证分析
13.城市综合体在二三线城市的发展新趋势
14.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与路径选择
15.县域经济增长模式研究
16.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17. 产业转移承接与区域发展转型
18. “互联网+”时代振兴实体经济研究
19. 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研究
20. 推动外贸转型升级战略思路与对策研究
21. 城市群规划的问题研究
22. 建设文明（园林、卫生）城市战略思路与实现路径研究
23. 特色小镇建设与新型城镇化道路
24. 长江城市群发展机制与实践
25. 港口经济与城市发展
26. 推进教育管理与教育资源配置
27. 教育公平的实践路径
28. 大数据对教育管理的优化
29. 社会对教育改革的制约
30.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途经研究
31.立德树人是学生思政教育的根本任务
32.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33.大数据时代高校管理创新研究
34.高校改革有效推进机制研究
35.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选择
36.大学生创新创业研究
37. 共享发展理念与完善保障民生政策研究
38.社会管理创新及政策研究
39. 养老社区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40. 城市与农村养老模式的探究
41. PPP模式发展养老机构的探索
42. 贫困地区发展与精准扶贫实践
43.居民健康服务及其体系建设
44.公共健康保障中的政府责任
45.居民健康素养现状及对策
46.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研究
47. 民营企业的发展研究
48.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研究
49.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相互关系探析
50.行为科学理论与现代企业管理
51.中外企业管理模式研究
52.企业管理效率分析
53.新媒体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54.项目管理c企业管理的创新
55..中小企业管理变革之道
56.大数据时代下企业管理创新研究
57.企业管理中网络技术的应用探讨
58.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研究
59.中外智库影响力评价研究
60.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
61. 社会智库的发展动因及建设路径探析
62. 高校智库建设定位与发展路径
63. 中国智库影响机理研究
64.智库评价方法研究
65.面向决策的智库协同化问题研究
66.中国智库国际化的实践与思考
67.智库融资模式研究
68.中国智库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探析
69. 中国智库影响力的实证研究
70. 新型智库与决策机构的互动机制研究
71. 新型智库建设的体制和运行机制研究
72. 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综述
73. 智库成果的传播研究
74. 智库成果的转化研究
75. 新型智库运营模式探析
76. 智库机构内部管理制度研究
77. 智库平台对智库机构的作用
78. 智库平台建设研究
79.新型智库建设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80.智库建设与课题管理
81.新型智库运营人才的需求
82.学术期刊与智库建设
83.决策科学的发展和展望
84.决策科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85.民主决策案例研究
86.政府决策科学化评估
87. 决策科学与智库建设
88.决策程序的合理性
89.科学决策的重要环节
90.领导与决策
欢迎各高校、科研单位理论工作者和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同志踊跃参加征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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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儿童生长发育的指标
评价参数：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的健康儿童的体重、身高的测量数值，与所检查儿童的体重、身高数值进行对照，看看被检儿童的生长发育处于什么水平，这些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健康儿童的体重、身高的测量数值就是参数。以下为几种常见参数：全国九市标准和WHO标准，运用WHO标准评价我国儿童生长发育水平及营养状况更为合理［4］。
评价指标：身高和体重是评价儿童生长发育和营养状况常用的指标。采用年龄、体重、身高3个变量值，年龄别体重，年龄别身高，身高别体重。①生长迟缓：指儿童按年龄的身高低于标准身高中位数减两个标准差。它反映儿童慢性营养不良。②低体重：指儿童按年龄的体重低于标准体重中位数减两个标准差。低体重率常用于作为儿童营养不良患病率。③消瘦：指儿童按身高的体重低于标准中位数减两个标准差。它反映近期急性儿童营养不良。
不同地区5岁以下儿童的营养不良患病情况
儿童营养不良包括生长迟缓、低体重、消瘦和微量营养素缺乏。根据WHO的报告，发展中国家儿童营养不良问题严重，地区差异显著［5］。2006年0～5岁儿童中有25%中度低体重，9%重度低体重，31%生长迟缓，11%消瘦。该人群主要集中在南亚和非洲中西部，中度低体重儿童分别为42%和28%，生长迟缓分别为46%和36%，消瘦分别为18%和10%。此外，发展中国家儿童贫血患病率约是发达国家的2倍多，分别为42%和17%。1990年以来中国各个地区都不断地进行5岁以下儿童营养状况调查，2000年陈明霞等对中国不同地区5岁以下营养不良儿童进行调查［6］，低体重率10.13%，生长迟缓率14.38%。其中城市地区低体重率3.0%，生长迟缓率2.9%；一般农村低体重率10.2%，生长迟缓率15.1%；贫困农村低体重率21.0%，生长迟缓率30.7%。2006年中国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9.9%，低体重率5.9%，消瘦率2.2%。于冬梅等2009年中国贫困地区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15.9%［7］，低体重率7.8%，消瘦率3.7%。各种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地区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发生率明显高于城市，贫困地区明显高于经济发达地区。
儿童营养不良危险因素分析
相关家庭与社会因素：儿童生长发育与居住地的地理环境、经济水平，具体到家庭收入水平密切相关［8］。居住地偏远、交通不方便，食物生产及运输困难，导致家庭食物资源匮乏及品种单一，这是影响膳食营养的直接因素。影响家庭食物资源的因素，还包括家庭生活习惯、营养知识、态度等多种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农村地区外出务工人员逐渐增加，随之而来的是留守儿童的增多和母亲看护的减少。这些变化直接影响着儿童母乳喂养状况和膳食质量。研究显示，农村外出务工妇女的子女，6个月以内母乳喂养率仅61%，其他职业的农村妇女的子女在此期间母乳喂养率91%；务工妇女的1岁以下子女生长迟缓率12.9%，而在家乡务农和从事家务的妇女的子女生长迟缓率5.38%［9］。
安全饮水：安全饮水是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卫生设施和疾病状况的重要指标，自来水的使用率与儿童营养状况密切相关。饮用生水和非自来水者，水质不卫生是导致小儿胃肠感染的诱因，也可直接导致营养不良［10］。
添加辅食时间和种类：12～35个月为生长迟缓和低体重发生的高峰期，此后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在坚持母乳喂养的同时，未能得到及时的、营养良好的辅食添加［11］。6个月以后营养不良发病率逐渐上升，小儿生长快，母乳营养逐渐不能满足小儿需要，但许多家长缺乏科学喂养知识，未能及时添加或添加不当，品种单一，还有部分小儿由于辅食添加太迟，断奶时留恋母乳，不愿接受其他食物喂养而导致营养不良也是一个原因［12］。
喂养和饮食习惯：4个月以内小儿的喂养方式可影响小儿的营养状况，非母乳喂养儿营养不良患病率高。小儿4～6个月后，应按辅食添加原则及时添加各种食品，添加过晚或不当可引起各类营养缺乏病，导致营养不良［13］。喂养和饮食因素与儿童营养状况密切相关，缺乏科学喂养、偏食与挑食、饮食习惯，是导致营养不良的重要因素［14］。
疾病：经常患病是儿童营养不良的危险因素［15］，由于儿童患病后一方面会引起食欲下降，食物摄入和吸收减少，而且某些疾病如肠道寄生虫病等也会影响营养素的吸收和利用，另一方面某些疾病增加营养物丢失和消耗而引起营养不良。其中儿童期发病率较高的呼吸道感染、腹泻、贫血及佝偻病与营养不良具有非常显著性意义［16］。
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的干预进展
5岁以下营养不良儿童常同时存在生长迟缓、低体重和微量营养素缺乏等多种问题，营养不良的发生也是由多种原因引起，各种原因之间又相互影响，因此通常在对特定环境分析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措施进行综合干预。1998年UNICEF在“地区技术援助项目”中提出［17］，针对7个亚洲国家儿童的社区基础干预活动应包括生长促进(生长监测、母乳喂养促进和适宜辅食添加促进)、疾病管理(腹泻前后的喂养、口腔卫生状况等)、微量营养素补充(儿童6个月龄开始的维生素A补充、贫血流行地区的铁补充)、促进碘盐食用、驱虫、食物补助。
营养相关知识教育：应加强培养基层儿童保健工作者并大力开展群众性营养相关知识教育，相关的营养知识教育内容主要包括母乳喂养、辅食添加及学龄前儿童喂养。父母的营养知识和态度直接影响着儿童的喂养。教育方式可采用：①卫生行政部门针对基层儿童保健医师定期组织保健相关知识培训，使基层保健医生正确的营养知识及指导合理喂养方法，有效的实施从婴儿的定期生长监测、疾病管理、儿童免疫、营养治疗到相关儿童营养保健工作；张丹霞等研究表明［18］，通过3年的社区健康干预，进一步降低了婴幼儿营养不良患病率。②针对儿童父母及看护人，可采用健康讲堂、保健机构设置宣传板报及发放营养知识宣传资料、通过网络媒体宣传合理喂养知识等，帮助群众树立相关营养意识、掌握营养知识和技能，为最终达到或影响其相关营养行为打下基础。1990～1995年在全国27个省101个县实施的“儿童营养监测与改善项目”表明［19］，采取营养教育为主的改善措施，特别是针对儿童喂养的关键环节，对减少儿童营养不良的发生起到重要作用。
5岁以下儿童的食物保障：促进6个月内的纯母乳喂养，促进6～24个月的辅食添加。宣传断奶期的喂养方法，给小儿及时的、循序渐进的添加合理的多种辅食［20］。向居民广泛宣传平衡膳食，在农村贫困地区推动大豆及豆制品消费，以弥补动物性蛋白质摄入的不足；提高辅食添加的量和质，提高辅食中动物性食物、豆类以及蔬菜水果的添加率［21］。食物强化和营养素补充，可在短期内快速改善营养不良状况。针对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中矿物质及维生素缺乏的主要问题，这项措施是纠正和预防相关营养缺乏病的主要途径。Grotto等研究表明［22］，强化或补充维生A可减少6～59个月儿童死亡率；给正常儿童补充预防剂量锌，则其患腹泻、严重腹泻或痢疾、持续腹泻和下呼吸道感染的几率较少，儿童死亡率下降［23］；对已患有腹泻的儿童补充锌可使腹泻的持续时间、次数、下呼吸道感染率和死亡率下降。
改善卫生保健设施及开展综合性干预措施：卫生保健设施及生活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儿童的患病情况。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应加大对社区儿童保健及农村卫生机构儿童保健硬件设施的投入，如提供儿童保健体检用的房屋、保暖设备、测量称、身高尺、配备专业的儿童保健医生。对中重度营养不良的儿童实行三级转诊制度，在条件好的儿童保健门诊开展：营养咨询门诊、定期健康及营养知识讲座、个体或集体儿童膳食分析、儿童饮食行为干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定期检查、中医中药治疗辅助治疗、患病儿童的规范管理等综合性干预措施。周萌泥等研究认为［24］，采取合理的综合干预措施可有效降低营养不良患病率，是改善儿童营养状况的有效手段。中医中药可以促进胃肠道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利用，并能对患儿全身器官系统功能进行综合调理。
改善贫困地区儿童的居住环境：贫困地区儿童的住房、卫生条件等方面落后于城市，营养性疾病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城市，政府应对贫困地区儿童开展“营养扶贫”行动，并将其纳入政府扶贫目标，制订相应政策措施，提供必要资金支持，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及卫生条件。另外应在全社会广泛宣教饮用自来水的意义所在，特别是在无条件使用自来水的广大农村，应该尽量提倡使用深井水和管道式供水等［25］。
综上所述，营养不良仍是威胁我国5岁以下儿童健康状况的严重问题，营养干预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需要社会多方面力量的支持及多种方法途径的全面分析才能达到理想效果。加强国家营养政策和计划的制定，通过改善经济状况、规范管理儿童疾病等方面，对大范围、持续减少儿童营养不良起到环境支持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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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
大部分学者都接受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定义，即人力资本是体现于人身体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但有的学者对这个概念作了更深入的探讨。一是认为人力资本分初级和高级两个层次。前者是指健康人的体力、经验、生产知识和技能。后者是指人的天赋、才能和资源被发掘出来的潜能的集中体现——智慧(周坤，1997)。二是认为人力资本具有不同的生产力形态，提出了异质型人力资本和同质型人力资本的概念。前者是指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后者是指在特定历史阶段牛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丁栋虹，1999)。三是从个人和群体角度来对其下定义，前者指存在于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后者指存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群体每一个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及健康等质量因素之整和(李建民，1999)。
二、人力资本的产权及其特性
人力资本的产权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忽视产权的研究。一批中国学者从企业理论的角度对人力资本的产权进行了研究。主要有三种人力资本产权的定义。1．把人力资本产权理解为人力资本所有权，认为人力资本产权是存在于人体之内、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乃至健康水平等的所有权(李建民，1997)。2．从企业产权角度来理解，认为人力资本产权决定人力资本所有者能否拥有企业所有权，即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张维迎)。3．从产权的可交易性和合约性来理解，认为人力资本产权是市场交易过程中人力资本所有权及其派生的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等一系列权利的总称，是制约人们行使这些权利的规则，本质上是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反应(黄乾，2000)。
关于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周其仁教授的论述有代表性。一方面人力资本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所有权，它天然归属个人，它的所有权限于体现它的人(周其仁，1996)。但有学者认为它的所有权可以是多元化的，但其“承载所有者”才是个人，人力资本“承载所有者”与其所有者是不同的，他们之间充满矛盾(李建民，1997)。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产权的完备性和关闭功能。它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资产可以立刻贬值或荡然无存。当人力资本产权中的一部分被限制或删除时，产权的主人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产“关闭”起来，以至于这种资产似乎从来就不存在(周其仁，1996)。
三、中国人力资本的现状和投资问题
1．关于人力资本现状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中国的人口数量虽然多，但真正高质量的人口却严重不足；(2)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特别是中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的人力资本严重匮乏；(3)人力资本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重大差距(张凤林等)；(4)我国的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低下(张凤林，1999)；(5)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是一种“小托大式”结构：高智能、高技术劳动力所占比重极小(刘迎秋，1997)。
2．关于人力资本现状形成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认识上的误区，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在与人力资本有关的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余雁刚，1999)。人力投资成本与收益遭到扭曲，这影响了人力资本投资。(2)资金的限制，政府财政投资是教育投资的主渠道，但受财政收入的限制；社会资金投资教育受体制的限制；居民特别是农村和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受收入水平的约束。另外人口数量的过度膨胀限制和影响了人口质量的改善和提高。这造成教育投资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3)体制上的障碍，投资体制单一；就业体制僵化与人力流动机制的缺乏；行政官僚的管制过多(周其仁，1996)。(4)外部因素的影响，主要是“智力外流”造成大量人力资本的损失(夏业良，2000)。有些学者研究表明我国中西部是人才的净流失地区。3．加快人力资本形成的政策建议。(1)转变观念，认识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有学者提出了人力资本优先投资的观点。他们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重要，人力资本增长的贡献潜力大于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人力投资是一种最基本、最有价值的生产性投资；所以人力资本投资应该优先进行(于洪平，1997)。(2)实行后发国家的人力资本“借贷策略”，获得人力资本投入与转移中的“后发利益”。通过创造优惠条件吸引吸纳各方人才，这可以节约实际投入成本，并产生递增的人力资本扩散和带动效应(夏业良，2000年)。(3)发挥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主体作用，并带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中存在负外部性，会导致市场失灵，造成投资不足，而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弥补投资不足，消除市场调节造成的种种缺陷；保证人力资本形成中的机会均等(侯风云，1998)。财政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极其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但受财政收入的限制，所以要广泛吸纳社会资本进行投资。(4)加强制度建设。普及扫盲教育和九年制义务教育、建立“先培训后就业”制度和在岗培训制度；建立和完善有关的教育法规、培训法规、就业法规、劳动法规，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反不正当法规和劳动者社会保障法规的建设，从法制上保证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和消除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
四、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国内大部分研究都是介绍新经济增长模型，或者是引用外国的一些实证资料来论证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也有学者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机理。
1．从人力资本的要素和效率的生产功能来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机理。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关键在于它具有特殊的生产功能。从生产过程角度看，它具有要素和效率两个方面的生产功能。前者是指人力资本是生产过程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或投入要素。后者是指人力资本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其途径是：(1)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自身的生产效率；(2)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可以提高其它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一方面直接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同时它又通过促进科学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科学和技术进步依赖人力资本的提高，而技术进步是人力资本规模收益率不下降或者提高的根本原因。可见，经济增长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同时也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增加(李建民，1999)。
2．从人力资本的知识效应和外部效应来分析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人力资本的知识效应包括知识进步的需求效应、收入效应及替代效应三个方面。知识进步的需求效应是指在经济发展中有用的新知识要求新形式的物质资本，或者是要求新的劳动技能，甚至这两者都十分需要。人力资本投资的知识收入效应是指受过教育、培训具有更多知识与能力的人会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因为他们具有更高的分辨力，能随时随地抓住投资获利的机会。人力资本的知识替代效应首先表现在我们能够通过知识的进步来增加资源，人力资本在各种要素间相比较，其补充和替代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正是知识的替代效应，可以克服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物质资本与“原生劳动”之不足，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知识的替代效应还表现在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消除了物质资本等要素边际收益递减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不利影响。
罗伯特·卢卡斯认为脱离生产、通过学校教育而获得的是一般性的知识，这些人力资本能产生内部效应，即对投资者本身的生产率的贡献。通过“干中学”获得的是专业化知识，这些人力资本能产生外部效应，又叫溢出效应，即对投资者以外的要素的生产率的贡献。重要的是外部效应，使人们的平均技能水平或人力资本水平可以在人们之间传递，其结果是不仅提高自身的生产率，还增加了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生产率，并产生了生产中的递增收益。用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解释技术进步，说明经济增长是人力资本不断积累的结果。认为知识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而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发动机”。五、人力资本与个人收入分配问题
国内有不少这个方面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主要分析了国内现有的分配制度的优缺点、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本的收入分配和人力资本与反贫困的关系等问题。
1．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个人收入分配的原则应是按生产要素分配。我们认为把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等同于工资理论是对马克思原则的误解，按劳分配内容应该是，在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做了各种社会扣除后的全部个人消费品。工资性所得根本就不是收益的分配，而仅是与生产消耗掉的生产资料需要扣除、补偿一样，是消耗掉的人力的补偿价值。劳动者作为自身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与物力资本的所有者一样，有权利参与收益分配。人力资本的收益权是指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在补偿了其劳动消耗，即得到了工资性收入的前提下，对于人力资源的盈余价值——税后纯收益，有参与分配的第一位的、天然的特权，并应通过法律予以保障。因此，个人收入的分配原则应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即按人力资本在社会财富创造过程中的贡献大小和物力资本在价值创造和实现中的条件作用来分配(徐国君、夏虹，1999)。
2．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调整收入分配机制，激励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发挥效率。在大幅度促进高新技术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时，人们大都关注着技术本身的演进，以及政府集中国家力量进行攻坚的力度，却往往忽视了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即人力资本的作用，特别是缺乏对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从人力资本的特征来看，其具有创造无限性、监督的有限性和消耗的差异性，所以要提高人力资本开发与使用的经济效率几乎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满足人力资本的报酬要求，即实行充分的激励制度。例如“自由竞争”与“充分报酬”就是美国硅谷形成与发展的两大根本性因素。激励创新最核心的两条：一是产权激励，二是依法保护收益。现在比较成熟的做法就是年薪制和期权制(斌，2000)。
3．从“脑体收入倒挂”现象来说明人力资本没有得到重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脑体收入倒挂”的一个基本标志是脑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低于体力劳动者、高科技劳动的收人水平低于低技术含量劳动的收入水平，表现为两类劳动收入水平的倒置。在中国人力资本极度稀缺的情况下，却发生了脑力劳动、高技能劳动相对收入持续下降、出现了“脑体收入倒挂”现象。这是令人费解的，在实践中也产生了巨大的负作用：第一，“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第二，科学技术的研究、发明与应用受到强烈干扰；第三，教育质量和国民素质以及人力资本质量普遍下降等许多不好的影响(刘迎秋，1997)。
4．向落后地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反贫困的有效途径。认为一种长期扶贫战略就是对贫困地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工代赈”、“优惠贷款”和“项目扶贫”及中央政府在财政、税收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给予贫困地区一些特殊优惠政策，都未充分考虑贫困人口自身的因素，即贫困地区一个共同特点是教育事业发展的落后和人力资本投资能力的极端薄弱。所以无论上述对策设计得如何完美，没有贫困地区人的智力结构的优化，没有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幅度增加，反贫困就不会真正取得成功(向恒，1998)。
篇10
关 键 词：教育不平等；增长非平衡；低发展陷阱
中图分类号：G725；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6)12－0020－08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在13亿人口中，农村居民就有8亿，农村劳动力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对农村居民的教育状况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关注已经超出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范畴，而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差距、农村的地区发展差距有所扩大，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导致人力资本的不平等配置是否是一个重要原因？农村教育发展的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异对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探索一条促进教育平等、经济协调发展，减少贫困的路径具有特殊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研究文献综述
在理论上，对居民的教育或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探讨，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和出发点，现代经济学主要遵循两条主线：一是教育或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角度。舒尔茨、丹尼森在理论和实证上把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因素，教育无疑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首要条件。舒尔茨(T.W.Schu1tz)[1]从费)尔(I.Fisher)的“完全资本”概念出发，把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和常规资本（或物质资本），在《人力资本的投资》一书中，他明确地阐述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与性质、人力资本投资内容与途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等重要思想和观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丹尼森(E.Dennison，1960)[2]通过对美国1929-1957年期间经济增长之源的研究，用实证分析为舒尔茨的观点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和补充，使得理论的研究与实证分析紧密地结合起来；二是教育与收入分配和贫困等社会福利的角度。福利经济学定理强调了个人的初始经济禀赋平等是经济均衡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条件，因此公平的教育分配对于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和整个社会的福利非常重要。
现阶段研究教育或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来源于新增长理论。作为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开拓者，卢卡斯继承了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对两种人力资本积累（或技能获取）的来源进行了区分，即教育与边干边学，强调人力资本积累为可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卢卡斯(1988)[3]的基本观点是增长主要由人力资本的积累所推动，因此所有国家之间增长率的差异可以归结于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的差异。Barro(1995)[4]用1965-1985年跨国数据，把平均增长率与几个宏观经济变量进行回归，包括教育水平、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等，发现教育水平（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与随后的增长显著相关，公共教育投入对增长有显著的效应。另一种主要观点是关于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Benhabib 和 Spicgel（1994）采用曼昆、罗默和魏尔（Mankiw，Romer and Weil，1992）的增长的索洛模型，并引入Nelson 和 Phelps（1966）关于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的假设{1}，他们分析指出各国之间增长率的差别主要不是如卢卡斯所指出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的差异，而是来自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这种存量的差异反过来又影响各国创新和赶超更发达国家技术的能力。Azariads和Drazen(1990) [5]进一步指出教育的阀值效应会导致一个低发展陷阱的稳定路径，即由于过去对教育投资不充分，导致不利于下一步的技能获得，又使增长趋缓。
国内早期的研究主要介绍新经济增长模型，强调教育或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马佳宏和李国君，1996；周天勇，1994)[6-7]，或从人力资本的要素和效率的生产功能来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机理(李建民，1999)[8]，侧重于定性分析。随着国外经济计量模型的引进，对国家或地区的定量研究逐步增加，从使用的方法来划分，一是采用简单的回归方法，王家赠(2002)[9]用简单的回归分析证明教育平等指标对全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3%，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接近于零，但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却为29%；二是用新古典的生产函数方法，刘亚荣和张兴(1998)[10]、朱栩敏和钟庆才(2002)[11]用C-D生产函数形式，分别对北京市、广东省及其所辖各市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进行详细分析；三是内生增长模型，蔡增正(1999)[12]使用世界上19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考察了教育在1965-1990年中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的主要结果是：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而具实质性，外溢作用不仅是正的，而且颇为可观，同时也发现，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表现为先弱、后强、最后稍有降低的趋势；四是时间序列模型，周英章和孙崎岖(2002)[13]对1952-1998年的我国教育投入在实际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证明我国教育投入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并在长期内稳定地存在着协同互动的均衡关系。但作为农业和农民大国，鲜有系统地研究我国农村教育的地区失衡和与城市相比的全面落后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二、模型选择、计量方法与数据获得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学家把目光扩展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上，这些研究都充分揭示了教育或人力资本水平及其变化对各国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收敛趋势的影响，本文从内生增长理论出发，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构建计量经济模型。
（一）模型的选择
在计量经济学模型中，能够有效地识别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如何随时间变化的方法是分布滞后模型。本文考虑到模型的可操作性，参照陆铭等(2005)[14]的做法，采用了由Mitche1l和Speaker(1986)[15]发展的非常灵活的模型形式。假设y表示被解释变量，x表示解释变量，t表示时期，i表示滞后i期，wi表示滞后i期的x对y的影响（权重），b和e分别表示常数和残差，于是一个表示x对y的影响的分布滞后模型可以写作：
假设wi可以写作：
其中aj 是待估计的参数，于是，权重wi被写成了1/（i+1）的n阶多项式。将式（2）代入式（1）并重新整理后可以得到：
其中，当时期数t大于8的时候，上式右边划线的一项接近于零，可以被忽略，于是，我们进一步展开上式右边第二项（省略了ε和计算的中间过程），得到：
在式（4）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拥有的数据省略较早的8年，并计算由方括号表示的解释变量的分布滞后变量。只要设定任何一个n值，都可以估计出一系列的系数ai，当n值不同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不同的模型。下一步是进行模型的选择，以确定多项式的阶数n，Mitchell和Speaker（1986）推荐的一个简便的方法是看哪个模型的残差平方和与自由度之比最小。
（二）计量方法
为了考察教育不平等对农村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首先必须知道教育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采用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为了表示投资和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分别控制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均受教育年限。采取对数线性函数将经济的增长与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转换成线性关系，这种转换还可以减少异常点以及残差的非正态分布的异方差性，回归系数可用于测定有关解释变量对产出增长的弹性。此外，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的分析方法，能够有效地减少解释变量出现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更好地解决忽略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从而使得参数估计结果更为可信，假设模型中被忽视的潜变量对截距和斜率系数都没有影响，此时，等于将T个时期的所有横截面数据融合成一个混合样本。而分布滞后模型解决了识别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长期影响的问题，考虑到教育变量（设为h）的分布滞后，因此度量教育对农村家庭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如下：
其中，技术进步A=A0 e ?啄t，y、h、k分别表示人均产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人均物质资本投入。要衡量农村教育的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对经济增长差距发散或收敛的影响，一个直接的方法就是看两者的比值有没有变化，及这种变化产生的来源。采用如下方法：
式中，i表示城市或农村相对发达地区， j表示与i相对应的农村或农村欠发达地区。为了控制其它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对该模型作修正和拓展，根据现有文献，农村工业化发展水平、公共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程度等都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此外为了衡量地区内教育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引入教育和收入分布的变量。因此方程可以表示为：
其中下标dis 表示根据公式（4）表达的分布滞后的所有项，所有后缀cj都表示公式（6）表达的该变量的差距程度。y、ycjdq、ycjcx分别表示农村各个地区的人均GDP、人均GDP的地区差距、人均GDP的城乡差距；edu表示人均受教育年限或人力资本水平，inedu、inc分别表示教育的不平等和收入的不平等，但在不同公式中具有不同含义，在公式（7）中表示地区内教育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在公式（8）中表示地区间教育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在公式（9）中表示城乡间教育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括号内的数字表示收入不平等滞后的期数；k表示人均物质资本投入，kcj在公式（8）和（9）分别表示地区和城乡的物质资本差距；ind表示农村工业化发展水平，mob表示农村劳动力流动，pub表示公共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由于城乡的基础设施比较数据很难获得，在比较城乡发展时没有考虑。为了获得农村经济结构转换对城乡差距的影响，没有直接比较城乡工业的发展，而是采用农村工业化发展的程度，在比较城乡差距时，公式（9）中的劳动力流动代表城市吸收农村劳动力的指标。公式（7）可以反映教育和收入不平等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公式（8）和（9）可以分别反映农村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各个地区城市与农村的教育不平等对地区协调发展的影响。
（三）指标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对影响产出的因素进行合理的设定是进行科学分析的前提，在农村生产过程中，对于产出起作用的是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各种要素，真正把自己的人力资本投入到生产中的是农村的从业人员，因此本文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投入的含义是平均每个从业人员的产出或投入。另外，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对所有涉及的变量按1990年不变价进行消胀处理。
1. 人均产出(y)
设定为人均GDP，由于现行的统计资料不再计算各个地区农村的GDP，本文根据GDP的定义[2]，考虑到在农村地区第三产业并不发达，产出主要来源于农业和乡镇企业，因此用各个地区农业的增加值和乡镇企业增加值之和来代替农村GDP。
2. 人均资本投入(k)
对于资本投入的计量是分析经济增长因素的一项重要内容。能否准确地估计资本存量，关系到能否正确地反映资本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丹尼森、乔根森等人对资本存量的计量作了深入的研究。然而在我国，由于涉及因素多而复杂，且缺乏系统全面的统计数据，比较准确地计量资本存量的难度非常大。目前已被普遍采用的测算资本存量的方法是戈登・史密斯（G.Smith）在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由于中国没有过大规模的资产普查，所以我们在本文中所采用的是在估计一个基准年后运用永续盘存法按不变价格计算各省区市农村的资本存量。采用相对效率几何递减模型，此时重置率与折旧率相等，资本存量的估算公式为：
其中，i指第i个省区市，t指第t年。
式（6-7）共涉及到四个变量：（1）当年投资I的选取，大部分近期研究采用的资本形成总额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本文考虑到统计年鉴中没有农村的相关指标的统计，而资本形成总额中更新改造投资和基础建设投资占主要部分，因此农村的当年投资的采用乡镇企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加上各地区总的更新改造投资和基础建设投资用于大农业的部分；（2）投资品价格指数的构造，一般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到1990年不变价格，在现有的统计年鉴中，只有1991年以来的相关数据，鉴于固定资产价格指数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高度相关性，构造两者的回归方程，对1991年以前的相关数据进行估算；（3）经济折旧率δ的确定，张军(2004)[16]在相对效率呈几何递减的模式下计算得到了各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是9.6％，本文采用这一指标。（4）基年资本存量K的确定，由于在永续盘存法的意义下，如果基年的选择越早，那么基年资本存量估计的误差对后续年份的影响就会越小，所以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及与同类研究的可比性，我们在本文中采用的基年是1980年，估计方法和张军(2004)相同[16]，即用各省区市1980年的值除以10％作为该省区市的初始资本存量。用式（10）计算出各个地区的相关年份的资本存量。
3. 人均受教育年限或人力资本存量（edu）和教育不平等指标
由于没有从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对农村的数值，本文采用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于城乡之间的比较，缺乏城市从业或劳动力的受教育的数据，采用六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的比较。在测量劳动者所具有的人力资本时，既要与他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联系起来，又要对不同地区的教育质量加以区别，以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一个地区人力资本状况的指标，但必须是经过各地区教育质量修正过的，这样测量的受教育年限既可以反映劳动者所受教育的年数和教育程度，又可反映地区教育质量的差异。具体公式为：
i：受教育程度分组数，i=1，2，3，4，5，6分别代表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学历；Y：受教育程度的年限，定义文盲半文盲受2年小学教育，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中专13年，大专及以上16年；P：权重系数，为各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Q：质量系数，全国平均值为1，用各个地区的不同阶段学校的师生比来衡量。
对地区内教育不平等的指标，采用农村各个地区的教育GINI系数，对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的指标采用的是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比较。
4. 农村的工业化发展程度（ind）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就是农村劳动力不断转换为非农劳动力的过程，本文用乡镇企业吸收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来表示农村的工业化发展程度。
5. 农村的基础设施情况（pub）
基础设施之所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原因在于某地区特定的基础设施水平可能会通过减少交通运输和信息收集等方面的成本，从而影响投资的收益。良好的交通基础网络可以降低区域之间商品流动的成本，提高生产过程的效率。本文用每平方公里公路的密度来表示农村的基础设施情况。
6. 劳动力流动程度（mob）
在比较地区差距时，用本地区吸收外来劳动力的比重，流出为负，流入为正。而比较城乡发展差距时，用城市吸收劳动力的比重来衡量，劳动力的转移使发达地区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促进了当地的快速发展。
7. 收入不平等程度（inc）
在公式（6-7）中用各个地区农村收入的基尼系数表示地区内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公式（6-8）中用地区收入的比值表示地区间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公式（6-9）中用各个地区城乡收入的比值表示城乡间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本文研究的对象包括全国29个省市（由于的数据非常不全不计在内，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由于省略了前8年，实际采用的数据是1993-2004年的指标值，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乡镇企业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年鉴》（相应年份）。
三、教育、增长与经济非平衡
采用Eviews在估算面板数据时自带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估计参数，计量结果由Eviews3.1给出，估算结果见表1。
（一）教育与地区经济增长
教育作为对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一方面通过“内部化”（Internality ）作用（即直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激发技术进步和创新）来推动经济的增长。这就是卢卡斯（1988）所定义的教育的内部作用―― “个人的人力资本对其生产力的作用。”另一方面，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突出地表现在教育的“外溢作用”（Externality），它通过提高诸生产要素的品质，改善经济社会环境，从而使经济活动具有更高的效率，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用式（7）估计教育对农村居民人均GDP增长的影响，结果见表1。从参数估计的结果来看，多项式阶数取n等于2、3、4、5来试算，当n等于4时，模型的残差平方和与自由度之比最小，在n等于5时，高阶的分布项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因此以n等于4的模型估计系数。根据式（2）计算出滞后i期的教育不平等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当把影响的系数按年依次累加时，可以得到表示长期的累积影响。如图1所示，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在当年就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对人均GDP的增长弹性为0.441，此后逐年上升，表明教育对家庭收入正面影响的长期存在。从累积影响的变化来看，累积影响一直呈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无论在长期内还是在短期内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呈上升趋势。与相关研究作比较，卢卡斯（1988）对美国的估计结果是0.417[3]，蔡增正（1999)[12]对国际资料分析得出的值在0.271~0.422的范围内，我们的研究结果之所以大于其它的研究，是因为我们计算了滞后的累积影响。实际上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不但可以在即期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而且，从长远来看，本期的地区平均教育水平也会影响到下一期生产的劳动者素质、技术的选择等，从而影响后期的经济增长。与其它变量相比，教育或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资本投入的影响（人均资本投入对人均GDP的增长弹性为0.426），表明看不见的教育或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逊色于资本投入。
图1教育与农村地区经济增长
而教育不平等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呈现一个先扬后抑的过程，如图1所示，与最初的设想不同的是，在短期内农村内部的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了一个正面的影响，这可能是人力资本的总体状况与人力资本的分布特征的关系的反映。在一定期限内，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让一部分人先获得较高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比如农业科研人员、技术人员以及农村的经营管理人才，有利于社会获得急需的专才，同时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将会导致工资结构的扩张效应，即受教育者与未受过教育者之间或者受过较多教育者与受过较少教育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扩大，教育的投资收益率的上升必然会刺激家庭和社会的教育投资需求，这有利于教育总体水平的扩展，也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教育不平等的弊端日益体现，教育不平等所带来的收入不平等使贫困家庭无力承担子女教育的费用，不利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导致图1所示的教育不平等的累积效应在长期内是一个日益扩大的负值。实际上这里所反映正是教育的平等与效率的抉择问题，对短期效应的追求可能导致的是对长期效率的损害。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里我们用滞后1期和滞后8期来反映收入分配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看到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滞后1期的情况下对农村地区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在滞后8期的情况下则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0.162），这也验证前面对教育不平等的分析。此外，除了公共基础设施有一定的影响外，农村工业发展的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增长弹性为0.272），农村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结构转化过程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紧密相连，在考虑人力资本因素后，劳动力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没有任何技能的原生劳动力了，只有具备了工业部门所要求的基本技能的劳动力才是真正符合迁移条件的劳动力，因此，工业化对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相应提高了要求，进一步凸显发展农村教育的重要作用。劳动力的转移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不同地区的流向有关。
（二）教育不平等与经济非平衡
把全国29个省、直辖市（去掉数据不全的，重庆并入四川）按人均GDP从大到小排列，分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两个部分，用式（8）来估计各地区农村经济非平衡的增长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与前面的分析相一致，以n等于4作为分析基础，从表1和图2来看，尽管教育差距对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的当期影响并不大（0.109），但在累积影响上一直呈上升趋势，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差距的累积影响大于物质资本投入等其它变量，在所有变量中是最高的，表明在影响农村非平衡增长的要素中，物质资本并不是第一位的，而解决居民受教育或人力资本的不平等才是推进地区协调发展的关键。与前面不同的是收入差距的滞后1期影响(0.108)和滞后8期影响(0.218)都是显著的，对农村居民来说，各个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一方面影响到下一期对农村生产的投入，另一方面又影响到对教育的投入，对农村生产的投入是物质资本的直接投入，通过短期影响得到体现，对教育投入则是对人力资本的投入，通过较长期限得到体现。值得一提的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农村工业的发展也加大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弹性系数为0.213），正如前面的分析，提高落后农村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才能推进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化发展，缩小地区发展的差距。伴随着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的是农村劳动力的异地转移，与理论框架相一致，劳动力的转移扩大了地区发展的差距，尽管许多研究表明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并不是受教育水平最高的群体，但应该看到能够实现去异地就业的群体仍然是农村中人力资本相对较高的群体，否则我们也不会看到现阶段许多留守在农村种田的大都是老弱病残。
相类似地，把全国30个省（去掉数据不全的，重庆并入四川）按城乡分为两个部分，用式（9）的估计结果来分析城乡经济非平衡的增长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与对农村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相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差距对城乡差距的系数值的相对比率发生了变化。在所有要素中，人均资本投入差距的作用比较重要，其系数值大于教育不平等系数的累积值，这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城乡差距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与地区发展差距不同的是资本的差距取代教育成为影响城乡发展差距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这可能与城乡之间的资本差距过大有关。从累积影响看，受教育水平的差距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教育差距的影响仍然大于除物质资本外的其它变量。收入不平等在短期的影响也是不显著的，而长期影响是显著的，一般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不用于投资生产，但对教育的投资的愿望可能比农村居民更为强烈。此外，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系数为负），非农产业的发展是农村增长的关键之一。而城市吸收农村的劳动力的系数为正，尽管使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获得提高，促进了农村的发展，并使城乡差距有所缩小。
图2教育不平等与经济非平衡
（三）低发展陷阱
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教育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农村教育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也是经济非平衡增长的重要因素，吴方卫、张锦华（2005)的研究发现我国农村的教育呈现明显的地区分化特征，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且差别性呈逐步扩大的趋势，张玉林（2003)也发现城市和农村的教育差距明显，城乡差距呈扩大的趋势。从表2可以看出，从1993年到2003年农村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受教育年限差距在不断扩大，年均增长率也存在差异。而教育不平等加剧的必然结果是农村各地区发展的差距和城乡发展差距的逐步拉大。事实也是如此，1993年农村发达地区的人均增加值是欠发达地区的3.05倍，城乡的比率是3.54，到2003年则达到3.50和4.37倍，差距扩大的趋势明显。
那么经济的非平衡增长又对农村教育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教育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生产的过程，是过程和结果、投入和产出的统一，教育发展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魏后凯和杨大利（1997)指出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引起地区间教育投入的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又势必引致地区间教育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从图3可以看出，1996年到2003年农村居民教育的私人投资（人均教育支出）的地区差距、公共投资{2}（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地区差距都呈扩大趋势。从图4来看，与地区差距相似，城乡教育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差距都呈扩大趋势，特别是居民个人的教育支出差距增势明显，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是导致教育发展程度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表2教育与经济发展情况
注：此处人均增加值按从业人员平均，所以要大于按人口平均的值，人均受教育年限按师生比进行了修正，年均增长率采用几何平均法，西部六省包括陕西、宁夏、青海、贵州、甘肃、云南。
图3农村教育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地区差距
图4城乡教育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差距
教育的发展程度取决于由经济发展所决定的教育的投入程度，而经济的发展又受到教育发展所决定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分布的影响。杨东平（2000）的研究表明经济落后导致教育的有效供给不足，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发展又导致巨大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贫富分化等等。Azaradis和Drazen（1990）已经证明了人力资本积累与教育投资中存在的低发展陷阱，社会经济地区分化与城乡分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对居民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异，教育差距的扩大加剧地区的发展差距，发展差距会进一步拉大教育的地区差距。事实也是如此，如表2所示，最不发达的西部6省人均增加值、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明显低于其它地区，这些落后地区有陷入低发展陷阱的危险。
四、推进教育扶贫与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要根本解决经济发展差距问题，达到均衡发展的目的，关键之一是要解决好农村教育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要打破这种不均衡的教育资源配置和低发展的陷阱，必须提出教育扶贫的理念和措施。教育扶贫就是通过提高整个农村特别是落后地区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职业技能，进而达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目的，这不但是对教育本身有意义，而且由于其对经济社会长期性、根本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比经济扶贫更重要。针对农村教育的现状和特征，必须加大教育扶贫的力度，提高扶贫的效率。
1．加大中央财政支持教育扶贫的力度。教育的协调发展是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和结果，很显然，经济落后地区是教育最贫困的地区，也是教育扶贫的重点。教育扶贫政策对于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和整个社会的福利非常重要。农村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是教育扶贫的主体，虽然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大，但是在影响教育机会均等问题的所有因素中，国家的教育资源分配制度一直最为重要，这在属于基础教育的义务教育阶段表现得特别明显。对落后地区来说，仅仅依靠地方政府的教育投资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途径就是加大中央政府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投入的力度，才能弥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教育投入的差距。当前，中央政府必须提高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对农村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农村采取适当的倾斜政策，增加他们的受教育机会和改善教育条件，通过平民化教育提高他们对生存和发展机会的选择能力，进而改变命运，摆脱贫困，必须打破地区劳动力市场分割，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最终通过教育的平等化达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预期目的。
2．明确教育扶贫的方向，提高教育扶贫的效率。基于正确判断的决策才可能避免效率下降和公平失衡，才会有利于教育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安定。教育扶贫不能盲目进行，需要明确重点，这个重点就是农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农村的基础教育关系到农村居民能否获得在现代社会立足的基本知识储备，农村最为薄弱的也是它的基础教育，必须调整教育投入流向，把有限的投入更多地用于农村基础教育，特别是落后地区农村的基础教育。同时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加快、非农产业的发展，也要求农村劳动力要具有基本的职业技能，对农村劳动力进行职业培训，不但有利于他们自身人力资本的提高，也有利于当地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同时国家也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要有专门的人员和机构来推进教育扶贫工作，既要确保农村教育扶贫经费的落实到位，也要确保责任落实到人，加强监督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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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技术创新速度和已有创新的传播速度或采纳速度都对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人力资本存量也对这两个速度产生影响；（过去的）教育水平对于当前增长率影响变得十分显著。
{2}由于许多农村没有高中，所以此处比较采用普通初中和小学的生均数据，所有数据来源于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经折算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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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itchell, D. W. and P. J. Speaker, 1986, “A Simple, Flexible Distributed Lag Technique: The Polynomial Inverse Lag,”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31, 329-340.
[16]Zhang, Jun, 2003, “Investment, Investment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4(5), pp.713-734.
责任编校：谭安华
Education Inequality, Growth Imbalance and Stagnant Develop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Coordin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untryside
ZHANG Jin-hua，WU Fang-wei SHEN Ya-fang
（Shanghai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
Abstract：Since the opening and reform began in China, the ga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in the urban and ruralareas or among the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 countryside has been widening. The unequal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gives rise to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human resource capital. A key to such a problem is to achieve a balanced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in the rural areas. To that end , it is necessary to initiate the concept of alleviating povertythrough education andto implement relevant measures in this regard, which means that thefarmers in the countryside and in the backward regions in particular should have access to better education and learn good technical skills so as to give impetus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is of great importance not only to education, butmore so to the long term developmentdue to its impact o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long run.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hat more efforts be made to readdress some specific issues in the rural educationand to further enhance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