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和自由贸易的区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贸易自由化和自由贸易的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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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外贸物流创新发展：整合了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四大保税区后的上海自贸区利好外贸物流。长江是全球最大的内河水运通道，被称为黄金水道。上海港90%的集装箱货源来自长江经济带，浦东机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货运机场也依赖长江经济带。

FTZ与FTA的本质区别：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FTZ）：是根据本国（地区）法律法规在本国（地区）境内设立的区域性经济特区。这种方式属一国（或地区）境内关外的贸易行为，即某一国（或地区）在其辖区内划出一块地盘作为市场对外做买卖（贸易），对该地盘的买卖活动不过多的插手干预、且对外运入的货物不收或优惠过路费（关税）。与国际上传统自由贸易区（FTA）不同的是，传统自由贸易区是多个国家一起玩，游戏规则多国共同制定；而这种方式是一国在自个的地盘玩，自己地盘自己做主，游戏规则自己制定。

传统的自由贸易区（FTA）：是根据多个国家之间协议设立的包括协议国（地区）在内的区域经济贸易团体。指多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体）之间做买卖生意（贸易），为改善买卖市场，彼此给予各种优惠政策：至于怎样做买卖，不是某一国说了算，而是在国际协议的基础上多国合作伙伴一起商议制定游戏规则，按多国共同制定的规则进行。

上海自贸区肩负四项重大使命

上海自贸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已被理论界普遍认可。面积达28.78平方公里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是国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更是后WTO时代应对美国主导下的全球自由贸易新格局的重大举措，也是调整国内经济贸易结构、促进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先行试验区。专家也将其视为与1979年建立深圳特区、2001年加入WTO同等级别的重大改革举措。因此，上海自贸区的成立肩负了重大使命。

一是贸易自由化：即没有海关监管、查禁、关税干预下的货物自由进口、制造和再出口。上海要做贸易中心，尽管有航运的优势，但是比不过舟山和宁波，所以上海的目的不是做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而是做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伦敦不过就是几百万标箱）。这里面最核心部件有两个，一是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包括资金、运营和营销），另一个就是构架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二是投资的自由化：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非禁即入，除了负面清单规定不能干的，其他都可以干。这特别针对的是服务业――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社会服务、文化服务，六大领域全部开放。实践证明，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凡是对外开放比较彻底、积极参与全球资源竞合的领域，都会发展较好、竞争力变强。因此自贸区内投资大部分会实行备案制，取消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等诸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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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印；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7)03―0050―04 收稿日期：2006―11-09

一、中印服务贸易发展情况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发展中大国，两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居于重要地位。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的世界排位是：制造业出口和进口均位于第3位(分别为7620亿美元和6601亿美元)，分别占总额的7．3％和6．1％；服务业出口位于第8位(812亿美元)，进口位于第7位(853亿美元)，分别占总额的3．4％和3．6％。印度对外贸易的世界排位是：制造业出口第29位(898亿美元)，进口第17位(1316亿美元)，分别占总额的0．9％和1．2％；服务业出口第10位(676亿美元)，进口第10位(674亿美元)，分别占总额的2．8％和2．9％。可见，中国的制造业排位相比服务业而言更靠前，而印度的服务业排位相比制造业更靠前，虽然印度对外贸易的总体实力不如中国，但其服务业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还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服务业出口的世界排名由2004年的第16位迅速上升至2005年的第10位，进口由第15位上升至第10位，上升幅度在世界各国中少见，发展潜力可观。

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1995～2004年间，中国和印度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均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从服务贸易出口总量上看，中国增长了237％，印度增长了467％，而世界平均增长水平是83．9％。从服务贸易进口总量的增长情况看，中国增长了191％，印度增长了287％，而世界平均增长速度是77．5％。就中国和印度的情况进行比较，印度的发展速度比中国更快，其服务贸易出口总量的增长率约是中国的两倍。从分部门情况看，虽然在运输和旅游服务的增长上，中国均略高于印度，但在其他服务贸易领域，印度的发展则大大超过中国：1995～2004年，印度其他服务贸易出口增长了1146％，进口增长了509％，中国的相应数字是282％和144％。同时，印度其他服务贸易出口的绝对值也从2000年开始超过了中国。

二、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比较

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是指一个国家的某种产品出口值占该国出口总值的份额与该种产品的世界总值占所有产品的世界出口总值的份额的比率。它反映某种产品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竞争强度和专业水平。用公式表示为：RCAij=Xij／Xit／Xwj／Xwt。

根据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分析公式，对1995 ～2004年中国和印度服务贸易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可以得到如表1所示数据。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旅游服务出口在1995～2004年间其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值均大于1，具有比较明显的比较优势。但是，运输服务和其他服务则不具有比较优势，其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均小于1。印度1995、1996年运输和旅游服务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具有比较优势，但在此后的1997―2004年，其运输和旅游服务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均小于1，表明印度在这两个服务部门出口上不再具有比较优势。但印度的其他服务部门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均大于1，表明该部门的比较优势上升。虽然世界贸易组织对服务贸易的统计中没有细分其他服务部门具体包括哪些部门，根据印度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可以基本肯定印度其他服务贸易部门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印度的软件服务业。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服务贸易总量上看，中国仍然具有数量上的优势，世界市场占有率高于印度，世界排名也先于印度。从分部门的贸易竞争力看，两国在运输服务上均不具有竞争优势，与其他国家相比竞争力较弱；中国在旅游服务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印度则在其他服务方面具有相对强的竞争优势。从两国服务贸易发展速度上看，印度的平均增长率高于中国，特别是最近几年更表现出加快发展的趋势。

三、中印服务业市场开放比较

中印两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均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对开放本国服务市场做出了承诺，具体表现为两国的“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和“第2条最惠国待遇豁免清单”。其中，中印两国均做出了市场准入承诺的部门包括：商业服务、通信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金融服务和旅游服务。

(一)商业服务印度对商业服务部门的4个分部门做出了市场准入承诺，包括：A类(专业服务)、B类(计算机及相关服务)、C类(研发服务)和F类(其他商业服务)。中国对商业服务中的A类、B类、D类(房地产服务)和F类做出了承诺。

通过对中印两国商业服务市场准人承诺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两国都承诺开放4个分部门，但又有区别；印度承诺开放的c部门中国没有承诺，而中国承诺的D部门印度没有承诺。印度对研究与开发服务市场的开放表明印度在人才资源方面存在一定优势，同时也表明印度对科学研究的重视。而中国对房地产服务市场的开放则表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欢迎外资的进入。虽然两国都对4个分部门做出了承诺，但中国承诺开放的具体项目要比印度多：中国共对4个分部门中的22个小类做出承诺，而印度只对8个小类做出了承诺。从两国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内容看，中国对外资开放的幅度要大得多：印度对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均规定了5l％的外资股权最高限额，而中国承诺开放的商业服务部门基本上均承诺外资可在合资企业中拥有多数股权(没有上限)，同时承诺在2～6年过渡期后允许外资独资。

(二)通信服务 印度对通信服务承诺内容涉及通信服务的C类(电信服务)和D类(视听服务)。中国对通信服务市场开放的承诺内容涉及B类(速递服务)、C类和D类。

中国和印度两国在加入WTO后都积极致力于通信业的改革和开放，但是从两国通信市场开放的具体承诺可见，两国的开放力度都不是很大，这与国内通信服务仍欠发达有关，也与长期形成的行业垄断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消除有关。比较中印通信业市场开放的具体承诺，虽然分部门的开放力度各有不同，但总体而言，印度开放的分部门要多一些，开放的力度也要大一些。究其根源，与印度更重视发展服务业(尤其是软件业)、致力成为“世界办公室”的经济发展策略不无关系。

(三)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 中国对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的以下小类做出了承诺：一般建筑工程、一般土木工程、组合安装工程、建筑表面修饰工程、其它。承诺的内容包括：自加入时起外资可以设立合资企业，允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权；加入后3年内，

允许设立外资独资企业。

印度只对该部门中的B类(一般土木工程建筑)做出了承诺，承诺的内容是：外资可以通过合资进入该领域，但外资股权最高不得超过51％。

对比中印两国对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承诺内容，很明显中国对该产业的开放范围与开放程度都要大于印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产业比印度的要发达得多，具有更强的竞争能力。

(四)金融服务 中印两国关于金融服务市场开放的承诺主要包括两部分：保险业和银行业。在保险业对外开放上，印度承诺开放的业务范围小于中国，仅限于非寿险和再保险两个分部门，而中国开放的业务范围则包括了4个分部门。此外，比较两国承诺的开放内容可见：印度主要承诺的是“跨境提供”服务方式，而对“商业存在”形式则基本没有承诺；而中国则对4种保险业务均承诺外资可以通过设立合资公司或独资公司直接经营。因此，在保险业开放方面，中国的开放力度要明显大于印度。

在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的开放方面，印度承诺开放的业务范围要广泛一些，但同时对开放内容也有诸多限制条件。中国承诺开放的业务范围相比而言要少一些，开放内容上有些部分突破了印度承诺的内容，如外资可设立独资公司、对外资银行或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不设数量限制等，但总体来说，两国在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领域的开放力度都不是很大，这与两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业还不很发达的现状有关。

(五)旅游服务 中印两国有关旅游服务的开放范围均包括两部分：A类(饭店和餐馆)和B类(旅行社和旅游经营者)。印度的承诺内容主要是：外资可以通过设立合资企业进入，但外资股权不得超过51％。中国承诺的内容是：对于A类业务，允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权；加入后4年内，允许设立外资独资子公司。对于B类业务，允许外资设立合资旅行社；加入后3年内，允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权；加人后6年内，允许外资设立独资子公司。此外，对于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费两种服务方式，印度均没有承诺，而我国的减让表中均标明没有限制。由此可见，我国对旅游服务的开放力度明显高于印度。

四、中印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自由化框架建议

从以往的实践看，中国与印度对外服务贸易的主要对象国均是发达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相互间的服务贸易流量还很小，由于缺乏一定的基础，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因此，中印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自由化安排应当遵循从易到难、个别突破的原则。

(一)在WTO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承诺基础上进一步开放 中国和印度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均对国内服务市场的开放做出一定承诺，但总体而言，服务市场开放的程度还很有限，相互间开展服务贸易还存在诸多障碍。两国在商建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在服务贸易自由化领域，应当首先比照各自对WTO各成员的服务市场开放承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放各自的服务市场，使两国间的服务贸易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更快的发展。

(二)在个别服务贸易领域先期开放 自由贸易区的服务贸易自由化设计应是在普遍承诺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放，但仍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服务市场的全面开放。考虑到中国、印度现有服务市场开放承诺的情况，中印服务贸易自由化不能急于求成，应当采取稳步推进的策略，首先相互开放部分服务贸易领域。根据前述分析，中国和印度两国在服务业各分部门的竞争力有所不同，在某些领域(如旅游、运输等)中国具有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而在其他一些领域(如软件服务)印度具有相对优势。中印服务贸易自由化安排应当从这些双方具有一定互补性的服务领域人手，相互开放市场，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共同发展。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具体设计中，一定要体现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在开放市场的同时获得优先进入对方市场的权利。只有各自做出一定的让步，才能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设计最终能够获得通过。在具体设计中，可以将个别服务部门(如旅游、运输、教育、金融、专业服务等)的市场开放作为自由贸易区总体框架文件的附件，具体规定各部门的相互开放义务。

(三)服务贸易提供方式应当囊括所有四种服务贸易方式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将服务贸易提供方式分为四种，即跨境服务、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虽然有些服务领域的市场开放以境外消费为主(如旅游)，有些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开放以跨境服务为主(如电信服务等)，而更多的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开放是以商业存在为主(如专业服务)，但基本上所有的服务贸易领域均会或多或少地涉及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也将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因此，在每一服务贸易部门的相互开放承诺中，应当包括对该服务部门四种服务提供方式的开放承诺。

(四)协议应以肯定性清单方式对开放领域进行明确规定纵观现有各区域贸易协定中服务贸易自由化安排的内容，对于市场开放的内容，有些协定采取肯定性清单方式，即在协定中列出成员政府主动地或积极地在选择的基础上承诺开放的部门和分部门、服务的提供方式，有些协定采取否定式清单方式，即在协定中列出限制开放的部门，除此之外的部门和非一致性措施均应逐步自由化。究竟采取何种方式，与区域贸易协定参加方相互开放市场的程度有关，一般而言，相互开放市场范围大、程度深，只有少数领域还保留与自由化不一致措施的，将会选择否定性清单形式，只对个别部门或分部门的排除自由化义务进行规定；而相互开放市场有限，只有个别部门或分部门先行开放，大多数服务贸易领域暂时还无法实现自由化，则应选择肯定性清单方式，对市场开放的领域和开放程度予以限制。由于中印服务贸易市场开放还处于初期阶段，相互开放的服务部门有限，因此选择肯定性清单方式更为适宜。

(五)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安排 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是指减少贸易和投资程序，使经济交易活动变得更加方便，以加快货物、服务、资本的自由流动。便利化对自由化至关重要。如果贸易和投资的有关障碍根据协议从法律上排除了，但货物、服务、资本的流动程序依然繁琐，仍然会阻碍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形成一些事实上的障碍。便利化的主要内容包括技术设施、标准化和政策三大类。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印自由贸易区可以优先在以下几方面实施便利化：统一技术标准和规则、简化审批程序、便利人员流动、相互承认对有关资格的认可、实施电子商务等。

(六)紧急保障措施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对于服务贸易领域的保障措施还没有做出明确、详细的规定，但是由于服务贸易的许多部门涉及国家安全，服务贸易保障措施规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各国国内法均有关于服务贸易领域紧急保障措施的规定，已有的区域贸易协定也大都有相关规定。中印一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服务领域的市场开放程度将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短期内可能会对国内服务业造成一定冲击，因此，有必要在协定中规定服务贸易保障措施条款，为国内产业在遭受严重损害时提供救济。

(七)争端解决WTO虽为各成员间发生的贸易争端提供了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但区域贸易协定一般均会就区域范围内发生的贸易争端的解决制定特别的规定，以利于争端在较小范围内得到更快速的解决。中印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可以借鉴已有区域贸易协定关于争端解决的经验，首先，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应当规定区域内争端解决的优先性，在双方履行协定过程中发生的争端应当首先提交区域争端解决机构解决，以保证协定的顺利实施，防止争端进一步扩大。其次，争端解决应当以协商为原则，更多地依赖双边磋商解决争端，这样既可以提高争端解决的效率，又便利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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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有贸易理论及其对中国问题的解释能力

国际贸易理论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领域的延伸，因而微观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就深深植根于这个领域，并集中体现为自由贸易理论，其最主要的规范结论就是，自由贸易是最佳选择。贸易理论的现展虽然没有否定但却偏离了传统贸易理论，从修改其脱离经验现实的假定中来开辟自己的创新之路。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所据以建立的前提假定与中国的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因而其对中国贸易问题的解释能力都存在着一些有待说明的问题。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及其利益的产生在于交易国之间的差异。无论是基于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技术差异的“绝对成本”说（亚当?斯密，1776）和“比较成本”说（大卫?李嘉图，1817），还是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资源配置理论（赫克歇尔，1919；俄林，1933），都认为实行自由贸易，为一国提供了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机会，抓住和利用这个机会，使有限的资源相对集中于比较优势的行业，就可以用最小的资源投入，通过国内生产和对外贸易两个系统，既获得最大的产出，又满足国内需求。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无条件的。自由贸易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所依赖的基本假定是，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都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在现实中又是不存在的。国际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这一点已为新的贸易理论所揭示，并为国际贸易的实践所证实；目前中国的国内市场距完全竞争的市场还相去甚远；即使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市场化，也不可能出现一个完全竞争的国内市场。更何况自由贸易是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目标的，而现实中却是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在这个贫富悬殊、经济实力差距很大、由世界经济大国决定贸易规则、主导国际贸易的世界上，自由贸易只是一种理想，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行过。因为谁主动、单独地率先实行，谁就要丧失贸易利益；谁实行了适当的贸易保护，谁就能够加速发展，后来居上。虽然强国极力主张自由贸易，但那只是要别国开放市场，以便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占有更多的贸易利益。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实力达到顶峰时，曾通过修改“航海条例”和废止“谷物法”，提出了（包括鸦片在内的）自由贸易，但在当时同中国的贸易中却是由东印度公司独家垄断。美国和德国的国力不敌英国，分别采取了汉密尔顿（1791）和李斯特（1841）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并利用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有利时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赶上和超过了英国。当英国的世界经济领先地位丧失时，随即在20年代初通过“染料法”和“工业保护法”，放弃了自由贸易。二战以后，虽然从1947年开始的日内瓦回合到1995年结束的乌拉圭回合，在关贸总协定的范围内，通过多边谈判导致了各成员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关税的削减，促进了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但是，当日本、德国以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靠适当的贸易保护而迅速地强大起来，在某些方面赶上和超过了美国，在同美国的贸易中占有了更多的贸易利益时，美国又祭起了贸易保护的大旗，既然关税已经降低，非关税壁垒就成为主要的保护手段。可见，自由贸易虽然是人们不断追求而不可企及的理想目标，但是形形的贸易保护却是国际经济关系的现实。因此，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制度不是绝对的和完全的自由贸易，而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有机结合。

战略贸易理论（克鲁格曼，1979）是贸易理论在70年代末的重要发展。它借鉴了产业组织理论的最新成果，改变了国际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不仅打破了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假定的束缚，而且摒弃了传统理论的二维假定，把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统一起来，同时恢复了外部经济的应有地位。其结果是，一方面强化了自由贸易优于闭关锁国的传统规范结论，为贸易利益的取得提供了新的解释，即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利益，而且来自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经济，使本国消费者能够低价享受同类产品不同品种的选择机会。另一方面，对完全竞争市场和常数规模经济的背离，使市场本身运行的结果处于次优的境地，适当的政府干预有可能改变市场运行的结果，使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占领市场的战略性优势，或者分享外国垄断企业的利润，以取得更大的贸易利益，从而使自由贸易政策失去最优的地位。战略贸易理论为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提供了有效的解释，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制度和政策的选择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特别是中国为一个大国，广阔的国内市场更有利于战略产业的成长。但是，战略贸易政策主张实施有选择的积极的干预，其贸易利益的取得也需要一定的条件。首先，战略贸易理论和政策的实施有赖于正确的产业政策相配套，战略产业的确定以及保护方式、保护力度和保护时限的选择就成为问题的关键。这一切如同实施理想的计划一样，要求政策制定者掌握足够的信息；其次，战略性贸易使政府的政策操作成为一种博弈，博弈对手的策略选择很难料定，政府的效能直接关系到贸易的成败；再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必然会引起不同利益集团的寻租活动，后者造成的效率损失有可能超过该项政策所能带来的好处。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其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地还是一种部门间贸易。

与此同时，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之中，制度的扭曲和行为的失范，刺激了各种各样的寻租活动，削弱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作用和效率。

新增长（贸易）理论是一个涉及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产业组织等多个领域的边缘理论，其关注的中心是技术创新、技术转移在国际贸易格局变动及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决定作用。该理论以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1934）为基础，被称为熊彼特主义，其直接形成源自于弗农描述的“产品生命周期”（196）假想，认为每一种产品都经历了一个在发达国家发明、出口、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再向发达国家出口这样几个阶段，进而构造了贸易动态均衡模型。如果说，传统贸易理论和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较好地说明了静态贸易格局，而不能满意地解释国际贸易格局随时间的变化，不能回答诸如“创造”比较优势、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那么，新增长（贸易）理论则着重于解释动态贸易利益的问题。由于该理论考察了技术的外溢问题，说明了发达国家的“夕阳”工业在发展中国家低生产成本的贸易竞争中衰落是一种必然现象，因而发达国家的选择在于不断开发新产品，而发展中国家的选择在于引进外资，加速技术进步，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改善贸易条件，以及保持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利于知识技术的国际传递。在这里，技术进出口政策的选择有着重要作用。这一理论对于我们有着多方面的启示，如只有不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素质，才能加速技术吸收和技术转移；有效地吸收适合本国资源条件、要素价格的劳动密集技术，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迅速转换和升级；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的大国，参与国际贸易主要不在于扩大市场，而在于分享世界上有限的、分布极不均衡的技术人力资源从事技术创新的成果（王建业，1989）。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跨国公司是技术转移的最有效的载体之一，它既可以打破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的限制，也可能造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控制。这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张平，199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各种贸易理论都有其真理成份，也都有其历史的局限，其对中国的贸易问题既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也有一些解释不了的问题。因此，考察中国的贸易问题需要博采众说之长，并作出自己的创造。

二、中国国际贸易：一个“可竞争市场”模式

可竞争市场理论是鲍莫尔（W．Baumol，1982）等人提出的一种产业组织理论，它与规模经济贸易理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该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使完全竞争不可能存在，但是，只要允许自由进入，即使一个产业部门只有少数几个生产者，也足以使价格接近边际成本。在学术界的进一步讨论中，上述的理论分析深入了一步，即区分为几种不同的情况。如果该产业的进入壁垒很高，新生产者的自由进入虽然可以使价格下降，但不会接近边际成本，进入者也要付出成本；如果该产业是自然垄断行业，自由进入使价格降至边际成本，就会发生亏损；该理论只适用于进入壁垒较低的产业，这样，自由进入就会形成收益递减，从而使价格接近边际成本。杨晓凯在评述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力图推进贸易理论。他认为，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强调了自由进入和卷入市场商品的增加会加剧竞争，尽管生产同类商品的厂商因规模经济而很少；但是却没有区分劳动分工经济和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对企业而言，而基于专业化经济的分工和交易费用，却可以用来解释企业制度的演进以及技术与经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当分工的好处和交易费用之间的消长关系达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费用，而自由进入又没有固定费用时，就会形成一种帕累托最优式的竞争均衡，它不但决定了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且决定了一个最优的经济组织水平，后者可以用均衡的贸易依存度（贸易额对收入的比率）来表征（杨小凯，1992）。

本文使用“可竞争市场”，意在用其描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和转型中的大国，其国际贸易的发展及其管理制度变迁的模式所具有的特征。虽然前述的很多思想都会进入我们的分析，或者对我们的分析有所启示，但是，本文的考察自有其独特的含义。

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开放与小国的开放不同，其贸易的模式也就完全两样。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小国的开放可以实行贸易推动的外向型模式，把开放的目标主要放在扩大市场范围方面，国内经济的发展和贸易制度的安排，均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为转移，但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对国际市场的影响都不会太大。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是内需型的。但这决不是说中国不需要扩大开放，相反却恰恰表明中国更需要扩大开放。因为只有在开放中，中国的大国优势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其所具有的缺失才能得到弥补，其发展的困难才能得到克服，经济发展及其制度建设才能走上健康的轨道。这不仅有百多年的历史教训，而且有近十多年发展经验的支持。不仅如此，这也表明中国的开放和对外贸易，其主要目的不在于开拓国际市场，而在于拓展和提升国内市场，即借助于进入国际市场，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并通过国际竞争的考验和磨炼，改造我们的经济贸易及其制度安排，提高我们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与此同时，广阔的国内市场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提供了巨大的回旋余地。现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一些方面已经显现出大国模式所具有的性质。这既是中国手中的一张王牌，也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本文的讨论就是立足于这一基点之上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和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中国的贸易额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左右，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因而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容量仍然具有潜在的性质。中国的市场需要扩展，而且需要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竞争中并且依靠竞争来迅速扩展。同样，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也表现出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和特征。在进口产品中，机械设备占39.9％；在出口产品中，纺织、服装、鞋帽、箱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约占37％，且出口市场比较集中；同时，加工贸易占40％以上。这是由中国产业结构的性质和状况决定的。因此，中国的产业需要升级，中国的贸易也需要升级。这种升级也需要在开放和竞争中实现。也就是说，中国市场的扩展和提升，中国产业和贸易的改造也就具有了可竞争的特点。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也是一个处于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中的大国，其转变的方向是经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因而，中国目前的变迁过程就是在创造一种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大国模式。这就增加了变迁过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首先，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推进是极不均衡的，有些部门、有些方面、有些地区相对较快，有些则相对较慢，有些是大国特有的问题更需要特殊处理。例如，作为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粮食贸易的自由化就是一个有很大限度的问题，贸易自由化在短期内所产生的再就业压力，也直接决定着自由化的速度和方式的选择。其次，在制度变革过程中，经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应当而且需要相互适应。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内需主导型的大国，贸易自由化的方式和步骤如何选择才能达到这种适应，也与小国有着不同的要求。如进出口自由化的次序、程度和方式就会有所区别。再次，中国贸易的自由化改革，一方面需要与国际规范接轨，另一方面，又需要实现其本土化改造，不仅要创造出与大国模式相适应的形式，而且要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形式。所有这一切必须而且只能在开放和竞争中完成。这既是一个逐步前进、不断积累的过程，也是一个自然演化和瓜熟蒂落的结果，因而也是一个可竞争的过程。作为一个大国模式的贸易自由化，中国的贸易的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国际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因为，国际贸易主要是类似而不同样的工业品之间的贸易，一方面，各种产品类似而又有一定的替代性，从而相互竞争；另一方面，产品的差异和特性，又使其具有一定的垄断性。与此相适应，各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国内市场呈现出一种垄断竞争的结构，

三、五个大的生产厂家几乎提供了内需和出口所需要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产品。与此不同，中国的工业品生产和贸易，一方面是某种形式的政府垄断，另一方面是众多生产者和经营者达不到经济规模的过度竞争。这两种情况都是没有效率的。中国贸易的自由化改造，也需要通过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竞争，形成一种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这样，中国的大国优势才能发挥出来，一方面可以在国内市场上与外国的大跨国企业抗衡，另一方面，也可在国际市场上与之一争高下。可见，面对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扩张也必须是可竞争的。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其所以没有采取现有国际贸易的某一种理论和政策，而提出和运用了产业组织理论中“可竞争市场”的概念，意在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和转型中的大国的实际出发，坚持经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方向，博采各家之长，特别是其适用于我的部分，将其加以本土化的改造，来解释中国的国际贸易，借以构造国际贸易的中国模式。

中国的对外贸易及其管理采取“可竞争市场”的模式，其所遵循的第一个原则和具有的首要特征是自由进入。因为，自由进入是“可竞争市场”的基本条件，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能与世界通行的贸易制度相接轨的自由贸易制度的应有之义。中国的改革正在逐步打破政府在这方面实行的垄断和管制，不断淡化贸易活动及其背后的官方（包括地方政府）色彩，减少以至取消贸易的创汇动机和实物动机，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实现汇率的自由化。这一切都是旨在为自由进入创造条件。其次，中国“可竞争市场”的第二个原则和特征是，发展专业化分工经济和规模经济，借以增大进入交易过程的产品的数量，从而促进和加剧市场竞争过程。目前，中国的很多产业，如家用电器等，正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正在从生产扩张走向生产集中，一方面形成了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增大了产品交易的数量，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另一方面，促进了专业化分工的发展，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和贸易的依存度。再次，中国贸易“可竞争市场”的第三个含义和特征是，依托于巨大而潜在的国内市场，把技术知识的贸易摆在优先的地位，在市场换技术的交易中，一方面借助于开放国内市场和适当而有效的保护相结合，接受国际产业转移，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开发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拓展国际市场，在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以出让部分市场为代价，打破跨国公司的技术控制。从而在竞争中，使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不断提升。

三、中国如何分享贸易利益

从第一节的评述中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贸易理论的共同任务在于对贸易利益作出解释。然而，这一问题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贸易利益的产生或创造，二是贸易利益的分配或实现（任烈，1995）。这是两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很大区别的问题。传统贸易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贸易利益是怎样产生的，却没有说明贸易利益是如何分配的。因为在自由贸易和完全竞争的假定中，这个问题是自然而然地解决的。战略性贸易理论和新增长（贸易）理论虽然涉及到贸易利益的分配问题，但也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予以讨论。其实，各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都是为了在同量的贸易之下，获取尽可能多的贸易利益，或者是用尽量少的贸易，获取同样多的贸易利益。不论是国际上有关贸易的双边和多边协议，还是各个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作出的安排和进行的管理，所直接涉及的都是贸易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这些协议和安排的产生和形成都是讨价还价和利益博弈的结果，各种保护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不过是有关各方参与贸易利益分配的手段而已。这就是各个国家都在一面讲自由贸易，一面实行保护贸易的原因，也是现实的国际贸易既不是纯粹的自由贸易，也不是完全的绝对保护（即闭关锁国），而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在不同情况下和不同程度上的结合或均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管理方面的区别也在这里。贸易利益的分配及其争夺不仅有一个区间，而且是围绕着贸易条件进行的。国际贸易作为一种合作和交易，其所产生的合作剩余就是贸易利益，贸易条件就是分享合作剩余的比例。如果说，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等一方面决定了贸易利益，同时也为贸易条件的决定奠定了基础，那么，贸易保护则是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改变贸易条件，决定贸易利益的分配，进而影响到贸易利益的创造。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我们可以通过下图加以描述。

图中，A、B表示相互贸易的两个国家，OA和OB即构成贸易利益区间，PP线表示贸易利益，OD线表示贸易利益的分配，OA1和OB1分别表示两个国家各自分得的贸易利益。PP线向外的推移（如移到P′P′）表示贸易利益的扩展，OD线的转动（如转到OD′）表示贸易利益分配比例的变化。

目前，在世界事务和世界贸易中，仍然是经济发达的大国起着主导作用，现行的游戏规则主要是发达国家制定的，现有的贸易秩序也更多地体现了占优势地位的国家的利益。没有哪个国家会以牺牲自己的贸易利益为代价，出面保护弱者的利益，尽管任何一种贸易活动和贸易安排都会对第三者产生外部效应。不仅如此，发达大国的行为方式是以实力代替规则，当规则对其有利时就执行规则，当规则对其不利时，就违背规则或单方面修改规则，如以双边协定代替多边协定，以区域性安排代替全面开放，以国内法代替国际法，等等。这就告诉我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绝对的公正和真正的平等是不存在的。一方面，正是由于穷国和弱国的合作和制衡，才形成了某种世界秩序，否则，这个世界还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和一定的保护，就会象有的经济学家感叹的那样，“帕累托最优可能是座地狱”，自由贸易对一些国家的很多产业意味着一场灾难。

既然如此，发展中国家要求改变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建立真正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吁，既是正当的和合理的，又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真正起作用的是，参加进去，按照现有的游戏规则去玩，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使自己强大起来。当自己进入发达行列，再来设法修改游戏的规则。现在的问题是，在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条件下，中国能够选择何种方式参与贸易利益的分配。

（1）多边协定。关贸总协定（GATT）是二战后贸易自由化运动的产物，在其运行的46年中所进行的8个回合的贸易谈判都是多边谈判，所达成的贸易协定都是多边协定。从1995年元旦起，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接续关贸总协定的工作，虽然在管理上会有所加强，但其基本的行为原则和思维方式仍然是多边谈判和多边协定。很清楚，多边协定是各个国家在保护自己利益的前提下相互妥协的产物。如果一方不同意，协议就很难达成。为了达成协议，关贸总协定设有很多“灰色区域”和“例外条款”，这就为各国在遵守基本协议的情况下留下了很大的活动余地。为了获取自己的贸易利益，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多边谈判和多边协定，一方面以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争取同情者和支持者，来换取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在“灰色区域”的活动，充分运用各种“例外条款”来扩大和保护自己的利益。（2）双边协定。双边协定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安排，中国进出口结构和市场的局限性，决定了中国在同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双边谈判中，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中美签署的双边协定，又为日本和欧共体国家等提供了“搭便车”的机会和条件，从而使我们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中美关于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的双边协定就是如此。由于没有其他的力量和矛盾可以利用，中国往往不得不基本接受或全盘接受美方的方案。因而应尽量减少双边谈判和双边协定。如果不得不进行双边谈判，也应当设法利用其对第三者产生的外部性，与此同时或在此之后，进行有针对性的另一种双边谈判，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优势，引入第三种势力。如与美、欧的飞机交易。

（3）区域性贸易安排。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发展有一个过程，从区域自由贸易（关税对外统一，对内不统一）、关税同盟（对内对外统一关税），到经济和货币同盟（货物、人员、技术、资本一体化）是全球贸易自由化受阻后的一种次优选择。除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外，区域性贸易集团以水平分工为基础，以区域内的开放性和区域间的排他性为特征，其开放和保护均具有相对的性质。但是，其对内的贸易自由化和对外的某种保护却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增长，其贸易创造大于贸易转移。不过，集团外国家对区域集团贸易的增长幅度小于集团内国家。从世界各种力量分化和整合的前景出发，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这种具有相对开放性的区域集团化趋势还会继续发展。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应充分利用贸易发展的集团化趋势，即使不能参与某种区域性贸易安排，也应注意发展与各种区域性组织的对话和交流，消除不必要的误会，减少贸易摩擦，从中得到沟通和达成谅解，进而增加中国与这些区域性集团的合作和贸易。（4）国际法和国内法。在目前的国际关系中，美国人的行为方式是，国内法优于国际法。即在与别国的交往中，如果出现对美国不利的情况，美国就援引国内的有关法律行事，即使这样做有违国际法的有关规定以及美国与他国的协议和对对方的承诺。最近一个时期，美国经常搬出超级301条款对其他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就是一例。对此，我们应当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态度和做法。首先，我们要明确反对美国的这种大国强权行为，坚持在国际事务和国际贸易中按照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办事。因为既然是自己签署的协议和做出的承诺，就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和实施，即便这样做对自己不利，甚至会招致某些损害，或者由于条件的变化，原来的协议和承诺已经出现明显的不合理现象，那就应当提出来与对方或有关各方协商讨论，重新议定，而不应当以强凌弱，依据国内法律单方面行事。否则就会加剧国与国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其次，当别国违背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按国内法单方面行事时，应当针锋相对，捍卫自己的利益，不应再恪守原来的协议和承诺，捆住自己的手足，使自己处于不利境地。为此，需要加快我们的贸易立法和涉外立法，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律师和执法工作者队伍。

篇4

在国际贸易新格局中，中国被孤立和边缘化，主要贸易伙伴几乎“一网打尽”，FTA建设难度进一步加大，从而面临两难选择。为此，中国必须组织专门力量进行前瞻性研究，将FTA构建提升到国家开放战略层面进行顶层设计。

一、WTO面临的困境

（一）WTO的宗旨与实质

二战后，为推动贸易自由化，各国都认为应重新规制国际贸易政策，在美、英等国倡导下，1948年GATT建立。GATT承担历史使命长达40多年，在国际贸易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1993年12月，GATT第8轮谈判（乌拉圭回合）取得重大进展，成员国决定建立WTO。WTO作为制定国际贸易全球规则的唯一国际组织，主要功能是保证国际贸易顺利自由地进行，基本宗旨是确保国际贸易的可靠性、公平性和市场的开放性。WTO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繁荣、安全和负责任的经济世界并改进成员国人民的福祉，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并列，被认为是世界经济三大支柱。

WTO覆盖全球最多国家，依其宗旨，应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贸易秩序，但运行不久后即出现裂痕，宗旨与现实背离，似乎“陷入了极度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法律从来都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且反应了经济发展的状况和要求。WTO法律制度也不例外，它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产物，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逐步加深情况下加强合作与协调的诉求，也隐藏了经济因素背后的各国政治力量较量。WTO法律制度既受到涉及贸易法律适用和实施因素的制约，更受国际政治因素制约，反映了法律体系与政治利益在国际贸易组织及其协定中的共存关系。二战后，美国成为主宰世界的一流政治经济大国，GATT伊始，就由美国开始发起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由英国主导近1000年全球贸易和政治规则的格局。

2.从国际法角度看，虽然国际法被定义为是国际交往中形成的用以调整国际关系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各种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但国际法的形成从来都是各国（或国家集团）之间基于实力对比下对全球利益进行保护、协调与再分配的意志体现，并体现了强者意志。冷战后结束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尽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在经济利益竞争中有所妥协，但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加大，由于发达国家掌握着技术优势，因而决定了它们在标准制订中的话语权，始终处于“掌门人”的主导地位。如在WTO规则中，“允许原则”促使发达国家使用技术标准构筑更为隐蔽的贸易保护；在环境问题中只关注自身领域；在程序性问题上几乎主宰了各项议题的制定；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不顾成员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断要求制订新规则；在反倾销措施中，仅一个“市场经济地位国”要求，就导致发达国家频繁使用该项措施为发展中国家贸易制造阻碍等等。

3.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看，最根本的原因是强国主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美国领导世界的趋势不断加强。由于国内法和WTO规则是两个独立、分离的层次，成员方可以根据自身利益进行取舍，美欧等发达国家在控制和主导WTO规则制定过程中，以强国为模型，在自身已经实行的国内贸易规则基础上加以修补但又要求世界所有国家向这些规则看齐，所以WTO规则的实质实际上只是发达国家国内贸易规则在国际贸易规则上的延伸，是其国内已经实行且证明是对己有利的游戏规则在国际贸易规则中的翻版，一个“市场经济地位国”标准就搅乱了自由贸易发展。另外，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后，大量国际规则都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美国化”，这在1999年11月WTO第三届部长会议上被充分体现出来（又称西雅图“千年回合”），当时美国力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经济模式、政治模式等作为WTO谈判的原则和框架构造国际贸易新格局。从美国的一贯做法不难看出，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贸易能力，一直奉行的是美国至上的“单边主义”原则，总是试图在经济贸易乃至政治上居高临下，强制推行按照其自身价值观念制定的、在其国内行之有效的规则而建立起以己为中心的“单极世界”。可以认为，WTO规则设计的灵魂属于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法则，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扶强抑弱”性，体现着强烈的实力主义特性和要素趋利本性，因此有人认为“WTO规则只是成员方利益博弈的一份国际商业合同”，而美国对WTO 规则的滥用不仅违背了国际经济规制建立的原意，更使国际贸易规则不断偏离预想轨道。

（二）WTO面临的困境

作为世界经济三大支柱之一的WTO从建立到2005年，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中取得过一些成功，但自2006年多哈回合遭创加上金融危机影响，WTO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方面的谈判和协调功能几乎丧失殆尽，目前只能作为一个并不公平的贸易纠纷仲裁庭在发挥作用。美国当代政治哲学家威廉·盖尔斯敦认为，近年来，贸易谈判要么太大而不能成功，要么太小而不受重视。WTO多哈进程的淤滞表明，战后全球贸易协定的老旧模式几乎崩溃。导致WTO困境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第一，金融危机使实体经济遭受冲击，为避免危机深化，各国政府在运用财政金融政策的同时，纷纷重启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国内市场和就业，不仅贸易保护主义再掀，而且形式和手段更趋多样化；第二，WTO在推动多边体制的同时还确立了RTA的主导地位，并将其置于多边体制之中，贸易保护使多边体制遭受重挫，RTA便受到青睐，近年来甚至成为各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铸就一个新的国际贸易格局和创造一个“意大利面条碗”（Spaghetti Bowl Effect）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意大利面条碗”可能引发一场新的灾难，因为它搅乱了WTO已经构建并逐步清晰地国际贸易规制。由于RTA伙伴选择不断扩大且不受地理区域局限，触角可以伸向贸易以外的广阔领域，在转变为不同大洲之间的区域贸易集团同时，复杂多样的规则设计和运行方式超出了WTO多边体制范围，在构建了更为复杂的关税减让和原产地规则后，不仅挑战了WTO国民待遇和透明度规则，使贸易成本增加，而且每个RTA生成的特殊规则无法形成全球标准，造成更多的区域内优惠区域外歧视。在此情况下，原有国际贸易规则被肢解，新生矛盾越来越多，原本为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规则反成其障碍，阻碍了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和经济发展。

二、国际贸易新格局及其特征

（一）一个以FTA为主体的国际贸易新格局已经形成

RTA不仅能够为成员国带来贸易红利，更可以帮助一些大国巩固传统外交联盟和建成新的地缘政治集团。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就开始将RTA作为重要的区域布局手段，引领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走向，如早期建立的欧盟、美洲自由贸易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西非国家共同体等。从新世纪开始，不仅上述原因使WTO地位下降，而且国际贸易环境、经济秩序和政治格局发生了一些根本性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通过RTA和更为有利的FTA是成为通向经济乃至政治合作的有效途径，因为与旷日持久、错综复杂和矛盾重重的多边贸易谈判相比，FTA不仅具有时间短、见效快、易于操作、程序实施简单等特点，而且还具有增加和平力量，降低政治冲突成本的作用。FTA对缔约国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能够较快地解决多边体制难以解决的诸如投资、竞争、环境和劳工标准等多重自由化问题，促使缔约方更直接和更有效地促进贸易与经济合作发展。据WTO统计，截至2013年1月10日，向其通报的RTA数量达546个，其中354个已经生效，FTA和部分范围协定在其中占90%（剩下10%是关税同盟CU），一个以FTA为主体的国际贸易新格局框架已经形成。

在全球FTA迅速扩大过程中，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主要大国都在积极推进FTA，其中美欧为主体，目前美国正在实施的19个，已经签署尚待国会批准的1个（巴拿马），欧盟作为整体参与实施的34个，已通报WTO但尚未实施的3个（印度、加拿大、乌克兰）。第二，在FTA成为新的推进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重要工具时，其质量得到提升，目前FTA的谈判内容超出了WTO规制范围，不仅涉及传统贸易协议中的工业品、农产品、纺织品以及知识产权、技术性贸易壁垒等，还涉及到劳工壁垒、环境标准、投资保护，甚至民主政治等敏感问题。第三，政治作用有时大于经济作用，从经济角度看，经贸关系紧密的经济体之间达成FTA易于理解，但从目前的进展看，一些国家热衷FTA，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考量。由于FTA缔约方首先需要就区域内重大议题达成一致，通过缔结FTA不仅确保贸易伙伴之间和平相处，还可以提升区域安全水平，使其成为实现区域安全和整体对外的战略手段，对小国来说，缺乏政治经济优势唯恐被边缘化，FTA可以使其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对大国而言，FTA作为区域布局的重要战略手段，能够帮助其完成新的地缘政治霸权布局。

（二）TPP和TTIP构建突显出国际贸易新格局特征

1.TPP的内容与特征。TPP产生的背景主要囿于全球化受阻而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亚太区域战略价值提高，由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4国于2005年签订（2006年5月生效）。TPP原本是发达小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其内容却是一个涵盖广泛领域的FTA，除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自由化以及电子商务交易、竞争、关税手续、投资、贸易技术障碍、卫生植物检疫、政府采购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都制订了具体条款外，还参照NAFTA制定了劳务与环境合作的补充协定，因而被称为综合性的高水平贸易自由化FTA，其特征主要是：第一，高度开放性，TPP不对加入对象设限，只要达到协定要求，均可选择自由加入。第二，在传统关税减让方面，TPP要求对包括农产品和工业品在内的99%以上的货物实施零关税，在贸易自由化方面超过了WTO和其他FTA。第三，建立面向21世纪的高质量自贸区，实现国家间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美国加入TPP后，原谈判内容得到扩大，如增加了以往贸易协定中没有的交叉问题和新出现的贸易摩擦问题，使TPP成员国监管制度更加兼容，还增加了包括数字技术在内的创新产品及云计算和国际数据流动限制等潜在保护措施。美国积极参与TPP的目的非常明确：一要融入亚太，构筑降低贸易壁垒，增加美国贸易和投资机会的高水准自由化贸易平台；二要避免美国企业处于不利地位的“扭曲竞争方式”，为美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增加贸易机会制定新规则。

2.TTIP的内容与特征。美欧FTA构想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双方在规制等领域长期存在较大分歧。2013年2月G8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美国和欧盟将各自启动必要的内部程序开启TTIP谈判，并打算于2014年底前完成谈判。TTIP的内容与特征是：第一，较之TPP谈判规格更高，美欧在TTIP中将就市场准入、非关税壁垒和规制达成协议；在关税、服务、投资和采购市场准入方面，要求消除跨大西洋工业品和农产品贸易中的所有关税，立即或在一定时期内，将关税从目前的平均3%-5%降至零，以建成一个更加一体化的跨大西洋市场；同时，在规制方面，还将开放诸如交通等一些新领域，维护和促进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朔造新的全球标准。第二，致力解决与贸易相关的海关和贸易便利、竞争和国有企业、原材料和能源、中小企业和透明度等问题。第三，共同承诺谈判领域将涉及能为彼此带来最大潜在利益所在方面而展开，并为能够在纵横交错的经济体中达成真正的21世纪协议。目前，美欧经济总量占全球45%，平均每天贸易额27亿美元，占全球贸易额约40%，相互投资达3.7万亿美元，这个协定如果达成，将成为世界最大的FTA，据欧盟独立研究报告，TTIP生效后，欧盟对美国出口总体上将增长28%，欧盟每年将从中受益1190亿欧元。

（三）国际贸易新格局可能产生的后果

1. TPP和TTIP实际上打造了一个以高度自由化为堡垒的市场准入屏障。与以往以通过关税削减推动贸易自由化的FTA不同，通过TPP和TTIP，美欧在推动市场自由化名下，实际上只是希望在彼此之间削减关税和取消非关税壁垒，这两个协定通过统一监管标准，在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标准、技术标准等方面制定出了符合自身市场规范的更新更高规则，为推动双向互惠的更高规格贸易和投资提供保障条件，由此不仅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新规则制定面前话语权缺失，而且影响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2. 美国主导下的“单边主义”得到扩大，国际规则进一步泛“美国化”。一个以美国控制，以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新格局得以重新构建，使不断健康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遭受挫折，使已经发展了20年的经济全球化走向按美国标准推动新一轮市场化。目前，通过TPP和TTIP构建了表面上看似更高标准的FTA，实质上是进一步强调了其他国家的竞争政策、产业政策等是否符合美国标准，是否能够在以美国制度、规范、标准重新构建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运行，以实现美国全球霸权战略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3. TPP和 TTIP已超出经济范畴，成为美欧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达到控制全球战略意图的一部分。在全球FAT迅速扩张背景下，美欧通过TPP和TTIP重构贸易自由化规范，表面看似寄希望提高贸易自由化水平，通过改善外部经济环境而扭转国内经济复苏颓势，尽快走出金融危机阴影，但进一步研究会发现，冷战结束后，面对全球化和多极化的世界，美国越来越清楚仅凭其政治霸权和军事强权已无法统领亚洲等新兴经济体，更无法称霸世界。所以在TPP中，美国将其标准界定为亚洲经济一体化标准；在大西洋地区，欧盟轮值主席，爱尔兰总理恩达·肯尼今年3月访问美国时强调TTIP“将不仅刺激双方经济增长，而且给其他经济体发送了强烈的统领信号”，所以TTIP力求赋予美欧为未来全球经济制定产业标准的优势。谁都清楚，唯有重新激活其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领导地位，驱动自身经济转型和增长方能保持世界霸主地位。从TPP和 TTIP涵盖的地理区域看，跨两洋39个国家大多数是发达国家，2011年经济总量（GDP）占世界的62%，TPP和 TTIP实际上控制和主导了美洲大陆两侧和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秩序，美国以其“一体两翼”的全球政治布局战略目标可以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也为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开通了有效途径。

三、国际贸易新格局对中国的挑战与思考

（一）国际贸易新格局对中国的挑战

其一，中国被孤立和边缘化。中国上世纪历经15年艰苦努力完成入世，入世10年对外经济贸易获得了巨大自由发展空间，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较大贡献，入世红利为世人皆知。正当中国开始快步转型实现新梦想的时候，WTO多边体制遭受新规则挑战而面临被架空的危险，美国倡导的TPP和TTIP采取了“中国除外”（Anyone But China）战略，中国在国际贸易新规则制定中再次丧失话语权而被孤立和边缘化。

其二，将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几乎“一网打尽”。TPP目前的12个成员国将东盟、日本和美国联系在一起。已有研究结果表明，由TPP中亚洲出口商出口美国带来的优势将给中国造成210亿美元的损失； TTIP成员地区是中国最大的两个出口市场，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美国和欧盟，分别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7.1%和18.8%，在中国的进口来源地中，欧盟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2.2%，美国占7.1%，由此可见，TPP和TTIP将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几乎“一网打尽”。在“立足于下一代”的新贸易规制完成后，世界主要贸易地区“门槛”将全面提高，不仅中国对美出口面临欧盟竞争压力，对欧盟出口同样面临美国竞争压力，在贸易转移效应下，中国对外贸易可能会面临来自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压力。

其三，中国FTA建设难度加大。前文已述，不断兴起的RTA本身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意大利面条碗”或引发一场新的灾难。虽然中国一直积极从事RTA构建，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数量少且地域范围窄，截止2012年，中国仅签署了1个局部FTA（CAFTA）和10个双边FTA，涉及到22个国家和单独关税区，目前在建FTA18个，涉及国家和地区也只有31个。同时，中国FTA涵盖区域主要集中在亚洲、中美洲和大洋洲，美欧等主要市场没有涵盖在内，而美国不仅看到中国主导的中日韩FTA对其形成抗衡，也看到RCEP的挑战，所以美国主导下的TPP不仅要涵盖APEC21个成员，还要进一步发展成FTAAP；欧盟选择FTA对象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并不局限于地理位置相近的经济体，同样注重亚洲和拉美等新兴经济体，并将FTA作为在多边无法达成协议的重要补充方式（如农业）。另外，美欧在以TPP和TTIP覆盖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同时，还在积极推进BIT、TISA、PSA等，构建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远超过中国与FTA伙伴的谈判内容，由此可见，中国FTA建设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其四，中国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不参与，被孤立于新规则之外；另一方面积极参与，与15年艰难入世一样继续作出很多让步。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阶段，其难度和关键矛盾众所周知，近两年有人认为加入TPP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改革，这种想法似乎偏颇，因为深化改革的途径实际上是多元的，不是靠加入TPP或TTIP就能一步到位解决问题，真正要考虑的是快速加入新的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我们的市场经济秩序和企业能否承受得了，如在新规制中，发达国家主张“竞争中性原则”，即不让市场主体因其产权属性而获得特别优势或遭到不公正对待，中国目前相差甚远。此外，在劳工、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政府采购等方面，国内目前的相关立法远达不到国际规则标准。

（二）面对新贸易格局的几点思考

1.各国经济增长道路没有本质区别。在我国，消费、投资和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三个推动因素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在这三个因素中，消费受人口和收入存量因素制约，在既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内不可能有快速变化。自1998年后，中国几届政府都提出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但实际效果甚微。入世后的10年增长主要靠投资（国内基建投资和海外投资）和出口拉动，受技术进步和国内经济转型影响，投资发展迅速，出口依赖短期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而释放贸易红利，但中国的贸易红利影响了别国的就业。从经济学角度看，各国的经济增长道路并无本质区别，美欧等发达国家消费和投资进展状况和面临局面与中国类似，但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美欧等发达国家开始挖掘经济增长潜在红利，美国确信促进经济增长最强劲的方法之一就是确保美国生产、制造和创新的商品和服务有机会到达世界其他国家的消费者手中，欧盟认为贸易将是未来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国际贸易自然成为一剂妙药，贸易摩擦自然也就频繁起来。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仅靠摩擦不是长期解决问题的办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通过制定掣肘别人的规则成为最好的办法，所以TPP和TTIP的出现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TPP和TTIP不仅充分体现了美国以出口倍增计划恢复经济思路，更彰显出其重复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导地位的战略意图。从社会发展角度看，任何一个新问题的出现都要站在问题前面思考，提出具有前瞻性的分析和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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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全球公认的标准行业分类

相关的行业分类标准如国际标准行业分类(Internation-al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ISCI)，以及相关的产品分类标准如联合国中心产品分类目录(CPC)和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S)，都未能对内容生产行业或内容本身进行明确定义，但是这些分类系统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因此数字文化产品对这些规则的命名规则而言是一个新生的事物。以计算机软件为例，GATT和《信息技术协议》(ITA)对于软件的调整针对的是软件以物理方式存在的磁盘。而GATS是基于较早版本的CPC，仅仅涉及那些记录或产生内容的服务，如录音或对内容进行传输的服务，如广播电视播放服务。但是GATS不一定会涉及内容本身，无论是储存在有形介质上的还是通过电子方式传输的计算机软件，都缺少适当的分类;同样在现有的服务分类表中也没有直接与计算机软件直接相关的分类。

(二)现有的全球贸易框架下并没有提供关于服务、货物的明确界定

从实践中看，文化产品可以被数字化，这些经数字化的文化产品可以通过网络的传输，以不同的形式为消费者所使用。数字化的文化产品如书籍、电影、音乐通过下载后，可以换成其他有形物的实物被出售。若只是在线销售，这与在电影院观看电影无实质区别，这可以认为属于服务。因此，从实践中看，对数字文化产品的理解存在区别。对货物与服务进行区别的问题不只在贸易领域存在，在商品归类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最新版的联合国中心产品分类目录中就可以看出，在对货物与服务进行区分的各种标准中，没有一种可以再任何情况下都能提供一个有效的、切实可行的以及清晰的区别方法。在GATS生效以前，并不存在对服务和服务贸易统一的定义，学者们对此也持不同观点。从条款上看，GATS回避了学术之争，通过划定范围的方式规定了GATS所规范的服务贸易，什么是“服务”却未给出明确的定义。GATS1．1条规定“本协定适用于各成员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条只是对GATS所适用的“措施”的界定，而不是对“服务”本身的界定。在GATS中对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也未有所涉及;货物与服务之间的区别是什么，GATS中也没有加以规定。

二、国际贸易中数字化文化产品的归类标准的现有主张

(一)数字文化产品适用GATT的主张

美国是电子商务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为使本国的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能得到充分的保护，极力主张数字文化产品贸易享受GATT的保护。其主张的理由为:

1．适用GATT规则，更有利于视听产品贸易的自由化美国主张把数字文化产品划归到GATT之下比把其归到GATS之下更为有利，因为GATT为数字文化产品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因为关于是否永久性延迟征收数字文化产品关税在成员各方之间的讨论并未达成共识，把数字文化产品归类为由GATT调整，将会对世界贸易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GATT之下贸易自由化程度事实上要比GATS高很多，这一点没有什么令人奇怪之处，因为WTO成员方经过长达45年的时间对GATT的体系结构进行了改善，以及对GATT之下的承诺水平逐步提高的结果。

2．确保WTO协议的技术中立美国担心那些一直由GATT调整的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受到尚未完善的GATS规则的约束。当前从GATT1994的“关税细目”和GATT第4条“电影限额”来看，这些数字化的产品内容一直都是由GATT1994来调整，在GATT1994的任何条款中，也没有GATT1994只能适用于有形产品的规定。如果仅仅出于对新的分销技术的考虑而把当前由GATT1994调整的电影、音乐等这些能够数字化的产品划到GATS的调整范围之内，就很难理解这一方式的正确性。目前被ITA协定所调整的计算机软件贸易，根据ITA协定的规定，消费者所购买的以实物方式交付的软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贸易限制，并且免除了关税。

(二)数字文化产品属于服务的观点

与美国的主张相反，欧盟主张数字化产品应被归类为服务。欧盟之所以持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们出于保护数字视听产品这一目的。如果这些通过电子方式加以传输的产品在事实上被当作服务，欧盟就可以理所应当的适用其规则来调整通过网络方式传输的电影及电视节目，通过限制性的规则对视听产品的流通和传播实施歧视性待遇。并不是只有欧盟持这种观点，同样出于保护国内视听产业目的，其他的WTO成员方也坚持认为通过电子方式传输的产品应归类为服务，具体来讲理由如下:

1．GATS从长远目标来看更有利于数字文化产品贸易自由化欧盟认为WTO电子商务工作组当前的目标是寻求如何运用现有的WTO框架下的规则来调整电子商务的问题，而不能把重点过于集中于对市场准入问题的磋商这一问题上。欧盟并不认为只有GATT1994才能更好的规制电子商务中数字化产品的问题，虽然从当前GATT1994的结构来看，其位数字化产品贸易提供了更有利的规定。软件产业和电影产业之所以强烈要求把其归为货物，可能是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可能GATS还未能对这类产品作更加深入的、充分的考虑;其二可能是持有归为GATT调整观点的支持者认为他们宁愿选择现有GATT下的自由贸易承诺，而不愿意选择GATS之下不确定的承诺。

2．WTO框架下不存在确保技术中立的规则欧盟以在WTO协议中不存在把货物和服务同等看待的规定，作为反对美国观点的理由。现有的国际贸易制度并未就介质问题进行讨论，特别是文化产品。能否在联合国中心产品分类规则中找到相应的分类，从而依据这一结果来判定数字文化产品是属于GATT还是属于GATS，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判断数字文化产品的价值不是依据其载体，而是其内容本身。

三、数字化文化产品分类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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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称为自由贸易区。FTA的传统含义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最近几年的FTA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这种广义的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规则中，将FTA（缔约国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以及关税同盟（FTA＋对非缔约国实行统一关税）称为“地区贸易协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别区别说明之处外，都包括关税同盟和具有更广泛内容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在内)。

FTA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被纳入WTO法律框架之内的GATT第24条和根据乌拉圭回合确定的GATS第5条。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FTA是依据GATT/WTO的“授权条款”建立的。根据WTO规则，FTA在并不提高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所有贸易障碍和全部谈判10年内完成等三个条件下，可以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针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有所提高，则视为违反WTO规则。根据“授权条款”建立的FTA则可以享受区别于一般FTA的更为宽松的特殊安排。

关于FTA与WTO所倡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是一种互补、互动关系，不违背WTO规则的区域贸易安排有利于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为成员国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二是可以弥补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空白和缺陷，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三是有助于减少多边贸易谈判的层次、提高WTO机制的运作效率；四是对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形成牵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出申请的FTA已经达到了143个。WTO的144个成员中，绝大多数成员都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FTA，而没有同任何国家（地区）缔结FTA的WTO成员，2001年底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但是到了2002年底时，这一数字又有所减少。目前世界上的众多FTA中，经济规模最大，区域内发达国家成员最多。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联盟（EU）。不仅如此，一个在NAFTA基础上扩展成为覆盖整个美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已经开始启动，EU的东扩也在加紧进行。

东亚地区在建立FTA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不但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主要经济大国没有同任何经济体建立FTA，就连早在1992年就开始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也仅仅限于根据“授权条款”形成了一种并不彻底的自由贸易安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年才有所改变。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JSEPA）”，成为日本的第一个FTA。韩国与智利之间在经过长达4年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2年10月达成关于建立双边FTA关系的一致意见。中国与东盟之间也在2001年11月“10＋3”会议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于2002年11月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揽子框架协议，正式确定了10年内建立FTA的目标。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各国的行动也明显加快。

在中日韩三国中，日本的FTA行动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边。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完成了由单纯重视WTO多边合作向重视发展双边FTA关系的战略转变。主要目的在于顺应世界潮流，通过对外经济制度创新打破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地区合作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在这种政策主导下，短短几年时间，日本不但已经完成有史以来的第一个FTA（JSEPA），而且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墨西哥、智利、韩国等国家之间的FTA研究与磋商，甚至由民间机构出面启动了与台湾的双边FTA研究。由于农产品贸易等问题的影响，日本的FTA政策面临着国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为了避免激化国内矛盾，日本政府选择了一些能够回避敏感领域的对象，优先进行双边FTA谈判。从日本目前的FTA战略(参见“日本的FTA战略”（日本外务省经济局；日本外务省网页：go.jp）来看，并未将建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FTA列入优先考虑范围。

韩国实际上是东亚地区最早倡议加强区域内各国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战略构想的国家之一，并在1998年与智利开始进行建立双边FTA的政府谈判，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韩国在建立FTA方面的实质进展已经落后于日本和中国，与智利的谈判曾一度中断，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许多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国内来自农业等产业部门的反对比较强烈，政府不得不对这些压力有所顾虑。实际上对于韩国而言，在东亚范围内建立FTA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希望通过引导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进程，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处于中间发展水平的国内产业受到日本高技术产业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夹击”。因此，今后韩国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个变数。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强大压力，为了维持自身的长远利益，韩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实际的FTA政策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东南亚各国在建立FTA方面表现十分活跃。东盟一方面作为一个地区联盟，与一些国家就建立FTA问题进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分别寻求与区域外其他国家建立双边FTA的机会。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东盟10国与日本于2002年签署框架协议，决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内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问题进行磋商；同时鼓励东盟成员分别与日本就双边FTA进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与日本的FTA（JSEPA）已经正式生效之外，泰国、菲律宾等国与日本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双边FTA的研究和磋商。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为积极的FTA战略，

已经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盟、美国(2003年5月6日，经过两年的谈判之后，美国和新加坡在华盛顿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预计这一协定将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推进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之间的FTA谈判。

三、我国的FTA实践与国际经验比较

我国自从在2000年的“10＋1”会议期间向东盟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FTA的建议以来，在推进双边FTA关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促进东亚地区的制度性合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双方就正式启动FTA程序达成共识，决定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随后经过多轮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签署了框架协议，就早期收获项目和不同东盟成员的关税减让时间表达成一致。如果双边谈判能够如期完成，将以高达17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和1.3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规模成为世界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目前中国内地与香港作为两个关税区之间的“更紧密经济合作伙伴协定（CEP）”磋商也在进行之中。

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我国在FTA领域的一个新的实践，也是“入世”之后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加强与东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周边区域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长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意义。但是我国的FTA尝试还仅仅是开始，与其他地区和日本、东南亚的FTA战略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和问题。首先，按照一般经验，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成员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与其覆盖范围成正比，但是成员主体越多达成完全一致的难度同样会明显加大。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许多问题上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多边谈判的“瓶颈”。即使能够按期完成谈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围只有可能成为各方承诺范围的“公约数”，从而使FTA的本来意义大打折扣。因此，许多国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难”的方式，首先从双边谈判开始。我国与东盟整体的FTA谈判，在缺乏实践经验和同时面对10个谈判对象的条件下，如果要取得预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当多的让步。日本在与东盟建立FTA关系时采取了多边与双边并进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多边形成的一揽子框架协议，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关系方面取得共识，将希望加强合作的领域全部囊括其中，为适度选择合作内容、方式和时间表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在多边框架协议内事先写入鼓励双边合作的内容，为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优先顺序，推进双边FTA磋商铺平了道路。实际上日本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之间的双边进程已经明显领先于多边，最终日本的获益将可能是各个双边FTA获益的“叠加（并集）”，而不是“公约数（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贸易区相关理论，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作用，如果与经济效率高的成员建立FTA，则通过区域内贸易投资活动的扩大，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但如果与效率比较低的国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资替代区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建立FTA，虽然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更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发展中成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得到更大市场空间，并且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投资，有助于区域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升级。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并与欧盟签署FTA协定以来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良好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新加坡和东南亚主要国家急于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样在于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有利于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吸收合作伙伴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达到优势互补和双方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选择FTA对象和确定不同组合的优先顺序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各国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来选择谈判对象的。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对方农产品可能对本国农业带来的压力，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影响；选择墨西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企业产品进入墨西哥市场时与欧美企业相比的不利条件，并利用墨西哥作为NAFTA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了FTA协定的有利条件，为日本在墨西哥投资企业产品无障碍进入欧美市场创造条件；选择韩国作为下一个伙伴则主要为了发挥贸易和技术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遏制中国的影响，在地区事务中掌握主导权。韩国选择智利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一是由于有意选择一个较小经济体进行FTA方面的尝试；二是韩国与智利季节相反，智利农产品不会对韩国同类产品构成直接威胁；三是由于智利作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使得韩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韩国企业在智利市场与欧美企业竞争时蒙受损失；四是为了发挥自身汽车等工业制成品的优势，开拓新的市场。东盟与中、日、韩以及美国等分别建立FTA，除了有利于东盟产品进入这些世界主要市场以扩大对外贸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为零关税连接各主要市场的生产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国直接投资、获取更多资本要素。我国目前除了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香港地区之间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长远发展需要的区域多边和双边制度性合作战略与优先安排顺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于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作用的足够认识，没有建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国家战略应对体制。

四、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FTA对区域内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由于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对各成员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类是指缔结FTA之后，由于区域内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本积累增加，导致各成员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果。二者也分别被称为静态效果和动态效果。

静态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是所谓“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最早提出这些观点的是美国经济学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经就关税同盟对贸易的影响进行过研究)。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贸易限制取消，导致本国内高成本产品被区域内其他成员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过去受到对方数量和高关税限制的本国低成本商品出口扩大，从而给区域内进出口双方带来更多贸易机会和经济利益。长期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其中一些经济体仍然保持了较高关税水平，许多产品的贸易数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倾销等形式的贸易纠纷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对相互贸易增长产生了很大制约，并且无益于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升级。通过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刺激贸易需求增长，使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进一步趋于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的许多比较优势产品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急需、而且在充分竞争条件下无法替代生产产品的进口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而满足国内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正如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贸易机会的增加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域内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被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所取代。目前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远远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达50～60％的水平。这也是各国对区域外经济依赖程度长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与FTA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动态效果主要包括“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前者是指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将产生生产和流通的规模效益，并带来产业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随着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区域内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条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伙伴，加大相互开放的程度，并通过区域市场的统一促进国内竞争。这一点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重要。

对于FTA成员国而言，贸易创造效应、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会带来许多正面影响，但是贸易转移效应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区域内的低效率产品可能会取代非成员的高效率产品。一般来说需要通过吸收高效率成员和扩大区域覆盖范围才有可能防止这一负面影响。

FTA对吸收直接投资也会产生积极作用。一是因为多数情况下FTA协定本身包括了促进相互投资的内容，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本要素流动。二是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来看，随着贸易扩大效应的显现，跨境投资活动也会增加；三是由于区域内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区域外企业在区域内投资生产的产品有利于进入整个区域市场。墨西哥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长期以来，周边地区成为我国吸收FDI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的不同，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将长期存在，尤其是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提供转化为竞争力和现实利益的大量机会。因此，随着FTA的形成，相互之间的投资增长将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FTA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效果是其经济影响的综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过CGE经济模型进行模拟的基础上评估和比较FTA的经济效果。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对各种不同组合FTA效果进行模拟和比较的权威研究成果。本文将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模拟结果(参见（日本）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的选择》2002年)分析FTA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在该项研究中，假定存在6种组合的FTA，分别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韩国、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韩国、⑤日本＋新加坡＋韩国＋东盟＋中国、⑥中国＋新加坡＋东盟。根据模拟结果，在不包括中国的①～④等4种组合中，仅有①组合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0.01个百分点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种组合下中国的GDP增长率会下降或不变。其中④组合下日本的GDP拉动影响可能达到0.18个百分点，是四种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国的GDP会下降0.03个百分点，是四种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时包括日本和中国的⑤组合下，中国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组合⑥中，中国的GDP上升幅度为9.17个百分点，而日本GDP增长率反而可能出现0.05个百分点的下降。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如果中国不加入任何一个FTA，则多数情况下，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出现下降；二是中国加入任何一个FTA都会带来本国GDP增长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FTA区域覆盖范围越大，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效果越明显。其他国家同样符合这些规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估计仅仅是静态分析的结果，并未把投资增长的动态影响效果包括在内。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建立FTA明显有利于我国吸收跨境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增长、技术溢出和结构升级效应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参见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从现实的选择来看，由于FTA谈判的复杂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拟效果并不是判断FTA可行性和经济效果的唯一依据。但至少可以为我们认识与比较不同组合FTA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向、确定我国FTA战略的优先顺序和阶段性目标提供参考。

五、我国的FTA战略与阶段性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为了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除了积极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之外，还应当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这样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边缘化”的风险，在地区多边和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从中获益。因此，实施国家FTA战略首先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FTA战略与改革的关系来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之一。根据这一观点，我国应当将逐步建立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型市场体系作为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从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实现区域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就完全有可能为达到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

在本世纪初的前20年中，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与改革需要的FTA战略应当具有以下几个阶段性目标：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和“中国内地——香港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CEP〕”早日生效，以巩固我国在发展FTA实践中的最初成果；二是为了对中国＋东盟之间的多边协定形成牵制和互动效果，可同时推进与新加坡、泰国等东盟主要成员的双边FTA磋商；三是积极促成中日韩三国FTA或中日、中韩双边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韩先行建立FTA，使我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陷于被动；四是适时启动我国与其他地区主要伙伴国的双边FTA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的谈判程序；五是对未来更大范围的FTA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和多边磋商。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国家FTA战略实施指导和协调体系

目前我国缺少FTA总体战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统筹组织与协调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行动的有效机制。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签署FTA协定，不仅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制度等许多体制与政策层面的问题，而且需要系统了解选择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地区安全带来的可能影响。为此，外交部门、对外经济关系事务部门和国内产业政策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十分重要。

（二）加强对FTA战略的系统研究

为了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的FTA战略，应组成由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研究队伍，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特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与前景、各种可供选择的FTA方案可能对我国和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步骤。在启动各种多边和双边FTA磋商程序之前，也应由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为政府谈判提供参考。

（三）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在多边与双边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据WTO的相关规则，正式启动的FTA政府谈判必须在10年内完成。因此，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对相互关系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在政府出面进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关各方的权威民间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这样既可以使政府决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时又能够有效利用民间机构的智力资源和研究成果。我国应当借鉴这些经验，鼓励具有国际合作研究能力与经验的民间机构加强和各国相应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并经常保持政府部门与这些机构之间的意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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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贸易；中国；收入分配；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一、中国对外贸易基本情况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走向国际市场，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向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实施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对外贸易活动更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开放不仅仅是对外贸易的增加，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也涌入中国，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力。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9.80万亿元①，这意味着中国年度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世界第一，目前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而中国的外汇储备则居世界第一。中国对外贸易的成就十分显著，从经济上开始成为世界大国，无论是在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的欧债危机中，世界都对中国寄予重大期望，中国在世界经济担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大。但是，对外贸易也带来很多问题，环境污染、经济风险增大、分配收入差距加大等等也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下文将主要探讨中国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收入分配不均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倘若收入差距过大，将会影响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影响收入分配不均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研究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不均的影响。

二、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及其相关定理

斯图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认为，一种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那么该种产品所密集使用的要素的真实回报也会上升。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认为，各国倾向于出口其国内充裕资源密集型产品②。一国进行对外贸易，出口本国充裕资源密集型产品，而该产品的世界价格是高于其国内价格的，这样就会提升该国该产品的相对价格，然后联系到斯图尔帕-萨缪尔森定理，我们就可以得出：自由贸易会使一国相对充裕要素的实际收益上升而使相对稀缺要素的实际收益下降。

本文讨论的是中国不同劳动者收入差距问题，因此需要将简单H-O模型中的两种传统要素——土地和劳动，改变为技能性劳动力和非技能性劳动力，这一改变并不会影响该模型的分析，也并不会影响后文分析对H-O模型的适用性。

三、斯图尔帕-萨缪尔森定理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

（一）理论预测

就劳动力和资本而言，中国属于劳力密集型国家，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拥有大量的非技术性劳动力，而资本相对稀缺。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根据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原理和赫克歇尔-俄林定理、斯图尔帕-萨缪尔森定理，我国应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将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更多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这就会使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提高，而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技术性工人的工资相对下降。这样看来的话，对外贸易应该会降低我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即贸易开放会缩小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二）实际情况

中国是一个二元经济国家，农业人口众多，土地相对贫乏，而城市经济中劳动力充裕、资本相对不足。是一个非技能劳动力较多，技能劳动力以及资本、土地较少的国家。依照这样的要素秉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中国会在自由贸易环境下出口非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人力资本、资本和土地密集型产品，197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大体上是符合这一格局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也日益拉大。从我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与收入分配的演变情况来看，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我国收入差距在扩大，与上述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1992年中国收入差距开始迅速扩大，而这一年正是贸易自由化进程加速的时期”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并且目前有接近危险值的倾向。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④，而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则称2006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的基尼系数在0.24-0.36之间⑤。可见分配不平等是中国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

（三）相关研究

基于国内外很多学者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主要有以下的观点：第一，中国的自由贸易加剧了贸易条件恶化，从而扩大了收入差距。东亚等国家的竞争，使得中国出口品价格上升受到抑制，而进口品出现技术升级因而价格较高，贸易条件的恶化，使得非技术劳动力的报酬下降，而技能劳动的报酬上升。第二，发达国家的“外包”行为增加了对技能劳动的需求，这也使得中国技术性劳动力与非技术性劳动的工资差别扩大。第三，中国开放的非均衡性导致了地区收入差距增大，中国对外开放主要着力于东部沿海地区，这就导致了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此外，很多研究认为，目前中国贸易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将会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有所改善，当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足够高时，对外开放会对降低中国收入差距起到积极作用。

（四）进一步分析

篇8

［关键词］ 国际贸易 多边贸易体制 区域贸易协定

中图分类号：F7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4－0015－06

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与多边贸易体制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乃至法学家热烈讨论的话题。梳理这方面的文献之后发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者，基本都是先入为主地以多边贸易体制为中心，从RTAs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和效应角度剖析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区域主义是多边主义的“垫脚石”（building blocks）或“绊脚石”（building blocks），“补充物”(supplement)或“替代物”(substitute)。

RTAs对多边贸易体制到究竞有利还是有弊，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同样至今也没有达成共识。在当前WTO多边贸易体制正处于举步维艰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应当对WTO多边贸易体制进行全方位多纬度的研究和解读，对多边贸易体制在新的千年回合里能否稳定发展及其未来走向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

既然从RTAs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角度分析无法得出合理的结论，不妨突破思维定势，撇开RTAs对GATT/WTO的影响暂且不谈，从人们淡忘甚至遗忘的角度切入，那就是“反弹琵琶”，分析多边贸易体制对RTAs的影响，或许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非歧视体制中的歧视

即将逝去的半个世纪，既是RTAs迅速繁衍的半个世纪，也是GATT及其继承者倡导的多边贸易体制空前开放的半个世纪。仔细分析二者一前一后的发展过程，着实令人吃惊。非歧视原则当之无愧地成为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而RTAs则具有与生俱来的歧视性。歧视性的RTAs在非歧视性的多边法律框架内奇迹般地存活并迅速繁衍，更不可思议的是大多数区域集团本身就是由GATT/WTO成员组成。

原GATT体系的中心目标，是消除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待遇，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GATT之后的WTO继承了这个目标，通过两个互有区别的非歧视性原则（Nondiscrimination Principle）――最惠国待遇（MostFavored Nation Treatment, MFN）和国民待遇原则（National Treatment, NT）来实现和保障国际贸易自由化。

非歧视原则是WTO的基石，也是现代国际贸易关系中最基本的原则。它是国际法上国家平等原则在国际贸易关系中的延伸。［1］它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2］：一方面是所谓的“外外无别”。它要求任何成员方在向其他成员方提供优惠或进行限制时，不能借此制造歧视待遇，不能因此而在不同成员方之间形成竞争机会的不均等。或者说，任何成员方的商品跨越某一个成员方的国境（当这个成员方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或关境（当这个成员方是一个独立的关税区）时，该成员方不得由于这些商品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对它们实施不同的待遇，即差别待遇。这就是最惠国待遇所体现的精神，目的是保证来自不同成员方的进口商品，在某个成员方的市场上，处于同等的、非歧视的竞争地位。另一方面，非歧视原则体现在所谓的“内外无别”上。它要求WTO的任何成员方在向进入国境或关境后，在其国内或境内市场上进行竞争的其他成员方商品提供优惠或进行限制时，不能在国内（或境内）商品、企业与国外（或境外）商品、企业之间形成差别待遇。或者说，任何成员方向其他成员方的商品、企业提供的待遇，不得“低于”国内（或境内）商品、企业享有的待遇。这就是国民待遇体现的精神，目的是保证进口商品与国内（或境内）产品、外来企业与国内（或境内）企业，处于同等的竞争地位：同本地企业和商品相比，外来的商品和企业处于不受歧视的地位。

非歧视原则的提出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任何形式的歧视必然导致更严重的歧视。虽然实行歧视性待遇可能给一些国家带来短时间内的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放任这种情势继续发展，所有国家将深受其害。［3］这便是GATT成员方无条件地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的理论基础，从而使得WTO下的最惠国待遇从双边走向了多边，实现了最惠国待遇的多边化，［4］而这也正是GATT/WTO保持持久旺盛生命力的法宝。

此外，从立法背景看，引进这一原则主要是深刻认识到世界经济集团化带来的关税歧视可能成为引发世界大战的主要因素。1929年美国颁布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实行高关税，引起了20世纪3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大泛滥，各国纷纷高筑关税壁垒、限制外国货物进口，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beggarthyneighbour），甚至连作为国际贸易基石的最惠国条款也被抛到九霄云外。这一时期世界各国奉行的以高关税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

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路易斯・亨金就曾指出：“在20世纪初期，人们目睹了自由放任的破产和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网络的不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保护主义措施和包括高关税的反措施盛行，货币贬值与对贸易控制，对国际经济的广泛和严重的损害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大萧条。这一深深的危机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克服’，但是，其教训难以忘却。”［5］

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贸易自由化为指导思想的GATT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了以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透明度原则等为核心内容的一整套国际贸易法律制度，通过谈判降低关税、扩大市场准入、排除一切关卡或贸易壁垒给正常贸易造成的扭曲，把各国对跨国货物流通的干预、限制减少到最低程度，从而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于是，《建立世贸组织马拉喀什宣言》中就将“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作为WTO的主要目标之一。非歧视原则蕴含在WTO协议的诸多条款中，非歧视原则的条文化使得该原则成为WTO成员方必须履行的明确的法定义务。［5］

WTO的精髓是规则，WTO规则的特点是“原则+例外”。区域贸易协定之所以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特别是在多边贸易体制领域，就是因为它与生俱来的歧视性，背离了“以规则为导向”的WTO所明确规定的法定义务，从而构成多边最惠国待遇的最重要的例外。

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的区域贸易一体化安排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欧共体的成立，现在几乎所有的WTO成员都加入了一个或多个RTAs［6］。RTAs本来是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而存在，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这种“例外”基本上成为了21世纪国际贸易的主要特色。［7］

既然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成为GATT的基石，成为非歧视原则的核心原则，那么区域贸易安排是如何成为最惠国待遇原则最重要的例外从而享受“特权”的呢？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1)政治现实。“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这句至理名言用在区域贸易协定身上再恰当不过。1947年GATT签署时，美英之间冲突的核心就是英国坚持的英联邦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 System）。这个区域贸易安排具有明显的歧视性，与美国极力推崇的GATT非歧视原则背道而驰。除此之外，世界上已经存在很多的区域集团，如1703年成立的苏格兰和英格兰政治经济联盟，1834年生效的日耳曼关税同盟和1944年达成1947年生效的比荷卢关税同盟等。如果GATT当时不允许有这样的例外规定，禁止缔约方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区域集团，那么将造成许多主要贸易大国如英、法、德等难以接受总协定。更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的统一成为美国当时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标。［8］众所周知，GATT在当时只是一个临时条款，面对世界经济中的大国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如果为了推进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而要求这些地区集团解散，最终的结果必然导致自身的死亡。作为妥协，缔约方全体在1947年GATT第1条中表达了对非歧视原则的坚定支持，同时在1947年GATT第24条中允许把帝国特惠制作为一个例外存在。当时各主要国家的政治动机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边贸易体制的大厦中遗留下不可拭去的历史遗迹――区域贸易协定。

(2)经济学理论提供合理性依据。1947年GATT第1条第2款的经济学理论根据在于关税同盟的贸易创造效应。雅各布・维纳在1950年出版的《关税同盟问题》（The Customs Union Issue）一书中指出，数个国家或地区在结成关税同盟后，由于取消了内部关税，成员之间的相互进口增加，生产成本减少，产生出资源分配效率提高和消费者福利增加的效应，这就是关税同盟的贸易创造效应。经济学家从关税同盟的经济理论方面对其合理性进行的探讨，为区域贸易协定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据此，GATT的起草者认为，虽然区域贸易集团具有歧视性，但一定程度上的歧视性将有助于促进贸易自由化，完全没有歧视的国际贸易是不可能存在的。而真正意义上（公开、透明非排他）的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也是与GATT非歧视原则相符合的，不会动摇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有助于促进国际贸易。

(3)区域集团以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形式出现，类似于一国家内消除省与省之间的商贸流通障碍的做法，其目的在于取消或废除成员间全部（或实质性部分的）贸易限制与壁垒，这与GATT宗旨和目标是一致的，不过范围、地域不同而已。［9］

对于最惠国待遇例外中RTAs的歧视性，学者们作了大量的讨论。有的专家认为，这些RTAs的歧视性会给整个多边贸易体制带来致命的破坏，因为它们从根本上破坏了多边贸易体制所提倡的自由贸易无歧视性。但也有的专家认为多边贸易体制对这种歧视性的RTAs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多边贸易体制也是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对原则的暂时背离并不会对整个体制造成根本性的影响。

2005年1月，WTO发表了以彼得・萨瑟兰为首的专家小组所作的咨询委员会报告――《WTO的未来》（即《萨瑟兰报告》）。该报告对RTAs对非歧视原则的侵蚀表示忧虑。报告指出，GAT在马拉喀什让位给WTO以前，非歧视性原则已经严重受损。在各种RTAs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最惠国待遇实际上已经不是WTO的原则，而是从“最惠国待遇”(Most Favored Nation)转变成了“最差国待遇”(Least Favored Nation)。

笔者认为，歧视性RTAs的存在，对于当时的多边贸易体制基本原则而言，确实是一种背离。但从理论上来看，这种背离是建立在利益协调和平衡的基础上，这在多边贸易体制中也正表现为各成员间权利的协调。也正是这种背离，可以暂时保护某些成员特定的利益，使得他们能够更好的融入整个多边贸易体制中，促进整个多边贸易体制健康发展。但对它的滥用在实际中是应该被严格禁止的，特别是它们不能成为某些缔约方保障其特定利益的工具，因为这会使得整个多边贸易体制陷入一片混乱。

多边贸易体制对RTAs的影响

从GATT的史料记载看，多边贸易体制自诞生起就开始了对RTAs的审议与监督工作。GATT创建之初面对业已存在的诸多因特殊政治关系、历史条件和地理因素遗留的区域集团与优惠贸易安排，从现实和妥善处理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角度出发，赋予了这类区域优惠贸易安排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例外的“祖父条款”地位（grandfather treatment）。GATT对待RTAs的这一原始做法，事实上使区域贸易安排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构成了最惠国待遇原则的最大例外，无形中对GATT/WTO多年来处理与RTAs的关系时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GATT/WTO通过“立法宽容”和“行政宽容”的两步宽容策略，给予RTAs自由发展的制度空间。

由于RTAs的天然歧视性，与多边贸易体制倡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显然有相抵触的一面，为了防止这种歧视性的RTAs泛滥，GATT缔约者通过第24条对RTAs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赋予合法的身份和地位。

GATT对RTAs在立法上的宽容主要体现在对GATT第24条“实质上所有贸易”、“总体上不得高于或严于”、“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临时协议的审议”以及“授权条款”等方面的模糊性规定上。对于这种原则、笼统和含糊的规定，有的法律专家认为，这是GATT一大失误，给后来对RTAs的审议工作带来了巨大障碍和困难，应予以彻底修正和改进。有的专家则认为，这是GATT在审时度势和充分认清历史与现实的情况下，对区域集团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法律宽容”，以便审议中掌握主动权，因而主张视情况需要可对有关审议程序加以改进。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和分歧，多边贸易体制基本上倾向于后一种看法。

GATT对RTAs在行政上的宽容则体现在对RTAs审议大多流于形式，不审而终。从对1957年成立欧洲共同体的《罗马条约》进行审议以来，几乎没有一次在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是否符合GATT规则方面达成过一致意见，也没有任何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被GATT/WTO否决过。1996年2月，WTO总理事会决定成立一个“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CRTA)，来专门负责审查向WTO发出了通知的各种RTAs，统一机构的建立克服了以前分别设立工作小组审查RTAs的做法所导致的分散、不系统、低效率的缺陷，WTO对区域经济组织的监督职能得到了集中和加强。但是对于如何解释WTO中所提到的对RTAs进行评定的条款，如何处理那些在RTAs中有所涉及而在WTO中尚未涉及的领域，如何处理WTO规则与现存RTAs规则的差异等问题，长期以来多边贸易体制内一直存在争议，也导致了CRTA对RTAs的审查很难有效地进行。

总之，多边贸易体制对RTAs约束和监管上的宽容某种程度上纵容了它们的扩张。

其次，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对RTAs乃至国际贸易秩序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法律保障，与此同时也成为促成RTAs的另一重要因素。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对这一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安全和可预见性的一个核心因素，是成员方维护自己依据WTO协议所享权益、纠正其他成员方违反协议义务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在处理区域经济组织相关问题时，亦应将其纳入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之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趋势已逐渐演变成为主要贸易集团间的相互竞争与对抗，WTO将其有效地纳入争端解决机制之中，避免其间毁灭性贸易冲突的升级而阻碍多边体系的发展。

GATT/WTO建立起专门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成员方之间的贸易争端。这种贸易争端发生的频率如此之高［10］，也使得该争端解决机制成为影响RTAs达成的另一重要因素。在一起正式的贸易争端中，“原告”通知GATT其反对“被告”的贸易措施，双方在双边的层面进行磋商，要求GATT/WTO指定的专家组成员独立地进行司法裁决。然而多边贸易组织却依赖“原告”一方独立实施专家组裁决。这样一来，如果争端当事国拥有显著的市场实力，它就很容易迫使另一方作出减让承诺或倚仗其雄厚的市场实力对另一方进行报复。而RTAs本身就拥有比单个成员方更强的市场实力，国家就可以通过加入区域组织而提升其在贸易争端中的实力。

而且，许多贸易争端都涉及到旨在提高在第三方市场竞争力的贸易政策，如出口补贴政策。一旦争端当事国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它就会寻求与第三国组建RTAs，作为争端解决程序的最后一搏。例如，阿根廷加入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原始动机是获得巴西小麦市场更优惠的市场准入。巴西是阿根廷主要的小麦出口国，而其在阿根廷的市场竞争力受到加拿大和美国出口补贴政策的威胁，针对该补贴政策阿根廷曾在GATT下提起争端，未果。在有些贸易争端中，一旦争端当事国达成一致，第三国同样也可能面临着来自争端当事国的歧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第三国宁愿与争端当事国任何一方组建区域贸易集团。这方面典型的范例就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于区域主义的热情高涨就是由于美国在GATT频频涉足贸易争端，特别是与欧共体之间官司不断。

总之，通过针对第三方的歧视性贸易政策和措施，RTAs使得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争端得以暂时解决。

再次，多边贸易体制使得RTAs部分地实现了“多边化”。

在RTAs的发展趋势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进步就是关税优惠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究其原因主要就是由于GATT通过多轮回合谈判大幅度地削减关税，最惠国待遇原则在多边层面全面推行。［11］“乌拉圭回合”谈判后WTO在有些问题上甚至制定了比区域集团更为严格的法纪，例如在农产品和反补贴措施方面的规则就超过了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在知识产权、技术壁垒和卫生检疫方面的规则，明显地把NAFTA等不少自由贸易区的有关规则“多边化”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协议》（TRIMs）在要求消除汽车部件国产含量的过渡期方面，比许多自由贸易区都要短，《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有些部门的承诺表也把某些自由贸易区这方面的歧视性给冲淡了。［12］

随着WTO多边贸易体制迈向贸易自由化步伐的加大，很可能把许多区域集团带歧视性的特惠制“融化”或使之在不同程度上多边化。［13］

最后，多边贸易体制自身的缺陷驱使成员方“另辟蹊径”，纷纷缔结RTAs。

作为一种新的全球贸易体制安排，WTO在体制职能和规则规范上较之GATT体制虽然有了许多改进和完善，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内在的缺陷。

第一，多边贸易体制缺乏强制约束力。从目前的情况看，WTO突出的危机是其约束力的缺失，以及这种缺失所导致的其权威性遭受侵蚀。［14］多边贸易体制缺乏约束机制导致美国等发达成员在世界贸易中推行侵略性单边主义贸易政策。WTO许多规则还很不明确，有的规则可行性差，甚至有些规则具有明显的偏袒性。这些缺陷往往被部分成员加以利用，成为实行歧视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

第二，WTO管辖范围过于拓宽，导致其不堪重负。发达国家一直主张把诸如环境保护和劳工保护的内容纳入WTO管辖范围，其用意在于用苛刻的环境保护和劳工保护标准来抵消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随着WTO谈判议题范围的增加以及国际贸易利益协调难度的加大，WTO在主导世界自由贸易体制方面越发显得力不从心。

第三，WTO自身运作机制缺陷注定其运行效率低下。［15］WTO决策机制和程序缺乏民主和透明度。WTO“协商一致”的表决机制反而使议题久拖不决，导致工作效率极其低下，对RTAs的审议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不了了之。WTO现已拥有152个成员，因而有必要建立一个代表机制。此外还要设计一种权利保障机制。

第四，WTO体制性失衡导致发展中成员“边缘化”倾向。［16］在国际经济法领域，由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把持世界经济发展主动权和经贸规则制定权的事实从未改变过，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多边贸易体制使得那些市场对外贸易最为开放的国家受益最多，而发展中国家乃至最不发达国家日益边缘化、边际化和化的倾向触目惊心。

总之，多边贸易体制在推进贸易自由化和维护公平贸易秩序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其所倡导的关税减让、透明度、非歧视等基本原则已深入人心，自由化趋势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但是，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存在诸多缺陷，随着会员国的增加，这种缺陷也更加明显，许多WTO成员“另辟蹊径”，通过缔结RTAs来规避多边贸易体制的管辖。

未来的前景

当前国际贸易舞台正上演着这样的剧情：一方面，WTO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广泛质疑，而另一方面区域间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却备受青睐，大有取而代之之势，某种意义上对已经成功运行半个世纪的多边贸易体制产生了严重冲击。

当前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区域一体化浪潮表明，未来国际贸易何去何从正面临着历史性抉择，人们不禁要问：在新世纪里，全球法治基础上的贸易自由化之路是否还行得通？以全球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WTO多边贸易体制及其法律制度是否还能得到尊重和维护？如何解决世界贸易法治的“碎片化”难题？WTO多边贸易体制及其法律制度应该作出怎样的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挑战？这些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GATT的成功实践和WTO成立十多年来所做的努力使人们相信多边贸易体制的存在是必要和有益的，应使WTO进一步发挥其多边贸易体制应有的作用。世界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全球化下的危机汇合，它提醒我们，世界需要的是一个更加包容、均衡和持久的，能造福于全体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的多边贸易体制，只有有效克服区域一体化带来的诸多负面问题，人类才能迎来新兴的全球化文明。

注释：

［1］曾令良.世界贸易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38

［2］陈德照.WTO的非歧视待遇原则.世界知识，2002(2)

［3］Gurzon G.多边商业外交：关贸总协定及其对国家商业政策和措施的影响.伦敦，1965：6768

［4］王贵国.世贸组织与最惠国待遇原则//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3：142

［5］Julia Ya Qin. Defining Nondiscrimination under the Law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Bosto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Fall, 2005

［6］WTO 152个成员中只有蒙古尚未加入任何RTAs，而蒙古也在考虑加入《曼谷协定》。

［7］Global trade: is regionalism kill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Ivey Business Journal Online,2005

［8］Minutes of a Meet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 Geneva Switzerland (July 2, 1947), in 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960 (1976)

［9］刘俊.区域贸易安排的法学进路.中信出版社，2004：123

［10］从1948年到1998年，共有600多起贸易争端诉诸GATT/WTO。

［11］Sampson G P. Compatibility of Regional and Multilateral Trading Agreements: Reforming the WTO Proces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86(2)：89

［12］刘敬东.论贸易自由化――多边贸易体制及其法律制度的基石.国际贸易，2007(4)

［13］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14］邓炜.从“多哈回合”中止看多边贸易体制的危机.经济经纬，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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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建设提出的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顺应了时代要求，可以加快各国经济发展，实现人文交流的愿望，是一个共同合作共同繁荣的新发展平台。丝绸之路始于古代中国，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中国从汉代将丝绸、瓷器、茶叶、冶铁、耕作等商品和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国外，同时带回国内没有的东西，正是这种互通有无的经贸联系和文化交流的存在，提高了沿线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丝绸之路”是一种从古到今要延续历史的精神，传承并提升古代文明，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在物质和文化更广泛的交流合作，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战略。我国自1979年开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38年间年均GDP增长9.7%，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6.4%。2009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的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2014年中国的经济总体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改革开放38年来，我国已经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从中等偏上的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的国家，根据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为了更好的发展，我国应重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资源。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在国际上，我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应该在国际事务和规则的制定上拥有相应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中国迈向国际事务决策处理平台的基础，更是中国发挥其影响力拥有世界发言权的平台。

二、“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

“一带一路”以推动实现区域内互通为重点，其中以中国对外投资为核心部分。因此，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未来一段时间的对外投资和试产开发应多以“一带一路”战略为核心和重点。过去时间里“一带一路”沿线上以来已经形成了很多区域的、多边的、双边的合作机制。各国之间经济文化合作理念已经形成，很多计划和建设已经处于进行中。“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是把已经形成的亚太经济合作推到更高的层次上。发挥其作用的本质是弄清战略背后存在的机遇与挑战。

①政府层面的相互合作。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家多，国家间的经济发展各异，文化不同，且利益诉诸存在差异。对于中国来说尽快制定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政府层面合作交流机制，能够更好的为中国外资投入和市场开拓奠定良好基础；②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应以为沿线国家改善基础设施为主，输出国内过剩产能，推动沿线国家经济一体化；③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倡议的疑虑。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意图是实现合作发展，共同受益。国际社会上少数人认为其是中国战略扩张的幌子，认为其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新的计划新的战略出台遇到质疑是常态，我们要做好一些示范工程，实现利益共享来验证一带一路的价值；④处理大国关系。美国曾大力推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PP和TTIP覆盖的内容与贸易自由化水平都远高于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规则，是一种以发达国家为基础的经济贸易合作体系。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被拒之门外，造成这些国家地缘经济。同时，美国不少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对美国亚太地区再平衡政策的抗衡，中国应多于其他国家达成共治，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打造”去美国化“的全球秩序。

三、 “一带一路”战略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一带一路”战略对于中国和沿线国家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对区域一体化产生的积极影响，可能发挥马歇尔计划对战后欧洲经济复苏和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但是，由于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以及中美利益诉诸的差别，二者之间都有本质区别。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多会面对资金短缺，发展停滞的问题。二他们的资源丰富市场需求大，恰与中国构成了良好的互补性，中国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也需要同其他国家一起发展互补的领域。因此，“一带一路”是中国同沿线国家L期共同发展目标，为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共繁荣起到促进作用。

而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美国对西欧的援助计划，前提是一项政治和安全战略，具有明显的排他性。马歇尔计划出台的背景是美苏围绕战后欧洲形成政治真空进行争夺的背景。由此可见，马歇尔计划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治和安全战略。

四、附录

1中国―东盟博览会。CHINA-ASEAN Exposition 简称CAEXPO。由中国前国务院总理倡议，由中国和东盟10国经贸主管部门及东盟秘书处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国家级、国际性经贸交流盛会，每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是中国境内由多国政府共办且长期在一地举办的展会之一。以展览为中心，同时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活动，搭建了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的平台。

2《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3购买力平价。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称PPP）由瑞典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卡塞尔提出。在经济学上，是一种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以对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合理比较。购买力平价汇率用于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差异，现行的货币汇率对于比较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会产生误导。

4顺差。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反映出来的贷方余额，即一国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对外经济往来的收入总额大于支出总额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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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ECFA特色；经贸发展；金融合作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6-0028-05

一、ECFA特色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是指在WTO允许的框架内，两岸间类似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合作协议。它是规范两岸之间经济合作活动的基本协议，旨在推动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化、制度化和自由化。

1、与FTA以及CEPA的不同。

ECFA是台湾与大陆比照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模式签署的经济合作协议，因而与一般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存在一定的差别。FTA是指独立关税主体之间以自愿结合的方式，就贸易自由化及其相关问题达成的协议。FTA签订之前，签订双方已经经过了大量的谈判和磋商，一旦协议正式签订，则大部分商品都开始进行自由贸易，在两至三年内双方就将大体处于自由贸易的状态。而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则是先商谈出一个框架或者目标，而不涉及自由贸易的具体实体部分以及互惠方式，除非随后的各项协定谈成签署，否则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就仍无踪影。

ECFA是参照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模式，双方逐步协商而非一步到位。双方先商签了一个总体的框架协议以及早期收获清单，之后在进一步协商的基础上就不同的货品、服务以及投资等具体项目分别签署协议，根据两岸的实际情况以及ECFA的实施效果循序渐进地开放市场，逐步推进两岸自由贸易区的形成。

2003年6月29日，香港与内地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如果仅从该协议与ECFA签订的主体来看.两者都是一国内部单独关税区域之间的一种特殊优惠贸易安排，又由于各签订方均为WTO成员，两协议在构建方面也必然受到WTO一篮子协议的影响。但两个协议的签订主体又不完全相同，CEPA是一个国家的不同行政机构代表不同的行政区域签订的文件，而ECFA的代表签署双方为海协会和海基会而非双方官方行政机构，回避了两岸之间敏感的政治问题。

从内容上来看，ECFA与CEPA最大的区别便是，在CEPA的协议中.内地更像是采取了单边开放的模式，其各阶段的补充协议每年都是由香港提出，内地接受。而在ECFA中海峡两岸则是双向开放，双方互相提出条件后，经过共同的协商与谈判最终达成共识。此外，CEPA在具体内容的安排上特别强调“原产地”的问题，而ECFA则更关注“早期收获计划”以及“争端解决机制”；在原则问题上，CEPA强调遵循“一国两制”的方针，而ECFA遵循的则是“平等协商、互利双赢、彼此照顾对方”的原则。总体上看，相比于CEPA，ECFA更像是自由贸易协定。

2、早期收获清单显示两岸各自义务不同。

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属于WTO的成员，而根据WTO的相关规定，一方给予另外一方的贸易优惠必须同时给予全体的WTO成员(自由贸易协定下的双边或多边安排除外，除外时间为10年)。相对于10年的时间窗口，目前的双边自由贸易安排便是“早期收获”。

通过对早期收获清单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在签订ECFA上的诚意以及该协议的与众不同。一般来说，两个经济体之间签订经济协议的最基本原则便是平等互利，但从该协议早期收获清单的数量和金额来看都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中国大陆作出了巨大的让步。根据相关规定，大陆将在两年内分三期将539项台湾产品的进口关税降为零。降税金额为138.4亿美元，约为2010年大陆对台湾商品进口额的11.96％。而同期台湾将267项大陆产品的进口关税降为零，降税金额为28.6亿美元，约为大陆2010年向台湾出口商品总额的9.64％。同时，大陆方面在早收清单中充分考虑并照顾到了台湾的中小企业、弱势产业以及农业.而台湾的农业市场却并未开放。

另外，据台湾“经济部”评估，国际上大多数自由贸易协议的早收清单金额一般只占出口贸易总额的3％到4％，但此次纳入台湾早收清单的产品，已经基本达到台湾出口到内地贸易额的12％。台湾官方认为，仅以早期收货清单中的货品贸易为例，台湾即可获得近300亿元新台币的总降税利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0.4个百分点。

ECFA在两岸的服务贸易开放方面也作出了承诺。作为两岸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第一阶段，在早收清单中安排了大陆对台湾开放会计、计算机及相关服务、银行、证券、保险等11个业别的服务业，多于台湾方面率先向大陆开放的会议、展览等9个业别的服务业，另外，大陆方面降低了台湾银行业进入大陆市场的门槛，并为台湾地区的银行在大陆设立营业性机构提供了6项便利措施。

二、ECFA对于两岸贸易平衡发展的影响

首先，有利于改变贸易发展的单向性和不平衡性。

近年来海峡两岸的进出口贸易额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两岸之间的经贸存在严重的单向性和不平衡性，台湾对大陆呈现出巨额的贸易顺差格局，且顺差倾向于长期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大陆对台湾基本完全开放而台湾却仍限制了大陆1377项工业产品和830项农产品的进口，形成了台湾产品进入大陆容易而大陆产品进入台湾困难的局面。

ECFA的签订将有效改善以上的状况，根据协议的相关规定，在大陆对台湾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同时，台湾也要逐渐降低乃至取消其对大陆产品进口的数量、种类，以及投资等方面的各种限制性条件。这将逐渐改善两岸间贸易严重失衡的现状，推动两岸贸易由单向向双向的转变，并推进两岸经贸的正常、平稳发展。

其次，有利于推动两岸贸易量的增加。

从两岸经贸量的相对数额来看，近些年来出现了不升反降的情况，特别是台湾对大陆的出口以及台湾产品在大陆市场上的占有情况等问题均不容乐观。近十年来，中国大陆与韩国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要快于与台湾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

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台湾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出现了问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发展及我国的人世、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协议以及中国大陆与香港和澳门CEPA的签订等，东亚与东南亚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区雏形逐渐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台湾由于其自身原因而被排除在外，因此与其竞争对手日本、韩国等相比.台湾产品在大陆市场会因为不能享受到同等的关税优惠等问题而导致相对成本上升进而竞争力下降，从而严重阻碍了两岸间贸易额的增长。

ECFA的签订将改变这一发展趋势，在该框架协议的相关规定中，无论是货物贸易早期收获清单的确

定，还是逐步减少或消除双方之间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都将有效推动两岸之间的贸易发展，促进双边贸易量的上升以及两岸经贸关系的稳定。例如，在关税降低后，大陆的台商企业可以通过将产品销回台湾以扩大销售和生产，同时又可以从台湾以较低的成本进口原材料和设备。

三、ECFA对于改善两岸投资关系的影响

由于政治等原因，海峡两岸之间的投资在30年来始终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即使在大陆与台湾先后加入WTO之后，台湾对大陆方面在岛内的投资以及台资企业到大陆的投资都仍有很多限制。相对而言，台商到大陆的投资则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且得到了多方的支持，截至2011年2月底，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83460个，实际利用台资523.5亿美元。但是就总体而言，台湾在大陆利用外资中的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大陆每年批准的台资项目以及实际使用的台资额均不断下降。

从投资的结构来看，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以生产性企业为主，服务业为辅，并高度集中于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制造业。目前，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前五大行业为电子零组件制造业、计算机、电机产品与光学制品制造业、电力设备制造业、塑料制品制造业。无论从投资的区域还是结构来看，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都过于集中，而同时大陆对台湾的投资又由于受到台湾方面的严格限制而举步维艰。

在ECFA签订之后，上述情况将可能得到改善，ECFA通过提供投资保障机制，减少相互投资的限制，提高相关规定的透明度等措施，一方面将使台湾放宽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将促进大陆企业到台湾的投资，这些都将有效改善两岸间投资现存的单向性问题，并为两岸投资今后的发展壮大提供保障。同时ECFA签订后，两岸在银行、证券、保险等11个服务业的开放。也将改变现在的台商投资过度集中于制造业的格局，而逐渐向服务业倾斜。

四、ECFA对于两岸金融合作的影响

1、为台资金融进人大陆创造有利条件。

长期以来，两岸的金融合作落后于贸易合作，存在着一种“大经贸小金融”的不平衡格局。到2009年底时，两岸的银行业务仍仅限于通汇、授信融资、汇兑等几种业务。而这仅有的几种业务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也要受到各种限制。就保险方面的合作而言，至今已有19年的历史，但台湾的保险公司仍只能以合资的模式在大陆经营业务。作为较早开展业务的证券业，由于台湾企业的股权结构以及管理模式等方面很难与大陆资本市场的标准相一致，因此真正能够在大陆的资本市场上融到资金的台资企业很少，更多的台资企业会选择到香港股市融资。

针对以上问题，ECFA中都有相应的解决措施，单从服务业早期收获计划看，大陆向台湾开放了银行、保险与证券期货业(见表1)。

以银行为例，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大陆对台资银行的开放条件要远远优于一般的外资，并且优惠于CEPA，如表1中的4、5条优惠措施均为台湾银行业所独享。

由此可见，ECFA的签订为台资银行进军大陆提供了大好机会。与陆资银行相比，台湾的银行业在消费金融、财富管理、产品创新、风险控制、服务中小企业以及优秀人才的培养上具有较大优势，尤其是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其相关部门的发展也更加完善。这都将有利于台资银行借助ECFA的推动作用打开大陆市场。

就台资银行到大陆的发展来看，其着眼点仍然是承做台资企业的生意。在大陆的台资企业绝大部分为中小企业，而台资银行对这些台商的财务状况以及偿债能力等方面较为了解，同时由于其文化认同的先天性优势，台资银行将容易争取到大陆的台商客户。这意味着在大陆的超过200万的台商都有可能成为台资银行的潜在客户。

除了向在大陆的台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外，台资银行打开大陆市场的突破口还可以选择为向大陆当地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以及成立乡镇银行，这将充分利用其自身在服务中小企业贷款和农村金融等方面的优势，同时也合理利用了大陆对于各种资金成立乡镇银行的鼓励政策。

2、大陆银行业面临的冲击和契机。

ECFA在为台资银行带来发展契机的同时也会使陆资银行面临一定的冲击。首先，台资银行进军大陆后将很容易争取到台商客户，这将导致陆资银行的客户流失，同时，台资银行借助ECFA的签订必将加快其在大陆的扩张，这对于在存贷款业务上凭借着规模、网点等因素而占有绝对优势的陆资银行来说，面临着业务被分流。其次，陆资银行的利润来源仍主要是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而台资银行在中间业务以及金融创新，尤其是财富管理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必将冲击陆资银行。再次，ECFA的签订使得台资银行在大陆设立分行更加容易，但根据国际监管分工。其分行主要由在台湾的母行监管，大陆无法对其进行有力的监控，这将导致风险识别、控制等方面的难度增加。

相对于大陆对台湾金融业方面的开放度.台湾在早期收获清单中的开放承诺仅限于银行业(陆行经许可在台湾设立代表人办事处满1年可申请在台湾设立分行)，可见台湾对于大陆金融业较多的进入设限尚难以体现“平等互利、合作双赢”的原则，因此，ECFA后续金融协商中应就此问题进行相应协调。

就目前来看，陆资银行到台投资的主要动因是考虑到台湾在消费金融以及财富管理人才方面的优势.面对大陆市场的巨大规模以及迅速的发展速度，同文同种的台湾培养出的优秀人才正是陆资银行所急需的，因此，ECFA的签订使陆资银行的发展与创新有了新的机遇。

当然，该协议中大陆对台湾在证券业以及保险业等方面的开放承诺也必将推动两岸金融的合作与交流，使其向更高的阶段、更深的层次发展。

3、基于ECFA的两岸金融合作路径思考。

2010年初，两岸金融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MOU)完成签署，这标志着两岸金融合作步人了实质性阶段。金融业是目前两岸经贸交流中唯一没有获得相互正常开放的领域，备忘录的签署化解了阻碍两岸银行业合作正常化和规范化的制度障碍，不仅为两岸银行业进入对方金融市场开展相应的金融业务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为双方监管机构建立制度性的对话机制，将银行业合作与开放纳入制度化管理体系作好了充分准备。从ECFA的签署内容可见，两岸金融合作发展尚有较大空间并有诸多合作路径可循，其中包括：

(1)加快引进台湾金融机构的设立或参股，拓展台湾金融资本的进入渠道和形式。

ECFA签署内容中，两岸金融服务业都开放承诺降低准入门槛，因此要积极履行早收清单中的金融业开放承诺。目前，大陆多家地方银行需要筹措大量资金和引进先进管理机制，以增资扩股或进行改制以提高竞争力。引导、鼓励台资银行参与大陆地方银行的增资扩股或改制，加强双方技术合作，有利于优化大陆地方银行的股权结构及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内部风险控制。同时，要鼓励台资金融机构在大陆沿海有关区域设立或参股农村金融机构，支持台资机构在

这些区域设立独资或参股合资的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公司、投资公司及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机构.以拓展台资进入大陆金融市场的渠道和形式，积极为台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2)扩大与台资银行的合作领域，积极开展中间业务，缓解台资企业融资难问题。

台资企业在大陆融资难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台资中小企业在大陆寻求融资支持时.因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而难以获得大陆金融机构的融资。首先可以通过双方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委托调查台资企业母公司的资信状况，实现授信业务信息互通与共享，以了解客户和降低风险。其次，通过扩大与台湾银行的分支机构或有台资背景的国内银行的合作，开展汇款、信用证、保函、单据托收、理财融资、信用卡等中间业务，向台资企业发放贷款或银团贷款的授信业务，以缓解台资企业融资难。再则，成立两岸信用担保公司、组建“台资企业贷款担保平台”。由于大陆担保公司设定的融资条件多与大陆银行雷同，台资企业在资产和信用上的先天缺陷导致其同样难以获得大陆担保公司的融资担保支持，而两岸信用担保机构则可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选择。2010年3月31日成立的专为台资企业服务的融资担保公司――和协海峡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为解决台资企业因缺少资产抵押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融资难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3)推动两岸银行间的直接通汇，稳步开展两岸离岸金融业务合作。

目前，约有50％左右的岛内银行与大陆的通汇只能是间接的，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兴业银行等银行的分支机构与台湾银行建立的直接通汇或业务也只是局限在外汇指定银行所设账户.且只限于贸易和非贸易项下。而且两岸结算业务均通过人民币和台币以外的可自由兑换货币进行，主要以美元为主，其兑换环节也由此造成资金到达速度和通汇成本方面的问题。因此，要进一步推动两岸银行间真正的直接通汇，减少汇兑环节，可以选择海峡经济区有条件有意愿的银行机构申请开立人民币、新台币离岸金融账户，该业务具有类似境内离岸金融账户的功能.且开办该项业务无审批限制。

(4)推动两岸分阶段建立两岸货币回流渠道和清算机制。

两岸货币清算由双方指定清算行进行清算，可免除中间转手程序和多道费用。清算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台湾民众享受人民币更优惠的汇率，也可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既有研究设想(郑航滨2011)：“两岸货币供应和回流渠道，先期可以通过第三地银行的间接清算模式为主；其后，两岸商业银行全面开办人民币和新台币的各项业务，交换支付指令并通过相互在对方清算银行或行开设的人民币和新台币的账户进行清算和平盘的直接清算模式；最终形成通畅安全的结算渠道和科学合理的计价结算机制。”

(5)推动两岸保险业的合作发展。

两岸金融合作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保险业的合作发展。大陆与台湾保险业具有良好的互补特点，大陆保险业起步较晚，市场成熟度低，但发展迅速，有着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台湾保险业起步较早，市场成熟度高，保险体系完善，经验与人才丰富。但由于台湾市场相对狭小，市场逐渐接近饱和，发展速度逐渐趋缓。

目前两岸保险业合作的主要形式仅是台湾保险业在大陆设立多处代表处，并与大陆建立合资保险公司，但是大陆方面尚无保险公司在台湾设立办事处。另外，台湾保险监管部门在保险资金投向方面，目前已准许台湾寿险公司可以将海外资产的10％投到大陆。两岸保险业合作尚存在明显的单向不对称性。

随着ECFA及《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金融合作监管备忘录》等一系列文件的签署和生效，阻碍两岸保险业合作的因素将大为减少，也表明两岸保险业合作获得了更多的发展契机，两岸保险业将迎来一个进一步融合发展的新局面。大陆保险企业、大陆资金需要在条件成熟时大量进入台湾保险市场，同时两岸可以在提升保险业的经营管理，包括如何进行保险业公司治理以及怎样建立保险市场自律规范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另外可以在有关试点区域内，依托当地资源，结合两岸业界成功经验，大力发展责任保险、科技保险、环境保险、养老保险、健康保险等当前社会发展急需的保险业务方面的合作，使保险业更深地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以更好地推动两岸金融与经济的共同发展。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