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的好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由贸易的好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东亚　自由贸易区　优劣势　途径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地区经济一体化，在世界经济三大板块西欧、北美、和东亚中，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相继成立，而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比较松散，作为实际经济三大重心的东亚地区其经济合作发展趋势如何？有哪些优势基础的障碍？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途径？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是建立自由贸易区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欧、北美建立了自己的区域经济集团，拉美地区也在大搞自由贸易区，而东亚的发展却相对缓慢，根据当今国际经济合作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可知，建立区域性的经济合作一般要步骤是：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全面的经济与政治同盟。按照东亚当前的经济状况应该是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是个不可逾越的阶段。

二、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优势分析

1.东亚各国在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产业之间有极强的互补性。中国、东盟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农业、矿产资源相对丰富；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而日本、韩国、东盟的劳动力相对不足，成本较高；在产业结构上存在明显阶梯性产业转移，根据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作为东亚地区经济最发达的日本，拥有大量的盈余资金和研发高新技术的能力，在机械电子和钢铁业有很强的优势，但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劣势较大；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特区拥有大量的中间技术，在机械电子、钢铁和纺织业也有比较优势;中国、印尼等国在制造业具有优势，但在机械电子等行业竞争力较弱。这表明东亚国家经济的合作互补性明显，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打下了客观经济基础。

2.东亚各国之间贸易依存度很高，这是建立区域性贸易集团的关键。目前，日本、韩国、东盟是中国第一、四、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是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日本、韩国、东盟也彼此是主要的贸易国。东亚国家密不可分的经济和贸易联系有利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3.东亚各国经济合作领域不断增强，东盟、“10+1”、“10+3”合作机制有很大发展，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三、东亚自由贸易区建立的障碍分析

1.东亚各国相互不信任和争夺经济合作领导权是自由贸易区建立的一大障碍。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实践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都面临这一个主导权问题，即以谁为核心来组建。东亚各国组建自由贸易区的战略目标不尽相同，中国希望借助东盟来提高与美国抗衡的能力；日本则希望确立自身在东亚的霸权地位；东盟希望借助中日韩三国提高与美国交往。正因为这样，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尽力必然会出现主导权问题，所以阻碍了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进程。

2.东亚地区整体经济实力不高，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依赖程度较高，阻碍了东亚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合作。

3.东亚国家在经历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虽有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东亚银行业不良债权仍未彻底清理，呆坏账数额惊人；金融改革步伐缓慢；同时美国经济放缓；东亚各国的经济实力大打折扣，投资与贸易自由化程度不进反退等。总之，从经济恢复的角度考虑，建立自由贸易区仍要有一段曲折之路。

4.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东亚国家中，既包括日本这样的人均GDP已经在33000美元以上的发达国家，也包括越南这样的人均GDP在350美元的国家；既包括初步实现现代化的“四小龙”，也包括正在处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还包括现代化进程未启动的国家。因为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对市场开放的承受能力不同，在关税和产业保护等方面的政策也不同，所以，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对东亚经济的进一步合作而言是一种现实的障碍。

5.东亚仍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民族、宗教、文化上的差距妨碍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

四、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途径选择

通过以上分析，在整个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难度很大，许多学者也提出了不同途径，我们认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有两个途径：

一是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三个自由贸易区整合再建立整个东亚自由贸易区，即三个“10+1”模式，形成以东盟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区。

日本受中国影响，积极谋求在中国前面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与东盟在2002年11月签署了《日本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03年10月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同时韩国与东盟也于2005年12月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框架协议。

二是“10+3机制”，即东北亚国家在三个“10+1”的基础上再实现东北亚的自由贸易区。从东亚各国经济互补性来看，中国和东盟大多数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其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而日本和韩国属于发达国家，其比较优势在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如果在东亚地区实现贸易自由化，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中日韩和东盟国家的优势互补，利用日、韩两国的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中国可以更好地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日本、韩国也在“10+3”自由贸易区中获益，而且获益程度远远超过三个“10+1”自由贸易区的情况。“10+3”自由贸易区会使得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进入自由贸易区的实质性合作，从而使日韩两国获得比三个“10+1”更多的好处。从东盟国家来看，“10+3”也会使得所有东盟国家的福利水平高于最惠国条件。然而，与东盟充当东亚区域贸易合作领导轴心的三个“10+1”相比，“10+3”条件下中日韩三国的合作会削弱东盟作为轴心所获得的一些好处。

参考文献:

[1]凌江怀董春柳: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动因、可行性及模式分析，《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2]安雪梅阙哲云:东亚新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与模式，《经济论坛》,2004（5）

篇2

中国在加入WTO的十年中除了履行义务和享受更大的市场外，也更多体会到享受更大市场是有代价的。WTO自由贸易框架除了贸易救济措施在实践中构成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外，主要贸易伙伴通过自由贸易协议重新划分市场并因此减少了中国在WTO框架下的机会。他国自由贸易协议或减损中国在wTO中的利益

在过去的十年中，欧盟和美国等WTO成员国通过自由贸易协议在WTO框架外进行贸易和产业布局。欧盟和美国等WTO成员国的自由贸易协议有相当部分是在多哈回合后启动或达成的，欧盟和美国除了与一些发达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相互清除贸易壁垒外，更多的是通过自由贸易协议把发展中国家作为自己的市场和工厂。欧盟和美国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协议得以跳出WTO框架建立自己的贸易通道和市场。

自由贸易协议国可以对非协议国背离WTO最为基础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使中国在欧盟和美国的自由贸易区域内只能获得次优待遇。WTO规则可以分成两部分，市场准入和贸易摩擦。市场准人包括货物的关税降低、服务的市场准入、取消非关税壁垒等，贸易摩擦包括贸易救济和争端解决。自由贸易协议在市场准入方面跳出WTO范围，在协议国之间建立更优的市场准入，非协议国在自由贸易区只能享受到WTO建立的市场准入，这是低于协议国间更优待遇的次优待遇。解决次优待遇的出路是建立自己的自由贸易区，这包括与欧盟和美国的协议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在过去十年中也作出了这样的努力。

随着自由贸易区的逐渐布局，WTO沦为欧盟和美国解决贸易摩擦的工具，欧盟和美国在WTO框架下对中国进行限制。为了确保自由贸易协议给协议国相互之间带来的利益，协议国更显示了排外性，它们需要把即便是具有比较优势的非协议国赶出自由贸易区市场。此时，具有成本优势的中国产品自然就成为驱逐焦点。欧盟和美国在掏空WTO规则中的市场准入内容后，就利用对它们来说仅存的WTO贸易救济和争端解决工具来对付非协议国，中国在过去十年中遭受的贸易救济和摩擦已让我们对这点看得很清楚。

多边的时机在于自由贸易区的回归和适时的多边努力

多边谈判在未来的贸易自由化道路中将具有重要作用，中国需要适时抓住入世后一个真正的多边机会。自由贸易协议的发展使WTO根本性的最惠国和国民待遇降到低于自由贸易协议内部待遇，同时会否定非协议国的比较优势并阻碍规模经济的实现。只有当WTO次优待遇接近或超越自由贸易区最优待遇时，自由贸易协议才会失去存在的利益基础，协议国才会回归多边贸易自由化体系。而在未来双边与多边的较量中，当更多的双边协议相互交织而减损了单个双边协议的好处时，WTO成员国又会内生重新重视多边谈判的需要，这将是中国在加入WTO后需要抓住的一个多边机会。

未来的多边谈判会与多哈回合实质不同。自由贸易协议的发展使成员国对WTO多哈谈判的兴趣降到低点，这是因为协议国通过自由贸易协议获得了更低的关税，降低了倾销和补贴的可能性，并开辟了多哈回合无法触及的竞争、投资、政府采购等问题。解决多哈回合的僵局，需要等待未来双边回归多边的时机，再由多边积极作为。也就是说，当未来自由贸易协议发展到相互竞争抵消而瓦解并最终回归多边道路时，多边就可得以修复并进展，这就如同GATS第XIX条第4款有关逐步自由化所期待的道路那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协议中已经包括了竞争、投资、政府采购等领域的问题，说明这些问题不是不可谈，今后的多边谈判不仅要在传统的关税降低等市场准入问题上有所作为，还需要增加对这些新问题的谈判。目前，自由贸易协议对竞争、投资、政府采购等内容的构建还不完善，可以说是打开了合作大门，但具体内容尚未确定。如果未来的多边谈判能先触及这些领域的具体问题，则可进一步降低自由贸易协议的吸引力。

未来的多边回合在新议题上的进展，会对中国的产业和体制带来压力和动力。实现比较优势除了需要体现市场准入的贸易自由化外，还需要合理的市场竞争。2016年底，随着所谓非市场经济地位概念的失效，中国将获得体现最惠国待遇的市场准入和市场竞争机会。而当未来WTO进展到多边竞争规则时，困绕中国企业的反倾销问题将被削弱或剔除，中国也将需要审视内部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律之间的冲突以及外贸法如何有效实施的问题。同时，未来的多边竞争规则会使不具竞争力的国内相关行业失去反倾销的保护屏障，尤其对于因国内体制问题导致缺乏竞争力的行业来说，多边竞争规则会不可避免带来撼动国内体制的压力。此外，在多边投资问题上，中国需要避免再次成为别国的工厂和市场；而政府采购问题是对政府财政权利的限制，使政府不能用国产来替代进口，中国则需要避免完全成为别国的市场。

在过去的-I-~a中，WTO争端解决机制给予了中国希望，中国在未来仍将依赖其以获得公正待遇。WTO规则中没有对市场经济地位给出判断标准，而是由成员国在其国内法中予以确定，这实质是成员国单边对中国设定义务。中国通过在WTO申诉，已经成功制止欧盟对中国的不正当反倾销措施。在中国被诉的稀土案中，中国的败诉无论是源自中国签订WTO协议时的问题，还是因为专家小组对规则的解释，导致中国无法使用例外条款和无法类比澳大利亚类似的贸易限制措施，中国未来仍将依赖WTO争端解决机制来主张利益。

迎接多边需要继续保持在双边谈判和国内法制建设上的努力

过去十年，在成员国进行的自由贸易协议博弈中，中国也建立了自己的自由贸易区。在对未来多边体系的期待中，中国仍需要继续务实推进双边贸易谈判。多边的好处是可以实现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而多哈回合启动的多边谈判，其真正进展需要等待未来的时机。在等待多边时，为了避免在WTO中只享受到次优待遇，中国仍然需要双边努力，甚至是在新领域的谈判。例如中国与美国近期在竞争领域达成备忘来寻求双边在反垄断领域的合作。

未来继续自由贸易协议的努力对中国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公正的贸易救济措施。对于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中国通过双边谈判已经取得了大多数WTO成员国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但是，只有双边谈判中承认并不牢靠。例如，阿根廷2004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宣布不会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采取任何歧视性措施，但后来违背了承诺，在反倾销中对中国产品采用第三国的替代价格。再如，东盟十国2004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在以后别国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中，东盟成员国被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替代国并予以合作。比如，2011年5月，欧盟对中国三聚氢胺反倾销措施中以印尼为替代国，印尼企业与欧盟调查机构合作时并不考虑印尼对中国的承诺。对于不公正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中国一方面可以尝试依据((WTO协议》第x条和GATT第30条有关修改规则的条款，通过三分之二多数来获得对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修正，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协议来巩固一些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

篇3

关键词：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启示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8-0041-05

新加坡是著名的自由港，对外贸易是其生命线。新加坡一直是WTO多边贸易体系以及区域合作的积极推动者。近几年来，新加坡已经变成寻求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最活跃的国家。新加坡已经与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美国、韩国、印度、巴拿马、约旦以及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签署了双边FTA协定且已经全部生效。而新加坡还在谋求建立更加广泛的FTA网络，与加拿大、墨西哥、秘鲁、巴基斯坦和中国建立正式双边FTA的谈判仍在进行中。

一、新加坡实施双边自由贸易战略的原因分析

新加坡实施自由贸易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容量有限离不开对外贸易、需要保持自由港等内部原因，也存在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受阻、APEC以及东盟自由贸易区举步不前、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反思等外部原因。

(一)内部原因

1.自然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容量有限，粮食主要依靠进口。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出口，由新加坡岛及附近约60个小岛组成，其中新加坡岛面积为647.5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91.6%，2006年6月31日总人口为448万。[1]新加坡几乎没有什么自然资源，狭小的国土面积无论从效益上还是从规模上，从事农业都已经过时，农林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0.2%左右，主要是家禽饲养和水产业，而粮食全部靠进口。尽管新加坡的人均GDP在2006年达到39599美元，但是受人口规模的限制，市场的发展空间有限。要确保新加坡的经济安全，只有建立良好而可靠的双边或者多边经济关系。

2.新加坡一直采取贸易立国的政策，依靠出口替代战略实现经济腾飞。新加坡独立后，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此间GDP增长率达到8.6%，第二产业在1965年上升到24%。[2]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马来西亚共同市场”设想的失败，1966年英国提前从新加坡军事基地撤军，以及1973年的“石油危机”，都曾经对严重依赖进口的新加坡带来不小的冲击，严重影响到新加坡的经济和就业机会。面对新的严峻形势，新加坡及时转变了政策，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开始了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制造业和对外贸易开始成为新加坡经济的两大支柱。80年代中期之后，新加坡强调地区的作用，推进经济重组。1985年8月发表的《中期经济报告书》以及1986年发表《经济报告书》提出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向，优先发展在国际通讯、贸易、金融以及咨询方面的服务业，以便使得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区域中心，并在建立区域中心的基础上，使新加坡最终成为国际服务的输出国。[3]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加坡政府又推出了《经济策略计划书》，主要内容是力争用10年左右的时间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亚洲的贸易中心。由此可见，新加坡的经济腾飞离不开对外贸易，只有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地位，才是确保经济安全的稳妥策略。

3.新加坡发展过程中跨国公司以及外资的作用显著。在新加坡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FDI的作用十分明显，属于典型的外资主导性工业。[4]1975-1985年间，外资企业占新加坡企业总数的23.1%、工人数占54.6%、产出占72.9%、附加值占65.1%、直接出口占84.2%、资本投资占67.2%。[5]新加坡在出口导向上的增长也几乎完全依靠外来跨国公司。在70年代中期，制造品出口汇总外企占了4/5；到1986年，新加坡仍然只是一个制造生产基地，产品在海外设计而在新加坡工厂的生产线生产；1990年，在新加坡前20%的重要职位中，有40%的重要决策人不是新加坡人。[6]可以说外资和跨国公司是支撑新加坡经济腾飞的重要力量，而为外资和跨国公司创造一个良好的贸易与投资环境，也是新加坡政府必须努力做好的工作。

4.自由港是新加坡经济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新加坡具有优良的地理位置，是世界重要转口港，新加坡港的年吞吐量居世界的3位，仅次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日本的横滨，1998年的货物吞吐量为3.123亿吨，平均近处港口船只达4-5万艘，使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7]有500多条航线连接世界700多个港口；同时又是联系亚、欧、非、大洋洲的航空中心。新加坡航空公司同世界60多家航空公司建立了联系，每周有近3000个班次起落。自由港地位使得新加坡的服务业一直占据新加坡GDP的70%左右，是新加坡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保持自由港地位以及更有效发挥自由港功能，也是新加坡努力的首要任务。

(二)外部原因

1.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受阻使双边自由贸易迅速发展起来。WTO的多边自由贸易进展甚缓。1999年在西雅图举行的WTO新一轮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进展，使得全球化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谈判未形成统一的框架。对于WTO这个多边贸易体制，新加坡一直寄予很大的希望。《新加坡经济年鉴1999》上就论述到：“新加坡在新一轮WTO上谈判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要确保更进一步的自由化，以实现：(1)在服务以及工业产品上的自由化；(2)加快贸易便利化上的工作；(3)建立一个有利于国际电子商务的国际环境；(4)各国对政府采购的承诺。尽管西雅图部长会议未能发起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但是新加坡仍将继续努力以恢复在日内瓦的谈判。”[8]

此外，各国在多边贸易政策上没有共同的利益。各国内部都存在因自由贸易而或多或少受损的利益集团，他们反对全球自由贸易。相对于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而言，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达成和实施都相对容易得多，因此众多国家开始转向双边的自由贸易区。1995年后向WTO申报备案的地区以及双边贸易协定就有近120个。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也追求双边的和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以作为推进全球自由贸易战略的补充。”[9]

2.东盟的自由化进程缓慢使新加坡加快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步伐。东盟由于种种原因，进展甚缓，也让新加坡失去了耐心。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罗林达在《新加坡的RTA战略》中就指出：“东盟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区域自由贸易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东盟国家中就存在着阻碍该目标的几个复杂因素：各国经济规模以及资源禀赋的多样性、发展水平的阶梯性、贸易政策的不对称性等。”[10]东盟自由化进程的缓慢，是靠外贸为生命的新加坡转向区外FTA的重要原因。东盟10个成员国，只有新加坡和文莱为高收入国家，其他基本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而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有利，而对相对较弱的一些国家则可能一时弊大于利。所以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注: 东盟6个原始发起国在1993年同意创建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建立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在1995年，他们对在关税上先前达成的减让缩短实施的时间（从15年缩短到10年），承诺扩大协定的内容，将不仅包括日常用品业和制造业，而且包括服务业、知识产权、投资以及非关税壁垒。在1998年，他们同意加速降低关税率，将关税率降低到5%，并且设立到2003年在制造业商品上实现零关税（在发起国间）。这些目标都是建立在1997年的优惠贸易协定上，该优惠贸易协定对区域内的基本日用品提供优惠关税率。)的设想虽早在1992年就已提出，但多年来一直进展得很缓慢。AFTA协议原定于2003年正式生效，但是东盟自由贸易区委员会就决定根据各成员国的实际情况，调整有关税率，推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时间表。

另外，由于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东盟成员国面临的实际困难，东盟国家又决定将原先制定的在2002年内将老成员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菲律宾、文莱)间绝大多数加工商品关税税率降至5%以下的期限推迟一年。目前，只有新加坡和文莱能够达到原先的减税目标。根据东盟2002年公布的数字显示，越南将推迟至2003年，老挝和缅甸为2005年，而柬埔寨最晚，它的期限是2007年。而未加工的农产品关税，原东盟六国于2003年降至5%以下，越南的时限是2006年，老挝和缅甸是2008年，柬埔寨则是2010年。根据东盟的关税减让计划，东盟六个老成员国将在2010年率先实行关税互免，到2015年所有成员国将实现贸易自由化，2020年东盟将完全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利用自己自由港地位，关税水平都相对较低的优势，开始独自发力，追寻缔结双边的FTA。

3.地区性经济危机也促使新加坡更加重视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性。20世纪末期发生的一系列地区性经济危机，特别是1997年爆发的东亚经济危机，使全世界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的时代，地区性经济危机尽管能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但是在临近国家之间的危机蔓延与相互影响甚为强烈。因此，加强地区内合作不仅有助于防范新的危机，而且也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新加坡积极地与地域上邻近的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4.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产生的“示范效应”坚定了新加坡实施FTA的信心和决心。目前已有的地区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大多对参与国的经济等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对未形成或未参与自由贸易区的国家产生了很大的示范效应，激发了很多国家重视地区或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工作，也刺激了新加坡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进行双边的自由贸易谈判和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工作。

二、新加坡实施自由贸易战略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及实施策略

(一)新加坡实施自由贸易战略的指导思想

自由开放以及对外贸易对新加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新加坡前内阁总理李光耀说过：“新加坡的经济是自由开放的，对外贸易是我们的经济命脉。”[11]正是如此，新加坡的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努力实现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市场来确保新加坡的贸易利益。”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新加坡现在实行三大战略并进的思路。第一，积极推进WTO多边贸易体制的进程。WTO为发展多边贸易提供了稳固的框架，能以最小的阻碍实行货物和贸易的自由流动。第二，积极寻求区域的贸易合作。新加坡是APEC以及ASEAN的创始国之一，认为区域的经济合作能够促进多边贸易体系的自由化进程。第三，谋求双边的FTA，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FTA网络(注：在FTA的建立上还存在“先行之利”的好处，即“中心―条幅”。处于FTA中心的国家，可以更低的价格选择从处于“条幅”的国家进口所需的工业原料和中间产品，从而对处于“条幅”的国家保持成本优势。)。

在美国倡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下，新加坡积极响应而充分利用自由贸易的好处而实现经济的腾飞；在区域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新加坡转而将精力集中在区域合作的发展上，创建APEC以及东盟自由贸易区；而当APEC以及AFTA举步不前、新地区主义下的双边FTA浪潮席卷时，新加坡马上进行FTA网络的建立工作。但是，新加坡在追求FTA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对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合作的追求，只是现阶段新加坡对双边FTA的热情极为高涨，已经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双边FTA网络的建立上来。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二)新加坡双边自由贸易策略的目标及实施策略

新加坡的FTA战略是其对外贸易战略中的一部分。新加坡FTA战略的目标是通过积极的努力和谋划，以图建立一个以新加坡为中心的FTA网络。该网络地跨亚洲、大洋洲、美洲、欧洲四大洲，涉及到世界上最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实现上述目标，新加坡实施双边FTA战略，在路径和策略采取以下对策。

1.谈判对象的选择策略。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进行选择。新加坡最早与新西兰开始，然后与日本、澳大利亚、美国、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签署双边FTA，遵循的就是这个原则。

2.地域对象的选择。由近及远，覆盖了全球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地区，包括了发达和不发达国家。新加坡首先从地理邻近的国家开始，然后将FTA的网络向纵深发展。从临近国家开始的好处，是由于相同文化氛围以及共识，容易产生认同感，从而能相对容易的达成协定。而一旦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包括对谈判的经验、时间内容的把握具有火候之后，就扩大目标，建立跨洲跨洋的FTA。而“骨牌效应”也为新加坡与对象国谈判起到促进作用。

3.合作对象的选择。一是新加坡已经签订的和想要签订FTA的国家，基本上是其主要的进出口市场或者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美国、日本、中国等等都是位于其10大贸易伙伴国的前列，澳大利亚以及韩国也都是其主要的贸易伙伴。二是向更加大的贸易区或者贸易市场靠拢。新加坡向美国、日本、中国靠拢目的自然是看重他们的大市场，同样与印度FTA也是看重印度这个潜在的大市场。而新加坡积极地寻求与加拿大、墨西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目的也再明显不过，是为进入NAFTA这个大贸易区。三是利用已有的FTA网络，迅速扩展。由于自由贸易去的成员国越多，利益也就越大，因此利用已有的FTA迅速扩大双边FTA的数量，就是一个简单实用的办法。新加坡与澳大利亚的FTA能快速签订，明显是利用了已经存在的澳新协定；与加拿大、墨西哥谈判同样是看中了两国与美国有着NAFTA的缘故；而与约旦缔结FTA就是因为约旦与美国已经先签订了双边FTA。四是选择已经建立起FTA网络的国家，利用其已经建立FTA的经验，同时利用其FTA网络。新加坡最先选择与新西兰建立FTA，除了地域以及两国都是小国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看重新西兰已经与澳大利亚签订了协定的经历。而新加坡与墨西哥在1999年就开始了意向交流，一方面的原因也是看重其覆盖了30多个国家的FTA网络。五是树立样板，寻找突破口。新加坡寻找约旦，是为进入中东的市场做跳板；新加坡寻找巴拿马，同样是为打入中美洲；而与秘鲁的FTA谈判，也能在南美树立起样板。而新加坡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FTA的建立，为进入欧盟这个大市场起到了一定的样板作用。

4.内容的涵盖。FTA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并且是越后签署的FTA，内容就越广。新加坡所签订的FTA，不仅包括了传统FTA的内容和项目，包涵了广泛的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竞争政策、人员流动等内容，而且包括环境以及劳工等非贸易领域内容内，并且这些FTA在关税减让、开放服务贸易的承诺上都大大超出在WTO所做的承诺。

5.由双边FTA向多边FTA发展。新加坡与新西兰、澳大利亚的分辨签署双边FTA后，已经开始酝酿三方的FTA，以实现融合。新加坡与美国的FTA签署建立之后，与加拿大、墨西哥的谈判就一直在考虑与NAFTA接轨的事情。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与智利还有望成立太平洋5国的FTA(P5-FTA)。而新加坡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FTA本身就是一个多边的FTA。新加坡从双边的FTA出发，通过FTA网络的相互交织，从而建立起更大区域的多边FTA。

6.体现区域平衡、大国平衡的外交策略。2003年6月，吴作栋在赴美签署‘美-新自由贸易协定’时，再次强调李光耀曾经提出的拉美国参与东南亚事务的观点。在他看来，搞大国平衡外交是保护新加坡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12]新加坡的双边FTA遍及亚洲、欧洲、美洲、大洋州，2004年还曾经与埃及有过接触，准备将FTA网络伸向非洲，尽管后来没有进展，但是新加坡的这种意向恰好说明了区域平衡的外交战略考虑。

三、新加坡自由贸易策略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GDP增长率从2003年的2.0%一跃上升到2004年12.8%、2005年的7.0%、2006年的8.1%，其所建立的FTA网络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3]如前所述，双边FTA策略确实给新加坡带来了众多的好处，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甚至在保护国家政治安全上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为WTO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中的一员，我国目前也同样是面对着WTO多边谈判止步不前、APEC无所作为、FTA层出不穷等国际环境的挑战，如果我国在建立自己的FTA网络上不采取积极的态度，长远来看，我国在这方面的战略劣势就会日益明显。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国也应把FTA战略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来认识。

新加坡的国情与我国有着很大的差别，这就决定着两国的战略目标有着根本的区别。新加坡的FTA战略目标主要是：确保外部市场，加强同主要贸易伙伴的联系，从而确保其经济安全。而我国在FTA的战略目标，笔者认为，主要还是推动我国的经济改革。例如，我国与东盟缔结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但是中国与东盟各自都存在贸易和投资障碍，要真正建立自由贸易区，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因此从签署协议到计划实现保留了8年的过渡时间。[14]保留8年过渡时间的目的就是为各自内部的经济改革留下适当的时间，而不宜操之过急。

尽管新加坡只是一个城市国家，其国情与我国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是新加坡的FTA战略对我国还是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谈判对象的选择策略上，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进行挑选。新加坡最早与新西兰开始，再到日本、澳大利亚、美国，遵循的就是这个原则。因此我国在随后的FTA对象选择策略上，应当进行借鉴。

第二，尽量选择已经有着FTA网络的国家，以便利用其已经建立起来的网络，为加速建立自己的FTA网络打下良好的基础。新加坡寻求与新西兰、美国、墨西哥、智利等建立或计划建立FTA就是有着这样的一个目的在内。此外，与这些国家建立FTA后，我国企业可以在我国的FTA伙伴国投资建厂，利用其FTA网络生产产品。

第三，新地区主义的一个特点是一个小国或几个小国与一个大国的联合，新加坡FTA战略的一个特点就是与大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进行缔结。我国的情况与新加坡相反，因此可以反其道，与一些小国进行FTA的缔结。这种方法的好处类似于美国与新加坡，可以迅速缔结FTA，从而建立自己的FTA网络。由于我国与美国的国情也不一样，因此在与小国(如新加坡)进行FTA谈判时，还要考虑关税让步的空间以及过渡的时间问题。

第四，考虑建立跨区的FTA，选择东亚以外甚至APEC成员以外的国家进行谈判。新地区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跨洲跨洋的FTA多，而新加坡的FTA战略就有一个区域平衡的特点，这个特点也可以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将眼光放在全球，用全球的战略来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双边FTA的建立。从这种情况考虑，我国可以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部分中亚国家、非洲、拉美国家进行双边FTA的谈判。

第五，在谈判策略上，新加坡尽管已经是一个高度的自由港，但是在FTA谈判中还是主动就某些领域让步，以示诚意，从而尽快达成协议。例如，新加坡与日本的FTA谈判中，在关税很低的情况下又取消了4种药酒的关税；与美国的FTA谈判中，打破10年禁例而允许美国的特种口香糖进口。由于我国的平均关税率还很高，我国必须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战略，在某些方面主动让步，以达成协议。

第六，新加坡是个自由港，而我国的香港和澳门特区也都是自由港，我国应当鼓励和支持香港和澳门学习新加坡的经验，加速与不同国家和区域经济集团的FTA谈判，从而充分发挥香港和澳门的作用。特别是香港，各种情况与新加坡相似，在双边FTA的建立上完全可以走在大陆的前面。如果香港和澳门能在双边FTA上取得实质性对进展，一方面，对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香港)，缓解目前经济上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能在战略上缓解大陆目前的孤立状况，增大我国中央政府的回旋余地。

简言之，我国应当充分重视FTA战略的建立工作，在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同时，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着手建立自己的FTA网络。这不仅能促进国内经济的改革，避免FTA网络少而给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能增大我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以及WTO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中的实力。此外，我国是东亚区域合作的积极倡导者，而东亚经济合作比建立双边的FTA难度要大。我国可以考虑用自己的FTA网络来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进程。特别对于中日韩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我国建立自己的FTA网络不仅在经济安全上，而且在政治安全上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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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1从国际贸易政策的历史演变看贸易政策的保护性

世界范围国际贸易政策演变一般分为5个阶段：

(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主要4点：一是在GATT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二是历史上尽管若干次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占主导地位；三是保护性是贯穿国际贸易政策历史演变的一条“红线”，即使历史上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四是20世纪50年代倡导自由贸易，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2002年3月，美国对钢铁启动201条款，对来自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的钢材进口征收关税最高达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对保护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解释

2.1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

徐建斌、尹翔硕在“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和自由贸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的有效性。并用扩展后的李嘉图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现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1]。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也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GATT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纠正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说明了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但是，为什么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呢？

2.2国家内部各行业因自由贸易带来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贸易保护的又一压力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以美国的钢铁产业为例。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自由贸易中其得到的利益应该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贸易利益。那么为什么美国布什政府还要挥舞201条款的大棒，不惜引发一场世界性的钢铁大战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各行业在自由贸易体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门是负的利益。资料显示，由于在自由贸易下的国际钢铁供应商的竞争，1990～1999年，美国钢铁制造工业每年有大约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国总共有18家钢铁公司破产，有23500多工人失业[2]。按照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说和要素禀赋论，像美国之类资本量较多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然后进行交换，以获取国际分工的好处。现在的问题出在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考虑，既要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又要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使这些产品的生产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熊掌与鱼都要。毕竟美国的钢铁业曾经是他的支柱产业，并有60万的钢铁工人，将他们转变到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去就业，是需要时间、非常困难的。出于国内政治压力，布什政府权衡各方利弊，最终决定启用201条款提高关税。可见贸易利益对国内各行业的不同影响也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2.3贸易政策国际协调不能改变贸易政策的保护性质

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促进了贸易政策的国际趋同化。自二战以来，双边贸易政策的协调，区域性的政策协调，尤其是致力于国际贸易体制的多边贸易政策的协调，使各国贸易政策趋于统一，体现了全球经济关系的秩序化，给各参加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无论是哪种协调，贸易政策的本质始终具有保护性，即贸易政策的目的——保护本国市场，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市场，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改善，积累资本或资金，维护本国对外的经济、政治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就拿WTO这一多边贸易的最高成就来说，仍然改变不了各个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

(1)自由贸易是个谎言WTO规则的制定，形式上是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回合(MTN)的协商产生，实质上依据国家贸易实力决定分量，由于历史原因和贸易实力，基本上是美国一手把持。贸易谈判（贸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贸易保护）才是贸易谈判的实质。

(2)WTO的例外条款和规则，为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据由于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围内保护本国利益，同时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国利益。因此，国家贸易政策的目的（在没有一个足够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的约束条件下），决定了这种例外条款和规则就会必然成为贸易保护的依据。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开的高度保护的行业农业、纺织业，便是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保护产业。但这些产业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发达国家中相对比较劣势的产业。

3WTO条件下国家贸易政策保护性的表现

3.1“公开型”的贸易保护

“公开型”的贸易保护，是指在关贸总协定和WTO下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的谈判过程中还未涉及的领域，或是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

判的领域，再加上谈判达成协议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以及协议中的一些规则的例外而引起的保护措施。还未涉及的领域，指某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暂时把某些行业的自由化搁置起来不予谈判；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是指某些“敏感行业”，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差悬殊，如果完全放开会导致本国产业的“严重损害”，故在多边谈判中暂时将这些行业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谈判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指根据承诺减让表现在还未兑现的部分；谈判达成的协议规则的例外，是指协议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规定的，但无论哪项协议，都是由一些规则和规则的例外拼凑起来的，这些规则的例外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些方面的适当保护。这些保护都是公开的，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实力较量的结果。

一般认为，在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敏感行业”，是自由化较缓慢和最不彻底的行业。如农业、纺织业、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的领域。

在WTO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型”贸易保护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运用高关税限制进口；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国内的价格支持就是常见的公开型保护措施之一。国内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国内补贴、价格管理、出口补贴和绿箱(GreenBox)政策等等。

3.2“隐蔽型”的贸易保护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开型”贸易保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隐蔽型”贸易保护。“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是与“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相对应的，以“反倾销壁垒”为代表，还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这类壁垒的特点是它们往往本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制定出来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则”、“保护生态和人类健康”等原则，这些原则本意确实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则是它往往会成为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保护贸易政策的依据。事实上这种“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措施，现在已经成了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

“隐蔽型”的贸易保护的手段包括两类：一是征收高额关税，如加征高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二是禁止进口甚至就地销毁，这主要是不符合国家的检验检疫标准、环保标准等而采取的措施。

4构建中国符合WTO规则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措施

4.1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的必然性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处于不利的地位，贸易利益相对较小。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条件下，各国的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不能幻想WTO会真正无私地给中国一个稳定的、自由的贸易环境。WTO下的保护更具进攻性、系统化、法律化，更加难以对付。

加入WTO后的中国，首先，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应该好好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制定出中国的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对中国国内各产业来讲，加入WTO对它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入世承诺，而忽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必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协调入世对各行业带来的利益不对等也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适当保护措施，而且这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取的对策。

4.2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规则的例外给各个国家制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因此中国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贸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协议和规则并不十分严密，存在漏洞。这使得国家可以根据这些存在漏洞的协议制定本国的很容易成为保护措施的贸易法律，如反倾销协议的模糊性漏洞，就成为各个国家贸易保护的工具。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协议的不完善来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法规。

第三，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标准、绿色壁垒、技术标准壁垒等），我们的技术水平差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利用技术手段，也可以利用别的优势建立起中国特有的壁垒。前些年中国肉鸡产业受到外国的极大冲击，当时就有人提出要对肉鸡的进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据规定每只肉鸡的鸡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为中国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鸡毛渣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用机器拔毛后剩下的鸡毛渣要少，这样的规定对我们是有利的。

总之，WTO不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许“合法”地保护，而且它使贸易保护更加系统化、法律化。

4.3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在WTO条件下，关税手段和“传统”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终要取消的，于是各国纷纷转向“新型”（“隐蔽型”）的非关税壁垒。加入WTO后的中国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1)以加强和提高反倾销、反补贴的能力建设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关税壁垒(NTB)作为保护措施方面，发达国家早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侧重点早已转向以反倾销为代表的“新型”的、隐蔽性强的NTB。根据中国加入WTO法律文件，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和进口招标这3种传统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将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应以加强反倾销能力建设为核心。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对反倾销的规定，到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再到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应该说，中国在反倾销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的反倾销队伍还有待加强。

反补贴也是比较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也成为各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1989～1993年期间发起的反补贴案数目占全球反补贴总数的比重高达93.2%。中国最近也颁布了《反补贴条例》，但是，至今中国的反补贴尚无实际操作经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篇5

[关键词]外包交易成本外包指数

“外包”（Outsourcing）的定义是：企业把原本自制的，但属于其他产业的中间投入品外包出去，换句话说，就是把原来属于企业内部的活动交给企业以外的主体来完成。

一、企业在“自营”与“外包”之间的选择

对企业来说，是选择自制还是选择外包，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选择外包？

第一方面的回答，其实就是传统的企业理论，著名的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他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系列关于生产活动的组织安排，当然这些活动可以放在企业范围（边界）以内，也可以放在边界以外。一项业务放在企业内部，是因为内部的成本比市场交易成本要低，放在企业外部则是因为内部成本太高，什么样的规模才是合理的？科斯认为只要再进行一次交易时，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相等时就可以了。所以这一问题的探讨归结于分析成本方面的情况，是自制成本高还是外包的成本高？由于将处于比较劣势的生产环节外包出去，所以外包能给企业带来成本上的节约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利润上是有回报的。

但问题的第二方面是：比如大量的国际外包，会使本国一些劳动者失去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企业的性质也日益成为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的企业，我国也正面临这样的问题。

同样，发达国家常常争论：是否本国的就业受到了影响，企业所有者利润的上升和产业结构升级（趋于资本密集型）所带来的好处，是否能抵消本国劳动者失业所带来的福利损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还更值得考虑，因为产业结构升级，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与本国大量劳动人口的就业都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权衡的问题。

国内的研究，比如：徐毅、张二震（2008）等人，分析了外包对我国生产率的影响，结论是外包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属于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对我国的就业没有负面的影响，原因是生产的规模效应超过了对就业的替代效应。

道理虽然比较简单，但实践中还要注意两个细节:外包->生产率提高，但就业下降，所以一定要有定量的分析，做出明确地判断;按照国际贸易中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贸易发展将会提高一国在密集要素产业方面产品的生产，发展中国家搞外包会因此变成资本密集型吗？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理解产品的不同部分是可以在不同国家生产的，而产品的不同组成部分，同样关系到要素密集度的。比如发达国家搞外包，多是将劳动密集型，劳动成本高的部分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搞外包，则多是将资本密集型的环节外包给发达国家，虽然发展中国家也生产电脑、电器，但其核心元件可以看作是外包给发达国家的，相对来讲，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所以外包最后表现为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外包，而发达国家越来越集中于资本密集型的外包。

二、外包属不属于自由贸易

这是一个引起争论的话题：发达国家的一些学者，其观点是反对工作职位以外包形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原因并非是反对自由贸易，而是认为外包不能算做自由贸易。理由是：单边自由贸易是有害的，外包使得发达国家在流失工作机会的同时，并没有公平的待遇，实际上常常相当于是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购买特定的职位，而如果职位的转移是因为市场操纵和补贴，自由贸易的良性循环就会被打破。

但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自由贸易的基础是巨大的比较优势差异，即使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影响公平贸易的情况，也改变不了自由贸易发生的基础。即使实施完全的单边自由贸易，发达国家也不是没有好处，尽管没有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但是他却可以享受他国低廉产品，而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放开市场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三、外包与分工思想、供应链、价值链的关系

外包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一些工序或生产环节外包出去，由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来提供，本身就体现了传统而古老的分工专业化生产的经济思想。所以如果说外包是新事物，其实也只是说它改变了传统的贸易形式而已。

那么外包与价值链是什么关系？比如原先老农卖菜，从地里面把菜洗干净，然后拿到城里面来卖，卖价很低，所以这种经济形式其实是不发达的表现，总体大家都过得很穷。但是，经济发达以后的国家，却形成了这种现象：老农把菜卖给菜贩子（到村里收购），菜贩子再卖给城里边的蔬菜批发市场，或者卖给村里边新修的蔬菜加工工厂，最后这些蔬菜再进入超市，经过良好的包装，或者可能经过几次再加工，最后卖给消费者。还是那点东西，但把供应链、价值链拉长，形成了较长的价值增值链条，使更多的人就业，创造了更多的收入，而经济规模也更加扩大。所以，外包正促成了延长价值链这一过程，从这方面来讲，推动外包业务的发展，对世界各国来讲还是有好处的。

四、外包指数的计算方法

篇6

内容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福利来源就是分工经济,反映分工水平和分工地位的贸易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福利效应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贸易互补性指数(TCI),对中国与东亚经济体贸易结构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 贸易结构 福利效应 路径选择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967年东盟的成立。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随后,韩国和日本先后与东盟签署了自贸区协定,由此形成3个“10+1”的自由贸易区网络(FTA Network)。尽管该网络促进了区域经贸活动的发展,但是其错综复杂的关税优惠政策产生了具有负面影响的“意大利面碗效应”,从而对东亚地区的长期经贸发展造成损害。

因此,各国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共同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中国是东亚的重要成员,而且东亚也集中了中国主要经贸伙伴。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FTA战略的实施内容,如何推动和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贸易结构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福利效应的影响,从理论上确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参与路径,然后利用TCI指数对中国与东亚经贸伙伴之间贸易结构的互补性和竞争性进行测度,最后从政策层面上分析中国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选择。

贸易结构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

福利效应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最重要的问题。例如Smith(1776)就曾因给消费者带来负效应而批评过梅休因条约(英国和葡萄牙于1703年签署了梅休因条约,它以许可葡萄牙的酒按照优惠条件进入英国,换取葡萄牙废除对英国羊毛出口的禁令)。Ricardo(1821)则通过分析母国和殖民地的特殊通商条约对Smith的观点进行了补充,他分别对输入国(殖民地)和输出国(母国)的福利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特殊贸易安排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对整个国家都有负面影响,这样的贸易安排应该最终被完全的自由贸易所取代。

现代经济学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福利效应的研究则始于Viner。Viner以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为基础,提出了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这两个重要概念,为现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Viner以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为基础,提出了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这两个重要概念,为现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Meade(1955)、Lipsey、Cooper和Massell(1965)、Johnson(1965)、Cordon(1972)、Mundell(1964)、Wooton(1986)、Arndt(1968)、Kemp和Wan(1976)、Wonnacott(1981)等人先后对Viner的理论进行了拓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

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是消除区域内的贸易障碍,减少区域内分工的交易成本,为深化区域分工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如果在Smith的古典经济学框架下思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可以发现其主要福利来源就是分工经济。反映分工水平和分工地位的贸易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福利效应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专业化分工的差异性和贸易结构的互补性是贸易双方获得分工经济的重要条件。在传统贸易理论中,各国可以利用生产技术、要素禀赋、经济规模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工,每个国家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从伙伴国进口不具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差异性生产和互补性贸易获得分工经济。在杨小凯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即使参与分工的国家之间不存在生产技术、要素禀赋差异,也可以从分工经济中获益。因此,不管存在外生比较优势,还是存在内生比较优势,分工经济都可以使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国家福利获得提升。

不论分工之前的状况如何,只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员通过分工进行差异性的专业化生产,形成互补性贸易结构,就可增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提高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的福利水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分工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生产结构的调整。如果区域经济一体化启动之初,各参与方的贸易结构为互补型,那么它们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化区域分工,可以获得更大的分工收益。如果各参与方的贸易结构为竞争型,在获得分工经济的同时,必然要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因为要素在不同部门和产业间的流动并不能瞬间实现,所以经济结构的调整会衍生出相应的调整成本,最终消减分工经济的好处。

总之,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国家之间组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均可以获得分工经济的好处,只是调整成本大小不同。如果调整成本过大,超过分工经济的好处,那么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毫无意义。一般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之间贸易结构的互补性越强、竞争性越弱,调整成本就越低,各方享受的分工经济就越大;反之,调整成本越高,各方享受的分工经济就越小。

对于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而言,获取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是所有经济政策的主轴。为了获得更大的分工经济、最大限度的减少调整成本,一体化成员会选择与其自身贸易结构形成互补的经济体为一体化伙伴。在一体化伙伴既定的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参与方也会加强合作,通过强化产业内分工、推动经济与技术合作等方式,减少相应的协调成本。

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的贸易互补性与竞争性测度

在测度贸易结构的互补性和竞争性时,贸易互补性指数(Trade Complementarity Index,简称TCI)是一个常用的指标,包括单个产品贸易互补性指数和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单个产品贸易互补性指数可用TCIijk=RCAxik×RCAmjk表示,RCAxik=,表示用出口衡量的i国k产品上的比较优势,RCAmjk=表示用进口衡量的j国在k产品上的比较劣势。其中,Xik和Xwk分别为i国和世界k产品的出口额;Xi和Xw分别为i国和世界的出口总额;Mjk为j国k产品的进口额;Mj为j国的进口总额。当TCIijk>1时,两国在k产品上贸易互补性强,且TCIijk值越大,互补性越强;当TCIijk≤1时,两国在k产品上贸易互补性弱,且TCIijk值越小,互补性越弱。在多种产品并存的情况下,两国的总额和贸易互补性指数可用各种产品的互补性指数加权平均得来。加权系数为世界贸易中各类产品的贸易比重,即Xwk/Xw。综合互补性指数计算公式为TCIij==。当TCIij>1时,两国的贸易互补性强,且TCIij值越大,互补性越强;当TCIij≤1时,两国的贸易互补性弱,且TCIij值越小,互补性越弱。

本文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三次修订标准(SITC Rev.3)为基础,分商品对1998-2007年间中国作为出口方、东亚经济体作为进口的贸易互补性和竞争性进行测度,首先可以得到: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只有食品和活动物和杂项制品的互补性指数大于1,总体呈互补关系,其余商品的互补性指数小于1,均表现为竞争关系;在中国和韩国之间,只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的互补性指数大于1,呈互补关系,而其他产品主要表现为竞争关系;在中国和东盟之间,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和杂项制品的互补性指数大于1,呈互补关系,而其他产品的互补关系偏弱,主要表现为竞争关系。

其次,中国出口与东亚经济体进口之间的综合互补和竞争关系。中国出口与日本进口整体互补指数在1998年为1.03,随后开始下降。2001年,互补性指数开始降至1以下。在1998年至2007年间,中国出口与日本进口整体互补指数平均为0.95,反映出中国出口与日本进口整体呈弱互补性,主要表现为竞争关系。在1998年至2007年间,中国出口与韩国进口整体互补指数均小于1,平均互补性指数为0.85,表明中国出口与韩国的进口整体呈弱互补性,更多表现为竞争关系。同样在1998年至2007年间,中国出口与东盟进口整体互补指数均小于1,平均互补性指数为0.92,表明中国出口与东盟进口整体呈弱互补性,更多表现为竞争关系。

中国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到,中国的出口与日本、韩国、东盟都形成竞争关系。如果要进一步推动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FTA合作,中国需要作如下战略选择与政策安排。

第一,渐进式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在近期,中国可以优先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层次与内容。例如,中国与东盟可以优先选择金融领域。中国应该通过参与东亚货币合作,提升人民币的地位,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在中期,中国可以切实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工作。

目前,中国正在与韩国开展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双方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将进行。但是从长远利益来讲,中国应该切实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工作。对于中日韩国而言,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对于三者都有好处。即使在短中期内难以实现,中国也应该将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作为长期努力的目标。

第二,依托产业对接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尽管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得到较大提升,部分产品的竞争力稳步增强,但是在参与东亚区域贸易安排的过程中,中国部分商品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而产业内分工的调整成本低于产业间分工的调整成本,积极与东亚经济体开展产业内分工,有利于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的产业对接与产业分工。

首先政府必须发挥作用。一方面,国家应该使用各种措施打破地区封锁,保证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推动各地区企业间的吸收与兼并,推动联合以达到基本规模,使得中国的大市场优势能够真正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要选择适当的产业加以保护,使得中国的大市场真正为已所用。其次对于企业来说,应当重视和加强产品差异化的创造,并力争建立自己的品牌。在国际竞争中,差异化是增加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表现在质量、技术登记上的垂直差异,还体现在商品品牌、营销渠道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水平差异上。因此,中国的企业应该在包装、广告、销售和售后服务上形成一套统一、完善的机制,强化产品的差异性,从而创造出自己的国际名牌,使已有的产业尽快加入到产业内贸易中去获取应有的利益。

第三,多种形式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在参与东亚区域贸易安排的进程中需要扩宽合作范围,不要将一体化内容局限于贸易自由化,要将一体化内容扩展到经济技术合作等非贸易合作领域。通过非贸易领域的合作,开展各种能力建设,增强中国企业或产业面临进口竞争的能力,提升它们生产转型的灵活度。非贸易领域的合作包括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科学技术研发等众多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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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曹亮,谷克鉴,符大海.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难以形成的原因研究――兼论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战略选择.财贸经济,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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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稍微观察过当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产业结构的不断技术密集化，这种技术密集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一国能够形成净出口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化集中体现了一国全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产业升级”。这也与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相符：按照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GDP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GDP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总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决定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使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东亚国家前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一般说来，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二、自由贸易政策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如果考虑到企业的最优规模这种效率因素，我们可以承认，“促进竞争论据”对小国是相当有道理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当今这个行业最有效率的公司规模是年产150万辆轿车。如果每个汽车厂商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按“一户一车”即平均3个人保有一台车、每台车使用10年计，象韩国这样的小国有一个汽车厂商就足够满足本国需要了。但是一家企业独占国内汽车市场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垄断。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这种举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只要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即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又仅靠国内企业就产生足够的竞争，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贸易让外国企业来制造竞争。“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三、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

前边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与这些对外战略相适用，中国应当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企业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开发技术上将应用节约能源的技术、特别是

篇8

一、总体的多边、区域和双边战略

（一）美国总体的多边、区域和双边战略

美国贸易政策的中心目标是扩大美国出口商的市场份额。在二战后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中，多边主义是首选政策，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中美国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由于多边自由化进程发展缓慢，美国逐步改变了对区域和双边优惠贸易协定的看法，采取了“双轨制”的策略，即一方面促进WTO多边谈判，另一方面通过区域和双边自由化逐步达成全球自由化。美国官方强调，贸易自由化和遵守WTO承诺是它们自由贸易协定设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多边自由化仍是美国的最终目标，这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而区域和双边自由化是美国的过渡目标，这从理论上讲虽然是“次优”，但从现实看是最为可行的做法。

从1985年至2005年，美国已经签署的、正在商谈的或处于倡议中的FTA协定有20项。这些FTA协定勾勒出了美国设想的由美国主导的“轴心―辐条”体系。从地理区域看，主要包括三个区域，即美洲、中东和亚太地区。在美洲地区，美国参与的FTA协定有九项，占其全部FTA协定的43%，这反映了美洲地区在美国区域贸易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美国与西半球伙伴国的谈判可以被看作是达成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中的一部分，那么更远距离的FTA伙伴国的选择则是由包括经济及其他因素在内的多个目标决定的。从目标国或地区的选取和先后顺序来看，美国采取了“先单边后区域，以单边促区域；先近邻后远邻，以近邻促远邻”的策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佐利克表示，美国要“大力推动地区和双边FTA”，用“累积扩大的方式推进自由贸易，激励各国竞相开放”。从1994年起，美国就开始了与33个美洲国家的FTA谈判，考虑到谈判的难度和谈判时间的旷日持久，美国先与其中部分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以发挥示范和促进作用。在亚太地区，美国先与新加坡签署了FTA协定，并希望以新加坡为突破口，推动与东盟各国的FTA谈判。从FTA协定条款看，其包括的范围比WTO多边贸易体系更广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把FTA当作多边谈判的“试验场”，许多FTA协定的条款将来会以相似的形式成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内容。

从总体上讲，WTO多边体系下的自由化最符合美国的利益，是美国追求的长期目标。FTA是达到长期目标的手段，同时也会为美国带来小范围的局部的利益；APEC是由手段到目标的桥梁，APEC涵盖了东亚、北美、拉美以及大洋洲的多个国家，它促进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为融合位于不同区域的FTA提供了机遇和条件。因此，美国在WTO、APEC和FTA中的政策关系和政策取向可以归结为WTO是目标，FTA是手段，APEC是桥梁。

（二）欧盟总体的多边、区域和双边战略

欧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并且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经济贸易集团，其对外贸易政策可分为三个层次，即WTO、欧盟的扩大，以及优惠贸易安排。

欧盟是WTO的积极参与者，在WTO框架下参加了一轮又一轮的国际贸易自由化谈判。据欧盟委员会估计，74%的欧盟对外贸易是建立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的，其中大约一半是在WTO体系下进行的，另一半是和优惠贸易协定的伙伴国进行的。因此，欧盟既重视WTO框架下的多边自由化，也重视优惠贸易安排。

欧盟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整合过程，既包括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也包括成员国数量的增加。欧共体在成立之初，就表达了将一体化扩展到整个欧洲的愿望。2001年，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指出：“稳定我们大陆的关键在于欧盟的扩大。”欧盟在2004年实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张，使欧盟成员总数达到25位。目前，欧盟与四个申请国保持着密切关系，并且和西巴尔干的许多国家签署了稳定和结盟协定，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国内改革，最终使这些国家加入到欧盟的行列中来。欧盟的扩大不仅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同时可以进一步扩大欧盟的内部市场，使欧盟获得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欧盟通过FTA、关税同盟以及其他方式和许多国家、地区或集团性国家缔结了优惠贸易协定。从时间结构和地理区域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前，欧盟的重心放在欧洲，主要目的是渐次实现欧盟在欧洲的扩大。上世纪90年代以后，欧盟的重心放在欧洲以外，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日益兴起的区域贸易协定，从而避免被边缘化，同时也能促进WTO框架下的多边自由化谈判。从目标国或地区的选取和先后顺序来看，一方面，欧盟优先选择已处于自由贸易区“轴心”的国家，如智利和墨西哥，以有效利用“轴心国”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在欧盟的自由贸易区设想中，欧盟创造性地提出了“南―南―北”一体化模式，即先通过援助方式和非互惠的优惠贸易安排（如地中海协定，科托努协定等）增强南方国家的经济贸易水平和一体化程度，然后再与“南―南”一体化的区域性集团结成自由贸易区，这种方式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南―北”一体化方式的优点，同时又保留了“南―南”方式的积极因素，并且减少了同时存在过多优惠贸易安排的不利影响。目前，欧盟已经停止启动新的优惠贸易安排谈判，目的是要消化由欧盟的扩大和多个优惠贸易安排带来的政策协调上的困难。

总之，多边自由化和欧盟的逐步扩大是欧盟追求的两个并行的目标。从经济效率上讲，WTO框架下的多边自由化是最优的，但WTO覆盖领域的狭小和谈判进程的缓慢促使欧盟不断追求区内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和成员国数量的增加。欧盟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一部分是实现欧盟扩大的桥梁，另一部分则是维护自身利益、促进WTO多边自由化进程的手段。

二、各自贸区关税政策的协调

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贸易转移。不同时间签订多个自由贸易协定将使贸易转移更加复杂，由于多个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时间不同、过渡期不同、优惠安排的内容不同、伙伴国的比较优势不同，可能会使贸易转移多次、反复地发生。因此，需要协调各个双边贸易政策以减少优惠贸易安排带来的损失。美国和欧盟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一）立即免税的商品范围不断扩大

每一个新签订的FTA协定会产生贸易转移，同时也会产生贸易创造，这些贸易创造可能会纠正先前FTA协定产生的贸易转移，为了尽可能利用新自贸区协定的这一功能，就需要协调各个FTA协定的条款。从总体上看，美国和欧盟先后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立即免税的商品范围不断扩大，就是为了尽快利用新贸易协定来纠正先前贸易协定产生的贸易转移。例如，在1985年生效的美国―以色列自由贸易协定中，立即免税的商品范围覆盖了部分工业品，而农产品则排除在外。后来与约旦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立即免税的商品范围覆盖了46%的工业品和大多数农产品。分别于2004年和2005年生效的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和美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中，几乎所有工业产品和农产品都列入了立即免税的范围。

（二）削减关税的过渡期逐步缩短

削减关税的过渡期逐步缩短也是为了利用新的自贸区协定来纠正先前自贸区协定产生的贸易转移。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大多数产品的过渡期为10年；与约旦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过渡期分为四类，大多数产品的过渡期少于10年；与智利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大多数工业品的过渡期为四年；与澳大利亚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农产品的过渡期仅为三年。

（三）单边降低关税和促进多边谈判

自贸区协定成员方的净收益直接取决于其外部贸易政策的姿态，与区域一体化相配合，成员方应采取一种开放性的外部政策。在高外部关税情况下，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相对价格差异会更大，从而引起更多的贸易转移。多边自由化能够消除贸易转移，并能带来最大的福利效应。因此，通过单边或通过多边贸易谈判降低外部关税，将进口转回更有效率的供应商，能够把贸易转移限制到最低限度。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谈判或单边地放松其贸易限制措施。从2001年多哈回合启动以来，美国已经正式提交了70项议案，大幅降低了贸易壁垒，同时加强了世贸体系的规则和纪律。另外，美国单方面为范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免税待遇的计划，包括普惠制、《安第斯贸易优惠法案》和《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等。欧盟参加的各个自由贸易协定，无论在覆盖的范围上还是在自由化程度上，都比WTO多边贸易体系走得更快更远。另外，欧盟还通过《地中海协定》、普惠制和稳定与联盟协定等方式向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单方面优惠，这也降低了外部关税。

三、各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的政策协调

自由贸易区内建立的原产地规则一般用来防止“贸易转运”，即阻止非成员国原产地的产品经由保护程度低的成员向保护程度高的成员转运。除了承担转运的成本外，贸易转运在经济学上是有效率的。但贸易转运阻碍了FTA某一成员方向另一成员方出口发生贸易转运的产品，同时也破坏了成员方的关税结构。所以，自由贸易区都制定了原产地规则来限制贸易转运。除了减少贸易转运之外，FTA原产地规则还会增加区外资本的流入和区内生产中当地原材料的使用，但这在经济学上是低效率的。总之，原产地规则越严格，产生的效率就越低。

（一）广泛的累积制度

广泛的累积制度能使用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原材料进行生产，从而减少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原产地规则的累积制度规定了从何种国家进口投入品可以被视为受惠国的原产品。有三种类型的累积方法：双边累积（bilateral cumulation），对角累积（diagonal cumulation）和完全累积（full cumulation）。除了实行双边累积制度外，欧盟签订的许多自由贸易协定使用了对角累积制度或完全累计制度。例如，在与突尼斯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规定，对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原材料可视为国产原材料对待；在与埃及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规定，对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等国的原材料可视为国产原材料对待；欧盟与南非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规定，南非产品中可包含来自南非关税同盟中任何国家的原材料；欧洲经济区（EEA）使用完全累积方法。

（二）统一和简化的原产地规则

统一的原产地规则有助于出口商调整生产，使出口产品符合原产地规则的规定，从而避免生产的盲目性，使其产品较易进入目标市场。统一的原产地规则也能节省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在各个自贸区协定没有统一的原产地规则的情况下，政府容易因地制宜地制定某种原产地规则作为推行贸易保护措施的工具，而在统一的原产地规则下，政府的这种行为就受到了一定的约束。

近年来，美国分别与新加坡、智利和澳大利亚签订的自贸区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具有高度的统一性，除汽车以外产品的原产地规则几乎完全一样，这必将产生较高的效率。欧盟近年来积极推动现有的和将来的优惠原产地规则协调一致。1997年，欧盟发起的“泛欧制度一体化”使已有的优惠原产地规则以统一的方式实施。1997年以来，泛欧模式已融合进欧盟新的优惠贸易安排的伙伴成员。在协调优惠原产地规则的同时，欧盟委员会在2005年10月决定，将简化其在与第三国签署的优惠贸易协议中有关原产地规则的规定。

（三）对敏感产业的保护逐步加强，对非敏感行业逐步放松原产地规则

自贸区原产地规则不仅是判定产品能否取得享受优惠待遇的标准，同时还可以通过制定适合本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特点的规则，实现保护敏感行业以及增加就业等经济目标。这在汽车和纺织服装业产品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加拿大自贸区协定规定，汽车产品的增值比率按净成本计算为50%，而NAFTA规定将这一比率提高到62.5%，目的在于阻碍日本汽车产品以墨西哥为跳板进入美国和加拿大市场。在纺织服装产品上，美国―加拿大自贸区协定未对原材料构成加以限制，NAFTA规定服装采用“纱以后”原则，棉纱和人造纤维线采用“纤维以后”原则，NAFTA之后的自贸区原产地规则对纺织服装产品的加工过程又做了进一步限制。

美国对非敏感行业逐步放松原产地规则。2003年1月，根据产业发展的要求，美国联合加拿大、墨西哥对酒精饮料、甘油酯等产品解除了原产地规则。2003年10月，NAFTA缔约方宣布了一项旨在追求更加自由的原产地规则的建议。

四、各自贸区服务贸易和投资措施的协调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服务贸易多边框架，极大地推动了全球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在乌拉圭回合结束之后，各成员方又就金融、电信、海运和自然人流动等服务部门和方式进行了一系列后续谈判，至今各成员仍在执行和消化这些承诺。多哈回合开始以来，除部分在服务贸易出口方面有重大利益和优势的国家外，大多数国家缺乏进行新一轮谈判的热情。为了推动本国服务贸易出口，美国和欧盟在其签订的自贸区协议中都列有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条款，其广度和深度超越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承诺。为了保护对外投资者的利益，美国和欧盟在其签订的自贸区协议中也都列有关于投资的条款。

（一）负向清单方式

在大多数自由贸易协定下，美国和欧盟自贸区对服务贸易自由化都采取了“负向清单方式”，除了包含在保留清单中的领域外，其他的服务贸易是没有贸易限制的，并且新的服务部门被自动地纳入到该协定下。这一方式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方式不同，服务贸易总协定采用列明清单方式。“负向清单方式”有效地扩大了协定覆盖的领域，能够产生更大的贸易创造。同时，由于新的服务部门自动地同时纳入到各个自由贸易协定下，从而减少了贸易转移。

（二）资金的充分流动性

结成自由贸易区后，同盟内各国经济从一个均衡点向另一个均衡点的发展将产生过渡性调整的代价。短期内这种代价可能很大，表现为暂时的失业和生产能力闲置，从而引起过渡时期福利的损失。在过渡时期结束后，资源将通过重新配置转向较好的用途。显然，在区域集团的成员国之间劳动和资本的流动性越强，这些过渡性损失就可能越小。美国和欧盟签订的自贸区协定中，大多数都包含了资本转移和避免资本控制的承诺，实现了企业资金、利润的自由流动。

五、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在多边进程受阻和已有FTA的示范效应下，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参与了至少一个自由贸易安排。目前中国以各种形式、在各个层次上参与了贸易自由化进程。就多边来看，有WTO；从区域来看，有APEC、曼谷协定，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ACFTA）；在双边上，中国与香港、澳门也是一种事实上的自由贸易区，中国同智利的FTA以及中国同巴基斯坦关于早期收获的协定也已经签署。同时，中国还不断加强区域和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此外，与许多国家和组织的FTA谈判或对建立FTA的可能性的探讨也在进行当中。这在客观上需要对对外贸易政策进行协调，制定合理的FTA发展战略，确保整体目标的一致和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根据以上分析，相互重叠的FTA协定会带来贸易转移和成本损失。因此，中国在建立FTA时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一）坚持多头并进的发展模式

在当前情况下，应采取多边、区域、次区域和双边贸易自由化齐头并进的发展模式，力争在各个层面上获取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而且针对中国原有对外区域经济合作中心比较简单――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的非均衡发展状况，坚持立足于亚太的同时，构筑自己的多元重心模式框架，实现由单一重心向多元重心发展，在每一地区都重点培养贸易伙伴。

应注重采取多种形式的合作方式。中国参与的区域经济合作从性质上讲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具有一定机制的区域经济合作；论坛性质的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实质性优惠安排的贸易协定。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既加强了联系，避免被孤立，又为将来进一步发展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建立FTA――打下基础。一旦时机成熟，低层次的、非机制化的合作可以方便快捷地升格到更高层次，而不用经过漫长的可能性研究和冗长的谈判过程。

（二）坚持规则的一致性和层次性

各个FTA协定的规则应协调一致，包括协调一致的关税和非关税水平及减让进程、原产地规则和便利化措施等。这有助于节省谈判成本和行政成本，有助于企业形成稳定的预期，也有利于FTA范围的扩大和不同FTA的合并。

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注意。2005年APEC《釜山宣言》就呼吁推动建立高质量、透明、趋于一致的区域贸易安排和自由贸易协定，鼓励各国使用APEC关于区域贸易安排和自由贸易协定的示范条款。

各个FTA协定应具有层次性。这包括两个含义：一是注意APEC签订的先后顺序。在与不同国家签订APEC协定时，顺序不好会导致贸易转移的反复发生，由此会导致国内产业结构发展混乱和调整成本增加。对此，一个应遵循的原则是：应先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自身相近的国家合作，再逐渐扩展到和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国家，这样能减少贸易转移的反复发生。当然，这纯粹是经济学的考虑。事实上，签订APEC协定的优先顺序选择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外交问题。二是新的APEC应当能够减少旧的贸易扭曲。如果新APEC伙伴国比已有的APEC伙伴国更具有比较优势，那么优惠措施就应当足以消除旧的贸易扭曲。如果不比已有的伙伴国更具优势，优惠措施就以不产生新的贸易扭曲为限。

（三）自贸区数量和规模的适度

自贸区数量应适度。过多的和重叠的自贸区协定会带来多次的、反复的贸易转移，并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行政成本和调整成本，所以自贸区的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当一个国家刚开始签订自由贸易区的时候，随着签订协定数量的增加，所获得的贸易创造等收益大于贸易转移和调整成本等损失，因此整体收益随自贸区数量的增加而提高。当数量达到某一界限时，边际损失就会大于边际收益。

篇9

文章摘编如下：

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化大潮中，后来居上，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世贸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这一态势，改变了长期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格局与自由贸易体系，但其对当代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重大意义还没有被充分认识。

大西洋自贸区遏制中国

美国的统治精英近年在关注中国崛起的时候惊觉，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是自由贸易的受惠者，中国在短短数十年间一举先后超过英、法、德、日等经济强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有逐渐接近美国之势，于是他们为美国提出的新战略就是推动建立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大自由贸易区。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就是美国与欧盟的自贸区，中国不属于大西洋地区，无缘加入，可以理解，这个自贸区能否顺利建成也还未定。但是，太平洋自贸区却是一开始就摆明想将中国拒之于门外。这个倡议最先由太平洋地区几个小国提出，后来美国觉得可以利用，遂据为己有，成为这一议程的主导者，还强迫日本加入谈判。

美国试图主导新一轮自由贸易规则的制定，包括：推行更高标准的贸易自由化；积极推进投资自由化；更加强调服务贸易自由化；更加强调公平竞争和权益保护。

中国应该不应该加入、如何加入TPP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但是面对美国这一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当然不会无所作为，更不会被动地应付，从这个背景来看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就可以理解其战略意义了。

中国改革开放逾30年，也亟需在对外开放方面积极创新并以此带动中国经济领域的进一步改革。上海自贸区在这方面就发挥了先锋作用。

上海自贸区不是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在中国对外开放的阶段性作用已经完成。类似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这样的新区，也不足以承担先锋作用，于是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重任要由上海自贸区来承担。

上海自贸区目前只有不到30平方公里的面积，但是涵盖了中国最大经济城市上海的主要关税区、港口保税区，其与经济特区、新区最大的不同，在于自贸区不是靠国家给予的特殊政策来运作，而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首先是要先行试验国际经贸新规则新标准，积累新形势下参与双边、多边、区域合作的经验，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展相关谈判提供实证样本和依据参考，进而为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撑。

有内地专家认为，上海建设自贸区是以开放倒逼改革，因为现有体制中最难改革的就是审批制度，而上海建设自贸区就要按照国际规范来突破这一难点。

上海自贸区将大步改革，包括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扩大人民币在贸易、投资、保险等领域的使用；研究推进在沪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工作；争取扩大银行间外汇市场净额清算的参与者范围。这也预示着中国在可控的前提下，通过上海自贸区的试验，探索人民币的国际化与自由兑换。

升级市场抗衡竞争对手

上海建设自贸区就是“造香港”，中国再造几个香港，表明中国不仅不怕自由贸易的新趋势，而且将利用自己的独特优势，在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动中占据有利位置。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也值得关注，虽然中日之间、日韩之间的政治关系都不正常，但日本经济界与政界的有识之士都很清楚中日韩自贸区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好处。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毕竟不完全取决于中国，而上海自贸区是中国范围内的事。

篇10

为什么要有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好在哪里？它将如何创新运作？它未来如何走向？它有什么风险？其他地方如何借鉴和复制它的模式？企业要如何把握这种发展趋势？投资者有什么样的机遇？自贸区将如何与各地联动？中国自贸区将如何布局？各地区如何应对自贸区未来？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上海自贸区便是深水区中的冰山，现在已经浮上来冰山一角，这本书将带你潜入水中，精准而专业地抢先一步看到它惊人的体量！

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机遇

上海自贸区的政策在很多方面实现了突破，编者从书中摘录几项热点问题的政策突破与解读，使读者了解自贸区建设的机遇和本书的编写体例。

金融开放创造的机遇

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以及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在条件具备时，适时在试验区内试点设立有限牌照银行。建议允许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含分行、支行）从事离岸业务。[摘自《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解读：在试验区内外汇管制基本放开的背景下，区内银行不仅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同时也可以直接开展外币有关业务，这将对中国银行国际化经营带来明显促进作用。政策首次提出允许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成立合资银行，这必将对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起到有力推动作用。另外，政策首次提出允许设立有限牌照银行。

进展：目前进入自贸区的外资银行有星展银行、汇丰银行、东亚银行、三井住友银行、澳新银行、德意志银行、三菱东京日联银行、瑞穗银行和花旗银行，都是以开设支行形式进驻自贸区。2014年1月，汇丰、东亚以及星展三家银行自贸区支行正式对外开业。

平台经济将有什么前景？

政策：探索在试验区内设立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和资源配置平台，开展能源产品、基本工业原料和大宗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摘自《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解读：我们在此将“平台经济”定义为一种宏观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一个城市或区域具有汇集国内外贸易、金融、物流、信息交易活动的服务功能和集散功能，从而具备强大的国内外资源配置能力。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建立和运营，不仅能使上海成为亚太地区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和流转的一个主要市场和节点，而且有可能对一些主要大宗商品的国际交易价格产生示范性影响。这不仅能提高上海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功能和效应，而且也可能成为世界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结算平台，从而进一步提升上海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资源配置能力。

进展：上海自贸区内的跨境电子商务试点有了实质性启动，2013年12月28日由海关总署牵头建设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跨境通”开始试运行，消费者可以在平台上购买到国外产品。继“跨境通”网站入驻自贸区之后，2013年11月12日，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在自贸区注册成功；12月7日，1号店也入驻自贸区。

金融创新带来自贸区最大机会

政策：允许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大额可转让存单发行。条件成熟时，放开区内一般账户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摘自《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

解读：这是本轮利率市场化改革浪潮中，央行首次就放开存款利率管制作出具体要求。尽管放开的是外币存款利率，但其对于人民币利率的放开亦有借鉴价值。利率在管制上的放开必然给市场带来金融创新的机会。比如现在监管部门重点讨论的大额存单、可转换存单、资产证券化等新产品，以及随之带来的一级、二级市场交易以及人民币利率挂钩的新产品等。

进展：在自贸区存美元利息要涨啦。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2014年2月26日宣布，从3月1日开始，将放开上海自贸区小额外币（300万美元以下）存款利率上限，率先实现外币存款利率的完全市场化。未来这一政策将在全国推广。

《赢在自贸区》

推荐指数：

作者：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

研究院 编著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

该研究院是上海财经大学汇集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成立的自贸区专业研究智库。研究院与国家商务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密切合作，开展了多项自贸区决策咨询课题，为自贸区的建设和企业发展提供了切实的指导。

自贸区知识“”

《上海自贸区解读》

作者：周汉民 王其明 任新建 主编

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是对上海自贸区各项政策的全方位准确解读；下篇是专家以随笔形式对上海自贸区内涵的阐发。本书附有国务院及上海市有关部门关于设立上海自贸区的各类文件汇编。本书是国内一本关于上海自由贸易区的专业性、权威性的解读之作。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150问》 （第二版）

作者：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出版：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对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目的是什么，上海自贸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如何在上海自贸区内设立公司等一系列和我们息息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解释。（第二版）根据最新出台的政策法规对第一版的内容进行了更新，力求做到全面准确、简明扼要、针对性强、实用性强。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指引》

作者：《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指引》 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