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概论知识整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西方文化概论知识整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中国音乐文化;文化交流;比较音乐

2012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琼、刘旭光著的《中国音乐艺术对西方的影响》一书(2012年12月第一版，共249页)，本书讲述了中国与西方的音乐产生交流之后，中国音乐的元素、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便与西方音乐进行了双赢的互补，经西方音乐对中国元素的选择性的吸收和本土化的转换以后，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便成了西方音乐中的一个鲜明特点。［1］本书从中国与西方不同的音乐观念、音乐美学思想入手，分析中国与西方音乐作品的不同特点，以及欣赏者欣赏作品时的不同“抓手”。由于华裔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巨大比重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不断增强，西方音乐中“中国因素”的特点也不断增多，成为西方音乐作品中的一道亮丽风景。通过比较中国与西方不同的音乐观念与音乐形态，分析中国与西方音乐的差异，通过比较差异，概括出中西音乐精神各自的特点与追求，为双方的理解与交流奠定理论基础。同时本书细致梳理中西方音乐之间的交流，特别侧重中国音乐在西方的传播，以及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元素的吸收与借鉴，中国音乐精神中的一些因素融入到西方音乐中，并丰富了西方音乐的演进与变化。“中国因素”对于西方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是否有影响，是否影响很深，这还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问题。本书形成了中西文化差异性、中西文化影响的历史源流以及中国因素具体表现三部分为一体的知识体系，由中西音乐精神的差异、中西音乐形态的差异、中国音乐影响西方的历史源流、西方音乐中的中国因素以及20世纪西方音乐思想中的“中国因素”五个章节组成:第一章论述了中西音乐精神的差异，作者对中西方不同的“音乐”观念和“神”之异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二章作者将“乐音与摇声”“强弱与板眼”“和声与曲调”三种音乐形态进行对比;第三章讲述了中国音乐影响西方的历史源流;第四章讲述西方音乐中的中国因素，分为“题材中的‘中国因素’”“音乐语言中的‘中国因素’”以及个案分析:《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作者对这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五章(189～243页)是20世纪西方音乐思想中的中国元素，是对中西方文化交流双方精神需要双重影响下的必然结果。

一、本书特色

1.知识结构清晰，语言简练易懂本书分为五个章节，知识结构清晰易懂，语言简练却不失学术价值。五个章节层层递进，相互影响。第一章介绍了在精神差异中，分为“音乐”观念的差异与“神”之差异两个小的方面。第二章中将形态差异分为“乐音与摇声”“强弱与板眼”“和声与曲调”三种情况，并将三种音乐形态进行对比。第三章承接前两章音乐精神与音乐形态的差异，进一步将中国音乐影响西方的历史源流进行了介绍。第四章通过前面内容的铺垫，作者将重头戏放到了后面的章节中。第四章为西方音乐中的中国音乐因素，作者先从题材中的“中国因素”、音乐语言中的“中国因素”两个部分进行了探索。第五章主要论述20世纪西方音乐思想中的“中国因素”，有前面章节的铺垫，这个部分明显清晰起来。作者将音乐思想进行命题，将中国的音乐思想对西方的影响进行分类讲解，条理清晰，使读者一目了然。书中还对宗教思想、思想中的“中国因素”特征、“中国因素”在20世纪西方音乐中的地位与成因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因素”对西方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新的道路已经逐渐形成，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因素”对西方音乐艺术的影响尤为重要。整本书知识结构较为清晰，语言简练易懂，适合了解初级比较音乐学、中西文化交流、音乐美学等内容的学生阅读。2.举例丰富多样，切合主题思想这本书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每一个论点都缀有许多切合的例子，使得作者的观点体现得更加清晰，更具说服力，同时也为读者提供很多观点信息。在每一个章节都运用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曲目举例、人物列举、谱例支持等。(1)书籍资料:如第一章第一节中《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对音乐进行了详细解释(详见第一章第一节“不同的‘音乐’观念”，第3页);再如第三章第一节中18世纪前传教士阿理嗣于1884年在上海出版了一本以英文写的《中国音乐》，将中国律吕、记谱法、中国音乐的调性等问题进行论述，表明了传教士对中国音乐向西方传播的特殊贡献等。［2］(2)曲目举例:这方面几乎在每一章节都涉及到，如将唐朝诗词德译谱曲的声乐交响曲《大地之歌》;声乐曲调以《茉莉花》曲调为主，是国外作曲家争相引用的曲调;最为著名的是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器乐曲调以广东音乐为主;许多外国作曲家的作品名字运用“中国”字样，如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歌剧《夜莺》中的《中国风格曲》，美国组曲家蔡新斯(AbramChasins，1903—1987)《三首中国小品》，齐尔品(A．Tcherepnin，1899—1977)的《中国民歌七首》等。丰富的例子使得每个观点都让人感到恰到好处，“画龙点睛”的绝妙处理，更让人为之信服。(3)人物列举:本书列举了很多对中西方音乐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人，马可•波罗、利玛窦、钱德明、阿理嗣等人来到中国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上进行对中国音乐的探索，他们将中国的音乐文化进行记录，整理成综合性的著作，成为早期欧洲人了解中国音乐的启蒙书［3］。其他的音乐家如齐尔品、、约翰•凯奇、汉斯•贝特格、普契尼等大师都在探索中国音乐的独特魅力。作者将这些典型的音乐家进行了论述，在音乐语言、音乐形态、音乐思想上进行详细解说。(4)谱例支持:本书在许多章节都配有相应的谱例，并且配以多种谱例形式，比如第二章第一节中作者将郊大兴县吹打曲牌《浪淘沙》工尺谱、简谱进行了对照(详见53页图一);在第二章第二节中介绍节奏与节奏型时，列举了巴赫的《升d小调前奏曲》、肖邦的《玛祖卡》、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的主题五线谱谱例(详见58～60页的若干谱例);再如第二章第二节作者介绍中国板眼法的外在表现形态中列举了民间音乐《倒八板》的文字谱谱例……这些谱例生动地还原作者所要讲述的中西方音乐文化的差异性，极具说服力。纵观全书，笔者认为第四章西方音乐中的中国因素写得最为精彩，也是整本书最为重要的章节。尤其是的声乐交响曲《大地之歌》，其实作品歌词也来自于德国文学家汉斯•贝特格的诗集《中国之笛》，自贝特格的《中国之笛》中选出删改后引为歌词［4］。作者将的歌词与贝特格的诗词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每首唐诗的意境，正好印证了当时生命状态的真实写照［5］，同时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除了古代诗词被外国作曲家争先引用外，中国民歌的旋律也是这些大师喜爱的因素，尤其是中国民歌《茉莉花》。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将《茉莉花》的曲调运用在自己的歌剧《图兰朵》中，他创造性地使用了这种民歌，令西方人对中国音乐的感性认识获得质的飞跃，引起西方人对中国音乐语言本身的兴趣。［6］

二、缺点与不足

本书在结构上、例证上体现出本书的特色，但其中仍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第一，书中各章节的语言陈述稍显浅薄，一些观点稍显幼稚，语言口吻还是不太到位;第二，每个章节的结构逻辑稍显松散，每个知识点结束时没有一个明显的节点，串联性较差，没有“一气呵成”的连贯特点;第三，缺乏当代“中国因素”对西方影响的章节写作，作者只针对20世纪之前的中国音乐艺术对西方影响的论述，而21世纪的例子却没有体现出来，知识性不够全面;第四，整本书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语或者评论。本书虽然例证丰富，但是作者的观点稍显不足，总结性的结论太少;第五，本书的题目名为《中国音乐艺术对西方的影响》，题目不小，但书中介绍的内容以及容量明显与研究专题不符，作者题记的本书运用比较音乐的方法，但比较音乐的痕迹却不太明显，有些“大题小作”。

三、总结

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之后，中国音乐就以其自身的魅力影响着全世界的音乐文化，中国音乐在西方的传播也在蔓延发展。中国的音乐元素、中国的音乐美学等方面与西方虽然有着本质的差异，但许多作曲家运用“中国因素”进行音乐的创作不在少数，中国音乐的美学思想甚至影响了许多西方音乐家一个时期的创作理念。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相互交流，使得两者交融，促进两者共同发展，实现“共赢”，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便成为西方音乐中的一个特点。无论是中国民歌《茉莉花》还是广东音乐《步步高》，无论是中国唐诗还是道家思想，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西方人对中国音乐文化越来越重视，越来越熟知，文化传播的力量是巨大的。纵观这本书的观点，作者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各方面知识进行了梳理，清晰地向读者展现了中国音乐文化对西方的影响的内涵，将一系列例证进行陈述，将各个观点进行整合，最终实现音乐美学的审美价值。当然不足之处也需注意，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更加客观地整理，对这些缺点给予更多地关注和修改，使得音乐美学与文化及交流的知识更加清晰地展现在大家眼前。

［参考文献］

［1］李琼，刘旭光．中国音乐艺术对西方的影响［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李琼，刘旭光．中国音乐艺术对西方的影响［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5—109．

［3］李琼，刘旭光．中国音乐艺术对西方的影响［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3．

［4］李琼，刘旭光．中国音乐艺术对西方的影响［M］．北京:民出版社，2012:141．

［5］李琼，刘旭光．中国音乐艺术对西方的影响［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2．

［6］李琼，刘旭光．中国音乐艺术对西方的影响［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8．

［7］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

［8］［美国］马克•伊万•邦兹．西方文化中的音乐简史［M］．周映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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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郑昶；美术史；影响；史学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m充满动荡与变革，但是，那时学者们的思想却呈开放、百家争鸣之态，许多专著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就艺术史领域，特别是美术史研究而言，传统的史学方法显然不能满足于现实的需要，他们根据国外先进治学方法彻底扭转了传统的史学观。就美术史研究而言，撰写美术史的方式开始改变，中国美术史撰写中开始出现西方美术史学理论。20世纪初，美术界出现“国粹派”和“革新派”两大阵营。其中，“革新派”中多数学者都有留学经历，主张借鉴西方史学模式进行美术史写作；“国粹派”则主张掌握足够的中国文献资料，以传统画学整理和编撰为主，以传统文人通文晓画为理念，以画学的自身规律为依据来编写美术史。郑午昌是“国粹派”中一员，他则主张根据历史前进的各种因素，对中国传统的史学进行改良，促进传统学术的自我发展。《中国画学全史》一书就是他该主张的主要体现。

民国十年，郑昶逐渐收集中国画学方面的文献资料。次年，在中华书局任职，与黄宾虹、许征白、黄霭农等人密切交往，使郑昶的绘画和绘画理论有了很大的进步，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画学全史》的内容。1926年，《中国画学全史》出版。在该书序言中，郑昶略说该书的编制：一、强调该书的范围为中国画学；二、该书的时代划分依据的的是艺术史的演变过程，根据文化史的演进，郑昶将中国画学史分为四期：唐代之前为实用时期，其中“三代秦汉”为礼教时期，三国至唐为宗教化时期，五代至清朝为文化时期。”在序中，他清楚的指出四期的划分并非绝对，各朝代之间是有所间接或直接的影响的，它们之间只是在各个时期有所凸显；三、将内容每章节内容分为概况、画迹、画家、画论四部分；四、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文章后面加了四格附录。历史学家傅斯年将史料分为直接史料和简接史料两种。郑昶在该书中的史料多数采用直接史料，将美术史的内在线索和规律进行系统整理与归纳，使《中国画学全史》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画学的叙述模式，又有别于该书之前出版任何一部中国画学著作。

在用西方“科学“去否定传统史学的时代背景下，郑昶坚持采用传统史学编撰模式，耐心收集传统文献资料，系统有序的地将中国画学全史呈现在读者面前，《中国画学全史》的价值可见一斑。《中国画学全史》值得现今美术史撰写研究借鉴有以下几方面：

一、采用统计学、图表法的编撰方法

采用统计学、图表法的编撰方法是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的重要特点。首先，该书后面的四个附录，相对详细和系统地通过对绘画史文献的整理，将中国绘画发展的过程展现在读者面前，以便读者清晰明确的了解绘画史。其次，郑昶运用大量的统计，使读者直观了解中国绘画的演进过程和发展规律。并通过相关数据变化的统计，使读者清晰掌握中国画的种类、画家和地域之间的联系如在书中，他用数字比例的形式列出《历代画家的百分比》；《历代各种绘画盛衰比例表》则是根据绘画门类的差别，将历代的绘画种类的比例用数据的形式列出的。最后，郑昶采用了图表法，弥补文字表达的不足，使叙述变得更加清楚和生动。

二、坚持传统画学的中国本位之道

《中国画学全史》的编撰方式坚持传统画学是其重要特点。首先，郑昶提倡中国绘画史的编撰应坚持传统画学的中国本位之道，并借鉴西方绘画史编撰的优点；其次，在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上，郑昶坚守传统学术之道，他认为 “在世界之画系二：曰东方画系，曰西洋画系。西系萌孽滋长于意大利半岛，分枝散叶，荫蔽全欧；近且移植于美洲，播种于亚陆。……故言西画史者，推意大利为母邦；言东画史者，以中国为祖地，此我国国画在世界美术史上之地位也”；再次，编写《中国画学全史》过程中，郑昶不像陈师曾、潘天寿那样依靠西学外部的输入，而是从中国文化史角度出发，运用自己丰厚国学知识和文献资料对中国的绘画史进行详细合理的分类、总结，试图在传统史学撰写的模式中突破。

三、传统史学研究史观的编撰方式

《中国画学全史》通过四大分类将画学所处的文化背景、画迹、画家传及画论等内容合理的整理成一个整体，保持与传统画学的著录相似的史学结构。如，在序论中，郑昶写到“画学史之主要资料，不出三类：曰画家传，曰画迹录，曰画学论。三者互相参证，并及与有影响之种种环境而共推论之，则其源流宗派，与乎进退消长之势，不难了然若揭。本书内容，即本此意支配。周秦以前，绘画幼稚，资料不充，另法叙述外，自汉迄清，则以代为章。每章分为概况、画迹、画家、画论四节，概论一代绘画之源流派别及其盛衰之状况，凡与绘画直接或问接有关系之各事项，如思想、政教诸类，所以形成一代绘画者，穷源竞委，亦为有系统有证印之说明。”从这里，我们了解到，郑昶编撰该书时，采用传统史学研究的史观，希望通过写作方法、观察角度等的改变使该书与以往任何一部美术史书不同。

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一书采用传统画学撰写体例，侧重将人文、政治等与社会价值联系密切的思想体系结合起来，注重史学方法、编撰体例和史学模式的统一，在中国传统美术史学的基础下，借鉴西方美术史学史的研究方法系统整理中古画学史，对我国美术史编撰有着深刻的影响，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与借鉴。

【参考文献】

[1]郑昶.中国画学全史[M].岳麓书社，2010.

[2]王洪伟.郑昶《中国美术史》绪论部分与滕固关系考.美术学报，2013（01）：82.

[3]庆立.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研究.硕士论文，2009（04）.

[4]朱剑.郑午昌《中国美术史》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1（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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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进广西民间艺术教育是高校的职能所在。

大学艺术设计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该能认知民族民间艺术，引领艺术设计文化，服务地方经济。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广西经济的发展起步较晚，经济的落后造成了本土文化的势弱。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与国外文化的接触越来越紧密，各种文化思想大量涌入，特别是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正逐步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虽然西方文化中反映时代要求和社会进步的部分，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们也需要看到，西方思想文化中腐朽没落的东西也确实对本土民族文化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正是这种文化渗透中的不利因素，使得广西民族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加之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一般以西方现代设计课为主，民间美术设计课则很少开设。伴随着影像文化，尤其是外来的影像文化成长的新一代，已经或正在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在西方艺术文化大行其道的当下，在艺术设计教育中推进广西民间艺术教育，在专业教学中播下民间艺术和民族精神的种子，培养出具有民族情感和精神的艺术设计人才，显得尤为重要。地方高校培养出的艺术设计人才应该具有民族的审美观和自信心，在艺术设计活动中传承弘扬广西民间艺术文化，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与提高中国设计水平，提升国家与民族文化软实力，这是广西高校的职能所在。

2、推进广西民间艺术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需要。

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有一个普遍的特点，那就是专业基础较好，兴趣比较高，多为兴趣而学。因此，在专业教学的同时结合专业特点进行人文素质的教育，既能引起学生浓厚兴趣又能进行有效的人文素质教育，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广西民间艺术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西各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它涉及到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美学、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它既有实用功能又有审美功能，例如壮族的织锦，首先是对人们生活提供帮助，使壮族人民的生活得到实际改善，同时又兼备审美功能，斑斓的色彩、丰富而精彩的服饰纹样强烈地反映了他们对生活、大自然和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崇敬，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同时它还兼备教化功能，例如在《布洛陀》这个故事里，布洛陀是一个极聪明能干的人，他懂得许多道理，人们有什么不明白或纠纷争吵，他都去说理排难，所以，人们都很敬佩他，推他为头人。这个故事讲了用“说理”来排解人们的纷争，也就是用“理”来评说人们的行为，起到了教化的作用。广西民间艺术保存着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及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对艺术设计专业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理想载体，有利于树立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弘扬传统文化，提高审美情趣，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

3、推进广西民间艺术教育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培养大量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既是我国目前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迫切需要，也是高等教育事业进行结构优化、形成良性发展的内在需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学科专业和层次、类型结构，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在本科教学中，艺术设计专业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应用学科，下设广告设计、包装装潢设计、环境设计、网络多媒体设计等多个专业方向，培养的是面向市场的艺术设计人才。应用型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应该紧密结合市场需求，教育理念、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方法都应基于市场需要。市场需要怎样的艺术设计人才，是经典设计的模仿者、时髦的追随者抑或是具有独到的见解、敏锐的市场嗅觉，市场需求是动态的，不同的时段市场需求在发生改变，我们很难去掌握。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设计作品要想引起人们的兴趣，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联系大众的已有经验。

什么是大众的已有经验，就是我们长期受到的文化熏陶，祖祖辈辈的言传身教，丰富多彩的民俗节日等，总而言之，就是我们民族的根，就是我们的民间艺术和文化。没有根的民族是空旷的，是没有希望的，没有根的设计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族大众的东西才有时效性，才会被市场、社会所认同。享誉中外的平面设计大师靳埭强，将水墨意境、吉祥纹样、民俗元素及东方哲学等巧思创新，运用于平面设计作品之中，无处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意韵。广西民间艺术丰富多彩，璀璨多姿，是广西各族人民生活实践的积累，有着共同的体验，是民族的根。因此，在艺术设计专业中推进民间艺术教育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自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这种发展既为地方高校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办出特色，这是摆在地方高校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地方本科院校由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和投入，肩负着以人才支持、知识贡献和社会服务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的历史使命。作为广西高校的艺术设计专业，结合自身特点，在专业教学中推进民间艺术教育，培养有民族特色的应用型人才既符合市场的需要，同时又体现出独特的办学特色和服务地方的使命。

二、在艺术设计专业中推进广西民间艺术教育的途径

1.在艺术设计课堂教学中推进广西民间艺术教育。

大学教学最主要的途径是课堂教学，课堂教学是推进民间艺术教育的重要方法。艺术设计完全可以和民间艺术教学相结合，将民间艺术教育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中，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从大一、大二的专业基础课到大三、大四的专业课，要贯彻始终。例如，在专业基础课学习阶段：在《设计概论》或《设计史论》中系统地对广西民间艺术进行介绍，从历史的、考古的、人文的、社会的等多方面进行系统的讲解，使学生对广西民间艺术有一个系统全面的认识；在《平面构成》、《立体构成》和《色彩构成》等课程中，把广西民间艺术的造型观、色彩观、宇宙观等融入教学中，在学习现代设计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对广西民间艺术传统设计方法和观念进行总结，并有目的地应用于课堂实践。在专业课学习阶段：在《广告设计》、《书籍装帧设计》、《包装设计》和《网页设计》中有意识地运用民间艺术元素和民间艺术方法论进行设计与制作。除此以外，还可开设公共选修课，例如《广西民间艺术欣赏》，和举办讲座等方式，使学生更加了解民间艺术产生、发展和现状，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大学生的艺术素养。

2.在实践教学中强化民间艺术教育。

在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艺术实践是大学生乐于接受的艺术教育方式，在实践教学中可以开辟适当的空间进行民间艺术实践，同时利用艺术采风这一传统，深入民间进行考察，虚心向民间艺人请教，切实了解和把握民族民间艺术作品的色彩、材料、技艺、情趣、造型及品位等，注重第一手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为艺术创作积累素材，提高对广西民间艺术的认知。加强对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选题的设计，提供一些结合民间艺术的选题，通过进行毕业设计，锻炼学生运用民间艺术素材和设计方法进行艺术创作的能力，通过毕业论文的写作，加深学生对民间艺术的理解和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3.加强对广西民间艺术产学研一体化的开发和应用。

艺术设计专业是一个多学科交叉、应用型很强的专业，是现代科技和文化艺术的综合产物，它与商品社会是密不可分的。广西高校应该借助本地优势，将广西民间艺术资源进行整合再创造，通过艺术设计的手段使民间艺术焕发新的生命力，这是进行民间艺术产学研一体化的主要目的。对广西民间艺术进行产学研一体化的开发和应用，使学生在艺术设计实践中得到实惠，设计理念得到贯彻，设计能力得以提高，从而推动广西民间艺术教育。钦州学院美术学院在民间艺术产学研一体化的开发和应用方面做的比较成功，以省级教学中心———陶瓷艺术设计实验教学中心为依托，结合本地优势，对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民间传统艺术产品坭兴陶进行产学研一体化的开发和应用研究。中心整合地方企业力量，与当地坭兴陶企业合作，建立多个实训基地，把实验教学与当地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构筑了课内外结合、校内外合作的教学与实践综合环境，促进了实验教学效果的稳步提高，强化了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还承担了多项陶艺研究课题，一些研究课题已取得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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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古代的民歌称为“风”，因此搜集民歌便称为“采风”。古代宫庭音乐机构派出的“采风之官”大多都是些“大人”或“君子”，他们深入民间采集民歌、民曲，运用其特有的知识和技能，将所“采”之“风”，进行加工、整理、改编，使之符合统治者的愿望、利益和审美标准。中国古代的“采风”活动，或许就是“田野工作”的最初萌芽，也是古代先贤留下的宝贵传统。

声乐艺术是一个社会的心声、一种文化的缩影，也是社会文化的形象注释。不同的声乐艺术种类着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背景。众所周知，西方声乐艺术与我国的声乐艺术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西方的声乐艺术比较注重规范化、科学性和技艺性。而中华民族的声乐艺术则具有浓重的地域性，强调音乐的地方风格和特色，突显声乐艺术的个性和独创性，并注重语言的声韵和润腔手法。西方的声乐艺术重视生理学、声音物理学，这和西方文化注重理性、实证并崇尚技艺表现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联。中华民族的声乐艺术更倾向感觉、风格和人们自身情感的自由抒发，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产生不同的声乐艺术，中西声乐艺术的不同正是源自不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审美情趣和文化传统。在当今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交流日益频繁的形势下，我们要保持并发展具有大中华独特风格、鲜明个性的民族声乐艺术，就需要我们的民族声乐艺术的研究者，以对待民间音乐的不同态度、搜集民间音乐的不同目的和对待民间音乐资料的不同方式进行“田野工作”。这样的“田野工作者”是学生而不是教师，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大人”。他们接受被采访者提供的全部资料，应当遵循“受访者永远是对的”这一原则。

二

“田野工作”是民族声乐的基本功，是对民族民间音乐原始材料的收集和体验，是第一手资料的调查，是和音乐原创者进行真诚交往的一种行为方式。它需要深入社会生活，体验原生态的各种音乐文化和歌唱艺术，在各种民族民间音乐“浸泡”中，学习不同民族和地区的语言、发声和歌唱，捕捉不同文化背景中不同人们的情感、气质。“田野工作”的关键，是要培养田野工作者具有“局内人”的文化观和“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角色转换能力。民族声乐工作者通过“田野工作”，不仅能较好地提炼该民族文化中最本质的演唱特点，较准确地把握歌曲作品中的文化核心，而且可以从局外人的角度来把握此特殊文化外的大众文化的审美需要。

拥有灿烂文明和历史的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语言丰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声乐艺术。20世纪中期，如郭兰英、王昆、黄虹、胡松华、郭颂、马玉涛、吴雁泽等歌唱家，他们经常走进农村、工厂，深入生活，接近群众，参加生产劳动，为群众演唱。他们将自身融入各种社会文化背景之中，深深体会到不同文化背景中人们的喜、怒、哀、乐，并能在群众中接受各种民族民间音乐的熏陶，向民歌手、向戏曲和曲艺演员虚心求教。因而他们的演唱个性突出，风格浓郁，他们的声音、演唱技巧和舞台形象，都十分的鲜明和生动。然而，在今天众多的电视、广播、剧场演出中却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千人一面，千歌一腔”的状况，许多歌手的演唱缺乏个性，风格雷同。尽管上世纪80年代，等人探索出“民美”（民族、美声）相结合的演唱风格和方法，并引来众多的追随者和模仿者，但这些追随者和模仿者们从音色、演唱技巧、感情表现到舞台形象，乃至服装等方面仍存在着较明显的雷同。当今声乐演唱家，没有到民间体验生活，缺失了民族、民间音乐滋养的土壤，“田野工作”的缺失是造成它们演唱风格雷同，丧失个性的主要原因。因而不像建国初期那样，民族声乐艺术人才辈出。实践证明，艺术家的成长和成熟，离不开群众生活，离不开在民族民间音乐中的“田野工作”。

因此，民族声乐的继承和发展要求身在象牙塔中的学者们走出琴房和校园，走向生活与民间，在广袤的田野中进行脚踏实地的“田野工作”，并以此来培养和塑造民族声乐演唱中的民族风格和神韵。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在演唱中盲目追求时尚，脱离传统、脱离群众生活而造成相互模仿、缺少创新、缺少民族风格和神韵的局面。

三

民族声乐的“田野工作”有着十分广阔的空间。它可以是一个地理上的区域、一个语言的领域，也可以是一个城市、一个特定乡村，甚至是一个特定的民间艺人。民族声乐的“田野工作”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含，它可以是一种文化语境、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民俗、一种情感体验等等。

“田野工作”对我国这样一种具有浓厚人文精神的民族声乐艺术来说，它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民族声乐是在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的肥沃土壤中直接产生和发展的。无论它怎样变化和发展，怎样学习和借鉴西洋声乐的技艺和表现，但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的根基和神韵始终是民族声乐的灵魂和精血。民族声乐的“田野工作”者，首先应当是一个学习者，不仅要学习工作区域的语言，还要了解工作区域的历史文化，尊重民间音乐文化价值标准，在其文化背景下，参与其活动，融入其生活。除了体验与音乐有关的生活、搜集与音乐有关的资料、记录民间音乐的原本状态外，还要了解其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生活风俗习惯等。只有这样，“田野工作”者才能得到科学、准确的第一手材料。当然，这只是为民族声乐的发展与突破奠定了基础，民族声乐的“田野工作”者也应当是一个创造者。搜集资料不是田野工作唯一的目的，为了发展当代民族声乐的理论和实践才是田野工作更重要的目的。不同的地理、历史、经济、语言、风俗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歌唱。通过“田野工作”，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人们的生活环境、心理特征，才能掌握各种不同的演唱风格、用嗓技巧。通过“田野工作”熟悉各种不同的音乐文化和歌唱艺术，才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位“局内人”，才能以“局内人”的状态正确、完整地演绎各种文化传统中的歌唱艺术。歌唱家胡松华长期扎根在内蒙古草原上，他对草原上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他深爱着这片草原和草原上的人们。他把这种深情化作悠长而辽阔的《赞歌》；歌唱家吴雁泽在湖北工作期间，曾走遍了全省72个县市，深入民间汲取文化精华，体验生活的丰富，积累音乐素材，因此，他演唱的歌曲极具民族风格和地域文化特色。

歌唱家李双江为了唱好《船工号子》这首歌，曾亲自到川江一带和当地的船工们一起生活、劳动，耳闻目睹船工们和狂风骇浪博斗的情景，体会船工们的喜怒哀乐，捕捉歌曲旋律表现的意境，经过这样的情感酝酿和艺术体验，他演唱的《船工号子》情感充沛、风格地道、气势恢宏，极富生活气息，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怀念战友》是李双江演唱的又一首反映血与火洗礼的军队抒情歌曲那深沉、雄浑的旋律与赤诚深情的歌声交汇，把观众带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当李双江泪流双颊用心灵唱完最后一个音符时，台下的观众有许多已是潸然泪下，继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正是由于李双江长期扎根部队，对部队的战士们充满了战友之情，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疾苦，深知他们的所思所想，因此，经他演唱的反映部队生活素材的歌曲，情感真挚感人，深受战士们的欢迎和喜爱，真正把歌声唱到了百姓的心里。

另一位“田野工作”者，他多年只身走在西北土地上，寻访众多的民间艺人，并录下许多珍贵的音像资料，也收集了不少第一手的民间音乐资料，他从来未进过专业音乐学院，但经过长期的“田野工作”，使他深刻理解西北文化，并使他的演唱具有粗旷、高亢、质朴，富有浓厚生活气息的独特风格和神采，当他在媒体上一亮相，他的名字“阿宝”几乎在一夜之间留在了许多普通百姓的心间。

我们在“田野”中徜徉，还应辅以文学、历史、地理等方面的阅历和修养，其中包括学习我国优秀的古典声乐论著：例如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徐大椿的《乐府传声》等著作。它们从多个角度继承和总结了古人的发声、共鸣、咬字、吐字、润腔、情感表达、人物表现等演唱技巧，并对探索民族声乐艺术的精神本质和文化内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田野工作”是声乐艺术绽放异彩的沃土，凡在这片沃土上努力学习辛勤耕耘过的歌唱者，都会在百姓中传为佳话，成为众人追捧的明星，更是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宝库中绚丽夺目的奇葩。“田野工作”应该成为民族声乐工作者的必修功课之一。只有深入民间，虚心学习、博采众纳丰富多彩的原生态的民族民间歌唱艺术，才会使民族声乐发展之根牢牢扎在永不干涸的沃土之中，才能使演唱者的演唱体现其民族精神与风格特点，使作品的审美创造表现形式呈现出千姿百态，民族声乐艺术的明天，才会真正迎来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的艺术春天。

参考文献

1.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P321

2.郭克俭.《传统声乐文化特点及其当下意义》[J]，音乐研究，2004.4.85

3.冯光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学校音乐教育》[J]，中国音乐，2003.1.70

4.程宁敏.《声以情发，情依声传》[J].中国音乐，2003.1:66

5.张晓农.《人文传统背景与中西声乐文化差异之比较》[J]，交响，2002.2

6.吴其辉.《关于我国声乐现状的探讨》[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1

7.李晓贰.《民族声乐演唱艺术》[M]，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

8.《人民音乐》编辑部.《声乐论文集》[M]，北京音乐出版社，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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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教育 服装设计 素质 培养 探讨

一、培养时尚意识

服装的功能是多样性的,从最初的保暖,到今日成为人们审美领域的主力军,这表明服装的设计要满足大众对服装时尚化、个性化的追求,要有前卫意识。这就要求设计者必须有高度敏锐的感觉,在了解人类审美规律的基础上,紧跟服装的流行。服装的流行有一定的周期,服装款式流行的不断变化,反映着人们的审美情趣在不断提高。只有保持对流行敏锐的观察力,把握住流行趋势,才能设计出时尚美观,反映时代精神并为人们所喜爱的流行款式。因此,针对流行的这一特点,对服装设计专业教学不能只是“纸上谈兵”,要尽可能组织学生走出校门,面向市场,到市场做广泛深入的调查。对不同类别、不同品牌的服装流行款式进行分析,掌握第一手信息资料,同时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和订阅国内外服装报刊杂志等多种渠道,了解最新的服装流行趋势、款式造型等。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将自身设计风格与流行时尚联系起来,设计出别具风格的时尚感强的服装。作为一名优秀的设计者,不仅要着眼于当前的时尚,而且要考虑用新一轮的设计取代它。因此,在教学中注重对学生“时尚意识”培养的同时,还应引导他们在设计上不要“全盘模仿”,总跟在流行的后面,而是要取舍有度,塑造风格,在时尚中保留精髓,还要勇于创新设计,表现出自己的独特风格。

二、构建设计定位观念

阶层消费者对服装的需要有不同的要求,这对服装设计者来说,首先就要有明确的设计定位,而设计定位又是建立在深入市场调研和了解消费群体的实际需求基础上的。教学中,教师应指导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信息,包括互联网、图书资料等,了解流行趋势和服装市场的总体走向,初步建立起流行意识。然后让学生考察市场和名牌服装专卖店,捕捉服装市场的新动向,认真分析服装市场的现状和规律,并根据对流行趋势的把握,找准服装设计与服装市场的最佳结合点。通过认真细致地进行市场调研,分析所面对的消费者,了解他们的文化层次、年龄阶段、收入情况、对服装的要求、可接受的价格等因素,分析取得的资料,引导学生有选择、有取舍地借鉴和运用其相关的设计要素,进行专门的产品项目训练。这样既能使学生的设计符合人们的审美情趣,同时又保持自身的文化内涵,这种“定位”观念的培养,不仅丰富和开拓了学生的设计思路,强化了“产品设计”意识,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三、提高科技应用能力

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快速发展,很多科技手段已应用到服装设计行业,如服装信息的采集、产品的设计、生产管理等方面,高科技服装设备在裁剪、缝制、立体熨烫中的运用等。服装科技的发展,使得服装面、辅料呈现多样化,各种质感奇异、功能完善的新型材料也不断出现,大大地加快了服装产业的升级。同时,服装科技应用能力的高低,也成为服装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一道“门槛”。通过服装设计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来看,可以体现出不同地区对设计人才的不同需求。如苏杭地区要求设计人员识别面料的水平要高,而且要根据面料特点体现设计风格;广东虎门服装基地要求设计人员准确收集流行信息,运用电脑进行款式设计等。

针对服装产业科技化的情况,在服装设计专业教学中,应加强学生科技应用能力的培养。如培养学生的信息收集能力,让学生借助互联网上的信息资源,根据新产品的信息把握服装的设计风格和流行趋势;通过服装材料学课程的学习进行市场考察、到纺织印染企业参观;收集新型面料,分类整理,让学生逐渐熟悉面料的性能和特点,在设计中合理运用面料;开展“课题教学”,教师以优秀作品及市场为例,引导学生将质地截然不同的面料组合在同一款服装上,体会不同肌理的对比效果等。

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CAD/CAM)技术,是服装行业技术改造的重要手段之一。CAD技术可大大提高设计质量,加快产品的研制速度,提高设计工作的科学性和创造性,它是加速产品更新换代,提高产品市场竞争能力的有效工具。普及应用CAD技术必将为促进服装产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作出贡献。为此,在已经开设的服装CAD课程教学中,不断引导学生认识和了解服装CAD系统的重要性,指导学生正确使用和操作服装CAD系统,并引导学生学习相关的设计软件。加强学生服装科技应用能力的培养,会为学生将来从事服装设计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丰富专业知识内涵

服装是一种文化形态,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品位的浓缩,这就要求服装设计者有一定的文化和艺术修养。因此,服装设计专业学生应该要不断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加强中西方文化传统研究、服装史、服装美学等人文学科的学习,增加知识的存贮量,活跃形象思维,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教师在教学中,应用各种教具引导学生观察物品的色彩、造型、材质、肌理等,从而将它们作为服装设计的语言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如从物品放射状的线条启发到衣褶的造型;从物品的形态启发到裙子、礼服的造型等。通过带领学生到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参加一些服装博览会,到美术馆看展览等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使学生从风景、植物、动物等形态变幻中,从时尚品牌的流行因素中,从具有独特审美情趣的民族、民俗服饰及艺术中汲取灵感,寻找设计源泉。通过实地考察,收集实物等形式,使学生把传统的与时尚的、民族的与国际化的元素融入设计中,显示出一定的艺术品位和审美情趣,同时也在丰富着自己的知识内涵。

五、结语

服装设计行业是竞争性、挑战性很强的行业,服装业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又表现在综合素质的竞争上。在服装设计专业的教学中,既要注重学生技能的提高,又要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而服装设计人才素质培养的途径是多渠道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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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学研合作教育；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1）09-0052-03

产学研合作在国外发达国家有良好的传统，相关研究已很丰富。但人们真正开始熟知产学研合作，日益意识到产学研合作是知识经济时代推动经济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源于“硅谷”经济奇迹的出现。世界各国纷纷仿效美国建立产学研合作组织，产学研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学术界日益重视的课题之一。我国引入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存在概念把握不妥，认识不清的问题，影响着产学研合作的推进和深入研究。有学者极力主张将产学研合作分成两层意义来研究，即第一，合作科研。其核心是经济，主体是科技人员，主要目的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如美国的“硅谷”；第二，合作培养人才。其核心是教学，主体是学生，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对社会与生产的适应能力，如德国的“双元制”教育。这一区分，使我国产学研合作的研究更加细化和科学化，学者们约定俗成将第二种类型的产学研合作称为产学研合作教育［1］。产学研合作教育研究从产学研合作研究这一母体中独立出来后发展十分迅速，本文拟对这方面的成果加以整理、分析。

一、国外研究综述

1．缘起

1906年，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影响的美国工程师赫尔曼・施奈德首先在辛辛那提大学提出“合作教育”（Cooperative Education）概念。施奈德大力推崇大学与当地企业合作，用“工学交替”的方式培养工程技术人才；认为这种教育方式不仅可以让学生从劳动中获得与实践有关的知识和技能，还可从工厂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补贴学习之用［2］。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相继成立发展和推广合作教育的社会团体。1983 年，由澳大利亚、加拿大、香港、荷兰、菲律宾、英国和美国共同发起，成立了“世界合作教育协会”。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一模式的优势和特色，以便更好地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推广，2003年8月世界合作教育协会通过理事会和全体会议表决，将“合作教育”改为“与工作相结合的学习”。德国联邦政府更是颁布《职业教育法》、《企业基本法》和《职业教育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明确德国的专科高等学校和职业学院实施“双元制”教育管理模式。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则是采用“三明治”学制的工读交替运行机制，取得了良好效果［3］。

2．发展

国外产学研结合在大学、职业教育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开展，但在实施产学研合作教育之初也遇到了各种问题。特别是在产学研结合实施早期，不少企业很难不去计较眼前的利益损失而与学校一起开展产学研结合。针对这些问题，不少学者提出了相应对策，Joseph A． Raelin对国际合作教育的一百年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预测未来一百年合作教育的可能发展趋势。他提出采取“三重螺旋”的运行模式来加强学校――产业界――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期产生“双赢”甚至“三赢”的结果。该观点已在西方达成共识。人们认为企业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好处：（l）得到高素质的科技研发人员；（2）接触较前沿的研究成果或技术知识；（3）寻找特殊问题的知识来源；（4）使用学校的特殊设备；等等。而学校也有利可图：（l）在政府经费紧缩的情况下，产业界可以成为另一个重要的研发经费的来源；（2）“产业界的”经费在运用上不像“政府的”限制那么多；（3）与产业界的合作提供了师生接触实务、实际问题的机会；等等［4］。因而，不仅政府有意愿促成产学研合作，而且企业与学校同样有合作的强烈动机。

3．重要经验

国际上成功的产学研合作经验启示我们：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考察美、英、德、日四个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作用，可以发现四个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在推进产学研合作时有以下共同做法：（1）委派或组织专门机构；（2）政策性立法；（3）以科技计划对产、学、研予以支持；（4）设立基金，拨出专款；（5）开辟多种信息渠道，鼓励科技人员交流。

由此可见，政府有意并从实际上通过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对产、学、研合作予以保证和支持，是西方国家成功实施产学研合作的关键举措。但我们也应认识到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时间较长，国家、学校和企业能够切身体会到这种合作对各自发展的收益远远超过了给其带来的损失；在共同利益驱使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达成了空前一致的认识。所以，合作不仅成了学校和企业自觉、自愿的行为，更已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这与我国国情是有较大区别的。我们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国情差异，意识到我国实施产学研合作必须经过多方努力，必须经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的产学研合作实践起步并不晚。早在建国初期，我国在政府的控制下曾成功地组织了一些重大的产学研联合科技攻关项目，例如两弹一星的研制开发，大庆油田的勘探开发等等。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文化、技术的影响，一些企业、高等院校、研究院所逐渐自发地进行合作。1992年，国家经贸委、教育部、中科院联合实施“产学研联合工程”，政府正式在我国推行产学研合作。十多年来，我国产学研合作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理论研究也日渐丰富。以中国知网期刊收录的文献为例，截止到2011年5月，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含学术期刊、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会议论文、重要报纸及国家标准等文献数据库）中以“产学研合作”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了10851项检索结果；以“产学研合作”为题名进行检索，得到了3343项检索结果。而用另一个相关概念“产学研结合”为主题进行检索，亦可得到4930项检索结果；再以“产学研结合”为题名进行检索，仍得到1942项检索结果。成果数目之众令人欣喜。

将学术期刊、硕博士论文库中的相关文献认真梳理、高度概括后发现，研究成果基本可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学研合作的意义。学者普遍赞同产学研结合有强大的“生命力”，主要体现为：（1）发展需要；（2）生存压力；（3）已有合作关系；等等。以“发展需要”为例，具体来说，包括国际发展趋势需要、社会工业化、科技化发展需要、学校提升需要、学生提高自身竞争力需要等。

2．产学研合作的内涵和类型。许多学者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各式各样的分类方式，最多的达二十多种模式。纵观下来，比较具有普遍性的类型主要集中在十种左右，分别是：（1）N＋X顶岗实习式；（2）三明治工学结合式；（3）企业委托办学式（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4）企业指导办学式；（5）企业资助办学式；（6）合作培养“双师”式；（7）承接企业项目式；（8）校办产业式；（9）面向企业开展职工培训和继续教育式；（10）企业办学式。

3．产学研合作的机制。（1）动力机制；（2）调控机制；（3）利益分配机制；（4）保障机制；等等。以动力机制为例，具体来说主要指政府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规、文件等明确引导、支持产学研合作，如修改《企业法》，增加明确条文规定生产条件先进的企业有为教育服务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对参与产学研合作的企业予以各种形式的奖励。同样，学校也要明确把开展产学研结合视为必由之路，在管理和决策上制定鼓励学生、教师参与产学研结合的相关措施。企业方面也需提高认识，将人才培养视为己任，把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纳入企业发展计划中。

4．产学研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学者们认为当前我国产学研合作存在的障碍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主体问题；（2）技术供给问题；（3）利益分配问题；（4）风险问题；（5）政策环境问题；（6）信息交流问题；等等。以主体问题为例来说，学者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政府、学校、企业这三个主体在实施产学研合作过程中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指出从政府到学校和企业都未真正理解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实质涵义及合作主体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企业对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或企业家们的短期行为导致很多项目昙花一现，浪费了资源。

5．产学研合作个案经验的总结。产学研合作开展至今，一些地区如深圳市、天津市、重庆市、辽宁省和广西省等纷纷成立专项课题组对本地区产学研合作的现状进行了一些调研和摸查，形成了有一定指导意义的调查报告。不少学校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等已摸索出不少产学研合作的成功经验，公开发表了相关的经验总结，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还公开出版《工学结合案例汇编》一书。

综上所述，产学研合作在国外已有百年历史，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近十年才丰富起来，还处于较初级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最大特征是研究成果数量不少，但水平良莠不齐，重复研究与研究薄弱环节、空白环节同时大量存在。如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产学研项目多，高职、中职里的相关研究少；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把产学研合作科研与产学研合作培养人才混淆起来，加以笼统研究的多，分开独立研究的少；有关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内涵、表现形式、类型及模式等浅表研究多，而有关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发展定位研究、实现途径研究、利益分配研究、特别是反馈评价体系等深层次研究非常少；产学研合作教育的个案经验总结多，而能在整个地区或整个行业推广的普适经验研究则太少；等等。鉴于此，我们亟待有针对性地加强后续研究，努力促进产学研合作在我国科技、经济特别是教育行业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解放．从产学研结合的类型和特征看高职院校产学研结合的定位取向［J］．中国高教研究，2004（8）．

［2］【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3］李方葛，邵森万．产、学、研合作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4］Etzkowit， Leydesdorff． Reflection－in－Action On Co－op：

The Next Learning Breakthrough［J］．Cooperative Education and Internships，2008（3）．

［5］刘须群，陈星．产学研合作问题研究综述［J］．江西社会科学，2002（12）．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Production－Learning－Study Cooperative Education

YAO Yan－qin

（Changzhou Higher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Construction， Changzhou 213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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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学统；嬗变；赓续传统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7）02-0063-06

Abstract：Wit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logical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it expla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s and its traditional way and regeneration of modern dualistic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embo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ism in ancient times， cultivated the spiritual power of emotional attachment and re-adoration in the cultural soil of pan-morality， and took both the unity of form and spirit and the concurrency of study-think as the learning way to inherit the academic tradition. For a wide range of mass foundation and the principles of learning in the world between the two-way interactions， it promoted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ousands of years to show a strong vitality. In the modern times， under the tide of Western learning，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have been more and more dependent on the western academic ideas. In the face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hoices of the new era， we must adhere to the traditional sports ontology to promote the China traditional sports regeneration， so that we can make it more brilliant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academic tradition； evolution； persisting in tradition

中传统的思维模式注重统绪，学统指治学的传统，是一门学术体系及其传统的传承。方朝辉认为，所谓“学统”，是一种独立的学术传统，包括一门学问所具有的独特的运作逻辑、意义世界和研究范式等[1]。学统是植根于本民族“文化生命”之系统，民族传统体育是具有丰富内涵与民族性的传统文化，它的塑造、传承与发展与中国古代学统息息相关。近代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在经受到西方体育系统的冲击后发生嬗变，其传统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用西式的学术眼光解读中国传统体育，导致其内外兼修、形神兼备的传统特色丢失，进一步导致现代中国体育在精神上无家可归。

成中英认为：“传统是历史性的存在，尤其具有现实的影响力，构成伽达玛所谓的‘有效历史’。因之，它不必只是历史，而有或多或少的规范权威，但其规范力量不一定来之理性自身的说服力，而是来自人的群体情感与习惯[2]。”历史之赓续，兴灭继绝，慎终追远，党的十以来多次提出复兴传统文化。在民族传统体育领域，大多数学者开始意识到立足于本民族体育文化的重要性。而民族传统体育的根本精神、最高理念与终极意义是什么，需要从古老的学统精神中去探寻，正如邓曦泽所说，有效的学统不仅是赓续历史的必要条件，也是开拓未来的必要条件――学统是学术积累与创新的自觉有效的组织形式。一个不能赓续历史的文化是绝不可能创新而开拓未来的，在学术的历史与未来之间，最有效的连接就是学统[3]。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界都在赓续旧有学统，有关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与实践均未涉及这一方面，追问学魂、重构学统，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优秀传统再生、守护民族体育的独特性具有重要作用，促使其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获得技术进步与精神旨趣的同步发展，找到安身立命的终极归宿，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让国人感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真正的意义之源，自觉承担其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责任。

1 述古：古代民族传统体育蕴含的学统文化

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4]。传统使得不同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连续性与统一性，是决定文化形成、延续、发展或停滞的相对稳定的内在要素。中国古代的“学统”以儒家为宗、以经学为源、以子学为流，各个领域“同宗孔孟”，而民族传统体育是通过身体活动展现出来的、对传统文化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和反映，在民族传统体育的治学方法、技艺传承上也充分体现了蕴含孔孟之道的治学传统，表现出丰富的人文情感性与社会价值观。

1.1 文化土壤：情感连带和重礼崇德是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力量

社会中的人设计出各种活动和动作形式，氏族公社成员在生产实践、政治、宗教和艺术活动中受教育，利用游戏、竞技、唱歌、跳舞、记事符号进行教育，利用神话传说作为材料和手段[5]。可见，民族传统体育自古就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孔子著书设教，提倡学习要务于下学上达，通过学习人情事理，修养德行，以求通达于仁义，“君子六艺”中的射和御就是古代民族传统体育的代表内容，“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其目的不在竞技，而在修身知礼，强健体魄为修外，知仁义礼制为修内，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与”礼“为核心的教化体系贯穿民族传统体育的始终。同样，产生于劳动生产、原始宗教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多是集体性的活动，带有明显的社会伦理价值取向，参与者通过情感连带获得情感能量，因而其活动更注重表演、娱乐、养生，从而具有怡情养性的效果，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坚持和谐、宽厚、礼让的价值取向的体育运动。

民族传统体育以肢体动作为载体，将形而上的伦理价值转化成为实体动作与团体活动。司马光在《投壶新格》中写道，“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抵地”，投壶的活动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的中正观，即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即是“大中至正”的学问。在程阳侗族抢花炮项目中每年的胜者来年要进行还炮仪式来酬谢神恩，整个仪式中体现了严谨的社会秩序，在活动中要求人们遵循道德规范，尊重老人，遵从传统，自觉履行义务，倾注了人们对抢花炮仪式的情感。厚德载物，内外兼修的传统观念、对宗教神灵或是祖先的崇拜及信仰、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思维意识在民族传统体育中得以体现。

朱熹说：“《大学》之条目，圣贤相传，所以教人为学之次第，至为纤悉。”（《朱子四书或问》，《大学或问》卷一）他强调做学问以《大学》为先，其三纲领八条目是修学明德的根本。文以彰德，武以显德，在民族传统体育中一门技艺的传承，首先要考察徒弟的德行，少林《拳经拳法备要》中就强调“道勿滥传”，应传“贤良之人”。《峨眉枪法》也有：“不知者不与言，不仁者不与传。谈元授道，贵乎择人。”弟子入师门，也先要遵守一系列戒规，所谓“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道德的审查在整个传承过程中不会中断，许多门派在传授拳术中讲究“口德、手德、身德”[6]，以此磨砺心性，正己修身。武德使人具有“内圣外王”的侠义精神，在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实行王道仁义，这也是理学代表人物陆九渊提倡的教育目的。

1.2 学统传承：形神兼备和学思并行是民族传统体育的学习方式

古代学统的追求除了上文提到的主体精神的涵养，更需要真才实能的精益求精。“一层功夫又一层，层层深进，层层入细。由显至隐，由粗如微，彻头彻尾，逐层向里”[7]。形而上者为体，形而下者为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即无形之道体，形而下哲即万事万物的象与形，道是所有器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无形之道存在于有形之器。因而，熟练博学是治学的基本功，深造自得的境界来自炉火纯青的功夫，“拳打千遍，身法自现”，只有通过长期反复的苦练，才能体会到传统体育某项技术的精髓，感悟其内涵。

孔子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学思兼进者为圣[8]。思想独立为学统之本[9]，中人向来强调以学养思、以学促思、思融于学，学统也是思统[10]。学武的关键在于“悟”，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西方人擅长逻辑推理，而中国人则讲究悟性高深，悟性是中国文化传统精髓之一，武学一途，勤学苦练固然重要，但不管是套路还是心法，都要在无数的体悟中，窥其精要。“道可受兮不可传”（《楚辞・远游》），中国传统的传承方式不可以言语传之，不可以照本宣科，而需要心领神悟，学与思并用，自思自得。

古代民族传统体育的传习方式以经验为主体，尤其注重心传心悟的学统模式，以心传和神传为核心，师徒之间具有高度的同频共振，这不仅是知识的延续，更是生命的延续，即是中国传统的性命之学，生命之间的学习传递才能保持知识技艺最鲜活最本真的状态，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习讲究神韵的模仿与体悟，这就是用一个生命去读另一个生命，技术是一座桥梁用以搭载文化的传承。

1.3 社会基础：民族传统体育的群众需求与致用机制具有双向互动性

文化活动具有其原本功能和自身的社会使命，儒家文化的致用传统，就是学问与社会关系紧密结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盖在有益于社会，有用于国计民生”，旨在提倡学术要有用于社会民生，在某个地域人民的社会实践中，民族传统体育成为教化当地民风、牵系民族情感的重要方式，与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民族传统体育因其具有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而有了经世致用的原则与学习目的，也因为这种致用机制维系大众情感而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是一种良性的双向互动，从而使民族传统体育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从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来看，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传统体育产生于其实用价值。其与劳动生产密不可分，如射箭发明于原始狩猎，“乌号弓者，柘桑之林，枝条畅茂，乌登其上，下垂著地。乌适飞去，后从拨杀，取以为弓，因名乌号耳。”（《四部备要》）原始战争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的萌生，蹴鞠最早便是为了训练军士，以提高军队战斗力创造出来的，“蹴鞠，黄帝所造，在练武士，本兵势见。”（《四部备要》）与生产、抗灾等有关的活动，如由古代鲜卑等族射天仪发展而来的较射、瑶族的播公鼓舞、侗族的哆毽、高山族的竿球、黎族的跳竹竿等。原始部族通过这些仪式化的肢体运动来实现自身与主宰自然的某种神秘力量之间的交流、互渗，从而获得某种力量、结果或实现某种角色认同，这便是民族传统体育最初的实用价值。

从民族传统体育的形式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身体活动行为，在动作技能的形成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教育的大众化、社会化通过所在社区的各种民俗活动实现，这就使得知识与技能相结合，我们往往能从一个地域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中看到它的生活概貌、文化特征、民族性格等，这就是笃行与治学、践履与修身相结合。朱熹说“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11]。民族传统体育是技艺之学，是一种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行为方式，在肢体动作中展现出其特有的文化内涵。

从民族传统体育的意义来看，人们有意无意创编的体育活动随着历史的发展进入阶级社会，逐渐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带上社会心理，越来越成为促进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在儒家学统的影响下，古人不仅关注道德自律的内在超越，而且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责任及使命感，这也是孔子所说的“内修身克已，外齐家治国平天下”，把道德修养之事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司马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将修身的成果贯彻到外在的治平实践之中，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臣武将的最高理想，文治与武功皆是治国安天下的必要手段，甲骨文中“武”的本意是一个人拿着兵器进攻，通过军事训练防身御敌，以此获得“下武精技防侵害、中武入窗采硇摹⑸衔涞玫榔教煜隆钡墓δ埽所以尚武精神与国家强盛关系密切。

2 嬗变：民族传统体育学统的断裂

19世纪中叶，西方的坚船利炮使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文化也随之渗透不止，而中国由于政治经济上的客观状况又必须要向西方学习，一时“西学东渐”成为一种时代潮流，中国文化被迫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几千年的统绪也就此打断，传统的学统无法摆脱对西方学术的依傍而自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治学的传统被打破，民族传统体育几千年来的一些传统特征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外源式的近代化进程无疑是二元性的，即民族传统体育的转型又要延续传统的生命价值，又要在短期内承受西方体育学术系统的影响。20世纪初，以““为背景的“土洋体育”之争愈演愈烈，现代体育就是在这种从“抗争”到“融合”的情况下转型。传统体育中的学统裂变，西方的艺术体操与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技击内容相结合，其学习方式、教学方法以及竞技思想也纷纷灌注于民族传统体育之中。

2.1 传统体育表现方式的转变：性命之学走向外化之学

西方学术是建立在名词、术语、逻辑、概念之上的文化系统，受古希腊先哲和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想影响，做学问注重逻辑思辨，正如哈贝马斯所言：“18世纪为启蒙哲学家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设计含有他们按内在的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的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的努力。同时，这项设计亦有意将上述每一领域的认知潜力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12]”由此，在理论研究方面，武术是民族传统体育的核心学科，在此领域过于侧重竞技、术法等方面研究，并且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由于西方现代体育思想的制约，大部分武术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相关的技术、规则、竞赛等技术方面的实用研究，忽视了对武术内在理论价值的研究，忽视了武术蕴含的极大的文化资源[13]。

在动作形态方面，民族传统体育开始注重套路的严整性与技术的规范性，对动作技术的理解必须有高度的客观性，同时追求高难新美的外在形态，着力提升动作的难度与美观等表演特色。舞狮原是在民间节庆时期开展的一种娱乐性体育活动，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许多民族传统体育的发掘和弘扬，舞龙舞狮项目也被总结和整理出来，赋予其规定的套路和难度，登上竞技场，走向竞技化，比赛的分值多偏向于技巧和难度动作，一味追求动作的高、难、险而忽视了狮子应有的狮型狮态。例如在以往的北狮项目上教条于比赛的人数和道具、音乐和套路等形式，这种带有西方学术特点的概念化、知识化的学习是生命之外的传承，与内在的骨血生命很难融为一体，因而也就缺乏了真正的传统韵味和艺术感染力，这是与中国传统“性命之学”相对的“外化之学”。

2.2 传统体育传承方式的转变：彻底的理性主义

西方学术以学制教育为载体，科目明确，条分缕析，正如钱穆所说“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他们崇尚“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信条，“把论证进行到底”的思辨精神和彻底的理性主义。受西方分科教育的影响，将体育学列为一个单独的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学成为其下设的二级学科，传统的师徒关系也转为教练员与运动员或者老师与学生的关系。

学术及其传统的传承是学统的重要方面，师承是古代文化延续的主要方式，在封建社会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原则让师父对弟子有着绝对的权威，拜师学艺的艰辛更是让师道尊严不容侵犯，师父的言行对弟子有极大的影响，弟子也十分尊崇师父所传授的“道”。而受到西方学制教育以及现代教育普及化、大众化的影响，一门技艺的传承不再因封闭而充满神秘感，新建立的师生关系是民主平等的讲究合作的人际关系，师生之间的内在传递性消失，缺少了心传心悟的呼应与关联，不再传承生命而是传承知识，不再以心传心而是传承书本，教学上追求名词、概念的传递，缺失了对传统体育中神意气韵的阐述，学生需要用逻辑去理解而不再用“道”的思维体悟。

2.3 传统体育社会价值的转变：民族认同感缺失

在方法论上，西方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所谓的“价值中立”（valuefree）原则，也就是主张客观知识与主观价值的相对分立，面对自然、社会和人生保持“无动于衷”的价值判断[14]。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技术与内涵逐渐分离，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成为赛场所特有的竞技项目或只有少数人参与的舞台表演。

传统的民族传统体育通过技艺切磋来健身强体，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中国龙舟运动源于对原始图腾龙文化的崇拜、先民的生产及军事活动等，后来被赋予纪念屈原投江的含义，龙舟竞渡始终具有对宗教情绪的虔诚、对祖先英烈的崇拜，人们通过这项团体活动来抒发感情，它凝结了氏族部落群团原始文化心态有的观念意识与情感意志[15]。民族传统体育注重情感的抒发，以此来维系民族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它们源于社会、发展于人民群体中，因而总会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而西式思维打破了中国传统修齐治平的学统，民族传统体育也不需要再有以武安天下的治世之用，其社会参与度逐渐降低，维系情感的功能减弱。以龙舟竞渡为例，随着现代经济、科技的发展，对宗教、祖先的崇拜情w逐渐低沉，其中很多传统习俗也随之减少或趋于商业化，因而民族认同感较以往而言有所缺失。

3 赓续：当代人文教育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传统再生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门学科有其独特的话语基础，用西方式知识眼光解读传统学问就失去了传统体育安身立命的终极归宿。在新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民族传统体育虽然由于各种历史与社会原因发生嬗变，然而其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一些根本原则不能废弃，否则将不符合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周积明所说，特定的价值倾向乃是从文化模式形成的进程中积淀而生，是经过人们尤其是文化精英反复感知和思考并用文化制度固定下来的集体意识，只要产生特定价值倾向性的文化土壤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特定的价值观念也就必然具有强大的稳定性、延续性与普遍性，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衍生出不同形态而已[16]。民族传统体育的嬗变并不是危机，这个阶段正是传统与现代文明交融的磨合期，代表着民族传统体育在曲折中前进的发展方向，当代传统文化复兴的潮流也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传统再生带来了新的契机。赓续民族传统体育中的学统，结合现代社会的客观情况，就是重建民族传统体育尊道求道、内外兼修、求真务实的传统特色。

3.1 “尊道求道”：回归传统体育的本体精神

中国的“士人”没有西方的来安顿生命，而是在所谓的“道”的光辉之下安身立命，“道”与现实生活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坚持道义、坚持真理是中华文化的特征，而儒家传统中的“道”与“学”本来就不能截然两分，学统“是儒学在现时代得以存活与发展的基础”[17]，学统的主要任务就是解释“道”，使“道”通过治学体现出来。随着现代民族传统体育的竞技性越来越突出，其内意与外形逐渐分离，“道欲明者，当先明学”，所以，重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尊道求道的传统是赓续学统的首要内容，将技术文本转化成文化文本，突破名词概念的表象，寻找体育活动背后最鲜活的内涵。对道的追求体现了一个人的价值观，这是一个人生存处事的核心原则，是其内心深处终其一生恪守的东西，这就是“道”作为中华文化代表的根本之处，也是民族传统体育人文教育中的必要之处。

在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上，尊道求道的传统要求尊师重教，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是“道”的直接传承者，而学生需要通过师承和心悟来体道，而不是拘泥于书本和固有技术套路。而古今两种传承方式各有长短，要有选择地继承传统，古为今用，同时也要看到西方民主教育的优长，在两种方式之间取得一个“中庸”的状态。

在民族传统体育的形式上，不能盲目地追求难度、美观的动作，而忽略了对内在神韵的领悟与外在感情的抒发，每一处细节都应体现出它的传统意义与社会价值，还原该运动的本质形态。民族传统体育代表了人类的智慧与文明，传统体育的魅力不在于“高难美新”的人为设计，而在于简单质朴的动作中蕴含的道理，大道至简，无为无待，这是一种品心静气超凡脱俗的道德观念，一种内化的宗教关怀和人文精神。传统体育秉承着中国学统的“内明之智”，以肢体活体传承着人类文明的灵魂，这也是民族传统体育的本体精神。

3.2 “内外兼修”：继承传统体育践行者的本质素养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 述而》）是先秦儒家所倡导的进德修业之法，其中的“艺”指陶冶性情是文艺活动，也指锻炼身体的体育运动，如御、射等等，然而身心皆娱的同时都不得游离于“道”“德”“仁”的大原则。武术精神是代表着中国人文精神，而武德武礼是武术精神的核心，也是一个武者素质的集中体现，拳谚有云“拳以德立，无德无拳，心正则拳正，心邪则拳邪”“拳品如人品”[18]，武德教育是从古到今武者矢志不渝的追求，也是学统文化在武术领域的重点要求。身修而根本立，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学习如知识、器物、技术等形而下的领域，完成形而上的人格的塑造，把武德修养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和价值认同，从而实现自我完善，达到德才兼备的境界，对知识有清醒的认识并且能够去践行，这就是习学成德。新时代的武德教育应该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且贯彻到武术技术教学过程中，以培养社会需要的武术之才。

除了对武德武礼的重视，内外兼修还包括民族传统体育情感、气韵的抒发，比如太极拳富有极强的表意性和隐喻性，以神意为先带动肢体行为，把自然现象、生活哲理灌注到拳势中去，太极拳文化符号注重内外的联系，即思与身的协同，是融思想与身体为一体的整体行为[19]，如果只学习其肢体动作将其体操化将失去太极拳的精髓。对民族体育传统的复兴即是回归项目的本质，对身体活动内在神意继承发展，如北狮竞赛从2015年起加入传统项目，在保持公平与规范的同时突出“传统”，从竞技性过渡到艺术性，把人民群众所熟知的传统故事、民俗特色等编入其中，更加注重狮子的神韵形态，使得北狮运动大众化、通俗化，主题鲜明新颖，不再拘泥于形式，不再仅仅是刻意的竞技而是回归舞狮的本质内涵，这也是传统北狮发展的正确趋势。

3.3 “求真务实”：重塑民族体育的民本价值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强势入侵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政治结构、传统思想文化改变，冷兵器时代湮没在一次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新技术不断应用，民族传统体育的实用价值面临新的挑战。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是以军事武艺为主干，以保健养生为经络，进而形成各地村落中汉族民间乡土游戏与类似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两大特色[20]。可见，传统体育具有实用至上的观念。发展到今天，武术、摔跤等活动由军事技击转化为健身之技，古代的民俗艺术、宗教祭祀等活动多以娱乐、表演的形式展现出来，因而民族传统体育的实用价值已经演变为娱乐、健身、经济、竞技、表演等等。

然而，当今操化的、用于比赛和表演的民族传统体育是远离人民群众的，这种精英型的文化形态无异于孤芳自赏。发展竞技体育的价值与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检验一种活动发展优劣的最主要标准，是自愿自发参与其中的人口数量。民族传统体育以其信仰向心力、情感倾诉性与经世致用的普世价值成为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大众化运动项目，我们必须把传统体育这种代代传承的文化魅力继承下来，扭转传统体育发展的形式化趋向，并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潮流结合，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重新植入古老而又崭新的文化内涵。把人民群众的文化财富还原到大众生活中去，让民族传统体育成为一种实用性文化，逐步渗透到人民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利用其实用价值使民族传统体育更好地为大众服务，保持其具有的雅俗共p、老少皆宜、功能多样、自娱自乐等文化特质，以功能复合与精神愉悦的结合来提升群众参与度。

除了实用价值外，民族传统体育得以安身立命的终极归宿在于其精神价值。社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传统学统意识的弱化是毋庸置疑的，但那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普世价值观至今仍积淀于民族传统体育人的心中，运动员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情感坚守着这份精英型的文化形态，秉承着为国争光的态度走向竞技场，传承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不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诉求，也不是满足当下现实的功利性的需要，而是永恒的价值理想，民族传统体育也应在此基础上继承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的传统，由超越走向永恒，藉升华成为不朽。

4 结语

鲁迅在《华盖集》中写到：“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古为今用”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古代学统下学上达、学思并行、经世致用的特点使得民族传统体育表现出重礼崇德、形神兼备、维系情感的传统特征，在文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面对西方竞技体育的压力，民族传统体育的一些传统与文化内涵被逐渐边缘化，民族传统体育由传统的“性命之学”走向“外化之学”，传承方式具有了西方彻底理性主义的性质，社会价值转变导致民族认同感缺失。此时，重视文化根源性、重视学统、重视传承显得尤为重要，传承学术传统以为时用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继承发展有重大意义。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理念与情感归宿仍作用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即使在现代西方文化强势入侵的状况下也是如此，我们应该深刻思考民族传统体育在中国古代长期传承经久不衰的原因，赓续学统，重建尊道求道的传统以回归传统体育的本体精神，重建内外兼修的传统以继承传统体育践行者的本质素养，重建求实务实的传统以重塑民族体育的民本价值，发展多功能性的、形神兼备的、雅俗共赏的民族传统体育，追求历史的延续性与非延续性的统一，以此守护中国传统体育的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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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后现代主义披上了一系列“反”(counter-)的外衣,企图通过其怀疑精神和解构能力,实现文化的革新。[2](P91)这种以怀疑、批判、反抗为内核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倾向对中国当代思想文化产生的影响极为深刻,给中国当代大学生思想观念等的冲击十分显著。全球电脑网络的发展已成为塑造这个星球上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信息革命、资源共享、网络文化、数字化生存等全新理念迅速在大学生中传播和普及。电脑、网络、U盘、MP3、MP4、移动硬盘、网络硬盘、数据库等和今天的大学生如影随行。毫不夸张地说,信息时代的新潮时尚日复一日地影响和改变着当代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许多事物披上了五花八门的“文化产业”外衣,文化如今成了真正的“快餐文化”。而电脑和网络的普及,也促使文化快餐的盛行。许多经典名著被拍成影视剧,青年学生只需往沙发上一躺,剧中人物就活灵活现地呈现在眼前,几乎无需动脑思考就能基本了解名著。动漫般绚丽的色彩、冲击力强的感观动作,确实省了不少脑力。正如美国学者、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所说:“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角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3](P156)电视机、录像机、摄像机、DVD、QQ聊天、ICQ、BBS、MSN、百度、Google、迅雷、bt下载、暴风影音、ppstream播放器、博客、播客、“围脖”……尤其是网络化、多媒体、高速度的世界信息技术和交互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导致曾经处于主宰地位的书籍文化如今受到视听文化的冲击。

传统纸质文本是以文字为媒介传送信息和知识,而电脑却能以逼真的图像将远在天边甚或远在天外的物与人活灵活现、形象逼真地展示在受众面前。网络影响大学生生活方式,改变了他们的思维习惯,进而破坏大学生读书心态。大学生开始习惯于电脑和网上读书看报,网络及网上阅读使大学生的阅读及学习出现了令人极为担忧的现象,诸如重消遣轻求知、重网络轻纸本、重时尚轻经典、重英语轻母语、重泛读轻精读、重读图轻读文……急功近利、蜻蜓点水式的“浅阅读”现象日益严重。科学与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改变着知识的性质,正如利奥塔尔所说:“在这种普遍的变化中,知识的性质不会依然如故。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料,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4](P2)当今数据库已经成为新的百科全书,它的作用和功能超出了每个使用者的能力和意料。由于电脑和网络,“今天一根头发丝般细的光纤能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二十九卷的全部内容从波士顿传到巴尔的摩。”[5](P60)

进而导致知识的发明、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对现今的教育教学活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和巨大的冲击。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世界正飞速进入交互时代,这一时代改变着我们交流、学习、生活、工作和娱乐方式的每个方面。”[5](P501)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下,教师的地位无形间发生了变化,“对传递确定的知识而言,教师并不比存储网络更有能力;对想象新的招数或新的游戏而言,教师也并不比跨学科集体更有能力”。[4](P111)假如教师对电脑网络相关知识及信息关注不够,和学生的交流必定有障碍,可能导致课堂及教学吸引力的减弱。今天是一个以智力资源为依托的新世纪,是一个“知识化,学习化”的时代,“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在今天对教师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应成为至理名言,否则你就有可能被时代淘汰。后现代语境下的革命性变化对传统的教师、教育和学习等都提出了挑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会学习(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比学习什么(学习的内容),显得更为重要。所以大学教学的目的,不应只是给学生提供“黄金”,而着重是教给学生获取黄金的“点金术”;不只是给学生预备好充饥的“面包”,而是提供一种能够继续获取猎物的“猎枪”;不是授之以“鱼”,而是教人以“渔”。

二、民族院校学生基本情况和外国文学教学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生双向自主择业的普遍实行,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加之社会价值取向的驱动,无论是民族院校还是综合性大学的学生普遍存在着重实用技能、轻人文素养的功利主义倾向。导致大学生存在着重视学习应用性、技术性专业,轻视人文学科和基础理论,于是出现学历高而文化修养差这样令人堪忧的现象。因此之故,当今无论是民族院校还是综合性大学的学生世俗化、功利化倾向比较明显。有的忙于考研,有的忙于勤工助学,有的忙于家教,有的忙于参加商业活动挣钱,有的忙于找工作,还有的忙于谈恋爱……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但真正静下心来认真读书和学习的却不多,甚至还有少数大学生以逃课为时髦,他们奉行“必修选逃,选修必逃”,并以“新新人类”自诩。再加之,目前大学生多为80后,90后也开始进入大学校园了。而80后、90后多是伴随影视成长起来的,在他们身上大有现代传媒取代传统书籍的趋势,对书籍的漠视几乎成为这一代人的通病,故而书籍“缺席”所造成的弊病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就比较明显。这给我们的教育教学无形中增大了难度。而我们民族院校的学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少、边、山、穷、老”地区,这就自然造成:第一,他们受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影响较大,无法避免地呈现出复杂的民族多元性和文化多样性,学生个性差异较大,到大学后适应期相对会比较长。第二,他们的汉语言水平存在差异,无论是汉语口头表达,还是汉语书面表达,都是参差不齐的,一方面使其接受能力受到很大影响,另一方面给教学带来了极大的障碍。第三,高等教育已经转型为“大众化”教育,民族院校在扩招的背景下,生源质量参差不齐且有所下降。既有低分者,又有高分者;既有少、边、山、穷、老地区的学生,又有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生源结构呈现出多层次的态势。第四,相比较于一般院校,民族院校学生中的贫难生、特困生较多,他们需要较大精力勤工助学以帮助其完成学业。第五,来自不同地区的多民族学生一进大学、来到大城市就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的冲击,以致急功近利思想更为浓重。大多数同学想的是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少数同学想的是怎么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还有极少数同学则关注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同时,民族院校的学生过去少于接触和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他们多是在本民族的一些传说故事和中国四大经典名著的熏陶下走近文学的。而外国文学具有异源异质文化性质,在文化背景、精神心理、价值建构、审美追求等方面均显示出与中国文学不同的特点,我们的学生在理解上有明显的距离感、陌生感。加之作品中的人名难记,人物关系复杂,议论和心理描写较多,他们认为可读性不强,因而普遍存在畏难情绪,导致即使进了大学校园也少于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这都给外国文学教学造成诸多的困难。

民族院校外国文学教学现状也不容乐观。第一,由于学科调整,外国文学由原来独立的二级学科变为现在的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的课时被大量压缩,内容多而课时少的矛盾非常突出。外国文学纵横数千年,囊括了除中国以外的各国的文学,内容之多,难度之大,是中文专业中少有的。第二,民族院校学生在语言和文化知识上存在差异,尤其是汉语言基础和能力参差不齐,加之少于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这使得老师在教学时不得不花时间在课堂上介绍外国文学名著的情节内容。第三,外国文学教学和其他一些人文学科一样,教师“满堂灌”,教法单一,“老师讲笔记、学生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甩笔记”,忽略对学生读、看、说、写等素质和学生思考与分析能力的培养。[6]第四,外国文学课的考核也有待改革。虽然开始注重平时成绩,但更多的还是靠一张卷子来考核学生的知识,忽略学生实际能力的考核,已不能适应当今个性化教育的需要。第五,教材建设滞后现象在民族院校中比较严重。目前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选“权威”教材,真正适合民族高校和民族学生的高质量外国文学教材却并不多见。所以,在全球化浪潮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的时代,面对民族院校学生的这些特殊性,客观存在的较大的学生个性差异,而现实语境是外国文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与时代、社会不协调的地方,因此因材施教在民族院校的重要性就比一般院校和重点大学显得更为突出,外国文学教学更是亟需改革。

三、民族院校外国文学教学改革与研究

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面对信息技术的挑战,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我们身处的时代氛围和社会条件的急剧变化,我们面对的学生也有明显的变化,民族院校的外国文学教学必须适应变化与发展,加大教学改革和研究力度,在教师素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考试等方面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改革创新,建构“教师讲与学生听、读、看、说、写有机结合”全方位开放性教学模式,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多民族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一)更新外国文学教学理念

1、突出人文精神。当代教育最为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单纯的知识,而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这已成为衡量大学生道德品质、人格完善和文化学识等方面成长的基本标准。外国文学积淀着西方人文精神的深厚内涵,自立自强自尊和崇尚个性自由的人文关怀与当代大学生息息相通。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注意培养个体意识的健康发展,可借鉴外国文学人文精神的合理内涵来培育青年学生的健全人格。2、强化文化信息。外国文学的教学目的,不单单是为了了解外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阅读作品,更重要的是通过外国文学学习,从更高层面上感知异域文化,发展、完善、提高在本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文化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众所周知,“文学”决不是一个自在自为的封闭系统,无论是文学的内容还是文学的形式,甚至文学创作的全部过程,都是文化的产物,要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外国文学教学在讲述各个时期的文学史和作家作品时,就应适当地介绍有关的历史、地理、社会、民族、宗教、教育、艺术等方面的文化知识,“注意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艺术,文学与自然科学等的联系,丰富外国文学课的文化含量。”[6]强化文化信息,一方面从文化语境的视角去探寻文学背后的文化内涵,并以文化反观文学,可以对文学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通过学习异质多元文化和文学,了解不同文化的价值系统,便于培养学生具有开放的襟怀、宽容的立场、对话的意识,克服妄自尊大、闭关锁国、盲目崇外、数典忘祖等狭隘意识。3、重视经典文本细读。当下的大学生多数人追求的是快餐式阅读、浏览式阅读、飞行式阅读,其弊端不言而喻。有鉴于此,我们在教学中要重视经典文本的解读,引导学生研读经典名著。通过名著文本的细读、质疑、思考、对话、接受,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因为“创造性就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核心所在。它是人的最高力量,同时也标示了我们人类世界与自然界的天然分界线。”[7](P279)抓好经典文本细读,使学生从文学、人生、社会、生命等方面多少有些严肃的、深邃的思考,这既可获得阅读方法层面的训练,又能得到审美愉悦、艺术熏陶,还能使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得到培养。

(二)遵循少而精的原则优化教学内容

外国文学顾名思义是指除中国文学以外的世界其他各国的文学,其内容十分广阔丰富,包括大家常说的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教师在教学中如果照本宣科处理不精,教学效果就难有保证。所以我们认为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对教材融会贯通,对教学内容精选优化,真正突出重点和难点。“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史而言,古代是起点,近代是重点,现当代是难点。”[6]在外国文学教学内容优化和重难点的把握上,我们认为还要做到“线、面、点”有机结合。首先,“线”指外国文学史的发展线索。比如就西方文学来说,就是从古希腊罗马文学———欧洲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19世纪末的世纪末文学———到了20世纪则是流派迭出、异彩纷呈,当然主要是现实主义、无产阶级文学、现代主义文学。老师要对外国文学发展的纵向线索和脉络进行梳理,让学生对文学发展的渊源和流派发展史有系统了解,老师为学生理清了外国文学史的线索,就为他们建构起了外国文学的整体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态势。老师再从宏观的角度,高屋建瓴地把握外国文学发展的系统性、继承性和整体性,言简意赅地讲清楚每一个时期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思想理论基础、文学渊源关系等。其次,“面”指外国文学史的每一个历史时期。老师主要是对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思潮、主要作家作品作概述性的介绍。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老师要画龙点睛地分析该时期文学的总体特征、简明扼要地介绍各国各民族的代表性作家及代表作品。再者,“点”指外国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家及代表作品。比如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重点是司汤达《红与黑》、巴尔扎克《高老头》、狄更斯《双城记》、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果戈理《死魂灵》、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易卜生《玩偶之家》、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老师要对这些精选的经典作品做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和文学解读,让学生从中学习阅读、分析、鉴赏、研究和评价文学名著的方法。我们通过对外国文学“线、面、点”的梳理、分析和把握,从而把外国文学课各章节内容区分出详讲的和略讲的,突出重点和难点,以便老师把重点讲清楚、难点讲透彻,从而使学生真正理解,充分领会,且能举一反三。对那些区分出的略讲章节,可精心设计作业与思考,安排学生阅读作品和教材或查阅资料来完成。

(三)改革教学方法,建构全方位开放性教学模式

在教学过程中,要兼顾教师主导地位和学生主体地位,改变以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和书本为中心的局面,激励学生主动思考,积极探索,提倡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方式,使教学过程成为大学生学习、思考、感受、实践的综合活动,促进学生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的发展。为此我们有意识地改革教学方法,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建构“教师讲与学生听、读、看、说、写有机结合”全方位开放性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1、讲。主要指老师的课堂讲解。教师讲解要做到讲清重点,讲透难点,讲到热点,并适量介绍学科前沿研究动态及最新学术成果,使学生掌握外国文学基础知识、学到分析作家作品的方法,又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学术意识,提高其科学研究能力。古希腊生物学家、散文家普罗塔戈曾说过:“头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把需被点燃的火把。”[5](P284)所以讲是为了少讲或不讲,即通过老师的教学激发学生对外国文学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在知识的吸收过程中实现的态度、才能和本领的形成实际上比知识本身更重要”。[8](P145)为此我们在外国文学讲授过程中,注意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使课堂真正成为学生活跃心智、释疑解惑、开拓视野、培养能力的场所。

(1)主线梳理法。外国文学是各国文学发展史与作家作品的统一。外国文学课程要关注其中的发展线索,追溯文学渊源和影响,并从中总结出可以把握的经纬脉络。在讲授过程中,我们从宏观的角度讲解分析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文学体裁的规律特征,作家作品的继承创新,等等,为学生构建起外国文学的总体轮廓和框架。

(2)重点分析法。对区分出的重点和难点,我们从多方面作细致分析。如对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要讲清其产生原因、思想特征和艺术特征。而对精选出的经典作品,则用多种方法进行细致的文本解读。“文学作品是一个多层次结构、多侧面的构成,分别是语辞所具有的语音和语义层面;句子和句子所组成的意群层面;形象或者意象及其隐喻层面;客体世界层面;形而上质层面。”[9](P4)譬如我们在分析讲解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时,先要求同学们细读文本,再欣赏哈姆莱特的内心独白,再观看影视片段,然后老师再结合文本和影视作品对哈姆莱特性格发展尤其是他的忧郁、延宕从社会历史、心理分析、哲学思考、象征意蕴等角度予以分析研究,让学生真正明白哈姆莱特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及深刻的人文内涵。

(3)比较研究法。今天“比较文学的基本思想与原则(新人文主义,开放、对话,跨语言、文化、学科)已深人人心。”[10]它为当今的文学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多视角、多维度的开放研究思路和阐释空间。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运用比较文学的思路和方法来进行教学,实践证明效果是良好的,且受到学生欢迎。为此我们在讲授过程中,注意时代与时代、思潮与思潮、国家与国家、作家与作家的联系与区别,尤其是注意以学生较熟悉的中国文学作为参照系,把东西方文化和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碰撞的发展历史展示在学生面前,使学生了解西方文学的同时,也能洞见本民族文化/文学的价值和魅力。如讲到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时,在讲他极力称赞中国文化时,就将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和他据此改编成的《中国孤儿》进行比较。又如讲到意象派诗人庞德时,一定要讲明他非常喜爱中国古典诗歌,他的《汉译诗卷》包括李白、陶潜的诗作十七首,颇受英美文学史家的重视。他还撰文将中国诗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同古希腊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影响相比,他认为“中国诗……是一个宝库,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寻找伟大的推动力一样,今后一个世纪将在其中寻找同样伟大的推动力,……本世纪将在中国找到新的希腊。”[11](P432)

(4)学术研究引领法。其一是适量地适时地向学生介绍重点作家作品的最新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以弥补教材单一研究模式的不足,开阔学生的眼界,拓展他们的思维。其二是我们将自己相关的研究课题、科研成果和科研心得介绍给学生,与学生一块儿分享自己的科研成果的愉悦,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学术兴趣。比如我在讲到托尔斯泰、卡夫卡、弗洛伊德、茨威格等作家时就将自己这些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结合所讲作家作品予以介绍。

(5)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法。“人脑”加“电脑”的多媒体课堂教学可以实现图文声像兼具的理想效果。外国文学的文化背景资料丰富,外国文学的许多经典名著已被改编制作成影视作品,有关作家的图片资料也比较多,这为我们使用现代教学手段提供了条件和资源。为此我们自制成多媒体教学课件,把外国文学教学中的重点、难点制作在课件中,把我们自己搜集到的与教学有关的照片、影像、绘画、音乐等资料制作到课件中去,使课堂教学生动形象、图文并茂、直观深刻,既能给学生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又能提高教学时效,还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条件。

2、听。主要指学生听老师讲授。其一是听老师课堂讲解,主要是听老师讲授外国文学有关知识,从中学习分析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的方法,必要时记下重难点。其二是听相关学术报告,我们的外国文学老师会结合科研举办学术报告会,学院还经常邀请其他大学知名教授来校作学术讲座,我们要求学生尽可能多听这些学术报告,关注学科前沿动态,从中既学习知识、又体会研究方法。其三是听同学发言,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有计划地安排和组织了讨论,在同学发言时要认真听,然后进行质疑或辩驳,在听其他同学分析论述和质疑辩驳中拓展思维。

3、读。是指学生对外国文学经典名著的阅读。大家都知道,外国文学名家浩如星辰,名著汗牛充栋,作品阅读多寡及优劣,既直接影响能否学好外国文学又影响外国文学教学效果。“阅读外国文学名著,是学好外国文学课的前提,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6](P121)所以我们依据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精选必读书目并从方法上指导学生阅读名著。第一步是引导学生阅读可读性相对较强的作品,譬如《茶花女》、《简爱》、《红与黑》等;第二步在学生对外国文学经典名著有了感性印象和阅读兴趣后,指导他们阅读主要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比如“荷马史诗”、塞万提斯《堂吉诃德》、雨果《巴黎圣母院》等;第三步在学生有了阅读量的积累基础上要求他们精读重要作家的经典作品,诸如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巴尔扎克《高老头》、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等;第四步不停留在文学作品的阅读,加宽加深阅读哲学美学文论著作,如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亚里士多德《诗学》、黑格尔《美学》、丹纳《艺术哲学》等。这样,第一让学生学会阅读经典名著,第二通过阅读培养其鉴赏力与审美力,第三以此为教师教学、学生听讲、欣赏影视佳作、参与讨论、撰写读书笔记以及学科小论文等做好准备。其间我们尤其重视对经典文本细读的指导。但丁早在《致斯加拉大亲王书》[12](P152-155)中就指出,作品的意义并不简单,而往往是具有多种意义,他进而指出可从字面义、比喻义、道德义、寓言义来阅读。所以,我们有意识地引导、指导学生反复研读经典文本,期望确立经典文本研读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充分意识到对经典文本的研读可以训练学生学习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利于提高文科学生的基本素质,“研读经典文本对于文科生来说,是相当于理工科实验课一样的基本功训练”,[13]它是概论学习永远无法替代的。实践证明,经典文本细读,一方面加强了阅读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避免了阅读的随意性、盲目性,从而丰富和充实了学生的感受力,他们的欣赏能力和鉴赏能力相应地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有的放矢的课外阅读也能为课堂教学节省出一些时间,有利于优化和深化课堂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

4、看。主要指学生观看根据外国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学生阅读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的同时,有意识地组织欣赏根据外国文学名著改编的佳片,强化感性印象。尤其对要求细读精读的经典名著,在安排学生观看影视作品前,精心设计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观看,边看边思考,减少观看盲目性,增强欣赏的有效性和针对性,真正调动学生参与,为日后学生讨论、老师分析总结奠定良好基础。比如观看根据荷马史诗改编的《特洛伊》时,要求学生注意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形象的异同;看塞万提斯《唐吉诃德》时,除了注意堂吉诃德形象外,重点思考堂吉诃德精神及其意义;欣赏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时要求大家思考哈姆莱特形象丰富性和复杂性,为何有“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莱特”之说。通过利用影视资料,让学生观看欣赏名著名片,增加教学的直观性和感受性,实现教学生动性、形象性。

5、说。主要指在外国文学课教学中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促使学生动口。通过“说”这种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增强他们的参与意识,使学生大胆地站起来发表自己的见解,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辨能力。第一,老师对各章节内容进行详略区分时,特地留出适量略讲内容提前布置给学生,请学生早作准备,在老师指导下登台讲说,其余同学可进行评说。其次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设计一些问题,通过师生课堂对话,检查同学们自主学习、阅读作品等情况,从而了解教学效果。第三学生在阅读作品、观看影视后,积极撰写讨论稿参加专题讨论,对阅读、观看和听讲中有争议或关键性问题在争鸣中得以明白。最后老师在每一教学单元即将结束时留一些时间,请同学就现今正在阅读的作品,言简意赅地介绍作品梗概或精彩部分和同学分享。通过上述这些途径,促使同学们大胆地开口言说,一方面锻炼同学们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各抒己见、和而不同的意识。

6、写。是指同学们撰写读书笔记、讨论发言提纲或发言稿、课程小论文等。第一读书笔记的写作,每学期开课初就让同学们知道必读书目并要求他们边读边思考,并撰写读书笔记。读书笔记是同学们阅读作品过程中或读后就该作品某些方面有感而发的写作,它不要求面面俱到,只要求就作品的某一点或某些方面谈出自己的体会或思考,即使是对该作品中某处心理刻画、某段环境描写,甚或一句精辟话语的理解与感悟都可以。换言之读书笔记没有必要写出该作品的时代背景、作者简介、情节梗概、人物形象、思想内容、艺术特点等。爱因斯坦曾说:“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14](P147)基于此,对读书笔记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是有感而发,不能抄袭。老师定期收阅同学们的读书笔记,并纳入平时成绩的考核。第二撰写讨论发言稿或提纲。我们提前把有关讨论题目告知同学们,让他们在阅读作品、观看影视或搜集资料后,撰写书面发言稿或提纲。第三在外国文学课结业前,同学们在任课老师指导下撰写课程论文。课程论文的选题可是教师指定的,也可让同学们自选题目。同学们在任课教师指导下,阅读作品查阅资料写出提纲,完成初稿后交教师批阅,老师指导同学们修改、完善再定稿。通过上述方式的写,培养和提高同学们的书面表达能力及鉴赏能力。

(四)灵活多样的考核方法

篇9

关键词：舞蹈艺术艺术发展时空关照

不言而喻，作为一种艺术样式，舞蹈构成于“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总体来看，颇具东方特色的中华民族舞蹈艺术的生成与发展，恰恰又是舞蹈艺术本身的时间与空间特征的相互关照、协调统一的结果。有鉴于此，本文将在中华舞蹈艺术发展的空间范围内，依循艺术发展的时间线索来探究它的时空关照问题。

一、舞蹈艺术发展的时间性

舞蹈艺术的发展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依附社会的发展，在生活中通过劳动而达到目的的，所以舞蹈艺术本身不可避免地留有时代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时间性。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灿烂的舞蹈文化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这种境界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沉积、发展而来的。

我国的舞蹈，夏商时代才进入表演艺术领域，出现专业舞人。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彩陶盆”，生动而传神地记载了这一史实。尽管当时他们的身份是奴隶，但是他们为我国舞蹈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据传，夏桀时期的舞蹈是“以炬为美，以众为观”。可见当时舞蹈的发展已具相当水平，否则是达不到这种审美要求的。至于商代，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神权盛极的时代，巫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能够用占卜来传达神旨的，都是一些巫师，巫师都是舞蹈家。《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巫咸是传说中的商代大知识分子，天文学家，他的名字也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灵山条，举有十巫，能升降于天，这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做到的，巫师有特殊的步伐，即通过巫舞而步入天堂，又归到地上，所以学巫先需学舞。在巫人的祭祀中有“巫舞”和“傩舞”，同属巫舞，但由于傩舞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反映了人们与自然的抗争精神，经过数千年的传承，流传至今，并影响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到了宋代以后，作为“傩舞”这个较有影响的艺术形式，受到了时间的考验。它被融入了当时的戏曲之中，发展成为“傩戏”。正因为这一发展，使这个极具生命力的戏引起了世界、特别是亚洲的极大关注。周代是我国舞蹈史上第一个集大成的时代，汇集整理了从原始时代以来有代表性的乐舞。其中《大韶》、《大夏》、《大武》最具代表。当时还创出了雅乐体系，雅乐由于艺术感染力差，不具欣赏价值而逐渐衰落。在东周春秋战国时，人们已不再关注它了，在雅乐衰退的同时，民间舞蹈蓬勃兴起。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统治时间较长的朝代，同时也是我国舞蹈艺术的第二个集大成时代，“百戏”是当时最盛行的表演艺术形式。其中最著名的舞蹈名目有《盘鼓舞》、《巾舞》、《bǐng＠①舞》、《拂舞》、《铎舞》。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巾舞》是今日《长婴》的源头。《bǐng＠①舞》是一种鼓舞，如同今日的太平鼓。《拂舞》是执拂而舞，我们现在见到的戏曲中神仙、和尚、尼姑等角色常常拂尘舞蹈，也许与这种古老的传统有关。《铎舞》是执铃而舞，至今土家族还有《八宝铜玲鼓》，藏族“热巴”也有摇铃动作。汉族《巫舞》也有摇铃的痕迹。古今映证就会发现，我国许多种民间舞都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在这千百年的历史之中相互影响，不断发展，积累了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

大唐帝国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舞蹈艺术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可以说是我国舞蹈艺术的又一高峰阶段。它继承了周汉传统，发展了舞蹈艺术，其中最具影响的有《九部乐》、《十部乐》、《坐部伎》、《立部伎》、“健舞”、“软舞”等。此外还有《踏谣娘》等颇具戏剧因素的歌舞戏，在当时也很流行。沿着这种趋势，到了宋元以后，直到明清时代，戏曲兴起，而原来的作为独立的表演艺术品种的舞蹈逐渐趋于衰落，但是被吸收、融合在戏曲中的舞蹈，却得到了高度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训练体系和表演方式及程式。作为戏曲主要表演手段的唱、念、做、打四功，其中的做与打都是舞蹈或舞蹈性极强的动作。

文化靠不断积累、艺术要不断发展、创作要不断革新，整个文化的发展是随时代进程而发展的。纵观舞蹈艺术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个历史时期流行的舞蹈形式都不仅适应当时的时代潮流，还保留和发展了前代的舞蹈艺术，这就是舞蹈艺术发展的时间性，它不仅是某个时代的代名词，更是一个流动的时间概念的体现。在这个流动的历史过程中，舞蹈的发展达到了较高的境界。不仅如此，舞蹈艺术的欣赏与创作也离不开舞蹈艺术的时间性的研究。如果不能把握好舞蹈艺术的时间性特征，就无法准确地去欣赏、创作和发展舞蹈艺术。

二、舞蹈艺术的空间特征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在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代，有过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人类的舞蹈艺术正是从这种多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的基础上，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要想使舞蹈艺术的欣赏、创作、发展达到较高的境界，仅仅注意舞蹈艺术的时间性还不够，还要注意到舞蹈艺术发展的空间性。

舞蹈不但是艺术形式，它还反映生活，有历史背景。特别是民间舞蹈，它与各族人民风俗习惯、生产劳动、等紧密结合，这便是舞蹈的空间特征。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也就形成了独特的舞蹈艺术。如汉族的《秧歌》、《狮舞》、《龙舞》，藏族的《锅庄》，蒙族的《安代》、《查玛》，傣族的《孔雀舞》、苗族的《芦笙舞》，朝鲜族的《农乐舞》，壮族的《蟆拐舞》，满族的《太平鼓舞》，彝族的《跳左脚》等等。这些舞蹈形式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千百年来深深根植于社会生活中的各族民间歌舞，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繁衍生息传承发展。从各民族所居住的地域范围讲，这些舞蹈具有鲜明的空间性。恰恰是这些地方舞蹈的个性差异和相互兼容，才使得我国舞蹈艺术的百花园姹紫嫣红、长盛不衰。透视舞蹈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此类现象俯拾皆是，屡见不鲜。择其典型，当推我国南北朝时期的舞蹈类型最具代表性。其时，国家分裂为两部分，乐舞也形成了南北两种鲜明特色：南朝继续保留着汉代的舞蹈传统，北方因为多是胡族统治地区，所以胡乐大盛。

南朝宋武帝时代，一直续承着汉族的乐舞传统。南朝统治者崇尚歌舞，因此把南朝盛行的《清乐》也带到了江南。《清商乐》原是汉魏时在汉族地区的传统歌舞形式，东晋之后传到了南北朝。清商乐者“南朝之旧乐也，永嘉之乱王都沦丧，遗声旧制，散落江左”。可见是晋代东迁才把这种歌舞形式带到南方。南方的歌舞具有温柔典雅的情调，因此大量的南方原有的民间歌舞形式，都被吸收到《清商乐》这一表演形式中，经过加工成了精致、优美的舞蹈。

在北朝的统治中，北方的少数民族乐舞大量涌入中原，城市内外“胡乐胡舞”普遍盛行。特别是到了公元六世纪中叶的北周时，更是盛极一时。当然，传入少数民族的乐舞不是从南北朝开始的，而是早在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已带回西域乐舞资料，但是在那时还是少量和间接的，到了南北朝期间，丝绸之路已经畅通，中外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已经交流频繁，西域诸国来朝，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唐国之乐，大聚长安，著名的龟兹乐人苏祗婆，就是这一次随从突厥皇后阿史那氏来到中原的。自此形成了女爱胡装，伎务胡乐的风尚，促进了中原乐舞与外域乐舞的相互学习和交流。如《西凉乐舞》不是西凉的乐舞，而是龟兹乐与中国乐混合而成。

龟兹舞乐当是舞蹈地域空间交流的典型代表。龟兹舞乐是诞生于我国古代新疆地区的舞蹈和音乐，是以龟兹人为代表的我国新疆古代民族的伟大创作，也是西域史上著名的龟兹文化和西域舞乐的杰出代表。在人类的文明史上，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所带来的东方艺术西渐，或西方艺术东渐，沟通了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古代西域正是这一文化交流聚集融汇的地方。这便是舞蹈艺术发展的空间作。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龟兹舞乐得天独厚，受东西方艺术之熏染，汲取东西方艺术之精华，经过数百年的广采博取，融汇提炼，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或为西域舞乐史上一个辉煌的无可再现的高峰。丰腴多姿，舞彩缤纷的龟兹舞乐，充分体现了以龟兹人为代表的我国新疆古代各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它遍及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东西方乐舞的交流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舞蹈艺术发展的时空关照

舞蹈艺术的完善与发展，包括创作都离不开艺术的时空关照。靠一种单一舞蹈艺术的发展，或仅靠几种不同形式舞蹈的交流都是无法达到舞蹈艺术发展的完美境界。只有既注意到舞蹈的时空性，又注意到舞蹈的空间性，舞蹈才能发展到一个鼎盛阶段。在我国历史上的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稳定，对外贸易发达，国家强盛，文艺有了很大发展，乐舞也呈现了一个鼎盛局面。

当时隋朝的乐舞，基本上是把南北朝留下来的乐舞和百戏集中起来加以发展，隋文帝开国初年制定出《七部乐》即《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龟兹伎》、《文康伎》、《高昌伎》，到了隋炀帝杨广时，又增加《康国伎》和《疏勒伎》成为《九部伎》。这些乐部，每部都包含舞蹈，来自不同地区与民族。

隋炀帝杨广，是个极会享乐的人，对于乐舞方面，感到周齐音乐都杂有胡歌胡音，便吸收民间乐歌加以改造。从大业二年开始集中乐工，收留在太常寺，还收了许多学徒，称为博士弟子，专门学习技艺，因此创作了许多新曲。隋炀帝大制艳篇，他对前代的乐舞有了改革。

此外，唐代很流行的《柘枝舞》的发展、完善过程，也充分说明了舞蹈艺术发展的时空关照特性。

《柘枝舞》传入中原以后，在广泛、长期的流传中已逐渐发展变化。从保持原有民族风格的单人《柘枝舞》，到由二人表演的《双柘枝》，此外还有儿童舞蹈《屈柘枝》（或作《屈枝》），可能由于表演风格不同，《屈柘枝》不属“健舞”类，而属于“软舞类”。据《乐府诗集》引《乐苑》曰：“羽调有柘枝曲，商调有屈柘枝。此舞因曲为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铃，biàn＠②转有声，其来也于于二莲花中藏，花坼则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雅妙者也。”“健舞”《柘枝》与“软舞”《屈柘枝》，一为羽调，一为商调。实际是舞蹈伴奏乐曲采用不同调式，其主旋律还是同出一源的。从舞蹈的内部关联讲，《屈柘枝》是从《柘枝》发展变化而来，舞蹈表演形式比较大。“健舞”《柘枝》是比较地道的西域民间舞，“软舞”《屈柘枝》则与汉族传统舞蹈相融合，表演时用两个女童，先藏莲花中，花瓣慢慢张开，女童从花中钻出来进行舞蹈，它的特点不是矫捷明快，婀娜多姿，而是“雅妙”。从舞蹈到布景装置都按中原人民的审美要求做了较高的艺术加工。

今天西安博物馆的唐兴福寺残碑中的汉族儿童和西域人像，两人舞姿相同，这就说明唐代的汉族人和西域人都在跳一样的舞蹈。这两个不同民族的人站在一起本身就创造了一种更高层次的美，给人们创造了一种十分广阔的想象空间。敦煌莫高窟中的盛唐壁画中有两个站在莲花上跳舞的伎乐天，实际上这是一对被神化的舞人形象，正是它启发着我们去想象唐代《柘枝舞》的风貌。

唐代的《柘枝舞》的表演已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经过各地不同风格的表演形式的交叉、交流、交融，《柘枝舞》成了当时既流行、又有相当品味的舞，没有较深的功底是表演不了的。不仅如此，《柘枝舞》还成了当时即流行又有相当品味的舞，没有较深的舞蹈功底是表演不了的。不仅如此，《柘枝舞》还成了当时极具生命力的舞蹈。经盛唐，直至晚唐，《柘枝舞》仍盛行不衰，生命力极强且流行甚广。当时京都长安以及同州、常州、杭州、潭州、四川等地均有人表演《柘枝舞》。这种舞蹈历经唐代、宋代，直到明清之际，还有伎人朗圆舞时穿《柘枝》服装的记载，可见影响之深远。

《柘枝舞》在中原的流传发展中形成的丰富多样的表演形式和极强的生命力以及创造的广阔的审美空间，都证实了艺术发展的一条规律：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舞蹈，传入另一个民族和地区时，必然会相互影响，无论是艺术风格和表演形式，都会按照流传地区人民的传统艺术形式及欣赏习惯发展变化，并加以创新，经长时间的融合、完善，进而达到完美阶段。

考察我国舞蹈艺术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有两条主线贯穿其中：其一就是发展（即舞蹈艺术的时间性）；其二就是交融（即舞蹈艺术的空间性）。作为颇具东方特色的中华舞蹈艺术，在很大程度是得益于烂灿的中华文明的艺术底蕴，没有这个底蕴就谈不上舞蹈的发展，所以挖掘、继承、发展古代传统的舞蹈艺术是极其重要的。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由于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宗教的差异使舞蹈艺术具有了鲜明的地域特性，随着国家的统一，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频繁，舞蹈艺术的发展也迎来了历史的机遇。它必然会在不断交流中不改进、提高、创新，通过舞蹈艺术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相互关照，协调统一，使舞蹈艺术达到更完美的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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