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战略范文
时间：2024-04-17 18:09:5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由贸易战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双边FTA,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简称,并不是一个新兴事物,早在多边合作机制产生之前,双边的贸易安排就频繁地出现了。双边FTA是指两个国家(单独关税区、国家联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自由贸易协议)减少或取消双边贸易、投资等限制措施,是以国家契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种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形式。[1]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取消协定双方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FTA也随之出现了新的变化,变化之后的双边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EPA除了包括货物贸易自由,还包括投资、服务贸易等等,更为广泛的领域的相互承诺。
二、中国涉外双边FTA的发展现状
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签订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即我国参与的第一个双边FTA。2004年11月,中国和东盟签订了《货物贸易协议》,还规定,从2005年7月开始中国和东盟实施全面降税。中国和东盟相继又签订了《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直至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启动。中国智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于2005年11月签订,200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这是总过与拉美州的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双边FTA。在2008年4月,中国和智利又签订了《服务贸易补充协定》,使得中国和智利双方在市场开放的程度上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在2006年11月,中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07年7月1日全面启动关税减让进程。中国和新西兰FTA于2008年4月签署,2008年10月1日起正式生效。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签订的第一个FTA。该协定,调整范围广,内容充实,涉及领域宽泛;对一些产品各自采取不同比例的零关税措施的同时,还设置关税减让的过渡期;除了设置一定的缓冲期之外,中国在农业开放的态度上有所松动和变化。中国和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于2008年10月签订,2009年1月1日正式生效。中国和新加坡自由贸易的协定,为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提供了新的战略推进,双方的经济关系可以进一步加强,给中国进入东南亚市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同样新加坡在服务贸易领域特别是航运、金融和生物制药等优势领域将与中国加强合作。同时,对双方的服务贸易将产生较大的影响,还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秘鲁FTA于2009年4月签署,2010年3月1日起正式生效。根据协定,在货物贸易方面,中秘双方将对各自90%以上的产品分阶段实施零关税。在服务贸易方面,在投资合作方面,在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方面,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方面,以及知识产权和地理标志保护方面,该协定都作出了规定,这一协定的签署和生效,有利于中国和秘鲁经济贸易关系的加强,增加彼此之间的优势互补,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哥斯达黎加FTA是中国与中美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于2010年4月签署。除了中国已经签订的涉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中国还和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谈判中,如澳大利亚等,鱼刺同时,中国还积极推进与韩国等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研究。
三、中国涉外双边FTA的影响
(一)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
涉外双边FTA使得协定双方之间的贸易更为便利,因而能有效地促进了相互间贸易规模的扩大。实践证明,中国参与涉外双边FTA之后,中国对FTA签订国的出口变现已经高于中国对于全球其他国家的出口,这些国家,由于有了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支撑,对华贸易下滑非常有限,甚至出现了逆势上扬。
(二)避免贸易转移带来的消极影响
中国积极地参与涉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不仅仅有利于应对区域集团化所带来的挑战,更加提高回避贸易转移效应的消极影响的能力,我国与涉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非常有利于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和增长的潜力。
(三)扩大的资源供应
资源互补是签订双边FTA的目的之一。这也是中国在选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伙伴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现在的中国工业化处于能源资源的消费高峰期,资源能源对工业化的瓶颈限制很严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所拥有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等要素非常有限。同那些资源能源丰富的国家地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可以毫无疑问的为中国的资源能源提供成本更低更稳定的渠道,这能够扩大资源的供应,随着资源的扩大供应,有利于缓解国内资源能源对工业发展的制约所带来的压力。同时,资源能源也已经成为部分中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国家对华的重要出口产品。
(四)有利于直接吸收引进投资
通过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可以看出,跨境投资活动可以随着贸易扩大效应的增大而增加。许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了有利于区域之间的资本要素的流动,都包括了一些促进相互投资的内容。由于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的不同,周边国家地区成为我国吸收外资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我国与这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经济互补性,同时,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能够提供大量的机会,有利于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转化为竞争力和现实的利益。
四、中国涉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发展的阻碍
(一)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束缚
由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的规定可知,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15年内,中国可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规定严重束缚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中国涉外双边FTA的发展使得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在更广泛领域被承认,但非市场经济地位仍成为引发中外贸易摩擦的主要障碍,不利于中国FTA的建设,影响中国与他国或地区的FTA谈判。
(二)服务贸易竞争力不高
中国涉外双边FTA合作内容集中于货物贸易领域,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层面是比较浅显的。发达国家在建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中,服务贸易不仅仅是谈判之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建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后,成员享受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贸易在中国已经建立的或者是正在谈判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这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发达国家是要求将服务的开放纳入到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之中,而谈判双方分歧的焦点和障碍却往往就是服务贸易。
(三)国家没有专门的机构
在发达国家建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性贸易协定,作了极为充分的准备。为了能够为本国选择合作伙伴以及参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建成后的政策实施提供参考,发达国家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搜索和收集与建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有关的数据,以能够对潜在的合作伙伴进行更为准确的研究和评估。这样一来,就能站在主动的地位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但是在中国,则严重缺乏为建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决策服务的机构,更加的缺少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现状以及各国基本信息的整理收集和评估。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过程中,没有宏观思想的指导,导致了中国在建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
(四)缺少整体性的战略安排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为国家安全以及整体贸易战略服务的工具,在中国参与的涉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之间,应该保持相互的密切关系,以保持整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系统性。但是因为受各个方面要素的影响,在中国始终没有形成完整和系统的双边、区域以及多边并重的局面,也没有形成协调发展的经济安全战略格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这使得中国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设过程中,比较多的关注我国内部的经济发展,考虑共同的利益、共赢的局面以及是否能够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但是并未能全面的展开FTA布局,缺乏整体的战略安排。
五、中国推进涉外双边FTA建设的对策
(一)提升综合经济实力
中国涉外双边FTA的建设旨在使得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等集为一体,而一国能否抓住并利用好FTA带来的各种机会,是由这个国家是否具备完善的产业结构,是否具备强势的产业基础和企业或者企业集团。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提高资源的配置,快速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发展生产力,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具体包括三个要求:(1)逐步改良国内的投资环境,科学合理的引进外国的投资,优化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2)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达到以质取胜,而不是单纯的靠量;(3)提高中国跨国公司及其知名品牌的竞争力。
(二)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倾斜照顾弱小国家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之间,发展水平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这就使得经济实力比较弱小的国家承担较大的压力,即调整成本,同时,这些弱小国家的国内经济与市场结构也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就需要经济实力强大的成员向实力弱小的成员提供必要的照顾和倾斜,这样就会比较容易实现双赢,也能使得互惠互利的原则得以实现。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组建的双边FTA中或未来继续与其发展双边FTA时,应充分为经济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考虑,充分尊重他们,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时,中国也应该基于这一事实,要求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给予一定的时间.
篇2
一、韩美fta的主要内容
韩美fta是一个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蓝本的具有广泛内容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内容涉及农产品、纺织品、原产地、海关清关制度、卫生检疫制度、技术壁垒、投资、服务、金融、电子商务、竞争性政策、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制度、劳工问题、环境和透明度问题等19个领域。韩美fta是美国15年来签署的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与亚洲国家签署的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韩美fta是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是不完整的、均衡的协定。依双方谈判代表所述，双方都实现了自身的目标，但却都没有实现自己的全部要求。在多轮谈判中，农业、汽车、纺织品等领域的开放问题一直是谈判的焦点。
在农业方面，美国迫切希望完全实现贸易自由化，韩国则要求将部分农产品排除在贸易自由化之外。直到谈判结束，双方才相互让步达成协议：美国同意将大米排除在外，允许韩国保持进口配额限制；韩国则宣布只要国际兽疫局(oie)承认美国是控制风险国家，就恢复进口美国牛肉。其他农产品谈判双方也各有让步。在汽车领域，美国希望韩国废除所有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韩国则要求美国立即废除轿车关税，并在5年内废除小型货车关税。双方最终敲定，汽车零部件和小于3 000co的汽车立即取消关税，大于3 000co的汽车在未来3年内取消关税，小型货车在lo年内取消关税。韩国同意改变针对美国大型车的税制，并在3年内将汽车特许权税从10％降低到5％。在纺织品领域，韩美fta最终将执行“yarnforward”规定，即：fta下的纺织品必须在美国或韩国境内制造。这样，美韩贸易中就有61％的纺织品被取消关税。但作为特殊安全机制，对可能使相关行业受冲击的纺织品进口，2年内仍可征收关税。
二、韩美fta的战略意图
(一)促使韩国扩大开放范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韩国在工业化后期开始转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政策，持续推行自由开放政策，较好地适应了经济全球化趋势。其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超过70％，服务贸易比重达13.5％，超出其他主要国家。但wto多边贸易体系作用并不明显，相反，许多大国也纷纷加入到原本以中小国家为主的双边自由贸易体系，区域主义呈高速扩散态势。韩美fra不仅意味韩国继续适应经济区域化趋势，也意味韩国要继续扩大开放，在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也促使服务业及部分薄弱产业积极面对世界经济自由化浪潮。此前，韩美各自缔结的fta规模较小，不足以承担经济增长点的重任，而此次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第十大经济体的fta，会给双方提供更广阔的贸易平台和经济增长契机，每年会增加多达200亿美元的贸易额。有研究表明，韩美fta可使韩国对美出口增加12％～17％，gdp增长2％左右。届时，gdp最高可增加135亿美元，创造10万余就业岗位。另外，非关税壁垒的撤销和公平竞争条件的形成及透明度的提高，还可增加投资和技术转移，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建立透明的会计制度，形成灵活的劳动市场，进而推进韩国整个经济的发展。
(二)分散韩国的对外依存度，摆脱其对中国市场的严重依赖。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韩国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对美出口比重由1986年的40.1％降至2006年的13.3％，而对华出口比重则由5.2％增加至27.2％。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动，以零配件、原材料为主的对华出口成为韩国经济的支柱。而且，韩国制造业海外投资50％以上集中在中国。虽然中国不断扩大的市场拯救了后工业化时期的韩国经济，但由于对中国依赖程度过高，致使中国经济变动对韩国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韩国需要以韩美fta为契机，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美国市场份额，在出口市场上进行多样化规划。
(三)使韩国摆脱“三明治”的被动局面，寻找东亚之外的平衡点。韩美fta能在最后期限内迅速达成，除美国政府“促进贸易权限”(tpa)即将到期的原因外，更主要还是韩国政府出于“严肃的政治判断”。韩国近年来一直担心自己沦为东北亚的“三明治夹心”，害怕埋没在日本与中国之间。韩国迫切希望扭转竞争力上的颓势，希望从这种“夹心饼干”状态中挣脱出来，希望通过缔结亚洲最大规模的fta来扭转局面。韩美fta有助于韩国重新调整贸易关系，减少因对美贸易顺差而频繁引发的贸易摩擦，降低韩国对日本商品的依赖和逆差状态。今后在美国市场上，韩国所享有的优惠将有利于与日本产品竞争。
(四)有利于韩国与中国争夺美国市场，提高全球市场竞争力。美国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每年进口规模高达1.7万亿美元。因此，在美国能通行的商品，在全世界也能通行。但韩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呈逐年下降趋势。韩国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已从1995年的3.3％降到现在的2.6％。而中国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1995年只有6.1％，但2005年已达14.6％，10年间上升1倍多。韩国认为，中国的急剧增长，压缩了韩国在美的市场空间，这种趋势今后仍有可能继续。韩国正处于必须寻找新突破口的十字路口，而与美国签署fta，正是为增强其竞争力，届时韩国商品就无须再惧怕“中国价格”。韩国对美出口预计会增加353至462亿美元，相当于2005年韩国对美出口额(438亿美元)。特别是汽车、纤维、电子等主要出口产品的对美出口将会大幅增加。
(五)形成韩美同盟，牵制中韩的融合。韩美fta除经济上的考虑外，还包含复杂的政治因素。其一，韩国在长远战略上想做中美之间的“势力均衡者”，以便在东北亚地区求得良好的生存发展。其二，美国在长远战略上要牵制中国，牵制中韩融合。因而需要利用韩国的“平衡战略”，以达到“更深介入亚洲”的目的。对韩国而言，作为唯一与美国缔结fta的东北亚国家，韩美fta 将使双方在已有军事同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同盟，从而形成“整体同盟”，提升自身“东北亚平衡者”的地位。对美国而言，韩美fta的经济含义与政治含义也同等重要。防范与牵制中国是美国与韩国签署fta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作用日渐增强，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地位受到影响。因此，美国希望通过美韩fta加强同东亚的联系，牵制韩国进入中国经济圈，削弱中国对东亚的影响。
(六)主导东亚via进程，掌握via标准的话语权。韩美via通过争夺东亚via进程的主导权，掌握via标准的话语权，形成对中国的无形压力，迫使中国在今后fta谈判中做出让步。近年来，为争夺东亚贸易主导权，美欧都在加速实施亚洲fta战略。韩美fta标志着美国以亚太经合组织为舞台的via战略已拉开帷幕。欧盟与韩国的via谈判也已开始启动。美欧2007年5月与东盟就开始via谈判达成协议。美欧之所以在亚洲加速via战略，是担心中国在东亚的话语权过于强大。美国认为，东盟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加强了中国的领导地位，削弱了美日的地位，并促使其他国家与之进行via谈判。相反，美国在亚洲的via谈判处于陷入僵局的危险，布什总统在贸易方面的“快速审批权”也将到期。如果欧盟现在开始进行自己的fta计划，美国在亚洲及广泛多边体系中的地位可能进一步被削弱。韩国via战略也有类似考虑。韩国采取的是“远交近攻”的“三步走”战略，即先是美国，然后是欧盟，最后是中日。
韩国认为这是掌握主动、扩大影响的重大举措，通过与最大经济体美国签订fta，韩国将首先掌握fta标准的话语权，继之与欧盟、加拿大的谈判也都不会很难，进而在东亚via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韩美via达成后，中国和日本都表现出一些急迫情绪，欧盟也称要在年内结束谈判。这使韩国意识到先同美欧谈判就可以“要挟”邻国对自己做出让步。
三、韩美via对中国的影响
(一)使中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处于被动局面。韩美fta意图削弱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影响。韩国成功走出“10+3”框架的束缚，摆脱中日夹击下的“三明治”尴尬局面，实现经济上的“平衡外交”，在东亚via进程中为韩国赢得话语权。如果韩国与欧盟via谈判成功，那么韩国就几乎掌握了全部主动权。这意味着中国不得不考虑“10+3”框架之外更广泛的via战略，扩大中国的选择范围，以赢得东亚via进程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韩美via将对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产生影响，促使中国形成并实施自己的fta战略。
(二)可能造成部分贸易转移损失。韩美大部分产品实现零关税后，对中国可能造成的贸易转移主要有三方面：中韩产品在美国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中美农产品在韩国市场上的竞争更加激烈；对华投资的转移。中国与韩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部分产品重叠，由于韩国产品关税降低甚至取消，相应地提高了其产品竞争力，中国这部分产品的出口市场可能被韩国挤占。同时，由于美国农产品物美价廉，竞争力较强，可能威胁到中国农产品对韩国的出口。在中国对韩国的出口中，农产品占重要地位。目前，韩国每年从中国进口农产品近30亿美元，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不过中国与韩国有地缘便利优势，加之中国农产品技术含量和竞争力的不断提升，这方面的影响不会太大。另外，韩美间的零关税，不仅会使韩美间相互投资增加，也会使试图进入美国市场和韩国市场的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增加对韩投资。
(三)中韩fta谈判将更加艰难。韩美via为韩国与中国、欧盟via谈判增加了筹码，可能效仿韩美via模式，如，在与欧盟的谈判中也提出把大米排除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之外，并要求继续维持对谷物、蔬菜和水果的保护性关税；或在与中国进行via谈判时也持此强硬立场。所以，农业问题肯定是中韩fta谈判的焦点和难点。如果欧盟在农业问题上对韩国让步，将对中国更不利。在这方面，中国须作好充分准备和谋划。韩美fta使中韩和日韩via谈判产生压力。日本表示随时可以谈，中国也显示出可在农业方面退让一步以尽快开始谈判的姿态。但韩国在与美国的谈判取得成功后，并继续与欧盟谈判的情况下，对中国的谈判势必要价过高，谈判将更加困难。
韩美fra对我国的影响也不都是负面的，贸易转移对调整中韩贸易结构、缓解中美贸易摩擦也有一定促进作用。总之，韩美签署via，对中国利弊兼有，重要的是认真分析，采取对策，减少负面影响。
四、中国的对策
目前，中韩via尚处于联合研究阶段，虽取得初步成果，但中韩fta的建立还存在一定难度。韩美fta给中国带来压力的同时，也给中国fta战略和中韩fta发展提供了许多启示。
一是不必急于签署中韩fta。鉴于韩美via的诸多“折扣性”条款和例外条款，中国的态度应是不温不火、不急于与韩国达成协定。这与韩国对待中韩fta的态度是一致的。二是中国应更积极稳妥地让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效应显现出来，提高中国的谈判筹码。借鉴韩美fta的战略指向，在“10+3”框架之外发展与发达国家的fta。正如今年4月7日中国与新西兰签署的fta一样，完善和坚持自己的fta战略，掌握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动权。三是保护和利用好本国市场。韩美fta谈判的历程显示，市场是需要精心呵护的。尤其是对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如果过于开放市场，别国就会失去与之进行fta谈判的动力和积极性。
对未来中韩fta谈判，可采取如下对策：
(一)从战略高度坚持均衡原则。韩美fta的谈判过程始终贯穿着从战略高度坚持均衡的原则。为尽快达成协议，韩国在汽车、牛肉上作出让步，美国在农产品和开城工业园产品原产地认证上作出让步。中韩fta最大的障碍仍是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及开放程度问题。目前，韩国以高额关税阻挡中国农产品进口，一旦fta谈判开始，农产品将成为双方争论的最大焦点。为能促成中韩fta，需要双方从战略高度坚持均衡原则，各自有所让步。
(二)对敏感产业采取例外与分阶段推进方式。fta具有阶段性推进特征，可采取分期逐渐的方式来取消关税，并把双方较敏感的领域作为例外处理。在对待敏感产业问题上，应采取韩、美fta中的过渡期安排，以缓解短期冲击，获得双方国民的支持。在双方可承受的程度下，以几年到十几年不等的时间作为缓冲期限，以达到既保护民族产业又促进双边贸易的双赢目的。双方可根据本国国情，找出最薄弱的产业部门作为例外产品，待到较为成熟时再对外开放。
篇3
谈到边际优势战略以及日本经济的成功，我们不免想起“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本文的研究也将反映出“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之间的本质联系，这同样有益于我国在发展同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关系方面政策的制定。
一、文献回顾
按照主体的不同，对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东道国为主体，研究东道国外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除了母国和东道国之外涉及到第三国，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也相对疏松。另一类以母国为主体，研究母国对东道国投资与两国贸易之间的关系。在此只涉及母国和东道国，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相对密切。本文的研究即属于后者，本文中的国际投资指对外直接投资，即FDI。
首先对国际投资与贸易关系进行研究的是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undell(1957)。Mundell的研究以标准的古典国际贸易模型为基础，通过严格的假定，得出了国际投资替代国际贸易的结论。在随后的60年代，又有学者的研究支持了投资替代贸易的结论，其中较著名的是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按照该理论，一般情况下，投资和贸易只是一种转化关系，只有在投资提早发生的情况下，才发生投资对贸易的替代，而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条件下，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越来越明显。另一个研究来自于Johnson(1967)。Johnson认为，关税导致的对外投资使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部门获得了发展，因此减少了对外贸易量。
70年代开始出现投资和贸易具有互补性的研究成果。Helmberger和Schmitz(1970)的研究证明生产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可能既有替代关系也有互补关系。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论著来自于。日本小岛清教授(1977)。小岛清特别强调国际分工的重要性，将对外投资和贸易统一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指出国际投资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管理方式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因此，对外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就是本文所谈边际优势战略的理论基础。按照小岛清的理论，国际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相近水平的技术转移把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发掘出来，另一方面使母国集中资源开发新的技术并形成新的产业，因此将会扩大两国的贸易。
无论是Mundell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梁志成，2001)。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计量方法与工具上的局限。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更多的研究成果证明投资与贸易之间具有互补关系。Lipsey和Weiss(1981)依据美国70年代的统计数据，对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母公司的出口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同类产品的子公司的年产量与母公司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总量呈正相关关系。Lipsey等人(1984)还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正相关或至少非负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80%的产业部门中。Helpman和Krugman(1985)的研究表明，在要素禀赋不对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由于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很难通过外部市场达成交易，就会存在大量的公司内贸易和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对外投资将会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Ethier(1986)的研究给出了同样的结论。Grossman和Helpman(1989)把产品的成长内生化，证明了在一个动态的模型中国际化生产和贸易可以是同时扩大的。然而，Markuson和Svensson(1985)则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FDI)的相互苯系，指出两者之间究竟表现为替代还是互补，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还是“非合作”的问题。
90年代的研究延续了80年代的趋势。Hufbauer、Lakdawalla和Malani(1994)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上述Lipsey和Weiss(1981)的结论，他们重点研究了美国80年代以来的情况，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与FDI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随后Gramham(1996)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Pattie(1994)根据对外投资的动机不同将FDI分为市场导向型、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3类，认为只有市场导向型FDI容易替代对外贸易，而后两种类型投资则增加贸易。Gray(1998)的研究得出了近似的结论。Pfaffermayr(1994)就奥地利FDI和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之间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Jun和Singh(1992)研究了1969—1993年间11个世界上最大引资国的出口和FDI的关系，其中有4个国家显示出口是FDI的格兰杰原因，只有一个国家显示FDI是出口的格兰杰原因，其余6国显示出口和FDI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与此同时，Porter(1990)、Hein(1992)、Lucas(1993)、Crosse和Trevino(1996)、Crosse(1997)等都证明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但不可忽视的是，Beldelbos和Sleuwaege。(1998)的研究支持了Mundell的结论，即在东道国存在贸易保护的情况下，FDI会替代母国的出口贸易。
2000年以后的研究以大量具体的实证研究为特征，且研究结果以FD!与贸易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为主。张如庆(2005)的研究显示我国对外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对外投资对贸易总额的影响不明显，而项本武(2005)得出的“中国对外投资是出口创造性和进口替代型”的结论对此给予了解释。王洪亮和徐霞(2003)证明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和中日贸易之间的确存在着长期的互补关系，FDI和制成品的出口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但FDI和进口仅有单向的因果关系。王洪庆、张浩和朱荣林(2004)的研究表明，美国在华投资与对中国总进口、工业品进口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与工业品出口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投资与出口以及中美的初级产品进出口之间均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王洪庆和朱荣林(2004)的研究表明，东盟对华直接投资积极地推动了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发展，且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贡献率较高。李保明和刘震涛(2004)的实证结果显示，两岸贸易总额、大陆进口和出口均表现出关于台商投资的显著正相关性，这说明台商投资对两岸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Stone和Jeon(2000)研究认为贸易与海外直接投资之间为互补关系，且两者之间贸易更倾向于为主导因素；韩国学者Lim和Moon(2001)证明，当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投资，而投资是新设立的或者投资产业在母国是夕阳产业时，FDI和贸易之间是正相关关系；Blonigen(2001)深入到产品层次进行了分析，发现贸易和FDI之间既有替代也有互补的关系，而且替代效应的发生不是逐步的，而是短时间急剧变化的。
基于本文研究的侧重，在此再对边际优势战略和小岛清的边际优势理论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边际优势战略的概念来源于小岛清的边际优势理论，但应该注意的是，边际优势战略所代表的经济行为早已存在，只是由小岛清概括出来。边际优势理论更多地是一种国际投资理论，但因为它把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在同一基础上进行分析，所以对投资和贸易的关系也给予了研究。同时也正因为它侧重于国际投资的研究，对两者关系的研究也并不全面。按照边际优势理论，对外投资应该从国内处于边际优势即相对劣势的产业开始，而处于相对优势的产业则进行对外贸易。按照小岛清的分析，对边际产业的产品需求应通过向海外投资的企业进口来实现。所以，小岛清论述的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更多地是母国投资与进口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单向的正相关关系。但与此同时，小岛清也论述了两国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和贸易总量的增加，间接地论述了投资和出口的关系，这同样是单向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基于边际优势战略，对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作这样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况且如上所说，小岛清的理论是基于对现象的描述与分析，没有通过计量方法得到实证检验，而本文将在上述方面给予补充和进一步的研究。
篇4
一、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经济发展的根本
稍微观察过当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产业结构的不断技术密集化，这种技术密集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一国能够形成净出口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化集中体现了一国全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产业升级”。这也与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相符：按照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gdp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gdp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总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决定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使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东亚国家前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一般说来，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二、自由贸易政策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如果考虑到企业的最优规模这种效率因素，我们可以承认，“促进竞争论据”对小国是相当有道理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当今这个行业最有效率的公司规模是年产150万辆轿车。如果每个汽车厂商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按“一户一车”即平均3个人保有一台车、每台车使用10年计，象韩国这样的小国有一个汽车厂商就足够满足本国需要了。但是一家企业独占国内汽车市场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垄断。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这种举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只要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即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又仅靠国内企业就产生足够的竞争，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贸易让外国企业来制造竞争。“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三、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
前边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与这些对外战略相适用，中国应当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企业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开发技术上将应用节约能源的技术、特别是
篇5
一、中国一澳大利亚货物贸易发展现状
澳大利亚是WTO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成员之一，也是货物贸易的净进口国。在国际贸易中，澳大利亚主要的出口商品包括煤炭、非货币黄金、铁矿石、原油和牛肉等，以初级产品为主；进口商品则以乘用车、原油、计算机、医药和通信设备、纺织品等制成品为主。澳大利亚主要的贸易伙伴有日本、美国、中国、新西兰、英国、韩国等，中国是其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商品来源地。双边贸易中，中国主要出口轻纺、机电等制造业产品，进口则以铁矿石、羊毛、奶制品、谷物等原料性产品为主。中国在中澳货物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地位，逆差金额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从最近的统计来看，中澳货物贸易在1995-2006年的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特征都有显著差异。第一阶段，即1995-1998年，中澳货物贸易发展平稳，但贸易规模处于较低水平。中国的进口基本在30亿美元左右徘徊，出口则在20亿美元上下波动，贸易逆差则年度间差距明显，最高的1996年达到17.6亿美元，而1998年则只有3.2亿美元。在此期间，中国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只有3.6％和3.4％。第二阶段，即1999-2006年，中澳货物贸易额增幅虽然在2001年有一定下滑，但双边贸易规模整体仍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中国的贸易逆差在此期间也有一定增长。
中澳货物贸易规模在1999-2006年间迅速扩大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澳大利亚贸易战略调整的结果。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澳大利亚日益重视对中国市场的开拓，并通过加大出口产品的营销力度来促进对中国的出口，其国家贸易委员甚至通过设在北京等大、中城市的办事处及分支机构，无偿为中国企业提供本国产品和服务的最新信息。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以来贸易自由化的有利影响。1999年以后，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1998年世界经济动荡影响的逐渐减弱，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国内需求持续扩张，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人世后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大幅度减让，双边贸易规模得以急剧扩大。
二、中澳货物贸易的驱动因素分析
(一)政治层面的理解与合作
中澳两国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差异的承认和尊重，是双边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可靠保证。澳大利亚政府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且是较早完成与中国加入WTO组织双边市场准入谈判的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中较早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中澳两国高层访问频繁，政治关系良好；2006年3月，第四轮中澳自由贸易区谈判已经结束，两国在货物贸易、农产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法律议题等4个领域取得一定进展，中澳自由贸易区谈判进展顺利。因此，两国在政治层面形成的相互理解并合作的氛围可以为两国货物贸易的顺利发展提供有利保障。
(二)双方贸易战略的调整
中澳两国贸易战略的调整是推动双边货物贸易加快发展的契机。人世以来，中国进一步加快实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战略，在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为缓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保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也适度增加了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这一调整非常有利于澳大利亚极具竞争力的铁矿石、农牧产品对中国增加出口。而对于澳大利亚来说，由于欧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贸易摩擦接连不断，也加快推进多元化全球贸易战略的实施，其中，开拓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市场成为其贸易战略的重点，不断加大市场营销力度，并积极推动FrA战略实施。因此，两国贸易战略的调整也有利于双边货物贸易规模的扩大。
(三)双边贸易的互补特征
两国生产贸易的互补性以及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变化，是双边贸易关系加快发展的基础。中澳两国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生产传统差异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部门结构也有明显区别，澳大利亚资源密集型产品、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优势显著，许多产品品质都更符合环保和健康的要求，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具有绝对优势，双边贸易具有天然的互补性，传统的产业间贸易尚有进一步增长的潜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制造业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在双边贸易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一方面，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加快，高附加值的电子、通信和电脑等加工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增长迅速；另一方面，得益于不断引进的高新技术，澳大利亚机械和运输设备业近年的国际竞争力有所增强，出口也相应增加。因此，两国固有的产业间贸易的巨大潜力加上产业升级导致的产业内贸易规模的扩大，都使得双边货物贸易的前景看好。
(四)贸易环境的日益自由化
中澳两国所实施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会成为两国贸易关系加快发展的推动力。作为凯恩斯集团的主席国，澳大利亚积极倡导国际贸易自由化，其大多数产品的市场都比较开放，货物进口的约束关税水平较低，2004年所有货物的平均关税率仅1.57％，在世界主要贸易国中属最低之一。而中国自1992年起开始关税削减，入世后更是根据承诺大幅度降低了进口商品的关税率，2006年主要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率只有10％，并且还将继续减让。此外，中澳自由贸易区市场准入谈判的启动，意味着双边贸易的关税、非关税壁垒还会有一定降低。因此，日益自由化的贸易环境将极大促进双边货物贸易的发展。
三、中澳货物贸易的约束因素分析
(一)澳大利亚严格的非关税壁垒
澳大利亚相对严格的非关税措施也是双边贸易规模继续扩大的一大障碍。相对于优惠的关税政策，澳大利亚的技术性贸易措施(TBT)和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SPS)比较严格，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食品领域
的技术法规和标准过于苛刻，且体系较为复杂、分散；二是对生物技术食品实施了苛刻的批准制度和标签制度。包括全面的食品营养标签规定等；三是其他国家动植物产品在进入澳市场前要接受程序复杂、持续时间较长的进口风险分析(Import RiskAnalyses，IRA)，等等。澳大利亚各项非关税措施被普遍认为过于严格和保守，已经影响到世界主要贸易国产品的对澳出口。因此，澳大利亚严格的SPS等非关税措施也将成为中澳贸易规模扩大的障碍。
(二)澳大利亚的货物贸易规模
澳大利亚的对外贸易规模是双边贸易加快发展的制约。双边贸易规模直接受制于两国各自的贸易发展水平，尤其是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一方的贸易规模。澳大利亚经济发达，产出丰富，但由于人口规模仅2000万左右，所以国内市场、绝对生产能力与世界贸易强国相比有一定差距，这直接影响到澳大利亚的出口产品种类和对外贸易规模。以2004年为例，中国货物出口5934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6.5％，进口5614亿美元，占全球进口总额的5.9％；而澳大利亚的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只有802.2亿美元和975.1亿美元，分别只相当于中国的13.5％和17.4％。这表明澳大利亚相对单一的出口商品结构和较小的货物贸易规模一定程度上将会制约中澳货物贸易的发展。
(三)中澳单一的货物贸易方式
中澳单一的贸易方式也是不利于双边贸易规模的扩大。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来料加工贸易方式占了近50％的份额，此方式有利于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提升出口商品技术水平，对于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就中澳贸易来看，由于澳大利亚国内市场有限、经济结构单一，所以两国之间开展加工贸易受到一定限制，一般贸易方式始终在双边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受此种贸易方式的影响，中澳贸易发展很难出现质的飞跃，而只能随着双方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平稳发展。
四、对策建议
首先，要高度重视并积极发展与澳大利亚的货物贸易。中澳产业结构、贸易产品结构明显互补，大力促进中澳货物贸易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转变观念，主动了解澳大利亚市场，积极参加对方举办的各种展览会、展销会，加强同其国内各商会的联系，以进一步发展中澳货物贸易关系。
其次，确定中澳贸易的战略目标，统筹安排货物的进出口，以做到按计划行事。可考虑由商务部于每年年初《澳大利亚市场行动计划报告》，综合评估其经济运行趋势、当年经济与贸易政策影响、具体到各产业部门的增长潜力等，以具体指导中国外贸企业的实践。
篇6
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对外贸易；战略
DOI：10.16640/ki.37-1222/t.2017.09.247
自上世纪90年代始，伴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深化发展，贸易、投资、金融日益趋向自由化，世界经济开始步入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几乎席卷了全球所有国家，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的融入到全球化经济之中。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贸易自由化为基础，贸易自由化使各国更加有序的参与到国际贸易之中。我国加入WTO后，我国贸易自由化发展进程逐步加快，当前，我国在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在贸易自由化深入发展过进程中，应竭力争取利益，规避风险，不断提升参与国际贸易的综合竞争实力，保证国际经贸的有序安全。在世界经济力量向发展中国家转变，在多边贸易体系自由化逐渐放缓，区域自由贸易快速发展，服务贸易飞速前进的趋势下，我国应顺应这一新形势的发展，调整与之相适宜的外贸战略，紧抓利益增长点，促进国家对外贸易综合实力的提升，推动对外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
1 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趋势
1.1 世界经济力量向发展中国家倾斜
长期以来，世界经济中美国、欧洲、日本占据主导，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了以美、日、欧为中心的“三足鼎立”状态，而21世纪后，这些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甚至趋向低迷状态。而此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经济走向高速发展之势，2015年，世界各国GDP排名中，中国位居世界第二，GDP总量为10.3万亿，巴西位居第七，GDP总量为2.5亿万，印度、俄罗斯紧随其后为2.1万亿。相关研究表明，未来10年，新兴力量的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力量上将趋平。
1.2 多边贸易谈判放缓
现今，世界贸易已然进入贸易自由化发展趋势，然而与此同时，保护贸易仍在存在，并与之相对立。针对这种情况，世贸组织进行多次多边贸易谈判，但因许多国家未能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一致，使得多边贸易谈判始终陷于僵局。尽管如此，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仍在持续前行。当前，WTO将进一步就农业问题、服务贸易、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转让等问题做深入谈判，着力协调各国立场，努力寻求适宜的解决方法。
1.3 区域自由贸易快速发展
上世纪90年代后，步入经济转轨阶段的国家促使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势头向好，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双边贸易谈判放缓，世界各国贸易以区域经济合作为主要途径，国际经贸自由化发展更加深入，国家经济贸易更加便捷。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经济自由化、一体化发展进程，世贸成员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上更加频繁，区域自由贸易更加活跃，且深入快速发展。
1.4 世界服务贸易蓬勃发展
现今，服务贸易俨然已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更是国境经贸中的最高利润增长点。在电信、通讯、保险等新型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今天，这些都属于服务贸易中拥有较高附加值的部门，而位于领先地位的依然是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
2 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
2.1 转变出口贸易结构，更新出口贸易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对外贸易战略伴随着国际经贸形势而不断调整，但一直以来，出口贸易仍为主要的对外贸易形式，且近年来经济贡献巨大。但当前的出口贸易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在出口结构上，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科技含量低，市场竞争力不足。对此，我国应适时转变对外出口结构，更新出口方式，着力提升产品科技含量，推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与生产设备，有效提高出口产品品质，增强其在世界市场中的综合竞争力。
2.2 大力发展战略性贸易
对于我国在世界市场中竞争力不强的产业，如钢铁、汽车等产业，核心技术与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缺乏，主要技术依赖进口，而这些产业又是国家工业产业的重要支柱，对此，我国应对其给予大力保护与扶持。对此，国家应大力扶持高校、企业及科研机构的科研开发，构建科研成果转化部门，培育发展高科技产业。同时，国家制定适宜的科研补贴，为外贸产品的科研开发提供物质支持。
2.3 着力提升服务贸易发展水平
服务贸易是一国对外贸易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但是当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整体水平滞后，竞争能力不强，对此，我国应着力推动新型服务型产业的发展。第一，政府为服务型产业发展营创良好外部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人财物力的支持，着力改进传统服务产业发展基础，为服务贸易发展制定m宜的战略举措。打破垄断模式，提高服务业综合竞争能力，建立健全服务贸易立法，完善贸易管理机构。其二，优化服务质量，完善出口结构，着力提高传统服务业服务管理水平，提升劳动者素质。具体而言，电信行业应做好对外投资，推动跨国经营；保险投资咨询行业，优化出口结构，提升服务质量，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对行业进行兼并重组，不断扩大自身规模，增强其服务管理水平。
2.4 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之中
基于现如今经济一体化持续发展的大环境，我国应积极融入其中，以增强自身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实力。对此，应从以下几点着手：第一，密切与港澳台的合作，促进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与繁荣；第二，立足现实，纵观世界大局，放眼未来，在世界格局中，在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背景下，找寻与我国关系友好且需求互补的合作对象。
3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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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兴经济力量发展迅速世界经济中三个主要的力量是美国、日本、欧洲，这三个部分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3左右，进入21世纪后，其经济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发达经济体由于在最初经济发展阶段起点比较高，因此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诸如，人口老龄化、经济空心化以及国内需求不足等，这些原因造成其经济一直处于低缓的状态，想要发展就需要外在因素刺激。但是，相对世界上其他的新兴力量，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根据相关统计研究表明，十年后，两者之间的经济力量将相对持平。
(二)多边贸易体系谈判进展缓慢当代世界贸易已经逐渐朝着贸易自由化方向发展，但是同样还存在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对立的情况。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针对两者之间的问题组织了多次的贸易谈判，但是由于多方国家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达到一致，致使贸易谈判一直处于僵局。虽然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一直处于僵局，但是贸易自由化、全球化并没有停止。目前，世界贸易组织仍就对服务贸易、技术转让、农业问题等问题组织谈判，进一步协调各个国家的立场，寻求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法。
(三)双边、区域自由贸易相对活跃实现贸易自由化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实行双边、区域经济合作。双边区域经济合作主要从英国和法国签订的科博登条约开始。随着全球经济转型，近些年，在多边贸易发展缓慢的情况下，各国提高对外贸易合作的主要途径就成了双边区域经济合作。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参与了双边区域经济组织，诸如，欧洲、亚太以及北美成立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组织、南美的安第斯共同市场等。
二、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体制也在不断地改革，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也在不断加大。2011年时，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出口额居世界第一，进口额居世界第二。在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下，我国应该制定符合国情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提高。
(一)提高出口贸易结构和方式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一直都在不断的进行调整，但是从整体上看仍然是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对外贸易方式，并且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出口贸易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出口贸易也依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竞争力低、出口市场单一等。因此，国家需要对出口战略做出相应的调整，转变对外贸易方式，将对外贸易从数量取胜转变为质量技术取胜；对技术密集型产品在税收上应制定相关优惠政策，促进其较快发展等。
(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不仅体现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水平和竞争力，而且还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现代化水平。目前，我国的服务贸易呈整体滞后的情况，竞争力较低。因此，我国应该大力发展新兴生产型服务业，促进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高。提高服务产业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政府应该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主要可以提高对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加强人力、财力以及技术投入，制定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战略措施，为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改造创造有利条件。同时打破相关领域的垄断模式，提高竞争力，并且逐步完善服务贸易立法以及贸易管理机构。二是改善服务质量，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传统的服务业应该提高其服务管理水平，提高人力资源的开发以及劳动人员素质，促进自身服务能力的提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电信行业。电信行业主要的提升方式就是对外投资，实行跨国运营。二是保险、咨询服务等行业。这类行业在改善服务质量以及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时，主要应该结合国家政策，通过联合、兼并的模式进行行业重组，扩大自身发展规模，避免和禁止恶性竞争，提高服务管理水平。三是计算机以及信息服务行业。该行业应该充分挖掘出自身的发展优势，努力提高和完善自身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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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加剧，与中美贸易额的上升是成正比的。中国企业和产业在走向升级，贸易摩擦也在升级。数据表明，中美互为对方第二大贸易伙伴，2011年双方全面贸易额突破4000亿美元。伴随双方贸易往来接触面的增大，摩擦有增无减。然而，贸易摩擦只是美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一部分，美国正在按照自己的规则重塑全球的贸易规则，即由原来提倡的“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转变。
公平贸易联盟于1881年在英国成立以限制来自外国进口商品。在美国，商界以及工会都利用“公平贸易”法来构建所谓的“进口商品铁网屏障”。而今，美国更是成立特别贸易小组直指“不公平贸易”。
3月5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保留了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越南等国获得政府补贴商品征税的权利。而就在早前的2月28日，按照奥巴马国情咨文中的打算，美国终于启动了跨部门的贸易稽查中心。
新机构成立有两大看点，一是新机构的设立将帮助奥巴马实现其出口增加目标，从2009年的1.57万亿美元，到2015年的3.14万亿美元；二是这个新机构将协同美国多个部门以应对世界各地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剑指中国，事实上是“超贸易保护主义”风潮的“回暖”。
事实上，从本世纪初，就兴起了“超贸易保护主义”，也被称为新贸易保护主义，是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目的是想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排斥竞争性的威胁。“超贸易保护主义”大多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利用WTO规则实行贸易保护。由于现行多边贸易体制并非无懈可击，一些国家总是千方百计从中寻找“合法”的生存土壤，美国的“301”、“337”条款都属于这类性质。
美国一向标榜自己为自由贸易的楷模，但全球产业分工却加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但又不能放弃自由贸易的大旗。于是近几年，美国对国际贸易关系做大幅度的调整，提出的所谓“公平贸易”，而美国也把WTO制定的《反倾销协议》以及保障措施条款等当成新的贸易保护工具。
美国一方面违背WTO原则，对本国战略产业实施过度保护，意图扩大本国垄断产业在国际市场份额，转移利润；另一方面，却苛责别国实行不公平贸易做法，扭曲市场竞争。因此，实质上美国提出的所谓“公平贸易”名义上是更具合理性，但形式上却更具隐蔽性，战略上更具进攻性的“超贸易保护主义”。
更有甚者，美国还联合日本、欧盟对中国稀土出口问题向世贸组织提讼。从中国的立场而言，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强并不断完善对部分资源类产品，特别是高污染、高能耗、消耗资源性产品的管理，目的在于保护资源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拥有庞大稀土储量不愿开采的美国却指责中国通过出口限制阻碍全球竞争，并使得美国公司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这样看来，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不公平贸易”呢？
当前最需改变的是全球不公平的贸易规则体系，由于制定规则者话语权的非对等性和规则适用对象的差异性，使得一些发达国家得以借公平贸易之名行贸易歧视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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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原因
（一）现有的出口增长方式导致我国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粗放型的出口增长越多，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就越多，对环境的破坏就越严重。我国目前已经是一个能源和资源消耗大国，如果我国继续保持这种以高耗能、高耗原材料为基础的粗放型出口增长，那么所消耗的能源和资源并不是为生产和消费所消耗的，而是为其他国家生产和消费所消耗的，让本来已经很脆弱的资源和环境来承担这种高消耗的发展道路，只能是拥有短期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通过出口廉价商品、污染环境、浪费资源、拿低工资，却让其他国家享受世界低成本的产品，显然不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期望。
（二）对外贸易摩擦越来越大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世界贸易组织的信息显示，截至2005年，我国已连续12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和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最多的国家，入世以来，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呈现新特点：摩擦从个案转向体制层面；摩擦领域逐步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领域扩展；从反倾销向多种贸易保护手段扩展，使用了包括特保条款、337知识产权调查、质量、技术、卫生和环保标准等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手段；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目前，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已占到我国遭受反倾销案件总数的60%。如果我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多，今后的贸易纠纷可能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适宜的国际环境。对外贸易摩擦的不断蔓延和升级，不仅意味着我国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困难，而且还会对宏观调控和对外政治外交关系造成严重干扰。
（三）出口的高速增长并未实现贸易技术水平的提高
事实上，如果单纯考虑分工各方的比较优势，并据此从事产品生产，双方将各自产品拿到国际市场进行交换，双方是可以受益的。按照比较优势进行自由贸易，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分工当中，这也不足以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关键是先进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要比落后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有更强的市场操控力，势必造成拥有落后产业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依赖发达国家。我国正面临如此的尴尬，我国出口产品在面对发达国家出口产品时，显示出交换弱势，也就是我国不能够从发达国家那里以合理价格换回我国需要的产品，甚至根本换不来我国需要的高技术产品。在交换中我国产品显示出的弱势，使我们希望通过交换获取公平利益及通过交换提高技术水平、进而提高竞争力的想法无法实现。
世界及国内经济环境对我国外贸发展的不利影响
（一）世界经济环境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我国在世界产业分工中处于产业末端，获利较少。发达国家在将传统产业结构向外转移的同时，垄断高技术产业的贸易。而在世界贸易额的增量中，主要是高技术商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较为有限。这样，我国在扩张的世界贸易总量中，所能得到的份额将取决于竞争力的强弱和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程度。
我国出口产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近年来，全球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持续上涨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出口商品价格呈下降趋势，而生产成本在增加，为了在有限的市场中占有更多份额，国际经济矛盾将继续会加剧，市场争夺会更加激烈。
欧美国家经济的普遍衰退会制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央行努力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市场信心将无法一时改善，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及消费方式会发生重大调整，必将导致投资及消费减少，有可能会由于欧美公司的撤资造成我国大量资本外流，同时也会由于发达国家消费结构的调整而造成出口减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进一步会演变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再加上由于大规模救市，在全球性通货膨胀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可能会由于流动性过大而进入新一轮经济滞胀。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势必会长期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二）国内经济环境不利于对外贸易发展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不利于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变。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我国消费已经增长的很快，但投资更快，表现在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慢，比重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比较突出，贫富差距依然很大。经济增长依然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导致生产能力过剩，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不断恶化，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还在加剧，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已经过万亿，国际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对外贸易现实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变。出口商品结构仍然附加值偏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仍然附加值偏低，工业制成品中自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占比较低，以加工贸易为主，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值中附加价值较低，这也是收益少、缺乏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缺乏支撑动力。目前总体讲，出口结构优化与国内产业升级的技术进步缺乏密切联系和促进。国有企业缺少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技术改造、产品结构优化调整的积极性和实力，出口商品的附加值难以较大提高。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工业的落后，使加工贸易难以大面积地对相关配套产品进行进口替代。加工贸易占外贸出口比重过大。由于加工工业未能实现中间投入品、相关配套产品的进口替代，导致加工工业与国内工业发展关联程度较低。我国沿海地区原有的加工成本低廉优势，正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及人民币升值、原料价格上涨趋于减弱，正在丧失加工工业的发展条件和贸易机会。
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障碍分析
（一）需求转移障碍
我国目前的出口商品结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之所以我国产品出口每年以23%的规模增加，是因为国际市场对我国现有产品的需求带来的，基本的经济规律告诉我们，市场需求决定供给，我国现有的出口产业结构是由于现有的国际市场的需求结构决定的，如果对现有的对外贸易战略进行调整，就要求我们对现有的产业结构即供给结构及需求结构进行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实现，但是微观层次一般表现为从事粗放型出口产品加工制造的企业必需作出三个方面的选择：一是转型。转型需要资本、技术的投入，而资本技术投入往往是我国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的关键；二是倒闭关门。倒闭关门必然会造成大量失业；三是转移市场。将出口转移到国内，市场转移会导致国内市场供给过剩。
（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内产业升级相互矛盾
实现国际收支均衡要求进出口平衡发展，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产业结构都是为出口导向型战略服务的，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在长期以来形成的竞争优势将不存在，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又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而且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形成也不仅仅是技术投入和科技创新的简单实现，它需要形成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链，并且需要形成较细的产品分工，有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国际收支逆差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结构调整造成既得群体利益损失带来的障碍
粗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商品结构形成了我国大量为该出口商品结构服务的产业，包括制造业及服务业，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意味着现有的为出口粗加工制成品服务的制造业及服务业将会被大大受到限制，这部分人群会面临失业、关门的威胁，他们的利益会遭受损失。这一群体不仅仅包括工人与业主，实际上结构调整会导致地方经济增长率下降，从而影响一些官员的政绩，在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实施中，他们会因为自身的利益遭受损失而反对相关政策的实施，如何妥善解决制度变革中，部分群体利益的重新分配，维护大部分人的利益，是目前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一大障碍。
新型对外贸易战略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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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经济集团化;外经贸战略;影响
一、引言
现阶段，世界经济发展中集团化区域趋势不断加强，对全球的贸易与投资均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将分析目前国际经济集团化的趋势，及其对我国对外经贸战略制定的影响，并阐述在新的环境下我国对外经贸制定的战略。
二、目前国际经济集团化的基本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呈现出了国际经济集体化的趋势，同时此趋势在不断增强，在此环境下，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也在快速发展，进出口的总额在全球的贸易总额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现阶段，国际经济集团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国际经济集团化有着较为显著的中心国，中心国在集团化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基本中心国的角色均由大国在承担。其二，国际经济集团化的规模在不断扩大，涉及的国家逐渐增多。
目前，国际经济集团化中影响最大的便是欧洲共同体、东亚经济一体化与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三个国际经济圈的作用是显著的，对国际经济的发展有着促进的作用。在国际经济集团化中其中心国是由大国承担的，同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其中欧共体的发展速度是最迅速的，北美贸易区的经济实力最突出。在北美贸易区，其中心国为美国，美国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在欧共贸易区，其中心国为德国，德国在统一后，其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同时其领土、人口等方面均有所增长，德国作为中心国的作用日益显现。[1]
三、国际经济集团化对贸易与投资的影响
随着国际经济集团化趋势的逐渐增强，对贸易与投资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部分国家在其影响下，获得了更快的发展，但部分国家受其影响，其贸易与投资受到阻碍，制约着其发展，主要是由于国际经济集团化在地理结构、供求关系与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首先，在地理结构方面，目前，国家间为了促进其区域贸易的发展，从而建立了区域贸易，区域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在国际经济集体化中区域贸易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发展形势，对经济活动的诸多方面均有着不同的影响。其次，在供求关系方面，国际经济集团化中最为明显的问题便是集团中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其速度不统一、其水平不均衡，为了实现集团统一的速度、均衡的水平，国际经济集团要不断调整其发展的对策，对欠发达的国家给以适当的扶持，从而促进其经济速度的提升与经济能力的提高，这种扶持政策将改变国际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进而将产生各种新的变化。最后，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国际经济集团为了促进其内部国家经济的发展，均采取了不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其集团内部建立自由贸易与统一市场等，对外部国家制定严格的限制政策，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限制政策，严重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使其贸易与投资未能得到快速的发展。[2]
四、在国际经济集团化的环境下我国制定的对外经贸战略
在国际经济集团化的环境下，为了促进我国对外经贸的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其发展的战略，进而适应国际经济集团化所带来的影响。我国面对国际经济集团化的趋势，其贸易保护主义制约着我国外贸经济的发展，面对着巨大的挑战，调整对外贸易战略是发展的必然，通过调整与改进，使我国适应国际经济集团化的发展。
首先，促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我国要对国际经济集团化进行全面地了解与分析，进而把握发展的机遇，在经济集团化、一体化的环境中，我国处在亚太地区，其经济的一体化与集团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作为亚太地区的大国，要积极促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主要是保证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加强亚太地区经济各个国家的合作，从而才能实现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亚太地区各个国家进行区域经济的合作，将为我国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发展氛围，我国要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进而将我国融入经济集团化与一体化的环境中，进而享受区域市场的保护与优惠政策等。[3]
其次，创新我国对外经贸战略。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我国对外经贸战略要不断调整，才能适应新的环境与新的局势。目前，我国采用进口代替与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主要优势便是利于国内市场与企业的保护，利于国内产业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但其劣势是减少了我国的外汇支出，同时最为严重的影响是不利于国内贸易市场与国际贸易市场的联系，从而制约着我国贸易市场的国际化发展，同时我国的生产技术与生产效率等方面均未能得到发展，使我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中处于劣势，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我国对外经贸要创新其发展战略，积极利用先进的、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从而提高其效率、保证产品的质量，积极利用网络等，通过一系列的手段进而提高其综合竞争力。同时，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创新要根据国际经济的环境与国际市场的需求，从而采取效益竞争型的发展战略，进而促进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增加，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等。这种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发展我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产业等，加大工业制成品出口，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同时积极吸收海外投资，最终利于国民经济效益的增长。
最后，促进我国对外经贸的发展。我国可以组建外向型的企业集团，也可以组建跨国公司，从而保证我国的综合竞争力。外向型的企业集团就是集中几个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企业，将其组建成一个集团，进而进行国际化的经营。同时，在投资方面，我国要加大对外投资，积极发展海外企业，从而保证出口。对外投资与海外企业将能够实现对生产力的转移，进而加大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各个省份要积极寻求具有市场潜力的海外项目，对其进行投资或创办海外企业等。[4]
五、总结
随着国际经济集团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对我国对外经贸有着深远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国际经济集团化使其在地理结构、供求关系与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其发展的战略，文中主要阐述了促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创新我国对外经贸战略与促进我国对外经贸的发展等对策，相信，通过我国对外经贸战略的不断调整与创新，其综合竞争力将有所提高，进而将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徐康宁.国际经济集团化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战略的调整[J].经贸论坛，2011，12（12）：2-3.
[2] 牛利民，徐洁昕.浅谈新世纪我国的大经贸战略[J].市场经纬，
2013，7（02）：4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