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港进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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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启示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8-0041-05

新加坡是著名的自由港，对外贸易是其生命线。新加坡一直是WTO多边贸易体系以及区域合作的积极推动者。近几年来，新加坡已经变成寻求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最活跃的国家。新加坡已经与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美国、韩国、印度、巴拿马、约旦以及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签署了双边FTA协定且已经全部生效。而新加坡还在谋求建立更加广泛的FTA网络，与加拿大、墨西哥、秘鲁、巴基斯坦和中国建立正式双边FTA的谈判仍在进行中。

一、新加坡实施双边自由贸易战略的原因分析

新加坡实施自由贸易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容量有限离不开对外贸易、需要保持自由港等内部原因，也存在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受阻、APEC以及东盟自由贸易区举步不前、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反思等外部原因。

(一)内部原因

1.自然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容量有限，粮食主要依靠进口。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出口，由新加坡岛及附近约60个小岛组成，其中新加坡岛面积为647.5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91.6%，2006年6月31日总人口为448万。[1]新加坡几乎没有什么自然资源，狭小的国土面积无论从效益上还是从规模上，从事农业都已经过时，农林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0.2%左右，主要是家禽饲养和水产业，而粮食全部靠进口。尽管新加坡的人均GDP在2006年达到39599美元，但是受人口规模的限制，市场的发展空间有限。要确保新加坡的经济安全，只有建立良好而可靠的双边或者多边经济关系。

2.新加坡一直采取贸易立国的政策，依靠出口替代战略实现经济腾飞。新加坡独立后，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此间GDP增长率达到8.6%，第二产业在1965年上升到24%。[2]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马来西亚共同市场”设想的失败，1966年英国提前从新加坡军事基地撤军，以及1973年的“石油危机”，都曾经对严重依赖进口的新加坡带来不小的冲击，严重影响到新加坡的经济和就业机会。面对新的严峻形势，新加坡及时转变了政策，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开始了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制造业和对外贸易开始成为新加坡经济的两大支柱。80年代中期之后，新加坡强调地区的作用，推进经济重组。1985年8月发表的《中期经济报告书》以及1986年发表《经济报告书》提出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向，优先发展在国际通讯、贸易、金融以及咨询方面的服务业，以便使得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区域中心，并在建立区域中心的基础上，使新加坡最终成为国际服务的输出国。[3]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加坡政府又推出了《经济策略计划书》，主要内容是力争用10年左右的时间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亚洲的贸易中心。由此可见，新加坡的经济腾飞离不开对外贸易，只有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地位，才是确保经济安全的稳妥策略。

3.新加坡发展过程中跨国公司以及外资的作用显著。在新加坡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FDI的作用十分明显，属于典型的外资主导性工业。[4]1975-1985年间，外资企业占新加坡企业总数的23.1%、工人数占54.6%、产出占72.9%、附加值占65.1%、直接出口占84.2%、资本投资占67.2%。[5]新加坡在出口导向上的增长也几乎完全依靠外来跨国公司。在70年代中期，制造品出口汇总外企占了4/5；到1986年，新加坡仍然只是一个制造生产基地，产品在海外设计而在新加坡工厂的生产线生产；1990年，在新加坡前20%的重要职位中，有40%的重要决策人不是新加坡人。[6]可以说外资和跨国公司是支撑新加坡经济腾飞的重要力量，而为外资和跨国公司创造一个良好的贸易与投资环境，也是新加坡政府必须努力做好的工作。

4.自由港是新加坡经济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新加坡具有优良的地理位置，是世界重要转口港，新加坡港的年吞吐量居世界的3位，仅次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日本的横滨，1998年的货物吞吐量为3.123亿吨，平均近处港口船只达4-5万艘，使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7]有500多条航线连接世界700多个港口；同时又是联系亚、欧、非、大洋洲的航空中心。新加坡航空公司同世界60多家航空公司建立了联系，每周有近3000个班次起落。自由港地位使得新加坡的服务业一直占据新加坡GDP的70%左右，是新加坡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保持自由港地位以及更有效发挥自由港功能，也是新加坡努力的首要任务。

(二)外部原因

1.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受阻使双边自由贸易迅速发展起来。WTO的多边自由贸易进展甚缓。1999年在西雅图举行的WTO新一轮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进展，使得全球化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谈判未形成统一的框架。对于WTO这个多边贸易体制，新加坡一直寄予很大的希望。《新加坡经济年鉴1999》上就论述到：“新加坡在新一轮WTO上谈判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要确保更进一步的自由化，以实现：(1)在服务以及工业产品上的自由化；(2)加快贸易便利化上的工作；(3)建立一个有利于国际电子商务的国际环境；(4)各国对政府采购的承诺。尽管西雅图部长会议未能发起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但是新加坡仍将继续努力以恢复在日内瓦的谈判。”[8]

此外，各国在多边贸易政策上没有共同的利益。各国内部都存在因自由贸易而或多或少受损的利益集团，他们反对全球自由贸易。相对于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而言，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达成和实施都相对容易得多，因此众多国家开始转向双边的自由贸易区。1995年后向WTO申报备案的地区以及双边贸易协定就有近120个。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也追求双边的和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以作为推进全球自由贸易战略的补充。”[9]

2.东盟的自由化进程缓慢使新加坡加快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步伐。东盟由于种种原因，进展甚缓，也让新加坡失去了耐心。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罗林达在《新加坡的RTA战略》中就指出：“东盟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区域自由贸易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东盟国家中就存在着阻碍该目标的几个复杂因素：各国经济规模以及资源禀赋的多样性、发展水平的阶梯性、贸易政策的不对称性等。”[10]东盟自由化进程的缓慢，是靠外贸为生命的新加坡转向区外FTA的重要原因。东盟10个成员国，只有新加坡和文莱为高收入国家，其他基本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而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有利，而对相对较弱的一些国家则可能一时弊大于利。所以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注: 东盟6个原始发起国在1993年同意创建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建立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在1995年，他们对在关税上先前达成的减让缩短实施的时间（从15年缩短到10年），承诺扩大协定的内容，将不仅包括日常用品业和制造业，而且包括服务业、知识产权、投资以及非关税壁垒。在1998年，他们同意加速降低关税率，将关税率降低到5%，并且设立到2003年在制造业商品上实现零关税（在发起国间）。这些目标都是建立在1997年的优惠贸易协定上，该优惠贸易协定对区域内的基本日用品提供优惠关税率。)的设想虽早在1992年就已提出，但多年来一直进展得很缓慢。AFTA协议原定于2003年正式生效，但是东盟自由贸易区委员会就决定根据各成员国的实际情况，调整有关税率，推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时间表。

另外，由于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东盟成员国面临的实际困难，东盟国家又决定将原先制定的在2002年内将老成员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菲律宾、文莱)间绝大多数加工商品关税税率降至5%以下的期限推迟一年。目前，只有新加坡和文莱能够达到原先的减税目标。根据东盟2002年公布的数字显示，越南将推迟至2003年，老挝和缅甸为2005年，而柬埔寨最晚，它的期限是2007年。而未加工的农产品关税，原东盟六国于2003年降至5%以下，越南的时限是2006年，老挝和缅甸是2008年，柬埔寨则是2010年。根据东盟的关税减让计划，东盟六个老成员国将在2010年率先实行关税互免，到2015年所有成员国将实现贸易自由化，2020年东盟将完全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利用自己自由港地位，关税水平都相对较低的优势，开始独自发力，追寻缔结双边的FTA。

3.地区性经济危机也促使新加坡更加重视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性。20世纪末期发生的一系列地区性经济危机，特别是1997年爆发的东亚经济危机，使全世界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的时代，地区性经济危机尽管能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但是在临近国家之间的危机蔓延与相互影响甚为强烈。因此，加强地区内合作不仅有助于防范新的危机，而且也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新加坡积极地与地域上邻近的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4.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产生的“示范效应”坚定了新加坡实施FTA的信心和决心。目前已有的地区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大多对参与国的经济等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对未形成或未参与自由贸易区的国家产生了很大的示范效应，激发了很多国家重视地区或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工作，也刺激了新加坡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进行双边的自由贸易谈判和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工作。

二、新加坡实施自由贸易战略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及实施策略

(一)新加坡实施自由贸易战略的指导思想

自由开放以及对外贸易对新加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新加坡前内阁总理李光耀说过：“新加坡的经济是自由开放的，对外贸易是我们的经济命脉。”[11]正是如此，新加坡的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努力实现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市场来确保新加坡的贸易利益。”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新加坡现在实行三大战略并进的思路。第一，积极推进WTO多边贸易体制的进程。WTO为发展多边贸易提供了稳固的框架，能以最小的阻碍实行货物和贸易的自由流动。第二，积极寻求区域的贸易合作。新加坡是APEC以及ASEAN的创始国之一，认为区域的经济合作能够促进多边贸易体系的自由化进程。第三，谋求双边的FTA，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FTA网络(注：在FTA的建立上还存在“先行之利”的好处，即“中心―条幅”。处于FTA中心的国家，可以更低的价格选择从处于“条幅”的国家进口所需的工业原料和中间产品，从而对处于“条幅”的国家保持成本优势。)。

在美国倡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下，新加坡积极响应而充分利用自由贸易的好处而实现经济的腾飞；在区域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新加坡转而将精力集中在区域合作的发展上，创建APEC以及东盟自由贸易区；而当APEC以及AFTA举步不前、新地区主义下的双边FTA浪潮席卷时，新加坡马上进行FTA网络的建立工作。但是，新加坡在追求FTA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对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合作的追求，只是现阶段新加坡对双边FTA的热情极为高涨，已经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双边FTA网络的建立上来。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二)新加坡双边自由贸易策略的目标及实施策略

新加坡的FTA战略是其对外贸易战略中的一部分。新加坡FTA战略的目标是通过积极的努力和谋划，以图建立一个以新加坡为中心的FTA网络。该网络地跨亚洲、大洋洲、美洲、欧洲四大洲，涉及到世界上最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实现上述目标，新加坡实施双边FTA战略，在路径和策略采取以下对策。

1.谈判对象的选择策略。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进行选择。新加坡最早与新西兰开始，然后与日本、澳大利亚、美国、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签署双边FTA，遵循的就是这个原则。

2.地域对象的选择。由近及远，覆盖了全球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地区，包括了发达和不发达国家。新加坡首先从地理邻近的国家开始，然后将FTA的网络向纵深发展。从临近国家开始的好处，是由于相同文化氛围以及共识，容易产生认同感，从而能相对容易的达成协定。而一旦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包括对谈判的经验、时间内容的把握具有火候之后，就扩大目标，建立跨洲跨洋的FTA。而“骨牌效应”也为新加坡与对象国谈判起到促进作用。

3.合作对象的选择。一是新加坡已经签订的和想要签订FTA的国家，基本上是其主要的进出口市场或者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美国、日本、中国等等都是位于其10大贸易伙伴国的前列，澳大利亚以及韩国也都是其主要的贸易伙伴。二是向更加大的贸易区或者贸易市场靠拢。新加坡向美国、日本、中国靠拢目的自然是看重他们的大市场，同样与印度FTA也是看重印度这个潜在的大市场。而新加坡积极地寻求与加拿大、墨西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目的也再明显不过，是为进入NAFTA这个大贸易区。三是利用已有的FTA网络，迅速扩展。由于自由贸易去的成员国越多，利益也就越大，因此利用已有的FTA迅速扩大双边FTA的数量，就是一个简单实用的办法。新加坡与澳大利亚的FTA能快速签订，明显是利用了已经存在的澳新协定；与加拿大、墨西哥谈判同样是看中了两国与美国有着NAFTA的缘故；而与约旦缔结FTA就是因为约旦与美国已经先签订了双边FTA。四是选择已经建立起FTA网络的国家，利用其已经建立FTA的经验，同时利用其FTA网络。新加坡最先选择与新西兰建立FTA，除了地域以及两国都是小国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看重新西兰已经与澳大利亚签订了协定的经历。而新加坡与墨西哥在1999年就开始了意向交流，一方面的原因也是看重其覆盖了30多个国家的FTA网络。五是树立样板，寻找突破口。新加坡寻找约旦，是为进入中东的市场做跳板；新加坡寻找巴拿马，同样是为打入中美洲；而与秘鲁的FTA谈判，也能在南美树立起样板。而新加坡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FTA的建立，为进入欧盟这个大市场起到了一定的样板作用。

4.内容的涵盖。FTA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并且是越后签署的FTA，内容就越广。新加坡所签订的FTA，不仅包括了传统FTA的内容和项目，包涵了广泛的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竞争政策、人员流动等内容，而且包括环境以及劳工等非贸易领域内容内，并且这些FTA在关税减让、开放服务贸易的承诺上都大大超出在WTO所做的承诺。

5.由双边FTA向多边FTA发展。新加坡与新西兰、澳大利亚的分辨签署双边FTA后，已经开始酝酿三方的FTA，以实现融合。新加坡与美国的FTA签署建立之后，与加拿大、墨西哥的谈判就一直在考虑与NAFTA接轨的事情。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与智利还有望成立太平洋5国的FTA(P5-FTA)。而新加坡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FTA本身就是一个多边的FTA。新加坡从双边的FTA出发，通过FTA网络的相互交织，从而建立起更大区域的多边FTA。

6.体现区域平衡、大国平衡的外交策略。2003年6月，吴作栋在赴美签署‘美-新自由贸易协定’时，再次强调李光耀曾经提出的拉美国参与东南亚事务的观点。在他看来，搞大国平衡外交是保护新加坡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12]新加坡的双边FTA遍及亚洲、欧洲、美洲、大洋州，2004年还曾经与埃及有过接触，准备将FTA网络伸向非洲，尽管后来没有进展，但是新加坡的这种意向恰好说明了区域平衡的外交战略考虑。

三、新加坡自由贸易策略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GDP增长率从2003年的2.0%一跃上升到2004年12.8%、2005年的7.0%、2006年的8.1%，其所建立的FTA网络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3]如前所述，双边FTA策略确实给新加坡带来了众多的好处，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甚至在保护国家政治安全上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为WTO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中的一员，我国目前也同样是面对着WTO多边谈判止步不前、APEC无所作为、FTA层出不穷等国际环境的挑战，如果我国在建立自己的FTA网络上不采取积极的态度，长远来看，我国在这方面的战略劣势就会日益明显。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国也应把FTA战略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来认识。

新加坡的国情与我国有着很大的差别，这就决定着两国的战略目标有着根本的区别。新加坡的FTA战略目标主要是：确保外部市场，加强同主要贸易伙伴的联系，从而确保其经济安全。而我国在FTA的战略目标，笔者认为，主要还是推动我国的经济改革。例如，我国与东盟缔结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但是中国与东盟各自都存在贸易和投资障碍，要真正建立自由贸易区，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因此从签署协议到计划实现保留了8年的过渡时间。[14]保留8年过渡时间的目的就是为各自内部的经济改革留下适当的时间，而不宜操之过急。

尽管新加坡只是一个城市国家，其国情与我国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是新加坡的FTA战略对我国还是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谈判对象的选择策略上，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进行挑选。新加坡最早与新西兰开始，再到日本、澳大利亚、美国，遵循的就是这个原则。因此我国在随后的FTA对象选择策略上，应当进行借鉴。

第二，尽量选择已经有着FTA网络的国家，以便利用其已经建立起来的网络，为加速建立自己的FTA网络打下良好的基础。新加坡寻求与新西兰、美国、墨西哥、智利等建立或计划建立FTA就是有着这样的一个目的在内。此外，与这些国家建立FTA后，我国企业可以在我国的FTA伙伴国投资建厂，利用其FTA网络生产产品。

第三，新地区主义的一个特点是一个小国或几个小国与一个大国的联合，新加坡FTA战略的一个特点就是与大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进行缔结。我国的情况与新加坡相反，因此可以反其道，与一些小国进行FTA的缔结。这种方法的好处类似于美国与新加坡，可以迅速缔结FTA，从而建立自己的FTA网络。由于我国与美国的国情也不一样，因此在与小国(如新加坡)进行FTA谈判时，还要考虑关税让步的空间以及过渡的时间问题。

第四，考虑建立跨区的FTA，选择东亚以外甚至APEC成员以外的国家进行谈判。新地区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跨洲跨洋的FTA多，而新加坡的FTA战略就有一个区域平衡的特点，这个特点也可以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将眼光放在全球，用全球的战略来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双边FTA的建立。从这种情况考虑，我国可以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部分中亚国家、非洲、拉美国家进行双边FTA的谈判。

第五，在谈判策略上，新加坡尽管已经是一个高度的自由港，但是在FTA谈判中还是主动就某些领域让步，以示诚意，从而尽快达成协议。例如，新加坡与日本的FTA谈判中，在关税很低的情况下又取消了4种药酒的关税；与美国的FTA谈判中，打破10年禁例而允许美国的特种口香糖进口。由于我国的平均关税率还很高，我国必须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战略，在某些方面主动让步，以达成协议。

第六，新加坡是个自由港，而我国的香港和澳门特区也都是自由港，我国应当鼓励和支持香港和澳门学习新加坡的经验，加速与不同国家和区域经济集团的FTA谈判，从而充分发挥香港和澳门的作用。特别是香港，各种情况与新加坡相似，在双边FTA的建立上完全可以走在大陆的前面。如果香港和澳门能在双边FTA上取得实质性对进展，一方面，对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香港)，缓解目前经济上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能在战略上缓解大陆目前的孤立状况，增大我国中央政府的回旋余地。

简言之，我国应当充分重视FTA战略的建立工作，在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同时，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着手建立自己的FTA网络。这不仅能促进国内经济的改革，避免FTA网络少而给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能增大我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以及WTO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中的实力。此外，我国是东亚区域合作的积极倡导者，而东亚经济合作比建立双边的FTA难度要大。我国可以考虑用自己的FTA网络来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进程。特别对于中日韩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我国建立自己的FTA网络不仅在经济安全上，而且在政治安全上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新加坡统计局，singstat.gov.sg.

[2] 汪斌. 东亚工业化浪潮重的产业结构研究兼论中国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

[3] 李晓主.东亚区域产业循环与中国工业振兴[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

[4] 金泓矾.亚洲四小崛起的奥秘――其战路人和体制的比较[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

[5] W・G・Huff.新加坡的经济增长：20世纪里的贸易与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6] 刘国平，蒋宝恩.世界各国经济概况[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7] 新加坡贸易工业部.Economic Survey of Singapore 1999[DB/OL]，1999[54]， mti.gov.sg.

[8] 新加坡贸易工业部Economic Survey of Singapore 1999[DB/OL]，1999[54]， mti.gov.sg.

[9] Linda Low.Singapore's RTA Strategy. 2001.

[10] 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

[11] [12] 李海东，吴作栋.边缘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J].商务周刊，2003，(1).

篇2

一、应对全球化，中国从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置身事外”到“作用其中”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一方面，对有限世界资源的全球配置和对世界统一大市场的追求不仅已成为全球化的目标，而且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另一方面，由于现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使得各国在力图抓住全球化机遇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地感受着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在此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迅猛发展，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加紧行动，构筑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地区依托，以期达到既能最大限度地获取全球化过程中的好处，又能尽量规避全球化对本国带来的伤害。因此，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选择。

目前，中国几乎全部参加了亚洲的40多个区域和次区域的合作机制，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中国还率先与东盟达成并积极筹建自由贸易区，第一个以非东盟成员国身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首倡研究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中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率先达成的共建自由贸易区协议更是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起到了激活作用：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等大国随后都加大了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建设自由贸易区的投入力度。鉴于已有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南非、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海湾合作委员会、安第斯共同体等多个国家或集团希望与我国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正本着由近及远、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针，与上述国家有选择地展开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尽快构筑起以自由贸易区为起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网络。

曾几何时，中国对机制性较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持怀疑、谨慎乃至排斥的态度，对其重要性无从认识并“置身事外”，到现在积极参与、大力推进和“作用其中”，乃至在许多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表明中国已经在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迈出了不小的一步。

二、积极投身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浪潮是新世纪中国最现实的战略选择

1.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自己赢得一个良好的对外经贸环境之需

从理论上说，参与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意味着一国对外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它在为成员国提供更高水平市场开放程度的同时，也要求成员国作出相应的让渡。这就要求成员国必须进一步全方位开放市场，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其他成员国实施比WTO贸易自由化承诺更优惠的政策，从而对成员国对外开放的范围、领域和层次提出了更大、更广和更高的要求，这不仅提升了其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级别，而且也进一步拓宽了成员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发展空间，使之能够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左右逢源。虽然中国“入世”已有三年，但是伴随着经济贸易规模及地位的快速上升，针对中国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也与日俱增，因此，借助于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改善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2.树立中国和平发展、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之需

中国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国家的行列。据IMF最新公布的按购买力平价的计算结果，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2.6%，排在美国（21.1%）和欧盟（19.9%）之后、位列世界第三。作为世界特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在亚洲经济中的火车头作用已日益凸显：中国经济凭借其外部性，通过为亚洲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已经为周边地区带来了巨大好处。

目前，中国的进口量占亚洲进口总量的1/5。近年来，中国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也在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发展无疑给世界特别是亚洲带来了重要机遇。中国近年来不仅在对韩国、东盟国家和日本贸易中出现了可观的逆差，而且还成为了美国、日本及韩国最大的商品进口国，成为这些国家出口增长的重要基础。实际上，强劲的进口势头已经将中国推动成为其他经济体“需求拉动”的主要因素，并对本地区各经济体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有力支持作用。事实证明，中国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充分利用其经济发展的外部性，带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和对外贸易，使他国能够分享自己的经济增长成果，向世界展示了愿与他国一道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真正负责任的大国风采。

3.提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能力之需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开放度与其经济安全并非呈正相关的变化，往往是一国经济越开放，其经济安全系数却也随之变小。因此，经济安全问题理应引起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特别关注，区域经济一体化因其能够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为一国构筑起地区经济安全，故理应成为中国经济安全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正在实现工业化的中国来说，石油安全在国家经济安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通过与世界石油富产国特别是我国周边的产油国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与周边石油生产国的政府及石油大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彼此间稳定的协作关系和利益纽带，达到摆脱过分依赖单一的石油供应、降低石油进口的脆弱性、获得比较稳定的海外石油供给保障、提高中国的石油安全系数之目的。

4.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贯彻落实“走出去”战略之需

所谓“走出去”战略，又称国际化经营战略，是指中国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到海外投资建厂和投资开店。它越来越成为企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提升其竞争力，以及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的重要手段。

事实上，近些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已经走出国门，到境外投资办厂，在世界范围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截至2004年5月底，中国已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设立了7178家非金融类企业，协议投资总额为350亿美元；累计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定承包工程合同，涉及金额1200多亿美元，完成营业额880多亿美元；签定劳务合作合同额近310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50多亿美元，外派劳务280万人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领域已从昔日的贸易、航运、餐饮等逐步拓展到生产加工、资源开发、工程承包、农业合作、研究开发等众多领域；对外投资的方式也由早期的办“窗口”发展到投资办厂、带动国产设备材料出口、跨国并购、 股权置换、境外上市、设立研发中心、创办工业园等多种形式。

无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施可以优化中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的环境，使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得到制度保障，从而加快我国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步伐，进一步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机率。

5.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需

完成祖国统一，是我们党在新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更是战略性的决策。实践证明，建立由中国内地、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一国四方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90年代中后期以来，港澳台已经成为大陆的最重要贸易伙伴，内地与港澳台的货物与服务贸易额已经占其对外贸易额的首位；港澳台已经成为内地最重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对内地经济增长及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四地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经贸一体化格局。

由两岸四方自发形成的经济融合正在呼唤两岸高层次的制度安排，以为其持续的深化发展提供保障。因此，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动四地经济走向更深入的一体化，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建立自由贸易区成为了当务之急。这是现阶段进一步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实现直接“三通”，创造一个稳定发展的两岸关系，以“一国两制”方式推进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完成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最佳选择。

三、当前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的特点与问题

1. 立足周边、地缘性强。

目前与中国已经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体都在我们的周边，相互之间具有强烈的地缘优势，且香港、澳门和东盟国家在我国出口市场结构中占到了近25%，与它们率先达成并落实自由贸易协定，完全符合区域经济一体化重力模型的要求。然而，鉴于由种种因素，现阶段东亚经济一体化步履缓慢，所以我们也需要突破地缘限制，将参与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并列起来，选择理想的贸易伙伴，尽快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博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2. 起步晚，总体水平低。

从目前有中国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如CEPA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来看，其核心内容都是贸易优惠安排，其实施时间也只有短短的一年，且实施内容的涵盖面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施内容仅限于“早期收获”产品）；与欧盟等历经数十年、一体化水平较高的组织相比，我们的自由贸易区尚属于较为初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起步阶段。

3. 起点高，涵盖范围广，难度大。

上述有中国参与的贸易自由化内容不仅包括了传统的货物贸易，而且也包括了服务贸易。在内地与香港、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中，也涉及到电子商务、商品检验检疫与质量认证、中医药产业合作等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的鲜见领域。此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还确立了双方的优先和重点合作领域，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以减税为主的自由贸易区。这种以贸易为先导的宽领域、纵深化、全面推进的一体化模式，加大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难度。

4. 启动速度快，发展势头猛。

无论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还是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之间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进展步伐都很快。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而言，从2000年双方的可行性研究到2001年确定将用10年的时间建成，再到2002年《框架协议》的签署，2003年10月及2004年1月中国与泰国率先废除了188种果蔬产品的关税、与除菲律宾以外的东盟成员间落实包括600种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在内的“早期收获”计划，2004年10月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和《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并于2005年1月起全面启动自由贸易区，发展势头比较猛。同时，为让成员在短时间内享受到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实惠和好处，从而调动其推进自由贸易区进程的积极性，上述一体化大都选取了走阶段性的发展道路，采取“速成式”策略，以获得示范效应。

5. 灵活度高，具有一定的弹性。

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考虑到成员国参差不齐的发展水平，故存在着更多的妥协条款和更大的灵活性，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还允许有特别的例外条款。例如，在“早期收获”方案中，菲律宾就以担心对其农业部门产生破坏作用为由没有参加；而在已经达成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里，也将减税产品区分为“常规贸易产品”、“敏感性产品”和“高敏感性产品”等三大类：前者将从2005年7月1日开始被成员国大幅削减进口关税，直至2010年全部取消；中者将从2012年起逐步地被削减关税――当年将降税20%，直到2018年减至0―5%之间；对于后者（主要是大米、糖、植物油、汽车及某些石化产品等）将继续置于关税的保护之下，但到2015年其关税水平最高不能超过目前的50%。

6. 边谈判、边建设的“干中学”方式。

由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间不长，对国际贸易规则尚处在学习、适应的过程中，对于类似自由贸易区这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应如何建立、建立时应注意什么、运行中可能会遇到怎样的情况等操作与技术设置方式方面的问题尚缺乏实践经验，而我国参与的自由贸易区启动步伐却很快，这就迫使我们要边干边学，努力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带给我们的新规则要求。

7. 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已经成为与我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的前提条件。

截至目前已有新西兰、南非、巴西、东盟10国、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秘鲁等36个国家相继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鉴于“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对于中国减少来自贸易伙伴的不公平待遇、改善其出口商品国际环境的重要意义，故目前有中国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大都以“承认我市场经济地位”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例如，已经启动的中国首个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对象――新西兰就是西方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而对于当前正在磋商中的中国与澳大利亚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中方也已经明确表示，应在澳方正式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之后才能正式开始。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占中国进出口总额45%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和日本尚无一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位居前十位的经济体中，绝大多数尚未认可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而根据世界区域一体化经济学理论，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我们未来应该积极争取的谈判对象，如何防止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演变成为自由贸易谈判时的障碍，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篇3

中国现在的进口和出口之和超过了GDP的50%。中国经济的外向性显著增强，正在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之中。由于贸易增长对于中国经济越来越重要，贸易政策也就越来越成为中国整体经济政策的一个关键部分。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就开始了更深入地参与多边主义的贸易进程，多数中国人原以为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就获得了与世贸组织140多个成员方一样平等的竞争地位，但是实际上我们需要更清楚地看到：目前，世界上生效的区域贸易安排达250多个，其中80%以上是过去十多年发展起来的，并且自由贸易区的数量还在迅猛发展，对中国在世贸组织中所享受的无歧视待遇是个严峻的挑战。

因此，中国外贸战略的明智选择就是既要积极参与多边合作的进程，也要努力与有关贸易伙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自由贸易区。

中国目前正在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中国继续在亚太经合组织内积极推动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和经济技术合作。2001年5月23日，中国正式成为《曼谷协定》成员国后，中国已与有关伙伴在实施《曼谷协定》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同东盟已于2002年11月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最近中国中央政府又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了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中国、日本、韩国三国正在继续深入研究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问题。由中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加强区域经济合作。2004年1月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代表已在悉尼就两国进行双边自由贸易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历史上的首次磋商。

多边贸易自由化和双边的或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各有自身的优点。多边贸易自由化具有全球性的广泛影响，使世界贸易组织的每一个成员都进行互利的贸易改革，所以，作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贸易大国，中国必须参与多边的经贸合作，在履行有关义务的同时，参与为未来的经济贸易制定规则的进程。

但是，多边主义改革的主要优点在于它的全球范围，也成为它的主要弱点。多边主义要求在全球范围内的各自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成员之间达成一致，因而要达成协定就困难重重。而与由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的多边主义相比较，自由贸易区协定涉及的成员更少，参与其中的国家能够进行更深入的贸易改革，因为这些成员有更相似的想法和目标。

建立自由贸易区并不违反多边贸易体系的规则。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写道：“各缔约方认识到，宜通过自愿签署协定从而发展此类协定签署国之间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以增加贸易自由。”“因此，本协定不得阻止在缔约方领土之间形成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或阻止形成通过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所必需的临时协定”。

在地区自由贸易协定里，相对较少的成员国同意互相减少出口贸易障碍。在很多情况下，自由贸易区是在地理上相邻的国家之间建立。而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自由贸易区包括了地理上相距遥远的国家，例如美国与约旦以及欧盟与墨西哥的协定。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参加了至少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有的国家甚至已经参加了20个以上的这类协定。

中国寻求建立自由贸易区有许多理由：

自由贸易区为多边贸易提供一个重要的安全阀

由于世界贸易组织在进行决策时，主要遵循“协商一致”原则，只有在无法协商一致时才通过投票表决决定。有的决定需要三分之二多数支持才能通过，有的需要四分之三多数支持才能生效，世界贸易组织的140多个成员中，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有着不同的优先利益，因此难于达成新的协议。由于多边谈判难以达成协议，因此，不应该“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区域贸易安排是区域内成员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重要手段，当全球贸易谈判难以达成协议时，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可以取得在全球范围内难以取得的进展，为经济贸易的发展发挥作用。

与有关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为本国出口商平整竞技场

自由贸易区在区域内成员享受其带来的更大优惠性的同时，对区域外的成员形成大的排挤，可能损害其它国家的贸易利益。谁参加区域贸易安排谁就受益，反之就可能受排斥吃亏。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如果止步不前，贸易就会受到损害。

有些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把中国企业排除在贸易优惠的范围之外，如果中国与这些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就为中国出口商平整了竞技场。例如在新加坡，新加坡不仅在东盟内部有自由贸易协定，而且已与美国、日本等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如果中国实现与东盟的自由贸易，中国企业就可以与美国、日本以及东盟国家获得同等的条件参与在新加坡市场上的竞争，从而增强中国企业及其产品在新加坡和东盟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力。

自由贸易区是与关键贸易伙伴进行综合贸易改革的战略，自由贸易区能够推动经济改革和成员国之间的内部合作

在过去10年来的地区贸易协定里，成员方通过共同同意的协定，不仅仅是进行削减关税的改革，还有许多深入的经济和制度的一体化的改革，现在许多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处理投资保护、人员流动、劳工问题、环境保护、贸易争端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改革，并且协调成员方在其他贸易谈判场所中的共同立场。

中国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实现与伙伴成员间的经济一体化，可以增加规模经济。自由贸易区内进行的合作和合并过程，形成更有效率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能够产生延续多年的动态利益，增加投资和提高生产率，这有利于贸易伙伴之间互相扩大对于对方的出口需求，也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稳定。

限制由于全球范围内更快更深入的贸易自由化造成的消极影响

由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非常之大，骤然之间进行很大范围的贸易自由化，可能造成经济中的重大震荡，例如使本国产业在全球竞争中遭受灭顶之灾，威胁经济与社会的稳定。而首先在区域范围内进行试验，可以限制消极影响，培养本国的竞争能力，取得经验，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

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可以在贸易自由化改革中互补并互相促进，从而形成“竞争的自由化”

自由贸易区内，贸易伙伴之间要实现贸易自由化，这就会刺激有关成员在区域的和多边的两个层面上，进行更多更广泛的贸易和经济改革。成员国加速自身的贸易自由化，对全球的贸易自由化是有利的。自由贸易区协定还能为更广泛的谈判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样板。例如双边的或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可以在卫生标准和有关管制、贸易的技术障碍、服务业贸易与投资、简化海关规则、以及劳工和环境标准，政治上敏感的某些部门等方面实现比全球范围内更有意义的贸易自由化。这些谈判就可能为更广泛的地区的和多边的谈判提供借鉴。从双边自由化进程中所获得的经验也有助于中国确定自身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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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中华自由贸易区

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地区战略的角度，中国都需要建立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的三个单独关税区，又互为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两岸四地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利于两岸四地经济繁荣与发展，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两岸四地同为中国人，彼此间的互补远大于竞争。作为腹地的祖国大陆经贸发展潜力巨大，庞大的消费人口和市场，多层次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两岸四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演进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机会。因而建立中华自由贸易区应成为新世纪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首要选择。

二、以周边睦邻成员国为重点，积极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亚太地区是21世纪最具经济活力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实体。中国作为亚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谋求与周边国家形成区域或次区域经济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具体来看，要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按既定目标建立“10＋1”自由贸易区，以此为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提供重要的依托和坚实的基础；积极推进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并探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方式方法。为此，应进一步参与APEC的活动，争取在制定有关规定中有更多的发言，更加主动地倡议和提出各种富有战略型、前瞻性的议题，增大在重要合作议题上的声音和分量，以充分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积极倡导建立维护地区稳定、发展睦邻友好合作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并侧重加强次区域化经济合作，如环黄渤海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环日本海经济圈、华南经济圈等。

三、构筑多元重心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

多元重心的区域合作模式正在成为区域经济融合的趋势。中国应谋求在亚太地区实现由单一重心模式向多元重心模式转变。根据经济依存度和经济互补性的强弱，可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格局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与中国互补性最强，地缘、人文优势条件最佳。范围包括台港澳在内的中华经济圈、欧洲经济圈、北美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第二层次：与中国的互补性较强，地缘、人文条件良好。范围大体包括东南亚经济圈、南亚经济圈、中亚经济圈、西亚经济圈。第三层次：与我国的互补性弱，地缘、人文条件一般。范围大致包括中东、非洲、拉美和某些独联体国家、东欧诸国，这一层次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较弱。显然第一层次是中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地区。而第二层次的东南亚经济圈处于亚太地区，也是中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从总体看，中国应以两岸四地为核心，推动东亚经济圈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强与亚太经合成员间的经济合作，同时在各个战略方向上推进不同的合作方式。向北推动与俄罗斯及东北亚的区域合作进程，由优惠贸易和项目开发向更高层次合作方式过渡，积极筹划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向南推动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构建东南亚次区域合作区域圈；向西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与中亚五国的多边合作；向西南谋求与南亚各国发展密切的经贸关系，为今后深化双边合作奠定基础。

四、正确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积极推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进展与大国的推动是密切相关的。欧盟的发展离不开法德两个大国的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是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促成的。两者都经历了由大国牵头，逐步扩大升级的道路。中国作为地区和世界大国，应积极参与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在亚洲地区大国关系十分复杂，中日、日韩、中国与东盟以及日本与东盟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戒备心理和紧张关系，而且都想在区域一体化中掌握主导权，这种基于本国利益而产生的相互猜忌和戒备心理会阻碍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因此，中国作为错综复杂关系中的重要角色，应首先妥善处理与大国的关系，积极倡导互信机制。

五、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和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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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FTA战略 石油安全 启示

在多边贸易体制不断受挫，尤其是多哈回合谈判失败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战略如火如荼地展开。具体包括：2002年10月发起的以“开创东盟事业倡议”的名义与东盟10国分别开展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或美国与单一的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发起的美国与南非关税同盟FTA谈判；2003年11月发起的美国与安第斯国家的FTA谈判；2004年8月达成的美国与中美洲及多米尼加FTA；2003年6月达成的美国―智利FTA；2003年9月达成的美国―新加坡FTA；2004年8月达成的美国―澳大利亚FTA；2004年8月签署的美国―摩洛哥FTA；2004年4月发起的美国―巴拿马FTA谈判；2004年6月开始的美国―泰国FTA谈判；2005年3月发起的美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FTA谈判；2005年12月达成的美国―秘鲁FTA；2006年1月签署的美国―阿曼FTA；2006年1月签署的美国―巴林FTA；2006年2月达成的美国―哥伦比亚FTA；2006年3月达成的美国―马来西亚FTA；2007年2月达成的美国―韩国FTA。美国签署的FTA的数量正在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一个FTA网，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其石油消费量历年均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的1/4左右，据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到2025年，美国的石油消费将达到每天2730万桶，占世界石油日消费总量1.192亿桶的22.9%。与此同时，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其进口量由1990年的每天802.6万桶增加到2005年的每天1352.5万桶，其中2000年至2005年六年间的进口平均增长速度达到4%，2005年的石油进口量已经占到世界石油进口总量的27.1%。由此可见，石油安全问题在美国国家安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美国在实施FTA战略的过程中，有着比较显著的石油安全方面的战略考虑。美国运用FTA战略，通过加强与石油出口国及石油运输通道所在国的经济政治联系，从客观上促进和保障本国的石油供应。同时，石油安全问题敦促美国政府寻求与石油出口国之间的战略联系，以签署FTA的方式达到稳定石油供应的目的，石油安全是美国签署FTA的重要动因之一。

一、美国与石油输出国之间签署FTA的实践

从美国2005年的石油进口数据中可以看出，美国的石油进口以西半球为主，从西半球的进口量几乎达到总进口量的一半。其中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石油贸易伙伴国，从加拿大进口的石油占总进口量的16.06％，在所有贸易伙伴国中占据首位。其次是墨西哥，比例达到12.18%。在以集团为单位的统计中，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伙伴国的进口居首位，达到27.13%，从中南美洲的进口量居其次，达到21.21％；中东占第三位，达到17.34％；西非占第四位，达到14.37%。在美国主要的石油贸易伙伴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与美国签署了双边或多边FTA，也有一部分已经列入美国FTA的谈判对象范围，或者与之谈判已经进展到一定程度，自由贸易协定的最后签署指日可待。美国FTA网络的石油安全布局清晰可见。

（一）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锁定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最主要的石油供应国。

1.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与美加石油贸易

美加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从1986年5月21日开始，到1987年12月10日达成协议，1989年1月1日起生效，共经历了一年半的谈判期和一年的国会批准期。协定签订之前，美加两国的能源贸易长期以来都是在政府政策的干预下，在充满矛盾的情况下进行的。1973年底，由于中东国家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美国面临石油短缺的危机，此时加拿大却临时停止了对美国缅因州的工业用油的供应。后来加拿大虽然恢复了这一供应，但它为了满足国内需求和维持储备，不断削减对美国的石油出口。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原油从1973年平均每天132.5万标准桶下降为1980年平均每天45.5万标准桶。1980年，加拿大政府又通过“国民能源计划”，减少外国资本对本国石油和天然气业的控制程度。与此同时，加拿大为了减少石油出口，还对原油的出口价格实行控制，对出口原油征收出口税。这些政策加剧了美加两国在双边石油贸易上的矛盾。

对美国而言，如何减少对海外特别是中东石油的依赖，始终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课题。美国希望通过《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有保证地获得加拿大的能源供应。双方经过谈判，达成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能源协议。具体条款包括：双方保证将在双边能源贸易中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双方都不对双边能源进出口贸易进行任何形式的数量或价格限制。只有在能源枯竭、为了保持国内储备，或因受到军事威胁、涉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对能源出口实施数量限制。但在实施这种限制时，实行限制一方必须保证对方能获得过去三年内其在本国能源供应中所占有的份额的能源供应等。协定签署后，美国当时的贸易代表克莱顿・尤特将能源一章称为“协定的明珠。”

加拿大是净能源输出国，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最重要的能源伙伴。2005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石油平均每天217.2万桶，占美国日石油进口总量1352.5万桶的16.06％，占加拿大日石油出口总量220.1万桶的98.68％。美加能源贸易在FTA签署后稳步上升。两国能源贸易因自然地理毗邻因素形成了加拿大西部油气供应美国中西部地区、加拿大东部近海油气供应美国东部地区的南北垂直贸易格局。美加之间紧密的能源合作关系是两国经济密不可分的一个具体体现，对美能源贸易为加拿大能源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构成了加拿大总体外贸顺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获得加拿大稳定安全的能源供应也是美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

2.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美墨石油贸易

墨西哥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同时，墨西哥也是个石油生产大国。据BP公司统计，墨西哥2005年石油产量为每天375.9万桶，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4.8％。墨西哥是一个净能源输出国，多余的能源输出以原油为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1994年1月1日生效，其中的能源条款列于协定的第二部分货物贸易的第六章。NAFTA签署后，墨西哥成为美国最重要和最稳定的石油贸易伙伴国之一。以2005年石油贸易数据为例，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石油为每天164.7万桶，占美国石油总进口的12.18％，占墨西哥石油日出口总量206.5万桶的79.76％。美国是墨西哥最大最重要的石油贸易伙伴，而墨西哥是美国仅次于加拿大的第二大石油进口来源国。

（二）争取促成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稳定石油供给的总后方――中南美洲的石油供应

1.中南美洲石油储量及与美国的石油贸易情况

BP（2006）对2005年世界石油贸易的统计显示，除NAFTA成员国外，中南美洲是美国最大的石油进口来源地，占美国石油进口量的21.21%。同时，美国也是中南美洲诸国石油出口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南美洲石油出口中有81.29%流向美国。美国从中南美洲进口的原油比例从1989年的14％稳步上升到2006年的19％，其波幅较之中东及非洲要小很多。所以对美国而言，保持稳定供应的石油总后方――中南美洲的石油供给对整个国家的战略意义显著。在中南美洲各国中，源自委内瑞拉的原油进口维持在总进口额的12―15%之间；源自厄瓜多尔的原油进口稳步上升，由1%左右上升至2006年的2.4%；源自哥伦比亚的原油进口由1989年的2.4%逐年上升到1999年的5.8%，后又下降到2006年的1.5%。

2.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提出及进展

1990年6月，老布什发表了《开创美洲事业倡议》（Enterprise for the Americas Initiative）的讲话，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将整个美洲（共34个国家，古巴除外）联系在一起的自由贸易体系（FTAA）。但随着谈判的深入，由于农产品补贴等问题无法达成共识，致使FTAA的谈判于2005年11月中止，至今没有突破性进展。

由于FTAA谈判的搁置，美国采取了逐步推进的策略，先与单个国家或次区域签署FTA。2002年12月，经过两年谈判，美智两国达成协议，并于2003年6月签署了协定。该协定于2004年1月1日生效，是美国与南美国家的第一个FTA；2003年1月，美国和中美洲国家发起FTA谈判。截至2004年3月，美国相继与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分别达成协定。除哥斯达黎加以外，美国与各国FTA纷纷进入实施阶段。哥斯达黎加于2007年10月7日进行公民投票，结果有51.7%的投票者赞成批准美哥FTA，但该协定要付诸实施，还有待哥议会在2008年3月1日前通过13条补充法律。2003年11月18日，佐利克正式通知国会准备与安第斯共同体进行FTA谈判。2005年12月，美国与秘鲁完成了FTA谈判，并于2006年4月签署。2006年2月27日，哥伦比亚与美国达成协定，并于同年11月签署。由于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各自的国内政治原因，导致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止。

美国与中南美洲国家的FTA中并没有直接的石油条款，而是在投资条款中详尽地规定了成员方对另一成员方的投资者和投资进行保护。以美哥自由贸易协定为例，其投资条款被列于第十章，由投资条款、纠纷的解决以及三个附件组成。投资条款由范围和覆盖领域、与其他条款的关系、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待遇的最低标准、出现纷争情况下的待遇、充公和补偿、转移（主要指资本汇出）、表现的要求、高级管理和董事会、投资和环境、利益的拒绝、非常规措施和特殊形式与信息要求等十四条组成。条款非常详细，其覆盖的领域包括没有在附件中列明的所有领域。

对于FTAA，美国一直以来坚持采取多方措施继续向前推进。2007年10月10日，美国商务部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出访巴西，与这个FTAA谈判最大的阻力国家的发展部、工业部和对外贸易部部长米格尔・若热（Miguel Jorge）进行商业对话，并于11日发表了商务对话的联合声明，声明中包含增加商业机会和促进创新和增长等内容。

（三）启动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战略，争取全球储量最大的石油供应区

1.中东的石油储量及与美国的石油贸易

根据BP（2006）统计，世界一半以上石油储量在中东。截至2005年底，世界已探明储量中，沙特阿拉伯占22%，伊朗占11.5%，伊拉克占9.6%，科威特占8.5%，阿联酋占8.1%，卡塔尔占1.3%，阿曼占0.5%，加上其他国家，中东石油储量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61.9%。

虽然美国一直以来不断推行石油来源多元化策略，但中东依旧是美国最大的石油进口来源之一。以原油进口为例，2006年，美国自中东进口的原油比例达到总进口额的20%，与中南美洲基本相当。但是美国与中东的石油贸易不稳定，历年进口比例波动幅度较大，但总体而言美国的多元化政策在不断生效，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在逐步降低，从中东的原油进口比例由1990年的30.4%下降到2006年的20.4%。

2.中东自由贸易区的发起及进展

中东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能源的缘故，在美国的国家战略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1945年2月14日，沙特国王与罗斯福总统达成了“石油换安全”的历史易，从而与这个中东诸国中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保持长久而良好的国际关系，为美国稳定中东石油供给起到重要作用。2003年美国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从而控制了中东第三大石油储备国。这些非常手段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并且战争会带来诸多难以预料的后果。比如，伊拉克2005年5月的原油总产量为每天190万桶，反而比2003年1月美国入侵伊拉克前夕下降了70万桶，这些使美国意识到和平手段依旧是稳定中东石油供给的最主要方式。

2003年5月9日，布什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的毕业典礼讲话中倡议在十年内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从而揭开了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序幕。在此之前，美国已经与以色列和约旦分别签署了FTA，为中东计划打下基础。美国与以色列的FTA于1985年9月1日生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双边FTA。美国与约旦的FTA经过三轮谈判后，于2001年12月生效。

在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战略开启后，美国积极展开行动，效果颇佳。2003年1月23日，美国和摩洛哥启动FTA谈判，2004年3月2日达成协定，2006年1月1日协定实施，该协定被美国视为中东计划的第一步。2004年1月26日，美国与巴林正式发起谈判。2006年8月1日，美巴FTA正式生效，该协定使美国朝实现中东自由贸易区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又对波斯湾地区产生了示范效应。2005年3月8日，美国与阿曼正式开始FTA谈判，同年10月3日，FTA达成，2006年1月19日，两国代表签署了该协定。阿曼成为中东地区第五个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2004年9月，美国贸易代表通知国会将与阿联酋进行FTA谈判。该谈判于2005年3月正式开始，到目前还没有达成协议。

（四）通过BITs和TIFAs争夺非洲新兴石油市场的石油开采权

截至2005年底，整个非洲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为1143亿桶，占世界总储量的9.5%。而美国从非洲进口的原油比例由1989年的22%上升到2006年的26%。

美国在非洲并没有像在其他石油储量大的地区一样大规模开展FTA战略，一方面是因为非洲很多国家都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经济发展落后，市场经济不规范，进行FTA谈判障碍较大。另一方面是非洲多数国家由于资金和技术的缺乏，没有自主开采石油的能力，多数国家需要与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进行合作。而美国石油公司是各国中较早进入非洲地区的，为保障美国公司在非洲投资的利益，美国积极与多个非洲国家签署双边投资协议（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和贸易投资框架协定（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s）。迄今为止，美国已经与39个国家签署了BITs，其中非洲国家有八个；而美国与其他国家或一体化组织签署的TIFAs共有31个，其中与非洲国家或一体化组织签署的有十个，包括西非经济货币联盟、东南非共同市场、阿尔及利亚、加纳、利比里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南非和突尼斯等，占美国签署的TIFAs的32%。在这些投资协定的庇护下，美国石油大企业争先恐后同西非产油国签订合约，继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后，美石油企业还进入了几内亚比绍、乍得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并逐步向整个几内亚湾地区扩张。美国在非洲几内亚湾地区的石油勘探和开采活动已覆盖20万平方公里，涉及近十个国家。

目前，美国在非洲仅选定南非关税同盟作为FTA谈判对象，与其五个成员国进行FTA谈判。该谈判于2003年6月2日正式启动，至今并未达成协议。

二、美国的FTA战略与石油运输安全

由于石油运输的独特性，美国不仅加紧与石油出口国签署FTA，保证石油供给的稳定，还积极与能确保石油运输通道安全的国家密切联系，谋求FTA的达成。

（一）美国巴拿马FTA――确保通过巴拿马运河的石油运输的安全

美国与巴拿马运河有着比较深远的渊源。巴拿马将巴拿马运河的经营权收回之后，经营运河的收益达到GDP的6%。巴拿马运河是美国进出口货物的重要通道。美国与亚洲贸易的1/3是通过运河抵达目的地或美国的。巴拿马运河也是世界石油重要战略运输咽喉要道之一。每天石油运输的通过量为61.3万桶，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而且巴拿马境内还有一条全长130公里的备用输油管道，从太平洋沿岸的查库阿珠尔港到加勒比海沿岸的博卡斯―德尔托罗港，一旦运河被关闭，这条输油管道是能源运输的最佳选择。

美巴两国于2004年4月26日正式开始谈判，2006年12月19日达成了贸易促进协定（TPA），2007年6月28日正式签署，但协定还需经过两国国会批准后方能生效。美国通过与巴拿马签署TPA，巩固了美国进出口货物通过巴拿马运河的安全，也进一步保障了美国石油运输安全。

（二）美国阿曼FTA――保障源自中东的石油运输安全

霍尔木兹海峡位于阿曼半岛和伊朗之间，连接波斯湾和通往印度洋的安曼湾，是中东石油输往欧美东南亚和大洋州的运输咽喉。目前每年有7.5亿吨以上运往世界各地的中东石油经过这里，占海湾地区石油总出口量的90%，全球石油产量的五分之一及出口贸易量的三分之一，被评价为西方石油大动脉。

阿曼地处波斯湾的出海口，由于其显著的战略位置，美国与阿曼有着比较长久的战略合作关系。两国于2005年3月8日正式开始FTA谈判，2005年10月3日达成协议，2006年1月19日两国签署该协定。美国与阿曼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不但对美国的反恐和大中东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现意义显著，更为维护来自中东的石油运输安全提供了一定保障。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通过与我国主要的和潜在的石油供应国签署FTA以稳定石油供给

我国是个贫油国，以石油为主的能源安全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与石油供应国保持良好的政治外交关系是保障石油稳定供给的重要手段，同时还应积极利用FTA工具，以13亿消费者的大市场作为吸引，与石油供应国建立起更紧密的经济贸易联系。

我国的FTA战略起步较晚，在整体战略布局上与美国相比略逊一筹，尤其是在以FTA作为稳定石油供应工具方面。目前，我国已经于2004年8月6日正式启动了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的FTA谈判，意图与这个每年供应我国石油进口总量约40%的产油地区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往来。我国应加快谈判速度，争取尽快与GCC达成协议。前苏联地区石油储量丰富，在我国石油供应中占重要地位，我国应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先构建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并以此为基础尽快构建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与此同时，加快论证中俄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努力争取开启中俄FTA谈判，为维持和稳定俄罗斯对我国石油供应奠定基础。

（二）通过与经济欠发达的石油伙伴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来保障我国石油公司的投资利益

西非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石油供应地区，据BP（2006）统计，2005年我国从西非进口的石油为每天57.4万桶，占我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6.96%。我国石油公司在非洲地区投资活动频繁，我国应加快签署或不断完善与非洲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在投资条款中加入详细的保护成员方投资者和投资的条款，并增加与能源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条款，同时在投资条款中包含比较详尽的争端解决条款，防止能源开采后双方出现争执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发生，以此保障我国公司的利益，待时机成熟后再开启FTA谈判。

（三）在FTA中加入能源条款

与重要的石油伙伴国签署FTA时加入能源条款，以条款的形式约束成员方提供稳定的石油供给。对于能源国来讲，能够保证石油进口国石油需求的稳定性才是保障能源安全，利用能源条款使双方形成稳定的石油供需关系，对双方意义都很重大。

（四）通过签署FTA争取能源运输通道安全

目前，我国能源运输主要以海运为主，在原油进口当中，有80%以上的原油进口要经过马六甲海峡。目前有两条可能建设的运输通道会分散我国的石油海洋运输风险，一是通过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运河或输油管道，另一个是缅甸的实兑港到中国昆明的输油管道。虽然两条线路都还存在诸多争论，但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应该加强我国与石油运输通道国的政治经济联系，在条件成熟时再以签署FTA的方式，通过加强双边经贸关系达到对运输通道的控制或增强影响力的目的。

通过对美国的FTA战略与石油安全的分析，笔者认为FTA战略可以为一国的石油安全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增强国家石油安全的目的。同时，石油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国选定FTA合作伙伴国时，会将石油安全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此，在我国FTA战略逐渐开展之际，在选择伙伴国时，要将石油安全因素充分考虑进来，同时重视FTA战略在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方面的重要的工具性作用。

但是，需要言明的是，虽然FTA与石油安全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但保障一国的石油安全并非FTA签署的唯一目的，FTA也并非保障石油安全的唯一方式。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本文为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区域性安排中的新贸易保护措施研究”（编号：2006023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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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中国服务贸易的整体情况

根据WTO《1997年度报告》，1995年，中国服务贸易列居世界第16位，出门额仅为184亿美元，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但从那时起，中国服务贸易便开始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出口额迅速增长，2004年达到624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近五倍。在世界上的排名也逐年上升，根据WTO的统计报告，2004年列世界第9位。可以讲，这些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呈现出一种良好的发展势头。

尽管如此。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发展水平相对于货物贸易来说仍然滞后。1994至2004年，中国货物贸易收支已经连续10年顺差，且顺差额连续9年超过百亿美元，2004年更高达97亿美元。

中国服务贸易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进展

进入21世纪以来，区域经济合作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多哈回台谈判的僵持及发达国家已经广泛建立的协定网络，使得发展中国家依赖WTO多边贸易体制来解决贸易争端的期望随着美欧强国的战略转移也在不断降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生力量调整方向，迅速寻求周边区域及双边国家的合作，区域贸易协定成为谋求经贸合作的最有效手段。

在此形势下，中国区域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活动到目前为止已取得初步成果。2004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CEPA不断得到完善并积极实践，促进了内地与港、澳地区经济的进一步融合，2005年4月，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启动自贸区谈判，12月9日双方签署了《中巴自贸协定早期收获协议》，2005年11月2日，《曼谷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中国与孟加拉、印度、老挝、韩国和斯里兰卡合作的加强；2005年11月18日，中国和智利两国签订《中国和智利自由贸易协定》，拓展了中国自由贸易区洲际间的经贸合作。此外。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协定谈判还在不断进行中。

以上所有这些已签的和将要签订的协定都涵盖了服务贸易的内容。随着服务贸易的发展和继续开放，在协议中关于服务行业的合作条款将大量增加，对法律、会训、医疗、分销、银行、证券、运输等服务业的限制将不断减少。这些经济合作活动必将使服务贸易自由化逐步得以实现。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水平较低

根据WTO的统计，虽然在2004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位居世界第九，达到589亿美元，但是，如果考虑到经济规模的活，中国服务贸易在世界上的份额比中国香港、新加坡还低，并且存在着人量逆差，逆差的主要项目是运输、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以及特许费和咨询业。在货物贸易年年大额顺差的情况下，持续的服务贸易逆差不仅抵消了货物贸易的成果，也阻碍了国家整体购买力和竞争力的提升。

中国服务贸易结构有待优化

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仍然以传统的旅游、运输、建筑等行业为主，新兴行业和领域所占比重较小。这种情况与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很不相适应，服务贸易结构有待优化。

旅游服务贸易出口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项目和服务贸易最大的顺差来源。与此同时，技术含量和增值率较高的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特许费和咨询服务业有较大的增长。然而，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服务业却是中国的弱项，不仅出口量小，而且每年还有大量进口。信息密集的新型服务存在大量逆差严重制约了中国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较低，对外经济合作方式需要突破创新

中国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远远落后于制造业，许多服务业的对外开放都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才开始试点的。从1998年至2000年服务业各行业外商实际直接投资比重的三年平均值来看，超过10％的只有房地产业，为13．2％：超过5％的只有社会服务业，为6．1％：其他行业都很低，如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为3．35％、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为2．4％、卫牛体育和社会福利业为0．2％、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为0．2％。

由于WTO制度框架下多次多边回合谈判受阻，交易成本的提高，导致贸易条件的改变，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寻求制度外低成本的有效安排已经成为相关成员国的必然选择和有效实践。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和WTO各项谈判的一方，也身陷此困境之中。因此拓展服务贸易经济合作的渠道和进行合作方式的创新非常必要。

中国服务贸易在对外经济合作中的路径战略和方式创新

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争取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轮轴国地位

中国为了加强区域与双边合作，应积极采用FTA(PTee Trade Agreement)的合作模式。

根据轮轴一辐条结构的理论(Hutbauer和Schott，1994)：如果一国与多个国家签订双边FTA，形成轮轴一辐条结构，则轮轴国因为与多个辐条国之间有FTA，其产品可以自由的进入所有的辐条国，而辐条国之间因为没有相应的FTA，受原产地规则的限制，它们之间的产品不能相互自由进入。所以在这种结构中，轮轴国处于有利的地位。当前由于世界经济发展多极化格局的出现，以美、欧为主导的两大经济集团经济上矛盾的加深，全球经济一体化进展速度放缓，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出现迅猛发展的趋势。在这种理论与现实要求面前，小国作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大国，由于其经济合作趋向对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影响重大，而且在现今经济开放加速时代，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方式也严重影响到自身的发展，因此争取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轮轴国地位显得非常重要。中国应在有限的谈判对象中，积极参与多个自由贸易协定，从政治经济结合的综合战略角度出发，充分发挥香港和澳门的作用，签订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行业的自由贸易条款。

反垄断，成功应对贸易壁垒

在中国，许多服务业处于制度性的垄断状态，而这种状态又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这里所说的“制度性垄断”是指因为制度性因素对某个行业所实施的垄断，主要表现为在制度上对某个行业实行的人为进入壁垒。这种垄断对服务贸易的环境与发展所施加的约束是很大的，导致服务效率与服务质量的水平低下，并导致了服务贸易的发展结构不平衡。因此，政府应对以上服务贸易制度进行改革，建立法律规范以减少垄断。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在加大开放力度的基础上还需积极应对其他国家所设置的一些贸易壁垒。这些贸易壁垒有；劳工限制：对知识产权、商标、版权和技术转移等信息贸易活动缺乏足够保护：繁琐的或歧视性许可证规定、收费或税赋，不按国际标准和惯例生产服务等。

培植软竞争力，改善贸易条件

在现代服务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培植软竞争力在中国争取国际经济地位的活动中显得尤为重要。服务贸易软竞争力包括：科技、理念，制度、结构、形式等方面。创新是一国不断形成新型比较优势的源泉，是形成国际产品与服务质量差异的基础，是软竞争力的核心。创新存在于中国服务贸易的各个方面。

首先，创造需求条件。根据波特的钻石理论，需求条件是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之一，而要使他国消费者偏好发生有利于本国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转变，前提是他们先要接受该国的生活方式。虽然这里所说的需求条件所指的主要是国内需求，但当其运用到国际市场范围时，我们则要注重国外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与需求。而要使他国消费者偏好发生有利于中国服务销售的转变，除了准确分析该国消费者的偏好外，还应创新地输出一些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以使他们更乐于接受中国的服务方式。

其次，改善贸易条件。中国服务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备竞争力，除了资源优势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所享有的贸易条件。贸易条件集中表现为既定的国际贸易规范，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左右国际贸易规范按照对自己有利的贸易条件来制定，在服务贸易经济合作方面有所创新，那么该国就掌握了决定贸易结果的另一种资源。

篇7

一、东亚区域经济整合趋势及其发展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已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潮流。全球化是指资本、资讯、技术、劳动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配置、重组的过程；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使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相互融合、相互依赖、相互竞争和制约的趋势。在此一趋势下，将使企业生产的内部分工不断朝横向和纵向扩展为全球性分工，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较佳的配置，增进资源的使用效益，进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却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全球资源较佳配置、加速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全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激烈的冲击，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加了国际风险，并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造成严厉的挑战。

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各国或地区纷纷采取政策加以因应，而其策略不外乎：一是促进产业升级，健全经济结构；二则是透过双边或多边协议推动区域经济整合，加速区域间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流动与融合，以提升国际经济竞争力。除此而外，上世纪90年代区域贸易协定或区域经济整合的涌现，亦有现实的背景：第一，在关税暨贸易总协定变成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新一轮多边谈判进展迟缓，多边贸易谈判的议程不断受阻，特别是2003年墨西哥坎昆回合谈判失败，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变得渺茫。其次，欧洲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欧盟东扩并进入单一货币时代。再其次，作为世界经济重要领导国家的美国，一改过去对区域贸易协定的反对态度，转而积极推动和主导区域贸易协定，以获得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在此一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尽管国际经济学者对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整合或一体化间究竟存在着相互矛盾，抑或是彼此间能相互促进和相互协调不同的看法，在多边贸易协商难以推展的，因时，国际间却已回到双边的自由贸易协议(ETA)架构，目前已有230多个国家或地区间签署区域贸易协议(RTA)及双边自由贸易协议(ErA)，很显然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整合已成为现阶段国际关系的两大主流。

在东亚地区，尽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便朝向经济整合的方向发展，但仅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形成和发展。平心而论，东亚国家或地区近二、三十年在经济上虽取得显著成就，但是区域内始终无法形成一个类似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一样的经济合作机制，而历经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亚洲意识”普遍觉醒，再加上中国大陆经济崛起，成为亚洲各国或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对象，使中国大陆经济在区域经济合作与整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目前以中国大陆为核心正积极推动或构想中的东亚区域合作组织，包括众所瞩目的中国大陆一东盟自由贸易区(10+1)，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10+3)，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大陆香港更紧密的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以及东北亚经济圈等，此外，尚有图们江开发计划、澜沧江一湄公河经济合作等以资源共同开发为主的具体合作计划。这类次区域经济合作涉及资源共同开发的具体合作计划，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主要特点之一。除此之外，中国大陆亦积极推动与新加坡、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的自由贸易区协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北美和西欧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具体成效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进展迟缓，迫使东亚各国不得不加速地缘关系的区域经济合作，以提升经济竞争力。

以东亚地区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情况来看，截至2010年1月为止，东亚地区共有214个协定已经生效或在酝酿中，其中，以新加坡最多，对外已生效18个，另外，12个则在进行当中；其他国家或地区包括已生效或签署，以及处于谈判阶段和评估阶段的自由贸易区协议韩国(28个)、印度(26个)、泰国(23个)、中国大陆(22个)、马来西亚(20 个)、日本(19个)、印尼(15个)、菲律宾(11个)、越南(11个)、香港(2个)，迄今为止，台湾只与中美洲巴拿马、危地马拉、尼加拉瓜，以及萨尔瓦多-宏都拉斯签订4个自由贸易区协议。

二、两岸签署ECFA的重要性及其意涵

由于台湾经济长期以来是在国际分工定位中寻获发展契机，并取得较高成就，因此，东亚区域经济整合定然会对未来台湾的经济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尽管东盟一中国自由贸易区所可能带来的影响，端视其未来落实的程度而定，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台湾在过去面对两岸政治紧张关系未能有所缓和，以致制约了两岸经贸关系的顺利推展，未来将因非自由贸易区成员而需缴交关税，影响台湾企业外贸拓展的空间。

以台湾对“10+1”和“10+3”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情况而论，2008年台湾对大陆(含香港)的进出口贸易值占台湾对外贸易总值的26.70％，同年，台湾对东盟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值占台湾对外贸易总值的13.04％，两者合计，台湾对“10+3”自由贸易区的进出口贸易值，占台湾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的39.74％，若将日、韩两国列入，2008年台湾对“10+3”自由贸易区的进出口贸易值，占台湾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的57.06％(见表1)。

出口贸易方面，2008年台湾对大陆(含香港)的出口贸易值，占台湾对外贸易出口总值的38.95％，而台湾对东盟国家出口贸易值，则占台湾出口贸易值总值的15.24％，两者合计，台湾对“10+1”自由贸易区的出口值占台湾出口贸易总值的54.19％。若将日、韩两国列入，台湾对“10+3”自由贸易区出口值则占台湾出口贸易总值的64.47％。

从东亚区域经济整合趋势来看，台湾若被排除于这些自由贸易区以外，对台湾的经济影响将有：第一，台湾因非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将无法享有低关税的优惠，影响台湾对外贸易

的拓展，并将产生贸易转移的效果。第二，台湾将无法参与自由贸易区内有关资讯科技、电子商务协渊等合作的机会，将影响台湾产业的发展，尤其就自由贸易区，因日、韩在内，从产业结构和国际竞争力而言，对台湾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将形成严重的威胁。第三，台资企业极可能转移投资的趋势，亦即转往大陆或东盟国家投资设厂生产，以规避关税，导致在台湾投资减少，同时台湾当局也将更难掌握台资企业的动向，影响对大陆经贸政策的制定。

事实上，从对台湾产业竞争力的分析，台湾厂商过去比较担心韩国产品在“10+3”中的竞争，惟近年来东盟国家石化相关产业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新加坡、泰国与马来西亚的竞争力明显提升，若在“10+1”或“10+3”自由贸易区形成后，台商亦将面临来自东盟国家产品极大的竞争压力。

有监于东亚区域经济整合对台湾经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经贸政策的主轴之一便是基于全球连结的战略思维，而两岸签定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则是落实“以台湾为核心，整合全球大陆市场商机”、“以两岸连结突破参与区域瓶颈”经济政策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台湾再次政党轮替，两岸在“正视现实”、“搁置争议”的基本共识下，所提两岸签定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建议，获得大陆方面积极和善意回应，使两岸经济合作具有良好的政治氛围。

三、两岸签署ECFA对台湾经济的影响

有关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对台湾经济将造成何种影响一直是民众关切的议题。2009~g7月底台湾“经济部”委托学术机构所做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影响评估报告》显示，“维持农工管制现况、已开放之农工产品自由化”(影响程度较小)以及在“农业部门管制且不降税、工业部门解除进口管制且自由化”(影响程度较大)两种模拟情境下的动态模拟结果：在考虑资本累积的动态情境下，两岸签署ECFA将促使台湾的实质GDP提高1.65～1.72％，总出口量与总进口量将分别增长4.87～4.99％和6.95～7.07％，贸易条件均改善1.4％，社会福利将增加77.1～77.7亿美元，贸易余额将增加17.6～17.8亿美元，并增加25.7至26.3万个就业机会。此项评估报告亦坦切地指出，虽然ECFA对台湾经济有正面的影响，并且将使台湾化学塑胶橡胶业、机械业、纺织业、钢铁业及石油及煤制品业受益，但对台湾的电子产品业、其他运输工具业、木材制品业将产生负面的影响。

此项评估报告是根据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N型)来进行分析，其分析对象仅限商品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及外来直接投资(FDI)部分尚未列入分析中。因此，目前所评估出来ECFA对台湾总体经济效益可能低于实际效益。在外来直接投资(FDI)经济效益方面，从过去欧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后各个国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捷克、爱沙尼亚、波兰等国，以及香港、澳门与中国大陆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以来，外来直接投资(FDI)均大幅增长的情况，一般估测，台湾签署ECFA后三年，外商在台湾的直接投资(FDI)平均每年流入的金额将在146～240亿美元之间。

除了上述有关静态和动态的评估之外，ECPA的签订将为台湾对大陆经贸发展带来如下的效益：1．取得领先其他竞争对手进入大陆市场之优势；2．成为外商进入大陆市场优先合作伙伴及门户的关键地位；3．改变目前台商投资型态，有助于产业供应链根留台湾；4．有助于大陆台商增加对台采购及产业竞争；5．有助于加速台湾发展成为产业运筹中心。

任何两个经济体签定类似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基本上均必须立基于互利、互惠的原则下进行协商，同时对总体经济和产业带来了机遇，但也面临了挑战。为此，台湾对于两岸签署ECFA基本上将基于如下的政策并提出因应对策，以保护台湾经济安全与民众的福祉：

第一，在BCFA的内涵上，将先制订经贸往来及经济合作的框架性协议，仅规定未来双方准备协商的目标、经济合作以及各项后续谈判的起迄时程。亦即仅是框架协议，不会针对各个产业细节进行协商，尤其是具有争议的产业将留待未来谈判解决，但将纳入早期收获条款(Early Harvest)，让部分产业提早享受调降关税等优惠待遇，避免台湾产品在大陆遭到东盟与中国大陆自由贸易区(10+1)商品免进口关税的排挤效应。

第二，在ECFA的内涵中将不会涉及“政治”词语，同时也不会对大陆开放农产品进口。由于ECFA议题在台湾内部引发诸多不必要的泛政治化的议论，因此，在ECFA的内涵上将完全避开任何政治议题，并纯粹就两岸经贸合作提供大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将不再开放大陆农产品的进口，以保障台湾农业和农民福祉。

第三，为避免ECFA的签定对台湾产业所造成的冲击，台湾方面将针对相关产业提出规划、辅导和保障措施。台“经济部”目前已针对可能遭受冲击的产业编列十年300亿元(新台币)的“因应贸易自由化敏感产业结构劳工就业发展和协助方案”，以及十年90亿元(新台币)的“因应贸易自由化敏感性产业辅导计划”，以为救济和辅导之对策，同时提出六大新兴产业愿景，包括农业、生技、医疗、文化、观光、能源等，期能借ECFA的签定，充分利用大陆市场，调整台湾的产业结构。

四、ECFA促进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

有关ECFA的内涵及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方面，两岸学界早已提出相当多的建议，包括应纳入早期收获计划；参照中国大陆一东盟自贸区的作法，谈判“两岸经济合作货品贸易协议”；谈判“两岸经济合作服务贸易和投资协议”等，甘前两岸依ECFA四次协商，并在第五次陈江会所签定的此项协议，基本上维持原先所设定的精神。协议的目标便是要加强和增进双方间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促进双方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化，逐步建立公平、透明、便利的投资及其保障机制(见表2)，同时将来将针对货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及争端解决等四项协议进行协商。

在ECFA协商过程中，最引人关注的便是早收清单的货品项目。根据此次所签定的协议，大陆方面同意对台湾降税之早期收获清单有539项，以2009年大陆自台湾进口金额计算，共138.4亿美元，占大陆自台湾进口金额16.1％，而台湾方面同意对大陆降税之早期收获货品清单有267项，共28.6亿美元，占台湾自大陆进口金额的10.5％。两岸早期收获货品清单之类数和贸易规模比例分别约为2：1和4．8：1。在降税模式方面，两岸各自适用不同关税级距，自ECFA早期收获实施二年内分3次降至零关税，累计这些早收清单的完全实施，台湾方面所造成的关税损失为新台币34亿元，而大陆方面的关税损失则约为新台币295.7亿元(见表3)。

ECFA的签订对台湾经济将造成何种影响，

一直是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这可由长期和短期的影响来观察。短期内的效益主要为：1．早收清单集中在传统产业和服务业，这两大产业的获利最多，因此传统产业将获得重新再起的机会，避免过去偏重高科技产业问题，平衡台湾的产业结构；2．早收清单项目产业大都分布在台湾中南部，对台湾区域平衡发展将产生良好的作用：3．传统产业和服务业创造就业最多，这些行业受惠于ECFA，商机拓展，将增加聘用劳工，提供更多的就业。在长期效益方面，台湾将可重拾其在东亚地区的地缘优势，与大陆经济的整合，扮演重要的枢纽角色，并成为外商进入大陆市场的重要跳板。此外，透过ECFA将为台湾经济融入亚太区域经济整合开启可能的便捷通道，有利于台湾经济的长期发展。

ECFA的签定为两岸未来经贸交流与合作提供总体的框架，而双方同意成立“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除了负责处理与协议有关的事务，并可针对两岸经贸事务进行定期的磋商，将使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的目标更具体的落实。

五、ECFA与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连结

有鉴于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或区域经济整合对台湾经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2008年和萧万长在竞选期间的经济政策，便是要立基于产业创新、新兴产业和政策松绑等三大主轴。在政策松绑方面，则是基于全球连结的战略思维，积极推展五大经济工作目标，亦即：1．参与全球经济整合活动；2．推动两岸经贸动态调整，以“活水计划”取代“鸟笼政策”；3．开启两岸经贸协商新时代；4．以台湾为核心，整合全球与大陆市场商机；5．以两岸连结突破参与区域合作瓶颈。因此，开启两岸经贸协商新时代，调整和松绑对大陆经贸管制政策，以及以两岸连结突破参与区域合作瓶颈，便成为马当局过去二年来对大陆经贸政策主要内涵，并获得相当好的成果。

在政策松绑方面，马当局上任之后，便立即松绑大陆投资的40％净值比例上限及产业别的投资限制，并鼓励关键技术留台。与此同时，为推动两岸产业合作，台“经济部”也提出搭桥平台，选择16项产业积极推动两岸产业合作与整合。

事实上，在过去二年来两岸经贸关系快速发展的历程中，最令人关注的便在于两岸签定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可行性及其相关的问题。有关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构想，主要有如下的意涵：1．发展“第三模式”、涵盖金融业登陆、投资保障与避免双重课税；2．透过与大陆签订经济合作协议，再与美国谈自由贸易协定，进而可谈参加“东盟10+4”自由贸易区，比较有可能成功，才能使台湾走出去。

而主席有关两岸可以签订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其主要意涵则为：1．鼓励两岸企业双向投资，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推动经济合作制度化，为两岸和平发展奠定更为扎实的物质基础，提供更为强大的经济动力；2．综合经济合作协议的签订，建立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以最大限度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3．建立更加紧密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进程，有利于台湾经济提升竞争力和扩大发展空间，有利于两岸经济共同发展，有利于探讨两岸经济共同发展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相衔接的可行途径。

事实上．有关两岸签署ECFA基本上涉及协议的内涵、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以及有利于探讨两岸经济共同发展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相衔接的可行途径等三个层面的问题。

在有关ECFA的内涵及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方面，两岸学界已提出相当多的建议，包括应纳入早期收获计划；参照中国大陆东盟FTA的作法、谈判“两岸经济合作货品贸易协议”；谈判“两岸经济合作服务贸易和投资协议”等。然而，此一协议的签定仍有诸多必须思考的问题。

第一，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是否真能顺利地使台湾经济衔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问题。就当前亚太经济形势而论，以大陆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渐形成，台湾若无法顺应并融入此一发展趋势，台湾经济确实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尽管2008年11月连战先生得以参与APEC在秘鲁举行的年度聚会，显现出两岸政治紧张关系和缓对台湾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有相当的助益，惟东盟与大陆(10+1)，以及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涉及多边的防商，在两岸政治关系无法有更具突破性的改善之前，图藉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并使台湾加入其他区域经济组织的前景，两岸如何针对此一问题进行协商。

第二，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与“国际活动空间”是否有不同界定的问题。台湾方面， “行政院卫生署”于2009年1月13日收到世界卫生组织(WHO)来函，以“台北联系人员(Contactpoint in Taipei)”为名，同意接纳台湾参与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aon，IHR)。5月中旬台湾又获得参与世界卫生大会(WHA)，2010年5月两岸卫生主管官员又能共同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此种情势的发展固然表示台湾已被纳入全球疫情通报及防御体系，已与WHO可以直接联系互动。这是透过两岸协商或默契才能获得妥善的安排，然而能否普遍适用于台湾参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相关活动，是台湾民众高度关切的问题。

六、未来两岸经贸互动应关注的问题

过去二年来两岸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固然有长期以来两岸经贸关系互动并衍生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而必然的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它提供两岸经贸合作宽广的空间，尤其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国际经济格局所造成的冲击，更为世界各国或地区提供合作的认知和契机。

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明显地改变了亚太地区经济的格局。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潮流下，特别是2010年东盟与中国大陆(10+1)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再加上原有的上海合作组织、博鳌经济论坛，以及其他构思中并正积极推展中的区域经济整合，很明显的，以中国大陆为核心的亚太区域经济整合已逐渐形成。此种发展趋势不仅影响区域内的贸易和产业分工，并且在推动亚太地区各国或地区间的金融合作和货币体制的建立开启了宽广的空间，这是台湾在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无法忽视的事实。

近年来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演变对世界各国或地区均产生重大的影响，而目前两岸所签署的ECFA，一方面将使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使两岸经济和金融合作，以及产业分工开启新自钮动源，另一方面也使两岸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为强化两岸经贸合作关系，针对两岸签署ECFA后两岸经贸互动关系提出若干初步的构想和建议：

1．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属论坛性质，任何经贸合作议案并不须经所有成员同意才能进行。因此，两岸四地可针对某些特定的经济和产业提出合作方案，在APEC架构下进行合作。

2．以中国大陆为核心的区域经济整合已然成形，为使台湾经济能进一步融入东亚经济整合中，应使台湾相关部门负责人以适当的身份参与“10+1”或“10+3”自由贸易区的有关经贸会议，为进行实际经贸合作铺陈直有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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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13日传出消息，被尘封许久的欧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将重启。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表示，双方都将马上启动各自的内部程序，争取在今年6月底前正式启动这一谈。

“如‘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的自贸协定最终达成后，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将诞生。”巴罗佐兴奋地讲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这一谈判的期待一如巴罗佐，“欧美之间若签订自贸协定，将推动大西洋两岸经济增长3%。”

FTA谈判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提出，但当时欧美双方合作只是停留在磋商和探讨，受限于对规则的不同看法，谈判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欧美现在提出启动FTA谈判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欧美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的多哈回合谈判受阻，10年下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二是，在金融危机初袭时，欧美国家还都比较有信心，试图在短期内通过采取财税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兴，但效果不佳，经济走势一路滑坡，并且外部需求一直是萎靡不振。现在欧美重提FTA，可以理解为‘抱团取暖’。”

在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张小瑜看来，经济形势的发展会左右贸易谈判的进程。如果经济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市场开放度会拓宽，美国和欧盟的经济战略倾向也会顺势调整。另外，如果多哈会谈有新的进展，也将对自贸协定起到相互牵制的作用。

目前，欧美两大经济体仍未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双方都有将欧美经济融为一体的诉求。一方面，自贸区协定谈判已被欧美视为摆脱危机的突破口；另一方面，如果这一谈判达成，欧美将成为世界自贸区协定的“最高规则的制定者”。

新自贸区范式

欧美作为世界上两大经济体，其影响力不可小觑。据测算，目前欧美两大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分别占据世界总规模的50%和30%；2011年双边贸易额约为6460亿美元，双边投资总额达2.7万亿美元左右。据欧盟预测，协定最终达成后，欧盟和美国年GDP将会分别增长0.5%和0.4%。

这几年，经济发达国家扩展自由贸易协定势头很猛。按照WTO的分类，自由贸易协定是区域贸易协定的一种。2003年9月坎昆会议无果而终后，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WTO主要成员纷纷转向，主动谋求与重要贸易伙伴展开区域贸易谈判。

区域贸易协定的快速发展，意味着各经济体试图通过与有重要贸易利害关系的伙伴相互开放市场，在多边受阻的情况下推进局部的贸易自由化，先期获取自由化带来的贸易利益。实际上，从全球已达成的区域贸易协定看，其涵盖范围越来越多地加入了新的内容，从最初单一地取消关税，发展到投资、环境、劳工、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新领域。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报告，欧美自由贸易协定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市场准入：除敏感产品，工业产品及农产品的关税将基本上全部清除；双方将相互完全开放服务业，比如交通与运输业；促进双边自由投资及投资保护；相互开放共公采购。第二，清除双方之间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事实上，欧美双边贸易目前最大的障碍并不是关税，而是这个非关税贸易壁垒。比如，双方的汽车安全及环保标准、食品及药品安全标准的不同所带来的种种障碍。据统计，这些标准的不同，相当于人为给双边贸易增加了10%至20%的关税。第三，双方将在全球贸易规则的制订中统一行动并加强合作。比如说，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则。

目前，欧美两大经济体已是以服务业和金融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发达经济体，他们的自贸区协议谈判已不涉及减免关税这一条款，更多关注的是劳工、环境、公共卫生、安全标准及农产品准入等规则方面。这些年，欧盟与美国在这些领域的贸易摩擦时常发生，至今双方也没能达成一个有着广泛共识的解决方案。“欧美自贸区协定谈判比较判敏感的领域将集中在非关税领域和非传统议题上。例如，农产品，欧盟农业保护是很厉害的，美国对农产品的补贴也是很高的；再比如，双方在国际贸易和政府采购，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些方面存在差异。欧美自易谈判的难点将会集中在这些领域。”张小瑜客观地指出，“当前各个国家的经济形势都处于谷底徘徊阶段，贸易保护已成为保护本国企业和提高国内就业的手段。在这个时候启动谈判，可以说是到了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在博弈过程中，每个行业、每个产业、每个利益集团都要重新评估在这场竞争中的位置，思考需要提升的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谈判的启动对欧美经济会有益处。但不会因此而‘欢迎’自贸谈判。”

欧美自贸区协定谈判启动在即，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果自贸区协定顺利达成将影响当前已形成的世界贸易格局，威胁到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体制。“短期内，欧美自贸区协定谈判不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格局有太大影响。欧美两大经济体，无论是其产品还是其服务都是侧重于高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我认为，这一自贸区协定的制定将提高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水平，他们制定的更高的、更新的贸易规则将成为世界新的自贸区范式。”张小瑜指出。

中国的选择

中国一直在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自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13年的发展成就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如今由中国倡导的10+3（中国、日本、韩国）和10+6（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经贸合作机制已初见雏形。

去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全面启动，来自东盟10国和中、日、韩、印、澳、新（西兰）的经贸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就启动RCEP谈判达成原则共识并通过了《RCEP谈判指导原则和目标》。据悉，由16个国家组成的贸易和投资谈判工作组已经开始工作，从2013年1月1日开始谈判，计划2015年谈成。“东盟10国的内部经济结构很复杂，像新加坡虽然小，但是一个很发达、很开放的国家，但像柬埔寨、老挝等这样的国家，经济还是比较落后，由于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很大，规则的制定由谁来引领就显得尤为很重要。”张小瑜指出。

目前，在东亚并存着两大主要自贸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rans-PacificPartnership，简称TPP）。自2009年美国宣布正式加入这一组织后，借助TPP的已有协议开始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力图全方位主导TPP谈判。在2011年APEC峰会上，美国主导签署了共有9个成员的TPP框架协议，日本，包括加拿大、墨西哥等都表示了加入谈判的意愿。截至目前，TPP成员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共有1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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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海自贸区;外汇管理;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1）-0077-04

一、引言

自由贸易区通常指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相互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绝大多数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限制，开放投资，从而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共有1200多个自由贸易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建设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作为我国深化改革的实验田和桥头堡，上海自贸区在推进金融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便利跨境贸易和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提供着难得的范本和经验。与此同时，陕西省正值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以及“关天经济带”、西咸新区国家级新区建设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本文通过对上海自贸区一年来金融改革开放特别是外汇管理政策方面的实施政策和经验成效梳理，为探索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自由贸易实验园区（以下简称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发展所需外汇管理政策支持提供思路，为探索内陆地区开放开发新模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金融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情况

（一）上海自贸区基本情况

上海自贸区是我国在上海设立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园区，该实验区于2013年8月22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9月29日正式挂牌开张。实验区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核心）、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2014年1-8月，上海自贸区（企业）进出口货值达到5004亿人民币，同比增长9.2%，其中，进口3700.4亿元，同比增长8.9%，出口1303.6亿元，同比增长10.1%。截至2014年9月中旬，区内共新设各类企业1.2万余户，新设企业注册资本（金）总量超过3400亿元。经过一年的发展，上海自贸区在推进金融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便利跨境贸易和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引领和带动作用，成为我国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实验田。

（二）金融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情况

为保障自贸区内各项金融工作进展顺利，人民银行协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各部门出台了多项支持自贸区建设政策，明确了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总体方向，共同构成了金融支持自贸区实体经济发展的总体政策框架。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9月末，上海自贸区新设金融及类金融机构等超过3000家，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累计51条金融支持自贸区的意见和13项实施细则（如表1）。

（三）上海自贸区外汇管理政策主要内容

为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要求，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外汇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该细则按照服务实体经济、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有效防范风险、“成熟一项、推动一项”原则，实施经常项目、直接投资、对外债权债务、企业集团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结售汇管理等外汇管理政策创新措施（如表2）。

（四）上海自贸区外汇管理政策的启示和借鉴

一是大幅度的简政放权。从具体内容看，不仅简化了区内主体和境外之间经常项目交易单证的审核，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的手续，还率先在全国实行外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赋予企业结汇选择权，规避汇率风险;同时，还取消了相当部分的债权债务行政审批的手续，促进了跨境融资的大幅度便利化。在改进外债风险管理的前提下，赋予了微观主体更多的境内外融资的自主选择权。

二是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通过深入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上海自贸区投资管理制度更加开放透明。据了解，2014版负面清单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由190条减少到139条;负面清单以外领域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制和企业合同章程审批制全部改为备案制;企业准入由“一个部门、一个窗口集中受理”;服务业23项开放措施全面实施。

三是促进总部经济和新型贸易业态的发展。通过改进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外汇资金池及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外汇管理各项试点的政策，大幅度放宽试点企业的条件，简化审批流程和账户管理，有利于总部经济在自贸区大面积的集聚。

四是积极支持融资租赁业务在自贸区快速发展。允许非金融类融资租赁公司境内收取外币资金，简化飞机、船舶等大型融资租赁项目预付贷款手续。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极大地便利了区内融资租赁业务开展，促进区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五是对系统风险的零容忍。加强统计检测的分析预警，严格履行外汇数据信息报送义务，督促银行、企业等按照现行外汇管理规定，主动报告异常或可疑情况，防止异常跨境资金的流动;完善外汇收支预测、预警体系，对银行和企业的可疑情况进行提示;依法开展现场核查和检查，实施分类监管;在出现重大风险时，可以及时调整政策，采取临时性管理措施。

三、外汇管理政策支持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建设的借鉴与探索

近年来，陕西省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已经获批建成西安综合保税区、西安出口加工A区和B区、西安高新综合保税区、西咸空港保税物流中心5个海关特殊监管区。2014年1月，经国务院批复，西咸新区升级为国家级新区。5月，《西安国家航空城实验区规划》获得国家民航总局批复，空港新城成为全国首个国家航空城实验区。2014年10月17日，陕西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西咸新区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整合空港新城和西安国际港务区功能，依托西安海关特殊监管区和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国家海关口岸，积极申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由贸易区;设立空港新城海关特殊监管区，开展国家跨境电子商务试点，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物流枢纽，建设国家航空城实验区。从国家战略到陕西省的决策部署，以西咸新区空港新城为承载，大西安、大空间的地缘优势不断被深入挖掘，陕西推动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建设逐步深入。

（一）借鉴上海自贸区经验，前瞻性开展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建设外汇政策设计

一是研究与贸易自由配套的外汇支持政策。进一步简化经常项目业务流程。建立前台“一站式”外汇业务服务体系，简化经常项目收结汇、购付汇单证审核流程。支持企业集团经常项目集中收付汇与轧差净额结算。督促银行按照“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业务”、“尽职审查”等原则办理经常项目收结汇、购付汇手续。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施主体监管，对园区内重点企业建立一对一定点联系制度。探索差异化管理方式创新，鼓励园区内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便利跨境贸易。

二是研究与投融资便利配套的外汇支持政策。进一步放宽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简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手续，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及变更登记下放至银行办理，实行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探索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有效途径，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与创新，推动中国-新加坡第三个政府间项目在陕西落地，探索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金融中心，推进丝路基金在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战略能源中发挥作用，促进陕西与中亚各国建立更为紧密的经贸金融合作关系。

三是研究支持总部经济和新型贸易业态发展的外汇支持政策。结合陕西企业发展特色，鼓励西电集团等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改进外币资金池及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外汇管理试点政策，放宽试点企业条件、简化审批流程及账户管理。便利金融机构为跨境电子商务提供人民币结算服务。

四是研究支持融资租赁业务的外汇支持政策。取消区内融资租赁公司办理融资租赁对外债权业务的逐笔审批，实行登记管理。融资租赁类公司开展对外融资租赁业务，不受现行境内企业境外放款额度限制。鼓励合格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开展租赁外债业务，促进园区内企业通过开展设备融资租赁获取先进技术设备。允许非金融类融资租赁公司境内收取外币租金，解决货币错配问题。简化飞机、船舶等大型融资租赁项目预付货款手续。

五是研究促进外汇市场发展的外汇支持政策。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要求调整辖内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管理政策，鼓励园区内符合要求的金融机构加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进行即期结售汇和衍生产品交易。便利银行开展面向区内客户的大宗商品衍生品的柜台交易，帮助企业规避大宗商品价格风险。

（二）深入外汇管理改革，创新性开展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外汇管理机制建设的探索

一是建立新常态下以负面清单为主的外汇管理政策取向机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区外汇管理也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形势，采取负面清单的政策取向，对现有外汇政策进行有效整合，打破经常、资本等条块分割的外汇管理模式，实现包涵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国际收支申报等全口径外汇业务的企业主体管理，探索建立以负面清单为主的外汇管理政策取向机制，进一步减少市场主体运行成本，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为涉外主体创造更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二是建立跨部门监管政策配合的协调机制。自贸区建设涉及商务、海关、工商、税务、财政、人民银行、外汇局等多个部门，部门之间的政策不协调和沟通不畅将导致自贸区管理的盲点和空白。在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区建设中，一方面应推动跨部门监管政策协调的顶层设计，联合国际海事、各地海关、港口、税务、公安等部门搭建第三方监管信息共享平台，形成监管合力;另一方面，在推动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区建设中，应更好地协调商务、发改委、税务、海关等多个部门，探索建立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区建设跨部门联合监管协调机制，减少政策冲突和监管冲突，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提升对企业的管理和服务的执行效率。

三是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机制。通过将现有的多个外汇信息系统进行有效整合和连接，探索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内数据集中采集和集中监测体系。通过设计科学的指标校验关系、合理的指标预警值和判断风险的指标编制，进一步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机制，加强对园区内企业统计监测与预警分析，有效防范外汇收支风险。指导督促银行切实履行代位监管职责，主动报告异常或可疑情况并积极采取措施，防范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强化非现场检测与现场核查检查，实施分类管理，将外汇违规信息纳入金融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加大违规和失信惩戒力度。进一步探索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汇管理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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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eren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Administration Policies’ Suppor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Xi’an Free Trade Experimental Zone alo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ZHAO Fei

（Xi’an Branch PBC， Xi’an Shaanxi 710075）

篇10

一、保护贸易理论与自由贸易理论一样，都提倡积极主动地参加对外贸易

重商主义是保护贸易理论的早期学说，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孟在他的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写道：“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注：汪尧田：《国际贸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页。），它积极主动地追求外贸顺差。

资产阶级保护贸易理论的第一个系统阐述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提出的“保护幼稚产业论”仅仅提倡保护本国的弱小产业，一旦这种弱小产业在政策保护下得到发展，成长到具有国际竞争能力时，就主张国家立即放弃保护政策，以利于国内资源的有效配制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

发展中国家借鉴李斯特的保护幼稚产业论和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提出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贸易发展战略，涌现出巴西、墨西哥、亚洲“四小龙”、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崛起，是与积极利用外援、及时接纳上游国家转移过来的资金、技术和产业分不开的。“国际贸易在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注：［德］诺贝尔特·冯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贸易性投资措施》，《国际商务》1995年第1期。）事实上，奉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大多是发达国家，如欧盟、加拿大和美国，但它们的外贸量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如美国在1994年的进出口贸易额就高达12019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注：储玉坤：《1994年世界贸易发展迅猛的原因及其前景》，《国际经贸探索》1995年第4期。）。

总之，形形的保护贸易理论无一是主张闭关锁国的，这些理论都提倡积极主动的对外贸易。

二、保护贸易理论修正了自由贸易理论的不现实假定，发展了自由贸易理论

传统的保护贸易理论主要有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比较利益论和以赫克歇尔与俄林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这两种理论在解释贸易的起因方面非常有说服力。但它们不能解释现实中发生在发达国家间的产业间贸易和发生在跨国公司内部的公司内贸易，不能动态地解释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的变化，忽略了贸易利益在贸易双方的分配是否合理，等等。

保护贸易理论是以自由贸易理论批评者的身份出现的，是对自由贸易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对传统贸易理论假定前提的修正。

一般认为，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明确或隐含的假定（注：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页。）（注：王小军：《新贸易理论书评——新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之比较》，《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4期。）：

1.各国生产要素在本质上保持不变，在国内可以自由流动，但在国际间则根本不能流动。

2.技术水平固定不变，可自由获取，国际市场上消费者占主导地位。

3.规模收益不变，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没有不确定性。

4.政府在外贸中不起作用，因此国际贸易在相互竞争的小生产者之间展开。

5.各国贸易总是平衡的。

6.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保持不变，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

由于上述假定前提的不现实性，因此出现了对上述假定进行修正后产生的各种保护贸易学说。

（一）保护幼稚产业论修正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中贸易各国都处于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的假定

保护贸易论的提出者李斯特批评古典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性质以及他们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况”。“两个同样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要在彼此自由竞争下共同有利，只有当两者在工业发展上处于大体上相等的地位时才能实现”，“在自由竞争下，一个一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没有可能。”“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李斯特提出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认为，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该采取不同的外贸政策，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实施保护贸易可以迅速发展起本国的民族工业，但在民族工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时，必须果断地放弃保护。这实际上是对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说的发展和补充。

（二）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说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贸易各国都可从贸易中对等获益的修正

伊曼纽尔和普雷毕什关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论点得到了普遍的证实：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已越来越趋向恶化，自1980年起，初级产品贸易的平均价格下降一半，给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收入造成了巨大损失，每年高达500亿美元。1993年初级产品价格更是普遍下降，非燃料初级产品平均价格以美元计比1992年下降了3.5%左右，其中一些产品的价格已经下降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在世界商品贸易额和比重不断减少、服务贸易额和比重不断增加的今天，在运输、保险、银行、通讯和旅游等服务贸易领域，发展中国家更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注：曾时：《试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点与理论基础》，《世界经济研究》1994年第6期。）。

“萨普斯福特根据从1962～1982年每年数据在二项回归分析中估计，非燃料初级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为-0.25”，“长期价格弹性可能比短期价格弹性低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加外向型的全球政策转变可能抑制农产品价格，因而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其直接的收入效应可能很小，而通过国际收支约束加紧产生的间接效应可能会相当大，因而会全部抵消贸易自由化的预期益处。”（注：［英］迈克尔·布利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条件：关注的一个方面》，《经济资料译丛》1995年第3期。）

（三）凯恩斯主义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各国总处于贸易平衡状态的修正

凯恩斯主义认为，净出口属于总需求的一部分，可以刺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进口则会收缩国民经济。因此，凯恩斯主义提倡国家干预国际贸易，大力推动出口，抑制进口，保持外贸顺差。因此，凯恩斯主义又被叫作“新重商主义”。

正如希克斯所说，“造成英格兰如此多的人在自由贸易方面丧失信心的主要问题是，旧的自由主义在巨大的失业面前无能为力，以及在积极的反失业计划中使用进口限制作为要素的可能性。人们当然不得不把这条思路同凯恩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就是这一点（几乎仅仅这一点）导致凯恩斯放弃自由贸易的信念。”（注：［英］迈克尔·布利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条件：关注的一个方面》，《经济资料译丛》1995年第3期。）可见，当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时，失业和经济衰退就必然导致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

（四）最优干预政策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市场完美无缺假定的修正

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有大量的市场缺陷，其中主要是要素市场、扭曲的部门间工资差别、粘性工资与市场工资超过影子工资、分部门的最低工资和买方垄断，等等。所有这些市场缺陷意味着需要保护。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非经济偏好（即发展新兴工业），因此，由戈登、约翰逊、伯格沃蒂、斯瑞尼瓦萨等人提出了最优干预政策理论，认为当市场扭曲是由国外而非由国内因素所引起，当经济目标属于对外部门时，采取最优干预的保护贸易形式被认为是最优政策（注：［美］杰格迪什·伯格沃蒂：《自由贸易的新旧挑战》，《经济译文》1994年第5期。）。

（五）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假定的修正

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认为，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上的古典贸易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假定，即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和规模收益不变。事实上现代许多工业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即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产品的单位成本呈现递减趋势。规模经济的存在要求每个国家的几家大垄断公司各自生产少数几种产品，而且每种产品应存在差异，以便在生产规模上取得收益递增的好处（注：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德国的诺贝尔特·冯克指出：“传统的外贸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这一假设之上的。而这种理论没有考虑到目前世界经济体制的一些根本特点。例如跨国公司和市场垄断的存在，国内外市场的区别及信息的不畅通。而恰恰在一些领域里存在大量非关税壁垒，不完全竞争是其中的主要标志。例如在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和半导体工业就是如此。”（注：［德］诺贝尔特·冯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贸易性投资措施》，《国际商务》1995年第1期。）

斯宾塞和布兰德等人认为，某些工业，特别是高科技工业，处于不完全竞争情况，市场经济失灵，需要政府干预。在这些行业中，少数大公司垄断市场，形成寡头垄断，参与有效竞争，他们可以影响市场价格，他们拥有的市场力量可以获取超额利润转向本国公司，从而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并可取得外部经济利益。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加以支持，比如政府可以对本国大公司给予补贴，从而使外国竞争对手推迟或停止投资与生产，使本国公司占领市场获得超额利润，其利润大大超过政府补贴。不完全竞争前提下的国际贸易理论修正了古典与新古典的自由竞争贸易理论，明确提出国家干预贸易的必要性，修正了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反对国家干预贸易的主张。而且，事实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已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这种战略。他们对某些战略工业和贸易，特别是高科技工业，国家曾不同程度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支持。例如对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和美国波音公司的喷气式飞机等制造业的支持，对日本重化工业和半导体工业的支持等。国家对这些工业的支持和保护可以称为“保护高科技产业论”，是“保护幼稚产业论”的现代翻版（注：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六）企业内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市场运行具有完全效率假定的修正

自从科斯提出交易成本和企业理论以来，人们认识到市场运行经常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这样，企业就有一种通过自身组织的巧妙安排来替代成本相对较高的市场来组织资源的内在倾向。表现在国际贸易方面，就是某些大型的跨国公司经常通过公司内贸易来降低关税的支付的现象。“虽然有关公司内贸易的详细、准确的统计很难获得，但是一般都认为公司内贸易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根据有关的研究报告估计，目前大约60～70%的世界贸易与跨国公司有关。2/5的国际贸易在公司内部进行。邓宁发现在英国的子公司85%的进口和80%的出口属于公司内贸易，而在彩色电视机制造业公司内贸易的比率高达40%。利柯鲁(Lecraw)研究了日本在东南亚5国轻工业制品制造业的111家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的情况，他发现这个比率高达79%。”“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公司内贸易这种非传统的国际贸易交易形式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注：朱刚体：《交易费用、时常效率与公司内贸易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3期。）

（七）技术外溢和技术创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技术固定不变和把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假定的修正

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技术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是可以自由获取的。但实际上，人类的生产技术是在生产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的，并且获取技术，特别是关键技术是需要花费高昂的费用的。

技术外溢理论认为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国民经济的发展引入错误的方向，使贸易各方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到影响。技术创新的大幅度进展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科研投资的鼓励。（注：海闻：《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

为了消除技术外溢对国民经济的误导和刺激技术创新，都需要国家干预贸易活动。

（八）国际竞争优势论修正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论

波特在调查研究了10个国家100家大工业的情况后指出，当前的贸易理论只能解释为什么在国际竞争中一些国家的某些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另一些却失败了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比如为什么日本在汽车工业、瑞士在精密仪器工业，以及美国在化学工业方面比别国生产率更高，更富于竞争力，用比较优势理论不能完全解释。（注：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并不一定是现实的国际竞争优势。为了取得国际竞争优势，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对工业竞争力加以影响；对教育的支持可以影响高级要素禀赋；对产品的规模、标准条例等的规定将影响产品的需求和供给；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可影响工业及相关工业的供求与竞争状况等等。

三、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践表明，保护贸易是他们事实上实行的贸易政策，是其实行工业化和保护本国经济的重要手段

19世纪初，美国开始工业革命，为了抵御英国工业品的竞争，扶植国内工业的发展，美国不断提高关税。1816年关税率为7.5～30%，1824年平均关税率提高到40%，1825年又提高到45%。18世纪80年代，美国工业跃居世界首位，1900年美国在世界外贸总额中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2位（注：李湘等：《国际贸易教程》，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

“历史上，德国和美国的钢铁工业地位的上升(1880～1913)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德国和美国政府征收保护主义关税所致……日本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也通过进口保护为钢铁工业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日本的汽车工业之所以发展到如今的水平，与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政府对其汽车市场的进口保护有着相当的关系……后来美国对大量的进口，也加强了对其汽车工业的保护。比如1978年对克莱斯勒公司的应急贷款曾使该公司免于破产；在政府支持下，该公司的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提高。1981年，美国政府迫使日本政府和汽车生产企业以自愿出口限制与美国合作；1995年美日汽车摩擦升级，美国政府迫使日本政府进一步向美国汽车生产商开放市场。……在电子工业方面，日本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电视工业为例，日本的通商产业省曾把电视机以及与其相关的电子消费品作为发展出口的一个主要目标，进行保护，使之免于进口竞争；政府还允许七大电子企业在国内形成卡特尔式的联合。此外，日本国内复杂的分销系统也常常把国外电子产品排斥在外。”（注：罗丙志：《国际贸易中的政府行为与产业成长》，《国际贸易》1996年第3期。）

“事实上，没有保护为国内市场生产的早期制造业而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只有英国和香港。”（注：［美］约翰·威廉逊：《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页。）

目前，发达国家处于经济“滞胀”的状态，美国等发达国家随着国际债务的不断增加，又举起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

由上述可以看出，几乎整个资本主义的国际贸易发展史就是一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