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处理方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疗事故处理方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整容医疗事故的处理方法，当事人可以到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事故争议，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

【法律依据】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目前，法院所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占民事案件的比例越来越高，医疗纠纷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之一。这类纠纷大多数是患者认为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医疗行为不当，造成了自己身体上的伤害，要求赔偿因而与医疗机构发生的。本文拟就人民法院审理该类案件中，所遇到的有关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对该类案件审判工作有所作用。

一、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界定。

对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问题，医务界、司法界和民法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存有争议，并形成“事故论”和“过错论”两个不同的观点。事故论者强调患者必须先获得医疗事故鉴定，然后才能起诉医院请求赔偿，否则法院不应受理，把医疗事故鉴定作为启动司法赔偿程序的前置条件。过错论者认为，人身侵权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衡量标准是行为人主观是否有过错，而不是事故，即诉讼中如果医院不能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和过错举证证明，就应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①国务院2002年4月14日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似乎采纳了“事故论”的观点，该《条例》第49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有些人，特别是医务界认为，只有构成医疗事故的，人民法院才能作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受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当然就不能作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受理。这种理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都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2003年3月26日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时，要正确理解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关系，要正确理解《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关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对于鉴定机构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审理能够认定医疗机构确实存在民事过错、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等法律关于过错责任的规定，确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以保护患方的合法权益。”②在这里，最高司法机关，充分支持了“过错论”的观点。因此，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不仅仅限于医疗事故损害，还应包括不构成医疗事故，但依照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的，非事故性医疗损害。

（一）医疗事故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这一概念，同原《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的“本办法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1、重新界定了医疗事故的主体。

《办法》规定的医疗事故主体为“医务人员”，《条例》规定的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确认医疗事故责任的基本性质是替代责任，而不是一般侵权责任。凡是医务人员受聘于医疗机构，在执行职务的时候过失造成医疗事故，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应当是其所在的医疗机构，而不是医务人员个人。构成医疗事故，患者直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而不是向医务人员请求。只有个体行医的医生造成医疗事故，才不是这种替代责任。

2、扩大了医疗事故的范围。

原《办法》中将医疗事故界定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范围之内。新的《条例》将“诊疗护理过程中”改为“医疗活动中”，不再限于诊疗护理过程中。同时，医疗事故不限于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事故，而是扩大为给患者人身造成损害的所有情况。把原来的医疗差错纳入到了医疗事故的范围之内。就是说，凡是违法或者违章医疗行为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都属于医疗事故。

3、主张医疗行为的违法性，以违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范作为判断违法性的标准。

新《条例》在对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中，用了很多文字来规定医疗事故中医疗行为的违法性，这就是“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这一点，原《办法》是没有规定的。医疗行为的违法性，是客观衡量医疗行为的标准。医疗机构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就是有了构成医疗事故的可能性。这里规定的违法性，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法律；二是行政法规；三是部门规章和规范、常规。在这里应当强调的是，医疗行为违反了保护自然人合法权利的法律，是医疗行为违法性的主要之点。

（二）非事故性医疗损害

在医疗活动中对患者造成损害，但构不成医疗事故的，通常称之为非事故性医疗损害。从审判实践看，这种非事故性医疗损害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1、医疗过程中的故意行为。

根据《 条例》规定，医疗事故只能是过失行为，故意行为造成的患者人身损害不构成医疗事故。对于医务人员故意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从医务人员的角度来说，显然是一种违法行为，医务人员应当对其行为负责，构成刑事上的伤害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同时也应看到，患者到医疗机构就医，是与医疗机构形成的一种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务人员的行为应当是一种职务行为，故医疗机构应对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务过程中给患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医务人员故意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的，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疗机构并不能免责。

2、医疗机构中非法行医行为。

根据《 条例》第61条规定：“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实践中，一些医疗机构为了经济利益，招收不具备执业医师资格的人从事执业医师工作，或者把一些科室承包给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经营，或者聘用一些不具备执业资格的所谓“名人”到医院坐诊，从而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3、对于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但不能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从而构不成医疗事故，但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属于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况，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

如在医疗过程中因医疗器械质量问题造成的人身损害、医疗机构与医疗器械生产厂家共同进行的手术过程中非因医务人员的原因给患者造成的损害等。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条例》中并未明确，在实践中这种认定也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患者的身体确定受到损害，根据《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应对此向患者承担责任。医疗机构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有关责任人追偿。

4、其他医疗损害行为。

根据《条例》的规定，医疗事故是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也就是说，对没有违反上述法律、法规、规范、规章的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虽没违反上述规定，但医务人员明显存在过错的，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不等于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比如，医务人员已经认识到采取常规措施难以避免不良后果的出现，并且有能力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但医务人员未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从而导致不良后果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认定为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亦应承担责任。

二、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上一个问题中，所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2003年3月26日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会议上强调指出的：“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时，要正确理解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关系。”所指的就是如何解决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下面就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和非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分别作以探讨：

（一）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条例》是专门就医疗事故的认定、处理、鉴定和赔偿制定的行政法规，当然适用于医疗事故纠纷的处理。但是，该条例仅是一部行政法规，仅是人民法院审理该类案件的一个依据，而不是唯一依据，而且其内容不得与有关的法律规定相抵触。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是典型的侵权纠纷，这里所指的相关法律主要指的侵权行为法，包括《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司法解释。而这些侵权行为法是上位法，《条例》是下位法，前者的效力要高于后者的效力，两者发生冲突，当然要优先适用前者。在审判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问题上：

1、医疗事故由谁最终认定。

根据《条例》第20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但是，如何界定鉴定书的性质？它是不是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法院是否必须作为判决的最终依据，法院是否有权进行实质性的评判？它还是仅作为证据的一种，其认定，是否由法院来作决定？这些问题都是审判实践中要解决的问题。

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就为医疗纠纷的处理规定了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医疗事故的诸多司法解释也并不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出台而失效。从法理上，最高人民法院对处理医疗纠纷的司法解释是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其效力显然要比行政法规高。因此，医疗事故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③法官有权对鉴定结论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可依据审判实践经验审查医疗事故鉴定人员、组织、程序及结论的合法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不合法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对确需进行重新鉴定的，法院可按《条例》，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组进行鉴定。同时，如果受害人证明了医疗行为违法和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如果医疗机构不举证否定因果关系和过错，法院经审理认为这一推定并不违背客观规律，即使没有鉴定法论也可直接认定侵权责任成立。

2、事故鉴定是否是诉讼的前置程序。

《条例》第61条规定：“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刑事责任；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不是包含有属于医疗事故范畴的，必须先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并进行事故鉴定而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呢？

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和事故鉴定均是行政处理方式，而不具有司法性质，是由行政部门解决还是寻求司法救济，是当事人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当事人都有权不经行政处理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如果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为由提起民事诉讼，无论当事人是否持有医疗事故鉴定，也无论当事人是否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存有异议，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均可直接按民事案件受理。并且，人民法院也完全可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作出裁判，而没有必要以行政处理和事故鉴定结论作为前提。

3、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是否承担责任。

对于这一问题，在谈“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界定”时，已作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关键一点就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2款规定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不是医疗机构的免责条款，对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只要符合其他法律责任要件，医疗机构仍应承担责任。

4、医疗损害的赔偿标准问题。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所规定的赔偿标准比其他人身损害标准低，与法院办理侵权案件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相差较多。如：《条例》第五十条就患者的误工费规定为：“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而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三条则规定，误工赔偿费用的标准，可以按照受害人的工资标准或者实际收入的数额计算。而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还规定，赔偿因误工减少收入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5倍。再比如：《条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按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废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八）项规定“死亡补偿费按照当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20年。对七十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少计一年，但补偿年限最低不少于十年。”国家赔偿法规定“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总额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20倍。残废赔偿金、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平均工资的10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平均工资的20倍。”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究竟是按《条例》的赔偿标准，还是执行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民事赔偿标准。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认为：“2001年最高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十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残废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据此，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应执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样的原则不应仅适用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而是应适用于医疗事故的全部赔偿。”④ 我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医疗行为有一定的特殊性，《条例》中对医疗机构民事责任的确定已经考虑到了这些特殊性。因而，在赔偿标准上作了一些限定。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应适用《条例》的较低赔偿标准，是可以理解的。

（二）非事故性医疗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

对非事故性医疗侵权损害，在法律处理上是不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只能根据相关侵权行为法律来处理。对于涉及医疗机构是否有过错、行为与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则要根据相关医疗法规规章的规定、医疗行为的特点等所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认定。

三、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按照中国民法学界的通常理论，一般侵权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为：1、损害事实的存在。2、行为具有违法性。3、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⑤医疗损害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当然应符合以上四个要件。但是，由于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又不完全同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具有其特殊性，有必要作以详细的探讨。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其中主要是因医疗事故所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并且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在该类案件中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因此，主要讨论一下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根据《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根据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如下：

（一）主体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这是对医疗损害主体的特殊要求，即其行为人必须具有特殊身份，那就是必须是医疗机构或者其他医务人员。如果是非医疗机构或非医务人员致人损害，虽可能构成损害赔偿，但并非医疗损害赔偿。

将医疗机构作为医疗事故的主体体现了事故主体与责任主体一致的原则。从审判实践看，医疗机构承担责任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情况：⑴医疗机构所属的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该医疗机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⑵到某医疗机构临时坐诊的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该医疗机构不得以医护人员不是本单位人员推脱责任；⑶医疗机构临时聘请的外单位专家或其他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该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⑷医疗机构因医疗设备故障等原因给患者造成损害的，医疗机构不能免责。

（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有过失。

从民法理论上，过失包括疏忽和懈怠。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应当预见或者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为疏忽；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虽然预见了却轻信可以避免，为懈怠。疏忽和懈怠，都是过失，就是行为人对应负的注意义务的违反。 因此，民法上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对受害人应负注意义务的疏忽和懈怠。⑥在这里，过失，就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患者应负注意义务的疏忽和懈怠。对于行为人应负的注意义务，在民法理论上确立了如下三个不同标准：⑴普通人的注意。⑵应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⑶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这样，从程度上分为三个层次，以普通人的注意为最低，以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为中，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为最高，与此相适应，违反这三种注意业务，构成三种过失：⑴重大过失。违反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为重大过失。如果行为人仅用一般人的注意，即可预见之，而竟怠于注意不为相当准备，就存在重大过失。⑵具体轻过失。是指违反应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的义务。如果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在主观上已尽该种注意，即存在具体轻过失。⑶抽象轻过失。是指违反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这种过失是抽象的，不依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为标准，而以客观上应不应当做到为标准。因而，这种注意的义务最高，其未尽注意义务的过失则为抽象过失。  对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所负的注意义务，显然应是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因为在医疗活动中他们是专家。因此，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判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失，应采用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标准，亦称专家过失标准。

从审判实践看，医疗活动中的过失主要表现如下：

1、医疗机构的过失表现。

一般认为，过失是自然人的一种心理表现，单位不具有人所具有的心理活动，因而难以认定主观过失。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医疗事故都是由于具体的医务人员的行为导致的，但也有例外情况。一般地说，医疗机构的过失有以下表现：

⑴医院管理混乱、规章制度不健全；

⑵医疗设备陈旧、缺乏维护；

⑶缺乏基本医疗护理条件；

⑷对疑难病症未认真组织会诊，草率结论等。

2、医务人员的过失表现。

⑴误诊。误诊可能因疏忽导致，也可因懈怠所致，某些情况下，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不高，也是导致误诊的因素。但是，由于医务工作与患者生命健康密切相关，以医务人员技术水平来确定过失是不适当的，因而上述情况下的误诊均应认定为有过失。但同时也应认识到，医疗工作是一项极为复杂、技术性极强的工作，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我们也不能把所有误诊一律归为过失。如因特殊的个体差异、现有技术条件难以发现或缺乏检查治疗手段的新型病症等原因导致的误诊就不应认定为有过失。

⑵不负责任，违反规程；

⑶对病史采集、病员检查处理漫不经心，草率马虎；

⑷擅离职守，延误诊治或抢救；

⑸遇到不能胜任的技术操作，既无请示，也不请人帮助，一味蛮干；

⑹擅自做无指征有禁忌的手术和检查等。

（三）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有违规行为。

所谓违规行为是指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规范、常规的行为。在这里，法律泛指宪法、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的法律文件；诊疗规范、常规不仅包括法律法规以及规章中规定的规范，也包括医疗单位内部制定的具体操作规程。如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技术要求等，即使造成了事实上的损害结果，也不能按医疗事故处理。

在这里还有一点必须注意，《条例》中规定违规行为必须是医疗活动中的违规行为，对是否限于职务行为没有提及。笔者认为，如果医务人员以个人名义、在医疗机构规定的职责范围以外从事医疗活动过程中因违规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不应认定为医疗事故。责任由该医务人员自己承担。

（四）必须有人身损害的后果发生。

这里所说的损害后果，是指因医方违反其注意义务的行为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后果。虽然医疗事故的后果往往不限于人身损害，如患者及其近亲属的财产权的损害；对病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对患者的名誉权、隐私权的损害等等，但这些都是在确定赔偿问题上才有意义，对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则不产生影响。

《条例》同原《办法》相比，对损害结果不再要求须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办法》规定，构成医疗事故必须是“导致功能障碍”，《条例》规定医疗事故是“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也就是说，凡是违法、违章医疗行为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都属于医疗事故。这里人身损害应包括下述内容：

1、死亡。

2、健康损害。

健康损害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组成人的身体的躯干、肢、组织及器官受到损害使其正常功能不能得到发挥的。二是虽然表面上并未使患者的肢体、器官受到损坏，但却致其功能出现障碍。如大脑受药物刺激造成的精神障碍。

3、身体损害。

一些虽未影响到患者肢体、组织和器官的功能，但确对身体器官、组织有一定损害，给患者造成身体痛苦或精神痛苦的。如刀伤及其留下的疤痕，虽对患者健康没造成太多影响，但身体毕竟造成损伤，使其遭受身体痛苦，留下的疤痕有损形象。应注意的是，身体损害不仅包括组织、器官等，人体的毛发、指、趾甲等也是人体的组成部分。对于诸如因过失致头发脱落等损害的，也应认定为造成人身损害。

（五）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必须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原本是一个哲学概念。引起某一现象的现象，称之为原因，而被某种现象所引起的现象，称之为结果。客观现象之间这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就是事物的因果关系。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作为原因，损害事实作为结果，在它们之间存在的前者引起后者，后者被前者所引起的客观联系。在这里所探讨的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违规过失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篇3

1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解决纠纷方式的缺陷

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条例》)对医疗纠纷处理设计了3种模式:“医患双方协商解决”、“行政调解”和“诉讼”。《条例》实施已有7年,这3种解决方式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1 医患双方协商解决

2006―2008年,浦东新区涉及赔偿的医患纠纷共1 525起,其中1 283起(84.13%)由医患双方协商解决,但存在问题较多。① 患者及其家属往往医学、法律专业知识欠缺,或无法第一时间掌握病历资料,因此无法获得对等的协商地位。与医院进行协商时,院方往往不积极承认错误,甚至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与家属达成和解,常以抚慰金、补偿金的方式代替赔偿金。② 自行协商签署的协议法律效力不强,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由于医患双方协商的基础和动机不一致、不对称、不协调,造成毁约或重新向法院现象屡有发生。③ 协商的办法难以避免部分患方漫天要价。由于医疗机构和患者方的信息不对称,加上医疗机构在纠纷处理的某些环节上处置不当,导致矛盾激化,甚至发生“暴力维权”现象。医疗机构为避免医疗秩序被严重打乱,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这就易产生“大闹多给钱、小闹少给钱、不闹不给钱”实际效果,也造成类似纠纷不同医院赔偿额度相差数倍的弊病。④ 没有法定鉴定结论及有关部门的参与,即使与患者达成赔偿或补偿协议,医疗机构也担心国有资产流失。

1.2 行政调解

以专业化、高效率为特征的行政调解却日渐式微,未能达到制度设计者预期的目的。浦东新区1 525起涉及赔偿的医疗纠纷中,行政调解仅为11起,占0.72%。究其原因:①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法律定位不明确,行政调解的范围过窄。依据《条例》规定只能调解已经定性为医疗事故的赔偿争议;同时《条例》对调解机构的组成、性质、调解人员的选任、调解的具体规则和时限等重要程序均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关于行政调解中行政机关职责的规定,更没有当调解机构不履行调解职能时当事人救济如何解决的规定[1];加之行政调解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积极性不高。②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主体缺乏中立性,社会认同度较低[2]。根据国务院1994年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机构采取全方位的监督管理。这样卫生行政部门既是整个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机构,又是医疗机构的主办机构。这种“管办不分”的体制使得很多患者在与医疗机构发生纠纷时不愿意申请行政调解,其原因就在于认为卫生行政部门是医疗机构的上级,难以公正调解。在部门保护主义及行业本位主义的影响下,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纠纷裁决的公正性也确实令人质疑。根据依法行政的要求,政府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加强对医疗行业的监管,加强事前预防,而不是着重事后解决医患纠纷。③ 医疗机构对卫生行政部门参与处理医疗纠纷心存疑虑。一是发生医疗事故要接受处罚;二是根据2007年实施的《上海市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积分管理暂行办法》,即使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在执业行为中存在违规行为也有可能予以扣分处理,这样不仅影响扩大而且扣满一定分值将面临暂缓校验甚至注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风险。所以一些医疗机构宁可通过诉讼和私了也不愿通过卫生行政部门解决。

1.3 诉讼途径

浦东新区1 525起涉及赔偿的医疗纠纷中,经诉讼途径解决的有109起,占7.14%。诉讼途径解决医疗纠纷也面临诸多问题:① 诉讼成本高、周期长和刚性化,诉讼中医患关系往往进一步破坏,影响社会和谐。② 医患双方的隐私权得不到保障。③ 当诉讼不是被作为纠纷解决的最终途径,而是被普遍作为第一甚至唯一的选择时,纠纷解决的成本和效益凸现出来。国际上公认,裁判是一种很奢侈的纠纷解决方式。当基层纠纷得不到及时处理,当事人又不能接受司法处理结果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申诉、上访。近几年涉法涉诉的医患纠纷中部分无理缠诉者获得了额外利益;另一方面,在司法终局裁决之后,再增设行政性救济手段,不符国际公认的司法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屏障的法治原则,有损法律的权威性。

2 医疗责任保险化解医患纠纷的局限性

2002年,上海率先实行医疗事故责任保险制度,引入保险机制介入医患纠纷与医疗事故的处理工作。2007年8月,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保监会发出通知,为充分发挥医疗责任保险在化解医疗风险、保障医患双方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和促进医学科学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要求各级卫生、中医药管理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本着“积极探索、稳步推进”的原则,在全国推动医疗责任保险工作。充分依靠第三方化解医疗风险,减少医患纠纷,改善医疗执业环境。虽然医责险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几年实践来看,存在诸多问题。

2.1 医院没有真正从医疗纠纷中解脱

投保医疗责任险后,许多医院希望一旦发生医疗纠纷,患方只找保险公司理赔,不要找医院。事实上,大部分患者认为医院是发生医疗损害的责任人,即使医院参加了医疗责任保险,患者还是要到医院来讨说法,医院仍然无法摆脱面对患者质疑的局面。同时,繁琐的保险和理赔手续,使医院感到投保后的工作甚至多于医院自己单独处理医疗纠纷的工作。保险公司基于商业利益考虑,设置的网点和配备的专业人员数远不能满足医疗机构的需要;虽然保险条款规定,必要时保险人可以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对诉讼进行抗辩或者处理索赔事宜,但保险公司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调查处理,医院仍需花大量精力来协调,致使医院仍然未从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

2.2 缺乏中立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3]

通过中立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确定三方认可的赔偿金额,是医疗责任保险发挥作用的前提。发生医疗纠纷后,及时认定损害赔偿并使受害人从保险人处得到偿付,直接关系到医疗责任保险的实际运行效果。但从目前看,尚缺乏适合医疗责任保险运行需要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

2.3 保险公司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第三方

在纠纷调解处理过程中,保险公司趋利性决定了它得不到患方的认可。医疗损害事件发生后,患者家属不愿与保险公司打交道,认为医院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单位。

3 第三方调解的困境

由于医疗纠纷的复杂性以及现有医疗纠纷处理途径的种种缺陷,人们纷纷探索第三方处理医疗纠纷的新途径。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等相关规定,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医疗或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调解处理医患纠纷,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浦东新区于2006年8月起成立了“浦东新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调委)。3年来,医调委共接待来电、来访860人次,成功化解新区范围内棘手、复杂的医患纠纷240余起,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173份,赔偿金额达800余万元,至今无一例反悔。人民调解作为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补充途径,减轻了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医院的压力;同时,医调委在处理医患纠纷中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有效地维护了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3年来的工作实践证实,医调委为浦东新区的医患纠纷双方当事人,构筑了一个便捷的医患和谐绿色通道。当然,作为新生事物,在运作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3.1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调解队伍

在医患纠纷的人民调解工作中,人民调解员应是懂法律、医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需要具备一定的调解经验和调解技巧。从体制和机制上确保建立一支长期稳定的高素质的调解员队伍,是推进人民调解方式、化解医患纠纷的关键。

3.2 办公经费的保障是基础

浦东新区医调委办公经费在政府财政中单独立项,办公经费充裕。但从全国各地的医调委运作情况来看,普遍办公经费不足。如全国影响较大的“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严重受制于办公经费不足。有些医调委的办公经费由保险公司或保险经纪公司提供,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了,其调解的公正性难免受影响。

3.3 缺乏统一的调解标准

由于人民调解采取“模糊”的处理方式,双方只是对于赔偿数额达成和解,没有对医疗事件进行鉴定和定性。在实际处理纠纷过程中主要依据纠纷具体诉求、医患双方情绪、社会背景以及维稳工作要求等进行调解,这客观上造成了调解工作弹性过大,只要医院认可,类似纠纷不同医疗机构赔偿额可相差数倍。调解结果与保险相关规定难以协调,增大了理赔的难度。

3.4 整合医疗责任保险处理工作

医调委的建立是对行业性人民调解工作一种积极有效的探索,它的存在是对医疗责任保险有益的补充。医调委化解纠纷所需资金主要由医疗机构提供,缺乏理赔资金的保障,有些纠纷错过了纠纷化解的最佳时机,在一定程度制约了化解效果和后期发展。医疗责任保险处理中心掌控理赔资金,但由于体制上的原因,理赔滞后,周期较长,其中立地位不被患方认可,这直接制约了医疗责任险的发展。医调委与医疗责任险处理中心两者需加强协调,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势,以常态的工作体制予以合作的保障,形成工作合力。

4 成立浦东新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

浦东新区的医患调处中心,是民办非企业性质的金融保险介入第三方调处医患矛盾的社团组织。2007年10月10日,卫生部召开例行新闻会指出:“各地通过建立第三方机构来调处医疗纠纷的办法是值得肯定的,卫生部也希望各地积极探索,化解目前在医疗过程中出现的医疗纠纷,以及一些造成医患双方都为难的问题。”

今年初,上海市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将全部医患纠纷纳入医患纠纷调解中心”的议案。2009年5月,由上海市处理突出矛盾与会议办公室会同市卫生局、市政法委和市金融办,联合开展“上海市医患矛盾第三方调解机制研究”,组成联合调研组,积极稳步推进第三方调解工作。

2009年6月4日,由上海市联席办公室领导带队到浦东新区进行“金融和保险介入的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调研,对于第三方调解机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浦东新区按照上级要求,经过前期调研论证,在浦东新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基础上,利用上海已实施多年的医疗事故责任保险制度,建立化解医患纠纷工作综合配套长效机制, 向新区发改委提出成立“浦东新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的设想。

4.1 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

医患纠纷调处中心在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下积极预防、有效化解、妥善处置我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维护我区正常的医疗秩序和社会稳定,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浦东平安建设。

坚持思想教育与法治教育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对法律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相结合,调解疏导与依法处理相结合的原则。同时,按照“法要维护,事要解决”的总体指导思想,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妥善处理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

4.2 组织形式和服务范围

浦东新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为民办非企业性质、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非盈利性社会团体组织。由司法局和卫生局批准,经民政部门登记成立。“中心”所有事务的管理与监督由卫生局和司法局批准成立的理事会负责。业务范围:① 浦东新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负责受理浦东新区范围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的调解处理和保险理赔。② 在浦东新区成立医疗行业联盟(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均参加),负责向各医疗机构收取年度保费,并向保险公司集中投保。③ 承担医患纠纷的调查分析、调解及医患纠纷的预防宣教培训工作。④ 对于调解成功的案例,由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书,符合理赔条件的进行理赔。⑤ 所提供的服务一律不收费。

4.3 工作目标和特色优势

① 该组织是独立于政府、医院、自然人及司法组织外的第三方组织,浦东新区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生的医患纠纷与事故的理赔均由该组织统一运作。这样既能将医患纠纷引出医疗机构,又将理赔标准相对统一,避免类似纠纷不同医疗机构赔偿额度差额过大的弊病。② 该组织的建立有利于政府及卫生行政部门客观、全面、真实地了解新区范围内发生的医患纠纷及医疗事故,做到早期干预、及时处理,避免矛盾升级。③ 医患纠纷调处中心由具有医学专业、法律知识的人民调解员和保险业人员组成,保证了调处纠纷的专业性。由于该组织权事一致,调查、理赔周期短,同时也有效解决理赔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等问题,是对现有医责险运行模式的完善和补充。调解成功后签署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较强的法律效力。

5 建议

以人民调解协会为设置单位,建立由保险公司托管的医疗纠纷专项基金。由浦东新区政府发文,制订《浦东新区医患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规定》,规范新区医患纠纷处理程序。2002年《条例》颁布以来,各级医疗机构均成立了病人服务中心或医疗纠纷接待处理办公室,对于赔偿金额较小的纠纷由医院处理,使中心能重点处理复杂疑难纠纷。但中心对医院处理的赔偿纠纷应加强指导和监管。

遵循社会互助共济、医患共同参与、医疗损害全覆盖、风险全解决的方针,建立医疗执业责任保险制度,设立医疗风险保险准备金。资金组成:① 各医疗机构根据业务总收入按一定比例缴纳保险费。② 医务人员自己缴纳的保险费(根据各单位医疗执业责任风险确定)。③ 新区政府为医务人员提供一定数量的补充医疗保险,新区政府从保稳基金拨出部分专款补充医疗风险准备金。各医疗机构缴纳保费在保险制度运行1年后,根据赔付情况调整缴纳保费的费率。

对于医疗意外等医疗风险可采取病人、政府、社会团体多渠道筹资,鼓励并推行医疗风险社会化分担的机制。医疗意外的发生率远高于航空、交通等其他行业,可仿效这些行业的做法分散和转移风险。

对于医疗事故,可以通过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购买医疗责任保险的方式转移,而纯粹的医疗意外可以通过患者购买意外保险的方式转移。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医疗意外保险现阶段适合采用低保费、低补偿、广覆盖的办法,让更多的投保者得到补偿[4]。建议用立法的形式制订《医疗意外基本保险条例》,根据门诊、住院、手术或按病种制订相应的保险金额、缴费标准和缴费方式,并实行强制保险。 患方因投保医疗意外伤害保险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补偿,但他们仍可以通过调处中心或向法院提讼请求判定医方依照公平责任原则分担一定的风险和责任。

在医疗事故及纠纷中往往存在着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竞合。当事人利用协商有可能规避卫生行政部门和检察机关对相关主体的责任追究,逃避法律制裁。有必要完善监管的环节,堵塞监管的漏洞。

政府的指导和扶持是调处中心成功运作的重要保障。① 通过立法保障第三方医疗援助机构的法律地位。② 完善我国医疗立法,解决医疗纠纷处理中的司法二元化的问题。③ 政府有关部门应规范第三方调处机构的工作程序。④ 政府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提供经费保障。⑤ 政府为医疗机构执业和医疗纠纷调处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6 参考文献

[1]王伟杰.论医疗纠纷调解解决机制的构建[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9,25(5):337-339.

[2]舒广伟.现行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实证分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2(6):41-44.

[3]史丽波,杨爱荣,赵聪.医疗责任险对化解医患纠纷的作用分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22(2):19.

篇4

关键词 医患纠纷 行政调解 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The Role of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of Civil Disputes

――Medical Dispute as the example

LEI Xinc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NCEPU, Beijing 102206)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edical disputes are more and more year after year, medical disputes caused a lot of troubles in the relationship of doctor and patient. What was worse, there have been violence and other event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resolve. It has serious impact on medical and health 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as the interven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in the civil disputes resolution system has incomparable advantages that other solutions don't have. This article set out the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to resolve medical disputes the advantag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China, come up with the idea about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system reform and perfection from our national circumstances.

Key words medical dispute;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system perfection

当今社会处于深刻的转型当中，社会利益关系的多元化反映到医疗卫生领域就表现为医患关系的多元化，医疗纠纷大量出现。医疗纠纷已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①现行法律中，2002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目前我国处理医疗纠纷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条例》第46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由此可以得出，我国对于纠纷解决采取的是协商和解、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三种途径。行政调解作为其中重要的手段，是医疗纠纷能否得到合理解决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要求我们对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的认识应当辩证客观。

1 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优势

医疗纠纷虽有多种争议处理方式以供选择，但事实上，在社会中，诉讼并不是解决医疗纠纷最普遍的方式。据调查，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往往更愿意首先采用调解来解决之间的问题。调解制度之所以受到医患双方的欢迎，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符合我国国情。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宣扬“和为贵”，老百姓“厌讼”、“恶讼”的思想较为普遍，一旦发生争议，更愿意选择调解。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调解制度不仅适用在像邻里纠纷这样的简单普遍的民事争议，而且他更趋于专业化，逐步涉入像医疗纠纷、知识产权等复杂性、专业化的民事案件之中，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要。因此，在中国医疗纠纷调解制度有其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和社会需求。

（2）行政调解的方式能更有效的解决医疗纠纷的矛盾。卫生行政部门比较了解医院的业务和实际情况，而且它对医疗机构有管理和协调的权利，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易接受其协调方式，解决纠纷可以做到有的放矢。调解员能在医患之间晓之以法、明之以理、动之以情，以种种灵活的方法帮助当事人消除隔阂，分析医疗纠纷的症结所在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所在，提出可供讨论的解决方案，并为他们之间开展谈判进行协调和疏通，说服双方当事人做出在现实情况下利益最大化的明智选择。②

（3）行政调解程序灵活、效率高、成本低。行政解决在举证责任、适用规范、运作程序上都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可以克服滞后的法律规范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医疗纠纷时的不适应性。同时它也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免去了当事人支付高额诉讼费用的负担。行政解决机制的引入也能很大程度上减少法院的诉讼压力，节省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如果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对处理决定不提出异议，不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复议申请，也不向当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此时调解即产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应当执行。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处理决定中的有关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的申请。③

（4）行政调解机制渗透的是对“自治”、“协商”的解决纠纷的正当性的追求。作为独立于民事诉讼之外的纠纷解决方式，行政调解的基本价值取向不同于民事诉讼的以当事人权利为导向，以利益为中心的判断标准。它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很大程度上依靠当事人自律，在纠纷解决过程中，通过利益与实力的交易和抗衡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创造了更大的自由空间。④

然而，行政调解在医疗解决中也存在不足。下面，笔者将对行政调解的弊端做一详细论述并提出完善的方案。

2 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弊端

（1）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法律定位不明确，立法范围过窄，调解机构缺乏积极性。由于目前我国尚没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行政调解行为，学术上对于行政调解的认识也不统一，⑤所以在实践中行政调解便处于一个“自我发展”的状态。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问题更加突出：第一，行政调解的范围过窄。严格依据《条例》规定则只能调解已经定性为医疗事故的赔偿争议，而现实中这类争议仅占医疗纠纷中的极少一部分。这样既不利于患者权益的保护，也为医疗机构规避责任提供了空间。第二，《条例》对调解机构的组成和性质、调解人员的选任、调解的具体规则和时限等重要的程序均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也没有关于行政调解中行政机关职责的规定，更没有当调解机构不履行调解职能时当事人救济问题的规定。立法空白使得行政调解的操作性极差，且赋予行政机关过大的自由裁量权，难以保证调解的公正性和规范性。

（2）行政调解手段不能满足患者对公正的追求。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既是医疗卫生行业的监督管理机构，又是医疗系统的主办机构。根据《条例》的规定，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主要由医疗卫生行政部门来主持。因此，卫生行政部门出于行业保护和其他考虑，在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中，难免会从本位主义出发，优先考虑保护自己的医护人员和医疗单位的声誉及经济利益，存在“偏袒”或“隐瞒不报”等弊端，导致其权威性在患者(家属)中大打折扣，公正性令人质疑。即使是无偏袒的行为，但基于行政调解机关的特殊地位，由行政机关做出的处理结论常会被患者或亲属认为有失公正，难以实现他们要求达到的利益。

（3）医疗纠纷调解制度并没有真正的实现节省社会资源的功能。在行政调解方式上，当司法机关与卫生行政机构未形成合理协调时，卫生行政处理结果常被法院，从而导致案件解决的拖延。患方往往认为卫生行政部门与医院是一家，是“老子处罚儿子”，在心理上有抵触情绪，达成的调解协议也难以得到自觉履行。因此使得医疗纠纷的当事人继而求助于诉讼手段，这不仅导致当事人先前的成本投入的浪费，而且还要继续投入时间、金钱等去等待一个结果。此外医疗纠纷本身的复杂性也导致了调解的低效率。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医疗活动中，患者所出现的不良后果到底是由于疾病本身的自然转归还是医务人员的过失造成,现行的调解缺乏高效的事实发现机制。通过调查发现，在患方投诉的医疗纠纷案例中，最终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案例非常少。其原因是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需要耗费较长时间、患方对于现行鉴定体制信任不够有关。在没有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医患双方在医方是否存在医疗过失、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问题上难以取得共识，由此引起的分歧成了调解的重大障碍。对此，现行调解机制尚没有办法进行化解，调解耗时大大延长，调解效率无法提高，行政调解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高效率这一重要价值。⑥

3 完善我国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

第一，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在医疗纠纷领域实施“难”，卫生行政部门积极性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先天立法缺陷。笔者认为，首先应当针对医疗纠纷的特殊性进行专门立法，明确行政调解的行政司法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确保“有法可依”；然后，完善现行调解程序，明确规定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程序，规范行政调解行为，建立科学便捷的事实发现机制，提高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最后拓宽行政调解的适用范围，把由医疗过失责任引起的除构成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人身损害赔偿也纳入调解范围，不必拘泥于纠纷的医疗事故性质。但调解也不是漫无边际的，对于赔偿的数额、赔偿方式等可以进行调解，但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不适合调解的，如医疗事故的等级、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责任认定则不适用调解。

第二，在对医疗事故争议进行调解的时候，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合法合理原则及效率原则，以保障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正当性。所谓自愿，一是是否调解要取决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只有双方都同意调解的才能开始调解，任何一方不同意调解，卫生部门不得强迫当事人调解。二是是否继续调解要取决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在调解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任何一方不同意继续调解，调解人就应当终止调解。另外，自愿还包括是否执行调解协议要取决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任何一方不执行调解协议，该协议就自动失效，调解人不得再强迫当事人执行。所谓合法合理原则，是指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必须以合法为前提，即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进行，不得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强制性规定。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时，要符合合理性原则，不能违背公序良俗，兼顾双方利益。所谓效率原则。行政调解本来就具有使医疗纠纷当事人摆脱旷日持久的诉累之优势，所以其制度设计上在保证合法合理的前提下，要注重行政效率，在费用的收取上要尽量免收或少收，使其真正成为一条高效便民的纠纷解决之路。⑦

第三，确立中立性的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主体，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提高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行政调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来源于调解机构的中立性和调解人员的专业性。我们可以在卫生行政部门内部建立专门的调解机构，吸收专业医师、专业法律人士、社会其他业外人士等参与调解或者设置专业调解员以保证权威性和公信力，真正实现医疗纠纷的分流，真正发挥行政调解的专业性和高效率优势。⑧

此外，我们还可以建立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及自律机制，使之承担起参与医疗纠纷解决的职能。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在解决医疗纠纷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一方面，医疗行业自治组织下设专门机构来处理医疗纠纷。例如，日本东京医师会设立的医疗纠纷处理委员会就是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医事仲裁组织。⑨另一方面，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还可代表医疗机构与保险公司订立责任保险合同，参与调解医疗纠纷等。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

第四，着力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三大调解制度各有各的调解领域，各有各的优势和不足，建立三大调解制度的协调机制对化解冲突、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近年来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各自为政局面比较严重、行政调解萎缩、涉诉上访事件频繁发生的情况下，更应当加快建立“大调解”工作体系，以避免规则的冲突和保证程序的统一。在新的大调解格局中，由于领导机构统一部署、直接领导和协调，各部门开始形成一种合力，从以追求自身业绩和权力为中心转向注重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从原有的独立并行和相互竞争，转变为一体化的协调配合；同时，由于强调了各机构的“不错位、不越位、不缺位”，其各自的相对独立性也基本得到保障。这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从促进医疗纠纷的解决，客观上能够使社会公众及当事人从中受益。⑩

4 结语

目前，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还不完善、医疗保障机制还不健全，医患矛盾日趋激化的现状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行政调解制度作为一种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其所具有的高效率、专业化等优势使其成为了解决医疗纠纷的首选方式。而行政调解制度随着国家法治的不断进步，在立法和实践中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使其真正的适用于医疗纠纷的解决，对调和医患矛盾、建立和谐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注释

① 邓新建.医疗纠纷出现新动向法律如何应对[N].法制日报,2007-07-24(8).

② 张虹.论医疗纠纷的调解制度[J].医学与社会,2006(1).

③ 姜柏生.医疗事故法律责任研究[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53.

④ 张杰.论医疗纠纷的调解机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8.

⑤ 金艳.行政调解的制度设计[J].行政法学研究,2005(2):78-84.

⑥ 舒广伟.现行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实证分析――以安徽省某市为例[J].安徽大学学报,2008(11):43.

⑦ 曹实.浅谈我国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制度[J].中国卫生法制,2010(5):58.

⑧ 赵云.也谈我国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机制[J].中国卫生法制,2010(2):55.

篇5

[关键词]医疗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

[中图分类号] R197.3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 1005-0515（2010）-12-203-01

自2009年2月1日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下称医调委）正式成立以来，坚持独立的第三方地位，对疑难、争议案件引入专家会诊、咨询制度，为医患双方提供无偿服务，截至目前，共受理医疗纠纷193件，办结161件，调解成功136件，医患双方自愿终止调解24件，调解不成1件，调解成功率达到70%，且调解成功的纠纷中协议得到100%的履行，成功化解了大量纠纷。

医调委依托天津市政府颁布的《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而成立，机构性质属于天津市人民调解员协会的下设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由市司法局负责调委会的日常管理和人员招聘，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财政保障。同时全市35家三级医院根据自身规模、医师数量以及往年医疗纠纷情况投保医疗责任险。1万元以上纠纷赔付直接由保险公司做出理赔，医院无权自行解决。现调委员会的12名调解员中有7名具有政法、卫生部门的从业经验，另有3人为医事法学专业大学毕业生，其余2人为法学专业。还拥有由9名律师和9名司法鉴定人员组成的人才库。相对其他医疗纠纷处理方式，调委会具备如下特点：

1 中立性、公平性。医调委与卫生局、医院不存在隶属关系，人员构成也由律师、司法局人员和社会招幕为主。调解过程不向任何一方收取任何费用。人、财、物均来自政府财政的直接补贴，与医疗卫生机构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从根本上保证了其中立性。调解工作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为依据，若没有明确法律依据则按照社会主义道德常识进行调解。医患双方在调委会主持下遵守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达成调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见的表达。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仍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法律诉讼，保证各方利益的完整。设立回避制度，有一方提出回避要求的调委会将予以更换调解员，双方均可聘请律师参加调解。

2 规范化。医患双方必须同时到调委会递交调解申请，以书面形式提交双方争议焦点、事实经过、索赔金额或处理意见。核实医患双方资质和主体资格，有效规避“专业医闹”“搅局”的情况。每次调解过程均制做调解笔录签字认可。调解成功后制做调解协议书，对理赔时间也做出明确规定：10万元以内的3个工作日；10万―30万元5个工作日；30万元以上的7个工作日办结。医调委设立专家库，对重大、疑难纠纷案例进行分析综合各方意见，出具调解意见，对调解难以奏效的纠纷指导其按照理性思维主张自身权利，并做好回访评价工作。

3 高效性。调解期限为自受理调解开始之日期起1个月内，特殊情况经当事双方同意可延期1个月，到期仍未过成调解协议的视为调解失败。调解过程有保险公司参与，调解形式包括四方面谈和单独约谈或电话沟通等。1万元以上赔偿款由保险公司直接划拔患方账户，省去诸多手续。

4 整体联动。医调委的成立，给患者增加了一条维权快速路，同时减轻了卫生局和医院的行政压力。通过《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打通了司法、卫生行政、医院、患者、保险公司之间的通路。医调委每月将纠纷调解情况反馈卫生局，后者定期组织全市各医疗部门召开病例分析讨论会，并且从市卫生专家库抽调专家进行病例分析，各相关医疗机构对自身存在问题总结分析并将结果上报市卫生局，以减少同类医疗过失的发生。保险公司将理赔情况与下年度保费紧密挂钩，进行适度上浮或下调。今年已将市内二级医院医疗纠纷纳入医调委调解范围，并逐步向市内所有医疗机构扩展。

医调委运营一年多以来受到各方观注也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益，对缓和医患矛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随着运行时间的增加，调解范围的加大也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出局限性。首先，专业性仍需提高。医疗行为是一种高度风险的复杂技术行为，本身蕴涵着对人体结构和机能的致害因素，衡量医疗行为主体是否有过失，不能凭主观推断，而要靠认真、科学的判定。判断医疗行为与患者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就成为医疗纠纷不同于其它民事纠纷的重要特点。由于患方往往不具备医疗专业知识，加之对医方的不信任感，迫切的需要医调委在调解过程中有效传递双方信息。做为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国际上称为ADR），中立性和权威性是医疗纠纷处理的两个基本点，但医调委的专家库大多为各医院在职医师，仍不能完全避免患者对其判断客观性的质疑。

篇6

(一)劳动争议案件

1、劳动争议案件的主要特点。从审判的情况看，我省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有以下特点：

一是案件数量持续上升。近年来，随着我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到法院的劳动争议案件呈大幅增长态势。*年至20*年，全省受理一审劳动争议案件年平均增幅达38.67%，其中，20*年全省法院共新收一审案件*件，比2005年增长*%，比*年增长*%。

二是案件类型和分布相对集中。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多发生在工资支付、保险、赔偿等主要方面。案件分布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其他欠发达地区相对较少。其中劳动者与非公有企业或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间发生的劳动争议较多。前者多表现为拖欠工资、加班费产生的纠纷，约占一半左右;后者表现为劳动合同解除后产生的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金的支付等问题。此外，劳动争议案件多发生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其中发生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劳动争议案件居首位。

三是案件处理难度大。受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关系影响，我省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在审理和执行过程中具有“多、新、难”的显著特点。一是案件类型日益增多。除传统类型的案件外，近年来出现了劳动合同续订争议、住房公积金争议、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补助费争议、工龄争议、劳动者档案争议等新类型案件，向传统的劳动争议审判工作提出了挑战。二是案件调查取证难。由于多数用人单位和外来工法制意识淡薄，致使无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劳动关系纠纷居多，诉讼双方取证困难。三是案件适用法律难。劳动争议案件涉及法律、法规、规章等多层次的法律规定，则往往相互之间存在冲突，在适用上存在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和协调问题，法律适用难于把握。四是审结案件执行难。许多案件因雇主逃逸或转移、隐匿财产等原因而得不到执行，劳动者合法权益难于保障。

2、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劳动仲裁程序前置但不具有终局性的制度设计成为劳动者及时寻求法律保护的最大障碍。按照我国《劳动法》第79条规定，劳动争议必须先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对裁决不服的才可向人民法院提讼，且仲裁裁决一般在当事人后自然失效。但是，劳动仲裁前置原则给司法工作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由于仲裁前置，形成了事实上的“三审终审”。一起劳动争议案件经过一裁两审，在正常情况下结案也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与普通民事案件“二审终审”的体制相比，增加了劳动者的讼累。一旦当事人提讼，法院的审理工作必须重新开始，原有的仲裁裁决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对劳动争议案件重复处理，对有限的司法资源造成巨大浪费。对于那些在劳动争议中需救济的劳动者，特别是外来打工者，更无法承受这种处理方式造成的诉讼拖延，而一些用人单位也利用这一制度，转移、隐匿财产以逃避法律责任。(2)仲裁程序和诉讼程序存在脱节现象。在仲裁前置阶段，因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没有查封、扣押和先予执行财产的权力，劳动者也无法律依据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给一些企业老板逃匿与转移财产提供了时间。一些劳动争议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时，企业出资人早已不知去向，企业的财产亦已转移完毕，劳动者最终得到的无异于一纸空文。(3)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劳动仲裁时，劳动仲裁委倾向适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制定的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而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时，依法只能适用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且由于两个部门对法律的理解往往存在不一致之处，造成劳动争议案件处理中的法律适用混乱。

其次，过短的申请仲裁期间成为劳动者讨薪的“死穴”。根据《劳动法》第82条规定，劳动者应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申请仲裁，而原劳动部的相关意见将“争议发生之日”解释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法院的同志认为，工资依法应按月发给劳动者，劳动者在用人单位未支付或未足额支付工资的当月就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事实,故而一般只支持劳动者申请仲裁之日前60天的工资请求。在拖欠加班费较普遍的地区，一些地方政府也以被拖欠工资的劳动者人数众多、拖欠工资总额较大为由，片面强调保护投资商的利益。这种做法极大地损害了劳动者权益，使用人单位工资拖欠得越多越对其有利，助长了欠薪之风，忽视了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处于弱势地位的事实。

(二)涉及消费者的纠纷

1、我省涉及消费者纠纷的现状

一是涉及消费者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且总数较大。据统计，广东省各级消委会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呈逐年递增态势，20*年受理投诉*件，比2005年增加71.2%。

二是消费纠纷的热点集中于住房、医疗、公用事业社会服务领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在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及公用事业社会服务制度进行市场化改革后，普通生活日需品消费只占消费者消费价值的极少部分，住房、医疗等成为普通居民的主要消费渠道，而消费者在这些领域的弱势地位远比普通生活消费为甚。

三是消费纠纷的非讼解决率低、率低。经与我省部分消委会座谈了解到，由于社会诚信约束机制的缺乏，一方面消费纠纷通过协商调解机制解决通常较为困难，另一方面，由于诉讼成本过大和诉讼周期过长且消费者取证困难，消费者往往畏于诉讼而经营者则不惧消费者向法院。

2、涉及消费者诉讼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消费者诉讼的成本偏高。与商事纠纷相比，消费纠纷涉及的诉讼标的额较小，因此消费者的诉讼承受力也相对较低，更需要一个简便、高效、低廉的诉讼机制来解决问题。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只是普通程序在送达、庭审方面的相对简化，由于立案、审理、执行在法院机构与程序上的分离，以及一审、二审、执行的一般案件处理流程，涉及消费者诉讼的周期和成本仍然较高，而且这种成本与预期收益相比有时是得不偿失的，这导致消费者实际上较难通过诉讼途径实现其基本权利。

其次，消费者的举证较为困难。在科技进步、促销手段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消费者不可能对科技时代生产出的商品结构、性能、品质等诸多方面有明确和深刻的了解，因而信息不对称使消费者难以就经营者的过错进行有效举证。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举证责任倒置规定了八种情况，其中涉及消费者权益问题的只有产品质量和医疗事故，其他方面都需要消费者举证，这显然不足以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

其三，纠纷的解决方式单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规定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二)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三)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四)根据仲裁协议仲裁;(四)向人民法院提讼。这一规定看似提供了许多解决方式，实际上解决纠纷的终极手段仍是诉讼。目前，由于生产与经营的社会化、专业化，常常使消费者难以靠自身力量寻找和追究侵害消费者权利的责任者，在缺乏有效行业自律和处理消费投诉的行政执法效能较低的情况下，消费者要想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得不选择成本最高的诉讼途径。

其四，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影响了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至今已近十年，其对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所发挥的作用勿庸置疑，但其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如对于“消费者”的界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为“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主体，但对于“知假买假者”是否构成消费者，并无可操作性规定。又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该法的适用范围是否包括房地产、交通运输、医疗服务等领域，亦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各地处理标准不统一。其他的法律法规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如在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中，由于商品房验收存在规划验收、工程质量验收、电梯验收、消防验收、环保验收等多项标准，在取消综合验收后，有关法律法规或规章对商品房交付给小业主的标准无明确的可操作性规定，导致购房者在收楼问题上摇摆不定，客观上难以维护自身权益。

(三)涉及道路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及工伤事故的纠纷

1、道路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及工伤事故诉讼的主要特点：

一是诉讼总量增长明显。广东省各级法院在20*年受理上述一审案件共计*件，比2005年增长*%。

二是各类事故诉讼的数量增长不平衡。其中，由于工伤保险制度的全面推行，工伤事故诉讼数量增长不多，而交通事故数量近年增长迅速，成为所占比例最高的事故诉讼。我省20*年受理一审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件，比2005年增加*%。

三是案件审理难度大。由于事故赔偿款对遭受事故的受害人的日后生活影响很大，赔偿项目又名目繁多、复杂交错，所以劳动者对诉讼的期望值很高，上访、投诉、缠讼乃至采取过激行为等事件时有发生。

2、事故损害赔偿请求权人寻求法律保护遭遇的难题：

首先，工伤事故外理程序过于冗长。对于工伤事故赔偿案件的处理，《劳动法》及《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了不同于一般民事案件的处理程序。先是要进行工伤认定(30日内提出申请，60日内作出认定)，对工伤认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60日内提出申请，60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对复议不服的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15日内提起，3个月内审结)，行政诉讼实行二审终审制(15日内上诉，2个月内审结);然后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和劳动能力鉴定(30日内提出申请，60日内作出鉴定结论)，对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申请复查(15日内提出申请，复查期限无规定，以60日计)，对复查结果不服的还可以向上一级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15日内提出申请，重新鉴定期限无规定，以60日计);接着是仲裁阶段(60日内提起，60日内作出裁决);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提起民事诉讼(15日内提起，3个月或6个月内审结)，民事诉讼也实行二审终审制(15日内提起，3个月内审结)。如果以上程序都走一遍，即使都在审限内结案，最长要花费1050天，接近3年，扣除提出申请的时间也还要两年多。

其次，医疗事故鉴定难。目前，虽然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主管机构已由卫生行政部门变为医学会，但是其鉴定体制仍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存在行业保护的倾向。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虽然明确医疗事故的过错及因果关系证明实行举证倒置即由医疗机构举证，但最终仍要落实到事故责任的鉴定，只是医疗机构更多成为申请事故鉴定的主体。处于极度弱势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请求权人要想得到一份对自己有利的医疗事故鉴定，往往困难重重。

其三，道路交通事故配套法规不完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该法所规定的一些配套法规仍未出台，严重影响了事故损害赔偿请求权人的利益。由于规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条例迟迟没有出台，道路交通事故中保险人的责任性质及责任范围不明确，导致各地的司法标准各异。而且，由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社会救助基金至今尚未成立，对不能及时或不能获得民事赔偿的受害人来讲，法律规定的其可得到救助基金机构救助的权利不能得到实现。

其四，事故损害赔偿请求权人不易得到充分的赔偿。在司法实务中，囿于现行法律的不合理规定及一些法官过于保守的司法理念，事故损害赔偿请求权人往往得不到充分的赔偿。一是我国医疗事故赔偿和工伤事故赔偿标准适用特别的规定，其赔偿标准远远低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实践中构成医疗事故的案件与未构成医疗事故仅构成医疗过失的案件相比，由于后者适用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而前者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往往后者反而比前者赔得更多。二是在后续治疗费和精神损害赔偿的裁判上，一些法官未能充分考虑事故赔偿请求权人的弱势地位，过分限制其赔偿要求。如一些法院为案件的简便处理，不考虑支持当事人提出的合理且可预见的后续治疗费，给当事人造成讼累。

二、社会弱势群体的界定

社会弱势群体作为一个集体名词，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学范畴，而更多地属于社会学领域的概念。“弱势”是相对于“强势”而言的，因此社会弱势群体就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是对社会人群根据一定标准进行比较的结果。从社会学角度来讲，社会弱势群体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的共同差别表现为经济利益、生活质量和承受力三个方面的共同特征即同一性，这种同一性表现在：贫困性;低层次性;脆弱性。主要涉及贫困者群体、残疾人群体、精神病患者群体、失业者群体等。法学上的人是由种种权利和义务构成的抽象综合体，法学上的弱势群体不同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并不是从社会现实生活中描述出来，而是人们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现实情况而主观设置的标准，主要是指在日常交易或缔约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且在纠纷处理中诉讼能力较差、以致不易实现自己基本权利的特定法律主体。笔者以为，从法律的发展来看，随着人类向工业社会的发展，企业的雇佣规模越来越大，企业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各类工业事故也在不断增加，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消费者、事故受害人成为现代社会最典型和数量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

上述法律主体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在法律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隶属关系的存在。在现实生活中，不仅身份关系产生隶属关系，一些合同关系同样可以产生隶属关系。劳动关系的特征即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形成隶属关系，劳动者在合同关系存续过程中对用人单位处于经济上的依附关系。

2、信息的不对称。虽然在一些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由于双方对信息掌握程度相差较大，造成双方市场交易地位的实际不平等。如消费者与经营者特别是处于垄断地位的经营者虽然在合同关系中是平等主体，但由于消费者相对于经营者，在销售信息、技术知识方面的获取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导致双方的交易地位实际上并不平等。在医疗事故法律关系中，相对于掌握专业技术及医疗信息的医疗机构，事故受害人在信息上明显处于劣势地位。

3、经济力量的差距。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组织的实力不断增大，自然人与经济实体间的资源占有能力更显悬殊，导致两者在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实现能力不平等。

4、生理原因的脆弱性。随着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及触电事故的不断增多，事故受害者形成一个数量众多的群体。因自身生理及精神上的脆弱性，导致事故受害人对自身权益的维护面临诸多困境。

5、制度的不利影响。就弱势群体的诉讼能力和诉讼承受力而言，需要的是及时、高效、简便的纠纷处理机制，但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及民事诉讼制度的诉讼成本过大，不利于弱势群体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进一步加强社会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建议

同情弱者，扶助贫者，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要求我们必须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进行特别的保护。同时，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显然不能仅仅停留在静态的立法层面，还必须在法律的运行、促进权利实现方面寻求切实可行的法律措施，方能实现全方位的保护。

(一)树立实质公平的理念，确立注重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原则

现代社会之所以愈来愈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现状及其保护，是文明社会道德水平及法律进化的产物。法律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体现了法律正义，是消除个体痛苦的人道主义与消减社会痛苦的功利主义的双重要求。现代法律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在追求平等保护的前提下，对社会弱者进行倾斜保护，劳动法脱离私法而独立发展就是一个明证。一个良好的法律必须是正义的法律，正义的法律必须是关爱和保护弱者的法律。而我国现行的各项程序法和实体法，大多只确立了平等、公正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导致在处理当事人现实地位极不平等的各类法律纠纷中，只注重对有关各方平等对待，而不能保证弱势一方得到“特别保护”。因此，我们在司法实务中必须确立注重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原则。保护与救济社会弱势群体，一方面可以体现社会对弱者的人文关怀，改变弱者的不利境况，确保其生存，促进其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整合社会矛盾，和谐社会关系，为经济健康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创造条件。

(二)建立高效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

现阶段强制仲裁程序的存在，使一些案件经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调解或裁决方式予以消化，一定程度上使法院缓解了案件数量过度增长的压力。但另一方面，相对于劳动争议案件案情简单和标的较小的特征，相对于劳动者对过高诉讼成本、过长诉讼期间难以承受的事实，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确有进行修改、完善的必要。要建立公正、高效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还必须从立法上对现有制度进行变革。对于处理模式的选择，宜建立“或裁或审，各自终局”，即当劳动争议发生后，任由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或法院申请仲裁或提讼，且二者只能选择其一作为解决劳动争议的方式，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并有效分流案件的压力。但在目前的这种现实状况下，这种设想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体制改革不仅要实现高效还要保证公正，而由于以下原因，现有劳动仲裁机构并不完全具备这一要求：一是现有的劳动仲裁机构实际依附于劳动行政部门，具有行政性，很难体现裁判的中立性;二是现有的劳动争议仲裁员主要是劳动行政部门内部委任的，大多是劳动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法律素养不足，加之又无公开和严谨的仲裁程序，权威性不够;三是劳动争议案件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案件，体现了国家对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和劳动关系的强有力干预，应由法院进行终局裁判，不宜直接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终局性裁决。其次，该种设想不可能有效地实现案件分流。由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中立性、权威性均不足，所预收的仲裁费用又远远高于法院的诉讼费，加之劳动者法律意识较淡薄，大多不可能与用人单位事先约定仲裁，最终绝大多数案件反而会涌向法院。因此，在实施该种改革之前，有必要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进行必要的改造，使之成为更为独立的仲裁机构，并确立较全面和严谨的仲裁程序。同时可借鉴人民法院对商事仲裁进行司法审查的有关规定，建立人民法院对劳动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

(三)切实降低社会弱势群体的诉讼成本——建立高效低廉的小额诉讼制度，真正实现小额民事案件的快速裁决

由于社会弱势群体的诉讼承受力较低，其能接受的司法救济必须是高效和低廉的，而现有的诉讼程序即便是简易程序的诉讼成本和诉讼周期也是他们无法承受的。同时，据统计，我省基层法院从2002年到2004年适用简易程序的比率均达到70%左右，说明基层法院受理的绝大部分案件是法律关系简单、事实清楚的案件，如进一步建立小额债务案件的速裁机制，真正实现案件处理的繁简分流，也有利于根本上解决我省珠三角地区案多人少的困境。

由于涉及社会弱势群体的案件大多标的较小、事实简单且当事人强烈要求快速处理，我国迫切需要在民事诉讼简易程序中设立一种新型的小额诉讼程序，创设比现行简易程序更快捷、成本更低、周期更短的诉讼制度。根据各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小额诉讼程序应体现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禁止律师，以减轻诉讼成本;二是应以一次期日审结、当庭宣判为原则，保证质证与认证的灵活，判决书的制作力求简洁;三是对不服判决的司法救济尽量简单，即采取一审终审，以保证小额权利的快速实现。

(四)在实体法律适用上，对法律作有利于社会弱势群体的理解

要真正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不仅要在诉讼程序上保障其权利，在实体法的适用上更应充分保证其权利的实现，以实现案件处理的实质公正。如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对法律、司法解释虽无明确规定举证倒置的，而举证责任由弱势一方当事人承担可能造成不公平后果的，可依据民法的诚信原则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强势的当事人承担。又如在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期间的理解上，由于获得工资、加班工资是劳动者的重要权利，该项权利的实现关系到劳动者的生存权。从工资拖欠之日起六十日不申请仲裁即不予保护，这对处于弱势的劳动者群体是苛刻的，也会助长不良企业更加变本加厉地拖欠工人工资，弊端太大，难以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关于拖欠工资的追索时效，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是从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算，可以理解为从纠纷发生了才起算。但原劳动部《关于执行〈劳动法〉的意见》则解释为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起算，这与法律的立法精神不相符，作为行政规章，法院可以不予适用。

篇7

近年来，医疗纠纷频频发生，甚至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因素之一。传统的化解途径虽然有效遏制了这些矛盾，但还存在着不公正等种种弊端。专家认为，解决医疗纠纷问题应当谋求治本之策，关键是要对现行鉴定程序加强法制监管，保证鉴定结果的公正性。

山西省卫生厅医政处有关负责人分析说，导致医疗纠纷频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六个：一是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不足，医院等医疗机构在承担公益职能的同时，还必须通过自己挣钱来维持运转，这必然会导致医药成本向患者转移，进而诱发冲突；二是医院等医疗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利益上的不均衡甚至出现冲突，这就会使一些医疗从业人员内心不平衡，从而导致乱收费等现象产生；三是有关医疗卫生的法制不健全；四是部分医疗机构和从业人员道德、信仰缺失，再加上管理不到位等因素，致使医生医德缺失、缺乏诚信；五是患者与医疗卫生机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六是我国现行的医疗纠纷处理方式不得力。

根据国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目前我国法定的医疗纠纷处理主要有三种途径：

一是医院与患者家属自行协商解决。但由于医方几乎掌握了所有信息，导致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两者之间往往难以达成协议。患者最终只能通过“闹”来解决问题，“多闹多给钱、少闹少给钱、不闹不给钱”成为一些患者的惯有心态。

二是在医学会等组织进行鉴定的基础上解决。医院是卫生部门的下属单位，医学会等组织也是卫生行政部门管理下的机构，其组成人员也大多为医院的在职医生，因此医疗鉴定的公正性受到患者及社会的广泛质疑。

三是通过打官司等法律途径解决。不过由于诉讼成本高、时间长等因素，医患双方都难以承受。同时受理案件的法官等司法人员很少具备医学知识，其审理案件的主要证据一般也是医学会的鉴定资料，判罚结果的公正性也会受到质疑。

这三种途径在实际操作中都离不开鉴定这个环节，鉴定中“裁判员”的公正性至关重要。目前看来，组建一个既掌握医学专业技术，又能够“超脱”各方利益的鉴定机构还是个难题。因此，医疗纠纷鉴定存在的制度性缺陷造成了医疗纠纷处理不得力，加剧了医患矛盾的发生及升级。

专家们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杜绝医疗纠纷，还需从四方面努力：1)由政府从投入、立法等方面采取积极举措，解决当前普遍存在于医疗卫生行业的体制、机制性难题。2)呼吁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转变观念，改变现有的生物医学模式，不能就病谈病，要形成“以人为本”的生物社会心理医疗模式，切实从服务等各方面满足患者的多方面需求。3)发达国家借助医疗责任险把医疗纠纷从医院内转移到医院外的做法也可借鉴。在医疗责任险得以推行的理想模式下，可以避免大量的过度检查等行为，医生可以从医患纠纷中解脱出来，专心从事医疗工作。但要保证医疗责任险的运行效果，必须由政府、医院、患者三方合力，建立起专业有效的调解机制和公平公正的经济责任转移机制。4)不管是“近亲鉴定”还是“手足鉴定”，关键在于要对鉴定加强法制监管，尽可能保证鉴定的公正性。

中医药界人士发表宣言反对废弃中医药

“传承中医药文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中医药的言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中医药界代表近日在广州，以发表宣言的方式坚决反对废弃中医药。

炎帝神农中医药发展论坛近日在广州举行，论坛发表了《中医药发展广州宣言》。宣言提出了反对盲目“西化”、坚持科技创新、尊重知识产权等主张。

最近，国内有人提出“废除中医”。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说，在中国民众的医学预防中，中、西医各项半边天，中国约有半数人口接受中医药服务。

但李连达同时承认，中医药的“内忧外患”不利于其自身发展。中医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学术体系有待发展。

他说，中医药在国际上仍处于尴尬地位，虽然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市场，但普遍难以进入国际医药和保健品的主流。

“2007年或许就是个拐点”，论坛承办者之一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楚源说。他认为，目前正在形成一个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社会氛围。

“神农中医药文化研究院”近日在广州揭牌，研究院聘请多名专家，计划每年投入1000万元以上资金研究中医药文化。

早期诊断是降低乳腺癌死亡率的关键

“目前专家一致认为，对乳腺癌的早期诊断是提高患者生存率和生存质量、提高乳腺癌治愈率、降低乳腺癌死亡率的关键。”北京协和医院乳腺中心主任孙强教授呼吁医患双方加强对乳腺疾病的筛查意识，以有效防止乳腺癌的漏诊和误诊。

在近日由中国人民307医院主办的“全国乳腺癌治疗进展高级研讨会”上，孙强教授专门就“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做了专题演讲。他说，乳腺癌是女性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死亡率居妇女各类恶性肿瘤死亡率之首。国外的一项权威研究结果显示，广泛开展的乳腺普查与不断提高的早期发现率是乳腺癌死亡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美国，近80％的乳腺癌患者被发现时正处于早期，而在我国绝大多数却已是晚期。

临床实践证明，乳腺的原位癌几乎100％可以治愈，I期乳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为97％，Ⅱ期是75．9％，Ⅲ期仅为45％。由此可见，对乳腺癌的早期诊断，是提高患者生存率和生存质量、提高乳腺癌治愈率、降低乳腺癌死亡率的关键。

篇8

[关键词] 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评析

[中图分类号] R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3）08（a）-0025-03

现阶段医疗纠纷的高发、暴力化、群体化，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从中央到地方均在探索如何公正、高效且医患双方满意的纠纷解决路径，从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7章专章对解决医疗损害侵权作了规定，到近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地方政府规章层面颁布了各地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下称“办法”）将于2013年6月1日正式实施，但该研究认为《办法》的一些具体规定仍需进一步明确修改，尤其是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下称“医调委”）的中立性、医院自限制和医疗纠纷的仲裁问题，可能直接影响到《办法》的具体实施效果。

1 问题的提出

1.1 医调委的中立性问题

《办法》第7条第2款规定在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可以“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具有简便性、灵活性和经济性的特点，能有效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1]，应当予以肯定，但有必要加强医调委的中立性。调解机构中立性是调解医疗纠纷的前提。所谓中立性是指医疗纠纷调解机构在调解过程，保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言行。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客观性：要求调解机构对纠纷事实的认定要有明确的证据认定程序，不能为了达成调解而牺牲任何一方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21、22条规定“人民调解员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坚持原则，明法析理，主持公道”，“ 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2、公正性：公正性要求调解机构不得偏向任何一方，判断标准主要是看调解机构是否直接或间接与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中立性是调解发挥效用的关键，就像被2002年以前人们反复诟病的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纠纷进行鉴定就像“老子”鉴定“儿子”一样，如果当事人观念上认为调解机构缺乏中立性，那么无论结果怎样都无法有效化解纠纷。就《办法》中关于医调委的相关规定，其中立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1）《办法》应细化涉及医调委中立性的相关规定

中立性是医调委能否获得医疗机构和患方的信任最关键的因素，但《办法》中并无明确规定。该研究认为，应当从组织、人事任免、经费来源、操作过程等几方面来保证其独立性，医调委应与卫生行政部门、医师团体、医疗机构等保持距离[2]。

（2）关于医调委的评鉴制度

医调委的评鉴制度对于快速解决医疗纠纷提供了一条新的模式，通过建立医调委专家库，对争议纠纷在短期内评鉴调解，无疑提高了纠纷处理效率，应当鼓励，但评鉴制度本身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法关于纠纷过错认定的法定形式有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两种，《办法》第34条仅规定了专家库的功能是“为医疗纠纷的调查、评估和调解提供技术咨询”，未规定医调委的评鉴职能，虽然医调委的评鉴可以认为是医患双方合意下的一种纠纷快速处理方式，但当涉及到依据评鉴结果签署调解书并形成司法确认书时，法院应当慎重。因为毕竟评鉴结果仅是基于双方合意的非官方结论，签收法院的调解书后当事人就丧失了救济途径。因此，笔者建议赋予评鉴结果一定的地位，否则司法确认的合法性存疑。

1.2 医院财产处置权问题

《办法》第29条规定“医疗纠纷赔付金额1万元以上的，公立医疗机构应当采取本办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至第五项及第二款规定的途径解决，不得与患者或者其近亲属自行协商处理”。该条款涉及医院财产自主处置权问题，笔者认为此种限制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民法通则》规定，我国法人类型有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机关法人，其中公立医疗机构均属于事业单位法人。根据法人的概念，法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它可以自己的名义，通过自己的行为享有和行使民事权利，设定和承担民事义务，拥有财产处置权和独立承担责任是法人的重要属性。医疗机构与患者协商赔偿，本质上讲是对自身行为法律后果的责任承担，和解协议其本质为合同性质，应属法人意思自治领域。从《立法法》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规章不得与上位法相冲突，我国《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该规定赋予了医疗机构自行与患者签署和解协议的权利，《办法》作为地方政府规章，对上述权利的限制缺乏法律依据。从行政监管的角度来看，《办法》对公立医疗机构的限制似乎是出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顾虑，从最初的草案也可以看出端倪，但上述做法并不妥当，通过限制财产处置权来预防国有资产流失从经济学上讲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如果双方当事人可以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任何第三方的介入都可能增加成本。对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监管，对证实确实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医疗机构采取行政处罚等监管措施。

另外，从公立医院改革大方向来看，就是要避免政府对医院自的过多干预，建立公立医院自主运行机制，厘清医院和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逐步释放医院自，以提高医院运行效率，因此《办法》对医院自限制有必要进一步修订。

1.3 医疗纠纷仲裁问题

《办法》第7条第2款规定：“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市可以试行医疗纠纷仲裁”。但根据《仲裁法》第2条规定，只有商事纠纷才能进行仲裁，“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医疗纠纷属于人身权益纠纷，《办法》提出医疗纠纷进行仲裁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再者，即使允许医疗纠纷争议仲裁，仍然面临着医疗行为过错的认定机构和形式问题，如果仍然委托司法鉴定机构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委托医学会鉴定，那么仍然可能会遇到鉴定时间过长、鉴定机构中立性等问题，无法凸显仲裁优势。

2 相关建议与讨论

2.1 增加医调委的中立性

2.1.1 细化制度，保障医调委中立性 《办法》对医调委中立性的相关规定不够细化，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相应条款：①医调委的设立人（或称开办人）应当与医疗机构无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②医调委主要管理人员的任免应当保证独立性，不受医疗机构和捐助机构的干预；③医调委的经费来源应当与医疗机构、医疗责任险承保的保险公司等机构无关；④在调解案件过程中医调委不受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的干涉；⑤医调委应当保持非营利性。

2.1.2 完善评鉴制度 医疗纠纷争议常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医患双方对基本事实予以认可（如均认为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但对于赔偿金额不能达成一致的；另一种情况是医患双方对于基本事实存在争议（如患方认为医院存在过错或篡改病历，而医方认为自己无过错）。笔者认为，对于第一种情况医调委调解显然合适，但对于第二种情况，多数需要医调委召开评鉴会分清责任。笔者建议，《办法》应当对医调委的评鉴职能予以确认并细化，保障评鉴结论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在此之前，在调解书申请司法确认时，法院应当对申请司法确认调解书的评鉴结论进行审查。

2.1.3 加强医调委的经费保障 医调委作为依法成立的民间调解组织，根据《办法》第30条的规定，其调解不得收费。那么医调委的运作经费必须通过其他途径予以保障，这样才能保证医调委的日常运作，虽然《办法》第8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人员、办公场地等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有条件的市、县、区人民政府可以对医调委的设立及开展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以及《办法》第10条规定的社会捐助方式。但上述规定还需要进一步细化，首先从“必要的支持和保障”以及“可以”等用语来看，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医调委有“断粮”的可能，因此建议医调委经费明确由财政保障，例如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以确保其公信力[3]。其次，对社会捐助机构的规定缺乏细化。医调委具有中立性，其接受社会捐助应当受到限制，对于可能影响其中立性的机构捐助，医调委不得接纳。如：与医疗机构有保险关系的保险公司、医疗机构等。

2.2 增加医院自

2.2.1 解除对医院和解权限的限制 医疗机构作为事业单位法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其具有自行和解医疗纠纷的权利，包括诉前和解，诉中和解。《办法》对医疗机构超过一万元自行和解权的限制，在实际案件中可能会大大降低效率。如患者将医疗机构诉至法院后，在庭审过程中医患双方达成和解且和解金额超过1万元，患方同意撤诉。此时，医疗机构能否与患者签署和解协议书？是否还要到医调委或卫生行政机关予以确认？根据《办法》29条的规定，医疗机构是不能自行和解的（如果允许自行和解，是否所有超过1万元的赔偿都可以先再和解？），这显然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和解的精神，因此笔者建议应当解除对医院和解自的限制，允许医院与患者自行协商。有声音认为，政府之所以限制医院和解自，主要是出于保护医院，避免“医闹”。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医闹”属于非法行为，对于扰乱医疗机构正常秩序的“医闹”，应当严格执法[4]，《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刑法》对此都有规定，减少医闹，关键在于执法。

2.2.2 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资产管理应当转变方式 《办法》第29条另一个目的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管理方式应当转变。在我国现有医疗体制下，政府作为公立医院的开办人，当然具有防止医院资产流失的责任，但不能以限制医院财产处置权的方式进行管理。结合我国新医改的要求，应从医院治理结构转变入手，建立理事会决策、管理层执行、政府监督的权利构架。通过委派政府官员理事进入理事会的事前监督结合审计委员会的内外部审计事后监督方式，来管理好国有资产，形成良性循环，而非一味的限制医院权利。

2.3 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

关于医疗纠纷是否可以仲裁学界有不同看法。反对者认为，医疗损害属于人身损害事项，非商事合同纠纷，因此医疗纠纷仲裁于法无据。另一种观点认为，医患纠纷包括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和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均属于当事人可自由处分的具有财产性的事项，因而医疗纠纷完全可以通过仲裁方式予以解决[5]。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并认为医疗纠纷仲裁与医调委相比，没有明显优势且不符合法理[6]。从法理上说，既然医患纠纷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而同样作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却不可，难道两者的赔偿不都是具有财产权性质吗？从专业优势上看，医调委建立了自己的专家库，对于复杂有争议的医疗纠纷通过专家评鉴制度能够快速处理，而大部分仲裁机构缺乏专家库支撑，难以胜任医疗纠纷的仲裁工作；从纠纷成本上看，医调委作为独立第三方民间调解机构，调解是免费的，对于患方来说无疑是减轻了经济负担，而仲裁患方则需要缴纳仲裁相关费用；从快捷性来看，《办法》第39条规定了“医调委应当自受理调解申请之日起30日内调解终结”，相对于仲裁更加快捷；从终局性来看，《办法》第40条规定了“医患双方当事人同意对人民调解协议书进行司法确认的，医调委应当协助当事人进行司法确认”，如果经司法机关审查，发现医调委的调解违反法律规定的，还可以予以纠正，但仲裁却具有终局性，一裁终局，缺乏其他救济途径。另外，实践中，深圳市有相关地方规章，但具体报道的仲裁案例为数并不多。因此，从各个方面对比来看，如果完善了医调委第三方调解机制，医疗纠纷仲裁完全可以被取代。

3 结语

《办法》的出台为依法解决医患纠纷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无疑对缓和医患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办法》中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规定仍需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完善，方能更好的发挥效用，该研究仅针对部分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参考文献]

[1] 刘世，罗刚.我国医疗纠纷调解模式之选择[J].医学与法学，2011，3（2）：28-31.

[2] 赵敏，刘洋.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研究[J].医学与法学，2010， 2（2）：81-85.

[3] 张泽洪，徐伟民.宁波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J].中华医院管理， 2009，25（10）：687-690.

[4] 魏占英，曹艳林，王将军.完善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建议的探讨[J].中国医院，2012，16（7）：11-13.

[5] 马占军. 我国医疗纠纷仲裁解决机制构建研究[J].河北法学， 2011， 29（8）：2-11.

篇9

关键词：医用计量器具；检定；宣传教育；行政执法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23-0004-02

计量，一个古老而又贴近百姓生活的话题。

计量在我国已有近五千年的历史，其先后经历了古典阶段、经典阶段和现代阶段。医学计量属于计量之中的一个分支。谁都知道，健康无小事，吃多一颗药可能夺命，打错一支针可能致残。医疗设备计量如果不准确，将会有多少患者的病情得不到准确的判断？将会有多少患者因此得不到合理的治疗？然而现实中又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发

生呢？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更多的人关注着身体的健康。医用计量器具作为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现代医疗设备，被广泛用于临床诊断与治疗中，如CT、B超、X光机、心电图机和血压计等等，这些医用计量器具的量值直接应用于病情的诊断和治疗。因此，医用计量器具的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计量法》明确规定，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目录》中用于医疗卫生方面的工作计量器具必须按规定执行强制检定，从而从法律上保证了在用计量器具检测的合法性，以此来保障这些计量器具量值的准确可靠。在用医用计量器具的检测，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技术保证。医生对疾病的诊断，大部分依据于科学的计量检测仪器，在用医用计量器具的失准很有可能会造成在诊断中的误诊和漏诊。如果使用未经检定并且已失准的血压计给病人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可能会被误诊，长期服用降压药物将导致严重后果；放射影像设备运行过程中，过量的X射线会造成对人体的伤害，影像的模糊可能会造成诊断上的误诊；在病理生化分析中，如血常规、生化分析等项目，医用检验仪器为病理化验分析提供了准确可靠的数据信息，一旦检验仪器量值失准，必将会造成误诊。因此，在用医疗计量器具的首次及周期检定工作的正常开展，可以保障这些计量器具量值的准确可靠和安全，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昭通市总共11个县区，上百家医疗卫生单位，上千台医用计量器具，这些所有计量器具量值的准确与否与无数患者的身体健康密切联系着。昭通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于2012年对全市9个县区（包括昭阳区、彝良、大关、盐津、水富、镇雄、威信、永善、鲁甸。另外，绥江县由于移民搬迁未检定，巧家县拒绝检定）67家医疗卫生单位在用694台医用计量器具，根据相关国家检定规程规范依次进行了周期检定和校准。此次受检医用计量器具合格率99%，其中人体秤失准5台，已建议停止使用；多参数监护仪失准及导联线损坏6台，已建议使用单位联系生产厂家进行维修调试；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失准4台，已建议使用单位联系生产厂家处理；血细胞分析仪不合格2台，建议停止使用。

在此次检定过程中，大多数医疗卫生单位态度热情，大力支持工作的开展进行，极个别的单位态度十分恶劣，拒绝检定，其中，尤其以巧家县6家规模较大的医院最为突出。那么，为什么在极个别的医院计量工作会如此难以执行呢？归结起来有以下五方面的原因：

其一，漠视检定。相当一部分医院漠视医用计量器具准确的重要性，个别医院负责人对医疗设备不进行检定给医疗质量带来的潜在隐患和危害认识不清，甚至普遍认为检定付费，自己吃亏了，因而极不配合，所以，尽管计量部门已主动联系检定，仍是千方百计的阻拦。

其二，抵制检定。个别医院干脆以各种“理由”抵制依法实施的强制检定。一些错误的说法认为：我自己购买的是正规厂家生产的设备，并且还是刚买来几个月的新设备，有厂家出具的产品合格证，那么我的设备是很准确的，不需要质监部门的检测。殊不知，医疗设备计量不准确，“失准”的原因很多，例如操作不当、维护不当等等。例如，在此次检定过程中，计量工作人员发现有的医护人员在使用多参数监护仪时，对血氧探头不会保护和对一些简单的参数设置都比较陌生，种种因素都可能造成设备计量不准确。一个产品合格证真的就能保证设备合格准确了吗？全国知名的“毒奶粉”事件，那些夺走多少幼小生命的毒奶粉难道在出厂时就没有产品合格证了吗？事实上是，生产商自己贴上合格证的产品不一定就是合格、准确的。毒奶粉因为质量不合格夺走了那么多幼小的生命，如果医用计量器具不准确，造成误诊、漏诊，这难道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危害吗？所谓“医者父母心”，然而，持有这样一种观念态度的医务人员，试问如何能让患者的生命健康得到应有的保障！

其三，瞒报逃检。在我市此次医疗设备强制检定过程中，瞒报逃检、少报少检的情况普遍存在，尤其以巧家县个别医院极为突出。例如，该医院为二级甲等医院，总共有多参数监护仪10台，在检定过程中只报2台，其中1台已坏等等。

其四，不要证书，不愿缴费。在此次检定过程中，有的医院持这样一种说法：我们就给2000元钱，你们爱检多少设备你们检多少设备，多了我也不给钱，我可以不要报告。在巧家县进行检定的过程中，个别医院尤为突出。该院领导以科室负责人不愿意对设备进行检定和不愿意缴付检定费为由拒绝检定。更有甚者：你们进行检测也是国家财政给你们发工资嘛，你们为什么要收费呢？你们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嘛！也有的以卫生部文件“卫法监【2002】119号”为由（其中说明X射线诊断机等设备不属于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拒绝检定。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明确规定：“医用三源”属于强制检定计量器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等级效力，卫生部文件效力明显低于《计量法》，而医院则坚持：卫生部是我们的主管部门，我们只认上级主管部门，你们质监部门无权干涉。任凭我们的计量工作人员多次解释、耐心的沟通，医院仍然拒绝检定。截至现在，巧家县所有医疗卫生单位在用医疗计量器具完全处于脱检状态，这必然给广大就诊患者的准确治疗带来一定的潜在隐患！

其五，讨价还价。在此次检定过程中，还出现一种情况：医疗卫生单位同计量工作人员讨价还价。例如，医院领导同计量检测人员讨价还价：我们医院的设备多，但是都是准确的，不准确的我们也不敢用，你们就随便检测一台，意思一下就行了，我们自己的设备自己有数，这其中尤其以多数妇幼保健院最为突出。现如今，许多乡镇及县区的婚前检查都在妇幼保健院进行，而医院的设备却不经过检定就为广大人民群众做婚前检查，如果设备不准确，那危害的将是多少个幼小的生命！

以上的种种原因，都给我市医疗设备检定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阻力。尽管国家法律明确规定，计量器具使用者应主动申请检定，但如今，我们的计量工作人员找上了门，主动服务，医院还是推三阻四。尽管国家法律明确规定，未经申请检定或是检定不合格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但一些医院明知故犯，仍然继续使用未经检定或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个别医院计量检定覆盖率如此之低的情况折射出了：医疗系统一些从业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对病人不负责和对自身违法行为的严重后果无所谓。

那么，针对以上种种不积极现象的发生，要把昭通的医疗设备检定现状向一个好的方面扭转，具体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强化意识，领导重视。

首先，我们需要加强国家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检定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社会公用计量器具、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或是检定不合格的，不得使用”。医疗设备属于医疗卫生的范畴，在用医疗设备需要进行强制检定毋庸置疑。其次，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履行着监管权力，需要加强这种意识。医疗卫生管理部门作为医疗卫生单位的直接管理部门，也需要加强这种意识。医用计量器具使用单位更需要加强这种意识。最后，领导重视。医用计量器具的检定并非小事，关系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牵连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无论监管部门领导、卫生管理部门领导、使用单位的领导都需要重视起来，由上而下，重视医用计量器具检定，把这一项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第二，加强监管，合法行政。

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作为计量器具检定的监督管理部门，需要加大监管力度，强化行政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责令停止使用，可以并处罚款”。第二十七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规定“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和伪造数据，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可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试问，为什么如此多的医疗卫生单位能找出如此多的借口和理由来抵制检定？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力度不够，手段不够强硬。如果管理部门能够加大执法力度，一旦发现检定周期已过不申请检定并且继续使用、未进行检定就使用或是干脆抵制检定的，依法进行查处，没收违法所得，并且通过广大媒体进行曝光，那么，昭通目前的这种状况定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第三，加大宣传，全民监督。

自古以来，人民群众的力量都是伟大的、无穷的。医用计量器具的检定工作，不单单是靠监管部门的行政执法和检测部门的宣传教育就能完成，我们还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我们还需要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广大媒体进行全社会的宣传教育，让广大人民群众一起行动起来，让每一个公民都履行起自己的监督义务，给昭通的医疗卫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随着国家对医疗卫生市场整顿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医患纠纷处理举证责任倒置政策出台，医疗事故责任逐步明确，所以，如何保证医疗设备的量值准确和安全可靠，将显得十分重要。由于医疗设备风险的客观存在，医院应采取必要的对策消除或降低医疗设备风险，根据国外经验，计量检定即是质量保证的手段之一。

同时，现如今广大人民群众对医疗保健的需要不仅仅是停留在“温饱型”上，要保证医疗设备的安全性、有效性、使用的合理性、最小副作用、病人舒适感、使用中出现问题的处理方式和过程信息的准确记录等，也就是追求最小风险、良好的预期效果等较高要求。

医学计量属于法制计量、民生计量的范畴，是我们质监部门“关注民生、计量惠民”的重大实践，也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应认真执行计量法的相关规定，对用于医疗卫生方面的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必须按时按期申报进行强制检定，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或是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不得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