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账户的特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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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跨上了一个新台阶。上海自贸区建立以来，在金融改革方面积累了一些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业务及管理模式经验，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也面临一定的风险，需要积极应对。本文节选自《沪港蓝皮书（2015）》，作者就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方向及路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国际投资新规则形成和我国改革开放深化的背景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诞生了。上海自贸区是中国经济新的“试验田”，旨在探索市场开放和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它对标美国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自由贸易内涵，要求更高水平的开放，并且侧重金融领域。与以往的金融改革和开放相比，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和开放更重视推动要素流动，主要体现在分账核算、投融资汇兑便利化、利率市场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风险管控等方面。上海自贸区建立以来，在金融改革方面积累了一些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业务及管理模式经验，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也面临一定的风险，需要积极应对。

一、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路线图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服务经济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但也存在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农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和民生改善支持不够等问题。因此，党的十提出，要全面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鉴于结构错配和方向错配不仅扭曲了我国的金融资源配置，而且产生了大量不良资产、闲置资产和沉淀资产，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提高金融配置资源效率以及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成为我国新一轮金融改革的突破口和方向。上海自贸区建立以来，“一行三会”等监管部门关于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开放的条例和实施细则陆续出台。其中，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对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最具指导意义。

依据上述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有条不紊地推进，在分账管理、投融资汇兑便利化、利率市场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风险管控等方面进行积极的试点。

1、分账管理

我国实行外汇管制，人民币资本项下尚不能自由兑换。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相当于离岸账户，是央行为发展上海自贸区的离岸金融而实施的创新，也是放松离岸金融管制的重要举措。为了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促进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上海自贸区内居民可通过设立本外币自由贸易账户实现分账核算管理。其中，同一非金融机构主体的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与其他银行结算账户之间因经常项下业务、偿还贷款、实业投资以及其他符合规定的跨境交易需要可办理资金划转。这体现了离岸金融市场与在岸金融市场之间的渗透机制，是《意见》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鉴于目前境外美元融资成本为年化利率1%～2%，而国内同期外币贷款利率为3%～4%，香港的离岸人民币贷款也可以比基准利率下调15%，因此这项金融改革措施有助于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但是推行这种便利化需要一个过程。自由贸易账户要求遵守“先本币、后外币”的原则，自贸区分账核算业务从本币起步，六个月以后接受央行和外汇管理局的评估，条件成熟时开展外币业务。

《业务实施细则》全面规范了上海自贸区的分账核算业务。除了遵守《意见》提出的原则之外，还明确自由贸易账户是规则统一的本外币账户，区内主体和境外机构可根据需要开立。《业务实施细则》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两方面。①业务类型。上海地区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建立分账核算单元，为开立自由贸易账户的区内主体提供经常项目、直接投资和《意见》第三部分投融资创新相关业务的金融服务，以及按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为境外机构提供相关金融服务。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清算所等机构可在获准后，向上海自贸区和境外提供各类跨境金融交易和清算结算服务。②业务管理原则。自由贸易账户与境外账户、境内区外的非居民机构账户，以及自由贸易账户之间的资金流动按宏观审慎的原则实施管理；对自由贸易账户与境内（含区内）其他银行结算账户之间的资金流动，根据有限渗透加严格管理的原则，按跨境业务实施管理；对同一非金融机构的自由贸易账户与一般账户之间的资金划转，应按《业务实施细则》规定的四个渠道办理。对已实现可兑换（包括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相关）的业务，自由贸易账户内资金可自由兑换。

自2014年6月18日上海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正式启动以来，已经有十家中资银行顺利获得央行验收。未来，该试点将逐步由中资银行向外资银行扩展，由银行业向证券、保险、公募基金、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扩展。

2、投融资汇兑便利化

中国实行严格的投融资汇兑管制。虽然贸易项下的投资基本开放，但是我国政府严格管制资本项下的投资资金进出，资本项下的投资资金流出实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流入实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因此，面向企业、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个体工商户等跨境投融资主体，上海自贸区探索进一步促进投融资汇兑便利化的具体措施包括：①区内企业办理跨境直接投资项下的跨境收付、兑换业务时，可直接向银行办理，与前置核准脱钩；②区内机构根据经营需要，可按规定从境外融入本外币资金；③区内主体可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和跨境商务活动的特点，在更大空间内充分利用区内和境外金融市场管理对冲相关风险。

3、利率市场化

央行制定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遵循“先贷款、后存款，先外币、后本币，先大额、后小额，先单位、后个人’的原则。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不断推出新业务，使得理财产品和债券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贷款，小微金融呈现多元化创新，这些现象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2013年7月20日，央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只保留对存款利率的管制。至此，利率市场化已完成绝大部分，我国利率市场化进入关键时期。

上海自贸区的利率市场化在宏观审慎金融管理框架内，根据服务区内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以及金融市场主体培育和市场环境建设情况逐步推进。具体包括：①完善区内居民自由贸易账户和非居民自由贸易账户本外币资金利率的市场化定价监测机制；②将区内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纳入优先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的机构范围，在区内实现大额可转让存单发行的先行先试。央行于2014年2月27日在自贸区内试点放开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之后，市场总体表现平稳。2014年6月27日，央行将这一改革措施推广到全上海市之后，利率也基本持平，实际执行利率微升，外币存款总量平稳有序增长。

4、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的前提下，我国外汇管理由“宽进严出”向均衡管理转变，有序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进一步发挥利率和汇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从2012年8月开始，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在全国推广缩短了企业对外贸易的收付汇时间，降低了企业的财务成本，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虽然中国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较大发展，但是仍然存在较多问题，如过于集中的外汇交易主体、隔离的外汇市场与其他金融市场、不活跃且缺乏创造性的外汇衍生品市场、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方向及路径滞后的外汇管理法规等。

上海自贸区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区内的外汇管理模式与国际接轨，并面向市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从而为经济发展和转型提供内生动力。上海自贸区自建立以来，外汇管理部门颁布了五条举措，包括支持发展总部经济和新型贸易、简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手续、支持自贸区开展境内外租赁服务、取消区内机构向境外支付担保费的核准、支持银行开展面向客户的大宗商品衍生品的柜台交易。上海从2010年开始试点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企业的数量截至2012年已发展到50家。目前，上海正在稳步推进的试点工作包括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管理、跨国公司资金池以及服务贸易项下的外汇收支等。上海自贸区的跨国公司总部资金池已经积累了许多成功案例，主要包括：中国银行携手中银香港为绿地控股集团（上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办理人民币资金池业务；渣打银行携手宝信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在自贸区内开展集团人民币资金池业务，以支持其境内外的流动资金需求、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等；上海银行签约为东方国际集团内117家海内外成员公司提供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服务。

5、风险管控

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坚持风险可控、稳步推进，“成熟一项、推动一项”，适时有序组织试点。央行重视上海自贸区的金融风险管控，将切实加强对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逃税的监管；会同上海市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加强监测分析，密切关注跨境异常资金的流动；按年度对区内机构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区内机构实施分类管理，并建立相应的扶优限劣机制；央行可根据形势判断，加强对上海自贸区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的监管。

《审慎管理细则》全面规范了上海自贸区分账核算业务的风险审慎管理，要求上海地区金融机构建立面向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的响应机制。它的核心内容包括两方面。①管理制度。上海市金融机构应按要求建立上海自贸区分账核算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财务和资产管理、展业管理以及内部控制制度，并以市级机构为单位接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相关系统。②风险管理机制。风险管理包括渗透风险管理、流动性风险管理、币种敞口风险管理、资产风险管理、风险对冲管理等。根据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的需要，通过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调整金融机构开展的自贸区分账核算业务范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将开展非现场监测，并根据不同预警指标，在出现资金异常流动的情形下，采取延长账户存放期、征收特别存款准备金、实行零息存款准备金以及临时资本管制等干预手段，维护上海自贸区金融环境的稳健运行。

二、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影响

上海自贸区现阶段及下一阶段金融创新的重点与核心内容是建设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这也为整个金融创新提供了载体和平台。通过设立自由贸易账户，实施投融资汇兑便利化、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风险管控等措施，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在人民币国际化、平稳有序开放资本项目、促进金融业转型发展和宏观审慎监管方面积累了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1、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于2009年4月在国内五个城市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允许符合要求的外贸企业与其香港贸易伙伴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2010年6月，该试点扩大到20个省级单位。2013年3月，该试点扩大到全国所有跨境贸易企业。虽然人民币结算试点发展迅速，但是人民币贸易计价的进展速度远远低于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速度。2013年，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达4.63万亿元，较2012年同比增长57%。但是大多数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活动仍未采用人民币计价。

从2011年1月开始，人民币可用于国内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2011年10月，人民币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外商直接投资，同时简化了人民币的结算流程。2012年，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额达到5，337亿元，比2011年增长88%，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规模大幅升至4，481亿元。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的日均交易量，目前人民币已成为全球外汇市场中第九大活跃的交易币种。

上海自贸区自建立以来，对跨境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境外借款、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与经常项下集中收付等业务进行了具体规定，使得直接投资的流程进一步简化，个人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手段被引入。其中，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与经常项下集中收付业务是上海自贸区最重要的金融业务创新。跨国公司通过在上海自贸区的子公司建立跨境人民币资金池，可以很好地实现境内外资金池的人民币资金在一定额度内的自由流动，这既有助于提高人民币资金在集团内的使用效率，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全球资金管理目标，又有助于提升人民币作为跨国公司内部主要交易结算货币的地位，服务于总部经济。跨境人民币经常项下集中收付业务的内容包括代收、代付和净额结算。它有助于简化跨境结算手续，大幅减少跨境收支交易数量和金额，进一步提高资金运用和结算效率，降低资金头寸管理成本和外汇风险。

离岸金融政策可以帮助上海自贸区建立起庞大的金融资产蓄水池，通过完善人民币的全球循环路径来打通资本账户，实现金融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从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上海自贸区很可能成为人民币回流最大集散地。截至2014年7月末，上海自贸区内完成境外人民币直接借款78笔，累计金额超过170亿元；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试点企业为36家，资金池收支总额为232.5亿元；跨境人民币结算额为1，356.4亿元，同比增长2.5倍。上海自贸区内人民币业务在上海市的比重不断增长，从2014年4月的不到10%增加到2014年7月的15%。

2、平稳有序开放资本项目

人民币国际化离不开资本项目开放。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上海自贸区通过开设自由贸易账户，实施了隔离型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策略，自贸区内资本市场逐步形成。结合上海自贸区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施的备案制，自由贸易账户进一步简化了企业境外股权投资的流程，并提高了境外投资效率，鼓励企业对外投资。例如，中国银行已经为自贸区企业办理了大宗商品衍生品交易，打通了国际大宗商品套期保值交易通道。自贸区设立的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可以为区内企业提供融资、资产转让、风险对冲等服务。例如，2014年11月推出的“沪港通”有利于逐步开放中国资本项目，增强人民币的流动性，并有望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加速器。

相对于自贸区的企业，虽然个人自由贸易账户目前仍局限于经常项下的交易，但是未来有望借助自由贸易账户以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身份直接投资境外资本市场。对区内券商而言，因为证监会支持上海自贸区的政策尚未实施细则，所以券商的自由贸易账户很难开立。为更好地管理自贸区内外的金融套利，除加强监管外，关键还在于我国政府能否尽快完善国内的人民币利率与汇率市场化的条件。

3、促进金融业转型发展

我国金融业过度依赖银行业，金融业态的发展很不平衡。而且我国金融业以行政管制为基本特征，造成资源配置向制造业、房地产业、地方政府项目和国有企业倾斜的现象，导致产能过剩、资产泡沫，金融部门对实体部门明显产生“挤出效应”，货币产出效率急剧下降，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因此，我国金融业亟须转型发展，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上海自贸区实践着“一行三会”提出的扩大区内金融机构准入与增强服务能力的构想。作为我国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的“试验田”，上海自贸区集聚了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截至2014年8月底，上海自贸区新设持牌类金融机构87家、类金融机构453家、金融信息服务公司296家、投资和资产管理公司2，179家，共计3，015家，占新设企业总数的25%；已有十家中资银行接入自由贸易账户信息监测管理系统，共开立了3，235个自由贸易账户；虽然上海自贸区的自由贸易账户系统现在局限于人民币业务，但是有望根据业务开放原则逐步推出外币业务。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已在区内设立交易服务平台，上海国际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正加紧筹建，上海保险交易所也在积极筹划，上海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将在自贸区成立一周年之际正式开展交易，而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原油期货已于2014年12月获得证监会的批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上海清算所等都将在区内新设或增设交易场所。

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基于市场导向，发展多样化的金融业态，以服务实体经济和分散市场风险。鉴于金融改革开放最终将带来要素价格均一化，上海自贸区的金融业转型可以为全国金融改革积累经验。

4、宏观审慎监管

2005年以来，境内外利率和投资回报率差距与人民币升值，导致境外资金通过多种渠道绕过我国严格的政策管制，大量、快速流入境内。这对我国资本市场开放带来严峻挑战。

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实际上在我国境内形成了一个离岸金融市场，区内和境外的资本流动壁垒将基本消除。因此，自贸区可能成为境外资金渗透到境内寻求套利机会的跳板，从而影响我国金融稳定性，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业务实施细则》和《审慎管理细则》从业务管理和风险防范两个方面，共同构建了有利于风险管理的上海自贸区账户体系框架，为下一步推动上海自贸区投融资汇兑创新业务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进一步推动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政策建议

在金融改革支持实体经济的前提下，上海自贸区可以缩短负面清单，允许设立多种类型的中外资金融机构和现代中介服务企业，以倒逼机制促使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通过将上海自贸区建设成为中国境内的离岸金融中心，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以适应实体经济对多样化金融服务的需求。

1、资本市场支持自贸区建设的实施细则

积极推动证监会颁布资本市场支持自贸区建设的实施细则。积极推动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以自由贸易账户为依托开展分账核算业务；积极支持自贸区内符合条件的个人按照规定双向投资于境内外证券期货市场；积极推动境外机构通过自由贸易账户进入上海证券及期货市场投资。重视“沪港通”，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交易货币中的份额，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这些举措也能够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加强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联系和开放度。

2、推进利率市场化

为完善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市场利率的机制，应进一步发展银行间资金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建立完整的利率联动体系。为控制短期信贷的增长速度，减少短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央行放松商业存贷款利率管制的顺序应该按照“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原则。

此外，上海自贸区可以面向小额存款尝试建设地区性存款保险制度，以期与国家存款保险形成保险与再保险机制。明确存款保险覆盖的范围，小额存款执行全国的存款基准利率上浮规定比例的政策，大额存款的利率完全市场化，并向存款人提供相应的风险溢价收益。

3、推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之前，主要由香港交易所或者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掌握离岸人民币的定价权，而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之后，实际上在我国境内形成了一个离岸金融市场。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把握人民币定价权显得更加重要。为避免海外的离岸人民币主要定价权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造成冲击，应该参照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逐步实现境内人民币（CNY）、离岸人民币（CNH）和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DF）的价格收敛。在上海自贸区积极探索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模式，并将它推广到全国。

4、防范上海自贸区资本进出风险

虽然资本进出都可能给上海自贸区和我国境内资本市场稳定带来风险，但是资本流入带来的风险可能更大，因此需要加强分类管理。上海自贸区应该以境内金融和离岸金融分账管理为前提，根据实体经济的引资需要，加快要素流动速度，允许一定比例的离岸账户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减少国内企业发展限制，同时避免引起在岸金融泡沫。

严格规范自由贸易账户内的资金运用。加强核验自贸区内机构及企业跨境贸易的资金收支与实际贸易行为的真实性和一致性，着力强化监测和分析涉及自由贸易账户的跨境资金交易，特别是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以阻止资本项下境外资金的大规模渗透，避免境外和区内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向区外境内传播。

加强监控区内机构和企业的人民币境外融资专用账户。为防范人民币境外融资专用账户的资金通过项目建设投资、资本市场投资、集团资金归集等渠道不合规地渗透到区外境内，商业银行应确保区内机构和企业境外融资专用账户单独设账、统计、核算，并严格审查、追溯区外境内新增项目、新增资本市场投资和集团资金归集的资金来源。

除此之外，可以通过征收外汇交易税或设置高比例存款准备金提高短期资本进出国内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一方面，让有能力在海外实现高效率资源配置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更自由地实现全球化的投资和经营；另一方面，控制热钱的进出对上海自贸区和我国境内金融市场、汇率稳定的负面影响。

篇2

一、概念区别

（一）FTZ与FTA的本质区别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Free Trade Zone，缩写为FTZ）是根据本国（地区）法律法规在本国（地区）境内设立的区域性经济特区。这种方式属一国（或地区）境内关外的贸易行为，即某一国（或地区）在其辖区内划出一块地盘作为市场对外做买卖（贸易），对该地盘的买卖活动不过多地插手干预且对外运入的货物不收或优惠过路费（关税）。

与国际上传统自由贸易区（FTA）不同的是，传统自由贸易区是多个国家一起玩，游戏规则多国共同制定；而这种方式是一国在自己的地盘玩，自己地盘自己做主，游戏规则自己制定。

传统的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缩写为FTA）是根据多个国家之间协议设立的包括协议国（地区）在内的区域经济贸易团体，指多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体）之间做买卖生意（贸易），为改善买卖市场，彼此给予各种优惠政策，至于怎样做买卖，不是某一国说了算，而是在国际协议的基础上多国合作伙伴一起商议制定游戏规则。

（二）FTZ与FTA的中文译名

FTZ与FTA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为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商务发展而设立。为避免两者混淆，商务部等部门2008年专门提出将FTZ和FTA分别译为“自由贸易园区”和“自由贸易区”，以示区分。

二、贸区简介

（一）格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简称上海自由贸易区或上海自贸区，是设于上海市的一个自由贸易区，也是中国大陆境内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将为上海带来十年发展红利。

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该试验区以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为核心，辅之以机场保税区和洋山港临港新城，成为中国经济新的试验田，实行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将大力推动上海市转口、离岸业务的发展。该项目立项的过程中曾遭遇阻力，但国务院总理“力排众议”努力促成该项目通过。

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挂牌成立。

上海自贸区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是“四区三港”的自贸区格局。

（二）特点

上海自贸区具有国际性及双边性，侧重于金融改革试点；而设立在广东的粤港澳自由贸易园区属于区域性自贸区，侧重于对外，着眼于广东省与香港、澳门两地的经济联系，更侧重于珠三角地区经济整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粤港澳自由贸易园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试点。

三、基本概况

（一）规模

1.外高桥保税区（10平方公里）1990年9月正式启动，是全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全国15个保税区中经济总量最大的保税区。

2.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1.03平方公里）是国务院特批的全国第一家保税物流园区，同时是上海市“十一五”期间重点规划的三大物流基地之一，于2004年4月15日通过海关总署联合验收小组验收。其与外高桥港区连成一体，距离外高桥保税区仅有3公里。

3.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3.59平方公里）。

4.洋山保税港区（14.16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6.85平方公里，岛域面积7.31平方公里）。

（二）功能

2013年上海综保区将推进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融资租赁、期货保税交割功能、扩大保税船舶登记试点规模、研究建立具有离岸特点的国际账户等十项功能先行先试，即深化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运作、融资租赁功能全面发展、以期货保税交割功能促进大宗商品产业集聚、扩大保税船舶登记试点规模、推动机场区港一体化迈出实质性步伐、做大洋山保税港区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全面推进亚太营运商计划、探索“前店后库”联动模式、试点全球维修检测业务、研究建立具有离岸特点的国际账户。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3年9月29日举行挂牌仪式，当天国家有关部门及上海市领导为第一批入驻自贸试验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代表颁发了证照。首批入驻自贸区包括25家企业和11家金融机构，其中11家金融机构包括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招行、浦发及上海银行8家中资银行，花旗、星展2家外资银行和交银金融租赁1家金融租赁公司。

（三）入驻企业

1.首批进驻企业具体名单

25家企业如下。

（1）上海百家和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百视通、美国微软全球金融）

（2）卜蜂进出口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泰国正大集团）

（3）上海盛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盛大集团）

（4）上海东方明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东方明珠集团）

（5）广视通网络通信发展有限公司（SMG、国家电网）

（6）上海跨境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东方支付）

（7）上海东方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东方网）

（8）上海泛亚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硅谷天堂资产、盛富投资、山水控股）

（9）上海亚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铁物资、中信证券、上海乾阳投资管理）

（10）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联交所）

（11）上海中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中国盐业）

（12）上海汽车国际商贸有限公司（上海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

（13）世天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荷兰世天威）

（14）上海布瑞克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全球网交所、金砖国家创投基金、成都中美基丕基金）

（15）联碧德（上海）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联碧德）

（16）艾摩珂海洋工程设计（上海）有限公司（芬兰Almaco（爱买客）集团）

（17）法巴商贸（上海）有限公司（法国巴黎银行）

（18）上海运力集装箱服务有限公司（汇锝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宏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9）上海浦东保时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保时捷）

（20）杰尼亚（中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意大利杰尼亚控股公司）

（21）弘毅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弘毅投资有限公司）

（22）申银万国智富投资有限公司（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

（23）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贸区分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5）大众保险股份邮箱欧诺公司上海市自由贸易区支公司（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家中资银行：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招行、浦发及上海银行。

2家外资银行：花旗、星展。

1家金融租赁公司：交银金融租赁。

2.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相当于列出“黑名单”。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于2013年9月30日公布，包括了国民经济所有18个经济行业门类，涉及89个大类、419个中类和1069个小类，编制特别管理措施共190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此次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关键内容。以后，在这个清单之外的领域，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将改为备案制（国务院规定对国内投资项目保留核准的除外）。

2013年11月3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运行平稳。自贸试验区管委会负责人表示：将不断修改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调整的方向是越来越开放。

（四）战略意义

1.国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国家战略，是先行先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这项重大改革是以制度创新为着力点，重在提升软实力，各项工作影响大、难度高。

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主要任务是要探索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推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行政体制改革，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服务全国的发展。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利于培育中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利于培育我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现代物流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常务副主编杨达卿在2013年9月23日《论道》节目“升级的试验自贸区”中指出，上海自贸区也是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下突围的重要一棋。

杨达卿指出，面对中国加入WTO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贸易国，美国要捍卫全球贸易霸主地位，采取三大步骤欲捍卫霸主地位，并逐步架空WTO：第一是在东半球，与太平洋沿岸国家建立TPP贸易同盟；第二是在西半球团结欧盟建立TTIP贸易同盟；第三是在全球建立PSA服务贸易同盟。这三个同盟都把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全球第二大进口国中国排除在外。中国建立自贸区既利于捍卫中国在全球贸易竞争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利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接轨。上海自贸区将促进上海成为亚太供应链核心枢纽。

2.上海

对于上海而言，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推行，获得机会的不仅是贸易领域，对于航运、金融等方面均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将使上海突破已有的条框，放宽税收、外汇使用等优惠政策，有利于跨国公司内部的全球调拨，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在上海注册开业。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推进将使得海上保险等航运服务业务在上海得以培育和集中，解决航运中心建设中金融支持的问题，这将使得上海获得更多的制度红利。

免税和自由港将有利于吸引高端制造业，而贸易区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加工、制造、贸易和仓储物流企业聚集，叠加中国的产业升级。因此，自由贸易区对于物流的集聚效应将更加显著。

四、规划建设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指出，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银行业机构、信息通信服务除外），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方案》又指出，扩大服务业开放。选择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领域扩大开放。

（一）总体方案

2013年9月27日，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该总体方案就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营造相应的监管和税收制度环境、扎实做好组织实施等主要环节做出了明确的要求。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包括：在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开放，逐步实现可自由兑换等金融创新；未来企业法人可在上海自贸区内完成人民币自由兑换，个人则暂不施行；上海自贸区也很可能采取分步骤推进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方式，如先行推动境内资本的境外投资和境外融资；上海自贸区在中国加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中也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有望成为中国加入TPP的首个对外开放窗口。

（二）建设背景

中国自贸试验区花落上海并非偶然。在国务院的期许中，上海自贸区将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上海自贸区很可能以“一国之内”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出现，它采取特殊的监管政策和优惠税收，对一国内的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将有极大促进作用。

2013年3月底，国务院总理在上海调研期间考察了位于浦东的外高桥保税区并表示鼓励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在28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园区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所指28平方公里即上海综合保税区范围，其中包括2005年与浙江跨区域合作建设的洋山保税港区、1990年全国第一个封关运作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含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及2010年9月启动运营的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

上海口岸服务办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上海口岸外贸货物吞吐量累计达3.6亿吨，同比增长5.9%，上海港继续保持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世界第一大港地位。外高桥港区完成1536万标准箱，连续八年蝉联全国国际船舶吞吐量最高的港区。

（三）自贸区规模

1.外高桥保税区（10平方公里）：1990年9月正式启动，是全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全国15个保税区中经济总量最大的保税区。

2.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1.03平方公里）：国务院特批的全国第一家保税物流园区，同时是上海市“十一五”期间重点规划的三大物流基地之一，于2004年4月15日通过海关总署联合验收小组验收；与外高桥港区连成一体，距离外高桥保税区仅有3公里。

3.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3.59平方公里）：2010年9月28日正式运作，位于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带与长江流域交汇点，紧邻货邮吞吐量世界第三的浦东国际机场，又处于亚、欧、美三角航线上。

4.洋山保税港区（14.16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6.85平方公里，岛域面积7.31平方公里）：2005年12月10日在洋山深水港开港时正式启用，是上海市和浙江省跨区域合作建设，实行海关封闭监管的特殊功能区域，也是我国第一个保税港区。

（四）任务措施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推进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先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提高行政透明度，完善投资者权益有效保障机制，实现各类投资主体的公平竞争。

2.扩大投资领域开放。选择金融、航运、商贸、文化等服务领域扩大开放。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步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改革境外投资管理方式，支持试验区内各类投资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

3.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积极培育贸易新型业态和功能，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深化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鼓励企业统筹开展国际国内贸易，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

4.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建立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促进跨境融资便利化。推动金融服务业对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鼓励金融市场产品创新。

5.完善法制保障。各部门要支持试验区深化改革试点，及时解决试点过程中的制度保障问题。上海市要通过地方立法，建立与试点要求相适应的试验区管理制度。

（五）政策

1.拟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金融领域试点最惹人关注，上海市金融办副主任徐权表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内容涉及金融方面的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汇兑、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产品创新等，也涉及一些离岸业务。上海市市长杨雄也在前不久的陆家嘴论坛上证实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在申请试点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开放，而且这一改革方向不会因为短期的流动性变化、热钱流向的变化而变化。

2.构建离岸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业务是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一脉相承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也看好上海的离岸金融中心，人民币汇率价格发行机制能使外流资金更好地周转，提高人民币使用的效率。

3.税收优惠。税收政策优惠是大家争议较多的话题，因为自贸区的政策和创新需要有可复制和可推广的价值。因此，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目标不是传统的由优惠和特殊政策构成的“政策洼地”。27日公布的自贸区总体方案没有提到之前媒体盛传的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而是“注册在试验区内的企业或个人股东，因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重组行为而产生的资产评估增值部分，可在不超过5年期限内，分期缴纳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方面适用中关村等地区试点的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分期纳税政策。自贸区的税收政策优惠程度低于预期。不过方案表示，在符合税制改革方向和国际惯例及不导致利润转移和税基侵蚀的前提下，积极研究完善适应境外股权投资和离岸业务发展的税收政策。

4.贸易领域监管模式创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实施“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服务新模式，这是与上海综合保税区的主要区别。所谓“一线”，是指国境线；“二线”是指国内市场分界线，也就是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空间分界线。创新监管模式提出要将一线监管集中在对人的监管，口岸单位只做必要的检验检疫等工作，特别是海关方面将不再采用批次监管的模式，而采用集中、分类、电子化监管模式，达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人与货物的高效快捷流动。

5.推动外贸物流创新发展。整合了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四大保税区后的上海自贸区利好外贸物流。长江是全球最大的内河水运通道，被称为黄金水道。上海港90%的集装箱货源来自长江经济带，浦东机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货运机场也依赖长江经济带。

篇3

摘要：随着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金融改革作为推动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离岸金融作为金融改革一项创新举措对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建立一个与国际接轨的法治化的离岸金融市场是需要探索的问题。本文分析了离岸金融在上海自贸区的市场监管法制现状和并试着提出自由贸易区可尝试的监管模式和市场准入规定，力求完善我国离岸金融的相关法律规定。

关键词：离岸金融 市场监管模式 市场准入 上海自贸区

一、 离岸金融和法律概述

1.离岸金融的概念。对于离岸金融的概念，理论上有不同的界定，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离岸金融业务是指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经营外汇业务的中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吸引非居民的资金，服务于非居民的金融活动。离岸金融与在岸金融应严格区分：第一，多头监管。因为离岸金融的主体是多样化的，就存贷业务来说，货款的提供者和需求者都是非居民，而提供者和需求者多数是来自市场所在国之外的其它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或者他国政府。离岸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全球化推动下，离岸金融业务可能涉及市场所在国，金融机构母国，货款提供者或者需求者母国多个国家的事项，这样每个国家都能以受到侵犯为由行使管辖权；与在岸金融只有母国监管不同，因此多头监管也成为了离岸金融的主要特征。第二，监管较松。离岸金融的初衷就是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资金到离岸市场，通过各国政府制定特殊政策对存款准备金、存款保险、税收、外汇管制等给予优惠，但为了贯彻这样的优惠政策，虽然施行多头监管，监管政策都较宽松。

2.中国的立法背景和现状。中国的离岸金融业务经历了繁荣、衰落再到重新开启的阶段。2002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浪潮的推动下，离岸金融业务试点开启也顺势提上日程。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开展作为试点开展开办离岸金融业务，让离岸金融得以复苏并发展。虽然1989年就已开始了离岸金融业务，但直到1997年《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及其细则的出台才让其发展有法可依。2009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指导思想被确立使离岸金融业务获得了更快的发展。随着金融改革的持续推进，2013年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必将迎来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的新时期。

二、离岸金融市场监管的法律制度构建

1.离岸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模式。离岸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模式是指有关管理机构对离岸金融市场与在岸金融市场的管理服务模式、方式和方法的选择。而管理模式的选择是政府对离岸金融市场进行监督的基础和前提，国际监管模式主要有三种：内外业务混合型、内外业务分离型、渗透型。

（1）内外业务混合型的监管模式。内外业务混合型是指在岸金融与离岸金融业务经营不分离的市场监管模式，典型代表为伦敦和香港。特点为：离岸金融业务和在岸金融业务的账户合并操作，非居民和居民的存贷款业务在同一账户上操作，两类业务混为一体。采用此种模式的优势在于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的资金相互融通，能够及时相互补足对方资金，促进在岸和离岸业务共同发展，并且方便当时人在两种业务之间转换。而缺陷也是存在的：可能会使有关金融机构利用相互混合的业务逃避监管。当一方金融机构发生风险时，必然增加另一方风险的发生，这无疑增加了国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当今只有很少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才选择了内外业务混合型模式，即使选择了该模式，为了控制风险，政府也会采取措施让两类业务分离。例如：英国政府就通过立法让离岸英镑业务只能在英属海峡群岛的离岸中心办理，而伦敦不再开办此业务。

（2）内外业务分离型的监管模式。内外业务分离型的监管模式是指离岸金融业务和在岸金融业务相互分离的监管模式，典型代表是美国和日本。此种模式是为了推进非居民之间的金融交易而创设，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分别开立不同的账户。将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分开，不仅能够给非居民交易提供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而且能够将在岸金融市场与离岸金融市场分离防止金融风险的发生相互牵连，同时也能有效防止金融机构逃避监管。美国国际银行业务（简称IBF）和日本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简称JOM）都将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严格区分。IBF就规定其接受非居民的存款，向非居民提供贷款，但是不得向美国居民办理此类业务，也不得开放其他金融衍生品的业务，例如票据、保险、债券等。JOM机构更是在IBF基础上将非居民限定在了外国法人、政府、国际机构和外汇银行的海外分行。如今多数的发达国家都是采用这一监管模式。

（3）渗透型的监管模式。此种模式严格说来并不是单独的一种分类模式，它是介于混合型监管模式和分离型监管模式中的一种。它是指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相互分离的情况下，居民和非居民的交易一般是分离的，但法律规定在一定情况下允许两个账户之间相互渗透。具体操作是，有的国家只允许离岸账户向在岸账户渗透，而有的国家只允许在岸账户向离岸账户渗透，有的则是允许双向渗透。双向渗透是指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都可以被境内居民用作投资的渠道，在风险可控的情形下就可采取该种监督管理模式，它可以避免混合账户下的风险，也可以充分利用资金，该种模式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所采用，新加坡就是采取此种模式的成功范例。

（4）上海自贸区应该建立的监管模式。

上海自贸区选择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模式更能适应金融改革的方向和离岸金融业务自身的发展。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内外渗透型的监管模式被证明不符合实际。中国在1989年设立的离岸金融业务就是采取了有限渗漏的内外业务分离型市场模式，即允许离岸金融机构早在一定条件和限度内用在岸资金弥补离岸账户资金寸头的不足。而最初的目的当然是在岸资金账户和离岸资金账户互相帮助共同抵御风险。而事实上却与设立初衷相背离，离岸账户依赖在岸账户补充资金寸头，短期还能暂时抵御风险，但长期却不仅没有抵御风险，反而使离岸业务的风险扩大到在岸业务上，扩大国内的金融风险。另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市场模式下，在岸金融机构和离岸金融机构账户相通，在岸金融机构会利用离岸业务逃汇、套汇。从1996年到2002年离岸金融在中国停滞发展就是因为渗透型的监管模式使风险扩大化使政府被迫叫停了相关业务。

其次，内外分离型的监管模式更适应上海自贸区的需要。美国IBF和日本的JOM都是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下建立的，而上海自贸区也是中央政府深化金融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等政策引导的产物，与英国和香港自发产生的内外混合型监管模式相反，适用内外分离型的监管模式更能适应上海自贸区的需求。此外，我国已经具备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建立和完善离岸金融业务，提高国际竞争力也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虚拟业务型监管模式也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最后，现阶段的上海自贸区应当坚持内外分离型的监管模式。有些学者认为我们应当在建立内外分离型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允许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渗透使资金得到充分利用，并指出了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并提出了具体制度设想。而本文认为，现阶段上海自贸区应当坚定的采用内外分离型的监管模式，因为1998年的离岸金融业务失败就证明了我国目前还不具备采纳渗透型的监管模式市场环境和风险管控能力，最终导致风险管理失调和与制度施行的初衷相悖。虽然渗透型的监管模式下的确有利于上海自贸区内的离岸金融机构充分利用资金，但是目前还不适宜在上海自贸区采纳。国务院最新出台的《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简称央行“金融30条”）第二款创新有利于风险管理的账户体系也表明现阶段还是应当坚持内外分离型的监管模式。上海自贸区目前已经暂停实施四部法律，鼓励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区内，让企业进驻自贸区。管理方面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即区内和国际市场是开放和融合的，但是自贸区和境内区外的领域相对隔离。这样的监管模式也在与内外分离型模式相契合。

2.市场准入监督管理法律制度

离岸金融业务市场准入监督管理的法律制度主要是指金融管理当局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审核并决定有关金融机构是否能进入相关市场经营离岸金融业务的制度。

（1）准入原则。我国与一般国家通常的做法相一致，在离岸金融市场上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居民和非居民之间、非居民之间有相同的权利义务，任何国家的金融机构都能进入中国市场从事离岸金融业务。只要金融机构满足申请进入中国离岸市场的先关条件即可。这些条件是对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资质以及相关设施建立的硬性要求。目前上海自贸区内以居民金融机构为主，非居民金融机构仅占小部分。且获得离岸金融牌照的仅为四家居民金融机构，这对于维护离岸金融的稳定有意义，但长期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还是需要放开准入主体的范围，能够做到真正的国民待遇原则，鼓励非居民金融机构进驻并发展相关离岸金融业务。上海自贸区内已暂停实施四部法律，而对于外商投资而言，取代《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施行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其关于金融领域外商投资有限制性规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自贸区的金融领域的外商投资限制还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外国资金的引入，相应的离岸金融领域的业务发展也会因此受到影响，自贸区要发展有待于进一步削减负面清单，在风险得到控制的情形下，尽可能实现非居民金融机构国民待遇，以实现离岸金融国际化，增强国际竞争力。

（2）准入主体范围。各国有不同做法，有的国家只允许金融机构进入离岸金融市场从事相关业务，因为这些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主要集中于资金借贷业务，银行的规范化管理使风险控制和市场监管更简单。而有的国家允许非金融机构进入离岸金融市场开展相关业务，除了借贷业务外，票据、证券、保险和抵押等业务也广泛涉猎。放开市场准入主体的范围与上海自贸区的发展目标相吻合。我们建立上海自贸区不仅仅是要建立只有金融机构的离岸金融市场，我们是为了刺激金融改革，更好适应国际金融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所以未来将准入主体扩大到民营企业等非金融机构是必然趋势。央行“金融30条”也在此证明了这一点。

（3）准入方式。目前离岸金融试点中，中国主要是采取传统的审批方式。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离岸金融的准入多采取发牌照的方式。发牌照即简单又方便管理。将从事离岸业务的金融机构分为：全能型银行、限制型银行、离岸银行和其他离岸金融机构四类。全能型银行能经营离岸业务，也能经营在岸业务，限制型银行能在有限的业务范围内能从事离岸业务，离岸银行只能从事离岸业务。审批机构颁发执照时主要考虑申请机构母国的市场监管能力和机构本身资金实力等。香港在自贸区离岸金融市场实行三级牌照管理（全能牌照、部分牌照和接受存款牌照）就是对其最好的诠释。对于资金实力强，内控风险管理水平高和业务完善的银行发放全能牌照；对于其他银行根据其业务量和风险管理能力先试行部分牌照，根据发展再过渡到全能牌照。上海自贸区内施行就是牌照管理模式。在自贸区内目前只有交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平安银行持有离岸金融业务牌照，还没有放开对非居民金融机构的牌照管制。当然，希望通过牌照的管制来维持居民金融机构在自贸区的优势并非长久之计，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和早日建成完善的离岸金融市场，开放对非居民金融机构的牌照管制才能扩大竞争，早日实现与国际接轨。

三、结论。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加剧，离岸金融中心也作为一项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离岸金融中心已经日趋完善。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又为离岸业务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我们应当继续探索对离岸金融业务的法律规制，逐步建成完善的市场监管法制以更好地服务于离岸金融市场和上海自贸区。

参考文献

[1] 韩龙.离岸金融的法律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 韩龙.国际金融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3] 罗国强. 离岸金融法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篇4

从2013年8月上海自贸区成立，到2015年自贸试验区范围扩大到广东、天津、福建三地，再到第三批七个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正式形成“1+3+7”的新格局。

上海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七个区域。

上海自贸易实验区紧紧围绕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战略要求和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战略任务，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方式，把扩大开放与体制改革相结合、把培育功能与政策创新相结合，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

广东

广东省自贸区总面积达到116.2平方公里，包括广州南沙自贸区、深圳蛇口自贸区以及珠海横琴自贸区。

广东主打港澳牌，以“对港澳开放”和“全面合作”为方向，在投资准入政策、货物贸易便利化措施、扩大服务业开放等方面先行先试，率先实现区内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

天津

天津自贸区主要涵盖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东疆保税港区以及天津港保税区（含空港经济区）三个功能区，这三个功能区均在滨海新区的辖区，总面积约260平方公里，仅为滨海新区总面积的1/10，但已接近上海自贸区的9倍。

天津自贸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努力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面向世界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

福建

福建自由贸易区包括福州片区、厦门和平潭片区，总面积118.04平方公里。

建自贸试验区立足于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结合国家战略和福建特点，深化对台经济合作，力求充分发挥福建对台优势，率先推动闽台之间投资贸易自由化和资金人员往来便利化进程。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自贸试验区同时服务于 “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拓展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进一步优化福建对外开放格局。

河南

根据总体方案，河南自贸区的实施范围119.77平方公里，涵盖三个片区：郑州片区73.17平方公里（含河南郑州出口加工区A区0.89平方公里、河南保税物流中心0.41平方公里），开封片区19.94平方公里，洛阳片区26.66平方公里。

河南自贸区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增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交通物流枢纽功能等五大领域和19条举措。其中在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方面，提出了要扩大金融对内对外开放、拓展金融服务功能、推动跨境投融资创新、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等具体措施。

辽宁

辽宁自贸试验区实施范围为119.89平方公里，涵盖大连、沈阳、营口三个片区。

从功能划分看，为整个东北服务是辽宁自贸区的一大亮点。其中，大连片区重点推动东北亚国际航运、物流中心建设，形成面向东北亚开放合作的战略高地；沈阳片区重点提高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城市、东北科技创新中心发展水平，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营口片区重点建设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和高端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构建国际海铁联运大通道的重要枢纽。

浙江

浙江自贸试验区的战略定位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东部地区重要海上开放门户示范区、国际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先导区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资源配置基地。

浙江自贸区的实施范围为119.95平方公里，涵盖三个片区：舟山离岛片区78.98平方公里，舟山岛北部片区15.62平方公里，舟山岛南部片区25.35平方公里。

湖北

根据国务院批复文件，湖北自贸试验区实施范围119.96平方公里，其中武汉片区70平方公里，襄阳片区21.99平方公里，宜昌片区27.97平方公里。

湖北自贸试验区探索建立与自贸试验区相适应的本外币账户管理体系。自贸试验区内企业可开展集团内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支持自贸试验区内银行发放境外人民币贷款。丰富金融市场主体，支持在武汉片区设立民营银行，支持外资设立金融机构。

重庆

重庆自贸试验区的实施范围为119.98平方公里，涵盖三个片区。其中，两江片区66.29平方公里，西永片区22.81平方公里，果园港片区30.88平方公里。

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桂平表示，建设目标是经过三年的改革探索，把重庆建设成为“一枢纽两高地三中心”，即努力建成服务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国际物流枢纽、口岸高地和内陆开放高地，努力建成内陆国际物流中心、内陆服务贸易中心和功能性金融中心，推动构建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带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

四川

四川自Q区范围119.99平方公里，分为成都天府新区片区、成都青白江铁路港片区、川南临港片区。

自贸区将着力在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统筹双向投资合作、推动贸易便利化、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创新、实施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战略、激活创新创业要素等方面进行探索。根据《方案》，自贸区将力争建成高标准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在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起示范作用。

陕西

篇5

关键词：金融合作；资源整合；自由贸易区；汇率合作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4-0054-03

一、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理论

在现有的货币一体化理论中，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最重要的一个。该理论认为，在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内，只要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具有完全自由的流动性，就可以实现资本和劳动力从盈余国向赤字国转移，促使区域内各国经济结构及时调整，经济周期趋于同步，这样可以促使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内部经济均衡。蒙代尔之后．麦金农、凯恩斯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补充了“最优货币区理论”，他们将经济的开放程度及其高度的多元化、金融一体化、通胀偏好相似性以及政策的一体化等都看作是形成统一货币区的必要条件。因而最后的结论是国际收支平衡是建立统一货币区的基础，否则无法实现最终的组建。

1990年代克鲁格曼利用GG-LL模型阐述了一个处于经济体之外的国家是否应该加入经济区的问题，即收益与成本之间的比较权衡标准。他以芬兰为例用GG曲线做出分析，结论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其所在的固定汇率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加入经济区的收益就越大，跨国贸易和要素流动越广泛，固定汇率的收益就越大。而通过LL曲线分析的结论是一国和它要加入的固定汇率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在产出市场波动时，经济性损失越少。

爱默生和格罗斯还阐述了“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思想。其理论核心是货币选择根本上应由市场状况尤其是市场需求来决定，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只有单一货币才是最优选择。在这里，应将货币与国家分开，货币的本质是服务于市场的，而国际间经济的广泛交往需要货币最终走向融合。当一国不能充分发挥货币的职能时，就应主动放弃货币权，将权利上交给一个超国家机构以推动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福利的提高。但建立货币区的必要条件是市场的高度融合。

由于条件界定过于严格导致最优货币区理论在实际操作上出现困难。因此米勒和威勒(1991)继续分析了目标区不具有完全可信性的情况；刘易斯则将汇率变动的边界扩展为中央银行不仅在边界处进行干预，而且在目标区内部进行干预。这些研究都为欧洲统一货币区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同时欧洲的实践进一步强调了国家之间相互协调的重要性。

二、东亚地区经贸合作的实际状况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形成的经济模式主要是“雁形发展模式”，即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潜在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1980年代初，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从而形成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一资本技术密集产业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这种分工体系导致东亚各国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东亚区域内的相互出口由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30．2％增加到90年代前期的38．3％，同期的相互进口由28．2％增加到34．5％，1994年，整个东亚地区内部相互贸易的比重已占全部贸易的43％。但在1990年代后期，由于“雁形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东亚的总体贸易份额出现了变化。亚洲金融危机后，相继有东盟十国、中国“10+1”经济贸易合作、中日韩和东盟十国“10+3”经济贸易合作。从贸易份额上来看，中国在“10+1”内部的出口总额仅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约7％，这一比例明显低于东盟主要国家对“10+1”内部市场的依赖。同一时期，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对“10+l”内部市场的依赖分别是31．3％、29．6％、24．1％、22．0％、17．4％。东盟10国在“10+1”内部的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26．7％，这与这些国家签订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有关。中国与东盟各国对“10+l”以外的市场存在较强依赖性。2000年，中国与欧盟和美国的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30．3％，而同期与其他东盟国家的内部贸易所占份额为42．6％。同样，东盟对欧盟、美国、日本的出口分别占东盟总出口量的14．8％、19．2％、13．6％，而对中国的出口仅有3．7％。在进口方面，东盟自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进口分别占其进口总额的10．1％、13．8％、19．2％，而从中国的进口仅占4．8％。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传统的“雁形模式”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各国之间呈现相互超越、相互牵引的“群马模式”。即便是这样，随着贸易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10+1”成员国间的关税将进一步有所降低，这会推动区域内内部市场贸易份额的扩大。但考虑到内部市场规模的限制，总体的贸易格局不会出现大的变动。

近年来中日韩三国问的贸易一直呈现稳步增长的势头。以韩国为例，2004年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接近8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36．8％)，其中对中国投资达到36．3亿美元，占其全部对外投资的45％；2004年韩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为296亿美元，占韩国进口总额的13．2％，高于从美国的进口。这些数据说明，在东亚区域内进一步推进相互贸易存在极大发展空间，这不仅有助于东亚各经济体进一步摆脱对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出口依赖，还有助于推动区域内统一货币区的建立。

三、可以选择的合作路径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B・巴拉萨(1961)的区域经济统合理论，区域经济包括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以及完全经济统合五种类型。考虑到东亚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在区域内扩大自由贸易区的范围，协调关税、放松外汇管制应是进行货币金融合作的前提。区域内市场的扩大需要贸易和投资间的良性互动，这在中日韩的合作中显得尤为重要。东亚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应从以下几个层次逐步推进。

在3个“10+1”或“10+3”的框架下进一步扩大自由贸易的范围和规模。由于中日韩之间缺乏制度上的合作导致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规模和领域受到限制，但是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三国之间在对外贸易上的共识逐步增加，这将有利于区域内贸易规模的扩大。三国应当逐步建立商品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建立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型市场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尤其要稳步推进，不仅要巩固中国在发展FTA实践中的成果，还要同时推进与东南亚地区的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多边贸易谈判以形成互动效果。此外，在中日韩的磋商中应始终保持积极态度，争取多边谈判取得实质性成果。对于经济落后的区域，巩固人民币的贸易结算核心币种地位，为货币金融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在《清迈倡议》(CMI)框架下，进一步推进货币互换机制，加强区域经济共同监督机制，推进东亚债券市场的建设。一个有效的货币金融合作机制应当包括危机的防范、救助机制、共同监督机制与区域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建设。其中，能够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维持外汇市场与汇率的稳定、预防与及早化解金融风险的短期融资便利安排，是货币合作的初级形式。2005年5月伊斯坦布尔会议针对东亚原有货币互换机制规模过小、独立性不足、缺乏有效的多边合作与共同行动机制等不足，提出了大幅度扩大双边货币互换规模、将原有的单向提供融资的货币互换安排双向化、建立和完善双边基础上的多边集体决策机制和货币互换启动程序、提高货币互换机制的独立性，将实际融资规模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规划脱钩部分比例由10％提高到20％，将区域共同监督机制纳入CMI框架。这些措施为东亚地区进行深入的融资合作奠定了’基础。但在目前，鉴于东亚经济体的对外开放程度以及现有融资规模的有限性，目前应考虑建立一个统一的协调机构管理双边及多边的货币互换安排。其次是建立起共同监督机制，与融资援助相结合以便对一国的经济政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第三是建立制度化的集体决策机制，因为共同监督机制只有拥有统一的规则与清晰的程序才能发挥效力。在东亚债券市场的合作方面，目前东亚的区域债券市场发展较快，自2003年6月始，先后合作成立了第一期亚洲债券基金(ABlFl)及第二期亚洲债券基金(ABF2)，第二期已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而在合作意图上，东盟“10+3”均认可将采取措施进一步推进区域债券市场的发展，设定亚洲债券市场倡议路线图，建立信息收集与交流机制及各国自评机制，研究亚洲货币篮标价债券和统一的亚洲债券评级标准，并在税收政策等方面进行协调。尽管如此，债券市场的建设依然面临极大困难，问题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市场规模；二是市场的供求不平衡；三是对汇率合作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市场规模过小与缺乏流动性存在恶性循环关系，整合东亚债券市场有助于个别经济体陷入“低水平债券市场陷阱”。初期应从东亚经济本身的结构调整入手，形成区域内贸易占主导的贸易格局，继续推进“后雁形模式”，加快东亚区域内的资源整合，改变以往经济体产品趋同、相互存在激烈竞争的不利局面。

加强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汇率合作。尤其是在汇率制度问题上的合作以及协调。实际上，在上一个问题里就提出了汇率合作的重要性，区域债券市场的发展要求相关经济体在资本账户方面的全面开放性，这对许多亚洲国家，比如中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与其他经济体的汇率合作方面，东亚地区长期以来都没有汇率合作的机制与传统，这固然与市场的开放程度有关，但更与亚洲国家根深蒂固的文化传承有关。这样的局面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全面打击后有所改观，因此东亚地区的汇率安排表现为宽松的钉住一篮子货币，或是事实上的高频钉住美元。2005年7月后，中国的汇率安排也出现了类似的特点。考虑到汇率合作的可操作性，东亚地区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应在过渡与实质运作两个阶段上依次展开。过渡阶段可以从政策对话与共同干预外汇市场开始，逐步培养互信和合作经验。在实际运作阶段，从次区域和整个东亚两个层次上推进汇率政策的协调，进而建立某种形式的汇率合作机制。

篇6

国际贸易的主体多、交易环节复杂、时空跨度大、国内法与国际法（包括国际条约、公约、惯例等）有兼而适用等特性，加之联手打击跨国洗钱犯罪的国际司法援助制度的不完善，注定了国际贸易对洗钱者有着巨大的诱惑力。由于表面上合法的交易具有较大的欺骗性，洗钱主体与洗钱行为之间没有直接关联，有限的分析工具难以应对大量的交易数据，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 500）与反洗钱规定之间的冲突等原因，金融机构对可疑交易行为的识别和报告不力。因而反洗钱监控的重点放在了金融领域，而忽视了新兴的贸易洗钱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国反洗钱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此，中国反洗钱进一步走向法制化和国际化。研究贸易洗钱的产生背景，识别国际贸易中的各种可疑洗钱行为并剖析其成因和表征，对于建立全方位的反洗钱体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贸易洗钱的提出

一般意义上的洗钱是利用银行账目往来，通过交易数额、交易频率、交易对象、交易方式等一系列账户特性的变动来达到非法资产合法化的目的，我们称之为“账户洗钱”。1988年《联合国禁毒公约》对洗钱的界定获得了国际社会广泛一致的认可，它隐含了下列几层意思：（1）犯罪财产或者违法所得先于洗钱行为的客观存在；（2）洗钱行为人将非法所得转变为合法收益的主观故意或者犯罪动机；（3）洗钱是上游犯罪的继续，又可能是进一步犯罪的开始；（4）非法财产经过清洗之后变成合法收益的必然结果；（5）洗钱既可能是行为上的犯罪，也可能是动机上的犯罪。基此对金融机构提出的一系列制度性要求，如了解你的客户（KYC）、报告可疑行为（SAR）和大额现金交易（CTR）、保存交易记录等，同样隐含了下列假定：（1）洗钱是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的，金融机构具有控制客户活动的能力；（2）金融机构的违规操作和白领犯罪是洗钱得逞的必要条件；（3）制度供给可以改变金融机构的激励结构，进而调节其行为模式；（4）信息披露与洗钱活动负相关。但这些假定并不适合新兴的基于贸易的洗钱行为。

贸易洗钱主要是随国际贸易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兴的洗钱行为，其实质是通过虚构交易事实来实现对所转移财产的合法占有。贸易洗钱具有下列特殊性：第一，行为人（进口商或者出口商）并不持有需要经过特别清洗以掩饰其非法性质或来源的不法收益，也并不总是具有把非法收益合法化的主观故意，或许他们更关心的是税收筹划、资金的合意调动以及整体收益最大化；第二，一切非法所得均可以通过贸易操作来完成，而不必金融机构的参与；第三，洗钱的后果既可能是非法收益的合法化，也可能是资本外逃和税收偷漏，因此，资本外逃和税收偷漏是洗钱的一部分。所以，判定贸易洗钱应该分析：（1）行为人是否存在掩饰资产的真实状况（如性质、来源、处所、所有权等）或者隐瞒交易的客观事实（如价格、数量、品类、支付条件等）的行为或者企图；（2）客观上是否发生了或者一旦其计划得逞就可能发生表面上对所转移资产的合法占有；（3）前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若（1）是（2）之因，则（1）的行为就是洗钱。这里，我们没有区分财产转移合法与否，也没有刻意强调犯罪动机，而是注重对财产的非法侵占这一后果，因为要准确判定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或者是在“明知”的情况下进行或者参与了洗钱活动往往是比较困难的。

因此，贸易洗钱是指通过虚构的交易事实使行为人及其相对人对所转移的资产享有表面上合法的财产权利的行为。它是独立的、不依赖于他罪而存在的犯罪行为，并随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不断走向全球化和专业化。甚至可以说，国际贸易深入到哪里，洗钱犯罪就蔓延到哪里。贸易洗钱比银行账户洗钱更便捷、更隐蔽，因而也更有诱惑力、更难防范。传统上基于银行账户洗钱的反洗钱制度不能很好地遏止贸易洗钱行为，这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二、贸易洗钱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

（一）转移定价洗钱

作为关联方之间的内部交易价格，转移定价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基于机会成本的定价，它是洗钱、资本外逃和逃税的诱因。资本外逃和逃税本质上是洗钱的变体，因为它们都使得行为人对所转移的资产享有表面上合法的财产权利。因此，基于转移定价的洗钱金额等于资本外逃与税收偷逃之和。[1](1131)这里，资本外逃泛指逃避外汇管制和配额约束的一切非法资本出口，它有别于正常贸易条件下的资本流出。逃税也区别于利用法律的漏洞或者例外条款而采取的合法规避行为。

涉嫌洗钱的跨国公司转移定价主要有3种模式：（1）确保交易双方共同的利润最大化的转移定价，即“效率性转移定价”；[2]（2）确保定价方利润最大化的转移定价；（3）确保资金流动量最大化的转移定价。无论如何，跨国公司实施战略性定价策略的结果是造成大量资金的积淀，从而为适当时机的洗钱埋下伏笔。

然而，跨国公司并非转移定价的惟一主体。一般的国际贸易商同样可以通过高价进口、低价出口、高进低出等3种策略来达到洗钱的目的。通常情况下，上列操作对资金流出方没有经济上的好处。但是，一旦行为人与其相对人结成联盟，他们就可以分享此类资金转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从而实现对所转移财产看似合法的占有，达到贸易洗钱的目的。

在估算基于转移定价的洗钱数额时，因为高价进口和低价出口都会降低利润，所以应该考虑到因虚报利润而导致的税收偷漏。关于国际贸易的正常价格范围的判定，可以参照同期非关联方之间在相同或者相似情况下就相同或者相似产品进行交易的价格，即外部市场可比但不可控价格。[1］(1128)

（二）基于品类划分的逃税洗钱

一般地说，税率与逃税正相关，提高税率必然会激发更多的逃税行为。但是，如果根据逃税金额决定对逃税的惩处力度，那么，提高税率也可能会抑制逃税行为。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逃税大多集中在高税率的产品，税率越高，逃税越严重；税率（关税加增值税）每上调1个百分点，逃税就会增加3个百分点。[3］(471-496)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是国际上协调各缔约国关于商品归类、编码、税则和统计的公约。每个编码项下，详细列明了商品的进出口管制条件以及依法应予缴纳的税种和税率。商品归类不同，其所对应的税目和子目就可能不同，课征的税率也不一样。国际贸易逃税洗钱的主要手段是低报应税价值和在税率上避高就低。前者可以通过低报单价和（或）数量来实现，后者则体现为谎报海关编码，混淆商品类别，通过规避高税率来洗钱。典型的案例是汽车整车进口申报为零部件进口。假设进口货物的价值为IP，应予缴纳的税率为T1，实际申报缴纳的税率为T2，则因逃税而发生的洗钱金额为：Vml＝IP*( T1－T2)。

因此，低报货值以偷逃税收是洗钱行为，高报货值造成资本外逃同样是洗钱。衡量逃税最直接的方法是对比分析海关和税务当局的统计数据。

（三）基于重量与包装欺诈的洗钱

国际贸易货物监管一般是“进严出宽，空紧海松”，即进口清关、空运查验严格，出口放行、海（陆）运查验相对宽松。海关不可能对所有出入境货物进行逐一查验，大多数抵达港口的集装箱都很快装车运往各目的地。即使是普遍装备了X射线扫描仪的美国海关，能够实地查验的入境货物也仅占2%。

货物重量和包装紧密相连。一般说来，常规进出口商品都有其习惯的包装方法和标准的重量规定，如丝类商品，标准出口包装为纸箱（30千克/箱）和蒲席（60千克/包），因而不容易混淆。问题主要出在非常规的贸易物资上，其包装往往由制造商决定，或者由交易双方议定，但真实重量只有厂家最清楚，海关只负责审核报关单，并辅以必要的现场查验。另外，国际贸易统计重在成交金额，几乎不涉及重量和包装信息，一般人对货物正常的重量范围和包装方式往往缺乏了解，因而缺少必要的社会监督。这是犯罪分子胆敢通过重量和包装欺诈来洗钱的又一个原因。数量高报有明显可疑的两种企图：一是抬高货值，以便对外进行超额支付；二是在正常进口货物中藏匿违禁品（如现金），以达到走私洗钱的目的。

（四）基于支付方式的洗钱

洗钱团伙往往利用表面上合法的国际汇兑来捏造贸易假象，利用伪造的信用证来混淆资金的来龙去脉，以达到非法清洗资金的目的。国际支付对洗钱者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1）复杂的支付流程本身便于隐蔽资金的来源与去向；（2）地下钱庄便捷、可靠、高效的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操作条件。

涉嫌洗钱的汇付和托收常常是通过地下钱庄进行的，其支付流程是：（1）汇款人（进口方）将现金交给地下钱庄A，要求其将等值外币支付给出口方（收款人）；（2）地下钱庄A以电讯方式向出口方所在地的地下钱庄B发出付款指令，同时约定“托收密码”；（3）地下钱庄A通知汇款人“托收密码”，再由汇款人将其告知收款人；（4）地下钱庄B一经核实收款人提示的密码即予付款，但即使收款人就是汇款人也必须凭正确的密码解款。地下钱庄或者收取0.25%―1.50%的佣金，或者与客户议定结算汇率。在不能提供现代金融服务或者虽有服务但客户认为不可企及或收费昂贵的地方，或者金融腐败猖獗的地区，地下钱庄因为安全可靠、方便高效、费用低廉而倍受青睐。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亚太地区地下钱庄系统每年洗钱的金额超过2000亿美元。

信用证是国际贸易结算中最广泛使用的支付方式之一。信用证的特点、性质以及UCP 500与反洗钱规定之间的冲突，注定了信用证会被用作洗钱的工具。由于信用证项下议付单证种类繁多、要求复杂，基于信用证交易的洗钱往往伴随着单证伪造。涉嫌洗钱的信用证交易模式有：（1）大额交易过分强调即期信用证付款，这往往是行为人担心付款周期延长会增大洗钱被识破的风险所致；（2）在跟单信用证交易或者利用假信用证洗钱时，申请人和受益人密谋首选延期付款方式，然后要求银行贴现票据；（3）在较长时期内按照固定价格分期分批发运货物，或者按照极低的价格装运“虚拟”货物，同时要求银行凭循环信用证或备用信用证按期支付；（4）可转让信用证特别申明可以多次转让（正常情况下转让仅以一次为限）。

（五）基于保险欺诈的洗钱

保险产品的人销售制、保险企业的组织结构、行业监管的不统一等，决定保险容易被用作洗钱的途径。洗钱者只要能够取得保险单或者保险合同，资金清洗就基本完成了，因为很少有人会怀疑保险索赔或者退保收入来源的合法性。保险人并不处于开发产品的保险公司的直接监控下，所以很难要求他们像保险人一样了解客户，他们也就不免被企图通过保险来洗钱的人所利用。在国际贸易货物运输保险中，可疑的洗钱行为有：（1）用现金支付巨额的保险费；（2）保单持有人不是注重保险利益而是关心保单的撤销条件；（3）为虚构的货物购买大额保险，然后劝说保险人协助办理索赔或者退保，并承诺索赔或者退保金额低于缴付的保费，以便保险人也有利可图；（4）无正当理由而要求提高投保加成率。

（六）基于自由贸易区内交易的洗钱

自由贸易区（美国称为对外贸易区）旨在促进东道国制造业的发展，但也成了洗钱的温床。在美国，制造商如果从对外贸易区外进口料件，将按照成品而非料件的价值缴纳进口税，但是，一旦改在区内操作，制造商就可以享受关税缓征甚至减免优待，这就为洗钱留下了空间。据统计，美国现有250个地区建立了对外贸易区，交易金额近2,500亿美元。在我国的加工贸易区，海关对进口料件暂缓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并根据出口成品实际耗用的进口料件数量，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所以，洗钱者往往杜撰公司名称和地址，利用伪造的发票、装箱单、提单、报关单等虚构贸易事实，串通海关人员打通单证关节，以达到合伙洗钱的目的。

（七）基于贵重物品贸易的洗钱

珍贵文物、古董、宝石、贵金属可以用作现金的替代品，因而也成了洗钱者追捧的对象。黄金、钻石和其他贵金属便于隐藏和运输，开采地点又多在偏远地区，难以追根溯源，因此更容易被用作洗钱的媒介。国际社会应该高度警惕贵重物品贸易可能孕育的洗钱行为。

三、结论与建议

贸易洗钱已经渗透到国际贸易的各个方面，从定价、品类、数量与包装到支付和保险，从货物贸易到自由贸易区内交易，手法不断翻新，隐蔽性和欺骗性日渐增强，应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借助关联分析、基于案例的学习、统计分析等方法，加强对国际贸易洗钱可疑行为模式的识别，预测贸易洗钱的发展趋势，是反洗钱工作的又一重点。具体地说，要了解货物正常的价格范围和习惯的包装及重量规定，加大进出口报关单审核和现场查验力度，提高银行、海关、税务、检务人员对本行业各种洗钱伎俩的洞察力，加强跨行业、跨领域打击洗钱、恐怖融资和其他金融犯罪行为的合作。同时，国际商会应该加紧修订UCP 500，以适应全球反洗钱大趋势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1］Gao, Z. and Weng, L. Transfer Price-Based Money Laundering in International Trade ［C］//Lan, H., Yang, Y., and Zou, P. Proceedings of 200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arbin: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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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批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在试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因此资本项目的开放及利率市场化改革将进入崭新的、实质性的阶段。

利率是资金的使用价格，其价格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资金的供求状况，而资本的流动必然会引起一定区域内资金总量的变化，进而引起利率水平的波动。因此，利率水平的最终决定因素取决于一国或地区的资金供求状况。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以官定利率为主的利率决定机制，不仅利率水平不能充分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也未能达到资金优化配置的目的，同时还会使利率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被弱化。

因此，如何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充分反映供求状况，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利率、汇率与资金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我国设立自贸区的目的之一就是将自贸区作为国内与国外资金流动的枢纽，并通过自贸区先行的利率市场化引领和推进国内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说自贸区的设立对推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然而，由于利率市场化是一个渐渐演进的过程，各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和特点，并且各阶段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和承前启后的，因此，本文尝试将利率市场化改革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即自贸区设立之前的阶段，或称官定利率为主市场利率为辅的利率决定机制阶段，或自我强化阶段；第二阶段，也就是利率双轨制阶段，即自贸区利率决定机制与国内利率决定机制共存及相互作用阶段；第三阶段，自贸区与国内融合，即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的阶段。

资金流动状况是影响资金供求的重要因素，而资金供求状况又是决定利率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资金流动状况对一国的利率水平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并且外部环境不同的区域，比如自贸区内、国内及国外会有不同的资金流动及供求状况，它们的利率决定因素也各不相同。自贸区的设立将会成为国内外资金流动的“枢纽”，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为防止国内外资金直接流动的“缓冲地带”，也是避免国际资本给国内带来正面冲击的一道“防护堤”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防火墙”。

自贸区的利率市场化及其对国内的溢出效应，不仅加快了国内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也对我国中央银行形成倒逼机制，使中央银行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官定利率政策和有管理的汇率政策。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毫无疑问将有力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但自贸区的设立在多大程度上能促进利率市场化，还取决于这个过程中相关配套措施的跟进，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很多预想不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在短期内是难以解决的，因此对通过自贸区大力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效果不宜盲目乐观。不能认为自贸区是万能的，也不能坐享其成，相反还有很多难题亟待解决。

比如，在我国存在自贸区与国内利率市场不统一和利率相对较高的情况下，自贸区内的利率放开在短期内必然吸引国内资金和国际套利资本大量涌入，因而可能会引起大量资金空转，并可能产生金融风险。因此，在目前开放的国际金融环境下，应该设计一个比较好的机制来防止大规模金融套利发生。

在此，我们认为在自贸区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利率的市场化应是一个逐步开放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但这种开放程度应明显快于国内，只有把握好开放时点和开放度才能有效防范可能存在的风险。要充分发挥自贸区与国内外资金流动的枢纽作用，通过自贸区的“缓冲”功能，降低国际资本对国内的直接冲击，当遇到外部冲击时有足够的应对时间，从而把金融风险控制在最小的程度。

篇8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论点是：(1)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世界福利；(2)一国的单边贸易自由化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自身福利。但是，真实的经济不是新古典理论的无摩擦平面，纯经济学模型显然忽视了国家作为政策制定者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因素。以多种形态存在的贸易保护政策从未消失。即便是在wto诞生后，人们所期待的平和、有序、共赢的局面也没有出现，相反，国际贸易摩擦却频繁发生。

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重塑国际收支平衡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长久稳定的基础，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现实政经问题。2009年后，各国政府对贸易保护的谴责不断加强；对我国汇率机制导致的“贸易保护”形式更成为了争论的核心。事实上，各国在反对贸易保护的同时，却又采取着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政策，国家间在贸易政策上的合作似乎无法形成。

为此，笔者将通过多阶段博弈决策的分析，解释贸易保护政策将成为未来几年不可避免的趋势，以及我国在汇率方面最有可能采取的选择。

一、文献述评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贸易保护政策产生于国家内生的政治过程。早至20世纪初，schattschneider(1930)便强调了产业利益集团在1930年美国关税法案的修订及引发贸易战的“smoot-haw-ley”法案的诞生中所产生的影响。随着20世纪80年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影响的经济分析逐步发展完善。由于政府与公众、个人与集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产业利益集团能通过众多方式向政府决策者施加政治影响与压力，贸易政策实为利益集团游说政府的结果。grossman和helpman(1995)提出了正式的贸易战模型以研究大国间的贸易争端。该模型通过非合作的关税博弈过程，模拟了国内利益集团与政治环境如何导致了政府间的贸易争端。但是，基于美国政治体制得出的模型具有很强的局限性，以利益集团和选民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模型显然不符合我国政策制定的过程。我国学者盛斌针对我国的政经体制，将贸易政策视为中央政府决策的权力范畴，以不同行业的贸易保护水平作为实证研究对象，修正了grossman对我国贸易保护研究的结论，建立基于我国民主集中制度的实证模型，奠定了研究我国贸易政策的基础。综上，现今学术界倾向于贸易保护政策是政府在国内与国际层面双重博弈的结果。

笔者认为以静态效用最大化模型求解出的博弈均衡不能很好地刻画政府真实的决策过程，原因如：(1)国际与国内层面均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获得先验的有效数据；(2)决策者“有限理性”的选择与效用最大化为基础的模型产生矛盾；(3)“隐性”贸易保护政策造成的影响难以度量且影响巨大；(4)未考虑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做出的“相机选择”的非理性决策。笔者希望通过对贸易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的探讨，以真实地还原贸易保护政策制定的过程，并解释在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国际贸易保护发展趋势。

二、决策模型

(一)界定博弈主体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恶化，各国对贸易保护的探讨也日渐增多，且矛盾集中于欧美对中国贸易保护的谴责与制裁。g20匹兹堡峰会以宣言的形式通过了《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意在给出口大国施压促其贸易调整。200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产品共发起10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2起反倾销调查，l起特保调查，频度与数量均为历史高值。中国欧盟商会报告称，到2010年下半年，以不公平贸易为由针对中国的倾销案将明显增多。

中国、美国、欧盟作为贸易摩擦的核心国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紧密的贸易往来关系，且中国对欧美都处于净出口的贸易地位；(2)排除邻国间的地域性贸易关系，三方之间的贸易总量最大；(3)2008年gdp排名，欧、美、中分列第一、二、四位；(4)美元、欧元为世界的结算货币；而人民币估值问题则是此次贸易摩擦的争论核心。

综上，本文选取中国、美国、欧盟作为研究对象；并首先以中美两国作为博弈主体进行分析，继而加入欧盟讨论更为复杂的决策过程。

(二)中美作为决策主体的博弈过程

1.中美对贸易摩擦的关注焦点

美方认为造成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为：(1)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巨大成本优势；(2)中国政府为本国企业提供的大量显性或隐形补贴：包括各种收入税的减免、企业从国有银行获得的低利率贷款、企业债务的减免等，违背了wto原则；(3)核心原因是人民币币值低估。美方指出人民币币值低估范围介于15％-40％，虽然中国2005年7月采取措施使人民币升值2.1％，但人民币仍远远低于其应有价值。美方指出美中贸易失衡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而是关系到美方长期的经济政治安全问题。

中方学者则认为美国各经济、政治利益集团的角逐推动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升温，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在格林斯潘时期施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导致了国际贸易失衡的局面。

虽然中美双方就贸易摩擦的产生解释不同，但所采用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种：(1)“出口策略”：国内低利率贷款，对特定行业补贴，出口退税等贸易保护政策；(2)“进口策略”：反倾销、反补贴与特保等特定调查，对特定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等贸易保护政策；(3)“第三方诉求”：向wto提出诉求，希望对出现贸易保护的经济体做出干预；(4)“人民币汇率政策”：我国采取的“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此次贸易保护所讨论的核心。以上四点中的前三项为中美双方均可采用并已经采用，可归结为“常规对策”；对于只有中方能够主动施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可归为“非常规对策”，我们对此分别进行博弈分析。

2.“常规对策”下的贸易博弈

以单次博弈模型来解释两国之间形成贸易保护的研究很多，黄晓凤(2006)指出在两国之间不存在激励相容机制的情况下，两国博弈的纳什均衡必然与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的结果完全一致。中美双方最终选择的结果必然是贸易保护政策。

中美双方长期的贸易往来显然不是单次的博弈过程。有研究指出，中美双方都意识到长期合作可以克服谋取短期利益的动机，故为了获得长期利益，双方在博弈开始都会树立合作的形象。当博弈无限重复进行时，两国中的一国(以中国为例)，可以采取“激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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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机制对博弈进行干预。博弈的结果是，只要中美双方有足够的耐性，{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将是无限次囚徒困境重复博弈的均衡解，为帕累托最优解。wto作为这样一种“激励相容”机制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中美双方向“自由贸易”的选择偏移。

但是，即便中美双方存在长期往来的贸易关系，但是其却不满足“激励相容”机制所要求的长期合作条件。(1)由于双方政府有限任期的限制，且不同内阁所施行的政策有显著差别，政策的一致性与有效性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长期的贸易合作被割裂为独立的贸易阶段。此时，我们难以判断合作的始端，继而将无限次的博弈转变成为有限次的博弈，“激励相容”机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条件。(2)wto作为凌驾于主权国家的国际监管机构，受以下两方面的限制，其所建立的“激励相容”机制的可靠性有限。首先，wto的《保障措施协定》允许其成员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等一系列保护措施。在现实的囤际贸易运行中，某些贸易保护就具有了合法的外衣和可操作性。其次wto争端解决机制程序漫长，步骤繁多，这既增加了报复的时间成本，又降低了报复行为的主动性，从而不利于可信性的提高，也就难以限制主权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

此外，我们还需看到，外在条件的变化将显著改变博弈双方的选择，从而使原有的“激励相容”机制失效。在经济形势良好的情况下中美政府倾向于遵守“激励相容”机制，形成合作的局面；而在经济形势不好的背景下，更倾向于选择贸易保护政策，走向“囚徒困境”。eichengreen，irwin(2009)近期研究表明经济衰退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便证明了外在条件的改变也将改变博弈的结果。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国际经济形势极为恶劣的背景下，当中美双方均只采用“常规对策”进行博弈时，结果倾向双边贸易保护的“囚徒困境”。

3.“非常规政策”下的政策选择

人民币币值低估是美欧认为中国所施行的最明显且最具影响力的贸易保护政策。krugman(2009)指出以严重低估的价值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导致全球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欧洲央行也在零九年第三季度的报告中针对人民币估值问题进行了讨论。

人民币如何升值的问题又分为两种观点：(1)对人民币进行一次性升值；(2)对人民币进行缓慢的爬行升值。2005年在国际经济运行良好的大背景下，我国尝试使人民币进入了缓慢升值的通道。但效果是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减缓出口的速度，反而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快了“热钱”的流入，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涌人造成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泡沫”。

汇率机制在我国仍作为一个政策工具，而不是一个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变量，可以视为政府博弈选择中的重要一环。笔者选择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5％作为讨论对象，探讨这样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政策将如何影响博弈过程。

(1)中国政府的政策预期

短期之内，人民币升值政策将给我国东南沿海以出口为主要业务的大量中小企业带来严重打击。升值意味着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在很多企业边际利润率已接近于零的情况下，该政策无疑将导致占我国经济总量6成以上的中小企业的大量倒闭，同时带来大量失业人口，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其次，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净出口，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就业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自2002年开始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有明显增长趋势。2007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1.5％，拉动经济增长2.5个百分点。当2009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盈余同比下降30％的时候，政府为了实现“十一五”规划中所指定的年均gdp7.5％的增长目标，不得不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弥补在国际外需萎缩背景下的出口减少量，以维持既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再次，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中有超过70％为美元资产，人民币的升值将使美元对人民币、美元对国际大宗商品贬值预期增加，使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大量缩水，造成损失。

不可否认的是，人民币升值政策在短期内也有其有利的方面。我国政府在国际层面所受的舆论压力将大大减弱；中国的消费者因人民币的升值而变得更加富有；国内以进口原材料为主的企业也将受惠于人民币升值的政策。

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的政策无疑是重塑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一环。但该政策是否能够建构新的国家间政经合作模型，带来稳定的经济增长，同样值得我们深思。笔者认为以中国汇率调整作为新的国际合作的契机是“不可置信”的政策基础。pettis(2009)指出，由于中国、欧洲和美国对全球危机根源的理解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框架，各国首脑面临着不同国内政治困境，全面协调的解决方案无法实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也有观点认为，由于人民币升值给我国中小企业造成的打击，是为一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从长期来看有可能成为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的开端。feldstein(2009)认为，中国如果允许人民币升值，将有利于把需求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并防止通胀。人民币升值既能够缓解中国国内的失衡情况，也有助于减轻全球失衡。

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如果实施该政策，将在长期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的信用风险。中国在国际层面“就范合作”的政治姿态，将为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再次出现危机时埋下中国政府“妥协”的伏笔。如果国际收支平衡没有得到改善，那么中国将承担着再次调整汇率的压力。正如我们在2005年选择了人民币爬行升值后盯住美元的策略，现在同样受到来自西方的谴责。如果中国政府在受到国际压力的情况下便会施行人民币升值为代表的“国际合作”策略的预期一旦形成，那么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将大大削弱；在国内层面，政府也会形成以牺牲本国利益来为他国政府决策的失误买单的形象。

综上，本文通过三个维度来刻画人民币一次性升值的我国政府的预期。政府的预期包括但不仅限于表中所列的情况。

(2)我国政府的目标函数及政策选择

我国的政治体制可以概括为“依存市场的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其决定了政府在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的特点——政府所认定的国家利益和集体目标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并使其服从于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整等国民经济管理的传统思想。

实证研究表明，促进和发展战略产业的“国家利益模型”最能反映中国贸易保护结构的政治经济决定因素，而“利益影响模型”的效果是“边际性”的，维护社会公平、减少调整成本和收入再分配的“公共利益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从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来看，比较优势大、对产业需求关联强、劳动密集型、创造利润和税收多、国有企业作用小、反对势力薄弱的行业越能够获得更高的保护率。

综上，我国以保持经济增长率的政策日标，以中小企业的发展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这些都限定了政府不可能采取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度升值的贸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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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解决政策。决策者在可预见的短期诸多确定风险因素与长期不确定的好处的选择中，显然倾向于保持稳定、保守的汇率政策，以满足政府的既定政治经济目标。同时，政府也甘愿在国际层面承受舆论压力，而在国内获得更多的支持。

(三)中国、美国、欧盟三个主体的博弈过程

以上的分析基本适用于中美欧三方中任意两方的贸易决策博弈过程。当我们将三者共同作为研究对象时，情况则变得更为复杂。本文只分析在此框架下对我国汇率政策的影响。

当欧盟加人中美博弈的过程后，将从两个方面改变我国政府制定汇率政策的决策函数：(1)美元兑欧元的贬值预期。美国政府为了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增加本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采取了对欧元贬值的外汇政策以增大对欧洲地区的出口，缓解本国的高失业率、低出口的困境。这种可预见的美元对欧元的贬值等同于人民币对欧元同时贬值，我国对欧洲的出口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享受来自美元贬值的正外部性。这也解释了作为中美汇率机制的最大受害者的欧盟，同时谴责中美双方在国际贸易保护中“共谋”的现象。(2)部分转嫁国际舆论压力。我国并非主动采取行动对欧元贬值。且当美元反弹，人民币也会走上对欧元的升值通道。在国际政经合作谈判中，政府有可能将关键决策者的角色转移给美国，把矛盾转嫁给欧美双方，从而减少自身的舆论压力。

综上，当我们将博弈参与主体涵盖中美欧三方或更多时，我国更倾向于采用既有的盯住美元的稳定汇率政策。

四、结　论

篇9

【关键词】国际收支 转口贸易 现状及增长空间 分析

转口贸易是在信息不对等，货物所有者为了赚取差价而不是对货物的实物实际占有时形成的一种国际交易方式。近几年来，我国的转口贸易业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和多样化运作方式，转口贸易外汇收支大幅增长。笔者拟从转口贸易外汇收支角度，通过对其定义、运作方式、特点、存在问题或不足等几方面内容分析，建议进一步扩大我国转口贸易定义外延，且认为以我国保税区为中转的转口贸易还将继续快速发展。具体情况如下：

一、转口贸易发展背景及现状

转口贸易的发生，主要是基于有些国家或地区地理、历史原因以及政治、经济因素，其所处位置适合于作为货物销售中心，他们输入大量货物，除一部分供本国或本地区消费外，主要是为再出口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且这些国家或地区采取特殊的关税优惠政策和贸易政策，中转费用不高，从而形成了以新加坡、香港、伦敦、鹿特丹等为中转地的国际著名转口贸易港，但近年来，不但以上述港口为中转的转口贸易在继续发展，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保税监管区域、保税仓库等也成为转口贸易的主要中转地。

二、转口贸易定义

目前，对转口贸易的定义，《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中称转手买卖(Goods under merchanting),是指居民从非居民处购买货物，随后便向另一非居民转售同一货物，而货物未在居民经济体出现。商务部定义的转口贸易是指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通过第三国进行的贸易，即交易的货物可以由出口国运往第三国，在第三国不经过加工(改换包装、分类、挑选、整理等不作为加工论)再销往消费国，也可以不通过第三国直接由生产国运往消费国，但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并不发生交易关系，而是由第三国分别同生产国和消费国发生的交易。

三、转口贸易运作方式

根据货物流通渠道的不同分为不以第三国为中转的转口贸易和以第三国为中转的转口贸易。不以第三国为中转的转口贸易是指由于经验、通讯设备等的缺管，出口商通过第三国与进口商发生买卖关系，且将货物直接从出口国运往进口国的贸易方式。这种方式下，货物并未在第三国进出口。这是转口贸易最初的，传统的发展方式。以第三国为中转的转口贸易是指中间商先将从境外进口的货物运抵第三国中转，择机再将同一货物从第三国出口至另一进口国。该中转的第三国已由原来以新加坡、香港、伦敦、鹿特丹等国际著名中转贸易港为中心发展为保税区、保税仓库等为中心的转口贸易。

根据同一货物是否集中转卖，转口贸易又分为以下形式：一种是转手买卖的中间商从境外出口商处进口转手至另一境外进口商的货物是同一货物，即该货物的数量、重量或品质等内容都未发生变化。另一种则是转手买卖的中间商从境外出口商分几次在不同时间购买同一货物并集中存放于第三国保税区仓库，随后，该境内中间商又于买后的某一时间出售同一货物中的部分数量产品给境外另一家进口商，其虽为同一货物，但该货物的数量发生变化。且第二种形式又演变出第三种形式，以具体事例说明，境内企业从某一境外企业分两次在不同时间购买其存放在中国境内保税区仓库的电解镍共计800吨，其申报在“一般贸易支出”项下，随后，境内该企业于购买后又以高于买价的价格出售其中的201吨给原先的境外企业，其出售后银行根据企业的申请说明申报在“转口贸易收入”项下，但进出口商却为同一家进出口商。经与银行有关人员了解，该进出口商实际也为中间商，它更多是以转口贸易形式利用自身信息优势作商品的差价收益。笔者认为，上述前两种形式应归入转口贸易，但第三种形式下的境外企业，因境外进出口商为同一非居民，不符合转口贸易定义，其更适合申报在“一般贸易收入”项下。

四、转口贸易特点及成因分析

(一)转口贸易收支差额或收益率较高

从国际收支统计角度分析，近年来，我国转口贸易收支呈现较大差额净收入，其转口贸易外汇收支收益率极高。形成原因是：境内企业先以一般贸易进口方式从境外进口货物转至境内保税区保税仓库寄存，同时领取“货物进入境内保税区仓库清单”，但该批货物以何种方式最终交易需根据国际市场行情决定。以境内转口商A企业为例说明。首先，境内A企业从境外进口一批货物后申报在“一般贸易支出”项下，并将货物寄存境内保税区仓库等待另一购货商，若该购货商为境内企业，则A企业将原先申报在“一般贸易支出”项下的货物核销，以一般贸易支出成交。若另一购货商为境外企业，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外汇业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汇发［2011］11号”)实施后，境内企业必须先到银行修改申报交易编码，即由“一般贸易支出”修改为“转口贸易支出”后才可将转口贸易外汇收入款项入账。但汇发［2011］11号实施前， 若该笔货物以转口贸易出口，企业只申报“转口贸易收入”即可，之前已申报在“一般贸易支出”项下的数据基本未作修改。这是造成从数据角度计算出的转口贸易收益率大大超过常规值的主要原因。

(二)结算方式较固定，收入多为电汇，支出多为信用证

近几年来转口贸易业务中，其付款以90天远期信用证为主，收款多采用电汇。从境内企业角度来看，在当前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尚未好转情形下，资金安全、快速回流企业账户是首要之事，于是在结算方式上企业更希望尽快收回货款，同时延期对外付款。而目前转口贸易结算方式正好验证了这种“先收款后付款”态势。据悉，境内企业要么是先收到购货商货款，再以电汇形式支付给供应商，即先收后支，要么是先开远期信用证给供货商延期付款，而以TT电汇方式先行收回货款，即先支后收。这两种情形主要发生在汇发［2011］11号实施前。该文件实施后，境内企业只能用先支后收结算方式，且提前收回货款不能支付转口贸易支出，即企业应以自有资金支付进口货款。反映在国际收支数据中即是某一时点转口贸易数据表现为收大于支，并形成当前转口贸易外汇收支倒挂局面。

(三)以保税监管区域为中转站的转口贸易居多

当前转口贸易外汇收支中，除传统意义的转口贸易外，以境内保税监管区域作为中转站进行买进和卖出的转口贸易也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如其中一家境内企业，其今年以来转口贸易外汇收支1.52亿美元，其全部以境内保税监管区域为中转站，另一家转口商则有80%左右的转口贸易来源于保税监管区域。目前，以保税监管区域为中转站的转口贸易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先将从境外A国进口的货物存入境内保税区仓库，在一定时日转卖给境外B国，另一种是直接购买境内保税区产品，转卖给境外B国。形成以保税监管区域为中转站的转口贸易的原因，一是境内企业所购买的商品价格在国内外时有差异，且有时国内价格高，有时国外价格高，境内企业将货物寄存保税监管区域仓储、取得货权后，往往不急于出货，而是在权衡国内外市场价格后再决定处理货物的方式，如国际市场价格高于国内市场价格，则将货物转卖出去，收取货款抵减进口付汇，如国内市场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境内企业自行报关进口，销售至国内，由从事转口贸易变为一般贸易进口。于是境内企业以保税监管区域为中转站有时作“一般贸易支出”，有时作“转口贸易支出”。二是近年来我国保税监管区域的仓储功能日趋完善，通过保税监管区域还可规避关税、增值税等诸多问题，且商品已以实物存放于保税区，企业不用过多担心诸如运输损耗、自然灾害等一系列风险，而只需了解境内保税区内存放货物类型、数量等即可，于是以境内保税区为中转的转口贸易随之快速发展起来了。

五、转口贸易增长空间展望

综上所述，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中货物流动快速便捷，交易双方信息源变化莫测不对等，保税监管区域、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货物吞吐能力不断增强等外部环境进一步宽松情形下，转口贸易业务仍将继续快速增长，由此也演变出多种类似转口贸易的形式，笔者认为只要是转手买卖的中间商有真实的货物贸易背景，以同一货物为中心，将其转卖于境外两个不同的非居民机构或个人，就应归入转口贸易。而由此形成的转口贸易业务即将继续不断向纵深发展，特别是以保税监管区域、自由贸易港等为中转的转口贸易有望快速增长，并将超越“货物不经过第三国”的传统意义上的转口贸易，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的主要转口贸易运作方式。

六、相关建议

（一）将保税监管区的转卖业务纳入转口贸易

笔者认为，重新定义《国际收支手册》中转口贸易概念，扩大其外延范围，使其与商务部定义的转口贸易概念一致，将通过保税监管区域的进口转卖业务也纳入转口贸易中，可进一步统一商务部、外汇局、银行及企业对转口贸易、进口转卖等概念的理解；并及时制定专门的转口贸易外汇管理法规及操作规程，明确转口贸易的货物贸易监管定位，对收付汇性质做出界定，明确规定进口转卖业务的国际收支申报问题及收付汇时所需审核的相关单证，方便银行操作和外汇局监管。

（二）区别运用“先支后收”转口贸易运作方式

在转口贸易外汇收支相关政策法规、操作规程等出台同时，建议重新修订汇发［2011］11号内容，由“一刀切”全部实行“先支后收”转口贸易运作方式调整为区别运用“先支后收”转口贸易运作方式，保证有真实货物交易背景的境内企业进行正常的转口贸易业务。如银行与海关联网核查境内企业存放在保税监管区域内货物清单，外汇局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境内企业转口贸易收益率等方法，对有真实贸易背景、收益率稳定且在正常值范围内的境内企业可适当放宽运用自有资金的比例，在其自有资金不足时可利用提前收回的转口贸易外汇收入抵用转口贸易外汇支出，从而缓解这些企业资金不足压力，也减少虚增的结售汇金额。

（三）明确“收大于支”的收益率

目前，转口贸易外汇收支的收益比率应是多少，无论是外汇局还是银行都无参考依据，因此建议相关部门提供并定期公布转口贸易业务中常出现的大宗商品的买卖差价数据依据，如铁矿石收益率1-5%、聚丙烯1%-2%之间等以便于银行、外汇局查阅和参考。若超过规定比率的则要求企业提供相关材料，以防止违规企业与境外关联公司联手、借助转口贸易名义将异常外汇资金随意跨境流动。

篇10

文章通过评估国际金融危机对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之下，国家的进出口增速变缓，进出口企业的经济增长同步下滑，外向型经济发展形势变得非常恶劣。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外市场需求减弱，贸易保护主义丛生，对外贸易环境恶劣。针对此种现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政府以及企业要增强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意识，政府层面积极扩大内需，不能过度依赖对外经济；企业应不断开拓市场，提高产品质量，调整国际结算方式，降低金融危机对企业自身的打击。

[关键词]

金融危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含义和成因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概念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者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等）急剧、短暂、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多种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往往是呈现更为复杂的形式出现。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金融危机往往由一个国家或地区开始爆发，并且迅速波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联系越密切，则受到的影响就越大。危机影响范围具有国际性，称之为国际金融危机，具体指一国持续性的货币贬值、金融机构倒闭、金融市场动荡、借贷资金枯竭而引起的经济衰退并通过多种渠道传导到周边和与之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造成区域性和全局性的经济和金融指标恶化。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其显著特点是对角型流动性、支付系统与偿付能力的沉重打击而导致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衰弱；二是在存款人和投资人的市场预期改变和信心下降的情况下，使银行体系的运作面临更严峻的形势，进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相关经济体运行发生危机。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普遍表现为整个区域的货币币值出现了幅度较大的波动与贬值，经济增长受到严重打击，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比较大的损失。综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四点。1．经济制度存在缺陷。一方面，政府要通过支出的增减来对国际收支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利用汇率进行调整时，会对开放经济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的难度加大。2．国际资本流动加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和规模也都大大提高。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速度的变化促使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的规模已经远远大于经常账户的赤字。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又无力保障外汇收入的稳定，这部分额外的外汇储备往往又以各种形式流回资本输出国。3．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失误。假设一国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发展政策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到本国的实际情况，政策制定得不够全面或者是制定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就有可能导致危机的发生，而这种政策性错误可能会带来包括利率和汇率政策制定上的失误。比如政府决策，当收益小于成本时，放弃固定汇率，危机爆发（如图-1所示）。4．金融市场上政府监管不力。对于资本市场的开放，必须谨慎行事。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过早开放，会大大增加转轨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复杂程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要同时维持内外均衡，往往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处于两难境地。综合以上分析总结，现代金融危机生成的根源是金融的脆弱性，而泡沫经济正是埋下的金融危机的种子，酝酿危机，在泡沫爆裂时金融危机爆发；金融自由化则使脆弱的金融雪上加霜，催生现代金融危机；僵化的不当的汇率制度为投机攻击提供了“靶子”，导致现代金融危机一般率先从货币危机开始。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外向型经济的影响——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例

（一）金融危机导致我国进出口增速变缓改革开放以来，扩大出口一直是对外开放战略中最重要的目标。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出口竞争力进一步强化，6年中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4.42%。与此同时，中国出口结构大幅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46%上升到2007年的95%，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了57%和29%。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的近10%，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我国出口总额为100394.9亿元，出口增长率为7.43%；进口总额为79526.5亿元，进口增长率为8.52%，创下了自2001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2010年的进出口总额出现了负增长，之后几年虽然有所回升，但是增长速度迟缓，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家的对外贸易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造成巨大冲击1．对出口企业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出口影响逐月增加，从11月开始首次出现了负增长。（1）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冲击较大，高新技术型企业受到的影响较小。从出口统计数据来看，中国、钢铁行业以及家具、卫浴、五金、电子等产品的出口企业受到严重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出口增长速度低于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2）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减少幅度较大。首先，欧盟、美国和日本是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我国向这三个市场的出口明显回落。在危机爆发后，由于美国国内消费需求明显下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不断减少；同时，危机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弱势地位，加速了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过程，给中国出口行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其次，间接影响中国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中国对日本、德国、韩国、荷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的出口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3）出口依赖型地区出口明显回落。据海关统计，广东、江苏、上海继续位列各省区市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前三名。2008年，广东省进出口总值6832.6亿美元，增长7.7%，进出口规模位列全国各省区市之首。同期，江苏、上海进出口总值分别为3922.7亿美元和3221亿美元，分别增长12.2%和13.9%。扣除物价因素以及人民币升值因素，广东的实际增长为负增长，江苏和上海的实际增长幅度也很小。2．对进口企业的影响。当前，金融危机不仅给我国的出口带来了明显的影响，还对进口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从统计数据来看，自2008年7月以来，进口与出口出现同步下滑，且下滑速度要快于出口。造成进口大幅下降的原因主要基于三个方面：一是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是导致我国外贸进口下降的重要原因；二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对欧美市场的影响日益加深，加上近年来人民币对欧元大幅升值，导致境外市场对我国商品需求出现萎缩，从而影响了加工贸易的进口需求；三是由于在国内经济下滑的过程中，许多国内企业对进口产品需求减少，这进一步给进口企业的业务造成了负面影响，使得我国进口下跌的幅度在短期内显著高于出口。从金融危机对进口的影响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台湾、韩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等地进口明显减少；二是三大行业进口均大幅下降，进口价格不同程度下跌；三是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进口均出现大幅下降。

（三）金融危机使我国外部市场需求不足金融危机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和贸易受到了较大影响，导致我国外部市场需求不足，从而影响了我国的出口。就美国而言，我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由2001年的4.1%上升到2007年的6.89%，2006年高达7.56%，不过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2009—2013年的中国对外经济出现了很大的波动。由此可见，美国的经济衰退势必将影响到中国出口。

（四）国际金融危机使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外贸条件恶化金融危机使美欧经济增长前景担忧，企业销售下降、利润下降、开工不足、失业率上升，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反倾销、技术性、标准性、绿色的贸易保护手段会更加频繁出现。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和美国贸易逆差高居不下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将更加频繁。虽然美国一直倡导自由贸易，但当其利益受损时，往往就会违反自由贸易的规则，以公平贸易代替自由贸易。这样各种名义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将纷纷出笼。同时，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经济放缓，导致美国需求内部化的微观要求不断增强，这也使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持续抬头，对中国设立更多的贸易壁垒，这一切便构成我国食品、机电产品、纺织品和服装以及玩具鞋类对美出口的障碍。比如，美国曾炒作我国玩具、牙膏、水产品、轮胎、宠物食品等产品的安全问题，限制对我国有关产品的进口，严重损害了我国产品的国际声誉和相关出口企业的利益。一些国家除了压价之外，还通过抬高技术测试标准等非价格手段极力将市场风险转嫁给我国纺织出口企业，如故意提高产品测试标准，有些标准明显超出我国企业能力范围，从而制造出大量“不合格”产品，客户先勉强接受，一旦日后因产品品质问题而滞销、退货，就将全部责任推给我国出口企业，这种技术性软条款，给我国纺织业带来巨大的压力和订单风险。这些都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例证。

（五）我国出口的信用机制不健全，金融危机加大了收汇风险近年来，迫于国际市场竞争压力，我国出口企业从传统的信用证结算方式，改为赊销结算方式。这种结算方式，使企业直接面对海外买家的商业风险，收汇风险较大。特别是金融危机时期，信贷紧缩，导致了部分高度依赖银行资金运转的企业融资困难，融资成本增加，而且融资的额度也难以满足正常经营的需要，同时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在整体销售趋势下降的情况下，企业难以维持销售量和盈利水平，造成资金周转困难。他们把债务负担转嫁给我国企业，造成企业无法收回货款，坏账数量急剧增加，外贸信用风险增大。据国际信用保险机构科法斯的统计显示，2009年前4个月美国企业欠款指数上升了35%。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数据表明，2008年上半年，该公司收到来自企业出口美国的报损案件及报损金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几倍，全国范围内已有5200多户海外买家因拖欠我国出口企业货款或因破产而丧失偿付能力。来自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辽宁分公司的数据也显示，2009年进入10月份以来，外贸风险呈爆发趋势，10月10日至11月18日，该公司共接到报损案19起，平均每2天一起，同比激增375%；案值1091万美元，同比激增1898%。

三、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应对举措

（一）政府的应对策略1．加快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拉动型经济的转变，加快产业升级，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降低国家经济的外贸依存度。由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我国出口的打击可以看出，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拉动型经济的转变的紧迫性。从长远来看，走扩大内需之路，才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首选，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平稳发展。2．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进一步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出口企业试点工作。由于欧元持续走弱，汇率波动给出口贸易造成风险，人民币跨境结算可降低汇兑与交易的成本，一定程度上减少风险。因此，打破国际货币垄断，建立人民币国际优势显得非常必要。3．进一步开发多元化的出口市场。长久以来，我国出口大都集中在欧美等少数发达国家，成为诱发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抗风险能力差。政府应通过引导调整出口市场结构，积极开拓南美市场、中东市场、东欧市场和东北亚市场，鼓励跨境电商等新型对外贸易模式，为国内企业快速走向世界奠定良好的通道，这样可以通过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来分散风险。4．政府应切实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和管理，灵活运用WTO机制，加强与各大经济体在贸易方面的谈判与对话。同时，对于反倾销和反补贴，应加强指导和引导，帮助企业积极和更有效地应诉。

（二）企业的应对策略1．积极拓展市场。在紧紧抓住现有的欧美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东盟、美洲等新兴市场，建立多元化的海外市场。同时，规避贸易壁垒：一方面，以危机为契机，充分利用一些欧美国家宽松的投资政策，变贸易为直接投资，通过海外设厂或直接参与海外并购重组等方式来规避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努力加强合作，力争与商务部、地方主管部门、联合商会建立联动机制，灵活运用世贸组织规则，应对贸易摩擦。2．不断提高产品质量，转变企业发展方式。要进一步加强研发，不断创新，积极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安全标准，努力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创立自主品牌，提升竞争力。3．扩大业务拓展模式。通过建立电子商务平台，高效利用网络销售模式来降低交易成本。通过网络平台，可减少参展、商旅、谈判等成本，扩展利润空间，增强抗风险能力。4．调整结算办法。在结算时争取多用英镑、美元或人民币等硬币来结算，结算方式尽量用安全的前T/T或L/C并尽早收回贷款，灵活利用出口信用保险，进一步降低结算风险（冯芙蓉、崔娜，2015）。

四、结语

当前，国际经济危机由于影响范围大，持续性强，冲击力较大，对外向型企业的影响也将更加明显，外向型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较多，要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和发展的压力也在增大。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了巨大的冲击和压力，同时也为我国经济走出去创造了机遇，我们需要从中寻找机遇，把危机作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充分利用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创造优势条件，做好应对困难与挑战的各项准备。危机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和资源重组的空间，我们需要更多从不同角度的探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既要适度进行市场创新，也必须有风险的监管，追求稳健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戴良整.国际金融危机下我国外向型企业的对策探析[J].中国商贸,2010,(14):192-193.

[2]冯芙蓉,崔娜.汇率不完全传导、宏观经济波动与货币政策关系探讨[J].商业经济研究,2015,(29):66-69.

[3]刘赛力.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影响及中国的和平发展[J].东北亚论坛,2012,(2):8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