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的弊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由贸易的弊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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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8-00000-01

一、自由贸易的出现及单边向多边的过渡

虽然自由贸易的思想早在18世纪就由亚当斯密提出了，但是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交通工具的落后以及国际分工的不明确，自由贸易一直难以实行。19世纪产业革命后，英国成为工业霸主，为了扩大市场，追求高额利润，英国开始推行单边自由贸易政策，主要是武力保障下的经济商品的暴力输出。到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为了对外扩张，美国也开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但此时的自由贸易已不同于英国的单边贸易。

1947年10月30日，以美国为代表的关贸总协定的23个发起国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这份以“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协议，正式宣布了世界多边自由贸易政策的出现，关贸总协定实施以后，即开始进行全球多边贸易谈判。截至2016年，在GATT/WTO的组织下已举行了9次多边贸易谈判。

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

GATT的出现，使得全球贸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工业革命以前，世界贸易增长率只有0.27%，这个数据是极低的。到20世纪50至70年代，由于GATT的出现，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更为频繁，贸易壁垒逐渐减少，贸易摩擦能够得到有效协商，使得全球间的贸易进入极大的发展阶段，世界贸易增长率相较于工业革命以前翻了200多倍。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全球多边自由贸易发展的黄金时期。

随着自由贸易效益的极大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加入GATT，以前由发达国家主宰的世界贸易格局，现在转变为发展中国家争取自身贸易利益的重要桥梁。GATT成立最初只有1个发展中国家，占比不到5%，而1973年发展到56个发展中国家，占比68%，1995年占比更是接近80%。

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崛起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GATT/WTO，全球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发展中的问题逐渐暴露。由于WTO成员的庞大，成员国在多边贸易体制谈判过程中难以达成共识。同时WTO自身存在的不可克服的弊端，使WTO多边贸易谈判日益艰难。加上一些区域性自由贸易区计划未能如期实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目光转向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这种多边贸易体制之外的安排。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是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独立关税主体依据WTO的相关规则，以自愿结合的方式就贸易自由化及相关问题所达成的协定。新一代的双边FTA以其涉及范围广、灵活性强、操作简单方便时间短、见效快和约束力强等比较优势，赢得了各国的青睐。另外，双边FTA在促进协定参加国双方自由贸易、经济技术合作乃至发展双方政治关系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这些符合了各国促进自身经济贸易增长，实现更广泛利益的发展战略。20世纪80年代，WTO多边贸易谈判阻力不断增大，双边自由贸易以其在促进贸易自由化的优势，又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双边自由贸易热在全球局部出现，到90年代末开始全球盛行。

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负面影响

双边贸易协定的发展也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构成了一定负面影响，毕竟这种以区域一体化为特征的贸易协定只在两个或少数国家内消除贸易壁垒，实现关税减免，而其它 WTO 成员国无法享受同等优惠政策，造成了成员国之间的差别待遇，违背了WTO的宗旨。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国家有可能在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之后，由于本国福利的提高与本国企业利润的增加，最终不愿再继续履行 WTO 成员国义务，从而阻碍了多边贸易进程。早在 1996 年，WTO 就意识到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双刃剑特征，成立了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专门用来审查区域贸易协定是否与多边贸易自由化原则相一致。

五、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近些年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的观察，我们清晰的知道自由贸易协定在未来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蓬勃发展，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和涉及的合作范围将会进一步增加，也许以FTA为基础的多种区域经济合作方式的兴起最终不仅会导致全球贸易完全自由化和促成世界共同产品市场，而且还将进一步促使世界共同要素市场、共同货币形成，乃至再对世界统一政治架构的产生和完善产生积极影响，但这些影响在未来仍然难以预见，自由贸易协定有着天然的缺陷，如资源分配扭曲和贸易、投资牵制，所以其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贸易的影响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参考文献：

[1]朱信娟.论双边FTA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D].长春：吉林大学，2010.

[2]樊瑞.全球自由贸易协定（FTA）发展及中国的战略选择[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5.

[3]谭序丹.自由贸易协定（FTA）投资规范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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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的多边、区域和双边战略

（一）美国总体的多边、区域和双边战略

美国贸易政策的中心目标是扩大美国出口商的市场份额。在二战后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中，多边主义是首选政策，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中美国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由于多边自由化进程发展缓慢，美国逐步改变了对区域和双边优惠贸易协定的看法，采取了“双轨制”的策略，即一方面促进WTO多边谈判，另一方面通过区域和双边自由化逐步达成全球自由化。美国官方强调，贸易自由化和遵守WTO承诺是它们自由贸易协定设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多边自由化仍是美国的最终目标，这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而区域和双边自由化是美国的过渡目标，这从理论上讲虽然是“次优”，但从现实看是最为可行的做法。

从1985年至2005年，美国已经签署的、正在商谈的或处于倡议中的FTA协定有20项。这些FTA协定勾勒出了美国设想的由美国主导的“轴心―辐条”体系。从地理区域看，主要包括三个区域，即美洲、中东和亚太地区。在美洲地区，美国参与的FTA协定有九项，占其全部FTA协定的43%，这反映了美洲地区在美国区域贸易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美国与西半球伙伴国的谈判可以被看作是达成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中的一部分，那么更远距离的FTA伙伴国的选择则是由包括经济及其他因素在内的多个目标决定的。从目标国或地区的选取和先后顺序来看，美国采取了“先单边后区域，以单边促区域；先近邻后远邻，以近邻促远邻”的策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佐利克表示，美国要“大力推动地区和双边FTA”，用“累积扩大的方式推进自由贸易，激励各国竞相开放”。从1994年起，美国就开始了与33个美洲国家的FTA谈判，考虑到谈判的难度和谈判时间的旷日持久，美国先与其中部分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以发挥示范和促进作用。在亚太地区，美国先与新加坡签署了FTA协定，并希望以新加坡为突破口，推动与东盟各国的FTA谈判。从FTA协定条款看，其包括的范围比WTO多边贸易体系更广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把FTA当作多边谈判的“试验场”，许多FTA协定的条款将来会以相似的形式成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内容。

从总体上讲，WTO多边体系下的自由化最符合美国的利益，是美国追求的长期目标。FTA是达到长期目标的手段，同时也会为美国带来小范围的局部的利益；APEC是由手段到目标的桥梁，APEC涵盖了东亚、北美、拉美以及大洋洲的多个国家，它促进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为融合位于不同区域的FTA提供了机遇和条件。因此，美国在WTO、APEC和FTA中的政策关系和政策取向可以归结为WTO是目标，FTA是手段，APEC是桥梁。

（二）欧盟总体的多边、区域和双边战略

欧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并且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经济贸易集团，其对外贸易政策可分为三个层次，即WTO、欧盟的扩大，以及优惠贸易安排。

欧盟是WTO的积极参与者，在WTO框架下参加了一轮又一轮的国际贸易自由化谈判。据欧盟委员会估计，74%的欧盟对外贸易是建立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的，其中大约一半是在WTO体系下进行的，另一半是和优惠贸易协定的伙伴国进行的。因此，欧盟既重视WTO框架下的多边自由化，也重视优惠贸易安排。

欧盟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整合过程，既包括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也包括成员国数量的增加。欧共体在成立之初，就表达了将一体化扩展到整个欧洲的愿望。2001年，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指出：“稳定我们大陆的关键在于欧盟的扩大。”欧盟在2004年实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张，使欧盟成员总数达到25位。目前，欧盟与四个申请国保持着密切关系，并且和西巴尔干的许多国家签署了稳定和结盟协定，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国内改革，最终使这些国家加入到欧盟的行列中来。欧盟的扩大不仅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同时可以进一步扩大欧盟的内部市场，使欧盟获得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欧盟通过FTA、关税同盟以及其他方式和许多国家、地区或集团性国家缔结了优惠贸易协定。从时间结构和地理区域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前，欧盟的重心放在欧洲，主要目的是渐次实现欧盟在欧洲的扩大。上世纪90年代以后，欧盟的重心放在欧洲以外，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日益兴起的区域贸易协定，从而避免被边缘化，同时也能促进WTO框架下的多边自由化谈判。从目标国或地区的选取和先后顺序来看，一方面，欧盟优先选择已处于自由贸易区“轴心”的国家，如智利和墨西哥，以有效利用“轴心国”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在欧盟的自由贸易区设想中，欧盟创造性地提出了“南―南―北”一体化模式，即先通过援助方式和非互惠的优惠贸易安排（如地中海协定，科托努协定等）增强南方国家的经济贸易水平和一体化程度，然后再与“南―南”一体化的区域性集团结成自由贸易区，这种方式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南―北”一体化方式的优点，同时又保留了“南―南”方式的积极因素，并且减少了同时存在过多优惠贸易安排的不利影响。目前，欧盟已经停止启动新的优惠贸易安排谈判，目的是要消化由欧盟的扩大和多个优惠贸易安排带来的政策协调上的困难。

总之，多边自由化和欧盟的逐步扩大是欧盟追求的两个并行的目标。从经济效率上讲，WTO框架下的多边自由化是最优的，但WTO覆盖领域的狭小和谈判进程的缓慢促使欧盟不断追求区内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和成员国数量的增加。欧盟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一部分是实现欧盟扩大的桥梁，另一部分则是维护自身利益、促进WTO多边自由化进程的手段。

二、各自贸区关税政策的协调

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贸易转移。不同时间签订多个自由贸易协定将使贸易转移更加复杂，由于多个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时间不同、过渡期不同、优惠安排的内容不同、伙伴国的比较优势不同，可能会使贸易转移多次、反复地发生。因此，需要协调各个双边贸易政策以减少优惠贸易安排带来的损失。美国和欧盟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一）立即免税的商品范围不断扩大

每一个新签订的FTA协定会产生贸易转移，同时也会产生贸易创造，这些贸易创造可能会纠正先前FTA协定产生的贸易转移，为了尽可能利用新自贸区协定的这一功能，就需要协调各个FTA协定的条款。从总体上看，美国和欧盟先后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立即免税的商品范围不断扩大，就是为了尽快利用新贸易协定来纠正先前贸易协定产生的贸易转移。例如，在1985年生效的美国―以色列自由贸易协定中，立即免税的商品范围覆盖了部分工业品，而农产品则排除在外。后来与约旦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立即免税的商品范围覆盖了46%的工业品和大多数农产品。分别于2004年和2005年生效的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和美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中，几乎所有工业产品和农产品都列入了立即免税的范围。

（二）削减关税的过渡期逐步缩短

削减关税的过渡期逐步缩短也是为了利用新的自贸区协定来纠正先前自贸区协定产生的贸易转移。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大多数产品的过渡期为10年；与约旦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过渡期分为四类，大多数产品的过渡期少于10年；与智利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大多数工业品的过渡期为四年；与澳大利亚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农产品的过渡期仅为三年。

（三）单边降低关税和促进多边谈判

自贸区协定成员方的净收益直接取决于其外部贸易政策的姿态，与区域一体化相配合，成员方应采取一种开放性的外部政策。在高外部关税情况下，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相对价格差异会更大，从而引起更多的贸易转移。多边自由化能够消除贸易转移，并能带来最大的福利效应。因此，通过单边或通过多边贸易谈判降低外部关税，将进口转回更有效率的供应商，能够把贸易转移限制到最低限度。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谈判或单边地放松其贸易限制措施。从2001年多哈回合启动以来，美国已经正式提交了70项议案，大幅降低了贸易壁垒，同时加强了世贸体系的规则和纪律。另外，美国单方面为范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免税待遇的计划，包括普惠制、《安第斯贸易优惠法案》和《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等。欧盟参加的各个自由贸易协定，无论在覆盖的范围上还是在自由化程度上，都比WTO多边贸易体系走得更快更远。另外，欧盟还通过《地中海协定》、普惠制和稳定与联盟协定等方式向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单方面优惠，这也降低了外部关税。

三、各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的政策协调

自由贸易区内建立的原产地规则一般用来防止“贸易转运”，即阻止非成员国原产地的产品经由保护程度低的成员向保护程度高的成员转运。除了承担转运的成本外，贸易转运在经济学上是有效率的。但贸易转运阻碍了FTA某一成员方向另一成员方出口发生贸易转运的产品，同时也破坏了成员方的关税结构。所以，自由贸易区都制定了原产地规则来限制贸易转运。除了减少贸易转运之外，FTA原产地规则还会增加区外资本的流入和区内生产中当地原材料的使用，但这在经济学上是低效率的。总之，原产地规则越严格，产生的效率就越低。

（一）广泛的累积制度

广泛的累积制度能使用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原材料进行生产，从而减少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原产地规则的累积制度规定了从何种国家进口投入品可以被视为受惠国的原产品。有三种类型的累积方法：双边累积（bilateral cumulation），对角累积（diagonal cumulation）和完全累积（full cumulation）。除了实行双边累积制度外，欧盟签订的许多自由贸易协定使用了对角累积制度或完全累计制度。例如，在与突尼斯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规定，对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原材料可视为国产原材料对待；在与埃及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规定，对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等国的原材料可视为国产原材料对待；欧盟与南非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规定，南非产品中可包含来自南非关税同盟中任何国家的原材料；欧洲经济区（EEA）使用完全累积方法。

（二）统一和简化的原产地规则

统一的原产地规则有助于出口商调整生产，使出口产品符合原产地规则的规定，从而避免生产的盲目性，使其产品较易进入目标市场。统一的原产地规则也能节省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在各个自贸区协定没有统一的原产地规则的情况下，政府容易因地制宜地制定某种原产地规则作为推行贸易保护措施的工具，而在统一的原产地规则下，政府的这种行为就受到了一定的约束。

近年来，美国分别与新加坡、智利和澳大利亚签订的自贸区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具有高度的统一性，除汽车以外产品的原产地规则几乎完全一样，这必将产生较高的效率。欧盟近年来积极推动现有的和将来的优惠原产地规则协调一致。1997年，欧盟发起的“泛欧制度一体化”使已有的优惠原产地规则以统一的方式实施。1997年以来，泛欧模式已融合进欧盟新的优惠贸易安排的伙伴成员。在协调优惠原产地规则的同时，欧盟委员会在2005年10月决定，将简化其在与第三国签署的优惠贸易协议中有关原产地规则的规定。

（三）对敏感产业的保护逐步加强，对非敏感行业逐步放松原产地规则

自贸区原产地规则不仅是判定产品能否取得享受优惠待遇的标准，同时还可以通过制定适合本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特点的规则，实现保护敏感行业以及增加就业等经济目标。这在汽车和纺织服装业产品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加拿大自贸区协定规定，汽车产品的增值比率按净成本计算为50%，而NAFTA规定将这一比率提高到62.5%，目的在于阻碍日本汽车产品以墨西哥为跳板进入美国和加拿大市场。在纺织服装产品上，美国―加拿大自贸区协定未对原材料构成加以限制，NAFTA规定服装采用“纱以后”原则，棉纱和人造纤维线采用“纤维以后”原则，NAFTA之后的自贸区原产地规则对纺织服装产品的加工过程又做了进一步限制。

美国对非敏感行业逐步放松原产地规则。2003年1月，根据产业发展的要求，美国联合加拿大、墨西哥对酒精饮料、甘油酯等产品解除了原产地规则。2003年10月，NAFTA缔约方宣布了一项旨在追求更加自由的原产地规则的建议。

四、各自贸区服务贸易和投资措施的协调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服务贸易多边框架，极大地推动了全球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在乌拉圭回合结束之后，各成员方又就金融、电信、海运和自然人流动等服务部门和方式进行了一系列后续谈判，至今各成员仍在执行和消化这些承诺。多哈回合开始以来，除部分在服务贸易出口方面有重大利益和优势的国家外，大多数国家缺乏进行新一轮谈判的热情。为了推动本国服务贸易出口，美国和欧盟在其签订的自贸区协议中都列有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条款，其广度和深度超越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承诺。为了保护对外投资者的利益，美国和欧盟在其签订的自贸区协议中也都列有关于投资的条款。

（一）负向清单方式

在大多数自由贸易协定下，美国和欧盟自贸区对服务贸易自由化都采取了“负向清单方式”，除了包含在保留清单中的领域外，其他的服务贸易是没有贸易限制的，并且新的服务部门被自动地纳入到该协定下。这一方式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方式不同，服务贸易总协定采用列明清单方式。“负向清单方式”有效地扩大了协定覆盖的领域，能够产生更大的贸易创造。同时，由于新的服务部门自动地同时纳入到各个自由贸易协定下，从而减少了贸易转移。

（二）资金的充分流动性

结成自由贸易区后，同盟内各国经济从一个均衡点向另一个均衡点的发展将产生过渡性调整的代价。短期内这种代价可能很大，表现为暂时的失业和生产能力闲置，从而引起过渡时期福利的损失。在过渡时期结束后，资源将通过重新配置转向较好的用途。显然，在区域集团的成员国之间劳动和资本的流动性越强，这些过渡性损失就可能越小。美国和欧盟签订的自贸区协定中，大多数都包含了资本转移和避免资本控制的承诺，实现了企业资金、利润的自由流动。

五、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在多边进程受阻和已有FTA的示范效应下，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参与了至少一个自由贸易安排。目前中国以各种形式、在各个层次上参与了贸易自由化进程。就多边来看，有WTO；从区域来看，有APEC、曼谷协定，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ACFTA）；在双边上，中国与香港、澳门也是一种事实上的自由贸易区，中国同智利的FTA以及中国同巴基斯坦关于早期收获的协定也已经签署。同时，中国还不断加强区域和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此外，与许多国家和组织的FTA谈判或对建立FTA的可能性的探讨也在进行当中。这在客观上需要对对外贸易政策进行协调，制定合理的FTA发展战略，确保整体目标的一致和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根据以上分析，相互重叠的FTA协定会带来贸易转移和成本损失。因此，中国在建立FTA时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一）坚持多头并进的发展模式

在当前情况下，应采取多边、区域、次区域和双边贸易自由化齐头并进的发展模式，力争在各个层面上获取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而且针对中国原有对外区域经济合作中心比较简单――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的非均衡发展状况，坚持立足于亚太的同时，构筑自己的多元重心模式框架，实现由单一重心向多元重心发展，在每一地区都重点培养贸易伙伴。

应注重采取多种形式的合作方式。中国参与的区域经济合作从性质上讲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具有一定机制的区域经济合作；论坛性质的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实质性优惠安排的贸易协定。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既加强了联系，避免被孤立，又为将来进一步发展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建立FTA――打下基础。一旦时机成熟，低层次的、非机制化的合作可以方便快捷地升格到更高层次，而不用经过漫长的可能性研究和冗长的谈判过程。

（二）坚持规则的一致性和层次性

各个FTA协定的规则应协调一致，包括协调一致的关税和非关税水平及减让进程、原产地规则和便利化措施等。这有助于节省谈判成本和行政成本，有助于企业形成稳定的预期，也有利于FTA范围的扩大和不同FTA的合并。

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注意。2005年APEC《釜山宣言》就呼吁推动建立高质量、透明、趋于一致的区域贸易安排和自由贸易协定，鼓励各国使用APEC关于区域贸易安排和自由贸易协定的示范条款。

各个FTA协定应具有层次性。这包括两个含义：一是注意APEC签订的先后顺序。在与不同国家签订APEC协定时，顺序不好会导致贸易转移的反复发生，由此会导致国内产业结构发展混乱和调整成本增加。对此，一个应遵循的原则是：应先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自身相近的国家合作，再逐渐扩展到和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国家，这样能减少贸易转移的反复发生。当然，这纯粹是经济学的考虑。事实上，签订APEC协定的优先顺序选择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外交问题。二是新的APEC应当能够减少旧的贸易扭曲。如果新APEC伙伴国比已有的APEC伙伴国更具有比较优势，那么优惠措施就应当足以消除旧的贸易扭曲。如果不比已有的伙伴国更具优势，优惠措施就以不产生新的贸易扭曲为限。

（三）自贸区数量和规模的适度

自贸区数量应适度。过多的和重叠的自贸区协定会带来多次的、反复的贸易转移，并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行政成本和调整成本，所以自贸区的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当一个国家刚开始签订自由贸易区的时候，随着签订协定数量的增加，所获得的贸易创造等收益大于贸易转移和调整成本等损失，因此整体收益随自贸区数量的增加而提高。当数量达到某一界限时，边际损失就会大于边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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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国际投资法

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中国经济新的试验田。《总体方案》重点涵盖以准入前国民待遇以及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协定规则，即上海自贸区将突破现有框架，在外商投资方面实施多项改革措施。根据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要求，自贸试验区内将率先改革投资项目管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管理、工商登记等审批环节。同时，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对于试验区内涉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内资和外资项目进行备案管理。

1负面清单概述

负面清单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对外资许诺开放的反向方式，实际上是定出一个投资领域的“黑名单”。在这个名单之外，“法无禁止即可为”，这种制度创新无疑将大为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举例来说，对于负面清单中列明的限制和禁止外资投资的行业和业务，是不给予外资以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对于未列入负面清单的行业和业务，则内外资一视同仁。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者准入前国民待遇是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经济一体化意愿的表现。

这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正面清单”是相对应的概念，GATS仅要求成员方列名承诺对外开放的部门，而未列出的则被认为是不做开放承诺的，也即不给予外资以国民待遇。正、负之间，虽只一字之差，却体现了截然不同的投资监管理念。我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是典型的“正面清单”管理模式。根据现行的外资企业法等法律，在我国的外商投资必须参照2003年国家发改委、经贸委和外经贸部联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开展。在这份目录中，明确了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的外商投资项目，并在2011年进行了部分修订，沿用至今。这种模式存在很大的弊端，一个弊端是效率低下，企业的合同章程必须在走完所有审批流程之日起才能生效，另一个弊端是审批制的灰色地带太大，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相比而言，负面清单可以简化对外资进入的审批管理，同时扩大开放。同时，在外资准入方面更加透明，对于吸引外商投资具有积极作用，有利于促进投资自由化。

“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已经成为国际投资规则的新趋势，世界上至少有77个国家采用这种模式。上海自贸区采用这种模式，主要是适应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根据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要求，自贸试验区内将率先改革投资项目管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管理、工商登记等审批环节。同时，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对于试验区内涉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内资和外资项目进行备案管理。

2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负面清单模式的特点

从国际投资法角度看，上海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具有以下特点：

（1）符合投资自由化的国际趋势。

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化的客观条件下，强化外资保护，促进投资自由化趋势已不可逆转。发达国家的东道国投资法、双边投资条约、区域性投资条约及多边投资条约均体现了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趋势。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对外开放了不少传统禁止的行业，其对于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也越来越少。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推动下，更有利于促进投资自由化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据我国商务部统计，全球目前至少有77个国家采用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上海自贸区借鉴国际通行规则，遵循“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理，通过负面清单方式列名限制及禁止外商投资的行业。对于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符合国际投资自由化的趋势。

（2）具有较高的外商投资开放度。

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商投资准入实行的是“正面清单”模式，遵循的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自贸试验区采取的“负面清单”模式前所未有。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对外商投资保留的限制逐一列名，对除此之外的外商投资，取消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投资者资质限制等准入条件，实行国民待遇。负面清单（2014版）特别管理措施共139条。按措施的类型可分为：限制性措施110条、禁止性措施29条，相比2013年的负面清单措施又缩减了51条。这样的开放度和透明度在我国尚属首次。

（3）存在需要不断完善的空间。

制定负面清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相比2013版负面清单，2014版负面清单已经从多方面进行了改进。例如，特别管理措施数量的减少，文字表述准确性的增强等。但是，对于新版负面清单仍存在开放领域不足的问题。例如，引起广泛关注的清单中第二产业的不符措施共计66条，占清单比例近50%，这一数量远远高于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同时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也会带来新的风险。由于负面清单主要捆住的是政府“看得见的手”，而极大地解放了市场“看不见的手”，并且实质上放弃了政府事前监管，因此未来会对政府监管提出更大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宋晓燕：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挑战[J]，东方法学，2014（1）

[2]孙元欣：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2013版）及其改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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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TPP；服务贸易；影响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一、TPP对中国服务贸易的积极影响

（一）激励中国服务贸易逐步走向成熟

TPP对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贸易、商务人员临时入境、电信、电子商务和政府采购做了详细的规定。关于服务贸易，TPP虽然继承了世贸组织的国民待遇，但是将“正面清单”改为“负面清单”，以“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为核心创造出了第三代贸易规范。金融方面，取消外资股比限制；保险方面，要求国营保险企业竞争中立.基础电信方面，涉及跨境数据自由流动；邮政方面，涉及邮政保险和快递等。这些方面的规定对中国服务贸易来说都是比较敏感的。

即便是中国没有加入TPP，这对中国的服务贸易也是会产生很大压力。中国在这样的压力和挑战下，必然会对服务贸易结构和政策作出调整以适应TPP带来的新环境。长此以往下去，中国的服务贸易会在TPP形成的新的服务贸易背景下不断完善，逐步形成合理的贸易结构和国际化的政策，从而促使中国服务贸易一步步走向成熟。

（二）加速中国服务产业结构升级

所谓服务产业升级是指服务内容升级和服务结构升级两个方面。服务内容升级是指使计算机服务业、软件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科技交流业、租赁业、推广服务业、社会福利业、居民服务业、体育业等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起来。服务结构升级是指将新兴服务业的比重提高，替代传统服务业。

TPP的建立和发展会使中国服务贸易在世界的竞争力下降，为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必须快速实现服务业升级。因此，TPP的出现虽然给中国服务贸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也是促进中国服务产业快速升级的推动力，促使中国服务业不得不快速发展的动力。

（三）扩大中国服务业开放程度

目前，中国的内部经济发展已经步入了瓶颈期，必须深化改革开放，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是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重要比重。但是一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产业比较薄弱。生产业水平较低，不能构成产业结构升级强有力的支撑；生活业效率低，供给不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水平差距很大；国际竞争力比较差，缺少大企业和知名企业的支持，很难扩大服务贸易规模。

美国主掌的TPP协议建立了更高的国际贸易新规则，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实现各成员国贸易自由化，那么在TPP实现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贸易转移，这样的贸易转移效应对非成员国是不利的，尤其是中国，中国与成员国之间的服务贸易量会大大的减少，面对这样的挑战，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加强双边和多边贸易建设，着力扩大服务贸易规模，扩大与各国的相互投资，平衡服务贸易量。中国顺应TPP新环境，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必然会促使中国经济开放成度加大，从而扩大中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

（四）促进中国服务贸易政策国际化进程

中国服务贸易在顺应TPP背景下形成的新的服务贸易环境过程中，除了需要调整服务贸易结构，更重要的是要拥有一个完善的政策。

中国传统的国际贸易政策一直存在很多的弊端。中国的教育、保险、电信和金融存在明显的垄断性，一些法律法规比较抽象，很难付诸于实践。中国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门在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缺乏灵活，在管理方面比较僵硬。中国不健全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导致了中国服务贸易效率较差，服务水平较低。因此，TPP的建立对于中国来说正是一个好的契机去正视自身的服务贸易政策和法律法规的缺点和不足，完善和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其更加适应TPP背景下发展服务贸易的新形势。中国服务贸易要想顺应TPP背景得以良好的发展，其政策必然要不断向国际化靠拢。

（五）为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TPP的产生对于中国来说是有激励作用的，中国为顺应TPP新环境，不得不调整服务贸易结构和政策，提高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平衡服务贸易进出口均衡，从而推进中国服务贸易走向成熟化，促使中国服务产业快速升级，加快扩大中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促进中国国际贸易政策国际化。

就中国服务贸易长期发展来看，TPP的建立只是中国服务贸易走向成熟化的垫脚石，中国服务贸易要想长期发展必然要适应不同的环境和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因此，TPP会为中国服务贸易今后长期稳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实践基础。

二、TPP对中国服务贸易的消极影响

（一）削弱中国服务贸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截止到2016年2月4日，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12个国家在奥克兰正式签署了TPP协议。其经济规模占全球总量的40%，TPP的要求多且苛刻，中国目前无法加入。

美国加入TPP，重返亚太，主掌TPP规则有一部分目的是想要抑制中国的发展，而TPP协议的很多规定，包括对于技术性贸易壁垒、跨国公司、跨境服务等规定都会抑制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中国可能会失去在美国、日本等国的部分重要出口市场，也会造成TPP其他成员国贸易转移。这样，中国非但不能良好的发展服务贸易，原有的服务贸易市场可能也会失去。作为非成员国，中国很难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为本国争取利益，这可能会阻碍中国话语权在国际中地位的提升，使中国在国际中的角色重要性下降，削弱中国服务贸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二）影响中国FTA战略布局

自加入WTO以来，中国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与许多国家和地区商议建设自由贸易区，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多边和双边贸易合作。以后，自由贸易协定内容不断加深，自由贸易区蓝图日益扩大。现在，中国正在建19个贸易区，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达到14个。中国还将继续建立健全FTA机制，加快市场化进程，以期快速推进FTA战略布局。

TPP规则使各成员国会改变自身的服务贸易政策，提高出口服务质量，以达到谈判的高标准，使国际竞争力上升。同时，这些国家在和非成员国进行服务贸易时，必然也会期望对方的服务贸易高质量。那么，中国在和这些国家进行谈判的时候，谈判的条件肯定会更加严格。但是，TPP协议中很多议题，中国目前很难达到，也是中国需要改进的，比如关于知识产权、透明度、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问题，中国很难顺应TPP协议，这就可能会使中国很难与这些国家顺利达成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这不仅阻碍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更是阻碍了中国整个的FTA战略布局的进行。

（三）打乱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规划

“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服务贸易开放格局基本形成，服务贸易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不断提升。“十三五”规划需要进一步扩大服务出口规模，健全售后、维修保养等服务体系，促进离岸、在岸服务外包协调发展.生产业专业化，提高生活业品质，完善服务业发展政策和体制，加快推动服务业快速优质发展。

TPP协议约束了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规划。日本加入TPP之前，中国服务贸易在东亚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东亚整体的服务贸易发展前景乐观。日本加入TPP后，美国开始深入东亚区域的合作，东亚的服务贸易关系发生了改变，而这些改变有利于美国，但是对于中国的对外服务贸易是不利的。这就使中国发展对外服务贸易关系的空间上受到了约束，地位也可能会削弱，美国重新平衡了东亚贸易关系使中国的服务贸易在东亚的发展受到了难以抗拒的牵制。而中国与东亚的服务贸易比重已经很大，再加上中国与TPP成员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也要受到制约，中国想要实现“十三五”规划必定要面临更多的困难。

（四）加剧中国服务贸易逆差

中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这是中国服务贸易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中国一直努力扩大服务贸易规模、服务贸易质量、优化服务贸易结构，以期减小并且消除服务贸易逆差。然而TPP协议的签订，成员国之间服务贸易往来密切，与非成员国之间的服务贸易能省则省，中国与成员国之间的服务贸易额度会显著下降，中国来不及开发与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短期内会造成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中国所采取的解决措施不能即时生效，需要一定时间，中国不能及时调整服务贸易进一步逆差的情况，会对中国整体贸易甚至中国的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影响中国自贸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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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南南合作；南北合作

一、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

从20世纪5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间就酝酿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1960年，最早的两个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美洲共同市场和拉丁美洲自由贸易联盟正式诞生。到目前为止，已经组建100多个区域经济集团。

(二)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绩效分析：“糟糕的记录”

目前为止，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和动态效应的好处都非常有限。

1．静态效应

衡量区域经济一体化成果最基本的标志时其静态效应——贸易创造效应，它表现为区域内贸易额扣除贸易转移效应后的增加值上。从现状来看，各个南南型区域经济集团内部贸易占区域贸易总额的比重，只有东盟一直在15％以上，拉丁美洲一体化联盟、中美洲共同市场和南方共同市场相对较高以外，其余则都处于较低水平。对比欧盟和美加自由贸易区这一指标的高水平，说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极小。

2．动态效应

按照南南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分析，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初衷主要是追求一体化的动态效应，希望通过一体化使成员方分享规模经济效应，并保护成员方的国内产业，以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但却未能产生增加规模经济的预期效果。

不仅规模经济不明显，其希望藉其“贸易壁垒”效应来促进工业化的目的也没达到。在“贸易壁垒”的作用之下，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工业没有发展起来，反而普遍未老先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总之，无论是从静态还动态收益来看，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都是不成功的。［1］

二、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

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20世纪90年代之前，世界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多为发达国家之间或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组建。1994年，墨西哥正式加入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区，标志着世界上首个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诞生。从那以后，南北模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

2004年5月1日，随着东欧10国的加入，欧盟也由北北型转变为南北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二）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绩效分析

1、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静态效应

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样会产生贸易的创造效应和转移效应。与南南型一体化集团不同的是，南北型区域一体化产生的区内贸易转移效应对整个集团带来的福利减损相对可能更小。

（1）一体化集团的整体福利

南北型区域经济集团组成后，区内将产生巨大的贸易创造效应而贸易转移效应较小，因此南北型一体化组织的整体福利更可能增加。

（2）成员国福利

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通常使发展中国家成员国遭受关税收入损失，转移由发达成员国获得。南北型一体化组织建立之前，发达国家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一般已达较高水平，关税较低；而发展中国家一般因保护本国幼稚工业维持较高的关税水平。因此，通常发展中成员国在一体化之后将损失巨大的关税收入，转而成为发达成员国的福利增加部分。［2］

2、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效应

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南南型区域一体化同样会产生除了贸易创造和转移之外的动态效应。通常认为，南北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效应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成员。

（1）投资吸引效应

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之后，发展中成员国一方面由于国内贸易壁垒及各种市场限制政策消除，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必将吸引大量来自区域内发达成员的资金投向；另一方面，由于和发达成员的一体化关系而在国际市场上赢得良好的信誉形象和市场地位，因此吸引更多区外非成员国的直接投资。

（2）技术外溢效应

发达国家通常拥有更强大的研发能力和更高的技术知识水平，而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南北型一体化的途径来获取这些高技术知识。

三、发展中国家：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必然趋向，但同时要做到多元化选择

可见，发展中国家融入当代国际经济体系和参与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要积极同发达国家打交道，发展南北经济合作。并非所有发展中国家且在所有产品上都不具有成本优势，至少发展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是具有相当大优势的。同时，正是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在一些产品上处于较大的劣势，甚至不生产这些产品，即便对之实行零关税，也无法替达国家原来的供应商，因此发生贸易转移效应的机会不是很大。综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强，它们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对于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我们同时也要意识到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弊端。它虽然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国际信誉提高、国际市场地位提升、对外谈判能力增强等多种非经济的收益，但因发达国家强加的一系列不平等条款所带来的对本国企业利益直至国家方面的损害也决不容小觑，尤其是对于一些外贸依存度高、经济规模小的发展中小国而言，为谋求南北型区域集团成员国资格所付出的实际代价甚至可能比理论上能从中获取的利益多更多。［3］

因此，要判断哪一种模式更好，还是要依一体化成员国的具体经济情况和环境而定。（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大学法学院）



参考文献：

［1］ 苏雪串.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选择.经济经纬.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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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合作；资源整合；自由贸易区；汇率合作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4-0054-03

一、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理论

在现有的货币一体化理论中，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最重要的一个。该理论认为，在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内，只要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具有完全自由的流动性，就可以实现资本和劳动力从盈余国向赤字国转移，促使区域内各国经济结构及时调整，经济周期趋于同步，这样可以促使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内部经济均衡。蒙代尔之后．麦金农、凯恩斯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补充了“最优货币区理论”，他们将经济的开放程度及其高度的多元化、金融一体化、通胀偏好相似性以及政策的一体化等都看作是形成统一货币区的必要条件。因而最后的结论是国际收支平衡是建立统一货币区的基础，否则无法实现最终的组建。

1990年代克鲁格曼利用GG-LL模型阐述了一个处于经济体之外的国家是否应该加入经济区的问题，即收益与成本之间的比较权衡标准。他以芬兰为例用GG曲线做出分析，结论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其所在的固定汇率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加入经济区的收益就越大，跨国贸易和要素流动越广泛，固定汇率的收益就越大。而通过LL曲线分析的结论是一国和它要加入的固定汇率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在产出市场波动时，经济性损失越少。

爱默生和格罗斯还阐述了“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思想。其理论核心是货币选择根本上应由市场状况尤其是市场需求来决定，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只有单一货币才是最优选择。在这里，应将货币与国家分开，货币的本质是服务于市场的，而国际间经济的广泛交往需要货币最终走向融合。当一国不能充分发挥货币的职能时，就应主动放弃货币权，将权利上交给一个超国家机构以推动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福利的提高。但建立货币区的必要条件是市场的高度融合。

由于条件界定过于严格导致最优货币区理论在实际操作上出现困难。因此米勒和威勒(1991)继续分析了目标区不具有完全可信性的情况；刘易斯则将汇率变动的边界扩展为中央银行不仅在边界处进行干预，而且在目标区内部进行干预。这些研究都为欧洲统一货币区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同时欧洲的实践进一步强调了国家之间相互协调的重要性。

二、东亚地区经贸合作的实际状况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形成的经济模式主要是“雁形发展模式”，即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潜在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1980年代初，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从而形成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一资本技术密集产业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这种分工体系导致东亚各国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东亚区域内的相互出口由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30．2％增加到90年代前期的38．3％，同期的相互进口由28．2％增加到34．5％，1994年，整个东亚地区内部相互贸易的比重已占全部贸易的43％。但在1990年代后期，由于“雁形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东亚的总体贸易份额出现了变化。亚洲金融危机后，相继有东盟十国、中国“10+1”经济贸易合作、中日韩和东盟十国“10+3”经济贸易合作。从贸易份额上来看，中国在“10+1”内部的出口总额仅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约7％，这一比例明显低于东盟主要国家对“10+1”内部市场的依赖。同一时期，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对“10+l”内部市场的依赖分别是31．3％、29．6％、24．1％、22．0％、17．4％。东盟10国在“10+1”内部的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26．7％，这与这些国家签订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有关。中国与东盟各国对“10+l”以外的市场存在较强依赖性。2000年，中国与欧盟和美国的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30．3％，而同期与其他东盟国家的内部贸易所占份额为42．6％。同样，东盟对欧盟、美国、日本的出口分别占东盟总出口量的14．8％、19．2％、13．6％，而对中国的出口仅有3．7％。在进口方面，东盟自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进口分别占其进口总额的10．1％、13．8％、19．2％，而从中国的进口仅占4．8％。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传统的“雁形模式”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各国之间呈现相互超越、相互牵引的“群马模式”。即便是这样，随着贸易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10+1”成员国间的关税将进一步有所降低，这会推动区域内内部市场贸易份额的扩大。但考虑到内部市场规模的限制，总体的贸易格局不会出现大的变动。

近年来中日韩三国问的贸易一直呈现稳步增长的势头。以韩国为例，2004年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接近8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36．8％)，其中对中国投资达到36．3亿美元，占其全部对外投资的45％；2004年韩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为296亿美元，占韩国进口总额的13．2％，高于从美国的进口。这些数据说明，在东亚区域内进一步推进相互贸易存在极大发展空间，这不仅有助于东亚各经济体进一步摆脱对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出口依赖，还有助于推动区域内统一货币区的建立。

三、可以选择的合作路径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B・巴拉萨(1961)的区域经济统合理论，区域经济包括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以及完全经济统合五种类型。考虑到东亚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在区域内扩大自由贸易区的范围，协调关税、放松外汇管制应是进行货币金融合作的前提。区域内市场的扩大需要贸易和投资间的良性互动，这在中日韩的合作中显得尤为重要。东亚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应从以下几个层次逐步推进。

在3个“10+1”或“10+3”的框架下进一步扩大自由贸易的范围和规模。由于中日韩之间缺乏制度上的合作导致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规模和领域受到限制，但是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三国之间在对外贸易上的共识逐步增加，这将有利于区域内贸易规模的扩大。三国应当逐步建立商品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建立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型市场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尤其要稳步推进，不仅要巩固中国在发展FTA实践中的成果，还要同时推进与东南亚地区的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多边贸易谈判以形成互动效果。此外，在中日韩的磋商中应始终保持积极态度，争取多边谈判取得实质性成果。对于经济落后的区域，巩固人民币的贸易结算核心币种地位，为货币金融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在《清迈倡议》(CMI)框架下，进一步推进货币互换机制，加强区域经济共同监督机制，推进东亚债券市场的建设。一个有效的货币金融合作机制应当包括危机的防范、救助机制、共同监督机制与区域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建设。其中，能够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维持外汇市场与汇率的稳定、预防与及早化解金融风险的短期融资便利安排，是货币合作的初级形式。2005年5月伊斯坦布尔会议针对东亚原有货币互换机制规模过小、独立性不足、缺乏有效的多边合作与共同行动机制等不足，提出了大幅度扩大双边货币互换规模、将原有的单向提供融资的货币互换安排双向化、建立和完善双边基础上的多边集体决策机制和货币互换启动程序、提高货币互换机制的独立性，将实际融资规模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规划脱钩部分比例由10％提高到20％，将区域共同监督机制纳入CMI框架。这些措施为东亚地区进行深入的融资合作奠定了’基础。但在目前，鉴于东亚经济体的对外开放程度以及现有融资规模的有限性，目前应考虑建立一个统一的协调机构管理双边及多边的货币互换安排。其次是建立起共同监督机制，与融资援助相结合以便对一国的经济政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第三是建立制度化的集体决策机制，因为共同监督机制只有拥有统一的规则与清晰的程序才能发挥效力。在东亚债券市场的合作方面，目前东亚的区域债券市场发展较快，自2003年6月始，先后合作成立了第一期亚洲债券基金(ABlFl)及第二期亚洲债券基金(ABF2)，第二期已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而在合作意图上，东盟“10+3”均认可将采取措施进一步推进区域债券市场的发展，设定亚洲债券市场倡议路线图，建立信息收集与交流机制及各国自评机制，研究亚洲货币篮标价债券和统一的亚洲债券评级标准，并在税收政策等方面进行协调。尽管如此，债券市场的建设依然面临极大困难，问题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市场规模；二是市场的供求不平衡；三是对汇率合作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市场规模过小与缺乏流动性存在恶性循环关系，整合东亚债券市场有助于个别经济体陷入“低水平债券市场陷阱”。初期应从东亚经济本身的结构调整入手，形成区域内贸易占主导的贸易格局，继续推进“后雁形模式”，加快东亚区域内的资源整合，改变以往经济体产品趋同、相互存在激烈竞争的不利局面。

加强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汇率合作。尤其是在汇率制度问题上的合作以及协调。实际上，在上一个问题里就提出了汇率合作的重要性，区域债券市场的发展要求相关经济体在资本账户方面的全面开放性，这对许多亚洲国家，比如中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与其他经济体的汇率合作方面，东亚地区长期以来都没有汇率合作的机制与传统，这固然与市场的开放程度有关，但更与亚洲国家根深蒂固的文化传承有关。这样的局面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全面打击后有所改观，因此东亚地区的汇率安排表现为宽松的钉住一篮子货币，或是事实上的高频钉住美元。2005年7月后，中国的汇率安排也出现了类似的特点。考虑到汇率合作的可操作性，东亚地区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应在过渡与实质运作两个阶段上依次展开。过渡阶段可以从政策对话与共同干预外汇市场开始，逐步培养互信和合作经验。在实际运作阶段，从次区域和整个东亚两个层次上推进汇率政策的协调，进而建立某种形式的汇率合作机制。

篇7

【关键词】WTO NAFTA 争端 解决机制 异同

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皮特斯曼教授指出：“所有文明社会……都需要有一套适用于解释规则的、和平解决争端的规范和程序，这是国际、国内法律制度的共同经验。”①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猛进展，国际与区域之间的经济争议与经济纠纷也越来越多，争端解决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外交的中心。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当今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两种争端解决机制。剖析它们的异同及利弊，可以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区域的争端解决提供一定的借鉴，促进经济发展。

WTO和NAFTA争端解决机制概述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支柱，在整个WTO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它是成员方解决政府间贸易争端的强制性、排他性的合法渠道，是一种具有实用主义价值导向的、融政治外交方法与法律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机制。它是在继承发扬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形成的、由《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所确立的一整套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是保障多边贸易体系可靠性和可预见性的核心因素。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可分为：磋商斡旋、调停调解程序（非必须程序），专家小组仲裁程序，上诉评审程序和监督执行程序。其宗旨在于“通过逐步减少和消除由其成员政府为保护本国产业而设置的，诸如关税和配额限制等贸易壁垒，来逐步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进程”。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1992年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共同签署，并在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自贸区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美国为了抗衡当时即将成立的欧洲联盟，联合加拿大和墨西哥成立的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合组成的、具有“弱化组织”特征的区域一体化经济集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包括五套争端解决机制，分别是第11章规定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这是“到目前为止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最新，也是最为大胆的保护投资者权力之制度设计”③；第19章的反倾销与反补贴税争端解决机制；第20章的一般争端解决机制；此外，还有基于《北美环境合作协定》和《北美劳动合作协定》的环境争端解决机制和劳工争端解决机制。N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败，而它规定的一般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非常类似，也包括了磋商程序，斡旋、调解与调停程序，专家组仲裁程序和专家组报告的执行程序。NAFTA的宗旨是：取消贸易壁垒；创造公平的条件，增加投资机会；保护知识产权；建立执行NAFTA和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机制，促进三边和多边合作。

WTO和N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共同点

WTO和NAFTA争端解决机制在制定的来源、导向及一些程序的设立方面有着相同之处，了解、认识两套争端解决机制的共同点有利于我们在贸易争端中维护自己正当权利。

相同的来源。WTO和NAFTA争端解决机制都来源于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时代的争端解决机制。WTO通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对GATT制度下有缺陷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弥补完善、创新与突破，最终形成了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即《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NAFTA争端解决机制虽然由五套程序组成，但同样也是在吸取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体系，特别是NAFTA起草第20章一般争端解决机制时，借鉴了WTO当时正在起草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草案，所以，WTO和NAFTA的争端解决机制有着相同的来源，其争端解决程序也大致相同。

相同的导向。WTO和NAFTA的争端解决机制皆是“规则导向型”而“非实力导向型”的争端解决机制。WTO和NAFTA争端解决机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大背景下建立的，为了公平、公正地解决不同实力国家及各个国际区域组织的贸易争端，WTO和NAFTA争端解决机制具有相同的价值导向，即由“实力导向型”向“规则导向型”转变的趋势，是建立在以规则为主导，合理利用各种法律手段解决纠纷的争端解决机制。

争端解决的执行程序都设立了报复机制。执行率是考察法律有效性最为重要的衡量指标，因此执行机制成为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核心内容。为了确保WTO或NAFTA的建议和裁决能够得到贯彻和执行，WTO或N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程序都设立了报复机制。报复机制是争端解决机制执行程序中最有力的强制措施，是执行程序中最后诉诸的救济手段，是在败诉方不能执行裁决时使用的临时性措施。在GATT时期就对报复的授权和报复的水平设置了严格的监控，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一套法律体系对违规提供的救济越充分，该体制赋予的权利就越有力，大家对该机制规则的依赖度就越高，所以，报复手段在现实贸易争端中很少被胜诉方诉诸，它存在的最大好处在于能让胜诉方享有威慑性，迫使败诉方遵守义务，加快提供补偿，使得执行机制的有效性和执行力度大大提高，从而降低了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WTO或N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报复机制虽然对申请授权实施报复的条件、形式及报复的终止和监管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和条款，对防止滥用报复导致贸易壁垒的形成起到了有效的防范作用，但是，学者对报复机制的公平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存在很大争议。

首先，学者们认为报复机制容易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贸易报复通常通过授权胜诉方中止减让或相关义务，对败诉方的相关部门商品建立关税壁垒，迫使败诉方改正违法的贸易行为，以补偿对自身造成的利益损失，这与WTO和NAFTA一直提倡的贸易自由化是背道而驰的；其次，学者们认为在实施报复机制时，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贸易纠纷的胜诉方对败诉方的报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发达国家往往凭借其在科学技术水平、进出口贸易额等方面的优势，选择平行报复和跨部门报复形式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特别是美国坚持引进跨协议的交叉报复，使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其参与国际贸易范围比发展中国家更加广泛的优势，将报复从货物贸易，延伸到知识产权领域，甚至将报复施加到败诉发展中国家的无辜企业头上，胁迫发展中国家屈服就范。尽管发展中国家也能够采取贸易报复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范围比较局限，能够选择贸易报复形式比较单一，经济实力的不对等很难使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报复产生威慑效果，这对发展中国家显然是不公平的；再次，学者们认为报复机制的运用容易造成两败俱伤。根据经济学的观点，如果胜诉方决定提高败诉方进口产品的关税，就会导致胜诉方进口产品成本上升，价格上涨，胜诉方的进口商和消费者均会因报复败诉方而连累遭受损失，国家的整体福利也会下降。

由于报复具有的威慑力和存在的种种弊端，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时，诉诸报复机制的案例很少，但报复机制的存在对推动争端裁定的实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WTO和NAPTA争端解决机制的差异性

提供的争端解决程序不同。WTO和NAFTA的争端解决机制最明显的区别是，它们为解决争端所提供的程序不同。WTO争端解决机制只提供了一套高度统一的争端解决程序，而NAFTA却提供了五套不同的争端解决程序。

WTO解决成员间纠纷的争端解决机制只有一套高度统一的程序，虽然WTO在《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中规定了某些特殊或附加的程序，但都是对一般程序的补充，不足以形成独立的争端解决程序。争端解决程序的高度统一性成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一大显著特征，也被认为是对GATT的重大改进。这种争端解决机制的优势在于能迅速解决纠纷和加强各争端解决程序之间的协调，尤其是当争端涉及多种重合协议时，譬如一桩贸易纠纷同时涉及到货物、服务和知识产权时，高度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就可以避免在程序选择上发生分歧，以及由选择程序所引起的混乱局面，从而大大提高了争端解决效率。然而，近几年国际社会的贸易争端已日益复杂化、交叉化和多样化，WTO制度下单一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往往又显得僵化，缺少必要的灵活性。

NTFTA则根据不同的争端类型提供了相互独立的五套程序来解决成员间的争端。争端解决机制的这种多样性，为解决不同类型的争端提供不同的解决程序，显示出高度灵活性，也弥补了WTO框架下争端解决程序单一的不足。但是，NTFTA在同一机制下并存着多种解决程序，而且NTFTA也没有拟定解决程序间相互冲突的条款，这在实际应用中难免造成程序间的不协调，不利于迅速有效地解决贸易争端，也影响了人们对解决争端的可预见性，增加了争端解决的不确定性。

对争端中主体资格的认定不同。当发生贸易争端时，在WTO和NAPTA两套争端解决机制下，对案件涉及的争端双方是否有资格成为投诉主体有着不同的认定标准。

WTO争端解决机制沿用了国际法的相关规定，将争端主体的资格限制在具有法律人格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或单独关税区上，私人则没有资格成为国际争端中的主体。WTO对争端案件主体资格的限制原本是为了尊重成员方所属地的管辖权，防止投资者“滥用诉权”，但由于私人不能直接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只有将个人争端上升到国家高度后，才能将对方成员诉诸有约束力的国际仲裁，获得损失补偿，这一规定显然加大了私人在贸易争端中的维权成本，使贸易争端中的私人一方受到了不公平待遇。

而与WTO不同，NAFTA在第11章投资者争端解决程序中明确规定：投资者因东道国违反规定而蒙受损失时，有权代表自己或者代表一个由自己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企业，以东道国为申诉方，诉诸有约束力的国际仲裁，获得损失补偿。就是说NAFTA争端解决机制突破了传统国际法的局限.允许私人方不必上升到国家的高度便可直接成为争端主体，为遭受不公或损失的私人成员在解决争端时提供了便利。但NAFTA的这种规定却饱受诟病，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投资者“滥用诉权”，给东道主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管辖和使用带来巨大的麻烦。

诉诸法律方法时选择的法律手段不同。WTO和NAFTA争端解决机制都是集政治（外交）方法与法律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机制，两种争端解决程序的政治（外交）方法都采取了磋商，斡旋、调停和调解，但是当诉诸于法律方法时，二者选择的法律手段发生了变化。

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规定，当争端方无法通过协商程序解决纠纷时，下一步既可以选择使用斡旋、调停和调解这一非必须程序，也可以直接进入专家组程序和上诉机构程序，即由政治方法阶段进入法律方法阶段。WTO争端解决机制具有明显的司法化贸易争端解决的取向，也就是采取司法手段解决争端，其主要特征为：第一，WTO框架下采用“反向一致”或“逆向协商”的决策机制，即只要不是各方一致反对，则有关决策就可获得通过，仅有一方或几方反对是不能阻止争端解决程序进行的；第二，WTO制度下的专家组专家成员不由争端方自主选定，而是由法院选派指定；第三，法律阶段经历“一审程序”和“二审程序”两个环节，专家组程序相当于法院的“一审程序”，上诉机构程序相当于法院的“二审程序”，当争端方不满“一审程序”，即不满专家组程序的结果时，可进入到“二审程序”，即上诉机构程序进一步解决争端。

与WTO制度不同，N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手段是仲裁，它的主要特征是：第一，签订NAFTA时便自动默认了签署方同意依照协定规定的仲裁方法解决争端，无需再另签协议；第二，NAFTA制度下专家组的专家成员采取“逆向选择“的制定方法。五名专家组成员由争端双方各选取2名非本国成员担任，主席则由双方共同选定，如对此有异议，则争端方采取抽签的方式选择一方进行指定，这赋予了争端方在专家人选上的自主权，由于专家组成员的选择较充分的尊重了纠纷双方的意愿，有利于专家组裁决结果被双方所接受；第三，实行“一裁定局”的裁决方法，对专家组做出的裁决不得上诉，这就保证了争端解决机构更迅速、更便捷地完成对案件解决，有利于缩短解决争端的时间，提高解决争端的效率；第四，NAFTA机制下“无常设争端解决机构，只有出现“认知争端”时，由自由贸易委员会（NAFTC）临时成立的仲裁专家组来行使争端解决职能，这与WTO制度下设有专门的专家组及上诉机构相比，是个明显的缺陷。

解决争端的执行机制不同。执行机制的有效性是整个争端解决机制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WTO和NAFTA制度下的执行机制虽然都设立了报复机制，但WTO制度下执行机制的一大特色是还设立了执行监督机制，争端解决机构对裁决的实施情况进行实时监督，当被诉方不履行裁决结果时，可以通过曝光，对被诉方施加舆论与社会压力，迫使其履行裁决结果。

而NAFTA制度下的执行机制却没有执行监督机制，它只是在环境争端解决机制和劳工争端解决机制中，将罚款作为制裁措施，通过罚款来增大违法成本，起到督促裁决结果有效执行的作用。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执行监督机制，不利于对裁决实施的有效性进行跟踪监督，并采取相应地督促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和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效率。

综上所述，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当今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两种争端解决机制。WTO和NAFTA争端解决机制在制定的来源、导向及一些程序的设立方面有着相同之处。WTO和NAPTA争端解决机制的差异性则包括：提供的争端解决程序不同；对争端中主体资格的认定不同；诉诸法律方法时选择的法律手段不同。本文从争端解决机制制定的来源、导向、特点、争端主体的确立、法律手段的运用以及执行机制的差异等方面，对WTO和NAFTA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详细的对比和分析。两种机制各有侧重，且利弊兼有，对解决中国及亚洲地区的贸易争端，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为贵州遵义师范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秦建荣：“WTO与NAFTA争端解决机制之差异性比较研究”，《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2期。

篇8

1.政府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市场间接调控，对资本和劳动相互作用方面政府作用极其有限：政府行为局限在创造良币，防止垄断扭曲市场和自由贸易，提供公共产品等，都以服务市场为中心，对消费品制造的产业政策自由主义观念较重。2.收入分配上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尖锐。在金融、电子、医疗等高薪行业与其它行业收入差距大，并且低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下，退休职工等没有很好的福利补贴，对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发展没有足够的政府政策支持；3.美国失业率降低幅度有限。高技术产业给美国创造的很多就业机会，但失业率的下降幅度有限，因为生产管理电子化，非熟练劳动力和不能适应该方式人会失业，并且失业率受通货膨胀率制约。

二、欧洲模式

(一)欧洲经济模式特征欧洲共同体经济模式是内部成员国合作和妥协后实现的多个子模式的结合，形成如下特点：(1)欧盟形成严格法律体系规范经济活动。欧盟现行法规关联统一货币政策、市场结构和社会保障体制，成员国必须遵行欧洲法院判决；(2)竞争政策在经济秩序政策中占首位。竞争政策是欧共体施行的第一个共同的经济政策，至今仍是欧盟一体化的程度最高的经济政策之一，其反垄断规则是欧洲很难形成垄断性企业的重要原因；(3)经济政策导向是稳定。稳定货币是共同货币政策的唯一、首要的目标，其市场结构和劳动力的相关政策也以稳定为前提；(4)市场自由和社会平衡有机结合。欧盟社会政策还没有达到经济政策高度一体化，但由于成员国中很多推行高福利政策，良好的社会政策为良好经济环境创造条件达成共识。

(二)欧盟经济发展模式的困境1.分散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间的矛盾。货币统一背景下，成员国有扩大内在财政赤字的激励，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增加，本国政府也可以获得国民支持，由欧洲央行承担通货膨胀责任。2.欧盟经济结构失衡。欧盟成员国各自经济的结构、周期和发展水平有差异。中欧和东欧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外债过高以，其中德国过度依赖出口；南欧国家经济过度依靠消费，储蓄低，公共财政相对弱，需要外来资本来弥补。3.部分成员国对周期性产业过度依赖。如冰岛主主要依赖金融服务业，希腊高度依赖海运、旅游和农业。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重创这些国家的支柱产业，导致经济持续衰退，失业率攀升。4.西欧和东欧经济发展水平失衡。东欧国家、南欧部分国家劳动力成本较低、资本相对匮乏，多为债务国；德国、法国、荷兰等西欧国家劳动力成本较高、资本相对充足，但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欧银行资产严重缩水，东欧获得信贷额大幅下降。5.社会保障制度福利过高，但降低福利会激化国内矛盾。金融危机后，欧洲高福利国家面临政府财政收入远低于福利支出的困境，而国内失业人数增加，简单削减福利支出将激化国民和政府矛盾。6.失业率高。首先，高福利社会保障给企业解雇职工的激励，其次欧洲产业结构中传统工业占的比重大，发展空间有限，高技术产业相对美国、日本落后，提供新就业机会相对少。

三、日本模式

(一)日本模式特征日本模式的特征包括：(1)市场性与非市场性并存。日本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和政策进行资源分配，通过法律和行政指令落实对重点扶持产业的倾斜性经济；(2)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二战后日本政府选定汽车、家电等战略产业进行重点扶持，形成以制造业和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3)以技术引进为主的科技发展策略。日本确立了积极引进外国实用性强的先进科技成果并学习、吸收的科技发展战略；(4)企业布局和治理。日本企业是金字塔式布局，大企业处在塔尖，其子公司处于中部，其它中型企业和众多小企业在底部。其股东力量相对欧美弱。大部分日本本土企业实行雇佣终身制；(5)出口型国家。由于受国土面积和人口限制，日本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有限，政府鼓励出口贸易。

(二)日本模式困境1.政府行政指导和市场机制并存矛盾凸显。政府过多干预市场制约了经济进一步发展，比如产业政策方面向金融、财政、外贸倾斜，破坏了市场价格机制形成的投资规律，损害其它产业利益和也剥夺了消费者部分利益，也引起和国际同行业摩擦。2.产业结构失衡。制造业和重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过大，农产品自给率较低。更重要的是，知识经济要求产业结构、经济管理模式随技术、经济环境变化而调整，产业结构比重失衡使日本在知识经济时代难以及时进行经济转型。3.基础科研的创新力低。吸收型科技发展策略过于依赖技术引进，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在基础科学研发上较为薄弱，受到来自欧美基础技术研发能力强的国家的科技方面制约。4.市场封闭性的弊端。日本商品流通领域规制繁琐，交易习惯较为复杂，给市场公平竞争设置障碍，使外国许多企业难以适应和接受，形成日本封闭的流通市场。5.雇佣终身制的弊端凸显。终身雇佣制度要求企业应避免解雇工人，一方面工人劳动强度相对大，另一方面企业在经营恶化时工资负担重而不利于企业转型，特别在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产业革命时期，工人被束缚在夕阳产业，阻碍新产业发展。

四、结束语

篇9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钉住汇率有管理浮动汇率汇率制度改革

自1994年开始，我国建立起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近年来的市场表现说明，人民币汇率已经异化为单一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虽然这一制度在稳定外汇市场、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等方面都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在目前的国内经济和国际金融形势下，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因此，改革人民币汇率势在必行。

1人民币汇率存在的主要问题

1.1现行的单一钉住汇率比较刻板，不能及时反映对外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

当我国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周期不尽一致，尤其是两种货币的利差较大时，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增加。一般地说，一国汇率制度或货币政策的安排是同它的经济周期相一致的。在钉住汇率下，钉住国的汇率必然随着被钉住国汇率的变化而变化。当钉住国的经济周期同被钉住国不一致时，钉住国汇率变化的方向很可能对其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这种情况必然带来其国内货币政策的扭曲，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2在世界经济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决定出口不是名义汇率而是实际有效汇率

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能真实反映市场的供求变化状况，加剧了国内外物价的脱节，不利于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当我国贸易出口竞争国的汇率大幅波动时，不利于发挥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节作用。而实际汇率的贬值将改变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例，促使出口增加。而实际汇率的升值将导致出口能力下降。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我国的名义有效汇率变化不太大，但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30％以上。但由于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是钉住美元的，当我国贸易出口竞争国通过贬值扩大出口时，就必然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产生很大的压力。为了钉住美元，我国不得不在贸易中做出较大的牺牲。

1．3不利于培育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汇率风险意识和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汇率风险来自于汇率变化的不确定性。由于汇率的变化，使得在外汇交易和进出口贸易结算中的风险不断增加，金融机构和进出口企业作为外汇交易和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必须增强风险意识，并运用灵活的风险管理技巧，才能规避交易中的风险。然而，在单一钉住汇率条件下，汇率的变化被人为的因素所左右，从表面上看，汇率的风险降低了。但由于被钉住的汇率是浮动的，因此这种人为地控制汇率变化是根本做不到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会淡化人们的风险意识，对于外汇交易的主体必然是不利的。

1.4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不完善，对国内企业实行的强制结售汇使得中央银行承担了每天外汇供求差额的责任

强制性的结售汇不仅使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竞争地位，而且强制性的结汇还使中央银行处于被动地位。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4000亿美元，但当外汇储备增加到一定数量后，如果在国内企业外汇需求不多的情况下，中央银行还要继续买入市场多余的外汇。而买入外汇的同时需要支付人民币，这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将会影响国家宏观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5加剧了资本外逃

资本外逃是一种不正常的资本流动，随着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相继出现资本外逃的现象。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也出现了较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然而，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却不同于墨西哥、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一是我国的资本外逃不是因为投资者出于恐慌或怀疑而导致短期资本流动；二是我国的资本外逃也不是对政治或经济危机、税负加重、恶性通货膨胀等因素所作出的反映。实际上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除了在于来自压抑的金融环境、不成熟的金融市场以及不完善的法律监管外，还在于对外汇风险的规避。虽然政府承诺保持不贬值，但是在人民币汇率钉住美元的情况下，周边国家货币的贬值却加剧了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资本外逃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2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2.1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促进因素

2．1．1国内金融市场的更加开放

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要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市场体系和组织体系。从目前的改革来看，利率市场化正在逐步推进，货币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已取得明显成效，资本市场的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外贸和外资的总量、流向和结构都将发生显著变化，从而对外汇市场的供求基础产生影响；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国内市场后，将对国内金融交易服务提出全新的要求；服务于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中心，也将受到来自国外金融中介机构激烈竞争的挑战。

2．1．2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趋势多变

从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看，一是经济和金融的国际化推动着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因特网技术的发展将使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二是金融市场的电子化极大地提高着市场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三是市场创新层出不穷，在活跃市场的同时也使市场投机活动日益猖獗，市场风险进一步加大，市场监管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2．1．3亚洲货币合作的进程加快

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过分依赖美元的汇率安排威胁到了亚洲经济的稳定发展，亚洲国家要维护金融稳定，不能依赖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必须积极开展亚洲货币合作。其模式有中国与东盟十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日本与东盟十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三种模式。不论哪种模式，加强亚洲地区的贸易和金融的合作，已成为亚洲各国和地区的普遍要求。随着我国与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关系的加强，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角度，我国应当以积极的态度推进亚洲的货币合作。通过货币合作促进成员间贸易的进一步增长、稳定成员间汇率和促进区域的金融稳定。

2.2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思路

根据我国实际，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主要是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确定汇率水平；二是确定汇率调整方式。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绝不能操之过急、一蹴而就。同时应综合考虑多方利益，把汇率制度改革同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国际收支状况、国际货币合作及国际汇率制度的新趋势联系起来，制定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近、中、长期目标。

（1）近期目标是逐步由单一钉住过渡为钉住一篮子货币，以适应贸易与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像一些小国那样只对美元作出反映。当前，欧元诞生后的国际货币市场已呈现美、欧、日三分天下的态势。由于中国与世界上很多国家进行贸易与资本往来，一旦国际贸易形势与世界货币市场发生变化，与美元的单线联系将无法全面反映这些因素的变动。因此，恰当的选择应该是钉住一篮子货币，通过篮子货币及其权重将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联系程度进行合理反映。事实上我国货币当局近年来一直采用一篮子货币来监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及其合理性。尤其是美国、日本、香港、欧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韩国和台湾十大经济体与国内的贸易占对世界贸易总额的80％以上，可以将上述十个经济体作为一篮子货币。基本思路是设计一个多种货币所构成的虚拟货币，人民币汇率在进行调控时不再钉住美元，而是钉住人民币与该虚拟货币的汇率。同时，该虚拟货币应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包含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币种，二是该虚拟货币的汇率能够反映中国产品在所有境外市场上的总体竞争力，三是该虚拟货币的升值与贬值反映出短期国际资金流出（入）中国市场的可能变化方向。

（2）中期目标是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实现人民币弹性目标汇率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弹性汇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限弹性制，包括对单一货币的有限弹性和合作安排下的有限弹性；另一类是较大弹性制，包括按照一套目标调节汇率、管理浮动和独立浮动。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有限弹性难以实行，因为我国不能像亚洲和拉美洲的一些小国那样长时期地只对美元做出弹性安排，也不能像欧元区那样对外实行共同浮动。另外，我国也不能实行独立浮动，因为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货币；也不能实行管理浮动，因为我国当前的汇率调控手段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先进。因此，我国只能按照一套指标调节汇率即实行目标管理。所谓目标管理就是对国民经济计划给定的目标，确定人民币对外币汇率的目标范围或变动幅度，一旦汇率超过了这一范围，政府就进行干预，使其恢复到目标水平；或者根据经济情况变化而修改目标范围，使汇率真正反映外汇的供求关系。当然人民币汇率区间大小的确立应综合考虑一系列因素：包括实际有效汇率；月度交易余额；季度国际收支余额的变化；国际储备的充足性与变化趋势；人民币利息水平。就目前形势而言，扩大人民币浮动幅度应分步骤实施。

（3）远期目标是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实现人民币的有管理浮动并最终实现自由浮动。国际经验表明，资本管制只能起到短暂的隔离作用，而不能长期有效地保护一国经济与金融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实现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但资本项目下的外汇交易仍受到严格管制，这也正是当前我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与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加入WTO后，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和我国金融市场机制的逐步健全，在中国放开资本项目的呼声日渐升温并提上议事日程。为防止我国经济遭受激烈的冲击，应该逐步地取消人民币资本项目管制，从而为人民币将来的完全自由浮动与国际化提供一个市场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彪如．迈向全球化经济的思索［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戴相龙．对中国金融改革主要问题的思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8）

3张学友，刘本．人民币汇率的选择.西部论丛,2002（8）

4李婧．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J］．世界经济，2002（3）

篇10

关键词：全球化 国家 竞争

“有个人走路时看见路边有一颗茁壮生长的灌木，枝头挂满雪白的苞蕾。不难想象，这个人会伸手去摸，于是人类发现了棉花的温柔。”

棉花对于我们来说，是随处可见的物品，但在小小的一片棉布上，折射出的是世界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从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东征时将棉花籽从印度带回欧洲，到18世纪开始的广阔的全球性的市场需求，棉花从被种植到被加工成品销售，带动了第一次世界化的形成。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全球化并不是美丽无暇的，生产发展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多，但同时也造成了国家间的发展不平衡。就几个棉花种植大国而言，国家间的竞争与全球化同在。

一、私有化和政府补贴，还是自由贸易

大概美国的棉农是世界上最高枕无忧的农民了。美国政府一边高举着自由竞争的大旗，同时又通过各种手段来保护本国农民:补贴；知识产权、技术、卫生标准；非常灵活的关税壁垒。单说政府补贴，就可分为三大类，分别是：生产性补贴、销售性补贴和贸易补贴。虽然有补贴限制的规定，但从2005年到2015年间，美国政府用于农业的补贴性贷款仍高达1900亿美元。

在这样强有力的政府政策的保护和支持下，美国的棉花出口量不断攀升，在世界出口市场的份额由1998-1999年度的17％增加到2002-2003年度的42％。 但既然美国的出口份额增加了，必然就减少了其他国家的出口份额，马里就是牺牲品之一。马里建国初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强调国家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马里与多数非洲国家一样发生了经济危机，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由于国家对经济统得过死，经济缺乏活力，国营企业亏损和粮食短缺严重。70年代末，马里国营企业亏损达整个国民总产值的6％。片面重视工业，忽视对农业的投入造成粮食严重短缺。这一时期，马里外债高筑。

正如埃里克・奥森纳揭示的那样，当一家国有企业垄断了棉花市场、占据了全国出口收入的二分之一的时候，没有那个官员能抵得住金钱的诱惑，CDMT公司 被慢慢蛀空，不能够继续维系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的发展，生产资料不断得到积累，迫使企业之间、国家之间开始竞争，逼迫他们为了生存而展开创造性的劳动。而对于一个公有化的企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尤其是马里的CDMT公司，由于它基本上垄断了马里的棉花市场，因而在这个国家内部感觉不到压力，致使它失去创造的动力 。当全球化的潮流来袭，这个没有创造力和改革动力的国有企业就面临着灭顶之灾。为了保证国家经济的稳定，马里不得不接受世界银行提出的“以经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为特点的‘结构调整’方案”。 私有化并不受到农民的欢迎，但却是保证马里不被经济危机压垮的唯一方法。

但如果美国没有补贴、马里继续棉花生产国有化，全球开展自由贸易，世界棉花市场将变成什么样？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提出，美国不惧怕自由贸易，纵使中国、印度等国家可能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美国的非熟练工人失业，但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就业机会伴随着大量的新兴职业出现。而他认为美国拥有的知识工人的数量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只要美国持续不断地培养出掌握了先进技术的知识型工人，那么美国就可以在自由贸易中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其他国家也在发展自己的优势。但本文认为，首先没有人能够断定在未来美国的科技水平依然是世界第一、美国的熟练技术工人所占本国工人的比例依然领先于他国，因此美国不能保证本国贸易不受冲击。其次，就算美国能够凭借大量的掌握了先进知识技术的工人保障贸易，而中国等依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发展，表面上两国各有优势，但会不会因此造成美国心理上的优越感（虽然现在已经存在这种优越感）从而产生霸权主义、影响世界的稳定？

因此本文认为，适度的保护手段还是需要的，因为现在还不是一个已经高度发展、科技水平达到极致的世界，也就是说，自由贸易体系下想要达到国家间贸易平衡，并不是一件容易、稳定的事。美国采取了政府补贴，虽然使得马里等国家贸易受损，但却打破了马里棉花市场不思进取、毫无创造的现状，长远来说，未必不是好事。

二、活命，还是致富

全球化带来了很多发展上的悖论。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越是生产力和生产资料集中的地方，生产水平越高，创造的资本也就越雄厚。而当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的资本雄厚并进行进一步的发展时，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于是较为贫困的国家或地区，尤其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使得大量农田荒芜，农村经济水平受到进一步的抑制。结果就会使城市和农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并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

就埃及而言，埃及具有得天独厚的生产长绒棉的自然优势，是世界上优质长绒棉生产和出口的第一大国，总产量和出口量占世界的50％以上。埃及栽培的全部是长绒棉(绒长29～34ram)和超长绒棉(绒长35mm以上)，近年棉花面积35万hm2(500万亩)左右，棉农约100万户；总产皮棉约25万吨，常年出口皮棉10万吨以上。因此单纯的从增加出口额度的角度考虑，埃及应该尽可能多的种植棉花；但一方面，城市在挤占耕地；另一方面，粮食作物要求保护它们的种植面积，以保证能够养活埃及人民。三者相互斗争，使得埃及面临土地分配的困境。若试图通过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来解决问题，则需要规模化生产和经营。1952年7月革命后，上台执政的纳赛尔将土地进行分散管理，将一定比例的土地私有化。若要将土地变为规模化经营，则意味着这种私有制；而一般情况下，当涉及到土地重新分配问题的时候，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容易出现内乱，被损害利益的农民对于新的分配政策多持抵触心理。因而如果埃及不能妥善解决土地管理的问题，则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实力大打折扣。鉴于非洲本身的地理条件，包括埃及在内的很多非洲国家都面临此类的土地问题。

而对于巴西来说，巴西棉花在世界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常年产量居世界第六位，出口量居第四位。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带动了巴西的植棉业，两次世界大战对巴西棉业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总体是对巴西植棉有利，促使巴西棉纺织厂大量发展。20世纪的60-70年代，巴西棉业又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产量攀升，至1968年达到200万吨，在国际上于美国、苏联、中国和印度之后，成为第五大产棉国。广阔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似乎蕴含着无数可能，然而是牺牲全球人的氧气换取本国的发展还是保护自然环境，看上去是一个易于选择的问题：当然要保护环境，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但是当一个国家面临着数百万计的无地者的时候，巴西政府对于砍伐森林和垦荒放任自由，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

三、低廉劳动力，或是高端专利技术

对于世界上其他棉花种植大国而言，13亿人口的中国就像是一个噩梦。你有大量的自动化机器？你有高端的科研技术？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大量的并且廉价的劳动力。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来自中国的熟练工人可能会以更低的工资要求作为优势从而占据其他国家相同水平的工人的职位，而中国的非熟练工人，因着他们庞大的数量以及更低的工资要求，成为其他国家非熟练劳动力的巨大威胁。

为此，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令他们稍感放心的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对于科技发展的日益重视，中国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慢慢地向美国以及世界水平靠拢，并没有使全球平均工资下降。但另一方面，中国硕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非熟练工的工资问题无法按照西方国家的意图解决，或者说，迅速解决。因为如果普遍提高了这些劳动性工人的工资，就会使那些还留在农村务农或是无业的人对“打工”和“赚钱”产生更大的兴趣和信心，更多的人从田间涌向城市，加入打工的行列。当这些并没有专业技术的可替代的工人数量超过雇主需求时，为了谋求更大的收益 ，雇主就会扩张生产规模，同时削减工人工资。因此中国现在的劳动市场也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畸形的平衡。

因此，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想要同中国竞争，就不得不从其他方面下手，如美国政府仗着国力雄厚为棉农提供多种补贴。而其他国家，如巴西、法国等没有如此大的资本和气魄，便转而从技术手段下手。无论是蜘蛛和棉花的联姻还是有着极好记忆力的法国棉花，走的都是中国暂时无法获得优势的高层次消费路线。一件Chanel的纯棉T恤可能随随便便就被卖到五六千甚至上万元 ，同时在七浦路这样的服装批发市场，十几元的衣服比比皆是。普通消费者在感叹凭什么这些奢侈品牌把价格定这么高的时候，可能在世界上某家Chanel的旗舰店里就有个有钱人面不改色地刷爆了一张信用卡。商家对价格的肢解除了设计、运输、储存、销售和利润，剩下的部分就是原料的费用了。棉花能有多贵？估计这是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能有这种世界顶级品牌？大概是第二个问题。

所以，这并不是棉花贵贱的问题。就算原料是转基因作物或是有记忆力，就算价格真是普通棉布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重点在于一部分不在乎价格的人需要这种与自己的身份相称的品牌。既然是彰显身份的品牌，自然不能大批量生产，而年产量极少的纯手工的产品除了把价格定高、提升利润空间，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保证盈利。既然是手工制作，必然对于工人的技术有着很高要求；同时不多的数量，就限制了工人的数目。双重作用下，此类奢侈品在中国会有良好的市场，但却无法出生在这里。

因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能一味苛求发展中的中国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毕竟中国的经济发展并非全部依靠于低工资、加班加点劳动或是拖欠工资；同时，高速的经济发展已经暴露了它的弊端，如何解决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环境破坏严重等等问题，都是中国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一方面，工业化带来了商品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推动了社会劳动力的进步，引发了竞争，最终导致了全球性的合作与交流，而18世纪开始被大量种植的棉花，恰恰正是自行组织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化的导火索 ；另一方面，全球化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它不仅通过国家影响我们，而且更是通过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作物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1]埃里克・奥森纳，《棉花国之旅――世界化的精妙缩影》，新星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2]冯金华，《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竞争优势――贸易、效率和适度自由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

[3]张宇燕，《全球化与中国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4]王列、杨雪冬 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5]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