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民俗文化的区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统文化与民俗文化的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2处，国家级、省级、市级代表性传承人73人[1]。这些具有浓郁胶东民俗特色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于胶东大地，承载着先辈的情感，体现了具有胶东特色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烟台市民俗博物馆于2012年11月16日正式对外开放，民俗博物馆的建立正值全国上下弘扬地域民俗文化之时，为胶东文化的复兴与繁荣昌盛贡献了力量。烟台市民俗博物馆的馆址设在福建会馆内，福建会馆又称天后行宫，由福建船帮商贾集资而建，自1884年(清光绪十年)动工，至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建成，前后耗时二十二载，时称“鲁东第一工程”，是一座供奉海神娘娘（天后圣母）的具有典型的闽南风格的古建筑。福建会馆是一座雕刻艺术殿堂，雕刻的花、鸟、人物就有1000多幅，栩栩如生，堪称建筑艺术宝库中难得的精品。1958年，福建会馆被辟为烟台市博物馆，北门上方石匾馆名为郭沫若手书。1996年，福建会馆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烟台市民俗博物馆在此建立，福建会馆不仅仅作为传承妈祖文化之庙宇，也将作为一座民俗博物馆为向世人展开一扇展示胶东民俗之门。

二、民俗博物馆在传承地方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民俗博物馆的建立对于传承与弘扬地方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民俗博物馆与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不同，民俗文物与传统博物馆中的器物也具有本质区别，因此民俗博物馆在传统意义上的展陈文物的同时，除其所具有的展示的功能外，也兼具保护和传承地方民俗文化的功用。

（一）民俗博物馆在展示与传承地方文化方面的功能

民俗文化与已经文字化、实体化的文化样式不同，它具有活态性，与人和人的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如高丙中所言：“文化是具有公共性的，文化是一定人群所共享的，同时，这一特指的文化具有成为共同体全体享有的倾向和可能性，恰恰是这种可能性使文化不像那些私有性的事物一样因为占有的人越多而使每个人的占有份额越少，相反，它会因为享有的人越多而越有价值，越受到尊崇。[2]”民俗博物馆的建立对于展示和弘扬地方民俗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民俗文化逐渐进入普通百姓的视野，这些平时他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汇聚成传承传统的民俗文化，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作用力，影响更多的人，成为一种公共文化体系，这便是民俗博物馆在展示和传承民俗文化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烟台民俗博物馆的“烟台近代家居陈列”为例，其分别展示了封建官僚家庭、买办家庭、文人家庭和普通百姓家庭四个代表性家居陈设。使得观众可从中领略或奢华优雅或质朴纯粹的烟台民俗文化，体味不同阶层民俗生活的丰富内涵，从各个家庭的家居生活中窥见烟台开埠后多元文化并存之民俗风貌，从民俗文化中领略老烟台的公共文化生活，感受烟台作为中国北方最早开埠的城市，在历经近现代历史的浸染后所具有的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情景。

（二）民俗博物馆在宣传与保护地方文化方面的功能

民俗博物馆承载着地域社会内民俗文化的宣传与保护功能，民俗文化具有活态传承的特点，因此民俗博物馆中展示的民俗文化也具有其独有的特质，民俗博物馆力求将民俗文化的动态展现出来，通过丰富的展陈手法，将地域社会内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民间信仰通过再现与还原的形式展示出来，将民俗文化的活态呈现在观众的面前。通过适合民俗文化的展陈方式，民俗博物馆在宣传和保护地方文化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老百姓们对于自己生活中的民俗事项司空见惯了，而将这些民俗还原于生活，通过展览的形式集中体现出来，能够起到唤起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和民风民俗的记忆，宣传和保护地方民俗文化的功能。以烟台民俗博物馆的妈祖文化陈列为例，该展览展示了北方区域中独具特色的妈祖文化，妈祖信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形式，在沿海地区民众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财富，其承载着丰富的民众精神需求，该陈列推陈出新展出妈祖相关民俗文物十余件，并通过形象生动的展陈设计，将妈祖信仰这一民间信仰呈现给观众，从妈祖由来，湄洲神女的传说故事开始，将妈祖历朝历代受到叠奖褒封的情况以及有关妈祖的民间传说故事展现出来，通过电子翻书等高科技手段，打造了一个民俗文化视觉的盛宴。

三、民俗文化繁荣背景下的民俗博物馆发展创新

篇2

【关键词】陕北方言；民俗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2-132-02

陕北方言与民俗，首先想到的是语言与民俗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关于这点，民俗学家马学良先生认为虽然语言学是一门后起的学科，但由于它利用比较方法研究语言，因而它走到其他社会学科前面，成为当代领先的社会科学，而在其他社会学科中比较先进、比较有成绩的几乎都是应用语言比较法来研究的，因此，他强调语言研究与民俗学的密切联系及其用的价值。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在谈及民俗文化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关系时举例说明二者的亲缘关系：“《说文解字》之中，记述了大量有关我国古代动、植物字源以及民俗信仰的资料，它们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当时对动、植物形态、性质的认识和‘万物有灵’等的崇拜心理。许慎收录并解释了这些文字就为后人留下了解读古人思维的钥匙，一位语言学者如果运用民俗文化等的知识来研究《说文解字》，就会对许慎的工作成绩有新的认识。从另一方面讲，民俗文化学也需要借助上述相关学科的知识。”另一位民族学者陶立瑶提出各民族的民俗事像都是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所以它始终离不开语言。即民俗传承靠语言，民俗调查整理也靠语言。在民俗调查中得到的语言现象对民俗学和语言学是同等重要的。另外，语言现象本身也是民俗现象，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操某种方言和民族语言，它本身就体现了这一地区和民族的民俗特点，民俗和语言的关系如此紧密，在研究民俗学时，不能抛开语言学的帮助。此外，著名历史一比较语言学者L.R.帕默尔在其论著《语言学概论》中提出“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种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这一点现在是十分清楚的了。”以文化视野研究语言的文化语言学代表人物申小龙在其论著《文化语言学》一书中专用一个章节，从1.语言是民俗的基本视野；2.语言是民俗的灵魂；3.语言是民俗历史的索引；4.语言是民俗心理的镜像；5.口承语言民俗对社会事象的广泛参与；6.语言与民间文学；7.文化样式的民族性与人类普同性。七个方面阐述了语言与民俗的密切关系。

可见，语言学与民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方言与民俗之间也必定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方言”，简单来讲就是“地方语言”，或“一方之言”，是一区域存在的一种语言形态。在所有的符号工具中，最重要的是语言，民俗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符号性，但是没有语言，民俗将无法运用。语言和民俗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活动、知识的积累，最重要的特征是习得性，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可以学习的。语言是习得的，是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形成和完善的，是必须经过学习才能掌握的，所以它具有文化的基本特征。民俗也是习得的，通过学习模仿的，一切文化活动、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并且所有民俗都保存在语言的信息系统中。因此，民俗的研究离不开语言的研究。语言是一个民族存在的DNA，而语言是民俗的一面镜子，所以语言是民俗存在的前提。即语言是民俗的依附。在我国，存在不同的民族，而各个民族又有着自己的方言，方言是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如今许多人感慨，现在的年味儿越来越淡，民俗文化正在备受消失的威胁。地方方言节目可以将这些鲜明的文化遗产进行了继承，更助推了民俗文化的弘扬和传播。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各种民俗事项造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称谓，如婚礼、丧葬、时令等各种风俗称谓；还有各种行业用语。虽然说各种行话都是一种约定俗成，但是都是以语言作为最基本的媒介。从各民族的民俗信仰角度看，语言直接折射着民俗心理，比如各种禁忌语、吉利语等语言的民俗表现反应了历代传承的原始的信仰。无论是天象信仰还是大地信仰、山石信仰、动植物信仰、图腾信仰等最终都会通过语言的信仰来实现。美国学者阿兰.邓迪斯从所展示的民俗学范围来看，民俗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笑话、谚语、谜语、赞美、符咒、祝词、诅咒语、誓言、辱骂、反驳顶嘴、嬉笑漫骂、祝酒、绕口令、问候与送别的惯用语，还有其他的一些包罗万象的民俗事项中，语言显然起着核心的作用。所以，语言作为各民族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语言现象即是文化现象，又是民俗事项。语言作为民俗的传承工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就拿民俗来说，民俗是一种悠久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相沿成习、积淀为俗的生活规范。而一个民族总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有其独特的社会生活方式，有着不同的习俗风尚和。而民俗的几点和传承又得依靠语言，所以语言在这里称谓了民俗与心理之间的中介，即心理信仰、心理定向都必须称谓一种民俗事像，而任何一种民俗事项的形成、发展和传承都是在语言的帮助下进行的，拿方言和民俗的关系来举例：用小麦磨成的粉，陕北方言叫“面”，广西柳州方言叫“面粉”或“灰面”；用麦面粉制成的条状食品，陕北方言叫“面条”，柳州方言只叫“面”。稻米和栗在陕北方言中分别叫“大米”、“米”，柳州方言则分别叫“米”、“小米”；用稻米煮成的干饭，陕北方言叫“米饭”，柳州方言只叫“饭”。这些名称的不同反映了陕北人以麦面为主食，柳州人以稻米为主食的不同饮食习惯。如果不了解方言之间的差异，那么很可能在他乡就会造成笑话。陕北人日常吃饭主要是吃以麦面制成的食物，所以吃用稻米煮成的饭时要说“米饭”，以示与日常的“饭”区别开来；而柳州人吃饭向来就是吃米饭，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必用其他词，只有偶尔吃面当饭时，才说“面”以示与日常的“饭”相区别。柳州地处华南——珠江流域，素来以产稻米为主，所以说“米”即指大米不会产生误会，但指称粟米时要冠以“小”，以示区别；而陕北是出产粟米的地方，说“米”即指粟米，但指称稻米时则冠“大”。这是由于不同饮食民俗文化结构造成的差异，从这种各地方言中同物异名或同名异物的现象，我们已经体会到方言上的不同所反映出来的各地民俗文化风貌的差异。

篇3

    黔南地区各种民族服装在材料的选择、工艺技术、色彩的运用方面都不尽相同,如布依族女性往往运用蜡染的工艺装饰其衣裙,而苗族女性则更多地运用刺绣的方式表达她们的审美理想。但作为旅游者而非研究者的异族人士,却很难也不愿仔细去甄别其中蕴含的微妙变化的文化信息,而更多地将它们视为统一的文化体。因此,黔南民间美术要主动积极地融入旅游市场发展中,在设计开发与运用上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异彩纷呈的黔南民族民间美术中提取最具代表性同时极具视觉张力的元素,并将其上升为一个文化符号广泛地应用于黔南的旅游景区。根据国内外成功的景区打造方案来看,这首先需要将黔南旅游景区的建筑景观、标识体系等纳入到整体的色彩规划方案中,确定一个相对标准的视觉数据系统和参照体系。通过具体化、可视化的现代传达方式,将众多零散分散的视觉因素统一到整体的色彩系统中,清晰明确地表达旅游地的形象。毋庸置疑,这是一项复杂且专业性极强的工作,需要对黔南地区的民间美术民俗、地理、建筑等进行细致的色彩调查,并收集大量的视觉图像资料加以佐证,在庞杂的色彩世界里分析、提炼最能代表黔南地区形象特征的主体要素和色彩方案,既要在典型性上区别于贵州省内的黔东南地区、黔西南地区、黔北地区,同时还要在黔南地区形成内在的统一性与整体性。如何做到这点?白庚胜《色彩与纳西族民俗》一书中对于民俗文化的调查方法也许有值得我们借鉴的意义与价值。他从对纳西族的色彩认知、命名与色彩、文字与色彩、礼仪与色彩、服饰与色彩、建筑与色彩、占卜与色彩、空间与色彩、神鬼形象与色彩九个方面来研究纳西族民俗文化中蕴含的色彩观念,深入探析纳西族色彩文化的特征、功能等,并对制约纳西族色彩文化的发生、发展演变的因素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和研究。黔南地区有着丰富的民间美术资源,在民俗色彩上更是有着独特的地域性和代表性,如在服饰和蜡染中广泛运用的靛蓝色,水族背带中大量使用的冷玫红色,牙舟陶中带有玻璃质感的黄绿色等,如何将这些清新雅致富含地域特色的色彩运用到整体的旅游景区色彩规划方案中,这要求一支有较强分析能力的设计团队在黔南地区进行大面积的色彩特质原型调查和研究,并从视觉审美感受的角度对色彩的搭配与组合提出相应的色彩设计方案,包括标准色、标准字、旅游形象等。这首先需要从民间美术的角度确认色彩表现的基本色,也就是主色,进而确定主色的色调关系以及与辅色的色彩关系。那么如何确定色彩的主次结构?不同的色彩如何在面积上进行协调搭配?相同色彩不同色调如何恰当区分?这些都是在进行色彩设计时会触及的具体问题。在旅游景区制定相应的色彩规划方案,不仅能使景区景观得到一定程度上和谐美观的效果,还能使游客唤起对旅游地区的审美记忆。因为色彩能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将旅游地区民俗文化与人文传统传递给观者,从某种程度上说,色彩运用得是否恰到好处将直接影响旅游者对旅游地区整体文化形象的认知和评价。

    在民间美术的范畴内确立旅游形象

    旅游形象定位是区域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首要因素,也是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依据准确的形象定位对区域内整体旅游形象进行大面积的推广和宣传,将有助于促进黔南地区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以及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同时它也是这个区域总体的外在性形象表达,“旅游形象凭借旅游活动本身构成了这个推广行为的时空条件,并借助旅游意境的审美构成而完成了形象的识别、记忆、审美感受三个过程,并通过旅游纪念品等巩固记忆系统的持续发挥。”[3]黔南地区的旅游形象设计必须以民族学研究为基础,综合民族特色与民族精神,提炼、概括出有代表性、有文化含量、感召力强的旅游形象。近年来,“多彩贵州”的形象定位通过媒体舆论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国内很多旅游城市也有自己独特的形象定位,如南京定位为“博爱之都”,大连市定位为“浪漫之都”等,而拥有深厚民族文化传统的黔南地区还缺乏一个清晰明确、个性鲜明的旅游形象定位。另一方面,旅游形象标志作为旅游形象的视觉图形载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突出民族文化内涵。黔南州首府都匀作为国家级优秀旅游城市,其形象标志沿用了中国国家旅游形象“马踏飞燕”,并没有体现出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旅游背景和审美价值,也不利于旅游者的记忆识别和信息传播。传统的图像、符号具有传递文化信息的功能,在同一区域内是一种文化身份认同的符号系统,既代表着物象表面的认知,也是表达情感与思想的媒介。在黔南地区丰富多彩的民间美术中,并不缺乏具有深厚文化意蕴、宗教意识与人文情怀的图像,如蝴蝶,“苗家人的蝴蝶是她们可亲的蝴蝶妈妈,是保护她们一生平安吉祥的亲人”“苗族把蝴蝶视为祖先,对蝴蝶有着特殊的崇敬感,描绘的蝴蝶包涵了苗家人对自然界生命的敬仰和热爱”;[4]在水族将蝴蝶绣在背带上,对黔南地区传统图像符号的提炼和再设计,融入现代视觉设计的新元素,有助于强化旅游地区民族化的本土信息特征,实现符号自身审美价值与社会文化底蕴的深层统一。

    确立品牌建设方向及产品设计创新

    黔南地区的苗族、布依族蜡染由于地域、族群以及传统文化上的单纯性,较少受到外来文化与价值的影响,一直保持着较为淳朴、厚重的民族特性。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些蜡染的工艺品与服装已经作为旅游纪念品进入了黔南地区的旅游市场中,但与世界上其他着名蜡染(如印尼蜡染)相比,存在着造型语言单一、工艺程序原始、形式陈旧、色彩单调等问题,很难适应如今竞争激烈多元的市场需求。旅游景区内所售民间美术品基本上都存在雷同的现象,没有一类民间美术品有自创的品牌及营销模式。这与黔南地区旅游市场本身开发时间短、政府投入不多有很大关系,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民间美术品要融入旅游市场,品牌建设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有效方式。在国内现代旅游市场中的民间美术品存在诸多同类的产品,而竞争力最终都集中体现在品牌上。日本长野县专门销售木棉产品的蓝布堂,其原材料便是天然无污染、生态环保的蓝印花布。在日本很多地区都有自己的专卖店,其主营产品包括服装、服装配件、电子产品配件等多个领域,深受日本年轻一代的推崇和喜爱,其品牌影响力已经遍及海内外。因此蜡染作为黔南地区代表性的民间美术品,在创建品牌的同时,需要不断地设计与开发具有特色的新产品,这既包括开拓材料的发展潜能与吸取国内外先进的制作工艺,还包括引进与培养新型的设计人才以及政府、文化艺术部门对蜡染的重视。如“日本已将蜡染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种来深入研究,因此蜡染创作及展览也层出不穷。艺术家们画蜡主要用毛笔,并使用丝、棉、麻、纸、无纺布等各种面料和植物、化学、金银箔等染料。”[5]这种将传统民间美术进行时尚化、艺术化的创意设计,既承续了民族民间美术的本土化传统,又激活了其在旅游市场中延续发展的内在潜力。黔南地区民间美术在造型、图像、色彩等方面都各有千秋,形式上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表现模式,很少有创新性的突破。黔南地区民间美术在融入旅游市场的道路上需要加快设计创新的步伐,突破固有程式,在民族民间文化内涵的范畴内提取文化特色,通过点、线、面、体、结构、色彩、材质等符号语言的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符号表现形式,以实现原创性与地域性、传统与现代的统一。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浓厚的地域性,在特定的旅游文化语境中,民间美术的发展应呈现出独特的历史、生态多样性,通过其丰富多样的艺术形态,述说、表达民族文化传承的故事和人文意蕴,从而构建出一幅黔南地区过去、现在与未来相互交织的文化地图。

篇4

本文从品牌视觉形象设计的角度分析了北京老字号目前发展的状况，认为需要通过进一步挖掘和利用北京传统文化来建设北京老字号的品牌文化，从文化遗产传承的语境下探讨包括品牌文化建设、品牌视觉形象设计、消费体验、产品品质的四个方面，来提升北京老字号的品牌价值。通过品牌文化的完善，对其表现出来的视觉形象设计有更准确的指导，从而通过北京老字号这一传统商业名片更好地呈现北京文化，同时助力北京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关键词:

品牌文化;地域文化;文化遗产传承

在国家商务部颁布的《“中华老字号”认定规范》中给“中华老字号”这个概念下了一个科学而完整的定义:中华老字号是指“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取得社会广泛认同，形成良好信誉的品牌。该规范提出了四项关于“中华老字号”认定的评定条件，即:经工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且经营50年以上;具有民族特色和鲜明地域文化特征;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有良好商业信誉，诚信经营，都可为中华老字号。北京老字号属于地区老字号，最多时达数百家。有研究认为，2004年前后全市约有老字号320家，其中百年以上的有90多家①。2014年4月3日，北京老字号认定工作领导小组批准了北京地区145家企业(151个品牌)进入第一批“北京老字号企业名录”②。然而，在北京老字号保持着众多数量的同时，其品牌形象的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作为现代化的大都市，北京在历史进程中失去了太多它本来的面貌，怎样让北京老字号从视觉形象上更好地呈现北京传统文化，甚至让本身就是文化遗产的北京老字号在获得更大市场的同时成为北京文化遗产传承的载体，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

一、北京老字号品牌具有丰厚的民俗文化底蕴

独特的地域文化，是历史赋予北京这座文化古城的特有属性，让老北京人引以为豪的，也恰恰是独特而传统的京味儿文化。北京老字号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北京城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诚信立业的典范，处处散发着北京传统文化的光芒。这些老字号产生、发扬于北京，同时又代表着北京文化。老字号发展的重要因素就在于其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区域长久的生产生活中发展出来的独特商业活动，被其存在的地区生活方式所充分接纳。一个地区在民俗形成过程中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在北京城社会的发展中，来自山南海北不同地区以及部分北京土生土长的文化传统在这里生根发芽，并吸收了北京作为“皇城”特有的宫廷、皇城所产生的气质，使得北京民俗文化不仅有皇家文化的至尊无上，也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无论是故宫庄重典雅的皇家文化，还是大栅栏胡同沿街叫卖的百姓民俗文化，历经百年的历史洗礼，仍旧无处不彰显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北京老字号的发展也蕴含着北京文化兴商的民俗氛围，把文化作为兴业的必要条件。在民国以前，北京作为皇都，是封建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轻商重官、重文的社会风气浓厚，商家为了在京城立足就要贴近文化、结交名士，提升自身和店铺的文化档次，这就使流传久远的北京老字号大都赋有很深的文化气息。比如有些老字号把儒家的仁、德、和、信等理念用于店名，如同仁堂、全聚德、同升和、信远斋等，以彰显文化品位;有些老字号引经据典从古诗词赋、俗语典故中选取店名，以示文雅。除此之外，北京作为数百年的皇城，人们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礼节以及物件品质精神有很高的追求，也就是俗称的“讲究”。反映在商业活动中，就无形中成为商号所要遵守和执行的流行标杆。在这种极具文化意识的社会环境下，北京老字号逐渐彰显出诚信立业的民俗文化，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礼貌待客、周到服务几乎成了每一个老字号店铺共同的特点。如同仁堂药店几百年来秉承的古训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张一元的茶道则是“人品如茶品，做茶先做人。”这些不被利益所驱使，严秉家训、诚信经商的老店，正是北京老字号的道德缩影。然而在历经了各种社会变迁后人们的生活、社会的经济也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民俗文化已经改变或消退，老字号企业在体制的曲折道路上行进的同时也在不断经历着精神文化上的冲击。甚至不同程度沾染了现代社会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的商业恶习，鲜少从消费者角度建设品牌形象，造成定位模糊、忽视与消费者情感维护、忽视产品的维护和开发等明显问题。如何使老字号能够在现代商业环境中继续自己优良的商业传统实现品牌价值最大化，成为传统文化、民俗与现代生活之间的桥梁，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生态环境，是企业人、品牌设计工作者、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者共同的课题。

二、北京老字号品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一)品牌概念与品牌视觉形象设计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面对全新的市场格局，许多老字号并没有正确地走上品牌化的道路，虽然建立了公司和品牌，部分企业导入企业形象识别系统，但与很多非老字号企业一样存在一定误区，将品牌形象和品牌视觉形象混为一谈，认为设计一个好看的标志，包装好一套产品，找个好的宣传手段就可以投放市场良好发展。其实品牌要想得到市场的认可，是一个精心培养的过程，其成功过程无不是真正懂得、了解消费者的过程。作为品牌形象的构成要素主要有价值观、期望、态度、利益以及个性等内容，不准确或不明晰的品牌概念会影响品牌视觉形象的建设，从而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一个品牌所包含的内在文化，对于品牌的宣传起着深刻的指导作用。从哪里出发，到哪里停止，这些品牌的概念思绪随着品牌的发展而发展。如果一个品牌所传递出的视觉形象是杂乱无章的，那么除了开发者对于视觉形象设计的不用心，还可能存在品牌概念不明确、品牌文化缺失等根本问题。在调研北京老字号品牌视觉形象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个网络现象，有数十名网友@北京稻香村品牌的新浪官方微博，表示自己在日常购买“稻香村”糕点时存在买到劣质品或仿制品的尴尬情况，致使北京稻香村品牌的官网和官方微博的首页设计以及日常的大量工作都是在为网友普及品牌辨识知识。经过具体调研，不论网络购买渠道还是各处实体机构，未经系统了解北京稻香村品牌知识的情况下确实容易被其他同类甚至同名品牌混淆，不只是品牌名称，包括产品、包装、店铺等各方面都较难辨识。因各种“稻香村”品牌有数个之多，其中不乏市场口碑较差的产品，导致北京稻香村品牌无故承受了一些负面影响。面对这一局面，北京稻香村公司也持续做着相关权益维护的工作。从知识产权保护角度来说，提高国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完善法律条款、加大监管力度等方面刻不容缓。但从品牌形象设计角度上看，通过设计手段干预品牌辨识度同样重要。回归地方文化、完善品牌概念、树立更加鲜明的企业特色，从而对品牌的传播性视觉形象做出正确合理的指导，在设计上使品牌的视觉形象地域化、系列化、家族化，自动区别于市场同类产品，利用北京特有的文化遗产资源及其视觉符号形象，使品牌文化与地方传统文化民俗习惯产生深切的关联，才能使北京老字号更加能代表北京。然而就老字号的发展来说，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绝不是做一套VI设计而已，与所有的品牌建设手段一样，需要回归地方文化和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来仔细摸索和定位。

(二)基于服务和环境的用户体验

在当今体验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用户已经不仅仅只考虑产品的实用性，也非常看重品牌的整体体验。用户体验设计理念的提出正是顺应了体验经济的时代潮流，以用户为中心，研究商品怎样传递感知的途径。在一次商业活动中，有很多因素会对客户的感受产生作用，而不是止于商品的使用过程，在众多因素中，我们主要来分析北京老字号的服务和环境。店面中合理的功能分区和优质的环境有益于引导购物、提升良好的购物体验，加深对品牌的印象和认可度，作为一种硬件配合，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工作人员的服务功能，是品牌形象设计中重要的一环。在市场调研的过程中，有很多体现在用户体验设计上的缺陷，我们看到位于前门的瑞蚨祥专卖店，动辄数千元的定制产品，其服务场所布置草率、店面陈旧。在这种环境下，再热情专业的服务也会使总体的消费体验大打折扣，给予客户的是与产品定位完全不符的消费体验，造成了完全靠产品本身和名号来吸引和维持消费者的情况。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很有可能降低客户忠诚度，使客户群体小众化，当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出现时则难以抵御竞争。很多其他老字号品牌也有不同程度的类似问题，比如多数商家还处在制止顾客拍照的品牌保护措施上，显然与信息时代的传播方式不符。陈旧的店面布置、杂乱无章的陈列方式、服务意识薄弱的导购人员丝毫不能提升品牌的整体形象，反而无不传递着老旧过时的负面品牌特征。老字号显然只是一个名号，证明着企业悠久的历史和曾经长久存活的实力以及对于传统文化、民俗的传承。而社会持续在前进，创新、服务于当下始终应是老字号所必须具有的意识和行动。纵观国际上历史悠久的奢侈品品牌，如1854年成立于法国巴黎的品牌路易•威登，种种经典设计不仅顺应了旅行历史的重要发展，也在用户购买体验方面做到了极致，没有一刻停止从环境方面提升品牌影响力的脚步。其门店形象设计、橱窗陈列设计等方面均成为时尚流行风向标，也成为同行业借鉴模仿的重要对象，给予消费者提供的不单单是一件产品，更是品牌涵盖的附加文化价值和服务体验。

(三)品牌形象与市场需求

老字号品牌能生产优质上乘的产品毋庸置疑，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环境的变化，品牌设计走向整合、多元、开放，以建立品牌为目标的整体设计方向。在产品设计方面表现为“从单一产品设计”转向“整合品牌形象”，每一个产品设计都应有效地积累品牌资产，紧跟市场的变化来及时更新自己的产品与服务方式对于提升品牌市场渗透力至关重要。人们对物质产品需要也向更高水平发展，并且在得到物质产品满足后开始转向对个性化服务的需要。老字号品牌如不在产品创新方面下足功夫则很有可能造成与市场不同程度的脱节或不能占有更多市场份额。调研结果显示，产品的单一化限制了北京部分老字号品牌的拓展与新盈利点的开发，用户市场研究不够导致产品脱离现代市场需求。北京老字号基本都保持着历史产品品类，品牌非常依赖传统的民俗文化和生活习惯，一旦某种生活方式有所转变，就有可能会被市场淘汰。在市场调研中发现，大部分消费者现阶段都认可中华老字号的品牌，而且认可老字号品牌的消费者认为中华老字号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应该给予保护，但真正持续产生消费的却数量不多，原因是并不一定有匹配需求的产品或选择其他代替的产品。北京的这几家老字号虽然在国内知名度很高，但其多数规模小、市场窄，品牌价值上升不高，即使发展较好的品牌影响力也不是很大，距离国际知名老字号品牌更是实力相差悬殊。以历史悠久的外国食品品牌雀巢为例，它从做幼儿食品起家，现在已经拥有咖啡、冷饮、饼干、饮料等众多类别的产品，而且每样产品都是紧贴消费者生活的，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能感受到品牌的存在，通过一系列的强化过程达到品牌忠诚度，以起到提升品牌价值的目的。相似的例子还有日本资生堂，1872年由一名医生创立于东京，经营西式调剂药品，如今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日化品公司，旗下涵盖从护肤系列、彩妆系列、男士系列到洗护系列的全方位产品。其赢利情况在全世界同类企业中也居首位。曾经有很多人分析过它成功的秘密。日本的一位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结论是:秘密并不在生产领域，资生堂的生产设备并不比其他高档的化妆品公司先进，而在于重视市场调查，充分地调查支撑着精准的产品定位。

三、文化遗产传承语境下的北京老字号品牌形象设计发展策略

(一)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语境下完善品牌文化

民俗民艺作为文化遗产中重要的一个区块，在当代社会保护民俗民艺除了需要传统手段比如博物馆藏、宣传教育、政策支持、技艺传承、个人及机构等，还需要更多种符合人们生活习惯、商业市场变化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应该是能在无形中渗入人们生活而不需要去主观认识的，这一特点也符合民俗民艺等文化遗产产生的历史规律。而北京老字号品牌有着与民俗民艺天然对接的优势，回归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从中寻求支撑品牌文化建设的文化后盾，提炼利于品牌发展的北京精神，与文化遗产品牌结合创设传统文化生态环境，都有利于鲜明和完善品牌文化。作为一个地区的民俗民艺，单独的种类或形式的生存力量是非常弱的，应打破传统文化习俗自有的发展规律，适当与老字号进行跨界合作、共同发展，形成有机的生态环境，对于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有着非凡的意义。

(二)建立情感化品牌视觉形象

品牌视觉形象设计是影响品牌发展的中坚力量和重要因素，它是传达品牌信息的主要媒介，是品牌文化的载体，它反映着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和审美观念。情感化是指品牌能够在感官和精神层面影响消费者，使消费者产生深层次的共鸣，有利于加强消费者对于品牌的忠诚度。在进行情感化品牌视觉形象设计时，首先要充分调研消费群体的实际愿望和需求，从目标群体出发进行设计;其次要以代表品牌核心文化的品牌概念为指导思想展开设计工作;再次还要联系社会时代背景，比如遵循绿色环保等全民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来提升品牌的正面形象。对于本身就承载着鲜明地域传统文化的北京老字号企业来说，在挖掘品牌文化内涵的同时注重文化遗产的传承，甚至将其从精神层面扩展到更深、更广泛的哲学层面尤为重要。如果其品牌形象设计仅停留在缺乏内涵思想的外在形式，那它终究仅是一时的流行、符号的堆砌，无法历久弥新地传播品牌内在核心的文化和概念。

(三)全面升级终端店面的营销体验模式

在体验经济时代，人们除了重视消费的结果商品的品质，更加注重产品的消费过程，对于品牌产生的教育、信息、休闲方式等附加体验要求越来越高，北京老字号不应该真的维持着“老”的营销模式，应结合自身特点长处，从服务、环境、营销方式等方面全面提升用户体验。比如导入现代化服务文化，深层次提高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结合自身传统形象开发设计升级店面形象，使功能与形式互为辅助，为营销模式和人员服务创设优质条件，提升品牌整体品质;增加以相关文化遗产展示的季节性、时令性陈列和展演，给品牌形象展示带来变化和活力;挖掘老字号本身文化内涵，突出老字号品牌对顾客的心理影响，继而展开体验式营销的相关活动，使顾客心中深刻的品牌印象转化为对品牌的认可度和忠诚度，提升品牌的附加价值。

四、结语

北京老字号企业生存在当下，就要为现代社会的消费者提供所需产品，在大量新品牌、外来品牌的市场冲击下，更需要北京老字号在消费者对其保有产品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情况下，研究自身发展策略。多元化的消费群体让市场丰富且难以琢磨，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能否充分调研每一个层次的消费群体需求，准确根据不同档次定位推出相应产品并不断推陈出新，对北京老字号品牌是巨大的挑战。目前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势头猛烈，同样也是北京市重点发展的产业，老字号本身具有浓烈的文化遗产特色，其产品也多具有相关文化属性，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必将为老字号注入新鲜的活力和特色。

作者：乌仁娜 滕晓铂 单位：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杨志．品牌文化形象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

篇5

关键词：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设计；传承和发展

天津民间工艺品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所代表的本土文化特征和艺术特色与其他地域的工艺品是不同的，例如为人所熟知的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彩塑与风筝魏的风筝，被人们称为“三绝”。另外还有剪纸、编织、绒绢花鸟、布雕、面塑、杂耍等众多民间工艺品，它们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们喜闻乐见的生活场景和最质朴的生活方式，因此深受民众喜爱。但是，随着天津民间工艺品功能的转变和消费群体的更换，现有的一些民间工艺品包装已经不适应当前社会市场的需求，一些包装设计形式比较单一，缺乏地域特色和一定的创意性；还有一些剪纸、绢绒、民间玩具等工艺品采用废旧报纸和塑料袋来进行包装，甚至有的工艺品是零包装，这样既给消费者的携带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又影响了天津民间工艺品本身的审美价值，从而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为了使天津优秀的民间工艺品得到更好的传承、保护和发展，这里拟通过对天津民间工艺品特点进行叙述，探索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设计的审美价值以及文化内涵，使天津民俗文化与现代包装设计更好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为天津的民间工艺品开辟更广阔的市场。

1天津民间工艺品特点

津门故里民风淳朴，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津门杂记》记载了“天津无沃壤腴田，民多以贾趋利，人杂五方，俗尚奢华[1]”，天津民间艺术自然会受到这种崇尚奢华的习俗影响。以风筝魏风筝、泥人张彩塑、杨柳青年画为代表的工艺品，皆以风格雅致、做工考究、雅俗共赏见长，体现了都市人们追求唯美的审美倾向。民间艺术家把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向往以及对美的追求，常常通过浪漫寓意的手法表现在民间工艺品上，寄情于艺术处理，从而给人以强烈的感受。例如，代表天津民间艺术特色的杨柳青年画色彩和谐典雅，造型夸张，题材丰富多彩；风筝魏风筝造型生动，彩绘逼真，构图丰满；泥人张彩塑刻画的作品具有写实性和装饰美[2]；天津剪纸艺术久负盛名，窗花、吊钱、花样子等无不精湛……这些作品富有的程式化手法和装饰味都能够突出天津独有的人文特色和民俗文化。就连一般市井民众消费的绒花、灯彩、脸谱等也都透露出精致、工巧、华贵的地域性审美意蕴，因而天津民间工艺品在艺术表现上更强烈、真实、动人[3]。

2现代包装设计对天津民间工艺品发展的意义

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不仅仅是美化和保护商品的主要手段，更对民间工艺品的传承与保护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的意义是多重的。首先，天津民间工艺品销售包装可以促进其经济价值。尽管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和价值十分关注，但是包装设计作为民间工艺品的“衣着”，对销售起着很大作用。一般来讲，天津民间工艺品会根据商品内容配以相应的包装，其不同的材质、造型以及颜色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而且设计师的表现手法和创意思想也是不同的，因此设计出来的包装作品会有很大的差别。一件优秀的民间工艺品包装可以通过其独特的材质表现，科学的造型设计和恰当的平面设计在保护商品的同时，还可以吸引消费者，为商家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4]。其次，可以通过包装设计推动天津民间工艺品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天津的一些民间工艺品，由于自身发展的困境，不能为民间艺人带来经济效益，在这种条件下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因此影响着天津民间工艺品的发展。现代包装设计的一部分素材来源于民间艺术，可以将天津民间工艺品的艺术特色和传统文化内涵体现在包装设计中，并通过完善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使其适应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从而对天津民间工艺品起到传承和发展的作用[5]。

3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设计的视觉表现

3.1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中的图形设计

传统纹饰与民间图形历来是设计中取之不尽的素材来源。天津民间工艺品中的装饰图形，直接体现着浓郁的天津地域文化特色，它们不仅可以解读和深化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的内容，而且还能帮助消费者加深对天津工艺品包装内容的理解，并把产品直接或间接地变为视觉形象，对消费者具有直接的说服力和更加丰富的吸引力。对于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中的图形设计，要善于就地取材，运用本地资源，以满足消费者的审美情趣。例如设计师可以以天津民间艺术形式、民俗活动为创意出发点，依据一些天津民间工艺品充满浓厚传奇色彩的乡情故事、民间传说为插图，融入包装设计中；还可以运用天津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装饰或地方风光；或者是将带有吉祥寓意的装饰纹样与包装相结合，如天津的吊钱、窗花上的图形题材多种多样，有“肥猪拱门”、“抬头见喜”、“恭喜发财”、“金玉满堂”、“合家欢乐”等，它们多以谐音和象征寓意手法示意吉祥，祝福民众万事如意、百业兴旺，抒发着对未来美好的追求和向往[6]。其中在剪纸窗花中，最具特色的是“肥猪拱门”，此图案多用黑、红、黄等色的蜡光纸套刻的形式来体现。在进行设计时，可以把这些最具天津特色的图案和美好的寓意应用在包装上。但在使用这些图形元素时，并不是完全照搬民间传统艺术样式，照葫芦画瓢，设计师首先要理解这些图形的寓意，并赋予这些图形元素新的表现手法和设计理念，在吸收、借鉴、提炼的基础上进行设计。韩丽茹设计的杨柳青年画图形见图1，其图形借鉴了年画中艳丽俊秀，温柔妩媚的仕女形象以及鱼形图样，并对其形象加以提炼和概括，然后再进行整体设计。在构图上，也运用了杨柳青年画中形式美的特点，主次分明，突出主要人物，不画多余的东西，使画面简洁明了。该作品获得杨柳青年画衍生品设计大赛金奖。

3.2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中的文字设计

在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设计中，文字也是传达商品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包装品牌形象的统一识别规划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天津一些老字号店铺的名称，为了突出其品牌信息，都是以汉字元素为核心来进行设计，例如天津杨柳青“年画张”、天津“泥人张”就是使用了书法字体来强化自己的品牌形象。在电脑高度发达的今天，字体的多样化随处可见，但作为适合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属性的字体设计，除让人易读、易懂外，更要体现出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的个性风格及审美视觉要素。例如，大郑剪纸包装设计见图2（图片2-3摘自视觉•me网），其中“匠心传艺”和“巧手生金”采用的是黑色书法字体，并使用了烫黑金的工艺，提升了包装的档次。大郑剪纸标志见图3，也是采用的剪纸字体，因此整个包装设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郑剪纸提升到了工艺品的高度。在特定轮廓中，设计师还可以把文字中的某一笔画用代表天津地域特色的图形进行整体替换，图文结合，这样也能够体现出天津地域特色。另外，天津话极具通俗性和形象性，因此在包装设计中还可以使用天津方言，比如“真哏”、“干嘛”、“大开洼”、“犯嚼情”等，把这些鲜明的语言运用到包装上，既可以体现出天津的地域特色，又显示了天津人幽默淳朴的性格。

3.3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中的色彩设计

色彩也是影响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设计是否成功的重要表现要素。在包装用色方面，设计师必须要了解民间艺术家的赋色观念，才能在包装设计中体现出天津深厚丰富的民俗文化。天津民间工艺品用色观念，大部分是取自天津民间艺人的生活经验，并结合了自身的艺术体验使民间工艺品的色彩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面貌[7]。如泥人张在用色上，主要以鲜明艳丽为主，也有典雅秀丽的，但无论哪种色彩倾向，在色彩的搭配上都能做到自然谐调、明快活泼；再如，杨柳青年画用木版套印，同时又采用人工敷色进行加工描绘，因此和其他年画有明显的区别。在色彩上，有的作品给人以舒雅、文静、调和、悦目的感觉，还有一部分作品虽然格调明朗、色彩鲜艳，但绝不生硬、刺目，因此，民间工艺品包装上的色彩要敢于创新，在兼顾传统性、地域性的同时，应该与消费者的审美观以及现代设计趋势相结合。可以使用天津民间工艺品经常出现的有代表性的色彩，选取鲜艳的色彩，通过降低其纯度和饱和度来得到高雅、稳重的颜色，这样的设计既不失地域特色，又不感到俗气[8]。如图1的杨柳青年画包装设计，使用了红色、白色和黑色3种颜色，对比简洁、响亮，视觉冲击力极强，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3.4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中的版式设计

天津民间工艺品风格非常鲜明，它把中国传统工艺形式的对称、均衡、变形、减笔以及烘云托月（图案中套主题文字）等手法，全部继承下来，强调构图丰满。如风筝魏的对称外形构造，杨柳青年画中的“刘海戏金蟾”形象，剪纸上面的对称纹样等都是成双成对的，象征幸福美满，这样的构图形式能够给人以敦厚、饱满的视觉冲击力，因此在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设计中，可以应用这种构成特点。杨柳青年画书籍装帧设计见图4（图片摘自《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一副画面充满了整个版面，很好地体现了杨柳青年画的构图特点。另外，还可以在包装设计版式中，采用对称的形式，这样就会形成一种庄重、安定的平衡美感。或者结合年画、剪纸中图形两两相对的形式，巧妙地将这种形式表现在包装结构中，当消费者开启包装后会以左右相对的方式展示工艺品，进而增加了设计的趣味性[9]。

3.5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中的材质及造型设计

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在材料及造型表现上，要讲求艺术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结合，尤其在材质的选择上，既要符合现代社会的环保意识，又要体现出天津民间工艺品的乡土气息，因此在保证其基本功能的前提下，选用一些取材方便、成本经济且使用后便于回收处理的包装材料。例如，瓦楞纸、硬纸板、纸浆、牛皮纸等纸质材料最适合用于杨柳青年画、泥人张泥塑、民间玩具等工艺品包装，其品种多种多样，便于携带运输，还可以设计成各种盒型，在倡导绿色设计的趋势下，纸质材料都是经济环保的首选材料。还可以借鉴过年时贴在门窗上的吊钱，以大红和金色的纸为主要材料，配以电光彩纸衬托，艳丽多彩，金碧辉煌，在现代设计上融入现代工艺设计趣味，具有时代性，能与现代家庭的室内装饰相协调，具有一定的装饰效果。另外，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除了在材质上追求便利性、经济性、审美性等功能以外，在造型上还可以使包装具有再塑性，就是说包装盒在使用完以后，可以二次利用，根据图纸说明可以把使用完的包装拼装成装饰品或工具，以增加包装的附加值；或者是将外层包装的设计和天津民俗文化相结合，如一些纸质包装的图形设计可设计成与家居相协调的图案，既可以用来装饰房间，又能使外包装具有纪念价值。杨柳青年画包装设计见图5（图片摘自《长春师范学院学报》），借鉴了杨柳叶子的形状，包装盒两侧装饰的是两幅不同的年画，而且包装盒设计成装饰画框的样式，当消费者把年画带回家，其礼盒还可以以装饰画的形式挂在墙上或摆放在书桌上，从而为消费者提供具有天津特色的旅游纪念品。

4结语

天津民间手工艺品是承载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在包装设计中融入天津民俗文化，既能有效地宣扬天津优秀传统文化，又能进一步推动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设计的整体水平。在进行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设计的研究中，要对天津的人文特色、民俗文化以及悠久历史进行深入全面的了解，还应充分考虑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的地域性、品牌化、文化性、环保性和系列化等因素[10]。深入挖掘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化元素，并把这些特有的民间文化元素加以提炼、概括和整理，然后在视觉表现上分析其色彩搭配、字体设计、造型结构及图形元素，以更好地应用在天津民间工艺品包装中，并通过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来塑造良好的天津民间工艺品品牌形象，将天津优秀的民俗文化借助包装设计这个途径传递出去，从而为天津民间工艺品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一个新视角。

参考文献：

[1]张焘.津门杂记[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2.

[2]刘玉睿.从泥人张看民间美术的历史命运[J].美术研究，2011（4）：99—101.

[3]张仲.天津卫掌故[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4]朱和平.现代包装设计理论及应用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祝后华.民间美术图形的符号化特征及其现代转换[J].文艺研究，2010（7）：161—162.

[6]纪向宏.民间女红视觉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上的应用[J].包装工程，2014，35（22）：5—8.

[7]汉声编辑室.中国女红——母亲的艺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孙红梅，孙媛媛.杨柳青年画色彩视觉流程的探究[J].包装工程，2011，32（4）：108—110.

[9]原研哉.设计中的设计[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篇6

艺术研究的目的是探讨艺术文化，艺术文化学研究在西方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曾有志士仁人开拓过这个领域，梁思成(1901～1972)先生的《中国建筑史》就提出并实践过。然至现在它才初见端倪。我们看到对紫砂艺术的研究和探讨近20多年来收获颇丰。当代紫砂大师徐秀棠先生的《中国紫砂》可以说是代表作之一，加上海内外学者的较多论著为我们起步研究紫砂文化学创造了条件，当代紫砂业的发展更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自北宋末期起，经过了漫长的200多年的成长，现实环境、社会世态、时代境况使紫砂陶器发生了质的变化，至明代(公元1368-1644年)中期，随着饮茶方式的变化，紫砂壶诞生了，又随之进入了千家万户，它更是文人及达官贵人手中的宠物，又成了黎民百姓生活劳作中不可缺少的休闲用品，共同孕育出了日益强大的市民意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日渐发达的市民文化艺术，紫砂壶这个具有浓郁的市井文化及生活方式进化的极富文化特征的产物，成为社会承认和地域文化的载体。从那时起直至清末民初，淋漓尽致地凸现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新的社会生活的特征。

文化的功能是表述出一个社会与一个时代的整个方式，那么特定的时空社会里的精神文化、审美文化和艺术发展就也应是彼此响应，艺术研究和艺术实践也应反应出这种同一的相关性。

紫砂陶器尤其是紫砂壶，是我国陶瓷众多门类中较为特殊的陶瓷工艺品，虽只有数百年的生产历史，然而它的产生和演进与各个重要时期诞生的其他陶瓷品种一样，主要是由于材料的发现和利用，成熟的工艺和受到人们的接受给它烙上了深深的文化印记，而产生并孕育紫砂壶的地域与氛围有着自己独特的人文特征和文化背景，这就是受到灿烂的吴文化的影响。吴文化是商周时期(公元前1300-770年)长江下游主要是由吴人所创造的一种具有自身特征的文化遗存，太湖流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一度涵盖苏浙皖沪大部地区。吴文化源于吴地文化，吴地文化的特征又是客来文化与土著文化结合的产物，具体体现在人们在政治、农作、生活和文化活动衍生中。吴文化创造了波及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吴语系统，创造了长江下游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而陶器又是吴文化的重要内容，较北方文化相比，在底蕴极深的吴地文化的堆积中萌发了崭新的内涵和特征。当今太湖流域的经济现状、文化脉络、社会习俗，都有它的质的内在反映的影子。宜兴地处太湖西岸，处吴腹地，农耕和制陶有着相当的考古发现，直接影响了它后来陶瓷生产的发展。紫砂陶器的出现原本质朴无华，是陶瓷生产鼎盛时期的发现和补充。但其独特的材料属性和区别于其他陶土的性能决定了它生命的辉煌，这种辉煌源自紫砂壶在明代中期的盛起和迅速带有文人化现象的传播。茶文化的盛行是紫砂壶闻世并流行的必然条件，恰逢吴文化乡风民俗的内容之一就是饮茶，宜兴的饮茶风尚早已被古人所咏，饮茶的物质享受和颇有人文特征的壶型、壶饰所反映的传统文明始终在吴文化的氛围中滋长，可以说，吴文化孕育了紫砂壶，若将紫砂发展的时间、空间定位，特定的地域和文化是它生命力的所在。紫砂壶作为一种民间工艺，一个地域文化的艺术品和实用品，它有民族文化的身影，更具有民俗文化的雅俗，它具有共同的文化性，连接了古代与当代，这种轨迹使它产生了不可逆转而具有完整的文化体系的一门新的文化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我们的国家与民族揭开了新的一页，国泰民安让紫砂文化走上了灿烂之路。文化是由人也是为人创造的，人首先是文化的产物，人又决定了文化。当今的紫砂业，人才荟萃，精品迭出，大江南北的人们津津乐道地赏壶品茗，用的是文化，品的也是文化，这种文化植根于紫砂陶器上，这种现象在众多门类的陶瓷品种中独一无二。上亿人的热忱，数百种的刊物，F古铸今地开创着紫砂文化的新未来，不论是从共时的拓展性上来说，还是从历时的延续性上来说，其深层必定存在着一条逻辑链，并由此衍生出一个有机的体系，这个体系打造着这个文化的脉络，这个文化的艺术范畴，这个文化的学说，成为我们自己，我们生命，我们艺术，我们文化的理性表征。

文化的概念我们都知道，广义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成、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的现象。中国悠久的陶瓷文化具有这些典型的特征，而其中的紫砂文化，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文人特征，长期的生产实践，使现代社会，作为商品的紫砂陶器的精神属性，越来越高于它的物质属性，人们今天购买紫砂壶看重的并不完全是它的实用性，而是素雅朴实的紫砂壶能舒缓现代人的心理压力和调节紧张的精神状态，紫砂壶寄托了现代人对返璞归真、天人合一的传统生活方式的一种怀念和追求。现在紫砂市场二十多年的繁荣，实质上是传统文化的回归，成为现代人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且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慰藉心态和追求和谐，符合了我们当今的时代风尚。

篇7

[关键词]藏羌文化民族旅游内涵

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泱泱五千年的古老文明，漫长的农耕文化历史，以及56个民族多元化的文化生态，使得中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资源十分丰饶。藏羌民族文化就是艺术宝库中眩目的一隅，它折射出藏羌人民在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大自然奋斗中的勤劳和智慧。是阿坝州这一块神秘的土地孕育了充满传奇色彩的藏羌文化，藏族、羌族作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主体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藏、羌人民在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璀璨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如何保护好藏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至于让它在地震中湮灭，不至于随着时光而消逝，已成为当前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课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九寨沟、黄龙等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被列入世界人类自然遗产名录，人们普遍重视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还必须同等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挖掘与整理，让非物质的藏羌文化的教育走进课堂，通过学校平台实实在在得以传习，唤起更广泛的人们更加珍爱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保护意识，把民族的薪火传承下去，让神秘而美丽的藏羌文化生生不息，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在传承中华文化，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藏区的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藏羌文化的含义、范围和特点

人类文化通常可以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等四个层面。在这四个文化层中，后三者基本属于非物质文化的范畴。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有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对传承民族文化血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藏羌文化属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是与藏羌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宗教寺庙、羌寨石碉等相呼应的。

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定义，本文所述的藏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藏羌人民在长期的艺术表演活动、对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活动、手工艺活动等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产生的具有文化遗产的内核和具有历史传承性和民族性的精神财富的总称。其范围包括：

（1）口头传统，即在藏羌民族民间流传的口传文学、诗歌、神话、故事、传说、谣谚等及相关濒危的语言；

（2）传统表演艺术，即在藏羌民族民间流传的音乐、舞蹈、戏曲等；

（3）民俗活动、礼仪、节庆，即反映藏羌民族或区域习惯风俗的重要礼仪、节日、庆典活动、游艺活动等；

（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即天文、地理、自然、人文、医药等；

（5）传统手工艺技能，即世代相传、技艺精湛、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的传统工艺美术手工技艺，传统生产、制作技艺等；

（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即集中体现或展现某种特定文化传统的区域、场所如文化生态保护区等。

非物质藏羌文化遗产的特点：

第一，具有藏、羌民族性。任何一个民族均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通过该民族成员的语言、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表现出来。以特有的语言进行口头表述，以特有的民族风格表演自己的艺术成果，以特有的方式举行各种礼仪活动和节庆活动，以独有的方式表达本民族或本区域的民众对自然界和宇宙认知，以不同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具有历史传承的手工艺技能，这些均是文化具有民族性的具体表现。

第二，具有活遗产性。它不仅向人们传递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历经一定时期的发展而形成的特有文化传统信息，而且更应当具有世代传承的可能与必要，因而也就具有了"活遗产性"。

第三，具有以口传身授方式体现的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以口头形式通过人们的视觉器官和听觉器官在成员内部集体性地传播、演绎与发展。口头性和集体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上的突出表现。前者是指人们以口头形式世代相传和演进已有的口头传说、表演艺术、社会礼仪、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认识和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后者则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个或若干个自然人或者团体的产物，而是在不断地被民族内的众多成员传播、演绎过程中，受到无数的传唱者、讲述者、表演者、礼仪司职者、手工艺者不断的琢磨与加工，同时也融入了许多听众、观众的意见和情趣，从而使文化内涵不断丰满。

第四，具有利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享有者享有的权利，其内核是利益，包括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财产利益主要以有体物为其载体而体现，但也包括未被物质载体固定的利益，如人们的表演、技能实践所体现的财产利益。人格利益通过从道德、伦理和哲学等角度对人的人格认识所产生的一种观念利益，阿坝州提出的旅游业发展思路"文化搭台，旅游唱戏"及文化自身的产业化都佐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益性。

2藏羌文化保护传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1藏羌文化的保护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血脉传承。藏羌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好藏羌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西方一些国家极力在全世界推销其思想文化，在文化上推行"单边主义"，威胁到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文化安全。保护和传习不同民族、群体、地域的传统文化，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成为国际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已意识到保护本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第二，非物质藏羌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藏、羌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的基本依据，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加强藏羌文化遗产保护与传习，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2.2藏羌文化的保护与传习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与稳定。藏羌文化代表着一种民族符号，是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作为文化而言真正打动人的、有价值的，并不是形式本身，而是形式里面蕴藏的民族情感。藏羌族为主的阿坝州地处大西南与大西北的交叉连接地带，是历史上"藏缅语族文化走廊"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上唐蕃古道和民族民间文化交流和融汇之地，从历史积淀下来的民族民间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奇特性和复合性的特征和景观，藏、羌、回、汉各民族创造了神奇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藏羌民族民间文化不同程度地兼容和合成了历史上古蜀、氐羌、中印、唐蕃、汉藏文化中的优秀成果。通过对藏羌族文化的抢救、保护与传习工作，让藏、羌民族的年轻一代更加明了自己民族的历史贡献和文化成就，能使其他民族更加了解藏、羌民族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因此，藏羌文化的保护和传习，有助于我们认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有助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有助于，对促进地震灾区文化生态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进步与繁荣、团结与和谐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因此，保护藏羌文化遗产、加强对民族文化的教育与传习，是增强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以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2.3藏羌文化的保护与传习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藏羌文化遗产是珍贵的旅游资源，是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重要内涵，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我省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仅阿坝州就占有全国五处世界自然遗产中的三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处，是世界自然遗产和生态保护区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品位最高、分布最密的旅游区。发展旅游业，资源是基础，吸引力是关键。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应具备独特性、艺术性、民族性和区位性。构成旅游资源的因素主要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藏羌文化与旅游业之间有着很强的互动关系，旅游业的发展必须走"山水为形，文化为魂"的旅游循环经济路子，建立适合旅游市场需求的文化产业。使旅游的人文气息和景观文气指数迅速上升，从而突出旅游业的"人文核心"作用，实现文化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化和最大化，发挥藏羌人文景观为"旅游高地"建设服务的功能，形成丰富的自然景观与多彩的人文景观相链接、相融合的文化旅游网络，丰富和升华旅游景区的文化内涵，大力挖掘和传习藏羌文化是关键。

2.4藏羌文化的保护与传习是确保非物质文化百花盛放的需要。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在现代生活条件下，藏羌文化的传承呈弱化趋势。特别是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后，仅阿坝州出现2万多处地质灾害，藏羌民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文化生态环境极度恶化，藏羌文化遗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非物质藏羌文化遗产体现了藏羌民族的审美个性和文化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消亡意味着民族个性、民族特征的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口耳相传，诉诸视听而疏于记录和固态化，因而常常是转瞬即逝不可再生的。一旦消亡或流失，基本无法恢复或再生，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藏羌文化遗产因传承者老化，年轻一代未能很好传承、传习面极窄，加之地震中的损坏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在地震中遭到毁坏，自然的流失也在发生，非物质许多地方藏羌文化遗产的研究人员极缺，出现断层。因此，加强藏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习已经刻不容缓。为了加强藏羌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修复、研究、整理、教育和传习，必须建立科学的藏羌文化保护体系，让藏羌非物质文化保护、挖掘、整理、传习走进学校的课堂，通过学校教育使藏羌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已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3藏羌文化保护的现状及对策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的精神和有关要求，为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为切实做好藏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挖掘和传习工作，阿坝州人民政府批准文化局确定的第一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247项。民间文学类如汶川县，理县，茂县流传的《羌戈大战》和《大禹的传说》、木姐珠与斗安珠；传统音乐类如壤塘县中壤塘乡藏哇寺的佛教音乐（藏哇梵音）和川北山歌（嘉绒藏区）；传统舞蹈类如九寨沟县的熊猫舞；传统戏剧类如壤塘的南木达藏戏；传统游艺、杂技与竞技类如汶川、理县、茂县一带流行的羌族推杆；传统美术类如马尔康县的馍馍印；传统手工技艺类如九寨沟县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南坪土琵琶制作技艺）及嘉绒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和羌族碉楼营造技艺；民俗类如嘉绒藏族春耕仪式以及第一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中的口弦（羌族口弦）。另有8个进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音乐类有南坪曲子、川族山歌、羌族多声部民歌；传统舞蹈类有羊皮鼓舞、博巴森根、马奈锅庄；传统美术类有羌族刺绣；民俗类如藏历年、羌历年。其中，马奈锅庄作为扩展进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非物质藏羌文化的保护已日渐引起了各个层面的重视，但在保护中多停留在纸质上，或存放在藏羌博物馆里，"文化遗产"被"文物"所取代，"文物"保护被等同于对整个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着研究、整理得多，教育和传习得少的问题。藏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及人才的培养、传习渠道不畅，教育领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重视和价值认知，教育与非物质化遗产保护、传承脱节。学校中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学科极度缺乏，不能培养提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社会人才，年轻一代越来越远离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生活在充斥着网络、选秀、圣诞节的环境中，而丧失了对民族文化的关注与热爱，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民族民间文化面临断裂的危险，藏羌文化的传承问题只是其中一个的缩影而已。

千古传承的藏羌文化遗产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足够重视，政府加大投入、合理规划、统筹兼顾、有效管理，才能使这些珍贵的藏羌文化遗产能得到有效保护。它的传承应分两条线，一条线是民间的个人传承；另一条线是让藏羌文化走进课堂，在学校教育体制内拓展和丰富学生的知识获取途径。学校在藏羌文化的教育和传承中所起的作用，是其它保护与传承的形式无法比拟的，这无疑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传承和保护渠道。

4藏羌文化的教育和传习任重而道远

民族的便是世界的，文化遗产保护得越好，其利用价值也就越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保护不力而丧失殆尽，其他的发展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保护和传习好非物质藏羌文遗产，对整个藏羌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4.1实施"记忆工程"即通过搜集、记录、分类、编目等方式，对具有重要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的非物质藏羌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民间采风、调研、征集实物等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档案、妥善保存和合理利用，将濒临消失的和目前仍有活力的藏羌非物质文化用文字、图片、音像、多媒体等手段对其进行真实、全面的记录。并将其制作成图文并茂、音像俱全的传承教材，真正达到全面记录和传承。

4.2传承非物质藏羌文化要以当地职业学校为载体。传承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是依附于个体的人、群体或特定区域和空间而存在的，这一点是其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性。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形态保存，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传习等手段使其能够延续和发展。为了做好这一工作，除民间老艺人和民间组织传承外，更重要的是应该通过当地职业技术学校成立相应的藏羌文化保护、研究、教育传习机构，开设相应的专业，进行挖掘、教育和传习，将有条件的学校打造成传习基地，使其广泛地在青年一代中传承和发扬。

4.3民族地区的非物质藏羌文化的传习要与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相结合。旅游开发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利用，在旅游景区景点、博物馆内以及各种旅游博览会、交易会上将一些传统手工技艺、民俗文化向当地居民和广大中外游客进行展示，让学校培养出的藏羌文化原生态文化传承者在旅游景区进行传统艺术表演，在旅游商品的开发中融入当地传统文化特色和艺术内涵，以增强旅游商品的文化性、纪念性、实用性，既丰富了旅游活动的内涵，又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双赢。

4.4藏羌文化的研究、教育与传习探索。阿坝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已在探索其传习路子，该校已于2004年成立了该专业。该校藏羌艺术班的毕业生供不应求，藏羌歌舞学生分别到深圳锦绣中华、成都、绵阳、德阳及州内各文工团、旅游演出团体就业，其表演的藏羌原生态歌舞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也得到了有关专家的认同。该校学生在奥运会开幕式、四川非物质文化节、"心连心"等大型活动上成功表演，得到了社会和专业人士的高度赞扬；该校学生的唐卡画、羌绣、根艺作品更是具有浓厚的藏羌特色，是非藏羌地区所没有的，部分作品在北京、成都展出分别获得金、银、铜奖，并开始投入旅游市场，深得有关专业人士的喜爱和广大游客的青睐。更重的是该校培养出的学生有部分已在从事非物质藏羌文化的传承工作，在其传承过程中他（她）们既传承了民族文化，又得到了较好的经济收入，使其非物质藏羌文化的传承在向着良性发展。该校现在正在组建吸纳社会上优秀藏羌文化传承的专家、教师和相关领导参加的藏羌文化教育传习所，专门从事非物质藏羌文化的挖掘、整理、研究，编制规范的教材，供学校藏羌文化传承专业教学使用，使专业更加丰富其教学内容。

4.5亟待研究、教育与传习的濒危藏羌文化内涵

1）民间文学：收集整理神话、传说、故事、谚语、民歌、格言和叙事诗篇等。

2）民间音乐：民间歌曲（盘歌、喜歌、挽歌、情歌、酒歌、山歌、草地牧歌、嘉绒锅庄、草地锅庄、羌族莎朗等）、民间器乐曲（曼陀铃曲，鹰笛曲、牧笛曲、羌笛曲、锅庄曲、口弦曲、牛角琴曲、花灯曲、莎朗曲、琵琶曲等）、民间曲艺音乐（折嘎说唱曲、喇嘛嘛呢说唱曲、南坪小调曲、格萨尔说唱曲、曼陀铃弹唱曲、释比说唱曲等）、民间戏曲唱腔音乐（安多藏戏唱腔音乐、嘉绒藏戏唱腔音乐、白马藏戏唱腔音乐、羌族释比唱腔音乐、小黑水藏族多声部唱腔音乐、松潘小姓羌族多声部唱腔音乐）等。

3）民间舞蹈：锅庄（马奈锅庄、麦洼锅庄、四土锅庄、黑水锅庄、五屯锅庄、来苏锅庄）、萨朗（赤不苏萨朗、沙坝萨朗、较场萨朗等）、席步蹉（龙溪席步蹉、蒲溪席步蹉）、龙舞（藏族龙舞、羌族龙舞）、花灯舞（藏族花灯舞、羌族花灯舞）、铠甲舞（黑水藏族的卡斯达温舞、马尔康藏族的哈玛、茂县羌族的跳甲舞）、铃鼓舞（蒲溪版、黑虎版、龙溪版、罗卜版）、狮子舞（安多藏族的狮子舞、嘉绒藏族的狮子舞、白马藏族的狮子舞、尔玛羌族的狮子舞）、马灯舞（藏族马灯舞、羌族马灯舞等）、金冠神舞（求吉金冠神舞等）、卓（嘉绒达尔嘎底、嘉绒达尔嘎仁、安多俄卓、白马俄期劳等）。

4）英雄史诗与民间戏曲：嘉绒藏戏、安多藏戏、白马藏戏、尔玛羌戏等。

5）民间曲艺：咂酒开坛祝酒诵词、喇嘛嘛呢（嘉绒版、安多 版、白马版）、曼陀铃弹唱（安多版、嘉绒版、白马版）、格萨尔说唱（安多版、嘉绒版、白马版）、释比说唱（蒲溪版、黑虎版、龙溪版、罗卜版）、折嘎（吉祥祝愿说唱）、相声、百（征战壮威歌）、夏（吟诵对歌说唱）等。

6）民间工艺美术，根雕、根艺、唐卡绘画、羌绣等。

7）民风民俗（藏羌礼仪）：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还有大型的节庆活动，有藏历和羌历新年、国际牦牛文化节、扎崇节、国际熊猫节、转山或朝山会、嘉绒艺术节、黄河大草原文化节、东女国文化节、高原艺术节、黄龙色尔磋文化节、冰瀑文化节等。

篇8

【关键词】中西文化；差异；传统节日；体现

中西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各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各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形成第过程。节日是具有特殊社会文化意义而需要纪念的日子，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的总结和延伸。该民族的每个民族节日， 都具体地反映这个民族文化最真实的一面，反映该民族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中西传统节日习俗差异直接体现中西文化差异。

一、中西文化差异在传统的民族节日中的体现

1、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在节日的不同。除了共同的节日，如新年、国际劳动节等，各自还拥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中国有除夕、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中元节等。西方国家有情人节、愚人节、复活节、狂欢节、万圣节、圣诞节、感恩节、母亲节、父亲节等。

2、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在节日起源不同。中国古代在生产力和农业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十分重视气候对农作物的影响。因而有：“春雨贵如油”、“清明忙种麦， 谷雨种大田”。勤劳的中国人民在终年劳作的过程中掌握了自然时序的复杂规律， 总结出四季和二十四个节气， 形成了以节气为主的传统节日。例如，春节，意味着春天将要来临，新一轮播种和收获季节又要开始。再有，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西方国家由于长久受基督教的影响，传统节日与宗教有关，例如，情人节是纪念名叫瓦丁的基督教殉难者，复活节是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圣诞节是基督教纪念耶稣诞生。西方文化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3、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在节庆形式不同。中国的传统节日基本以家族、家庭内部活动为中心，讲究合家团圆，带有等级制、封闭式、家族式的封建社会特征例如中国的除夕夜，。全家要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只是家人团聚，不会邀请外人。而西方的节日，经常会邀请朋友共庆节日，表现出互动性、众人参与性、狂欢性，崇尚个性张扬，感恩节、圣诞节、情人节等都是如此。

4、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在节日礼仪不同。中国的节日宴席，家族长辈或贵客一般安排在左边的上座，然后依次团团围坐在饭桌旁，有等级区分。餐桌上酒、美味佳肴是必不可少的，大家一起吃、喝，相互劝菜、夹菜和劝酒，有一种浓浓亲情的气氛。而西方人则是以右为尊，男女间隔而座，夫妇也分开而座，女宾客的席位比男宾客的席位稍高，有“女士优先”的习惯，用餐时讲究坐姿端正，吃饭优雅，吃饭发出声音被视为粗鲁了。

5、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在节日观念不同。吃喝是中国节日的永恒主题，中国人对生命的追求是以健康长寿为目的，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良好愿望，认为通过饮食可以实现。西方的节日主要源于宗教及相关事件，信奉上帝，祈求上帝保佑，节日习俗以玩乐为主题，主要是因为西方人对生命的追求以健康快乐为目的，并通过宗教和娱乐活动来实现。

6、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在节日饮食不同。中国人有句话叫“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将吃看作头等大事。节日更注重菜肴色、香、味、形、意俱全，而且每个节日都有不同的特色食品要求，以区别于其他节日。如春节吃饺子，元宵节吃饺子、汤圆，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等等。西方的饮食比较讲究营养的搭配和吸收，注重食物的营养，西方节日食品主要是烤火鸡、牛排、水果沙拉、甜，主要目的在形而不是吃。

7、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在节日的色彩不同。在中西传统节日中颜色的象征意义在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更大。红色， 是中国文化中的崇尚色，象征喜庆和吉祥之意。喜庆日子要挂大红灯笼、贴红对联、红福字。而西方文化中的红色， 是“火”与“血”的同义， 象征残暴与杀戮。白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常有悲凉之意，常用于丧葬礼中。而西方， 白色的象征着纯洁、高雅、无邪， 是西方文化中的崇尚色。不同文化之间的颜色象征意义是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沉淀的产物， 是一种永久性的文化现象。

8、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在节日的目的不同。绝大部分中国人在传统节日都拜祭祖宗。祭祖活动、烧香拜佛是中国节日重视的传统祭祀节日内容，祈求祖宗保佑全家老幼平安，出入顺顺利，长命百岁。西方节日最主要的活动内容之一是敬神，感谢上帝的恩惠，虔诚地祈求上帝继续赐福于人类。

中西传统节日及其习俗有明显的差异。中国的传统节日历史悠久，主要源于岁时节气，烧香祭祖，祈求吉祥幸福，以吃喝为主要内容，追求健康长寿，红色为节日的最爱。西方的节日主要源于宗教及相关事件，信奉上帝，以玩乐为主，注重于情感友谊，追求健康快乐，通过宗教活动和娱乐形式来实现。不同民族传统节庆的形式，是由该民族的文化体系的生存形态和生活方式决定。

二、中西文化相互参透

传统民族节日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发挥着传承文化的积极作用。中国的传统节日历史悠久，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但较为封闭蕴含有太多的伦理色彩。西方传统节日的节日氛围上很好，节日娱乐性强，但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不论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差异，中西文化传递的都是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家人朋友的祝福。如西方人上午见面说：“Good morning！ ”，祝愿时说：“Good Luck！”。西方的新年，人们说得最多的是“Happy New Year ！”，中国的春节，人们相互祝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中国有七夕节，西方有情人节，中国有中元节，西方有万圣节，中国有敬老节重阳节，而西方有父亲节、母亲节。中国有除夕夜，西方有平安夜。中国有农历新年，西方有圣诞节。中西之间有着不同之处也有天然相同之处，两种节日文化互相渗透、彼此影响。随着中西文化、经济交流日趋频繁，西方节日越来越受到中国年轻一代的欢迎，特别是圣诞节、情人节，而中国的春节、中秋节等同样得到世人的青睐。

三、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对中西交流的意义

在经济、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中西交流日益频繁。中西文化差异成为了中西传统节日跨文化交汇与移植的最大障碍。通过了解中西传统民族节日折射出的文化差异，在国际交流中克服文化差异，避免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达到更有效的融合。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中国正在崛起，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开始走出国门，向世人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魅力，中国人也开始了解西方节日文化的迷人之处。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要坚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博大精深的民俗文化，克服陋习，在适当吸收西方节日文化精华的同时，既不崇洋，也不固步自封，不迷失自我。在“全球化”的今天，为我们展开中西文化对话，为中西文化交流更健康快速的发展，为积极参与人类现代文化共构，为人类平等、自由与和平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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