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的调解方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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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发展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3-0324-03

一、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概述

当前医疗纠纷的发生频率和产生的严重后果日益引起社会关注。目前，人民调解机制的引入被认为是化解医疗纠纷的有效方法。在各地积极探索的基础上，司法部、卫生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0年1月8日联合颁布了《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成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运行的纲领性文件。国家政策层面的确认和支持催生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迅速发展。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全国共有医疗纠纷调解组织1 358个，调解员1.5万人；而到2014年5月，全国共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3 396个，人民调解员2.5万多人，55%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有了政府财政支持。2013年共调解医疗纠纷6.3万件，调解成功率达88%[1]。

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发展经历的阶段主要包括：

1.专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立。2006年4月上海市普陀区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专门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2006年10月，山西省也成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范围覆盖全省。此类专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独立建制于一般纠纷的人民调解之外，聘请无利益牵连的医学和法律的专业人员参与调解，避免医院内部和卫生行政调解产生的公信力缺失。专业医调委的建立，标志着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和严峻性被认同，也标志着人民调解将在医疗纠纷处理中大展身手。

2.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相结合。早在2005年，北京市就试行了医疗责任险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结合，但当时是由保险公司指定机构予以调解，其中立性遭受质疑。2008年“宁波模式”的推出则被视为医疗责任保险与人民调解结合的成功范例，主要做法是将纠纷调解和理赔处理结合，由医疗机构向保险公司投保医疗事故责任险，发生纠纷后，由保险公司组成的共保体下属的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参加处理、理赔；患方索赔额超过1万元的医疗纠纷，由人民调解和理赔中心共同处理。2009年浙江对该方式进行全省推广。山西省、北京市等省、市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也借鉴该模式进行了完善，将医疗责任保险与人民调解予以结合，并对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本身进行了完善。如山西省出台了《山西省医疗责任保险赔偿处理办法》，实行医责险事故鉴定，并尝试引入了医疗意外伤害险[2]。

3.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社会化运作。除公共财政支持的人民调解组织，也有地方对自治性更强的营利中介服务模式进行了探索。2003年出现的南京民康健康管理咨询是首家专业从事医疗纠纷调解的营利性咨询机构，2004年的天津市金必达医疗事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也属此类。这类机构的优势是收费服务解决了早期医疗纠纷人民调解财政支持不足的问题，其专业的服务态度和程序使调解的服务质量有一定的保障。但主要问题是权威性难以得到认可，案源匮乏导致资金不足。如民康公司运营的第一年接案数近 200 件，但2006年民康公司基本处于兼业状态，成为母公司的一个业务单位，只接受偶尔的上门医疗咨询服务，其他业务基本停顿[3]。

二、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存在的问题

应当看到，目前我国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除高效、便捷、低廉等效率上的功能之外，更主要的是，人民调解固有的情、理、法相结合的特征有利于医患关系的修复，进而从源头解决医患关系紧张问题。同时，人民调解作为一种利益独立的第三方纠纷解决方式，其比卫生行政调解和处理更具中立性；医学专家以调解人员身份的介入可以弥补医疗诉讼中裁判者医学知识不足、单纯依赖鉴定的缺陷；人民调解独具的经济性、亲切性、保密性等特征使纠纷处理更可行、更有效。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制度已臻完美，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

1.人民调解机制的政府主导型使其中立性仍存疑问。目前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发展主要是政府主导型，即调解组织的运行更多依赖政府的推动和支持。这一方面有利于集中各项资源推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形成灵活多变的组织网络体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立性上的先天质疑。无论是依附于司法行政部门，还是由与政府机构关系密切的医学会等行业协会主导，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很难摆脱政府意志参与的尴尬境地。有学者敏锐地观察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的“被调解”现象严重：“只要患方提出调解要求，委员就会可能对医方施加压力，阻止其通过医疗鉴定途径确定医疗责任，要求其直接协商给予患者赔偿，由此使医方陷入‘被调解’的无奈境地。此外，委员会对于医疗纠纷强烈的调和意愿以及对患方所谓弱势群体的考量，在调解中容易表现出对患方的倾向性，从而使医院受到不公平的对待。”[4]之所以如此，恐怕也是因为调解中隐含了政府化解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意愿。同时，政府主导还可能带来的问题包括经费支持的地区不平衡、政策调整引发的调解组织建设不稳定等。

2.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仍有提高的空间。尽管来自天津、山西等地的实践探索捷报频传，但立足于整个人民调解机制的背景来看，这种状况的维系不容乐观。整体背景是，我国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正在急剧下降，人民调解员年均处理民间纠纷不到一件，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的纠纷与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数量比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7∶1降至目前的1.5∶1。目前，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必须看到的是，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人均调解率不过为约2.5件/每人每年，调解利用率和实际案件处理数量并不高。人民调解在实践中仍面临案源的匮乏和调解的无力感，前者来源于人民调解相较医患自行协商显得烦琐，而较司法解决又显得权威性略差；后者则更多源于医疗纠纷的专业性更强，仅仅以情理服人有时难以达成协议。而调解的经费支撑更成为调解解纷能力得以延续的重要前提，尤其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财政支撑状况决定了调解组织的有效运行。

3.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与医疗责任保险的结合方式仍有待探讨。与医疗责任险相结合是人民调解工作的亮点，但应当注意，赔偿固然重要，但人民调解过程不应沦为保险理赔过程，而忽略了其恰当、妥善、正确地处理医疗纠纷的纠纷解决机制属性。赔付仅仅是在纠纷解决基础上的最终结果，而不是左右纠纷如何解决的前提。此外，医疗责任险与纠纷解决的有效结合本身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推行医疗责任保险须重点考虑城市规模的大小、医疗资源的丰富程度和保险业务的发达水准而有所为、有所不为，否则会出现过犹不及或半途而废的结果，致使赔付资金不足，进而会导致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之自动履行率的降低和司法确认程序之启动率的增加。”[5]由此可见，目前倡导的医疗责任险的强制推行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中也许有可商榷之处。

三、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发展思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未来发展应以“三结合”的理念为基础：即官方推动与社会自治相结合、专业裁断与拉情说理相结合、复兴传统与现念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应对如下思路予以重视：

1.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发展模式转变。有效运行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应定位为官方推动、社会自治型的机制。“官方推动”是由官方牵头、整合力量和资源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社会自治是指在人民调解组织成立之后，应以自治的方式运行，包括成为独立的事业团体，自行安排、挑选、聘任人员，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要经费筹措方式，不受政府行政部门过多干涉。政府仅对其进行原则上的指导和方针指引，对其解纷能力进行适当评估，以判断其服务能力。这一机制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目前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应当采取专业化单一组织形式，主要理由是单一化组织有利于减少自治管理方面的管理成本，提供现实更需要和更集中的服务以吸引政府购买。模式转变既没有改变人民调解的权威性，又加强了其中立性和灵活性，适宜医疗纠纷调解的进行。

2.应以加强解纷能力作为未来建设的重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维持较强的解纷能力的关键在于有效激励，包括对调解人员和调解组织的激励，以及纠纷当事人利用人民调解机制的激励。因此，关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规范和章程应集中于促进调解人员和调解机构的积极性，而不是对之进行过多的约束和限制，这是一个方向性误区；人民调解应尽可能保持强大的解纷能力、低廉的解纷成本和公正性，才能吸引当事人利用的积极性；目前与责任保险的结合是增强解纷能力的有效途径，但应当采用符合纠纷解决规律的结合方式，责任保险仅在纠纷妥善解决之后进行理赔时使用，改善目前存在的保险人员过深介入调解的现状，如过多的投票权，改善无保险即无赔偿的不合理状况；医疗责任保险的方式可以更加灵活，除商业保险外，医疗机构之间的互助保险、医师个人保险等均可成为投保方式，以便于增强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

3.完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具体制度。应从制度上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权威、公正和终结能力，具体包括：第一，人员配置。基于医疗纠纷的专业属性，专业人员的介入是调解机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其中立性也是调解公正的重要保障。目前以离退休医学人员为主要专业人员的形式仅为权益之计，未来应对专业人员的聘任进行程序化的严格遴选，逐步令其专职化，以保证其中立性。在专职化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参照仲裁庭的形成，在无法达成合意的情形下，由双方各自聘请医学专家1名，调解组织在当事人双方合意聘请1名医学专家。无特殊需要时，目前运行中其他人士的介入（如媒体人员、行政机关人员）等实无必要。第二，调解程序。程序化是沟通调解与法制建构的重要手段，也是人民调解兼具传统和现代纠纷解决方式的重要结构物。医疗纠纷的人民调解可以借鉴香港调解中心、台湾医事审议委员会等调解组织的程序化设置，从申请、受理、人员回避、调解基本程序进程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化。第三，技术方法。调解技术应体现专业性和情理性的结合，但与普通人民调解不同的是，专业性应高于情理性。同时对涉及医疗暴力的案件保持警惕，设置一定的阻隔机制，使其不进入调解中，更有利于贯彻打击医疗暴力的国家政策。

参考文献：

[1] 白剑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现场会召开――刘延东孟建柱就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出工作要求[N].人民日报，2014-05-06.

[2] 王霞.山西：率先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访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王峻[J].中国当代医药，2012，（12）：4.

[3] 李昌超.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实证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4，（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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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1日起开始正式实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目前我国处理医疗纠纷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条例》第46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此可见，我国采取的是协商、调解、诉讼等多种方式并存的医疗纠纷争议解决机制，调解作为其中重要的手段之一，是医疗纠纷能否得到合理解决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要求我们对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的认识应当辩证客观。

1.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的积极作用分析

⑴医疗纠纷虽有多种争议处理方式以供选择，但事实上在社会中，诉讼并不是解决医疗纠纷最普遍的方式。据调查，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往往更愿意首先采用调解来解决问题。调解制度之所以受到医患双方的欢迎，原因主要是：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符合我国国情，一旦发生争议，更愿意选择调解与之相适应，调解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调解的适用范围很广，不仅适用在像邻里纠纷这样的简单普遍的民事争议，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调解制度也趋于专业化，逐步涉入像医疗纠纷，知识产权等复杂性、专业化的民事案件中，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要。因此，在中国医疗纠纷调解制度有其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和社会需求。

⑵调解的方式能更有效的解决医疗纠纷的矛盾。和其他民事纠纷相比，医疗纠纷涉及患者健康权和生命权方面的问题，往往是人命关天，且当事人在医疗纠纷中提出的医疗赔偿数额巨大。因此，以上因素导致了医患双方之间矛盾冲突极易恶化，甚至会发生非理性暴力冲突。调解员却能在医患之间晓之以法、明之以理、动之以情，以种种灵活方法帮助当事人消除隔阂，分析医疗纠纷的症结所在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所在，提出可供讨论的解决方案，并为他们之间开展谈判进行协调和疏通，说服双方当事人做出在现实情况下利益最大化的明智选择。

2.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的消极作用分析

调解制度对医疗纠纷的解决确实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但事实上，我国医疗纠纷调解制度存在的许多不足，有着一定的消极作用。

⑴单一的行政调解手段不能满足患者对公正的追求。依据调解主体的不同，调解可以概括为民间性的调解和行政性的调解，其中前者的调解主持机构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而后者则是行政机关主持调解程序。根据《条例》的规定，医疗纠纷的调解主要由医疗卫生行政部门来主持，因为处理医疗纠纷的机关是医疗单位和医疗单位的领导机关，在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中，难免会从本位主义出发，优先考虑保护自己的医护人员和医疗单位的声誉及经济利益，不可避免发生偏袒的事情，即使是无偏袒的行为，但基于行政调解机关的特殊地位，由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理结论常会被患者或亲属认为有失公正，难以实现他们要求达到的利益。

⑵医疗纠纷调解制度并没有真正的实现节省社会资源的功能。众所周知，调解具有方便、成本低、效率高的优点，可以有效地节省社会的资源。但存在的单一的行政调解并没有真正的发挥其节省社会资源的优点。因为对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结果的不信任，使得医疗纠纷的当事人继而求助于诉讼手段，这不仅导致当事人先前的成本投入的浪费，而且还需要投入时间、金钱等去等待一个结果。由于我国目前尚未设立医事法法庭，相比而言，法官处理医疗纠纷并不如像对待常见的民商案件这般游刃有余。在法庭上法官也会首先尝试以诉讼调解的方式来化解矛盾，其实值作用与人民调解制度类同；此外，整个诉讼程序繁琐，成本投入较多，判审效率却相对低下，这是社会资源使用的不恰当。

二、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的发展建议

1.须确保中立性和专业性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模式首先要保证其独立性和中立性。以政府为主导，出具有医学，法学和心理学专业的专职人员组成，可隶属于市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市司法局统一管。也可自成系统由政府统一管理，经费由财政支付，不向医患双方收取费用，为医患纠纷争议在定性、定责、定赔方面独立提供调解的医学和法律建议。这方面“北京模式”和“宁波模式”的可操作性较强。

2.须全面引入医疗责任险

政府应加大对全民医疗保障的投入，仅靠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对于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相当不现实。因此，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应全部参加医疗责任险，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和非医疗过错造成的医疗损害的社会救济机制或保险保障机制。使患者的医疗损害能够得到一定的赔偿或补偿，以降低或弥补患者的损失，缓解医患矛盾。“第三方”调解协议可作为医疗责任险的理赔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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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disput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eries of effective ways to help resolve the medical-trouble phenomenon. The article has discussed the rationa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order to build a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given on the following： introducting the third party intervention mediation consultation mechanism， improving the suitable ADR in china， speeding up the health care legislation in China.

关键词：医疗纠纷；非诉讼；ADR；合理构建

Key words： medical disputes；non-litigation；ADR；reasonable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20-0232-03

0 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医疗纠纷数量呈现出增长趋势，医患矛盾冲突不断升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显示，2002年到2012年，全国医疗纠纷案件在10年间增长了10倍，医院级别越高，发生的医疗纠纷就越多。根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的调查，全国73.33%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及家属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的现象；59.63%的医院发生过因病人对治疗结果不满意，围攻、威胁院长的情况；76.67%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及其家属在诊疗结束后拒绝出院，拒交医药费；61.48%的医院出现过因病人去世，病人家属在医院摆设花圈，设置灵堂等 “医闹”现象。[1]这些给医院施加压力的行为，严重妨碍了医疗秩序，造成了负面影响。类似恶性事件的发生说明，医疗纠纷需要妥善解决，探索合理的医疗纠纷解决方法十分必要。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我国解决医患纠纷的途径包括：协商解决、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和民事诉讼。但是这三种解决方式有许多弊端，处理效果不明显，无法满足目前医疗纠纷的现状。因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必要探讨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和实践的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ADR，培育一种具有正义、信任的程序机制，力求遏制暴力。

1 ADR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含义与基本特征

ADR的概念起源于美国，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英文缩写，是指一系列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协商、调解、仲裁是比较常见的三种方式。[2]

1.1 具有可选择性

医疗纠纷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其权利，自愿协商解决方式，协议处理纠纷，当事人选择何种ADR程序及是否同意协商处理完全出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愿，中立第三人并不行使司法职权，当事人可以对医疗纠纷解决的方式、规范、程序和结果进行自主选择。ADR只是为当事人提供选择的可能性，而绝不是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处分权。

1.2 具有高效性和灵活性

ADR没有固定的形式和固定的程序，只要在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框架内，经由第三方介入或者医患双方彼此沟通，达成共识即可。ADR相对于复杂的诉讼程序，更高效简捷，其较大的灵活运用与交易的空间体现了解决机制在纠纷解决基准上的非法律化、非正式性特点。这样一来，ADR能有效地减轻司法部门压力，减少司法成本，同时也减少了医患双方解决医疗纠纷的成本，极大地提高了效率。

1.3 具有相对公平性

由于双方在医学专业知识、信息资源拥有量等方面的严重不对等，患方处于劣势，对于医疗纠纷真实情况以及医院应承担责任的判断都会存在偏差。ADR引入第三方的调节机构，可以由中立的医学以及法学等的专家对医疗纠纷做出较为公平并且科学的判断。中立的第三方在医疗纠纷中没有任何利害联系，能较为清醒客观地看待医疗纠纷，拿出相对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

1.4 具有平和性和互利性

ADR机制采取妥协和让步促进当事人达成共识，可以有效避免当事人之间的敌对与法庭剑拔弩张的氛围，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双方对话，整个解决过程较为平和。诉讼途径具有程序繁琐、高费用、耗时长等特点，而ADR不同于诉讼，可在这些方面节省双方解决医疗纠纷的成本；同时，最后的协商结果也是得到双方认可的，双方的利益均可得到维护。

1.5 具有社会效益性

众所周知，患方与院方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医疗纠纷发生时，双方剑拔弩张，均不肯轻易退让，有的选择诉讼，对簿公堂，有的选择“医闹”，而这些举动无疑都将双方推到了不信任的边缘。在这样“毁灭式”的处理之后，患方与院方很可能再次形成就诊与治疗的关系，不管是双方当事人本身，或是当事人周围的知情者，抑或是通过媒体得知这样事件的社会大众，心理与行为必会产生变化，也就出现了现在患者心存芥蒂，医生如履薄冰的状况。而ADR就能很好地改善这一情况，它在患方与院方之间搭建了一个隔离带，缓和双方的冲突，避免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能较好地维护院方的社会声誉以及保护患方的个人隐私，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社会效益好。

2 我国建立医疗纠纷ADR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2.1 我国目前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效果并不理想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凡是阻碍医学的进步与发展，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的因素必须要得到解决。ADR机制能够妥善解决医疗纠纷，保障人民的健康权，促进我国卫生事业的福利性与公益性。面对当今愈演愈烈的医患矛盾冲突，政府有责任进行干预调控，以保证医疗卫生服务能为民众提供生命健康的保障。

2.2 ADR能够解决“诉讼爆炸”问题

ADR源于美国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当时处于“诉讼爆炸”时期，诉讼费用高昂、诉讼程序迟缓、医疗纠纷专业性和多发性决定了法院难以及时妥善处理这类纠纷。[3]我国医疗纠纷解决的现实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我国诉讼的自身特点与承载的社会功能等原因，当事人大多通过法院解决，造成法院难堪重负，使得诉讼效率变得低下，实践中医疗纠纷所显现出来的成本高、时间长、风险大、医患关系难以缓和的矛盾日益彰显。[4]因而在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中“把纠纷解决成本减少到最低并使得效果达到最佳”的ADR解决机制成为研究必要，建立非诉解决机制可分流大部分医疗纠纷。

2.3 ADR有助于解决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与法律的冲突

由于法律规定与我国民众根深蒂固的意识认同、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有部分冲突，会出现法院判决“合法却不合理”[5]的现象。而ADR可以让纠纷当事人按照双方都认同的规范解决纠纷而不是一定要按照法律。如此，纠纷解决结果就更容易被双方接受、互相认同，使双方诉讼的对抗性大大缓和，产生良好的处理效果。

2.4 ADR可以解决医疗纠纷中的专业性问题

医疗属于高度专业的技术领域，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医疗纠纷中具有专业知识的优势，患者与医疗人员的关系不对等，对医疗纠纷的性质和事实因果关系无法做出正确判断。ADR程序则可以根据医疗纠纷的专业性要求，灵活地吸收部分医学专家，让他们作为中立的第三方调解员或仲裁员来参与解决医疗纠纷，进行专业化的引导，充分发挥医学专家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同时在纠纷解决机构的人员组成中也规定固定比例的具有法律背景的人员来提供法学方面的指导和服务，医学背景人员和法律背景人员各司其职，既体现医学的专业性又保证法律的中立性，这必将有益于公平、有效、快捷地解决医疗纠纷，为医患双方当事人提供良好的沟通平台。

3 我国医疗纠纷ADR解决机制构建的注意问题与完善

3.1 完善相关的立法工作

由于我国没有一部完善的医事立法，实践中出现了法律适用的“二元化”现象。对医疗事故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差错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适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 也就是说，对于处理医疗纠纷问题，我国的法律建设本身就存在亟待完善的地方，这在明确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侵权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赔偿标准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这也就导致了纠纷解决过程中问题的发生。目前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国家应早日出台一部较为完善的法律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我国现有法律中，对于解决医疗纠纷，只提供了双方协商，卫生行政部门调解以及民事诉讼这3种方式；其中在非诉讼途径中，双方协商对于双方不信任的医患双方往往难以成功；而由于卫生行政部门与医院之间的密切关系，卫生行政部门调节往往被认为是难以维持公平公正性的，所以也极少被选择[7]，这也要求国家在法律层面上拓宽非诉讼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从法律的高度引导民众选择多元化的非诉讼途径，并进行良好规范。

3.2 完善相关的民间第三方机构

要认识到，第三方机构在解决医疗纠纷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机构人员需要包括专业的医学人员以及法学人员，他们需要用专业的眼光，中立的态度去对待医疗纠纷，从而提出相对公平、科学的解决方案。所以，在机构设置、管理以及监督方面都需要相关政策予以引导以及规范，在宏观层面上搞好制度建设，在操作层面上规定好各类调解组织的工作规则和程序。同时还要推广多元化的机构建设，为大众提供更多的选择。例如在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医学会下设立调解机构，在法院附设诉前调解机构等等。

3.3 完善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调解

卫生行政部门的调节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解决医疗事故的非诉讼途径，但由于其公正性受到怀疑，鲜少有人选择。面对这一情况，应深化改革，卫生行政部门除调解医疗事故外增加其调解医疗纠纷的权利，并尝试在卫生行政部门下设专门的独立的医疗纠纷调解部门，吸收医学和法学的专业人士，并且建立监督机制，提高卫生行政部门调解的公信力。

3.4 完善仲裁机制

我国仲裁法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没有排除医患纠纷这种民事争议。目前，学界对于医疗纠纷特别是仲裁模式的选择上有两种主张：一是选择型仲裁，即医患双方在纠纷发生后既可以选择仲裁，也可以选择直接诉讼。二是必经型仲裁，即医患双方在纠纷发生后，必须先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此时仲裁不终局，当事人一方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再向人民法院提讼。目前来看，选择型仲裁是比较合理的，应有更为完善的法律的规定来约束并推广。

3.5 完善“大调解格局”的建立

近年来，我国很多省区市、地市和县市相继成立了一些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人民调解、仲裁机构和社会组织也积极加入到医疗纠纷调解实践中来，人民法院十分重视诉前调解在解决医疗纠纷诉讼案中的重要作用，一个多元化的医疗纠纷“大调解格局”趋势正在形成。[8]

对于其建立与完善，具体来说，应该在充分发挥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作用的基础上，以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为中心，兼采用仲裁调解等其他调解方式，辅以医疗责任保险作为纠纷解决的辅助机制，做好不同调解方式间的衔接与配合，做好调解与诉讼的“诉调对接”，为医疗纠纷的妥善解决提供可行的路径选择。[9]

参考文献：

[1]于真，傅晓明.浅论当前我国医疗纠纷的三种处理方式[J].医学信息，2010，23（7）：38.

[2]Fraser JJ and the Committee on Medical Liability.Technical report：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medical malpractice[J].Pediatrics，2001，107（3）：602-607.

[3]王安富，黄敏，李连宏.建立并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J].医院管理论坛，2009（3）：43-45.

[4]陈利华，郝容慧.浅谈医疗纠纷ADR[J].现代医院管理，2007（3）：10.

[5]蓝宇，刘瑾.在我国建构ADR机制的必要性及相关设想[J].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6，2（3）：46.

[6]傅江丰.论合理构建医疗纠纷领域的ADR机制[D].大连海事大学，2013.

[7]胡海华.论我国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完善[J].中国医院管理，2008，09：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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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调解委员会；纠纷；利弊

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民间人际交往甚密，熟人社会的文化基础使调解成为普遍接受的解决纠纷的手段和途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也明确规定调解作为的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之一。调节有其独到之处，它是以纠纷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即调解是一种合意型的纠纷解决方式。第三方的介入，平衡了双方地位悬殊的矛盾，使谈判在公正、合理的前提下能够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自愿决定调解程序的启动、调解过程具体如何进行、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何决定。

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调解在历史和实践中的实用性，在医疗纠纷解决中创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这一“东方智慧”被很多西方社会采用。为了明确将通过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作为解决医疗纠纷的一条法定途径，我国政府通过政策和法律对其地位予以明确。

不仅在《宪法》、《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中对人民调解制度予以规定，而且先后出台相关的专门规定，如《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等，明确规定人民调解的性质、地位、工作程序、经费保障等。另外，国家有关部委也已经意识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重要作用，并专门出台了有关规定，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运行、业务指导等方面内容进行规定。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或卫生行政机关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负责辖区内的医疗纠纷调解工作。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由卫生行政部门或司法行政部门保障，实质上是由政府购买服务，为患者提供了一条利用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

在实践中，利用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医疗纠纷有其优势。

一、人民调解制度和其他纠纷解决途径相比，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立时间短，速度快，而且普及型较强，运作比较成熟，成效比较明显，最重要的是程序简易，患方接受相对容易，回避了患方因为知识文化的差异带来障碍。

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具备专业调解和平衡的优势，比较方便快捷地解决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吸收专兼职的医疗、法律专业人员参加调解，能够在专业知识方面建立权威，消除双方协商解决纠纷时可能遇到的患方专业知识不足的问题，增强患者一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同时第三方的介入，平衡了纠纷双方了力量的对比，使患方在心里上不失衡，从而能够在谈判的过程中控制情绪，避免了因为心里失衡带来谈判过程的偏见和过激，导致谈判的中断，有利于和谐氛围的形成，最终在双方自愿和平和的状态下解决争议和分歧。

三、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对医患双方均不收取费用，免除了许多患者对纠纷解决费用的担忧。医疗费用的负担已经给很多中国家庭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压力，加之纠纷的出现更是雪上加霜。人民调剂委员会免费服务减轻了患方经济上和心里上的负担，从实际角度考虑是有利于医方的，对于谈判环境和结果都是有催化和促进作用的。同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有利于政府精简机构和提高效率，也缓解了由医疗领域所引起的针对政府职责不满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目前阶段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一）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的专业性长效机制难以持续。尽管立法规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吸收具有医学、法律知识的人员参加调解，但在实践中，具有医学和法学专业背景的人才很难流动到人民调解委员会来，即使兼职参与，也往往由于时间的冲突而无法实现每次调解会议有足够的专业人员参与，大大降低第三方参与所产生的积极的效果。无法形成处理医疗纠纷的稳定长效的力量，处理医疗纠纷的局限性慢慢会影响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患方的诚信力，增加了谈判的难度。

（二）医疗纠纷中医患双方矛盾的尖锐也影响调解效果的发挥。医疗纠纷发生多是由于造成了患者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严重受损，或者是经济利益的巨大损失，因此医患双方冲突较为激烈，而人民调解委员会相比较诉讼解决所具备的法律强制性和威严性是薄弱的，在处理的过程中，医患双方的心理约束力就比较差，导致很多做法和程序等在处理医疗纠纷时很难奏效，其结果是调解成功率不高，效果不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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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专家咨询

2010年1月，我国司法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员会（原卫生部）、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联合了《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司发通〔2010〕5号，以下简作《意见》），指出：“司法行政部门要会同卫生、保监、财政、民政等部门加强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监督指导，建立医学、法学专家库，提供专业咨询指导，帮助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做到依法、规范调解。”经过六年的实践，国内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对该《意见》的实施情况如何？医患纠纷调解中实施专家咨询制度成效如何？截至目前，关于专家咨询制度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的运用的研究并不多见。鉴此，笔者对上海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中实施专家咨询情况进行介绍、总结，旨在引起相关组织和专家学者的重视，从而更好地推进专家咨询制度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的运用。

一、对专家咨询库建立的政策支持

2011年，上海市政府认真落实《意见》的精神，先后下发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上海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和《上海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专家咨询工作的暂行规定》；2014年1月11日，又公布了《上海市医患纠纷预防与调解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2号)。这些规范性文件对咨询专家在医疗纠纷调解中的任职条件、工作原则、工作纪律、回避制度等都有相应的规定。目前上海市政府已经建立起一个由医学、法学、心理学领域专家共900多人组成的专家咨询库，以此来规范和指导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的专家咨询工作。

二、申请专家咨询的相关标准

（一）简单医疗纠纷中专家咨询的适用情况

对于一般简单的医疗纠纷，调解时无须进行专家咨询。人民调解员对由医患双方提供的资料进行预先评估，对符合“申请专家咨询的标准”的医疗纠纷才提出申请，经所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医调委”）讨论同意后，方可启动专家咨询程序。

（二）申请专家咨询的条件

在医疗纠纷调解中，申请专家咨询需要满足以下条件：预估赔付金额可能超过10万元的；患者已死亡的；医患双方对争议事实存在重大分歧的；预估保险理赔金额超过10万元且承保机构建议的；其他需要进行专家咨询的情形。上述条件只要符合一项即可申请专家咨询。

三、专家咨询的范围

在医疗纠纷中专家咨询涉及以下范围：病史资料的合法性、及时性、完整性；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的情形；医疗过错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行为对患者人身损害后果所产生的作用。如果医疗损害涉及多种原因时，要对在产生损害结果的过程中各种原因的作用大小进行分析；要从法律上明确赔偿责任及其计算方式；要弄清医患双方当事人的心理健康、心理治疗等问题。此外，在专家咨询过程中，如涉及医疗机构使用医疗用品后有不良后果发生的，咨询专家仅对医疗行为提供咨询意见。

四、开展专家咨询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上海市各区司法局都下属设立有一个专门指导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部门———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医调办”）。这不同于具体负责调解医疗纠纷工作的各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笔者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简要介绍专家咨询工作具体操作方法及相关注意事项。

（一）开展专家咨询的方法

第一，调解员在调解工作中，通过收集病史和调查确认医患双方各自对纠纷的陈述及处理意见。如针对比较复杂的医疗纠纷案件，经过初步评估属于专家咨询的情形，调解员须在每周五下午的业务学习疑难案例讨论会上，具体汇报该案件情况，供医调委集体进行讨论；如集体通过，该医疗纠纷案件方可启动专家咨询程序。第二，对须启动专家咨询的案件，该案主办调解员应填写专家咨询申请单并准备专家咨询所需资料，拟定需请咨询专家的相关学科，上报医调委主任审核；待医调办主任批准后，主办调解员将相关资料提交到医调办负责具体与专家联络的工作专员处。第三，医调办工作专员在5个工作日内按相关学科确定拟选的咨询专家委员和咨询日期；应当根据回避原则，从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咨询专家库中选取咨询专家；必要时可以根据调解工作实际，从专家库外另行选取咨询专家。第四，医调委调解员通知医方或医患双方参加专家咨询会的具体时间与地点。第五，在医调办分管专家咨询工作的领导的主持下召开专家咨询会议。具体步骤：其一，专家咨询会原则以会议的形式进行，根据案情需要邀请相关学科医学专家1~2名、法律专家1名或医调委当值律师参加，特殊案例可邀请心理咨询专家1名；对复杂、疑难纠纷案件，可适当增加相关学科专家的数量，但受咨询的专家委员最低不得少于2名。其二，调解员代表患方汇报案例有关情况及患方诉求。其三，医方介绍患方诊治经过和医方对此纠纷的看法。其四，专家咨询委员审阅纠纷有关资料，对医方就患方诊治经过进行提问，并要求医方如实回答。其五，医方退席，专家咨询委员进行讨论。其六，专家咨询委员出具专家咨询意见书。

（二）专家咨询中所应注意的问题

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开展专家咨询活动，需要注意以下事项：一是专家咨询会原则上只邀请医方参加；如咨询专家认为需要向患方当事人进行调查询问或需要了解患者现状的，经医调办领导同意，可以邀请医患双方参加。具体而言，人民调解员对患方先行告知陪同进行，待咨询专家调查完患方情况后，再向医方了解相关情况。整个过程医患双方须分开调查。二是由咨询专家委员出具的咨询意见书，仅供人民调解员在本案例调解中参考使用，不具法律效力。三是调解员在医疗纠纷调解中一般以口头方式向医患各方传达专家咨询意见，不向医患双方提供专家咨询意见书的原件或复印件，其目的是为避免专家咨询意见与医疗事故或医疗损害鉴定发生冲突时而引起不必要的情况。

五、专家咨询工作的成效

上海市于2011年8月起开始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实行专家咨询制度，至今已开展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专家咨询约2000余例。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为例，2011年8月至2016年2月，医疗纠纷案件受理数为2624件，其中444件案例进行了专家咨询，专家咨询率为16.92%；调解成功案例达2332件，调解成功率超过88%。与2013年所进行的有关专家咨询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相比较，在符合专家咨询案件中，实施专家咨询的比不实施专家咨询的调解成功率要高出33.58%。事实证明，在医疗纠纷调解中实施专家咨询制度，这不仅对医调委解决医疗纠纷中的难题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大大提高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成功率。

六、对开展专家咨询工作的经验总结

上海市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推动实施专家咨询制度，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取得了不小的成效，有必要对其相关经验进行总结，以有助于其他地区借鉴。一是就上海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所开展的专家咨询活动，其本质属于一个小型的“医疗事件鉴定会”，但较传统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医疗损害司法鉴定，该咨询程序具有简捷灵活、干扰因素相对少、可信度较高等特点，这不仅大大提高了医疗纠纷损害认定的效率，而且还有效地解决了医疗纠纷。二是调解员通过参加专家咨询，可以有效地弥补其医学和法律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可帮助调解员更好地明确医患双方的责任和调解金额范围，为人民调解员拟定调解方案提供了专业保障。三是专家咨询对医患双方完全免费，极大地降低了当事人维权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深受医患双方的欢迎。经过不断地探索，目前上海市已将专家咨询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的运用作为一项调解制度固定下来，这不仅为医疗纠纷调解提供一种高效权威的途径，而且还极大地推动了医疗纠纷调解工作。

七、结语

当前国内对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实施专家咨询的研究及报道较少，一方面是因为医疗纠纷调解中实施专家咨询工作是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的模式和标准可以借鉴，因此这一制度由于存在较大难度而未得到较广泛的实施；另一方面是尽管国内有些省市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初步开展了专家咨询工作，但都存在“各自为战”的状态，一些做法还在逐步改进之中，专家咨询的效果有待验证。因此，须加大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实施专家咨询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的调查研究工作，从多学科角度分析论证专家咨询制度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以切实推动医疗纠纷的调解质量。

参考文献

[1]佚名.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专家咨询制度[J].领导决策信息，2011（35）：18.

[2]雷红力，商忠强，孙波.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原理与实务[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3]雷红力，杨晓时，顾术理.医疗纠纷调解机制中专家咨询制度的实践与完善研究[J].医学与法学，2013，5（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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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院；医疗纠纷；人民调解；调解机构

一、司法所驻医院的医疗纠纷调解室的现状

近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矛盾十分突出，一旦患者和医院之间产生矛盾没得到及时和解，患者方动辄纠集人员对医院进行围堵、漫骂，影响恶劣，医疗纠纷对于辖区内的治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出现医疗纠纷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由于患者和医院尖锐对立以及互不信任的态度，经常导致矛盾纠纷处理陷入僵局，一些问题处理不当就容易进一步激化事态，演化成恶性群体性事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专业“医闹”的现象。这现象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较为重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严重危及社会和谐稳定建设。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积极探索人民调解机制调解医患纠纷，将调解室办公地点设立在医院，同时设立的还有警务室和综治工作站。当医患纠纷发生时，以调解室为主，与警务室和综治工作站形成联动，争取在第一时间将纠纷解决在院内，解决在萌芽状态，尽量避免矛盾纠纷的进一步激化。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出现就像为医患双方建立起一片“缓冲带”，从而为解决纠纷创造更多的转机。

这种调解机构的设立能够兼顾公平与权威，受到诸多省、市的青睐。江苏、天津、浙江、上海、深圳、广东等地纷纷进行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探索。在某些医患冲突较为频繁的地区，第三方模式更是被寄予厚望。但实际上第三方调解这种尝试是形势所迫。一旦医患双方发生民事责任争议，解决途径有三：医患双方协商；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在现实当中，3条途径都存在问题。 医患双方协商的途径最为常用，但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倘若对同一事件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往往会发生激烈冲突；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调解也常受到患者的质疑，认为卫生行政部门跟医院是“一家人”，必然会袒护医院，难以做到中立；至于诉讼，对患者而言，要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且即使选择诉讼或者行政调解，还须面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这一关键环节。而由于进行鉴定的医学会与医院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鉴定结果也常遭到质疑。 因此，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出现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必然。

虽然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颇多的困难，但其具有相对独立、权威、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还是被各方人士寄予厚望。

二、司法所驻医院的医疗纠纷调解室发展的优势

（一）离纠纷发生地近，容易了解实际情况，以便迅速作出反映医疗纠纷调解室因其工作地点就在医院，因此对医院与患者发生的矛盾纠纷能在第一时间得到第一手资料。比以往的被动调解更能阻止纠纷的产生。调解人员也更容易了解事故发生的实际情况，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反应。将可能产生的纠纷解决于萌芽状态。

（二）组织结构上完全独立于矛盾双方

调解室的调解人员由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派出所责任区民警、相关社区调委会主任、专职人民调解员组成，是完全独立于医院和患者之外的第三方。在组织结构上，从各地成立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来看，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自己和卫生局没有隶属关系。他们或隶属于司法部门，或隶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大多数医疗纠纷调解机构严格遵守不收取任何费用的规定。这样不仅受到了医患双方的欢迎，同时因没有利益驱动，确保了调解结果的公正、公平，也确保了医调委独立的第三方作为医患之外的第三方，与双方都没有利害关系，既不袒护任何一方，又可以缓冲彼此的对立情绪，消除双方顾虑，赢得信任，利于纠纷的化解。

（三）人员配置专业化能够给矛盾双方提供专业意见

在人员上，大多数地方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都有自己的专家库，遇有医疗纠纷时，随机抽取专家。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在调处纠纷时能够对可能涉及的法律责任、医疗纠纷处理程序和处理结果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同时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出发，提出合情合理的建议，从而赢得当事人的信赖，为解决纠纷奠定良好的基础，调委会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之外，由司法部门负责调委会的日常管理和人员招聘，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财政保障。调委会还专门选任了一批责任心强、业务精专的专业医疗人员从事调解工作。负责医疗纠纷调查、评估、鉴定的理赔处理中心同样配备了具有临床医学、药学、卫生法学和保险等专业资质的专职工作人员。人民调解的便民原则，是其深受群众欢迎的亮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心结合医疗纠纷突发性强、不稳定因素多等特点，打破8小时工作制常规，遇到突发纠纷，中午、夜间、双休日、节假日都不休息。在查明事实、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做到快受理、快调解、快结案，最大限度地维护医患双方的正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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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医疗损害赔偿制度在医疗服务福利化的基础上，并没有特别突出地显露其重要性，相关的纠纷案件不多。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进展，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开始逐渐增多，相应的法律规范逐渐发展。①1987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更加侧重于规定行政调解手段的解决机制。而在2002年9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6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此可见《条例》设计了三种医疗纠纷处理模式一协商、行政调解和诉讼。

 

1.行政调解。行政调解的好处在于了解医院和医疗行为的具体情形，专业性较强。医院最终的处理的结果也都需要上报至卫生行政部门得到意见，行政部门直接参与医疗纠纷解决，效率较高，使得患者能够及时保护证据，获得赔偿。医疗纠纷解决中的行政调解机制存在问题：其_，卫生行政部门的中立性受到大众的质疑。其二，卫生行政部门的调解不可避免其行政性，其合理性值得商榷。

 

2.自行协商。医疗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是医方与患方的自行协商解决。通过协商解决医疗纠纷，一般无须支付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等，且不占用司法资源，无论对当事人、对社会来说都是成本最低的解决纠纷机制。此方式时间短，效率高，成本低。是社会大众的首选方式。

 

自行协商在实践中的弊端十分明显。其一，协商结果可能不公正。其二，协商结果不合理。其三，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结果。

 

3.诉讼。虽然诉讼有着公正性、严肃性以及结果具有法定强制性的优点。但其在适用过程中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其一，诉讼成本高、时间长，使得其效率及时性大打折扣。在中国现如今的医疗体制下，民众的一次生病的花费很高，尤其是在发生了医疗事故之后，其后续费用也是_个难题。患者_方能够迅速及时地获得赔偿是很必要的。其二，大量医疗诉讼的出现加重法院的工作压力，使得公正性与合理性无法得到保证。

 

(二)医疗纠纷的可仲裁性

 

1.医疗纠纷诉讼案由的确定。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大多倾向于适用侵权责任法，而不是合同法，尤其是在大量的责任竞合案件中(如医疗事故、交通事故、产品责任等)，法官已习惯于依侵权责任法处理案件，而基本上不考虑适用合同责任。而不分情况地一律采用侵权责任处理责任竞合案件，并不_定能够使案件得到公正处理。②对于医疗纠纷，以侵权或违约为诉由进行诉讼兼有之。笔者认为，合同法虽然保护的是合同签订的期待利益，但是其人身以及财产的固有利益仍是当然保护的。不能因合同履行而损害对方的固有利益。由此可见，以合同法规范医疗纠纷也是完全可行的。除此之外，侵权法的规则原则一过错责任为主，合同法则是以严格责任，即一旦造成损失，除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外，都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对于患者来说，以违约责任更加符合其时效性需求。

 

2.医疗合同可仲裁性的法律基础。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由此可见，可进行仲裁的包括两种纠纷，_者是平等主体的合同纠纷，以合同作为仲裁的基础，另一者是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此为兜底条款《仲裁法》第3条则规定并没有明确表明医疗纠纷是否能够成为仲裁对象。笔者认为，医疗纠纷可仲裁性的法律基础包括如下四点：第一，医疗纠纷虽然有人身侵害，但最终仍落脚于债权纠纷。第二，侵权违约竞合的前提下，可以违约事由起诉。第三，民事诉讼法仲裁前置的规则是按照法律规定需要先仲裁的先仲裁。第四，医疗纠纷以违约进行仲裁，可否以侵权之诉规避违约的仲裁条款。

 

3.医疗合同可仲裁性的现实基础

 

(1)民事诉讼当事人主义和处分原则的体现《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指法律确认民事主体得自由得自由地基于其意志去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基于私法自治原则，法律制度赋予并且保障每个民事主体都具有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民事活动，特别是合同行为来调整相互之间关系的可能性。

 

(2)符合双方当事人的利益选择。以仲裁方式解决，首先，可以减轻医方的举证这责任;其次，虽然，没有了精神损害的赔偿项目，但在加入了调解机制的前提下，可以是患方得到应有的合理的赔偿;最后，医事仲裁的时间限制在6个月内，以时间换金钱，更快地解决纠纷，避免讼累，对于患方来说也有极大地益处。因此，以仲裁方式解决医疗纠纷有双赢的效果，值得推行。

 

(3)医事仲裁制度的独立性。医疗合同又称医疗服务合同，是指医方提供医疗服务与患方支付医疗费用的合同。而所谓服务合同，_般指全部或者部分以劳务为债务内容的合同，又称为提供劳务的合同。因此医疗合同作为服务合同的特殊类别，由于其机构和性质的特殊性，使其与一般服务合同有很大的区别。

 

(三)我国医事仲裁制度的模式设计

 

医事仲裁机构设立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仲裁委员会专业化的方法，直接赋予现有的仲裁委员会对医患纠纷进行仲裁的职能，在其中增设医学会的仲裁员，设立医疗纠纷仲裁员名册，规定每_个案件都由相应专业的医学专家和法学专家共同组成仲裁庭裁决，临床医学专家和法学专家的个人条件应符合仲裁法第13条对仲裁员资格的规定。其他制度直接套用仲裁法的相应规定。而另_种方式则是参照劳动仲裁委员会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仲裁委员会的制度。由医管局、医学会、律协机构共同出面设立独立的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独立设立法人，确定其第三方性质，以提高其公正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增加医患双方的信任度。可以大大提高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效率。

 

(1)仲裁人员组成。医事仲裁委员会的专业性要求其成员组成不同于一般的仲裁委员会。可以参照美国的仲裁委员会的成员组成方式。即以法官或律师作为主裁判员，因为其熟悉法律相关内容规定。还需有相应医疗专业的专家作为裁判委员会的一部分，直接对医疗专业内容进行鉴定，因此无需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社保局作为医疗保险的主管机构也应当参与到仲裁中，承担保险公司公司的角色，以第三方中立角度对医疗行为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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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纠纷立案预登记制度的建立

在当事人提起医疗纠纷诉讼之后，法院立案受理案件之前，对于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而且有调解可能的民事类案件，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在进行立案预登记之后引导当事人前往人民调解委员会及社会法庭或者相关的机构进行在法院委托下的调解。若调解不成，再由法院正式立案受理。如此便可以达到诉讼与人民调解之间的衔接。同时这样符合公正和效率的司法价值取向，令百姓更加满意。同时预立案以及委托调解并不收费。而且预立案的同时已经表明了当事人向法院主张了权利。这个行为引起了诉讼时效中断，不会影响当事人在日后通过诉讼进行维权。委托调解得出的调解结果一样具有民事合同效力。在经公证或者法院的确认后，如果不履行，可以按程序申请强制执行。当然，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得出的和调解协议法院不会予以确认。这样既避免当事人一时产生的诉讼冲动，同时也降低了诉讼成本，缩短了调解时间，并且保护了当事人及降低双方对抗。

二、人民陪审员中加入医学专家

这是我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方式，也是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切实可行的诉讼解决机制。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第四十条第一款　，“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中的规定，法院可以选择任意一批具有高级职称的医学专家和护理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诉讼。这样做，医学专家就能和法官的专业知识形成互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老弥补法官不了解医学知识，而医学专家却不懂法律法规的缺陷。但不足是当一个案件涉及多个专业时，就不好处理，只能选择主要专业学科的专家一名担任陪审员，往往会因涉及的专业没有专家参加而不能得到恰当的认定，甚至还要借助鉴定，因而不能及时作出公正的恰当的判决。此外需注意的是，医学专家的选择应避免本地化，应注意利益冲突回避制度的实行，一般应吸收法院所在地以外的地方的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

三、通过减少不必要鉴定缩短诉讼时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1月6日下发的《关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规定中提到，医疗赔偿纠纷被分为医疗事故导致的医疗赔偿纠纷以及医疗事故以外的其它原因所导致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这两种。并且依据诉由不同，而分别采取两种鉴定方式和赔偿依据。根据对此规定的不同理解，当事人的一方（一般为患方）为了追求诉讼利益最大化，希望在鉴定机构和赔偿标准等方面挑选对本方有利的选择，由此产生了医疗纠纷民事诉讼的一种二元化现象。医疗纠纷诉讼二元化处理不但增加了当事人诉累，而且浪费司法资源，使得医疗纠纷诉讼复杂化，导致长时间不能解决。而且有几率导致同样的损害，得到的赔偿完全不一致。因此，医疗纠纷诉讼二元化现象非常需要得到纠正。必须取消不必要的医疗事故鉴定同时减少鉴定的次数和降低鉴定费用。这样做可以缩短诉讼时间并提高诉讼效率。

四、设立医疗纠纷的审判庭

由于这些年医院医患纠纷呈上升的状态，法院成立一个医疗纠纷专门审判庭，便可更专业地审理医患纠纷案件。就目前情况来看，若在县级基层法院设立医事专业审判庭，短时间内还不能解决，且司法人员不足。但是设市为单位来选拔医法综合人才组建医疗纠纷审判庭，并且逐步建立以县市区为中心的审判庭，还是有一定可行性的。

除了以上几点以外，医患纠纷的最大误区是让患者先进行医疗鉴定，导致患者的不信任和抵触情绪。只有在司法程序中，由法院组织进行医疗鉴定才能让患者感到公平和信任。过去医院纠纷让卫生局组织鉴定，相当于儿子犯错由老子处理，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的医疗事故鉴定模式长期得不到老百姓的认可和信任，此模式不改，我国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将无法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和信任，中国的医疗纠纷将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无法得到老百姓的满意，医疗纠纷形成的医闹、群体事件将无法得以消除。

参考文献：

[1]潘剑锋.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J].现代法学，2000（6）.

[2]廖汝彪.医患纠纷法律适用探析[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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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立医院；医疗纠纷；处理路径；有效模式

近十年来，随着现代人群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对医疗环境的要求也有了明显上升，所以我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也在逐年上升。医疗纠纷是指一种基于医疗关系而产生的医患间争执，而医患关系是由于健康需求的不同，从而出现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但由于医患之间对于专业知识的认知差异较大，所以多数情况下，患者对医院的信任感往往较低，导致目前医患关系较为紧张。所以在本次研究中，探讨完善公立医院医疗纠纷的处理路径的有效模式，取得了一定效果，现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5 年4 月至2016 年4 月我市某医院所发生的医院医疗纠纷数据作为对比，在2016 年4 月至2017 年4 月间进行有效医疗纠纷管理路径。在两组时间段内，均选择200 例就诊患者进行医疗纠纷调查，所有患者对本次研究均知情，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所有患者均具有正常认知功能，能够理解本次研究内容。

1.2 方法

首先来说，应当对医务人员进行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医务人员的医患纠纷解决能力。在进行培训时，应当对医疗纠纷调解团队和医疗人员，开展人文精神以及伦理学的培训，这样能够引入同理新概念，使医务人员能够站在患者的角度为患者进行考虑，了解患者心中所想。同时还需要在医院中开展定期的专业培训，加强调解员的调解能力，培养相应的服务理念，以应对各种医疗纠纷。

同时医院还应当为患者和医务人员搭建相应的沟通平台。由于患者往往对医学知识较为缺乏，所以导致医患双方的沟通较差，基于这种情况，医院应当通过各种方式搭建医患之间的沟通平台，使医务人员能够告知患者相应的医学知识以及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使患者也能够了解到医务人员的困难和责任心，通过双方了解的方式来缓和医患关系，从而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率。

建立完善且有效的医患纠纷解决渠道。就目前来说，医患纠纷的主要解决途径为民事诉讼或医患双方协商而达成，但这两种解决途径均有一定的弊端。所以如何加强合作，对医患纠纷进行高效解决，是目前医患纠纷的重要难题。医院应当通过借助多方平台的方式，在发生医疗纠纷时，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使医疗纠纷能够及时得到解决。

1.3 评价标准

记录实验过程中发生医疗纠纷的总次数，并在发生医疗纠纷时，全程记录医疗纠纷的时间，记录其解决的平均时长。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患者的临床基础资料均用统计学软件SPSS17.0 或是SPSS19.0 处理，其中总有效率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等计数资料用率（%）的形式表达，数据采取卡方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的形式表示，并采取t检验，若p

2 结果

实验结果显示，采用有效医疗纠纷管理路径后，医疗纠纷的发生状况为12 （6.00%），显著低于采用有效医疗纠纷管理路径前42 （21.00%）；并且在开展有效医疗纠纷管理路径前的医疗纠纷平均解决时长为（76.4 ±8.1 ）d，而在开展管理后的平均解决时长为（39.8 ±11.6 ）。各数据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

3 讨论

想要彻底的解决医疗纠纷，发生在目前临床上还难以完全实现。所以在进行各级医疗机构的管理时，应当通过搭建医患认知平台，强化患者对医学的认知力，从患者的角度，使患者能够理解医务人员的工作方式和责任心。另一方面也需要引入同理心理念，使医务人员对患者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水平进行了解，加强医务人员的人文和伦理基础培训工作。在发生医疗纠纷时，也需要根据各个医疗纠纷的不同特点，采用个性化的处理途径，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予双方明确的解决意见；如难以达成一致，也应当采用最合理的途径对医疗纠纷进行彻底解决。

综上所述，对公立医院采用有效医疗纠纷处理路径，能够有效降低公立医院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同时也能够缩短医疗纠纷化解时间，为构建和谐的医疗关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杨琳.医院医疗纠纷处理路径的实践探究[J].农家参谋，2017(21):291.

[2]胡晨. 县域二级医院医疗纠纷处理困境及治理路径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7.

篇10

【中图分类号】d915．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__)04—0265—03

利用仲裁方式解决医疗纠纷是对现行《医疗事

故处理条例》中三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之外的一种

有益补充，有效地克服了《条例》中解决方式的弊端，

有其优越性，得到了医患双方和社会的认可。笔者通

过对仲裁解决1例医疗纠纷的处理情况进行分析讨

论．供大家借鉴。

案情介绍

患者，徐某某，男，72岁，××市人。因“胆道感

染、胆囊结石、胆总管结石、肝功能损害、阻塞性黄

疸”。于20__年10月6日人住某省级医院外科治

疗。患者既往有高血压病史。在术前准备充分．检查

无手术禁忌症的情况下．于20__年10月l1日在气

管插管全麻下行“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取石+t管

引流术”，术中行常规纤维胆道镜检，未见胆道残余

结石。手术顺利，术后t管引流通畅，予以常规抗炎、

利胆、保肝等药物治疗．但患者肝功能一直恢复缓

慢。20__年11月3日行“t管胆道造影”显示：胆总

管下端充盈缺损．残余结石不能排除。20__年11月

6日，患者病情变化，出现意识模糊，病危转人icu

治疗，人室诊断考虑为：胆囊切除及胆总管切开取石

术后并发胆道残余结石、肝性脑脊髓病变、肺部感

染、胆道感染。在维持原治疗方案上加大抗感染力

度，病情好转。20__年l1月23日，胆道镜下行“胆

道残余结石取石术”，术中将残余结石推人十二指肠

中，重新置人t管引流。20__年l1月24日，复查“t

管胆道造影”显示：有造影剂渗人腹腔．“，i1’’管窦道有

漏口。患者并发腹腔感染，予以拔除“t”管，重新置

人腹腔多孑l引流管并接负压吸引。经过抢救治疗．患

者病情稳定，生命体征平稳，肝功能恢复正常．但出

现双侧足下垂，四肢肌力减退等神经系统症状。患者

于20__年12月29日转人神经内科普通病房继续

康复治疗。转出诊断考虑为：肝性脑脊髓病变、周围

神经病变、颈椎间盘突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胆囊

切除及胆总管切开取石术后。经过近一年的康复治

疗，患者病情稳定，仍遗留神经系统症状，达到出院

标准。

在患者出现术后病情变化后．家属对医院的治

疗提出了疑义．认为患者病情变化是医院的不当医

疗行为所致．拒绝缴纳治疗费用且不愿办理出院手

续。为明确医疗责任，经医患多次协商．先后于20__

年8月8日和20__年9月15 13．共同委托了省市

医学会对该案件进行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鉴定情况

一

、市医学会鉴定意见

鉴定专家组听取了患者及医方的陈述和答辩，

向当事人提问．经过讨论认为：

医院对患者诊断明确，术式选择恰当，但第一次

手术中未采取可靠方法明确胆总管结石．以至第二

次行纤维胆境取石术，术中又损伤窦道发生胆漏致

胆汁性腹膜炎的明显损伤，但不能确定患者目前的

异常情况与医方医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

结论：本例属四级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

任。

二、省医学会鉴定意见

鉴定专家组听取了患者及医方的陈述和答辩．

查阅了双方提供的全部资料，向当事人提问，并对患

者进行了现场体检。经过讨论后认为：

医院诊断不确切．应为：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

炎，胆囊结石，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手术指征明确，

手术方式正确，但术中疑有胆总管结石存在．未以可

靠方法予以确定。医方第二次采取经窦道纤维胆镜

取残余石术．术中发生窦道损伤并发胆汁性腹膜炎

的明显损伤．与第一次手术未能确定是否有残余结

石，而行纤维胆道镜取石术时损伤窦道发生胆漏存

在因果关系。

[作者简介]张铁铭．男，安徽中医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务处副主任。tel：+86—551～2838592~e—mail：ztmahhfc~ahoo．corn．cn

· 266 ·

患者自术后24天起出现神经系统损害的表现，

目前遗留的神经系统损害，除了患者的高龄，原有高

血压病史，急性化脓性胆管炎和全身感染外。与术后

营养支持不足，进一步加快了神经系统损害的发展，

有一定因果关系。

结论：本例属三级戊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

责任。

仲裁情况

鉴定责任明确后。由于双方就医疗损害赔偿数

额的差距较大。在未能自行协商解决情况下，双方自

愿达成仲裁协议，同意以仲裁方式解决该纠纷。市仲

裁委于20o6年12月19日受理了申请人与被申请

人之间(患者和医院之间)签订的仲裁协议，受理了

双方之间该合同项下的争议仲裁案。根据双方达成

的简化仲裁程序及书面审理本案的约定，参照省医

学会鉴定的事故等级及责任程度，在仲裁庭的主持

下，书面审理了本案，达成如下调解协议：

1．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认同本次医学会最终的

鉴定结论，患方放弃行政调解及司法诉讼，不再追究

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法律责任。

2．被申请人根据申请人的要求，考虑申请人的

实际情况，同意赔偿患者人民币10．9万元(大写：拾

万玖千元整。含减免患者此次住院期间的住院欠费

32 922．93元)作为赔偿患者误工费、交通费、营养

费、护理费、后续医疗费、残疾生活用具费及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费用。

3．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致认同本协议为本医疗

争议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双方不再有其他纠纷。在

申请人办理出院手续后，医院一次性结算赔偿费用。

申请人也不再谋求其他任何途径向被申请人提出其

他任何要求，包括今后申请人病情变化均与被申请

人无任何相关责任。

4．仲裁费用4 500元，由被申请人承 担。

市仲裁委根据调解协议制作了调解书。调解书

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发生法律效力，双方都履行了

调解协议。

讨论分析

一

、《条例》解决纠纷方式的不足

我国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提出了医疗纠

纷的常见三种处理方式(即医患双方协商解决、行政

调解、司法诉讼)确实为日益增多的医疗纠纷的提供

了有效的解决方式，为社会的稳定和医学的发展起

了的积极推动作用，但在一些纠纷处理中也逐步凹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4卷(第4期)

陷出其不足和缺陷。比如医患纠纷的双方协商解决

方式容易导致医院花高价买平安局面。一方面助长

了患者漫天要价，出现“大闹弄大钱，小闹弄小钱，不

闹不弄钱”的不正常现象，不利于纠纷解决：另一方

面医院和医务人员借“私了”之机，回避了第三方的

监督，规避了其可能要承担刑事、行政责任，不利于

对医疗质量的监控和提高以及对人的生命权和健康

权的尊重。又如行政调解方式，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

纠纷调解的公正性令人信心不足。由于历史原因，我

国卫生行政部门既管理医疗机构，又开办医疗机构：

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大多数的医疗机构仍属于公有

制的公益机构。卫生行政机关受部门保护主

义以及行业本位主义的影响，易存在“老子为儿子评

理”、“隶属偏袒”的弊端，其权威性在患者中大大打

了折扣，其公正性不禁令人质疑。再如司法诉讼途

径，尽管该途径是最具权威的最终处理方式，由于医

疗领域的专业性特征，法院在审理时更多时候只能

依靠医疗鉴定结论，医疗鉴定结论几乎成为法院认

定事实和责任的唯一依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外行

的悲哀”，往往导致判决结果不合乎医学知识，挫伤

了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不利于卫生事业的发展；

另外诉讼还存在耗时长、费用高、程序繁琐等不足之

处。以上种种弊端都是《条例)-种纠纷解决方式自

身难以解决和避免的，因而为医疗纠纷寻求其他解

决的方式提供了可能和必要。

二、仲裁解决纠纷的优越性

医疗纠纷属于典型的民事纠纷，因此解决民事

纠纷的方式都可以适用于医疗纠纷的解决。仲裁法

作为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

生的合同纠纷法律，同样也适合对医疗合同纠纷进

行调解仲裁。由于仲裁具有双方自愿、专家仲裁、公

正高效、保密性强、一裁终局、当场兑现等特点和优

势，因而被越来越多的合同纠纷当事人所接受，仲裁

作为医疗纠纷处理方式的一种有益补充，有效的克

服了《条例》中纠纷解决方式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有

其优越性、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其一，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可以避免冗长繁

琐的法律程序，节约诉讼成本，降低了纠纷的处理门

槛，避免部分患者因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同时也为

医患双方都赢得了时间。其二，由于仲裁专家可以来

自社会各个专业，它克服了法院审理医疗案件时的

医疗专业不足局限性。不会出现“外行审内行”的局

面，避免医学判决结果“漏洞百出”的情况。其三。仲

裁机构不隶属于任何行政组织。没有地域和级别管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l4卷(第4期)

辖。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信赖的仲裁机构，从而

在组织上保证了仲裁的公正性、权威性。其四，仲裁

制度还具有保密特点，医疗纠纷往往涉及患者的隐

私和医院的声誉，也乐意为双方接受。其五，仲裁作

为纠纷解决的非诉讼方式，其契约性与司法性使得

仲裁集调解与诉讼两种方式的优点于一身，也避免

了医患双方“私了”中可能存在的不合法性，可以成

为解决争议的一种有效方式。

本文中该案例从申请仲裁到处理完毕共花费不

到3天时间。且处理费用远低于同类案件的诉讼成

本费用。医患双方对处理结果均比较满意。也说明了

仲裁解决纠纷的便捷、经济、高效等优越性。

三、仲裁中注意的问题

根据《仲裁法》相关规定，仲裁应当根据事实，符

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的解决纠纷，不得对行政机关

依法处理的行政争议进行仲裁，对裁决违背社会公

共利益的应无效。在发生医疗事故情况下，医疗机构

或医务人员可能需要同时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

- 267 ·

乃至刑事责任。此时就发生了医疗事故的责任竞合

问题。仲裁只能就解决民事责任赔偿问题或医疗服

务合同法律关系问题进行调解仲裁，为防止排斥本

应介入的公权力机关卫生行政部门和检察机关对相

关责任人的追究。规避责任人逃避法律制裁，不得对

医患双方私自达成的可能掩盖医方行政或刑事责任

的条款进行仲裁，否则有违法治的精神。实践中，仲

裁法就解决合同纠纷划定恰当的适用范围，规定属

于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不适用仲

裁调解。对在诊疗活动中，医院和医护人员的严重医

疗过失行为和不负责任医疗行为，导致患者严重医

疗损害后果或造成社会不良影响极其严重的，其行

政、刑事责任只能由卫生主管行政部门和司法机构

依法追究。因而笔者认为，仲裁机构对因医护人员的

重大医疗过失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医疗事故，可能

涉及到行政、刑事责任的要报卫生行政部门和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