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港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由贸易港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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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由贸易园区；广西沿海沿边；经验借鉴；启示

在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许多国家的自由贸易园区已进入迅猛发展时期，它们名称各异，却都在本国发挥着促进区域发展、提升产业竞争能力、增加政府收入等作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中国政府曾明确提出“在开放区域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竞争，促进区域发展开放”战略要求。在战略驱动的策略下，近几年来，建立以沿海经济带、腹地经济区为中心的区域一体化合作正在积极地探索中。自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运行以来，许多省区都开始加入到申请自贸园区的队伍中来，其中广西拥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政策条件，又是东盟合作的重要窗口，应当借鉴国内外探索自贸园区的成功经验，同时注意联系广西的实际情况，积极建设具有广西特色的自贸园区。

一、全球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历程

（一）萌芽阶段

自由贸易园区萌芽于古希腊时期，那时，腓尼基人将泰尔、迦太基两个口岸独立出来，外来货船到达独立区域会受到贸易保护，减缓外来障碍和盲目监管，自此，自由贸易港区雏形构建出来。1288年，法国规划出特定范围在南部的马赛港的部分区域，免税政策下允许外来货物在进出。1367年，德意志北部联合多个自由市区，成立了自由贸易联盟，称为“汉萨同盟”。1547年，意大利创建了全球首个正式定名的自由港区即雷格亨自由港区。此后，西欧各国逐渐发展了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

（二）发展阶段

二战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殖民地的附属国要求独立。因此，有必要促进各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探究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指定区域筹划未来发展的道路，并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外资和技术。因此，“出口加工区”以一种新的自由贸易园区的形式和形态出现在世人面前。1966年，在台湾省高雄市建立了出口加工区，是世界上最早，最正规的“出口加工区”名为保税区。

（三）繁荣阶段

1960年以后，自由贸易区开始进入繁荣发展阶段。处在贸易、生产、资本国际合作不断深化的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速度也得到提升，多样化的趋势也逐渐出现在全球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进程中。目前，全球将近半数的自由贸易园区同时具备进出转口贸易、储存、生产制造、商品展示、金融等诸多功能，其他特色的功能也都在都在完善中，园区抵抗风险的能力和运行效率也得到提高。自由贸易园区为全球产业转移搭建了一个关键的平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出口加工区为首要形式的自由贸易园区深受众多发展中国家的青睐，因此园区快速繁荣发展起来。

二、全球自由贸易园区的分布概况和典型模式

（一）自由贸易园区分布概况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商业自由化的发展，自贸园区逐渐成为各个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平台，据统计，自贸园区已建成的在全球范围内分布达到1200多个。

（二）自由贸易园区典型模式

1. 物流集散模式――欧洲的自由贸易园区

自由贸易园区的起源地在欧洲，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和优越的航运使其得以建立的关键，很多西欧国家都将自由港设立在沿海的港口城市，园区定位为商业枢纽。保税区的物流配送模式在欧洲为大进大出：比如，自由港港口基础设施完备，运输网络四通八达，货物到达所在国的任何城市只需不到一天，辐射整个欧盟只需两天。如鹿特丹港运用的发达的物流集散体系，建立起一个运输网连接四面八方。

2. 出口加工模式――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园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贸易区物流配送在发展中国家得到蓬勃发展，但受到区域产业发展水平的局限，以从事出口加工为主，国际贸易、转口贸易、仓储和运输服务为辅，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园区的主要形式。多数国家建立此类模式的自贸园区，并取得了显著效果，成为推动经济的重要引擎。例如，马来西亚、摩洛哥和墨西哥出口加工区。

3. 综合性模式――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园区

主要是在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区是这样的模式，他们具备优越的地理位置，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刚好处于初期阶段。此类园区可供居民居住、日常生活和娱乐，而居住在该园的居民可享受免税进口的消费品。自由贸易园区通过协助各国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l挥了“中介”的作用。其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和发展目标的制定呈现国际化的特征。这种类型的自贸园区以中国香港、新加坡为代表。

4. 商贸结合模式――美国、阿联酋的自由贸易园区

世界上自由贸易园区最多且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是美国。为了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并获得国际贸易的好处，美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利用广阔的经济腹地，积累了强大的商业基础设立自贸园区。该自贸园区，主要从事进出口业务，并具有简单的加工业务和设备制造业务。美国的自贸园区统称为“对外贸易区”，如纽约布鲁克林对外贸易区，其中阿联酋迪拜港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区，这也是商贸结合模式的典型代表。

三、国内外自由贸易园的成功经验总结

（一）欧洲自由贸易园区

欧洲是自由贸易园区的最早诞生地，拥有港口城市和优越的航运条件，枢纽自由贸易园区具有传统物流配送和高效综合服务的特点。以荷兰鹿特丹港和爱尔兰香农代表其成功之处在于：

1. 明确园区的专责机构和职责。鹿特丹港设立了一个有效的机构，例如，荷兰国际分配委员会（HIDC）旨在吸引更多的企业在荷兰设立国际物流中心。相对而言，由政府控制的区域开发公司是香农自贸园区的主要特色，其功能是协调各个行业，制定园区总体规划。

2. 园区内有优惠的政策和便捷的服务。灵活保税仓储、运输和加工的电子化管理系统，为鹿特丹港自贸园区和香农自贸园区提高工作效率，企业只需一次性提供与海关相关的信息，协助办理相关手续，便可实现信息共享。同时，低税率、税收抵免、免税、防止双重征税等税收优惠政策，为园区企业发展和吸收外来投资投资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注重主导产业和关联产业的培养。香农自由贸易园区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依附其空港中转作用，并通过高新技术带动信息通讯技术业成为爱尔兰的重点产业之一。鹿特丹史基辅机场运作团队，它的理念是基于城市而不仅仅是机场，这使得前往园区工作的人感到幸福和满足，这也成为国际企业纷纷选择鹿特丹作为转口港的重要因素。

（二）美国自由贸易园区

世界上自贸园区最多的国家是美国，自贸园区在美国被称为”对外贸易区”。在美国自贸园区多采用企业管理的模式，它的成功之处体现在管理模式、监管政策和产业促进方面。

1. 园区内对企业进行管理的是公营企业或私营非营利性企业。一种由对外贸易区委员会（FTZB）授权企业可以申请资金建立一个园区，按照相关法律管理企业，并向对外贸易区委员会上交年度报告。

2. 实行“境内关外”的监管政策。 例如，实施关税减免和出口退税程序，即在园区内进口货物，免征部分地方税、出口退税等相关手续。同时，直接通关与入园手续减免等便捷化的服务。

3. 园区对主导产业的具有促进作用。全球主要的汽车制造商和能源巨头，在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巩固本地企业和扩大出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均拥有自己的对外贸易区。

（三）亚太自由贸易园区

亚太地区最典型的是以香港和新加坡为代表的综合自由贸易园区。比如中国香港在自由贸易园区建设上主要体现在政策经验和制度安排上。

1. 自由贸易制度。即不设立约束和关税壁垒的进出口贸易，其办理海关手续十分简单，其物流运输也相对通畅。

2. 企业自由进入及自由经营制度。在许多经济领域能否经营由投资者自己来衡量决策，部分公共事业由特区政府直接经营。对于新开办企业要求极为简单，只需要征收公司所得税 16%。不管是来源于本地还是海外的资金，无论其资产所有形式如何，均可享受“平等居民待遇”。

3. 自由外汇制度。在香港各种形式的外汇都可自由出入，任何货币都可以自由交易或汇兑。

4. 自由出入境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86个外国政府签署了免签证协议.。

四、对广西建设自由贸园区的启示

对于广西沿海沿边城市而言，国外众多自由港区成功经验以及国内上海先行试验区都为其自由贸易园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模版。广西应该利用良好的区位优势，以沿边保税区、出口加工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为载体，以通道经济为基础，调整税收结构，实现与国际税收政策接轨的税收体系，统筹整合园区资源，建设具有广西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贸易园区。

（一）发挥通道经济优势，拓展相关产业集群

自贸园区应立足沿海沿边资源和区位优势，实现经济发展与沿边临海生态保护并重，推动传统产业发展和转型，扶持新兴战略产业加速发展，打造高端加工贸易、旅游服务业等产业集群，注重功能拓展和相互融合。大力发展金融业、保险、商贸、中介等第三产业和服务贸易。同时实施科技攻关计划和高端人才计划，用科技和人才武装产业集群，实现沿边临海产业规模化和可持续新发展。

（二）完善园区规章制度，创新监管机制

根据便捷、简化、灵活原则，完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依法简政放权，规范管理、贸易等行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创新设计管理和组织模式。在管理中，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实现社会化监督、社会化绩效评估、管理制度清单化和透明化，保证市场竞争公平性，更大程度激活自贸区发展积极性。

（三）创新园区管理模式，统筹协调园区各部门关系

我们借鉴自由贸易园区较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在立法约束的基础上成立专门的机构协助国家协调和管理，负责各个地方的自贸园区事务。对于自由贸易园区数量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可以给予地方政府直接监管。广西应在沿边自贸区管委会统一领导下，各园区按照功能和职责，灵活管理。在自贸园区内实现服务“一次申报，全区共享”原则，尽最大可能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和便捷性。

（四）是扩大园区开放范围，提升园区影响力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将在各类优惠政策和开放措施写入园区的制度中，其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国内外投资者，从而提升园区影响力。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即实施关税减免和豁免优惠在不同范围和程度的标准下；财政优惠，即通过资本自由流动，提供和放宽进出口补贴等措施；此外，还应包括开放国内外市场和租赁土地以加速资本贬值的政策。

（五）调整税收结构，合理控制税收优惠条件

广西自由贸易园区在税收优惠方面的政策可以借鉴美国对外贸易区的发展经验。为了保证园区内企业的竞争优势，通过税收激励的多样化，以便为投资和贸易合作活动等不同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同时此政策也对园区内企业的培训、研发等各项支出采取一定的补助政策，促使园区能够更好地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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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建立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形式的局域化经济体系。自由贸易区主要是指两个或者多个国家通过制定协议的方式来免除限定区域之间的关税，实现各个成员国家在该区域的商品进出自由，这样的做法对于满足国际物流的独特性以及开放性的要求，以及实现国际物流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所以我国应当抓住机遇，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国际港口物流，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对国际物流发展的促进作用

增加我国国际港口物流产业在国际物流产业中的地位。全球化的经济体系逐渐形成，跨国贸易也在其影响下不断的快速发展。世界性的贸易方式逐渐向国际贸易形式推进。大部分的工业发达国家都意识到了国民经济朝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发展的趋势，都在积极采取经济措施想要使本国原本的进口替代型经济或投资导向型经济逐步转向更加具有经济效益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使之对本国商业发展起到刺激作用。面对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自由贸易区就成为了各个国家之间的商品中转地点，这不仅促进了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发展，同时还对周围地区的经济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促进港口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创新。除此之外，由于自由贸易区的商品贸易量的不断增加，又使国际物流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升了地位，为国际物流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为多边贸易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世界经济贸易组织在进行相关决策的时候往往会遵守协商一致的基本规则，如果实际情况无法做到协商一致则采取投票表决。建立区域贸易的形式主要是为了实现贸易经济的共同发展以及优缺互补，在国际经济贸易组织的决策没有实现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凭借自由贸易区域达成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的经济目标。所以，经济贸易区的建立为实现多边贸易经济起到了保障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国际物流的发展。

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基础上实现国际物流發展

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国际物流枢纽港的形成基础。国际物流的枢纽港在之后的建设中会变得更加的功能多样化，通过保税区与枢纽港的融合来进行自由贸易，就是枢纽港多功能作用的具体表现。港口枢纽综合性能的发展使原本只是进行物流运输的港口枢纽逐渐演变成为完整的实现经济贸易的基地。这样的物流枢纽港，一方面能够完成传统的装卸、存储以及商品中转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可以在生产方面、资本市场方面以及商品贸易市场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有利于形成多功能的国际港口物流体系，促进我国国际港口物流产业的不断发展。

提高我国国际港口物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量。通过在港口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显著提高我国港口物流的效率以及物流服务与创新能力，通过实现顾客满意度提升的方式增加港口物流的国际竞争力量，使我国的港口物流产业地位在全球范围内显著提高。另外要实现港口物流的竞争能力还要从最大程度实现资源利用率的方面实现。而对要形成独特竞争优势的港口物流来说，就势必需要把握发掘出有价值的具有独特性质的资源。这一类资源主要是指区别于其他港口而特有的方面，能为港口物流创造更加多的经济效益优势。例如物流便利程度以及该港口的便利交通就会吸引到顾客来进行物流投入。而对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是十分重要的，这需要在资源发现后进行整合集中，并科学利用其中的有效性资源，在这里保税区就是十分具有效益的一种独特性资源，融入保税区的方式就是对有利资源的合理利用。所以，在港口区域进行自由贸易的举措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由贸易与港口区域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形式的形成就是将港口与保税区进行科学匹配共同实现价值的最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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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务贸易区域贸易合作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概况

（一）总量不够

我国的服务贸易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从1982年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44亿美元到2008年的3044.5亿元，增长了几十倍，而且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比重也由0.6%增长到2008年的4.2%。但总的来说，尽管增长的倍数很多，由于基数太小，与其他国家相比，总量还是不够。2008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7%，远落后于排名第一、占世界出口额的14%的美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额的4.4%，落后于排名第一的美国的10.5%。不仅如此，我国服务贸易还呈现出连年逆差且逆差逐渐扩大的趋势。

（二）结构失衡

我国的服务贸易中，传统服务贸易占主导地位，新兴服务贸易的比重较小。长期以来，旅游和运输占据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大半壁江山。直到2008年，我国运输和旅游这两个传统服务贸易行业进出口额为1657.5亿美元，仍占服务贸易总额的54.4%。而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产业,近年来增速较快，但比重仍然很低。

（三）管理落后

我国对服务贸易管理落后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不完善，很多服务部门的立法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例如《电信法》历经多年的讨论还是没有出台；还未形成各部门密切配合、政府和企业紧密联系的服务贸易促进协调机制和工作体系，也没有制订完善的服务贸易发展中长期规划；我国的服务贸易统计方法、统计口径与国际标准存在出入，反映出我国服务贸易管理落后。

针对我国服务贸易存在的问题，很多学者提出了发展对策。但这些对策大多从国内经济发展角度提出，极少从区域贸易、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提出。笔者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而且中国也在积极参与、推动地域经济一体化。区域贸易不仅促进了地区货物贸易发展，对促进地区服务贸易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我国参与区域贸易合作的动因

扩大市场半径。美国经济学家杰夫•马德里克在《经济为什么增长》一书中，论证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他认为，经济增长需要创新，但科技创新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由贸易发展、殖民地化、国内市场膨胀所导致的市场成长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因”。在目前WTO谈判受挫，全球经济一体化受挫的情况下，发展区域经济贸易合作是最佳的替代方案，可以有效的扩大市场半径，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国内政策推动。党的十七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努力扩大服务出口”；商务部于2008年和2009年分别出台了《商务部关于做好2008年服务贸易工作的指导意见》、《商务部关于做好2009年服务贸易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都提到：利用多边和区域渠道加强对重大问题的谈判和磋商。紧密结合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和实力，在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特别是自由贸易区）谈判中推动建立平等、自由的国际服务贸易体系。将服务贸易纳入双边经贸重点促进工作的范畴。深化内地与香港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我国参与的主要服务贸易区域一体化组织概况

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2003年6月和10月，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分别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均于2004年1月1日起实施。此后，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内地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又分别签署了六个补充协议。CEPA中关于服务贸易制度的内容有5条：市场准入、服务提供者、金融合作、旅游合作、专业人员资格的相互承认。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2002年11月，我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进程。2007年1月，双方又签署了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已于当年7月顺利实施。根据《服务贸易协议》规定，我国在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向东盟国家开放市场；东盟10国也分别在金融、电信、教育、旅游、建筑、医疗等行业向我国开放市场。

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是2006年11月签署，2007年1月1日生效的。2009年2月，中巴两国签署了《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在各自对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全部12个主要服务部门中，巴方将在11个主要服务部门的102个分部门对中国服务提供者进一步开放，包括建筑、电信、金融、分销、环境、医疗、旅游、运输、快递、研发、计算机教育、娱乐文化和体育等众多服务部门。我国将在6个主要服务部门的28个分部门对巴基斯坦服务提供者进一步开放，具体包括采矿、研发、环保、医院、旅游、体育、交通、翻译、房地产、计算机、市场调研、管理咨询、印刷出版、建筑物清洁、人员提供和安排服务等。

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2005年11月，中智两国签署《中智自由贸易协定》，自2006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2008年4月两国签署《中智自贸协定关于服务贸易的补充协定》。根据协定，我方在计算机、管理咨询、采矿、环境、体育、空运等23个部门和分部门，以及智方的法律、建筑设计、工程、计算机、研发、房地产、广告、管理咨询、采矿、制造业、租赁、分销、教育、环境、旅游、体育、空运等37个部门和分部门将在各自WTO承诺基础上向对方进一步开放。

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4月，中新两国签署《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的自由贸易协定。《协定》已于2008年10月1日开始生效。目前，新西兰在商务、建筑、教育、环境等4大部门的16个分部门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中国在商务、环境、体育娱乐、运输等4大部门的15个分部门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

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于2006年8月，于2008年9月圆满结束谈判，签署《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协定》。《协定》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人员流动、海关程序等诸多领域。在服务贸易方面，双方在医疗、教育、会计等服务贸易领域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

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4月28日，中秘两国签署了《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这是我国与拉美国家签署的第一个一揽子自贸协定。

在服务贸易方面，在各自对WTO承诺的基础上，秘方将在采矿、研发、中文教育、中医、武术等部门进一步对中方开放，中方则在采矿、咨询、翻译、体育、旅游等部门对秘方进一步开放。

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策略

合理利用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有侧重的促进我国服务贸易。我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各有不同的合作领域与侧重点。例如中新（新加坡）自贸区，双方在医疗、教育、会计等服务贸易领域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可以在此区域着重发展我国的医疗、教育业的服务贸易。

不同的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所涉及的制度有待完善。例如关于服务的原产地制度，CEPA对自然人提供的服务，采取了国籍和永久居留权标准，对商业存在提供的服务采用了业务执行本地化标准。随着近年来服务外包的飞速发展，将服务的来源等同于服务提供者的来源是不恰当的，剥夺了成员通过合理的原产地规则来追溯服务正是提供者的权利。

继续推进新兴服务在自贸区的合作。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结构失衡，新兴服务贸易比重较小，新兴服务业发展落后。若适度开放这些行业，是可以促进发展的。而在自贸区内在双边合作的基础上适度开放新兴服务行业，例如电信、金融业，负面影响较小，开放度可控。

但我国目前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合作领域以传统的服务贸易为主，新兴服务贸易的合作较少。我国和新西兰、新加坡签署的自贸协定，都几乎未涉及新兴服务贸易领域。服务业是新加坡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其中新加坡在商业服务、交通通讯、批发零售、金融服务等行业优势较明显。而双方合作的主要领域是医疗、教育、会计等服务贸易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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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类别与两种模式

自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区协议以来，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从无到有，稳步推进，取得良好开局和进展。截至2011年底，我国正在或已经与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磋商建设15个双边自由贸易区，初步构建起南北齐进、东西两翼齐飞、多层整合、全方位的自由贸易区网络。

谈判进展程度分成三类。第一类为中国发起并已生效实施的自由贸易区，共计9个。包括：中国—东盟、CEPA、中国—智利、中国—巴基斯坦、中国—新西兰、中国—新加坡、中国—秘鲁、中国—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第二类为磋商中的自由贸易区，共计6个，包括澳大利亚（2012年3月完成第18轮谈判）、挪威（2010年9月完成第8轮谈判）、瑞士（2012年5月完成第5轮谈判），同时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冰岛、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的谈判进展经历了一个较快过程，开始缓慢下来。第三类处于提议或者可行性研究阶段。包括中国一印度、中国一韩国、中日韩、中国一哥伦比亚。目前，中韩、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联合可行性研究报告都已出炉，中日韩三方已正式签署投资协定，中印工作组会议还在紧张磋商之中。

形成两种有效的“谈判模式”。一种模式为分别签署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协议等，必要时签署“早期收获计划”。比如，东盟“10+1”、中巴、中智等都是依次签署货物贸易协定、服务贸易协定，并发起了投资谈判。第二种谈判模式为直接签署内容全面的一揽子自由贸易协定。比如，中国一新加坡、中国一新西兰、中秘、中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人员流动、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争端解决、知识产权等，这类双边协定具有很强的示范性。

六个突出成效

建设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利益在于通过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服务贸易自由化等，使我国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化组合。

第一，拓展贸易发展空间。贸易创造效应明显，我国与自由贸易区伙伴国外贸增长在企业减负、市场准入扩大的基础上，普遍实现“两个高于”：高于整体贸易增长水平、高于协定签署前的双边贸易增速。比如，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之初至今，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增量超过中日、中韩、内地香港、内地台湾，提前三年完成两千亿美元的目标，东盟成为我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我国已从东盟第六大贸易伙伴上升为第三大贸易伙伴。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自由贸易区稳外需、促出口作用明显。贸易结构得到优化，机电产品、船舶、钢铁、针织服装、陶瓷制品等优势产品在我国对自贸伙伴出口所占比例逐步提升。

第二，获取非传统收益。自由贸易区内易形成更有效率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能够产生延续多年的动态利益，增加投资和提高生产率，这有利于贸易伙伴之间互相扩大对于对方的出口需求，也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稳定。随着中国对自由贸易区伙伴国家在电信、金融、保险和服务业的优先、更直接、更深入开放，我国服务贸易的比重将进一步加大，投资合作方式将更加多元化，自由贸易区建设将成为提升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可行性途径。

第三，保障资源供应。随着我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国际资源的进口依存度逐步提高，甚至超过50%。与资源输出大国商建自由贸易区有利于建立稳定、多元的战略资源供应渠道，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四，化解国际贸易争端。很多自由贸易协定一般都规定了反倾销措施不再适用于对方。通过发展自贸区，我国已推动20多个自贸伙伴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自贸伙伴对我国动用贸易救济措施也呈明显减少趋势。

六大突破点

现阶段，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

突破点一：加快制定整体规划。可以为不同的区域经济合作设定不同的短期、中长期经济目标，例如通过关税、非关税壁垒措施的降低，贸易、投资在短期内都会出现明显的增长态势。锁定国内政策的改革，增加讨价还价的能力，知识贸易的转移效应、商业周期的同步性都可能在中期内实现，而实现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以及政策一体化则可能是长期的目标。

突破点二：选择更多的自由贸易区伙伴国家。构建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网络，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停滞不前。要循序渐进，梯度参与，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中国目前自由贸易区涉及的伙伴国只占到我国外贸总额的1/4，即使将美欧盟排除在外，商谈伙伴国占到我国外贸总额的40%左右是完全可行的。

在亚洲、拉美、欧洲，有以下几个重要的潜在伙伴国：

韩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特别是“十二五”期间，要在战略高度上重视韩国市场的开拓，确认韩国市场对我国进口市场的战略性支撑地位。经过长期的高速增长，中国、韩国都需要尽快拓展国内发展空间，增加市场准入，扩大贸易份额，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无疑是现实的最佳选择。在中韩之间建立一个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条款在内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具有重要的现实紧迫性。可喜的是，今年5月，中韩双方已宣布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应力争尽早签订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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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EPA；服务贸易，完善对策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4-0232-02

1　CEPA服务贸易的内容

1.1　CEPA的内容

为促进内地和香港经济的共同发展，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于2003年6月29日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概括地说，CEPA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三方面的内容。

1.2　服务贸易是CEPA推进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内容

在CEPA三方面的内容中，服务贸易方面的安排最为值得关注。它作出了比GATS更为优惠的规定：内容更全、条件要求更低、对自然人流动这一服务贸易形式放得更宽。同时，CEPA其他方面的内容也对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零关税不仅带来了商品由香港向内地的流动，而且引起了由商流带动的物流、信息流、货币流的增大；而贸易投资便利化则促进了香港向内地服务业的资金注入。CEPA为两地服务业的合作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使得两地的服务贸易合作进入了制度性实践的全新阶段。

1.3　CEPA对两地服务业的影响

CEPA对两地的服务业产生了积极影响。它一方面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另一方面，推动内地服务业提高行业效率、调整业态结构、改进管理方式、扩大产业规模，促进内地企业以香港为平台走向世界。概括来讲，CEPA的实施为进一步加强两地的服务贸易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极大地促进了两地资金、服务、技术、人员以及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为两地的服务业带来了优势互补、合作双赢的机会。

2　CEPA服务贸易规定中的缺陷

2.1　原产地规则存在缺陷

CEPA服务贸易主要规定在其附件四和附件五中。其中。附件四主要规定承诺开放的具体领域；而附件五主要解决哪些服务提供者可享受CEPA下的优惠。根据附件五第2条，除另有规定外，可享受CEPA服务贸易优惠的服务提供者是指“提供服务的任何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其中。CEPA下的“法人”是指“根据内地或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法律适当组建或设立的任何法律实体，无论是否以盈利为目的，无论属私有还是政府所有，包括任何公司、基金、合伙企业、合资企业、独资企业或协会(商会)”。此外，CEPA还规定了当香港服务提供者以法人形式提供服务时。确定“香港法人”的标准：对于非法律服务部门的香港法人。一是必须根据香港《公司条例》或其他有关条例注册或登记设立，并取得有效商业登记证；二是应该在香港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对于法律服务部门的香港律师事务所(行)。CEPA规定了更严格的认定标准。可见，CEPA对香港法人服务提供者采用的是注册成立地标准和业务执行本地化标准，这两种标准对股东或经营者身份都没有限定。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服务提供者就完全有可能利用法律漏洞，“搭便车”成为符合CEPA要求的服务提供者，并借此获得CEPA给予的各种特殊优惠，这就是所谓的“滋出效应”问题。

2.2　服务贸易开放模式存在弊端

目前，世界服务贸易开放模式主要有积极列表模式和消极列表模式。前者中，其成员的开放承诺以积极列表的形式列出，即只有当某成员在其减让表中列出外国服务提供者所可以享受的市场准人机会和国民待遇时，外国服务提供者才可遵循规定，进人该国市场。但是对于那些现存的歧视性措施。东道国却没有义务一一列出，更没有义务向他国开放市场或给予国民待遇。而后者，其成员的承诺则是以消极列表的形式列出，即除非成员就某项涉及服务贸易的措施作出特别保留外，所有服务部门都应开放，因此不论是在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要远胜积极列表模式，CEPA采用的是积极列表模式，在实践中不利于两地服务贸易的深层次合作与发展。

2.3　贸易纠纷解决方面的不完善之处

CEPA第19条规定“双方将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协商解决，CEPA在解释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委员会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决定。”可见CEPA中没有明确设立争端解决机制，贸易争端解决的唯一方式是协商一致，可诉诸的解决机构是由双方高层代表或指定的官员组成的联合指导委员会。该条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在实践中-协商并非是一种好的解决方式，在面对具体而又复杂的利益纠纷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另一方面，漫长的协商过程势必增加双方执行CEPA的成本，当所涉及的问题属于法律等技术性问题时，这一方法不见得有效。此外，CEPA也没有规定如双方无法就争议问题协商一致时应如何处理。目前可利用的争端解决方式包括WTO争端解决机制和两地原有的争端解决方式，但两者均不能经济有效地解决相关纠纷。因此。CEPA如果不能建立起一套符合自身要求的争端解决机制，将会严重阻碍其实效。

2.4　CEPA在贸易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迈不过的市场准入门槛、不明朗的具体操作程序。目前。CEPA中仍有许多服务部门的准入门槛较高，不利于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市场。此外，相当一部分政策落实不到位和具体操作程序模糊不清，也给CEPA的实施带来了许多障碍。

(2)政府服务效率低、税收和收费过高。CEPA项下的服务审批环节多、程序繁、时间长、费用高，大大挫伤了香港服务业人才北上拓业的积极性。此外，税收和收费过高也是比较突出的问题。

(3)差异较大的法律制度、专业环境和营商环境。对港商来说，拓展内地市场所遇到的困难，首先来自两地市场模式及法规的差异，加之内地营商环境复杂，香港服务提供者难以按照预期在内地大展拳脚。同时，由于两地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环境存在显著差异，内地较低的服务收费和薪酬待遇也难以吸引香港专业服务人才。

(4)暗藏产权纷争和经营风险的“挂壳”北拓。在CEPA实施前，不少香港服务业通过地下渠道以“挂壳”方式进入内地。CEPA实施后，按照正规程序，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的手续较为繁琐。为避过复杂的审批程序，许多香港的服务业机构和人员仍以“挂壳”方式进入内地。在商业经营中，引起了许多矛盾和纷争。

3　完善CEPA服务贸易规定的对策与建议

3.1　CEPA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的完善

在界定法人身份时，除注册成立地标准和业务执行本地化标准外，经常采用的还有资本控制标准。该标准是指

公司的实际资本受哪国居民控制，此公司即为该国公司，由该国行使管辖权。它可有效防止协议中的优惠为第三方不当利用。在实践中，注册成立地标准会使大量国外服务提供者以香港为跳板，取得CEPA市场准入的优惠待遇；但另一方面。它亦可吸引国外的服务提供者在港投资。有鉴于此，在综合考虑两方面利弊的基础上，笔者倾向于有限制地使用资本控制标准。并完善与其配套的程序等其他规则，即在保证维护CEPA区内利益、防止区外服务提供者不适当的“搭便车”的前提下，采用条件相对宽松的资本控制标准。循序渐进地开放服务业市场。

3.2　在开放模式方面，可采用消极列表的方式

消极列表模式的优势在于：一是成员所允许保留的歧视性措施仅限于现行措施。并不得提高其中所列明的歧视水平-从而保证了将来的服务贸易壁垒不会比现行水平更高；再者任何歧视性措施均需列明。从而大大提高了政府对于服务管制措施的透明度。

3.3　争端解决机制的补充完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中国在吸收借鉴包括WTO、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国际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先进做法的基础上，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制定出来的。它很好的融合了实用主义与法治主义，既含硬法特征又体现灵活性。CEPA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性质相同、规则依据相同、内容范围相同、目的相同。这使两者在许多方面可以互为参考。因此，CEPA可依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设立自己的争端解决机制。

3.4　贸易实践中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

(1)简化审批程序，消除贸易壁垒，增加营商法规透明度。CEPA实施以来，内地与香港在服务贸易方面的合作成效未如预期。其重要原因是服务贸易投资审批程序繁杂、内地营商法规透明度不够和区域贸易壁垒仍广泛存在。据此，建议把一些不影响宏观经济的项目审批权下放。同时，统一各省市对服务业的要求，增加营商法规透明度，加强香港与内地的沟通，方便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市场。

(2)建立两地商务往来快速批核机制，积极改善过境交通拥堵状况。香港与内地的跨境交通存在很多问题，未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商贸人流需要，妨碍了两地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因此，应尽快设立方便两地商务往来的快速商务批核机制，为内地和香港商务人员往来提供实时商务签证服务。

(3)香港服务业者应调整心态，进行服务业重新定位。目前，香港服务业者存在的问题是不了解内地市场，且以拥有上百年专业服务经验自居，不愿到内地去开拓业务，从而错失了很多市场机会。因而香港服务业者应调整自己的心态，正确认识和了解内地市场，把握机会，寻求最佳的市场切入点。

篇6

关键词：保税区；功能创新；政策整合

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2-0097-05

保税港区是我国在对外开放新进程中的一种海关特殊监管模式，是自由港的雏形。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目前，保税港区作为新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它的地域特殊性、税收优越性、监管独立性等，在许多方面还并不为广大的出口企业所了解和熟知。理清思路、落实保税港区的功能定位；拓展保税港区功能领域，找准切入点，真正实现港区联动和“功能的整合和政策的叠加”是亟须研究的新课题和重大战略问题。

一、保税港区基本功能的探析

保税港区“港(口)区(保税区)合一”的区域特征是对传统港口和保税区分离运作管理的一大突破。保税港区作为一种新型监管模式，既不同于“港”也不同于“区”，而是兼有“港”和“区”的双重特性。

(一)口岸的功能

从保税区到保税港区：一字之差“差”在哪里?与保税区相比，保税港区的内涵更为丰富，功能更为齐全。从字面上很容易看出，设立的保税港区，一般都是依港而建，保税港区比保税区多了码头和港口的功能。口岸功能表现在：一是港口作业功能：即存储通过港口进出境的货物以及其他未办结海关手续的货物，开展货物装卸、拖运等基本的港口作业功能，货物在港区内的停留不设时间限制。二是国际中转功能：即进入保税港区的国际中转货物和国内货物，可进行分拆、集拼，再运至境内外目的港，保税港区还将提供进口保税货物整箱堆存的服务，货物可以根据货主需要在保税港区内进行综合处理或国际中转。保税港区作为国际物流和航运中心，可以通过推动区港联动，实现一体化运作。其作用在于保税港区有利于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政策和管理延伸到港区，提高港口的开放度和自由度，带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的增长，提高港口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二)物流的功能

保税区的形式已经满足不了企业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的需要，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的投资，其产品在研制、生产、销售等环节需要高度的国际化，迫切需要一个具备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国际中转等功能，且货物能自由、高效流通的区域。保税港区的物流功能克服了这种状况，保税港区不仅能使国外产品快速进入国内市场，又可以方便地转口去其他国家，降低经营成本。表现在：一是国际配送功能：即在保税港区陆上特定区域设立仓储物流区，进境保税货物进入该库场后可进行商业性简单加工、批量转换后，向境内、外分拨配送。二是国际采购功能：即国内货物进入保税港区港口或港区卡口即可享受出口退税政策，对采购进区的国内货物和保税货物进行出口集运的综合处理或商业性的简单加工后向国内外分销、返销。三是转口贸易功能：即保税港区内的企业可从事转口贸易、交易、展示、出样、订货等经营活动。其作用在于全面、高效地发挥港区的国际转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功能，降低物流企业的商务运作成本，扩大出口。

(三)出口加工的功能

保税港区内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和“发动机”。保税港区作为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分工的平台，通过与区内区外进行的垂直专业化或水平专业化，形成产业间的前后相联系，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中，并在区内区外形成特定的产业集群、产品链或是产业链，通过乘数作用，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或发动机。表现在：一是出口加工功能：即在保税港区特定区域设立出口加工区，开展加工贸易。工贸结合型或单纯贸易型的企业都可以利用保税港区的区位优势和物流设施开展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等业务。在保税港区可发展外向型加工工业，主要包括原料零部件在海外及销售市场在海外的产品的加工、依托境外先进技术的高科技新型产品的制造等。二是商品展示功能：在保税港区的特定场所展示供看样订货的展览品、样品，拓展国内外市场，以交易量扩大国际物流量。因为在保税港区可建立大型的商品展示场馆，使国内客户不出国门就可以在区内直接就地观摩世界各国的商品，并可以在看样后当即签订合同，办理进口手续；境外客户也可以在区内看样后与国内企业签订出口合同。其作用在于保税港区在形态上呈“前港后区”格局，在功能上互相延伸，相互渗透，解决了多年来海关特殊监管区与邻近的港口相互割裂，完全依赖自身的政策优势发展的格局。

(四)产业聚集的功能

保税港区作为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的先行区，与其他区域相比，保税港区具有更大的开放度，在免关税上更加完善，在实施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方面更能率先与WTO的规则全面接轨。保税港区通过集聚和扩散效应，打造试验区的“区位品牌”。表现在保税港区的一系列功能，通过资金、人员、商品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和集聚扩散，可以创造或提升“区位品牌”效应。使多个跨国公司的物流中心集结在同一保税港区内，带动区内仓储业、运输业、贸易业、金融业、信息业等多种服务业发展。保税港区将从最初的“政策飞地”逐渐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通过国际商务活动的拓展，服务和辐射周边区域，创立综合区的“区域品牌”，并通过以对外开放为主的各项制度创新，成为综合改革配套的前沿。其作用在于保税港区模式对提高海关通关效率、监管效能并按照国际惯例运营的工作机制将发挥积极作用。

(五)拓延的功能

保税港区与传统保税区相比，不仅是真正的“境内关外”，还享受税收、监管等各项更为优惠的政策。一是关税减让将影响保税区现时的“保税效应”。主要税收政策：国外货物入港区保税；货物出港区进入国内销售按货物进口的有关规定办理报关手续，并按货物实际状态征税；国内货物入港区视同出口，实行退税；港区内企业之间的货物交易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表现在对于从境外输入保税区的货物，在一定时间内，海关暂时保留征税权，视其最终流向而确定关税的征收或免收。对于从境外进入保税区内的货物或进入以后复出境的货物，不视作进出口，免办进出口手续，免征关税。二是取消以配额为主要形式等非关税壁垒将削弱保税区现有的贸易自由度优势；取消对区内企业在货代、船代和外贸经营权等多领域的限制。允许外商从事转口贸易、过境贸易和进出口贸易。三是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国民待遇。保税港区作为试验区金融开放和资本运筹的中心，表现在保税区内适度放宽了外汇管理 政策，开设外资金融机构：保险机构等，开展物流金融、离岸金融、外汇改革等金融开放的试点。

二、我国保税港区与国外自由港的功能比较

保税港区的名称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独创。我们在英文中将保税区称为Free Trade Zone，将保税港区称为Free Trade Port Area，在对外的形象还是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区。我国目前的保税港区，并不是国际上公认的自由港，而是国家海关政策的完善和试点。就目前而言，我国保税港区与国际自由港有相同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如何定位我国的保税港区发展模式和功能创新，有必要分析和借鉴国外自由贸易区功能的发展经验。

(一)国外自由港功能的发展趋势

国际贸易需要各国之间有自由的、便利的贸易环境，而各国在进行国际贸易的同时又要保护本国本地区产业经济的发展不能受到过多影响。这是一对矛盾，解决的办法是，各国除了执行各自的海关政策外，还设立自由贸易_区等为国际贸易提供自由化、便利化的条件。保税港区的发展是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产物，是对海关政策的突破，海关政策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内普遍发生作用，具有普遍性；自由港政策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有限的区域内发生作用，具有特殊性。

欧共体在法律文件中规定：“自由港是港口的一部分，自由港有严格明确的界线，该界线受海关监督。自由港划在海关管制区以外，准许外国商品免税出入。在该区内商品可以储存、重新包装、展览等，或在遵守有关条例的前提下转运、销售或作加工，海关一般不予监督或限制。”其成为国家利用自己港口区位优势而做出的促进国际转运业务，发展本地区经济的一种选择。从1547年意大利的热亚那湾建立的第一个自由港为标志，迄今已有450多年的历史。从国际看，分布在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已有1，200多个自由贸易区，其中15个发达国家设立了425个，占35.4％；67个发展中国家共设立775个，占65.6％。另一方面。自由贸易区的功能不断趋向综合扩展。从70年代开始，以转口和进出口贸易为主的自由贸易区和以出口加工为主的自由贸易区就已经开始相互融合，自由贸易区的功能趋向综合化。通常都具有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仓储、加工、商品展示、金融等多种功能，这些功能综合起来就会大大提高自由贸易区的运行效率和抗风险能力。

(二)我国保税港区的功能发展现状

200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出口加工区，实行加工贸易封闭管理，改“漫山放羊式”为“圈羊式”管理。随后陆续审批设立了跨境工业园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然而，按照WTO协议，我国关税水平大幅度削减，保税区的非关税壁垒将逐步解除。保税区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三个“优势弱化”，即外贸经营权的放开，保税区的政策优势弱化；关税的逐步下调，保税区的“保税”优势弱化；出口加工区发展很快，保税区的出口加工优势弱化。特别是与国际普遍认同自由贸易区或自由港区在功能、体制和监管方式上的不对等，已日益成为制约中国企业以及来华投资外资企业扩大国际合作的桎梏。我国保税区对投资者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吸引力逐渐下降。并且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量已排名全球第四位，已经成为世界上新兴的经济体之一，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区和“世界工厂”。2007年全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了1.147亿标准箱，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了64.1亿吨，均继续居于世界首位。我国对外贸易的90％由海上运输，港口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桥头堡”，-是水陆运输的枢纽，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结合点，我国的保税区转型迫在眉睫。

保税是对外开放的产物，港口是实施保税政策的重要依托。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了第一家保税港区一上海洋山保税港区，目前正逐步形成区域性格局，南有以广州、深圳为主的珠江三角洲区域，中有以上海、宁波为主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北有以天津、大连、青岛为主的渤海湾区域。加上西部内陆唯一的重庆保税港区，并开创了“水港+空港”的“一区双功能”新模式。保税港区把港口与保税区成功地整合在一起，并进行封闭操作，在我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是目前我国国情下政策最开放、层次最高级的海关特殊监管区，是目前国内与国际惯例最接近、政策功能最完备、货物跨国境流动障碍最少、享有经济性与便利性最大的特殊功能区域。保税港区叠加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乃至港口码头通关的所有政策和功能。就本质而言，它是根据我国国情，在真正意义上实行“港口和保税特殊监管区合一”运作，探索逐步实现自由港区功能的创新性尝试。保税港区是实现保税区政策优势与港口功能优势协调发展的选择，其内涵为“政策叠加、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功能集成”，体现了保税区与港区在区域、资产、信息、业务等方面的联动发展。

(三)我国保税港区与国外自由港的相同点和差异点

首先，我国保税港区与国外自由港的相同点：在地理位置方面，均选择在交通条件优越的对外运输港口的港区或港区附近，并与港区实现一体化；在区域管理方面，均实行封闭管理，港区与境内一般区域之间设有必要的隔离设施；在区域性质方面，均为特殊经济区域，而非一个社区概念，区内不允许居民居住；在进出口税收方面，均被视为处于关外；在优惠政策方面，均享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在区域功能方面，也是基本相似的。

其次，我国保税港区与国外自由港的差异点：在设区目的方面：国外经济自由区设立的目的，是在不影响对国内市场保护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自由贸易给国家经济带来的好处。而我国仍侧重于使保税区成为开放型经济新的增长点，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区域性质方面：国外经济自由区是属于海关管辖区之外的特殊区域，是真正实现了“境内关外”。而我国保税港区虽然就进出口税收而言处于关外，但在海关管理等许多方面仍未真正实现“境内关外”，而只是具有口岸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在自由度方面：提供“自由”和“便捷”的管理措施，贯穿于从货物卸船到运输再到转运的整个过程中。而我国对一线货物仍然实行备案管理，对保税物流园区的管理实际上仍是一线、二线、区内三重管理。在管理体制方面：自由港的设立国一般都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对自由港实行宏观经济管理与协调，管理较具权威性。而我国保税区的管理更多地体现为地方政府的管理。在信任度方面：国际自由港区海关对区内企业充分信任或者以充分信任为前提，一般实行单证管理。而我国海关对园区货物实行单证与货物监管同步，仍然追求事前管住。

三、创新和拓延我国保税区的功能的政策建议

保税区是创新的产物，制度创新是根本。保税港区其所具有的开发开放价值，除了保税区原来所能发挥的各项功能外，更强调其开放的质量、效益、 外部效应、示范性和制度创新价值。中国特色的保税港区毕竟是一个新的事物，如何实现保税港区价值，其关键在于保税港区是否能够进行功能创新。2006年总理视察海关时，进一步明确指示“推进海关特殊区域整合，充分发挥特殊监管区域的示范、导向和辐射作用，延长加工贸易价值链”。

(一)推动区港有效合一的问题

我国建设和发展保税区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改善我国投资的软环境，特别是利用海关保税的独特条件，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发展外向型经济，使保税区真正成为开放型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但目前保税区与港口分离，口岸功能受到限制，实践中并未实现深层次的整合。保税港区在物理形式上合一后，在业务流程、管理制度上依旧没有完全的“合一”。目前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单纯适用现有“港”或“区”的管理办法，将港口作业、保税加工和保税物流相互隔离。必将影响保税港区“区港一体”优势的有效发挥。从而港口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发挥，口岸功能受到限制，在政策叠加的优势以及管理的高效难以真正形成，削弱其整体的竞争力。因为建设国际枢纽港不仅是为了进行货物装卸，不仅是为了吞吐量，而是要促使货物在港口地区留下来进行加工服务，保证货物增值，促进所在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大家所说“第三代港口”的概念，正是保税港区发展初期我们应该高度关注和大力培植的。建议将保税港区“三合一”政策加以具体化和规范化，将现在政策优势和口岸优势有机结合，形成共同优势，打造和推动保税港区的“功能整合、政策叠加”的整体优势。改变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场所)有多种形态，在功能、政策、监管模式上既有区别又相互交叉，过于强调专业化的结果，就导致了功能和资源利用的单一化、分散化的现象。

(二)促进出口加工和转口贸易的问题

保税港区是沟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重要桥梁，其物流功能和优惠政策既可为外商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条件，也为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架起便捷的桥梁，促进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出口加工业等的发展。从保税港区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除物流功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外，出口加工和贸易功能在保税港区的集聚速度都比较缓慢。我国保税港区发展转口贸易的初衷未能实现，保税区的口岸贸易、转口贸易、出口仓储等产业的功能未能发挥出来。区港之间不能相互延伸和结合，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实现了超高速增长，但是保税港区项目入驻和业务发展的速度相对却缓慢的多。致使港口的整体通关环境和物流程序无法满足现代物流尤其是国际中转业务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近阶段正处于出口加工政策的持续调整期，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延缓了出口加工企业在特殊监管区投资的热情；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进出口经营权和分销权的逐渐放开，贸易公司在特殊监管区集聚的独特政策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导致了保税港区在发展初期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现状。要借鉴国外自由港港区一体化的运作方式与先进经验，依托港口优势和保税优势，参与国际物流经营商合作，发展流通加工和国际配送等业务。促使我国保税港区由开发建设阶段逐步过渡到产业集聚和功能拓展阶段，促进保税产业集群形成。力争使我国保税港区在外贸经济发展中真正起到降低物流成本、业务灵活性和通关效率等方面诸多的比较优势是我们保税港区建设的主要任务。

(三)创新保税港区的监管流程

我国设立保税区并不只是看它可以创造多少经济效益，重要的是发挥在对外贸易中的特殊功能和作用。但是现行的我国国际海运法规、外贸结汇、退税政策、转关管理还不利于保税港区建设。在我国保税区内，目前还不允许开办离岸金融业务，而仓储、展示、分拨、配送、运输等物流功能则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挥。保税港区在海关管理上能否真正做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是实现“货物进出自由”的关键。建议海关进行海关监管制度创新，将监管重点放在“二线”(即自由区与非自由区之间的隔离线)卡口上，海关设在区外办公，加强巡察，一般不入区查验货物；货物人区向计算机备案，出区核销，真正做到了货物入区自由，生产经营自由。创建效率高、成本低、宽松便捷的快速通关监管环境。其次，强化保税港区带动区域经济效应。保税港区作为高度开放的自由贸易区域，其发展有着重要的区域。建议有关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既要重视保税港区在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国际中转等方面的经济绩效，也要关注区域经济带动作用。各保税港区管理当局应积极配合中央和地方政府，主动为腹地利用保税港区创造有利条件。再次，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积极探索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制度创新，以点带面，推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和政策叠加工作。实行与国际通行的金融政策，开办离岸金融业务，逐步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外汇自由进出，实行经常项目下货币自由兑换和支付。最后，政策落地和规范监管方面，体现保税港区优势和特色的国内货物“入区退税”、“先报关、后进港”、“属地报关，口岸放行”、进出境货物试行电子备案、“分批出区，集中报关”等报关流程以及入港区货物“一次移箱”查验流程等创新性监管模式。建设功能完善、政策宽松、运行高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度开放的，逐步实现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综合贸易港区。

篇7

【关键词】 宁波；自由贸易园区；对接

宁波地处长三角南翼，与上海地域相邻、人缘相近、文化相通、经济相融，具有学习上海、接轨自贸区的天然优势。上海自贸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化、复杂化、长期性工程，宁波对接上海自贸区并不能全面铺开，一蹴而就，必须试点先行，逐步突破。

一、宁波对接上海自贸区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分析

1.从功能政策看，宁波的保税区是最接近自由贸易园区的海关监管区

宁波的保税区是上世纪90年代我国借鉴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概念和模式设立的第一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其英文名称就是自由贸易园区（Free Trade Zone），无论是功能设定还是政策安排，都很好的体现了自由贸易园区的基本理念。在功能上，宁波的保税区允许企业开展国内贸易（内贸与外贸兼营）、允许国内非保税货物入区运作（保税业务与非保税业务兼容），“对内对外双向开放”特征明显，可以满足区内企业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发展需求。在政策上，宁波实行加工制造产品内销按“进口所含料件征税”，与境外自由贸易园区的通行国际惯例一致。因此，宁波对接自贸区是合理的选择。

2.从发展基础看，宁波具有对接上海自贸区的经济优势

宁波经过多年的发展，在经济实力、产业集聚、功能开发等方面具有优势。一是经济实力较为雄厚、产业集聚较为突出。市内培育形成了先进制造业，国际贸易和仓储物流三大主导产业。二是功能开发较为深入，发挥进口贸易优势拓展了展示交易功能，打造宁波进口商品市场和宁波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两大进口市场。结合产业发展需求，开展了区港联动，保税物流和检测维修、保税仓储货物抵押融资等功能试点，成为全国功能开发较为领先的市。

3.从实践探索看，宁波已经推动了面向自贸区的改革试点

围绕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和国家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两大试点工作，宁波在投资、贸易、监管等领域进行了多项面向自由贸易园区的改革试点。一是推进商事登记改革试点，探索开展了“一址多照”试点和企业经营范围核准制改革。二是简化通关通检流程。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检验周期成倍缩短。三是推进行政审批改革，归并部门行政审批职能，推行“一站式、一窗式”审批服务。因此，对接上海自贸区是宁波的必然选择。

二、以宁波为主体对接上海自贸区的对策建议

上海自贸区建设涉及面广、层次多、内容实、措施细、在总体方案之外又有若干细化政策和规定，各类举措交叉穿插、非常庞杂。因此宁波对接上海自贸区必须结合自身实际和发展需求，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分步推进，逐点突破，以点带面，全面展开。

一是推动监管部门推动关检“三个一”试点。关检合作“三个一”是关检合作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便利化举措，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6个口岸实现关检合作“三个一”，但宁波尚未落实。

二是培育壮大新型服务业态，继续深化宁波跨境贸易电商试点，完善进口备货模式，争取进口电商集货模式，拓展O2O、C2B等其他跨境电商贸易模式。加大培育融资租赁、股权投资、离岸服务外包、文化保税贸易、全球维修检测等新兴服务业态，重点鼓励海关特殊监管区设立从境内外股权投资、融资租赁等类金融公司。

三是突破部分金融创新试点。结合企业对金融创新的实际需求，深化境外放款、跨境贷款和中资企业外汇质押本币贷款、内保外贷、等外债管理改革试点。争取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个人境外投资放开试点和离岸金融试点等政策。

四是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模式。参照国际惯例，推动管理方式从以货物为主逐步向以企业为主转变，管理重点从事前管理向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为主，推行分类管理和风险管理，事先默认企业为守法诚信企业，通过抽查加强风险控制，已营造更便利的环境。推行信息联网监管模式，建立宁波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推动企业信用信息记录、查询和共享，形成“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信用制度。

五是推动与上海自贸区的产业错位发展。明确自身定位，积极承接自贸区的溢出效应。上海自贸区主要以培育现代服务业为主，原有的部分制造业项目有逐步外迁的趋势，要充分依托宁波的区位条件和产业配套优势，针对自贸区内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加大招商力度，成为主动对接自贸区产业转移的产业协作区。

六是努力实现与自贸区的联动发展。积极为上海自贸区发发展做好配套服务，发挥特殊监管区的政策功能优势，加强在金融、投资、贸易等领域合作，利用保税仓储优势，为自贸区提供仓储、加工、配送等保税仓储物流配套服务。发挥特殊功能优势，吸引自贸区内注册的金融机构在宁波设立分支机构，开展相关业务。探索将自贸区期货保税交割、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和资源配置平台等业务延伸至宁波。

七是加快长三角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先行探索宁波关区内特殊区域场所及各口岸间流转货物便捷通关模式，深化区港联动一体化。优化沪甬特殊监管区域货物结转模式，打破海关关区界限，推动港口、物流、服务、通关等服务统筹，企业自主选择申报、纳税、验收地点，推动沪甬口岸通关一体化，加大长三角地区口岸通关协作、优势互补。

参考文献：

[1]李丽珍. 宁波以保税区为主体对接上海自贸区对策研究[J]. 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14，11：31-35.

篇8

2007年4月1日，美国与韩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FTA）。协定能否按时生效仍取决于立法机关是否做出批准的决定。对近期主要WTO成员的FTA活动做一个大略的盘点就会发现，美韩FTA似乎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WTO非歧视原则归根结底主要包含两项内容：一是最惠国待遇原则，简而言之就是对外不得厚此薄彼；一是国民待遇原则，也就是指不得厚里薄外。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庞杂的WTO规则相对于这两条根本原则而言，要么是其延伸，要么是其例外。FTA就是对最惠国待遇有条件的合法例外。以此为根据，FTA成员内部互予优惠（取消或减少贸易壁垒），但不必按照最惠国待遇原则向FTA以外的成员拓展优惠。

FTA在贸易自由化方面的作用具有双重性。就局部而言，FTA无疑加速了自由化，但这种局部的自由化在全球的背景下起码在一段时间内干扰了正常条件下的合理分工，因而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多边的自由化。WTO主要成员都公开宣称对多边自由化的优先关注，但在实践中又多采取双边与多边至少并重的实用主义作法。

记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涉及过美国的FTA活动。美国近年来关于贸易促进的显著特征是，无论多边方面有无明显进展，其在双边方面绝无丝毫放松。此前，美国参与的最大FTA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目前，除已经达成的协定外，美国仍在致力于同其他美洲国家达成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重要的FTA对象还包括安第斯国家、泰国、马来西亚、南非关税同盟（SACU）以及阿联酋等。4月30日，美国还与欧盟签署了“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计划”。相对美国而言，韩国以前真正参与的FTA活动不但数量少，而且规模都很小。在同美国达成FTA后，韩国最重要的目标转为欧盟和中国，其次还有日本、加拿大和印度。韩国总统卢武铉公开宣称，同美国缔结FTA的真正目标是就是为将来同中国谈判FTA打基础。美国和韩国都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体和贸易方，双方都既是较大的进口市场，又是较大的出口方。它们之间达成FTA，无疑会影响其他成员在两个市场上的出口前景。

日本就认为美韩协定将使其在两个市场的竞争力都受到巨大影响。为抵消不利影响，日本已表示将认真研究与美国谈判FTA的问题，并打算恢复中断了的与韩国的FTA谈判。日本还于4月23日开始了与澳大利亚的首轮FTA谈判。

欧委会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内启动欧盟与东盟、印度和韩国的FTA谈判。这一计划于4月23日获得了欧盟成员国的批准，从而使欧委会获得了谈判授权。欧盟还希望在6月份完成与海湾合作理事会的FTA谈判。

加拿大也将下一步FTA的主要目标锁定在达成较大的协定上，比如同韩国、欧盟和印度，加还希望尽快开始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FTA谈判。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表示最期待与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和印度达成FTA，并已经与印度开始了FTA可行性研究。

篇9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程度不断加深，对外开放的程度也日益提高，区域经济合作逐渐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战略。近年来，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与多个国家或地区分别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使中国成为了轮轴国，获得了区域优惠安排所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和动态效应。同时，优惠原产地规则作为自由贸易区的主要特征，已经不只是产品能否享有区域优惠待遇的判定标准，而是进一步成为影响区域贸易额的重要因素。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了优惠原产地规则与中国自由贸易区贸易额的相关性，进而提出优惠原产地规则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完善，使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获得轮轴国的优势，推动规模经济的实现，力争在全球经济合作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一、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现状

    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国已经与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同时正在协商的自贸协定有5个，涵盖了28个国家和地区。《亚太贸易协定》是一个具有实质性优惠的贸易安排计划，其宗旨是通过成员国对进口商品相互给予关税和非关税优惠，实现贸易便利化及扩大贸易，不断扩大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与共同发展。亚太贸易协定正式成员包括孟加拉国、中国、印度、韩国、老挝和斯里兰卡6个国家。到2006年9月，中国已经根据协定实施了3轮关税减让，已向其他成员国的1717项8位税目产品提供优惠关税，中国也享受了同样的优惠关税。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按人口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在经济规模上是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规定，中国和东盟双方从2005年7月20日开始实施降税计划，中国和东盟的7000种产品大幅降低关税、取消配额以及其他市场准入条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2010年1月1日已经全面启动，标志着由中国和东盟10国组成、接近6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4.5万亿美元贸易额的区域，开始步入零关税时代。自贸区建成启动后，中国与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6个东盟成员国间，有超过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中国对东盟的平均关税从原来的9.8%降至0.1%，上述东盟成员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从12.8%降至0.6%。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4个东盟新成员将在2015年对90%的中国产品实现零关税的目标。

    CEPA是中国国家主体与单独关税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主要目的是逐渐取消相互间货物贸易中关税和非关税措施，逐步消除服务贸易中的各种限制，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相互间贸易投资的增长。

    自2004年11月18日起，经过10个月的磋商，最终在2005年11月18日签署了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这是继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之后，中国对外签署的第二个自贸协定，也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双方就市场准入、原产地规则、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检验检疫、贸易救济和争端解决机制以及相关法律和技术问题达成一致协定。根据两国协定，占两国税目总数97%的产品将于10年内分阶段降为零关税。从2006年10月1日起，智利对原产于中国的5891种产品的关税将立即取消，中国对原产于智利的2806种产品的关税也将降为零。

    2005年4月，中国与巴基斯坦共同宣布启动中巴谈判，12月9日双方正式签署《中巴自由贸易协定早期收获协议》（即先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投资等协定之前的计划）。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根据协定，中国从2006年对原产于巴基斯坦的1671个8位税目产品实施优惠关税，平均优惠幅度为27%；巴方也将对原产于中国的575项6位税目产品实施优惠关税，平均优惠幅度为22%①。根据协议，双方在WTO服务贸易承诺表和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市场准入承诺清单的基础上，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和巴基斯坦进一步相互扩大市场准入范围。

    2008年4月，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了《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内容，新西兰承诺将在2016年1月1日前取消全部自中国进口产品关税，其中63.6%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即实现零关税；中方承诺将在2019年1月1日前取消97.2%自新西兰进口产品关税，其中24.3%的产品从《协定》生效起实现零关税②。另外，双方就服务贸易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并对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人员流动做出了具体规定。

    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于2006年8月，经过8轮艰苦而坦诚的磋商，于2008年9月圆满结束谈判。双方在2008年10月正式签署了协议。《协定》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人员流动、海关程序等诸多领域，是一份内容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根据《协定》，新方承诺在2009年1月1日取消全部自中国进口产品关税；中方承诺在2010年1月1日前对97.1%的自新进口产品实现零关税，其中87.5%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双方还在医疗、教育、会计等服务贸易领域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在服务贸易方面，双方在WTO服务贸易承诺表和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市场准入承诺清单的基础上，进一步相互扩大市场准入范围。

    在2009年4月28日签署的《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于2010年3月1日正式实施。在货物贸易方面，中秘双方对各自90%以上的产品分阶段实施零关税，同时双方还在知识产权、贸易救济、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等众多领域达成广泛共识。截至2011年2月，中国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区还有中国—海合会、中国—澳大利亚、中国—冰岛、中国—挪威、中国—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可见，我国在全球不同地区都将通过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建立生产网络，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和哥斯达黎加自贸协定谈判于2008年11月启动，经过6轮谈判，于2010年4月8日正式签订了《中国—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双方同意在下半年正式实施协定。协定涵盖货物贸易、技术贸易、技术壁垒和知识产权领域，是我国与中美洲国家签署的一揽子协定。

    

    二、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的主要特征

    以中国为轮轴建立的自由贸易区由于合作对象的不同，所确定的原产地规则内容也有较大的差异。原产地规则按照适用 的范围可以分为优惠原产地规则和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优惠性原产地规则是指任一成员为确定货物是否具有资格根据契约或自治贸易的规定享受优惠待遇而实行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决定。该契约或自治贸易的规定可使货物享受超出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一条第一款实施范围的关税优惠待遇。优惠性原产地规则应用于互惠的优惠性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东亚主要的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大体包含3个方面：（1）区域价值含量标准（RVA）；（2）关税目录改变原则（CTC）；（3）特定加工工序标准（SP）。下面按照东亚成员国家与区域内部国家或地区建立的自由贸易区、与区域外部国家或地区建立的自由贸易区两部分，单独描述各自由贸易区的原产地规则，进一步分析其呈现的特征。

    

    首先，以中国为轮轴形成自由贸易区的原产地规则主要以东盟的优惠原产地规则为模板。即以关税目录的改变为基础，区域价值含量标准约为40%左右，累积方式除了东盟—中国以对角累积外，其他的自由贸易区为双边累积③。这些优惠原产地规则的主要内容都体现了东盟的原产地规则④。其次，累积规则处于初级阶段。国际上一般将累积规则解释为，允许国家使用特定第三国生产的部件而不用遵守通常的原产地要求，只要这种部件在享受优惠的出口国进行了进一步加工⑤。累积规则通常分为3类，一是双边累积，二是对角累积，三是完全累积或充分累积。对角累积（diagonal cumulation）：既相互订有优惠原产地规则的国家之间可以使用任何成员国的材料与中间产品加工本国产品，并获得原产地资格。双边累积（bilateral cumulation）：即两个定有优惠贸易安排的成员允许使用双方各自的原材料加工产品仍能获得原产地资格。充分累积（full cumulation），即对等累积的延伸。一些国家和实行“优惠原产地规则”国家有联系，其生产的产品在加工为最终产品后仍能获得原产地资格。从累积的方式看，从双边累积到对角累积、充分累积，原材料和中间品的选择范围逐渐扩大，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也在不断降低，由于原产地规则导致的贸易转移效应在逐渐减少。目前，只有欧盟与南非自由贸易区采用充分累积标准，南非产品中可以包含来自南非关税同盟中任何国家的原材料，其产品仍能被欧盟确定为原产于南非。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主要采用了双边累积方式，是一种最初级的方式，也使优惠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比较高。

    三、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的经济效应

    1.轮辐国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国已经与3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14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其中8个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生效，并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冰岛、澳大利亚等国正在进行谈判。很显然，中国已经成为轮轴国，而其他国家成为轮辐国。

    从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家看中了中国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也就开始与中国建立区域经济合作关系。随之，伙伴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更加紧密，对中国市场更加依赖。

    从表3计算出的数据来看，除去2009年新西兰对中国的进出口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低于2001年的数据外，其他数据均高于2001年。因为新西兰与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是在2008年4月7日签订，因此影响不大。

    

    2.优惠原产地规则对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贸易额的影响

    根据前面关于原产地规则对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不同对区域内公司的生产决策将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在分析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经济效应时，以不同的自由贸易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引力模型进行了计量分析。

    （1）引力模型的构建

    引力模型最初来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二位学者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他们认为两个国家间双边贸易规模的大小与万有引力有类似的规律，即两国的贸易规模与两国间的空间距离成反比关系，而两国的贸易规模与两国的经济总量规模呈正比。后来，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在模型中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Linnemann（1966）首次引入了人口和贸易政策两个新的变量。1985年Bergstrand将人均GDP变量引入到贸易引力模型中来，表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要素禀赋差异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巍巍（2008）等从中国双边贸易的实际出发，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扩展和修正。他假设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GDP、两国间的距离以及双边自由贸易安排状况4个变量是影响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间双边贸易大小的因素，修正后的引力模型为：

    

    本节的分析在借用巍巍修正后的模型基础上，把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模型中，代替FTA变量。

    （2）选取数据与回归结果

    1）优惠原产地规则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影响

    本节选取的样本数据是我国与东盟（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等伙伴国2000-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整理如表4、表5所示。

    借助于计量经济软件Eviews5.0对表4中的中国与东盟（ASEAN）的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回归的方法得到的方程为：

    

    其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各个变量t统计量的检验值，根据计算过程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系数为0的概率比较低，t统计量均能通过检验。另外，从方程的整体情况来看，值为0.99，F值为446.82，DW为2.5789，均能通过检验，表明方程的拟合度较好，用该方程对中国和东盟的贸易情况进行分析是比较准确的。

    具体来讲，方程的结果说明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与中国和东盟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有关系。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中国和东盟的贸易额会增加0.85个百分点；通过引入原产地限制指数虚拟变量，将2002年以前的数据设置为0，表明优惠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为0，2003年以后的数据设置为1，说明在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优惠原产地规则开始起作用。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与东盟原产地限制指数有关系，引入原产地限制规则以后，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增加0.33个百分点，原产地规则起到了保护区域内贸易的作用。

    

    

    2）优惠原产地规则对中国—智利、中国—新西兰、中国—巴基斯坦的影响

    ①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的回归结果

    借助于计量经济软件Eviews5. 0对表5中的中国与智利（CL）的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回归的方法得到的方程为：

    

    其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各个变量中t统计量的检验值，根据计算过程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系数为0的概率比较低，t统计量均能通过检验。另外，从方程的整体情况来看，R2值为0.98，F值为155.63，DW为1.87，均能通过检验，表明方程的拟合度较好，用该方程对中国和智利的贸易情况进行分析是比较准确的。

    具体来讲，方程的结果说明中国和智利的双边贸易额与中国和智利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有关系。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中国和智利的贸易额会增加1.29个百分点；中国和智利的双边贸易额与原产地限制指数有关系，引入原产地限制指数虚拟变量，将2006年以前的数据设置为0，表明没有限制规则，2007年以后的数据设置为1，得到的结论是引入原产地限制规则以后，中国和智利的双边贸易额成正向变化。

    ②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的回归结果

    借助于计量经济软件Eviews5.0对表5中的中国与新西兰（NZ）的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回归的方法得到的方程为：

    

    其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各个变量中t统计量的检验值，根据计算过程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系数为0的概率比较低，t统计量均能通过检验。另外，从方程的整体情况来看，值为0.98，F值为156.96，均能通过检验，表明方程的拟合度较好，用该方程对中国和新西兰的贸易情况进行分析是比较准确的。

    具体来讲，方程的结果说明中国和新西兰的双边贸易额与中国和智利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有关系。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中国和新西兰的贸易额会增加0.94个百分点。

    另外，该方程虽然能够说明中国和新西兰的双边贸易额与新西兰原产地限制指数有关系，引入原产地限制指数虚拟变量，本研究将2008年以前的数据设置为0，表明没有限制规则，2009年以后的数据设置为1，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和新西兰的双边贸易额与新西兰原产地限制指数有关系，引入原产地限制规则以后，中国和新西兰的双边贸易额成反向变化。这个结果不具有解释力，因为中国和新西兰在2008年4月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到2009年底，实施的时间很短，而且关税优惠的幅度以及覆盖的范围都很小。另外，统计值中的DW为0.896，这个值太小，可能存在自相关。

    ③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的回归结果

    借助于计量经济软件Eviews5.0对表5中的中国与巴基斯坦（PK）的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回归的方法得到的方程为：

    

    其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各个变量中t统计量的检验值，根据计算过程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系数为0的概率比较低，t统计量均能通过检验。另外，从方程的整体情况来看，值为0.89，F值为29.10，均能通过检验，表明方程的拟合度较好，用该方程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贸易情况进行分析是比较准确的。

    具体来讲，方程的结果说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双边贸易额与中国和巴基斯坦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有关系。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贸易额会增加0.85个百分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双边贸易额与巴基斯坦原产地限制指数有关系，引入原产地限制指数虚拟变量，本研究将2005年以前的数据设置为0，表明没有限制规则，2006年以后的数据设置为1，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双边贸易额与巴基斯坦原产地限制指数有关系，引入原产地限制规则以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双边贸易额成正向变化。

    四、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原产地规则法规体系由1986年海关总署颁布的《关于进口货物原产地的暂行规定》、1992年外经贸部颁布的《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实施方法》和《含有进口成分出口货物原产地标准主要制造、加工工序清单》等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及配套法规的出台及实施在缓解贸易摩擦、保护外商投资环境、加强原产地证书的签发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标志着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原产地制度。它的颁布和实施对规范我国进出口产品的原产地管理工作、推动我国外经贸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1.我国优惠原产地规则不能起到充分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目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多边贸易关税逐渐降低，非关税壁垒的使用也受到限制，各国能够使用的贸易保护工具非常有限，原产地规则就开始成为各国保护本国利益的工具。我国现行的原产地规则对进口货物的判定标准是“实质性加工”标准，但没有明确说明在何种情况下适用何种标准，并且对如何计算增值比例也没有规定方法，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如果采用增值比例标准，必须明确列出计算公式。这种笼统的规定容易造成原产地认定的随意性，使原产地规则根本不能实现它的设置目标。

    我国现行的原产地规则，对加工产品的原产地认定采取以制造、加工工序为主，辅以构成比例的原则。对加工产品的原产地认定更多地注重“最终组装工序”，而忽视了其中核心部件在原产地认定中的作用。这种较低的原产地标准造成在我国只进行简单加工的产品轻易就可以取得中国原产地证书，也使外商更倾向于只将最终简单加工环节放在中国境内，原材料、零部件更多的是进口，而不注重从本地采购，这对中间品产业的发展显然是极为不利的。另外，我国规定的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标准主要缺陷在于没有针对不同类别的产品实行差别化判定标准，这对合理引导外资投向、引进技术、提高加工贸易的层次以及改善加工贸易的产品结构是极为不利的。

    2.原产地标准过于宽松和笼统

    判断标准不具体，容易造成“随意”的现象。这种宽松的原产地规则容易使他国搭便车，不仅起不到保护我国经济利益的目的，还容易引起贸易摩擦。比如，我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对华反倾销诉讼逐年增多，这都是源于中美的高额贸易顺差。事实上，很多商品都是在我国进行加工，附加值很小，但由于我国原产地规则过于宽泛和模糊，导致很多加工品都打上了中国制造。比如，我国原产地标准是以HS税目号改变作为实质性改变的标准，但在《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中，没有“以税目号改变”的规定，由此使签证人员在实际操作中缺乏统一的标准；《加工清单》规定的主要加工工序较简单，要求的增值百分比标准较宽松，几乎含有进口成分的产品都能取得中国原产地资格。宽松的原产地规则造成我国加工贸易的中间品进口 替代率低，从而使加工贸易与我国其他产业尤其是中间品产业关联性弱，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高。

    对原产地标识的管理比较松散。目前，我国具有原产地作用的证明主要有原产地证书、出口许可证、普惠制原产地证和原产地标识。前3种证明的管理工作相对较为规范，而对原产地标识的使用和管理则较为随意。许多加工贸易企业对使用原产地标识的意义及相关国际惯例认识不足，往往出于民族自豪感而将只进行简单装配的产品随意打上“中国制造”这一原产地标识，这不仅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受到影响，引起贸易摩擦，而且也会承担不必要的法律后果。

    3.原产地认定标准不统一导致管理成本提高

    围绕中国建立的重叠自由贸易区中，不同自由贸易区的优惠原产地规则有所差异。CAFTA模式采取了单一的从价百分比标准，CEPA模式采取了以加工工序标准为主、以税目改变标准为辅的标准；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制定了产品特定清单；CNFTA模式采取了税目改变标准和加工工序标准以及从价百分比标准相混合的标准。与其他国家建立的自由贸易区也都侧重不同的原产地标准。这种原产地标准不统一使一个国家同时适用多个原产地规则，相关出口企业将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适应这些原产地规则。另外，海关的行政管理部门也需要深入了解这些规则，增加了海关的管理成本。

    五、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1.制定协调统一的优惠原产地规则

    我国与不同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由于国情不同，自由贸易区的优惠原产地规则内容也有所差异。这在贸易往来过程中带来很多问题。为了能够降低贸易成本，在中国为轮轴的重叠自由贸易区建立统一协调的优惠原产地规则变得非常重要，尽量对同一产品适用相同的原产地规则。乌拉圭回合所达成的《原产地规则协定》第九章第二款规定税则分类变化使实质性改变作为基本标准，同时“对特定产品或一个产品部门制定原产地规则时，应以补充或例外方式考虑，包括从价百分比和在为某些特定产品或一个产品部门制定原产地规则式的生产和加工的操作过程”。税目改变标准相对于其他标准透明度高，客观性和预见性较强，避免多种原产地规则之间的错综和混乱，使出口商或生产商更容易了解出口目的地的原产地规则。

    在非优惠原产地规则方面，需要在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内进行协调统一。按照世贸组织《原产地规则协议》的要求，原产地规则应适用于所有非优惠性原产地目的，所以，应该把原产地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制定协调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原产地规则》，将其适用范围由单纯的“签证管理”及进口货物征税税率确定扩大到包括最惠国待遇的实施，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的实施，原产地标记的监管，其实行的进口数量限制的实施，国别进口贸易的统计等在内的所有领域。我国现有的原产地规则包括进口货物的原产地规定和出口货物的原产地规定，对那些仅在中国组装、加工成品但不出中国海关的产品如何判定其属于进口产品还是中国产品，没有具体规定。鉴于原产地不单纯是海关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背后隐藏着巨大经济利益的“政策问题”，因此，原产地问题已经成为贸易政策领域的问题。所以，应该建立一套结构完整（包括原则、标准和程序）、定义清晰、商品分类详细的更为系统、具体的货物原产地规则，同时应成为我国反倾销和反规避有力的工具，符合多边贸易体系的原产地规则协议。

    2.构建合理、细化的原产地认定标准

    目前在世界上有NAFTA和PANEURO两种代表性优惠原产地规则模式，两种模式都具有比较合理、完善的标准。它们都是在以税目标准为主的基础上，以从价百分比和加工工序为补充的体系。3种标准各有优缺点，可以针对不同的产业特点进行不同的组合配套，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原产地规则的积极作用。而我国现行的原产地规则未能对敏感程度不同的产品制定宽严程度不等的原产地标准，从而未能有效地利用原产地规则来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另外，应该结合不同贸易伙伴的产业结构制定有梯度的原产地标准，以便引导区内产业的发展和投资流向。通过制定有梯度、有差异的原产地规则，提高原产地规则中当地成分标准，使外资企业采用更多本地产的相关的零配件和原材料，扩大内需，扶持本地企业的发展，促进就业。为维护企业利益，政府应针对不同情况，分别制定高低不等的原产地标准，提高出口货物中的中国成分。比如，严格审查落实现行的原产地规则；对那些我国已有较强生产能力的被动配额产品，可针对不同情况，制订较高的原产地标准，合理保护国内相关产业。

    就完全原产地标准、原产地积累规则及监督管理规则来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相关规定比较符合多边贸易谈判中原产地规则的国际协调。部分原产地标准是对自由贸易区贸易往来影响最大的标准，也是分歧最大的标准，成员国之间的较量经常在这个领域。但以从价百分比标准看，对于进口商非常复杂，计算公式中涉及成本负担、货币汇率的波动、主要原材料价格的变动以及销售价格的变化等，在计算公式中的变量可变性非常大，这不仅给行政管理部门带来了较大的工作负担，而且在判断原产地时也容易出现分歧，产生争端，而且公式中40%的增加也不适用于所有产品。从促进区域整体贸易合作来看，此标准过于复杂。所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应以税目改变标准为主，以从价百分比或加工工序标准为辅助标准，以增强原产地标准的合理性，使之更加符合自由贸易区各成员方的状况，便于区域的经济合作。

    3.用渐进性原产地规则和积累性原产地规则解决原产地规则的非对称性

    同一个原产地规则对不同成员国的影响是不同的。这种影响程度与一国拥有的要素禀赋池有密切的关系。要素禀赋池是指一国在一段时期拥有的资源禀赋的量。拥有要素禀赋池较丰富的国家，在生产一种产品时所需要从区域外进口的资源越少，原产地规则对其约束程度越低，原产地规则对此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越小；反之，对于要素禀赋池较小的国家，在生产某种产品时需要从其他的国家进口多种中间投入品，原产地规则对该国企业的生产影响较大，对它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较大。为了能够保证原产地规则的中性化影响，需要减少原产地规则对不同成员国产生的非对称性影响，采用渐进性和积累性原产 地规则。

    （1）渐进性原产地规则。渐进性原产地规则是解决原产地规则非对称性问题的一种方法。具体的方法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每一个区域具体的每一件产品指定不同的原产地规则；二是对不同的区域制定不同的原产地规则。比如，对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自由贸易区都采用关税目录的改变，同时对每个自由贸易区具体的产品制定针对性的原产地规则。对某种要素禀赋丰富的产品制定比较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对某种要素禀赋稀缺的产品制定宽松的原产地规则，以使原产地规则对它们的影响相等。对不同的区域之间制定“容忍原则”，对不同的区域制定一定参考性的含量标准，如欧盟为10%，澳大利亚—新西兰为2%等。

    （2）积累性原产地规则。积累性原产地规则是解决非对称性的另一种方法。一方面，可以通过扩大原有的区域，扩大成员国单个的要素禀赋池，相当于成员国之间禀赋池的合并；另一方面，可以建立区域之间的积累机制，即可以对不同的自由贸易区制定相互认可的积累原产地规则，以弥补区域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机制可以使区域之间的要素禀赋共享，但在实践中，如果要素差异较大，双边积累机制依然不能解决非对称性的问题。

    注释：

    ①冯冕：《中外自由贸易区发展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6页。

    ②冯冕：《中外自由贸易区发展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6页。

篇10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启动运作，首批36家中外企业获颁证照，首批入驻试验区。外界普遍认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为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实现制度创新，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对激发经济活力、创造制度红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自贸区建设力争通过两到三年的努力，建设一个法制环境规范、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具有国际水准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时，加强和完善风险管控，构建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一、上海自贸区建设是全球贸易体系重构下中国的战略选择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经济体之间通过谈判或磋商达成协议，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和共同的经济调节，最终实现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作为经济一体化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其特点是有区别地减少或消除贸易壁垒的商业政策，即在成员国之间取消贸易壁垒，但对非成员国仍保留各自贸易限制。

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来看，设立自由贸易区的优点是明显的。自由贸易区对实行出口导向战略（export-led trade policies），推动出口的增加，吸引外资，增加外汇收入，推进工业发展有重要作用；自由贸易区可以作为市场经济的实验室，发展中国家国内的公司通过与外国公司的接触与联系，可以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进而对区外的公司产生影响；自由贸易区可以增加就业机会；自由贸易区对于保持和促进当地的经济活力，维护经济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1]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国对国际多边投资规则新体系的积极回应。世界经济体制的建构，始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并相继成立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都意识到自由贸易对一国及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但在贸易实践中，又有许多阻碍自由贸易的障碍，因此在二战以后，国际社会一直力图通过国家和地区间的协调促进全球贸易的自由化，被最终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形成了以WTO为主的多边贸易体系。至2008年，全球优惠贸易协定的数量将至少达到365个。这种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区域贸易协定大量涌现的经济现象被许多学者称为“新区域主义”。[2]

2008年以来持续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体产生了重大变动，并引发了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其中尤以全球生产和贸易格局的变化为核心。在此背景下，《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自贸谈判陆续展开，标志着新一轮国际多边投资规则体系进入“重构”过程。面对未来世界贸易规则、格局的改变，中国很可能将面临严峻的“二次入世”危险。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主动推进多边贸易体制向前发展，是中国在贸易领域享有主导权的最优选择。

二、上海自贸区改革的前期基础和框架体系

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方案确定了自贸区改革的五大内容，包括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推进贸易投资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完善法制建设的制度保障五大功能，同时包括了金融、航运、商贸、专业、文化、社会这6大领域及23个具体改革领域。

中央设定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既是看中了上海得天独厚的基础设施条件，也是肯定了上海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前期基础和决心。首先，前期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为自由贸易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从地域看，国务院划定的上海自贸区，包括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十几年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经历了考察与研讨、论证与规划、协调与建设、使用与评价等多个阶段，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以洋山深水港区为标志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效果显著。资料显示，目前这一区域贸易成交额超过1万亿元以上，上海港已连续两年蝉联集装箱吞吐量全球第一。[3]上海港已是世界第一大货运港、世界第二大集装箱港口，是东北亚地区集装箱航班最密集的港口之一，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在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和行业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其次，自贸区建设也打通了上海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大中心建设的“要素”渠道。自由贸易区是一个集航运、金融、技术和信息于一体的综合资源配置中心。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自由贸易区通常都以国际金融、贸易、经济中心为依托，通过规范、透明、高效的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上海自2009年通过“打造”四个中心战略，积聚了比较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现代金融体系和现代贸易体系，这为自由贸易区发展提供了要素性的有利条件，同时为自贸区内整合和开拓多要素集成创新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再次，自贸区建设更是深化了上海近年来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症痼疾、突破政府自身利益固化藩篱的改革方向。建立高度集中全面控制的全能型政府，还是建立调控适度行为规范的效能型政府，这是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政治文明发展中遇到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课题。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全能型政府职能模式在我国的建立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是，就政府的有效性来说，以政府全面垄断为特征的全能型政府职能模式从其建立起就逐步暴露出它违背社会生产力发展、窒息社会经济主体经济活力与创造性等方面的弊端。近年来，在中央的支持下，上海积极把改革等各项工作放在全国大局中加以谋划，率先开展营改增、房产税等改革试点，为在其他地区的实施推广提供了借鉴。此次改革中，上海地方政府又一次拿自己“开刀”，真正把“下放审批权”、“改审批为备案”落实到制度层面，改变了掌握审批权力的政府部门长久形成的一套话语体系和利益链条，为打造“有限政府”提供了一个更为透明化、法制化与决策民主的“样本”。

三、上海自贸区改革与城市发展中的“三重红利”

（一）第一重红利――金融投资管理模式变革

自贸试验区政策获批的第一重红利将首先体现在金融资本领域。随着3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资本市场建设的不断完善，我国进入了一个资本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新时期，而且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和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为资本提供了良好的国内、国际舞台。自由贸易区的获批，使得上海的资本集聚和市场开放效能在短期得以集中释放，这对上海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促进中国国际贸易发展都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自贸区改革的制度框架中，金融创新无疑是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内容。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草案）》中，对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的表述内容涉及到了“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在实验区内对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的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跨境使用方面先行先试；增强金融服务功能，推动金融服务业对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允许在区内建立面向国际的交易和服务平台，逐步允许境外企业参与商品期货交易，支持开展人民币跨境再保险（放心保）业务”等。这些制度的改革涉及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等困扰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问题，这将实现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实现国际贸易的便利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全面提高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

（二）第二重红利――服务业的扩大开放红利

通过自贸区内金融市场改革，把金融改革与实体经济导向有机结合起来是上海自贸区建设的第二重红利，且意义更大。以金融改革为支点，通过简政放权降低交易成本，营造各经济主体的公平竞争环境，为未来加入高标准的国际自由贸易协定提供经验，以开放推动改革。这对推动上海经济中长期发展，特别是培育现代服务业有巨大裨益。

现代服务业的跨部门创新和我国当前政府行业管理的“部门化”之间形成了严重冲突。从政府职能的执行效率角度出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力边界必须是清晰的，也就是说权力边界必须要具有刚性，否则就会出现责任不清，操作难以落实的困境。从产业创新模式看，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有明显不同，现代服务业的创新往往是业务模式的创新，而业务模式创新又主要发生于服务业与其他行业交叉的领域。我国政府推行的以“审批制”为特点的行业准入和实行行业归口管理的制度，其优点就是政府可以更准确地了解行业发展的现状，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管制措施以及给予各种扶持政策；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对行业的管理权限有可能被无限放大，政府的刚性和低效率也会传导到中观产业和微观企业中去。另外，按斯蒂格勒提出的“俘虏理论”，如果一个政府部门只针对一个或几个特点产业，则政府部门很容易被该产业所“俘虏”，从而异化为产业资本家的代言人。

上海自贸区实施的“负面清单”和对民营、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解决了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平等竞争的问题；同时逐步减少行业归口性设置，增加内部协调、对外协调、制定标准、监督行业运营规范的职能处室，切断政府与行业、企业之间的利益纠葛，为营造现代服务业的宏观政策环境、推动区域服务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路径。

（三）第三重红利――政府职能转变与行政体制改革红利

上海自贸区建设中的最大红利还在于政府职能转变与行政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推动作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暴露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缺陷。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推出的救市措施，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业已存在的经济问题，反而加剧了经济风险，并有可能引发全面的社会、政治风险。“中国的经济问题是居民消费率过低的问题，它源自分配不公，这涉及的是政府、资方和劳方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政府角色调整滞后，造成政府失灵及其导致的市场失效。”[4]中国走出危机、避免新危机的根本路径，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同时配套推进国企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机制，完成公共政策的社会转向，尽快构筑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从十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国家新一届政府上台后的第一要务就是通过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大简政放权力度，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建设”）作为一项国家战略，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努力实现制度创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为制度创新的着力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自贸区建设为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大好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