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经济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封建社会经济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性生产？

经君健同志的《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一文［①a］，撇开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说法，试图从一个新的思路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他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应该说，经君健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学者虽然也认为战国秦汉以后自然经济不占统治地位，但他们大都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引起自然经济的瓦解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君健同志认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相适应。

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

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

篇2

《中国古代经济史》教材中，涉及大量的土地制度及赋税制度演变，和手工业、农商业发展状况的内容。教材内容多、涉及面广，学生轻易掌握不了，容易出现混淆概念的现象。故讲述时应尽可能理清经济体制演变历程，帮助学生认清其发展线索。

从中国土地制度演变历程来说，其经历“国有制私有制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演变过程，其中奴隶制度社会是最具代表的井田制土地国有制社会，该阶段土地制度用一句话描述，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制度则从土地国有制演变为三种形式，包括自耕农土地所有制、私有土地制、国有土地制。围绕土地和人口争夺，三者间展开异常激烈的斗争。但从本质上来看，中国土地制度在封建社会演变历程，就是进一步发展巩固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过程，整个社会历史中贯穿了封建大地主将国有土地和自耕农土地变为大地主所有地的过程。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在历朝历代中均有体现，如东汉时期出现的大地主田庄；南朝时期的封山占水；唐后期普遍建立的官僚、贵族以及大地主庄园；明后期遍布全国范围的皇庄和庄园等。并且，随着土地制度的变化，与之相应的赋税制度也发生着变化。赋税制度演变历程自春秋时期鲁国始，称之为“初税亩”，到唐朝时期则演变为两税法和租庸调制，直至明朝时期的“一条鞭法”和清朝时期的地丁银制，清晰地体现出赋税制度在封建社会下的发展线索。整条线索观察于以人丁为主转变为以土地财产为主的赋税征收中。赋税形式更是从实物、劳役转向为钱财，明显反映出在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中农民身份地位的提高，以及相对减弱的依附关系。

最后，在经济史讲述时，应适当选用生动形象的历史材料，让学生阅读与授课内容相关的历史背景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与之相应的经济生活场景，有利于学生理清历史概念关系，改善历史概念混淆的现状。

篇3

一、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性生产？

经君健同志的《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一文［①a］，撇开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说法，试图从一个新的思路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他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应该说，经君健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学者虽然也认为战国秦汉以后自然经济不占统治地位，但他们大都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引起自然经济的瓦解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君健同志认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相适应。

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二、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是要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三、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也只有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在经君健同志看来，“‘自给自足’是这种独立的封闭的经济个体最基本的特征，其他各点都是由此派生的”。也就是说，只有经济单位的生产与消费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保持平衡时，自然经济才得以实现。他把这称为“自然经济平衡律”。

按照经君健同志所论述的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必要条件来衡量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当然得不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结论。但问题是，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看来，能不能说“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最基本的特征？经君健同志在分析自然经济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时，是以西欧中世纪早期的领主庄园为考察对象的。但我们知道，即使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完全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为数也不多，更不用说中期和晚期了。在领主庄园之外，欧洲中世纪还有许多分散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他们更不可能具备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的五个条件。这就是说，如果用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平衡律”作为衡量的标准，则不仅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就连西欧领主制封建社会恐怕也很难说是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事实上，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经济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他们更多地是强调经济单位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①b］。应该说，自给性生产才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自给性的生产而后者是商品性的生产。我们可以认为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表现得最完整和纯粹的形态，但不能把自然经济归结为自给自足。同样是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形式满足本单位生活消费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可能表现出具体的差异，但这并不改变自然经济的本质。

方行同志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一文中，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多层次结构，亦即有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等不同生产类型的农户。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他一方面说：“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另方面又承认“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②b］这就不免使自己的理论前提陷入矛盾而难于自圆其说，因为“自给性生产”和“自给自足”毕竟是两回事。

自给自足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经济单位可以独立实现本单位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生产。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在中国古代是存在过的。《盐铁论·水旱》说：“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淮南子·主术训》说古代人君“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殖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险不生五谷者，经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上述材料虽说都带有理想化的成份，但在春秋战国以前，生活在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中的农民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而与市场很少发生联系，大致是事实。

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动。原先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瓦解了，各诸侯国普遍形成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小农农村。铁农具的推广和牛耕的使用是个体小农经济形成的物质基础，而这些生产资料却是大多数个体农民家庭无法自给自足的。许行及其门徒号称自食其力，“必种粟而后食”。但是他们却做不到“织布而后衣”，而且做饭的锅甑和耕田的铁农具都需要用粟去交换。原因很简单，“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①c］从战国到秦汉，无论是农民家庭或地主田庄，与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它们的生产和生活消费，都需要通过市场得到补偿和调剂。但是经济生活的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多数经济单位仍然从事自给性生产的性质，因而也就没有改变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特点。在本文往后的叙述中，我们对此将作具体的说明。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是反映经济生活运行机制的特定范畴。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需要应用经济学的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说明问题，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理论的抽象，才能深刻阐明经济现象的本质。但是我们又要注意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剪裁历史。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c］按照这种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理解不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一些论述出发，而应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给性生产是自然经济的本质，它并不排斥与市场的一定联系，而是以后者为自己的补充，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本认识。转贴于 　 二、“男耕女织”：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自然经济，主要也是就小农经济而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小农的生产能力并非一成不变，相互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差别的。有条件生产较多剩余劳动产品的农民家庭，也就有可能从事部分的商品性生产。但对于大多数的小农来说，基本上都是从事自给性生产。在封建社会前期，尤其如此。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③c］能够达到温饱的小农家庭并不多，而即使是这样的家庭，也仍然属于自给性生产的类型。

小农的自给性生产，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亦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历史文献谈到小农的生计时，经常耕织并提。《淮南子·主术训》：“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盐铁论·园池》：“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农民男耕女织的劳动生产物，除供自己家庭消费之外，还要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有的农民家庭，由于男子在外做事，或要专心读书，妇女也有从事田间劳动的。如刘邦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而平时锄草一类的劳动则由吕后承担。［①d］东汉高凤“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②d］。但一般说来，男子总是农民家庭田间耕作的主要劳动力。还有的农民家庭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如父家长死亡而子女幼小，或丈夫外出游学），妇女不得不单独承担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所从事的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可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拿到市场上出售，用以换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如乐羊子外出游学，思家返归，其妻引刀以裂织相劝，“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养姑，又远馈羊子。”［③d］乐羊子之妻所以能够独力奉养婆母，还“远馈羊子”，显然靠出售家庭手工业产品维持一家生计。但这个例子对于广大小农家庭来说，毕竟没有代表性。相反，孟光嫁给梁鸿，“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其后夫妻“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④d］，倒是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男耕女织以自给的实际情况。

正因为男耕女织是小农经济的基本支柱，所以封建国家维护和扶植小农经济的政策，着眼点往往也是加强和巩固小农的耕织结合。商鞅变法奖励“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⑤d］。秦始皇碣石刻石夸耀统一的秦帝国“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⑥d］而秦帝国的崩溃，恰恰是由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⑦d］，亦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被拖入绝境的结果。西汉一些政论家在谈到秦朝灭亡的原因时，大都要指出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⑧d］汉代皇帝屡次下诏劝课农桑，甚至亲耕籍田以供宗庙粢盛，皇后则亲自蚕织以奉祭服，作为编户齐民男耕女织的表率。当时的一些“循吏”，也都把劝课农桑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黄霸为颍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⑨d］。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木畦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⑩d］。王景为庐江太守，”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①①d］。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柘麻紵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①②d］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常见有男子扶犁和妇女采桑的图像。山东、江苏、四川等地的画像石，还有普通的织机的图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这些材料，都说明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说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这并不等于说当时所有农民家庭的衣着都由家庭纺绩业得到替换和补充。《汉书·食货志》载李悝计算魏国农民的收入和支出，其中衣着费用是以货币计算的。可见早在战国时代有些农民家庭已从市场购置衣服。秦汉时代当亦如此。农民衣着不可能全靠家庭生产自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桑麻的种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纺绩技术的推广则与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前引《后汉书·循吏列传》，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麻紵之属，劝令养蚕织屦。”说明在此之前，桂阳地区尚不知桑麻种植和纺织技术。同书《崔实列传》载：“〔实〕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实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絍、綀缊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可见五原到东汉后期家庭纺绩业才得以推广。大体说来，关中、关东和巴蜀这三个基本农业区，家庭纺绩业比较普遍，因而历史文献经常谈到这些地区“农桑衣食之本甚备”，“颇有桑麻之业”，“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等等。［①e］《后汉书·廉范列传》载，“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裤。”说明成都家庭纺绩业覆盖面很广。但即使在一些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也并非所有农民家庭都存在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东汉初年禁民二业，刘般上疏说：“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②e］可见家庭纺绩业不能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但上述这些情况，都不能否定男耕女织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汉武帝时，一岁之中，“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武帝东封泰山，巡海上，“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③e］这样大量的丝织品，都是广大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东汉末年，曹操平定冀州后，下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④e］。如果说这还只是限于曹魏统治地区的话，那么西晋平吴实现全国统一之后，“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⑤e］，就足以说明从东汉后期到三国，家庭纺织业已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也结合得更为紧密了。 　 三、小农的经济状况及其与市场的联系

说小农经济具有自给性质，并不意味着农民的劳动生产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全家生活消费之后就不可能有剩余了。小农的生产条件不同，经济状况和生活消费的水平也会有差别。西汉初年封建国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不少农民家庭不但可以过上温饱的生活，而且多少有些积蓄。《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盐铁论·结和》也说，汉武帝即位之前，“上求寡而易赡，民安乐而无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数年之蓄，县官余货财，闾里耆老或及其泽”。但是农民经济状况的改善，并没有改变他们自给性生产的性质。汉武帝即位以前，农民和市场的联系一般说来是比较少的。《史记·律书》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又《盐铁论·国疾》载贤良曰：“窃所以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入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羸，止作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贤良所谓“往者”，即指武帝之前。他所说的“常民”，除了地主豪富之外，也包括一些比较殷实的农民。这一幅生活图景，正是与市场较少联系而自给程度较高的小农经济的写照。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由盛转衰的时期。这个时期一方面由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出现了商品经济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贫富分化的加深和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加重，出现了大批农民破产外出流亡。有的学者从农民的“背本趋末”，得出了自然经济已经解体的结论。我们很难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所谓农民“背本趋末”，并不能理解为农民都去从事商业活动，更不能认为他们已经从自给性生产转为商品性生产。昭帝始元四年诏曰：“比岁不登，民匮於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师古注：“流庸，谓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作。”［①f］说明离乡外出的农民，很多是从事暂时性的雇佣劳动。恩格斯在谈到古代的雇佣劳动时说：“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②f］汉代许多外出庸作的农民，也具有这种性质。他们所从事的雇佣劳动，只是弥补生计不足的一种“暂时措施”和“副业”。一般说来，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要回乡务农的。即使有些人从事只需少量资本的贩运性商业，也都带有暂时性和季节性的特点。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劳动，与其说他们是“背本趋末”，不如说是“以末补本”。有些从事贩运性商业的农民，其实也是雇佣劳动者。居延汉简所载“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③f］，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寇恩原是颍川昆阳市南里人，寄居居延，简文称他为“客民”。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育本当为鄣候粟君载鱼去觻得出售，他们因故不能去，雇用寇恩与粟君的妻子同去，约定“载鱼五千头”，“卖鱼沽出时行钱*[原字廿加廿]万”。但是到了觻得之后，卖鱼所得不足四十万。寇恩把原来谈好给他作为僦值的一头黑公牛卖了，凑成*[原字廿加廿]二万给了粟君妻子，尚欠八万。回来后，寇恩以粟君雇他儿子捕鱼应得的庸值相抵，认为粟君还应给他儿子庸值余谷六石一斗五升。可是粟君不给，反而向居延县廷告寇恩负债。寇恩为粟君去觻得卖鱼，带有包销的性质。但他并没有能够获利，反而是把自己和儿子的工钱都赔了进去。这个事例，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那些所谓“背本趋末”的农民的实际情况。

商品生产的基础是社会分工。秦汉时代专门从事园圃业和畜牧业的农民基本上属于商品性生产，因为他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秦汉之际的召平，“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④f］。像召平这样的种瓜专业户，当然就属于商品性生产的农户。但是从事谷物种植业（这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的农民，情况就不一样，他们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养家糊口。以种植谷物为生的广大农民家庭，并不具备从事商品性生产的条件。即使有些农民家庭有可能把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我们也不能把这些农民家庭列入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因为他们出售的剩余产品不但是很有限的，而且这种交换行为是不经常和非预定的。晁错在谈到农民生活的困苦时说：“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①g］农民为了应付水旱之灾和封建赋敛，有时不得不把有限的剩余产品乃至一部分必要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他们的这种交换行为并非经常和预定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秦汉时代广大农民之所以只能从事自给性生产，而不能从事商品性生产，这是小农经济低下的生产能力所决定的。战国秦汉时代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由于土地丰度不同，加之当时亩制和量制都有大小之别，史书记载出入较大，要得出精确的估算有一定困难。以汉代而言，大致说来，平均一小亩可产粟2石，一大亩可产粟3石。［②g］耕种百亩（小亩）土地的农家，每年可收获粮食200石左右。这个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是否还有剩余呢？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消费水平会有差别，但各个时代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存消费，大体上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晁错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③g］从文献记载和汉简的有关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消费。《盐铁论·散不足》说：“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汜胜之书》说：丁男丁女“岁食三十六石”粟。王充《论衡·祀义》说：“中人之体七八尺，身大四五围，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饱足，多者三四斗。”崔实《政论》说，长吏及其奴从二人每月“食粟六斛”。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成年劳力每月口粮大致需要谷三石。汉简所载边塞吏卒的廪食，每月基本上是粟“三石三斗三升少”［④g］，比上引一般劳力的口粮略高，这大概是因为边塞吏卒劳动条件比较艰苦的缘故。汉简还载有吏卒家庭成员每月的廪食标准，大女和子使男“二石一斗六升大”，子使女和子未使男“一石六斗六升大”，子未使女“一石一斗六升大”。边塞戍卒在服役之前，基本上都是农民，封建国家供给戍卒家庭的食粮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普通农民家庭为保证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食粮消费量。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不同规模和结构的农民家庭为维持全家生活所必需的粮食月消费量和年消费量。一个父母妻子型的五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2．48石，年消费量为149．76石；如果有三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为13．32石，年消费量为159．84石。一个夫妻子型的四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0．32石，年消费量为123．84石；如果有一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9．48石，年消费量为113．76石。汉代农民家庭的饮食非常简单，通常是“饼饵麦饭甘豆羹”，“园菜果蓏助米粮”。在估算农民家庭最低限度的饮食消费时，我们甚至可以不考虑菜蔬，但食盐的费用则是不可缺少的。汉简所载官府供应边塞吏卒及其家属的食盐，基本上是每人每月三升。据此估算，四口之家每月需要食盐12升，全年144升；五口之家每月食盐15升，全年180升。农家食盐要从市场购买。汉简有关于粟价和盐价的记载，假定盐价每斗30钱，粟价每石100钱，四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4．32石，五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5．4石。至于衣服费用，这是一个比较难于估算的项目，因为南方和北方需要的服装不同，各种衣服耐穿的程度也不一样。有手工业的家庭可以自己解决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员衣服的替换，而另外一些家庭的衣服则需要全部或部分从市场上购买。如果按照《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估算战国时代农民家庭全年衣食费用约为1∶1．8的比例来测算，汉代五口之家一年的衣服费用相当于82石粮食，四口之家相当于68石粮食。这样，我们大体上可以估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所需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有两个大男的五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49石，食盐折粮5．4石，衣服费用折粮82石，共需236．4石。有一个大男的四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14石，食盐折粮4．32石，衣服费用折粮68石，共需186．32石。有了这样一些参照数字，我们对于汉代小农家庭的生产能力究竟能有多少剩余产品用于交换，就可以作出比较接近实际的估计。每年收获200石谷物的四口或五口之家，如果只计算口粮和食盐消费，应有富余；但如果加上衣服费用，则只有很少剩余或入不敷出。而这还没有扣除种子、农具等生产费用和封建国家赋税的支出。可以想像，农民怎么可能经常有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出售呢？贡禹有田百三十亩，自称“年老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元帝征召他为谏大夫，他不得不“卖田百亩以供车马”。［①h］像贡禹这样有130亩土地的农家，尚且不能保证全家温饱，土地不满百亩的农民就更可想而知了。事实上，汉代农民占有土地不足百亩的很多。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记载的25户农民，占有土地的状况多数是二、三十亩，最少的才八亩。其中占地最多的一家，是“户人胜能田三人口五人”，也只有“田五十四亩”。［②h］以他家的情况来看，如果只靠土地收获，没有别的谋生之路，显然也是无法度日的。

农业的副业是农民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农民种植谷物入不敷出，其生计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副业来弥补的。这就决定了副业的性质基本上也是自给性生产。纺绩业主要是为了供给家庭成员的衣着和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果蔬种植和牲畜饲养也是为了生活和生产消费的需要。黄霸、龚遂、茨充、崔实等人在郡太守任内劝民畜养鸡豚、种植果蔬和养蚕纺绩等，都属于在农民中推广自给性副业生产的性质，而谈不到是商品生产。崔实《四民月令》说：八月“趣织缣帛，染彩色。擘丝治絮，制新浣故。及韦履贱，好豫买，以备冬寒。”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为了满足自身衣着替换的需要。

我们说秦汉时代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具有自给性质，而没有从事商品生产，这并不排斥他们和市场保持着程度不同的联系。把农民与市场有联系，在市场上出售部分农副产品，与商品生产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农民和市场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外乎是由于如下的一些原因。

第一，小农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并不完全具备维持再生产和满足自身消费的必要生产条件。铁农具和食盐是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但这两项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③h］。即使是衣着之类的消费品，如前所说，也并不是所有农民家庭都能自行生产的。

第二，封建国家的赋税并不完全征收实物，汉代的算赋、口钱和更赋都需要用货币支付。农民为了缴纳赋税，不得不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汉武帝置均输官，对农民“释其所有，责其所无”，也迫使农民不得不“贱卖货物以便上求”［①i］。

第三，无地少地和生计艰难的贫苦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长年或在农闲季节外出从事雇佣劳动。这部分靠庸作增加收入的农民家庭，大都要从市场上补充大部分或一部分生活资料。

总之，秦汉小农和市场的联系，不论是出售商品或购进商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出之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一种不得已的交换，并不是为了牟利的目的而采取的经常的交换。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而不是价值的交换。价值规律对农民投入市场的产品虽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如“谷贱伤农”），但农民的生产品种和耕种面积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变动。小农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受价值规律支配，说明农民和市场的联系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属性。 　 四、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有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把土地出租，另一种是自营田庄。这两种经营方式既有自给性的生产，也有商品性的生产。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是秦汉时代农业中商品生产主要的经济单位。

租佃制地主经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一般只管收租，并不干预租佃农民的生产过程。因此，租佃制地主经济实际上包含了地主家庭和农民家庭两个经济单位。就租佃农民来说，他们交纳的地租虽然是自己的剩余产品（有时也包括一部分必要产品），但他们生产这些产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租种土地这一必要的生产资料，因而这些产品并不具有商品的性质。租佃制的农民经济，应该说和自耕农经济一样，基本上也属于自然经济类型。至于租佃制的地主经济，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一个拥有200亩（小亩）土地的地主，在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的全年收获。假定这个地主每年地租收入有200石左右谷物，如果他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这个地主家庭的生活消费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庭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投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只不过是从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剩余产品转变为地主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费品，租佃地主经济显然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而非商品经济。但是，地主地租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他出租土地的数量。汉代有些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达数百顷，甚至千顷以上。如有名的酷吏宁成，因犯法抵罪髡钳，他回到家乡后，“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②i］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指出，“豪人货殖，馆舍布於于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就非常可观了。一个拥有1000亩土地的地主，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每年可收租谷1000—1500石左右。如果拥有100顷土地，则地租量可增加10倍。这样大量的租谷，地主家庭当然不可能全部自己消费，而会投放市场换取巨额的货币，以便过上豪奢的生活，并且进一步扩大土地的占有。宁成把土地出租之后，几年之间“致产数千金”［①j］。马援在陇汉间役属宾客田牧，“至有牛马数千头，谷数万斛”［②j］。《昌言·理乱》篇说：“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马。……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於四方；废居积贮，满於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这些身兼地主和商人的“豪人”，他们投入市场流通的商品，有许多本来就是从租佃农民那里榨取来的剩余产品。这样，地租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当地租量在满足地主家庭的必要消费之后还有富余时，以谷物为主要形态的实物地租对于地主来说，已经不再只是具有使用价值，它还代表着一种交换价值。因此，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也就不能再简单归结为自然经济，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了。正是地租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诱使大土地所有者不断扩大土地兼并和租佃制的经营。土地越多，意味着可以用来交换的地租量越大。这也是为什么汉代一些权家豪民热衷于从封建国家那里假得大量公田，再转手出租给贫民的原因。《盐铁论·园池》篇中的文学曾指出：“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有的属于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如秦汉之际的宣曲任氏“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③j］。又如西汉末年的南阳著姓樊重，其田庄“波陂灌注，竹本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④］j］。不但规模很大，而且农、林、牧、副、渔生产俱备。《后汉书·樊宏列传》说：

〔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

樊家田庄不但“闭门成市”，“有求必给”，而且连制作日用器物所需的梓树和漆树，都在田庄之内种植。像这样高度自给自足的田庄，比之欧洲中世纪一些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可以说毫不逊色。但是樊重又是一位货殖家，他不但从事商品生产，还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秦汉时代像樊重那样高度自给自足的地主田庄是很少的，但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地主田庄却不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另一特色。它说明，不能把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理解成完全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两种经济类型，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在同一经济单位中并存，并且相互补充。

秦汉时代完全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大多生产地区性的土特产。《史记·货殖列传》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qiū①③；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谷物和姜韭不属于土特产，但也必须土地肥沃又靠近城市，生产才有利可图。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到谈到上述这些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时，说他们是“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可见这些大土地所有者自己并不经营商业，其产品是由专门从事贩运贸易的商人收购而投放市场的。而这也就意味着上述大土地所有者所经营的商品生产的规模及其获得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人对他们的产品收购的数量。由于多数农副产品容易腐坏和不易贮存，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们大多只能在地方小市场或附近的都市销售，这不能不使得农副产品的商品生产受到很大限制。《史记·货殖列传》在谈到“通邑大都”的商人每年出售的商品数量时，列举了“千石”、“千钟”、“千钧”、“千足”、“千皮”等等。论者或据此认为当时商品的营业额很大，说明市场广阔。其实，《货殖列传》的这段材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明汉代市场的历史实际，是很值得研究的。商品形态各种各样，司马迁一概以“千”计算其销售量，这不过是形容其多而已。即使我们相信司马迁的话有一定可信性，也需要再具体分析。就以《货殖列传》所说的“贩谷粜千钟”而论，一钟六斛（石）四斗，千钟6400石。大都市的商人一岁之中可出售如此数量的谷物，这个营业额可以说不小。但按照当时一般人每月需要口粮3石计算，6400石只相当于供应178人全年的口粮。这样的供应量对于大都市的商人来说，就不见得很大。又《货殖列传》说，拥有“带郭千亩亩钟之田”的素封之家，其收入“与千户侯等”。如此看来，大都市商人全年销售的千钟谷物，相当于一个素封之家千亩良田一年的粮食收入。有了上述这两个参照数字，我们对于“贩谷粜千钟”所反映的商品销售规模，就有可能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估计。其他一些商品的销售，也有类似的情况。如一岁之中出售“鲐鮆千斤”，乍一看来数量也不少。但如对照前引居延汉简所载寇恩一次长途贩运卖鱼5000头，则大都市中的商人一年卖鱼千斤，这个营业额也就不足称道了。总之，对《货殖列传》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市场规模，不能望文生义而作过高的估计。 　 五、民间手工业与官府手工业的商品生产

与农桑并举的家庭手工业不同，独立的民间手工业的产品基本上是为了出售。不论是个体手工业者的手工作坊或是豪强大家的手工工场，都属于商品生产的经济单位。

与编户齐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主要是酿造、纺织、煮盐、冶铁、铸钱、制陶等业。其中，盐铁关系民生尤其重大。在封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之前，盐铁生产主要掌握在豪强大家手中。有些豪强的手工工场“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①k］，生产规模相当可观。这些盐铁工场主大都兼营商品生产和销售，亦即成为盐铁商。他们“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②k］，因而皆致巨富。但是盐铁商“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③k］，却反映市场机制很不健全。《盐铁论·水旱》说：“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更说明价值规律的作用有限。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规模很小，其产品只能在地方小市场出售。《盐铁论·水旱》说，有些生产铁农具的个体手工业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转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贾，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这种在田间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则显然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

西汉中叶以后，“公卿大夫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①l］。消费观念的变化，刺激了某些手工业商品生产的繁荣。以衣着而言，过去高级丝织品民间是很少服用的，而到了武帝、昭帝时期，“富者缛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烟之饰”［②l］。由于消费需求扩大，锦绣冰纨这类高级丝织品的生产有了较大发展。齐地、蜀郡和陈留郡的襄邑都以高级丝织品的生产而驰名。《论衡·程材》篇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汉书·地理志》说，齐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左思《蜀都赋》描写成都织锦生产的情况说：“圜圚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其他供统治阶级和富人享受的奢侈品生产也很发达。但这类奢侈品生产的增加，并不足以反映整个社会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因为它们毕竟不是广大农民所能享用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在抨击“女极纤微，工极技巧”的侈靡风气时，就指出“夫纨素之贾倍缣，缣之用倍纨。”［③l］。民间需要量最大的纺织品是缣布，而缣布的主要来源是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

官手工业的产品大致有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如东西织室和齐三服官生产的高级丝织品，各地工官生产的高级漆器、玉器、金银器和铜器等。这类产品基本上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二是军国之用需要的产品，如钱币、士兵的武器和装备、水利工程和皇家建筑工程和用品等。这类产品也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三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铜器、陶器等。这类产品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由于封建国家实行垄断，官手工业的盐铁生产获得巨大的发展。我们应该承认盐铁官营在某种程度上有保障人民供给的作用，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许多弊病。《盐铁论·水旱》载贤良说：“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原字石加坚]，善恶无所择”。“盐铁贾贵，百姓不便。”“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贤良所说的这些弊病，在官营手工业中带有普遍性。封建国家经营商品生产，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只要有利可图，根本不考虑维护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官手工业的劳动者主要是征发来的农民。他们的劳动带有封建劳役制的性质。由于被征发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负责管理的官吏又不负责任，只求产品数量达到上面规定的指标，不考虑质量，因此成本很高而质量很差。产品卖不出去，官吏就强行配卖。凡此种种，都给人民带来了许多不便和痛苦。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虽然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的主张未被当政者采纳，但王莽末年终于被迫废除包括盐铁官营的六管之禁。东汉初年曾一度恢复盐铁官营的政策，而自和帝之后，就实行私营而由国家征税了。盐铁官营这种商品生产之所以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完全违反价值规律。也可以说，它其实还带有很深的自然经济的烙印。

六、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看封建经济的特点

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时，不应当把某些经济单位的经济类型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类型混为一谈。

我们可以确认封建社会中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但不能据此就推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都具有商品经济的性质。同样，肯定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自然经济性质，也不必否定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作绝对化和公式化的理解，因而不免在总体判断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一般说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商品生产建立在对劳动者的超经济强制的基础上，因而不论某些生产部门商品经济有多大发展，总免不了要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马克思曾经指出：

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

他还以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为例说：

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像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实物占有。［①m］

秦汉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虽然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但是剩余劳动的占有不是以交换为中介，而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超经济剥削为基础则是一样的。如上所述，秦汉官手工业（并非全部）和私营手工业是从事商品生产的部门，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通常也从事商品生产。但是它们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奴隶、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佣劳动者和被征发来的农民，因而这种商品生产同样也保存着自然经济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农业是古代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秦汉农业中从事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以及一部分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占绝大多数，这就决定了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只不过这种自然经济不但不排斥商品经济，反而是和商品经济结为一体。

秦汉时代商人资本活跃，这是人们容易得出自然经济已经被商品经济所取代的结论的重要根据。历史文献对于秦汉商人的活动确实有许多生动的描写，如“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②m］；“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③m］；等等。我们从这些材料诚然可以看到当时商人资本的活跃，但又不能完全相信其中的夸张之词。试设想一下，如果真是“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社会生产还有可能维持下去吗？有的学者认为秦汉时代已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可见即使像洛阳、邯郸这样的都市，也只是区域性市场的中心。《盐铁论·通有》云：“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说明各地的土特产流通范围有限。当时的民谚：“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④m］也反映了农副产品交换没有越出区域性市场之外。汉武帝通西南夷，“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亿万计”［①n］。实行均输法之前，各地所输赋物运至京师时，“或不偿其僦费”［②n］。为了供应京师官员和官奴婢的口粮，“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③n］。上述事实说明当时许多地区交通很不便利，甚至连封建国家需要的物资供应都遇到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到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呢？至于司马迁所说的“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④n］，能不能说是形成了平均利润率，也是值得商榷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主要是建立在贱买贵卖和欺诈性买卖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基于价值规律的正常利润率的基础上。秦汉时代的市场机制不健全，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有限，前文已经有所论及。有的学者指出，《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谚语，恰恰说明当时没有形成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价值规律也不可能负担起调节社会总劳动合理分配的任务，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⑤n］

商品生产不发达，商品交换的范围有限，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归根到底是由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所决定的。这种情况与商人资本的活跃并不矛盾，因为“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⑥n］。商品经济包含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几个环节。一般说来，商品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经济的正常繁荣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在秦汉时代，由于商人资本的活跃，却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商人资本得到独立而优先发展的条件下，“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⑦n］他还说：“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⑧n］秦汉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如前所述，秦汉小农和一部分租佃地主的经济本来都属于自给性质，但是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以及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的需要，他们不得不把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换取货币。从一个农民家庭或一个地主家庭来说，这些产品的数量是很有限的，但在市场上集中起来，经过商人转手出售的商品数量却是相当可观的。于是我们看到，尽管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数量并不多，但是活跃的商人资本却源源不断地把众多的产品转化为商品。众多的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就形成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结合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它不仅表现为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且表现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种经济运行形式能够互补和互相制约。无论是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在自然经济中都包含着商品经济的成份；而在商品经济中，又都带有自然经济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是不完全的自然经济，而其商品经济则是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之所以说自然经济不完全，因为它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之所以说商品经济不发达，因为商品生产不发达，市场发育不健全，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有很大局限。

了解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结合的这种特点，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现象就不难作出合理的解释。由于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自给性生产的单位又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品交换就比较发达，不像欧洲早期中世纪那样，产品很少进入流通过程。但是，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人资本就非常活跃，商业也相当繁荣，由于商品生产并没有相应的发展，是商业使产品变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瓦解自然经济，反而是延长了自然经济和封建生产方式的寿命。因为作为封建生产方式广阔基础的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可以通过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弥补生计不足，从而使男耕女织的自给性生产继续维持下去。广大农民的消费能力低下，对市场的需求有限，又无从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扩大和提高。这样，封建经济结构就得以长期延续下来。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被视为最重要的财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成为人们治生的信条。商人的货币财富往往不是用于增加商品生产，而是用于扩大土地占有。农民因为对市场有所依赖，不得不在受地主和封建国家和剥削之外，再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维持再生产的能力特别脆弱，与他们受三层剥削有关。还应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与商品经济有天然的联系，这就为封建国家掌握大量财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封建国家征收的赋税既有实物，又有货币。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与市场的联系，保证了货币的征收得以实现。封建国家把征收的实物投入市场，又可以换取大量货币。不仅如此，封建国家通过垄断盐、铁、酒等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又大大扩充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就为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庞大的官僚队伍的俸禄、士兵的给养等等）以及它内外职能的发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这些现象，都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 　①a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①b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9、430页；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58页。

②b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①c 《孟子·滕文公上》。

②c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5页。

③c 《孟子·梁惠王上》。

①d 《史记·高祖本纪》。

②d 《后汉书·逸民列传》。

③d 《后汉书·列女传》。

④d 《后汉书·逸民列传》。

⑤d 《史记·商君列传》。

⑥d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⑦d 《汉书·食货志》。

⑧d 参看《汉书》《严助传》、《主父偃传》、《严安传》、《伍被传》。

⑨d 《汉书·循吏传》。

⑩d 《汉书·循吏传》。

①①d 《后汉书·循吏列传》。

①②d 《后汉书·循吏列传》。

①e 参见《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

②e 《后汉书·刘般列传》。

③e 《汉书·食货志》。

④e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

⑤e 《晋书·食货志》。

①f 《汉书·昭帝纪》。

②f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1页。

③f 释文见《文物》1978年第1期。

④f 《史记·萧相国世家》。

①g 《汉书·食货志》。

②g 参看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又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第2编第4章。

③g 《汉书·食货志》。

④g 汉简所载吏卒的廪食，有每月粟“三石三斗三升少”、“三石二斗二升少”、“三石”，以及“二石”、“一石九斗三升少”等不同记载，而以“三石三斗三升少”记载最多，陈直先生曾指出“三石三斗三升少”是小石，“二石”是大石，见《居延汉简研究》第2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①h 《汉书·贡禹传》。

②h 参看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③h 《汉书·食货志》。

①i 《盐铁论·本议》。

②i 《史记·酷吏列传》。

①j 《史记·酷吏列传》。

②j 《后汉书·马援列传》。

③j 《史记·货殖列传》。

④j 《水经注》卷29《泚水注》。

①k 《盐铁论·复古》。

②k 《汉书·货殖传》。

③k 《盐铁论·禁耕》。

①l 《汉书·食货志》。

②l 《盐铁论·散不足》。

③l 《盐铁论·散不足》。

①m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39页。

②m 《史记·货殖列传》。

③m 王符：《潜夫论·浮侈篇》。

④m 《史记·货殖列传》。

①n 《汉书·司马相如传》。

②n 《汉书·食货志》。

③n 《汉书·食货志》。

④n 《史记·货殖列传》。

⑤n 参看叶茂：《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述评·封建地主制前期（以战国秦汉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⑥n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6页。

篇4

中国封建民法有其自身的法律规范体系，分析中国封建民法的法律规范体系要从中国封建社会多样的法律渊源及它们各自间的协调关系入手。笔者认为，中国封建民法的法律规范体系是“国家制定法+习惯法的二元民法法律规范体系”，封建国家制定法里的民法成分和封建民间习惯法里的民法成分是封建民法的两大内容，而国家制定法民法与习惯性民法的协调运作是这两大部分合称为“体系”的关键。

一、国家制定法体系与封建民法

（一）封建法典里的民法成分

“不能从主要法典编纂形式上的民刑不分得出中国古代没有民法的结论”。“民刑不分”是从法典编纂的形式而言的，从内容上讲，封建法典民刑有分。“我们不能一看到户婚田土方面的条目，即视之为民事法规”，同样，“一些条文虽然规定了刑罚，但条文却体现了民法的精神和原则，因而也应视为民法渊源。”所以，必须将调整对象标准与调整方法标准结合运用，才能在中国封建法典里各部门法成分间关系的研究上要得出客观中肯的结论。

1．民事法律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在一条或多条法典条文中并存

按照现代法学理论，法律规范包括假定、处理、制裁三个结构要素，这三个结构要素可能并不全然出自同一个法律条文中。但在中国封建法典里，这种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一个法典条文往往包含了一个或多个完整的法律规范；不同部门法的法律规范或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组成也会并存于同一个法典条文中。尽管民事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也在法典中的大量并存，以至于法典条文究竟应该属于民法条文还是刑法条文都很难去界定，但民事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在法典条文中的并存还没有达到混为一汽的复杂局面，在多数情况下民法规范与刑法规范还是能够明分“泾渭”的。例如，《唐律疏议·户婚律》卑幼自娶妻条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该条就即包含了卑幼自娶妻情况下婚姻有效的民事法律规范，又包含了卑幼违法婚姻的刑事法律规范。

2．民法法条与刑法法条在法典中交错混杂

从调整对象标准和调整方式标准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笔者认为：以民事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且予以“笞“以下处罚或不科以任何处罚的条文规定，是法典里应归属为民法的条文。例如，《唐律疏议·户婚律》同居卑幼私辄用财条规定，“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疋笞十，十疋加一等”。同条疏议曰，“凡是同居之内，必有尊长。尊长即在，子孙无所自专。若卑幼不由尊长，私辄用当家财物者，十疋笞十，十疋加一等”。该条是《唐律疏议》调整家庭内部尊长与子孙之间财产关系的条文，确立的是家长对家庭财物的决定支配权。从调整对象上讲，该条文是以民事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从调整方式上说，该条文具备了事前调整（确定、范导）和事后调整（修补、保障、惩罚）两层民法调整方法的作用和功能。并且，“笞”这种惩罚方式跟“杖”、“徒”、“流”、“死”这四类刑罚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封建社会的法律语境下，“笞”刑与当今刑罚的概念是有很大出入的。

3．民事法律规范和民法法条与其他部门法在封建法典里混交的原因

民事法律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民法法条与刑法法条在法典里时而并行、时而交叉的局面有很多方面的成因，最为直接、关键的原因有如下两个。

其一，封建法典条文所指向的民法调整对象具有多重性质。封建法典里很多典型的法条，比如唐律里的同姓为婚条、子孙别籍异财条、奴娶良人为妻条、占田过限条等，在浅层上直观分析，它们是以婚姻关系、家庭关系、财产关系等民事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但往深层分析，我们又能发现这些法条背后所规制的隐性调整对象——直接关乎封建国家统治秩序、社会秩序和家庭秩序的纲常伦理的核心部件。这又使其具有刑法调整对象的性质。

其二，封建法律调整方式的历史局限性。“从法律的发展历史来看，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最初的古代民事性质法律规范都含有明显的刑法内容”，近现代社会，社会关系的多样性、社会交流方式的多样性、利益实现方式的多样性都为法律调整方式的多样性提供了基础。就民法的调整方式来说，无论是事前调整还是事后调整，都能够借助社会的发展实现其为达到预期调整效果而架设的调整方式体系的系统性与完备性。而在封建社会——那个较现代而言无论从社会制度还是从社会经济来讲都相对落后的时代——无法为多样的民法调整方式提供生存的土壤。故而我们应该能够很容易的理解：在没有实现私人利益的货币化度量的社会，古人在处理民事案件时总要用“刑罚”去代替其他利益救济的方式。

（二）令格式例等国家制定法中的民法成分

“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规物程式”，封建时代的律、令、格、式、例有着其各自不同的功能分工。作为国家制定法的令、格、式、例亦包含了大量的在现在看来分属于不同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其中当然包括民法法律规范的存在。以唐令为例，整个唐令体系就包含了大量的民事法律规范，其中尤以户令、田令、关市令、杂令等部分最为集中。这些唐令所调整的范围涉及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诸多方面，如邻里关系、家庭身份关系、家庭财产关系、契约关系等等。不可否认的是，令格式例里都确实存在着诸多调整诸多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规范，这些民法规范社会调整功能实现的现实性和有效性与令格式例等不同形式的封建法社会调整功能的实现具有相同的说服力。

二、习惯法中的主要民法成分

“在尚无国家和国法之际，各氏族、家庭及家族为了维持必要的秩序，以便在危机四伏的艰难环境中生活下去，必须有一定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家人、族人，以防少数肆意妄为的害群之马破坏整个群体的生存条件。”这应该是习惯法的最初形成。而后，随着社会交往的加深，约束不同氏族、家庭及家族之间的人与人的行为规范也不断地形成。“在社会生活的初期，法律渊源几乎全部来源于习惯。”通观整个世界的法的发展历程，东西方各国无不如此。而在中国封建时代，习惯法当然是调整各类复杂社会关系的重要规范。否则我们很难想象，仅依凭封建法典里关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简约而又笼统的法律规范，如何实现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民事生活的有效规制。在中国封建社会，“习惯法实可简单视之为今人所谓民法的对应物。显而易见，中国古代习惯法所调整的事务，诸如婚姻、析产、继承、买卖、租佃、抵押、借贷等等，都是现代民法中的重要部分；而这些内容，古代法典或略而不载，或仅具大纲，正是由于民间习惯法弥补其不足，才使民间社会生活，尤其是其中的经济生活成为可能。

（一）家法族规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基层组织模式和家法族规的发展。中封建社会是一个以自给自足小农经营为特点的农业社会，生产单位的独立与集中，以及交换流通的相对封闭，都为以血缘为中心的家庭生产生活组织模式的稳定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科技革新周期漫长、社会生产方式极其稳定的中国封建时代，人们为了基本的生存、更好的生活、扩大生产，必须以家庭、家族组织为轴心开展生产生活。中国封建时代特殊的农业经济基础决定了以家庭、家族组织为轴心的社会组织模式的稳定与发展，正是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下，家法族规的发展得到了非常适宜的“阳光和土壤”。

通观整个中国封建时代，家法族规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渐成文化的发展过程。家法族规的成文化大抵是在有唐一代正式确立的。自唐代以后，家法族规这一习惯性法律的成文化便成为中国封建法系统乃至整个中华法系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成文化的家法族规虽然不是有国家统一制定、颁行，但却确得到了国家的认可。成文化的家法族规不直接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但却自有一套成熟的族群强制力量作为保障，这套保障力量也获得了国家的支持。成文家法族规从静态上的内容和形式，到动态上的制定和实施都有很大的规范性、稳定性、结构的严谨性和适用的普遍性。所以，家法族规是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稳固的习惯性民法。我们甚至能够看到，家法族规的很多特征与国家制定法的特征有了相当高程度的类似。

（二）行规业律

在中国封建社会，行规业律绝对是社会关系调整的支柱力量，尤其是在家庭外部的各类民商事关系调整中，行规业律发挥着相当程度的主导作用。行规业律虽然仅以行业内及与行业有关的各类关系为调整对象，但这类调整对象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单一。行规业律适用于行业内的生产、物流、买卖等领域，财产关系显然是其调整对象的大宗。但除了大量的财产关系外，很多人身关系也是行规业律的调整对象。例如，拜师入行后，师徒之间会建立诸多的人身关系，对这些人身关系的调整，各行规业律自有自己详尽的规定。

跟家法族规的成文化形式一样，行规业律也有其成文化的特征。成文化使得民间的习惯性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更加严谨、稳定、权威、规范，这也使得其适用更具普遍性。从空间上讲，行规业律的空间效力区域一般都保持在省际甚至更广的范围内，甚至一些行规业律在全国范围内都保有效力，例如“镖不喊沧”这一镖局行规，在清代已经成为南北镖行同遵之规。另外，行规业律的稳定性和适用的普遍性还表现在它的传承上。中国封建时代的很多行规业律不仅在空间上有横向的普遍性，其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承也是其一大优质特征。有很多行规进过不断地传承与发展，甚至演化出某种习惯法文化。例如，景德镇瓷业行规所形成的礼俗文化。

（三）契约

在中国出土的古代文物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封建时代的契约文书。通过这些契约文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契约关系涉及买卖、雇佣、租赁、借贷、合伙、承包、信托、遗嘱继承等诸多方面。并且，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契约文书里，频繁地出现“民有私约如律令”、“有私约者当律令”、“知卷约，如天帝律令”等字眼。这一方面反映出封建社会民事主体间契约关系的发达，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契约具有相当的“法律效力”已获得私人和官府的承认。虽然与西方契约法里的“契约自由”、“契约神圣”核心理念存有隔阂，但“如果因此就说中国古代没有契约法，不但在理论推导上有明显的漏洞，与中古代长期大量存在契约关系的基本历史事实也不符”。

三、“国家制定法+习惯法二元民法法律规范体系”的协调

鉴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民事习惯法在社会调整中的特殊作用，其在封建民法规范体系中显然不是以“配角”的身份处于国家制定法的压制之下。相反，在中国封建社会，民事习惯法的运作及作用反而比国家制定法民法更为频繁、更深刻。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封建社会民法体系中的国家制定法部分与习惯法部分是否会产生剧烈的冲突和碰撞呢？历史已然证明，这种冲突及其恶性发展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在封建时代，民法体系中的国家制定法部分与习惯法部分在其形成、制定及运作过程中是相当协调的。

首先，国家制定法中的民法规范的制定是对某些习惯性民法规范的强化，其基本上没有对习惯性民法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进行压缩与破坏。毋庸置疑，上升为国家法律层面的社会规范在效力上要高于其他一般的习惯性规范，无论习惯性民法在民事生活中发挥着如何巨大而深刻的作用，其都无法与国家制定法相悖。但在中国封建时代，国家制定法民法与习惯性民法的关系却不简单地表现为一种“位阶”层面上的服从与被服从的问题。中国封建法典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相当有限，其并没有一个系统、独立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的存在。封建法典对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规定相当的狭隘与松散，其仅就直接关乎封建王朝统治的一些重点问题（如关乎支撑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维护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强调，而无法囊括整个封建社会的诸多民事法律关系。所以，在中国封建时代，国家制定法民法与习惯性民法不存在大面积的接触，它们对封建社会民事关系的调整各自施展着或同或异的能力与作用。

其次，习惯性民法也能代替国家制定法的某些功能，为国家意志的落实提供帮助。家法族规、行规业律等习惯性民法规范的制定和实施之所以能够得到封建阶级的认可与支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统治者看到了这些习惯性民法规范在维护封建统治、实施国家意志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家法族规为例，家法族规在封建时代所起的功能有：（1）保护维持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促进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2）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局势的稳定；（3）迎合、维护封建统治所依仗的儒家文化，禁锢异端思想。中国封建时代的家法族规提倡家庭成员读书习儒、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报效国家，从正面倡导儒学，迎合封建统治所推崇的儒家文化。另外，家法族规要求成员尊祖守教，重视道德伦理，坚决遏制异端思想的出现。

再次，“礼”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制定法民法和习惯性民法的统一与协调提供最佳支点。“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又是中国法制史的“总枢纽”。研究中国封建民法，“礼”也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在表述中国古代民法与“礼”的关系时，学界甚至出现过礼法一体的“泛礼论”观点，认为“礼”就是中国古代的民法。尽管在现在看来，这种把“礼”直接视为民法的观点无法成立，但“礼”与中国封建民法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却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制定法民法和习惯性民法的统一与协调上，“礼”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礼制方面来说，制定法民法与习惯性民法都在维护礼制，并有直接规定礼制的内容；就礼义方面来说，制定法民法和习惯性民法都维护并依托于相同的法制精神；就礼教方面来说，制定法民法和习惯性民法都遵行相同的价值观，在国家和民间两个层次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礼义教化，并实现法制与礼义（即人伦道德）的统一；从礼治方面讲，封建民法处处体现着礼治的影子和精神，民事关系调整也是实现礼治的重要领域，而制定法民法和习惯性民法的礼治内容则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左右腿。

篇5

一、隋代商业的经营管理政策及特征

隋朝以前的封建王朝大多采用对民间商业遏制的方式，汉朝统治者借鉴及发展了管仲的“官山海”思想，实行了严格的盐铁官营政策，对历代王朝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隋朝，国家对商业管理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改变了传统控制、禁忌的政策，对商业采取了全面开放的政策，使得社会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最终经济得到了复苏，社会呈现出繁荣景象。隋文帝时期，政府对商业管理重新定位，其主导思想是与民休息。在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出现了开山泽之禁、除入市之税的良好政策氛围，为民间商业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隋代商业管理根据资源分布情况可分为中央及地方经营两大类，其内容也不尽相同。中央的手工业经营及管理主要由尚书省工部、少府监、光禄寺良运、太子家令司、尚宫局等组成，其中的尚书省工部是总政令机关，掌管国家整个的手工业生产。隋朝政府对地方商业的管理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本身或中央直接派员管理，且经济管理还自成体系。太府寺作为国家的储藏及物价的调节机关，与地方政府职能的相关性降低。兴盛一时的隋代商业到了隋炀帝时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在商业管理政策方面，前期许多较好保护商业的政策没有很好地沿袭下来，同时，统治者无视经济规律，对商业直接干预成为了导致经济衰微的直接原因。商业的稳定及发展一定要以社会的稳定为基础，但是隋炀帝时期过度征收劳役，极大地破坏了商业发展的劳动力来源，特别是造成了农业的大萧条，进而使得商业失去了重要的原材料及销售市场。隋代商业在短短时间内走向了发展与繁荣，同时也在较短时间内转向了衰落，这在任何朝代都很少出现这类现象。这除了隋炀帝个人的因素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及管理政策原因。

重本而不抑末是隋朝前期发展商业的主要管理措施，实现了资源与政府的共享，不但允许多方经营，而且还免受关市之税，这些前所未有的商业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隋文帝的这一政策是对当时国家财政的根本性调整，主要是根据隋朝小农经济的飞速发展及“输籍制”使得政府的农业税费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这是隋王朝明显不同其他的朝代的显著特征。这些商业管理政策的实施使得隋朝社会经济重新获得了活力，新生政权得到了稳固。同时，这些政策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以前，中国的商业完全是一种自然状态，隋朝开始放开铁、盐、酒等商品经营的禁忌，是社会利益的重新整合与再分配。隋朝实行这些政策有着一定的必然性，一方面，连年的战争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何恢复生产成为了主要问题。另一方面，隋朝政权是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取的，统治者为了获取民心及打击其他政权，在政治上有着安抚民心的作用。对商业管理方面，隋文帝及隋炀帝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隋炀帝在社会经济取得巨大成果基础上，对当时的社会生产不加重视，并企图将国家及社会成本转嫁到工商业身上，对它们进行了残酷的剥削与压榨，严重损害了当时的社会基础，进而加速了政权的衰微。

二、隋代商品贸易的管理政策

隋朝时期，统治者对商品流通及贸易的政策较为宽松，没有设置较多的障碍，这样商品的流通及交换的发展刺激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再加上政治上的稳定、大运河的开凿等，直接促使了隋代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及繁荣。隋代以前各朝为了扩大税收，对商品贸易设置了众多的税收项目，这样就限制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及商业的繁荣。但是，隋代对商品贸易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政策。杨坚统一中国后，为了稳定当时的政治形势，故而废除了入市税收，并在社会经济稳定后向全国推广这一政策。这样就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及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积极性。随着大运河的开凿及南北经济的交融，逐步建立了统一的全国市场。在管理机构上，隋文帝时期是由司农寺掌管，到了隋炀帝时就改为太府寺掌管。它们的最高行政官员的品级都较高，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者对商业发展的重视。在具体管理形式上，中央与地方有着明显的分工，在中央有两京市令，在地方上有不同级别的市令，这样就组成了一个掌管商业流动的较为完整的体系。为了有效保障商品交易的顺利完成，隋代政府对商品市场进行了具体的管理规定。隋代不允许随便的商品交易，虽然没有规定具体的时间，但是它对交易时间还是有所限制的，如“二十门分路入市”。可见，隋代的商品交易是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进行开市与闭市。在交易地点的选择上也是由政府决定的，并将其纳入统一的城市规划当中。在城市内，政府专门设立了严格的坊市制度，将商业区与居民区分开。例如，隋代根据需要专门设立了两京五市。在商品交易时，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交易的地点。

由于商品流通没有加以限制，同时政府为了加强中央的控制力，政府特地将一些地方性的大商户迁至京城。同时，隋代政府也将度量衡标准的统一作为商品交流的前提。当时隋朝政府统一制定了度量衡器，《隋书•律例志》中记载“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这对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隋朝政府还对商品交易进行了管理与维护，严格打击市场上的不法行为，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隋代对民族及海外贸易也非常重视，特别是隋炀帝更加重视海外及民族贸易。这种贸易主要是政治意义，其目的是扩大政权的影响力及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隋代对货币及物价的管理也有所创新，在货币政策上，铸造新五铢钱，并重新确定了价值尺度，建立了新的货币信用制度。这对商业及社会经济的繁荣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物价调控上，隋朝政府采取了广泛设仓的政策，这就大大提高了储备能力，为物价的平稳创造了丰厚的物质保证。隋代相对宽松的商业管理政策使得商业经济充满了生机，规范并保障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尽管隋朝后期出现了商业管理政策上的变异与扭曲，但是与其他朝代相比，隋代有着显著的重农而不轻工商的特色。隋代商业作为其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属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其发展依赖于政治制度的保障及政权的稳定。隋朝前期由于实行较为开明的抚民以静经济政策，社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特别是商业逐步走向了繁荣。隋代的商业数量较少，同时还对下层民众开放了盐、铁等利润较大的行业。可见，隋代的商业管理政策是官不与民争利，这点可从公廨钱的经营管理方式上看出。公廨钱是隋代财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朝政权曾拨给京中及诸州官府部分经费，并作为他们经营商业的资本，以补贴其官俸的不足。苏晓慈认为这是与民争利，建议废除公廨钱，改用给地以营农的方式来解决官府的财政问题。其具体做法就是不再给官府公廨本钱进行投资、生息等，而是根据行政级别直接拨发土地，以地租收入等形式充当行政经费。这样就避免了公廨钱制度出现的诸多问题。隋炀帝时期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商业成为了政权重要的压榨对象，可见，政策在商业的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并直接决定着商业的发展道路与趋势。

篇6

【关 键 词】司马迁/《货殖列传》/经济思想

【 正 文】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货殖列传》则是其中很具特色的篇章。这篇 列传从历史上和西汉当代大量的经济活动中总结了许多经济知识以至经济规律，贯串着朴素 的唯物主义观点，集中地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是他整个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些思想即使对于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无启发。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无论从经济思想还是史学角度看来，都具有十分 重大的意义。司马迁以前的先秦史书都不重视社会经济方面的记载，司马迁创立专记经济史 的篇章，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的经济生活的范例，为后代史书注意到社会经 济的发展开了先河。同时，这本身也说明司马迁已经注意到社会经济生活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一）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反映的全部经济思想的进步性，在于他以朴素的唯物历史 观点去观察社会经济活动。司马迁继承了先秦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传统，并受到了当时最流 行的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这就使他的思想体系具有较强烈的发展观点，使他观察事 物有素朴的辩证法的方法，同时反对神学天道观。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加上他丰富的生活实 践以及对客观事实的尊重，这又使他的经济思想具有较高的人民性，使他在社会观方面走向 从人类社会生活中寻求历史发展线索的道路。

对于满足人民物资生活需要这个问题，先秦思想家中，老子宣扬无欲、寡欢；孔子鼓吹“ 安贫”；墨子尽管关心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但对于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主张也 是比较保守的，特别强调“节用”。司马迁则不然，认为人类对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是客观 存在、自然形成、长久起作用的。他在《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夫神农以前，吾不 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 乐，而心夸矜持能之荣，使欲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 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乘之候，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这是司 马迁看出物质生活的享受和提高，是人们所普遍要求的，是客观必然的，对待这样的问题， 莫善于“因之”、“利道之”，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因循为用”，反其道而行之是不会发 生好结果的。这是司马迁在记述和研究社会和经济形态的问题上探索出客观规律即自然法则 的道理来，印证了道家法自然的思想。在这里司马迁所指出，违反经济条件的客观支配作用 的任何企图都不会有什么效力，必须顺应这种客观条件的发展趋势。因此，他反对将人们的 经济生活拉回到当时有些人所幻想的古代经济生活的所谓黄金时代的道路上去。在《货殖列 传》第一句话，开章明义就提出了《老子》中的一段议论：“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 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而认为这在当时是行 不通的。一定要勉强实行，则等于是要把人民的眼睛、耳朵闭塞起来，不让接触外界事物。 老子把古时代政治上小国寡民，经济上互相隔绝、完全自给自足，没有流通和交换的状态， 视为“至治之极”的理想时代，这是倒退的历史观。司马迁批评这种观点，反映了他主张进 化的历史观。

司马迁意识到物质生活对社会活动的重要作用方面，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认为作为重要 的道德规范的所谓“礼”，是以人类的情与性作基础的，它的内容仍然是以具体的物质生活 资料来体现，这就是说，人们的社会地位与道德观念都是与财富占有状况相联系的。司马迁 指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注：《史记·货殖列传》。以下凡未加注或标名出处的古文均见同书。）“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说明财富占有情况决定奴役别 人或受人奴役，礼节道德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恩格斯说：“……所有以往的道德论，归 根到底都是社会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就已经胧朦地感到这一点，体 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转贴于

以上我们分析了《货殖列传》中有关经济生活与社会活动和道德规范之间关系的论述。那 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司马迁在二千多年前提出的这些观点呢?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 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和观念，一切政治科学和宗教的。”（注：《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598页。） 又说：“……一个十分明显而先前一直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 首先必须劳动，而后才能取得统治权，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明显的事实在 历史上应有的地位终于被承认了。”（注：《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162页。）恩格斯阐述的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两千多年前 封建阶级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的认识当然不可能达到这个高度。但是，他重视社会 生产活动，承认“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这一基本事实，并且把政治上的治乱兴衰与经济 情况联系起来叙述，认为经济生产有自己的发展趋势，等等。这些，显然是进步的朴素的唯 物主义观点。

（二）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从肯定财产私有制出发，把人们自发的营利活动看成是合乎规 律的社会生活准则，把社会经济活动看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认为各地区不 同的物产和人类对于物资的需要，推动了社会的分工、生产的发展和流通交换的出现，从而 说明社会经济有自己的发展趋势，并企图从中寻求历史发展的线索。司马迁有一段出色的论 述：夫山西饶材，竹、gǔ＠①、＠②、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 ③、梓、＠④、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 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 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 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 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在这里 ， 司马迁对物质财富的来源问题，正确地提出了形成物资财富的自然物资和人的劳动这两个要 素。这个观点与经济学中指出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的结合相比较 ，自然有不够精确的地方；在提法上，司马迁也只重视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认为这个源 大就富足，小就贫乏。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这个观点虽然不科学，但在两千多年前，能够在全 面指出形成财富的两要素之后，进一步强调劳动的源泉作用，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由于地主经济体系的确立，使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广阔的发展场所。农 业生产的发展又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扩展。整个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生产关系取得 支配地位初期所常有的那种活跃的生命力。人们生气勃勃地为着财利而熙来攘往。社会经济 的发展，使司马迁有可能摆脱一切传统观念的束缚，独立地分析社会经济活动问题。他把社 会经济活动看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 来，不求而民出之，”是符合“自然之验”的客观规律。他从肯定财产私有制出发，把人们 自发的营利活动看成是合符自然规律的社会生活准则，认为它的发展和自然现象一样地受一 种规律的支配，而不是决定于政教之类的上层建筑；同时还意味着人民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 、交换，本来是一种本能的、自发的活动，本来是无须乎后来才强加于其上的“政教”之类 的压迫势力的干扰的。在这里，司马迁受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既没有意识到私有制本身 只 有历史的暂时性；也忽视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且在他的论述中有混同社会规 律和自然规律的倾向。不过，在二千多年前能够提出这样的看法，已经颇为值得珍视。 转贴于

（三）

由于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他主张发展工商 业，主张让人们自由获得财富，倾向于经济的放任政策，不主张人为的干涉。这与古代的传 统思想和当时汉代的官方思想大相径庭、迥然不同。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曾批评司马迁说：“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 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我们认 为 ，班固这段话是十分偏颇的。司马迁的这种“此其所蔽”，非但不为过错，而且正是他不受 传统观念束缚、敢于去旧立新的创作精神的表现，正是他十分可贵之处。别的且不说，我们 仍然以《货殖列传》为例，货殖是指包含着一部分手工业活动的商业活动说的。前人把商业 活动分为两种，行者曰商，居者曰贾，行者是贩运货物到各地做买卖的商人，居者是在各都 市或村镇开设铺店做买卖的商人。无论行者或居者，都是想靠做买卖来发财致富，换句话说 就是以求利为主。求利是不合于孔孟之道的。《论语》记载“子（指孔子）罕言利”的话，又 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话。《孟子·梁惠王》篇载梁惠王与孟子的对话，孟子要 梁惠王只谈仁义，不要谈利。可见孔孟之道是反对言利的。反对言利就必须要反对专以言利 为宗旨的商人。战国时的法家，讲耕战，也反对商人活动。这个传统，到汉初几十年内，就 把商人的社会地位降下来，并从法律上肯定下来。“崇本抑末”成了战国至西汉的传统思想 ，封建统治阶级都视工商业为“末业”，加以抑制。汉初并明文规定商人不得为官，不得占 田。这就严格限制了商人在政治上的出路和在农业上的出路。司马迁对于商人是怎样看待的 呢?《货殖列传》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 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 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司马迁这是说工商业活动是“ 道之所符，自然之验”，是必然的，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是应该因势利导而提倡，不应 该强行压抑。必须指出，司马迁主张发展商品经济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的分工。相反地，抑制商品经济发展，长期保持自然经济占 据统治地位，会使社会发展缓慢。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司马迁就提出了发展工商业的主张 ，不能不说有独到的见地，具有十分明显的进步性。

要发展工商业，扩大商品经济的范围，增加商品的生产、交换，自然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 ，这主要是减少对商品生产、流通、交换的限制，采取以经济放任为主的政策。因此司马迁 对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措施表示赞同，以为这样能使“富商大贾，同流天下，交 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他看来，国家对于社会经济活动最好是顺其自然发展，不加 干涉。司马迁这些思想在“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及建立在其上的各个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 的依赖性为特征”（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一版，第60页。）的封建主义社会早期提出，却和近代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等的发展工商业的思想相差不远，真是卓有见地，令人钦佩。

上面，我们以《史记》的《货殖列传》为依据，分析了司马迁对历史发展道路及道德规范 、物质财富的生产和交换、主张采取经济放纵政策发展工商业等诸方面的论述，对其中的进 步的经济思想作了一个初步的探讨。诚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中也有唯心主义的成分，有自 相矛盾的地方，考虑到这不是论题的范围，恕不赘述。不过，我们始终认为，司马迁的经济 思想中的落后因素远非主流。司马迁由于其思想的进步性，并且具有渊博的知识，踏实的学 风，和朴素的唯物主义，加以司马迁所处的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生机勃勃的气象对他思想意 识的影响，使他有条件摆脱（虽然不是完全摆脱）传统的思想局限，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较 客观的认识，因而使他在许多经济问题上，能够提出接近正确的见解。他的这些进步的经济 思想，我们认为，直到今天可能仍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而继承他经济思想的合理部分，则 对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谷”的繁体

＠②原字左纟右卢

篇7

关键词：贸易意识；国际贸易；远程贸易

贸易意识根植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观念，束缚与妨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贸易意识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冲击之后才逐渐走向成熟的。封建社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中心是贬低和否定现实世界与人的价值，贸易的本质在于实现现实的价值，所以说资产阶级为适应自身的发展，必须批判陈旧的封建观念，树立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理论和新观念。解放自身就必然成为早期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这就涉及到此间发生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两次“革命”——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

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关于“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的革命。…它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打破以神和死后生活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表现了以人和现实世界为中心的思想，歌颂了人的伟大、智慧和能力，以及现实世界的美好和重要，把人的思考和理性从神转移到人自身，从死后转向现实的物质世界，有力地打击了传统的封建的人生价值观和财富观。

宗教改革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的运用与发展，从教会内部破除了封建的旧观念，树立了以人为主题的新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加尔文教主张，在上帝的旨意下，要想发财致富，就要漂洋过海，开拓殖民贸易，经营工商业，从中牟取暴利，建立正教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推行民主制度，为有产者谋利是每一个教徒应走的途径。所以，西欧人们的思想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走上致富的道路就要对外和发展贸易。这种教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

本文仅以荷兰和英国的国内国际情况来分析其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贸易意识的影响下走上国际贸易和远程贸易途径的。

曾经繁荣一时的安特卫普城是尼德兰(荷兰前身)通过贸易发展本国工商业的很好例证。安特卫普城在16世纪成为尼德兰的呢绒工业中心，也是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安特卫普城也是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是香料、胡椒等东方商品的集散地，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一80％，对尼德兰整个社会经济的前景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6世纪，安城由于社会和自然变故而衰落，北方的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继起为西欧纺织业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尼德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得到发展。l3尼德兰的海运业是其开展国际贸易的另一支柱。l6～17世纪，尼德兰的海运能力在欧洲首屈一指。1601年驶入伦敦港的船只共有714艘，其中荷兰有360艘，占半数以上，英国自己只有207艘。到1670年，荷兰船只运载量达到56．8万吨，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英国和苏格兰的船只运载总和还要多。从波罗的海到北海，从大西洋到地中海，到处都有荷兰船只的帆影。可以说，西欧、中欧与北欧的广大市场为尼德兰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由此可见，尼德兰在欧洲国家间开展的国际贸易是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欧洲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的另一国家是英国。随着英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在王室支持下于15世纪初成立了原料批发公司和商人冒险公司，分别经营羊毛与粗呢的出口贸易。他们与大陆许多国家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羊毛输出的日益减少和呢绒输出的稳步上升，原料批发公司逐渐衰落，商人冒险公司成为15—16世纪英国最大的海外贸易垄断组织。16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组织除了商人冒险公司外，还有莫斯科公司，专营对俄国及中亚的商业；利凡特公司，进行地中海的贸易，布里斯托尔与南安普顿的商船带着毛织品和锡等特产远航至里窝那、西西里、克里特、塞浦路斯，最后抵达叙利亚的贝鲁特和特里波里。英国的贸易活动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但最主要的是有力地推动了本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步伐，同时也刺激了同时期英国对海外贸易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7世纪以前荷兰和英国国际贸易的繁荣。但很明显，区域性强仍是其主要的特征。随着其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成长的需要，单纯的国内市场根本不可能满足其需要，就连区域性的国际市场也是有很大局限的。于是，更为扩大的市场与更为丰富的原料成了资本主义追求的首选。远程贸易成为必然，且在以后资本主义的追求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在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6世纪，全球范围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但其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带着强烈的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奴役与被奴役，并且带着血腥的味道。新的世界市场是人和区域性市场不可比拟的，它为成长中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原料。远程贸易恰好是这一过程的载体和加速器。

16世纪末、l7世纪初，尼德兰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及其之后不失时机地把目光投向了刚刚形成的世界市场。1598至1599年，荷兰船队驶抵东南亚的摩鹿加群岛，染指香料贸易。从1599至1602年，荷兰共派出5l艘船只到东方，并于1602年组成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经营亚洲贸易。1624年至1661年占据中国台湾，垄断中日间的中介贸易，切断中国与菲律宾的经济往来。荷兰在17世纪完全独占了菲律宾以西的南洋的贸易，成为亚洲市场的霸主。荷兰殖民地多为零星的孤岛且为重要的通商道口，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且水域居多更易发挥其航运业的优势。

东印度公司每年派遣大批船只驶往亚洲。1602年至1625年平均每年10艘，1626年至1670年平均每年22艘，1671年至1675年平均29艘。1602年至1782年，东印度公司分给股东的红利总共达到23200万荷兰盾，为最初股金的36倍。其中1634年以后，公司各股东的红利平均为股本的18％，从1715年开始的6年内，平均利润率为40％，在安汶岛与班达岛的香料贸易中，利润竟高达5O一75％。这些巨额利润成为荷兰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这些资本返回到欧洲，为西欧区域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快了资本主义成长的步伐。

而英国的伦敦商人早在1570年至1600年就积极筹组东印度公司。从l7世纪下半叶开始，公司的商业活动逐渐超过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先打破荷兰对茶叶贸易的垄断，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交易。而且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和美洲输入棉花，增加了英国工业新的活力，打开了海外贸易的新局面。

篇8

【摘要题】经济理论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按生产要素分配/按劳分配

【正文】

中图分类号：F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04）01-0054-06

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践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要求；而按劳分配，又是多年来公认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样，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就成为现阶段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中一个基本问题。周为民、陆宁二位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从马克思的逻辑来看》（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2年第11期全文转载，以下简称“周文”），对此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其最终结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关系是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按劳分配因市场关系而转化为按要素分配”的基本观点，是颇值得研究的。

一、马克思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本观点

我们要讨论按生产要素分配问题，首先就要明确什么是生产要素、什么是分配、什么是按生产要素分配。既然周文是“从马克思的逻辑来看”的，相关讨论也都是从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展开的，我们就从马克思的有关基本观点入手展开分析。

（一）马克思对分配概念给予的科学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作为社会再生产四环节之一的“分配”给出了严密而明快的定义：“由每年新追加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分成三部分，它们采取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这些形式表明，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属于或归于劳动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属于或归于资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属于或归于土地所有权的占有者。因此，这就是分配的关系和形式，因为它们表示出新生产的总价值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关系。”（注：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这个定义告诉我们，分配的客体，是产品中新生产的总价值；参与分配的主体，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既包括劳动力的所有者，也包括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

（二）马克思所揭示的产品分配与生产条件（要素）分配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在对社会经济肌体的深刻解剖中，科学地揭示出了生产对分配的决定作用。他指出，生产条件（要素）的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别的社会性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注：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所谓“生产决定分配”，其实质就是生产条件（要素）的分配关系，决定产品的分配关系。生产条件（要素）的所有权，就是分配产品的索取权。任何一种产品分配，都是由生产条件（要素）的一定分配（占有）状况决定的。这就科学地论证了按生产条件（要素）分配的客观必然性。

（三）马克思所指出的按生产条件（要素）分配规律的普遍适用性。马克思经过多年的研究，对社会经济肌体的内在构造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在他的晚年曾毫不犹豫地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66。）这就是说，任何一种产品分配，都是由生产条件（要素）的分配所决定的。生产条件（要素）的分配决定产品的分配，从而按生产条件（要素）分配产品，适用于“任何一种分配”，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把这一规律局限于某个特定条件之下，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这一规律发现者的原意。

因此，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按生产条件（要素）分配规律”这样一个概念，但他是这一规律的真正发现者和论述者。我们要“从马克思的逻辑来看”按生产要素分配，来讨论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就不能不对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作一说明，这应该是我们展开讨论的共同的理论基础。

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科学含义

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讨论，学者们虽然发表了很多的见解，但是，什么叫“按生产要素分配”？对于这样一个讨论中最基本的问题，却未见较为科学而完整的说明，更未形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也有的学者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注：余陶生，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和按生产要素分配[J]，武汉大学学报，1997（2）。）讲清楚“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准确含义，是一个讨论中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我认为，要确定“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本来含义，与确定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都要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研究。

从“质”的方面来讲，分配关系总是人与人的关系。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要“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由于进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是分属不同的所有者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为生产过程提供了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就要求从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分得与自己所提供的生产要素相适应的一部分生产成果。他之所以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他具有对自己所提供的那部分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如果进入生产过程的是无主土地、自然森林、空气、阳光或海水等生产要素，也就不存在按这些生产要素分配的问题了。可见，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权利，直接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生产要素所有权，是对生产成果索取的权利依据。所以，从性质来说，所谓“按生产要素分配”，准确地说，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即按土地所有权、资本所有权，劳动力所有权、专利技术所有权等进行分配。这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最本质的规定。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最基本的含义。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必然会导致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误解。

从“量”的方面来看，每一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时，究竟是按照它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还是按照它对生产过程的贡献进行分配？对此，我认为，既不能简单地认定就是前者，也不能武断地判定就是后者，更不能绝对地把两者分割开来。

其一，在一般情况下，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分配，是统一的。例如，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它的数量越多，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当然也就越大；它的质量越高，即土壤越肥沃，位置越优越，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当然也就越大。所以，在这里，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并不矛盾。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割裂开来，更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

其二，在许多情况下，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又会出现不一致。例如，劳动力这种要素，有的人，体力、智力和技能可能都很高，但是工作态度不好，贡献并不大。这就形成了二者的脱节。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分配依据的，应该是生产要素的贡献，而不是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因为，进入生产过程的每一种生产要素，正是因为它对生产过程有用，对生产结果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它才有权取得生产成果的一部分。所以，当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一致时，坚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是科学的；当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不一致时，坚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仍然是科学的。在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中，已经包含着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的理由。但是，在复杂的经济生活中，每一种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以及生产成果的贡献，往往是很难估算的。

其三，由于一种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及生产成果的贡献很难准确地判断，所以，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往往是同时并存的。例如，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而得到地租，资本所有者出借资本而得到利息，这时的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都是按其数量和质量参与分配的。只要双方达成了出租土地或借贷资本的协议，不管这些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贡献如何，生产要素所有者都要按已经达成的协议参与分配。而劳者的计件工资、销售人员按销售额提取个人收入等等，则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参与分配的典型形式。有些生产要素，是既可以按数量和质量参与分配，也可以按贡献分配。如技术专利，既可以按其数量和质量进行买断性转让或一般性转让；也可以按采用这一专利技术后企业利润增加额的一定比例提成。前者是按数量和质量分配；后者是按贡献分配。这两种参与分配的形式，在实践中都是存在的。

在这里，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形式的存在，并不是对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原则的否定。生产要素的数量多，质量高，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贡献，自然就大。只是在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贡献无法准确计量的情况下，不得不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来参与分配。而这种分配数额的确定，也是基于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贡献，依据经验和概率来加以确定的。其表现形式是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但其基础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

所以，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准确含义，从质的规定性上，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从量的规定性上，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同时也可以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

三、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存在条件

“周文”得出其“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关系是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基本结论的主要论据是，他们认为“按要素分配如等价交换一样是一种市场现象，是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相联系、相统一的具体分配方式”。这也就是说，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存在条件是市场经济。持这种观点的，在我国还是大有人在。我所特别尊敬的一位经济学家也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由市场配置资源这种特定的经济运行方式所决定的”，“是市场经济所共有的分配方式”。（注：汤在新，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分配方式[J].经济学家，1997，（2）.）说按生产要素分配不只限于资本主义，不为资本主义所独有，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存在的条件是“由市场配置资源这种特定的经济运行方式所决定的”，显然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我们先来看市场经济之前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要素。谁占有了土地，谁就具有了凭借土地所有权占有土地产品的权利。谁要租用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不管你是将土地用于何种用途，都必须按租用的期限支付地租。劳动力，是封建社会的另一基本的生产要素。封建社会劳动者已经不再是奴隶社会的奴隶，虽然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劳动者已经具有了基本独立的人格，对自身的劳动力，劳动者具有了基本的所有权。土地所有者要雇佣劳动者来投入他的生产过程，就必须让被雇佣的劳动者参与这个生产过程生产成果的分配——为劳动者支付工钱，也就是使用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报酬。在劳动者租用土地所有者土地的情况下，劳动者也可以采用劳役地租的形式，以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使用权来交换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使用权。在这里，按生产要素分配——既按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也按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都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存在着的。

我们再来看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中，劳动者没有独立的人格，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既占有物质的生产资料，又占有劳动者（当然就占有劳动者身上的劳动力）。全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属于奴隶主所有，在整个奴隶社会，只有奴隶主这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因而能够作为分配主体的，只有奴隶主这一个阶级。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与牲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没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因而没有参与分配的权利。在整个社会当中，哪个奴隶主占有的土地和奴隶等生产要素数量多、质量好，哪个奴隶主就会得到更多的生产成果；那个奴隶主占有的土地和奴隶等生产要素数量少、质量差，那个奴隶主得到的生产成果就会少一些。整个社会的生产成果在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依然遵循着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规律。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以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为突出特征的社会。如果对此来一个反向思维，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就更为明确了：假如这两个社会不存在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那么，生产要素的私有制，对社会经济过程还有什么经济学的意义呢？

显然，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在封建社会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存在着，在奴隶社会也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这足以说明，按生产要素分配绝不只是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现象，它另有其存在的条件。按生产要素分配存在的条件是什么呢？

生产要素，也称生产条件，过去讲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三个方面。现在讲生产要素，除了土地、劳动、资本之外，还有技术专利，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是进行生产活动、创造物质财富所必不可少的。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没有财富之父母，也就没有财富。生产要素是财富的源泉，它对于人类的生存，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生产要素是重要的，又是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财富的创造非用它不可；生产要素的普遍稀缺性，又决定了它不可能无限地随意得到。两方面的结合导致了人们迫切地占有生产要素的强烈欲望。因为，把极为重要而又极为稀缺的生产要素据为己有，也就掌握了生产的主导权，占有了获得生产成果的权利。于是，便产生了生产要素的所有制。社会对这种所有制关系的确认、调整和保护，便形成了所有权。

生产要素成为人们的所有物之后，再把这些生产要素用于生产过程，必须通过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允许并把生产成果的一部分分配给这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否则，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宁可让生产要素闲置起来，也不让你使用。一般说来，任何一种生产过程，都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缺一不可。但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往往不为同一个所有者占有。这样，生产的进行，要求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把他们各自占有的生产要素投入一个共同的生产过程。这个生产过程的结果，便归这些生产要素所有者共同占有，并按照各自投入生产要素的多少或各自投入生产要素的贡献的大小，在他们之间分配。这种按照生产要素所有者为生产提供的生产要素的质和量及其贡献来相应地分配产品的客观必然性，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规律。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存在的客观基础或条件。这一客观基础或条件，是与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共存的，因而，按生产要素分配产品的规律，是迄今一切社会经济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

四、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

由于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是在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中都存在的，是为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它不随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演进而变化，也不随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而转移。因而，它是本质层次极高的经济规律。在封建社会，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而取得地租；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凭借资本所有权而占有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凭借自己付出劳动的贡献而获得报酬，尽管这都是反映其社会最具本质经济关系的经济规律，是对决定各自社会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规律，是本质层次很高的经济规律，但是，对于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而言，它们都不过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在这几个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

“周文”未加任何证明，就简单地断定“按要素分配如等价交换一样是一种市场现象，是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相联系、相统一的具体分配方式”，不仅是不正确的，也显得有些武断。“周文”又以这样一个未加任何证明的、不正确的论点为主要依据，简单地得出了该文关键性的结论：按劳分配是本质，按要素分配是现象，“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关系是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按劳分配因市场关系而转化为、表现为按要素分配”。这个结论的错误在于，它恰恰是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搞颠倒了：把本质层次更高的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说成了现象和形式，而把作为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具体表现形式的按劳分配说成了本质和内容。

在明确了上述几点之后，我们再来分析我国现阶段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

诚如“周文”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按劳分配，是以全社会共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为前提、为条件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每个社会成员都不能再以资本的、土地的等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身份、依据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每一个人都只是平等的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除了自己的劳动，谁也不能向社会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中，只有劳动力这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出现在个人分配中的，只有劳动力这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所以，生产的成果，在社会进行了必要的扣除之后，按照每个人所付出的劳动贡献来进行分配。在这里，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依然是存在的。只是在全部生产要素当中，除了劳动力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要素可以成为个人的所有物，能够为个人所占有的，只有自身的劳动力，这时，按生产要素分配，便直接地表现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

但是，这种按劳分配的“马克思条件”，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中都从来没有实现过，在我国更是从来没有实现过。实行这种按劳分配的条件不具备，这种按劳分配当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实行。我们现在所实行的按劳分配，只能是存在于我国现有经济条件当中的、不同于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另外一种按劳分配。

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社会经济条件与“马克思条件”的主要差别，在于远远没有实现全部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占有，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都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所有者，这些不同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都要在分配中得到承认，得以实现。这样，在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周围，还有不同的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技术专利权的所有者，等等，这些不同的参与生产成果分配的平等权利，只能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平等地全部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在这里，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其他的生产要素所有权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劳动力，是诸多的生产要素之一，劳动力的所有权，是诸多的生产要素所有权之一。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中的按劳分配，也同样只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内容之一，它构成了现阶段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一个方面，一项内容。也就是说，我国现阶段的按劳分配，是包括在现阶段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当中的。二者的关系，首先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是种概念与属概念的关系，这是两者之间最基本的关系。

“周文”在其关键性的错误结论的基础上还得出了这样的推论：“不能因此而误以为按要素分配包括按劳分配，除了按劳分配以外还按资本等其他要素分配”，这真实不可思议的混乱！如果说，“生产要素”中包括劳动力，而按“生产要素”分配却不包括按劳分配，这在逻辑上怎么能讲得通呢？按生产要素分配为什么就不能包括按劳分配呢？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党的“十六大”报告明明指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怎么能说“除了按劳分配以外”就不能再“按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了呢？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并列，并要按劳动的贡献分配、按资本的贡献分配、按技术的贡献分配、按管理的贡献分配，等等，这就构成了统一、完整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整体。按生产要素分配中包括着按劳动的贡献分配，这是显而易见的。按劳分配只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除了按劳动的贡献分配之外，还一定有按资本的贡献分配、按技术的贡献分配、按管理的贡献分配等等，如果除了按劳分配以外根本就不再按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那只要讲按劳分配就完全可以了，还一定要再提出一个“按生产要素分配”做什么呢？

问题的实质恰恰在于，以往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只讲按劳分配（虽然在实践中按劳分配也没有搞好）而排斥了按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所以，正如“周文”所说：“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确立，特别是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变化，’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要求已经合乎逻辑地被提了出来”。既然“周文”已经意识到了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这棵“常青之树”提出了要按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的要求，为什么又在自己文章的结论中轻易地把它否定掉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同时，“周文”的说法也明显地混淆了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的区别。

在关于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关系的讨论中，有的学者为了解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命题，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生产要素”，只是指资本和技术等劳动力以外的生产资料，不包括劳动力在内，所以才有了按（非劳动力的）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这种解释显然是过于牵强附会了，无论是从马克思对生产要素的定义来看，还是从经济学界的使用习惯来看，生产要素从来就是既包括物质的生产资料，也包括劳动力，谁都不会否认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讲按“生产要素”分配，却又把劳动力排除在“生产要素”之外，是不可思议的，对“生产要素”范畴的这样一种解释，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也不符合经济学界的共识，因而是难以成立的。

在明确了按生产要素分配包括按劳分配这样一种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之后，接下来的问题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认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问题；另一个是怎样理解“按劳分配为主体”的问题。

既然按劳分配是包括在按生产要素分配当中的，这就不存在一个所谓“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虽然使用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说法，但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已经不再使用这种说法。如果承认按劳分配包括在按生产要素分配当中是对二者客观内在联系的科学揭示，再纠缠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党的“十五大”报告和“十六大”报告，都坚持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提法。但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却缺乏应有的、深入的研究。劳动的贡献、资本的贡献、技术的贡献、管理的贡献等，都是作为生产成果分配的依据，是处在同一层次上的并列的关系，可以有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周文”认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不是在同一层面上并列或‘主辅结合’的关系”，从而否定了这一问题的存在，是不应该的。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具体含义呢？

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不仅决定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的存在，而且还决定各种生产要素在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大小。同一种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比较其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优劣，容易决定其各自所占的比重或份额。不同的生产要素投入同一生产过程，在分配所生产的产品时，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相互比较，孰轻孰重？这就要看哪一种生产要素对生产更重要、更稀缺。例如，在奴隶社会，劳动力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工具还很简陋，在生产中的作用不是很重要，最初的土地也还很多。这时，对奴隶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就很重要。封侯，要以分封的户数（实际上也就是劳动力的数量）为标志。到封建社会，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所有权成为权力的象征。产业革命之后，资本成为生产最必不可少的要素，资本所有权成为支配一切的东西，成为“普照之光”。这时土地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虽然都独立存在，但都要受资本所有权的制约。到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在社会成员个人参与生产成果分配的权利依据中，属于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范围和比重都明显地下降，在个人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而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在个人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明显地提高。在这一基础上，按劳分配在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作为科学技术的创造者和科学技术知识主要载体的劳动者，对社会生产过程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按劳分配为主体”得到了更为坚实的生产力基础的支撑。

无论如何，坚持并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初衷，是要保持劳动收入在个人收入总额中的主体地位，而不能让非劳动收入无限制地扩张。“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的范围和程度，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范围越大，公有化的程度越高，“按劳分配为主体”就体现得越充分。但是，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反复告诫我们：生产资料公有制范围的大小、公有化程度的高低，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按劳分配为主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愿望所决定，而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如果脱离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状况，一味去追求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那将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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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于刃刚，戴宏伟.生产要素论[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9.

[4]杨欢进，刘树.按生产条件分配产品规律及其数量分析[J].求是学刊，1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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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封建时代、城镇、差异

1 概述

综观世界，无论欧洲还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出现城市后，在漫长的历史中，城市基本可分为两种：一种为政治军事的目的而兴建起来的城市；另一种是由于区位、经济条件而自发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城市。可以说，中外城市发展的起因大同小异，但是它们的发展结果却迥然不同。

2 中外封建时代城镇差异的表现

中外封建时代城镇的差异，反映出城镇发展的本质、内在特征及其基本规律和特点。下面将从城市的职能、类型、文化和规划建设几个方面，对它们的差异进行论述。

2.1 中外城镇职能的差异

2.1.1 中国封建时代城镇的职能

2300多年的漫长过程，中国封建时代的城镇的基本职能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始终是政治统治和军事防御的中心。中国封建时代的都城、府城、州城、县城，一直到乡、镇、村。这就把中国封建时代的大中小城镇都卵翼在行政建制系统之中和行政机构管辖之下了，换言之，中国封建时代的行政政治统治体系和行政管辖体系逐级控制了中国城镇体系。

2.1.2 欧洲封建时代城镇的职能

欧洲中世纪封建城市的职能与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职能不同，其城市的发展经历了约1000年(公元5世纪～15世纪)，可分为4个阶段：

初期(公元5世纪～10世纪)可分为两个阶段，5世纪～8世纪是城镇衰落阶段。在罗马帝国衰亡的形势下，日耳曼人南下，东罗马帝国解体

但日耳曼人的南下没能阻止西欧历史的前进。意大利封建化开始早、进程快，罗马时代的城市在新时期又得以崛起，在9世纪～10世纪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是欧洲城市出现质的飞跃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实质性飞跃就在于彻底摆脱了城市依附于封建主的职能，即不是封建社会的行政中心职能。城市中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成立行会(gui1d)，通过斗争获得城市自治。

第四个阶段(公元12世纪～13世纪)：推动工商业发展的城市职能走向成熟，成为商业中心，人口迅速增加，包括农村人口转向城市，市政厅、关税局、教会附设学校、医院、城市交通和内外文化交流等相继得到巨大发展，城市形成结构和环境都发生变化。

2.2 中外城市类型不同

2.2.1 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类型

中国封建社会城市的发展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按规划新建的城市。隋唐以前的有曹魏邺城、北魏洛阳，隋唐时期的长安及东都洛阳，宋以后的有金大都、元大都、明中都（凤阳）等等，这类城市的选址多出于政治及军事上的原因，建城的经济基础并不理想。另一类是位于交通要道上或通航河道的交会处，由于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基础雄厚，长期在原地发展或改建、扩建、重建。如宋东京（汴梁）、平江府（苏州）、扬州、广州、成都等等，这类城市之所以能够较好地发展是因为它们具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雄厚的社会经济基础。

2.2.1 欧洲封建时代的城市类型

欧洲中世纪封建城市的类型主要有三种：一是要塞类型城镇。这类城镇只是在最初阶段属于哨所和军事要塞，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就变成了新的城镇。二是城堡类型。这类城镇在欧洲比较著名，开始是封建领主城堡。在工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情况下，城堡周围兴建起教堂和修道院，在教堂附近又形成广场，广场成为城市中心。这类城市不是封建领主的城堡本身，而是在城堡周围新兴起的城市。第三种是商业交通型。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欧洲中世纪是新的力量，即主要凭借其交通优势、地理区位的优越性，在商业和交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手工业者和商人多选择这类城市。这类城市手工业者行会活跃，自治城市多，多数经过各种斗争摆脱了对封建主的依附关系，形成了新的手工业、商业中心城市。

2.3 中外城镇文化职能的差异

2.3.1 中国封建时代城镇的文化职能

中国封建时代大中小城镇的文化职能主要有以下几种：职能之一，传播和交流文化的职能，包括城镇本身提供了聚集人口、供人类活动的场所，促进文化的交流；职能之二：首都、府城、州城、县城、镇等各级行政机构把大小城镇作为封建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思想文化统治中心、传播统治阶级文化意识形态的中心，建立各种封建文化机构和庙宇，建立各级科举考试场所、公私学校和孔庙，进行封建礼教教育，形成符合封建社会需要的伦理道德风尚。职能之三：宗教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职能之四：促进建筑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2.3.2 欧洲封建时代城镇的文化职能

欧洲中世纪城镇文化职能与中国封建时代城镇的文化职能有共同点，即城镇本身是聚集人、提供文化知识交流和传播的条件、场所，是物质文化交流中心，对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推动了各时代改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欧洲中世纪城镇的文化职能与中国封建时代城镇的文化职能又有重大差异。

差异之一：欧洲中世纪的城镇为市民文化的生长提供了土壤。一是城镇自治，摆脱了对封建领主的依附；二是建立了自治机构，既可以调节新经济结构，为市民提供经济基础和发展工商业的条件，又可以对抗封建领主；三是民主选举政权机构，设立城市法庭，保证城镇市民享有个人自由；四是基尔特厅与市政厅同时在城市出现。西欧虽然存在教会对文化的垄断现象，但是在教堂附近形成的广场，是市民进行交往和城市生活的中心。

差异之二：欧洲中世纪的城镇为“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提供了土壤。拜占庭文化在中古时期的欧洲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延续了希腊和罗马文化，而且吸收了埃及和西亚文化。拜占庭的人文主义思潮直接促进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应该说，人文主义精神具有推动自然物质现象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西方的城市诞生了文艺复兴，但这样的城市职能，在中国封建时代未曾出现，中世纪的中外城市的文化职能的差异给人们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2.4 中外城镇规划建设的差异

2.4.1中国封建时代城镇的规划建设

中国封建时代的城镇规划和建设始终以宫殿、衙门为中心，都城的建设始终沿用《周礼•考工记》中阐述的“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一整套城市制度和规定，直到明清北京，仍然是“左祖右社”的紫禁城占据城市的中心。

中国封建时代城市的道路系统有所变化，特别是道路功能有了变化。在宋代之前，都城的道路主要是交通功能，而到宋代坊里制废弃，作坊临街、商业临街，城市道路就具备了商业街的功能，特别是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大小城镇的商业街十分繁华，使中国城镇规划建设出现了新的气象。

2.4.2欧洲封建时代城镇的规划建设

欧洲中世纪的城镇规划建设与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规划建设有多方面的差异。差异之一，中国城镇规划建设的方正思想，导致规则的规划建设多，而欧洲中世纪城镇的工商业发展和贸易的需要，市民生活和活动场所的需要，不规则形的规划建设多；欧洲中世纪早期城市、中小城市多，是自发形成，多为环状和放射状。中世纪欧洲城市教堂占据中心位置，体积庞大，超出一切高度，控制着城市整体布局。差异之二，城市道路系统不同。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道路系统规划建设讲究轴线布置，即对称。而欧洲城市道路多为蛛网状放射形和环形。差异之三，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园林建设与中国园林差异在于：中国园林讲究“得自然之趣，有山水之情”，是“天人合一”。而文艺复兴和巴罗克时期的园林建设，多与贵族富绅庄园结合为一体，强调外部景观的重要性。

3 结语

通过研究中外封建时代城镇建设的差异，对于我们今天的城市规划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价值。

城市规划是一项综合的工作，它不仅要有理论基础来指导，更应该要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仅要关注城市经济发展，更要注重其文化、景观的培养；不仅要看到眼前的利益，更要看到未来的长远利益，只有这样，城市规划才能体现它的价值所在，才能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3)。

[2] 沈玉麟：《外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3] 沈砸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载《战略与管理》，1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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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传统差异就

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来说，历史传统的差异应该是最为明显的方面。由于民族及国家发展历史进程的不同，在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不同的文化群体及文化群体特征。我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为文化及社会意识的主流，且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儒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深远的作用和影响。以现世文化作为关键的、核心的内容，体现出群体文化基本特征，并且通过多种协调伦理观念及意识来实现文化及文化群体的自我认定，是我国文化发展的主要基调。就这一基调来说，可以从我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俗语来观察：我国传统文化中俗语的某些部分可以很好地反映我国文化发展的基调。比如“与人为善，吃亏是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等，都很深刻地揭示了我国文化的主流和基调，很好地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语言内涵的发展动向。西方文化则更为倾向于个人主义及个人英雄主义，宣扬人权至上，追求和实现自我的发展，将自我表现及自我价值的实现放在首位，极为重视对于独立、自由的向往和歌颂。诸如英语文学作品中常用到的“individualism”一词，我们将其译为“个人主义”或是“个性主义”。外国著名文学作品《简•爱》就是歌颂了一个个性独立、向往和追逐爱情自由及尊严的女性，通过这一人物传递出西方文化的主流和趋势。所以就中西文化的差异来说，历史传统上的差异，应该是较为突出和明显的一个方面。

(二）生活习惯差异除了历史传统文化的差异外

中西文化的差异还体现在生活、风俗习惯的差异上。中西方文化生活习惯方面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诸如中国人见到熟人，会习惯说:“去哪儿了？”“吃过了吗？”等类似的语句，但是传递出来的意思并不是真正要问对方打算去什么地方或是有没有吃饭，而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问候语。然而在英语文学翻译作品里可以看到，礼貌用语都是一些具有实际意义和真实性的语句，很少涉及到一些形式问候语。在英语文学翻译中，经常会遇到情景对话的环节，在这些情景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文化中的问候习惯与我国有明显的差异，作品中的人物如果要进行问候，便是直白简单切合当时情景的表达。除问候习惯的不同之外，中西方礼貌习惯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我国礼貌习惯的最大特征在于“卑己尊人”，包括孝道等，都是通过晚辈对长辈的谦恭来体现“礼貌”这一行为，并且将这种“谦让、谦卑”的文化当成一种崇高的美德。当别人对我们发出赞叹或是表扬的语句或语气时，我们通常会进行自贬以示礼貌，这一礼貌习俗是中国的一大特殊文化现象。而西方的礼貌习惯与中国恰恰相反。一般情况下，一方对另一方进行夸赞，并且是符合对方实际情况的，受夸赞的一方通常都会接受这一赞美或是赞叹，并对赞扬者说“谢谢你”，以此表示对对方肯定的感谢。由于中西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异，我们往往会认为西方人比较自信且不谦虚。而作为西方人来说，对于中国人对自己成就的贬低，也表示不理解，觉得中国人不太诚实或是诚恳。因此，对于中西方在文化生活习惯上存在的差异，需要进行更为深刻的探讨和挖掘。

(三)思维方式的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

从本质上来说，是基于语言而逐步产生和形成的一种较为深层的特有机制，并且其具体表现是在语言形式之中。从英语文学翻译作品来看，思维方式也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表现之一。思维方式的差异是进一步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导致语言差异的重要诱因。从古代开始，我国传统文化就主张天人合一的理念和思想，看中人与天的和谐与统一。因此，相较于西方国家来说，我国的生存意识更为明显，并且在形象思维方面更为突出；与此同时，我国思维方式中，还较为重视抽象思维的发展，对于实证研究及逻辑推论都比较看重。而西方文化在这方面与我国文化有着根本区别，从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的框架和逻辑顺序就可以看出：其语言在句法特征、造字、语言的组织、思维的方式、逻辑性以及思维性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汉语里如果要对一个事物进行描述，通常都是从大至小，由表及里，从一般到特殊来完成。而英语在这一点上，恰好相反，具体地表现在汉英语句当中的时间、地点、人物、称呼、位置、组织系统等多个环节当中。诸如在问句“你吃饭了没有?”当中，我国文化所指的吃饭，可以是早饭、中饭，也可以是晚饭，人们往往不需要指明。但是，在西方的文化当中，则必须要具体到早中晚，逐一翻译为：breakfast，lunch，supper。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

究竟是什么因素的影响和作用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呢？笔者着重从历史社会根源、社会经济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历史社会根源的不同

中国经过了漫长的帝王世袭制度的封建时期，而在西方，很早就开始出现民主集中制的苗头，并且在随后的发展中不断更迭交替，直到现在看到的资本主义制度。封建制度背景下，我国国民的思想及意识形态其实没有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皇室及官员在引导着整个社会的潮流，从某个层面来说，在封建社会我国国民是不存在思想自由一说的。而就西方国家来说，自文艺复兴时期就逐步开始了思想自由的“征战之路”，开启了欧洲文化发展的新章程（中国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受到了影响，但是最终却没能在思想领域掀起如欧洲般的大波澜）。继文艺复兴之后，欧洲文化精神领域似乎出现了新局面。

（二）社会经济的影响

除了历史社会根源的作用和影响外，社会经济结构也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古以来，我国百姓就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人人都在为生计打算，我国的思想家、文学家们大多都是经历过许多的挫折与起伏，才作出了一些耐人寻味、万古流芳的作品。而就西方国家来说，由于社会较早步入工业时代，人们的劳动力价值得到了体现和尊重，基本上可以满足温饱需求，加上西方国家对科技文化的重视，劳动人民基本上都享有创作的机会。所以，西方文学大部分作品的素材都比较贴近劳动人民的生活实际。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恰好相反。虽然中国古代也有一些贴近百姓生活实际的作品，但是大多数都是文人为宫廷所做，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三）文化个性的作用

文化个性也是形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要素之一。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制度之前，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度时期，文化风格通常较为保守。从这一层面来说，社会制度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压制了个人思想的发展，或者说是压制了个性化的发展；而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一种以资本流动为基础，较为重视财产和人权的社会体制，在这一体制中，比较重视公民的个人权利，赋予了国民很大程度的思想自由，推动了社会文化多元化及多层次的发展。

三、差异视角下推动英语文学翻译工作发展的有效措施

中西方文化交流从很早就开始了，随着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增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密切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如何正视中西方文化差异，推动英语文学翻译工作的有效进行，是文学翻译界当今热议的话题。

（一）通过差异化进行深度审视

所有事物的存在都具有两面性，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存在也不例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文学作品的原汁原味。甚至在接受差异的基础上，对自己进行深度审视，找到不足，谋求发展的主动权。我国的主流文化是中庸及和谐，但是在某些场合或是情景下，这一理念实际上是发挥不了作用的，鉴于此，可以借鉴西方国家近代更为科学的“管理策略”，提高我国的外事能力或是文化引导的能力。

（二）寻找共同点争取主动权，促进文学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