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概论知识总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西方文化概论知识总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视频公开课；古希腊文；西方文化概论

程网易和中国网络电视台等视频网站上向全国公众免费播出，这是教育部准备在“十二五”期间重点建设的中国大学1000门精品视频公开课中的首批课程。本人主讲的“古希腊文明的兴衰”有幸列入其中，成为武汉大学乃至湖北省高校第一门上线的精品视频公开课。在首批上线的20门课程中，除了几门涉及到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之外，其余大部分都是关于中国文化的课程，如北京大学阎步克教授主讲的“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宋志明教授主讲的“中国传统哲学通论”、南开大学陈洪教授主讲的“六大名著导读”、浙江大学董平教授主讲的“王阳明心学”等等，而本人主讲的“古希腊文明的兴衰”成为其中唯一一门关于西方文化的精品视频公开课。

一、本课程的背景情况

对于中国的大学生和社会大众来说，了解西方文化要比了解中国文化困难得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虽然未见得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有过专门的研究，但是毕竟身在其中，耳濡目染，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对中国文化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和亲近感。然而西方文化却与大家多有隔膜，一般中国人不仅对西方文化的历史脉络和传承演变了解有限，而且对西方文化的不同分支和地缘情况也知之甚少。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西方只是一个笼统和模糊的集合概念。尤其是对于那些在网络中长大的年轻一代大学生而言，所谓西方文化就是以美国的好莱坞、麦当劳、英特网为代表的高科技和消费文化。由于历史传统、地理环境、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差异，中国的大学生们很难像体验中国文化那样深切地进入西方文化的意境之中。这样就使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总是难免有一种隔靴搔痒之感。近20年来，本人在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所讲授的“西方文化概念”通识课程，就是为了帮助同学们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的不同源流传统和发展演进历程，从而使他们能够对西方文化形成一种清晰而全面的认识。

众所周知，古希腊文化是整个西方文化的源头或摇篮。一个中国大学生要想系统地、全面地了解西方文化，就必须从古希腊文化入手。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也把“古希腊文明的兴衰”作为整个“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第一个阶段或开端。讲授该课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同学们了解那个充满了美丽神话和睿智哲学的古代希腊，而且也是引导他们进入博大精深的西方文化殿堂的初步训练。因为古希腊文化与其后的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20多年来，我在讲授“西方文化概论”课程时始终坚持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把西方文化当作一个具有生命力和连续性的有机整体，从宏观的和长程的角度来展现西方文化的整个发生、发展和演变历程。具体地说，就是不仅要分别描绘出西方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希腊城邦、罗马帝国、中世纪封建社会、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具体历史面貌和不同文化特点，而且还要从那些殊异的历史时代和文化现象背后寻找到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和连贯的精神脉络。这种有机论的基本观点，是与把西方文化按照不同的学科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来进行分割的机械论观点针锋相对的。它的宗旨就是要让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认识到，西方文化是一个有机演进的生命体，而不是一个机械拼凑的综合物。

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都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生长起来的，历史作为一种时间性的纵坐标，是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件、年代和人物而呈现出来的。但是对于中国的大学生来说，那些发生在遥远的西方世界中的历史事件、年代和人物往往是一些很抽象、甚至很枯燥的东西。为了使同学们能够真切地进入西方文化的具体情境，本人和课程组成员在制作“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课件时，采用了大量的图像资料，从古希腊的城邦遗址和艺术作品，到古罗马的斗兽场所和中世纪的哥特式教堂，再到近现代的科技创新和社会变革。本人在讲课过程中，将西方文化史上的那些重要事件、人物、场景等通过鲜明生动的图像资料展现在学生面前，使他们能够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这些发生在遥远国度和古老时代的事情。除了大量的图像资料之外，历史地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径。我们的很多大学生之所以对西方历史不感兴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他们对西方地理不了解，这样就很容易把历史中发生的真实事件变成一些死记硬背的抽象概念。如果授课老师能够结合不同时代的历史地图来讲解西方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将纵向的历史过程与横向的地理环境相结合，把事件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具体地表现在直观的历史地图中，这样就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所以本人在讲授“西方文化概论”课程时制作了几十幅历史地图，从古代的爱琴文明(克里特一迈锡尼文明)一直到现代的大西洋文明，将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都体现在不断变化的文明版图之中。

与国内其他兄弟院校开设的同类课程相比，本人讲授的“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最大特点就是努力践行“文化发展与逻辑演进相一致”、“历史事件与地理环境相联系”、“传授知识与陶冶情操相交融”这三个基本理念。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样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同样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充满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和感人心魄的崇高情怀。讲授西方文化的课程，不仅只是单纯地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讲解文化典故而引发同学们的情感共鸣，提升他们的道德境界，调动内心深处的崇高感。授业的目的不只是在于解惑，更重要的在于传道，即传授人生修养之大道。从而不仅把同学们培养成为一个有系统知识的科学人，而且更要引导他们健康地成长为一个有道德情操的性情人。

在上述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再加上20多年的授课经验，以及将科研成果不断地运用于教学过程的教学相长做法，本人讲授的“西方文化概论”通识课程不仅成为武汉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而且还在2008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精品课程。近些年来，本人还先后应邀前往电子科技大学、东南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高校给大学生们系统地讲授该课程。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把本人主讲的“西方文化概论”列为该校的人文精品课程之一，澳门科技大学更是将该课程列为全校学生的通识必修课。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均采用本人撰写、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4年初版，2008年插图修订版)并被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的《西方文化概论》作为讲授该课程的指定教材。可以说，本人

主讲的“西方文化概论”课程已经成为国内通识教育课程的一个著名品牌。

二、本课程的建设过程和缺憾之处

正是由于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当2011年教育部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建设1000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时，本人讲授的“西方文化概论”课程非常顺利地通过了武汉大学和教育部的层层评审，入选教育部首批建设的103门精品视频公开课之列。在这103门课程中，武汉大学有4门入选，除了本人主讲的“西方文化概论”之外，还有国学院郭齐勇教授主讲的“中国古代思想智慧”、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主讲的“大学现代化”和潘迎春教授主讲的“简明世界史”。

2011年暑假期间，在武汉大学教务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我和其他三位教授开始进行精品视频公开课的制作。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我们每位主讲老师都必须把入选的课程在录像机面前系统地讲一遍，然后由专业人士制作成符合要求的视频录像资料，报送教育部进行评审。与平时在课堂上讲课不同，精品视频公开课要求每一讲的时间长度为半个小时，课程总长度控制在10讲左右。按照我平时在大学讲课的教学计划，“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总时长为36个课时(每个课时45分钟)。但是在制作精品视频公开课的录像时，由于受授课时间的限制，所以我只能采取一种分段讲解的方式，即先集中时间讲授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明。至于后面的古罗马文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和西方近现代文明，只能留待以后再制作视频录像了。

经过精心的准备，包括合理安排每一讲的课程内容和形式、修改和充实文字与图像资料、完善PPT课件等，我在7月下旬非常顺利地一遍完成了“古希腊文明的兴衰”课程的全部13讲的视频录像过程。然后经过专业的后期制作，包括音频效果、画面质量、字幕校对等一系列复杂的工作，到10月初，武汉大学4门入选课程的视频录像资料送交北京，由教育部组织专家进行最后的审查。经过严格的挑选，我主讲的“古希腊文明的兴衰”有幸被选入首批20门精品视频公开课之列，于2011年11月9日在爱课程、网易等视频网站上与广大观众见面。两个月后，郭齐勇教授主讲的“中国古代思想智慧”也作为第二批精品视频公开课(23门)之一在上述网站播出。而武汉大学的另外两门入选课程在经过适当修改之后，也将在近期陆续上网面世。

本人主讲的这门精品视频公开课原名为“西方文化概论之古希腊文明”，后来采纳评审专家的建议，改名为“古希腊文明的兴衰”。在录制过程中，我仍然坚持平时授课时的基本教学理念，力图通过古希腊文明的发生、演进过程来展现西方文化的精神特质，并通过大量生动具体的图像资料和历史地图来引导同学们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古代希腊文化的具体情景。根据课程计划，本课程的全部内容共分为13讲，分别对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希腊神话传说的源流、荷马史诗与“系统叙事诗”、赫西俄德的《神谱》、希腊城邦制度的早期发展、斯巴达与雅典、城邦时代的宗教生活、希腊悲剧、从希腊悲剧到希腊哲学、从分离主义到帝国主义、亚历山大帝国与希腊化时代、希腊文化精神的凋敝等主题进行了系统性的讲解。其中涉及到特洛伊战争、奥林匹亚竞技会、城邦民主制度、亚历山大东征、希腊文明衰落等重大事件，并对古希腊时代的瑰丽的神话传说、独特的城邦政治、优美的文学艺术、深邃的哲学思想等作了较为细致的介绍。尤其是凸现了古希腊文化所具有的浓郁的人文精神和欢愉的生活态度，既突出了古希腊文明与其他后续文明――古罗马文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揭示了它与后者之间内在的精神联系。为了说明该课程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我按照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的制作要求，专门写了下面这段课程推介词：

古希腊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摇篮，以美轮美奂的神话传说、崇高典雅的奥林匹亚竞技会、寓意深刻的命运悲剧和充满睿智的哲学思想而著称于世。无论是爱琴海文明依稀如梦的断壁残垣，还是城邦文明气势恢弘的神殿剧场，抑或希腊化时代开疆拓土的赫赫武功，都在不断地激励着后世人们的浪漫理想和英雄豪情，使得古希腊文化成为西方人心中永恒的精神家园和梦幻故乡。武汉大学赵林教授主讲的“古希腊文明的兴衰”课程对整个希腊文明的发生、发展和演进历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讲解，生动而贴切地引领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走进交织着神话氛围和哲学意境的古希腊文明。

由于受授课时间和视频录像等因素的影响，本课程也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这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课时分配不够合理，例如开篇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讲得太细，花费了较多时间，而后面的一些内容却显得有些仓促和单薄。特别是关于古希腊哲学的部分，未能详尽地加以讲解。事实上，希腊哲学不仅与神话传说一样构成了古希腊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我最熟悉的领域之一。在武汉大学，与“西方文化概论”同样深受大学生欢迎的一门课程，就是我主讲的“西方哲学史”。早在2006年，我主讲的专业课程“西方哲学史”就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几年前，我还为超星数字图书馆的“名师讲坛”专门录制了36讲、长达18小时的“古希腊哲学”。该课程的视频录像在超星网站上播出之后，一直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点击率非常高。事实上，在设计“古希腊文明的兴衰”课程的教学内容时，我本来准备用整整一节课的时间来讲授古希腊哲学的发展梗概和精神特征。但是在录制视频的过程中，由于前一讲希腊悲剧的内容比较多，而且在讲完希腊悲剧之后又必须简单地介绍一下希腊喜剧，所以不得不占用了原本计划用来讲解希腊哲学的课时。结果，希腊哲学只用了不到半节课的时间来讲解，难免有些仓促，只能简单地介绍一下希腊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脉络，未能详尽地展开。至于希腊科学的发展情况，更是由于时间限制而忍痛割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扼腕的憾事。

篇2

关键词：东西方文化交流课程;目的;教学方式

中图分类号：G63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05-0224-02

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下，有关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正方兴未艾，而相关课程也在各高校陆续开设。本文作者将试着就该课程的目的和教学方式等方面提出一些管蠡之见，希望对该课程以后的教学有所帮助。

一、课程目的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指出：“教学艺术的本质不在教授，而在激励，唤醒，鼓舞。”这是一个总的宗旨。不同的课程有不同的目的，而教师对课程目的的理解会直接影响或反映在教师的授课方式和教学态度上，从而影响到教学的结果。

就东西方文化交流这门课而言，其课程目的主要是：（1）增强学生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情况的了解;（2）激起学生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兴趣，从而对其中的某一/些方面进行深入地研究;（3）使学生能够灵活利用所学到的有关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知识，促进其它方面的学习和研究。

了解了课程目的后，教师应该拟定一个教学目标来指导和匡正自己的教学活动。根据美国著名教育家马杰的研究，从结构上看，一个编订优良的教学目标应当包含三个要素：“首先，它应当描述预期的学生行为――学生必须做些什么？其次，它应当列举出学生行为得以产生的条件――怎样认可或测验这种行为？再次，它应当给出一个在测验中可以接受的行为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再结合课程特点，教师就可以制定出一个合理有效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式了。

二、课程设计

所谓课程设计，就是指在课堂教学中“为了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对教什么（课程、内容等）和怎么教（组织、方法、传媒的使用等）进行设计”。

本文作者认为该课程应采取以讨论式教学为主，其它各种教学方法为辅的教学方式。讨论式教学方式的具体做法有很多，这里，讨论式教学方式主要指引导式讨论和创造性分组式讨论。

（一）讨论式教学法

讨论式教学法的好处很多，布鲁克菲尔德就曾经列举了15项，但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有助于更为深入、清晰地研究课题;（2）有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发展学生分析、判断、综合和表达的能力;（3）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主意识，培养博大的心胸。

尽管讨论式教学法益处多多，但在执行中却是有很多的方面必须考虑，因此，在进行讨论之前教师要做一下准备工作：（1）每堂课提前告知参与者讨论的课题，并保证参与者提前并同等地获得相关资料。（2）说明讨论的基本原则，期望达到的目的等。（3）规范运用征求意见表，调查参与者感兴趣的方面和熟悉的领域等，以便对以后的课程进行改进。（4）围成圆形来进行讨论，使所有的发言者都能听见，并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参与讨论。（5）将整个学期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方式在第一节课时就告诉学生，以便学生进行配合。

众所周知，学生在进行讨论时很容易出现冷场现象。为尽量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讨论式教学法的具体做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引导式讨论，即以一人或少数几人为主，其他人参与的讲座加讨论形式;另一种是创造性分组的讨论形式。第一种是教师让对某方面了解比较多的学生事先做好准备，包含所需的图文、影音等资料。与此同时，其他同学也要在课前对将要讨论的课题进行了解并准备自己的问题。这样，在上讨论课时，由部分同学组成专家组，先对自己的研究结果进行展示，然后提出讨论的课题或范围，带领其他同学进行讨论，最后对该课题的讨论结果进行总结。在此期间，教师起引导者的作用，即统筹安排时间，在适当的时候穿插几句话，使讨论顺利进行。第二种是教师安排课题，并将学生按所学外语专业分成几组，让他们比较中国和他们所学外语国家文化在所定课题范围内的差异或交流情况。如果是日语或韩语系的学生，就让他们比较所学语系国家和西方国家文化在所定课题范围内的差异或交流情况。这样，每个组就自成一个专家组，但该专家组在上课之前要先各自研究，然后进行小组讨论并得出较为统一的观点。在上课时，每个专家组用自己的方式对自己研究的课题进行展示，可以是以一人为代表其他人补充的方式，或是每个人负责一部分的方式等。这样，在同一堂课里，学生在对自己组研究的课题上有较深认识外，还可以了解到不同方面的知识。在此期间，教师的作用主要是总领全局，将各组巧妙的整合起来，安排好他们的时间和顺序，并在讨论结束时作讨论总结，指出值得表扬和可以改进的地方。

但是这两种讨论的方式都有一些必须注意的地方。首先，教师必须调整自己的心态，把自己当作引导者或总领全局的人，而不是具体的参与者。这就是说，教师不能太多地介入讨论，不能讲太多话或影响学生的观点。其次，教师要有把握全局的能力，在有些学生发言太多或太少时进行控制，使学生的发言机会保持平衡。再次，教师必须经常与学生联系，了解学生课前准备的情况。以第二种做法为例，教师可以让每组选一个代表，在课前将他们组讨论的结果告知，以便合理安排整堂课的活动。最后，应该尽可能在多媒体教室进行。

（二）其它辅助教学手段

讨论式教学法也有它的弊端，如它要求学生有较高的配合度，在课外花一定的时间去做课前准备之类的。因此，教师可以采取其它的教学手段来弥补。如请在东西方历史文化交流或比较研究方面的权威人士来做讲座，请西方人士过来作直接的文化交流，教师直接授课，多媒体教学等。

此外，教师可以利用一些教育辅助工具。根据布鲁纳的看法，教育辅助工具有五种，即：（1） 替代经验装置：影片、电视、幻灯片、录音带等;（2）用于掌握现象根本结构的装置：实验室实验或事物演习、模型、图表等;（3）程序设计装置：编排教学材料等;（4）戏剧式装置;（5）自动化教学机器装置。心理学研究证明：用多种感官同时感知，不仅可以降低大脑层的疲劳程度，而且可以提高学习效果。另外，学生的心理发展通常是由无意注意到有意注意，由机械记忆到意义记忆，由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由没有反思能力到有反思能力。因此，形象的辅助教学工具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这门课上，教师可以选择使用影片，幻灯片，绘画或书法作品等辅助工具来帮助说明某一课题。当然，学生在进行课题讨论时也可以要求使用某些辅助教学工具，此时教师应该配合学生。

三、总结

教学方法通常是因人因课不用而有不同，只能灵活运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这门课上，如果单纯采取教师讲课的方式，或者说采取以教师为主而不是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方式的话，不管教师采取何种教学辅助工具，都比较容易形成教师和学生对立的局面，比较难调动学生参与课程的积极主动性。在调动学生积极性方面，学生讨论为主的教学方式相对来说效果要好，也较容易被学生接受。当然，由于本人才疏学浅，考虑的肯定不够周全，这种教学法也存在一些弊端。但是，如果这篇文章能引发一些思考的话，本文的目的就达到了。

参考文献：

[1]李伯黍，燕国材.教育心理学（第3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高艳.现代教学基本技能[M].北京：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0.

[3]斯蒂芬・D・布鲁克菲尔德，斯蒂芬・普瑞斯基尔，罗静，褚保堂（译）.讨论式教学法――实现民主课堂的方法和技巧[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

[4]王坦.教学模式概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5]熊川武.实践教育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篇3

英语专业是人文专业而非实用型、工具型专业。英语专业教育是“人文教育”而非功利教育。人文教育（LiberalArtsEducation），或称自由教育、博雅教育、全人教育，首先是一种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的理念，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其逻辑起点和理念目标；人文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自由、博雅与全人。如张汝伦所言，“人文教育是通过文史哲的学习，通过对人类千百年积累下来的精神成果的吸纳和认同，使学生一方面有独立的人格意识，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有健全的判断能力和价值取向，有高尚的趣味和情操，有良好的修养和同情心，对个人、家庭、国家、天下有一种责任感，对人类的命运有一种担待。它使受教育者在提升自己的时候也超越自己，看到自己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对于全人类的责任；它在使受教育者丰富和发展自己的人格的能力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和人类培养合格的公民”①。英语专业本应该将我们的专业培养理念定位于此，以免继续培养“语言技工”，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也要将这种“技工培养模式”转变为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应该回归人文学科本位,致力于重点培养人文“通识型”或通用型英语人才,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兼顾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诚然，“听、说、读、写、译”等技能是英语专业的立业之本，然而单一的技能训练远远偏离了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理念，所谓的“人文教育”或“博雅教育”也更无从谈起。在指导学生夯实英语基本功底的同时，教育者更该引导学生“登堂入室”，进入英语专业的殿堂，真正达到张汝伦先生所表述的人文教育的培养目标。具体来讲，在基础语言技能课程设置之外，教育者理应尽可能地利用语言这一文化载体，开设以英语语言文化、文学、哲学等为核心的专业课程。作为世界文明的两大源头，“两希文化”无疑是人文课程设置的重中之重，与其相关的课程如“古希腊罗马神话”、“宗教节日”、“圣经阅读”、“西方宗教”等也理应作为“西学”课程设置的重点。通过此类课程的设置让学生详细掌握西方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科学技术、等知识，提高学生的人文关怀和文化认同感。让学生逐渐具备人文视野、人文情怀、人文追求。

二、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现状调查

（一）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现状调查

针对目前我国英语专业教育存在的理念上和现实主中存在的问题，作者对山东与上海的几所高校的英语专业文化课程设置现状进行了现状调查和对比。山东高校分别是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齐鲁师范学院等；上海高校分别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调查结果表明，所有被调查的高校，无论其属于何种类型，都基本上达到了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开设了基础层次的文化入门课程。各高校普遍开设的英美文学选读、欧洲文化入门和英语国家文化概况等。山东各高校的人文课程的开设也大都仅限于此，但对比其它高校的文化课程设置，山东大学明显优于其它省内高校，如他们开设了欧洲文化史和其他各小语种国家的文化史课程。除此之外，山东大学在通识课程的设置上明显加大文化课，甚至两希文化相关的课程设置，如欧美文化与文学，考古学与世界文明史(人文)、圣经人物点评、世界遗产概论及欣赏(人文)等通识课程。上海的几所高校也开设美国文化相关的课程，如复旦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美国历史与文化，华东师范大学的美国文化。被调查中的上海高校中有四所都开设了有关中国文化的课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中国文化要义及中国历史及文化、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化等。在深层次文化课程设置方面，调查结果表明，文化课程的设置与该高校的综合实力、英语专业的培养理念密切相关。除山东大学外，山东其他高校基本没有开设更深层次的文化课程。上海高校在此层次上要明显优于山东诸高校，特别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依赖于其强大历史、师资、办学条件等，文化课程的设置在广度和深度上均超越了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人文课程不局限于英语专业，体现了英语专业的人文性。作为全国专门的外语类院校，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英语专业教学和科研均处于学科领先地位，西方文化和文化比较类的课程设置方面，尤其凸显其强大的专业力量。东西方文化导论、跨文化交际、西方宗教专题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精华、尼采与东西方文化、美国电影研究、欧洲电影研究、圣经选读、希腊罗马神话选读、大众文化、欧洲文艺鉴赏等课程的设置与教学无不彰显出其在英语教学与研究方面的强大实力和领先地位。无论是上海的综合类大学还是外语类院校，对文化课程的设置均体现了其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素质和实际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技能的人才的培养理念。

（二）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现状调查的结论

经过以上调查对比，结论非常明显：所有被调查高校在基础层次的文化课程设置方面都基本达到大纲和课程教学要求，在中层和深层次的文化课程方面，众多高校的文化课程设置缺乏丰富性和深度，在人文课程的设置上非常薄弱，在教学内容上仅限简单介绍层面上。相比较而言，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复旦大学明显优于其它高校。这也是上外近几年来一直致力于人文课程改革的理念所致。

三、英语专业课程改革建议

篇4

关键词：外语教育；传统文化；跨文化

在担任外语教师的职业生涯中，我们一直在思考，高校外语院系是否存在着有别于社会外语培训机构的独特价值？诚然，在师资质量、教学环境、国际交流、研究氛围等方面，高校具有社会培训机构难以企及的优势。但是，大学扩招、家长与学生乃至社会都关注就业率的现实，使高校外语院系沦落为高级的、过渡性质的培训机构。大学生或者希望从这里获得通过研究生入学外语考试的秘笈，或者希望通过四年或更长时间的学习掌握一门或两门外语以顺利找到工作，或者希望大学阶段的外语学习能够帮助他们取得理想的雅思、托福等出国留学语言测试的高分。事实上，教育与培训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培训意味着通过学习掌握技能，而教育则是通过教与学来达到扩增心智的目的。

在西方，大学被认为是西方或民族文化的守护者甚至是守门人。那么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教学，在承载传统文化、综合培养学生能力方面，又担当了什么角色呢？联系我国外语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学生个人发展，还是从高校人才培养、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在高校外语教学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已经迫在眉睫。

一、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学生面对西方文化拥有健康的心态

大学之道，在于“育人”，而非“制器”。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固然存在着糟粕，但更多的则是让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智慧结晶。众多的人口生活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历经几千年的发展，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值得后人学习借鉴。《大学》开篇讲了八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梁漱溟先生总结道，“在儒家的领导之下，两千年间，中国人养成了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在高校外语教学中增添中国文化相关课程，不但可以让学生学习古人智慧、提高人格修养、奠定清明安和向上的心态，还可以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信心。“为人之道，修身为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学生在“格物、致知”的同时不忘“诚意、正心、修身”，将来实现“平天下”的愿望，利用外语工具，充当中外交流使者。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字Cultura，意为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最初是指人对自然界有目的影响以及人自身的培养和训练。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Edward B. Tylor）在《原始文化》中对文化下了定义，“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在其绵长的寿命中，中国传统文化包容吸收多种文化，放射影响周边地区。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我国传统文化还有其他丰富的内容，例如：墨家主张打破血统论和宿命论，只问是非曲直、贤愚勤惰；道家注重本体论与辩证法，“道法自然”，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佛教强调因果报应、三种轮回的思想；范缜发表《神灭论》批判佛教教义的理论基础“神不灭论”；明代李贽著《藏书》68卷，公开反孔非儒，称《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理解世界，彼此交锋碰撞。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不是被动地全盘接受某一种思想，而是对不同文化内容进行对比思考，寻找自己的答案，从而找寻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目标。这对外语院系的学生尤其重要，能够避免学生在深入学习西方语言文化的时候对传统文明视而不见、走向全盘西化的误区。

二、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高校培养跨文化优质人才

历史上，张元济先生曾评价洋务派设立的同文馆、广方言馆、船政学堂、水陆师学堂，一针见血地指出“泰西教育之法，莫不就其本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以为之基础，各有其独立之道而不可以强同。一切教授规则皆受成于部。凡所损益，一以国民精神为主，故学成之辈，无不知爱其国、卫其种”，建议“勿标讲求西学之名”。京师大学堂则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办学方针，强调“中西并重”，务使二者“会通”，缺一不可。在这样的培养体制下，学生力求精通母语和目的语，灵活应用语言，在不同语言间自由转换。老一代翻译界的大师，如傅雷、戈宝全、钱钟书、叶君健、朱生豪等人，他们学贯中西，外文精湛，国文功底深厚，其翻译作品不仅实现了“信、达”，还能达到“雅”的高度，久经时间考验。在外语院系遍地开花的今天，教育部对高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持鼓励态度。以2000年《英语教学大纲》为例，大纲建议为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中国文化概论》等课程，在附录中推荐十几本关于中国文化的参考书目。学生只有在掌握语言的基础上深入学习中外文化，才能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做到游刃有余。然而目前对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培养，往往缺失跟传统文化有关的知识讲授，这是巨大的损失。高校对学生外语能力的培养，不仅体现在听、说、读、写、译具体语言能力的提高上，还体现在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训练上。目前我国高校外语院系开设了大量西方文化课程，例如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英美文学导论、西方文明史专题等等。然而，在强调目的语文化输入的同时，却忽视了教学过程中母语文化的渗透。例如，我们的学生可以流利地用英语讲述圣诞节的来历，却难以用英语介绍端午节的传说和习俗，甚至有学生在被询问中国节日的细节的时候，理直气壮地说：“西方很多节日都是跟宗教历史有关的，我们很多节日是跟吃有关的。”这种想法竟然受到了不少同学的赞同。诚然，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但中国以道德代替宗教，以伦理组织社会，又怎么是简单的“节日跟吃有关”能解释的？如果外语院系学生本人都不深入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又怎么可能向其他人介绍中国文化呢？《20世纪的社会转型》作者阿兰·图雷纳提出，“现代性并不是一笔勾销往昔，而是要把尽可能多的往昔纳入到尽可能多的未来。”只有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才能保留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和特点，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三、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国家维护文化安全、增强国际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认为在信息时代，软实力的重要性变得比以往更突出。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要素之一，同志指出：“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是很难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文化认同不是一个中性的活动，而是带有价值观选择的、有喜恶倾向的活动。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越来越注重运用文化力量来获取国家利益，为其战略目标服务。美国一直致力于将美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扩展到全球，用美国的方式“改造世界”，最终实现全球霸权。面对这一现实，在十七大报告中，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已经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在高校外语教育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与自豪感，以应对文化殖民主义的威胁。先生认为，“语言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如今，英语在国际上处于主导地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3月公布的统计：全世界每年出版的翻译著作大约有2.4万种，其中从英文翻译成其他文字的占60%，而美国的英语著作又占其中的80%；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用本民族文字写的作品，能够被翻译成英语、法语等语言出版的，只占这2.4万种翻译著作的5%。中国作家的作品想要在西方获得认同，往往需要迎合西方人的口味，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脱节。在中外双向的文化交流中，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才能同世界其他民族分享中华文明的结晶，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此，党和国家提出了“走出去”的战略，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文化贸易。然而，没有精通传统文化的高素质外语人才，“走出去”战略只是纸上谈兵。

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在向前发展，腐朽落后的被淘汰掉，精华的则被保留和发扬。无论是为了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还是为了高校培养跨文化优秀人才、国家提高综合实力，在高校外语院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让学生在掌握外语能力的同时深入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希望高校能给学生的，不仅仅是一张通往工作的门票；高校能给社会的，不仅仅是有文凭的工人。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能自暴自弃。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分享几千年文明结晶，充当传统文化的守门人，恰恰应当是高校外语院系和社会语言培训机构的区别之一。

参考文献：

[1]顾建新.跨国教育的发展现状与政策建议[J].教育发展研究，2007，（Z1）.

[2]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英语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3]汪清松，查昌国，张国定.杨叔子院士文化素质教育演讲录[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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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元济，著.教育救国论[M].侯且岸，选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6]袁振国.当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7]钱民辉.教育社会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马广利.文化霸权：后殖民主义批评策略[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篇5

关键词：天人合一 天人相分 生态智慧

英国的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写道：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可见，怎样解决生态破坏与文明冲突的问题已成为现阶段甚至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头等大事。于是乎，部分学者便将生态的破坏简单归咎于“天人合一”或是“天人相分”的思想。但这似乎是欠妥的。因为“天人合一”或是“天人相分”只是一个关于天人关系或者认识论方面的命题，不是什么经济思想。或许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看看能否从“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这对典型的中西自然观中去寻找一些生态智慧呢？

1.生态破坏与文明的冲突

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史，大约经历了采集渔猎时代、农耕畜牧时代、工业化时代三个阶段，当下正在向信息智能时代转化。前两个阶段，都走过了“创生――繁荣――衰败”的全过程，第三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极盛，其衰象在此后年代日益突显。这三个阶段文明由盛转衰的部分原因便是该阶段的生产方式已日益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人们只得寻找新的生存方式，向新的文明形态过渡。

尽管在历史的“前阶段”的“低阶段”，人类也曾留下破坏生态环境的记录，也曾导致中国黄河流域从先秦至明清三千余年间生态环境渐趋恶化，西亚两河流域文明、中美洲玛雅文明消亡等严重事态，但从大体上说，那时的人类尚未摆脱对自然的依附与敬畏，对生态环境的干扰、破坏的力度有限，加之自然界有较强的自我修复与再生能力，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基本还维持着原始的可持续性。而“高发展”的工业文明则打破了这种原始平衡。以“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为行动指针的工业文明在造就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又因为人以自然为索取的对象，很少注意自然资源的养护和再生，牺牲环境求得发展，并使经济活动规模超过环境和寓于环境中的自然资源的承受程度。人类以空前规模开采不可再生资源（如各种矿藏），恣意干扰各种可再生资源（如森林、草场）天然循环的生物链，在创造巨量财富的同时，又危及地球给人类提供的生存与发展的支持系统。加之工业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严重性成倍增大，环境问题日益全球化，现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无法躲避全球变暖、空气及水质污染的威胁。而造成全球性生态问题的症结，便在于文明发展的无节制性。（中国元典文化十六讲，2006：156）针对此症结，我们仍须“上下而求索”，不妨尝试着从中西自然观中获得一些启示、一点智慧。

2.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

中华文化基本上以物我一体、人天同构的“天人合一”为本质特征。我们的先人认为人类的自身的存在与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它与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人类在大自然中生长，在大自然中活动，人类既受到自然的种种恩赐，同时也不时地要受到自然灾难的威胁，人类的命运与自然的状况往往联系在一起，人类对自然存在着极强的依赖关系。这就使古人产生了要保护自然和顺应自然的观念。

道家的代表老子曾经指出：“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他认为天地人是相互依赖的，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虽然这三者各有其特性，但总的来说，三者是一个整体。例如人不能离开大地，因为人类扎根于大地，大地孕育和生养着人类，大地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条件。同样，天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温暖，带来了雨露阳光。如果人类离开了天地，就不能生存，更不要说发展。因此人类应该竭尽所能地维护自身与天地之间的协调关系。

那么儒家对“天人合一”持何种态度呢？儒家虽然认为人类与自然万物有本质的区别，但他们认为这种本质上的区别并不意味着人类与自然没有联系，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脱离自然而孤立存在。恰恰相反，儒家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矣，百物生矣，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明确地告诉人们，人类必须遵循天命，要从四季时令的变化中去体会天命，人道离不开天道。为此，孔子提出了“与命为仁”的命题。命即天命，而仁则是人道，由此可见，“与命为仁”即是“天人合一”。不仅如此，孔子还在他的思想中多次提到人类要向自然学习。孔子认为人类虽然在自然中最崇高和伟大，但人类是离不开自然，人类应该维持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与协调的关系。

随着历史的推移，“天人合一”的精神也不断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是典型的例证。董仲舒虽然把天人格化了，自然天变成了神，“天人合一”思想带有了神秘的色彩，但他对人与自然万物的联系的理论论证更充分了。如果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还是把天和人看作是两回事，那么宋明理学家前进了一大步，他们直接把天理等同于人理，天道与人道合一。如朱熹说：“天人本是一理。”（中国传统文化导论，2004：351-356）可见，“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那么是否正如某些学者所声称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只有“天人合一”吗？果真如此，他们又当对荀子的“明于天人相分”、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做何解释呢？事实上，中国同样有“天人相分”的思想，这是不言自明的。即使“天人相分”的思想不足以成为中国思想史的主流，否定不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之特色，但也不致于像某位学者所说的那样：“‘天人之分’或‘天与人交相胜’只是‘异端’而已。”（真善之间：中西文化比较答客问，2003：126）

3.西方文化中的自然观

普遍认为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一是希腊文明，二是希伯来文明。在天人这一问题上，希腊传统主要是哲学和科学，希伯来传统则主要指的是基督教。在古希腊文明中，泰勒斯是第一位用“天人相分”的思维模式而思考自然的哲学家。他将万物的本原看作“水”，认为万物由水产生，最后又复归于水。泰勒斯的学说直面自然，不再需要神这一中介。同时他将世界对象化和客体化，突显了“天人相分”的特点。后来普罗泰戈拉进一步提出了以认识主体为中心的学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他们之后，苏格拉底创造了以讨论为主的辩证法，使认识主体更加独立。柏拉图可算是对这一理论贡献最大。他首次提出了理念学说，使主体可以对事物进行本质性的探索，为西方的思维科学奠定了基础。古希腊另一哲学家是亚里士多德，他创造了一套形式逻辑，使主体能够更为有效地认识客体。

至于基督教“天人相分”的思想，其思维模式同希腊哲学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不同的是，基督教有关上帝本原的思考比起希腊人对本原的思考更为缜密。这表现在：相对于“存在”、“理念”等，上帝更是一绝对的他在；“存在”、“理念”等只是纯抽象的概念，而“上帝”既是绝对抽象的，但同时又带有具象的性质；“存在”、“理念”等与人类事物无关，而上帝与人类事物息息相关，虽然是一绝对意义上的客体，但同人的主体性又是一种互动的关系。（ibid：146-147）根据《旧约・创世论》载文：“上帝说：‘我要照我的形象，按着我的样式造人，叫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爬虫畜牲。’”依据此论，人类作为最近似上帝的存在，有理由支配自然，令其为自己服务。但在古代和中世纪，人类因为不具备征服自然的强有力的手段，这种人与自然相分离、相对立的思想尚未获得实践的强大动力。时至近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近代初期，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认为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认识自然，改变自然，他还致力于从思想上锻造征服自然的“新工具”――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的理性方法。笛卡尔进而将主体与客体截然两分，认为作为主体的人类有权将作为客体的自然视为一堆无生命的资源，可以任意掠取。牛顿则使这种理性方式升华为近代科学体系。此后，英国人瓦特于1769年首创燃煤的带冷凝器的蒸汽机，实现热能向机械能的转化。以此为开端，人类拥有越来越强劲的征服自然的能力，与此同时，在“笛卡尔式观念”指引下的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中国元典文化十六讲，2006：147）

但西方文化中也同样并非只有“天人相分”的思想，相反地也孕育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如《旧约・创世论》载文：“上帝说：‘我供给五谷和各种种子作你们的食物。但是所有的动物和鸟类，我给它们青草和蔬菜吃。’”其中最后一句便体现了一种朴素的生态平衡思想。另外，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说：“我的学说或观点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这就是自然界和人。”费尔巴哈批判了在自然和人的问题上以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他认为人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人与自然界是不同的，“自然是与存在没有区别的实体，人是与存在有区别的实体。没有区别的实体是有区别的实体的根据――所以自然是人的根据”。自然是人的前提、原因或根据，人就是“那个自然界在其中化成有人格、有意识、有理性的实体的东西”。因此，在费尔巴哈看来，“人依赖于自然界，人必须同自然和谐相处”。可见，西方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是十分明显的。

4.我们的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生态环境问题已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的全球化问题。在“天人合一”观的指导下，中国和西方的先哲们提出了许多保护自然生物资源，使其繁衍再生以造福于人类的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我们需要从哲学高度深刻反思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历程，包括对中西天人之学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得失和经验教训，树立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和谐共生的辩证天人观。同时高度重视和正确发挥“天人合一”思想的积极价值，克服其历史的局限性，吸取“天人相分”中的精华，大力发展科学与民主。要解决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我们不仅要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还必须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依靠科技来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但如果被滥用或超过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也会有负面影响。所以我们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境界，只有在正确的天人观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实现。我们还应有一种“绿色意识”，即指人类应效仿绿色植物，取之自然，又回报自然，有利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实现经济、环境和生活质量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协调。

参考文献：

［1］朱汉民.中国传统文化导论.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2］启良.真善之间：中西文化比较答客问.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

［3］赵林.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4］冯天谕.中国元典文化十六讲.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

篇6

[关键词]中华文化 本土化 产品设计

设计艺术始终与前进着的社会生活、生活条件、科学水平、技术条件、社会制度、时代风貌等当代社会历史条件密切关联。所以，设计艺术反映了该时代的历史条件。而这些历史条件正是文化的内涵。所以说一个产品它包含设计艺术的同时还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产品就成了物化的文化。

一、什么是本土化

所谓本土化，是指共同地域的人在历史上形成的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的人的稳定的共同体。简单的说，就是具有民族特色化。而传统的理解是指有一定地域限制的民俗形象，是传统的民俗文化和人们生活习惯方式。其形成过程受自然条件，地理位置，人们的身份阶层等方面的影响。本土化设计是传承下来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间开发自然物质的设计，是在历代设计传承过程中，各地区自然材料所组成的设计形式。

本土化设计形式，应从不同的层面和意义上进行思考其相应的实践对策，从而体现商品的文化价值和市场消费的价值。首先，把“本土化”的“土”提升到概念层面，立足本土，突出本土，把“土”的形象做到位。其次，把“本土化”上升为传统的设计形态，使其孕育于传统的营养之中，更加趋于完美。然后，把“本土化”与现代科学技术及审美方式相结合。在一个完整的经济文化环境中，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科技生产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互补关系，尤其在精神领域中，地域文化的基因总是与现代文化紧密地融合着，并且在融合过程中衍生新的形式。

二、本土化的设计观念

本土化设计作为一种表现形式，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呼吁国际化、全球化设计的今天，如果把这种方法视为振兴设计的唯一途径，很可能会偏狭于一隅，使我们的路子越来越窄，使我们的思路也更加局限。本土化设计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而继承只是取决于物质内容的承接性。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我们要面对时代的新内容，面对各个领域的变革，从而指导设计的新发展。

（一）本土化设计应突出本土文化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民俗文化，更没有相似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信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人文以及风土人情。我们国家，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民族的精神、气质，民族的风俗人情，民族的哲学观和美学观，使我们终生打下了民族的烙印，民族文化，民间美术其质朴实，其情真切，不仅体现着民族的精神素质和心理素质也体现着民族的喜闻乐见和审美情趣。因此吸收民族特色，表现乡土风情，反映出中国特色是设计发展的必然。

在设计发展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设计思想、风格在本土艺术和本土材质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传统的文化和思想对设计的指导作用。“阴阳和谐”， “情理兼顾”，“真、善、美的统一”等等，是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精髓，是土生土长的民族特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思想已经渗入，贯穿于我国设计的整个过程。如战国的神奇和浪漫；秦朝的厚实和庄重；汉代的简历、仙风拙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受佛教和西域文化的影响，其产品风格“清瘦”和“宽怀”并举；“仙气”和“佛光”互映；隋唐时期的“雍容华丽”、“大度丰满”；宋代的自由、理性、淡雅；明代的简洁、大气；清代的精、繁、丰富、艳、俗；所有这些理念，都是我国本土文化的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崇尚“天人合一”“物我交融”“以和为贵”的顾整体、求中和，通过对自然万物的尊重、承认和包容，通过沟通、协调而达到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则崇尚个性、竞争、自由，它注重在人类征服自然中实现人的利益，体现人的价值。直至今日，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达，自然的平衡却已经打破，此时人们才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提倡环保、绿色设计、人性化设计等等。今天看来相比较西方文化中华文化更加符合现代设计的设计理念因而具有巨大的潜力。

中华文化的这一深厚底蕴深刻的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现代设计的发展方向，如何将先人千年来总结的客观规律运用到今天的设计，将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和深思的话题。

例如，中国的园林，体现了中华文化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美。而西方的园林，则体现了西方文化驾驭自然，强迫自然接受人指定的法则而形成的整齐划一，均衡对称的人工美。又如，汉代的长信宫灯，结合功能性与外观美于一身，并且创造性的进行了无烟设计，烟灰可以从跪坐的宫女身后取出，灯的照明方向可以调节。体现了古人的环保和健康意识。

设计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从内层的设计文化理念到外层的物质设计形式，都表现了设计应有的物质性、时代性和民族性。在设计中，做到本土化和国际化的统一，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才能具有自己本民族特色的设计思想和语言形式。也才能增强我们本民族的设计具有持续的创新能力和对世界的衍射力。

（二）本土化设计是设计走向国际化的基础

市场永远是衡量设计成败的度量衡，没有市场的设计永远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设计必须面向市场，以市场的需求为切入点，以满足不同消费特征为设计目标。由于市场竞争的国际化的需求，为了能满足国际沟通的需求，设计中必然要求寻求国际共通的表述语言，对商品信息的认知和形成共识性，这就使民族图形的国际化成为必然。

在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下，设计是产品的必要元素，承载着信息沟通的重要作用，自然要求寻找国际共通的视觉语言。其次，是现代设计多元化的需求。现代设计国际化的格局是以国际主义设计为主导，多元化、多样性并存的局面。在设计发展的多元化格局下，本土化是一个重要方面，地方性形象的国际化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国际化的内容除了在传播功能上追求共识性、表现形式、追求国际特色，还包括审美功能的国际化，也就是图形设计要符合国际审美标准，能被国际社会所公认和接受。地方民族图形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形式美感的技术表现很多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人的需求。使用现代的审美标准重新演绎新的民俗图形，也是国际发展趋势的要求之一。在现代设计中，真正本土化的作品，应该是既蕴涵民族特点，又融合了强烈的现代意识，是本土风格与现代意识的统一体。

将中华文化融入现代设计并不是简单的在产品表面绘制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图案就可以了事的，文化在产品中的融入应该是一种精神文明和文化情感的融入，并且以产品本身为载体自然而然的表现出来，传达出产品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这也正是产品在经济价值、审美价值之上的第三种价值精神价值的体现。可以说此时的产品已经成为了架在不同文化领域之间，沟通不同民族情感的桥梁。

学习中华文化，领悟前人的精神，抓住中华文化的精髓，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中，海纳百川，和而不同，运用中华文化中适应现代的先进理念，最后融入到产品的设计中。

（三）本土化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走向国际化

国际化是本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同地域性文化的共同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千百年的悠久历史了，诸如赛龙舟、舞狮舞龙、扭秧歌等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喜闻乐见的节日艺术，它们带来的那份喜庆与欢乐是不能用其他形式所取代的，它们凝结着富有民族情结的审美情趣。设计者采撷这种种艺术之花，运用到商品的设计中去，大大增加了消费者对产品的亲切感。在自己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中挖掘设计素材，通过不同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使本土的设计特色让世界了解、认识、接受。从而，将本土特色转变成世界特色，将本土化设计转变为国际上均能接受的设计风格。

例如，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威尼斯派最杰出的画家之一的乔凡尼·贝利尼的名画《众神聚宴》，画中表现了西方诸神欢宴的场面，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向往的理想世界的写照。值得一提的是，诸神所用的器皿均是中华宋代的青花瓷，可见中华文化的声明远播以及那个时代的西方人对中华文明的崇拜和神往。

中国商品的设计应有中国本土特色、中国本土气质，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国货，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引起重视。如果只是一味的模仿和借鉴，没有自己的特色，我们的设计就会失去生命力和竞争力。最终也不能走向国际化。

三、结语

设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文化内涵不仅是特定文化符号的装置，而且体现了设计师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文化产生的认识和体验。本土化设计的目的是在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将本土化和现代化相统一，希望通过设计向世界传递我们本土文化和民族特色；同时，结合地域和民族共通意识，达到国际间的交流。使我们的设计在研究传统中融合时代和国际特色，以本土的特性和风格走向世界。

中华文化伴随历史的长河流传至今，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其中蕴含的力量和潜力也是难以估量的，如果我们能够继承中华文化的精髓，结合中华文化中先进的设计理念，将中华文化融入到现代设计中，则必将把中国的设计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将中华文化融入到现代设计中不单单是提升产品价值促进中国产品走向世界的催化剂，更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席跃良，设计概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1

[2]王荔，中国设计思想发展简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0

[3]刘经纬，中国传统文化概述，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2001，8

篇7

【关键词】传统文化教育;语文教学;教学方法;教学理论

五千年的历史长河涤尽过后的中华文明留给了人们太多美好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有着丰富人文内涵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面对着科技文明来临所带来的信息大爆炸和外国文化的渗透和冲击，传统文化似乎也在当代文明中渐行渐远。近年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并逐渐接受传统文化对国人来说确实十分重要，因此，传统文化又重新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但是传统文化的现状并没有人们预期的那么乐观。语文作为一种人文社会学科的存在，它的作用不仅停留在能够丰富学生的知识涵养，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及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所以如何把传统文化教育与当下的语文教学结合起来，探索语文教学新思路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一、传统文化在我国的现状

(一)传统艺术濒临失传。近年来，大工业生产时代的到来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也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导致人们的心态也越来越浮躁，很多传统手工艺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甚至面临几近失传的状态，如桃花坞木刻年画等。另外还有很多传统戏剧也面临失传的状态，如白局(南京地区的古老曲种)等。传统节日的氛围再也没有往日的浓烈，对于一些学生来说，传统节日的吸引力甚至不如西方的一些节日，甚至中国人最在意的春节如今也没有了以前的那种热闹。传统艺术凝结着先人的智慧和汗水，现在却面临失传的困境，这是一个应该引起所有国人注意的问题，甚至是让人们感到无比担心的一个问题。所以，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开展势在必行。(二)道德的缺失。传统美德的总结与认同，是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伦理道德传统的关键，也是现代中国道德文明建设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但是在现有经济市场背景下，人们都在忙着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却忽视了对道德的追求，社会上各种负能量的事件层出不穷，如地沟油、各种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等。人们甚至一度陷入了道德信任危机，如老人倒了不敢扶。更有甚者，如药家鑫事件等。纷繁复杂的社会给了学生相对多元的导向，但是也让学生受到了很多不良思想的影响，产生了不正确的价值观。在整个社会都面临道德危机的时候，传统道德中的仁、义、信地提出就显得十分重要。(三)民族自信力低。一个国家的公民只有对自己国家的文化认同，才能够热爱自己的国家，才愿意以自己国家的文化为准则来要求自己，才能拥有更高的民族自尊和自信。但是在这样一个经济、信息全球化的时代，整个世界成为了一个大的地球村，文化的交流也更加的频繁和便利。面对西方文化如洪水般涌入，很多人变得不知所措。在国内，很多学生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尤其是他们在口头语言使用上更是深受其影响。他们说“hold”那是时髦，讲成语却说“太酸”。另外，很多学生深受西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误认为那是个性解放，甚至认为先辈奉行的艰苦奋斗精神是可笑的。还有很多学生在外出深造以后都选择了留在国外，在如今多元文化冲击的背景下丧失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

二、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开展的必要性

(一)文化政策的影响。主席提出要认识到传统文化对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的伟大意义，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把我们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结合，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航标。另外，一些相应的文化政策和法律也开始出台，因此，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是语文学科十分重要的任务。《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表明:“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开展十分必要，这是语文课程重要的教学目标，也是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需要牢记的理念。(二)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信的需要。如果想知道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什么样子，那就应该关注这个国家的青少年，因为未来是属于他们的。我们的中国梦能否实现，也取决于他们。因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程度，非旦关系到他们个人的道德建设，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传统文化于学生而言，不仅能够让他们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和内涵，以本民族文化为自豪，而且还能够唤起他们强烈的爱国情怀，让他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身上肩负的民族振兴的巨大责任。当他们愿意以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准则作为自己行事做人标准的时候，他们就能塑造出更加健康的完善的人格，进而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当他们能够认同自己文化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拥有更强的民族自信。当他们行走在这个竞争无比激烈的世界上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昂首挺胸。

三、语文教学中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困境

(一)功利浮躁的社会环境以及应试教育带来的巨大压力。在快节奏生活方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大多数人关心的是如何以最快的时间求得最大的利益，而传统文化的学习是一个相当宏大的并且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所以很少人愿意做这种前期成本投入太大，见效却十分缓慢的事情。另外，高考是我国目前相对而言最公平也是最便捷的一种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方式，因此在短时间内，高考制度无法得到改变。这种评价方式的单一，造成了各种考试的泛滥，而学生为了能够顺利通过高考这根独木桥，很容易陷入为了考试而学习的误区，成为只会做题而没有思想和灵魂的机器。学生去学校学习的不是知识，反而是为了学习答题的技巧。即使是学习文言文，但是学习的功利性也让他们无法安下心来去欣赏传统文化的内涵。在这种背景下，传统文化无法在语文教学中更好地开展。(二)教师缺少先进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面对高考，老师也承受着升学率带来的压力。很多老师所进行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学生怎样取得更好的成绩，因此他们在忙着钻研答题技巧，钻研高考真题。老师追求和关注的不是语文教育的育人功能，而是考试功能。在这种背景下，很多老师无暇顾及提高自己的自身素养，甚至都没有建立完整的知识系统和结构。即使有些文本涉及到传统文化，老师也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范例去对待，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挖掘，或者只是简单介绍一下背景，教师忽略了他本可以用比较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三)学生对传统文化兴趣不高，认同不够。很多学生对传统文化都不能持一种比较端正的态度，认为传统文化是一种过时的文化，距离人们太过遥远，无法适应当今这个知识信息飞速更新的时代，对于他们而言变成了一种没有太多意义和价值的存在，甚至认为坚守古人的东西是一种迂腐的做法，因此，很多学生无法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除此之外，有部分学生缺乏社会感，对中华文化式微的事实表现出冷漠的姿态，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他们缺乏必要的心理防线和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对“糖衣炮弹式”的西方强势文化媒体的入侵，免疫力极低，缺乏辨伪存真的能力，没有强烈的文化安全意识。

四、传统文化教育在语文教学中开展的措施

(一)更新教师教育理念，增强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教师应该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不能仅为了考试而教，把学生当成考试的机器，而应该意识到学生是作为一个思想独立、人格独立的独一无二的个体而存在的。教师不仅仅要传授给学生关于如何能够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的技巧，还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发展和成长。教师应该主动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掌握系统的传统文化的理论和知识，进而引导学生体会到传统文化蕴含的那种美和韵味。同时还应该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进行情感熏陶和疏导，使学生正确理解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使学生形成传统文化的思想共鸣，教育学生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内化为自己的准则和信念。另外，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将所学习到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如在讲《陈情表》中的孝道时，可以让学生为父母洗一次脚等。(二)转换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兴趣。第一，教师在进行涉及到传统文化的课程内容教学时，可以通过探究式教学法让学生能够更加自由、独立的思考，进而增强学生之间的合作，在课堂中以学生为主导，而教师作为引导者的身份出现在课堂上。第二，教师可以选择一些与学生实际生活更相近、更有趣的传统文化内容引入课堂，如在学习《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时，可以加入关于重阳节的一些知识，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第三，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一起学习，鉴赏一些经典篇目，还可以提高学生文言文的翻译能力和理解能力，引导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应用，如应用到写作中。第四，教师可以通过建立学习互助兴趣小组拓展传统文化学习的途径。第五，教师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力量，通过一些电视节目，如百家讲坛等让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学习。(三)教学内容上挖掘传统文化的因子。教师在讲解文本时，不能只停留在疏通字词、翻译文本上，还应该不断地挖掘教材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因子。在进行文言文的学习时，能够介绍文章的写作背景，让学生进行知人论世。教师应当将教材中一些传统文化的观点与内容作为教学的重点，对其中蕴含的道德观念与文化价值要给与重点介绍。如在学习琵琶行时，不仅应该知道这是当时作者被贬谪，仕途失意之所作，还应该从商人重利轻别离中意识到当时商人的身份地位极其低下，这是与当时重农抑商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学生应该勇于承担起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和富民强国之路一样任重而道远，希望能够认识到传统文化传承的必要性，不断探索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路径，使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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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晓红．论高中语文课对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感的培养研究［D］．齐齐哈尔大学，2015，6

［6］潘涌．论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传统文化教学［D］．贵州师范大学，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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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传播学中国化；传播理论；在地经验；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45-05

中国传播学的系统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迄今已有30余年。在此期间，华人学者着眼于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与当代现实，发掘具有本土特色的传播现象与观念，意图建构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这在中文新闻传播学界从一开始即是孜孜以求的学术目标，被称为“传播学中国化”“传播学本土化”或“传播研究本土化”等。另一方面，自其伊始，华人学者就围绕“传播学中国化”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展开论争，赞成与反对对立，实践与反思并存，争鸣之声至今不绝，这使其成为中文传播研究中几乎最具影响力的议题，也是中国传播学30年来苦苦摸索以求发展突破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传播学的中国化

早在1977年，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时就已提倡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遗产。首次论及“传播学中国化”这一命题及其内涵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者余也鲁。他在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第一次“中国传学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他认为，“文化与传统若不同，作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传的观念、原则、型式也随之而异。因此，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实际中应该可以找到中国的传播理论。”余氏不仅从议题设置上旗帜鲜明地倡导中国化的传播理论与范式，并且进一步探索它的取径与步骤，就如何在中国历史与传统中探寻传播理论提出了“十二个入口”。〔1〕余也鲁的呼吁成为“传播学中国化”的先导。在大陆，“传播学中国化”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至1982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会议形成了对待这一外来学科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要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2〕，该会议为传播学中国化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依据。

1993年，在厦门大学召开“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题涉及中国传统文学、哲学、历史、语言、民俗、人类学、经济等多个领域中的传播现象，会后出版了《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1994），这一标题意味着，中国学界开始正式有组织地展开中国传播学的本土研究。同一时间在厦门，还举办了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心议题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正式提出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3〕这一系列传播学会议对“传播学中国化”议题的确立有倡导和推动之功。

此外，研究著述更是代表了这种学术努力的成果。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1988）是国内第一本传播学中国化的专著。此后，中文传播学界陆续出版了一批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著述，专著如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990）、关绍箕《中国传播理论》（1994）、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1997）、张立伟《心有灵犀：儒学传播谋略与现代沟通》（1998）、李敬一《中国传播史论》（2003）及金冠军、戴元光主编《中国传播思想史》（2005）等；论文如陈力丹《论孔子的传播思想》、黄星民《礼乐传播初探》、邵培仁《论中国古代受众的信息接受特色》、何庆良《先秦诸子对传播功能的认识与应用》等。这些研究基本属于余也鲁提倡的研究路径： “回到过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传播观念，从历史经验中总结传播特征，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偏重于传播理论的中国化。此外，“传播学中国化”还有另一种路径：“着眼当下”，借鉴西方传播理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针对当代社会改革发展中的传播问题提出新观点，这种研究更关注传播应用的中国化，其研究成果在中文传播学界更是不胜枚举。

简言之，“传播学中国化”是华人学者倡导的从传播视角研究中国传统与现代的社会历史及其思想观念，一方面“将中国历史和传统中所出现的传的现象、事件、思想进行分析，在共同性中寻求特殊性，并提炼出来，作成规律、原则，甚至理论”〔4〕，另一方面借鉴西方理论，对现当代中国社会的传播活动展开研究，提供传播策略，解决传播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探索新的传播理论。前者以古代中国为主，后者以现代中国为主，在两者基础上抽象概括出契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传播概念、模式乃至理论范式，彰显文化的特殊性，又兼顾理论的普遍性，以期建构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

二、“中国化”：合法性与可能性之辩

“传播学中国化”在提出后，并未获得国内学界的一致认同，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命题的合法性与可能性提出了质疑与反思。

20世纪90年代，徐耀魁撰文指出，这一提法的弊端在于过分强调其特殊性，把传播学仅仅视为一种方法，仅局限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未免有些片面和狭隘〔5〕，持类似看法的还有陈力丹，他强调社会科学理论普遍性的一面，“某学就是某学，一定要某国的什么学，其实很难成学。……不宜简单地将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传播观点，视为是传播学的‘本土化’”〔6〕，这两位学者是对“传播学中国化”的合法性、特殊性提出了质疑。然而，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非客观规律，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中国，传播语境、传播主体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传播载体等与西方均有所不同，不具有超越国界的普遍性，西方亦然，因此笔者更同意李金铨的观点：“西方传播学理论不能定于一尊，而且除非经过国际层面的考验，终究还是停留在‘西方’的理论层面。”〔7〕换言之，在传播学的西学东渐中，源自西方脉络的传播理论未必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如“现代化理论”以及受其影响的国际传播学经典之作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传统社会的消逝》（1958），以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模式强加于中东等第三世界国家之上，如今已受到诸多批判。祝建华也以自己的研究经验证明，西方传播研究中的受众和效果理论，对于个人主义至上、并已被充分研究的西方社会或许并不构成太大问题，但是对于研究中国的受众及效果却有“隔靴搔痒”之效〔8〕，原因即在于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社会政经体制和媒介环境。因此，与西方传播理论一样，中国的传播经验及其模式观念无疑也具有其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传播学的中国化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学术意义。

对社会科学理论持普遍性的观点，不仅容易忽视本土化研究的文化特殊性，另一方面，这一观念加之西方理论不可否认的强势地位，使一些学者对中国化的研究是否可能也产生疑虑。如李彬曾指出，传播学中国化面临着西方霸权的困境，当人们从传统文化中总结传播学的本土特色时，实际上早有一个“固定的范式与框架预先设置在思想之中”，“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却无一例外地属于舶来品”，这时“以独立独行相标举的本土化，本质上也许恰恰显示出西方话语的支配性。”〔9〕确如李彬所言，传播学从概念术语到研究范式都以美国传播研究为宗，中国传播研究无论方法还是理论都随着美国式传播研究亦步亦趋，不乏以西方理论设定中国的传播议题，或以国内的传播现象附会西方的理论概念，实乃削中国实情之足以适西方理论之履。因此李彬的担心不无道理，但却不能因噎废食。真正的“中国化”，是从具体国情出发，将中国社会的传播经验摆在首位，直面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传媒变迁中的真问题，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思考它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探索契合传播实情的学术语言与研究典范。如上述《无形的网络》即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考察独特的语言文字与非语言传播媒介、家族、社团等社会组织及其传播方式、政治体系及其传播控制、儒道法墨等思想流派的传播观念，并从传播视角总结了三种社会化传播结构：“生命〔生活〕―传播结构”“社会―传播结构”“历史―传播结构”，勾勒出一幅较完整的中国古代社会传播的立体图式〔10〕，在西方传播经验之外展示了新的传播模式，而并无对西方传播概念与理论生搬硬套的痕迹，诸如此类的研究为传播学中国化提供了一些示范性的研究路径。

三、全球在地化：从在地经验到全球理论

在上文中，无论是传播学中国化产生的缘由背景，还是围绕该议题展开的讨论争议，实际上都指向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生产的问题，或曰特殊性与普遍性、在地化与全球化的辩证关系。2000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的年会上，中文传播研究学会组织了一场“中文传播研究之批判性回顾”的专题讨论。会议组织者汪琪教授在其建议书中总结了中文传播研究的问题：“随着中文传播学术圈的扩展，人们对其在国际传播学界中的地位及贡献的不满也与日俱增。有学者在质问西方理论对中文传播研究是否有用，也有学者则批评中文传播研究缺乏理论性。问题是，我们还将偏安于国际学术界的边缘地带多久？”〔11〕边缘化是当代中文传播研究的学术境地，也是传播学中国化所面临的学术语境。因此引出的问题是，地处边缘的传播学中国化如何面对全球化的知识生产？两者的关系为何？

在本文中，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生产主要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由各种基于在地经验的研究构成，并在全球背景下流通。就传播学而言，全球化在本质上仍是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由于学术霸权而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格局。然而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理论仍是一种地方性理论，其解释的有效性和适用性需要在理论旅行中接受其他文化经验的验证。二是具有更广涵盖力和解释力的全球性传播理论，这是传播研究中的高阶创新。它必须基于地方性理论之间的比较，在互动对话中抽象出更宏观的理论范畴及体系。对传播学中国化与全球化知识生产的关系探讨，主要在这两层涵义中展开。

首先，在全球化知识生产的趋势下，作为在地经验研究的中国传播学，不再可能如中国传统学术一般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它与西方传播理论不是两套互不相干的理论话语；相反，欧美传播研究作为当前该领域的主流，应作为传播学中国化的参考资源，后者要在充分吸收西方传播理论的基础上展开。这种吸收不是简单地以西方理论观照中国现实，或以西式研究方法解决中国传播问题，而是全面了解西方有关的社会与传播理论，学习其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意识、思路和方法论意识，以之来活络眼光思想，勾勒在地的素材现象，遵循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从具体传播经验而非西方理论预设出发直面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才能得出历史契合性的传播概念、思想乃至理论建构，从某个角度，它们又能与西方传播理论形成有效的比较，才有可能“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12〕笔者以为，对西方理论的化用不着痕迹、润物无声，才是上之上者，而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由于传播学的中国化过于强调的是一个‘化’字，也就是化他为我，或者仅仅是把他人的东西改造成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因此，这就很容易把思维的重点放在吸收和改造他人方面，而忽略完全基于我国文化土壤和现实基础的原创性追求。”〔13〕一方面，这是将理论手段当成了研究目的，另一方面，原创无疑是传播学中国化的终极目标，但在学术全球化的背景下，原创并不意味着由于“影响的焦虑”而排斥他者、自我独创，而是转益多师，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正如李金铨所言，“先要钻进去学人家的东西，然后要能够跳出来，才能攀登另一个高度”〔14〕，否则“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又如何可能？从现实的角度，中国传播学3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译介、研究和自创的历程，原创本就是基于译介学习、研究应用之上和之后的。因此，传播研究的中国化虽然基于地方经验，但无法摆脱先在的西方传播理论的影响而单独发生，只有自觉置身于全球知识生产场域中，不断接受内外的激发和挑战，才能持续发展并具有跨文化对话的全球性意义。

其次更重要的是，传播学中国化与全球化知识生产的进一步关系，在于由特殊性、在地化上升至普遍性、全球化的理论升华。以往的学界讨论和实践主要注重内向的自我研究与理论建构，在方法论上缺乏与西方理论比较对话的全球视野。这首先取径于“文化间际的交互参引”〔15〕，基于第一层关系，中西方传播经验与理论构成不同文化间的交叉互映，由中国化而来的传播概念、方法与理论，一方面用来彰显民族特色，同时也用来“攻错”，即“两个文化之间在相关领域上有所对应，但是对应之间是不一致的，这种差异可以提供相互观看的斜角，也就是透过他者文化与母文化的不一致，产生母文化的问题意识，使得母文化的存在不再是理所当然，而是必须成为思考的对象，并藉着他文化的错位观点，对母文化的物象化过程进行剖析，即可深化母文化的生成机制”。〔16〕“攻错”是母文化与他者文化相互间的过程，一方面深化对自身的陌生化理解，另一方面双方在“错位观点”的烛照下进一步存异而求同。这在当前传播研究中由于中西方学术格局的不平衡而似乎触不可及，但像比较文学等其他比较研究一样，在中国化的传播研究中加入中西的对比攻错是可行的，正如钱钟书先生对中学的研究始终在与西学的比较与发明中，差异性和共同性并举。与之同理，提倡“传播学中国化”的意旨在于注重中文传播的独特现象与规律，但并不意味着强调特殊性而忽视进一步的普遍性探索，而是力图从特殊性上升至普遍性，从中文传播的现象出发，探究重大的传播问题及其内在理路，随着抽象思维拾级而上，自然到达理论的层面取精用宏，此时或者形成原创性的理论与西方平等对话，或者在与西方理论的互映中探求联系、互补融通，从在地化走向全球化。在这一意义上，“传播学中国化”只是中文传播研究的起点，方向是国际化；不是特殊性，而是以在地经验充实传播理论库的普遍性，与西方理论展开平等比较与对话。只不过这是在地化与全球化辩证关系的终极目标，在当代中国化的传播研究中，尚无研究真正达到这一层面。

四、结语

传播学的中国化，这一提法本身就暗示出知识传播自西向东、由中心向边缘的走向，加之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它所折射出的民族主义和学术自主意识不言而喻，其中焦虑与自信并存；另一边，则是英国学者詹姆斯・科伦（James Curran）等呼吁的传播理论要“非西方化”。〔17〕在这种你情我愿中，传播学中国化成为中文传播研究从地方走向全球，从追随西方亦步亦趋到以我为基自主对话的重要路径，其中包含的是地方经验与全球理论的辩证意识。在当代中文传播学界，香港一些学者已经在上述第二层关系中展开耕耘和尝试突破；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则倾向于向内看，主要致力于研究总结中国历史上的传播现象与理论，试图建构契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传播理论体系，而对当代中国传播的研究多为归纳与提出观点，尚未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和传播理论，整体上仍处于第一层关系中。因此，未来中国化的传播研究，一方面继续致力于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具有全球的理论视野，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上升至普遍性，从具体经验中抽象出理论概念，唯此才有可能实现在地经验与全球理论的辩证统一，实现知识生产的全球在地化，而“传播学中国化”这一命题才具有更深层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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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 音乐史学 近代转型

在中国近代，国内音乐史逐渐产生与发展，并在重要时期实现了近代转型。中国音乐史学主要是对音乐史本身的规律进行研究讨论，确定对音乐史全面认识的一门学科。中国音乐史内涵主要有4个方面：史实、史学、史料和史著等。在近展过程中中国音乐史经过转型，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意义的音乐史学。

一、中国音乐史学对传统音乐的继承

音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体系，有着悠久文化历史，主要在其文化延续性上表现出来，因此，中国音乐就呈现出对另一种历史的继承。在晚清音乐史的影响下，国内近代音乐史的阶段性集成了晚清音乐的一些特点，呈现出一种音乐史学发展的延续性。晚清时期虽然在国内经济和政治方面比较落后，和外国列强之间存在差异性，但是应全面了解认识这一阶段国内音乐学术研究获得的丰硕成果以及影响国内近代音乐史的因素，这些都是国内近代音乐史学转型时需要注意的问题。近代音乐史学继承晚清音乐主要体现在各个方面，例如，清代乐志、典制体等，从而在研究与阐述清代乐志过程中，让国内近代音乐史学得到延续性发展。《清史稿》是清代史学代表著作，其内容主要使用篇幅方式对乐理的内容进行总结，并做了相关记录，这不仅说明了清代重视乐志的发展与音乐史学的地位，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清代史学考据研究法在国内音乐史的发展上具有重要作用。而典制体是国内史学著作方法的重要分支，主要以典章法制为主，以时间为脉络，对国内古代典章法制的起源和发展进行详细论述。典制体在清代逐渐发展成为当时史学发展的潮流，在这个潮流中也进一步梳理总结了国内音乐发展的情况，并且越来越注重国内少数民族音乐带来的意义，详细记录了少数民族音乐的乐器种类、乐曲结构和表现方式，建立了一个完善的音乐体制，为国内音乐史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国内近代音乐史以晚清音乐史为起源，继承晚清乐志和典制体，从而为完善历史和自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中国音乐史学的近代转型

（一）中国音乐史学――音乐史观的转型

在近代，随着近代史学思想与史学观不断发展，我国音乐史学的音乐史观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并将近代史学思想与史学观协同转型的特点呈现出来。我国近代史学思潮与史学观主要有爱国主义思潮、辩证唯物史观以及新史学、现代新考据学等3大主流。在上述主流的影响下，音乐史观主要以显性或者是隐形转变的特点呈现出来。首先是在文化民族主义史观发展下音乐史观的转型。国内近代屈辱历史发展的事实，让文化发展以曲折前进的状态表现出来，文化民族史观得到人们的关注，逐渐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思潮。这个思潮主要体现在音乐界组成的战胜观念、模仿观念、反古观念和表情观念等音乐观念上，于是，给国内音乐史观带来了浓重文化民族史观色彩。其次，在进化论史观发展下音乐史观的转型。进化论史观给音乐史观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与音乐有关的史著中，近代著名音乐学家王光祈直接在音乐著作中融入进化论著，而且在语言表达以及音乐内容叙述上处处散发着进化论思想的信息。同时，在同一时代的一些音乐家也受到进化论史观的影响。最后，在辩证唯物史观发展下音乐史观的转型。在后，国内史学因为唯物史观带来的影响，音乐史学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在近代音乐史观的转型过程中音乐史观起到关键作用。

（二）中国音乐史学――音乐史著书写范式

编写音乐史学的每个步骤与层面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音乐史学家深刻认识史学工作的重要性。这一认识主要是指各个史学家在编写音乐史学过程中体现的历史文学、史料观点、编纂主张和历史研究方法等，是史学工作者认识音乐史学内容的外在形式，而音乐史著的体例和内容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体例取决于内容，体例也受内容体现的影响。近代音乐史著的内容主要有3个方面，例如，传统音乐历史内容、作家综合音乐历史和西方音乐作品等。针对上述内容完美的体现，要求有相符合的体例形式。近代音乐家经过各种音乐体例形式实现编写音乐著作的目的，从客观上实现了音乐史著书写范式的转型，进而推动整个音乐史学的近代转型。这些音乐体例主要有：（1）具有主流性和显性的史著体例。表现为章节体通史著方式，根据西元纪年的形式对音乐史内容进行编排。这样编纂音乐史著的体例对新史学带来巨大影响，章节体推动了音乐进化论史观发展，具有优越性与进步性。（2）旁支次要和存在隐性的编纂体例，代表形式为编年和纪事本末体、指南和概论为代表方式等。由于在时代转型的影响下，编年与纪事本末体已经逐步失去原有的价值，而指南类和概论类的音乐史学著作却变成对近代音乐史学著书写范式转型进行研究的凭证。

（三）中国音乐史学――音乐史学研究方法转型

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主要表现在还原历史事实、进行历史比较研究与分析、解释历史过程等3个层次上。但由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受近代新史学思潮的影响和感染，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优化与创新，逐渐向时代前沿的史学研究方向发展。近代史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古史二重研究法、演绎研究法、历史演进研究法、碑志正史研究法和诗文正史研究法等，其特征表现为多样化和多元化。国内近代音乐史学的研究，通常情况下，以传统历史研究方法为主，传统文献和考证方法为辅。但是因为近代历史不断发展变化，推动了人们开眼看世界，并不断引进国外优秀文化元素，而音乐史学由于受其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近代新型研究方法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音乐史学研究方法。例如，在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王光祈在研究音乐史学过程中不断引进外国学术研究方法；据相关调查研究表明，也引入了古史二重研究法；而郑师许、朱谦之的相关影月文献中主要利用跨文化比较研究手段。总之，受国内近代思潮的影响，国内音乐史研究方法的转型得到实现。

三、中国音乐史学近代转型的“通”和“变”

我国音乐史学的发展属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时期，而近代，只是一个“中时段”发展时期，在这个“中时段”中又出现了 “短时段”。从1895年、1919年、1937年和1949年这些具有历史标志的突发事件上进行分析，这些属于外在标志，可能会对一时的文化外在形态、文化选择态度与文化观念带来影响。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在后传统学术转型成为近代学术，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选择继承与积极改造形成的结果，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转型的思想动力与内在基础。

对于中国音乐史学的1840年～1949年而言，由于受现代学术操作与西方进化论形式的影响，逐渐呈现出“近代性”的特点。在20、30年代音乐学术和史学背景完全契合，正如当代相关学者提出的：“刚开始大部分希望转型成创造“国民”社会，然后转型成创造“学术社会”，这些与文化类似的情况在30～40年代的中国音乐史论著与史家身上得到验证。例如，王国维“极其重视打通各种文学艺术门类的关系，比如，戏曲、美术、诗、舞蹈、词、音乐、曲和小说等，以开拓学术的眼界，让审视在历史文化网络中作为综合艺术戏曲形成、流变的主体。”

中国近代音乐史学作为一门具有知识体系的学科，在确立过程中传统文化资源起到重要作用。这些史学家的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非常相似，一方面他们幼习举业，有传统国学基础；另一方面，受西方知识的熏陶，他们能够了解西方文化。同时，这些史学家大部分在执教，其学术视野、思想理念和研究方法明显与“古代”音乐史学存在差异，能够在“通”的基础上，完成短时段的“变”，进而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术阶段，为中西文化交流格局建设中国音乐学科与塑造中国音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

综上，中国音乐史学近代转型体现了“通”和“变”的特点。受近代思潮与西方进化论史观的影响，中国音乐史近代化的特点主要在“通”和“变”上发挥出来，即在认识传统的音乐史学上，与近代音乐史学的特点结合起来，让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实现转型，不断向音乐史学的巅峰前进。“通”是指知晓近代史学发展的潮流，“变”是指近代各种音乐史学转型的变化，例如，音乐史学研究方法、音乐史观和音乐史著写范式等，中国音乐史在通和变过程中逐渐实现近代转型的重大历史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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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