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概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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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湖湘文化；外交思想；爱国主义；经世致用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3-0095-01

湖湘文化与曾纪泽的外交思想是“源”与“流”的关系。曾纪泽作为一名湖南人，他的成长经历，学习生活习惯无不与湖湘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外交思想的精髓――爱国主义与务实外交观，正是完全脱胎于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经世致用的学风。那么，湖湘文化是如何对曾纪泽的外交思想产生影响的呢？本文将进行深入探讨！

一、 爱国主义的传承与发扬

湖湘文化有着深刻的爱国主义传统，这在湖湘文化的发展史上比比皆是。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爱国主义的内涵和特点各有不同，但这种为国家和民族慨然赴死的牺牲精神确是惊人的一致。“爱国主义传统，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世，都是湖湘文化的主旋律。” [1]，这一点，体现曾纪泽身上，尤为明显。

曾纪泽出生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就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可以说，曾纪泽爱国主义思想的源头，我们可以在的身上找到。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湖南知识分子，自小就受到湖南“以程朱为重”的理学思想的熏陶，而“始终以宋代大儒为师，毕生奉‘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哲学为圭臬。他将理学大师周敦颐、二程、张、朱熹等人列入‘圣哲’，认为他们继承了孔孟的道统，而这个道统是不容改变的。” [2]这种信奉理学，以理学为重的思想对曾纪泽的影响是深远的。曾纪泽自幼就在的监督下，熟读了儒家经典著作，在理学思想和的双重影响下，曾纪泽意识到：“仁着至大，而义者至高。” [3]爱国主义情怀开始在曾纪泽的头脑里生根发芽，而当他接触社会后，看到列强入侵、清政府扶摇欲坠的统治，更激起了曾纪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曾纪泽后来之所以放弃在国内做官的机会而选择出使国外，当一名为人们所不齿的外交官，这同他希望改变中国处于劣势的外交地位是分不开的。

提到了，就不能不提邵阳人魏源，他在1842底写成的《》，开篇就指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为的就是惊醒世人：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人们应该抛开虚骄自大的陈腐观念，放眼世界，向西方学习，这样才能与西方列强抗衡，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就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下开展起来的，先是“自强”，后是“求富”，开辟了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先河。魏源的这种爱国和危机思想也影响到了曾纪泽，曾纪泽阅读了魏源《圣武记》、《皇朝经世文篇》、《》等经世名篇，这些书籍有助于曾纪泽对西方的了解以及看清中国的社会现状，这对于曾纪泽危机意识的产生以及爱国主义的激发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从立志出洋，到为维护国家利益与列强据理力争，作为一名弱国外交官，曾纪泽身兼的责任重大和背负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到的。但他就是凭着自己的满腔热情，抱着要改变中国屈辱的外交地位的强烈愿望，“敢于反抗大国强权，坚决捍卫民族权益。” [4]最终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在曾纪泽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曾纪泽继承了湖湘文化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同时又以自己的努力和激情丰富了爱国主义的内容并将这种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可以说，曾纪泽爱国主义外交观的形成是和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息息相关的！

二、 经世致用学风的深刻影响

经世致用，通俗地讲，就是读书要为现实服务。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中一种优良学风，不但源远流长，而且代代相传。战国时的屈原可以说是经世致用学风的开山鼻祖，他《离骚》中的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便是经世致用学风的最好明证。西汉时，贾谊受到排挤，出任长沙王太傅，在长沙，他一面感念屈原，写下了《吊屈原赋》，另一方面，他关心现实政治，积极为汉朝统治者建言献策，他上书汉文帝的《治安策》对汉王朝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致后世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把他和董仲舒相提并论，成为西汉两大儒。‘皆以经生而通达治体者也。’” [5]到了唐代，政治家和文学家柳宗元因为改革失败，被贬湖南永州，柳宗元也是经世致用学风的杰出代表，在湖南，他不但只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寓言和讽刺小品，更写了关心百姓和批评时政的论文，如《断刑论》和《封建论》等。龚抗云教授说：“屈原、贾谊、柳宗元等将他们经世致用的学风带入了湖南。” [6]这是不虚之论。

湖湘经世致用学风正式形成是在宋代。“宋代湖湘学派的创立，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以胡宏、张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不仅以其学术思想精湛为世所称，更以其富有特色的学风卓然独立。自此，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学风正式形成，并为后来的湖湘学者不断地发扬光大。” [7]湖湘学派的先驱者是胡安国，湖湘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胡宏是胡安国的小儿子，他继承了父亲的思想，胡宏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对通经和致用的关系做了理论说明，“圣人之道，就是要有体有用。通过学习、研究和思考，准确地掌握儒家经典中古代圣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原则和精神实质，即‘明体’，或者称之为‘致知’，然后以此去指导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即是‘致用’，或称为‘力行’。明体就是为了致用，致知就是为着力行，这就正如有的放矢。没有目的性地治学，或者学而不去力行，都只是一种空谈，毫不足取。胡宏尤其强调‘致用’不是去为个人谋利计功的小用，而是为治国安邦利民的大用。” [8]从这段话，我们基本上能得出经世致用学风的精髓所在：读书要为社会服务，但不能读死书，还要身体力行，积极地参与社会实践，读书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湖湘学派另一个创始人张在岳麓书院办学时则强调办学宗旨为：“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在治学宗旨上，他也强调力行，“贵实用而耻空言” [9]，“天下之理，惟实为贵。” [10]胡宏和张通经致用的理论对其弟子和后世学者的影响是深远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从此扎根于湖南这片土壤，历千年而不衰，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

湖湘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明朝经历了短暂的沉寂后，迎来了明清之际湖南实学思潮的兴起。所谓“实学”，顾炎武称之为“修己治人”之学，是运用“六经之旨”于“当时之务”之学，这与空谈玄理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和不务实际的恶劣学风是根本对立的。在湖南，以王船山代表的实学思潮，继承了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这种实学思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世致用的学风之所以会在明朝沉寂，是因为王阳明心学的兴起，王阳明之徒宣扬的“废实学，崇空疏”的学风，有违于湖南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因此受到王船山的抵制，同时受到抵制的还有佛教和老庄哲学宣扬的空、无思想；第二，王船山重视调查研究和实践的作用，强调“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知行观，这对于抵制明末言空蹈虚的学风有重要的作用；第三，从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提出理欲合一，理在欲中，反对虚伪说教；第四，提出变化日新的观点，反对拘泥不化，一成不变，“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 [11]既然历史和时代在发生变化，那么治事方法也应有所改变，他说：“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 [12]王船山是赞成社会变革的。第五，主张夷夏之辨和崇尚民族气节，这与王船山的坚决反清是分不开的。王船山的实学思想对近代湖南的影响是深远的，梁启超曾给出很高的评价：“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到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受到他的影响。清末民国初年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13] 嘉道年间的湘籍经世派更是传其衣钵，将其实学思潮进一步发扬光大。

曾纪泽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往往能综观考虑，做到事必躬亲，这种实际考究的态度，正是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优良学风的延续。

三、结论

曾纪泽作为晚清时期最重要的外交家，他为维护国家完整和民族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这和他正确的外交思想是分不开的，而其外交思想的源头，则是传承千年的湖湘文化。曾纪泽所从事的外交事业，既是在继承湖湘文化的优秀成果，又是在将这种优秀成果进一步地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蒋作斌.略论湖湘文化对湖南教育的影响.湖南社会科学[J].2002.3（134）.

[2] [5] [6] [7] [8] [9] [10] [19] [22] 王兴国，聂荣华.湖湘文化纵横谈[M]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171、98、99、124、130.

[3] 曾纪泽.曾纪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8.

篇2

关键词：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超越；平面设计

艺术的功能是有着一种力量，一个人的思想能有利地影响到别人的力量。就是说，一个艺术品通过眼睛与心灵传达到欣赏者的内心，当这些与他们内心所渴望的某种感情产生共鸣时，即可发挥其艺术价值。在平面设计上，这种力量就是使整个设计有活力、有灵性，使整个色彩、构图飘动起来，并产生一股巨大的精神力。

一、艺术的认识功能在平面设计中的展现

艺术的认识功能在平面设计中所表现的是被欣赏者用一种情感范畴来体验的。而这种体验是依靠设计作品中所表现的感情和欣赏者自己的联想来实现的。这就要求设计师具有这样一种欣赏能力，即通过自己的认识，加以自己的理解和评价，将自己贯注于自身的情感。

在平面设计上，所有线条、结构的变形、颠覆，其目的都是重新产生一种秩序。作品的内涵要让读者呼唤出来，而不是硬塞给读者。任何一件平面作品如果只是肤浅地表述文字的意思，就会流于庸俗和浅白，内在的精髓是需要人们去用心体会的。艺术反映社会，而设计来源于社会生活，并服务于生活。日本平面设计之父一福田繁雄语：“谈及我的平面设计工作，第一时间可以想到的就是进行‘视觉沟通’的构想和创作。”笔者认为，这个视觉沟通是需要通过一定的认识，继而产生精神共鸣的。例如，福田先生1975年设计的“1945年的胜利”这张海报，就采用类似漫画的表现形式，描绘一颗子弹反向飞回枪管的形象，传造出一种间接、诙谐的图形语言，讽刺发动战争者会自食其果，含义深刻。这张纪念二战结束30周年的海报设计，获得了国际平面设计大奖。其设计作品中的这种幽默、风趣，均能带给观者一种视觉愉悦。

二、艺术的教育功能在平面设计中的体现

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而美德“是由教育来的”。艺术的教育功能不同于其他文化种类的教育功能，看看西方对艺术教育的注重也可理解艺术教育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专门在著作中论述艺术教育的功能和意义。艺术的教育形式往往是含蓄的，是以引导人以更深层次的思考方式来获得认知和感悟的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通过对艺术作品的解读，得到善的启迪教化，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引起思想、情感、理想等心理变化，从而达到道德上的教育作用。

平面设计的教育功能，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通过艺术的创作和鉴赏活动，逐步培养人们美好、和谐的情感和心灵，实现理想人格的建构，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整个民族的素质和社会发腱，这既是艺术的教育功能，也是设计的教育目的。

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和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右图这幅哭泣的面孔，正是平面设计的手段，使人们意识到中国丰富的生物资源所面临的威胁。

三、艺术的审美功能在平面设计中的体现

艺术的审美功能是指通过艺术创作和鉴赏艺术作品，艺术家和欣赏者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人、生活、社会、世界以及历史等。“就对现实的认识活动来说，艺术创造是艺术家对现实的直接认识，艺术欣赏是通过艺术作品对现实的间接认识。”审美功能是艺术最本质而又最普遍的功能，它使人在审美享受和审美愉悦的中达到培养和发展美感，形成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和陶冶性情与人格的作用。

平面设计范畴中的包装设计作为一种文化与审美共存的形态，实际上就是运用时尚的审美表现手法让人们在舒适的使用过程中还能够充分感受到它所继承和发扬的传统文化。今天的包装设计对文化和审美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探索包装设计的审美，找出文化与审美的碰撞点，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是包装设计中审美功能的精髓所在。

四、艺术的超越在平面设计中的体现

德国哲学家尼采认为，摆脱人生的根本烦恼和痛苦有两条出路：一是逃往艺术之乡，将世界看成是一种美学现象；一是逃往认识之乡，世界就成了实验室。艺术的超越是指艺术能使欣赏者摆脱审美客体的束缚，超越到一个无比自由的无限的生命空间。其对于艺术创作而言，则是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摆脱世俗的名利，生活的繁琐，进入身心两忘的境界。对于艺术欣赏来说，艺术具有超越性的审美娱乐性，人们在美的体验中享受到身心的放松和愉悦。

而艺术的超越在平面设计之体现是多方位的。就平面设计欣赏来说，设计具有审美的娱乐性，人们在美的体验中享受到身心的放松和愉悦。平面设计种类之所以丰富多样就是为了满足人们不同的审美和娱乐需要。在平面广告中，可以运用幽默来增加趣味性，幽默是指在广告作品的创作中，通过运用饶有风趣的情节、巧妙的安排，营造二种充满情趣、耐人寻味的意境，强化了图形的直接目的，使受众在愉悦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信息。

艺术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超越之间的关系，正如艺术中的真、善、美三者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应当将四者统一起来理解和认识，艺术的一切社会功能都是建立在艺术审美价值的基础上的，以审美为前提，这也是艺术功能不可替代的根本原因。艺术的认识功能不同于科学上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不同于道德的教育功能等等。正是由于这一切功能都是通过作用于人的精神领域，使人获得的是精神上而不是物质或生理上的审美享受。而平面设计这一活动。将艺术的社会功能体现无疑，作为设计师的我们期待两者更好地融合，以期设计作品达到艺术品一样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参考文献：

1.王朝闻：《美学概论》.北京.人民出版杜，1981年，第298-299页.

2.[苏]鲍列夫.《美学》.乔修业.带谢枫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第225页.

3.高等艺术院校.艺术概论.编著组.艺术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

4.黑格尔.美学(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篇3

【关键词】大学生；信仰；教育

中图分类号：G257.3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界2011年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道德教育对大学生暴力犯罪的预防与抑制作用研究》（2011C085）

1.前言

伴随着我国教育改革前进的步伐，在当代大学生中推行信仰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及必要性。信仰体现了人对于自身的终极关怀，是一种有着巨大力量的精神支撑，它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进步与发展的强大动力。而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理想则是现今信仰教育的出发点和立足点[1]。

2.遵循"人本"思想，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对象毋庸置疑是大学生群体，因此我们要了解新时代下大学生的所感、所想、所思，进行的一切教育行为都应围绕当代高校大学生开展。而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我们要做到的是充分遵循"人本"思想，以大学生为本，尊重大学生群体独特的个性发展，根据他们的年龄段，为其个性发展提供一定的空间保证，从而发挥大学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2.1充分尊重学生个性，提供独立的发展空间

在新时代，大学生群体中的个性化特征十分明显，所以，在对大学生进行信仰教育的全过程中，都必须符合大学生群体的独特个性，尊重他们的独立人格，从每个人的不同实际出发，提出各不相同的要求，让每个大学生都能感受到自己的个性受到了尊重与发展。因此，我们在高校信仰教育中，要充分体现强大的包容力与影响力，进而使更多大学生树立坚定的信仰。

2.2充分发展大学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随着时展的步伐，大学生群体不仅拥有极强的主体意识、个性意识及参与意识，还具有一定的怀疑精神与批判精神。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信仰教育时要尽可能地调动多种教育方式并发挥大学生群体自身的优势，具体措施有：遵循大学生的个性特点与思想特点，将被动的灌输转变为主动的参与，使大学生能够感受到自己成为信仰教育的主题，而非机械的受教育对象；我们要不遗余力地引导他们积极参与进教学活动中来，从而取得马克思信仰教育的实际效果[2]。

2.3适应大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在以往的高校信仰教育中，大学生群体普遍存在着一种思想，即信仰教育是与己无关的事情，只是学校的任务，这种思想是极其落后陈旧的，所以并没有使信仰教育获得预期的良好效果。我们若想在高校信仰教育中获得真正的效果，就必须把信仰教育与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自身发展的需要尽可能地结合起来，要使他们真正认识到，信仰教育并非空中楼阁、坐而论道，而是能与他们自身发展充分结合，从而满足他们他们切身利益的。我们要引导大学生深刻理解并充分接受教育，这不仅可使他们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发展方向，还可以使他们的各种需要得以满足。

3.强化理论教育，充分提高教育实效性

高校理论教育不能闭门造车、僵化落后，而应与时俱进，紧随时代前进的步伐，结合当代大学生思想与学习上的实际情况，不断加强理论教育，并对之加以创新与改造，以提高信仰教育的实效性。

3.1信仰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相结合

当前，高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与信仰教育应是统一和谐的整体，绝不应是互不相交的。然而在实际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过程中，高校往往只重视学生的理论知识教育，而忽略信仰的有意识培养[3]。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理论学习和信仰教育之间的关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学应该紧紧围绕我国当前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视角、多方面、多层次地进行有针对性的大学生信仰培养，并把信仰转化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的内在学习需要和追求。

3.2引导大学生将理论内化为行动指南

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引导大学生将课堂上所学习到的理论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指南，具体措施有：首先，要为大学生的理论学习提供科学的理论保证；其次，要为大学生打下一个坚实的理论功底基础；再次，要教给学生的科学思维方式。加强理论教育的关键在于引导大学生系统地学习并掌握科学理论的精髓，特别是正确理解、运用其中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进而提供科学的思维方式。只有正确认识并掌握了理论，大学生才能在认识与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时自觉、准确地运用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从而做到将理论转化为自觉的内在行动指南，进而确立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

3.3充分调动起各种技术资源

伴随时代的进步，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都有了快速的发展，高校的教学工作也应该运用更多先进的教学技术手段，这将大大促进高校教育教学效果的进步。而当下的实际教学中，许多教师仍沿用传统的教学方式，那种传统教学方式很难适应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情况、新形势。因此，高校的理论教学应当尽可能多地运用以多媒体为代表的现代化教学手段，以弥补当前教学的不足之处。此外，我们还可以好好利用当前高校普遍展开的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活动这一契机，以校园文化为载体，通过健康、向上、积极的校园活动，让大学生在参与进校园文化活动的时候，潜移默化地受到信仰教育的感染。

参考文献

[1]陈楠.当前大学生信仰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思路[J].现代企业教育.2011，（02）：49-52

[2]朱剑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探析[J].湖湘论坛.2012，（01）：66-67

篇4

[关键词]益阳；农家乐；花乡农家乐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48-0077-03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生态意识不断增强，对花卉苗木的需求日益扩大。益阳市花卉苗木业不但为益阳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环境化作出了贡献，也给当地农户带了实惠，还给休闲旅游、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带来了生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加快发展休闲农业的背景下，益阳“花乡农家乐”应运而生，依托花卉苗木产业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家乐旅游开发相结合的新路子，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益阳“花乡农家乐”情况介绍

益阳“花乡农家乐”旅游区位于益阳市赫山区黄泥湖乡仙蜂岭村，北临资江，距益阳市区4千米。依托花卉苗木产业和优美的自然风光、淳朴的民风、浓郁的乡情仙蜂岭村 “花乡农家乐”凭借良好区别优势，便利的交通条件，以“花卉苗木、环境清幽、山村野趣、东周古迹、农家风情”为个性，“花、幽、野、古、农”为特色，招徕四方游客。“花乡农家乐”立足“农业生态旅游示范片和国家AAA级景区”的科学定位，实施“旅游产业带动、苗木产业推动、基础设施先动、片内片外联动、政府农民互动”的发展战略，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统分结合、连片打造、突出重点、全面推进”的工作思路，2008年成为国家AAA级景区。

2益阳“花乡农家乐”旅游的发展优势

2.1农业资源优势

益阳地处鱼米之乡，农业资源极其丰富，如朱砂盐蛋，益阳砖茶，水竹凉席。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农作物，不同的乡土民俗都为开发益阳“花乡农家乐”旅游打下了坚实的农业基础。仙蜂岭村2000多亩花卉苗木基地，170多个品种，自然风光优美，交通便利，民风古朴，乡情浓郁。益阳“花乡农家乐”综合利用农村农业资源，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无铅松花皮蛋、擂茶、杨梅名扬三湘，让游客爱而不舍。

2.2区位优势

益阳农家乐布局科学合理。“花乡农家乐”依托城镇，依托公路主干道，依托景区，依山傍水，花草相映。“花乡农家乐”紧临资水和志溪河，上邻桃花江，下通洞庭湖，北眺青龙洲，南望百竹园，东接会龙山，西瞰城中心。景区距市中心仅10分钟车程，距省会长沙仅40分钟车程，客源充足。景区与城市核心景观梓山湖高尔夫球场、奥林匹克公园相互映衬，互为补充，形成梯级消费健身休闲旅游产品。正是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及便捷的交通，使“花乡农家乐”成为大旅游背景下的一道亮丽风景。

2.3政策优势

益阳市农家乐发展之初，省市各级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2003年益阳市制定农家乐发展规划。省政府分管领导先后4次亲临“花乡农家乐”视察，并亲笔题词，勉励打造“全省农村观光旅游之样板”，并帮助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省旅游局党组及各有关处室领导多次到农家乐现场办公，从资金、项目方面给与扶持，同时，利用媒体和全省性的会议为益阳“花乡农家乐”造势，“要把旅游业作为重要支柱产业来打造”。市委、市政府后期将出台扶持旅游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通过招商引资，围绕农家乐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奥林匹克公园、高尔夫球场、旅游商业步行街、秀峰公园、高档旅游饭店相继建成开业。主要旅游区（点）内的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基本完善，连接公路主干道的道路基本硬化。地方名优特新产品专卖店、旅游商品定点生产企业、旅游休闲娱乐场如雨后春竹般发展。

2.4产业组合优势

传统的“农家乐”具有的强烈的季节性、时段性、低消费性，使“农家乐”在旺季和节假日人满为患，到了淡季和平常时间则出现客源不足，但人员、场地、设备要照常护养。而“花乡农家乐”时空差使原来的花卉苗木业“一支独秀”发展到现在的花卉苗木和农家乐旅游业的两者两业并举。而旅游业的发展，也带动了花卉苗木的销售。花卉苗木销售由过去的外出找销路到现在的客商主动上门，形成了良好的循环促进模式。

3益阳市发展“花乡农家乐”的意义

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一方面为益阳市民增加了新的休闲娱乐方式，另一面在促进益阳现代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农民传统观念、生活方式的改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收到了良好效益。

3.1“花乡农家乐”旅游对政治文明的促进作用

高度重视和发展“花乡农家乐”是益阳政治文明快速发展的良好表现。乡村旅游的发展旨在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民就业机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农村文明程度。发展“花乡农家乐” 实现了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花乡农家乐”旅游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缩小了城乡差距，有效促进了城市共同发展，维护了社会整体公平的政治大局。“花乡农家乐”旅游的发展需要广大农村干部身先士卒，为其他村民树立榜样并经常指导其他农户的经营行为，有利于锻炼干部，提高广大基层干部政治素质、工作能力；有利于仙蜂村周围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基层凝聚力的提高。农民生活的富裕成为当地政府最大的政绩。

3.2“花乡农家乐”旅游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花乡农家乐”旅游让益阳市民把仙蜂山作为旅游消费目的地，为仙蜂村农村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民收入。乡村旅游作为传统农业的后续产业十分有助于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可形成旅游业带动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服务第一、第二产业，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提出对第三产业活动的新需求这样一种良性结构。减少花卉苗木产品销售的中间环节，有利于农民增收，产业结构的优化。农村经济增长形成多元化的格局，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

3.3对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

益阳市“花乡农家乐”旅游通过文化的传承有效地促进了农民观念的更新和素质的提高。为了搞好农村旅游，村民们积极参加各种培训，外出学习参观，参加技能比赛，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得以提高。“花乡农家乐”的发展促使仙蜂村注重挖掘文化，丰富内涵，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倡导社会主义新风尚。也促进了城乡交流，完善了文化传承。加强了仙蜂村和外界的联系，使农村特色文化和益阳市区现代文化融为一体。

4益阳“花乡农家乐”发展存在的问题

4.1缺乏统一规划，环境污染问题逐渐加剧

伴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原本闭塞的乡村迎来络绎不绝的游客。乡村原有的清新、自然、带泥土气息的空气品质正伴随着游客的大量增加以及游客乘坐的交通工具排放的尾气而日益下降。游客遗弃的饮料瓶、烟头、食品袋，经营者遗留下的生活垃圾，开发商抛弃的建筑垃圾在乡村旅游区，水面、路边、田间随处可见，严重地破坏了乡村旅游地的环境卫生，影响了当地农民的生活和健康安全。再加上，广大乡村农民对旅游资源的价值认识不高，保护环境意识较低，使乡村旅游资源破坏严重。此外，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地的植被面积也正在逐渐地减少。不合理的开发建设、缺乏规范的餐馆和娱乐场所、游客的随意采摘都是破坏乡村旅游地植被的祸害。

4.2家庭化经营，规模较小，缺乏规范管理

益阳“花乡农家乐”旅游存在分散、规模小、个体经营为主。由于受乡村土地分散，小规模经营的弊端的制约，是该地区旅游产品单一，产品深层次开发不够，产业结构不健全，经济贡献小。处于粗放经营状态，与当前开放性旅游服务形成反差。家庭成员之间年龄与文化的差异性，使服务难以标准化，再加上家庭经济实力较为薄弱，使服务难以上档次。

4.3基础设施不完善

由于农家乐主要是建立在城市郊区或农村地区，因此基础设施尚不完善，表现在：旅游购物设施少，厕所简陋且卫生条件差，农家乐旅管厨房设备简陋，基本消毒设施缺乏；排污排水通道不畅，各种生活用水随意排放；生食熟食混放。在用电方面，由于开办“农家乐”旅游导致农户家用电器增多，负荷加重，而一些农村电线电器长期的不到改造和检修，极易漏电走火，而且一些农家旅馆房前屋后堆满各种杂物，消防设施不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在数量和档次上都满足不了城市游客食、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的需要，使游客享受不到相应的服务。

4.4缺乏相应的服务人才

乡村旅游是各种旅游发展方式中民间参与投资最多的旅游开发方式，也是居民参与旅游开发最广泛、最积极的一种方式。高素质的旅游管理人才和旅游服务人才缺乏是乡村旅游存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乡村旅游不需要高层次的旅游酒店和旅行社管理人才，而是需要既懂旅游开发和营销，又懂乡村生活情况的管理人才。在乡村旅游的实际中，由于乡村旅游的开发和研究均处于较低层次，专业的乡村旅游经营管理人员相对较少，对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又缺乏系统有效的培训。在实际的乡村旅游中，由于季节性和乡村成本问题，很多乡村旅游企业不敢招徕太多外来员工，大多是由家族内的人来管理，许多乡村旅游区的管理人员由村干部兼任和由当地农民担任。我国大部分乡村长期闭塞自首，村民的文化水平较低、服务意识淡薄，所以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与低素质乡村旅游经营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矛盾日益加剧，这些都是构成乡村旅游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4.5产品宣传力度不够

“花乡农家乐”旅游宣传促销工作非常薄弱，因此虽有好的资源，而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却不多，消费者也主要是当地居民，中、远程市场开发不足。由于市场意识不强，没有对旅游项目加以精心包装和促销，知名度、市场吸引力、影响力有限。同时乡村旅游这块尚未组织专题对外宣传促销活动，多是与整个旅游促销打包在一起，在景区旅游大背景下，益阳“花乡农家乐”旅游特色彰显不够。

5加快益阳“花乡农家乐”发展的措施

5.1加强环境保护，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乡村生态环境通常保存较为完整，但也是最为敏感和脆弱的生态系统，益阳“花乡农家乐”也不例外。因此在旅游开发时，要树立乡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提倡旅游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与自然和谐统一，并且必须使后代人享受旅游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机会与当代人相等，使旅游区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不受破坏，使旅游区居民的民族文化得以传衍，并保护旅游地社区的利益。益阳“花乡农家乐”必须在生态旅游区的整体布局上，合理划分旅游功能区，注重培养游客和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可以在景区入口处用轻松幽默的语言告诫游客：“除了照片之外，你什么也没带走；除了脚印之外，你什么也别留下。”

5.2苦练内功，联合经营，树立品牌

加快改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优先解决交通干道、“花乡农家乐”旅游区的道路交通问题。要注重文化内涵建设，突出传统民俗文化开发，把传统风情、农家生活方式融入农家乐园之中，提升农家乐旅游的文化品位。改变益阳“花乡农家乐”旅游在内部由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自负盈亏的格局。要通过横向一体化手段，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农户间的联合。通过旅游项目的综合开发，使农户之间资源和产品优势互补，平衡旅游淡旺季，共享市场，形成循环畅通，功能强劲，综合效益高的乡村旅游系统，有效的解决了目前乡村旅游中普片投资与经营规模小，地区分布与组织形式散，服务项目单一，市场竞争无序的局面。做到高起点、上档次、有规模、有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

5.3注重人才培养，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管理出形象，管理出效益。乡村旅游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引导人才，以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加强对乡村旅游经营管理人员的培训教育。首先，要对从事乡村旅游工作的在岗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学习旅游政策、市场动态、经营和操作程序、环境教育等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使他们真正能够承担乡村旅游的各项工作，如果从业人员对旅游业务知识的缺乏，势必会影响游客对乡村旅游的整体感受。其次，要招纳高素质的专业管理人才，利用旅游院校培训班、专题讲座、学术会议等各种形式请进人才、派出学习等方法培养一批乡村旅游管理人员，为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再次，应注意从本地农民中培养一批导游人员，乡村旅游点不仅要从农民中培养人才，而且要重视这些本地的人才，从而谋求旅游地乡村旅游新突破，使乡村旅游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

5.4加大宣传力度，塑造舆论支持氛围

旅游产品成熟之后，赢得市场的关键是宣传促销，宣传促销做得好，市场拉动力强，客源就多，效益就好。“花乡农家乐”要联合益阳其他的旅游景区景点在益阳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电台、互联网和手机等多样化的媒介工具以及国际生态文化旅游论坛、洞庭渔火节、美人窝旅游文化艺术节、竹文化节等旅游节庆活动宣传，提高其知名度和美誉度。政府要安排专项宣传促销经费，将乡村旅游产品推向市场。建立健全乡村旅游促销激励的机制，充分发挥旅游景区景点，特别是旅行社的促销主题作用，大力开展客源市场。转变“酒好不拍巷子深”经营观念，有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到周边地市和长株潭地区促销，借助旅游企业多年旅游营销的网络，以精致的旅游产品质优价廉的人文服务吸引中远距离的游客，抢占乡村旅游市场的先机。

参考文献：

[1]刘继雄.长沙乡村旅游发展战略思考[N].长沙晚报，2006-12-05（B5）.

[2]谢彦君.基础旅游学[M].2版.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21-23.

[3]李天元，王连义.旅游学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17-19.

[4]孙俊秀.体验型休闲——“农家乐”经营的新模式 [J].商业研究，2005（18）：35-39.

[5]罗芬，方妮，周琴，等.内生式乡村旅游发展演变、困境与调控——以长沙市桃花岭村“农家乐”为例[J].中国农学通报，2012，26（5）：46-50.

篇5

[关键词] 湖南高职；动漫教育；创新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2）06?0048?03

一、湖南高职动漫教育启动的时代背景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全球文化创意产业经济的高速增长，动漫艺术设计产业也就成为21世纪最具希望的朝阳产业之一，至今在国际上方兴未艾。湖南动漫产业曾作为中国的标杆，创造了一段历史：从1996年湖南东方卡通公司组建起步到2003年，山猫、艺文、盈博、哆咪七彩、圣堂、宏梦银河等动漫卡通公司相继成立，蓝猫、虹猫蓝兔、屁屁猪、羊等系列原创动画形象与动漫作品享誉全国，湖南的动漫产业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从1993年蓝猫承接教育部义务教育配套动漫教材起，湖南开始探索动漫与教育相结合的步履，2004年，宏梦倡导动漫教育实施“以美育心、以美养性、以美促能”的教学手段与教学行劲，为我国动漫教学理论建设和动漫实践教学活动首开先河，[1]随之衍生的动漫工作室及动漫培训机构也逐步增多，同时也催生了湖南高职院校兴办动漫职业教育的热潮。

二、湖南高职动漫教育现状

伴随湖南动漫产业的兴盛，政府高度关注动漫教育的发展，并相继出台了众多扶持政策，从此把动漫教育列为一件大事来对待，高职院校动漫人才的培养也就成为湖南职业教育体系的主流。2000年由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创办了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 2003年设立美术动画系；2003年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相继成立了动漫设计系；04年至09年湖南高职院校动漫专业招生人数急剧攀升，加之当前社会对动漫产业发展前景的过度渲染和动漫专业升学考试的特殊性，许多院校不管自身条件而仓促上马盲目扩招，动漫类专业似已成为“香饽饽”。弹指十年，湖南已有近30所高职院校开设了动漫专业，湖南高职动漫专业教育如雨后春笋遍及三湘大地。时过境迁，当今湖南动漫产业光辉渐失，近年来招生人数连年下滑，就业率红灯警示，加上全国大气候环境下的动漫教育招生和就业形势，此时湖南高职动漫教育前景也渐渐暗淡，动漫设计艺术职业教育陷入迷茫。

三、湖南高职动漫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全球动漫产业提速及国际社会对动漫人才迫切需求的今天，湖南动漫产业却急剧衰落，湖南高职动漫教育也芨芨可危，存在理念不先导、治学不严谨、教学不精湛、求学不勤奋等诸多问题，从而制约着湖南高职动漫教育的发展。

1. 治学不严谨

一是只考虑办学规模，而忽视高职教育本身的规律和社会对动漫人才的真切要求，导致办学规模的过渡分散。湖南动漫教育从开办至今，各高职院校就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办学规模测算、办学水平评估、动漫人才需求论证，不考虑专业办学基础与经验，不考虑地域经济发展因素，无序的恶性竟争，同时每所学校对自身的教学资源的保证、课程结构的合理、评估标准的精深也没有很好的权衡和梳理。

二是专业定位低端化、教育模式的同质化、教学理念的模糊化成为制约湖南高职动漫教育的最大瓶颈。湖南高职动漫教育一直以来寄希望于产业带教育兴学业，流行动漫企业人办学模式，而缺乏精髓的文化底蕴、科学的教育管理方法、严瑾的治学态度，专业教学过于强调制作环节，课程教学重心放在原画与软件的学习上，这样很难培养学生应具备的创意设计产能能力。拷贝本科艺术教育模式、模仿国外成功的办学案例、改良早期职业动画教育模式，动漫人才培养模式大多是借鉴和直接传递，这样很难走出别人的窠臼，以致教育模式同质化和教学理念模糊化，也使湖南高职动漫专业定位趋于低端化。[2]

三是就业与从业前景暗淡。目前，湖南高职动漫教育办学目的是一种为生存与盲动发展而采取求大求全的茫然手段，根本没有解决好动漫人才与市场的对接。就业率虚假粉饰、招生宣传过度渲染、技能考证蛊惑戏弄，这些现象向社会错误诠释了动漫教育的培养目标，误导了学生对动漫专业学习的目的。毕业生的就业率存在部分强制和对付的因素：如虚报就业率、集体买卖“虚假就业单位”、找门道签约“挂靠”；不靠谱的招生宣传，误导了动漫教育的“专业热度”，造成了学生的盲目挤进，招生宣传是必要的，言过其实则损人害己；技能考证流于形式，考试松散、巡考不力、监考不严，只为考务费的利诱而放松其检测、评估的效能，这些现象实际上折射动画技能考证的规范性和职能部门的监管问题。

2. 教学不精湛

第一，课程体系不完善。湖南高职院校动漫教育办学没有考虑市场需求因素，没有很好利用湖南动漫产业的优势，导致教育与市场严重脱节。具体体现：① 课程设置不合理，公共科目繁多。如大一有文学、思想概论、英语、体育、艺术概论、校本通论等公共基础课程比率高达70%左右；而专业通识基础课如素描、色彩、风景写生、速写等则根本不能涵接动漫专业教学。② 专业课程老套，类似艺术设计专业的嫁接，跨专业方向（2D动画、视频合成、3D动画）的专业课程科目雷同，诸如软件、建模、材质、灯光、渲染、特效等课程模块。③ 课程之间承接性不强，彼此孤立教学。以常规教室为大本营，计算机房替代动漫产业产房，实训课程严重不足，动漫制作工作流程的真实情景得不到真实有效的演示，最终导致毕业生的社会竞争力普遍较弱。④ 时间安排不合理，专业学习时间太短。大一大多是文化与专业通识基础课，大三是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只有大二短时间的专业课程学习，在时间上高度挤压且难以保证教学质量，学生竞拼市场能力弱。这些主要反映了动漫职业教育与动漫产业需求终端之间的矛盾，同时也说明了高职动漫教育与现代动漫制造产业对接的错位。

第二，实践教学环节薄弱。课堂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方式惯用传统的教学模式，采取大班跟进课程，以教师为主学生为辅，教师缺乏与学生的交流沟通，不注重搜集学生对教学信息的反馈。枯燥的原画绘制与催眠的专业理论辅以作业巩固、考试检验等等，使学生感受到动画只是机械与僵化教学。由于教学资源严重不足从而制约着湖南动漫教育的实践教学，有的院校连最起码的动漫实训环节中的相关软件、线拍设备、动检设备、非编系统、录音设备等都没有，根本无法实现实践教学需求，因此学生无法真正掌握动漫制作流程的应用技能，造成学生要么技术单一、要么眼高手低，缺乏应用性，不能胜任岗位工作。

第三，技能型教学团队匮乏。现今湖南动漫教育师资基本状况与全国在同一水平线上，教师的专业素养参差不齐，导致学生专业技能先天不足。教师实践经验不能满足教学需求，大多课程靠理论拼凑实践、艺术拼凑技术——艺术类老师讲授艺术设计、计算机技术老师讲授软件技术，学生只有靠悟性自我融合教学内容。教师本身的操作能力不强，甚至连动漫制作的流程和环节的要求都不知道，他们又如何能传道授艺呢？用当今流行的一句网络名言套用：湖南高职动漫教育似用1.0版的教师教2.0版的学生。

3. 求学不勤奋

一是生源质量普遍偏低。这主要源于现行的高考、艺考招生和就业等因素所造成的奇怪现象。一方面由于院校的艺术类考生扩招，升学门槛的放低，通过考前临时调整与短暂专业培训，学动画能上得了大学，这样上大学的机会自然就多了；另一方面国家示范性、骨干类高职院校自主招生，加上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院校内部调剂指标，甚至没有美术基础的学生也侥幸进入了动画专业学习。这直接导致生源的艺术素质偏低、造型能力薄弱、创作能力缺失，同时增加了招生过程中考生的盲目性和投机取巧，一定程度上也会淹没许多真正有动漫才华的考生。[3]

二是学习动力不足。① 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是动漫专业部分学生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此类学生由于专业基础不牢固或对学习无兴趣等原因，进校前就带有“混文凭”的想法，以睡觉、上网、玩游戏打发日子，学习成绩自然不理想。② 学习态度不端正是制约学生是否学好专业的关键。此类学生因专业调剂被迫转入或因本身对专业不了解而选择了动漫专业，在专业学习中发现自已专业基础差，显得另类、孤独，有时还故意放纵自已的散漫，他们最终对动画学习的兴趣全无。[4]③ 功利性学习现象严重。受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有急于求成且无功不做之势，容易把错误消极的东西接受下来。

四、湖南高职动漫教育的发展对策

1. 整合各类资源，集中优势办学

湖南高职动漫教育并没有推动学生就业和解决好动漫人才市场需求的空缺。动画教育办学主体分散、教学资源匮乏、办学机制理顺混乱。只有整合湖南高职动漫教育办学资源，以长沙为大本营，依托湖南动漫产业多年来所累积的产业链平台优势，结合湖南高职院校的动漫教育办学经历，集中办好一至二所动漫类职业院校，以动漫产业园形式建构起“以教促产、以产惠教”的新型职教模式，实现校企合作这一互惠互利的教育范式。积极倡导职业技能精湛，职业道德严律，职业素养懿蕴，治学态度严明。坚持以对社会负责为前提、对学生负责为已任，改革艺考录取方式，控制招生规模，提高教学质量，使湖南高职动漫教育走上符合艺术设计教育规律和职业教育发展的轨道。[5]

2. 严格科学监管，冷静面对功利

由于高职动漫教育的特殊性，该专业的艺术设计能力与岗位职业能力要求相对更高，涉及的知识面范围更广，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应该更多关注该专业的健康发展，到市场中去及时了解产业行情，考察人才需求、研究相关政策、合理调节资源。到教学一线中去多掌握实践教学效能、教学师资团队情况、招生与就业情况等，要善调研、精分析，从而认清动漫行业与动漫教育之间的问题，及时予以纠正和解决。各教学主体应务实教学与管理，要客观公正地剖析自身的办学机制、办学理念、管理水平，多寻找自身的不足，不要隐匿缺点和不足而进行虚假宣传与欺骗，谦受益、满招损，要用实力和口碑拓展办学空间。

3. 准确专业定位，重构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是专业的准确定位，专业建设过程中应全方位了解动漫市场对人才需求状况，务实社会调研，确定符合地域经济发展的产业岗位与之匹配的专业设置，同时夯实技能基础，突显湖湘传统文化特色。具体实施“同构异化”培养模式，多层次、重技能，培养能涉足新媒介广告、影视传播、数字出版、游戏设计等领域的高技能应用型动漫设计与制作人才。课程体系的解构与重构应打破现有课程体系的学科性架构，加强课程的专业指向性，突出知识的应用性与实效性，整合课程类别、完成专业方向课程的重新划分、合理分配课程学时，建立以项目情景教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

4. 强化创新意识，注重实践教学

设计创新是动漫专业的灵魂，注重开发学生的创造性与个性思想表达，是培养高技能应用型设计人才的关键。为适应从业岗位与降低毕业生就业难度，教学主体应将这一指导思想贯彻于课程建设、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之中。注重实践教学环节，加强项目情景实训，使学校教育和行业产能接轨，提高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对岗位的适应能力、对动漫产能的创新能力，帮助毕业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尽早融入社会，顺利就业。

参考文献：

[1] 长沙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W].http：// ，2010-08.

[2] 孙园园，李源，田梓林.高职院校动画专业的现状调查与发展策略探讨[J].魅力中国，2010（3）：57-59.

[3] 黄柏青.湖南省动漫设计艺术教育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J].当代文化与教育研究，2010（2）：3-5.

篇6

摘要：企业人力资源外包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主要介绍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外包问题，首先是论述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的内容以及发展历程，然后介绍了人力资源管理外包面临的风险因素。

关键词：风险；外包；人力资源

一、企业人力资源外包产生及发展

企业人力资源外包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就是指企业从外部寻求可以从事内部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资源，本质是“包出”，把握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首先应该明确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的主要内容应当为非核心职能。将不涉及企业机密的，重复性比较高的管理工作委托给第三方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服务机构代为处理，进而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提高管理效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最终提高整体竞争优势。对于被外包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产权依旧归企业所有，行使权则由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商承担。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的业务内容应以外包合约为依据，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以

及彼此的具体职责，同时包括费用等其他相关问题。外包商必须按照合约规定独立从事外包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并且不受外包组织的影响，具有独立的决策权和工作方式，但其工作效果必须对外包组织负责。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的最大的优势首先是为了获取外部专业化的服务，其次是为了降低人力资源投资风险，然后是降低人力资源管理成本，最后是消除时间压力以及获取最新最全面的相关信息。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外包，企业的人力资源策略与规划可以获得人力资源专业机构的意见和建议，获取最先进的人力资源信息管理技术，及时优化配置人力资源，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节约成本、降低风险的最终目标。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主要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规划、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薪酬福利、员工关系管理、绩效管理六大模块。根据其战略重要性可将这些模块分为事务性活动和战略性活动，通常情况下，事务性的工作指的是那些对企业发展战略起辅助功能的业务单元，如招聘、甄选、培训、人事档案管理、员工关系等;与之相比，战略性活动则关系到企业的长远发展，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与企业高层管理者在战略层次上对企业人员的规划，如职位需求分析、工作分析等，抑或是对企业的发展会产生较大影响的，如绩效考核、薪酬福利等等。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企业资源外包这种管理模式，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模式才被大众所接受，走向专业化。美国在外包业务上的成功引来了其他国家的纷纷效仿，外包业务开始在日本、欧洲一些国家盛行起来。企业都成功地实施了外包策略，并因

此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占领了领先地位。目前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外包业务得到了极大的肯定和广泛的应用。目前全世界年收入在5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都普遍开展了业务外包。预计外包将在新世纪的头20年内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外包也将逐渐成为21世纪世界商业发展的新态势。我国外包业务的研究和实践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开始认识到外包业务能够能为企业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良好效益，开始着手构筑企业的外包服务体系。外包业务正慢慢成为一种能够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增强企业对环境快速应变能力的新型管理模式。

二、企业人力资源外包风险分析

由于企业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也有限，加上外包效果预测的程度不够充分，企业就很有可能在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外包的过程中，造成的实际外包结果与预期目标相背离，甚至整个外包活动失败。外包的过程是具有不同核心能力的企业间以利益为驱动的合作，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合作过程，存在着潜在风险，在决定

选择外包业务的时候，预期的效益要与可能存在的风险需要同时考虑。

1.我国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

目前来讲，我国的企业管理外包的还不成熟，国家的法律法规监督保障体制不够健全。对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商的监管和约束应该在宏观方面运用法律、法规进行约束和规范。但在我国当前，人力资源管理外包行业的运作尚无完善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外包主体和外包合作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缺乏有效的监管，企业的合法权益保障不够健全，随着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与机构的迅猛发展，个别出现非法操作、违规经营，外包服务商的诚信度受到非常大影响，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来监控人力资源外包商的行为和这种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如何有效规避、降低企业风险、健全法律法规，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不仅需要企业多加思考，更需要整个社会、行业和政府等多方面的协助和推动。

2.企业人力资源外包管理体制不健全。

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市场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尚未成熟。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市场还没有发展到成熟阶段，相应的市场调节机制并不健全，并且稳定性相对较差，在出现市场动荡和突发状况时，必然会对外包服务商和企业造成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很难去预测和防范的。加上企业人在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后，迫于合同的规定，外包商依旧有权力继续采用较为落后的方法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进行管理，在未获得外包服务商同意的情况下，企业无法改变外包方式和方法，这就会影响到管理的灵活性，继而影响到整个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效果。

3.承包企业面临着来自外包商的风险。

企业要把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给外包商，就会使企业面临文化沟通方面的风险，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和沉淀下来的成果，一旦形成很难改变。如果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商不能很好地理解和融入企业的文化当中去，也会影响外包的效果。企业在选择外包商的时候也面临着风险。企业很难在短期时间内对外包商各方面情况掌握得十分清楚，所以外包商是否有足够强大的专业执行能力，是否能够达到企业的要求，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企业还应该防范个别外包商存在机会主义心理，尤其是当企业给与他们的报酬不能达到他们理想的水平时，这种心理和行为就更容易发生。

4.企业自身存在着风险。

企业对自身实际情况认识的不足。企业如果期待外包商提供优质的服务，首先要对自身的状况做出一个全面而客观的评价。有些企业管理者在外包前甚至不清楚企业真正的运行状况、员工的需求是什么，继而就更不会有明确的外包目标，这就导致在外包过程中不容易发现产生的问题。对外包商的调查了解不够充分。企业实施外包前如果没有对外包市场和外包商做全面而充分的了解，就不能按照外包的目标选择适合自己的外包商，这势必会造成外包准备的不足，这也是外包风险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外包前没有进行全面、科学的成本效益分析。人力资源管理外包不仅仅是简单地从表面上看外包的费用和节约的成本，其成本效益包含很多个方面。企业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前应该对成本和效益作一个全面而认真的分析，做到心中有数。如果没有全面、科学的成本效益分析，企业就无法了解外包过程中需要花多少费用，不知道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的一些活动是否能够减少自身的成本，也极容易受到外包服务商的欺骗。

参考文献：

[1]董重秀，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路径―资源外包业务浅探，湖湘论坛[J]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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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玉璧;玉琮;阴阳观念

古代玉璧、玉琮不仅工艺精湛，彰显了先民高超的治玉水平，而且与文明起源问题亦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思想意识的指示物，闪耀着文明的火花，预示着文明时代的即将到来”，1因而备受学界的关注和推崇。

“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璧、玉琮作为古代两种最为重要的礼器，关系甚为密切。而在以往有关璧、琮的研究中，学者多分而述之，并且多注重其起源、功用的探索而忽视其象征意义的讨论，故未能真正探清璧、琮之象征意义。今璧、琮合观，兼顾其起源、功能和象征意义，结合文献、考古等多种材料，对其进行综合的考察，以窥其真实意蕴。鉴于良渚文化为璧、琮的滥觞期，这里主要以良渚文化为切入点展开讨论。

有关玉璧象征意义的认识主要有“圆天象征说”和“财富象征说”两种。“财富象征说”最早在反山发掘简报中提出，2认为玉璧是当时的权贵们财富的一种象征，此后又有学者提出玉璧即“玉币”的观点。3而良渚文化的考古实际并不支持这种看法。一方面，大墓不一定有玉璧随葬，如作为良渚文化最高等级的大型墓地——瑶山就是这样，12座大墓竟不见一件玉璧。另一方面，良渚文化的玉璧只见于大中型墓葬，根本不可能为大多数人所拥有，这与货币主要是充当大多数人交换物的属性是矛盾的，4因此“玉币”之说也就勉为其难了。

对于玉琮象征意义的看法也不统一。法国学者吉斯拉认为琮为家屋“中霤（烟筒）”的象征，为家庭中祭拜的对象。5可是，这种观点无法解释玉琮基本出于墓葬这一客观事实。另一位法国学者安克斯则认为，“玉琮上驵纹近似坤卦”，因此玉琮应是女阴性器的象征，代表着母系祖先。6凌纯声、那志良、周南泉等人均赞同此说。7安氏以卦释琮，可谓新颖别致。然而琮之外方形状与女阴性器相差太远，也实在是难以让人信服。东汉郑玄认为琮是方形之地的象征。与郑玄“象地”之说有别，张光直先生以玉琮外方内圆的特征为切入点，提出玉琮外方象地、内圆象天的观点。1显而易见，张先生的观点是受到郑玄深刻影响的。

在诸多有关璧、琮象征意义的认识中，目前最为流行的就是璧之“圆天象征说”和琮之“方地象征说”。该说始自郑玄，其在注解诸经时多次提到“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之类的话。因其在学术上有较大的影响，后学多视此为圭臬，或相沿不变，或稍有增益而已。《大广益会玉篇?玉部》中说，“璧”，“瑞玉，圜以象天也”；“琮”，“八角象地”。2段玉裁注“璧”和“琮”时则完全沿用了郑玄之说。3《古玉图考》中说：“今琮皆四方，而刻纹每面分而为二，皆左右并列，与八方之说亦合。”4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很多，兹不赘述。然而，这种说法多有可疑之处。

首先，郑玄本人对璧、琮象征意义的看法是模糊不清的。《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郑玄注曰：“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5在这里，郑玄认为璧是与苍天形状相似的。可他在为《仪礼·聘礼》中“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一句作注时又说：“享，献也，既聘又献，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包缯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与已同体为国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6在这里，郑玄又清楚的说明，“璧”所以用来献君，“琮”所以用来献夫人，皆是“天地配合之象”的缘故。郑玄所说“天地配合”即是“阴阳和合”之意。君为乾为阳，璧自然属阴；夫人为坤为阴，琮自然就是阳性的。郑玄对同一事象的不同解释，反映出他对璧、琮象征意义的认识是不甚清楚的。

其次，“璧圆象天说”和“琮方象地说”是以古代“天圆地方”观念为理论依据的。可是，这里的“方”和“圆”既非指天和地的具体形状，亦不是指天体的运行轨迹。“天圆地方”说最早见于《周髀算经》，书中载有商高的一句话，即“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7《晋书?天文志》记有“周髀家”的观点，“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棋局”。8但这种观点受到了诸多的批评。曾子曾经反驳说：“如诚天员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也。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员，地道曰方，方曰幽圆曰明”9这里“员”同“圆”，“揜”即“掩”。曾参指出圆形的天遮盖不住方形大地的四角，不仅否定了“方”和“圆”指天和地的具体形状的认识，而且指出“方曰幽圆曰明”。《吕氏春秋?圆道》亦载：“何以说天道之圆也？精气一上一下，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10这里的“圆”，学界多认为是指“精气”即阴阳二气的运动，“方”是指万物特性各异，不能改变和替代。东汉赵爽为《周髀算经》作注时也曾说：“物有圆方，数有奇偶。天动为圆，其数奇；地静为方，其数偶。此配阴阳之义，非实天地之体也。天不可穷而见，地不可尽而观，岂能定其方圆乎？”11这里的“圆方”明显是“配阴阳之义”的。《易经·系辞上》中记：“一阴一阳之谓道。”12凡此可知，“天道曰员，地道曰方”中的“道”即阴阳之道理，“圆方”与“阴阳”、“动静”等语汇一样，同属阴阳哲学范畴。还需提及的是，考古所发现的玉琮并不全是内圆外方的，良渚文化、石峡文化以及曲村晋侯墓地亦有内外皆圆的筒状玉琮。这样一来，所谓“璧圆象天说”和“琮方象地说”就不足为信了，深受郑玄等人影响的琮之“内圆象天、外方象地的双重象征说”自然也就是空中的楼阁。

不可否认的是，前人的研究给人很大启发。从以上所述得到的重要启示是：璧、琮应与阴阳观念有关。考古资料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天地交感化生万物的阴阳观念已经出现，与此相应的天地、乾坤、父母、男女等概念已植根于先民的灵魂深处，而璧、琮正是这些抽象话语的具象化，分别象征着地母之女阴和天神之。

其实，关于璧、琮象征意义这一问题，《周礼·春官·大宗伯》一文本身就蕴藏着弥足珍贵的线索。现将原文中的两段话摘录如下：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

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1

第一段话很好理解，而对第二段话的解释，自汉代以来就众说纷纭了。郑玄的注解是：“天产者动物，为六牲之属；地产者植物，为九谷之属。阴德，阴气在人者。阴气虚，纯之则劣，故食动物，作之使动，过则伤性，制中礼以节之。阳德，阳气在人者。阳气盈，纯之则燥，故食植物，作之使静，过则伤性，制和乐以节之。如是然后阴阳平，性情和，而能育其类。”2在这里，郑玄把“天产”说成“动物”、“地产”说成“植物”，把“阴德”说是“阴气在人者”、“阳德”说是“阳气在人者”，显然有简单比附之嫌，但其以阴阳观念来注解原文则是比较符合本意的。在这里，“天产”（阳）与“阴德”（阴）相对，“地产”（阴）与“阳德”（阳）相应，目的是“合天地之化”，这里反映的是阴阳二元对立生成的观念。由于这两段话前后相连，关系自然密切。换句话说，第一段话也应是阴阳和合观念的反映，“以苍璧礼天”并不是因为“璧圜，象天”，而是由于璧乃地母女阴之具象的缘故；“以黄琮礼地”也不是因为“琮八方，象地”，而是琮乃天之男根象征的原因。

古代天子多称“辟”，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文献中称天子为“辟”的材料很多，如《诗经·周颂·载见》记“载见辟王，曰求厥章。”这里的“辟王”就是周天子。孔颖达《毛诗注疏》解读“荡荡上帝，下民之辟”，3说上帝是托言君王，“辟”就是君，就是天子。另《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有“皇王维辟”；4《后汉书·五行志》有“辟遏有德”，5《后汉书·贾逵传》有“隐居教授，不应辟命”。6这些“辟”字，学者均注解为天子、君王。天子学习的地方叫做“辟雍”。《礼记·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宫。”7《韩诗外传》解释说，辟雍“圆如璧，雍之水。”《论衡》则直接把辟雍写作“璧雍”。由此推知，辟雍之义，本取像于璧。宋代王昭禹《周礼详解》中论《小行人》中“合六币，璧以帛，琮以锦”时说：“盖璧有辟之道，礼天之玉也，故以享天子。琮有宗之道，礼地之玉也，故以享后。”8这里的“辟有璧之道”表明“辟”与“璧”是密不可分的。《说文》中也说“璧”，“从玉，辟声”。9按照许慎的解释，“辟”与“璧”也是相关联的。

古文献中有“宗后”的称谓。如《周礼·考工记·玉人》中说，“驵琮五寸，宗后以为权”，又说“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谓内镇，宗后守之”。10这里的“后”极易理解，是王后，是天子之正妻；而“后”之前的“宗”该如何解释呢？“宗后”连称又有什么意蕴呢？《说文》释“宗”曰：“尊祖庙也。从宀从示。”11这里的“宀”是屋宇的象形，“示”则是神主的象征。而神主实是“祖”之象形，12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13这一点已成为学界的共识。14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观点已被越来越多地考古材料所证实。在龙山时代，陶、石祖在许多遗址中出土，已很普及。151995年，郑州小双桥商代宗庙遗址中出土了两件石祖，而且还被涂上了朱色。1由此可见，宗庙最初是供奉男性祖先神主的专有场所，女性祖先神主立于宗庙应是后来之事。明代王应电《周礼图说》中说：“宗后者，或先王之后，或王后，世次相传以主内政，故曰宗也。”此说甚是。先王之后或王后皆王之母，而王是宗法制中的大宗。妻以夫贵、母以子荣，后以“宗”称之以示后的尊贵。王昭禹的“琮有宗之道”表明“宗”与“琮”又是密不可分的。《说文》中说“琮”，“从玉宗声”，亦见“宗”与“琮”之关系。日本学者林巳奈夫也提出玉琮是主，又称为宗的看法。2段渝教授认为：“宗后以不同形制的琮为权、为内镇，诸侯亦以琮作为享献宗后的瑞器，可见琮是贵族妇女中地位最尊贵者的标识，象征着宗后的高贵与尊崇。”3凡此均见“宗”、“琮”关系之密切。

一言以蔽之，“辟”和“宗”实际上不过是璧和琮的抽象罢了。与郑玄“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一句相联系可知，以璧享天子与以“辟”称天子，以琮献后与“宗后”连称，也不过是出于和合阴阳、交感天地以祈求丰产增殖的美好愿望而已。

璧、琮也常常用来敛尸。《周礼·宗伯·典瑞》中记“疏璧琮以敛尸”。郑玄注曰：“璧在背，琮在腹，盖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琮璧者，通于天地。”4按照郑玄的解释，“疏”，通也，就是使璧、琮上的沟纹下上贯通，象征通于天地。唐代贾公彦疏曰：“宗伯，璧礼天，琮礼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不类者以背为阳，腹为阴，随尸腹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也。云疏璧琮者通于天地者，天地为阴阳之生，人之腹背象之，故云疏之通天地也。”5在这里，“背为阳，腹为阴”，而璧（阴）置于背（阳）下，琮（阳）放于腹（阴）上，亦合于天地交感、阴阳和合观念。《礼记·郊特性》云：“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此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古代祭祀和埋葬习俗亦与阴阳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璧、琮的起源和自身特征来看，其亦与阴阳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从外观来看，璧圆而有孔，与其说天之象征，倒不如说像地母之阴的象征。琮怎么看也不像是地之形状，倒与甲骨文“且”字十分相像。“且”乃“祖”也，为“牡器之象 形”。6从璧、琮的起源和埋葬特点来分析，亦可得出一致的结论。目前学术界对玉璧来源的看法大致有三，即“环形石斧说”、“纺轮说”和“仿天之圆形说”。7璧中有孔而天则无，因此“仿天之圆形”的说法最不可靠。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已经有了明确的性别分工，环形石斧多见于男性墓葬，纺轮多出于女性墓葬。相比较而言，玉璧与纺轮不仅形似，而且都是多见于女性墓葬。因此，“环形石斧”说也不稳妥，只有“纺轮”说才更具说服力。考古资料为此说提供了更多的支持。良渚文化是崧泽文化的继续和发展。“纺轮在崧泽文化中发现较多，扁薄呈圆饼状，中穿一孔，除器形较小外，极似璧形。”81983年，句容城头山遗址出土许多小玉璧，其形态与良渚玉璧无异，只是体形较小而已。尤其是M24:3，无论是从玉质、造型还是制作工艺，均与良渚的无异。而且其中部的圆孔既不见穿硬杆的痕迹，也不见穿绳索的痕迹，可见其既不是纺轮一类的生产工具，也不是玉佩一类的装饰品，其应已具备了良渚玉璧的功能。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玉璧，从尺寸的大小到造型，均与同一墓地出土的陶纺轮和石纺轮相类似。9与良渚文化毗邻的屈家岭文化也出土了大量纺轮，而且形制、纹饰亦很别致。庞朴先生认为，这些纺轮的数量显然超出常规用量，“它不是日用的纺轮”，“而是原始宗教的法器”。10有人则明确指出，纺轮不仅是玉璧的源头，而且已经具备玉壁的祭祀功能。11而纺轮一般是女性所用的生产工具。据《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秦穆公和穆姬之女名曰“简璧”。这里 的“简”可训为“大”，“简璧”连称以示尊贵。《左传》中有关“璧”的记载有数十条之多，仅此一例是人名，且是女子之名，璧之属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关于玉琮起源，异见者较少，大多认为其源自玉镯。这种观点最早由梅原末治提出，1林巳奈夫也极为赞同。2李文明等学者对良渚玉琮所作的分型定式与年代研究，也昭示出玉琮由圆到方的发展演变轨迹，3增加了梅氏之说的可信度。1990—1991年，考古工作者对江苏昆山赵陵山墓地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4使有关玉琮来源的研究又有了重大突破。该墓地的M77出土了迄今为止良渚文化最早的玉琮（M77：59），其形态与玉镯十分相似，从而证明了玉琮源于玉镯说法的可靠性。值得提及的是，M77的墓主为一位30—35的男性。玉琮似乎与男性有着密切的联系。瑶山墓地的12座墓葬，可分为南北两排，南排六座墓葬出土有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钺和琮，北排六座墓葬出土有玉璜、玉质圆牌饰和纺轮。5反山墓地情况与瑶山相似。据相关研究，新石器时代的玉琮基本出于男性墓葬。6更为重要的是，在曲村晋侯墓地，M8、M91中的玉琮被置于墓主，两墓主均为男性；7另在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地，M5中的玉琮亦是被置于墓主，且墓主亦为男性。8此种现象不能不让人相信，河北满城刘胜墓中的玉琮被当作生殖器罩盒使用绝非“便宜行事”那么简单，而应是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心理所使然。

由于原始社会中晚期男女分工业已存在，随葬玉琮和玉钺等物品的墓葬基本为男性墓，随葬玉璜、纺轮和玉璧则基本为女性墓。《周易·系辞下》中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9根据原始思维“近取诸身”的类比性特征，先民赋予璧、琮以男女之性别特征应是自然之事。

不少良渚文化研究者注意到，良渚文化璧、琮的使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璧卑而琮尊。良渚文化墓地分为高台墓地和平地两类，前者埋葬的是大型墓，后者埋葬的是中小型墓。10以此为参照，不难发现，良渚文化璧与琮的地位是不一样的，琮的地位要高璧于璧。总体来看，琮、在墓葬中的组合有琮单出，璧、琮同出与璧单出三种情况。玉琮一般多出于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的墓葬；且墓主人均为男性。11玉璧一般见于大中型墓葬，不见于小墓，但有时大墓中也不见，如著名的瑶山墓地12座墓一件也没有。12玉璧常在中等墓葬中发现，如浙江余杭瓶窑的吴家埠墓地属于平地墓地，共有中小型墓葬11座，其中的13号墓就随葬有两件玉璧。13同为平地墓地的浙江平湖庄桥坟墓地也有玉璧随葬。14对此现象，蒋卫东曾说，良渚玉璧的使用界限不及玉琮分明，玉琮只出土于规格较高的良渚大墓，玉璧的使用界限相对要宽松得多，也更具有独特性。15从璧、琮在埋葬中位置来看，也存在琮处于尊位而璧处于卑位的状况。寺墩3号墓，随葬玉琮33件，其中的三十二件方柱形玉琮都围绕人骨架四周，而一件与众不同的镯式琮置头部右上方；玉璧24件，制作最精最大者（M3：6）置于腹部之上。16据相关研究，有周一朝，玉璧置于墓主胸腹部是一种常见的方式1。璧、琮的这种位置的有意安排与文献所载是相符的。《周易?说卦》说：“乾为首。坤为腹。”2《系辞上》也载：“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3《礼记?乐记》亦说：“天尊地卑，君臣定矣。”4这些文献材料虽系后出，但思想观念形成年代要远远早于文献的成书年代。由此知之，琮尊而璧卑是由于它们分属于天乾和地坤两种不同象征系统所造成的。

“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璧、琮作为祭祀天地之器又是如何使用的呢？这是长期以来令学界困惑不解的一个谜团。1986年浙江省余杭反山墓地的发掘为破解这一谜团提供了契机。M12出土一件十分怪异的玉琮（M12：98），5与以往所出的或传世的玉琮皆有区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壁厚孔小，高8.8厘米、射径在17.1—17.6厘米之间，而孔径仅有4.9厘米，形呈扁矮的方柱体，宽阔而硕大，而其他出土的玉琮皆壁薄孔大；2、重约6500克，是所有玉琮中最重的，因而学界被誉为“玉琮王”；3、琮体四面中间由约5厘米宽的直槽一分为二，由横槽分为四节，四个正面的直槽内都刻琢有神像形纹,精美繁缛且独特神秘，为其它玉琮所未见。最为独特的是：此琮侧视为琮，俯视则如璧。学者殷志强称其是“琮璧合二为一的特殊礼玉”。6李学勤先生也说：“那种琮（琮王）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你从侧面看是一个玉琮，但从上面看就是一个玉璧，是按照璧的形式做的。很多人都知道璧是礼天的，琮是礼地的，这个大玉琮是把天和地结合起来的……讨论良渚文化的朋友有这样的想法，我个人也是这样的想法。”7台湾邓淑苹女士更是由此推测出璧、琮的使用方法：在竖立的琮上方平置以璧，以木棍贯穿圆璧和方琮的中孔，组合成一套通天地的法器。8璧琮合二为一的看法和邓淑苹女士的推测是极为可信的。一方面，文献中确有“璧琮”合称的现象。如《周礼?考工记?玉人》中载，“璧琮九寸，诸侯以享天子”，“璧琮八寸，以眺聘”。9这里的璧琮既非璧，亦非琮，且又“以‘八寸’、‘九寸’这样的尺度给它一个规格，应当指的是一件器物”；另一方面，“考古中也确实发现过这样的琮与璧，璧之好可以套接在琮之射上”。10更为重要的是，琮王这种“合二为一”的特性与阴阳观念中的“交感”思想十分吻合。

《易》之经传是十分强调“交感”的，《彖传》所载“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序卦》中“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系辞下》所说“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等皆为之属。《易》善于从交感的观点观察万物的动静变化，并认为，“凡有动向、有交感之象的卦是吉的，有前途的，因为它符合了事物发展的原则”。11《大象传》中称“天地交”为“泰”。《泰》的卦象是地在上，天在下，而实际上是天在上，地在下，天属阳，地属阴。阳气下降，阴气上升，就象征着天地、阴阳的交感变化。因此，《泰》卦是吉卦。《大象传》中称“天地不交”为“否”。《否》卦是天在上，地在下，天地位置未发生变化，阴气没有上升，阳气没有下降，天地没能实现交感，因此为不利。琮王“侧视为琮、俯视如璧”的特性和邓淑苹女士之推测恰恰与《泰》卦“天在上，地在下”交感意象相符，这恐怕并非偶然的“巧合”。

在良渚文化，鸟是备受崇拜的对象，不仅陶器和玉器上可见到鸟纹，而且还有圆雕的玉鸟。良渚玉壁以素面居多，有纹饰的较少，而有纹饰的都是鸟纹，未见一件是玉琮上常见的兽面纹的。12在玉璧之鸟纹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鸟立于三层祭坛之上，据邓淑苹女士的统计，带有这样“鸟立祭坛”纹饰的玉璧共有8件。1鸟立于祭坛之上，鸟便具有了神性。许慎《说文》释“凤”曰：“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麐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文虎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国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凤穴。见则天下大安宁。’从鸟，凡声。”在甲骨卜辞中，“凤和风是一回事”，“凤就是风神”，2“风神形象即为凤鸟”，3《说卦》中载“巽……为风，为长女”。4鸡是原始凤原型之一，5所以《说卦》中亦有“巽为鸡”之语。而巽之卦画为四，是偶数，偶为阴，凤也就属“阴”。后世三宫九嫔之用品常常冠以“凤”字，如“凤冠”、“凤钗”等，可见“凤”是女性的象征。由此知之，玉器上的鸟纹即为凤鸟之象征，祭坛之鸟就是玉璧属“阴”的明证，以玉璧礼天乃出于交感天地之心理祈向。

兽面纹是良渚玉器最具有典型性的纹饰之一，而其最为重要的载体便是玉琮。目前在良渚文化“尚未发现没有兽面纹，而从形体上可称为琮的例证”，从而可以说其是“构成良渚玉琮的核心因素，是良渚玉琮的灵魂”，6因此兽面纹是释读良渚玉琮的关键材料。良渚“玉琮王”上的“神面纹”为其代表。该琮纹饰可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一神人的形象，头部呈倒梯形状，眼圆睁，横鼻两翼向上翻转，面目刚强威武，戴着一个很大的羽冠，双臂平抬，屈前臂，下肢蹲踞，肢节处还生有羽毛；下部为一浮雕的兽面形状，兽面的眼为卵圆形，下有鼻口，口内似有错开的獠牙，足如鸟爪。7纹饰“上部是一个神像，多数学者有此同见”；8下部兽面纹，学者多认为是龙之形象。9如朱乃成认为陶寺文化的龙形象与良渚文化晚期的兽面纹有发展演变关系。10李学勤先生也指出，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无论是构图形式还是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均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面纹形象有承袭关系，并根据饕餮为“龙生九子”之一的传说，提出饕餮纹是龙纹的一种。11良渚先民是古越族的祖先，12而古越族的纹身、赛龙舟、端午节和吃粽子等习俗均与“龙”有关。13这些习俗是良渚兽面纹为龙说的有力证明。至此，神面纹所要表达的意象就十分清晰了：神人以龙为马，驰骋于天地之间，上报民之祈愿于天，下传神之福祉于民。

《易经》内容表现出与龙密切相关的倾向。“龙”集中在乾卦中，有“潜龙”，“龙在田”， “（龙）或跃在渊”，“飞龙”，“亢龙”，“群龙”等语。乾卦之中为什么以龙托辞呢？东汉马融回答的可谓精辟：“物莫大于龙，故借龙以喻天之阳气也。”14郑玄注《尚书大传》时也说：“龙，虫之生于渊，行于无形，游于天者也，属天。”15龙“喻阳气”和龙“属天”说明琮亦属阳属天。

良渚文化时期的阴阳观念已十分盛行，这是释读璧、琮的关键所在。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昆山赵陵山良渚文化遗址的M56中，发现一件陶盖。16该盖为细泥灰陶，表面曾被打磨过，然后刻上图案，再填以红色。这个图案被学界誉为“族徽”，亦被称作“源极图”，因为它与“太极图”有诸多相同之处：1.既无起点，也无终点，以任何一点为起点，都可以进入一个无限循环的系统之内。2.虽系图象，却无法确定是何种物象。图中方圆、曲直，或谓之阴阳，互相缠绕，互相依存，互根互生，对立统一。3.图案既非中心对称，又非轴对称。以上下、左右以及对角看它，处处均衡。其最主要的特征是阴阳结缔和旋绞盘绕之形。它使人联想到龙蛇类动物的交尾和人类的生殖和繁衍，包含了良渚先民对阴阳交媾、胚胎发育等等在内的丰富的想象。1赵陵山族徽之意蕴足见良渚阴阳观念之盛。以阴阳观念解释璧、琮也自然是合乎情理之事。

众所周知，璧、琮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其所蕴含的原初话语经历了历史长河长年累月的冲刷之后早已漫漶不清。又由于使用者有地域、时代和部族的不同，因此它被赋予多种功用是很自然的事情。透过这些错综复杂的现象求得历史的真实面貌虽困难重重，但确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因为通过对璧、琮原始意义的探讨，利于把握其之所以源远流长、传播甚广的关键，也便于究明先民饱含热情、不惜余力对其精雕细琢的深刻原因，以及其所深涵的文化意蕴。以阴阳观念释读璧、琮，不仅能解释文献中璧琮连称的问题，也可解释考古实践中所遇到的璧、琮“合二为一”等奇怪现象。

阴阳观念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亦是中国哲学的基源，深深植根于先民的灵魂深处。天地阴阳的交合或交感是化生万物的依据。璧乃地、坤、阴、母、女等抽象话语的外化，是地母之阴器的象征，琮乃阳、乾、父、男、天的具象，是天神男根的物化。

[作者刘铮（1975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3]

[收稿日期：2012年8月5日]

1 汪遵国：《琮璧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江苏社联通讯》，1980年第1期。

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3 周世荣：《浅谈良渚文化玉璧的功能》，《中国钱币》，1998年第2期。

4 郑建明：《史前玉璧源流、功能考》，《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5 见[日]滨田耕作著，胡肇椿译：《古玉概论》，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第48页。

6 见凌纯声：《中国古代神主与阴阳性器崇拜》，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第8集，1959年，第1—48页。

7 凌纯声：《中国古代神主与阴阳性器崇拜》；那志良：《明尼安波那斯美术馆所藏之中国古玉（下）》，台北《故宫学术季刊》，1951年；周南泉：《玉琮源流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1期。

1 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54页。

2 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页。

3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页。

4 吴大徵：《古玉图考》，上海：清光绪十五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第58页。

5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62页。

6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1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47页。

7 赵君卿注：《周髀算经》，上海图书馆藏嘉定六年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1页。

8 房玄龄等：《晋书》卷11，《天文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9页。

9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8页。

10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3，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8—79页。

11 赵君卿注：《周髀算经》，上海图书馆藏嘉定六年本，第21页。12 周振甫：《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35页。

1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762—763页。

2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763页。

3 周振甫：《诗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12页。

4 周振甫：《诗经译注》，第420页。

5 范晔：《后汉书》志15，《五行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308页。

6 范晔：《后汉书》卷36，《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40页。

7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1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32页。

8 王昭禹：《周礼详解》卷14，《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6页。

9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12页。

10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4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923页。

11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342页。

12 李孝定：《甲骨文集释》卷1，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第72—73页。

13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8页。

14 参见王小盾：《从生殖崇拜到祖先崇拜》，陈秋祥主编：《中国文化源》，上海：百家出版社，1991年，第141—175页；徐良高：《祖先崇拜与中国早期国家》，韩国河、张松林主编：《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3—158页。

15 宋兆麟：《原始的生育信仰》，《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

1 裴明相：《论郑州市小双桥商代前期祭祀遗址》，《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

2 见丁乙：《良渚文化壁琮意义研究》，《中国文物报》，1989年11月24日。

3 段渝：《良诸文化玉琮的功能和象征系统》，《考古》，2007年第12期。

4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778页。

5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778页。

6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第38页。

7 周南泉：《论中国古代的玉璧》，《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1期。

8 张明华：《良渚玉璧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2期。9 张敏：《句容城头山遗址出土的史前玉器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东南文化》，2001年第6期。

10 庞朴：《谈“玄”》，《中国文化》，1994年第10期。

11 蔡运章：《屈家岭文化的天体崇拜——兼谈纺轮向玉璧的演变》，《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

1 梅原末治：《殷墓出土之琮》，《考古学杂志》，第42卷第3期，1957年。

2 林巳奈夫：《中国古代之祭玉、瑞玉》，《东方学报》，第40册，1969年，第161—227页。

3 李文明：《对良诸文化玉琮的探讨》，《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4 江苏省赵陵山考古队：《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徐湖平主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口：海南国际出版中心，1996年，第18—37页。

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02—203页。

6 霍巍、李永宪：《关于琮、璧的两点争议》，《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1期。

7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

8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洪洞县文化馆：《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文物》，1987年第2期。

9 周振甫：《周易译注》，第257页。

10 吴汝祚、徐吉军：《良渚文化兴衰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

11 王巍：《良渚文化玉琮刍议》，《考古》，1986年第11期。

1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01页。

1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1980- 1990）》，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0页。

14 徐新民等：《浙江平湖庄桥坟发现良渚文化最大墓地》，《中国文物报》，2004年10月29日。

15 蒋卫东：《试论良渚文化玉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3辑，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31页。

16 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1 孙庆伟：《晋侯墓地出土玉器研究札记》，《华夏考古》，1999年第1期。

2 周振甫：《周易译注》，第284页。

3 周振甫：《周易译注》，第230页。

4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531页。

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6 殷志强：《试论良渚文化玉器的历史地位》，徐湖平主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第384—388页。

7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2页。8 郑淑苹：《由“绝地天通”到“沟通天地”》，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67期，1988年。

9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4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922—923页。

10 王仁湘：《琮璧名实臆测》，《文物》，2006年第8期。

11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7—18页。

12 张明华：《良渚玉璧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2期。

1 郑淑苹：《由良渚刻符玉璧论璧之原始意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02页。

2 王维堤：《龙凤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0页。

3 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312页。

4 周振甫：《周易译注》，第285页。

5 王维堤：《龙凤文化》，第75页。

6 刘斌：《良渚文化玉琮初探》，《文物》，1990年第2期。

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43—44页。

8 吴汝祚：《余杭反山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像形纹新释》，《中原文物》，1996年第4期。

9 参看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17页；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董楚平：《良渚文化神像释义——兼与牟永抗先生商榷》，《浙江学刊》，1997年第6期；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93页。

10 朱乃成：《龙形器与龙的崇拜》，《寻根》，2010年第3期。

11 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12 陈桥驿:《吴越春秋及其记载的吴越史料》，《杭州大学报》，1984年第1期；邹衡：《江南地区诸印纹陶遗址与夏商周的关系》，《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叶岗：《论于越的族源》，《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

13 闻一多：《端午考》，《文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47年。

14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页。

15 伏生撰、郑玄注：《尚书大传》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