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医疗纠纷解决途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发生医疗纠纷解决途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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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地区；医疗纠纷；解决方式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3—0076—06

近年来，医疗纠纷及其引发的医疗暴力、“医闹”事件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对于医疗纠纷，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医疗纠纷”为主题的论文，可以搜到4933篇，但是这些成果基本上集中在医学和法学领域，而且多数以城市地区的医疗纠纷为研究对象，专门讨论农村地区医疗纠纷的成果相当缺乏。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农村医疗纠纷”为主题的相关论文仅可以搜到6篇。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无论是在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性方面，还是在居民的医疗知识和法律意识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而这些因素都对医疗纠纷的解决产生直接作用。在此意义上，极有必要对农村地区的医疗纠纷及其解决状况进行实证研究。

一、研究现状及问题

纠纷以及纠纷解决是法社会学关注的核心论题。就本研究所关注的纠纷解决来说，学者们大体上沿着两个维度展开讨论，一个维度是纠纷解决的过程、程序，另一个维度是纠纷解决的方法、模式。其中菲尔斯蒂娜（William Felstiner）和萨拉特（Austin Sarat）提出的“纠纷金字塔”是讨论纠纷解决方式的主流范式。在纠纷金字塔中，各层级的纠纷解决途径同时存在，人们的冤屈、不满大部分通过较低层级的非正式的纠纷解决途径来消除，只有少数日常生活中的纠纷演变成法律层面上的纠纷，并通过金字塔塔顶的司法途径来解决①。

具体到中国社会情境，麦宜生指出，在选择纠纷

收稿日期：2012—1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转型期社会不满情绪的法社会学研究》（12CSH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转型期农村民间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研究》（10CSH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纠纷过程与暴力生产：对中国农村社会暴力纠纷的研究》（FRF—TP—12—126A）。

作者简介：邢朝国，男，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社会学博士（北京100083）。

李飞，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的解决途径时，农民与行政系统关系的密切程度对其诉诸法律的行为有明显影响②。陆益龙更进一步强调，无论是行政正义系统，还是司法正义系统，农村居民基本上是根据自身的社会资源来选择利用的，并且在现实的纠纷解决中，他们多数倾向于自己找对方商量解决或者求助非正式的调解，而不是诉诸于行政正义系统或者法律途径③。郭星华等用“理性选择”来概括农村居民对待司法正义系统的态度④。上述有关纠纷以及纠纷解决的知识有助于我们对医疗纠纷的理解。

就医疗纠纷这一特定的纠纷类型而言，其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预防和解决医疗纠纷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其中高晓飞等将医疗纠纷产生的前三位原因归纳为专业诊疗护理技术水平差（22.95%）、服务态度差（21.24%）和医患沟通障碍（12.61%），并指出外科是医疗纠纷发生比例最高的地方（34.8%）⑤。吴卫青等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服务态度（医方原因）、难以预料和避免的医疗意外或并发症（第三方原因）、患方对医学知识的不了解及对治疗的不配合（患方原因）是引发医疗纠纷的重要原因⑥。

至于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2002年国务院公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医疗争议的三种解决途径为协商、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但在实际的医疗纠纷解决中，民间调解、仲裁等也常被使用，呈现出多种纠纷解决途径并存的状态⑦。梁雨合等对60起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分析显示，绝大多数的医疗纠纷是通过医患协商方式解决的（61.7%）⑧。更为系统的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患方愿意通过沟通、调解这些非正式的纠纷解决途径来化解医疗纠纷；多数患方不愿意通过医疗事故鉴定以及法律途径来解决医疗纠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认为医疗事故鉴定以及法律诉讼不利于纠纷解决的患方比例远高于认为有利的患方比例⑨。对此，徐昕等认为，患方之所以倾向于选择直接与医方协商解决医疗纠纷、不愿诉诸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根源在于医患之间的不信任以及患者对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不信任⑩。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提出了诸多防范和应对医疗纠纷的措施，其中完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是研究者们的普遍共识，尤其是建立中立有效的第三方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完善医疗纠纷多元解决机制被认为是化解医疗纠纷的关键。

至此，笔者提出的研究问题是，上述研究结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农村地区？换言之，中国农村居民究竟是怎样解决医疗纠纷的？他们是否也遵循上述研究所提及的纠纷解决方式和逻辑？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既然城市地区的医疗纠纷大部分是通过协商、调解等非正式途径解决的，那么可以预估的是：农村地区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远没有城市地区健全，农村地区的医疗纠纷也极有可能通过非正式途径加以解决，只是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遇到医疗纠纷时忍着或消极回避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至于患方为何倾向于非正式途径来解决医疗纠纷，现有的研究大体上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一是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层面，即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不完善、效率低下；二是患方层面，具体包括患方的法律知识、权利意识、收入水平（是否能够支付得起法律服务的费用）、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对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信任状况等。这些研究都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即引起医疗纠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该变量会影响患方对诉讼成本和收益的衡量。根据诉讼成本假设，“人们在选择是否诉诸法律时会考虑诉讼成本、风险和收益……在诉讼成本过高、风险过大，而收益过小的情况下，当事人往往会选择规避法律。”因此，对于那些由普通疾病或者轻伤引起的医疗纠纷，被访者提讼的可能性理论上要小于那些由严重疾病或者重伤引起的医疗纠纷，因为前者预期的收益通常要小于后者。

在此意义上，引起纠纷的疾病的情况本身会影响患者对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而现有研究鲜有关注这一方面。同样，在当前纠纷解决的研究范式中，研究者们倾向于假定同种类型的纠纷对纠纷当事人而言具有同样的意义和影响，这一倾向在量化的数据研究中最为明显，其结果是研究者忽视同类纠纷的内部差异对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影响。鉴于此，笔者在分析农村居民选择医疗纠纷解决方式时，特别关注医疗纠纷本身，将引起医疗纠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作为一个变量，考察其对农村居民选择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这一尝试有助于澄清纠纷解决研究领域中的预设和笼统的认知。

至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一：农村地区的医疗纠纷多数是通过非正式途径解决的。

假设二：引起纠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会影响农村居民对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

假设三：对于由普通的疾病或者轻伤引起的医疗纠纷，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忍着。

三、数据及变量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拟在对中国农村居民遇到的医疗纠纷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农村居民是如何解决医疗纠纷的，并且运用社会统计方法分析影响农村居民选择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因素。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0年“法律与农村居民生活”调查。该项调查由麦宜生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组织实施，共包含河南、湖南、江苏、陕西、重庆5个省份30个行政村。调查采用入户访谈的方式进行，调查对象是通过入户随机抽样表选取的。此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990份。

问卷共包含三部分内容。一是个人和家庭的背景信息；二是调查对象与村委会、政府的互动情况及其对村委会、政府的认知和评价；三是关于纠纷的问题，其中纠纷涉及财产所有权、农地、医疗、计划生育、债权、消费、婚姻、劳动报酬、人身伤害、子女教育等内容。医疗纠纷类型是笔者关心的重点。

四、中国农村地区医疗纠纷的描述性分析

（一）医疗纠纷状况的一般性分析

前文已经提到，在2990名被访的农村居民中，134名遇到过医疗纠纷（4.5%）。在这134名被访者中，80.6%的被访者遇到过1次医疗纠纷，19.4%的被访者遇到过2次及以上的医疗纠纷。另外，根据表1的数据，70.1%的医疗纠纷涉及的疾病属于普通疾病或轻伤，28.4%的医疗纠纷涉及严重疾病或重伤。在处理医疗纠纷时，超过1/3的被访者选择忍着（32.3%），大约1/5的被访者是通过找人帮忙或者找有关部门来解决医疗纠纷的，接近一半的被访者选择自己与对方商量解决（47.4%）。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的假设一。

对于那些通过找他人或者有关部门来帮忙解决的医疗纠纷（27起），有29.6%的纠纷找的是各级干部（其中4起纠纷找的是村干部，2起纠纷找的是乡干部，1起纠纷找的是在县级机关工作的亲戚，1起纠纷找的是在市级机关工作的亲戚），33.3%的纠纷诉诸公安派出所、法院、律师等法律途径（9起），22.2%的纠纷寻求医院领导的帮助（6起），14.8%的纠纷找的是身边的熟人（4起）。另外，在找这些人或部门帮助解决纠纷时，57.1%的被访者是通过熟人关系找到的。就纠纷解决的效果来看，有85.2%的被访者认为纠纷解决的结果和其所期望的差不多（22起），7.4%认为比期望的要好（2起），11.1%认为没有达到期望的结果（3起）。

在134起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只有5起医疗纠纷出现了殴打、人身伤害以及财产破坏的行为，占到所有医疗纠纷的4%，而且在这5起涉及暴力的医疗纠纷中，3起是被访者一方先动手的，1起是对方先动手的，1起是分不清是哪一方先动手的。另外，对于那些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没有发生暴力的医疗纠纷，被访者一方准备或声称要使用暴力手段的有7起（6%），对方准备或者声称要使用暴力手段的有2起（1.7%），双方同时准备或声称要使用暴力手段的有2起（1.7%），这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没有发生暴力的医疗纠纷，有发生潜在暴力可能的占9.4%。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纠纷解决过程中已经实际发生的暴力，还是潜在的暴力，被访者一方实施暴力的概率均大于对方。

六、结论

基于实证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农村地区的医疗纠纷及其解决状况大体如下：第一，农村医疗纠纷发生的概率大约在4.5%。第二，大约1/3的医疗纠纷是由严重疾病或重伤引发的。第三，自己直接与对方协商解决是农村地区医疗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其次是忍着。第四，农村地区医疗纠纷引发暴力事件的比例并不高，但潜在的医疗暴力需要被防范。

另外，本文的研究也表明，被访者的受教育水平、劳动状态以及引发医疗纠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与其对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则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被访者选择自己直接找对方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可能性越大，消极忍耐的可能性越低；长期在外务工者遇到医疗纠纷时忍着的可能性更大；引发纠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越低，被访者选择忍了算了的可能性越大。总体上，本文的三项研究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验证。因此，研究者在纠纷解决方式的定量研究中忽视同类纠纷的内部差异的做法需要被检讨。

至于农村居民偏向于非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这一状况不难理解。一方面，专门的医疗事故鉴定、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以及独立的第三方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对于农村居民而言遥远而陌生。在这种情况下，回避忍耐或者自己找对方协商便是农村居民处理医疗纠纷的常见方式。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纠纷当事人与作为组织的医疗机构打官司，通常组织化程度高的医疗机构更具优势。正如格兰特（Marc Galanter）所指出的，“组织与个体打官司的胜诉率远高于组织与组织打官司。个体与组织打官司所遇到的困难远多于个体与个体打官司”。关于这一点，布莱克在“案件的社会结构”理论中有详细的阐述。因此，农村居民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医疗机构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本文的分析结果对于引导农村居民选择合理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用忍着的方式消极处理医疗纠纷。首先，纠纷当事人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医疗纠纷的解决有重要影响，提高纠纷当事人的受教育水平（如普及相关的医疗知识和法律知识）有助于增强其解决纠纷的能力。其次，鉴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纠纷当事人更可能用忍着、息事宁人的方式来处理医疗纠纷这一状况，相关部门对这一类人应给予特殊关注，如有针对性地提供一些便捷的服务等。最后，针对在外务工的纠纷当事人在遇到医疗纠纷时更可能忍着的情况，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应该考虑这一群体的现实状况，尽可能简化相关程序，缩短纠纷处理的周期，降低纠纷当事人的时间成本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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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和解；调解

近年来，随着人民法制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整个社会诚信危机以及诸多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医疗纠纷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医疗纠纷案件中患方放弃法律途径而选择雇请“医闹”的非法律途径维权的现象日益普遍。纵观全国形形的医疗纠纷现象，打死打伤医护人员者有之；打砸医院财产者有之；抢夺病历者有之……[1]。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潮中，日益增多的医疗纠纷，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极不和谐的音符，严重影响了各地的社会和谐与稳定，影响了医院的形象及公信力。为了寻找当前解决医疗纠纷的最佳途径，本文对医疗纠纷的实质和解决机制进行了探讨。

1 医疗纠纷的实质

医疗纠纷是指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在形成了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就医疗行为的需求、采取的手段、期望的结果及双方权利义务的认识上产生分歧，并以损害赔偿为主要请求的民事纠纷，它不包括非医疗行为导致患者人身财产损失而产生的纠纷。[2]从民法角度来分析医疗纠纷，其实质就是关于是否存在因医疗侵权所引发的债，其本质属于民事利益的请求权纠纷。

2 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

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可分为私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其中，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称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国外被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简称ADR[3]。

2.1 私力救济

私力救济又称自力救济，是指纠纷主体在没有中立的第三者介入的情形下，依靠自身或其他私人力量解决纠纷，实现权利。私力救济依据解决纠纷的方式可分为自决与和解。自决是指纠纷主体一方凭借自己的力量强行使对方服从；和解是指双方协商解决纠纷。通常情况下，医疗纠纷是以当事人平等协商、相互妥协的方式和平解决纠纷，即和解。

2.2 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是指依靠社会力量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机制，包括调解和仲裁两种形式。调解是一种在中立第三方的主持下，存在争议的各方当事人通过谈判协商以达成协议从而解决争议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仲裁又称公断，是指纠纷双方根据有关规定或双方协议，将争议提交到一定的机构，由该机构居中裁决的制度。

3 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

国务院2002 年4 月4 日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第46 条规定了三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种设计基本体现了民事纠纷从“私力救济”逐步过渡到“公力救济”的思路。

4 我国推行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背景

由于我国大多数医疗机构是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又是高风险、低收费的活动，有增无减的医疗过失赔偿对医院经营管理产生了严重影响，某些效益低下的医院甚至因此倒闭；另一方面，为解决长期棘手的医疗纠纷，医院浪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严重影响了医院的管理和医疗秩序。很多医疗机构为了督促医务人员少发生医疗事故，转嫁机构责任风险，发生医疗纠纷后还要求当事的医务人员承担部分甚至全部赔偿费用和免除的医疗费用，这种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医务人员对医疗风险的心理压力和经济负担，尤其在危重病人的抢救和疑难病人的手术上会采取一定的保守措施，不利于病人的救治，也不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4]

20 世纪90 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法令，鼓励在医疗纠纷领域推广以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日本、荷兰、英国等国家对ARD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也都予以高度重视[5]。

我国法学界普遍认为，非诉讼解决的利用既有扩大法律利用的意义，又有改善司法的价值，“在一定限度内甚至也可以说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广泛采用正是公民主权、市场法则以及社会多元化、复杂化的必然结果，反映了某种更加彻底的、非对抗性的当事人主义，可以使法院更容易为市民所利用和亲近”[6]。据有关学者统计表明，我国医疗事故争议真正由医疗事故或者过失引起的只占10～20%，这就注定大多数患者通过诉讼解决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对院方来说，诉讼解决辐射面广，有损医院的声誉，无形中降低其社会公信力，因而医疗纠纷发生后通过诉讼解决的案例少之又少[6]。从诉讼时间方面看，医疗纠纷的审理时限“超长”，因此，偏重“效率”的非诉讼解决摸索更加可行[7]。 转贴于 5 我国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代表形式——调解

5.1 调解的优点

第一，调解有利于维护医患双方之间的和谐关系。

由于调解的开始、进行以及是否达成解决争端的协议都需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调解程序亦没有固定的规则，因而调解程序的时间安排比较灵活，能尽早介入到争议当中去，避免纠纷因时间的推移而激化。第二，调解有利于医患双方利益的保护，实现双赢的结果。由于调解所主要关注的是纠纷能否得到迅速的解决，因此事实的认定和责任的承担都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只要当事人所达成协议的内容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协议都受法律保护，并且由于调解的保密性，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不用担心如此的陈述或承诺会影响医院或医护人员的声誉及执业前景。第三，调解有利于降低医疗纠纷的解决成本，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对病人而言，调解使一般的医疗伤害得到保护，特别是那种医患双方存在争议，但这种争议又不能被法院受理时；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来说，调解降低了医疗机构的诉讼成本，维护了其社会声誉，保护了隐私，使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可以把更多的财力、精力放在改善医疗条件、提高服务标准上，从而为整个社会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8]。

5.2 调解的形式

调解的形式主要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医疗纠纷多采取行政调解机制，即医疗纠纷发生后，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在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居中调解；如医患双方经过协商解决不成，对医疗纠纷的定性和处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任何一方均可在法律规定的有效时间内向当地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卫生行政部门根据鉴定结果来主持调解。行政调解往往执行比较顺利，“毁约率”低；但由于患方一般认为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医院的主管部门，在处理纠纷中会偏向于保护自己的医护人员和维护医疗单位的经济利益和声誉，因此容易产生对行政部门调解的不信任，从而会导致医疗纠纷调解的不顺利，甚至会给医疗纠纷的解决带来麻烦[5]。

5.3 “第三方”调解——医疗责任保险

2003 年，北京医学教育协会与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共同组建了“北京医学教育协会医疗纠纷协调中心”，协调中心主要负责医疗纠纷案例的鉴定、与医患双方协调、宣教培训及科学研究等工作；太平洋保险公司主要负责医院的投保、医疗纠纷立案、理赔及资料归档工作。北京市自2005 年以来在全国率先推行了这种医疗风险社会分担和由第三方介入化解医疗纠纷的机制——医疗责任保险。医院投保医疗责任保险后，一旦出现医疗纠纷，医患双方先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医院马上上报协调中心，由协调中心的工作人员作为第三方进行调解。医疗纠纷协调中心一方面保障了患者可以及时得到应有的赔偿，使患方理智、冷静地对待问题，避免过激情绪，甚至伤害医护人员的非理性行为；另一方面可以使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从繁杂的医疗纠纷处理中解脱出来，节约有限的医疗资源为更多的患者服务，可谓“一手托两家”；并且协调中心依法调解，严格掌握赔偿标准，使得承保区域内通过协调中心协调的案件明显增多，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使医疗纠纷解决逐渐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9]

6 结语

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我国应该尽快建立健全这一机制，这不但有利于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探索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过程中，本人认为：真正基于平等、自愿的和解具有客观、公正、低成本、高效率和更加人性化的明显特点。因为和解能使医患纠纷双方达到互动双赢的解决效果，协商结果也更容易得到当事人的自愿履行，从根本上修复异化的医患关系。但和解不成功时，调解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其中保险公司“第三方”进行调解的机制能够比较全面地满足纠纷解决“公正”、“效率”的要求，是目前阶段解决医疗纠纷的最佳选择。

此外，我国还应该借鉴法国的国立医疗事故补偿公社制度，建立医疗事故补偿基金，对于医疗机构没有医疗责任但患者遭受了较大损失的案件提供国家补偿金，避免患者因身体或健康损害陷入生活困境，体现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合理扶助。[10]

参考文献

[1] 刘炅明.透视我国当前医疗纠纷百态及应对策略[J].中国医院管理，2010(30增刊):117-118.

[2] 陈志华.医疗纠纷案件律师业务[M].法律出版社，2007:5.

[3] 江伟.民事诉讼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1.

[4] 蔡维生，王薇，王春平，等.医疗纠纷赔偿233例分析[J].中国卫生法制，2008，16(4):41.

[5] 赵云.也谈我国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机制[J].中国卫生法制，2010，18(2):52.

[6] 方鹏骞，王晓蕾.医疗纠纷多元调解新机制思考与探索[J].中国卫生法制，2009，17(4):37-38.

[7] 马辉.浅议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模式[J].中国卫生法制，2009，17(6):27-29.

[8] 阮友利.论调解与医疗纠纷的解决[J].中国卫生法制，2010，18(3):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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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调解机制

一、引言：医疗纠纷层出不穷，医患关系日益紧张

“看病贵，看病难”是近年来中国老百性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而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医患矛盾也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愈演愈烈。2013年10月25日，浙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3名医生被一名男子用刀捅伤，其中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王云杰因抢救无效死亡，另外2人经抢救脱险。至此，中国的医患矛盾已经上升到了危害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的层面上。而6天后，10月31日晚，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ICU重症监护病房被一病人家属打砸，医院一名保安被打伤。该事件虽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然而却提醒我们，“医闹”离我们并不远。从2013年1月1日到8月15日，海南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受理医疗纠纷案件312起，其中（“医闹”）达22起。在全国范围内，仅今年10月17日至27日短短10天内，全国发生6起患方伤医案件，多位医护人员重伤或死亡。这些冰冷数据的背后，折射出医患关系的持续紧张与恶化，仿佛一个结，缠绕在医生与患者心头。

造成这样的后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医务人员医德素养差，在诊疗过程中，医务人员对病员不负责任，态度生硬，缺乏同情心，看病时精力不集中，如果病人有病而医生没有及时发现，或将重症看成轻病，或危重病人的情况事先没有向家属说清楚等，一旦病人发生了死亡或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家属自然会指控医生不负责任。另一方面，由于医疗是门技术活，患者和医生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主要表现在：第一，对于知识壁垒很高的医疗行业来说，患者毕竟是“门外汉”，对于自己所患病的病情、病情的严重程度以及该如何准确的治疗所知甚少，甚至无法预测，而对于医生为自己开具的药方、提出的治疗意见是否符合自己实际的病情也缺乏必要的了解；第二，患者对所接受的治疗服务的价格也缺乏了解，虽然有实时的信息滚动，但都是一些平时的常见用药，而对医生所开具的具有高利润的药方无从知晓。由此，对医疗机构产生的不信任感也会逐渐加强。同时，医学实践非常复杂，部分医疗事件确实是意外事件，但由于患者不了解情况，一旦出事最先想到的就是医生的失误。若真要闹事，医生也只能是“有理说不清”了，小的误会和纠纷很可能演变成“医闹”等大型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立的第三方调解员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解开医疗纠纷“死结”

我国于2002年9月1日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规定：医疗事故处理有三条途径：一是医患双方共同协商解决；二是卫生行政机关调解解决；三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然而由于医患之间缺乏信任，双方往往很难心平气和达成一致意见，纠纷很难化解；由于卫生行政部门与医院之间的隶属关系，难脱“父子之嫌”，患者难以信服；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医疗纠纷的成本和周期过大过长，患者不堪诉累也极易加剧矛盾。目前，全国各地也都在积极研究医疗纠纷的处理办法，探讨和尝试“第三方调解”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2005年北京市政府要求所属的医疗机构全部投保医疗责任保险；2006年上海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专门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2006年天津成立了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2008年宁波市通过立法的形式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为核心的“第三方”；2009年深圳市成立深圳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2010年颁布的《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建立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积极发展医疗意外伤害保险和医疗责任保险，完善医疗纠纷调处机制，严厉打击“医闹”行为。2011年3月7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参加两会时表示，两年内，卫生部将把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推向全国。

然而，全国各地以人民调解委员会为基础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却在试点过程中，遇到了各式各样、不同程度的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和“钱”的问题。一方面，在医疗纠纷的调解中，需要涉及医疗管理、医学专业、法律知识、医疗责任保险等相关专业人员。调解工作需要由调解员来完成，但如果调解员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就难以做好调解；可如果把调解工作全部交给医疗卫生系统的人员，又难以保证其中立性。同时这方面的人才的缺乏也成为了第三方调解机构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第三方调解机构又陷入了资金不足的窘境。部分地区医疗纠纷的第三方调解需要与医疗责任保险相配合，由医疗责任保险公司承担医疗纠纷赔偿、减小医院成本，才能使第三方调解发挥最大的功效。由于担心医疗纠纷过多、赔偿数额较大，保险公司不肯承保；医院也因为保费过高而不愿意投保。而且，有些医院认为，即使投了保，患者还是会到医院来闹，并不能真正为医院减少麻烦，所以医院的参保积极性普遍不高。而另一部分地区由于实行免费调解，政府没有确定的财政支持，所以经费短缺，日常的办公经费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运行艰难。事实上，今年来，越来越多的医疗纠纷都通过第三方的调解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因而不难看出，第三方调解机制在中国有发展前景，只是还需要对其进行完善，使其扬长避短，更加公正、有效地解决医疗纠纷。

三、完善配套机制，促进第三方调解发展

我国部分地区探索实践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在机制上具有人民调解制度的优点和特征；同时，针对医疗纠纷的专业性特点和纠纷成因的复杂性，完善了相关的调解制度，比如专家参与调解制度、免收调解服务费制度等，机制上不仅秉承了现行法规定自行和解、行政调解以及诉讼三种模式的优点，而且弥补了医疗纠纷三种法定解决模式的缺点。鉴于“第三方”调解解决医疗纠纷所表现出的优越性，在医疗纠纷的解决模式中，有必要从法律上确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通过完善相关机制，使调解这一被誉为“东方之花”的制度在医疗纠纷中再次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一）建立调解“专家库”，培育专业的医疗纠纷“调解人”

针对医疗纠纷的专业性特点，调解“第三方”应具备医学与法学专业知识，突出专业性、权威性和公信力，以保障调解机构的纠纷解决能力及效果。而同时具备医学和法学知识背景的专业人才目前仍然很少。而建立涉及医学各个专业的专职调解队伍，其涉及的成本问题较高。因此，组建专业的医疗纠纷“调解人”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采用专兼职结合的模式。专职人员可以是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专职调解员，兼职人员可以通过整合现有的资源予以保证。我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部门（医学会）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经验以及健全的专家队伍，司法行政部门也建立了比较健全的从事法律援助的执业律师队伍。为保证医疗纠纷调解人员的专业性，可以将两大系统的专家队伍提供给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共享。同时有针对性的增加药学专家、医政管理专家等，进一步充实调解专家库。医学专家库按照专业予以划分，以便组建调解队伍时方便患方抽取。

（二）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与其他解决途径的衔接机制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只是医疗纠纷诸多解决机制中的一种，为了充分发挥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优势，同时消除其他纠纷解决途径的弊端，应当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途径与其他途径的衔接机制。明确自行和解、第三方调解以及诉讼等纠纷解决途径的纠纷受理范围，建立互动型调解制度，即适合自行和解的，引导当事人自行和解；和解过程中出现调解应受理的问题，可以转交“第三方”进行调解；法院在受理案件时，突出调解优先原则，委托“第三方”对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或不适合调解，可以依据国家权力进行审理判决。当事主体理性对待纠纷的处理以及“第三方”的调解，才能保证调解工作有序进行。当出现过激行为等非理时，可以建立调解中止制度或暂停制度，申请国家权力机关予以协调，待当事人冷静后再继续和解与调解。

（三）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稳定的筹资渠道

稳定的筹资渠道是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开展调解工作的重要保障。为解决第三方调解机构普遍存在的资金不足的问题，可以由当地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统筹经费，把经费纳入当地财政预算，并确保每年足额拨付。专业性医疗纠纷调解组织可以建立由“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政府设立专项资金，通过定期考核，对调解组织的工作成效进行评估，根据考评结果支付经常性经费。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探索建立医疗责任保险与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有效衔接机制和相互制约机制，通过提取一部分医疗责任保险费用作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的运行经费。

（四）政府应完善医疗纠纷处置相关法律法规，维护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医疗纠纷发生后患者进行医疗纠纷权利救济的途径，减少患者权利救济的程序限制，使患者能够通过最方便的途径在最短的时间解决医疗纠纷，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目前医疗纠纷发生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时常会受到较大的威胁，应该通过立法明确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纠纷中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使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具有安全的执业环境，切实保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同时，国家应出台相关法律或者制定《人民调解法》司法解释，明确各类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的设立原则、法律地位、受案范围、调解人员的任职标准和条件、调解当事人在医疗纠纷调解中享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义务、调解的标准流程、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四、结语

医疗纠纷的有效处理不仅仅涉及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而是需要包括卫生、公安、财政、劳动保障、民政、司法、等多个部门和单位共同参与医疗纠纷的解决。从当前的形势来看，第三方调解机制确实在调解医疗纠纷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相应的配套机制不能完善，再好的机制最终也会因为缺乏良好的社会土壤而难以生存。医疗纠纷问题的出现，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医生要恪尽职守、严守医德，减少工作失职产生的医疗纠纷；要培养医务人员良好的服务意识，为患者提供温馨的服务，使医院这个痛苦集聚的地方不再那么冰冷。另一方面，患者和家属也要多理解医生这一职业的所面临的压力，医生不能包治百病，患者要以合理的心态对待自己的疾病。医生和患者之间应该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关系，这样医疗纠纷也就自然而然会减少，社会也会更加和谐。

参考文献

[1] 朱效永.信息不对称下的我国医患关系博弈分析[J].对外经贸，2011（12）.

[2] 陈贤新，张泽洪.国内外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述评[J].中国医院，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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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职责

（一）医疗机构

负责医疗纠纷的协商解决。发生医疗纠纷时，应主动与患方沟通，防止事态扩大；研究制定解决方案，自行与患方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问题的，应及时向区卫生局报告。

（二）卫生局

负责重大医疗纠纷的行政调处。

（三）公安分局

及时制止医患双方过激行为，协助卫生局做好行政调处工作。负责维护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

二、现场处置

（一）医疗机构

1．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对患者身体健康的损害，防止损害扩大；在患方在场情况下迅速封存医疗文件、相关器械和药品等实物，妥善保管，以备检验和鉴定；立即将死亡患者的尸体移离医疗区，并妥善保存。

2．指定专人与患方进行沟通协商解决办法。首先由病区（科室）负责人与患方进行沟通，如协商难以解决纠纷，应及时向负责纠纷处理的职能科室报告，由其出面协商；职能科室仍不能解决，应及时向院方负责人报告，由其出面协商；院方负责人协商解决无效的，则由院方负责人告知患方通过行政调解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3．在医患双方协商未果情况下，向区卫生局提出书面行政调解申请。医院不得违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报告制度，向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报告相关信息。

4．出现患方停尸、摆放花圈、设置横幅标语、堵塞交通、欧打医务人员、抢夺病例资料、损坏财物等扰乱正常医疗秩序行为时，医院应立即向辖区公安机关报警。

（二）卫生局

1．接到重大医疗纠纷报告时，应立即派人到达现场，组织调处。

2．及时调查了解纠纷情况，引导医患双方依法解决纠纷。

3．对医患双方任何一方拒不服从行政调处，也不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且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应及时向区政府报告情况。

4．负责对医疗纠纷的上报和信息工作。

（三）公安分局

1．当接到医疗机构报案时，应根据情况组织相应警力，立即到达现场维持秩序，保护医患双方人身与财产安全。

2．当患方有下列行为时，公安分局应及时采取措施，恢复正常医疗秩序。

（1）在医疗区域或医院门口停尸的，立即劝其移离。如不配合，应指挥医院工作人员强行将尸体移到医院太平间或殡仪馆，如发生攻击干扰，可对其采取相应措施。

（2）抢夺医疗文件、欧打医务人员、损坏医疗设备和其它财物的，应立即制止，对不听劝阻的，可对当事人采取相应措施。

（3）在医院门口或医疗区摆放花圈、设置横幅标语的，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4）聚集人员堵塞医疗办公区通道的，应劝其离开，对不听劝阻者，采取相应措施。

三、长效管理

1．处理医疗纠纷，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责任明确、处理恰当。

2．在医疗纠纷行政调处时，区卫生局明确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医政股为职能科室，负责医疗纠纷处理的接待和现场调处。卫生局要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对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作出行政处理。

3．公安分局负责维护医疗机构正常治安秩序。要在二级医院设立警务室和警务点，负责维护正常秩序，打击扰乱医疗秩序的违法行为。

4．司法局负责牵头成立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并专门设立“医患纠纷调解中心”，负责调处医患纠纷。

5．医患双方自行协调不成，且对卫生局调处不服，可共同委托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也可通过法律途径向人民法院提讼。人民法院在涉医民事案件审判中，要考虑到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加强医患纠纷调解工作，依法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四、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区成立由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相关部门分管负责同志组成的“区平安医院创建活动协调小组”，在区卫生局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各成员单位派一名联络员参与办公室工作。各乡镇也要成立相应工作机构，组织开展创建活动。医疗机构成立医疗纠纷防范和处理领导小组，医院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院长具体负责，各相关科室参与。二级医院要成立专门的职能机构，一级医院要明确专人负责。

2．加强配合。各部门要把医疗纠纷处理工作作为综合治理、建设平安宿豫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履行职责，齐抓共管；要加强信息沟通，在医疗纠纷现场处理工作要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共同做好医患双方工作。

3．重视舆论导向。新闻媒体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对医疗纠纷的报道要慎重处理，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核实，不得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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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近几年来,医疗纠纷的数量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递增,但从附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每年医疗纠纷的数量在递增,但是出现医疗纠纷后进行尸检的数量每年是在递减的。我们知道尸体解剖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公开性、公平性,因此在医疗纠纷中应当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但是医疗纠纷中病理尸检数量是在每年递减的,造成这样的结果,我们将其原因归结如下:

1.医疗机构/私了0了大部分的医疗纠纷。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患者及家属在与医疗机构发生医疗纠纷时,常常习惯于直接找医疗机构/讨要0解决途径,往往认为/事情是医院出的,我就找医院赔钱0。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据统计约有85%的医疗纠纷是在医疗机构的努力下,采取与患方协商解决,最终以/私了0而解决。

2.医疗纠纷给医疗机构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发生医疗纠纷以后,医疗机构在医疗纠纷处理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3]。在/不闹赔不了钱、小闹赔小钱、大闹赔大钱0的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使一部分人不选择走处理医疗纠纷的正规途径,而是一定要与医疗机构协商解决,有反复纠缠医生或医院管理者,辱骂、殴打甚至危害医务人员,在医院主要位置设置灵堂,拒绝火化尸体,冲击或打砸医院等非理,以迫使医疗机构屈服,继而影响了正常的医疗工作。

3.社会上出现了/职业医闹0。社会上一些不法份子、别有用心的人、以医疗纠纷为生计的/职业医闹0,他们煽动患者及其家属拒绝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或上法院诉讼,只要求与医院协商解决,使医疗纠纷的处理难上加难。一些患者与医疗机构发生医疗纠纷后,即使医疗机构无明显过失,也提出要求赔偿,使医疗机构颇为无奈。4.医疗事故行政调解途径名存实亡。根据5条例6的规定,医疗纠纷的调解主要是由卫生行政部门来主持,医患双方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但是调解的必须是已经定性为医疗事故的,而且卫生行政部门仅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组织调解一次。由于对卫生行政部门的中立性地位的怀疑,患方常会认为行政部门可能在调解中偏袒医疗机构,作出的调解结果很难公正,成为影响患方进一步走正规途径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

5.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现行的5条例6其操作性不强和整个医疗纠纷法律法规体系的内部冲突所造成的。5条例6的有关/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0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医疗过失按照5民法通则6赔偿0的法律法规冲突,使医疗纠纷的司法判决处于尴尬的境地,以至于出现医疗事故案件的赔偿却低于非医疗事故的怪事,更使医患协商缺乏法律适用基础。

6.媒体报道有失公正。舆论导向喜欢强调患方弱势群体的地位,将医患双方定位为对立的两方,夸大医疗损害后果,有时甚至在事实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听取患方一面之词就将事件公布于众,使医疗机构在医疗纠纷处理时陷于被动的局面。

二、在医学教育中的意义

1.加强医学生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医学生未步入临床工作之前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在校期间学生应注重理论知识的积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及时加强,改进教学措施,更新教学观念,与时俱进,逐步提高学生的分析、归纳及总结问题的能力,例如:人体解剖学教学中,应指导学生自己去归纳人体的一些之最、人体的一些/三角0等等。

2.渗透5条例6中的内容于教学当中。医疗事故的行为主体是医务人员,那么在医务人员还未走向工作岗位之前,我们医学教育者应提前将5条例6传授给他们,在讲课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渗透于教学当中,例如:妇产科教学中,在分娩机制讲解时,强调保护好会阴,防止出现会阴Ó度裂伤(四级医疗事故)。外科教学中,在手术步骤的讲解中,手术完毕后要清查器械、纱布无误后方可关腹,否则若将器械或纱布遗留在体腔内即造成医疗事故,等等。让他们形成一个不论哪种行业都有其法律规范,一切工作均要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律的保障下,我们的事业才能顺利发展。

3.注重临床实习,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临床实习是医学教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生通过临床实习,不仅将学过的基础理论和专业基础知识运用于医疗实践,而且还要继续学习临床医疗知识,在临床实践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医院实习的过程中,医院对临床医学生的实习工作需抓得紧、管得严。做好岗前培训工作,加强医德医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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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第三方调解介入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建设，并就此进行了多次调研。2010年7月，县政府发文成立了崇阳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领导小组，由副县长任组长，综治、公安、司法、卫生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下设四个小组：一是维护稳定组，由公安机关牵头，在纠纷发生时负责维护现场秩序。二是纠纷调解组，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由退休医生、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基层优秀调解员等组成。三是专家鉴定组，由相关医学专家组成，负责医疗纠纷的鉴定。四是责任追究组，由县纪检监察部门牵头，负责对涉嫌失职、渎职医护人员及参与、教唆医闹事件的国家公职人员追究责任。医调委下设办公室，配备专人值班接待，在临街地段租赁250平方米办公场所，设立接待室、办公室、调解室、文印室等，购置必备的办公设备，公示工作流程和相关制度、调解人员和鉴定专家照片简介等，给当事人营造一个规范、和谐、公信程度高的纠纷处理环境。

二、建立联动机制，加强协调配合

建立司法、公安、法院、卫生等相关部门联动联调机制，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当事医疗单位须及时报告县医调委，医调委及时介入，开展调查取证、证据保全等工作，组织医患双方进行协商处理，引导患方合法、有序、理性地解决诉求。发现患方有可能或已出现聚众闹事、停尸闹丧、打砸医院、侮辱医务人员等行为时，立即通知维护稳定组介入，由公安机关组织警力稳控局势、依法处置，保障医疗单位正常工作秩序。如果患方要求进行事故鉴定，由鉴定组指派或由患方自己从专家库中挑选专家，对医疗事故进行技术评估，医调委依据评估结果进行调解。通过调解，医疗单位与患者（或家属）达成调解协议的，及时提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确认，对不能达成协议的，引导双方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三、建立“三项”机制，确保运转高效

1、建立调解引入机制，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一是制定《崇阳县医疗纠纷处置暂行办法》，规定各医疗机构凡索赔金额乡镇卫生院在3000元以下、县直医疗单位在5000元以下的，可以由当事医疗单位与患方自行协商解决，超过这一标准的，相关单位必须向医调委通报，医调委告知、引导当事人进行协商调解，从而在纠纷发生初期及时将其引入调解渠道，防止矛盾激化升级。二是大力加强宣传。医调委成立时，在县电视台滚动播出相关新闻，此后，通过崇阳电视台、崇阳法治网及咸宁日报崇阳专刊等媒体开展宣传，全面介绍医调委的性质、服务宗旨、工作原则、业务范围等。全县各医疗机构显著位置公布医疗纠纷的解决程序以及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等相关机构的职责、地址和联系方式，设立医疗纠纷统一投诉窗口、公布投诉电话，引导患者及家属依法按程序解决医疗纠纷。

2、建立经费保障机制，确保医调委正常运转。一是调委会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县政府明确规定，医调委不得向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工作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二是设立医疗纠纷调解准备金，保证医疗机构在医疗事故发生后能及时足额将赔偿款赔偿到位。各医疗卫生机构按2009年度业务总收入的0.3%提取医疗纠纷调解准备金，专款专用，全县共提取45万元，拨入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账，凡通过调解达成协议的医疗纠纷，赔付金额在40万元以下的，由县医调委在准备金中直接垫付给患方，负有责任的医疗卫生机构在一周内将赔偿金拨转到医疗纠纷调解准备金专账内。三是实施“以奖代补”。将医调委调解案件补助纳入咸宁市和崇阳县人民调解工作“以奖代补”范围，每案补助300元，市和县两级各补助150元，个别重大纠纷奖励实行一案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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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该院急诊科、妇产科、消化内科、胸外科、骨科、呼吸内科这六个医疗纠纷发生频率较高的科室共72名科室医生为研究对象。其中男医生42名，女医生30名；年龄分布在23岁-52岁之间，平均年龄32.9岁；学历：本科63人，研究生及以上9人；工作年限：5年以下：21人，5-10年：27人，10-15年：17人，15年以上10人；资历：住院医师：25人，主治医师：26人，副主任医师：14人，主任医师7人。

1.2方法根据是否发生过医疗纠纷分为纠纷前组和纠纷后组，其中纠纷前组53人，纠纷后组19人。比较两组患者的自我感觉工作压力，并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DS）和SCL-90症状自评表对这72名医生的抑郁焦虑情况和心理状况进行测定，先由患者进行自评，再由专业人员将原始分换算成标准分。分析时将医生的性别、工作年限、资历、年龄和患者的文化水平等因素考虑进去。

1.3评价指标

1.3.1焦虑情况评估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对72名医生的焦虑情况进行评估，本表由Zung编制，主要对测试者1周内的情绪体验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共有20项监测指标，被测试者根据自己情况选择A、B、C、D选项，其中A代表没有或很少出现（没有出现或过去一周内出现这种情况的日子不超过一天）；B代表：小部分时间（过去一周内，1-2天出现过这种情况）；C代表：相当多时间（过去一周内，3-4天出现过这种情况）；D代表：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过去一周内，有5-7天有过类似情况）。再有专业人员将患者的选择换算成分数。

1.3.2抑郁情况评估使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对72名医生的抑郁情况进行评估，本表亦由Zung编制，主要对患者最近1周内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共有20项检测指标，先有被测试者根据实际情况选择A、B、C、D选项，再由专业人士将患者的选择结果换算成分数。其中A代表：没有或很少出现；B代表：小部分时间；C代表：相当多时间；D代表：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

1.3.3心理状况评分使用SDL-90症状自评表对72名医生的心理状况进行评分SCL共有90个评定指标，每个指标分5个等级，每个等级均采用五级评分制，主要用于对1周内的被测试者心理状况进行评分。其中，1代表：自觉无该项症状问题；2代表：自觉有该项问题，但是发生的并不频繁，也不严重（轻度）；3代表：自觉有该项问题，严重程度为轻到中度（轻到中度）；4代表：该项症状非常严重，自觉为中到重度（中到重度）。其中轻度、中度、重度的含义由被测试者自己去体会，没有硬性的标准规定。该量表包括躯体性、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9个症状因子。总分等于各项相加之和，总症状指数等于总分除以90。

1.4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8.0对成绩进行记录和分析，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工作压力经过调查，经历过医疗纠纷的医生的患者中有15人感到压力很大，占总数的78.94%，远远高于未经历过医疗纠纷患者的23.5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2两组医生的SAS及SDS评分换算成标准分数后，纠纷后医生组的SAS、SDS评分平均值明显高于纠纷前组医生（P<0.05），两组医生在SAS、SDS上的平均评分值，见表1。

2.3两组医生的SDL-90评分情况经过比较，纠纷后组医生组的平均SDL总分明显高于纠纷前医生组（P<0.05）；在各个SDL-90因子上相比较，医疗纠纷后躯体性、强迫症状、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因子的得分高于纠纷发生前，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得分纠纷前组高于纠纷后组（P<0.05），具体比较数值，见表2。

3讨论

随着医保的推广，人们生活水平及健康意识的提高，老百姓寻求医疗救助的人数越来越多，对医护工作者各个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致使发生医疗纠纷的概率逐年上升[2]。居高不下的医疗纠纷事件导致医患关系恶化，医院工作无法正常运行，医院名声受损，同时医生心理受创，最终导致患者无法及时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3.1医疗纠纷给医生带来的心理伤害

3.1.1焦虑症状焦虑症指的是表现为与处境不相符合的、没有明确目的和具体内容的心理和恐惧，并伴有显著的植物神经症状、肌肉紧张、震颤和躁动不安。临床医生本身工作繁忙，易导致生活作息紊乱、内分泌失调和睡眠障碍，及时没有发生医疗纠纷，医生出现头痛、精神不佳、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也很多见。发生过医疗纠纷的医生之前可能一直和患者感情不错，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相互信任关系，但是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则部分患者及家属就会肆意地对医生恶语相向。在经历了患方的争吵、辱骂甚至人身伤害后，心理压力不能有效宣泄和释放，当各种不良影响堆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焦虑症。

3.1.2抑郁症状抑郁症状是一种情感精神障碍或性疾病，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和运动抑制这三大症状。部分患者及家属甚至趁机抓住这种社会现象恶意挑起事端，企图获取一定的赔偿金额，使得医生承担许多不必要的委屈和无奈。而目前我国在保护医疗工作者上的法律尚不健全，当医生身心受损失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及时医生的权益有所保障，但是心理上的伤害很难短期消除。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和运动抑制症状很容易出现在发生过医疗纠纷的医生身上。

3.1.3人际交往障碍人际交往障碍指的是不能以正常的方式和心态来处理人际关系，进行日常交往。由于医患关系是医生人际关系中最主要的关系之一，医患纠纷不仅会给医患关系带来不利影响，而且会直接导致医生的其他人际关系受损[3]。

3.2医院的应对策略

3.2.1医院设立专门的投诉中心，安置有处理相关实践经验的工作人员从事工作。投诉中心的工作主要是在采取法律途径解决前深入调查纠纷发生的具体原因，向医患双方进行调节，公平公正公开分析出现纠纷的原因，并建议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力求将纠纷对医患双方的伤害和社会不良影响降低至最小。

3.2.2增强医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由医院教育部门统一安排开展心理健康的专题讲座，以医疗纠纷的实例为医生解疑，导致医生出现医疗纠纷后，院方会给予当事医生可提供的最大帮助。开立心理咨询室和心理咨询电话，专门为本院职工解除心理问题。对于出现医疗纠纷的医生，安排专业心理医生进行疏导，将心理伤害降至最低。

篇8

出化解医患矛盾、分散医疗责任风险、缓和医患矛盾等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医疗责任保险亦存在参保医疗机构无

法完全从医疗纠纷中解脱、保费过高且赔偿限额过低、医疗责任保险合同条款缺乏对保险公司的约束力、调解中心

调处工作需进一步规范等诸多缺陷。只有克服这些不足，完善医疗责任保险服务，才能使其真正有利于医患关系和

谐和社会稳定。

【关键词】医疗责任保险；医疗纠纷；缺陷

【中图分类号】d922．182．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__)02—0115—03

目前，医疗责任保险作为医学领域的一种职业

保险，已经逐渐在全国各级医疗机构实施，并越来越

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近几年医疗纠纷明显增多、

医疗机构赔付金额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医疗责任保

险更被期待成为缓解医患矛盾和分担医疗责任风险

的一剂良方。尽管医疗责任保险在其整体设计、保险

费率、保险服务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但是，不

可否认的是，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尤其医疗纠纷调

解中心的积极介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疗机构

处理医疗纠纷的巨大压力，减轻了其经济负担。客观

审视医疗责任保险的积极作用，分析和总结其存在

的不足之处，即是本文写作之主要目的。

一

、医疗责任保险在解决医疗纠纷中的积极作用

(一)有利于化解医患矛盾、分散医疗责任风险

et渐增多的医疗纠纷已严重影响了医患关系和

[作者简介] 王寿余(1945一)，男，汉，北京市人，本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医患办主任；

tel：+86-10-83 162250；e-mail：ytb@sina．tom。

· 116 ·

社会和谐，同时亦给医疗机构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部分患者及家属的各种非理性维权行为，例如在医

院聚众闹事、围攻和打砸医院、侮辱殴打医务人员、

索要巨额赔偿等，已给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正

常工作、生活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医患双方的合

法利益均为此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害，社会资源被无

谓的消耗，医学的发展受到制约。与此同时，我国现

有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尚难以有效解决各种形式的

医疗纠纷，因此，寻找新的解决机制及第三方介入争

议解决，就成为了医疗机构管理者普遍关心的问题。

绝大部分参保医疗机构体会到，医疗责任保险

是分散医疗责任风险、缓解医患矛盾的一种重要手

段。借助于医疗责任保险，一方面保障了患者可以及

时得到应有的赔偿，另一方面可以使医疗机构和医

务人员从繁杂的医疗纠纷处理中解脱出来，节约有

限的医疗资源为更多的患者服务。因此，医疗责任保

险这一举措，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是保障医疗安

全的需要，也是医疗机构必然的选择。

(二)调解机构的介入有利于缓和医患矛盾

医疗纠纷调解处理机构是保险公司委托并经卫

生行政部门批准，专业从事医疗争议的调查、处理及

医疗风险防范等工作的社会中介机构，是相对意义

上的第三方。现实中。大部分医疗纠纷是通过医患双

方协商解决的。但是，医患双方因利益冲突而难以达

成一致，耗费了双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医疗责任

保险实施后，在医疗机构与患方耐心的说服与沟通

后，大部分患者及其家属同意通过第三方即医疗纠

纷调解中心(以下简称“调解中心”)解决争议。在患

方情绪激动、医患双方矛盾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调解

中心工作人员及时到现场，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

育和法制宣传，使患方了解到调解中心是相对的第

三方，可以帮助患方合理合法并有效地解决医疗纠

纷。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对调解中心的信任，患方一

般都愿意接受其意见。因此，调解中心对于及时化解

矛盾，将患方引人正常解决纠纷途径，起到了其他第

三方无法到达的效果。

另外，据统计，我国平均医疗事故的发生率在

5％左右嘲，说明绝大部分医疗纠纷不构成医疗事故。

很大一部分医疗争议属于病人及家属对医院工作认

识上的差距和误解．对医学领域及疾病的发生发展

规律缺乏认识。患方普遍认为只要治疗效果不好即

是医院之责任。虽经医院反复耐心解释，但患方仍心

存疑惑，难以和解。在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后，患方对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4卷(第2期)

以独立第三方身份出现的调解人员充满信任，对其

说服解释更易接受，有利于尽快解决争议。

(三)医院与保险公司风险共担

医疗责任保险，是依据相应的保险条款，在保险

期限或追溯期及承保区域范围内，医疗机构作为投

保人和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

费，从而将被保险人在从事与其资格相符的诊疗护

理工作中，因医疗事故或医疗意外而应承担的民事

赔偿责任转由保险公司承担的一种保险业务。医 疗

责任保险在医院与患者之间架起了一道屏障，将医

院和医务人员从繁杂的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保险

公司介入医疗纠纷处理并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不仅

可以杜绝医院“私了”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还可以

化解医院及医务人员的执业风险，减轻其执业压力。

另外，医疗责任保险具有风险管理和防范的职能。医

疗责任保险费率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是风险激励，

年度内发生保险事故多，次年就会相应增加保费，而

事故少的，则可以降低保费。虽然经济上有了赔偿来

源和渠道，在调解处理上有了专门机构，但参加保险

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医疗纠纷的发生。因此，因为风

险激励机制的存在，使得医务人员更加注意规范其

医疗行为，严格遵守诊疗规范，保证病人安全。

二、医疗责任保险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缺陷

参保医疗机构在深刻感受医疗责任保险带来的

益处时，亦普遍感受到该医疗责任保险存在的不足。

只有认识其不足之处。才能不断完善医疗责任保险

制度，使其真正成为解决医患争议的有效途径，最终

达到协调医患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一)参保医疗机构无法完全从医疗纠纷中解脱

医院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初衷之一，是希望能

够从繁杂的医疗纠纷处理中解脱出来。但是，医疗责

任保险实施并未达到医院的期望。在医疗纠纷发生

后，患方仍然习惯到医院讨说法，医院为此需进行反

复、多次的接待，付出极大的精力做患方的工作。同

时，繁杂的保险和索赔手续，使医院感到投保后的工

作不少于甚至多于医院自己单独处理医疗纠纷的工

作。最使医院感到尴尬的是，相当一部分病人及家属

对治疗有异议，已经具备出院条件拒绝交纳住院费

用，却因等待调解中心解决而滞留医院，对医院正常

医疗秩序及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某些经过医疗纠

纷调解中心已经完结的案例，患者得到赔付还需要

经历相当冗长的过程。医疗机构并未从医疗纠纷中

脱身出来[31，其结果必然使医院及患者对医疗责任保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l4卷(第2期)

险的作用及保险公司的诚信产生质疑。

(二)保费过高且赔偿限额过低，严重影响医院

续保积极性

虽然医院面临医疗责任赔偿风险，但对许多医

院，尤其是拥有上千张床位和众多医务人员的医院

而言。其责任风险也逐渐稳定于一个较为确定的水

平， 医疗机构在参保前全年用于解决医疗纠纷所

需的赔付金额。远远低于向保险公司交纳的保费。例

如。某三级甲等医院在20__年全年交纳保费59余

万元，而保险公司全年理赔总额仅8万多元，且包括

医院仍需支付的免赔额。当医院在诊疗护理活动中

发生执业过失责任后。真正需要经过保险公司进行

理赔时，保险公司还是不能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这

对高风险的医务人员来说，即使医疗单位购买了高

额医疗责任保险，也未能完全减轻医疗责任风险带

来的经济压力。[4】

(三 )医疗责任保险合同条款缺乏对保险公司的

约柬力

目前，医疗责任保险条款是由保险公司自行拟

定后报保监会核准的格式合同。尽管这是保险行业

的惯例，但合同应是各方的合义，只有经过充分协商

一致订立的合同才符合市场原则。我国各保险公司

的医疗责任保险条款从各方面规定了医疗机构应承

担的义务，但却找不到约束保险人的对等义务。譬如

在处理赔偿事务过程中保险公司不能按时赔付、出

现损害医方利益等，在保险合同中均未列出。保险合

同的制定过程并无医方参与，单方制定的合同必然

影响其公正性。另外，医疗责任保险是在政府及医疗

行政部门的参与下的商业保险。医疗行政部门对医

院的参保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医院参保后对保险公

司执行合同的监管力度却不够。

(四)调解中心调处工作需进一步规范

医疗纠纷调解机构参加医疗纠纷处理。提出纠

纷的快速解决方案，避免医患双方漫长而无休止的

协商，在解决医疗纠纷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

· 11’7 ·

是，目前解决医疗纠纷的相关法律尚存在不协调、不

完善之处，而调解中心的调处结论直接对医院、患者

利益具有重大影响。在医院对调解中心的结论难以

接受时，虽然医院的赔偿可以由保险公司负担，但该

赔偿将会对医院当年及下年度保险费率总额造成影

响。调处中心人员的临床医学、卫生法学、沟通能力

等综合素质及处理问题的能力参差不齐也直接影响

调处案件的质量。调处中心由于人员紧张，案件积压

过多，调处时间过长，难以应付当前诸多案件的局

面。使患者脱离调处中心而找医院继续纠缠。

(五)保险公司的性质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保险公司推出医疗责任保险是本着“保险原理”

和“不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其性质仍然是商业性的，

是以赢利为目的。由于医疗责任保险的商业性，加之

当前医疗经营风险难以估计和控制，保险公司很难

掌握国内医疗机构每年医疗纠纷的确切数据。嘲缺

少基础性数据的支持，保险公司推广医疗责任保险

险种的积极性自然会受到影响，不敢贸然扩大市场，

亦必然限制保险公司作用的发挥。

医疗责任保险在国内外都已被证实既能降低医

院风险又能保障患者利益。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多

种因素的影响，该险种还存在诸多缺陷。只有在实践

中不断完善使其逐渐成熟，制定与其相关的法律、法

规，为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才能有

利于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和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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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__，2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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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策，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__，5：19

f5】鞠金涛，钟连海，连斌等．浅析医疗责任保险的难点和对策

篇9

[关键词] 医疗纠纷;监狱;问卷调查;分析;管理

[中图分类号] R-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4721(2010)03(a)-139-04

Analyses and discussions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about the present medical dispute in prison

WANG Xudong1, ZHONG Xinfeng1*, LIU Jianjun2

(1.The Judiciary Constabulary Hospital of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435,China;2.The Yangjiang Prison's Hospital of Guangdong Province, Yangjiang529935,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itial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 about the present Medical Dispute in Prison and investigating an effective way to it's management in future from questionnaire survey about the hospitals of Prison in China. Methods:We selected hospitals of Pris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all cases of the present Medical Dispute in Prison and their recent management, and separately mad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dates. Results:1. There was 20 hospitals of Prison finishing the questionnaire, and we collected 22 cases and “5-question” was answered entirely. 2. Criminal death (including “sudden death”) was the main Cause of Medical Dispute of Prison, and there were two noteworthy phenomena, because of family members doubting cause of death while requesting judicial expertise, and family members or Criminals demanding compensation but being an action little (separately being 95.8%, 31.8%, 68.1% and 4.5%;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Key words] Medical dispute; Prison; Questionnaire survey; Analysis; Management

近年来,随着我国监狱事业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监狱医疗纠纷也日益表现突出。于2008年全国第六届监管医学理论研讨会期间,河南省豫东监狱赵毅等和云南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杨星都对此作了研究报告[1～2],其成果对监狱医疗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目前,我国监狱系统多单位合作的相关研究较少。为初步了解近年监狱医疗纠纷的特点与探讨其未来有效的管理途径,笔者对全省监狱医院问卷调查分析与思考,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为2009年度广东省监狱学会监管医学专业委员会课题,其主办单位为广东省司法警察医院,由广东省司法警察医院院长王旭东担任课题组组长,选择全省监狱医院和近年我省监狱医疗纠纷的相关资料。

1.2 调查方法

问卷为本课题组组长王旭东、主要成员钟新锋和刘建军共同设计,由全省监狱医院的课题研究者(临床医生)按照要求严格填写。其中,主要内容为各例监狱医疗纠纷的相关资料与“5个问题”(5-question;具体为:①当前监狱医疗纠纷管理有困难;②未来监狱医疗纠纷管理应改革;③监狱系统购买医疗责任保险有必要;④购买罪犯基本医疗保险有必要;⑤成立“监狱医疗纠纷管理委员会”有必要)。调查在2009年进行。

1.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13.0 for Windows软件,数据以百分数表示,使用Chi-square Test进行分析,P

2 结果

2.1 各监狱医院的答卷情况

共有20个监狱医院于规定时间内按照要求完成了问卷。其中,收回22例近年监狱医疗纠纷的相关资料;对“5个问题”的答卷率为100%,同时对上述问题均附答了主要的理由或观点。

2.2 近年监狱医疗纠纷的主要情况

见表1。罪犯死亡(包括“猝死”)是引发监狱医疗纠纷的最主要的原因,其中存在因死者家属怀疑死因而启动司法鉴定程序与家属或罪犯常有向监狱要求补偿而不常诉讼的现象(分别为95.5%、31.8%、68.1%与4.5%,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全部监狱医疗纠纷中死者或罪犯主要来源于农村,且文化程度多为初中及初中以下(分别为68.2%与72.7%,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对“5个问题”的作答情况

见表3。对“5个问题”,各答卷监狱医院均持有正面的态度(分别为100%、100%、90%、65%和90%,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对“5个问题”,各答卷监狱医院主要的理由或观点分别汇总,并概述如下:

2.3.1 认为“当前监狱医疗纠纷管理有困难” 内容集中表现在:部分监狱医院工作人员防范监狱医疗纠纷的意识不强,监狱医院专业设备与技术能力相对较低,罪犯心理、健康与疾病复杂,罪犯保健与治疗涉及医学、管理、法律、政策与社会等问题,此外就是缺乏完善的监狱医疗纠纷管理机构与制度。

2.3.2 认为“未来监狱医疗纠纷管理应改革” 内容集中表现在:在现有国家法律框架与监狱疾病管理模式下不断拓展监管医学的服务内涵,尽快使监狱医院人才引进、设备更新与技术提高,还有就是建议省监狱管理局整合监狱系统优势的专业技术人才建立完善的监狱医疗纠纷管理机构与制度。

2.3.3 认为“监狱系统购买医疗责任保险有必要” 内容表现在:既是监狱系统“从优待医”的表现,又可借助第三方进一步管理监狱医疗纠纷;但由于该保险本身的特点在监狱中的意义有待探讨。

2.3.4 认为“购买罪犯基本医疗保险有必要”内容集中表现在:实现全民医疗保险是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增强的表现,对深化国家或监狱医疗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监狱条件具备可为罪犯购买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险;可是当前正值国家推行医疗保险的初级阶段,为罪犯购买医疗保险属于一个全新的领域。

2.3.5 认为“成立‘监狱医疗纠纷管理委员会’有必要” 内容集中表现在:整合各种专业技术力量,既能弥补个别监狱资源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又可科学、专业、有效地管理监狱医疗纠纷与监狱医疗纠纷的相关资料;但其可能面临的考验也不言而喻。

3 讨论

监狱医疗纠纷,作为一种发生在监管环境下特殊的医疗纠纷,目前由于其所涉及的医患关系、对象地位、法律适用、社会因素和管理途径等均存在一定思考的空间,因此如何正确应对与防范监狱医疗纠纷正在考验着监狱相关工作人员的智慧与能力[1-8]。

笔者通过对近年监狱医疗纠纷的相关资料调查发现,其一,罪犯死亡(包括“猝死”)是引发监狱医疗纠纷的最主要的原因,其中存在因死者家属怀疑死因而启动司法鉴定程序与家属或罪犯常有向监狱索赔而不常诉讼的现象。也就是说,当前监狱医疗纠纷与罪犯死亡(包括“猝死”)有密切联系,“有罪犯死亡(包括“猝死”),就有必要做好应对监狱医疗纠纷的准备”。一旦罪犯死亡(包括“猝死”),死者家属或其人、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等立即介入,甚至社会媒体也参与了讨论与“调查”,根据法律与医学的需要有可能启动司法鉴定或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程序,由此可知当前监狱在管理监狱医疗纠纷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都是不言而喻的。于监狱医疗纠纷中,死者家属或罪犯与监狱的争议焦点往往是“事件中的金额问题”,如何做到合法与有效地使用“专项资金”,值得监狱系统探讨与规范。这些与基层医院医疗纠纷重要原因是患者死亡和省公立医院医疗纠纷超过90%以上通过双方协商予以解决相类似[3-4]。其二,未发现“监狱医闹”,究其原因是因为监狱的特殊性,但不能没有因为监狱医疗纠纷处理不当而可能引发“监狱医患冲突”或“监狱突发事件”的意识。这点与于社会医院医疗纠纷中“医闹”日益增加不同[6]。于长远来看,完善“监狱医疗纠纷应急管理”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与“监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有联系,必要时可参考其“监狱应急管理救援基础、监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监狱应急预案编制、监狱应急响应行动和监狱现场急救措施”[9],拟定具体的管理措施。此外,至问卷完成之日两组不同原因监狱医疗纠纷分别还有3例与1例监狱医疗纠纷尚未结束,其影响的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早前已通过双方协商未果而正在或建议选择法律途径最终予以解决;于监狱医疗纠纷中,死者或罪犯来源于农村与受教育偏少可能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笔者通过对监狱医院调查发现,于当前监狱医疗纠纷的应对与防范中形成的“在省监狱管理局的领导下,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协助,当事监狱执行的模式”(简称,“初级模式”)存在较大的困难,很有必有探讨在未来监狱医疗纠纷的管理中实行“由省监狱管理局领导、省‘监狱医疗纠纷管理委员会’(Management Committee of Medical Dispute in Prisons,MCMDP)执行、当事监狱协助和必要的第三方应邀参与的模式”(简称,“高级模式”)的可能性。其中,新成立的省“监狱医疗纠纷管理委员会”职能为:其一,简称“应对职能”,即在发生纠纷时专人、专职、专业负责落实具体纠纷的应对;其二,简称“防范职能”,即在没有纠纷时专人、专职、专业负责监狱医疗纠纷的信息汇总、防范教育与学术交流等。而第三方,可以来自保险公司(如果“监狱系统为相关工作人员购买了医疗责任保险”)或其合作单位、患者所在地方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其他合适社会机构或人士。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这一模式省监狱管理局可以更好地整合监狱系统的优势资源,甚至可以考虑拓展省监狱学会监管医学专业委员会和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等的服务范围。此外,随着国家或监狱医疗改革的深入,如监狱条件具备,为罪犯购买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险,对未来监狱医疗纠纷管理的意义,也显而易见。

总之,当前因发生监狱医疗纠纷的背景、原因、表现、应对与防范十分复杂而使监狱卫生管理与临床工作面临着压力与挑战,成立专门的机构对其进行科学的、专业的、有效的管理势在必行。

(参加本课题研究者的工作单位:广东省司法警察医院(广州 510435)王旭东、钟新锋,广东省阳江监狱医院(阳江 529935)刘建军、刘晨辉,广东省英德监狱医院(清远 513000)胡雄飞、周利民,广东省怀集监狱医院(肇庆 526434)梁石达、余洁武,广东省清远监狱医院(清远 511895)刘春林、徐进强,广东省北江监狱医院(512032)杨丛毓、郭剑,广东省连平监狱医院(河源 517139)刘其生、赖权,广东省茂名监狱医院(茂名 525100)李起森,广东省四会监狱医院(肇庆 526237)薛江,广东省高明监狱医院(佛山 528533)廖振荣、刘良生,广东省揭阳监狱医院(揭阳 515557)戴涛、陈植贤,广东省乐昌监狱医院(韶关 512208)付永祥、陈海胜,广东省女子监狱医院(广州 510545)陈优康,广东省阳春监狱医院(阳江 529615)杨建南、严朝富、何月计,广东省东莞监狱医院(东莞 523295)王贵、汤金荣,广东省坪石监狱医院(韶关 512233)吴奋强、阳晓燕,广东省番禺监狱医院(广州 511430)李国勇,广东省韶关监狱医院(韶关 512145)罗梁雄,广东省深圳监狱医院(深圳 518118)陈荣源,广东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医院(广州 510435)刘跃彬,广东省武江监狱医院(512027)梁群庆、钟宇凯。其中,本论文主笔作者为王旭东与钟新锋。)

(本研究得到了广东省司法警察医院急诊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李智杰在统计学数据处理时的指导和信息技术科副科长钟武缨在问卷传收中的帮助,一并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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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 医患纠纷 行政调解 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The Role of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of Civil Disputes

――Medical Dispute as the example

LEI Xinc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NCEPU, Beijing 102206)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edical disputes are more and more year after year, medical disputes caused a lot of troubles in the relationship of doctor and patient. What was worse, there have been violence and other event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resolve. It has serious impact on medical and health 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as the interven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in the civil disputes resolution system has incomparable advantages that other solutions don't have. This article set out the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to resolve medical disputes the advantag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China, come up with the idea about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system reform and perfection from our national circumstances.

Key words medical dispute;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system perfection

当今社会处于深刻的转型当中，社会利益关系的多元化反映到医疗卫生领域就表现为医患关系的多元化，医疗纠纷大量出现。医疗纠纷已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①现行法律中，2002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目前我国处理医疗纠纷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条例》第46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由此可以得出，我国对于纠纷解决采取的是协商和解、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三种途径。行政调解作为其中重要的手段，是医疗纠纷能否得到合理解决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要求我们对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的认识应当辩证客观。

1 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优势

医疗纠纷虽有多种争议处理方式以供选择，但事实上，在社会中，诉讼并不是解决医疗纠纷最普遍的方式。据调查，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往往更愿意首先采用调解来解决之间的问题。调解制度之所以受到医患双方的欢迎，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符合我国国情。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宣扬“和为贵”，老百姓“厌讼”、“恶讼”的思想较为普遍，一旦发生争议，更愿意选择调解。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调解制度不仅适用在像邻里纠纷这样的简单普遍的民事争议，而且他更趋于专业化，逐步涉入像医疗纠纷、知识产权等复杂性、专业化的民事案件之中，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要。因此，在中国医疗纠纷调解制度有其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和社会需求。

（2）行政调解的方式能更有效的解决医疗纠纷的矛盾。卫生行政部门比较了解医院的业务和实际情况，而且它对医疗机构有管理和协调的权利，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易接受其协调方式，解决纠纷可以做到有的放矢。调解员能在医患之间晓之以法、明之以理、动之以情，以种种灵活的方法帮助当事人消除隔阂，分析医疗纠纷的症结所在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所在，提出可供讨论的解决方案，并为他们之间开展谈判进行协调和疏通，说服双方当事人做出在现实情况下利益最大化的明智选择。②

（3）行政调解程序灵活、效率高、成本低。行政解决在举证责任、适用规范、运作程序上都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可以克服滞后的法律规范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医疗纠纷时的不适应性。同时它也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免去了当事人支付高额诉讼费用的负担。行政解决机制的引入也能很大程度上减少法院的诉讼压力，节省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如果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对处理决定不提出异议，不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复议申请，也不向当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此时调解即产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应当执行。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处理决定中的有关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的申请。③

（4）行政调解机制渗透的是对“自治”、“协商”的解决纠纷的正当性的追求。作为独立于民事诉讼之外的纠纷解决方式，行政调解的基本价值取向不同于民事诉讼的以当事人权利为导向，以利益为中心的判断标准。它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很大程度上依靠当事人自律，在纠纷解决过程中，通过利益与实力的交易和抗衡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创造了更大的自由空间。④

然而，行政调解在医疗解决中也存在不足。下面，笔者将对行政调解的弊端做一详细论述并提出完善的方案。

2 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弊端

（1）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法律定位不明确，立法范围过窄，调解机构缺乏积极性。由于目前我国尚没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行政调解行为，学术上对于行政调解的认识也不统一，⑤所以在实践中行政调解便处于一个“自我发展”的状态。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问题更加突出：第一，行政调解的范围过窄。严格依据《条例》规定则只能调解已经定性为医疗事故的赔偿争议，而现实中这类争议仅占医疗纠纷中的极少一部分。这样既不利于患者权益的保护，也为医疗机构规避责任提供了空间。第二，《条例》对调解机构的组成和性质、调解人员的选任、调解的具体规则和时限等重要的程序均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也没有关于行政调解中行政机关职责的规定，更没有当调解机构不履行调解职能时当事人救济问题的规定。立法空白使得行政调解的操作性极差，且赋予行政机关过大的自由裁量权，难以保证调解的公正性和规范性。

（2）行政调解手段不能满足患者对公正的追求。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既是医疗卫生行业的监督管理机构，又是医疗系统的主办机构。根据《条例》的规定，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主要由医疗卫生行政部门来主持。因此，卫生行政部门出于行业保护和其他考虑，在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中，难免会从本位主义出发，优先考虑保护自己的医护人员和医疗单位的声誉及经济利益，存在“偏袒”或“隐瞒不报”等弊端，导致其权威性在患者(家属)中大打折扣，公正性令人质疑。即使是无偏袒的行为，但基于行政调解机关的特殊地位，由行政机关做出的处理结论常会被患者或亲属认为有失公正，难以实现他们要求达到的利益。

（3）医疗纠纷调解制度并没有真正的实现节省社会资源的功能。在行政调解方式上，当司法机关与卫生行政机构未形成合理协调时，卫生行政处理结果常被法院，从而导致案件解决的拖延。患方往往认为卫生行政部门与医院是一家，是“老子处罚儿子”，在心理上有抵触情绪，达成的调解协议也难以得到自觉履行。因此使得医疗纠纷的当事人继而求助于诉讼手段，这不仅导致当事人先前的成本投入的浪费，而且还要继续投入时间、金钱等去等待一个结果。此外医疗纠纷本身的复杂性也导致了调解的低效率。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医疗活动中，患者所出现的不良后果到底是由于疾病本身的自然转归还是医务人员的过失造成,现行的调解缺乏高效的事实发现机制。通过调查发现，在患方投诉的医疗纠纷案例中，最终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案例非常少。其原因是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需要耗费较长时间、患方对于现行鉴定体制信任不够有关。在没有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医患双方在医方是否存在医疗过失、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问题上难以取得共识，由此引起的分歧成了调解的重大障碍。对此，现行调解机制尚没有办法进行化解，调解耗时大大延长，调解效率无法提高，行政调解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高效率这一重要价值。⑥

3 完善我国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

第一，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在医疗纠纷领域实施“难”，卫生行政部门积极性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先天立法缺陷。笔者认为，首先应当针对医疗纠纷的特殊性进行专门立法，明确行政调解的行政司法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确保“有法可依”；然后，完善现行调解程序，明确规定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程序，规范行政调解行为，建立科学便捷的事实发现机制，提高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最后拓宽行政调解的适用范围，把由医疗过失责任引起的除构成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人身损害赔偿也纳入调解范围，不必拘泥于纠纷的医疗事故性质。但调解也不是漫无边际的，对于赔偿的数额、赔偿方式等可以进行调解，但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不适合调解的，如医疗事故的等级、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责任认定则不适用调解。

第二，在对医疗事故争议进行调解的时候，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合法合理原则及效率原则，以保障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正当性。所谓自愿，一是是否调解要取决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只有双方都同意调解的才能开始调解，任何一方不同意调解，卫生部门不得强迫当事人调解。二是是否继续调解要取决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在调解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任何一方不同意继续调解，调解人就应当终止调解。另外，自愿还包括是否执行调解协议要取决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任何一方不执行调解协议，该协议就自动失效，调解人不得再强迫当事人执行。所谓合法合理原则，是指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必须以合法为前提，即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进行，不得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强制性规定。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时，要符合合理性原则，不能违背公序良俗，兼顾双方利益。所谓效率原则。行政调解本来就具有使医疗纠纷当事人摆脱旷日持久的诉累之优势，所以其制度设计上在保证合法合理的前提下，要注重行政效率，在费用的收取上要尽量免收或少收，使其真正成为一条高效便民的纠纷解决之路。⑦

第三，确立中立性的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主体，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提高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行政调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来源于调解机构的中立性和调解人员的专业性。我们可以在卫生行政部门内部建立专门的调解机构，吸收专业医师、专业法律人士、社会其他业外人士等参与调解或者设置专业调解员以保证权威性和公信力，真正实现医疗纠纷的分流，真正发挥行政调解的专业性和高效率优势。⑧

此外，我们还可以建立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及自律机制，使之承担起参与医疗纠纷解决的职能。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在解决医疗纠纷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一方面，医疗行业自治组织下设专门机构来处理医疗纠纷。例如，日本东京医师会设立的医疗纠纷处理委员会就是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医事仲裁组织。⑨另一方面，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还可代表医疗机构与保险公司订立责任保险合同，参与调解医疗纠纷等。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

第四，着力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三大调解制度各有各的调解领域，各有各的优势和不足，建立三大调解制度的协调机制对化解冲突、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近年来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各自为政局面比较严重、行政调解萎缩、涉诉上访事件频繁发生的情况下，更应当加快建立“大调解”工作体系，以避免规则的冲突和保证程序的统一。在新的大调解格局中，由于领导机构统一部署、直接领导和协调，各部门开始形成一种合力，从以追求自身业绩和权力为中心转向注重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从原有的独立并行和相互竞争，转变为一体化的协调配合；同时，由于强调了各机构的“不错位、不越位、不缺位”，其各自的相对独立性也基本得到保障。这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从促进医疗纠纷的解决，客观上能够使社会公众及当事人从中受益。⑩

4 结语

目前，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还不完善、医疗保障机制还不健全，医患矛盾日趋激化的现状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行政调解制度作为一种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其所具有的高效率、专业化等优势使其成为了解决医疗纠纷的首选方式。而行政调解制度随着国家法治的不断进步，在立法和实践中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使其真正的适用于医疗纠纷的解决，对调和医患矛盾、建立和谐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注释

① 邓新建.医疗纠纷出现新动向法律如何应对[N].法制日报,2007-07-24(8).

② 张虹.论医疗纠纷的调解制度[J].医学与社会,2006(1).

③ 姜柏生.医疗事故法律责任研究[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53.

④ 张杰.论医疗纠纷的调解机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8.

⑤ 金艳.行政调解的制度设计[J].行政法学研究,2005(2):78-84.

⑥ 舒广伟.现行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实证分析――以安徽省某市为例[J].安徽大学学报,2008(11):43.

⑦ 曹实.浅谈我国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制度[J].中国卫生法制,2010(5):58.

⑧ 赵云.也谈我国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机制[J].中国卫生法制,2010(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