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和生物技术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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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林木常规育种；生物技术；应用

Abstract: Bio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cientific means, in the process of forest breeding, biotechnology will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especially the selection of fine varieties of forest tree genetic markers and gene engineer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tion of tree breeding techn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roposed to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ventional breeding and biotechnology breeding, ensure excellent tree species, so as to guarante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forest.

Keywords: tree breeding; Biotechnology; application

中国分类号：S68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5-2104（2012）03-0001-02

0 引言

林木育种是保证林木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维持自然平衡的重要调和手段。在我国林木育种方面发展仍然相对落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生物技术在林木育种方面逐步发挥作用，这就使得林木得以持续发展和延续。林木种质资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林木的后续生长，所以要培养优良的林木资源，应用林木遗传因素并配合生物技术的使用从而克服不良林木种资源的改良，这不仅关系到我国林业的发展，同时是生态平衡的最终要求。

1 林木常规育种现状

林木是关系到自然协调的中坚力量，所以在林木的遗传育种方面以引起了相当的重视。林木遗传改良的工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发展相对滞后。然而，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林木的育种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林木的遗传和基因改良是一项根本性的关系到林木培育的重要技术，这项技术着眼于选育优良品种并进行大量的繁殖，从而保证林木的连续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对木材的需求，同时可以保证优良品种的继续存续和发展。在林木的生产过程中，林木育种方面也以趋于成熟。其中，林木的育种包括选育、遗传测定和良种繁殖三个阶段，在我国，林木的育种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并取得了些许成就。然而随着对林木需求的加大和对优良品种的偏好需求，就使得林木育种必须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并创新新的育种技术作为支撑。

2 生物技术在林木育种中的应用

林木不同于其他的生物体，其生长周期较长，而且林木在幼年和成年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生理性状，除此之外，林木的遗传杂合性较高，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林木育种的发展状况。随着林业的不断发展和对林木需求的增加，现存的林木品种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生物技术的应用就可以弥补这一现状。生物技术为林木育种提供强大的动力。

2.1 遗传标记的应用

在遗传学的研究领域中，具有良好性状和遗传稳定性并且容易识别的遗传性征，比如形态特征、细胞学和分子标记等等，都可以称为遗传标记。其中，分子标记把DNA分子多态性作为遗传标记，这种遗传标记可以反映生物体的基因特性。在林木育种过程中，通常采用的分子标记方法包括：限制性片段多态性，随机扩增多态性，扩展片段多态性和简单重复序列等方法。在具体的方法应用中，要根据遗传基因的具体情况进行合理选择，除此之外，要考虑基因的识别和检测的便捷性和应用成本问题。近年来，分子标记技术也有了一定的发展。遗传图谱可以显示遗传标记的相对位置，从而可以观测染色体进而进行相应研究。遗传图谱的应用和发展是林木育种研究的又一技术手段，可以在林木的良种选育和培养方面发挥作用。除此之外，分子标记中的指纹识别技术也逐步应用到林木的育种方面。指纹是一种类比人的定义，是一种区别于其他种或个体的特异DN段，具有高度的特异性和稳定性。指纹识别技术可以对树种的基因做出判断，从而对树种的个体之间进行亲缘关系判断，这就可以从根本上对林木做出区分，防止林木的交叉遗传。

2.2 基因工程的应用

基因工程通俗的来讲就是把目标基因通过一定的方式植入到受体植物，从而可以使林木的DNA发生改变，从而可以创造需求的林木品种。基因工程在林木育种方面的应用较为广泛，其中相关的技术包括目的基因分离鉴定、植物细胞遗传转化和转基因植物的识别等等方面。基因工程在林木育种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在林木的体内植入目标性状的DNA，从而使受体达到DNA重组，由此可以产生基因的变异，创造出新的生物体。基因工程通常需要的时间不长，而且可以打破林木种间杂交不亲和的界限，从而可以打破林木自身性状的影响，培养出新的林木品种。

3 林木育种的展望

林木常规育种和生物技术育种具有本质的差别，林木的常规育种基本上是应用杂交来改良品种，所以改良的效果并不显著，新品种的培育较差，而且常规育种的方向性较差，难以对生物进行定向的改造和培育，而生物育种就可以打破常规育种的弊端。生物育种是从生物体内部对基因的一种改良，可以通过植入具体性状的基因对林木进行定向培养，同时，生物育种还可以打破种间杂交的障碍，使林木品种得到创新发展。

在林木育种的发展中，要不断完善基因工程的应用，要积极开发导入基因介质，同时完善基因性状，发展基因导入的有效性，同时要开发多性状基因，使导入基因能够满足需求。同时由于林木基因组重复的序列较多，提纯方面存在困难，所以在使用基因工程来培育新的林木种资源使，要完善相应的提纯技术和林木基因的检测技术，从而充分发挥基因工程在林木育种方面的应用。除此之外，要开展空间育种技术工程，采用种子卫星搭载工程，从而可以利用空间环境创造新的林木品种，在模拟的环境中发现林木的性状和改善效果，从而可以模拟空间状况的生物效应，为林木的育种提供新的发展方向。

4 结语

林木育种是创造新的林木种资源、保证林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那么在林木育种的过程中，就要重视生物技术的应用，从而可以改善林木常规育种中难以达到的技术要求，更快更好的培育出需要的林木新品种，服务于林业的发展和优良品种的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沈熙环.林木常规育种与生物技术的应用[J].林业科技开发,2006,(01):1-4.

[2]毕影东,杨传平.生物技术在林木遗传育种中的应用[J].世界林业研究,2007,(06):23-28.

[3]马和平,臧建成,李毅,吴袖荣.生物技术在林木育种中的应用[J].河北林果研究,2005,(04):41-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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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物科技；林业生态；建设应用

中图分类号：X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20-0333-01

0 引言

生物技术是20世纪后期人类科技史上最令人瞩目的高新技术，它是国际科技竞争乃至经济安全的重点。在我国生物技术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并从政策、环境方面采取了多项有效措施来推动生物技术与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重大科技计划，把生物技术作为优先发展的领域，从而进一步加快了生物技术的发展步伐。有些研究领域已走在世界前列，初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生物技术研发体系，生物产业也初具规模，生物经济初见端倪。目前生物科技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环境治理、食品安全、医药生产、农业、林业、动物、微生物、冶金等领域，并且都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主要以生物科技在植物生态建设领域建设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近年来，生态环境发展建设关乎人类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而现代生物技术的科学利用将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突破点。

1 当前在植物类中应用的主要生物技术

（1） 细胞基因育种。通过研究细胞转基因，从而利用细胞转基因技术能有效地打破种间杂交障碍，拓展和扩大林业树种的杂交范围，促进加快物种变异速度，并根据林业造林的对树苗的需求，培育出人类所需要的树种。

（2）营养繁殖技术。该技术通过对植物组织进行样品离体培养，从而得到遗传上与母体完全相同的新个体。目前的嫁接和茎段生根（扦插）等技术都属于这各范畴。随着现代组织培养技术的出现，科学利用体细胞胚胎进行繁殖良种的技术，为保持生物种质又高效快速繁殖良种后代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3）分子标记技术。广义的蛋白质标记主要包括种子贮藏蛋白和同工酶及等位酶。而狭义说法的分子标记只是指DNA标记。这项技术并不直接对植物生产做贡献，这项技术只能为遗传转化感兴趣的基因定位提供重要的信息，或者是为种群结构、杂交系统和谱系鉴定提供信息。分子标记对于研究种群问的或种群内的遗传变异、评估杂交和自交的水平、对品种或品系进行遗传鉴定及“指纹鉴定”等方面的作用价值是巨大的。

2 现代生物技术在植物类生态领域中的应用

（1） 良种选育。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可以把一个品种、品系的理想遗传性状转入另一品种、品系，以提高植物的价值、产量和质量。

（2）提高植物的抗虫。利用基因工程的手段培育抗虫植物新品种除可以克服化学杀虫剂的长期使用造成药品的残留、害虫的耐受性、环境污染等严重的问题，还具有成本低、保护全、特异性强等优点。目前人们已获得多种抗虫基因，其中有蛋白酶抑制剂基因，淀粉酶抑制剂基因、植物凝集素基因、昆虫特异性神经毒素基因、几丁质酶基因等，它们已被导入烟草、棉花、油菜、水稻、玉米、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在抗虫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有的已进入了商品化生产。

（3） 提高植物的抗病毒性。传统的抗病毒作物，是将植物天生的抗病毒基因从一个植物品种转移到另一个植物品种，然而抗病植株常会转变为感病植株，而且作用范围较窄。最近，研究人员采用基因工程的技术培育有别于传统方法的转基因抗病毒植物，目前最有效的是将病毒外壳蛋白基因导入植株获得抗病毒的工程植物。

（4） 提高植物的抗寒。低温对细胞造成损伤的主要原因是造成细胞内膜结构中的脂质双层流动性降低，导致膜结构损伤，影响植物正常的生长。生物膜中双层脂分子保持流动性，主要依靠其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不饱和脂肪酸多则抗冻。通过分离能催化形成高不饱和脂肪酸的甘油-3-磷脂酰转移酶的基因，并将其转入植物而获得具有抗寒能力的转基因作物。

（5）提高植物抗除草剂性。除草剂全世界目前约有2000多个品种，在农药市场占有最大的份额。然而除草剂的使用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如很多除草剂无法区别庄稼和杂草，有些除草剂必须在野草长起来以前就施用，而且由于抗性草类群落的出现导致使用量增大对环境的危害也日益严重。制造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是克服这些缺点的理想途径。把降解除草剂的蛋白质编码基因导入宿主植物，从而保证宿主植物免受其害，该方法已成功地用于选育抗磷酸麦黄酮的工程植物。

（6）抗重金属。随着工业发展，空气、土壤、水体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重金污染，不但严重影响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更重要的是通过植物食物链危害人类的健康。土壤中的重金属主要有Cd、Cr、Cu、Hg、Ni、Pb、Zn、As等。20世纪80年代，提出植物修复、超富集植物。但由于自然界中已发现的绝大多数重金属富集或超富集植物往往生长周期长、生物量低、植株矮小，因而限制了其对污染土壤重金属的移除效率。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改良植物对重金属的抗性，增加或减少重金属在植物体内的累积量被认为是进行污染土壤的生态恢复以及减少食物链重金属污染的一条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

（7）现代生物药品。随着人们对化学药品危害性、局限性的逐步认识，生物药品在植物生产中地位逐渐突现出来，成为绿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有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微生物药品具有对人畜安全、不破坏生态平衡、害虫不易产生抗性等优点，但也存在着药效速度慢、专一性强、受自然条件影响大的缺点。而利用基因工程改造微生物菌种，创造出自然界不存在的新型菌种就可以克服这些缺点。

3 结束语

虽然生物技术的研究需要资金的大量投入，但对生态领域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随着大量珍贵生物的面临消失，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也将会提供大量有关基因行为和调控的信息，将来转基因技术将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这将对传统育种方法具有重要的价值。生物技术今后必将在生物的大量繁殖、品种改良、基因转导、实现生物集约化培育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我国生态系统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詹卓.浅析我国生物技术的发展前景[J].华章，2010，（05）.

[2]张常东.浅谈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J].中国科技信息，2005，（07）.

[3] 张晓.浅议我国生物技术发展状况[J].科技致富向导，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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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物技术 现代农业 生产应用

一、前言

目前，世界各国已经开始将生物技术视为高新技术，这是由于其可以帮助人们解决食品短缺、环境污染和经济建设等问题，有助于国家提升自身的综合国力，增强经济实力。然而，由于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为了发展而进行的过度环境开发利用等行为，其给生存环境带来了极大的污染和破坏。据有关资料统计，地球每小时都可能有一个物种灭绝，并且我们的地球已经面临着生态失衡、资源枯竭等严重现象。这些现象给我们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但生物技术的出现却给人类的未来送来了一丝曙光。

二、生物技术的发展及涵义

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亦可称“生物工程”或“生物工程技术”，其是指利用现代生命科学作为基础，结合其它学科的科学原理，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并按照预先的设计，达到改造生物体或加工生物原料的目的，从而生产出所需的特定生物产品或达到某些预定的目的。生物技术主要包括传统生物技术、发酵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其中，现代生物技术则又是在传统生物技术上发展起来的，但其又和传统生物技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所以，生物技术是一门新兴的、具有综合性的学科。

三、现代农业种类及概述

1.绿色农业：将农业与环境协调起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增加农户收入，保护环境，同时保证农产品安全性的农业。“绿色农业”是灵活利用生态环境的物质循环系统，实践农药安全管理技术（IPM）、营养物综合管理技术（INM）、生物学技术和轮耕技术等，从而保护农业环境的一种新兴农业。

2.工厂化农业：工厂化是设计农业的高级层次。综合运用现代高科技、新设备和管理方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全面机械化、自动化技术（资金）高度密集型生产，能够在人工创造的环境中进行全过程的连续作业，从而摆脱自然界的制约。

3.特色农业：即是将区域内独特的农业资源 （地理、气候、资源、产业基础）开发区域内特有的名优产品，转化为特色商品的现代农业。特色农业的“特色”在于其产品能够得到消费者的青睐和倾慕，在本地市场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外地市场上具有绝对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对优势甚至绝对优势。

4.观光农业：即是一种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的新型生态旅游业。农民利用当地有利的自然条件开辟活动场所，提供设施，招揽游客，以增加收入。旅游活动内容除游览风景外，还有林间狩猎、采摘果实等农事活动。

5.立体农业：立体农业着重于开发利用垂直空间资源的一种农业形式。其模式是以立体农业定义为出发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生物资源和人类生产技能，实现由物种、层次、能量循环、物质转化和技术等要素组成的立体模式的优化。

6.订单农业：即指农户根据其本身或其所在的乡村组织同农产品的购买者之间所签订的订单，组织安排农产品生产的一种农业产销模式。

四、生物技术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

1.生物技术在绿色农业中的应用

现在经常利用发酵降解技术，也就是将有益的微生物（如乳酸菌、酵母菌）和酶等，在适宜的条件下，分解秸秆中难以被家畜消化的纤维素和木质素的一种方法。据实验测定，麦秸微贮处理后，干物质体内消化率可提高24.14%，粗纤维体内消化率提高43.77%，有机物体内消化率提高29.4%。主要采用的有自然发酵法等方法。

2.生物技术在工厂化农业中的应用

工厂化农业是以现代化农业设施为依托，主要利用生物技术中的组织培养、无土栽培等技术，实现周年性、全天候、反季节的企业化规模生产，这些产品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土地产出率高和劳动生产率高，它根本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向。

3.生物技术在特色农业中的应用

生物技术在特色农业中的应用前景也是十分广阔的，比如利用生物技术进行食用菌的生产。2013年，河南省泌阳县全县共发展反季节高温香菇5000万袋，黑木耳2000万袋，白灵菇100万袋，鸡腿菇53万平方米，小姬菇200万袋，小平菇150万袋，平菇400万袋，毛木耳60万袋，金针菇50万袋，形成了以香菇为主，多品种发展的生产局面，总产值近13亿元。

4.生物技术在观光农业中的应用

观光农业是生物技术在观光农业中的典型应用，它是指开发成熟的果园、菜园、花圃等，让游客入内摘果、摘菜、赏花，享受田园乐趣。利用生物技术繁育的有机蔬菜如荷兰黄瓜、圣女果、大萝卜、西芹等的采摘，另外还有草莓、中华寿桃、精品梨等就是在现代观光农业中的应用。

5.生物技术在立体农业中的应用

生物技术在立体农业中的应用也很广泛，比如辣根、玉米套种的立体农业栽培，此种栽培形式是利用辣根植株矮小、耐阴、前期生长量小及玉米喜光的特点，在正常栽培辣根的前提下套种玉米，既保证了辣根的正常生产，又额外获得玉米的产量，而且玉米的产量也不低于常规生产的玉米产量。可收获辣根 15 t/hm2、玉米7 500 kg/hm2，产值共3.75万元/hm2，比单一种植玉米增加效益2.25万元/hm2。

6.生物技术在订单农业中的应用

订单农业发展的障碍表现为高违约率。违约行为表面上是农户与龙头企业的短期行为，而内在的根源则是农户提高的农作物的产量达不到企业的标准。不过将生物技术在订单农业中应用之后，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会大大提升，这样就不会因为农作物的产量达不到标准而出现违约。这样才有可能进而解决订单农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五、生物技术及农业发展的展望

我国农业生物技术起步晚，与发达国家尚有一定差距，但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尤其是在国家“863”计划、“973”计划和“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的直接支持下，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初步建成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转基因育种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体系，拥有一批抗病虫、抗除草剂、抗旱、营养改良等重要基因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水稻、棉花、玉米等转基因作物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也已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优势。随着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深入，一系列基因农作物新品种正逐渐走向市场。预计在21世纪，将有更多的优良农作物新品种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广泛推广，并为消费者所接受。

现代生物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有其好的一面，也有其不好的一面，对于现代农业发展方面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其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总的来说，现代生物技术对当代农业做出的贡献是不能磨灭的也是不容忽视的。我国的生物产业会在充分利用制度、资源以及人才与技术上的优势上，抓住有利时机并大力推进生物高新技术在现代农业上的应用，在即将到来的生物世纪里，真正占据自己的位置，促进农业快速发展。

综上所述，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有着广泛的发展和应用前景。发挥优势，奋起直追，我们完全有能力攀登农业生物技术领域高峰，为我国的农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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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合成生物学 物理与非物理风险 原则

中图分类号：Q81 文献标识码：A

自2010年美国科学家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的研究团队创造了世界上首个人造细胞辛西娅（ Synthia）开始，合成生物学已迅速发展成为生命科学最具发展潜力的分支技术之一。在该技术广泛应用和发展的同时，它对社会，生态和健康带来的潜在风险也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文主要综合了国内外合成生物学研究的一些主要的安全问题以及管理建议，分析了几种类型的安全，旨在促进合成生物学的研究和发展。

1 合成生物学概念

目前，合成生物学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从工程学角度看，“合成生物学是一项生物工程，是基于生命科学的复杂系统的合成，展示出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功能”；从基因学角度来说，合成生物学是一系列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基因学方法的组合；而应用分子进化学的奠基者史蒂芬・班纳（Steven Benner）则认为“合成不是一个领域，而是一个能够应用于技术允许科学家设计新主题的任何领域的研究策略”。

2 安全问题

合成生物学的安全问题是合成技术面临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本文中，我们主要是介绍涉及到安全性问题的两大类问题，即物理和非物理伤害。我们有必要区别这两类安全性问题，并必须明确身体的伤害（物理伤害）是摆在第一位的伤害，其次是非物理伤害。

2.1 物理伤害风险

物理伤害指的是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问题。其中物理伤害又可分为三类：已知的物理伤害（例如，我们知道合成建造天花病毒对任何被暴露的人来说是致命的）、未知的物理伤害（例如，虽然我们知道合成病毒和细菌突变相当快，但是我们不知道一个合成建造病毒或细菌将如何突变），以及未知的未知伤害。已知物理伤害指的是任何合成技术被应用之前或正在应用期间，我们能够充分地预计到的伤害，未知的未知伤害即鉴于我们当前的知识状态，我们还无法对伤害做出预测的伤害。

2.2 非物理伤害风险

从查阅的文献来看，目前争议的最多的是合成生物学的非物理伤害的讨论上。非物理伤害指的是对个体或者团体的幸福福利带来的危害，非物理伤害的争论是非常复杂的，一般集中在什么是善什么是好的这类根深蒂固的观点上，包括公正，平等的概念，进步和人类对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适当的关系上。合成生物学的商业化和专利化也应划分在非物理伤害风险下。非物理伤害的中心问题是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和人类是否应该故意创造一种新的生命，即“扮演上帝”。

3 管理建议

根据以上讨论的合成生物技术的物理和非物理伤害来划分，目前存在两种主要的学派：狂热派和谨慎派，“狂热派的观点倾向于预先行动原则，谨慎派的观点倾向于预警原则”。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两种派别的观点不同，但是他们都认为应该关注合成生物学的非物理伤害，并相信和成生物学的非物理伤害能够得到解决。

3.1 预先行动原则

合成生物学的狂热派认为无论合成生物学的政策机制和管理如何，应该先行动先发展再讨论。也就是说先行动再伦理，伦理在行动之后。其“基本的思想是新兴科学和技术应该被认为是安全和满意的，并且技术本质上向善的，除非它被证明是非善的。”这意味着举证（证明行为或政策无害或可控的责任）责任是那些想要放慢既定研究路线的人。他们普遍认为：最大的“风险”之一是技术前进缓慢。他们倾向对合成生物技术采取“自我监管”的形式。例如，斯蒂芬和劳里在原子科学家的公告里认为，自制是控制合成生物学带来的安保性风险唯一实际的方法。 （下转第213页）（上接第185页）

从后果论上讲，一个行为最大程度地促进整体的善才是好的行为。从义务论来看，所有相关者也有义务和责任最大可能规避合成生物的风险。伦理规范强调的是受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最后，仅仅一开自我管制的形式规避合成生物技术的风险也不现实的。

3.2 预警原则

根据预警原则，如果行为或政策可能对环境或者人类产生严重伤害，并且科学无法证明这种伤害不会发生，那么举证责任应该由推行者来承担。倾向于预警原则的谨慎派认为最大的“风险”之一是技术前进得太快，没有机会去塑造它的发展，以使科学技术是服务全人类的利益而不是简单的为科学家投资者或大企业的利益服务。预警原则主要有两个要点：“一是行为或者政策主张者有义务主动预测行为或政策的潜在伤害，二是有义务主动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小伤害，即使科学上难以判断其伤害发生的可能性以及程度。”他们倾向对合成生物技术的发展采取外部监管和公众参与。谨慎派建议，提高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工业品引进之前进行交易前阶段的市场测试，以及第三方进行更独立的风险受益评估。

笔者认为，从伦理学上看，预警原则能得到部分的伦理辩护。首先，预警原则旨在减低合成生物技术的风险系数。但是也确实存在因过度的预警阻碍其技术进步和发展的可能性。其次，要完全充分地预测出合成生物技术全部风险也是不现实的，合成生物技术的“不可控性”和处在发展初期，安全和风险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要完全预测出全部的风险困难太大。因此，笔者认为，合理的措施是在预先行动和预警原则中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法，既要有必要的伦理规范也要适度地发展合生生物技术，除自我监管之外还应有外部监督和公众参与，建立一个健全的伦理政策框架，尽量减少风险，以后促进合成生物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4 结语

综上所述，任何技术的发展都是一把双刃剑，合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是人类自然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也对传统的生命的概念提出了严峻挑战，它既能解决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又可能对人类和环境造成巨大的威胁。人类不能因技术带来的诸多问题而停滞不前，也不能因技术带来的诸多福利而掉以轻心。笔者认为，对于合成生物学的应用和发展，始终应该持有辩证和理性的态度。

本文主要介绍的是合成生物学的安全问题以及管理建议，许多复杂的问题并未一一详细展开阐述，如何规范合成生物学的发展，需要社会各界做出努力，如科学家，伦理学家，法律社会等，以使其广泛地造福于人类社会。

参考文献

[1] L.Serrano.Synthetic biology： promise and challenges[J].Molecular systems biology，2007（3）：158.

[2] David Gilbert ，et al. Synthetic biology gains momentum in Europe[J].Synthetic biology，2010.4：14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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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人类社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环境下,国力竞争的主要表现之一即为科学技术的竞争。其中,生物技术作为一种前沿科技,在取得种种喜人的成就的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倍受争议的社会问题,使传统的道德伦理和法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生物技术,即以现代生命科学为基础,结合先进的工程技术手段和其他基础学科的科学原理,按照预先的设计改造生物体或加工生物原料,为人类生产出所需新产品或达到某种目的。伴随着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一系列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突问题也纷至沓来,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规范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活动,成为当代法律体系构建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在此,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生物技术对法律的若干影响。

一、生物技术与公民权利

1. 生命权

克隆技术的产生在科学界乃至全社会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波澜,当人造人成为可能,人们不禁开始深思:到底克隆人算不算人,克隆人是否应该与当前法律中的法律关系主体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虽然目前世界公认对于生殖性克隆是禁止的,但是总有一些野心勃勃或动机不纯的科学家在暗地里从事克隆人的研究。并且,目前中国对于治疗性克隆采取的是许可的态度,却没有相关的权威法律对治疗性克隆加以规定。虽然国际通行的伦理准则对克隆技术有一定的要求:不能进行生殖性克隆;治疗性克隆的胚胎不能超过 14 天;不能进行配子杂交试验,等等。

然而对于涉及范围广泛而复杂的克隆技术,这些伦理准则的约束力和权威性远远不够。生殖性克隆严重违反人类的伦理道德,是对传统婚姻家庭和两性关系的冲击,是在人为地制造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社会地位上都不健全人,是克隆技术的滥用。并且,由于目前技术水平的局限性,在克隆动物时出现的早衰等种种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如果克隆出人类个体,其很可能会具有某些生理缺陷。克隆人虽然不是通过有性生殖产生的个体,但其却具有与普通人类相同的各种生理特征,将克隆人作为一种实验品,无疑是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是违反自然法的。我国卫生部虽曾于 1997 年 3 月公开提出,中国对克隆人研究的原则是:不赞成、不支持、不允许、不接受,但关于克隆技术的相关立法却仍是急需填补的一片空白。

治疗性克隆为一些绝症患者带来了生命的曙光,但其同样面临着生命权的保护问题,即胚胎是否应当享有生命权。在治疗性克隆和试管婴儿技术中,往往要选择具有特定基因型或繁殖能力强的优秀胚胎进行培育,而那些多余的胚胎则会被抛弃或杀死。

有人认为,早期胚胎也应该拥有活下去的权利,这样做无异于谋杀。此外,“当论及胚胎细胞时,非生殖性克隆有可能方便私底下实施生殖性克隆--这就是所谓‘滑坡’理论。有时候,人们会自问,这种理论是否会作为一种立法方法,先让舆论适应某些做法,然后再立法将它们合法化。相反,生殖性克隆不仅仅是一种改变特性的方式。依照法国刑法 ( 该法把反人种罪从反人类罪中分离出来 ),我们可以认为生殖性克隆就像优生技术一样,是一种将人工具化的形式,因为它涉及一个人预先决定另一个人的遗传型,从而缩小别人自由选择的空间。这样就削弱了被称为自由的那部分不确定性,而自由从文艺复兴到今天始终被看作是人类尊严的基础。这部分不确定性对于人性化来说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给人以自由的感觉,而自由感是建立道德责任的基础。”

对于胚胎的生命权,在国际人权法上始终未有定论。事实上,有许多国家的立法都或多或少地对胎儿的权利进行了规定。例如,《法国民法典》第 906 条规定:“仅需在生前赠与之时已经受孕的胎儿,即有能力接受赠与。在立遗嘱人死亡时已经受孕的胎儿,有按照遗嘱接受遗产的能力。但是,仅在胎儿出生时生存者,赠与或遗嘱始产生效力。”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及理论通说,对于自然人的认定通常是采用独立呼吸说,而胎儿并不属于自然人,自然也无法享有公民权利。我国法律未将胎儿列入自然人的范围,其中一方面原因是考虑到中国计划生育的政策与妇女堕胎的因素,但随着中国国情的发展变化,承认胚胎的人权,或者至少承认胚胎的部分人权,也应列入完善中国法律体系的议程中来。

2. 平等权

在人类基因组研究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一大堆致病基因和其他与人类个体性格等具有密切联系的基因,对医学等科研领域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于是有人设想把每个人的特定基因检测出来,记录在一张磁卡上,即所谓的基因身份证。有了基因身份证,“我们就像一个能预卜未来的先知,只要掌握了一个人的基因 ,就犹如掌握着他的未来日记,不仅知道他将来的健康状况,如身高、体重、患病可能性,而且还可能知道他死亡的原因。”然而,一旦这些基因信息被公开,则可能造成一系列的不平等问题。例如,保险公司会拒绝那些拥有致病基因的人投保,公司在招聘员工时可能根据个人的基因资讯决定雇佣与否,等等。这些都严重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当今社会已经存在着因种族、性别、等等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如果我们还要继续增加一条基因的优劣作为区别人群的标准,人为地制造所谓的“基因贱民”,其可能造成的危害无疑是不容小觑的。并且,人类的性状事实上是基因和自然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拥有某种基因并不意味着必然表现出某种性状,预知自身的致病基因固然可以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但同样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因此,我们需要法律对如何在适当的范围内使用生物技术进行明确的界定,通过立法来约束可能出现的侵权问题,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把生物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限定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以便其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二、生物技术的安全性问题

转基因技术,是一种改变生物的基因片断,或将一种生物的基因片断植入另一种生物,从而改变受体生物的基因构成,使其具有人们所希望特征的现代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可以改良动植物品种,提高优良品种的产量,但有时转基因生物也会出现一些人们意想不到的后果,由此引发人们对于生物技术安全性的争论。

转基因生物在经过 DNA 重组后,可能会产生一些对人体有害的毒蛋白或新的过敏原,从而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伤害。此外,如果将动物蛋白转入植物当中,可能对者的权利构成侵害。并且,由于转基因生物具有优良的遗传性状,在与同类生物的竞争中很容易取得优势,从而对其它生物的生存和繁衍构成威胁,进而影响生物的多样性。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将打破原有的生态

平衡,带来严峻的环境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转基因食品的法律管制框架。2001 年国务院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农业部据此分别制定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卫生部于 2001 年制定了《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然而,在实践中,相关法规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例如,在农业部的生物安全性评估的进程之中,缺少农民、生物伦理学者和环境保护组织等的参与,使得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大打折扣。

如果执法能力跟不上立法的进程,那么所谓法律不过是流于形式,形同虚设罢了。“由于生物安全涉及的问题一般都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在处理有关问题时相关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因此,国家应成立相应的专门机构进行管理,不仅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还应更加科学更加专业地贯彻实施法律,将法律中的相关规定落到实处。同时,应当注重生物技术管制过程中听证制度的运用,在制定法律和政策的过程中,尽可能听取法律、生物、环保等各方面专家以及群众的意见,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篇6

关键词：生物技术企业 资本运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社会资源、生产要素都可以以资本形式加入社会经济活动中，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增值。所谓资本运营就是企业遵循资本运动规律，以资本最大限度增值为目的，对各种可支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进行运筹和优化配置的一种经营活动。

企业成长与资本运营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国外学者就提出了企业具有生命特征的论点，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种论点即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并被进一步强化。上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伊查克•艾迪斯（Ichak Adizes）首次把企业生命作为研究对象，并对企业生命周期作了系统的研究。他在《企业生命周期》（Corporate Life Cycle）一书中认为，企业与自然界的动植物一样，不仅具有相似的生命周期现象，而且主要都是通过灵活性和可控性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在其《企业本位论》中，也曾提出“企业是一个能动的有机体”性质。国外的学者将企业具有生命特征的观点建立于生物学基础之上，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将企业生命周期分为幼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成长表达了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低级到高级的动态特征。

企业成长是企业的普遍追求，其动因可以从对资本本质属性的认识中得到结论。不管资本以何种形式出现或其来源于何处，资本的本质属性表现在追求增值。纵观国内外经济学家对企业本质的研究，企业盈利这一区别于其他组织的突出特征从根本上来源于资本要增值的本质属性。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不管是何种类型的企业，企业成长之所以成为企业普遍追求的目标，其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资本要求增值所产生的内在驱动力。

企业因资本而生，没有资本便没有企业，任何企业都是由一定的资本投入所形成的。企业作为资本的存在形式和载体，其成长受资本驱动并与资本运动融合在一起。资本的本性与企业成长的一致性表现为：资本增值的需要是无止境的，企业成长也是无止境的；企业成长受到资本运动规律的制约，企业成长规律体现资本的内在要求。

虽然资本增值是资本的本质属性，但资本增值需要借助一定的方式和手段才能实现。企业通过资本运营或者说资本经营，将要素资源聚合在一起进行资源转化，并将资源转化为商品，通过在市场上出售实现资本的增值。因此将资本运营放在企业成长的支持作用上来理解，正是资本运营实现了企业的成长。

按照企业成长所依赖的支撑来源于企业内部还是外部，企业成长可分为企业内部化成长与企业外部化成长。企业内部化成长是指企业依赖自身盈利的再投入及在此基础上通过企业内部其他因素条件的改善而实现的企业成长，其主要特点是在不改变企业产权、股权结构前提下进行的。企业内部化成长通过内部运用型资本运营实现，即通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合理有效地运用资本，不断地开发新产品，采用新技术，加速资本周转，提高资本效率，增加资本积累来实现企业成长。企业外部化成长是与企业内部化成长相对应的一种成长途径，是指企业成长的实现是依赖企业合并及其他企业外部化行为的支撑而实现的企业成长，其主要特点是以企业股权结构的变动和产权结构的变动为基本标志，是在旧的股权结构被打破而形成新的股权、产权结构的基础上的成长。企业外部化成长通过外部交易型资本运营实现，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对资本进行买卖，实现资本增值，包括股票的发行与交易、企业产权交易以及企业部分资产的买卖等方式实现企业成长。

内部运用型资本运营曾经是企业成长的唯一途径，外部交易型资本运营的出现拓展了企业成长的方式和支撑，形成了企业成长二元方式的格局，将企业成长推向一个新的速度和更高的基础。

生物技术企业成长的产业背景

产业经济学对战略产业的定义是指能够在未来成为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新兴产业，从生物技术产业的特征来看，它具备了“战略产业”的条件。首先，其产业链条长，具备强的渗透性和带动性。生物技术在医药、农业、工业、能源、环境、海洋等领域的应用不仅改造了传统产业并且培育了一批新兴产业。其次，其市场需求规模巨大，具有高成长潜力。此外，其能源要求低，污染少，具有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的双重特征。

美国生物技术是全球生物技术的主流，其生物技术产业是世界生物技术产业的引领。美国已经将生物与医药产业作为新的经济生长点，2002年销售额/产值、每年R＆D投入、公司数、雇员、上市公司数、股市资本等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见表1），并把每年4月21～28日定为“生物科技周”，已形成波士顿、华盛顿、北卡罗来纳研究三角园、旧金山、圣迭戈5大生物技术区

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也不约而同地把生物技术产业作为新的经济生长点来培育，加速抢占“生物经济”制高点。欧盟第六个科研计划框架中，把“生命科学、有利于人类健康的基因组技术和生物技术”确定为7个优先发展领域之一，并将45%的研究开发经费用于生物技术及其相关领域。2002年，日本提出“生物产业立国”的口号，力争把生物技术产业建成仅次于汽车产业和信息产业的支柱产业，并计划五年内将生物研发预算占全部政府科研预算的比例由13%提高到50%，试图在生物经济时代再创辉煌。

生物技术企业的资本运营特点

同类企业的集合形成产业，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依赖于生物技术企业成长的支撑，生物技术企业的成长对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资本运营是生物技术企业超常规成长的重要手段，然而作为典型的高新技术企业，与传统企业相比，生物技术企业资本运营活动具有自身的特点。

依据企业成长不同阶段选择资本运营策略

依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生物技术企业的生命周期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即种子阶段、起步阶段、成长阶段、扩张阶段、成熟阶段。种子阶段的特点是企业刚组建或正筹建，无成型产品，仅有实验室结果、样品、专利或其他可转化的技术。起步阶段特点是企业已有初级阶段产品，且有框架式经营计划，管理团队不完善。成长阶段特点是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进入开发阶段，并拥有少量客户，本阶段末期，企业完成产品定型，开始实施市场开拓计划。扩张阶段特点是企业开始批量生产产品和服务，收入增长较快，逐渐形成经济规模，占有一定市场份额。成熟阶段特点是企业盈利，并进入发展的良性循环阶段。

从生物技术企业成长阶段的特征分析可看出，处于种子阶段、起步阶段和成长阶段的企业由于规模小，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面临的风险大，资本的筹集是这一时期资本运营的重点。处于扩张阶段和成熟阶段的生物技术企业，由于在生产、销售和服务等方面具备了一定市场竞争力，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虽然在这个阶段生物技术企业仍然有融资的需求，但其融资条件已大为改善，此时资本运营的重点应在于资本的扩张，也就是通过资本结构优化，盘活存量资本，实现企业的规模生产，并注重持续的技术研发投入。

重视无形资本运营

无形资本是有形资本的对称，它作为资本的一种形态，具备资本的一般属性，如流动性、盈利性，但无形资本具有远比有形资本强大的价值增值能力。无形资本可以带动企业有形资本增值，提高资本利润率，达到“无中生有”的目的。高新技术产业包括生物技术产业，其特点就是无形资本远远大于有形资本，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品附加值高。生物技术企业无形资本中最重要的是知识资产，先进技术和产品是推动生物技术企业成长的核心竞争要素，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前途和命脉，因此生物技术企业无形资本的价值相当高。如全球最大生物技术公司美国的Amgen，其资产评估总值为150亿美元，而其有形资产仅为25亿美元。面对激烈市场竞争，生物技术企业应注重无形技术和技术创新的能力，加大无形资本的投入力度，并加快无形资本的管理创新，把无形资本运营当作企业成长的有效途径。

我国生物技术企业资本运营亟待解决的问题

解决资金短缺，加大研发投入。据“生物产业发展战略”课题组对全国1182家生物技术企业的调查，资金短缺是当前中国生物技术企业成长的首要制约因素。资金短缺直接导致中国生物技术企业研发投入严重不足。以生物医药企业为例，中国生物医药研究开发投入仅占销售收入的2.7%，远低于发达国家15%以上的水平，甚至低于美国工业平均4%的研究开发强度。

形成产业集聚，提升龙头企业竞争力。我国的生物技术应用历史久远，企业数量众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生物技术企业有700余家，但规模普遍较小，高技术含量低，缺乏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通过资本运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龙头企业，增强其技术创新功能，突破国外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提高产业集中度，带动中小企业发展。这是实施生物经济强国战略的本质要求，也是抢占国际生物技术制高点的有力措施。

推进全球化战略，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虽然我国在生物技术研究领域具有较强实力，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小，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技术只有3项，大多数企业上市销售的产品都存在侵犯知识产权问题，我国90%以上的生物医药产品为仿制品，随时面临被国外企业的危险。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国生物技术企业应充分开发和利用全球的科技知识和人才资源，包括对国外生物技术企业实施海外并购，放眼未来，面向世界，加强与国外科研机构的联系，建立国际水准的科技信息平台，加强区域合作，构建生物技术国际研究网络。

总之，资本运营是生物技术企业实现超常规发展的必然要求，生物技术企业应该依据自身的特点和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选择与其成长相匹配的资本运营策略，实现快速成长。

参考文献：

1.曹洪军.资本运营新论[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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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物技术；研究型教学；分子生物学

研究型教学可以培养学生勇于探究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可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与自主学习能力[1]。我校分子生物学课程开设于生物技术专业三年级上学期，在生物技术专业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分子生物学以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等课程为基础，又可以为基因工程、细胞工程与生物制药等课程教学奠定基础，并且其所涵盖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应用广泛，是医学、农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的实验技术工具。在以往的教学中，学生反馈该门课程学习难度大，影响后续课程的学习。为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医药生物技术行业培养应用型人才奠定基础，我们在分子生物学课程中进行研究型教学探索。

1在分子生物学教学中应用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必要性

1.1培养应用型人才需要开展研究型教学

我校生物技术专业以医药生物技术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生物技术专业学生只有具备较强的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而研究型教学恰恰能够促进学生这些方面能力的培养[2，3]。分子生物学是生物技术专业核心课程，对后续课程的学习和操作技能的培养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该课程中开展研究型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起到较好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1.2传统教学方式不利于分子生物学课程教学

分子生物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以我校分子生物学教学为例，其内容繁杂、知识点多，学生理解、掌握、实验操作难度大。如果沿用传统教学理念进行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分子生物学理论的抽象性和实验操作的复杂性必然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导致学生产生厌烦心理，进而影响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

1.3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需要强力引导

由于学生在高中阶段处于高度紧张的学习状态，进入大学后，学习状态变得较为松懈，加之大学阶段课程开设方式和学习方式等的改变，所有课程的学习主要依赖于学生自己。课上，教师只是结合专业特点把握教学大纲，传授学生知识，培养其创新能力、操作技能，往往讲得多，对学生的要求少。大学阶段随着各种课外活动的增加，互联网、电子产品及网络游戏等的冲击，部分学生形成课前不预习、课上随“心”走、课下人自由、考试靠突击的学习态度。因此，需要探究教学方法，改变学生学习方式，将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学习知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2研究型教学模式在分子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

鉴于分子生物学在生物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进行研究型教学的必要性，我们从教学资源、教学内容和教学设计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型教学探究。

2.1构建以教材为主、网络教学平台为辅的研究型教学资源

DNA双螺旋模型的建立成为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开端，而分子生物学作为一门生物类本科专业课程，现行的适用于本科生教学的教材较多。如在构建研究性课程体系时采用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玉贤主编的《现代分子生物学》、Robert•F•Weaver编著的《分子生物学》、戴余军主编的《现代分子生物学辅导与习题集》等教材。中英文教材结合，不仅能使学生更好地学习分子生物学知识，还能通过阅读英文辅助教材提高阅读英文文献能力。此外，要及时将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的新进展资料上传至学校网络教学平台，让学生了解最新的分子生物学知识，激发学习兴趣。

2.2教学内容模块化重组，便于研究型教学设计

以我校分子生物学教学为例，对教学内容进行模块化设计，主要包含3个模块。模块一为“DNA的复制、转录和翻译”，这部分内容是本课程的基础知识，难点不多，以原核生物为例来讲解，穿插真核生物的相关知识点，学生容易理解和记忆。模块二为“基因的表达调控”，该部分内容中有些知识点比较难理解，例如，原核生物基因表达调控中的弱化机制、乳糖操纵子等，真核生物基因表达调控中的DAN甲基化、蛋白质乙酰化等内容，而这些都属于教学重点。模块三是以上述两个模块内容为基本原理衍生来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及其应用”，这部分内容与前面两个模块的内容互为依托。例如，PCR技术及其衍生技术都是基于DNA复制原理，只要把DNA复制原理理解透彻，这部分内容就会比较容易理解；酵母单杂交、双杂交技术依赖于基因表达调控中的DNA与蛋白质、蛋白质与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该模块还包括相关实验教学内容，通过具体的实验操作训练，提高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教学内容的模块化重组使课程内容更有序，有利于研究型教学设计。

2.3教学过程的设计

在设计教学过程、选择教学方法时，要适应研究型教学需要，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培养学生问题解析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从单纯的知识传授向带动学生主动探究问题、学习知识和技能并实现学以致用转变，从以教师讲授为主转变为以学生学习为主，重点开展以问题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和参与教师科研为主的教学设计。2.3.1问题式教学设计带着问题学习，容易激发学生好奇心。在模块一“DNA的复制、转录和翻译”和模块二“基因的表达调控”教学中，可采用问题式教学方法，针对不同内容设计不同问题。在设计问题时，要注意紧扣教学内容，避免脱离教学目的。例如针对“DNA的复制”内容设计教学：首先，引用1958年Meselson和Stahl利用15N标记大肠杆菌DNA的实验，让学生推导DNA的复制模式；其次，以原核生物主要遗传物质为例阐述DNA复制过程，要求学生掌握蛋白或者酶在复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先后使用顺序，然后观察DNA双链的变化，再以蛋白或者酶的作用为媒介，将DNA复制过程完整描述出来，加深对DNA复制的印象；最后，通过比较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主要遗传物质在复制时的异同，进一步加深对该部分内容的理解。将这些问题通过网络平台布置给学生，让学生课下查阅教材和网络资料，养成课下自主学习习惯，从而将课下变成自学场所，将课堂变成基于问题进行讨论的场所，引导学生踊跃参与到课堂中，再根据学生的回答和讨论结果，进行有重点、有目的的讲解和总结，改变传统以教师讲解为主的授课方式，提高教学质量。2.3.2案例式教学设计案例式教学法是一种运用案例进行课程教学的方法，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5]。在模块三“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及其应用”教学中，可穿插案例式教学设计，将相关或者相衔接的实验技术整合为一个案例进行教学。授课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的目标要求确定案例，并规定材料搜集原则和方向。在授课时，不是就某个实验技术进行原理讲授，而是对实际案例从实验角度进行推导，最终归结到该实验技术的原理，并要求学生思考这一实验技术可以归结为模块一或二中的哪一个机制。例如在讲解PCR技术时，确定案例为PCR技术、RT-PCR技术和荧光定量PCR技术，要求学生收集相关技术实验方法、实验注意事项以及这些技术间的区别与联系等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推导该技术的基本原理是分子生物学中的哪一个机制。在案例式教学中，授课班级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分工合作，由各小组分别汇报收集的材料，最后教师对各小组案例分析内容进行总结与补充，并客观地给予小组成员成绩评定，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通过案例式教学，学生分析实验现象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参与实验的积极性也显著提高。2.3.3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教学实验教学是培养医药生物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重要环节[6]。分子生物学是实验性很强的课程，实验课程的设置关系到学生操作技能、创新能力和综合运用知识能力的培养。在研究型教学设计中，首先通过综合性实验项目强化学生的基本实验技能，实验项目包含一般实验室常用的DNA操作技术和蛋白质操作技术，在实验过程中要求学生做到“3个独立”，即独立完成实验操作、独立分析实验现象、独立完成实验报告，培养学生熟练的实验操作技能和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提高自主完成实验能力。然后加强设计性实验项目的训练，为了防止设计的实验项目过于宽泛而失去设计性实验项目的意义，授课教师根据实验室现有资源，限定可以选择哪些实验技术解决某个问题，要求学生分小组进行实验项目设计，并由指导教师评判项目设计的可行性和实施情况。通过这一过程，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和综合运用知识能力，提高实验教学质量。2.3.4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提高分子生物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开放实验室，将专业授课教师研究方向和重点研究内容提供给学生，教师根据自己的科研安排提供3～5个名额，让学生参与到科学研究中。本专业教师虽然研究方向不同，但在课题研究过程中都会用到分子生物学知识。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相关的教师，并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科研课题的研究。如此，能提高学生应用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能力、分析问题能力、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创新能力和自学能力。总之，应用研究型教学模式，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主动性，还激发了学生积极参与科研的兴趣，不断有学生在各级各类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和实验技能大赛中获得较好的成绩，同时也使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得到了锻炼，为培养医药生物技术应用型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展望

高等院校要想培养医药生物技术应用型人才，就需要适应生物技术行业的发展需求，探索应用研究型教学模式。应用型人才不仅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强实践操作技能，还要具备自主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通过研究型教学改革，借助教学资源丰富的网络平台，应用问题式教学方法、案例式教学方法等，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科研课题研究，培养学生成为勤于思考问题、解析问题、尝试创新的人才。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应用必将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应用型专业教学改革中值得探究的模式。

参考文献：

[1]刘文明.高校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几点探讨[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6（8）：262.

[2]宋义林，高树枚，陈刚.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研究性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6）：142-144.

[3]徐守坤，汪英姿，闫玉宝，等.高校研究型教学模式与创新人才培养探究[J].计算机教育，2009（18）：28-31.

篇8

关键词：转基因作物；可专利性；相关问题

1转基因作物的可专利性分析

我国《专利法》第25条第1款明确规定：对科学发现不授予专利权。一般而言，发现是对自然现象、本质规律的揭示，而发明则是这些本质规律的具体运用。但生物技术是建立在大量的发现之上的，并始终也不能逃脱对活的或具有活性的生物或生物物质的利用，对于转基因作物而言就更是如此。那么，转基因作物究竟是发现还是发明呢？这是它要取得专利保护所必须界定的前提条件。发明与发现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Buckley在Reynoldsv.HerbertSumithCo,Ltd.一案中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发现增加了人类知识的总量，但它仅是以揭示以往未发现或未搞清楚的现象或物质来达到上述目的，发明也增加了人类知识的总量，但它并不单纯依靠揭示某些现象或物质，还必须包括行为的创意，以及导致一种新产品、新成果或新方法或对现有产品、成果或方法的重新组合行为。”

在考虑转基因植物是不是自然产品这个问题时，应该注意到一种新的转基因植物必须有人工干预这个前提。转基因植物并不是简单的自然产品，如果没有育种者的干预它们是不会出现的。显然,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可以对植物进行修饰、改造来生产一种与以往自然界的产物完全不同的、达到一定预期目标的转基因植物。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制造出来的转基因植物不是自然产品，而是人类智慧的产物。现在大多数国家已经明确接受由野生微生物纯化得到的菌株是可专利的主题物。

一些学者认为转基因植物仅仅是发现，不能成为专利客体，因为原始的生物体和基因序列从根本上讲是自然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创造者”仅仅是从自然界中提取已经存在的生物体，并按其客观存在的顺序组合起来，就意味着“创造者”并未向公众公开或提供任何东西。这些学者将转基因植物看成天然产物，如果将转基因作物认定为天然产物，那么它就仅仅是自然产生的生物体，是发现而不是发明，因而也就不受专利保护。但是，转基因植物本身就是经基因修饰或重组的生物体，分割开来看，原始的生物体和基因序列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但经基因修饰或重组技术介入后，两者就发生了变化。依据专利法，即使是从生物体分离纯化得到的化合物或微生物，不会因为它的生物学起源而妨碍它们的可专利性，所体现的原则就是人工制造的产物可以得到专利法的保护。此外，作为生命体，微生物与植物之间的区别就是植物的分类学等级比微生物高，不同于生命体与非生命体那样有实质性的差别。既然微生物是可专利的，那么转基因植物也能成为可专利主题。

如前所述，经基因修饰或重组会产生3种情况，即基因序列的重新排序、插入其他的基因序列以及删除特定的基因序列。这3种方式都会导致原始生物体基因序列的变更，也许变更后的基因序列在自然界仍然存在，但一旦这种特定的基因序列与原始的生物体结合起来，就会使原始生物体具备某些新的特征。因而转基因植物不是一种天然的产物，也不是一种单纯的科学发现，而是“人类利用自己的技术和能力从现有的物质中创造出来的新发明，或者至少是某些人类利用其技术或能力的新方式……”，应当获得专利保护。

1.1新颖性

我国《专利法》第22条明确规定：“新颖性，是指在申请日以前没有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在国外公开使用过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也没有同样的发明或实用新型由他人向专利局提出过申请并且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中”。新颖性是获得专利最基本的条件。根据中国《专利法》对新颖性的定义，一项发明是否具有新颖性，与现有技术的内容有关。中国《专利法》所要求的新颖性是绝对新颖性。

在此所述的绝对新颖性要求，一般不会对植物的可专利性构成严重障碍。利用转基因技术，可以很容易地创造出带有某种新性状的转基因植物。如在美国，很少对转基因植物的新颖性提出反对意见。利用现代转基因技术，培育一种具有新性状植物，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植物并不困难。所以说，新颖性要求是很容易满足的。

1.2 创造性

根据中国《专利法》第22条第3款，创造性是指同申请日以前已有的技术相比，该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审查指南》中对发明的实质性特点，解释为发明对于现有技术、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非显而易见的；发明有显著的进步，是指发明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相比能够产生有益的技术效果。一般来说，我们以发明对该领域所做的技术贡献来判断创造性。

当审查员分析转基因植物发明所具有的一种新颖性质时，如颜色的改变、糖含量的增加,有可能发生因缺乏创造性驳回申请的情况。因为对一个普通的育种者来说,这些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即使这些新的表现型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育种者所用的遗传材料并不是为公众所知道的，那么利用该遗传材料而获得的新性状就不是显而易见的，那就可以认为利用这种遗传材料创造的转基因植物具有创造性。对创造性进行分析的另一个因素是，是否有经过他人的努力而未能取得被提出权利要求的表现型的尝试。如果一个育种者获得了他人试验过但没有成功的结果，那么就可以认为具有创造性。

对于新颖性和创造性，随着植物生物技术和分子生物学的迅猛发展，克服发明缺乏新颖性和创造性变得容易了。但是，当未来转基因技术发展到更高阶段时，把某一个特定的基因转到植物中制造出新的转基因植物没有什么难度时，再申请专利就会面临达不到创造性的问题。

1.3 实用性和可再现性

按照中国《专利法》第22条第3款的规定，实用性是指发明的客体必须能够在产业上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按照《审查指南》的解释，所谓产业，,包括工业、农业、林业、水产业、畜牧业等等。关于产业的解释实际上与《欧洲专利公约》的产业应用性的解释范围相当。

转基因植物的实用性，实际上是一个容易达到的要求。一种带有某种新型性状的转基因植物，如生产一种有用的化合物或具有抗虫性、观赏性等，都可以认为其具有实用性。在《审查指南》对实用性的解释里，还有再现性这一个重要的内容，尤其是在生物技术发明里面。能否重复专利申请中的技术是判断是否授权的一个重要标准。再现性，即技术方案的可重复性，是指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公开的技术内容，能够重复实施专利申请中为达到其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

对于用传统育种方法得到的植物品种，因为育种的结果是不可预测的，所以不具有再现性。那么对于转基因植物产品，一般来说不存在取得专利的再现。只要制造新的技术方案是非生物学的方法并且是可重复的，对这种制造产品的方法的专利保护就是可能的。现在看来，新的制造方法已经普及，转基因技术能被准确地描述，并可以被该技术领域里的技术人员重复实现。

当一项转基因植物发明的专利申请中含有产品权利要求和方法权利要求时，作为一个结果，如果其满足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并且技术方案可以得到重复实施，那么产品权利要求和方法权利要求可以被同时允许。

理论上讲，利用植物生物技术制造的某种转基因植物是可以重复的。制备片段以及载体、重组载体的技术可以明确，,假定说明书中公开充分并且可以使用，那么该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应该能制备出相应的和重组载体以备插入植物基因组中。在创造转基因植物过程中，导入外源遗传信息的阶段中不会出现技术问题，在外源基因导入到植物基因组后，会出现重组载体与植物基因组整合的位点不确定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构建的重组载体和植物基因组之间整合时产生的。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含有外源片段和强启动子的重组载体迅速进入植物细胞核，然后随机地整合到植物基因组的不同位点上，于是就形成了在每个被转入外源片段的植物细胞核中，片断插入的位点上是不同的。从基因组的水平上来看，由此发育而成的转基因植物个体就是各个不同的新植物。但是从整体的表现性状来看，它们又是一样的。即利用具体的解决方案，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可以获得相同表现型的转基因植物，但它们的基因组结构不一定是与发明者得到的相同。也就是说利用同一种方法，可以得到基因组水平不同的转基因植物。虽然得到的是一种带有相同外源但基因组结构不同的转基因植物，它们对外界的表现型仍然是相同的，即得到的是同样性状的植物，因此应该认为具有再现性。

2转基因作物专利的相关问题

（1）人类干预的水平问题。授予专利所要求的人类干预，并不要求发明直接控制导致产生最终生命体的所有自然过程，但需要有一个控制因素。也就是说，人类必须能够有效、明确地控制生命体的变化过程。此外，对于转基因作物而言，人类干预不能仅仅是将原始生物体的DN断或另外的DN断进行简单的排列、集合。转基因作物之所以可以商业化，是因为相对于现有生物体，它具有特有的优点，而其优点对于现有生物体而言就是产生了新的、具有吸引力的影响，而对于DN断的简单排列、集合是不可能取得这种效果的。人类对原始生物体的干预必须表现为对其DN断利用特殊的方法，有选择地进行创造性的重新组合。因此，判断转基因作物的人类干预水平，应注意判别人类的干预与生物体的自然反应过程相比较是否起着决定性作用。人类在干预过程中对于生物体的自然产生过程是否具备一个控制因素，另外，必须注意对生物体的DN断是否进行了有选择的创造性的重新组合，而不是简单的排列、集合。

（2）专利类型的选择问题。生物技术的发明一般分为两类，即产品发明或方法发明。对于转基因作物而言，选择何种类型的专利保护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对于生物体或生物物质适用产品专利与适用创造它们的方法专利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产品专利的保护性更强，无论产品是如何制造出来的都予以专利保护，而方法专利仅对采用该种方法获得的产品予以垄断权。然而，方法专利对于转基因作物发明的专利权人而言几乎是无效的，因为一旦经修饰或重组的基因序列被公开以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反向工程反推出无数种方法来得出相同的转基因作物产品。而且转基因作物不同于其他一般技术产品的发明，生物产品本身是有生命的，能够生长繁殖。其他人并不一定需要使用发明人的方法，而只要得到该发明的生物产品，即能大量繁殖出具有同样特性的生物个体，从而毫不费力就窃取了专利权人的劳动成果。从使用者的角度而言，关注的是转基因作物本身，而不是获得它的方法，因此对转基因作物适用方法专利显然是不合适的，选择产品专利才能有效地保护发明者的利益。

参考文献：

篇9

学生做好这一模块的题目，就需要从四个方面入手。即如何切入，何为重点，何为难点，如何改进。

关键词：基因工程；复习；切入点；重难点；改进和调整

中图分类号：G63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6）08-0005

在过去三年的江苏高考卷中连续出现了三道基因工程方面的题目，而且分值较高。这就不禁让笔者有理由推测明年的高考卷中势必还会出现这种类型的题目，所以笔者在复习这一模块时，特别总结了相关注意事项，并思考如何才能让学生理清思路、游刃有余地把这一模块的题做好。过去三年出的三道题目很类似，都是提供几种限制酶识别序列及切割位点图和转基因操作流程图，考查的重点问题都是限制酶对质粒和目的基因的识别与切割，以及切割后的重组问题，即目的基因的获取和表达、载体的构建。那么，我们的学生要想做好这种题目，还需要形成哪些方面的认识呢？笔者认为在复习时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以肺炎双球菌转化实验为复习的切入点

复习前先带学生重新认知该实验的过程，复习巩固生物之间的自然的基因转接过程。从学习角度分析，借助学生所熟知的原型，可以启发、引导以实现温故而知新。这个实验是一个很好的认知原型，让学生能够感悟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自然发生的重组DNA，那我们人为地也可以改变，即我们的基因工程。基因工程的操作程序主要包括四个步骤：目的基因的获取，基因的表达与载体的构建、将目的基因导入受体细胞、目的基因的检测与鉴定。其中，获取目的基因和基因表达与载体的构建是整个工程的核心技术。这一技术涉及许多知识点，如DNA的结构、DNA的复制、限制酶和DNA连接酶及DNA作用与特性、基因的表达、载体的结构组成和作用等。因此，命题者可以从多个角度考查学生对这一系列知识的整体掌握程度及相关的能力。前几年的题目都分别考查了不同的限制酶切割目的基因和质粒后可得到重组质粒的种类、目的基因导入质粒后对质粒结构和功能的影响、DNA水解酶、毒素蛋白与受体细胞中受体间的特异性结合、转基因植物栽培中降低害虫种群抗性基因频率增长速率的措施等问题。基因工程内容重要，基础性知识要求较高，涉及的知识和技术多，同一个问题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设置问题，笔者认为，教师在教学中、学生在学习中仍然要格外重视这部分内容。

二、基因工程是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内容

高中生物选修内容包括选修一《生物技术实践》、选修二《生物科学与社会》、选修三《现代生物科技专题》。其中，选修三选择了现代生物技术中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生活、生产和发展的四大工程：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胚胎工程、生态工程。由于基因工程是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内容，所以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在给学生复习的时候要特别重视基因工程的复习，但在复习方法上要侧重理论与原理，注重理解和应用，注重与必修内容、社会热点、生物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的联系，注重这些技术在农业、工业以及在医疗卫生事业上的应用，努力用已学的原理和技术去分析理解并解决其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复习的深度不宜过深，在操作技术上至少要求一般性了解，不宜过细。另外，微观的技术要注意采用模拟操作的方法加强理解，宏观的技术要尽可能走进工厂或研究所参观学习，加强直观理解，实在没有条件的学校，要想办法找一些视频或录像反复地观看。只有做到理解，才能达到真正掌握和应用。笔者认为，学生之所以一直感到这部分内容难，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这一学习过程，而是局限于看书和记忆。所以，我们在复习这部分内容时一定要将这个过程给他们补上。

三、对双基的掌握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复习的重难点

近几年的生物高考命题指导思想都强调以能力测试为指导，重点考查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整体掌握程度，力求引导中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这一指导思想通过近几年的高考实践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也就是要求学生全面掌握《生物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规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这种整体掌握不但体现在必修和选修上，还体现在要求考生能在相对简单的情境中综合运用进行分析、判断、推理和评价。这一指导思想表现在试题上为：知识覆盖率高，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重点内容、主干知识的考查出现频率高且相对稳定，试题的学科内、专题内和专题间综合性强。那么，像基因工程这么重要的知识在近三年高考题中连续出现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像遗传规律的应用、人类遗传系谱图的分析、免疫、生态等内容也是连年考，但设置的问题和考查的角度不完全相同。这一指导思想要求我们学生既应踏踏实实地、全面系统地、重点突出地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也要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知识，要能挖掘知识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在不同的情境中运用知识。

篇10

关键词：生物安全；风险社会；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供给与需求

Abstract:Theconcernsofbio-safetyarousedbythedevelopmentofmodernbio-technologyareasophisticatedsignintheprocessofindividualizationinindustrialsociety,which,whileindicatingthesupremacyofhigh-technology,warnsusofthelurkingofsomeunpredictablerisks:thetraditionalmodernizationmaybeledtothe“reflexivemodernization,”andthusa“risksociety”maybeimminent.Consequently,safetyofeco-system,health,andsocialethics&orderisinmoreurgentneedofattentionintheneweraoftech-revolution.Theruleof“balanceofinterests”intraditionallawneedstobereplacedbyanewinterestcoordinationmechanism.Whilemakingbio-safetylaws,itisrequiredthatsocialpublicinterestbeascertainedandprotectedinthecourseofmodernbio-technologydevelopmentsoastorealizethegenuineharmonyofmanandnature.Whilepeoplearewonderingabouttheoutcomesofmodernbio-technology,thetraditional“legalmarket”isnomorepeaceful.Therequirementsofbio-safetylegislationwilldisturbthebalanceoftraditionalsupply&demandoflawandultimatelyconducetotheenactmentofbio-safetylaws.

KeyWords:bio-safety;risksociety;publicsocialinterest;supply&demandoflaw

一、现代社会对生物安全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及其风险预设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and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1］。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1］。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风险社会理论本身作为一社会变迁理论而存在，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风险社会挑战既有工业社会的认知、发展基础与典范，并企图从此种就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灾难风险、自危急性来建构社会自我翻转、变迁的功能［2］。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3］

风险与工业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统一与连接，互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工业社会中个体化浪潮促使以个体权益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和张扬个人理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同时也正因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理性和权益的推崇，从而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企业的排污行为等。以个体利益促进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秩序范围，体现为建立以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主导当今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出现很多诸如经济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寻租、外部性、环境污染、生物技术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和秩序内容。按照Beck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理解，这种在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出现的实质不平等现象就是现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现代化在内容层次和范围层次上更加突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二）现代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

现代生物技术的繁荣与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4］。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社会经济利益，让人们仿佛看到了解决许多人类社会困境的希望之光，特别是看到了生物技术在解决人类社会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方面的优势和能力；另一方面现代生物技术也无法掩饰其内在和外在的负面效应，如在生物技术研究、发展以及产业化进程中无法保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无法保证生态安全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5］。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它给人类的社会结构、生活及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

1.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带来社会经济财富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生态系统安全，就是指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判断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6］。按照贝塔朗菲对系统的认识，系统决不是数的简单相加，相反则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它的整体性表现为时间维度上和空间维度上的内在稳定性、适应性、自我调整和内外环境的组织化。任何对系统本身的外在干预，都有可能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性。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是通过对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过程，转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所以这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和创制行为是对生物本身内在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一种干预，那么这种干预本身可能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缩短自然生成的过程，也会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内创制一种全新的物种，也可能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相互地影响，最终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改变甚至消灭一个已有的生态系统。

2.人类健康安全风险：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特别是在食品和粮食供应、疾病诊疗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生物技术的“双重性”特征仍然不排除人们对于技术本身隐含风险的担忧，尤其是在研究、试验、释放以及产品化过程中，生物技术对人类健康安全的潜在风险不能完全有效地被排除。这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生物技术对人类食物的影响进而引发食品安全问题；一是生物技术对生存环境的影响进而引发生活安全问题。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组为生物技术生产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国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学家ArpadPusztai就郑重警告人们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广的转基因食品（GMF），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风险；美国得克萨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内布拉斯加州一块约一英亩的田地里种植药用胰岛素转基因玉米，在收获中漏掉三株转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种植普通大豆时，结果使100万亩大豆受到药用转基因玉米的污染［7］。

3.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现代生物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还远不止于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健康等方面的潜在风险，任何改变人类物理循环状态、生育繁衍规律、人类社会关系的生物技术都将对人类社会秩序和伦理构成深远的影响。克隆技术、器官再造技术、杂交技术将科技的概念引入至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领域。

在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初期，很多现实性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问题已经开始展现我们面前，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买卖、代孕等已经将人体物化，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会根本改变人作为社会人的最为朴素的概念和意义，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将层出不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极可能造成新的社会伦理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8］。

（三）现代生物科技的反身性解决之道

风险社会理论一改传统社会理论对科技至上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崇尚和张扬，给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认识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模式，给我们对生物科技发展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为我们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其重要意义在于：（1）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2）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Beck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的传播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3）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Beck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9］。

二、生物安全立法之社会公益论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相较于物理领域的科技革命，此种革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或许还是极不寻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无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10］由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一方面追求个体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达到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规制。反身性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生物技术高度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成果，但同时生物安全的担忧和风险又凸显了现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据上文对现代反身性立法诉求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风险回避就必须在法制目标上通过立法径路予以完善。

对于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构成工业社会之规范基础的，以个体利益为内核民商事法律规范。虽然这种传统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就了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属性也给现代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构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确立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而转向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维护。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谓公共利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罗科斯·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他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带有明显地政治国家色彩，即将公共利益视为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府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11］；传统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构成共同体众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12］。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共利益在某种利益上讲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总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13］。当前对社会公益的不同见解主要仍可归因于思维的视角和切入点各异，即从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背景下对社会公益的认识程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更为主要地集中在对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在经济法语境下研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样包含国家的利益，因为它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基础上建构的法律秩序体系；对于环境法来说，特别是生物安全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应当走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范畴，而转向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基准，人类利益关怀以及生态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所以这是更为宽泛范畴内的公益性释解。鉴于此，生物安全的社会公益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从公益性的利益范围维度来考察，生物安全主体中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利益、人类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畴；（2）利益主体的广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须跳出传统以国家为界限的社会成员集合利益的藩篱，转而充分关注个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包括人类、国家以及生态系统（包括生物）等。狭隘的社会观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公共利益主体的理解囿于传统的社会理论观，但是正如学者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为社会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综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14］。从这点来看，利益主体同样也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联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以及对整个生态利益的关爱。而且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利益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上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将人类与生态系统完全分割开来，否则将不存在实质性的人类利益，抑或社会成员的集合利益和个体利益。

（一）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到环境中以及进行跨国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转基因生物的重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进而打乱了生物进化的历程；（2）改变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遭到破坏；（3）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界后，会不会使种植区周围生物受到危害，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4）重组微生物对某些化合物降解后产生的中间物或最终产物，有的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将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们会不会与细菌杂交，出现对人类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现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万年；（6）转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对人体有害蛋白或过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过蜜蜂采集进入蜂蜜中，最后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15］。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转变或修饰而对生物内部组成结构、生物特性、生物机能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根本性演变，进而影响该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将其新产生的某种基因特性释放到他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去，构成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并在时间的长度上修饰和更改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使得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生存环境和能量交换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对人的生存健康产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影响。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强调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风险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展开对其公益性的影响研究和对策研究，具体探讨生物安全公共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对策、制度构建、规范设定性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性研究两个方面。所谓生态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对任何以生态为单位的安全所构成风险的对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现为对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为核心的风险防范研究，从而确保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不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诠释，而是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内的，有关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种群的安全、生态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对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人类生活群体的健康安全、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以及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衡与安全。

（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会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与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资源就是生物多样性，或者简称为“生物资源”，也像任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样，具有它自身的特征价值，主要体现为有限性、稀缺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区域性、可变性和计量的困难性［8］262。所谓有限性是指生物资源是有边界条件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能无限地供给；所谓稀缺性是指由于人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资源本身的边界条件和有限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性；所谓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资源及其以生物多样性为骨架和主干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用途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资源搭配和能量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谓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衍性、自我恢复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显地边界特性，因此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谓区域性，是指生物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和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区域的水热条件、气候因素等，表现出突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在地理区域的共轭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异规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显著表征为异化现象［8］263；所谓可变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应的生态系统在开放的不平衡条件下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转移能量，在不断耗散的前提条件与进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在相对的临界平衡状态或混沌状态下不断地推陈出新，辩证地前进，其结果可能表现为生物资源的再生、恢复、扩张、萎缩、衰减、退化或消失等；所谓计量的困难性是指生物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条件参数的可变性决定了对其量化的困难性特征。

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社会公共利益属性重点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优良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两个方面：（1）生物多样性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人类的生命维持资源、生活资源、健康资源、财富资源等均来自生态环境，其多样性决定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任何多样性的丧失最终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创造优良生存环境需求的基本要素；从局部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涵养水源、巩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蚀和退化等；从全局看，它有利于维持地球表层的水循环和调节全球气候变化［16］，有利于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能量循环和守恒，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发展和质量保持将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削弱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时，法律的规制和救济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立法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社会共益性

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指原来天然存在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并没有某个物种存在，该物种借助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径和因素越过不能逾越的空间障碍而进入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给新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主要是通过自然的传播、人类携带、有意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生态系统危害和人类健康危害，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法学上“公共利益”的威胁与挑战。

在生态系统方面，外来物种入侵给其他物种造成广泛冲击，入侵物种通过适应性进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竞争中夺取必要的营养和生存空间，创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其他物种减少甚至灭绝；这种竞争一般称之为“似然竞争”（apparentcompetition），包括占据生态位的竞争和威胁本土物种生存；另外入侵物种还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过向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抑制或刺激临近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从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此外，入侵物种还会在物种遗传方面造成物种侵蚀，使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出现某些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就中国而言，我们国家遭受的外来物种入侵威胁主要体现在：（1）生物多样性丧失；（2）破坏景观生态的自然性与完整性；（3）竞争并占本地物种生态为，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空间；（4）危害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17］。

在人类健康方面，外来物种入侵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和要素，与其他物种之间长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系统环境，但外来物种的入侵给其他生物物种构成危害的同时，同样也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健康与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给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环境构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也在很大程度上侵占了人类的生活领地和居住范围，最近报道的红蚁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外来物种已经将原来居民的劳作场所侵占殆尽；第三，最为严重的是，外来物种群侵害会造成人类的疾病，使原来深藏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幽秘之处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报复或侵袭人类，如“第Ⅳ级病毒”，特别是1976年在扎伊尔、苏丹等地出现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恶劣的事例［17］132。除此以外，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种类也很多，如拟杆菌属和丝杆菌属感染；炭疽；鼠疫、沙门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过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护的公益性探讨来看，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对生态系统安全、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与一般的公益性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间增添了对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观的考虑，丰富了公共利益的内涵，从而为生态安全法的逻辑基础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积淀，也为其价值目标的确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三、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与需求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18］。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以市场的秉性和模式运行。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像市场一样的运行模式和理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变换统一。任何一种法律都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得以成为法律产品［19］，因为它也具有社会有用性和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法律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在市场产品属性上有别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现公共产品的特点。除此以外，法律市场在主体和效率方面与一般的经济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别和特性，法律市场的供给者主要为国家，其消费需求者体现为广大民众，法律市场的立法产品、执法产品、司法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都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因此享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垄断权；正是因为国家机关对法律市场的垄断才造就了法律市场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场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变其与经济市场在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上的统一性，即当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稳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多数需求时，亦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机关的统治意愿和利益时，法律的需求应然而生，国家为了继续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弥补法律供给之不足，通过立法等法律供给措施满足社会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给中，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及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技术、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法律的供给能力［19］207。

（一）供给需求理论的法律延伸

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的运作原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互补和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从而达成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的点上［20］。任何市场的非均衡态都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重新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永远处在均衡的此消彼长过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决定了相应供给的增加。

在非经济的法律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供给需求的均衡解。当法律的供给成一定的稳定态势时，即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法律市场的均衡将主要取决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决定了法律供给和法律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法律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和约束。

第一，法律市场均衡与法律需求。所谓的法律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场要素和运行规律所拟制出来的以法律作为交易客体和核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法律市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换趋势同样依赖于市场主体双方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因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所产生的类市场环境。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相对稳定的市场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场的均衡态就要求市场主体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相对均衡，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从而引发市场波动，通过供给增加或需求削减的方式再次达到均衡。就法律市场而言，国家或政府作为法律供给方，应当及时对市场的法律需求状态作出评估和回应，从而满足法律市场的要求，达到法律供给需求状态的均衡。法律的市场供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度约束、法律价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质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规范范围内，根据当前市场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差别比较，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等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增加或修订法律，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市场的需求。其中法律的价格因素客观地体现为拟供给法律的效用范围，如果其效用范围广，需求者的权益内容和范围会基于该法律的供给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或保护，从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围大于违法的潜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供给就成为必要。

第二，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与法律需求。所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需求主体对某种客体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该主体具有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样具有一般需求的内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机关法律活动的支付能力，执法、司法机关对立法活动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律市场主体对自身权益、集体权益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法律供给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律市场主体，特别是法律需求者对自身和集体权益保护的认识程度愈深，其相应的法律意识愈强，对能够更大范围内保障其权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给市场应运而生，从而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措施成为法律市场的必然。

第三，法律价值与法律需求。人们对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而法律的供给，仅仅是确立并实现法律的价值的过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给法律的价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过提供法律，通过提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来间接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法律的这种工具属性，表明了国家机关仅能供给中间产品——法律，而不能供给最终产品——正义、效率等法律的价值和社会目标。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探究立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法律供给能否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实现对法律需求的满足，确认、维护或保障应当保障的权益，防范或者遏制权益侵害、受损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立法的供给必须能够明确确定拟供给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立法宗旨，从价值目标上可以归顺法律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场利益与法律需求。市场运作的机理在于交易双方或供给双方的利益交换或互补，法律需求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种潜在利益的驱动，期望通过法律供给达到确认、维护和保障权益的目标。鉴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供给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意愿。当某一种利益目标变成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向，相应保护该种权益的法律规范的需求就应运而生，这种法律需求会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场均衡，从而引发了法律市场的非均衡态，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发展就依靠保障该群体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给与以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立法。

（二）生物安全法的供求逻辑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其供求逻辑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发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是一种非市场需求，而且是一种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体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种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从当前的法律结构体系和制度体系来看，该种利益期盼是无法予以满足的。

上述的制度经济学的立法阐释，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逻辑：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广泛。一般来说，法律需求的主体就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场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社会公众。生物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转基因安全风险、生物多样丧失风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等统一构成了生物安全法的风险体系和利益保护对象。在上述风险和利益保护的释解当中，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类世代延续的利益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主要体现为一般公众；基于对整体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又将体现为国家及其政府；基于对生态系统安全利益诉求的视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体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体观念，转而确认并保护动植物，乃至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现实的规范体系中得以体现，其潜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法律制度所建构的利益体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为“潜在利益”的存在，构成了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牵动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地在“需求—供给”中发展的运动模式。

从生物安全本身来看，安全的主体范围非常明确，一切可以归属为生物学中的生物范畴的主体都应当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体现，并由特定的“潜在利益”与之相对应。根据生物安全法律主体的广泛性，需要通过法律保护的“潜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国家政府的安全与稳定利益，一切生物体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间均衡利益，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利益。

3.现实法律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尚无法满足上述“潜在利益”。建立在传统法律理论体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难对生物安全利益提供应有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保护机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风险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科技的两面性和吊诡性只有在科学技术知识较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科技发展所隐含的生物安全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等作为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才真正上升为多数人的社会风险意识。风险是一个与利益相比对的概念，它意味着主体的某类利益正在或将要被侵蚀或剥夺，当一种风险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风险意识时，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必须在整体上予以采纳或建构。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规范体系，预设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知悉、可预见、可防范、可制裁的规范模式，从而加快了主体的立法诉求，也推动了权力机关的立法供给。其次，现有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之上，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很难突破对自然人或法律拟制主体的传统认知，相应地法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也很难突破传统之囿。然而，就生态系统而言，彰显人类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现代化正是成就当前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现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证了至高无上的人类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视性，也从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将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生态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规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规范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来看，生物安全法的利益谱系（包括人类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仍然任重道远。

工业文明，特别是以生物技术发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不确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学技术本身隐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原有的法律秩序体系框架内重新建立并发展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秩序体系。此外，生物安全法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分析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在于，生物安全的社会公共性强烈呼唤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构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将人类安全利益与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态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相互联结，在利益层面确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将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给的辩证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体系的均衡给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设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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