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概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齐鲁文化概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副刊作为报纸的文化阵地，在传播地域文化、打造媒体品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文齐鲁”是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自2007年3月30日起推出的一个特色板块，致力于传播齐鲁地域文化，所登载的大多是介绍山东各地的传统节日风俗、饮食习惯、名人轶事、历史变迁、民间艺术以及特色建筑等的文章。经过几年的发展，该栏目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特色。

为了深入细致地阐述“人文齐鲁”的地域文化传播特质，笔者搜集了“人文齐鲁”自创办以来所登载的文章以及相关资料，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其内容进行梳理和归纳，并按照历史文化、节日文化、饮食文化以及风物文化四个方面分别分析其传播特色。诚然，齐鲁文化的构成元素远不止这几个方面，之所以选择它们，一方面是综观“人文齐鲁”所刊登的文章，总体上是以介绍这几类文化元素为主，同时也因为它们有着鲜明的传播特色，可以作为创办地域性文化副刊的借鉴。

历史文化：寻找与时事的结合点

这里讲的历史文化，主要是指与山东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人文齐鲁”传播历史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与时事热点相结合，在时事新闻与本地区人文地理的结合点上挖掘历史，而这也与“人文齐鲁”开篇词中所言“寻觅的是过去，观照的是今日”相呼应。

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2008年8月，青岛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协办城市承办了帆船比赛，“人文齐鲁”刊登了《青岛栈桥——昔日的水上赛场》，介绍1933年第17届华北运动会游泳比赛在青岛栈桥举办时的情况，还刊登过追忆青岛第一体育场建成经过的文章，传递青岛体育文化，照映当时的奥运主题。

此外，“人文齐鲁”在传播地域历史文化方面还具有以下特点：

1.推出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专版

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日，“人文齐鲁”都会适时策划并推出相应的纪念专版或栏目，回顾当年事件中山东人所展现出的精神品格，传承和弘扬山东精神，激励读者。

例如，“人文齐鲁”于2012年5月初刊发了一组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 其中《93年前新华门前的哭声——中的山东请愿团》，记述了1919年爆发前后山东人民为捍卫国家和举行的一系列示威请愿活动，体现出山东人爱国爱民、不畏强权、勇于抗争的大无畏精神。

同年“九一八”纪念日，“人文齐鲁”以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1931年“九一八”之后，济南14所学校2500名学生大联合赴南京请愿的纪念文章，提醒读者勿忘国耻。在“刊前絮语”中，编辑还联系新闻热点，结合当时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保钓”斗争，奉劝读者深刻反思，理国。

2008年3月5日是总理诞辰110周年，2月27日出版的“人文齐鲁”即为纪念专版，选取《总理在青岛》《邓颖超泰安行》《、邓颖超的曲阜情结》等文章，生动反映了和邓颖超同志对山东的亲切关怀，记载了他们在齐鲁大地的足迹，表达了山东人民对总理的无限怀念和衷心爱戴之情。

2.结合热门电视剧话题，推出反映深层文化内涵的专题

2008年初，随着电视剧《闯关东》热播，“人文齐鲁”特别推出了“闯关东”专题，刊登了《浮海与陆行：山东人的闯关东之路》《2500万人闯关东》《“闯关东”：299年的移民史》等文章，通过对山东人“闯关东”的路线、人数、历史背景以及部分人物事迹的介绍，为读者解读了历史上真实的“闯关东”。其中有一段话讲山东人“闯关东”的原因：山东人“闯关东”除了经济原因外，与山东人的传统性格也有密切的关系。诚实、尚义、节俭、好客、粗犷、豪放，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山东人”。这是山东人“闯关东”的文化素质。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粗犷、豪放的传统性格使得山东人敢于“闯关东”；勤劳节俭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在东北获得生存的空间；诚实、尚义、好客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赢得他人的尊敬与信任。这段话十分精辟地描述了山东人的文化品格，在令读者产生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的同时，也鼓舞着他们像自己的祖先那样开拓进取，努力生活。

“人文齐鲁”在随后几期中还陆续刊登过几篇“闯关东”主题的稿件，其中有透过郑板桥笔下的《潍县竹枝词》解读清乾隆年间潍县百姓“闯关东”的文章，角度新颖，追根溯源，通过文学作品解读历史，既反映出报纸副刊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又开阔了读者的眼界。其他还有寻访《闯关东》主人公朱开山老家朱家峪的文章，以及作者讲述自己的祖辈闯关东的故事等，这些都作为电视剧的纵深与扩展，全方位、多角度地为读者还原了“闯关东”这一历史事件，有力地弘扬了齐鲁地域文化和山东精神，加深了读者对于地域历史文化的认知。

此外，在电视剧《牟氏庄园》以及《南下》等反映齐鲁地域文化的作品播出时，“人文齐鲁”也适时推出相关专题，为读者还原与解读其历史文化。

节日文化：展现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

节日，又被称为“时空以外的时空”，主要指的是民间传统的周期性的集体参与的事件与活动，具有很长的历史传承性。①人们常说，节日是传统文化的表演场，传统文化的很多方面都可以在节日当中找到自己的表现场所。人们为了庆祝节日，年年举办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而由于长期以来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受区域地理、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的人们的节庆习俗也不尽相同。山东各地庆祝节日的民俗活动是齐鲁地域文化的生动体现。

每逢岁时节日，“人文齐鲁”都会刊出文章介绍山东各地的过节习俗，以富有地方色彩的民俗体现地域文化特色，并且范围不仅限于春节、元宵节、清明、端午、中秋这样的传统节日，就连二月二、三月三、七夕、寒衣节、中元节、腊八等这些相对而言并不特别为人们所重视的节日，以及二十四节气等，在“人文齐鲁”的文章中也会有所涉及。

这些充满地域文化特色的节日习俗，有些如今只能留存在文章作者的记忆中。珍贵的文化资源，经由作者灵活细腻的笔触娓娓道来，一方面开阔了当代读者的眼界，另一方面也使读者有机会切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例如2011年端午节刊登的《老潍县分香面》一文，讲述的就是明清时潍县城里的药铺免费分香面，让女孩儿们做荷包的端午节习俗。如今这一传统虽已不复存在，读者仍可通过这篇文章的记载想象当时人们过节的场景。

“人文齐鲁”的文章在介绍岁时节日习俗时，还较多地穿民谣民谚，以凸显地方文化特色。其中有直接反映节日民俗的内容，例如《老济南忙大年的记忆》一文中就有一段作者家乡的民谣，将从小年到春节每天的主要事情做了通俗明了的概括总结。其他还有诸如“六月六，看谷秀，七月七，染豆蔻”“冬至饺子夏至面”“七月十五鬼开门”“九月九喝杂面”等体现岁时节日习俗的民谚。在介绍节气的文章中出现的大多是农谚，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是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例如与小雪、芒种、霜降、夏至、处暑等节气有关的天气谚语，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民谣和民谚在表达方面有着通俗凝炼、朗朗上口的优势，同时内容上又贴近生活，直白地呈现出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期待，令读者对于齐鲁大地的节日文化一目了然，印象深刻。

饮食文化：寓情于食，雅俗共赏

民间饮食指的是人们传统的饮食行为和习惯，主要包括食物本身，以及食物的属性、范围、制作过程和仪式、餐桌上的礼仪、节日和仪式食品，以及食物的名称、保存、禁忌等。②

在人类生活中，饮食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活动，而是包含着丰富社会意义的重要文化活动，它不仅可以维持人们的生命，解决人们的温饱，同时还是一种文化符号，反映着人们的性格特征、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

俗语说：民以食为天。山东各地的特色饮食不胜枚举，然而“人文齐鲁”介绍饮食文化的文章并不是纯粹为吃货介绍美食，文章不仅用简练通俗的语言叙述食物的制作方法，还饱含着作者对故乡和亲人的热爱与怀念，既充满浓郁的怀旧风情，又不忘观照当下和现实。

从内容上看，“人文齐鲁”传播饮食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寓情于食，以情动人。“寓情于食”中的“情”，主要是亲情与乡情。

以2012年4月12日“饮馔琐忆”中的《野菜情怀》为例，作者在介绍完野菜的吃法之后，又回忆了在时期自己吃野菜的经历，最后感慨道：“原来野菜的味道就是故乡的味道；我喜欢挖野菜、吃野菜，原来不单单是为了品尝野菜的清香，还因为心中始终装着那份难以割舍的浓浓的乡情。”又如《什香面》一文，作者开篇就说：“什香面是临清特有的一种美食，2007年曾被评为‘山东省名小吃’……临清是我的家乡，是我一直生活、工作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总觉得什香面最好吃，是天下第一等美食”，对家乡的赞美和自豪感溢于言表。

此外，在《端午节的南瓜水饺》、《香气诱人的鲁南黑咸菜》《夏天的山韭花酱》《隆冬一碗红汤面》等文章中，作者在介绍美食的同时，都流露出对故乡、亲人的眷恋和对旧日生活的感怀。

这些介绍齐鲁饮食文化的文章，或通过向读者讲述食物背后的亲情故事，以真挚朴素的情感打动读者，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令读者在了解美食之余收获感动，或抚今追昔，表达对旧时淳朴生活的怀念，让当代人在整日的奔波忙碌之后找到些许心灵慰藉，滋养他们的精神家园。

从表达方式来看，这类文章多为短篇或中篇散文，融叙事与抒情为一体，语言朴实，情感真挚，既传播了地域文化，又展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在用语上，文章注重兼顾不同的读者群，寻求雅与俗的平衡点，力求实现雅俗共赏，如《冬储大白菜》一文中就运用了不少口语：“要么有么”、“有些还是菜帮多菜心少的‘咣咣镲’”、“怕菜焐了烂了，还经常来回倒腾”……这些通俗口语的运用，使得文章更加接地气，也方便了本地读者的阅读。而《三更风雨采菱归》的作者则引经据典，引用《本草纲目》《红楼梦》等古籍中关于菱角的记载，以及历代诗人吟咏菱角的诗句，将饮食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中。

风物文化：讲述“凝固的历史”

“风物”是指一个地方特有的景物，此处既包括自然风光，也包括人文建筑。

“人文齐鲁”中写风物的文章，并非单纯介绍建筑艺术和描绘自然风光，而是将游记、风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与自身感悟相融合，记叙、描写与议论相结合，抚今追昔，就像一部“风物志”，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呈现中，展现齐鲁地方风物的历史变迁与文化魅力。

不少文章追本溯源，讲述了风物背后“凝固的历史”。以《赏不够的趵突泉》为例，作者在描写漱玉泉的景色时还提到了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与漱玉泉的渊源：“这个清可鉴人的漱玉泉，相传是宋代杰出女词人李清照对泉梳妆、赋词吟诗的地方。”在观赏濯缨池时又提到其名称的由来：“‘濯缨’取之于战国孟轲《孟子·离娄上》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一句。”随后还写到了古代典籍中对趵突泉的记载以及古代文人墨客对趵突泉的赞美诗句。作者对历史掌故和文学知识的引用，不仅使趵突泉的历史文化得到了生动呈现，也使泉城济南的文化魅力不言而喻，不证自明。倘若只是描写趵突泉的美景，天下美景多得是，也不差这一处，而其蕴含的齐鲁大地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才是独一无二的，是别的区域文化无法复制和超越的，这也正是写齐鲁风物的文章真正值得书写之处。

《济南贡院的变迁》则将贡院在清朝、民国时期以及解放后的发展历程做了大致介绍，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社会历史的变迁。《淄河边有座马鞍山》一文，作者旁征博引，介绍了历史上众多名人与淄河的渊源，展现了淄河地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并且讲述了时期马鞍山上的八路军将士英勇抗敌的动人事迹。文章最后作者故地重游，深切缅怀当年的抗日烈士，文章末尾的一段景物描写恰到好处地传达了作者当时的心境：“那次，从山上下来时，正是黄昏时分。在淄河边漫步，恰好看到硕大的太阳正被远处一座孤零零的山头遮住，绚烂的夕阳之光就从山周边透射过来，整座小山几乎成了金山。也许，这是一种巧合的象征吧。山脚下，缓缓流淌的淄河水被映得通红。”

作者们在描述风物时，还会穿插讲述一些与风物相关的历史故事或传说，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例如《章丘保留完好的唐代古刹》中有一段讲述“水母娘娘”来历的传说，为文中介绍的水母娘娘大殿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透过《公冶长书院及其传说》中公冶长懂鸟语的故事，读者可以对公冶长这个历史人物的为人略知一二；《吕后与地名的变更》一文围绕着单县境内因吕后而改名的两个地方，讲述了与吕后相关的历史故事，尽管其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单县作为吕后的故乡，也反映出其悠久的历史与文明。

读者阅读这些介绍风物的文章，在欣赏美妙的自然风光与宏伟的建筑之外，还可以从中了解相关的历史典故，感受到风物中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齐鲁风情。

结 语

“人文齐鲁”不仅在记录与传承齐鲁文化、提高当代读者的文化修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为受到新媒体冲击和新闻同质化困扰的处于发展“瓶颈期”的纸媒提供了有益启示。纸媒的专副刊充分利用差异化优势，实施本土化战略，增强地方报纸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挖掘身边的本土文化资源，反映当地民众的生活和思想，展现不同地域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拉近媒体与读者距离的同时，拉近了传统文化与读者的距离。这既是地方性报纸传播与弘扬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纸媒突破发展瓶颈、打造地域文化品牌的有效手段。

注释：

篇2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各个民族的相互交流、融合和发展，形成了我国各具特色、色彩斑斓和光辉灿烂的文化。音乐是文化的体现形式之一，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方式，体现着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文化特征。音乐教育的核心是审美教育，学校音乐教育应该继承、弘扬我国文化特征，以促进我国文化和教育发展的相得益彰。目前，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文化取向需要注重多样性、创新性和人本性等向度。

（一）传统性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化。中国的音乐历史也是源远流长。上世纪80年代，河南贾湖发现了骨笛，这证明了中国音乐历史可以追溯到8000年以前。在这8000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智慧能干的中华儿女创造了博大精深的音乐文化。无数先辈对音乐文化进行了探索与研究，并留下了不少让人佩服的音乐文化思想和成果。比如老子关于“大音希声”的哲理不仅对中国文化艺术影响深远，而且连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大师梅纽因都常常把德文版《老子》带在身边，作为自己生活指南。我国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所赞颂的《韶》乐，体现了当时的齐鲁文化，即“心平气和”、“清明在躬”等。而我国古代的庄子则倡导淳朴和实在之美，他体现的是湘楚文化，如他对“咸池之乐”的赞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些人物和思想是我国深厚社会历史与传统音乐文化的例证之一。如何挖掘、继承和弘扬我国漫漫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传统音乐文化，是目前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中必须思考和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中未能将中国传统文化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学校音乐教育往往是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固有的“知识宝藏”。结果是不少通过学校音乐教育的学生对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知之甚少，甚至有些音乐人连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名的或最有影响的一些音乐文化也不甚了解。著名音乐教育家黎英海先生曾经指出：“我们应该承认，在我们专业音乐教育和普通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至今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必须改变这种局面。”所以，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必须以继承、弘扬、创新我国传统文化为己任，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梳理和筛选，为学生提供优秀的积极的传统性音乐文化。这是我国音乐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文化弘扬的需要。

（二）多元性100多年来，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变革，我国音乐教育经历了巨大而具有历史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音乐教育文化建设受到了不少的波折，音乐教育中不论是教育方法还是教育观念，曾对文化的重视都显得不够，这也体现了我国音乐教育文化受到的损害。著名的音乐教育家管建华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的音乐教育观念及课程建设还没有完全走出20世纪上半叶殖民的阴影，也没有完全消除半殖民对中国部分音乐家在认识论和文化心灵上的浸染。”不可否认，我国的音乐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我国学校应该有足够信心和充分资源建构我国音乐教育的文化。我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每个民族的音乐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光辉灿烂且特色各异的民族文化应该成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文化取向。而且，我国地域广阔，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也在中华大地上相互交流、融合与相互促进，形成了我国和谐共生的多元性文化特征。因此，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文化取向的首要向度应该是多元性。事实上，学校音乐教育的多元文化取向已经是国际社会的普遍选择，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早已是世界各国的文化取向。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多元文化的典型体现，其学校音乐教育的多元文化取向非常突出。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得到了蓬勃发展，国际音乐课程、多元文化音乐课程等在美国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得到了设置，不少大学甚至将是否开设了多元文化音乐课程作为考查学校艺术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在如今的美国音乐教育中，多元性的文化特征体现得非常明显。比如，奥尔夫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达尔克罗斯教学法、综合音乐感教学法等就属于比较主要的教学模式。这些教学模式各有特色，但又相互交融混合，相映成辉，让美国中小学音乐教育这片土地上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景象，也促使其中小学音乐教育显得生机勃勃。我国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域，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着56个各具文化特色的民族，各个地域和各个民族以及各个时代的音乐文化交相辉映，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多元性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充足的资源。

（三）人文性人文，其实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辞海》的解释是：“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从文艺复兴的角度看，人文则主要是重视人的文化。我们平常所讲的人文精神、人文教育或人文思想等词汇中的“人文”，主要是指人类文化中那些先进的、优秀的或积极的文化。这些人文的核心应该是价值观，其主要内容是先进的规范，尤其是优秀的法律和制度规范。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应当体现人文性的文化取向。音乐在学校教育中有其独特的功能和效应，音乐通过让人舒心的方式陶冶人的情操、感染人的灵魂、影响人的认知。当今世界，人文性已经成为诸多发达国家音乐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比如，西欧强国德国，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经将音乐教育的目标从重“艺术作品”转向了重“文化中的音乐”。而当今世界音乐文化的繁荣之地美国在音乐教育基础中所强调的六个方面也是将音乐作为文化来定位的。众所周知，音乐教育的对象是人。卡尔•奥尔夫指出，音乐教育是人的教育。音乐教育的人文性首要的就是要做到以人为本。在当今社会，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目的之一就是应为培养和提高国民素质。音乐教育家赫伯特•齐佩尔曾说：“学习音乐不仅是为了艺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训练头脑，发展身心，在这方面，音乐是非常重要的。”音乐教育的育人特性决定了它的教育目标，那就是以人为本，培养有修养、讲道德、有创造力、个性特征明显的个人。中国讲教育的目的是“止于至善”。《礼记•大学》篇中第一句话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说得十分透彻，教育的目的不是止于知识、智慧，而是止于至善。所以教育包括音乐教育首先要重视道德教育，提高道德水平，因为成人是成才的基础，而人只有经过教育才能成为人（康德语）。艺术教育本身应该体现人的全面发展体现它对人的生命整体的尊重。优秀的音乐是人的高尚品德、美好心灵必需的营养剂，应当为人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别是教学法应积极鼓励学生在自我探索和创造中学习音乐，这将能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激发了学生创造性思维，也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文化取向的实现路径

为实现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文化取向的向度目标，我们需要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现实路径。毫无疑问，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文化取向的实现路径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路径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建立一支文化意识强烈的音乐教师队伍。有什么样的老师，才能有什么样的学生。很难想象缺乏文化意识或不具备文化素养的音乐老师能够培养出有文化素养的学生。建立有文化素养的学校音乐教师队伍，应当从音乐教师教育中开始做起，特别是职前也就是高校音乐教师教育做起。因为目前高校音乐教师教育这方面的情况不容乐观。高校音乐教师教育“更多的是注重专业技能课的训练，而民族音乐、音乐美学、艺术概论等方面的理论课的开设情况不尽如人意，同时这方面的师资也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甚至连许多高师音乐系（科）的老师自己对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也知之甚少。”可见，具有文化素养的音乐师资培养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建立一支文化意识强烈、文化素养较高的音乐教师队伍，需要注重前述三个文化取向的向度，即培养出来的教师应当是熟悉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多元文化视野和具有人文情怀。其次，要编写一套文化味道浓郁的音乐教育配套教材。在这一系列的教材中，除了应该有专门的中国传统文化类、多元文化类教材和人文读本，如中国音乐文化史、民族音乐概论、多元文化音乐、音乐美学等，还应当在各类操作性音乐教材中贯穿、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在视唱练耳、钢琴、声乐、乐理、和声等教材中加入我国传统文化、人文修养及多元文化的要素。同时，在教材编写过程中，还可以广泛融入我国那些历史悠久且地域特色浓郁地方音乐特色文化和音乐资源。各地的民歌，比如四川自贡的盐工号子等就是很好的例子。还有如北京的京剧、京韵大鼓、单弦，山西的梆子，内蒙古的长调、二人台，天津的时调，东北的吉剧、评剧、二人转，山东的琴书、吕剧，福州的闽剧，苏州的昆剧、评弹，江苏的江南丝竹，浙江的越剧，福建泉州的南音，安徽的凤阳花鼓，江苏的扬州花鼓，广东的粤剧，广西的文场，河南的坠子，四川的川剧、清音，新疆的十二木卡姆，陕西的鼓乐、秦腔及各少数民族音乐等，都可以成为当地音乐教师教育教材体系的一部分。最后，要创造一个适宜于音乐文化发展的教育环境。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的发展离不开家庭、社会以及媒体、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因为音乐教育是一种非常注重技能训练的教育类别，在当今社会的大环境下，部分民众对学校音乐教育效果的评价带有功利性和世俗性。要发展学校音乐教育的文化元素，就需要在全社会尽量营造一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多元文化和注重人文情怀的良好氛围。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体，要对民众进行正面的引导和宣传，多播放、打造健康积极、优秀的音乐文化节目，为学校音乐教育的文化取向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三、结语

篇3

关键词：音乐考古；古代乐器；安徽音乐史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1.016

作为人类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现在行政区划版图下安徽省曾在和县发现了距今24-28万年前的直立人化石[1]、在巢县发现了距今16-2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化石。而作为文明的起源，在全省各地已发现40余处距今8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400余处距今4-8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特别是凌家滩遗址已经说明了5千年前安徽地域已经出现了金字塔式的阶层结构的社会制度，近日考古发现在蒙城的尉迟寺遗址发现了“中国原始第一村”用红烧土架构的“丰”字型房屋主体结构引起了极大关注[2]，其遗存器物上已见用于祭礼的刻画形象，可见早期艺术活动的遗迹。而文献记载的夏禹在安徽也留下了乐音踪迹，其妻涂山氏之女所唱的《候人兮猗》被认为是见存最早的中国民歌。据文献所载，主要活动在六安、历经舜禹两代的皋陶为发明吹管乐器籥的鼻祖。由此可见，安徽远古时期曾经有丰富的音乐艺术活动史实。本文拟就其先秦时期的出土乐器进行宏观研究。

一、安徽音乐考古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笔者曾于2009年7月开始对安徽省内比较重要的市县级博物馆进行调查，现就调查的现状进行简要述评。

从考古遗迹的规格看，先秦遗迹不仅数量众多，且级别较高，不乏六安王墓、蔡侯墓、楚王墓等吸引世人广泛关注的特大考古发现。据统计，安徽至今已发现4千余处考古遗址，特别是1933年王湘、李景聃主持挖掘的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及其对周边地区的考古勘查，1955年发掘的寿县及淮南地区的蔡侯墓，60年代在舒城凤凰嘴发掘的春秋墓葬青铜器，90年代在淮北地区发掘的汉代墓葬群[3]并对汉画像艺术中的音乐艺术进行勘查，新世纪以来的发掘更多，如2006年在六安市发掘的六安王墓、2008年对蚌埠双墩一号春秋楚墓等。

从出土的乐器发现成果来看，安徽省考古颇为丰富。从远古至明清，安徽在南北文化的冲击中始终处于音乐文化的重要活动区，出土的青铜器属于商周时期的钟鼓之乐。淮河流域是商周青铜器出土较多的地区，如：蔡侯申墓中出土了大批风格新颖的青铜乐钟、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中出土的非常典型的春秋形制的钟磬等乐器；出土的画像石所反映的两汉时期房中之乐在该地区的历史踪迹，其中如“滩溪古城汉画像石墓”、“宿州九女坟画像石墓”等展示“百戏”、“宴乐出行”音乐活动中所见的乐器；魏晋时期的考古发现要首推马鞍山东吴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朱然墓，它是已发现的三国吴墓中等级最高的墓葬，也是六朝考古的重要发现，其中的漆器上展示了其时的乐器及使用盛况；隋墓包括合肥的开皇六年伏彼将军墓、唐墓有合肥的开成五年墓；宋代的考古发掘有包拯家族墓、马绍庭夫妇墓、朱晞颜夫妇墓等；元、明时期比较重要的墓葬，有安庆元代范文虎夫妇墓、六安篙寮岩元墓、滩溪临涣元墓以及蚌埠明汤和墓、凤阳明严端玉墓、款县仪表厂明墓、明光明陇西恭献王李贞墓等。

从考古乐器分布来看，安徽的出土乐器分布以淮河流域墓葬中所见为多，除了出土的乐器占多数外，还出现较多成套或大型的。与此相对，江淮以南及江南出土的乐器规模则略显小制，数量少，看不出成套的编制。这显示出淮河与长江文化的不同特点，前者受周楚文化的影响较重，在先秦时期重视礼乐之器的发展；而后者受吴越文化的影响较重，风格更为内敛，即使是礼乐重器如钟、鼓，也以自己的风格对周楚之器进行较大的变异。就出土的乐器在全国所产生的影响或学术地位而言，安徽秦汉之前墓葬中的乐器较为突出，且分布较广，显示了其时的艺术成就。其中在以寿县为楚文化中心的淮河流域，蚌埠双墩一号墓中的春秋成套钟磬，寿县蔡侯申钟，蔡侯产墓、朱家集、李三孤堆等楚墓中的礼乐重器，这些乐器的编制、形制及器上的饕餮纹饰等，在同类出土乐器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南方受东南文化影响的镛钟等，已出现与中原镛饰不同的反差较大的变体，留下了百越民族音乐文化影响的元素[4]。

从当前的音乐考古研究现状来看，安徽与兄弟省区相比还较薄弱，与其宏富的考古成就不相对应，“音乐文物大系-安徽卷”的整理出版还未最后完工，对出土乐器的研究尚属浅层次阶段，至今未见专文研究，某些顺带涉及的出土乐器的研究文论还处于发掘报告时的材料呈示阶段。虽近年来随着文化建构的完善与丰富而使这一状况有所改观，但由于文博部门与音乐学研究者之间阻隔较重，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未成气候！已有的成果多属文博部门的基础研究，如：对蔡侯墓出土器物的铭文进行校释[5]、对安徽出土青铜器进行辑录[6]、对淮北画像石进行集释[7]等，但也有李纯一等部分音乐学者对蔡侯墓乐器如编钟进行了测音研究[8]。这些研究相对于文物大省的安徽来说还很不够，对乐器的研究更值得拓展。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安徽省各级文博部门大都已实现了现代数字化的新文物基础硬件建设，除了场馆硬件设施今非昔比外，文物的保护与陈设也趋于完善。这些状况对宣传文物的历史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为音乐文物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条件。但博物馆技术人员多缺失音乐领域的研究经历与意识，出土乐器的保存待遇或条件较之于其它造型奇特外饰精美类的器物来说要差，这种现状对乐器的破坏自然要严重。因此，针对安徽出土乐器的研究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还有着乐器保护的紧迫现实意义。

二、从出土乐器看安徽先秦音乐的历史发展

出土乐器作为远古音乐踪迹的直接反映者有助于弥补音乐文献不足留下的空白，对于安徽这样的并非中原腹地的音乐历史踪迹的认识更需要借助出土乐器的媒介。因此，从出土乐器考察安徽先秦音乐历史的轨迹不可或缺。

从宏观上看，安徽的出土乐器与同区其它考古器物特征相似，呈现出“两头硬，中间软”的时期特点[9]，即秦汉之前和明清之际的出土乐器较多，而中古伎乐时期中的出土乐器较少，尤其以商周青铜乐器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10]。而得益于明清戏曲音乐的发展，在安徽出土的各类与戏曲有关的乐器文物相对较多，如古戏台、漆器、木雕等反映戏曲演出文物中的乐器。而中古时期如汉唐时代的出土乐器很少，但从汉代较多的画像石中可提供乐器踪迹，如建鼓奏乐图、鼓乐舞等。下面拟就安徽出土乐器做一番历史的梳理，以为进一步研究作铺垫。

远古夏商时期，安徽考古所见的乐器有打击乐器如摇响器、“磬”、“石鼓”、“钟”类乐器、吹管乐器“籥”和“埙”等，这一出土状况与全国的情况相似。如：肥西出土的商代铜铃，庙等地出土夏代的枣核形三孔陶埙[11]和摇响器[12]等。其中“籥”虽未见出土，但其传说的创始人皋陶曾在安徽六安古国长期活动，其中古龠的吹奏法在江淮之地的民间一直存留，民间称之为“筹”。石制乐器多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所见。

从西周伊始，考古所见乐器增多，可知这时期内的文化较为繁荣，考古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主要四处：嘉山县泊岗（1953）、潜山城郊（1973）、肥西红为乡（1971）、屯溪机场（1959）。其中潜山出土的镛，口向上植甬于座，通高和铣宽为41厘米，通体简洁的兽面纹以阳线条出之，双目突出，衬填以小圈纹，造型与纹饰均很奇特[13]！其它乐器还有庐江出土的西周铜镛、屯溪西周墓葬中出土的方铎、霍山县叶集乡贯山村的甬钟等。其中，屯溪出土的“五柱形”青铜器为中原地区所仅见[14]。西周末，安徽散布有淮夷诸邦小国如英、六、桐、蓼、焦、向、徐、舒、巢等，他们先后沦为楚属，所以，其乐器纹饰与楚器相近。

东周时期，安徽处于楚、吴、越等大国的辖治之下，其中楚国的东扩使安徽地区长期处于其统治之下，尤其是于公元前241年定都“郢”（今寿县）直至公元前223年亡，期间跨时19年。1962年4月，宿县许村芦古城孜出土的春秋“无者俞”青铜乐器和钲，其中“无者俞”置于“钲”内，又因器上的33字的铭文中有两较难辨识的“铫铎”，可视为像“铜钲”与鼓类的“鼗鼓”一样属于同类别名。1955年5月在寿县城西发掘的“蔡侯申墓”出土有青铜器486件，其中有完整一套的编钟、编镈及钲、錞于、钮钟、甬钟等，还有钮钟、甬钟残片若干，编钟、镈等器体上铸刻有铭文[15]。钟体标准，纹饰精细繁缛，以动物和莲瓣形图像为附饰，成套分组明确，乐器用途明确，铭文排列整齐对称，字体修长，颇富装饰意味（见图1）。1959年12月，在淮南蔡家岗赵家孤堆发掘的“蔡侯产墓”也有青铜器物75件，中有乐钟若干，但由于盗掘严重，不能窥其全貌，为春秋晚期乐钟形制。1933年由王湘等主持发掘的寿县朱家集楚王墓中出土有大量青铜礼器，但由于盗掘严重，未发现乐钟而出现大量兵器。张正明认为，是时势的转变而使楚王顾不上制礼作乐了[16]。

在南方诸地还有其它春秋乐器出土：舒城出土的春秋铜钟和青铜建鼓座、皖南青阳出土的编钟等。其中舒城出土的铜鼓架直径约1米，盘龙于其上，雕饰精美，大型的鼓架显示出所架之鼓的“巨制”，可以想见其鼓及其所组成的乐队的“壮美”[17]，反映出当时乐舞场面的豪华、盛大。

近年来，安徽考古发现古墓葬中又有乐器出土，如：2008年蚌埠双墩一号墓这座奇特的超级大墓，为春秋时期较典型的特征。墓中出土的9个编钟上均有铭文，每个钟的正面都刻有“惟（唯）王正月初吉丁亥童丽君柏作其行钟童丽金”19个字，根据历史文献，“童丽”即“钟离”，这显示墓葬主人是春秋时期钟离国国君——柏。同墓出土的还有编磬、鼓等礼乐重器（见图2），编制符合于《周礼》中所规定的诸侯国君的“轩悬”的典制规模。编钟均为纽钟，背面正部、舞部、篆部和鼓部均有纹饰，枚和纽为素面，纹饰似为变化的蟠虺纹。编磬12件，分为两组，均为少见的龙首形，体形弯曲，脊中部有系索孔[18]。

在安徽南方地区，商周时期出土的乐器还有宣城[19]、潜山[20]、庐江[21]等地的镛钟和六安等地的楚乐钟[22]。安徽江南是古代重要的古铜矿区之一，可知青铜乐钟运用分布较广，但大型编制者少见。秦以后，安徽地域出土的青铜乐器减少。安徽北部地区出土的画像石中保存了大量的汉魏乐器情况。受到中原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及其他外域文化的影响，故形成了既具有各自地域性不同特色，又具有秦汉以来大一统体制下所形成的相同或相近风格的、多元交织的文化特征。[23]

从安徽出土的远古时期乐器可见，宏观上，它分布范围广、历史跨度长，遍及远古先秦各时期。在微观上，首先表出以青铜乐器为主的特征，显示了器物主的喜好和文化的选择，这也和当时诸侯小国受周楚等高文化影响有关；其次在分布上，表现出“以点为中心做扇状延散”的特点，集中点在江淮之间北部，沿淮河流域向南呈扇形散布；再次从形制上可以看出这些出土乐器的规范化的历史发展，所见的青铜乐器多形制规范，所反映的规范是成熟时期的乐钟形态；其它乐器如编磬，从句倨比例看符合《考工记》中所言及的标准范式。从中可以看出安徽所出乐器多吸收了当时成熟乐器制造规范，可以看出是对当时“高文化”（如周、楚文化）的借鉴与消化。安徽音乐的发展有其自身地域的文化选择，但从远古到秦帝国的建立，安徽地域内的诸侯小国一直受到周、楚、吴、越等多种文化的影响，在乐器上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了这些影响的历史踪迹和地域特点。

三、安徽出土乐器的特点及文化功能

1.从乐器出土现状看其音乐形态特点

古皖领地中出土的多套编钟，音律较为齐全，架悬完整，反映出诸侯小国乐舞的盛行，如闻名全国的蔡侯钟，为古皖文化风格展示出个性色彩。周代的安徽地域楚文化占有中心地位，其遗风在汉代的画像石中还有遗存[24]。甚至有人认为青铜器制作技术也在汉画像石中得到了艺术的延续，其纹饰、形制造型、构图及对音乐生活的真实反映等，使商周青铜乐舞文化在转型之后的汉代得到发展[25]，安徽淮北的画像石上所描绘的钟鼓乐舞画像也是例证。安徽作为江南青铜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有着较多的遗迹[26]，其风格纹饰造型又与中原有异，蕴含有自身的意义和相互演变的逻辑规律[27]。

从出土的安徽远古乐器的历史发展来看，它们从早期形制简单的摇响器到饰有繁复纹饰的青铜乐钟，期间逐渐演变。出现有青铜乐器早期形态的铃，还有镛和纽钟等青铜乐钟。乐钟经过编镛在音列上的艺术实践过渡，出现了编钟的标准形制。寿县蔡侯墓中出土的编钟和蚌埠双墩一号墓编钟，虽然编制大小有异，但钟体均为乐钟成熟期的合瓦体，在理论上可知能产生两个音，但由于残损较严重，测音数据不全，还无法推研其音高及其编列的明确关系，是否如曾侯乙编钟上的三度关系还不得知。但历史上出现二度、四度、五度甚至七度的合瓦体也是有的，若知道这些测音数据就可大致知道它们处在乐钟发展的哪个阶段。但从纹饰上看，蔡侯钟造型更为成熟，乐钟铭文标识其专名用途且排列整齐，从精美的工艺和铭文字体等方面，它是春秋晚期乐钟的形制。蔡侯钟虽非楚国艺术品，它同期的楚钟相似，反映出它与楚国、吴国及周朝文化的融合。

从乐器的铭文上看，安徽出土的乐器部分有铭文，但这些铭文大都记载与物主有关的事，如：宿县出土的钲用8行共33字记载了“无者俞”及器物名称方面的内容，从字迹刻痕模糊难辨来看，其铸造技术还较粗糙；蔡侯申钟的铭文以小篆为书体，字数较多，所述除了器物主有关的历史事实外，还记述了蔡与吴、楚国间的关系等内容，没有出现象曾侯乙编钟那样的乐律铭文；蚌埠双墩一号墓编钟上的19字铭文简要记载了器物主身份，也无与音乐本身有关的内容。由此可见，乐器铭文不注重它的音乐实践作用，而注重乐器的礼仪功能作用，其主要目的为彰显器物主身份地位之用。

从乐器的组合关系看，从庙同墓所出的摇响器与三孔陶埙的组合，到近年来的蚌埠双墩墓钟磬之乐的组合，其间还有宿县许村芦古城址的錞于与“无者俞”钲的组合。由此可以看出这些乐器有实用之器的迹象，而蚌埠双墩磬体上有悬挂敲击的痕迹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猜测。但居于南方的青铜乐器则未必了，如潜山、宣城、庐江出土的镛和黄山出土的甬，它们多属单件出土，未见同墓所出的其它乐器，器上的敲击痕和手握柄之磨痕均未见，可见它们主要是作为礼器之用的。

2.从乐器流布看器物的文化背景

安徽出土的远古乐器以淮河流域为主，淮夷文化及南淮夷文化作为西周时期重要的地方势力一直受到周王室的重视，周厉王时为征服该地及其对这些地方的物资进行控制曾多次进行战争，宿县出土的料青铜器铭文中记载有此类事件[28]。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淮夷地区的诸侯小国更多，他们为效法周王室享乐的形式而享用钟鼓之乐，反映出他们对文化自主意识的要求，侧面反映出周王室及诸侯大国文化影响力的下降。除了前述的几处青铜乐器遗址外，还有寿县枸杞乡春秋遗址、六安孙家岗遗址、舒城龙舒遗址宿县许村遗址等。

而淮北地区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大，其追求青铜礼乐文化的气势相对小些，所见出土的大型青铜乐器很少，而以陶类乐器或自然材质的乐器为主。南方地区由于很早就开采有铜矿，他们生产青铜乐器的资源和能力长于北方地区，但所见出土青铜乐器也很少，主要这一地区受百越文化的影响较大，陪葬品中的乐器很少。

3.从乐器的纹饰看其文化归属问题

安徽境内发现有300余处古文化遗址，分布有四种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大汶口、龙山、印纹陶和红陶文化，在商代卜辞、周代金文和历史文献中记载有“淮”、“淮夷”、“南淮夷”、“荆楚”等，可以看出“淮夷”与殷人的文化融合[29]。

从文化地理学上看，安徽可分为淮北、江淮之间和江南三个区域。北方地区的阜南润河、肥西馆驿所处青铜器花纹精细，前者的铜龙虎尊饕餮纹饰与郑州白家庄的商饕餮纹相似，与殷墟文化一期相当[30]，这是淮河北部造型艺术的实证。而江南的同类型纹饰又显示出地方特色，潜山大镛的简洁兽面纹以阳线为主，衬填以小圈纹，与中原纹饰不同。春秋早期的青铜纹饰可举六安孙家岗遗址，蟠虺纹加蝉纹已在殷周时期的饕餮纹基础上有很大发展。

从时间先后看，西周时期的屯溪的“五柱形钟”有几何印纹陶纹饰，可知它们承袭了殷人文化，其器上的饕餮纹图案显示了中原同时期的特点。春秋晚期的青铜纹饰可举蔡侯墓，花纹精细繁缛，多饰于表面，装饰趣味极突出。战国早期，安徽主要地区逐渐被楚国所辖制，而吴越也相继融合而入，其纹饰出现较多的多元文化印迹，六安小陈庄、阜南三塔及寿县朱家集等遗址，其青铜纹饰中花纹相互对称，造型与图案追求生动与可爱，其中朱家集礼器上的花纹纤细繁缛，它和舒城秦桥遗址中的花纹生动流畅相似，可视为战国晚期纹饰。

由上可见，安徽境内先秦出土乐器的纹饰多以“高文化”为模仿对象，但也依据自己的喜好出现一些发展。从纹饰的时间发展上看，早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为主，殷墟和西周文化是其早期主要文化依附对象。东周开始，安徽境内分别多个诸侯国辖制，有时甚至多国同时控制。这时的纹饰又表现出多元文化影响的特点，既有中原文化的粗犷奔放之美，以阳刻粗线为多；又有吴越南方文化纤细灵秀之俊，纤细流畅的线条和繁缛装饰的趣味并存。

4.乐器显示出的社会功能

乐器的功能意义主要表现在祭祀和礼乐方面。祭祀的功能在同墓所出其它礼器上就可见证，如：蔡侯墓所出编钟与大量的各式样的鼎、尊、方鉴等共计有青铜器近五百件。这种有乐器的常伴随鼎、豆、壶、盘等祭祀礼器一起出现，这一出土情况在安徽墓葬中属于普遍情况，这也与中原地区乐器出土状况相似。关于礼乐的功能，可从以下几点表现出来：其一是乐器本身所表现出的情况，如乐器出土时常以组合的形式伴随着相关娱乐性物品出土；其二是乐器的铭文所透射出的社会背景及文化情况，蔡侯墓及宿县蚌埠双墩墓的乐器上都用铭文反复注明物主人的身份及其相关人物关系，这表明器物主所着意透露的礼乐制度的潜在习惯；三是乐器本身的形制、纹饰等所反映出的信息，或生动流畅的线条、或俊美粗犷的阳线、或繁缛怪异的图案等，这些纹饰都说明器物不只在于演奏，更在于观赏的视觉美感，而造型的千奇百怪更能说明此器物的视觉娱乐功能。

四、结 语

安徽远古出土乐器的音乐学价值兼及作用于高校教学的应用前景探讨。

安徽出土的远古乐器在全国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不仅表现在出土的数量，还表现在体现在乐器的形制特点上。从乐器发掘的历史进程看，它在不同时期都有代表性乐器出土，每次出土都给学术界以震动，这种影响力是安徽先民基于传统音乐艺术的再发展所赋予的，它们融入了本地人审美需求的再创造使安徽的远古出土乐器有了别样的形态特点；从乐器的文化特点来看，安徽出土的远古乐器和全国同期乐器一样，承载着时代的文化烙印，从远古夏商到殷周，文化的意义左右着安徽出土乐器的文化物化形态；而从乐器的功能意义上来说，祭祀和礼乐是两个彼此矛盾而又相互依存的方面，祭祀使乐器获得了更新发展的物资基础，促使器物主（多是统治者）为彰显身份地位而着力于乐器的铸造，甚至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求发展或变革，彰显个性美，安徽所出之乐器上均见有代表个性化发展的形制与纹饰；而礼乐功能不仅在满足于宫廷更官方宴乐礼仪，还在于满足自己的闲暇娱乐，这在礼崩乐坏的东周列国时代逐渐加剧，而这也恰恰可以刺激乐器的改进，并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差异加入器物主的艺术旨趣。安徽远古出土乐器有着地域文化特点，它们在先秦青铜钟鼓乐时代特色的基础上，发展了属于安徽地域特色的多种文化色彩汇聚区的乐器，这表现在乐器的编制、外形纹饰、形制与音列等方面，还表现在乐器的潜在的文化趣味上，如对生活情景的或雅致或质朴的追求，对礼仪排场的外在张扬等。

安徽省高校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不像某些音乐文物强省那样有自己专属的教材或教辅，也就无法轻易地将安徽本土音乐融入课堂教学之中。但安徽出土乐器是培养安徽音乐专业学生基础理论知识和历史文化素养必不可少的教学资源，如何融入现行专业教学之中，是高校教学是值得思考课题。笔者通过教学实践的检验，有以下诸法感觉尚可，写来向同行求教。其一，可以将这些乐器考古学成果通过专题讲座的形式予以推广，通过集中而利于纵深学术探研特点的讲座，可以不拘泥于课堂普及知识的限制，采用讲座与讨论相结合的形式，使学生切实地参与到地方音乐史的认识中来，以直观的成果吸引学生的兴趣。其二，将这些研究成果以课外读物的形式与学生进行交流。这种形式的弊端是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理解这些内容时有相关理论知识盲点的困难，由此可能会怯于阅读。但好处是它可以大范围传播安徽地方音乐考古成果。对此，可将这些成果的教学资料编写的浅显易懂些，并可将这种形式以逐层深入的方式推进，免得学生全部接收时因难解而出现畏惧心态。其三，可将这些音乐考古信息以多媒体形式在学生闲暇时间以公众媒体的形式传播，引领学生随时进入这一本来也很奇妙的领域。但这一方式实施较复杂，制作麻烦，需要得到多方配合及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当然这些方式都只是表层推进工作，真正要引领学生进入到地方音乐考古研究中来，还需要多渠道的正面引导，尤其要加强学术自身魅力的引导，启发学生融入到这一亟待开发的新领域，这也许对安徽这样的音乐考古薄弱的省区来说更为紧迫而重要。

作者说明：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安徽音乐史”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0CD088）。

［参 考 文 献］

[1]徐元邦.1981年我国考古发掘简介[J].历史教学，1982（10）：61.

[2]顾许胜.“中国原始第一村”又有惊世发现[N].信息日报，2001-6-22-A03.

[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索[J].考古，2002（2）：3-13.

[4]方建军.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176-178.

[5]祝振雷.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青铜器铭文集释[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6]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7]高书林.淮北汉画像石[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8]李纯一.关于歌钟、行钟及蔡侯编钟[J].文物，1973（7）.

[9]董伯信.必须在改革陈列上下大功夫——《安徽古代文明》陈列艺术设计[J].中国博物馆，1994（1）：23.

[10]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望江庙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报，1986（1）：43-60.

[12]方建军.陶响器——一种原始摇奏乐器[J].乐器，1988（1）：19.

[13]安徽省文博工作队.安徽省文物考古工作新收获[J].安徽省考古学会会刊，1981（4）：18.

[14]《安徽文化史》编委会.安徽文化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69.

[15]安徽省博物院、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M].科学出版社，1956.

[16]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05.

[17]《安徽文化史》编委会.安徽文化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69.

[18]阚绪杭，周群等.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0（3）：9-16.

[19]徐之田.安徽宣州市孙埠出土周代青铜器[J].文物，1991（8）：96.

[20]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图版11）.

[21]张正明，邵学海.长江流域古代美术（史前至东汉：青铜器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67.

[22]安徽省六安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六安县城西窑厂2号楚墓[J].考古，1995（2）.

[23]李荣有.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42-43.

[24]王玉金.从汉画看楚俗在汉代的延续及其影响[J].江汉考古，2004（2）：78-82.

[25]顾森.汉画像艺术探源[J].中原文物，1991（3）：1-9.

[26]安徽屯溪西周墓发掘简报[J].考古学报，1959（4）.

[27]刘建国.论江南周代青铜文化[J].东南文化，1994（3）：20-40.

[28]马承源.关于翏生盨和者减钟的几点意见[J].考古，1979（1）.

[29]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文物考古工作新收获[J].安徽省考古学会会刊，1981（4）：15-16.

[30]石志廉.概谈龙虎尊的几个问题[J].文物，1972（2）.

Study on Ancient Unearthed Musical Instrument of Anhui Province

WANG An-c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