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数字化技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数字化技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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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化网络视频技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技术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3） 14-0000-01

被各个群体、团体或者个人所认为的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各种技能等有关联的工具、实物、工艺产品以及文化产所等被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下的定义[1]。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创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重要。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述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述

我国有着上下午千年的历史和56个民族文化，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有戏曲、古琴艺术、长调民歌、脸谱、云锦、陶瓷、宣纸等，目前已经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引产名录的有昆曲、古琴艺术、中医针灸、中国书法、中国剪纸、端午节等，还有羌年、黎族的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活字印刷术等这些急需保护的已经被录入世界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2]。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及问题

但是由于受到信息化技术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的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兴起了各式各样的文娱活动，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严重破坏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境地。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亟不可待。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技术

（一）数字化多媒体技术

数字化多媒体是将视觉、听觉等各种感觉媒体进行组合，把声音、图像、文字、数据、视频等有机的结合起来的一种多媒体。多媒体技术具有多样化、集成化和交互性等特点，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具有数字化、全动态、全视频的播放、创作以及编辑等的信息功能和控制、传输等视频传输功能，把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充分的应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当中，能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多媒体技术中的数字化信息处理功能能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多媒体技术中的虚拟信息处理功能能够复活已经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媒体技术中的图像、声音、文字和数字等的信息转化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平台和条件。

（二）录像拍摄

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囊括了声音、图像、文字、数据等各要素。以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只限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拍照、采访、记录和收藏等层面上，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方面信息相互独立，照片和文字记录等经过时间的洗礼之后容易丢失，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完整和系统的保存下来。通过多媒体技术中的录像拍摄技术，能够把物品的形态、结构、制作工艺步骤、文字信息等全程录入下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信息更具体生动的展现出来。

（三）网络视频技术

数字化多媒体网络视频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技术，就是铜鼓先进的扫描和数字摄影录像等在网络上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维模拟图，该项技术还可以对这些图像进行快速有效的处理。网络视频技术除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品、制作工艺流程等通过视频技术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之外，网络视频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技术方面，还包括了数字化的虚拟博物馆技术、虚拟文物的修复技术、复原演变技术、物品的图案技术和工艺品技术的设计流程系统技术、数字化的故事编排技术以及讲述技术，以戏曲和民族舞等为代表的舞蹈编排技术和声音驱动技术。比如，某大学对楚文化编钟舞蹈的保护，该校以多媒体技术为基础，在网络视频技术的支撑下，通过舞蹈的编排和声音的驱动技术将编钟音频与日本的狮子舞中的动作视频相结合起来[3]。

青阳腔融合青阳县的民歌、九华山的佛俗说唱等民间艺术，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但是现已受到严重的破坏急需保护。某校为了保护青阳腔，在学校建立了以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等集为一体的青阳腔吸取艺术实践教学基地。在这个基地中，他们通过网络视频技术对青阳腔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录制，并通过网络视频技术将青阳腔的发源、青阳腔的资料、青阳腔的唱法以及青阳腔的开发利用联系起来，构建了一个以网络视频技术为基础的青阳腔戏曲艺术陈列馆。通过网络视频技术将青阳腔这一戏曲艺术重现展现在陈列馆中，一方面，通过网络视频技术将青阳腔的所有有关资料记录了下来，另一方面，利用网络视频技术也能够推动青阳腔的传承与发展，通过网络视频技术将青阳腔保护起来。

网络视频技术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的一种重要方法，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沟通、交流和传承的重要平台和载体，网络视频技术是创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化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历史和文化发展与演变的积淀，中国又是一直发展至今的著名文明古国，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传承。通过网络视频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数据信息记录下来，并通过网络视频进行推广和宣传，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手段。

参考文献：

[1]刘坚.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2012，04：2-3.

[2]王培喜.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校传承问题探究——以湖北地方戏曲、曲艺等为例[J].湖北社会科学，2010，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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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技术；数字化；文物遗产保护

一、基于新媒体和数字化技术的宁波文化遗产传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其具有的认同感与历史感更好地促进了文化多样性以及激发人类的创造力。宁波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根脉深厚的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形成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自古以来，作为港口城市，宁波海洋文化更是重要的地域特色,种类极其丰富。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宁波的传统文化资源正在不断地被侵蚀，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严峻的挑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已进入互联网时代即Web3.0时代，社会生活正在被网络和数字媒体技术渗透，并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因此，宁波的传统文化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数字动画技术及三维虚拟仿真交互技术作为一种创意表现形式与传播手段，正在逐步引入到传统文化传承当中，运用现代动画技术将传统文化资源数字化，已经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前景，并得到了人们的充分认可，这已经成为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方式。新媒体技术是通过数据形式来传输内容，其依附于内容数字化并形成互动的传播方式。有学者将其界定为网络传播方式，称之为“第四媒体”。新媒体技术包含了基于互联网相关的很多技术与传播方式，其优势显而易见，所以，运用新媒体技术对宁波地域文化遗产进行项目的应用研究与推广，将更有效地保护与传承宁波的传统文化。为此，我们基于宁波地域文化遗产，以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线，展开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与推广，围绕本地民居、村落、寺庙、遗址、海洋文化等进行调研，最选取宁波海洋文化和宁波保国寺两个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推广。同时，运用新媒体数字动画技术、三维虚拟仿真交互技术，结合Flash、3DMAX、Maya、Unity3D、PS软件平台，对宁波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转换与推广，制作成动画短片和虚拟仿真交互形式，取得了良好效果，受到了普遍欢迎。

二、新媒体技术与宁波文化遗产推广的路径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注重技能、技术、工艺和制作过程，参与体验是其中重要内容。如何增加传统文化传承的体验感，是决定宁波文化遗产推广成败的关键。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各地开展了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与宣传教育，使文化遗产传承的理念已经逐步深入人心。但如何更好地有针对性传承物质文化遗产，解决文化遗产资源不足与推广工作面广量大的矛盾，是当前宁波文化遗产推广面临的主要问题。利用新媒体技术对宁波文化遗产进行推广，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有效路径。利用新媒体技术将文化遗产予以创新地表现，符合于现代人们的审美观与诉求，对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可以与传媒、动画、游戏、旅游等文化企业合作，共同创造出具有更高价值的旅游产品与文化产品。对于非物质类文化遗产，我们使用数字动画技术进行了开发应用探索，比如以宁波海洋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在动画创作前期，先对宁波海洋文化的海洋景观、民俗文化进行前期调研，然后在原画、分镜头、场景、人物角色设计环节中进行融入，让生活场景、故事典故、地域文化等进行多角度贯穿，并通过二维、三维动画技术进行效果表现,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氛围。对于物质类文化遗产，我们则使用三维虚拟仿真交互技术进行制作与应用，以宁波保国寺为例，我们首先对保国寺周边地理环境及建筑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绘制矢量地形，利用三维软件对现有建筑数据进行虚拟模型及贴图的制作，最后导入引擎进行灯光布阵及后期处理，导出虚拟交互产品。文化遗产通过这两种数字化表现形式，可以在旅游景点、互联网、推介会、博物馆进行数字化交互展示与传播，为传统文化遗产在新媒体时代中的保护与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多形式的表现方式提高了大众的参与度与体验感，极大地增强娱乐性和观赏性。宁波有着许多古老悠久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宁波海洋文化、宁波帮精神，但文化看不见，摸不着，如何能给人留下印象，所以我们将利用新媒体技术手段对此进行虚拟体验设计，构建环境，让旅游者体验。文化遗产通过这新媒体技术的数字化表现，把它变成用户可触及的东西，跨越时空的约束。有的还可以开发成手机APP端或PC端的文化类游戏，多形式地提高大众的参与度与体验感，增强文化的娱乐性，形成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新亮点。新媒体技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相互借力、相互促进。新媒体技术提升其表现与传播方式，赋予文化遗产传承以全新的形式与内容。另一方面，必须清楚地看到，新媒体技术是技术手段，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是核心内容，切不可本末倒置，喧宾夺主，给文化遗产传承带来负面影响。

作者:江利利 张磊 单位:宁波大红鹰学院

参考文献：

[1]张琳,张薇,于海霞.信息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构建[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3（04）：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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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遗的继承工作中，数字复原技术、再现技术成为了有效的工具；在非遗的传播工作中，网络技术、数字信息系统等提供了便捷、高效、互动性强的平台；在非遗发展创新的过程中，数字辅助设计、辅助编排等技术提供了支持。本文将就这几个方面的非遗保护工作所涉及的数字化技术进行总结和分析。

（一）采集与存储

非遗保护工作的基础首先是非遗的采集与保存。由于非遗具有形式多样、非物质形态和信息量庞大等特点，对非遗进行完整有效的采集、编码，并长期存储和系统重现存在一定难度。数字化技术为非遗保护中多种数据形式的记录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传统数字化采集技术包括使用图文扫描、文字识别、录影、录音等技术获得文字、二维图像、视频和音频信息。然而，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样的形式和巨大的信息量，传统的采集和记录技术存在难以重现、可编辑性差等问题。例如在传统舞蹈的采集和保存中，演员的动作多通过文字、照片、视频进行记录，但上述方式对表演的记录并不精确和全面，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难以进行完整重现，且无法进行修改和编辑。近年来，全息拍摄、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地理信息技术和虚拟现实等新技术逐渐兴起和成熟。根据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MassimilianoPieraccini等人的研究，三维技术已经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③[3]在国内，已有学者讨论了动作捕捉技术在楚文化编钟乐舞数字化保护④以及泉州拍胸舞采集⑤中的应用。这些现代数字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突破了传统保护方式难以达到的保真效果，为非遗的保护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数字化存储技术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储提供了许多新手段。非遗转化为数字化形式后，往往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三维模型等多种形式进行储存，这些非遗数据来源多样、结构异质，大多包含较大信息量，并有长期保存、方便管理的需求。在物理层面，除了以传统的光盘、磁盘作为存储介质外，磁盘阵列、分布式存储等技术为大容量存储提供了可能，而光纤和一系列网络协议也成为支持数据的异地存取的有利条件。在数据层面，数据库技术、数据管理和检索技术的发展促进了非遗数据的结构化，完整有序、便于检索的数据也为非遗的开发与利用提供了便利。于此同时，数据压缩技术则成为节省存储空间、压缩存储成本的重要工具。

（二）复原与重现

由于非遗的传承往往依赖其固有的文化生态环境，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许多珍贵的非遗已不再具有完整形态。例如部分传统舞蹈、传统音乐的部分技法已经失传，在今天已经难以完整继承和学习。在这一问题上，数字化技术为非遗的形态复原保证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同时也为非遗的继承和发扬提供了支持和辅助。目前，数字化修复与演变模拟技术在非遗保护中的应用主要分为两类：⑥一类是将三维建模、虚拟漫游、图像处理、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于现场调查和保护修复等各个环节；另一类是结合专家的领域知识进行艺术品的虚拟复原和演变模拟。例如根据专家的经验知识以及保存较为完好的木雕花纹，综合利用图像处理、三维建模、人工智能等技术，修复变形、脱落、损坏的木雕艺术；⑦又如利用专家知识、文献记载和已知技法，通过计算机模拟还原失传技法。在非遗的重现工作方面，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都为完整、系统重现非遗提供了解决方案。尤其是虚拟现实技术，通过对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的全方位模拟，配合三维扫描、动作捕捉等采集技术，不但能高保真度地还原展示对象，还能让体验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ChengYang等人指出，利用虚拟现实技术重建和模拟著名历史文化活动能促进公众更为积极和深入地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⑧

（三）传播与共享

在信息时代，非遗的展示、传播和共享也有了新的形式。数字博物馆、数字图书馆以及数字档案馆等数字资源展示与共享平台逐渐兴起。这些数字资源展示与共享平台主要分为数据平台与体验平台两种形式，数据平台和体验平台既可以有机结合，也可以各有侧重。检索平台通过建立网站、连接数据库实现用户随时查阅、检索相关非遗资源，部分线上博物馆提供了非遗资源的申报途径和非遗保护的交流场所。例如开通与2006年6月9日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⑨展示与传播了中国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知识，并提供了非遗保护工作的信息交流平台。这些线上平台在用户接口层与动态网站架设、交互式程序设计等技术密不可分；在逻辑和数据层则要求通过元数据、语义网等设计，以确保非遗资源的可获取性。体验平台把数字化技术应用于博物馆展示领域，极大拓展了展示的空间和手段，增强了互动性和趣味性。在数字博物馆里，只需简单操作即可让展品清晰、全面、交互式和情景式地呈现在阅览者面前。一些在传统博物馆难以展示的宝贵工艺流程、民俗、音乐、戏曲，则可相对系统地进行模拟，并更为鲜活地得到重现，例如深圳博物馆的“深圳民俗文化展，”⑩通过场景复原和多媒体展示等数字化展示方式对深圳民俗文化进行了全面立体的介绍。此外，阅览者可以与展示平台进行互动，提升参与度，例如展开虚拟漫游，获得更为深入和丰富的体验。在以上过程中，虚拟现实技术和人机交互技术是互动式展示的技术基础；而在网络技术和相关协议、标准的支持下，这些展示平台既可以与传统博物馆结合，也可以不依托博物馆实体而进行网络展示。

（四）辅助设计与辅助开发

非遗的保护与开发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合理的开发和创新不但无损于传统，更能创造出符合现代环境的新形式，有利于非遗在现代市场环境下获得新的生存空间，从而部分化解现代文明与文化遗产生存空间之间的冲突。其中，数字化辅助设计以及数字化编排与讲述技术（VirtualStoryteller）为非遗的发展和开发利用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在传统工艺品的艺术特点提取以及创新设计工作中，数字化辅助设计系统在平面设计和三维设计领域均能发挥重要作用。其实例有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CAD中心的敦煌壁画艺术的数字化知识提取与辅助创作系统的研究，以及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现代工业设计研究所的斑铜工艺品辅助设计系统的研究。127在口头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数字化故事编排与讲述技术将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全面升级。该技术提供了基于人工智能的虚拟环境，这些虚拟环境整合了音乐、戏剧、诗歌等多种表现形式，并具有自动编排故事情节的能力。该技术的一大特点是具有交互性，用户能够根据自身需要参与故事的讲述。目前韩国汉城Nabi艺术中心的已成功举办基于数字技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故事讲述技术竞赛，在这一竞赛中，不同风格的数字故事讲述技术被有效地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在音乐与舞蹈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数字化舞蹈编排与声音驱动技术提供了新思路。该技术旨在收集和保存多种舞蹈文化的视觉效果与相关声频，建立动作和音频库，并通过对舞蹈动作特点和音频特点的分析，开发出基于动作的舞蹈编排系统和声音驱动的舞蹈编排系统。

二、技术视野下非遗保护数字化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是一个非遗大国，各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均创造出了灿烂的非物质文明。由于受社会转型期的影响，濒危非遗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然而，我国非遗保护数字化工作的开展晚于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困难也更多。近年来我们在非遗保护的数字化工作中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也暴露了大量问题。从技术及其应用的角度看，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目前新技术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只得到小范围、浅层面的应用，没有深入和有机地与非遗保护工作结合，尚未能真正体现帮助非遗在现代社会合理嬗变、寻求新生存空间的作用。本文将在下文中对非遗数字化保护的现状和问题进行讨论。

（一）数字化资源质量不高，可利用性差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现代文明的迅速渗透，对濒危非遗资源进行数字化保护的需求不断增长。近年来，许多宝贵的非遗资源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了数字格式，形成了一定数量的非遗数据资源。然而，这些非遗数据资源部分存在质量不高、可利用性差等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和及时性不足。这一问题首先在数据采集阶段存在。这一方面是由于对非遗的数据采集方式较为陈旧，大多停留在较为单一的文字、照片等形式，录影、录音较少，三维扫描、动作捕捉等新技术则没有得到推广，导致难以完整、系统地对非遗进行记录；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非遗数量大种类多，采集工作往往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采集效率低下，导致采集结果有许多错、漏、冗、杂且缺乏及时性。同时，数据的结构化程度低，可利用性差。目前国内非遗数据大部分停留在简单存档阶段，在数据采集后，许多数据资源既没有经过数据清洗提升质量，也没有接受其它处理，为数据的结构化制造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非遗数据库缺乏充分结构化和统一管理，难以快速检索、难以提取有价值信息，因而难以分析和开发利用，难以展示和共享，也难以进一步指导非遗保护工作。

（二）技术应用程度低，未能发挥数字化优势

我国非遗保护的数字化起步较晚，目前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普遍仅存在于浅表层。从应用范围看，应用数字化技术的工作通常是较为简单的存档、记录，对非遗的深度开发、再诠释较少；从应用深度看，应用了数字化技术的非遗保护项目往往仅在形式上数字化，未能充分发挥数字化的优势；从技术层面看，目前在非遗保护中得到应用的技术往往较为简单落后，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并未得到实际应用。当前，国内非遗的数字化应用主要集中于非遗的存档记录工作。在非遗的保存工作中，又主要集中于拍照、图文扫描、录音、录影等传统形式，三维扫描、动作捕捉的应用数量较少。而在传统形式中，非遗资源又以文字和图像资料居多，视频、音频资料数量稀少，难以发挥数字化技术在保存工艺流程、歌舞、曲艺等活态文化遗产中的作用。在非遗传播与共享方面，尽管应用虚拟现实技术的数字博物馆建设、应用元数据和语义网技术的数字图书馆、档案馆建设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研究成果大多仅针对其技术实现，未指向实际应用。据有关调查，在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或自建馆藏中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的只占到6%。而现有的非遗资源数字展示平台大多仅有单一的展示风格和极少的交互性，检索功能不完备，用户界面不友好，未能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交互性、趣味性强的优势。在非遗的开发与发展方面，尽管一些研究项目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例如浙江大学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民间表演艺术的数字化抢救保护与开发的关键技术研究”及“云南斑铜工艺品数字化辅助设计系统”，大部分工作大多仍停留在研发和试验阶段，尚未投入实际应用，研究成果的转化依旧任重道远。

（三）缺乏标准化、整体化，难以资源共享

非遗资源形式多样，分属民间文学、传统音乐、曲艺、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多个门类，其数据包含文字、图像、音乐、视频、三维模型等多种形式，保护工作专业人员构成也各不相同。目前，这些结构异质的非遗资源在国内的存储和管理大多各自为政，未能形成一个非遗数据资源的有机整体。即使是同一门类的非遗资源，不同项目之间也未能建立相关标准和协议对非遗保护的数字化进行规范和指导。同时，许多非遗保护项目并未遵守同国际元数据标准和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最新标准和规范，难以与国外项目进行交流与共享。这种现象导致了不同的非遗保护项目难以共享资源，存在重复劳动等问题。

三、非遗保护数字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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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

1 新媒体语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价值体现

近些年，互联网的普及范围越来越广，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互联网+”的概念。目前新媒体逐渐被运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国务院办公厅在2005年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有学者指出，非遗作为一种动态的、活态的文化表现形式，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其记录和捕捉的手段要更为复杂多样，新媒体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再现真实的历史地理信息和文化空间意向，以一种直观的方式将非遗展示给大众，这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的系统性、真实性和完整性1。

第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方面。陶赋雯指出，目前传播领域正朝着以新媒体为引领以图像消费为主导的方向发展，而非遗本身的一些特点使其在新媒体传播中具备一定的优势，这可以消解非遗传承延续的一些尴尬2。杨青山指出，新媒体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合适的土壤3，并且他指出新媒体与非遗融合的三条路径：一是通过新媒体对非遗进行介绍宣传并及时更新；二是利用新媒体建立非遗数据库便于人们对非遗的了解和查询，并保护非遗的知识产权；三是利用新媒体技术将非遗中的特定文化元素进行创意制作4。

第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方面。有人认为，媒体文化产品是文化竞争的核心阵地，因此与新媒体结合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是文化资源的必然选择5。另外也有人指出，要将可以市场化的非遗通过技术改造推向市场的前台，使之形成文化品牌，走非遗产业化之路6。

在以上论述过程中，新媒体语境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表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通过新媒体，对非遗本身的资料进行多角度的挖掘，从图片影像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非遗进行保存、保护。运用技术保存非遗，这当中体现了非遗的文化价值，此中文化价值并不是狭义文化价值，而是包括艺术、历史和审美等在内的文化价值。因为具有文化价值，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有当下运用保存、保护的必要性，才有研究者对其关注。

其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价值。非遗本身是动态的，它通常以人作为承载主体表现出来。而非遗与新媒体技术相结合，打破了人与非遗之间的紧密关系，因为非遗可以通过新媒体技术而得到更加全面有效的传播。利用新媒体展示非遗，是对非遗进行建立在现代技术层面上的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展示，可以让那些对非遗感兴趣的人们更系统、全面地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

最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近几年来，学术界就非遗产业化问题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坚持不能产业化，而有人认为产业化是对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新媒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保护和传播方面融合之后，加速了其产业化。不管是传统手工技艺中融入机器化生产的元素还是从非遗中汲取某种文化元素进行文化创意生产。在新媒体与非遗融合进行创意生产的过程中，说明非遗具有经济价值，所以才会有政府、企业以及其他不同群体加入到非遗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不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直接关系的群体。

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在笔者比较信服的研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发生关系生成的经济的、社会的和精神的价值7。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并不具有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与人发生关系之后才具有价值。菅丰指出，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着有助于人类幸福的可能性，因而与其他文化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有价值的。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价值。菅丰以日本小千谷市东山地区的斗牛习俗为例进行说明。他指出，斗牛是东山地区人们身份认同的重要源泉，在斗牛的过程中，斗牛人背负经济压力却依然要购买牛并斗牛，并且在斗牛习俗中，他们并没有获得什么，但他们的行为却为整个东山地区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收益。除此之外，养牛称为东山人民的生活乐趣之一。在东山地区发生地震之后，斗牛习俗并没有终止，在斗牛习俗复兴的过程中，东山人民积极生活的态度被激发出来8。这简单的斗牛习俗就展示了其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的多样性。而在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必然也具备这样的价值。

（三）新媒体语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表述带来的思考

像部分学者已经指出的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具有多样性。并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同时面向所有人，包括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不同群体。

在新媒体语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现主要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而如果谈及在此情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的关系，那么更多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更多地存在于广大农村甚至少数民族地区。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就是农民或少数民族人民，他们往往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对于主流文化体系的表达没有全面的认知。在经济资本袭卷全球的过程中，这些握有少量经济资本或根本就不具备经济资本的群体就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自己的意愿很少能够得到关注，甚至往往处于失语的状态。而恰恰是这些较为边缘的群体承载了对于人类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前文对于新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传播和利用都是由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间接关系的群体来完成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却几乎没有参与这个过程。新媒体中的镜头语言，文字表现都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重构，重构者却是相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的他者。尽管新媒体语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较以往而言，能够更加完整系统地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但却也将不明就里的人们带入了一个超现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状态之中，而失去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常态了解。这种常态就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它的承载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而新媒体似乎切断了这种关系，只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展现在人们面前。

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与人发生联系，为人们带来幸福而有价值。而新媒体语境中似乎对人的关注，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者的关注仍不够。期冀在新媒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的过程中，能将其承载者作为一部分进行关注，并由承载者来推动融合。

参考文献

[1]常凌.新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1）：39-42.

[2]陶赋雯.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传播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8）：70-76.

[3]杨青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媒体传播价值分析.《传媒》，2014（6）上：78-80.

[4]同上.

[5]刘建华.论数字技术在民族文化传播中的一体化功能.《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32（6）：145-150.

[6]黄永林.数字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文化遗产》，2015（1）：1-10.

[7]菅丰著，陈志勤译.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文化遗产》，2009（2）：106-110.

[8]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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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图书馆；采访

“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这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的保存办法。地方高校图书馆作为收集、传递文献信息的专门机构，有义务、有责任参加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利用在文献收集工作中的各种优势，制定合理的采访原则，采取科学的方法，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形成科学完整的体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传承、保护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采访的原则

（一）全面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访在秉承图书馆采访模式的基础上，更注重田野调查，深入非遗现场的采访。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而且大多散落民间，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做到每一件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采购完备，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但在“访求”方面一定要做到全面，细致的做好访求笔记，务求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访求记录，为进一步采购做好目录体系。

（二）层次性

2005年6月，中国文化部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共有10大类518项，此后各省、市都相继按批次公布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文化，在不断发展和延续。非遗资源的采访，要明确采访的重点和范围，采访要有层次性，秉承级别采访原则，即级别越高的项目优先采集，完备收藏，先把要重点采访对象的申报材料、非遗实物、口述历史、物理环境等完备收藏，然后再梳理其他的非遗作品，形成重点项目完备收藏，一般项目零散收藏、完备记录的体系。

（三）整体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于特定的民族、文化氛围和地理环境中，离开特定的环境、孤立的采访传承人或是保存非遗的实物，都失去其表现的内涵。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访，既要以物质的形态收集非遗的实物，还要通过音频、视频等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对其作品的描述、产生的历史背景、特定的文化氛围等，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

（四）活态性

一切现存的非物质文化事项，都需要在与自然、现实、历史的互动中，不断生发、变异、创新，这也注定它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变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访也要依据采访对象、环境、民族特性的不同保持活态性，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时空下立体复合的能动活动。比如徐州剪纸的传承人王桂英的剪纸技艺，心里想什么就剪什么，整个构图在剪纸过程中快速形成，每一幅作品就是一副动态的农村生活长卷。其作品在几十年的时代演变中，风格上保持原真，但作品的类型上体现活态原则，层出不穷。我们在采访的时候采取田野调查跟踪采访，不定期深入其家中，融入其生活，利用多种采访技能，体验农村生活场景，领略其剪纸技艺的演化变革。

（五）原真性

采访的原真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采访的非遗项目是原真性的，真正的非遗应该是原生态的，人和当地生活环境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通过文化表达的是一种生活的理念和价值观。由于利益的驱使，现在一些非遗项目脱离了原真性本色，烙上现在机器的痕迹，这样的作品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一定规避。第二，非遗的采访要保持原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隐藏在乡村田野，街道小巷，采访的时候不能因为地处偏远而走马观花，或者根据地方文化部门提供的非遗目录采访，而是要设身处地，深入田间地头，拉近和非遗传承人的关系，跟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过程，做深度采访、原真采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采访的方法

（一）政府主导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访和图书馆正常采访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无论是哪一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访，都不可能避开政府部门的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需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由文化主管部门负责进行。地方文化主管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

申报、认定的过程中不但形成了大量文献资料，而且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之间形成密切的关系，这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库的建设提供文献和人力资源，脱离地方文化主管部门单独搞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是行不通的。为此，徐州工程学院与徐州市文化局签订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合作协议，利用文化部门非遗文献和人脉上的优势和学校在人才、文献信息保护技术方面的优势，共同建设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库，资源共享，共同推进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研究工作。在协议的基础上，我们从徐州市文化馆采访到项目书200多种，非遗图片3000多幅，音频1000多分钟，还有大量的视频材料，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文化部门的协调帮助并征的传承人同意的情况下采购非遗实物200余件。

（二）田野调查

非物质文化遗产采访必须以实地调查为主，到现场深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和内涵，真正做到“不漏线索、不漏村镇（街道、乡）、不漏种类”。2009年我们以举办“中国·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层论坛”为契机，数次跟随地方文化主管部门深入田间地头、街道乡镇，有选择对徐州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摸底采访，细致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背景、风土人情、传承沿袭、保护情况等，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悉心拜民间传承人为师，完整采录讲述者、传承者或表演者的技艺技能和相关历史情况、人文背景、相关数据，做到资料来源清楚，内容真实，数据可靠。比如我们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王桂英老人及其技艺的采访就有五六次之多，徐州香包的传承人王振霞老师的采访更是不下十次，这些前期的亲历亲为采访调查，为后期的数字资源库建设积累了大量的资源。

（三）学生收集

作为一所地方性本科院校，我们充分利用生源大都来自本市周边的优势，弥补采访人员的不足，招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兴趣的学生充当采访人员，并对其进行采访基础知识的培训，使其掌握基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访技能。由于当地的学生对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民族特性、文化氛围的耳濡目染，再加上培训所掌握的采访技能，对于他们来说，采访就变的得心应手，并能按照事先拟定好的采访项目、内容、形式、方法，做好采访笔记。学生收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地方性特色明显，地方高校又缺乏采访人员的图书馆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实践证明充分利用学生来收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们构建非遗采访体系，充实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捐赠

徐州目前已经发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2800多项，每一个项目在传承、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实物和技艺类目繁多、琳琅满目，靠图书馆有限的经费，在保证正常采购的基础上，采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现实的，况且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的、无形的遗产，凝聚了民族情结和文化认同，从另一个角度说，他是无价的。所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访上，我们在采取正常的采购外，鼓励传承人捐赠这种方式，我们为其颁发荣誉证书和纪念品，展示的时候特别标明捐赠者的姓名。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采访的内容

（一）文字材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库的文字材料包括下面几个部分：

1、项目申报书、田野调查笔记等，这方面的文献主要通过地方文化部门获取。

2、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2009年中国·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层论坛共收到来自全国非遗研究论文100多篇，我们把它完整的收录到非遗资料库；会议期间产生的大量会议文献；另外特别关注徐州地区地方文化研究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研究论文；

3、图书通过各种采访途径，尽量全面收集各个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专著、图书，尤其是地方文化研究方面的书籍，采访层面没有收全的图书，我们和数据库商合作，在合理使用原则框架下，按需订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图书，保证国内研究著作的收全率，保证一本图书既有纸本，也有对应的电子文献。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

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是传统文化、制作技艺的集中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征集是一项全新的、紧迫的、艰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市场经济的冲击，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加速消失。因此，我们多次深入传承人家中，通过捐赠、采购的方式收集非遗代表性作品，目前共收集徐州剪纸、徐州香包、邳州纸塑狮子头等代表性作品200余件。

（三）照片、音频、视频

为了更加细腻的展现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我们专门购置高性能照相、摄像设备、非线编设备。对每一次采访调查的场景、实物、人物跟踪拍摄；采用音频设备采录传承人口述资料。对一些传统戏曲、文艺表演、手工工艺、节庆活动、祭祀活动等，更加注重影像保存。在一些民俗活动如云龙山庙会、泰山庙会的影像采集的过程中，不刻意回避一些封建的、原始的场景，在后期制作中，除采用技术手段修饰相关环节外，对拍摄的内容不加任何粉饰，保持其原真性。

（四）多媒体资源

为了把“非遗”研究与学科建设结合起来，推进学校人文学科错位发展，创建“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课程体系，提升工科院校学生的文化素养，繁荣校园文化，我校采取一加一模式，即一位传承人帮带一位专业教师，集合传承人技艺和专业教师教学的优势，邀请传承人进入课堂，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在教学过程中产生的备课笔记、教学课件、教学大纲、教案、课堂录音、录像、实习环节的设计等，我们都细致整理，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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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对其进行普查保护是对濒危遗产进行抢救的有效措施，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根据文化部2005年6月关于在全国开展非遗普查工作的部署，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省的非遗普查工作有序进行。2005年省政府办公厅颁布《关于加强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对非遗普查作出具体要求：“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各市要将普查摸底工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来抓，统一部署，有序进行……通过普查，记录或录制流传了千百年、与民众生活有密切关系，甚至影响着民众生活和群体社会的各类民间作品和民间技艺，以及岁时节日、庆典仪式、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等民俗事象。”自2006年到2010年1月初，非遗普查工作人员遍访山西全省，按照“试点先行，取得经验，由点到面，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非遗普查工作，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宣传、田野调查、建立数据库等多项工作，确保了普查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取得了显著成效。据不完全统计，这次普查工作，直接参与人员约80万人，其中包括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和大同大学的教师、研究生、本科生共271人。非遗普查工作同山西各高校展开合作，不仅提高了普查工作的效率，而且带来了大量可以深入到普查一线的优秀人才。另外，通过各种媒体了解非遗的群众约1000万人，普查真正成为了一个社会性的大行动。这是山西历史上首次针对16大类非遗资源开展的全面普查，其中民间文学40306个……游艺、传统体育和竞技2584个。普查遍及全省所有119个县（市、区）和1198个乡镇，足迹遍及全省2.8万多个村庄。共搜集线索20.5万条，采录信息8.23万条,发现重大项目135条，采访并登记了传承人8.8万人，拍摄照片21.3万张，拍摄视频资料3091小时，录制音频资料3366小时，命名了山西“非遗”普查十大发现（花腔鼓、蒋村麻纸制作技艺、晋中妈祖信仰、临猗地台戏、“四句”秧歌剧、翅果油熬制技艺、汾西地灯秧歌、灵丘制针、中和节、迎喜神）。山西省“非遗”普查所取得的这些成绩受到文化部的高度肯定，当年《中国文化报》分别以《三晋“非遗”宝藏令人兴奋》、《发现一个藏着的山西》、《山西“非遗”普查十大发现》为题，报道了山西普查的经验和成果，并且受到当时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和认可。通过非遗普查工作的开展，使我们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山西各地区非遗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情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了建立非遗档案以保证非遗长久存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即非遗的科学化档案管理的重要性。

二、非遗普查与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指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为保护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地记录和收集整理而形成的对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的历史记录。“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存活、流传民间文化的需要，是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也是丰富历史档案馆藏，建立特色档案的需要。”所以，对非遗档案科学地开发利用，有助于非遗的传承传播，我们要改变传统对待非遗的态度，积极地“走向田野”，开展非遗普查活动并对普查结果建立合理完善的档案管理机制，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顺利进行。一方面，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有利于非遗普查活动科学有序地进行。如果在保护非遗的过程中，我们只重视非遗普查工作，发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重视将收集到的这些珍贵资料进行档案化管理，非遗普查工作就会陷入一种无序混乱的局面，最终影响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只有将非遗普查过程中收集到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艺术进行分类整理，建立科学化档案管理机制，将这些能够反映非遗的历史起源、表现形式、传承情况等各方面技艺以文献典籍、影音资料、实物道具等方式保存下来，才能更新非遗保护的工作人员的观念，多渠道、全方位地进行非遗普查工作。另一方面，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还有利于非遗普查结果长久稳定地传承下去。“档案是固化的历史信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活态遗存，两者具有紧密的时空联系和本质联系。”非遗档案是非遗的有形载体，它系统记录非遗普查的内容，确保非遗普查结果传承下去。许多原本已经濒临消亡的非遗，通过文献记载或录音录像等档案资料，能够重新生动鲜活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留住非遗的影像和记忆，使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它的传承脉络，对非遗的保护起到促进作用，促进非遗的传承和发扬。

三、山西省非遗档案数字化管理的成就与问题

（一）非遗科学化档案管理取得的成就

为确保非遗普查过程中获得的珍贵的文字、图片、录像、录音等档案资料能够很好地得以保存，山西非遗科学化档案管理已经进入到“数字化”时代，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非遗资源数据库系统。2006年山西省非遗保护中心自行开发了非遗数据库普查管理系统软件，通过互联网直接上传文字、图片、录像、录音等各种资料，实现全面、真实的记录，并依此建立系统、完善的非遗档案；2008年正式开通“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网站，它是山西非遗保护专业性门户网站，使全省非遗保护拥有了一个重要的网络平台，这使得征集和建立非遗档案及相关资料的工作由非遗保护中心统一保存和管理，而且该网站的建立也使非遗的申报工作实现数字化。如今项目申报、普查管理、专家评审、传承人、保护经费管理等子系统已构成了山西非遗保护数据库体系。2012年又颁布《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提出建立科学化档案管理的要求。第九条指出：“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对发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确认、记录，并收集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代表性实物，整理调查所取得的资料，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数据库。”同时还确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为非遗项目的保护单位，履行收集实物、资料，并登记、整理、建档等职责。可见，山西省政府已对这项工作给予高度的重视，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倡导下，社会各界积极地投身到非遗档案建设的事业之中。

（二）非遗科学化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1.科学化档案管理的意识淡薄

在非遗保护的过程中，山西各级文化管理等部门过多地重视非遗项目的申报，忽略了非遗档案的抢救与保护，特别是县级以下，其建档意识还没形成，建档工作不及时甚至不建档，使得很多地区的非遗没有相关的文献、音频、图像资料，即使有也是零星地散存在各地，收集的档案资料不完整、不系统，流失现象严重。而且各部门之间缺乏紧密地团结合作，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没有及时给予准确的指导，重复征集、征集不全面、记录形式单一等问题凸显出来。在乡村中，由于缺少非遗知识的普及，人们认识不到档案资料的重要性，使得一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非遗档案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这些问题都使得山西非遗档案保护工作处于被动地位。

2.科学化档案管理的队伍不健全

非遗档案化保护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它的工作内容包括全面普查非遗项目、广泛收集非遗资料、运用各种现代化手段记录非遗的原貌、建立完整的非遗档案和数据库以及科学的管理、保护、开发利用非遗档案，它涉及到的学科门类十分繁杂，需要各部门和具备不同专业知识背景的知识人才。目前，山西各级文化管理部门“仍处于没有明确的组织机构地位、没有明确的规划指引、没有明确的职责分工的状态、始终处于边缘地带”。非遗档案管理的整体文化队伍建设参差不齐，专职从事非遗档案式保护的人员较少，专业知识匮乏，与非遗专业性的要求差距较大。在非遗科学化档案管理的过程中，高校参与度还比较低，需要政府部门更加积极地倡导，推进这项工作向更高水平发展。

3.科学化档案管理的资金投入不足

近年来，山西非遗档案管理在资金投入和使用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首先，由于山西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财政支持力度参差不齐，大笔资金投入后，由于分散到各地区、各项目上，使资金显得不够，具体统计数字也不得而知，非遗科学化档案管理还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其次，由于各地官员素质高低有差异，许多经费下拨之后没有切实有效地运用在保护非遗及其档案资料上，成为制约非遗档案管理的一大瓶颈；再次，由于资金投入和运用不合理，许多非遗工作人员所具备的知识水平也参差不齐，专业程度不够，降低了资金的使用率，严重影响这项工作的开展；同时监管部门在非遗经费的使用过程中监管不力，国家、省市级财政部门将资金下拨后，没有充分履行职责，使得经费浪费严重，大笔资金流失，这都值得引起各部门的注意，及时解决非遗档案管理资金投入不足问题。

四、山西非遗科学化档案管理改进措施

（一）强化非遗建档意识，壮大对其保护的队伍

各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带头作用，扩大非遗档案化保护的主体单位的范围，加强档案馆、群艺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机构之间的合作，并且充分调动山西各高校、专家学者和民众的积极性，使社会各界力量在非遗档案保护工作的各个环节各尽其责。第一，政府要重视与各级档案馆的合作，依托其专业技术、设施和管理团队，让其充分发挥有序管理档案，合理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利用档案等独特优势。第二，发挥各地群艺馆的主角作用，重视在田野调查中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手段收集散落在民间的非遗相关资料；加强后续的保存管理工作，对一手档案资料进行专门维护，防止文献化的档案资料老化，减缓其损坏速度。第三，发挥各级博物馆和图书馆的优势。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常存有文献、图片或金石类的非遗档案,为珍贵资料和实物档案的修复、抢救提供保证，在非遗科学化档案管理工作中充分发挥其优势。第四，重视各高校、专家学者和民众的参与。山西非遗内容丰富，需要不同学科的人才加入到保护它们的行列中，这就需要山西乃至全国各高校和专家学者们的支持。加强与山西各高校的联系，与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是壮大非遗保护人才队伍的有效措施。此外，人民也是保护非遗档案的重要力量，是当之无愧的非遗档案保护与管理的主体。

（二）完善非遗档案资料的普查、收集和整理工作

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完善非遗普查、收集和整理工作。各地区成立非遗普查小组，设立专职的普查人员，并对普查人员进行分组，每组负责一个地区的非遗调查工作。在非遗档案的收集过程中要制定具体的、切实有效的普查、收集计划，在山西省内展开拉网式普查，不遗漏每个村镇、民间艺人、非遗项目等线索，同时坚持把传统手段与现代技术手段结合起来，广泛收集“非遗”档案资料。为了保证非遗档案资料的完整性，档案的归档工作也尤为重要，是实现对档案资料有效整理的重要步骤。山西省档案馆对非遗档案保护名录项目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作出明确规定，归档范围包括项目现状调查文件材料、项目自身状况文件材料、重要传承人文件材料、保护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材料。这样就形成一个包括非遗项目档案、非遗传承人档案以及非遗“申遗”报告档案在内的完整档案。

（三）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推动非遗档案科学化管理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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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整体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当前，韩国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困难重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近况堪忧。回顾相关研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个案研究为主，尚未挖掘相关的理论来支撑和指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本文创新性地尝试运用人类文化学中的文化整体论理论，从“整体性保护”的角度出发，将相关理论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旨在提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保护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1研究背景与目的

2005年11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中国和韩国的端午节“申遗”之争最终以韩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与此同时，这一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和思考，甚至要求国家文化部门上书联合国，正本清源。2013年12月，韩国的“泡菜文化”被收录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中。翌年，韩国拟将“暖炕技术”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韩国的申遗之路上，中国总是面对着诸多尴尬和无奈，让许多中国人倍感遗憾和惋惜，认为“泡菜”、“暖炕”等技艺和文化应该属于中国，却屡屡被韩国“捷足先登”。由于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相似度较高，韩国的“申遗”项目往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韩申遗之争，一方面可以看到韩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而另一方面，中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仍然滞后，和许多“申遗”机会失之交臂。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国家部门还是普通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逐渐提高，并试图探寻各种方法来保护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即便在现代社会中，中国人民对于古老的文化仍然有着特殊的情结。同时，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交流和创新的重要源泉，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许多欧美的文化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根据现有的研究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定义众说纷纭，不尽相同，尚未达成共识。根据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别于传统体育，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并且具有保护意义的各种体育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及其表现空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体育和文化的双重属性，既体现出体育对于育人育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由于其自身的“非物质性”、“地域性”和“历史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难度颇大，社会环境的改变、表现形式的流失、传承人员的匮乏，使得不少人类宝贵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亡，濒临灭绝。虽然政府和学术界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从目前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来看，保护过程问题较多，效果差强人意，急需探寻合适的方式来保护人类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

2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分析法

查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文件，并且选取数据库中国知网，以“文化整体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键词搜索相关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亦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zgfy．org／）搜集相关资料，这些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目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进程的梳理和本研究思路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2．2逻辑分析法

在阅读相关政策和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认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厘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的保护方式，探寻文化人类学学科的相关理论，并且尝试从文化整体论视角下探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3研究结果

3．1文化整体论

3．1．1文化整体论的核心观点。文化整体论是文化人类学学科领域中的重要理论，强调在研究人类行为时，不能只针对行为本身进行研究，而应研究与该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人类文化的整体特质，注重将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有内部联系的整体加以探讨。3．1．2文化整体论的历史沿革。1895年，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SociologicalMethodsCri－teria）—书中首先提出“整体”（Holism）这一概念，他认为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都不是实体化了的东西，而只是一种特殊现象的系统化的总体。以此为基础，文化整体论始终贯穿于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始终。1871年，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出版的著作《原始文化》中认为文化或者说文明是一个宏观的大概念，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艺术、风俗，甚至包括法律、信仰、道德等，并且人作为一定的社会成员是可以获得这些内容的［1］。对于文化人类学家来说，“文化”是长期以来人类生活方式的载体，是不断传承下来的观念、行为模式、器物和艺术，并且认为每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会各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根据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代表学者博厄斯的相关观点，其认为文化的发展是具有内在逻辑的，因此，应该从整体的高度和角度去分析和看待人类文化的动态发展和演进过程。文化现象是极为复杂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政治都会影响到文化的发展。博厄斯强调实地调查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重视从特定文化的整体脉络出发，体现了在人类文化学中“整体论”的重要性。在继承博厄斯相关观点的基础上，克鲁伯的文化观认为文化的发展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存在着可循的规律，并且具有一定的模式和体系，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社会环境、心理环境、自然环境等影响和制约。“结构功能主义”代表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在发展社会功能主义学说的同时，也开创了别具一格的英国式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功能在于维持人类每项行为的习惯模式，并且每种文化都能满足社会人的诉求。而功能本身就是指整体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依赖，要想把握某一文化的特征，应把它放在整个文化脉络来分析。1930年，文化形貌学说逐渐兴起，本尼迪克特作为代表学者在著作《文化模式》中提出首先提出了“文化模式”理论。本尼迪克特认为“模式”是一个将各项行动赋予意义的概念，而且可以把各项行动融合在文化整体之中。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包含多种“模式”，并且构成了文化的综合体。斯德华的文化生态学思想将文化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认为对于文化的分析首先要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其次，需要认清行为的本质和特质，并且辅以特殊的方式或路径去开发在特定区域中存在的行为，以此形成一种相对有效而固定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还需注重研究该行为模式对地区和文化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综上所述，作为人类文化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文化整体论强调对于文化这个宏观概念的研究不能只着眼于文化行为的本身，将文化看作一个整体，组成文化的各个部分对于文化的形成和演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属性就是一种文化，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其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将其置于当前社会整体之中，无论其保护主体、保护形式和保护内涵，都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要求。

3．2文化整体论视角下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3．2．1文化整体论突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性”保护。文化整体论突出文化的“协同性”保护。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有机整合并且协同发展可以促使整体的发展和稳定。在探讨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时，应将其置于整体框架中，认清文化与文化，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探寻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建立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各个遗产项目的保护要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保护，只着眼于项目本身。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政府、社会、项目本身这三方面协调努力，合力保护。从政府层面，完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自身特点出发，在整合现有的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已经探索出不少的保护方式，使得该文化遗产得以继续体现价值。整合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和模式，对于其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3．2．2文化整体论强调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保护。文化整体论强调文化的“本真性”保护。文化的传承要求在保护和发展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文化的历史性，从时间、空间整体性加以保护，不能因经济利益而牺牲文化的本真性，并且充分挖掘文化的价值，以便能够在传承过程中被人和社会所接受。从这方面考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过程中，既要与时代相适应，又要尊重非物质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即注重其保护过程中的“本真性”。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了解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3．2．3文化整体论注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保护。文化人类学整体论强调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和文化客体之间的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文化整体论把人类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看成是一个由许多相互联系的要素所组成的整体，重点关注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更好地揭示文化系统整体特性和功能［2］。文化整体论强调了人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活态性保护。孟林盛、李建英等学者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保护形态的不同，将其分为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3］。根据现有的文献来看，博物馆的固化和数字化保护都属于静态保护的范畴，而动态保护的形式相对多样，包括传承人继承，以文化节庆、传统节日、体育旅游为依托进行弘扬，依靠学校为平台、教育为手段促进体育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等多种形式。同时，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新式的保护形式也在不断的涌现，礼堂的设立和文化生态圈的打造也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原有的静态保护强调以固化的形式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动态保护亦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在保护过程中，要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充分发挥项目自身的能动性，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自我造血。

4研究结论

4．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秉持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断裂式的保护，充分调动政府、社会、项目本身的保护热情和保护资源，协调三方合力保护是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然趋势。4．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正确把握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4．3原有的静态保护过于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从长远发展来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保护方式应以动态保护为主，辅以静态保护，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探寻新型而有效的动态保护模式进行推广，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者:郭怡 董梦佳 单位:浙江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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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孟林盛，李建英．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以山西忻州挠羊赛为视角［J］．体育与科学，2012（2）：75－79．

［4］张春燕，钟明宝，程静静．基于体育法修改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山东体育科技，2013（3）：19－22．

［5］吕炳斌，王小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3（3）：57－61．

［6］王晓．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若干思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1）：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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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春燕，田振华，刘跃军．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民族传统体育分类探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3）：25－33．

［9］白晋湘．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保护［J］．体育科学，2008（1）：3－7．

［10］陈永辉，白晋湘．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我国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J］．体育学刊，2009（5）：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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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相比，Moshe的工作显得有些“另类”和特别――他大部分时间都与一个特制大相机，呆在为放置这个“大家伙”而专门辟出的暗室里，然后再把拍出的图片进行数字化还原，夸张的说，那是一个接近于对微观世界的窥视。“我希望能把这些古老的杰作带给未来，不仅仅是保存，更是一种近乎身临其境的细节和冲击。”

为了“抢救”那些濒临损毁和消失的孤品、珍品，微软亚洲研究院来自网络图形组、视觉计算组、自然语言组、语音组、无线通讯组等研究员们与Moshe有着同样的愿望。研究员们针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研究课题，并联合亚太地区的高校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工作。

“我们的技术可以对社会，包括对人类有更多的贡献和更多的帮助，所以我们才决定做这个事情。”微软高校关系项目部经理马歆说。世界文化遗产内容丰富，主要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微软所涉及开展的研究项目不仅涉及世界遗产地和文物的保护与保存工作，比如，表面质感建模技术、同心拼图兵马俑虚拟漫游、数字化保存吴哥窟，还包含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未来，微软亚洲研究院选择，回到过去。

追寻遗失的美好

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樊锦诗曾经说过，“科学和技术是做好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微软亚洲研究院作为企业级研究院，和开展数字化保护工作的高校等研究机构一样，在努力寻求科技服务于文化遗产保护。

2008年，微软亚洲研究院高校关系部于正式启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主题研究计划。不仅将前沿的计算技术和研究成果应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更利用计算技术探究文化遗产的渊源、形成和发展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微软亚洲研究院除了将无线和传感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搜索，计算机视觉舆图形，多媒体等技术用于文化遗产保护。如何将成熟的技术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遗产保护工作，比如研制一系列技术可以具有降低保护成本和易于操作的特性也列入研究员们思考的课题。

“一个稀世珍宝或者尺寸特异的文物，如果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移动或者触碰它，而又要对其进行可能是要全方位350度的数据采集，甚至是从里到外的每一个细节。这就需要特殊的采集设备。”马歆简单向记者描述了对文物的数字化过程，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字显示三个过程。而这第一步就已经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这个任务，Moshe给记者介绍着在几个月前刚刚“完工”的特制相机，这就像一双通向历史的天使的眼睛，可以看到每一个笔触甚至是油彩凸凹的痕迹。

天使之眼

在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面试时，Moshe就谈到了研发一部特殊相机的想法。而这些创意的产生比Moshe加入微软的时间早得多，早在哥伦比亚大学，Moshe就在这个领域里研究了2年多。在微软亚洲研究院，他终于有机会把梦想变成现实。

Moshe和同事们专门为博物馆的数码艺术文件以及电子文化遗产设计并制造了一部相机。这是历史上首部成功结合超大尺寸镜头的相机，超大尺寸镜头通过和数码感应器结合的设计原先是用于影片拍摄。这个相机可以捕捉高于1000兆像素的图片，现在的商业数码相机最多只能制造不超过160兆像素的图片。最重要的是，无需移动镜头。因此，它更适合于拍摄拥有三维立体质感表面的物体。在不同光线照射情况下，相机拍摄照片，然后通过电脑合成计算，获得图像的立体感。

“图片大小并不是唯一测量一部相机好坏的标准，这部相机的对比度高于1：3000000，这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相机的300倍。它的清晰度可以让我们在一米远的地方看清一个针尖上的30条线，这是普通人类视觉的6倍。”Moshe对记者说。

硬件的强大同样在微软更强大的软件平台上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通过电脑软件，可以轻松获取那些使用常规相机而无法或者非常困难得到的数据。

穿越时空的对话

除了帮助对文化遗产进行保存和研究，微软亚洲研究院也希望让神秘的历史展现更容易接近和有趣的一面。

在尊重历史、重现真实历史的原则下，微软亚洲研究院一方面与研究机构合作，将最前沿的计算技术和研究应用于对遗产、文化、历史、考古等方面的确认、保护、保存和传承。另一方面，还让平时深藏在博物馆文物走近寻常百姓的视野，从神秘到实现古今的对话。

微软亚洲研究院正在与北大和故宫共同合作的“清明上河图”画音展示系统就是一个把文化遗产保护应用到寓教于乐层面的应用。“对于老百姓来说，故宫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宫殿建筑、一方面是数量众多的藏品。我们希望和故宫博物院一起研究如何更好的将珍宝展示给世人。”马歆对记者说。

微软亚洲研究院通过与文物专家沟通并从资料上去分析和了解，把历史赋予了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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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利于地方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民俗文化是地域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和环境变迁，地域性民俗文化逐渐消失，出版作为文化积累的一种有效形式，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走进书店，有关民间艺术、民间文学、民俗风情旅游类的图书琳琅满目，这是一些地方出版社重视民俗文化出版资源开发的结果。湖北拥有灿烂辉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独具风格的民俗文化，将此类文化资源变为出版资源，可以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湖北民俗的方方面面。以孝感的孝文化为例，先后出版的图书包括《董永传说》“孝感（孝南）民俗文化丛书”等。这些图书的出版被著名剧作家沈虹光认为是“抢救民俗文化遗产，功德无量！”可见，开发民俗文化出版资源，就是以编辑出版为手段，以图书为载体，挖掘地方文化的精髓，实现对地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扩大其传播影响力。

2．增强出版产业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早在20世纪初，中国民俗文化就成为文化出版的一个重要源头，为出版产业提供丰富的内容资源。民俗文化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既有朴实的物质民俗，也有丰富的精神民俗。以《湖北民俗志》为例，它分为劳动生产、经纪商贾、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令、、医药卫生、民间文学、民间语言、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民俗工艺、名胜古迹，共13编，每一编下面又分为若干个大目和子目。对出版业来说，这些类目蕴含着丰富的选题资源，搜集、整理和出版这些资源，可以增加图书选题的多样性，繁荣文化出版市场。另外，即使是相同的出版内容，变换一下出版形式也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推出“中国民俗文化丛书”，该套丛书以内容广、价格低而受到读者的欢迎。随后，2014年吉林出版集团又推出“流光溢彩的中华民俗文化（彩图版）”系列丛书，将我国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文并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3．推动“中国元素”走向世界文化市场

在全球化的今天，具有地方色彩的民俗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场中具有突出的价值。纵观这几年的图书版权贸易，中医、保健类传统文化图书一直是版权输出的主打品种。例如，在2014年第2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上，鄂版图书《禅意东方》《新编家庭中医疗法大全》等传统优势类图书与反映现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图书并驾齐驱，成为输出内容题材的主力军。我国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条件，各地区各民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元素。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中，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不再局限于某地某人，而是能转化为文化资本进入全球的文化市场[1]。因此，对民俗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民俗文化产品，有助于推动“中国元素”走向世界文化市场。

二、大数据对民俗文化出版资源开发的影响

1．大数据理念的力量

民俗文化出版利用大数据的关键，是如何从海量的民俗文化资料库中发现价值，寻找隐藏于其中的市场前景，将大数据转化为可向受众传播的知识信息产品。基于大数据的民俗文化出版，不仅可将某些“小众需求”的民俗文化内容推送给特定读者，还可以根据读者需求定制某些特定内容，更好地实现营销与内容相关联。长久以来，我们对待民俗文化的态度重在保护，比如抢救民俗文化遗产、保护本土民俗事象等。然而从长远来看，只有将保护与创新相结合，文化与科技相融合，才能真正实现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大数据改变了信息的搜集、储存和传播方式，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和市场转化率，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传播信息和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一方面，出版机构可根据大数据分析的结果进行市场预测、选题策划和营销，将大数据转化为出版生产力，从而实现按需出版；另一方面，对民俗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来说，大数据为其提供了了解用户的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更精准的为公众传递信息和提供服务。

2．大数据技术的支撑

众所周知，大数据的价值在于通过数据采集与分析获取有用的信息。因此，大数据的分析方法以及大数据技术的支撑对获取最终信息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很多省市都开始注重地方特色文化的信息化存储与开发，建立了很多特色文化信息资源库。无论是出版者还是民俗文化拥有者，都必须明确原始数据的采集与存储是开发民俗文化出版资源的基础，如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利用才是资源开发的关键。大数据分析技术包括数据挖掘、可视化处理、预测性分析、语义搜索和数据管理等，除大数据分析专家以外，普通人一般会选择借助第三方数据分析系统来完成分析任务。例如，“开卷在线（B/S）全渠道数据查询分析系统”，用户通过浏览图书信息及销售数据，即可一站式完成市场信息的调研。该系统为编辑的前期市场调研与选题策划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参考信息，可以启发编辑的选题思路、印证选题的合理性、指导选题的后期策划，还可以通过查看各渠道榜单及不同渠道之间的对比数据，来了解不同渠道的销售特点、消费者的接受态度等[2]。

三、大数据视角下民俗文化出版资源开发的内容

出版资源是出版产品形成过程中可利用的各种社会资源，包括人才、信息和物质资源[3]。本文所探讨的出版资源主要是指信息资源。由于民俗文化范围广泛、种类繁多，有关民俗文化的信息资源非常可观，这里根据湖北省民俗文化的特点和优势，选择了四种类型的出版资源来展开论述。

1．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湖北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丰饶的荆楚大地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这些民俗遗产是当今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近年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名录体系日益完善，理论研究和数据库建设初见成效。目前，湖北省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4项、国家级名录80项（106个项目保护单位）、省级名录312项（466个项目保护单位）、市（州）级名录903项、县级名录2815个项目，涉及民间文学、民间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技艺、美术、医药等。较有代表性的有秭归端午节、鄂州雕花剪纸、云梦皮影戏、恩施摆手舞、荆州花鼓戏、大冶石雕、天门糖塑、武当山庙会、嫘祖信俗、潜江草把龙灯、巴东民间历法、松滋烟茶礼俗等，这些非遗资源为文化出版提供了丰富的图文音像素材。无论是荆楚文化、三国文化，还是屈原、诸葛亮等名人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每一项都蕴含着巨大的开发潜力，都可能成为图书选题的对象。然而目前，出版市场上选题雷同、内容重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说明文化资源开发能力不足，文化活力未得到充分发挥，文化市场还有待进一步优化。尤其对地方出版社来说，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资源是其重要的选题资源，应该用富有创意的内容和形式来展现其独特之美。比如，吉林出版集团就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汇集起来，对其深入挖掘和边缘探索，编排出34本“流光溢彩的中华民俗文化（彩图版）系列丛书”，内容涵盖民间节日、饮食、民居、技艺、美术、礼仪、传说、音乐、武术等。

2．民俗文化旅游类出版资源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与旅游热相对应，旅游类图书也出版市场上大放异彩。根据亚马逊中国2014年11月的数据显示，游记图书是近三年旅游类图书排行榜的榜首。可见，一个地区的旅游升温往往能成为旅游类图书的新宠，比如的骑行热就带动了以为主题的旅游类图书大量问世，出现《慢骑中国》《飞行骑：笨鸡走川藏》等[4]。现在有很多地区将民俗文化与旅游结合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风情旅游。此类旅游需要对当地的民俗文化有一定了解，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大众对民俗文化信息的需求，出版社在这块领域是可以深入挖掘并有所作为的。湖北被称为“千湖之省”，既有美不胜收的山水风光，也有深厚独特的人文韵味。近十年，湖北103个县市区共诞生了136个文化品牌，包括以“中国书法名城”“中国孝文化之乡”“中国编钟之乡”为代表的20多个国字号文化名城和文化之乡。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更是将8个市（州、林区）的多种自然景观与人文资源融为一体，诞生了十大核心景区，包含武当山、明显陵、长江三峡、古隆中、荆州古城、昭君故里、曾侯乙墓编钟、龙船调等诸多令人心动的文化旅游符号[5]。这些传统符号或品牌在现代化环境下可以转化为资源优势，以新的载体形态在文化市场发挥新的魅力。

3．少数民族出版资源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北有53个少数民族，人口达283万，占全省总人口的4.68%。全省过万人的少数民族有土家族、苗族、回族、侗族、满族和蒙古族6个。湖北有1个自治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个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土家族是湖北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恩施土家苗族是土家族的重要聚居地和巴土民族文化的诞生地，这里有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有吊脚楼、风雨桥等民族建筑，有哭嫁歌、摆手舞等民族歌舞；有南戏、傩戏等地方戏曲以及牛王节、女儿会等民俗事象，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巴土文化资源，不仅是湖北少数民族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出版文化体系中不可缺少的构成元素。不少出版社以此为选题，打造出多个图书品牌。例如，湖北人民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先后推出“巴土文化丛书”第一辑和第二辑，内容包括巴人源流研究、巴地域研究、长阳名人传略、长阳土司源流研究、土家族撒叶儿嗬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除学术研究性质的出版，少数民族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也有一定的市场。目前，恩施不少学校已把民族民间文化纳入教学内容。如百福司民族小学，每周有一个下午是土家语课程，帮助当地青少年了解土家族的历史文化[6]。作为教育的配套，少数民族语言类教材和教辅资料是出版社的又一突破口。

4．数字化出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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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艺术；文化创意产业；体验经济；美学经济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27-8122（2012）04-0071-03

一、引 言

2009年底，詹姆斯•卡梅隆再次以《阿凡达》骄人的票房，突破自己曾以《泰坦尼克号》创下且保持了12年之久全球票房第一的纪录。在第8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角逐中，《阿凡达》获得三项大奖，“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摄影”和“最佳视觉效果”。该片提供2D、3D和IMAX-3D三种制式，在中国国内，不仅出现了连夜排队抢票的景象，在一些没有IMAX-3D制式影院的城市，甚至出现了组团去附近城市只为看到效果最佳的《阿凡达》的“壮举”。这样的疯狂和痴迷，从现实的角度，展现了新媒体艺术的绝佳魅力。

新媒体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形态、状态，二是增强了信息传送的互动性和即时性，三是实现了高科技、多技术、多媒介的融合。

而新媒体艺术以信息科学和数字技术为载体，以现代艺术为内容，以大众传播科学理论为纲领，将信息通过媒介的传播技术将科学与艺术的高度融合，应用到文化、艺术、商业、教育和管理领域，并且，以此对文化艺术本身和文化产业产生重大影响。

二、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新媒体艺术元素

（一）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界定

文化创意产业这一概念的生成主要来自以英国为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文件，因此带上了浓重的地方色彩，各自的概念界定往往与其国家本身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和认知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具有全球普遍认同意义的概念目前还未产生。我国近年来的官方文件，包括《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文化部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中，仍未采纳“文化创意产业”这一说法，而是保留了过去的称谓“文化产业”。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教授、澳大利亚创意与创新重点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和项目主管、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知名文化创意产业学者约翰•哈特利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着力描述一方面在于创意艺术，这主要表现在个人才能上，另一方面在于文化产业即质量因数，这两方面的结合。它是近些年来在新知识经济范围内的信息通讯技术，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媒体技术的语境下，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中提供城市消费者交互式运用的概念[1]。

而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领域领军人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元浦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在当今全球化条件下，以新媒体传播方式为主导，以艺术文化消费时代人们的精神需求为基础，以高新技术传播为支撑，以文化经济全面结合为自身特征的，国家、行业、技术领域交叉或创建的新型产业集群[2]。以上二位国内外著名学者对文化创意产业区别文化产业的认识中，都强调了新媒体技术和网络等新传播方式这类要素的创意地位。

而各国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分类也不尽相同。英国将其分为13类，包括广告、建筑、艺术品交易、工艺品、时装设计、电子出版、时尚、互动休闲软件、影视、音乐、表演、电视广播。 美国依旧版权分为4类：核心版权产业、交叉版权产业、部分版权产业、边缘支撑产业。联合国则分为传媒、卡通、电影、娱乐、网络游戏、旅游、文化、网络信息、音乐、戏剧艺术、艺术博物馆等。

（二）新媒体艺术的概念

新媒体艺术的先驱罗伊阿斯科特认为，连结性与互动性为新媒体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它的表现形式包括：影像及互动装置、虚拟装置、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动画动漫、影视广告、网络游戏、数码艺术设计、数字插画、CG静帧、数字特效、DV、数码摄影等。新媒体艺术的表现形式非常多，但共通点就是被大众所接受的途径以及作品的直接互动，通过人的触摸、空间移动、声、光、电等的效果，参与到作品的创作中。新媒体艺术创作需要经过：联系、融入、互动、转化、展现这五个阶段。首先必须有人与装置之间的联系，并全身融入其中，而非仅仅在远距离观看，通过与系统和人产生互动，这将导致艺术作品与人的意识之间的转化，最后展现出全新的影像、关系、思维与效果。

将当代新媒体艺术与传统艺术相比较，其发展有着独特的时代背景。它已不再仅仅依赖个体艺术家的才华和灵感，而是依赖整个艺术创作体系、艺术传播过程及方式、艺术媒介手法与参与方式等的全面创新。图像时代、消费时代以及“数字化生存”是新媒体艺术发展的现实语境。

首先，图像成为人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和资源，对许多人来讲，甚至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科技时代的图像主要集中于用声、光、电为载体的多媒体种，而不再集中于平面中的图像、文字等这类静态印刷物中。“当代艺术及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听觉的感官艺术文化，而不再是平面的印刷文化，这已经是不容小觑的事实。”[3]

其次，当今世界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商品的价值已不只是其使用价值，人们消费商品，也可能是为了满足内心需要的符号消费、仪式消费等，消费也成为艺术活动的基本方式。艺术经纪人出现后，处于艺术家和群众之间，他们了解并熟悉艺术家，懂得艺术欣赏，自身又赋有很强的营销能力，清楚明白市场需求，最重要的是他们富有经验，可以通过消费的方式把艺术推向大众。

再次，MIT著名教授尼葛洛庞帝笔下的“数字化生存”时代已经日渐成熟，科技的发展引起传媒形式的变化，艺术的多媒体化以数量越来越多、类型越来越新颖的大众文化产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标志。通过媒介，文化艺术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效率更高。而且，媒介融入了艺术的创作的整个过程，真正可以成为艺术中的一部分。艺术传播与媒介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带来的语境的分离和重构，也让人们从根本上重新认识了艺术创作对生活的传统观念的反应。

（三）新媒体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现象

当今，数字媒体就像是文化艺术创意产业的发动机，它以IT 技术和CG技术为核心，极大地推动文化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影视、动漫动画游戏研发、广告、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开发与信息产业、建筑、工业、服装等一系列的艺术设计、系统仿真、图像分析、虚拟装置等领域，并涉及到科技、艺术、文化、教育、营销、经营管理等诸多领域[4]。

首先，分解文化创意产业，可以看到新媒体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文化创意产业可以分解为三组概念，即文化、创意和产业。第一，文化（包括艺术）传播借新技术革命下的新形态媒介，提高了传播效率，又增加了受众的审美感受，并通过“点击”、“复制”等形式，扩大了传播的接受范围和接受频次，增加了受众的“被卷入感”，从而，产生了新媒体艺术的最重要传播特点――交互性。第二，新媒体的使用使创作者的“创意”能够更大限度地发挥，因而，提高了作品“创意”的表现力。第三，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带来了受众的数量激增，创造了更多的文化消费需求，使文化具备成为一个产业，并保持盈利性的必要条件。

其次，考察文化创意产业的分类，仍然可以看到新媒体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电影电视广告是新媒体艺术介入较快较多，也是进入大众视野最多的领域；动漫和软件开发业运用新媒体艺术的虚拟现实和交互性更多，并且发展主要依赖新媒体技术的个性；随着人们生活中电子产品的增多、闲暇时间的减少以及阅读习惯和获取信息习惯的改变，数字出版的兴起和发展正在日益增加与新媒体艺术的融合；而旅游会展业，在近年来更加注重新媒体艺术要素的融入，北京2008年奥运会和上海2010年世博会中，新媒体、声光电的运用给观众带来了大量的美感体验。

三、新媒体艺术之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复兴文化产业，保护文化遗产，提高文化商品的附加值

首先，与传统的文化产业相比，诞生于知识经济时代的文化创意产业更加强调创意的重要性，创意是其核心，并表现出多样性而非同质化、分众消费等诸多特点。新媒体艺术开放、自由、复制成本低的特点，能够充分考虑到受众个体喜好以及内心需要的相异，在提高其自主选择权的同时，有利规避了文化产业过去成本高、风险大这一缺点，并通过技术含量和知识产权的技术保护，保障了文化商品的使用价值。

其次，文化遗产作为地区人群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中国的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27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数量丰富。我国目前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质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共4项，另外，我国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1175项。物质文化遗产易被破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易保留的特点决定了这两者都需要借助科学技术，而在继续承担文化艺术传播功能的过程中，同时使自身被保护和保留。新媒体艺术的虚拟现实功能以及数字化保存方式可以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贡献巨大力量，从而促进了文化的流传。

再次，新媒体艺术本身就是一种高附加值的文化商品，它将过去一味依赖创作者才华和名气或者物品历史的文化商品的价值，转嫁到技术带来的高附加值中，以可感互动的体验增加艺术文化产品的附加值，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意含金量，可以更加有力推动文化经济的发展。新媒体是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载体，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技术手段，是提高创意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砝码。因此，融合新媒体技术与文化艺术要素的新媒体艺术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内容。

（二）实现文化创意产业推广体验经济与美学经济的载体

首先，新媒体艺术是文化创意产业实现一种叫“体验经济”的重要载体。“体验经济”即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所谓体验，就是企业以服务为平台、以商品为道具，以消费者为中心，从而创造出值得消费者回忆的行为。众所周知，商品是客观存在即有形的，服务是无形的，而创造出的体验是会给人留下记忆的。与以往不同的是，商品、服务对消费者来说都是外在的，但体验是主观存在，即内在的，存在于个人心中，是个人在身体、感情、意识上参与所获得的。没有两个人的体验感受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体验是来自每个人的感受与商品之间的互动所得的感情[5]。在这里，大致总结了5种体验，娱乐体验、教育体验、情绪体验、审美体验和情感体验等。新媒体艺术交互、虚拟的特点增加了受众的被卷入感，例如在四维影院中我们亲身体验到虚拟现实技术借助声音、音乐、光线、电子影像、机械互动装置、遥控器等多种媒体相结合，打造出幻真的虚拟世界。新媒体艺术带来的体验是借助数字技术，通过虚拟现实，使消费者得到沉浸感、交互性和构想性。

其次，新媒体艺术的低门槛对于美学经济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美学经济指“立足于美学价值，通过向潜在消费群体提供审美服务产品（或将审美要素大量渗透到商品中），以提升商品的文化附加价值，使消费者获得审美愉悦为目的而获得利润的经济形态”[6]。美学经济的题中之义是强调艺术生活化，通过将美附着在能够更多接触到人们生活中的实用物品或商业服务，来推广美的体验，实现审美教育和审美享受的普及，从而达到文化艺术的“平民主义”，即平民美学。新媒体艺术使艺术生活化，艺术生活化是文化成为产业的基础。文化创意产业以商业形态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更公平、更包容的文化语境的构建契机，就是在这样一种转向中将高雅，高端文化推向边缘、消解它的光环的同时，也将它们的泛化促使形成更加公平的艺术文化共享空间，以便大众容易接受、理解这些艺术文化层面的享受，这无疑可以使社会文化更快更好地整体进步。

四、结 语

新媒体艺术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多种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传播与文化创意产业是中国可以尽快步入世界前列的产业类型[7]。我国在推动文化传播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对新媒体艺术予以了多方面的支持和重视。2005年国务院出台《推进试点单位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的若干意见（试行）》，有力地推动了电视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规定，我国每个电视台每天必须播出超过10 分钟的动画片(省台要求30 分钟以上) ，其中60 %必须是国产片。国家火炬计划批复的全国唯一的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的专业集聚区，成立于2005年12月31日，这是北京市首批认定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该基地还在2006年的首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光荣地被评为“最具投资价值的创意基地”。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在未来的发展中，还需要加强对新媒体艺术的研究投入以及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寻找实现新媒体艺术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更多可能模式。

参考文献：

[1] 金元浦.当代世界创意产业的概念及其特征[J].电影艺术,2006(3).

[2]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92.

[3] 肖永亮.数字媒体在创意产业发展中的地位[J].现代传播,2005(5).

[4] 田忠利,付琳,龚小凡.关于数字新媒体艺术发展的思考[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7(10).

[5] 金元浦.文化产业与体验经济[J].21世纪商业评论,2006(1).

[6] 金元浦.文化创意产业的高端融合[J].中关村,2010(11).

[7] 金元浦.新技术革命与文化产业[N].膝望新闻周刊,2004-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