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最好的解决办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疗纠纷最好的解决办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近年来，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轻者致人伤残，重者使人毙命，且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经济损失。一些重大的医疗事故案例，不时见诸报端。《法制日报》1999年2月24日第3版《医疗意外？医疗责任事故？》披露，一次普通的隐睾手术，竟使一名儿童成为植物人。《城市早报》2000年第105期第2、3版《一根指头要了一条命》披露，一个身体健康无任何病史的23岁小伙因接一根断指而被活活地断送了性命。……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中国消费者协会关于医疗方面的投诉表明，1996年以来医疗投诉的月平均数为：1996年2.64件/月，1997年10.17件/月，1998年11.75件/月，1999年前4个月猛升到22.25件/月。

目前，医患纠纷已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如何解决医患纠纷，专家学者及平民百姓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作者认为，事先防止要比事后寻求解决办法更好。为此，我们应当探索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避免医患纠纷的发生。

二、解决医患纠纷的现有途径

目前解决医患纠纷仍然依照国务院1987年6月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现在看存在许多问题。该办法第18条规定，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给予一次性的经济补偿。补偿费的标准由省级政府规定，北京市的补偿标准最高是8000元，其他省市更低。这些补偿根本不足以弥补受损害的病员的损失。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该条将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的其他伤害排除在补偿范围之外，这是极不公正的。办法规定医疗事故的确认是由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来完成的，而由医学专家临时组织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其日常工作是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管理的，这无异于自家人给自家人的行为下结论；再加上鉴定必不可少的原始病历均在医院一方，是否涂改、伪造、隐匿和销毁，鉴定委员会无从知晓，既便它是公正的，也难保客观。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宗旨是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障病员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单位的工作秩序。但结果是保障了后者的利益而忽视了前者的合法权益。一些明显的医疗责任事故甚至被鉴定为医疗意外！ 这是暗箱操作的必然结果，而暗箱操作又是因为《办法》在立法上存在的上述问题造成的。在此前提下，医护人员的责任心不可能得到增强，这是医患纠纷不降反升的根本原因。很明显，《办法》是事后解决问题的规则，不可能事先防止医患纠纷的发生。同时，实践中也未起到事后妥善“处理”医患纠纷的良好作用。相反，正是该《办法》的存在才造成了患者的医疗事故鉴定难、打官司难、打赢官司更难的艰难处境。

《办法》规定的医疗事故补偿是一种过失责任，与《民法通则》的一般侵权责任相仿，但又不符合《民法通则》一般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其赔偿只是象征性的。因而也违反了《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

三、《办法》修改的最新进展

因为《办法》存在的严重问题，社会各界强烈要求修改《办法》，并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设想。有人提意出台患者权益保护法和医疗纠纷处理法，建立医疗事故保险制度，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医疗事故仲裁机构，或在人民法院设立卫生法庭负责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和处理等。但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主要是修改《办法》，《南方周末》披露，始于1996年的《办法》修订工作到2000年4月17日，征求意见稿已出到第10稿。卫生部主持的《办法》修订研讨会，场面相当激烈，法律界、医院及卫生系统两大派针锋相对，偶尔爆发的笑声是双方在互相嘲笑“不懂医”或“不懂法”。这种本是双方相互学习请教的研讨会如果变成双方相互指责的会议，很难想象会有什么结果。这就是多少年来老百姓期盼的最新成果！

一位医疗事故受害者的母亲曾告诉作者，她听一位从事卫生行政管理的官员说过：“这次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还是对我们有利”。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位政府官员的本位主义思想。他现在是一位卫生专业的工作者，但总有一天，他以及他的亲友也会成为患者，医疗事故发生在他们身上也是可能的。这时，相信他会后悔他所说的这句话。

法律的灵魂只能是公正！ 如果立法者的出发点是自己的或者本单位的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这样出台的法律是十分可怕的！

四、患者、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三者的关系及责任划分

1、患者、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三者的关系

为了寻求预防和解决医患纠纷的办法，有必要先弄清患者、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或称医院）三者之间的关系。

患者与医疗机构的关系

医疗机构对社会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医治患者的伤痛。医护人员通常被称为白衣天使，但是，医疗机构所肩负的使命绝对不是纯粹的奉献，他们的付出是有偿的，并且其提供的服务不是强制性的。这种有偿的服务足以说明，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平等的民事合同关系。于是，这种合同关系理所当然地要由《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来调整。

患者与医护人员的关系

在诊疗服务当中，患者与医护人员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医护人员虽然直接为患者服务，但他的服务是一种职务行为，其服务是医疗机构对患者义务的履行。

医护人员与医疗机构的关系

双方是一种聘用与被聘用的聘用（或劳动）合同关系，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当由聘用合同来约定，受《劳动法》或人事法规的调整。

2、医患纠纷产生之后的责任划分

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最简单的诊疗服务合同内容应该是，患者向医院支付金钱，医院为患者诊断并提供药物或采取其他手段来医好患者的伤痛。如果患者掏了钱，医院却没给患者治好病，医院的责任是什么呢？ 按照诊疗合同的约定，医院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至于医院是否有过错在所不问。如果医院又给患者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它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公平和双方的平等。也就是说，只要医院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对患者医治的义务，它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无需要求医生的诊疗必须构成医疗事故。医院对患者承担的责任首先是违约责任；如果医院在诊治过程中又给患者造成了其他伤害，还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赔偿责任的方式应该有两种，一种是伤害的后果及责任方式被合同明确预见并载明的情形，这时医院可以依合同约定来确定其责任；另一种是伤害的后果未被合同载明的情形，这时医院应该承担的是损害赔偿责任，这种责任应该属于民法上的特殊侵权责任，即举证责任例置，也就是在医院一方。

3、医疗事故的行为主体

造成医疗事故的主体不是医院而是医护人员个人。《办法》应当作为造成事故的医护人员对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作为卫生行政机关对构成医疗事故责任人的处罚依据或者作为检察机关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作为卫生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办法》调整的行为主体应该是医护人员、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患者在此只能作为第三方。《办法》不应超越职权地对第三方的权利做出限制性的规定，也不应为患者设定义务。

五、诊疗服务合同的引入

医患双方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合同关系，在法律界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但是，我们却很少有人考虑用合同约定的方式来避免和解决医患双方可能发生的纠纷，而是把精力放在了难以对这种纠纷进行调整的用于事后解决的《办法》修订上。合同本身的价值其实正在于预防和解决合同当事人的纠纷。毫无疑问，解决医患纠纷最好的办法也是医患双方签订书面的诊疗合同。

作为一种服务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双方都有权利设定这种合同具体的权利义务内容。比如，患者有权知道他的病被医生诊断的结果，有权知道治疗他这种病需要多长时间和花费多少钱。如果他患的是一种医学上目前还无法完全治愈的疑难病，或者因为患者年龄及体质上的原因，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不利情形。医院应该让患者知道疑难病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发生不利情形时医院愿意承担多大的责任或根本不愿承担责任。除此之外，合同还应该包括其他有可能发生争议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要为患者所知，同时合同的文本也要为患者所持有。

但是目前的状况是，我们每一位患者都不享有本该属于我们的权利。这种原本医患双方都应该清楚的权利义务，作为弱者的患者却不清楚。患者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把钱交给医院的，也是糊里糊涂地被治疗的。在此情况下，患者的病被治好的，皆大欢喜。一旦出现纠纷，麻烦可就大了。

作者认为：医疗事故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很难避免。但同时又相信：发生医疗事故后的当事双方的纠纷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将合同引入，事先将产生事故的责任承担方式进行约定，纠纷则完全可以避免。

六、初步的方案

鉴于病人所患疾病有大有小，有难有易。并且医院的规模有大有小，水平有高有低。为使合同能够顺利地引入医疗服务当中，国家应将目前所知的疾病分类分等级，同时将医院划分为综合性的和专科性的不同等级不同资质的医疗机构。确定相应规模及资质的医院可以收治相应类型以下难度疾病的患者，不具备资质的医院不得收治其无权收治的病人，但为抢救需要可以采取应急措施。

因为许多人的疾病具有相似性的特征，医院的治疗方法也大致相同，所以诊疗合同可以采用格式合同的形式。对于患疑难杂症及年龄较大体质较差的病人可以采用特别约定的方式签订合同。对于因技术原因造成其他伤害可能性较大的疾病，医院在合同中可以约定较小的责任；对于造成其他伤害可能性小的疾病，医院在合同中可以约定较大的责任。以便使患者知道，他在遭受上述伤害时，自己能够得到医院多大程度的补偿，从而做出是否接受治疗的决定。

因为医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所限，现代医疗手段仍然无法弄清某些疾病的病因，或者弄清病因的疾病尚未找到理想的医治方法。这时，医院对患者的医治带有一定的探索性，风险性相当大。为此，医院可以在诊疗合同中对有可能造成的伤害约定免责或减责条款。考虑到这种医治还带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性质，医院甚至国家都可以设立相应的科学研究基金，来补偿遭受伤害的患者，也可以减免患者的医疗费用。另外还可以将限额赔偿制度和保险制度引入到医疗伤害赔偿当中，当然，这些制度已经不再属于诊疗合同约定的内容。

在医疗实践当中，诊断和治疗是可以相对分离的，有些疾病一旦为医生确诊，患者可以自己到药店购买非处方药品（OTC）或根据医生的处方购买处方药品；也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方便的医院治疗。这样可以把医疗合同分为诊断合同和治疗合同或者既包括诊断又包括治疗的综合性诊疗合同。

篇2

论文关键词 司法考试 法学本科教学 结合

一、法学本科教学与司法考试结合的必要性

（一）法学本科教学面临司法考试带来的压力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的《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已经历时4年时间的实践。“实施办法”第15条第4款规定“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学生可以报考。也就是说能够获得高等学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文凭的在校大学生，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这一规定的出台，为法学本科教学方式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和动力，但同时给法学本科教学带来了巨大的压力[1]。以往完成本科阶段的法学课教学任务后，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或者继续上研究生，司法考试只能靠他们自己的努力了，是否通过似乎不能直接反映本科阶段的教学效果。然而当前的形势是学生在毕业班这个阶段即可参考司法考试，那么就要求在当年的9月之前必须完成所有的法学课程学习。几个月后反映出来的通过率直接衡量了之前的法学教学质量和水平，这就对法学本科教学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二）司法考试给法学本科教学带来动力

当然我们也要更注重事物发展的正面。在2001年没有统一司法考试之前，那时的法学课堂教育似乎比较随意，教师们各有各的教学套路，没有明确而坚定的目标，这样的弊端就是学生可能不能一直保有对法学学习的热情和动力，司法考试的出现似乎给他们打了一针“强心剂”。整个大学阶段都会围绕整个考试而努力的进行准备，比如从认真地听好每一堂法学课开始。从2003年开始，司法考试的出题也吸纳法学教育界的意见，开始增设没有标准答案的试题。考生凭借接受过的法学教育，掌握的知识答题，无论肯定或者否定的答案都会给分。这样的出题方式意在希望考生不要指望光背诵法律条文就可以通过考试，而是要培养自己充分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再加上08年的在校生也可参加司法考试的新规定，使在校的本科生从入学开始就能一直保有学习的热情和一次性通过考试的憧憬，使整个本科教学过程无论是教还是学都是充满希望和动力的。

二、本科法学教学与司法考试结合的具体实践

（一）在课堂教学中贯穿司法考试讲义

在这里，我们要警惕不能将法学本科教学变成纯粹的司法考试辅导班。法学每一门主干课教学的课时数相对于司法考试辅导班的课时数来说是远远超出的。应该说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辅导班中的精华部分。任课教师除了系统的掌握现有教科书的内容编排外，更应该熟悉当年司法考试辅导教材中的内容。比如在刑法学的教学中，就可以很好的应用司法考试相关教材，刑法学总则反映在教材中的重点和司法考试教材差异并不大。但是分则就不同了。如果光是按照书本教材来讲授，是没有重点的。刑法分则罪名到达400多个，一一讲解时不可能的。那么司法考试的讲义就起到很强的引导作用。教师应在备课时，充分消化历年真题，归纳出哪些是高频考查罪名，那么这些正是在课堂上需要重点讲授的。这样做也是让学生少走弯路，直击重点，上完每堂课都可以回忆起本节课的重点，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似乎每个罪名都学习过，但是到头来一个也没记住。再如《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的教学，这个部分对于参加过司法考试的考生来说，都觉得是最难把握，最难拿分，甚至都放弃的部分。司法考试的考点相对于其他刑法、民法等考点相对固定的法律部分来说是很生僻的。更需要法学教师费神的是这门课的法学本科教材编写非常细致，面面俱到，直至看不出重点。作为本科阶段的教材来说是很好的，但是学生们反映一本书学完了，如果做起司法考试的相关真题，脑子里仍是一片空白。这就说明这门课的教学必须加入司法考试的元素，否则只能是学生反映的“上了和没上一样”。让法学本科教学成了“虚设”。那么司法考试辅导教材就是很好的讲授导向。但是司法考试教材也不是“圣经”。就有学生反映，《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这门课，如果直接学习辅导教材会觉得一头雾水，做试题也是带着碰运气的心态去试试，而不是真正的掌握，这时传统的法学教材就起到了关键作用，只有老老实实上完了几十个学时的课，在这个基础上再出消化辅导教材就能豁然开朗。

（二）对司法考试真题的训练

在课外不少学生会有疑问，以什么作为法学课的平时基础练习呢？特别是大一和大二的新生，刚从题海战术的高中过来，总觉得学习如果没有练习可做就不是学习。如果非要做纸上练习，那么近几年的司法真题就是最好的选择。在试题的选择上，可由授课教师随着教学进度的推移归纳出与本章课程内容相关的试题让学生们先感受一下出题的方式。一般来说，司法考试的每道题目的知识点的涵盖面都很广，有时一道选择题能同时考查好几个易混淆知识点，而且跨度很大，例如刑法学的试题，貌似考查总论的内容，其实需要考生多分论内容相当熟悉，这样学生们就随教学进度来做题就很困难。教师应当再备课时将试题加以改装，简化，配合当下的教学进度来对试题进行讲解。因此，不能简单的将司法考试真题一通扔给学生，让他们自己去消化，教师在这时还是需要在学习方法上加以引导。在这里不可忽视的是案例分析训练。案例分析室法学本科生在大学学习阶段必然要掌握的能力。结合司法考试真题案例分析部分的训练不失为一种理想的方法。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司法考试主观题的案例分析部分答题有其特殊的模式和套路，如果从应试教育的角度看，教会学生答题的技巧也很重要，特别是类似“请运用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原理全面分析本案”这样的笼统的问题，要在平时课堂上加强训练。

（三）将模拟法庭等实践性课程列入教学计划

司法考试旨在选拔合格的法律人才进入我国的法律职业队伍，将来能从事律师、法官、检察官、仲裁员、公证员等实践性工作，因此在试题的设计上几乎每一个选项都是一个小案例，在本科法学教学中加大实践性课程的比重是大势所趋。模拟法庭是经过多年检验的的有效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教学方法。之前多数院校只还是将模拟法庭作为一种课外活动，或者结合“法律协会”等学生社团来开展。这样的结果是只有积极性的学生等到锻炼，大部分学生只是当看客，不能全面覆盖教学过程。目前的做法是在本科法学教学中直接将模拟法庭列入教学计划，制定教学大纲和确定学分。让法学专业的学生都来参与案例的选择，角色的扮演，法律文书的写作等环节，并有评价学生参与水平的考评机制。笔者所在的福建中医药大学医事法律专业就开设了模拟法庭，司法文书等实践性课程，让整个专业的学生都参与到整个教学过程中来，无形中提高了学生们对司法实践的认识水平。当然这样一来，经费保障和专业教师的配备要同时跟进。另外还可以结合讲座的方式，定期请司法实务部门的专家为学生介绍司法实践经验，最新动态，操作规程等，拓展学生视野。

三、法学本科教学与司法考试结合的完善

（一）课堂讲授要处理好法学教材内容与司法考试内容的比重

都说“司法考试时本科法学教学的风向标”。这句话要辩证的去看待。一方面，可以以当年辅导教材中的重点内容带动书本教材讲授，这样可以让学生们感觉到学有所用，目的性较强。另一方面，不能绝对得以当年辅导教材为讲稿，那样就把法学本科教学课堂变成了司法考试辅导班，失去了法学本科办学的意义。就拿三国法来说，《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这三门学科也是法学本科教学中的主干课程，但是各自在司法考试中的分数比重就比较小，而且这三门课往往在教学计划中是安排在接近司法考试的阶段学习，这个时候学生们已经开始在司法考试的“苦海”中前行，根本就腾不出心思来重视这些课程，而是现实地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刑法，民法等分值较大的科目上。在上《国际法》等课程时，学生无暇顾及老师的讲授而是自己在下面看司法考试教材。就有学生说“老师，国际法整个学期的内容，我们在辅导班半天就串讲完了”。这是学生的心声，那么作为法学教师，怎么去向学生解释一整个学期32个课时和辅导班半天串讲的关系呢？试想一下，如果完全照搬辅导班模式，只要学生通过司法考试行，那么本科法学教学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法律品格的培养，法律意识的熏陶，法律技能的掌握，法律思维的形成，法律逻辑的训练都是需要一定的时日，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二）增强法学本科教学的实践性

法律诊所是最近几年在中国大陆新兴起的法学实践教学模式。当前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一般设置为选修课作为高年级学生选修。笔者所在的福建中医药大学医事法律专业则是将其设置为必修课，学时32，并且自编教材，旨在为学生们提供较长时间稳定的实践方式，让学生直接与当事人交流甚至受理有关案件，并适时直接处理有关案件的法律问题，作为人为保护当事人权益诉诸法庭，通过实践环节要求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法律实务的技能，如：司法文书写作、摘要和辩论、起草法律文书、诉讼技巧、法庭辩护、事实调查、为客户提供咨询的技巧、集团代表、谈判、调解和其他争议解决办法等。开办法律援助中心是配合法律诊所学习的很好方式。笔者所在的福建中医药大学于2011年11月对外开办医疗法律援助站，该站以医疗法律扶贫、扶弱为宗旨，以动员各方面法律援助资源为手段，为医疗纠纷当事人免费提供医疗法律咨询、指导等，为弱势群体维护合法权益提供帮助，并为医事法律专业学生的教学实践提供平台。这一系列举措虽然刚刚步入轨道，但是无形中对学生参与司法考试是一股强大的助力。

（三）定期对任课教师进行培训